社会主义思想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05:00:30

社会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篇1

[关键词]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9]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1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11]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2]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13]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4]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15]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16]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18]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9]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2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21]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22]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23]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2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25]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7]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篇2

[关键词]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9]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1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11]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2]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13]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4]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15]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16]转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针对国民党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18]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9]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2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21]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呻吟,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卫也。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22]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23]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2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25]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7]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篇3

集体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虽然人是以个体存在和发展为价值取向,但个体人必需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必需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共同存在和发展就成为集体主义思想的核心。共同存在是类存在的先决条件。原始社会是一种形式上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因为自然环境的险恶,生产能力低下,生活资料的短缺,迫使他们要过集体生活,否则就会葬送自己,葬送群体。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思想蒙昧时期,其集体主义思想都是相当浓烈的。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

资本主义思想属于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资本主义思想是近代才产生的一种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是十五、十六世纪西欧社会的产物。十五、十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一时期是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是农奴解放、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取代封建行会制度、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中世纪封建割据局面的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西欧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日益重要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作为思想与中世纪相对立,它要求自由,反对控制,推祟理性,反对盲从。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研究自然事物,从天上转到人间,从神祗转向人。它使真理不再与权威结缘,而成为个人理性和独立探索的结果。人们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解释社会、人类和宗教本身。历史不再是上帝救人的历史,而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人成为一切思考的中心。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主张个人主义原则,生产资料私有制,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作为政治制度主张民主制度。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业革命开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思想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农业社会瓦解时期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

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是不科学的。同样,把资本主义思想等同于个人主义思想也是不科学的。我们只能说资本主义思想属于个人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属于集体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思想内涵

精辟概括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深刻总结。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与有机统一,高度概括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涵盖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鲜明价值导向,回答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和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是非问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很强的时代气息。

一、“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础,是对爱国主义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的本质概括,是社会主义公民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

中国传统思想中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经典名言为千秋传唱,为万代记诵。知荣辱之大者,乃是以国家之荣为荣,以国家之耻为耻。千百年来,爱国主义被中华民族始终奉为道德传统的至高原则,熔铸在中华儿女的思想深处,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并成为衡量人们是否真正爱国的道德评判标准。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爱国史。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内涵与主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所不同,却始终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这就是:对祖国真挚的热爱之情和耻于危害祖国的强烈愿望。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热爱祖国的时代主题。“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荣辱观是与这一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的。围绕这一主题,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要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P3)。

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问题,是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大力弘扬。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中的最高价值,是统领社会主义道德所有准则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建党的根本宗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P.262)这就从根本上既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各种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划清了界限,也与封建统治阶级所鼓吹的“民本思想”区别开来。曾经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P857)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3](P1094)。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服务人民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及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应当努力遵循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否服务人民、是否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判别不同个人、团体和政党先进与落后的根本标准,也是一切社会势力在历史潮流中荣辱进退的分水岭。”[4]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量。这就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句话,“服务人民”,就要以人民为基本价值主体,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客观的价值标准;就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等作为制定和检验各项改革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客观尺度,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判断荣辱问题的基本标准;就要始终做到相信、信任、尊重并依靠人民群众;就要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是衡量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或个人是真心实意服务人民还是背离人民的根本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三、“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旋律和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体现了我国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每个公民对待科学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盛衰与命运。科学不仅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获得物质财富的重要武器,也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实现精神解放的重要杠杆。崇尚科学,就是要弘扬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方法,学会科学思维。最根本的,就是要顺应规律的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逐步摆脱盲目落后和愚昧无知走向现代文明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巨大杠杆。当前,树立和坚持崇尚科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5](P25);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浓厚的科学氛围,尤其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出“学科学、懂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就是要真正“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P41)“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正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四、“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观的核心精神和本质要求,回答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劳动观和荣辱观的问题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辛勤劳动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准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优秀民族,素有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懒惰乃罪恶之根,勤劳乃幸福之源”,[7](P61-63)道出了劳动对于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真正价值。劳动是实现崇高理想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也是获取和享有财富的前提,劳动者是最光荣的,剥削者是最可耻的。树立和坚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勤劳精神的弘扬,也是对好逸恶劳思想的有力鞭挞。它要求人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劳动和从事劳动,发挥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为社会多作贡献;要尊重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不断激活和增强全社会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以造福于社会和人民。正如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8](P2278-2279);要通过制度和体制约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支持、鼓励和保护人人干事业、人人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五、“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应遵循的集体主义思想的揭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古人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敬业乐群”,强调社会的团结与和谐。团结互助是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高度概括,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可靠保障,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力量源泉。崇尚集体主义,褒奖团结互助,贬斥损人利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法则。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应该大力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讲究邻里团结,注重和衷共济,相互之间应讲究相互关爱、和睦相处。“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旗帜鲜明地倡导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观念,批判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不道德行为,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团结互助的良好道德风尚,规范和约束那些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思想和行为,抵制并减少损人利己的言行,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美好的社会关系,有利于13亿中国人民的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形成中华民族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凝聚力。

六、“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对社会主义诚信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概括与总结

诚实乃为人之本,守信乃行事之道。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诚实守信被珍视为“立身之本”、“处事之道”、“齐家之要”、“治国之宝”。孔子倡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9](P36);“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9](P42)“民无信不立”[9](P106)。自古以来,那种见利忘义、言而无信、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种种不道德行为均为世人深恶痛绝。在当代中国,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道德支撑,是维系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道德基石。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利益驱动的消极影响,诚信失范、见利忘义的现象和行为明显增多。“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对于在新时期弘扬社会正气,整肃和打击失信毁约和见利忘义的不道德行为,构建现代诚信体系和道德支撑,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公民所应具备的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的集中概括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民树立良好的守法意识和健全的法制观念对于保障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再加上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行为模式等正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迫切需要建立起统一协调的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以使人们有所遵循。“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从社会主义荣辱观和道德观高度增强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从荣辱的自我评判上划清荣与耻的界限,自觉扬荣抑耻,进而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有利于培育和养成公民的现代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从而保证国家法律和纪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

八、“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概括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是强国固基所不可限量的强大道德力量

艰苦奋斗是人类克服一切困难,创造辉煌业绩的宝贵精神品质。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险著称于世。我国古人就留有“艰难困苦,玉钕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优良传统美德。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民族的兴衰存亡、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政党的兴旺发达都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靠着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种种消极负面影响,特别强调“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10](P245)“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有利于动员和鼓励我们在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面前更加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拼搏开拓,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有利于驱除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的骄奢淫逸不良作风所产生的不谐之虞,冲破一切人间障碍,创造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辉煌;有利于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共同奋斗。○

注释: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赵存生,宇文利.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内涵与时代要求[J].高校理论战线,2006,(4).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

[7]崔自铎.生活哲学——思想语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8].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A].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篇5

梁启超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他是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中国第一人,最早全面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路线。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主要有两个,也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他的代表作《大同书》中有他对中国古代社会主义萌芽的全面总结与理解,阐释了近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勾勒,即除九界缠缚之苦,实现极乐太平的大同盛世。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这样论述人人平等,“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为荣,所奖励者唯智与仁而已”“大同之世,全地皆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议”[1]。这些反映了康有为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并没有就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进行论述,因而从本质上仍然属于一部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著作。作为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自小就随康有为学习,朝夕相处直到失败,二人相继逃亡日本。十数年的朝夕相处让梁启超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康有为的烙印,尤其是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文中明显看出来,梁启超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由之语”。[2]除了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凌辱,从十九世纪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帝国主义抓住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步步将中国拉进了亡国的边缘。为了使中国免遭灭国的危险,这个社会阶层先后开始探索强国之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迫于自己的统治压力首先开始了探索活动,在西学东进、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的影响下,将西方社会民主与平等思想、宪政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逐渐传播到我国。这其中有严复的《天演论》,魏源的《海国图志》等等,这些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的梁启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失败以后,梁启超在思考变法失败原因时,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变法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说:“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之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3]从拥护君主立宪制,到开始思考通过赋予人民平等自由权利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集中体现了他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剖析变法的深入思考。梁启超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干涉与放任》一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故曰:20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4]虽然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适合发展社会主义,梁启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论断,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考察,并通过在西方社会的游历经历将西方国家国情与当时中国国情做了全面的对比比较,并得出了当时中国不适合发展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一点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中国适合通过革命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是明显不同的。梁启超的理由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梁启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现,社会主义只能诞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足够数量的工人阶级,并且这些工人阶级在知识、思想觉悟上的水平都比较高,这能够使工人阶级团结来,产生巨大的社会革命动力。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之矣。”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例子进一步印证了梁启超的看法,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观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经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在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扶植之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和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相提并论。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那些具有现代、较高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的工人阶级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因为中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作的劳动阶级,绝大多数人没有权利、民主的意识,因此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很容易为“为蠢国之徒资利用”,既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无从谈起。中国要想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先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然后一步步走上社会主义,否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就是梁启超所说“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其流弊将不可胜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贡献

(一)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思想基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学者,1899年10月2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强权一文,直接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此后“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被中国所认识、接受、传播。在这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对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说明,点出了社会更替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此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如《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国之社会主义》、《南海康先生传》、《干涉与放任》等数十篇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利用《新民论丛》开启全面介绍、宣传、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序幕。而纵观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1900到1915年之间,早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都没有形成像梁启超那样,前后多篇幅地介绍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成果,无论是朱执信、孙中山,还是刘师培、蔡元培,都只在一些著作中陆陆续续地提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系统的、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研究的方式详细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应该说梁启超对待社会主义认真、实证研究的态度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由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他集中阐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看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认识、接受、研究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经历了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这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如在1916年先后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纲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巨大启示意义,在国内大力宣传通过革命方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们的主张与梁启超等二十世纪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要不要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21年前期梁启超在自己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先后多次发表了以他为首的蓝公武、蒋百里、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等人的社会主义长篇大论,驳斥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通过社会革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观点,大肆宣扬基尔特式社会主义思想。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说道:“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方面为本主义之敌,一方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了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的利害与之相缘。”所以始终未能拿定主意。“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有祈响,然终未敢自信也。”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引起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不满,以陈独秀、李达、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纷纷发表文章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李达在1921年2月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多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5]也在《新青年》杂志上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坚决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指出唯一出路是用暴力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式的国家政权。在这次论战当中,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没有直接的对以陈独秀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却在客观上通过争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已经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可以说梁启超在这次论战中,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足,让中国共产党人在论战当中不断地深化、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这次论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即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价值,才可以救济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经历这次论战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在上海成立,而早期共产党人的主张也体现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之中。除此之外,这论战还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为下一阶段的新民主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干部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虽没直接参与,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二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期间,因为革命宣传的关系,在这个新式学堂当中第一次见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晚年的对那个时候记忆犹新,他说:“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6]在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中,新民学说对的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缺乏国家、权利、义务、平等、自由的观念,并认为要想取得社会进步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培养新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7]对此也曾经说过“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具新思想”[8]。受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在湖南师范专科学校,组织了一个学生组织,取名“新民学会”,主要目的就在于传播梁启超的新民思想。除了新民思想之外,梁启超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思想也对产生了重要影响,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当年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在这一段中做了一个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间接指出了依宪治国是社会主义治国方向。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梁启超在1917年前后,多次前往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在当时正是就读于南开大学。1917年1月31日梁启超再次来到南开大学讲学,当时作为觉悟社主要成员之一的,仔细旁听了了梁启超的演讲,并且详细记录梁启超这次演讲的内容。当时正好是南开大学校刊《校风》的成员,他的演讲记录最后经过整理,以《梁任公先生演说词》为题登载在1917年2月28日、3月7日出版的《校风》第56、57期。在《校风》报中曾称赞:“吾国现代梁启超,甲午以还,著书立说,可以将著名远东之老大帝国,一奋而筹备宪政,再奋而恢复共和……”。并且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老实着说,活着一天,吃还能有完的时候吗?穿还能有完的时候吗?至于国家社会的事,那更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世上人的志向,也是永远没有足的了。”由此可见梁启超对青年的影响。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对、的影响,最终影响到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并将梁启超的一些思想要求渗透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成为党的纲领性文件内容,间接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结论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篇6

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学者,都一直对孙中山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对他抱有极大的敬意。但只要稍加留意便可觉察,这种情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和敬意,基本上是针对他的历史功绩而发的。孙中山学说被视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主要也是着眼于它的历史作用。至于说到孙中山学说的现实意义,即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表现或积极作用,除却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这一类具有超越时代美德属性的抽象思想范畴外,则往往遭到漠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如下观点所支配:孙中山是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基本主张不脱为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而在中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之后,这些思想主张较之南辕北辙,更是落伍和过时的了。

孙中山学说被漠视的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一些改变。""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有关做法,而提出了全党全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这样,人们在更新思想和社会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孙中山学说特别是他的经济学说里已多少有所阐发或作过探索,且于其中不乏其知灼见;即使今天中国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的思想主张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借鉴甚至继承的意义。因此,孙中山的经济学说日益成为历史学者所瞩目的研究课题,有些省区和城市甚至在制订建设规划时也企图从《实业计画》这类著作中汲取养料。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孙中山学说中那些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见解,从性质上说,仅属于与社会主义相敌对的思想体系中某些可资利用的合理因素呢,还有和社会主义确有相通之处?

读者们只稍浏览一下海峡两岸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本,便不难发现,孙中山本人坦然承认自己服膺社会主义、论及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书中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除欧美和日本少数学者曾对此发表一些评论外,在中国却绝少有人进行过研究,尤其是专门的、客观的研究。其所以如此,实为中国的政治现实情况使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坛壁垒分明,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种势力尖锐对立,知识分子也随之有明确的政治分野。那些持有反共立场的研究者,一贯视社会主义若洪水猛兽,故不愿让社会主义的"异端邪说"来玷污"国父"的崇高形象;而不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则向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正统,也不肯承认"资产阶级革命家"能有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双方的立场截然相反,在评价孙中山时尽量避而不谈他的社会主义却是相当一致的。似此情形,显然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不相容。

研究历史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把握客观的历史事实,来源于对经过认真审查的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而当把历史人物(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其本人所曾发表的言论文字,自然是研究者首先应予高度重视的第一手史料(虽还不只限于这方面的史料)。研究中有时也可能发现这类史料与其本人的思想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例如故意伪装或欺骗,又或缺乏自知之明等等;但研究者在否定这些第一手史料时,则须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应该承认,有不少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而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一种研究现象是,对被研究者直接提供的大量言论文字不屑一顾,对其客观具体的思想实际也视而不见,而是依凭某些先入为主的理论原则或把某些权威人士的论说当作套语,通过理论逻辑的推演,辅以剪裁史料、阉割史实来得出结论。老实说,这根本不是研究过程所需的科学抽象,而是一种变相的唯心主义研究方法。

我们能不能郑重其事地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孙中山学说呢?近代以来,除却科学社会主义一家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呢?若非用历史的客观的眼光进行审视,恐怕就很难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悠久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只不过存在了极其短暂的时间。就确切的意义而言,社会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多种流派,而莫不以批判资本主义、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主张建立公有制(即令表现程度和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为其共同的主要特征。如果从16世纪初英国人莫尔《乌托邦》(Utopia)一书出版算起,迄今也不到五百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于一百多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回溯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社会主义究实只是一个问世未久的幼儿,它还仅仅处于初期实验的阶段,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曾经震撼寰宇的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彻底失败,便是明显的例证。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阶段的新论断,正是对这数十年间中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冷静地进行反思想和总结而得出的。综观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大特点比较鲜明的流派外,也还存在着其他各式各样的、思想观念较为驳杂而不易明确分类的社会主义流派及众多的社会主义探索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当然须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但只要不是冒充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派别,对于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或真诚探索者不仅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且还要善于汲取其积极的探索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依笔者看来,孙中山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制度的系列观点和主张,虽然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也应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范畴。

我国近年来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增多了,并在某些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新的突破,这的确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然而,也有一些作者研究这个课题,其主旨却纯然为得出孙中山"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思想或资产阶级观点的结论。在研究中各自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得出这种结论的部分作者(并非所有作者),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独立研究,而是从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但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乃是根据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特别是英、法、德三国)的社会现实情况,对存在于党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归纳分类的。该书所揭示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状况的社会阶级矛盾,与20世纪初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不啻有天渊之别;而且,该书所视为欧洲冒牌的社会主义并予以无情鞭挞的,包括反动的、主张恢复中世纪所有制关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企图维护现存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却被当今某些作者分别套用到了孙中山身上,更属牵强附会。至于《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乃据1912年7月彼得堡一份俄文杂志译载孙中山的一篇短文所作的直接评论;这篇短文转译自布鲁塞尔的一份法文报纸,而是它又仅仅是根据孙中山一次演说前半部分的内容写成。当时列宁对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更兼据以评论的只不过是一篇经过辗转翻译的、未能充分反映孙中山思想的短文,故其评论的准确程度和科学性都不得不大打折扣。这篇评论文字虽在若干方面给予孙中山以高度的评价,同时却对孙中山的思想表现作出了许多批判性的论断,如所谓"主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空想"、"极其反动的空想"、"反动的经济理论"、"学理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民粹主义色彩"等等。不难看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有不少缺乏事实根据的臆断式见解;而这些见解,至今仍对某些研究孙中山思想的作者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倒未必是适宜的。

笔者认为,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有不少是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门家,在本专业领域最具发言权,故须牢牢树立自尊、自信、自重的观念。我们固然要尊重前辈学人的一切研究成果,这也包括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所有精辟论断;与此同时,又必须坚决克服可能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思想习气,通过各自的独立探索和潜心钻研来把历史科学向前推进。

孙中山——社会主义的热诚追求者

孙中山生活其间的19世纪后半叶及进到20世纪,是西方各国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勃然兴起的时代。发源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原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而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在当时更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救国救民"为已任和善于顺应进步潮流、重视"取法乎上"的孙中山,曾多年侨居欧美国家,在考察西方社会现实和形成自己思想学说的过程中,明显地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他怀有社会主义思想是毫不奇怪的。

早在领导反清武装斗争时期,孙中山于1903年致友人函中便说过,"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1905年筹组中国同盟会之际,他以"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名义走访总部设于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要求加入这个各国社会党的联合组织,并预言中国将于数年内实行社会主义,以"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历史性职务前后,公开宣称自己是"完全社会主义家"和"极端之社会党";后来还透露:"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计画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建设中国"。甫卸总统之职,他又随即表示:"此后中国将采取社会主义。"1912年秋,当他汲汲于为新中国擘划建设蓝图之时,连续三天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演讲,热情颂扬"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殷切期盼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之政策"。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两年前,正值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处于紧要关头,却同时怀有"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宏愿,致函第二国际并请其转告"各国的社会主义领袖",期望能协助他实现"这项伟大的志业"。函中还说:"我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痛苦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凡此表明,孙中山在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是始终不渝的,又是极其热切和真诚的。

孙中山很早就将社会主义称作"民生主义",十月革命后更经常把自己创构的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如在1919年阐释三民主义时开宗明义地表示:"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1921年又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兄弟将"社会主义"原文译为"民生主义",较为允当。"1924年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重申:"中国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但据孙中山历年的论述,民生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他给民生主义所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他认为,"社会主义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由于""民生"二字实已包括一切经济主义",故就民生主义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另从狭义来说,民生主义则仅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

孙中山还把民生主义与作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以至我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直接相联系甚或等同起来。他在上述关于三民主义的同一篇演讲中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有时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加以分别,如说"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有时又混同使用,说它们在外国"通称的名词都是用社会主义"。他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肯定这些概念的一致性的:"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他又指出,如果一定要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加以区别的话,那么,"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在孙中山的论述中,还常把"最高的理想"的共产主义与"最伟大之思想"的大同主义、把共产主义社会与"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视为同等概念,两者均属于人类进化的最高社会形态。

根据上面的简略介绍,可知孙中山在其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把自己的主要学说与实践活动同社会主义紧密相连。虽然在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着某些不够确切的地方,但持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和主张,却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

如前所说,尽管历史上诸多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发展程度和表现方式各各不同,但大体上都具有批判资本主义、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主张建立公有制的内涵。倘若民有这些基本内涵,就不能称作社会主义。笔者认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互有联系的方面,兹分述于下。

表现之一: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研究者们指出,孙中山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向西方学习,尤其注意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思想和物质文明,这种意见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我们必须同时避免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似乎一提到"学习西方",便也意味着认同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事实恰好相反,孙中山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欧美国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及虚假的民族政治令他深感失望和愤懑,而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

孙中山早于1903年致友人函中写道:"欧美之富者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1906年在东京的一次演说中又指出:欧美各国文明进步所造成的"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一些事例,然后断言:"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他再举出美国政制的种种流弊之后说:"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

此后近20年间,孙中山几乎从未停止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谴责,类似的言论俯拾即是。而随着时日的推移,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也愈加全面和不断加深,对它的批判更能切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

--从资本的私人占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产生及其对立关系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指明阶级斗争发生的根源和爆发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孙中山多次阐述欧美国家发生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而生产之力为之大增"的历史过程,进而指出:"及机器之兴也,则以一人而用机器,可作百十人之工。则不独小工永绝为资本家之希望,而小资本家亦难于自立而见并于大资本家,而大资本家又见于更大之资本家,由是大鱼食细鱼,遂生出欧美等国资主与工人之两阶级,贫富之悬殊乃以日而甚矣!"他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往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资本家与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截然不同:"资本家以机器为资本,垄断利源,工人劳动所生之产,皆为资本家所坐享。"他批判亚当•斯密的分配理论是"纵资本家之垄断而压抑工人",并谴责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资本家既利用机械而增加产额,又以贱价雇佣良工,坐享利益之丰,对于工人饥寒死亡之痛楚漠然视之。……全额之生产皆为人工血汗所成,地主与资本家坐享其全额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折与多数之工人。……宜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阶级愈趋愈远,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矣!"由此对这两各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社会原因,一并加以说明"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他明确地说:"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更指出了大资本私有制的存在是造成阶级斗争的根源:"外国因为大资本是归私人所有,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发生阶级战争来解除这种痛苦。"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同样如此,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至社会革命,原起于少数大资本家之压制多数平民耳。在各国贫富之阶级相差甚远,遂酿成社会革命,有不革不了之势。"还以英、美两国为例作了如下说明:"他们社会有两种绝大阶级,一级是极大的富人,一级是极苦的穷人。富人的财产过多,总是用资本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来压制穷人;多数穷人不情愿受少数富人的压制,便想种种方法来反抗富人。那种穷人反抗富人的举动,便叫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原因,便是由于社会上贫富太不均。"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和剥削者阶级的不同际遇,孙中山深感忿忿不平:"生利之工人则恒受饥寒,而分利之大地主乃资本家反优游自在,享社会无上之幸福,岂非不平之甚耶!""今坐视资本家压制平民而不为之所,岂得谓之平等乎?"他对工人和资本家作出了爱憎如此分明的评价。"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孙中山在国际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中完全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且他的这种立场是一贯的。这对于判别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性质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揭露资本家专制的确立,及其为资产阶级私利效劳、压迫人民的反动性质。据孙中山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专制(与现时"资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相同)是和资本家在经济上取得停止地位同步形成的。他指出:"自工业革命之后,用机器以代人工,生产之力徒增,而欧美工业发达之国,有富者日富,贫者日贫,遂生出资本家专制。"这种体制的实质,便是由资本家掌执政权:"现在各国表面上的政权,虽由政府作主,但是实在由资本家从中把持。"即使像美、法这样的"共和之先进国","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他反复指出,这种体制从政治上法律上充分保障资本家的利益,而使工人和人民群众蒙受其害:"大资本家……用金钱势力操纵全国政权,遇事都是居于优胜地位,试看那一国的法律张治中制度不是为资本家而设的!""法律上又保护资本家与地主之专利,故地主益垄断其地权,资本家益垄断其利权,而多数之工人虽尽其劳动之能力,反不能生存于社会。""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五与焉。""英美各国皆受资本家专制之害,……议员又多为资本家所收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孙中山每一提起资本家专制的横暴便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再三说"其专制较政府专制为尤烈","资本专制其害更甚于君主专制",美国的"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并说欧美资本家像以前"专制皇帝"一样"横行无道",甚至比之不敢取下"口不离爱民"那块遮丑羞布的专制皇帝还要肆无忌惮。他特别强调,"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家专制到万分",而因"资本家专制到了极点,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这可了解到他决心不使资本家专制的危害在中国重现,其原因即在于此。

——抨击垄断资本在本国和世界经济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及其残酷的国际竞争,斥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孙中山指出近代欧美的发展趋势是"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各国资本家所组织的"大公司多属私有,其目的在多获利益。待至一切小制造业皆为其所压倒之后,因无竞争,而后将各物之价值增高,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其结果,便造成了"一国之需要皆取给于数托拉斯,一国之民生权遂为数托拉斯所握"的局面。而且还不止于此,资本家"恃其财力,不惟足以压制本国,其魔力并可及于外国。……世界财力悉归少数资本家之掌握,一般平民全被其压制,是与专制政府何异!"像在美国,"所有生产厚利皆为大资本垄断,于是拖拉斯一出,几几有左右全世界经济之势力"。他指出:"大资本家……先压制本国的工人,后来势力膨胀,更压制外国的工人。""现在中国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于外国的经济压迫。"同时,各国资本家出于一已私利,"为土地而争、为食物而争、为原料而争",到处划分势力范围,力图"垄断市场,占领销路",从而持续发生"不顾人道"的、其残酷性不亚于武力冲突的"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孙中山形象化地将其称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战争"。而他对于这种残酷竞争至酿成兵戎相见的"国际战争"即世界大战的情形,更怒斥为"纯然一简直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

由于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起就迭遭西方列强的侵略,故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压迫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的行径早已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还在1904年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下事实:欧洲列强在非洲的属地已经大体划定,为了进一步"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而美国出于争夺市场的需要,"要把它的商业与工业活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国就是它必须注目的第一个国家"。二十年后他又痛心地指出:辛亥革命后"国外资本主义之侵凌日迫一日","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做殖民地的市场,中国的主权和金融都是在他们掌握之中"。在孙中山历年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谴责中,也仍注意到将它们的侵略政策与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强大国力联系起来观察,如曾指出:欧美国家"占了世界上顶强盛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都很大,总是用这两种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它们"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

根据上述看来,孙中山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显然是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欧美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他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挚同情者及其利益的维护者,也作为深受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之害的中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先进代表,而地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的。这些批判不仅充满激情而且有一定的深度,能够从资本私有制的存在和阶级对立关系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纷争的根源。尽管他在诸如资本私有制的本质等问题上尚未能作出更深入的科学分析,但整个说来,这种认识较之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乃至当年一些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具备这种认识也正是近代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前提。由于孙中山有了上述认识,故他一方面坚决支持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革命改造,另方面又始终坚持中国社会改革绝不能走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

表现之二: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反对资本家专制

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是为了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不平等而提出来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便已提到:欧美各国"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晚年又说:欧美国家由于"生出贫富极大的不平等,……国内无论什么事都被资本家垄断,富人无所不为,穷人找饭吃的方法都没有,故发明民生主义,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这种主义近来在外国很盛行,渐渐传到中国"。这就是说,孙中山承认他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思想最初是从西方传入的。

孙中山是如何看待西方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呢?他历来对欧美工人运深表同情,如曾说过:"工人受资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为各咎也。……罢工之事,工人之不得已也,世界上最惨、最苦之事也。"1912年他在欧洲报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英国一百万煤矿工人举行的全国大罢工表示支持,同时指出:"但大罢工还不是革命,它仅仅是表现了日内想掌握社会财富资源的一种愿望而已。显然,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该文强调:英、美、法等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国民,则大多数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这里所说的"革命"和"社会革命",均指社会主义革命那年,他甚至作过一个大胆的预测,认为社会革命将首先在美国发生,因为"美国大资本家擅经济界之特权,牛马农工,奴隶负贩,专制既甚,反抗必力,伏流潜势,有一发而不可抑者";并声称该国"政府有推翻之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孙中山更相信欧美各国"富者遇烈,循此而往"的话,"社会之大革命"将难以避免。他就像当时一些激进的社会党人所持的观点那样,认为解决欧美社会问题的办法,"必待多数人之觉悟,而决心为大牺牲,不惜杀人流血,始能达自由平等之目的也"。

基于这种立场,孙中山多次高度评价和热烈称颂俄国十月革命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近来人类要求社会上机会平均,贫富相等,便是民生革命。……现在已经成功的只有俄国。""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资本家推翻。""其主义,在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对内推翻专制的俄皇;对于贫富的关系,反对世界上一切资本制度。"他强调指出:"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他以肯定的口吻提到了废除资本家专制和推翻资产阶级、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的问题。于此可见,孙中山晚年决定"联俄"并非纯粹出自策略的考虑,而是与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孙中山认为通过暴力手段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改革,"其烦难当有百十倍于政治问题",俄国革命后即因此而弄得"焦头烂额","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如果是在欧美各国实行流血革命,同样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能否成功也难以逆料。有鉴于此,他又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手段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前途。孙中山赞扬英国在大战期间的国有化措施是"社会突飞之进步",期望它能摆脱"资本家之握制"而转变为"集产之国家";赞扬欧美各国在战后采取的社会改良政策,如改善工人和企业状况、交通运输事业收归国家经营、实行累进税率以造福社会、通过消费合作社或政府使分配社会化等,是"打破种种旧制度,发生种种新制度"的进化表现。因此,他主张"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益相调和"及举办"种种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以促使社会进化,而批评和反对马克思关于"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的观点。显然,这一主张多少是受到了第二国际的阶级合作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孙中山对和平改造方案能否行得通也心存疑虑,因为他晓得"资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故"无论是采用和平的办法或者是激烈的办法,都被资本家反对",他们会"用很专制的威权、极残忍的手段",来镇压社会党人;而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社会党将来为势所迫,或者都要采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也是未可定。"他甚至重申以往的立场:"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这表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策略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多选择性,也百含一定的茅盾性和起伏性。

上述国际观,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忽略这一方面,就不可能对其社会主义思想获得完整的认识和作出公允的评价。而他关于改造作过社会的观点和主张,与这种国际观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国情虽有所不同,贫富不均现象的性质却与西方无殊。他说:"吾国经济组织,持较欧美,虽贫富不均之现象无是剧烈;然特分量之差,初非性质之殊也。"因此,解决贫富不均问题依然是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目的之一。他对民生主义的实质作过这样明确的表述:"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制贫者是也。"到他晚年依然一再强调:"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说到民生主义的事实,最重紧的是均贫富。"孙中山的观点区别于作过历代农民起义者"均贫富"的思想之处,除了分配社会财富的方法根本不同外,还在于比较能够从阶级关系认识贫富差别问题。如他曾对民生主义作了这样一个诠释:"若夫民生主义,则为打破社会上不平等之阶级也。此阶级为贫富阶级:如大富豪、大资本家在社会上垄断权利,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缚弛骤,陷于痛苦。"对孙中山而言,这种均贫富主张乃是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重要体现。他所希望的是"必要人类得到极端的平等",并指出这种平等观念不是过去就有的,而是"近年人类思想改革"的结果。因此之故,他的均贫富主张便也有更为远大的目标:"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中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

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现状来说,由于经济落后和实业极不发达,像欧美那样的大资本家还没有出现,资本家专制也并不存在。这就是中国国情与西方迥然不同之处。所以,"譬诸欧西各国,疾已缠身,不得不投以猛剂;外国尚未染疾,尤宜注意于卫生之道。……惟我国与各国社会之状态不同,则社会主义施展之政策,遂亦因之而有激烈、和平之不同矣。"他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方面是"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尤为迫切的问题"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另方面又须顾及"贫富问题即分配不均问题,欲谋救贫之法,同时须先将不均问题详加研究"。他早就担心,如果像西方那样听任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发展,则"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出现。他由此认为,"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于是,便在民生主义中相继提出了平均地权、特别是节制资本的对策。孙中山强调这个民生主义政策是根据外国当前的条件制定的,与解决欧美问题相异之处在于对资本家实行限制而不是消灭:"第就吾国现势而论,此民生主义为预防政策,但须研究对于将来之资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遽学各国建资本家悉数扫除。"在他历年为民生注意所作的定义式说明中,就有不少是针对中国资本家、反映该项政策的内涵而发的。如1912年说"民生主义为预防资本家垄断",或"民生主义……乃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或"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1921年说"民生主义……谓社会上之财产须平均分配,不为一般资本家所垄断也",或"民生主义就是平民反对资本家、穷人反对富人的反动";1924年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或"民生主义是对谁去打不平呢?是对资本家打不平的,……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等等。至于孙中山多次提到的民生主义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家",这句话很能反映出当时的基本主张,其含意是:所谓不反对资本,指的是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并鼓励其有限的发展,以利于发展生产和解决人民的消费问题;而所谓反对资本家,则是要预防中国资本家会像欧美那样对社会经济财富实行垄断,使"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他反复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如说:"中国实业发达以后,资本家之以资本能力压制人民,固必然之势;若不预防,则必踏英美之覆辙也。"

如上所述,孙中山认为中外国情各异,在"反对资本家专制"的共同原则下,中国对资本主义应采取不同的做法,即实行和平的限制、预防政策。为此,他强烈批评有人想把马克思注意主张用于欧美国家的激烈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并说:"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生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仔细揣摩这句话的含意并联系它的前后文来看,孙中山在这里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指按照他认为的"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也即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不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采用暴力式的阶级斗争手段剥夺和推翻资产阶级以消灭资本主义,就这一点来说是完全没有错的。他强调,我们的目的是要"打破资本制度",但当前中国"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言下之意,在将来条件成熟时,也还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

根据上面所引孙中山的各种言论来看,其主张的基本点是:在不具备消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国家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在振兴经济的同时采取非暴力式的政策措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严加限制,以避免中国走上垄断资本统治、资本家专制的欧美式发展道路。这种主张,以及我们将要在下面介绍的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计划,在当时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充满创造既甚的社会改革构想。

表现之三: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发达国家资本

孙中山提出要预防中国"资本家垄断之流弊",用的是什么具体政策或方法呢?他在1912年4月的演说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按指同盟会--笔者)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同年10月的演说中宣称:"我人处今日之社会,……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quot;并且指出:国家"兴办生产事业,利仍归公,则大公司、大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垄断、专制。"

他在1919年撰写的《中国事业当如何发展》一文中又说"防之道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如是,则凡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举办。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

上面的几段话,表明孙中山要采取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政策。他所用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大体相同,而对前者使用得更多一些。他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这项政策要求将上引规定的各项经济事业归于国有,并由国家经营,也即人们常说的国有化政策。换言之,孙中山用的是由国家资本经营一切重要的经济事业、对私人资本家的投资规模和经营范围实行严格限制的办法。关于只准国家资本经营而不准私人资本经营的范围,上引规定原已非常广泛,后来仍又不断有所扩充和具体化,如包括公路、运河、海港、渔港、船埠、银行、沼泽、果场、水利、垦殖、能源、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以及一切可专利的公共事业。这就清楚地表明,孙中山是企图在作过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尽量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以阻止垄断性的私人大企业出现,"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与此同时,他也肯定私人资本对振兴经济的积极作用,主张私营企业在合法范围内的发展应予保护和奖励,并提出了一些改善条件的措施。后来,孙中山把节制资本的概念修订为"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或称"制造国家资本"),这就恰切得多了。

孙中山在提出"集产社会主义"的同时,曾表示赞赏并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公有"和亨利•乔治关于"土地公有"的主张,认为此二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实施后可使"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为其私人赡养之需;而土地、资本所得一份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的享其一分子之利益;而资本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斯即社会主义本经济分配法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以解决也"。在前述的政策规定中仅限于大资本公有,而土地方面也只包括城市、交通要律、水域及能生利的土地,可见这项国有化构想尽管规模庞大却尚未能涵盖所有经济领域,这主要是由于容许私人资本存在的缘故。

事实上,孙中山的上述政策远远超出了"限制"和"预防"的意义,而是关于改造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根本方针和宏大计划。他在《实业计画》中提出了一个气魄宏伟、意义深远的指导方针:“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换言之,他计划在中国建设过程中同时进行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两个领域的重大变革:一是在所有经济部门中广泛使用机器大生产来取代落后的手工操作,以促进社会生产事业的飞跃发展和实现中国现代化;一是创建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国有制,在此基础上组成全国一体化的国营经济体系,由这样政府组成总公司实行统一管辖。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即使用机器大生产的国营经济体系一旦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变得异常强大,从而达到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防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双重目的,这正是孙中山所企望的。前一目的如能实现,便可使人民充分就业并为国家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用机器生产,那便是一种很大的新财源。"关于后一目的,又如他所说,"大公司、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

然而孙中山认识到,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切实解决资金不足等严重困难。因此,他在民国初年所提出并得到《实业计画》进一步确认的对外开放政策,便也成为了建立国营经济计划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项开放政策除大力引进外资外,还包括引进外国先进的人材、科学技术、生产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等。如他所说"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按照孙中山民初的设想,吸收外资方式大致有如下四种:一是由国家借资自办企业,其中有的可委托外国人经营,但"其财产属之国有";二是国家将企业批给外国人承办,规定期限经营(通常为40年)而后"收归国",具体办法为按合同约定于期满时"无偿收回"或"由国家赎回,仍为国有",或则国家视需要于期满前"备价赎回";三是国家与外国人合资办企业,在投资比例上"华股皆略占优胜地位",或"中国政府必须拥有股份的半数",而且这类企业"不得垄断进出口权利";四是民间的中外合资企业,对其规模大、获利丰者限期"收为国有",或期满前由国家埃"随意择其优者用款收买"。针对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孙中山在《实业计画》中指出:"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后来他在山民主义演讲中又说"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这种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的富有远见的深湛见解,是与他明智地认识到在当前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将会长期共存和能起互补作用分不开的。

孙中山最初在1912年提出的国有化政策,一开始就不只限于创建新的国家企业,且还包括将现存的私人大企业"收归国有"。除前引多处文字对此有所表述外,同年曾屡次表示:"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凡铁路、电车、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这些规定,显然也应适用于在华的外国资本。但在民国成立前夕,他又发表过"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的意见,则与该项政策规定有所茅盾。民国成立后,他曾努力争取以中外合办或批与外人承办的方式,在中国修筑铁路、开设银行等;甚至到了1921年,他还试图以南方革命政府的名义,与美国资本家在广东合办大工厂、建造桥梁:这些事例固然表明实施方针政策须要灵活性,却也反映出孙中山因缺乏建设资金而对外国资本有着更多的宽容。再从那十多年间他的有关言论来看,更可知这项国有化政策重要是针对本国私人资本而订的。直至1924年初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才首次作出了如下的明确规定:"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有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既然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大资本家还没有出现,那么,这项政策的实施便意味着要将存在于中国的外国大企业收归国有,随后他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又强调:"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跟以前不同的是,他在演讲中还特别谈到:对于修筑铁路、开辟矿产、建造轮船、发展航业和建设大工厂等,须要"借用外资"但应"由国家经营"。在国有化政策上的这一重要变化,也正是他晚年强化了反帝立场的结果。

关于国营经济的所有制问题,孙中山曾经有过"资产国有制"的提法。他又说过:"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所谓资产国有或财产国有,即为生产资料和产品国家所有制。他并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实施,"国有"、"公有"和"民有"的名词都可通用。他还有"凡国中的规模之实业属于全民"或"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的说法,则称之为全民所有制亦无不可。在诸多说法当中,以国家所有制较能反映当时计划建立的国营经济的性质,它属于公有制的形式之一。再者,孙中山又提倡地方自治,主张由地方政府主持的自治团体从事交通运输以及农矿各业的开发经营,这种地方公营经济的收益虽归当地支配并用于当地人民所需,但其所有制的性质仍应属国有制。在他晚年还提倡过工农合作社经济,则属于集体所有制。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由于容许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存在,以及还有封建地主经济、城乡个体经济等,故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乃是一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公私经济或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社会经济结构。

关于国营经济的工人地位和分配问题,孙中山认为劳动者在国营企业中的地位和工作性则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生产所得归国家支配而为全民所有,用于举办保障人民利益的社会福利事业。他指出:在由国家设立的生产机关中,"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人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工人劳动所得,足以保障其家庭的生活需要。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对工人的新景况作了描述:"对于待开发之产业,人人皆得按其应得之比例以分沾其利益,享受其劳力结果之全部,获得较优良之工作状态,……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至于国营企业的分配原则,除了发放劳动工资外,如上文所引,孙中山一再表示要"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归之国民所享";公用"土地、资本所得一份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分子之利益"。他强调:"假若是由国家经营,所得的利益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而所谓"归之国民所享",主要是指由国家举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如《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一文中所列的"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等设施。

当时不论在中国还是国外,都有不少人非难孙中山"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但丝毫未能动摇他的决心。如1922年有一位日本英文报纸的记者向他提出质疑,还特别提到国有事业"往往耗费而乏效能"以及集经济权与政治权于一身容易"增多专制之机会"的问题。孙中山表示要重视外国在实施国有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并指出不能忽略市场竞争的重要性: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管理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克显其效能者。"但他认为,通过政府主管国有事业的经验积累,困难自可逐步克服。他尤其强调这项政策的优越性和革命意义:"就全体论之,余以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矣。"余意更加管理实业,是使富源之分配较为公平。在现时制度之下,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他一方面则多数人贫无立锥,成为一大问题。……利害相权,吾终以为国有企业较胜于现时之私有制。。公有制优于私有制,正是他要实行这项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孙中山说他最初提出"国家社会主义"时,乃是"取法于德"也即借鉴德国的国有化政策。由于那时世界上并无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资仿效,加以国有化在形式上明显异于私人所有制(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差异),不同性质的国有化措施在形式上又都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故他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孙中山却比德国和其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时期的国有化政策,乃至向工人作出某些让步的社会改良措施统统称之"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予以赞扬(对因国有化而取得较明显成效的俾斯麦尤其如此),则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不过,孙中山仅是在国有化本身的意义上把俾士麦政策称作"国家社会主义"的,而在政治上,则仍指出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和维护"独裁政治"的一贯立场,揭露他把"本来都是社会党的主张"的国有化和社会改良措施接了过来,使之成为人民争取"民权的障碍",以达到压制民主、防范社会主义和对付社会党的目的。同样地,如上文所提及,他虽然称赞英国在大战期间的国有化措施,却认为它并未摆脱"资本家之握制"而成为"集产之国家"。其实孙中山早就懂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实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必须以政治变革为前提条件,任何剥削阶级专制制度是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他指出:"缘社会主义本与专制政治体积不相能,故不能存于政治政体之下。"又说:"满清政府者,君主政治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满清政府之所谓国有,其害实较少数资本家为尤甚。故本会(按指同盟会--笔者)政纲之次序,必民权主义实施而后民生主义可以进行者,此也。"上述情况一方面说明他决不至于糊涂到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无法分辨的地步。我们不能因为孙中山把国家社会主义,就把他宣布要实施的国家社会主义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不能因为孙中山赞扬过俾士麦在德国的国有化措施,就混淆了他准备在中国施行的社会主义国有化与容克式资本主义国有化之间的本质区别。

必须指出,德国或其他欧美国家虽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国有化,却既未改变这些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状况(国有化并不妨碍垄断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也没有改变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在政治上实行阶级专政的事实,故这类国有化依然保持着体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社会本性,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是毋庸置疑的。而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有化由于没有付诸实施,我们便只能从其出发点和实施计划、从他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贯态度来判断它的性质。这项计划的出发点及其政策规定,是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借助国家的力量建立强大的、独占性的、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它的生产资料是公共财产,产品属于劳动者和全民所有,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严加限制,以使中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者,由于对它的种种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愿再走欧美的老路,反对在中国建立由资本家垄断经济从而现成资本家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孙中山憎恶西方资本家,与中国资产阶级也从不曾建立过密切的关系,他历来关于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国有化计划,更因严重触犯后者的阶级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他同时又是国计无产者反的真挚同情者,他的上述主张旨在避免中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痛苦,这在当时是反映了早期工人阶级的利益结合愿望的。至于说到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决定国有化性质问题,则须指出下列事实:中国资产阶级除了曾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呼过清朝专制统治的覆灭外,在孙中山领导的各次革命斗争中都未积极参与或给以有力的支持(在商团事件中尤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更不曾掌握过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只不过是一个世间短暂的过渡性政权,而孙中山也决不会让其后执政的军阀统治者来领导实施他的国有化计划。到他晚年,则明白宣示要建立一个"最新近的共和国",一个以"人民主体的国家",他主张"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而反对由资本家执政的"商人政府",主张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非"资产阶级所专有";但这个新国家政权在他逝世前都一直没有建立,也就难以断定领导权最终会掌握在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手里。考虑到这种特殊的临时情况,孙中山国有化计划的性质便不适于由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决定,而应由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重要因素、包括它主要代表或反映哪个阶级的利益要求来作出判断。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无论从主观动机或是可能造成奋斗客观效果来看,孙中山国有化计划的性质应属于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孙中山关于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中国要像欧美一样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反对任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再通过流血的社会革命把它推翻,而是主张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步骤。他认为赞扬既能大大加快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又可避免中国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遭受剥削和因再次发生社会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早在1905年5月,孙中山便已向第二国际领导人申述过这一主张,说在中国"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同年10月,他又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及不使中国发生"第二次之革命"的观点。在未及半年的时间里发表这些主张和观点,是不可分割的。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即指在推翻君主专制而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同时,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使中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众所周知,孙中山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分别称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他一贯要求同时进行这三种革命,这是一个属于在不同领域贯彻革命总任务的问题。而他特别强调社会革命应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如他所说:"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求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在经济上,一面是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是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从孙中山发表的许多言论看来,之所以要强调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两者不可偏废,还因为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造离不开政治变革,否则前者将会落空;又如果只实现政治变革而不进行社会经济改造,则会出现资本家专制之类的后患。后来他还曾赞扬俄国革命"乃以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不独推翻君主专制,且实行打破资本家专制,是即所谓社会革命,亦即所谓民生问题"。革命必须同时顾及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的任务,这层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

在孙中山的言论里,"社会革命"通常是指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使用起来在含意上又不尽一致,主要表现为革命手段与实施步骤的差异,特别是暴力与非暴力的不同。当他谈及中国必须实行社会革命,或社会革命应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时,指的是以和平方式逐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阻止资本家专制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他说到必须避免在中国发生第二次社会革命时,指的是加以暴力方式一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如同可能发生于欧美国家及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他曾对此明确解释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

据上所述,有些论者仅是片面地抓住孙中山说过类似"避免社会革命"的话,或把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主张凭空解释为"用资本主义社会来代替封建主义社会的革命",便断言他所持乃是"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观点,这种批评当然无法令人信服。另一种批评则望文生义地把"毕其功于一役"曲解为"混淆革命的步骤"或"同时实现民生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任务"的空想,则又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

总而言之,孙中山是企图通过在现阶段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他想用强大的社会主义功于经济来抑制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而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他计划建立的是一个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痼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什么"没有弊病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里还须指出,孙中山从1912年起直至他逝世前的十余年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他所坚持他所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主张。在此期间,他的政策主张虽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变化,但其基本思想原则、理论框架以及总体政策范畴大都是早年确定的,后来也未见有明显的改变。因此,有的研究者将孙中山的政策思想演变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并认为在1924年发生了"质的飞跃",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下面顺便提一下计划经济的问题。

孙中山为了初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理想,要在中国大地上从无到有地建立庞大而统一的国营经济体系和大规模发展社会化生产,就必须借助于计划经济的手段,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他本人强调?quot;发展中国实业当由政府总其成",提出"有生气之经济政策";"尤有重要问题者,即在我有统筹全局之计划"。所谓计划经济,通常表现为国家充分行使经济职能,或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行为。由于不同社会主义方式的性质和特点上的差异,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远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要重视计划经济。

尽管孙中山还没有掌执政权,但凭藉他的自信和使命感,由他制订的《实业计划》一书,洋洋十万言,便是计划经济的突出产物。该书专就如何制造、发达国家资本进行全面规划,目标宏伟,范围遍及全国各大省区、各经济部门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移民等环节。布局中,确定若干经济发展区域及其中心,因地制宜,开发建设讲求配套,发展讲求均衡,分配轻重缓急。这个计划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份从事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具有重要的类似意义和现实价值。

由于《实业计画》是一本专论"制造国家资本之大要"的著作,仅限于国营经济而未包括私人经济(只在个别地方顺带提及),故没有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及其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作出论述。又由于历史的原因,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而我们知道,近百年来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埃的社会实践表明,国有制经济(特别是具有全国性规模的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的建立及其运作是一个相当繁难的问题,各式各样的国有化和计划及历经严峻的考验,有的甚至以彻底失败告终。对于孙中山所提出的有关主张,其可资利用的价值和可能存在的误区究竟在哪里,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表现之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造成共产世界的理想

孙中山虽然有时把“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他并不认为中国只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有化政策便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知道,不仅在这两者之间,而且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有时又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大同主义)之间,都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他曾经这样说过:“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照此看来,“国家社会主义”只可说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据上可知,孙中山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便进入了消灭阶级的自然演变过程,真正的社会平等也随之逐步实现。必须指出,这种认为消灭阶级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必要前提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大致相同的。在孙中山眼里,俄国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他赞许这个国家推翻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现在"什么阶级都没有","人人享受经济上平等之幸福,而无不均之患"。对孙中山来说,平等并非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他说:"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有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于竞争悲苦之境。"中国到了"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之时,便可使"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中国革命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要使"人人平等自由,世界幸福人人共享,将野蛮变为文明,不平变为平等"。

孙中山认为,平等与自由、博爱是相辅相成的,而"社会主义之真髓,也不外此三者"。他在谈到建立"一社会主义之国家"的"理想"时说:"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他对此三者作出了新的解释,譬如对于博爱,作出往昔尧舜、孔墨所主张者"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普及于人人",而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才是"广义之博爱",体现"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这一"博爱之精神"。他还进一步说明:"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如同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一样,这种博爱观是与集体主义的观念紧密相连的,也就难怪他曾经把社会主义制度同时理解为"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或"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

按照孙中山对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必须"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保障人民有"各执一业"的劳动权;国家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收入;所得收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国有制问题,如前所述,孙中山把"资本公有"和"土地公有"两者也提到了"社会主义之真髓"的高度,足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想见,,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和阶级的消灭,公有制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将占绝对统治地位。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分配问题,孙中山首先肯定人民有按各人能力从事劳动的平等权利,说:"人民平等,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他认识到分配问题对所有制问题的从属性,指出"分配平均之法,又须先解决资本问题",即必先改变资本家对资本(他认为资本也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他赞同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即"劳动应得相当报酬之说",认为"分配最平允之方法",是:"其分配人工酬报之多寡,应视其劳心劳力之多寡:其劳动大,则酬报多;其劳动小,则酬报亦少。余利公之于社会,以兴社会各种之事业。凡为社会之分子,莫不享其余利一分子之利益?quot;同时,孙中山又很重视"养民"即增进人民福利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此采取"种种措施"。他指出:"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他曾多次详细列出社会福利事业所应举办的项目,这里仅举教育问题为例,1912年他便已提出了"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人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1920年更进一步主张,自幼稚园、小学、中学以至大学皆实施义务教育。孙中山说:"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

孙中山把共产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也即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更加完美的形态。他还认为,共产主义是以"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故"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他又谈到:"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这就是说,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便是实现共产主义。

孙中山认为,共产制度和共产主义在原始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是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共产时代,后来随着人类的进化而消失。到了近代,人们为着解除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遭受的痛苦,才又提出要"把古代的共产制度恢复起来","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他希望,将来在中国能够造成一个"共产世界"。他对于这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是:""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长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这段表述,说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以及在这个制度下国家政权机关将逐渐消灭的思想。此外,孙中山还曾谈及在共产主义时代或大同之世泯除国界、消灭战争的问题。

孙中山从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的角度指出,实行共产主义能使"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又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考英语"共产主义"一词,乃导源于拉丁语Communis,原意为公有;孙中山在这里把共产主义解释为众人共同拥有一切,又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直接联系,这倒是符合共产主义的本义的。

孙中山虽然把共产主义视为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但认为现阶段根本不适用于国。他在与越飞联合签署的宣言中明确表示:"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他又指出:"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是"数千年后"的事,因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实行必待人类"道德智识完美之后"才能做到。他的看法是:到那时人民的道德知识水准已大为提高,自有实行共产主义的能力,完全用不着完美“穷思竭虑”代为“筹划”;我们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本分",是要根据当前的社会条件去推行"集产社会主义"的主张。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确是绝少对遥远的共产主义时代进行预测和具体描述。从以上孙中山的种种论述进一步表明,他确是一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诚信奉者,而且其中有一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接近的。但我们又可看到,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者有时混淆不清,在概念运用上缺乏一以贯之的明确规定性;而在认识上也带有一定的直观性,论析某些问题时尚未能透切表象触及其本质。在本文所引或未引及的孙中山言论中,对诸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问题的看法,都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距离。

结束语

笔者在撰写本文时,曾经充分考虑到研究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课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特殊性在于提出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意见比较困难,因为有人把它视为一个必须设置某种警戒线的"禁区"。故笔者在坚持科学本无禁区、历史研究也应在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与时俱进这一认识的同时,便不得不用大量篇幅援引孙中山的言论文字,藉以提醒人们注意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存在,重视他的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其复杂性质在于这个课题本身的牵涉面很广,笔者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不得不发表个人的看法,对另一些问题则因限于篇幅而未涉及或语焉不详。像这种篇幅过长而又论述不足的情况,尚祈读者鉴谅。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上世纪初期中国人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愧为中国伟大社会主义思想先驱。孙中山属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其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就与不足都带有近代中国的历史烙印。中国在当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条件,而幼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仍保有一定的进步历史作用。面对这种情势,他第一个提出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单独在一个国家建立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计划以和平方式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对后来中国和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必须指出,孙中山伟大的"直接过渡"思想,是以实行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为中介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渐进式的过渡,这根本不同于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至1920年间实行的派赤卫队攻击资本家、连仅有数名雇工的小企业也收归国有的那种冒进的"直接过渡"。孙中山逝世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既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又不能说没有受到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1949年以前中共先后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后者包括没收官僚资本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都与孙中山当年的主张非常相似。抗日战争期间,曾多次引述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关于"节制资本之要旨"的那段话,并表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还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让私人资本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指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些言论有力地表明了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与中共制定的方针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继承关系,但后来就很少有人谈及这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奋斗,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基础稳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孙中山梦寐以求方法社会主义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今日中国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支配地位的确立,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逢勃发展的新局面,都大大超出了孙中山当年的设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不能不归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同时也得益于思想先驱者们特别是孙中山所作的理论探索。应当指出,在诸如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容许多种所有制(包括所有制)经济共存、地外开发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以及共产主义思想是一个无法在当前实现的遥远目标等问题上,不论是从新中国前期失误的教训或是从近二十余年正确实践的经验来看,都可以印证孙中山当年提出的思想主张的价值。而且,孙中山的有关思想主张在今后仍将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这里还须提到。二次大战后相继兴起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有不少便采取了近似于孙中山"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承认曾经受过孙中山学说的启迪。

据上可知,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即以"国家社会义"而言,它是一项准备付诸实施的政策,一个组织社会生产和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计划,一条走向社会主义阶段的通道。它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愿望,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对客观现实作出判断的实际策。诚然,孙中山的这项政策和计划在当时并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但他始终没有为它的实行订出一个时间表,事实上他是想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革命进程指明方向。因此之故,笔者认为把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评价"主观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

笔者也并不同意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冠以"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之类的头衔,其理由,上面已经谈了很多。但必须承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包含不少非社会主义成分,即既有无产阶级的倾向(本文论及的多属这种倾向),也有资产阶级的倾向。后一倾向表现为带有一定的阶级调和色彩、冲淡中国城乡对抗阶级之间的茅盾、反对工人举行针对本国资本家的罢工等。如前所说,孙中山的祖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极不发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也级不成熟,可是他长期侨居的欧美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状况却又全然不同;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以至中国的传统思想也都对他产生了影响。孙中山的思想状况是相当复杂的,阶级色彩又是不很鲜明的。像这样一位人物,对他应该采取更加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必急于根据某位经典作家提出的理论原则来给他贴上阶级标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作过许多精辟而具体的分析,却始终没有给他们加"××阶级社会主义"的头衔,这又有什么不妥呢?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篇7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4.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列宁特别重视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同资本主义交往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实行租让制。所谓租让制,就是指国家将一些自己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让给他们经营。实行租让制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外国资

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科学管理经验,这对恢复和发展苏俄的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列宁认为,实行租让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同各垄断组织之间的倾轧,使实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实行租让制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列宁指出:“租让制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列宁全集》第40卷第77页)可以把租让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最初步的对外开放形式。

上述四项内容,从农业开始,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就是列宁时期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政策,是最终能把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结合起来的正确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效果异常显著,苏联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没过几年,斯大林把这一政策看作权宜之计,到1928年从“左”的方面将其中止了。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再持续一个时期,苏联的情况会好得多。这是一个严重教训。

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列宁于1922年5月和12月,连续两次中风,被党中央送到莫斯科郊区哥尔科村休养。他已意识到病情的危险性,曾对医生说过,他的病可能会突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以高度的责任感,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思索着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通过口授由秘书整理的办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先后写成了《日记摘录》等五篇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三篇有关党的领导方面的信件,由于这几篇论文和信件是为党和人民所写的,内容十分重要,所以被称之为列宁的“最后遗嘱”。列宁在“遗嘱”中,通过总结五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1.进行农业合作化

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结合俄国农民小商品经济像大海一般存在的实际,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列宁经过长期考察,终于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

列宁认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而它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组织。列宁说:“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是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67页)列宁指出,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旧日合作社会主义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合作社改造社会。

列宁所倡导的农业合作化与后来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不是一回事。集体化的形式是集体农庄,它包括共耕社、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共耕社是初级形式,在这里,共同使用土地,集体劳动,但牲畜、生产工具仍为私有,一部分产品集中分配。劳动组合是中级形式,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集中劳动,按劳分配,同时允许农民有少量的副业。农业公社是高级形式,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统公有,产品按人平均分配,设立食堂免费进餐。从总体上说,集体农庄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农具和牲畜都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而合作社则不同。合作社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在俄国城乡出现的联合小商品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其形式包括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产品采购、加工与销售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就生产合作社来说,它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为基础,实行农民自主经营,保持着参加者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是在生产的不同环节,以不同形式的联合,而决不是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列宁认为,这是吸引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形式。

列宁深刻认识到,实行合作化不仅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与帮助,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条件。他把合作化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考虑到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同时又要经历一次

“文化革命”,因此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他说:“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770页)

列宁在论述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2.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把复兴和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早在1918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了全国二百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计划,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列宁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并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成为未来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居多数的国家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向农民让步,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在论及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时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接着又以加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第797页)

3.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

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列宁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了许多加强政权建设的重大举措。首先,加强国家的专政职能,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反抗,以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其次,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页)列宁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百万倍。列宁时期,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都很正常和活跃。再次,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仅苏维埃机关里有,党的机关也有,甚至越往上越严重。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毁掉的,那就是官僚主义。改革国家机关,当时的焦点是改革工农检查院。

与加强政权建设相联系的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列宁十分关心和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清醒地看到,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2页)列宁强调执政党要重视党员质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51页)列宁还特别强调增强党的团结,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4.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在最后几篇论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文化革命的内容很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发展国民教育,一切都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列宁强调,一要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智力投资;二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列宁严厉地批评了不关心提高教师地位的错误倾向,要求“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列宁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以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列宁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寄希望于西欧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在没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上。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第4卷第778页)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从1921年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构想过程中,对在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逐步形成了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这里从许多方面已开始接触和摸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

1.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后人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伟大思想家预言的简单塑造,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之后,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他还说,我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建设起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人民群众在实践的基础上长期探索和试验的过程。

既然是探索和试验过程,就要不断提出各种措施和方案,通过实践检验,对了的就坚持,错了的就改正。列宁说:“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又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3页;第34卷第329页)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是个长期探索和试验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列宁指出: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们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5页)

2.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过程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发现现实的社会主义有不少和经典论述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有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页)“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这里所说的“理论”或“书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或“经验”指的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十月革命以后经历了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过程。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列宁说的根本改变,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工作重心的转变。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

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但重点是指物质文化,即经济建设。二是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列宁认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集体的资本主义;在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在做《论粮食税》的报告时,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到写作《论合作社》时已进一步认识到它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列宁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三是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而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改革(或改良)则上升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求人们自觉地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是因为人们对任何一个事物要取得比较完全和比较正确的认识,都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逐步深化。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正确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崭新而复杂的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更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是要改变和破除那些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只要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没有完结,人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也不会完结。

3.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直接过渡”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环节,而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取消商品交换和贸易,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改造小农问题上,依靠行政命令,组织大规模农业,即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

到1921年,列宁经过反思,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所谓迂回过渡,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到市场上自由周转,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并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中间环节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小农的改造,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先办比较低级的劳动组合和共耕社,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列宁全集》第41卷第70页)这里说的“不同形式”就是指“直接过渡”或“迂回过渡”。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如果硬要过渡,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4.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623页)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发展大工业,并用大工业改造农业。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宏伟设想。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就社会制度来说已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最终一定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接着他又说。“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5.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利用和发展商品交换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发生很大变化。开始,列宁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但是,当工人监督遭到资本家的拼死反抗以后,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方式,先是没收大企业,而后没收中小企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恢复濒于破产的农业经济,列宁主张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可以把余粮拿到市场出售,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商品交换,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因而在实行粮

食税以后,列宁放宽了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把一些国有企业退回原主经营。列宁分析了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认为存在着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列宁已经有了在一定时期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的根源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一旦废除,就可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恩格斯说:“社会一旦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这就是说,列宁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联系在一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的。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的新党纲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曾过早做过试验,结果行不通。通过总结经验,他的认识有很大转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采取了灵活政策,强调要发展商品交换。他特别强调,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商业。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但列宁去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做出概括。

6.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党内有一些人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叫嚷“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列宁认为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列宁在把握各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概括为四种,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能够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变了,它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指出:“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列宁全集》第42卷第50页)

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在它发生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要使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列宁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1页)还说: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知有一种社会主义,即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他还使用这样的公式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拖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优秀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艺术都在这些专

家们的手中和头脑里。列宁强调,对旧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要采取无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政治上要团结他们,而不应排斥他们;工作上要信任和使用他们,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生活上要关心他们,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列宁把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当作宝贵财富。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7.在革命过后及时地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在十月事件中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和革命行动,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革命实践中如鱼得水,以致人们说“伊里奇在革命浪潮中游泳”。但是,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并不象当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视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的行动”,也就是改革。列宁及时地把改革提了出来,并把它称为“目前的新事物”。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篇8

新经济政策

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体现为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布哈林和俄共(布)其他领导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实行的新政策。所以强调“新”,是针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以突出“经济”,出台的政策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征集制低得多。税额在春耕前公布,以刺激农民提高农业产量。农民有权支配纳税后的余粮,用来交换必要的工业品和其它物资。列宁指出,余粮征集制是单纯从国家方面着眼,而现在的实物税则是“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户方面着眼。”(《列宁全集》第41卷第22页)粮食税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并从经济上巩固了工农联盟。

2.工业企业非国有化。在所有制方面,新经济政策改变了国内战争时期关于工业企业普遍国有化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且将一部分国有化了的企业退还给原企业主,由私人经营。国家还采取了租赁制等措施,将一部分企业出租给私人经营。在农业方面,国家允许并支持小农经济发展。在商业方面,国家支持和鼓励私人经营中小型商业企业。在实践中,列宁阐述了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的思想。

3.大力发展商业,包括国营商业机构和私商,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点。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并试图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取消商品和货币。但是在实践中碰了壁,于是转而采取灵活措施,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促进工农业生产品的流通,以满足城乡居民的生活需要。列宁指出:“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列宁选集》第4卷第614页)为此,列宁号召共产党人要学会管理经济,学会文明经商。

4.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列宁特别重视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强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生存不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列宁全集》第41卷第167页)同资本主义交往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实行租让制。所谓租让制,就是指国家将一些自己暂时无力恢复生产的企业,根据一定的条件同外国资本家签订合同,租让给他们经营。实行租让制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外国资

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科学管理经验,这对恢复和发展苏俄的国民经济有重大作用。列宁认为,实行租让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资本家对利润的贪欲同各垄断组织之间的倾轧,使实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实行租让制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列宁指出:“租让制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列宁全集》第40卷第77页)可以把租让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早最初步的对外开放形式。

上述四项内容,从农业开始,包括农业、工业、商业、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就是列宁时期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政策,是最终能把社会主义工业和小农结合起来的正确政策。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效果异常显著,苏联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文化繁荣。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没过几年,斯大林把这一政策看作权宜之计,到1928年从“左”的方面将其中止了。如果这一政策能够再持续一个时期,苏联的情况会好得多。这是一个严重教训。

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列宁于1922年5月和12月,连续两次中风,被党中央送到莫斯科郊区哥尔科村休养。他已意识到病情的危险性,曾对医生说过,他的病可能会突然导致生命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另一方面以高度的责任感,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思索着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不能执笔的情况下,通过口授由秘书整理的办法,从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2月9日,先后写成了《日记摘录》等五篇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论文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三篇有关党的领导方面的信件,由于这几篇论文和信件是为党和人民所写的,内容十分重要,所以被称之为列宁的“最后遗嘱”。列宁在“遗嘱”中,通过总结五年多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一年多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

1.进行农业合作化

列宁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结合俄国农民小商品经济像大海一般存在的实际,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用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农业,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列宁经过长期考察,终于发现合作社这种组织是在农民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

列宁认为,合作社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而它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由于政权和基本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合作社就是社会主义组织。列宁说:“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里,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是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67页)列宁指出,为什么说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旧日合作社会主义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主要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合作社改造社会。

列宁所倡导的农业合作化与后来斯大林所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不是一回事。集体化的形式是集体农庄,它包括共耕社、劳动组合和农业公社。共耕社是初级形式,在这里,共同使用土地,集体劳动,但牲畜、生产工具仍为私有,一部分产品集中分配。劳动组合是中级形式,土地和生产资料公有,集中劳动,按劳分配,同时允许农民有少量的副业。农业公社是高级形式,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统公有,产品按人平均分配,设立食堂免费进餐。从总体上说,集体农庄的基本特征是土地、农具和牲畜都公有,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而合作社则不同。合作社是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在俄国城乡出现的联合小商品生产者的集体经济组织,其形式包括消费合作社、信贷合作社、产品采购、加工与销售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等。就生产合作社来说,它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为基础,实行农民自主经营,保持着参加者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只是在生产的不同环节,以不同形式的联合,而决不是集中劳动,统一经营和统一分配。列宁认为,这是吸引小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形式。

列宁深刻认识到,实行合作化不仅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与帮助,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条件。他把合作化和文化革命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列宁考虑到合作化必须坚持自愿原则,同时又要经历一次

“文化革命”,因此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他说:“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770页)

列宁在论述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时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2.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

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列宁把复兴和发展工业和电气化联系起来。早在1918年,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了全国二百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个计划,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并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列宁指出,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取得胜利,并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成为未来的欧洲和亚洲的榜样。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坚持从农民居多数的国家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情出发,尽可能地向农民让步,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在论及俄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时形象地比喻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接着又以加重的语气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列宁选集》第4卷第797页)

3.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政党建设

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列宁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采取了许多加强政权建设的重大举措。首先,加强国家的专政职能,镇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反抗,以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其次,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列宁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页)列宁认为,从实质上来说,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出百万倍。列宁时期,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都很正常和活跃。再次,改革国家机关,精简机构,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从旧俄继承下来的遗产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仅苏维埃机关里有,党的机关也有,甚至越往上越严重。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把我们毁掉的,那就是官僚主义。改革国家机关,当时的焦点是改革工农检查院。

与加强政权建设相联系的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列宁十分关心和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清醒地看到,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他说,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列宁全集》第42卷第372页)列宁强调执政党要重视党员质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51页)列宁还特别强调增强党的团结,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防止党内分裂。4.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在最后几篇论文中,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文化革命的内容很多,包括扫除文盲,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和造就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发展国民教育,一切都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列宁强调,一要大力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智力投资;二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列宁严厉地批评了不关心提高教师地位的错误倾向,要求“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列宁对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以高度评价。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列宁对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寄希望于西欧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期望没有实现。在没有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这种信心主要来自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上。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第4卷第778页)

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从1921年以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构想过程中,对在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逐步形成了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这里从许多方面已开始接触和摸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

1.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长期探索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对后人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社会主义绝不是伟大思想家预言的简单塑造,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广大群众的伟大创造。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之后,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他认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觉创造的。他还说,我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建设起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人民群众在实践的基础上长期探索和试验的过程。

既然是探索和试验过程,就要不断提出各种措施和方案,通过实践检验,对了的就坚持,错了的就改正。列宁说:“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我们曾随波逐流,因为那时区分不出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要做到能够区分是需要时间的。”又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准备作几千次尝试,而且,我们在作了一千次尝试以后,准备去作一千零一次尝试。”(《列宁全集》第35卷第283页;第34卷第329页)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是个长期探索和试验过程,就会既有成功又有失误,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列宁指出: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他又说:“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们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列宁全集》第43卷第285页)

2.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的过程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即有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发现现实的社会主义有不少和经典论述不一致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他有两句至理名言:“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页)“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这里所说的“理论”或“书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或“经验”指的是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十月革命以后经历了一次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再认识过程。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列宁说的根本改变,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工作重心的转变。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这里说的文化是广义的

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但重点是指物质文化,即经济建设。二是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列宁认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集体的资本主义;在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列宁在做《论粮食税》的报告时,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到写作《论合作社》时已进一步认识到它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列宁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列宁选集》第4卷第773页)三是革命和改良的关系。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而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改革(或改良)则上升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求人们自觉地实现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这是因为人们对任何一个事物要取得比较完全和比较正确的认识,都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逐步深化。这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正确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实现。对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崭新而复杂的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更是如此。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是要改变和破除那些不适合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只要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进程没有完结,人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也不会完结。

3.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向社会主义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直接过渡”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过渡形式和环节,而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取消商品交换和贸易,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在改造小农问题上,依靠行政命令,组织大规模农业,即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

到1921年,列宁经过反思,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所谓迂回过渡,就是允许农民在交纳粮食税后剩下的余粮到市场上自由周转,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一定限度的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并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中间环节迂回向社会主义过渡;对小农的改造,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引导农民先办比较低级的劳动组合和共耕社,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要取决于国内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列宁全集》第41卷第70页)这里说的“不同形式”就是指“直接过渡”或“迂回过渡”。如果一个国家大工业占优势,或者即使不占优势,但是十分发达,而且农业中的大生产也很发达,那么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可能的。否则,就不可能。如果硬要过渡,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4.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623页)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发展大工业,并用大工业改造农业。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列宁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的宏伟设想。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就社会制度来说已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宁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最终一定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接着他又说。“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5.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利用和发展商品交换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发生很大变化。开始,列宁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但是,当工人监督遭到资本家的拼死反抗以后,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坚持用“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方式,先是没收大企业,而后没收中小企业。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为了恢复濒于破产的农业经济,列宁主张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可以把余粮拿到市场出售,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商品交换,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因而在实行粮

食税以后,列宁放宽了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把一些国有企业退回原主经营。列宁分析了俄国过渡时期的经济结构,认为存在着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列宁已经有了在一定时期内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商品生产的根源是私有制。因而私有制一旦废除,就可用产品经济代替商品经济。恩格斯说:“社会一旦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页)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第124页)这就是说,列宁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剥削联系在一起,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作为两个对立的概念提出的。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的新党纲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曾过早做过试验,结果行不通。通过总结经验,他的认识有很大转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采取了灵活政策,强调要发展商品交换。他特别强调,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找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商业。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但列宁去世过早,没有来得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做出概括。

6.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一是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当时,党内有一些人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叫嚷“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列宁认为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列宁在把握各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极为深刻的观点:“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这里列宁明确地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1921年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概括为四种,即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销代购制。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能够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这里的关键是“国家”变了,它已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和监督的资本主义就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指出:“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目的是为了和依然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抗衡和斗争。”(《列宁全集》第42卷第50页)

二是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资本主义在它发生发展的几百年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要使社会主义顺利发展,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拿来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列宁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1页)还说:我不知道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只知有一种社会主义,即接受了资本主义一切优秀成果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他还使用这样的公式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拖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520页)

三是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和优秀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充分发挥资产阶级专家们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艺术都在这些专

家们的手中和头脑里。列宁强调,对旧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要采取无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政治上要团结他们,而不应排斥他们;工作上要信任和使用他们,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生活上要关心他们,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列宁把那些具有丰富知识、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当作宝贵财富。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既要领导和指导专家们工作,又要爱护和尊重专家,虚心向专家们学习。他严厉地批评了那些只会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不与专家合作共事的领导者为“共产党员自大狂”。他认为,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

7.在革命过后及时地把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在十月事件中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和革命行动,对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革命实践中如鱼得水,以致人们说“伊里奇在革命浪潮中游泳”。但是,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并不象当时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把革命视为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在1921年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所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这里所说的“改良主义的行动”,也就是改革。列宁及时地把改革提了出来,并把它称为“目前的新事物”。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篇9

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学者,都一直对孙中山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对他抱有极大的敬意。但只要稍加留意便可觉察,这种情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和敬意,基本上是针对他的历史功绩而发的。孙中山学说被视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主要也是着眼于它的历史作用。至于说到孙中山学说的现实意义,即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表现或积极作用,除却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这一类具有超越时代美德属性的抽象思想范畴外,则往往遭到漠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如下观点所支配:孙中山是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基本主张不脱为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而在中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之后,这些思想主张较之南辕北辙,更是落伍和过时的了。

孙中山学说被漠视的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一些改变。""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有关做法,而提出了全党全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这样,人们在更新思想和社会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孙中山学说特别是他的经济学说里已多少有所阐发或作过探索,且于其中不乏其知灼见;即使今天中国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的思想主张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借鉴甚至继承的意义。因此,孙中山的经济学说日益成为历史学者所瞩目的研究课题,有些省区和城市甚至在制订建设规划时也企图从《实业计画》这类著作中汲取养料。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孙中山学说中那些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见解,从性质上说,仅属于与社会主义相敌对的思想体系中某些可资利用的合理因素呢,还有和社会主义确有相通之处?

读者们只稍浏览一下海峡两岸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本,便不难发现,孙中山本人坦然承认自己服膺社会主义、论及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书中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除欧美和日本少数学者曾对此发表一些评论外,在中国却绝少有人进行过研究,尤其是专门的、客观的研究。其所以如此,实为中国的政治现实情况使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坛壁垒分明,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种势力尖锐对立,知识分子也随之有明确的政治分野。那些持有反共立场的研究者,一贯视社会主义若洪水猛兽,故不愿让社会主义的"异端邪说"来玷污"国父"的崇高形象;而不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则向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正统,也不肯承认"资产阶级革命家"能有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双方的立场截然相反,在评价孙中山时尽量避而不谈他的社会主义却是相当一致的。似此情形,显然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不相容。

研究历史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把握客观的历史事实,来源于对经过认真审查的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而当把历史人物(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其本人所曾发表的言论文字,自然是研究者首先应予高度重视的第一手史料(虽还不只限于这方面的史料)。研究中有时也可能发现这类史料与其本人的思想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例如故意伪装或欺骗,又或缺乏自知之明等等;但研究者在否定这些第一手史料时,则须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应该承认,有不少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而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一种研究现象是,对被研究者直接提供的大量言论文字不屑一顾,对其客观具体的思想实际也视而不见,而是依凭某些先入为主的理论原则或把某些权威人士的论说当作套语,通过理论逻辑的推演,辅以剪裁史料、阉割史实来得出结论。老实说,这根本不是研究过程所需的科学抽象,而是一种变相的唯心主义研究方法。

我们能不能郑重其事地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孙中山学说呢?近代以来,除却科学社会主义一家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呢?若非用历史的客观的眼光进行审视,恐怕就很难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悠久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只不过存在了极其短暂的时间。就确切的意义而言,社会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多种流派,而莫不以批判资本主义、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主张建立公有制(即令表现程度和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为其共同的主要特征。如果从16世纪初英国人莫尔《乌托邦》(Utopia)一书出版算起,迄今也不到五百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于一百多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回溯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社会主义究实只是一个问世未久的幼儿,它还仅仅处于初期实验的阶段,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曾经震撼寰宇的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彻底失败,便是明显的例证。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阶段的新论断,正是对这数十年间中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冷静地进行反思想和总结而得出的。综观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大特点比较鲜明的流派外,也还存在着其他各式各样的、思想观念较为驳杂而不易明确分类的社会主义流派及众多的社会主义探索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当然须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但只要不是冒充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派别,对于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或真诚探索者不仅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且还要善于汲取其积极的探索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依笔者看来,孙中山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制度的系列观点和主张,虽然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也应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范畴。

我国近年来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增多了,并在某些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新的突破,这的确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然而,也有一些作者研究这个课题,其主旨却纯然为得出孙中山"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思想或资产阶级观点的结论。在研究中各自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得出这种结论的部分作者(并非所有作者),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独立研究,而是从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但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乃是根据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特别是英、法、德三国)的社会现实情况,对存在于党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归纳分类的。该书所揭示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状况的社会阶级矛盾,与20世纪初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不啻有天渊之别;而且,该书所视为欧洲冒牌的社会主义并予以无情鞭挞的,包括反动的、主张恢复中世纪所有制关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企图维护现存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却被当今某些作者分别套用到了孙中山身上,更属牵强附会。至于《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乃据1912年7月彼得堡一份俄文杂志译载孙中山的一篇短文所作的直接评论;这篇短文转译自布鲁塞尔的一份法文报纸,而是它又仅仅是根据孙中山一次演说前半部分的内容写成。当时列宁对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更兼据以评论的只不过是一篇经过辗转翻译的、未能充分反映孙中山思想的短文,故其评论的准确程度和科学性都不得不大打折扣。这篇评论文字虽在若干方面给予孙中山以高度的评价,同时却对孙中山的思想表现作出了许多批判性的论断,如所谓"主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空想"、"极其反动的空想"、"反动的经济理论"、"学理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民粹主义色彩"等等。不难看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有不少缺乏事实根据的臆断式见解;而这些见解,至今仍对某些研究孙中山思想的作者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倒未必是适宜的。

笔者认为,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有不少是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门家,在本专业领域最具发言权,故须牢牢树立自尊、自信、自重的观念。我们固然要尊重前辈学人的一切研究成果,这也包括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所有精辟论断;与此同时,又必须坚决克服可能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思想习气,通过各自的独立探索和潜心钻研来把历史科学向前推进孙中山——社会主义的热诚追求者

孙中山生活其间的19世纪后半叶及进到20世纪,是西方各国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勃然兴起的时代。发源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原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而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在当时更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救国救民"为已任和善于顺应进步潮流、重视"取法乎上"的孙中山,曾多年侨居欧美国家,在考察西方社会现实和形成自己思想学说的过程中,明显地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他怀有社会主义思想是毫不奇怪的。

早在领导反清武装斗争时期,孙中山于1903年致友人函中便说过,"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1905年筹组中国同盟会之际,他以"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名义走访总部设于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要求加入这个各国社会党的联合组织,并预言中国将于数年内实行社会主义,以"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历史性职务前后,公开宣称自己是"完全社会主义家"和"极端之社会党";后来还透露:"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计画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建设中国"。甫卸总统之职,他又随即表示:"此后中国将采取社会主义。"1912年秋,当他汲汲于为新中国擘划建设蓝图之时,连续三天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演讲,热情颂扬"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殷切期盼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之政策"。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两年前,正值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处于紧要关头,却同时怀有"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宏愿,致函第二国际并请其转告"各国的社会主义领袖",期望能协助他实现"这项伟大的志业"。函中还说:"我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痛苦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凡此表明,孙中山在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是始终不渝的,又是极其热切和真诚的。

孙中山很早就将社会主义称作"民生主义",十月革命后更经常把自己创构的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如在1919年阐释三民主义时开宗明义地表示:"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1921年又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兄弟将"社会主义"原文译为"民生主义",较为允当。"1924年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重申:"中国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但据孙中山历年的论述,民生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他给民生主义所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他认为,"社会主义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由于""民生"二字实已包括一切经济主义",故就民生主义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另从狭义来说,民生主义则仅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

孙中山还把民生主义与作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以至我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直接相联系甚或等同起来。他在上述关于三民主义的同一篇演讲中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有时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加以分别,如说"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有时又混同使用,说它们在外国"通称的名词都是用社会主义"。他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肯定这些概念的一致性的:"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他又指出,如果一定要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加以区别的话,那么,"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在孙中山的论述中,还常把"最高的理想"的共产主义与"最伟大之思想"的大同主义、把共产主义社会与"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视为同等概念,两者均属于人类进化的最高社会形态。

根据上面的简略介绍,可知孙中山在其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把自己的主要学说与实践活动同社会主义紧密相连。虽然在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着某些不够确切的地方,但持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和主张,却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

如前所说,尽管历史上诸多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发展程度和表现方式各各不同,但大体上都具有批判资本主义、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主张建立公有制的内涵。倘若民有这些基本内涵,就不能称作社会主义。笔者认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互有联系的方面,兹分述于下。表现之一: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研究者们指出,孙中山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向西方学习,尤其注意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思想和物质文明,这种意见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我们必须同时避免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似乎一提到"学习西方",便也意味着认同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事实恰好相反,孙中山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欧美国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及虚假的民族政治令他深感失望和愤懑,而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

孙中山早于1903年致友人函中写道:"欧美之富者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1906年在东京的一次演说中又指出:欧美各国文明进步所造成的"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一些事例,然后断言:"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他再举出美国政制的种种流弊之后说:"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

此后近20年间,孙中山几乎从未停止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谴责,类似的言论俯拾即是。而随着时日的推移,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也愈加全面和不断加深,对它的批判更能切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

--从资本的私人占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产生及其对立关系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指明阶级斗争发生的根源和爆发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孙中山多次阐述欧美国家发生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而生产之力为之大增"的历史过程,进而指出:"及机器之兴也,则以一人而用机器,可作百十人之工。则不独小工永绝为资本家之希望,而小资本家亦难于自立而见并于大资本家,而大资本家又见于更大之资本家,由是大鱼食细鱼,遂生出欧美等国资主与工人之两阶级,贫富之悬殊乃以日而甚矣!"他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往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资本家与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截然不同:"资本家以机器为资本,垄断利源,工人劳动所生之产,皆为资本家所坐享。"他批判亚当•斯密的分配理论是"纵资本家之垄断而压抑工人",并谴责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资本家既利用机械而增加产额,又以贱价雇佣良工,坐享利益之丰,对于工人饥寒死亡之痛楚漠然视之。……全额之生产皆为人工血汗所成,地主与资本家坐享其全额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折与多数之工人。……宜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阶级愈趋愈远,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矣!"由此对这两各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社会原因,一并加以说明"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他明确地说:"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更指出了大资本私有制的存在是造成阶级斗争的根源:"外国因为大资本是归私人所有,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发生阶级战争来解除这种痛苦。"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同样如此,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至社会革命,原起于少数大资本家之压制多数平民耳。在各国贫富之阶级相差甚远,遂酿成社会革命,有不革不了之势。"还以英、美两国为例作了如下说明:"他们社会有两种绝大阶级,一级是极大的富人,一级是极苦的穷人。富人的财产过多,总是用资本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来压制穷人;多数穷人不情愿受少数富人的压制,便想种种方法来反抗富人。那种穷人反抗富人的举动,便叫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原因,便是由于社会上贫富太不均。"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和剥削者阶级的不同际遇,孙中山深感忿忿不平:"生利之工人则恒受饥寒,而分利之大地主乃资本家反优游自在,享社会无上之幸福,岂非不平之甚耶!""今坐视资本家压制平民而不为之所,岂得谓之平等乎?"他对工人和资本家作出了爱憎如此分明的评价。"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孙中山在国际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中完全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且他的这种立场是一贯的。这对于判别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性质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揭露资本家专制的确立,及其为资产阶级私利效劳、压迫人民的反动性质。据孙中山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专制(与现时"资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相同)是和资本家在经济上取得停止地位同步形成的。他指出:"自工业革命之后,用机器以代人工,生产之力徒增,而欧美工业发达之国,有富者日富,贫者日贫,遂生出资本家专制。"这种体制的实质,便是由资本家掌执政权:"现在各国表面上的政权,虽由政府作主,但是实在由资本家从中把持。"即使像美、法这样的"共和之先进国","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他反复指出,这种体制从政治上法律上充分保障资本家的利益,而使工人和人民群众蒙受其害:"大资本家……用金钱势力操纵全国政权,遇事都是居于优胜地位,试看那一国的法律张治中制度不是为资本家而设的!""法律上又保护资本家与地主之专利,故地主益垄断其地权,资本家益垄断其利权,而多数之工人虽尽其劳动之能力,反不能生存于社会。""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五与焉。""英美各国皆受资本家专制之害,……议员又多为资本家所收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孙中山每一提起资本家专制的横暴便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再三说"其专制较政府专制为尤烈","资本专制其害更甚于君主专制",美国的"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并说欧美资本家像以前"专制皇帝"一样"横行无道",甚至比之不敢取下"口不离爱民"那块遮丑羞布的专制皇帝还要肆无忌惮。他特别强调,"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家专制到万分",而因"资本家专制到了极点,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这可了解到他决心不使资本家专制的危害在中国重现,其原因即在于此。

——抨击垄断资本在本国和世界经济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及其残酷的国际竞争,斥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孙中山指出近代欧美的发展趋势是"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各国资本家所组织的"大公司多属私有,其目的在多获利益。待至一切小制造业皆为其所压倒之后,因无竞争,而后将各物之价值增高,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其结果,便造成了"一国之需要皆取给于数托拉斯,一国之民生权遂为数托拉斯所握"的局面。而且还不止于此,资本家"恃其财力,不惟足以压制本国,其魔力并可及于外国。……世界财力悉归少数资本家之掌握,一般平民全被其压制,是与专制政府何异!"像在美国,"所有生产厚利皆为大资本垄断,于是拖拉斯一出,几几有左右全世界经济之势力"。他指出:"大资本家……先压制本国的工人,后来势力膨胀,更压制外国的工人。""现在中国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于外国的经济压迫。"同时,各国资本家出于一已私利,"为土地而争、为食物而争、为原料而争",到处划分势力范围,力图"垄断市场,占领销路",从而持续发生"不顾人道"的、其残酷性不亚于武力冲突的"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孙中山形象化地将其称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战争"。而他对于这种残酷竞争至酿成兵戎相见的"国际战争"即世界大战的情形,更怒斥为"纯然一简直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

由于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起就迭遭西方列强的侵略,故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压迫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的行径早已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还在1904年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下事实:欧洲列强在非洲的属地已经大体划定,为了进一步"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而美国出于争夺市场的需要,"要把它的商业与工业活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国就是它必须注目的第一个国家"。二十年后他又痛心地指出:辛亥革命后"国外资本主义之侵凌日迫一日","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做殖民地的市场,中国的主权和金融都是在他们掌握之中"。在孙中山历年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谴责中,也仍注意到将它们的侵略政策与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强大国力联系起来观察,如曾指出:欧美国家"占了世界上顶强盛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都很大,总是用这两种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它们"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

根据上述看来,孙中山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显然是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欧美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他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挚同情者及其利益的维护者,也作为深受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之害的中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先进代表,而地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的。这些批判不仅充满激情而且有一定的深度,能够从资本私有制的存在和阶级对立关系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纷争的根源。尽管他在诸如资本私有制的本质等问题上尚未能作出更深入的科学分析,但整个说来,这种认识较之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乃至当年一些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具备这种认识也正是近代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前提。由于孙中山有了上述认识,故他一方面坚决支持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革命改造,另方面又始终坚持中国社会改革绝不能走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表现之二: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反对资本家专制

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是为了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不平等而提出来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便已提到:欧美各国"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晚年又说:欧美国家由于"生出贫富极大的不平等,……国内无论什么事都被资本家垄断,富人无所不为,穷人找饭吃的方法都没有,故发明民生主义,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这种主义近来在外国很盛行,渐渐传到中国"。这就是说,孙中山承认他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思想最初是从西方传入的。

孙中山是如何看待西方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呢?他历来对欧美工人运深表同情,如曾说过:"工人受资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为各咎也。……罢工之事,工人之不得已也,世界上最惨、最苦之事也。"1912年他在欧洲报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英国一百万煤矿工人举行的全国大罢工表示支持,同时指出:"但大罢工还不是革命,它仅仅是表现了日内想掌握社会财富资源的一种愿望而已。显然,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该文强调:英、美、法等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国民,则大多数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这里所说的"革命"和"社会革命",均指社会主义革命那年,他甚至作过一个大胆的预测,认为社会革命将首先在美国发生,因为"美国大资本家擅经济界之特权,牛马农工,奴隶负贩,专制既甚,反抗必力,伏流潜势,有一发而不可抑者";并声称该国"政府有推翻之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孙中山更相信欧美各国"富者遇烈,循此而往"的话,"社会之大革命"将难以避免。他就像当时一些激进的社会党人所持的观点那样,认为解决欧美社会问题的办法,"必待多数人之觉悟,而决心为大牺牲,不惜杀人流血,始能达自由平等之目的也"。

基于这种立场,孙中山多次高度评价和热烈称颂俄国十月革命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近来人类要求社会上机会平均,贫富相等,便是民生革命。……现在已经成功的只有俄国。""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资本家推翻。""其主义,在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对内推翻专制的俄皇;对于贫富的关系,反对世界上一切资本制度。"他强调指出:"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他以肯定的口吻提到了废除资本家专制和推翻资产阶级、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的问题。于此可见,孙中山晚年决定"联俄"并非纯粹出自策略的考虑,而是与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孙中山认为通过暴力手段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改革,"其烦难当有百十倍于政治问题",俄国革命后即因此而弄得"焦头烂额","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如果是在欧美各国实行流血革命,同样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能否成功也难以逆料。有鉴于此,他又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手段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前途。孙中山赞扬英国在大战期间的国有化措施是"社会突飞之进步",期望它能摆脱"资本家之握制"而转变为"集产之国家";赞扬欧美各国在战后采取的社会改良政策,如改善工人和企业状况、交通运输事业收归国家经营、实行累进税率以造福社会、通过消费合作社或政府使分配社会化等,是"打破种种旧制度,发生种种新制度"的进化表现。因此,他主张"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益相调和"及举办"种种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以促使社会进化,而批评和反对马克思关于"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的观点。显然,这一主张多少是受到了第二国际的阶级合作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孙中山对和平改造方案能否行得通也心存疑虑,因为他晓得"资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故"无论是采用和平的办法或者是激烈的办法,都被资本家反对",他们会"用很专制的威权、极残忍的手段",来镇压社会党人;而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社会党将来为势所迫,或者都要采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也是未可定。"他甚至重申以往的立场:"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这表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策略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多选择性,也百含一定的茅盾性和起伏性。

上述国际观,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忽略这一方面,就不可能对其社会主义思想获得完整的认识和作出公允的评价。而他关于改造作过社会的观点和主张,与这种国际观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国情虽有所不同,贫富不均现象的性质却与西方无殊。他说:"吾国经济组织,持较欧美,虽贫富不均之现象无是剧烈;然特分量之差,初非性质之殊也。"因此,解决贫富不均问题依然是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目的之一。他对民生主义的实质作过这样明确的表述:"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制贫者是也。"到他晚年依然一再强调:"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说到民生主义的事实,最重紧的是均贫富。"孙中山的观点区别于作过历代农民起义者"均贫富"的思想之处,除了分配社会财富的方法根本不同外,还在于比较能够从阶级关系认识贫富差别问题。如他曾对民生主义作了这样一个诠释:"若夫民生主义,则为打破社会上不平等之阶级也。此阶级为贫富阶级:如大富豪、大资本家在社会上垄断权利,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缚弛骤,陷于痛苦。"对孙中山而言,这种均贫富主张乃是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重要体现。他所希望的是"必要人类得到极端的平等",并指出这种平等观念不是过去就有的,而是"近年人类思想改革"的结果。因此之故,他的均贫富主张便也有更为远大的目标:"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中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

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现状来说,由于经济落后和实业极不发达,像欧美那样的大资本家还没有出现,资本家专制也并不存在。这就是中国国情与西方迥然不同之处。所以,"譬诸欧西各国,疾已缠身,不得不投以猛剂;外国尚未染疾,尤宜注意于卫生之道。……惟我国与各国社会之状态不同,则社会主义施展之政策,遂亦因之而有激烈、和平之不同矣。"他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方面是"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尤为迫切的问题"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另方面又须顾及"贫富问题即分配不均问题,欲谋救贫之法,同时须先将不均问题详加研究"。他早就担心,如果像西方那样听任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发展,则"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出现。他由此认为,"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于是,便在民生主义中相继提出了平均地权、特别是节制资本的对策。孙中山强调这个民生主义政策是根据外国当前的条件制定的,与解决欧美问题相异之处在于对资本家实行限制而不是消灭:"第就吾国现势而论,此民生主义为预防政策,但须研究对于将来之资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遽学各国建资本家悉数扫除。"在他历年为民生注意所作的定义式说明中,就有不少是针对中国资本家、反映该项政策的内涵而发的。如1912年说"民生主义为预防资本家垄断",或"民生主义……乃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或"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1921年说"民生主义……谓社会上之财产须平均分配,不为一般资本家所垄断也",或"民生主义就是平民反对资本家、穷人反对富人的反动";1924年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或"民生主义是对谁去打不平呢?是对资本家打不平的,……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等等。至于孙中山多次提到的民生主义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家",这句话很能反映出当时的基本主张,其含意是:所谓不反对资本,指的是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并鼓励其有限的发展,以利于发展生产和解决人民的消费问题;而所谓反对资本家,则是要预防中国资本家会像欧美那样对社会经济财富实行垄断,使"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他反复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如说:"中国实业发达以后,资本家之以资本能力压制人民,固必然之势;若不预防,则必踏英美之覆辙也。"

如上所述,孙中山认为中外国情各异,在"反对资本家专制"的共同原则下,中国对资本主义应采取不同的做法,即实行和平的限制、预防政策。为此,他强烈批评有人想把马克思注意主张用于欧美国家的激烈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并说:"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生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仔细揣摩这句话的含意并联系它的前后文来看,孙中山在这里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指按照他认为的"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也即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不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采用暴力式的阶级斗争手段剥夺和推翻资产阶级以消灭资本主义,就这一点来说是完全没有错的。他强调,我们的目的是要"打破资本制度",但当前中国"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言下之意,在将来条件成熟时,也还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

根据上面所引孙中山的各种言论来看,其主张的基本点是:在不具备消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国家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在振兴经济的同时采取非暴力式的政策措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严加限制,以避免中国走上垄断资本统治、资本家专制的欧美式发展道路。这种主张,以及我们将要在下面介绍的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计划,在当时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充满创造既甚的社会改革构想。表现之三: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发达国家资本

孙中山提出要预防中国"资本家垄断之流弊",用的是什么具体政策或方法呢?他在1912年4月的演说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按指同盟会--笔者)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同年10月的演说中宣称:"我人处今日之社会,……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quot;并且指出:国家"兴办生产事业,利仍归公,则大公司、大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垄断、专制。"

他在1919年撰写的《中国事业当如何发展》一文中又说"防之道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如是,则凡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举办。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

上面的几段话,表明孙中山要采取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政策。他所用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大体相同,而对前者使用得更多一些。他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这项政策要求将上引规定的各项经济事业归于国有,并由国家经营,也即人们常说的国有化政策。换言之,孙中山用的是由国家资本经营一切重要的经济事业、对私人资本家的投资规模和经营范围实行严格限制的办法。关于只准国家资本经营而不准私人资本经营的范围,上引规定原已非常广泛,后来仍又不断有所扩充和具体化,如包括公路、运河、海港、渔港、船埠、银行、沼泽、果场、水利、垦殖、能源、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以及一切可专利的公共事业。这就清楚地表明,孙中山是企图在作过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尽量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以阻止垄断性的私人大企业出现,"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与此同时,他也肯定私人资本对振兴经济的积极作用,主张私营企业在合法范围内的发展应予保护和奖励,并提出了一些改善条件的措施。后来,孙中山把节制资本的概念修订为"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或称"制造国家资本"),这就恰切得多了。

孙中山在提出"集产社会主义"的同时,曾表示赞赏并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公有"和亨利•乔治关于"土地公有"的主张,认为此二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实施后可使"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为其私人赡养之需;而土地、资本所得一份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的享其一分子之利益;而资本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斯即社会主义本经济分配法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以解决也"。在前述的政策规定中仅限于大资本公有,而土地方面也只包括城市、交通要律、水域及能生利的土地,可见这项国有化构想尽管规模庞大却尚未能涵盖所有经济领域,这主要是由于容许私人资本存在的缘故。

事实上,孙中山的上述政策远远超出了"限制"和"预防"的意义,而是关于改造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根本方针和宏大计划。他在《实业计画》中提出了一个气魄宏伟、意义深远的指导方针:“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换言之,他计划在中国建设过程中同时进行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两个领域的重大变革:一是在所有经济部门中广泛使用机器大生产来取代落后的手工操作,以促进社会生产事业的飞跃发展和实现中国现代化;一是创建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国有制,在此基础上组成全国一体化的国营经济体系,由这样政府组成总公司实行统一管辖。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即使用机器大生产的国营经济体系一旦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变得异常强大,从而达到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防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双重目的,这正是孙中山所企望的。前一目的如能实现,便可使人民充分就业并为国家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用机器生产,那便是一种很大的新财源。"关于后一目的,又如他所说,"大公司、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

然而孙中山认识到,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切实解决资金不足等严重困难。因此,他在民国初年所提出并得到《实业计画》进一步确认的对外开放政策,便也成为了建立国营经济计划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项开放政策除大力引进外资外,还包括引进外国先进的人材、科学技术、生产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等。如他所说"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按照孙中山民初的设想,吸收外资方式大致有如下四种:一是由国家借资自办企业,其中有的可委托外国人经营,但"其财产属之国有";二是国家将企业批给外国人承办,规定期限经营(通常为40年)而后"收归国",具体办法为按合同约定于期满时"无偿收回"或"由国家赎回,仍为国有",或则国家视需要于期满前"备价赎回";三是国家与外国人合资办企业,在投资比例上"华股皆略占优胜地位",或"中国政府必须拥有股份的半数",而且这类企业"不得垄断进出口权利";四是民间的中外合资企业,对其规模大、获利丰者限期"收为国有",或期满前由国家埃"随意择其优者用款收买"。针对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孙中山在《实业计画》中指出:"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后来他在山民主义演讲中又说"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这种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的富有远见的深湛见解,是与他明智地认识到在当前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将会长期共存和能起互补作用分不开的。

孙中山最初在1912年提出的国有化政策,一开始就不只限于创建新的国家企业,且还包括将现存的私人大企业"收归国有"。除前引多处文字对此有所表述外,同年曾屡次表示:"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凡铁路、电车、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这些规定,显然也应适用于在华的外国资本。但在民国成立前夕,他又发表过"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的意见,则与该项政策规定有所茅盾。民国成立后,他曾努力争取以中外合办或批与外人承办的方式,在中国修筑铁路、开设银行等;甚至到了1921年,他还试图以南方革命政府的名义,与美国资本家在广东合办大工厂、建造桥梁:这些事例固然表明实施方针政策须要灵活性,却也反映出孙中山因缺乏建设资金而对外国资本有着更多的宽容。再从那十多年间他的有关言论来看,更可知这项国有化政策重要是针对本国私人资本而订的。直至1924年初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才首次作出了如下的明确规定:"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有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既然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大资本家还没有出现,那么,这项政策的实施便意味着要将存在于中国的外国大企业收归国有,随后他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又强调:"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跟以前不同的是,他在演讲中还特别谈到:对于修筑铁路、开辟矿产、建造轮船、发展航业和建设大工厂等,须要"借用外资"但应"由国家经营"。在国有化政策上的这一重要变化,也正是他晚年强化了反帝立场的结果。

关于国营经济的所有制问题,孙中山曾经有过"资产国有制"的提法。他又说过:"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所谓资产国有或财产国有,即为生产资料和产品国家所有制。他并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实施,"国有"、"公有"和"民有"的名词都可通用。他还有"凡国中的规模之实业属于全民"或"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的说法,则称之为全民所有制亦无不可。在诸多说法当中,以国家所有制较能反映当时计划建立的国营经济的性质,它属于公有制的形式之一。再者,孙中山又提倡地方自治,主张由地方政府主持的自治团体从事交通运输以及农矿各业的开发经营,这种地方公营经济的收益虽归当地支配并用于当地人民所需,但其所有制的性质仍应属国有制。在他晚年还提倡过工农合作社经济,则属于集体所有制。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由于容许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存在,以及还有封建地主经济、城乡个体经济等,故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乃是一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公私经济或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社会经济结构。

关于国营经济的工人地位和分配问题,孙中山认为劳动者在国营企业中的地位和工作性则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生产所得归国家支配而为全民所有,用于举办保障人民利益的社会福利事业。他指出:在由国家设立的生产机关中,"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人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工人劳动所得,足以保障其家庭的生活需要。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对工人的新景况作了描述:"对于待开发之产业,人人皆得按其应得之比例以分沾其利益,享受其劳力结果之全部,获得较优良之工作状态,……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至于国营企业的分配原则,除了发放劳动工资外,如上文所引,孙中山一再表示要"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归之国民所享";公用"土地、资本所得一份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分子之利益"。他强调:"假若是由国家经营,所得的利益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而所谓"归之国民所享",主要是指由国家举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如《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一文中所列的"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等设施。

当时不论在中国还是国外,都有不少人非难孙中山"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但丝毫未能动摇他的决心。如1922年有一位日本英文报纸的记者向他提出质疑,还特别提到国有事业"往往耗费而乏效能"以及集经济权与政治权于一身容易"增多专制之机会"的问题。孙中山表示要重视外国在实施国有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并指出不能忽略市场竞争的重要性: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管理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克显其效能者。"但他认为,通过政府主管国有事业的经验积累,困难自可逐步克服。他尤其强调这项政策的优越性和革命意义:"就全体论之,余以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矣。"余意更加管理实业,是使富源之分配较为公平。在现时制度之下,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他一方面则多数人贫无立锥,成为一大问题。……利害相权,吾终以为国有企业较胜于现时之私有制。。公有制优于私有制,正是他要实行这项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孙中山说他最初提出"国家社会主义"时,乃是"取法于德"也即借鉴德国的国有化政策。由于那时世界上并无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资仿效,加以国有化在形式上明显异于私人所有制(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差异),不同性质的国有化措施在形式上又都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故他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孙中山却比德国和其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时期的国有化政策,乃至向工人作出某些让步的社会改良措施统统称之"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予以赞扬(对因国有化而取得较明显成效的俾斯麦尤其如此),则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不过,孙中山仅是在国有化本身的意义上把俾士麦政策称作"国家社会主义"的,而在政治上,则仍指出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和维护"独裁政治"的一贯立场,揭露他把"本来都是社会党的主张"的国有化和社会改良措施接了过来,使之成为人民争取"民权的障碍",以达到压制民主、防范社会主义和对付社会党的目的。同样地,如上文所提及,他虽然称赞英国在大战期间的国有化措施,却认为它并未摆脱"资本家之握制"而成为"集产之国家"。其实孙中山早就懂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实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必须以政治变革为前提条件,任何剥削阶级专制制度是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他指出:"缘社会主义本与专制政治体积不相能,故不能存于政治政体之下。"又说:"满清政府者,君主政治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满清政府之所谓国有,其害实较少数资本家为尤甚。故本会(按指同盟会--笔者)政纲之次序,必民权主义实施而后民生主义可以进行者,此也。"上述情况一方面说明他决不至于糊涂到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无法分辨的地步。我们不能因为孙中山把国家社会主义,就把他宣布要实施的国家社会主义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不能因为孙中山赞扬过俾士麦在德国的国有化措施,就混淆了他准备在中国施行的社会主义国有化与容克式资本主义国有化之间的本质区别。

必须指出,德国或其他欧美国家虽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国有化,却既未改变这些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状况(国有化并不妨碍垄断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也没有改变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在政治上实行阶级专政的事实,故这类国有化依然保持着体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社会本性,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是毋庸置疑的。而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有化由于没有付诸实施,我们便只能从其出发点和实施计划、从他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贯态度来判断它的性质。这项计划的出发点及其政策规定,是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借助国家的力量建立强大的、独占性的、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它的生产资料是公共财产,产品属于劳动者和全民所有,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严加限制,以使中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者,由于对它的种种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愿再走欧美的老路,反对在中国建立由资本家垄断经济从而现成资本家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孙中山憎恶西方资本家,与中国资产阶级也从不曾建立过密切的关系,他历来关于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国有化计划,更因严重触犯后者的阶级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他同时又是国计无产者反的真挚同情者,他的上述主张旨在避免中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痛苦,这在当时是反映了早期工人阶级的利益结合愿望的。至于说到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决定国有化性质问题,则须指出下列事实:中国资产阶级除了曾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呼过清朝专制统治的覆灭外,在孙中山领导的各次革命斗争中都未积极参与或给以有力的支持(在商团事件中尤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更不曾掌握过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只不过是一个世间短暂的过渡性政权,而孙中山也决不会让其后执政的军阀统治者来领导实施他的国有化计划。到他晚年,则明白宣示要建立一个"最新近的共和国",一个以"人民主体的国家",他主张"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而反对由资本家执政的"商人政府",主张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非"资产阶级所专有";但这个新国家政权在他逝世前都一直没有建立,也就难以断定领导权最终会掌握在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手里。考虑到这种特殊的临时情况,孙中山国有化计划的性质便不适于由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决定,而应由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重要因素、包括它主要代表或反映哪个阶级的利益要求来作出判断。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无论从主观动机或是可能造成奋斗客观效果来看,孙中山国有化计划的性质应属于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孙中山关于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中国要像欧美一样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反对任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再通过流血的社会革命把它推翻,而是主张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步骤。他认为赞扬既能大大加快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又可避免中国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遭受剥削和因再次发生社会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早在1905年5月,孙中山便已向第二国际领导人申述过这一主张,说在中国"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同年10月,他又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及不使中国发生"第二次之革命"的观点。在未及半年的时间里发表这些主张和观点,是不可分割的。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即指在推翻君主专制而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同时,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使中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众所周知,孙中山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分别称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他一贯要求同时进行这三种革命,这是一个属于在不同领域贯彻革命总任务的问题。而他特别强调社会革命应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如他所说:"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求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在经济上,一面是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是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从孙中山发表的许多言论看来,之所以要强调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两者不可偏废,还因为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造离不开政治变革,否则前者将会落空;又如果只实现政治变革而不进行社会经济改造,则会出现资本家专制之类的后患。后来他还曾赞扬俄国革命"乃以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不独推翻君主专制,且实行打破资本家专制,是即所谓社会革命,亦即所谓民生问题"。革命必须同时顾及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的任务,这层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

在孙中山的言论里,"社会革命"通常是指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使用起来在含意上又不尽一致,主要表现为革命手段与实施步骤的差异,特别是暴力与非暴力的不同。当他谈及中国必须实行社会革命,或社会革命应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时,指的是以和平方式逐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阻止资本家专制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他说到必须避免在中国发生第二次社会革命时,指的是加以暴力方式一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如同可能发生于欧美国家及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他曾对此明确解释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

据上所述,有些论者仅是片面地抓住孙中山说过类似"避免社会革命"的话,或把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主张凭空解释为"用资本主义社会来代替封建主义社会的革命",便断言他所持乃是"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观点,这种批评当然无法令人信服。另一种批评则望文生义地把"毕其功于一役"曲解为"混淆革命的步骤"或"同时实现民生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任务"的空想,则又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

总而言之,孙中山是企图通过在现阶段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他想用强大的社会主义功于经济来抑制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而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他计划建立的是一个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痼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什么"没有弊病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里还须指出,孙中山从1912年起直至他逝世前的十余年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他所坚持他所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主张。在此期间,他的政策主张虽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变化,但其基本思想原则、理论框架以及总体政策范畴大都是早年确定的,后来也未见有明显的改变。因此,有的研究者将孙中山的政策思想演变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并认为在1924年发生了"质的飞跃",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下面顺便提一下计划经济的问题。

孙中山为了初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理想,要在中国大地上从无到有地建立庞大而统一的国营经济体系和大规模发展社会化生产,就必须借助于计划经济的手段,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他本人强调?quot;发展中国实业当由政府总其成",提出"有生气之经济政策";"尤有重要问题者,即在我有统筹全局之计划"。所谓计划经济,通常表现为国家充分行使经济职能,或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行为。由于不同社会主义方式的性质和特点上的差异,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远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要重视计划经济。

尽管孙中山还没有掌执政权,但凭藉他的自信和使命感,由他制订的《实业计划》一书,洋洋十万言,便是计划经济的突出产物。该书专就如何制造、发达国家资本进行全面规划,目标宏伟,范围遍及全国各大省区、各经济部门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移民等环节。布局中,确定若干经济发展区域及其中心,因地制宜,开发建设讲求配套,发展讲求均衡,分配轻重缓急。这个计划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份从事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具有重要的类似意义和现实价值。

由于《实业计画》是一本专论"制造国家资本之大要"的著作,仅限于国营经济而未包括私人经济(只在个别地方顺带提及),故没有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及其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作出论述。又由于历史的原因,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而我们知道,近百年来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埃的社会实践表明,国有制经济(特别是具有全国性规模的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的建立及其运作是一个相当繁难的问题,各式各样的国有化和计划及历经严峻的考验,有的甚至以彻底失败告终。对于孙中山所提出的有关主张,其可资利用的价值和可能存在的误区究竟在哪里,仍有待进一步探讨。表现之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造成共产世界的理想

孙中山虽然有时把“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他并不认为中国只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有化政策便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知道,不仅在这两者之间,而且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有时又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大同主义)之间,都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他曾经这样说过:“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照此看来,“国家社会主义”只可说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据上可知,孙中山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便进入了消灭阶级的自然演变过程,真正的社会平等也随之逐步实现。必须指出,这种认为消灭阶级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必要前提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大致相同的。在孙中山眼里,俄国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他赞许这个国家推翻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现在"什么阶级都没有","人人享受经济上平等之幸福,而无不均之患"。对孙中山来说,平等并非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他说:"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有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于竞争悲苦之境。"中国到了"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之时,便可使"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中国革命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要使"人人平等自由,世界幸福人人共享,将野蛮变为文明,不平变为平等"。

孙中山认为,平等与自由、博爱是相辅相成的,而"社会主义之真髓,也不外此三者"。他在谈到建立"一社会主义之国家"的"理想"时说:"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他对此三者作出了新的解释,譬如对于博爱,作出往昔尧舜、孔墨所主张者"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普及于人人",而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才是"广义之博爱",体现"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这一"博爱之精神"。他还进一步说明:"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如同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一样,这种博爱观是与集体主义的观念紧密相连的,也就难怪他曾经把社会主义制度同时理解为"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或"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

按照孙中山对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必须"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保障人民有"各执一业"的劳动权;国家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收入;所得收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国有制问题,如前所述,孙中山把"资本公有"和"土地公有"两者也提到了"社会主义之真髓"的高度,足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想见,,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和阶级的消灭,公有制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将占绝对统治地位。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分配问题,孙中山首先肯定人民有按各人能力从事劳动的平等权利,说:"人民平等,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他认识到分配问题对所有制问题的从属性,指出"分配平均之法,又须先解决资本问题",即必先改变资本家对资本(他认为资本也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他赞同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即"劳动应得相当报酬之说",认为"分配最平允之方法",是:"其分配人工酬报之多寡,应视其劳心劳力之多寡:其劳动大,则酬报多;其劳动小,则酬报亦少。余利公之于社会,以兴社会各种之事业。凡为社会之分子,莫不享其余利一分子之利益?quot;同时,孙中山又很重视"养民"即增进人民福利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此采取"种种措施"。他指出:"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他曾多次详细列出社会福利事业所应举办的项目,这里仅举教育问题为例,1912年他便已提出了"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人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1920年更进一步主张,自幼稚园、小学、中学以至大学皆实施义务教育。孙中山说:"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

孙中山把共产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也即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更加完美的形态。他还认为,共产主义是以"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故"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他又谈到:"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这就是说,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便是实现共产主义。

孙中山认为,共产制度和共产主义在原始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是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共产时代,后来随着人类的进化而消失。到了近代,人们为着解除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遭受的痛苦,才又提出要"把古代的共产制度恢复起来","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他希望,将来在中国能够造成一个"共产世界"。他对于这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是:""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长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这段表述,说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以及在这个制度下国家政权机关将逐渐消灭的思想。此外,孙中山还曾谈及在共产主义时代或大同之世泯除国界、消灭战争的问题。

孙中山从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的角度指出,实行共产主义能使"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又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考英语"共产主义"一词,乃导源于拉丁语Communis,原意为公有;孙中山在这里把共产主义解释为众人共同拥有一切,又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直接联系,这倒是符合共产主义的本义的。

孙中山虽然把共产主义视为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但认为现阶段根本不适用于国。他在与越飞联合签署的宣言中明确表示:"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他又指出:"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是"数千年后"的事,因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实行必待人类"道德智识完美之后"才能做到。他的看法是:到那时人民的道德知识水准已大为提高,自有实行共产主义的能力,完全用不着完美“穷思竭虑”代为“筹划”;我们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本分",是要根据当前的社会条件去推行"集产社会主义"的主张。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确是绝少对遥远的共产主义时代进行预测和具体描述。从以上孙中山的种种论述进一步表明,他确是一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诚信奉者,而且其中有一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接近的。但我们又可看到,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者有时混淆不清,在概念运用上缺乏一以贯之的明确规定性;而在认识上也带有一定的直观性,论析某些问题时尚未能透切表象触及其本质。在本文所引或未引及的孙中山言论中,对诸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等问题的看法,都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距离。结束语

笔者在撰写本文时,曾经充分考虑到研究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课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特殊性在于提出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意见比较困难,因为有人把它视为一个必须设置某种警戒线的"禁区"。故笔者在坚持科学本无禁区、历史研究也应在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与时俱进这一认识的同时,便不得不用大量篇幅援引孙中山的言论文字,藉以提醒人们注意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存在,重视他的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其复杂性质在于这个课题本身的牵涉面很广,笔者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不得不发表个人的看法,对另一些问题则因限于篇幅而未涉及或语焉不详。像这种篇幅过长而又论述不足的情况,尚祈读者鉴谅。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上世纪初期中国人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愧为中国伟大社会主义思想先驱。孙中山属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其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就与不足都带有近代中国的历史烙印。中国在当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条件,而幼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仍保有一定的进步历史作用。面对这种情势,他第一个提出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单独在一个国家建立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计划以和平方式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对后来中国和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必须指出,孙中山伟大的"直接过渡"思想,是以实行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为中介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渐进式的过渡,这根本不同于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至1920年间实行的派赤卫队攻击资本家、连仅有数名雇工的小企业也收归国有的那种冒进的"直接过渡"。孙中山逝世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既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又不能说没有受到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1949年以前中共先后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后者包括没收官僚资本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都与孙中山当年的主张非常相似。抗日战争期间,曾多次引述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关于"节制资本之要旨"的那段话,并表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还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让私人资本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指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些言论有力地表明了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与中共制定的方针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继承关系,但后来就很少有人谈及这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奋斗,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基础稳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孙中山梦寐以求方法社会主义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今日中国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支配地位的确立,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逢勃发展的新局面,都大大超出了孙中山当年的设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不能不归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同时也得益于思想先驱者们特别是孙中山所作的理论探索。应当指出,在诸如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容许多种所有制(包括所有制)经济共存、地外开发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以及共产主义思想是一个无法在当前实现的遥远目标等问题上,不论是从新中国前期失误的教训或是从近二十余年正确实践的经验来看,都可以印证孙中山当年提出的思想主张的价值。而且,孙中山的有关思想主张在今后仍将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这里还须提到。二次大战后相继兴起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有不少便采取了近似于孙中山"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承认曾经受过孙中山学说的启迪。

据上可知,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即以"国家社会义"而言,它是一项准备付诸实施的政策,一个组织社会生产和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计划,一条走向社会主义阶段的通道。它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愿望,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对客观现实作出判断的实际策。诚然,孙中山的这项政策和计划在当时并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但他始终没有为它的实行订出一个时间表,事实上他是想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革命进程指明方向。因此之故,笔者认为把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评价"主观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思想范文篇10

莫尔(1478—1535)是十六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作为资产阶级活动家的莫尔却以其阐发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名垂史册,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

托马斯·莫尔属于英国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于1478年2月7日诞生在伦敦一个富人家庭,父亲约翰·莫尔曾担任过英国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精通英国法律的专家。莫尔儿童时代就学于伦敦的圣安托尼学校,掌握了当时学者们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十三岁时,老莫尔将其托付给坎特伯雷大主教莫登。莫登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开明政治家,对科学、艺术和文学很有修养,使莫尔得以扩大知识面。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牛津大学是当时英国研究人文主义的中心,许多人文主义者均产生于此。莫尔在人文主义思想熏陶下,成为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与此同时,莫尔也受到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影响,他把柏拉图关于建立奴隶主贵族财产公有制的思想看成是劳动人民的平等要求,从中吸取了改造社会的思想材料。

然而,莫尔的父亲却希望他去当法官,反对莫尔爱好古典东西。1494年,根据父亲的意见,莫尔从牛津大学退学,转入新法学院,攻读法律。毕业后,莫尔进入了伦敦的律师界当律师。莫尔为人正直,处处为受害的讼者着想、申述。因此他很快就在伦敦法律界享有头等律师的名声,崭露头角。1504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议员。不久莫尔因在国会中反对英王亨利七世为公主婚礼向国会索取巨额补助款项,遭到英王迫害,被迫脱离政治活动。他回到律师界,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1510年,莫尔重新回到政界,被任命为伦敦市副执行官(掌管司法的法官)。莫尔才能出众,办事公正,博得了伦敦市民、商人的拥戴。1515和1516年,在英国商人的一再敦请下,英王先后委派莫尔出使尼德兰和加来,调解英国同当地之间的商业纠纷。莫尔就是以第二次出使经过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字写作了名著《乌托邦》,并于同年在比利时的卢文城出版。《乌托邦》一书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英国社会以至欧洲各国,不久陆续被译成欧洲许多种文字。

莫尔的博学和政绩,特别是《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使他获得很高的声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1518年任命莫尔为王室请愿裁判长。以后,莫尔担任过副财务大臣、下议院议长,并获得爵士称号。1529年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类似首相的职务)。莫尔虽然已经成为英王下面第一位要人,但他并没有改变在《乌托邦》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莫尔反对亨利八世为了扩大王权、掠夺教会财产所推行的英国宗教改革。1532年,他毅然辞去大法官的职务,以示对抗。1534年,莫尔坚决拒绝宣誓承认英王在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地位,遭到逮捕,囚禁在伦敦塔。英王还利用总检察官做假证人,检举莫尔说过“国会无权宣布亨利八世为教会最高首脑”的话。法庭根据这个诬告,判决莫尔死刑。1535年7月6日,莫尔在伦敦塔监狱被处死,终年五十七岁。

莫尔不与时政合流的政治活动和对理想社会探求的科学态度,是那个时代各种矛盾的集中反映。莫尔放弃显赫的政治地位,以死与英王抗争,如果不解读《乌托邦》所阐发的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将无法找到答案;如果不分析《乌托邦》中的农业思想,我们也将无法理解空想与科学的真正含义。

但是一百多年来,我们仅仅是借用了莫尔的“乌托邦”一词,认为他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他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本著作,因而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一词,把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都视作空想社会主义者而进行归纳与分析。我们认为,这种以人来划分空想与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也极大的妨碍了我们对四百多年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求实的分析。因此,当我们对莫尔开始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史进行反思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莫尔是一个空想者,也不使用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概念。

莫尔的社会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乌托邦》一书中。它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一词,是拉丁文Utopia的译音,原出希腊文oo(无)和topos(处所),按希腊字的原意,“乌托邦”就是“没有的地方”。

《乌托邦》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当时英国和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部分是对未来美好的乌托邦社会的描写。

《乌托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莫尔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理性批判,而这种批判也不仅仅是莫尔一人。《乌托邦》在当时欧洲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它的第二部分。它详尽地阐述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它包括实行民主的、平等的政治制度;一切财产公有的经济制度;按需分配的劳动制度。莫尔在规划设计的理想社会的同时,也为我们构画出一种全新形态的天国农业生活,我们称之为“农业乌托邦”。

1、乌托邦没有以农为业的农村。在莫尔看来,城市是乌托邦的政治中心。在乌托邦首都亚马乌罗提设有元老院,它由每个城市每年选派的三名年高而阅历深的人组成。它的最重要的职责是:商讨全岛事务的分工,编造各城市的预算,调配各城市物质供应的过剩与不足。各城市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具体组织生产和分配,互通城乡有无,从城市调给农村缺少的产品。

因此,乌托邦的农村是临时的生产单位。它由若干个农场组成,备有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农村中到处是间隔适宜的农场住宅,配有充足的农具”。[1]由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终将回到城市,因而这里不存在城市中的政治生活。

乌托邦农村的人员是流动的,它由年长者进行管理。全体乌托邦“市民轮流搬到这儿居住。每个农户男女成员不得少于四十人,外加农奴二人,由严肃的老年男女各一人分别担任管理。每三十户设长官一人,名飞拉哈。每户每年有二十人返回城市,他们都是在农村住满两年的。其空额由从城市来的另二十人填补。这些新来者从已在那儿住过一年因而较熟悉耕作的人接受训练。新来者本身次年又转而训练另一批人。这样,就不发生由于技术缺乏而粮食年产会出问题的危险。”[2]

2、乌托邦实行有计划的农业。由于乌托邦不存在以农为业的农村,生产的组织与消费均依托于城市,因此,作为公有的消费性农产品也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进行集中的计划性生产,并负责统一安排和调剂。“每个城市和它的城郊究竟需要多少粮食,他们虽已估定,并且估定得正确,但他们却种了比需要更多的谷物,养了比需要更多的牲畜,这就可以把剩余的送给邻近的人民。”[3]“在元老会议上,一听说某处某种产品太多,某处某种产品奇缺,马上就在甲乙两地以盈济虚,调剂一下。乌托邦人彼此互通有无,毫不计较报酬。他们决不因为接济了某一城市,而对该城有所需要,相反地,他们一旦感到什么缺乏,也可以无补偿地从其他城市得到接济。这样,整个乌托邦岛就好像一个大家庭。”[4]

由于生产是有计划的,是直接满足全社会成员的需要,产品不是商品,因此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商品交换也就不存在,货币也随之而废除。莫尔指出:“农村里缺乏的必需用品,可以毫不费事地向当地政府申请后从城市领取,无须用物品交换”。[5]而对外贸易中保留的商品交换与货币也主要是为了进行一般性消费品的生产,至于乌托邦所需的各项农产品一般由自己的农村生产。

在乌托邦,不论农业或手工业的生产劳动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避免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不必要的劳动,也就铲除了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存在着的四体不勤的寄生虫。因此,乌托邦人每天只要劳动六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一切需要。把乌托邦社会建立在组织共同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这是莫尔的理想社会方案的中心点,也是他超越于前人的地方。在莫尔以前,古希腊的一些社会思想家,原始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或异端“共产主义者”,也曾提出过财产公有的思想,但是,他们大都没有论及社会生产的重要性,而把公有理解为消费品的公有,或传布禁欲主义。莫尔是第一个具体描写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如何组织社会生产的人,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乌托邦的农业生产依靠城市的自觉管理进行,不存在法律的调节,它的法律异常简单,只有几条根本大法。因此,“在乌托邦,人人精通法律。”[6]。乌托邦的法律是全体公民意志和愿望的反映,它的目的在于维护人民的福利和民主权利。

乌托邦的计划性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业。进入农村参加劳动的职责是“耕田,喂牲口,砍伐木材,或经陆路或经水路将木材运到城市”,“用巧妙的方法大规模养鸡”,饲养青年驰骋锻炼的良种马,饲养牛来耕犁及驮运。

3、乌托邦没有专事农作的农民。在乌托邦,没有专职农民,人们都住在城市,轮流下乡从事两年的农业生产,以解决全社会的粮食、燃料、肉类、蛋品、饲料等供应问题,两年期满后,仍回城市继续再搞原来的手工业,有人觉得农村有兴趣,也可以多住几年。

乌托邦的每个公民都要求学会以农为业。在乌托邦,每个人都必须“从小就学习农业,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在城市附近的田地里实习”,[7]。由于每天只劳动六小时,因而有充分的业余时间来进行学习和科学研究。他们学习文学、哲学、音乐、数学、农业、医药和科学技术等各种知识。乌托邦对于学习和科学研究卓有成效的人,给予奖励。“一个工人倘若在闲暇时热心做学问,勇猛精进,成绩卓著,那末,可以脱离自己的手艺,去专做学问”。[8]莫尔强调乌托邦居民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是考虑到未来的理想社会应当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问题,同时也是对剥削阶级垄断科学文化的特权的有力抨击。

乌托邦人在农庄上不只是旁观者,而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从事实际操作。每人除都要务农外,还得自己各学一项专门手艺。这一般是毛织、麻纺、圬工、冶炼或木作。除此而外,部分人从事的其它职业是不值得提及的。

乌托邦的生产部门分为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基础是手工劳动。由于当时英国已处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初期,因而莫尔认为城市手工业是乌托邦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不是乌托邦人的专门职业。在这里,莫尔已经提出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

乌托邦人牢牢地树立了以务农为乐的观念,特别重视农业劳动。无论男女,从小就在学校接受农业教育,并到田地上实践。城市中每个公民都须在农村住两年,以种田为业。凡乐于务农的可以申请在农村多住几年。城市公民如到本城郊区观光,必须参加当地的农业劳动才能得到食物供应。这一切说明农业是很受尊敬的一种劳动。他们种田,重视利用畜力,并备有各种农具。他们非常珍惜每人分到的谷物,谷物只充食用,不得造酒。造酒的原料限于果类,如葡萄或梨子。关于每个城市及郊区的用粮,他们事先有正确的估计,然而他们对于生产谷物及饲养牲畜,总是从宽打算,宁可使其有余,用以接济邻近的地区,但决不允许浪费。

4、乌托邦的土地农资均为公有。一是土地公有。乌托邦的土地均为全体公民所有,只有耕种的义务,没有占有的权利,“每个城都不愿扩张自己的地方,因为乌托邦人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9]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所有与经营权能分离的思想。

当土地与乌托邦人口不平衡时,统一集中向外拓展,但这些土地仍为全体居民公有。“如全岛人口超出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从每一个城市登记公民,按照乌托邦法律,在邻近大陆无人的荒地上建立殖民地。如当地人愿意前来和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就与其联合起来。如实行联合,两方逐渐容易地融成一体,吸收共同的生活方式及风俗,对两方都有极大的好处。乌托邦人通过所采取的步骤,使两方都有足以维持生活的土地,而这种土地先前是被当地人认为荒芜不毛的。对不遵守乌托邦法律的当地人,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他们若是反抗,乌托邦便出兵讨伐。如果某个民族听任自己的土地荒废,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乌托邦人认为这是作战的绝好理由。”[10]可见,莫尔的土地公有,仍只是乌托邦城内的公有,对于不能与乌托邦人融合的民族的土地,仍存在着无偿占有。

二是农具公有。乌托邦农村的全部生产性农具均为公有,随着城市不断分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进入而分配到各个家庭,也随着他们离开农村也将全部的农具交还给新来的劳动者。

三是市场公有。乌托邦也有市场,但不用于产品的交易,而主要是用于生活所需。在全民公有的食品市场上,“运到这儿的不但有各种蔬菜、水果、面包,还有鱼,以及可供食用的禽鸟及牲畜。全部血腥污秽在城外专地经过流水冲洗掉,然后从这儿将由奴隶屠宰并洗涤过的牲畜躯体运出。乌托邦人不准自己的公民操屠宰业,认为这会逐渐消灭人性中最可贵的恻隐之心。而且,他们不允许将任何不洁的东西带进城市,以防止空气受腐朽物的污染而引起疾病。”[11]

“在乌托邦,一切归全民所有,因此只要公仓装满粮食,就决无人怀疑任何私人会感到什么缺乏。原因是,这儿对物资分配十分慷慨。这儿看不到穷人和乞丐。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12]

5、乌托邦社会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乌托邦的家庭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也是消费单位。各家庭把生产出来的工农业产品都交入公共仓库,并从公共仓库领取家庭所需要的一切。乌托邦人很自觉,谁也不会多领物资。在乌托邦,“虽然每个人一无所有,大家却都很富足。”[13]乌托邦实行的这种按“需”分配的原则实际上带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但莫尔把组织好生产、产品的丰富和人们的高度自觉性,看作是实行按需分配的主要依据,这就使公有制的理想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以前的思想家们所提倡的那种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

第二节温斯坦莱的土地自由论

杰腊德·温斯坦莱(约1609—1652)是十七世纪英国掘地派运动的著名领袖和杰出思想家。如果说十六世纪英国有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社会主义者莫尔的话,而十七世纪则有来自贫民社会的代表温斯坦莱。

目前有关温斯坦莱生平资料很少,只能根据他本人的著作略有所知。他出生于兰开夏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学过生意,在伦敦经营过布匹买卖。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内战开始时,在伦敦中心区开过小店铺,因内战引起的经济危机而破产,后迁居到伦敦附近的塞利郡,靠替人放牧牛羊为生。1649年1月,温斯坦莱发表了《新的正义的法律》,提出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共同利用土地和享受土地果实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1649年4月,他率领一群贫苦农民到塞利郡圣乔治山开垦荒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派运动。作为掘地派运动的领袖,温斯坦莱留下的主要著作有:《新的正义的法律》(1649)、《英国被压迫的穷人的宣言》(1649)和《自由法》(1651)。

温斯坦莱领导的这场掘地派运动,发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在革命中,广大城乡贫民虽然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流血牺牲,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却为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所独吞。正如温斯坦莱所说,由于他们的自私的本性,不仅没有实现对人民的允诺,使英国的人民成为自由的人民,反而使广大城乡贫民遭受更大的奴役和更加沉重的压迫。广大城乡贫民被迫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日益迫切的土地问题。

温斯坦莱在《给英国当局和全世界当局的宣言》中,申述了掘地派采取行动的理由。指出在无地的贫农还未得到允许耕种村社的土地,还没有生活得象住在自己圈地上的地主那样富裕以前,英国不会有自由的人民。只有使人民在公有制基础上联合起来,才能使英国成为一个和平与自由的国家,因而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温斯坦莱领导的掘地派运动,得到了广大贫民的热烈响应,迅速扩展到诺桑普顿、白金汉、亨丁顿、兰开夏、肯特等都,有的地方出现了千人组成的公社。尽管掘地派一再声明,“不是依靠刀剑和枪炮,而是依靠爱的精神”,“用爱来赢得他们的心”,但是克伦威尔政权还是出动军队进行了镇压。在掘地派运动被镇压下去后一年,即1652年,温斯坦莱发表了《以纲领形式叙述的自由法或恢复了的真正管理制度》(简称《自由法》)一书。

《自由法》正文共六章。第一章,主要是论证土地及其果实的公有制是真正的自由共和国或共和管理制度的基础,并对错误意见提出警告。第二章,批判了国王管理制度或君主制度,阐明了共和管理制度的一般概念。第三章,提出了共和管理制度的公职人员的选举、监督以及如何防止他们蜕化变质的设想。第四章,对自由共和国的各种公职人员的职责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并规定了共和国的管理系统。第五章,对生产、分配和学校教育等制度提出了设想。第六章,批判了旧的国王的法律,阐述了法的概念,并拟定了自由共和国的各种法律。

《自由法》是温斯坦莱最成熟的也是最后的一部作品。他在书中不仅继续捍卫掘地派关于土地自由的观点,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改造现存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共和管理制度的方案。因而体现在《自由法》中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重要特点,就是他的共和管理制度立足于土地,来自于贫民,反映了贫民对土地的要求,强调的是贫民对土地占有与使用的自由。因此,我们只有首先理解了温斯坦莱的土地自由论,才能全面把握他的共和制度。

1、依靠统治者的恩惠来实现共和管理制度,并使贫民获得土地占有的自由。在《自由法》的正文之前,附有给克伦威尔的信。在信中,温斯坦莱列举了革命胜利后压在城乡贫民身上的许多沉重负担,并且得出结论说:“共和国的政府建立在国王的法律和原则上”,[14]是根据弱肉强食的原则办事的,而不是根据正义的法律办事的,人民仍在领主、乡绅、僧侣、法学家和暴政的重压下呻吟。他要求克伦威尔实现自己提出的把他们从暴政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自由人的诺言和保证,让曾经支援和帮助过他的压迫的平民自由占有土地和享受自由,并且警告克伦威尔说,如果你和其他与你一起掌权的人沿着国王的足迹前进,你的智慧和荣誉就将永远丧失,就不能防止自己或你的后人不被推翻。最后,他针对反对共和管理制度的种种理由作了回答。并且把这个共和管理制度的纲领敬献给克伦威尔,请求他利用握有的权力,利用这个新的有利机会来为“普遍的自由效劳”。[15]

2、共和国管理制度真正的自由就是使用土地的自由。温斯坦莱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贸易自由、传教自由、与女人交往的自由、地主剥削农民的自由,只能导致奴役,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作为共和国基础的真正自由就是自由使用土地。温斯坦莱对此进行了论证,指出,人是由造物的四大元素——水、火、土和空气组成的,他的生命也是靠这四大元素构成的物体即土地的果实来维持的,缺乏这种果实,他就不能生存。你不让他自由享用这些东西,他就会虚弱下去,精神就会受到奴役,最后离开躯体,不再成为身体的动力。为了证明“真正的自由就是自由使用土地”,温斯坦莱不仅以“长期的自然经验”为证明,还从“国王和征服者的习俗”和“《圣经》的证据”两个方面作了证明。他说,我们如果看看到《旧约》,就会看到以色列征服了各国,并占领了敌人的土地以后,用抽签的办法把土地分给了所有支派,每个人正是把使用土地看作是他们最大的自由。因此,在温斯坦莱所设计的理想共和国中,土地及其全部果实都是公有财产,每个人都有使用土地、耕种土地、在土地上建筑房屋的自由,以及不受任何限制地享用土地果实的自由。土地由每个家庭通力协作进行耕种和收割,土地的果实(包括森林、矿产、牲畜等)和手工业者的所有产品都要送进公共仓库,然后再按照需要发给每家和个人使用。

3、土地使用的自由的前提是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他警告说,不能错误地认为实行全部土地及其果实公有,就会使人游手好闲,或以为可以依靠他人劳动来过游手好闲的生活。这里没有寄生和乞丐存在的余地。温斯坦莱把生产和科学活动分为五个方面,即农业、矿业、林业、畜牧业和天文气象水利,“谁要在一个或所有五个方面从事活动,谁就是人民有益的儿子;谁只是袖手旁观和空谈所读过和听过的东西,而没有把自己的才干应用到某种个人的活动上来提高生产率、发扬世界上的自由和和平,谁就是无益的儿子。”[16]共和国的“游手好闲法”规定,如果有人拒绝学习手艺或者拒绝在播种或收获时工作,或拒绝充当仓库看守人,而又想和劳动人民一样吃穿,最初要受到劝诫,如不悔改,将受到鞭打并从事强迫劳动。他说,每一个少年之所以必须学习一种劳动,是为了使共和国得到丰富的食物和一切必要的东西,也是为了使他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预防高傲自大和不满情绪。

4、土地公有的使用自由,并不意味着家庭财产使用的自由。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是早期社会主义者共同的主张。莫尔和康帕内拉都笼统地把一切东西,包括土地、房屋、生产工具、家具以至于衣服都视为公共财产,实行共同消费。康帕内拉更错误地把家庭婚姻视为私有制的起源,主张破除家庭婚姻关系,实行“公妻制度”。他们都不懂得区别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及其归属。温斯坦莱虽然也把自己理想的社会制度称为“生活资料的公有制”,没有提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但在实际上已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归属做了不同的处理。他在强调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源使用自由的同时,并没有提出生活资料的公有及自由使用。在温斯坦莱看来,土地及其果实、仓库属于公有,可以自由使用,而家庭财产则属于私有,不能自由使用,共同消费,它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他指出:“虽然土地及其全部果实都是公有财产……但是每幢房子及其全套家具还是居住者个人的财产,每个家庭从仓库或者商店里拿来供用的衣服、食物或某种装饰品都是这个家庭的财产。”共和国的法令保护每个人的安宁和他的私人住宅,使之不受到人们中间可能出现的粗暴和无知行为的侵犯。如果有强占他人的住宅、设备、粮食、妻子或孩子,说这些东西都是公有的,他们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三节英国十六

七世纪农业思想的比较分析

一、古希腊思想家农业思想的影响

无论是莫尔还是温斯坦莱的农业思想,都受到了古希腊思想家的影响,而最为突出的是古希腊的公有制思想开山祖柏拉图的启发。

柏拉图在人文主义及社会分工论的基础上阐发了如下农业思想:

1、随着人类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向农业的转变,需要农业立法来维持。柏拉图认为,促使社会改变及其不平衡的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和向农业的过渡。由于愈来愈多的人参加到共同生活的集体中来,人们开始在山坡上耕种土地。过去分散的各个氏族现在逐渐接近,但是它们的习惯和传统是不一样的。于是,便需要统一的立法。这种立法首先是采取社会公约的形式,集合起来共同生活的氏族,从他们中间共同选出某些人,责成他们审查一切现有的习惯,挑选出最适宜的习惯并加以明确的阐述,以及设立一些政府职位,这就是国家大法。

其次,就是要制定一部有效的农业法典,法典以解决土地和水资源产权问题为核心。关于土地问题,柏拉图确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他认为,“地界之神的第一个法律将这样规定:不管是邻近边界的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即他拥有毗邻边界的土地),任何人不得移动土地的边界标志;应该懂得,这样做就是真正犯有‘触犯神灵’的罪恶。宁可让一个人去试图搬动—块最大的,但不是作为边界标志的磐石,也不能让他动一块在敌对和友好的地界之间作为标志,并已得到上天承认的小石子儿。因为本部族的神祗和异地的神祗目睹着这一切;他们一旦被激怒,就将带来殊死的战争。凡是服从这个法律的人不会遭到它的惩罚,凡是轻视这个法律的人都将受到双重惩罚——一重来自上帝之手,另—重来自法律。任何人都不得擅自移动相邻土地的边界标志。如果有人移动了地界标志,谁都可以向那块土地的所有者告发,他们将把移动地界标志的人带到法庭上去。如果有人由于暗中或用暴力把土地并归自己而被判定有罪,那么,法庭将裁决犯人必须受到的何种惩罚或付多少罚款。”[17]

柏拉图进一步论证说,各种对邻人土地的侵损,由于一再重复,会造成极大的敌意,也将造成邻里关系的极度紧张,因此,“最重要的是特别注意永远不要侵占他人土地。无论谁跨越边界侵占他人土地,都要赔偿损失;而且,他还要为此向受害一方付出两倍的罚款,以惩戒他的无耻和无礼。”对于违反这些规定的人,国家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由相应的监察人员做出处理。“土地管理员将作为检查员、法官、估价人——全区的支柱——进行处理,……如果别人侵犯了牧场,这些官员将检查、判定及估计损害的程度。如果一个人对蜜蜂发生了兴趣,用萎叶发出响声引诱蜂群,把别人的蜂群搞到手,他将因此而赔偿对方蒙受的损失。如果—个人在焚烧自己的木材时引燃了邻居的木材,他将被课以官方规定的罚金。如果一个人在植树时未在树和邻人地段之间留出一定距离,同样也要受到处罚。许多立法者对此已经作过申明,我们将利用他们的法律,而不需要国家的总组织者对所有大量的细节再予立法。这些细节是任何立法者都有能力加以解决的。”[18]

关于水的问题,柏拉图认为,“过去已经为农民制定了许多卓越的法律。在我们看来用不着再加制定:只要做到这个地步就足够了:—个人想从公共蓄水池开沟将水引到自己的地里,这样做是允许的;只是决不能穿越任何私人的露天水井;只要不通过房屋、寺庙、陵墓,他可以用他愿意采用的任何方式引水;不过决不能在实际开掘之外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在任何地点,如果土壤自然干旱,雨水渗失,缺乏必要的水分,那么,本人便可以在自己的地里掘井,一直深挖到白垩层。如果在这一深度仍未找到水源,他将从邻人那里获得恰好满足全家人需要的饮用水。如果他的邻人在水的供应上也受到了限制,他就应向土地管理员申请水的配额然后逐日领取与他的邻人共同享用。当大雨来临时,如果住在低地的人因为防止洪流而损害了住在高处的农民或近邻;或者相反,住在高处的人由于粗心放跑了水,以致损害了住在低处的人;而后双方又拒绝协商解决事端,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诉诸城市管理员(如果事情发生在城市)或土地管理员(如果发生在乡村),以便得到一道关于各个当事人如何行事的命令。不遵守命令的人将要因此被指控为妒忌和无法无天。如果他被证明有罪,他将因拒绝服从行政长宫而向受损的—方交付加倍的赔偿金。”[19]

2、农业和手工业是城邦的基础的思想。在柏拉图看来,贵族需要依靠农业的收入为生。《理想国》中规定,贵族将以赋税的方式从其他居民那里取得生活资料。在《法律篇》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更加简单,更加接近历史上实际存在的贵族制度的情况。贵族直接和土地发生联系,他们靠农业提供的收入为生。从而,贵族集团各成员之间的财富分配制度也就接近现实情况。柏拉图承认,对目前的这一代人来说,完全的财产共有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们还没有成熟到这种地步。因此,土地不是共有的,它的收入不是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归一切人共同享用的。土地按公民人数划分成若干块,即划分成份地。但是,共有制作为一个原则还是被保留着:每一个获得借地的人仍旧应该把自己的份地看作是整个国家、即整个统治集团的公共财产。同样,归各个公民所有的房屋也应该说是国家财产。

3、土地平均分配的思想。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成员的全部财产实质上都属于国家过去,现在和未来各代人的整体。但是,人们还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为了既限制财富的积累,又防止贫困化,实现平均主义,柏拉图提出土地和住宅在公民之间的原始分配应该尽量平均。他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他认为每个城邦可以说是在空地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份地的总数既不应该增加,也不应该减少。份地在传给下一代时不得加以分割。份地永远只传给所有人的某一个儿子。其他的儿子则分得那些没有后代的所有人的份地。如果公民的人数终于超过份地的数目,柏拉图建议把多余的人口迁往殖民地。但是,最好是用及时地减少生育的方法来预防人口的这种增长。在相反的情况下,即当公民的人数少于份地的数目时(由于瘟疫或战争),便要把不是公民的人补充到公民的队伍中来,但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看来,柏拉图还打算把重新分配作为摆脱这种状况的第二条出路。帕拉图曾提到重新分配,而且也是从扩大份地这一角度来谈的。

不言而喻,公民不能通过买卖来扩大或缩小份地的面积。土地不许买卖。在动产方面,公民享有稍多的自由。在这方面,允许一定限度的不平等。按照柏拉图的意思,最好在这一方面也一律平等。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注意的只是不要出现超过限度的贫富现象。这方面的最低限度显然是保有份地;最高限度是财产相当于份地价值的四倍。一个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而拥有超过限度的财产,他必须把多余财产上交国家,否则便要被罚款。国家要清查每一个人在份地以外所拥有的一切财产。超过上述限度的任何财产,国家均予没收。犯罪者将名誉扫地;如果重分土地,他将失去参加重分的权利。财产清查每年进行一次,并根据清查的结果,确定每一个公民应向国库缴纳的款额。

土地的全部收入显然被看作国家的公共财产。如果是这样,份地所有人便好像是各块共有土地的管理人。“一切属于国家”的原则获得了极其现实的运用,并把个体所有人的权利缩小到最低限度。

4、农畜产品均由国家或市场进行分配的思想。农业和畜牧业的全部产品,在柏拉图看来应当由国家政权或通过市场来分配。他认为,由农民生产的农畜产品必须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给公民,一部分给奴隶,一部分给外国人。前两部分归公民支配,由他们供给家中的自由人和奴隶以生活资料。第三部分给外国人即手工业者和商人,这一部分通过市场出售进行分配。“关于收获水果的分配规则如下:女神赠给我们两件礼物。一件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玩物,无需储藏;另一件是天生就要储藏的。可以让关于收获水果的法律这样颁布:在酿酒季节之前,无论什么人只要想尝尝劣质的葡萄或无花果的滋味,不论长在自己的地里还是别人的地里,都要向酒神进献贡品。如果是从自己的树上采摘的水果,就向酒神进献。”[20]

毫无疑问,莫尔在创建自己的乌托邦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柏拉图的启发。莫尔承继了柏拉图公有制社会的主要原则,但在农业思想上却比柏拉图更具有小国寡民的特征。

第一,柏拉图公有制的国家是以当时最为先进的雅典为其规划的蓝本,而莫尔的乌托邦则是一个远离尘世的小岛为对象,因此,柏拉图的农业思想的历史意义要比莫尔深远得多。柏拉图的理想天国是城邦国家,这些健全的城邦需要由三个层次的人来组成,在这三个层次的人中,其基础是各类劳动者。因此,他在《理想国》第二章中,首先列举了各类劳动者,并论证了他们的生存权利。在柏拉图看来,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基本的劳动者,他们以其个体商品生产者的形态而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他们不宜采用集体劳动的方式。在他们中间存在着符合事物本性的分工,他们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这种交换也不需要任何有计划的调节,它是通过商品生产者社会中通常采用的买卖方式来进行的。

为了便于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行买卖,需要固定的交换地点即市场,需要交易的媒介即货币。柏拉图的公有制社会无疑存在着市场与货币。但是,柏拉图指出,当农民或手工业者去市场以后,不一定能够碰上需要他的产品的人。难道他应该放下工作坐在广场上等待吗?这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为了消除这种不便,需要特殊的一类人专门从事交换工作。这类人通常是一些体力较弱的人。他们坐在广场上,以货币换进卖主的产品,然后再把这些产品卖给需要者以换进货币。这样便在逻辑上证明,除农民和手工业者以外还存在商人,是合理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规划的这一切,在莫尔的乌托邦中是没有的。在乌托邦,不存在人的分工,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城市基础上的,而城市的基本职业是手工业,农产品作为手工业产品的附带物是由这些手工业者轮流下乡进行的,因此,乌托邦没有市场,也没有货币,一切都以城市的计划为主体,其产品生产的组织与消费均依托于城市,因此,作为公有的消费性农产品也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进行集中的计划性生产,并负责统一安排和调剂。这种被我们颂扬了几十年的理想化模式,除了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试验外,在一个大国里宣扬这种思想无疑于天方夜谭。

第二,柏拉图区分了土地与农畜产品的分配,他规划的城邦的土地是由国家按照公有的原则在农民中平均分配使用的,它不需要通过交换,但是手工业者和外国人不参与城邦的土地分配,而只能通过市场来进行农畜产品的分配。这样的区分在莫尔的乌托邦中是没有的。乌托邦的土地不是归农民所有(因为没有农民),而是为全体公民所有。当土地与乌托邦人口不平衡时,统一集中向外拓展,而不是象柏拉图那样要求最好是节制人口的生育,其次是迁往殖民地。乌托邦的农畜产品是不需要分配的,只根据人们的需要进行消费。各城市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具体组织生产和分配,互通城乡有无,从城市调给农村缺少的产品。因为在这个小岛上农畜产品极为丰富。我们认为,柏拉图关于区分土地与农畜产品分配的思想要比莫尔土地公有与农畜产品按需消费的思想要有现实意义得多,这种理想化的天国恐怕在世界上永无实现的可能。

第三,柏拉图提出了依法调整土地和农村关系的思想,他要求城邦国家通过国家大法和农业法典来解决农业资源和土地分配问题,并在他的法律篇中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与分析。但是莫尔乌托邦的农业生产依靠城市的自觉管理进行,不存在法律的调节,它的法律异常简单,只有几条根本大法来维护人民的福利和民主权利。

二、英国十六七世纪农业思想的影响

英国中世纪的生产以农业为主,土地占有方式与利用方式问题,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它的农业思想在中世纪前期大都以巩固封建制度与自然经济为准则,后期则适应变革中的社会经济形势,曾出现了许多分歧甚至对立的主张。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就是这种对立主张的一部分。

1、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流思想。

英格兰作为统一国家是从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1027~1087)时开始的。威廉通过强有力的征服,形成了较为强大的王权,也形成了对全国土地的拥有权。1086年的土地查清册肯定了英王是一切土地唯一的最终的所有者,确立了全英土地均受自英王的观念。除直接属于英王的王田外,其余的土地则按封建原则进行封授。英王把土地封赐给大领主,以换取承担服兵役与交纳租税等义务,与土地一起授予的还有对该土地上一切成员的统治权。大领主还可以通过再分封把土地分给其下属使之成为小领主。从而结成封建的君臣关系,上一级为封君,下一级为封臣,封臣之下还可以再有封臣,但根据规定即使土地几经分封,对原来封君应负的义务也不能疏忽,拥有既是封臣又可成为封君的双重身份,使他对作为封土的地产,既能领受,又可再往下分封,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在名义上一切土地均归英国君主的这一规定竞一直延续至今。

为了维护以上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威廉结束了英国以习惯法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局面,创立了以土地法为主要内容的普通法。普通法对于各种土地占有的名分,权利及所受的法律保护,都有较为详尽的说明。普通法最初通过王室法院的判例来实现,不是有意识地来加以制定的。爱德华一世(1239~1307)的政治制度改革使法官成为专职,不再由教士兼任,对判例进行了整理汇编,并同时制定了三个以威斯敏斯特命名的条例。1275年的《威斯敏斯特第一条例》规定有对教会土地等财产加以保护的内容。英国中世纪的农业思想中有土地人格化的倾向,即认为土地具有人的属性,可依据其占有者的身份门第分成自由土地与不自由土地两大类,它在法律上的差别是不自由的土地不受王廷、普通法的保护,即普通法保护的是只限于自由人领有的自由土地。1285年通过的《威斯敏斯特第二条例》规定地产应世代相替的传给受地者本人的后代,其目的在于防止因土地分散而不利于封建制度的维护。这一规定虽适合部分领主的利益,但却违反了土地商品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根嗣继承地产权后来发展为与罗马法有重大区别的长子继承权制度,而这一制度竞延袭到本世纪初才被取消。1290年的《威斯敏斯特第三条例》规定自由人能自由转让其土地。即不经上级领主同意也可把土地转移给他人。根据这一条例,实际上是取消了领主对土地分封权,使领主权集中在王室手中,作为妥协的方案,它规定转移的方式应采取代替的办法,即新土地的得主仍要承担原来的一应义务。这样在直接的领主可得到完全的转让自由,而上级领主作为封君的一些权益,如收取继承金与对婚姻,及监护等特权,可不受损害而仍得保留。可见,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地产要采取纯经济形态,逐步成为法律上的完全意义的私有财产,而摆脱加在其上的来自政治与社会上的束缚。这就是英国在13世纪普通法趋于定型过程中通过威斯敏斯特三个条例所透露出来的有关土地立法总的思想倾向。

莫尔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思想占主流,而资产阶级关于土地问题对立主张还没有出现的时形成的,因而他没有吸收到17世纪的一些科学的农业思想。

2、英国新兴农场主的技术与管理并重的经营思想。

英国十六七世纪农业技术管理与创新的思想直接受到了荷兰的影响。十六世纪,荷兰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芜菁和金花莱,从休闲地播种饲料作物开始由三圃式农作法向轮作制的过渡,并由此引起了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的变革,在荷兰出现了农业协会,尝试发给农民新型作物的种子,分配种畜,设立苗圃和试验田,提供栽培新型作物和使用新型肥料的补助金,乃至成立农业信用机构向农民提供资金等等。这些先进的方式首先从荷兰传到了英国,对英国的农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十七世纪,英国的农业学家们就不断介绍荷兰人在农业方面的进步,把荷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经营方式带到了英国。在这种介绍与传播过程中,英国的农学家们吸取经验,并结合英国的实际,很快又超越了荷兰,提出了技术与管理并重的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约翰的《农业全书》(初版1523),安东尼菲茨赫伯特撰著的《土地管理论》(初版1539)和托马斯·塔撤的《优良农业五百点》(初版1573)等。这些著作较为全面的反映了英国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在位)时的农业生产状况,批判了旧有的生产与经营方式,提出了新制度应当革新农业技术,注重农业的管理与经营的思想。布利思在《英国进步的改良者》(初版1652)的农书中,除了论述有关的土地评估规划,也介绍了排水灌溉,改土施肥及引种新的经济作物与牧草等具体的新技术措施。他不仅关注技术的可能性,也留心于经济的可行性,他极力主张对实行土地改良的土地占有者应予以报偿,租地的期限也要酌情加以延长。

3、资产阶级解决土地问题上的对立主张。

17世纪中叶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封建时代的结束,在1642~1648年两次内战之间,革命阵营内部的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力量对比的调整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派别,即长老派代表上层新贵族与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独立派代表中等贵族与资产阶级利益,1646年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出现了第三个政治派别,即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和部分劳动群众利益的平等派。1649年宣布为共和国的英国革命顶点到达之后,由于农民的土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又出现了自称是“真正平等派”的代表广大贫苦农民利益的掘地派。

(1)国会长老派推行的反农民的土地法

由长老派控制的长期国会,非但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反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1646年通过废除骑士领有制的法律,取消了贵族地主对国王的封建从属关系,从而使地产成为能受其完全支配的私人财产,使国王政府再也无权干预土地问题。内战期间及战后所没收的属于王室、王党及英国国教会的土地,分期加以拍卖。而买主大都是新贵族与大资产阶级,早在1643年下院就曾通过决议,成立废除封建领有制和撤消监护法庭法令的委员会,但工作进行得异常迟缓,因为长老派当时设法与国王妥协,象废除封建领地制对国王特权给予沉重打击的举措,一时是难以提到日程上来的。1646年2月24日单方面废除骑士领有制的法令反映了英国革命的保守性质。通过这样的立法也剥夺了农民对土地应得的合法权益。因持有土地的小农权益并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在新的资产阶级外壳下保留封建大地产,这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于18世纪法国革命的根本区别之一,在法国是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而这一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发展进程。

(2)独立派与平等派提出的温和主张

独立派与平等派在革命进程中,时而联合时而斗争,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受独立派控制的下层士兵已倾向于平等派,曾于1647年10月通过《人民公约》这一纲领性草案。其中除要求废除君主制,解散长期国会,也提出了应把以前夺取的公社土地归还给农民,并取消什一税等要求,但平等派缺少具体的土地纲领与实施办法,因而依然无法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这样只强调政治民主,而忽视了广大贫民的土地要求,以致失去他们的支持而陷于失败的困境。

(3)掘地派的激进经济纲领与解决土地问题方案

1649年英国一度取消了君主制,但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彻底废除,加上严重恶化的经济形势,广大农民没有土地,生活日益困苦,于是在英国出现了掘地派运动。他们占用公有地与荒地进行垦殖,要求得到土地并消灭土地占有的不平均现象。克伦威尔以保护财产为名禁止开荒共耕,并派军队驱散镇压。

温斯坦莱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提出的经济要求比平等派更为激进,因为平等派认为新社会的基础仍是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不可动摇的私有制。而掘地派则要求以和平的手段实行土地公有制。并企图在原始共产主义与农民反封建愿望结合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改革。

通过对十六七世纪英国农业思想的简要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农业思想完全是作为统治阶级农业思想对立物出现的。

第一,对封建土地王权所有及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形式的否定,成为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主流。

这一批判是从莫尔开始的。他对英国早期圈地过程的批判是极为生动的,他指出:“‘你们的羊,’我回答说,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他们过着闲适奢侈的生活,对国家丝毫无补,觉得不够,还横下一条心要对它造成严重的危害。他们使所有的地耕种不成,把每寸土都围起来做牧场,房屋和城镇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作羊栏。并且,好像他们浪费于鸟兽园囿上的英国土地还不够多,这般家伙还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块地都弄成一片荒芜。

“‘因此,佃农从地上被撵走,为的是一种确是为害本国的贪食无餍者,可以用一条栏栅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有些佃农则是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这些不幸的人在各种逼迫之下非离开家园不可——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携带儿童的父母,以及生活资料少而人口众多的全家,因为种田是需要许多人手的。嗨,他们离开啦,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他们的全部家当,如等到买主,本来值钱无多,既然他们被迫出走,于是就半文钱地将其脱手。

“‘他们在浪流中花完这半文一钱之后,除去从事盗窃以致受绞刑外(这是罪有应得,你会说),或是除去沿途讨饭为生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何况即使讨饭为生,他们也是被当作到处浪荡不务正业的游民抓进监狱,而其实他们非常想就业,却找不到雇主。他们是对种田素有专长的,可是找不到种田的活,由于已无供耕种的田。一度需要多人耕作才产粮食的地,用于放牧,只要一个牧人就够。

“‘这种情况使许多地区粮价剧增。而生羊毛的价格又如此高涨,一向织毛呢的英国穷人买不起它,于是大批赋闲。因为,牧场既然扩大了,曾有许多头羊死于一场瘟疫,好像老天在羊身上降瘟,作为对贪婪的惩罚,其实在羊的主人的头上降瘟才更公道些。可是,不管羊的繁殖量多么地提高,羊的价格丝毫未跌,因为,售户不止一人,固然未便指为垄断,但出售方式无疑地是寡头操纵,所有的羊落到极少数人手中,这些是少数富有的人,他们不想卖,就不必卖,而他们得不到要求的价格,就不想实。

“‘到了这时刻,其他全部牲畜也由于这个理由而同样涨价,而且变本加厉,其原因是,农庄遭到破坏,农业趋于萧条,无人从事饲养牲畜。富人不象自己养小羊那样养小牛。他们从国外用廉价买进瘦弱的小牛,在牧场上喂肥后,用高价卖出。照我看来,这种方式的全部危害还不曾被人感觉到。直到现在,这些商贩在把牲畜脱手的地方才大抬价格,可是,一旦他们在产地采购频繁,超过该地饲养的速度,那么,来源市场既然供应逐渐减少,结果一定远远供不应求。”

莫尔的这段批判性文字一致是我们描述圈地运动的经典,然而对这场运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却视而不见。只知有血醒的本质,而不知有成功的经验。事实上,圈地运动是名副其实的农业的社会革命。无论从新旧贵族地主的兴起和没落,还是从农民的阶级分化看;无论从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和生产率的提高,还是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看,十六世纪圈地运动的后果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首先,封建贵族阶级在来势猛烈的圈地运动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大贵族日趋没落,中小贵族中的一部分人逐渐资产阶级化。其次,圈地运动加速了农民阶级的分化,农民(包括自由自耕农、公簿持有农、租地农在内)中的少数上层富有者在圈地高潮中,通过租地、买地、圈地、经济实力迅速上升,扩大了农业和畜牧业的经营,成为真正的租地农业家或农场主,另一方面,自耕农的下层,部分转化为农村无产阶级,即农业雇工阶级,这个阶级也初步产生了。第三,是圈地运动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作为世界产业史上的“农业革命”,其实质在于它是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圈地运动破坏了封建庄园制度,使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这有利于资本对农业的投资,有利于加强农业的经营管理,从而有利于实行农业科学技术的改革。第四,圈地运动推动了工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它不仅为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的出现起了促进作用,从而为工业资金积累、原料和粮食保障方面提供了条件,而且直接为工场手工业准备了大批劳动力,为扩大国内市场创造了前提。因此,当我们今天需要借鉴世界市场农业发展的经验过程中,对莫尔的批判也应当有一个求实的态度。

第二,莫尔的设想的农业生产和经营形式要比同时期的其他农学家要落后得多,毫无先进性可言。莫尔乌托邦的农业不是一项产业,而是一种活动,是基于乌托邦岛生活需要的人人都要参加的辅助性劳动。在莫尔看来,乌托邦的生产部门只有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基础是原始的手工劳动。莫尔不同意许多农学家和经济学们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观点,而认为城市手工业是乌托邦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不能是乌托邦人的专门职业。因此,乌托邦的农业是一项劳动而不是经营性活动,它的作物种植,畜禽养殖和种树都采取一种极其原始的生产方法,这里只有对手工业的革新,而没有农业的变革,这种生产方式相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农学家深层次的农业研究和试验来,就要落后得多,其空想性成份使其对当时的农业毫无指导和现实意义。

三、十六七世纪

其他社会主义者农业思想的比较分析

莫尔的农业乌托邦与温斯坦莱的土地自由论是十六七世纪欧洲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最为突出的代表。莫尔代表着哪个时代上流社会关于社会主义农业思想的最高水平。对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农业的憧憬,来自上流社会与来自贫民的呼声是不一样的。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员,莫尔承继了柏拉图的农业思想。他们都企图从总体上规划理想社会的农业,试图把农业问题纳入自己的总体方案之中予以解决。因此,他们这种总体解决方案对统治者无论如何都形成不了政治冲击,他们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与仇恨无论如何都是贵族式的批判与仇恨,他们都能得到当时社会中新生力量的理解,而他们关于理想社会的规划也能在上流社会中找到同情和支持者,莫尔《乌托邦》的广泛传播就与此有很大的关系,他之所以能够当上英国的大法官也与他发展《乌托邦》一书有关,而他规划的极为浪漫的农业也得到了当时上流社会的青睐。如果说柏拉图的农业思想比莫尔更具科学性,其主要原因是柏拉图更多地反映了贫民的思想倾向。

十七世纪意大利思想家康帕内拉(1568-1639)在柏拉图“理想国”和莫尔“乌托邦”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太阳城”。太阳城的国家管理和公民生活按照“天赋理智”的要求来安排,它要求把太阳城建立为一个庞大的公社,公社完全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一切财富和产品,从土地、房屋到日常生活必需品皆为公共财产。由公社有计划地统一组织生产和分配。太阳城不存在阶级的区分,根除了贫富的根本对立。太阳城的生产主要是手工业、农业和畜牧业。

“太阳城”的农业更具有共产主义色彩,也更具神秘性。康帕内拉理想国没有任何一寸土地是不能收获的,太阳城的人们“根据风向和星座所处的良好位置来进行农业生产。到耕耘、播种、培土、除草、收获粮食和采摘葡萄的时节,除少数人留在本城之外,其余的居民一听鼓声和号声,一看到旗帜,就带着工具到田野去,一切工作都能在不多的几个小时内完成。”[21]在田间,还有武装的卫兵来回巡逻,并经常换班。太阳城的“土地既不施粪肥也不用污泥作肥料,因为他们认为这会败坏种籽,如果食用这种作物,就会使体质变弱而缩短寿命,就象靠装饰打扮而不靠自己的活动锻炼出好身体的女子那样,生出来的后代是孱弱的。因此,他们的土地并不施肥而是进行深耕细作,并利用各种秘密方法,来使作物加速生长,来增加收获量和保护种籽。”[22]而指导太阳城农业生产的是一种古希腊神秘的“稼穑诗”。

太阳城的人们也很重视马、牛、羊、狗以及各种家畜和训练畜牧的良好的繁殖饲养方法。“在牲畜交配时,他们很注意如何使它们能产良好的仔畜;在进行交配时,把良好的牛、马、羊等等的画图放在牲畜面前。他们不让种公马在牧场上去找母马交配,要在适当的时刻,即观察到人马座处在星占表中火星和木星的良好方位上的时刻,才让它们在野外的马厩中进行交配。他们让牛交配时注意金牛座的位置,让羊交配时就注意白羊座的位置,等等;同时他们也根据科学的指示让这些动物交配。”[23],太阳城人在昴星团的庇护下饲养很多的鸡、鸭和鹅,而这些家禽的饲养则是由妇女以很愉快的心情在置有禽舍的城下来饲养的;同时,她们也在城下制造干酪、食油和其它乳制品。太阳城的饲养是根据一本古希腊名为《田园诗》的书来指导的。

由此可见,康帕内拉太阳城中的农业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其空想性成份远远超过了莫尔。至于另一位同期的科学巨匠培根的《新大西岛》则根本就没有农业的地位,因而也就无法阐发他们的农业思想。

这一时期的德国农民战争领袖闵采尔(1489—1525),在其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提出了建立“千年天国”的理想方案,在“千年天国”社会里,一切财产都要实行共有和共同分配,一切人都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人们之间必须实现完全的平等,一切官厅都应废除。闵采尔主张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建立“千年天国”,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并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闵采尔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旧政权,变革现存社会,建立公有制社会的思想,这是他的重大贡献。但是他对“千年天国”的理想农业基本没有涉及,对农民问题的转化也没有提出自己的思想。

与来自上流社会的哲学家思想家们不同,来自贫民中的思想家温斯坦莱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与揭露要深刻得多,尖锐得多,他阐发出来的土地自由的思想由于真实地反映了贫民的呼声而产生了更为久远的影响。温斯坦莱首先揭露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本质,他认为英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是建立在国王的法律和原则上的”,这个自称为“公正的政府”并不公正,它只给乡绅、富人以发财致富的自由,而给予穷人的则是必须象奴隶那样做工,否则就只有饿死的自由。他首次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这种本质,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并同时提出了如何防止和解决国家的公职人员蜕化变质的问题。这些思想不仅远远超过莫尔、康帕内拉的政治观点,而且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所不及,为探索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作了卓越的贡献。

温斯坦莱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对新社会制度下教育的见解,也是很深刻的。他揭露了旧的传统教育的弊病: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片面注重书本知识,只能培养书呆子和烦琐哲学家。它实质上是为君主制度服务的,产生出了僧侣和法学家这些王权的支柱。他提出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成了改革旧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

温斯坦莱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新社会的设想,也都是从抽象的理性、正义和人性出发的。但是他这种理性不是上流社会统治者的理性,而是在寻求一种哲学根据来替贫民立命,因此,使他能够从贫民的最基本问题――土地问题来解决农民的问题。也使他明确地提出了理想的社会要实现人人享受自由和平的幸福生活,必须实行土地公有和按需分配;同时他也模糊地意识到建立在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基础上的那种公有制社会,并不能杜绝土地买卖、商品交换以及种种置个人利益于社会利益之上的行为,甚至会重新出现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强调自由共和国要有简短有力的法律,要对全体居民每年四次宣讲法律,要对发生上述行为者实行最严厉的法律制裁,等等。这种注重法制建设的观点是正确的。这都是欧洲上流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们所不具有的难能可贵的思想。

温斯坦莱虽然清楚地看出,在实现土地及其果实的公有制的事业中存在着一场羔羊与毒龙之间的战争,但是,由于他不懂得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区别,笼统地把暴力都看成“一种扼杀创造物的极端令人厌恶的、不正义的权力。”因而他反对依靠刀剑获得土地和财产,主张“以充满爱和容忍的精神同领主这些巨龙进行斗争”,“真心诚意地希望用爱来赢得他们的心”。他谦卑地把《自由法》敬献给镇压了掘地派运动的克伦威尔,把实现理想的共和管理制度的希望寄托于克伦威尔的恩施。这一切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早期先驱——城乡贫民的软弱性和幼稚性,也是那个时代无法解决的问题。

[1]《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页。

[2]《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51页。

[3]《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6页。

[4]《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6页。

[5]《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页。

[6]《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0页。

[7]《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6页。

[8]《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页。

[9]《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0页。

[10]《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62页。

[11]《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63页。

[12]《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9页。

[13]《乌托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3页。

[14]《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6月版,第93页。

[15]《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6月版,第99页。

[16]《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65年6月版,第178页。

[17]巫宝三编:《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第107-108页。

[18]巫宝三编:《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第108页。

[19]巫宝三编:《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第108-109页。

[20]巫宝三编:《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第115页。

[21]《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5月第2版,第34页

[22]《太阳城》,商务印书馆,1980年5月第2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