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范文10篇

社会转型时期范文篇1

纵观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国人向来擅长辩证思维、冷落形式逻辑，这从浩瀚纷繁的经著典籍中可见一斑。“铢分毫析”、“合而观之”，“疏通源流”、“时势见理”，“虚会”与“实证”统一，以达到“十分之见”。而被李约瑟认为的“《墨经》已是比较完备的形式逻辑体系”也只是止步于先秦，先秦之后，形式逻辑再也没有得到发展。而后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形式逻辑火花也仅在唐朝西行取经的玄奘介绍到大唐的印度“因明”和明代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中偶露峥嵘，其幼芽没有得到萌发便胎死腹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二——“经学独断论”大行其道。中国春秋时期是一次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奴隶制社会逐步走向崩溃，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生产力获得较快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形成，适应新经济、新政治需要的教育开始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为维护封建统治，对人才的要求是“明人伦”，要懂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伦理纲常，能够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此时期的典籍主要是阐明封建伦理关系的“四书”、“五经”。孑L子提出了六艺为内容的教育体系，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把“五经”作为全国通用教材，宋朝时又增加了“四书”。从此，“四书”、“五经”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套完整的宣扬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其实质是：预设某个原理，赋予它自身绝对的权威，然后推断演绎，以论证所推出的结论的绝对合理性。所造成的后果是，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推行意识形态，崇尚权威主义、提倡偶像崇拜，导致社会丧失思想自由和宽容的精神。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敲开故步自封的中国大门的时候，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也开始传人中国。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封建社会以培养明人伦，维护封建社会人才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一些进步人士推动下，国人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逻辑学的视角对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行批判，启发民智、转换概念、确立价值导向等社会文化功能，提升社会的合理化程度，培育国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二、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840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沦为受制于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由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开始了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处于摸索探究阶段，选择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紧紧围绕在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建设道路上，经济增长不规则，不时犯有急躁冒进情绪；社会发展的速度虽然缓慢，但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此阶段的具体表现为：中国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转型的广度前所未有，转型的深度史无前例，转型的难度前所未遇，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从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刻性而言，目前中国所处的第三阶段社会转型的意义更为深远，可以认为这一转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社会转型与教育转型

“社会转型”一词源自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它的英文是SocialTransformation，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家对生物学transformation一词的转用。在生物学中，transformation为生物演化论，特指一个物种变为另一物种。西方社会学家借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化与变身。社会转型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问题，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研究领域。在社会转型中，从表面上来看，往往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但当我们深入到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过程之中时，就会立刻发现教育在其中的作用和价值。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是相辅相成但又相互制约的。一方面，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另一方面，教育的发展又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大系统中其他要素是通过教育这个子系统来实现与社会大系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教育子系统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更为突出。它既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为保持美国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应是教育之国，总统应是教育总统，国会应是教育国会”的理念成为美国人的共识。克林顿在当选美国第51届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时，教育是他最先谈的问题之一。他在1997年2月413美国105届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用三分之一的篇幅阐述了他对教育改革的主张。他认为，确保教育优先发展是迎接21世纪的极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指出：“政治必须关注教育，政治家要把教育当作事关民族存亡的大事来抓。”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应当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应当有不同的内容和重点，相互配合，全面推进。”这就把教育的转型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了教育的创新价值。他指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教育必须为经济与社会创新发展作出贡献，因为全社会的创新与发展都依赖于教育。

三、教育转型下的艺术教育创新

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美术教育在提高与完善人的素质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在美育被列入教育方针以后，中国艺术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进入了重要的发展时期。

(一)学校美术教育理念与方法的创新

1．转变美术教育理念在中国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2001年7月)中，i玫变了以往单纯以学科知识体系构建课程的思路和方法，根据美术学习活动方式，划分了“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综合•探索”四个学习领域，大大拓展了学生学习美术的空间，并使美术教育上升到综合性学习的7高度。此后制定的《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2003年4月)中指出：(《标准》)力求体现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培养目标，鼓励学生在感受、体验、参与、探究、思考和合作等学习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基本的美术知识与技能，体验美术学习的过程和方法，形成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课程改革，要构建符合基础教育要求的具有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美术课程体系，为不同兴趣和专长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平台。这两个美术新课程标准针对中国美术教育现状的全面改革，由过去单纯重视传授知识转向既重视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又重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养成以及对学习过程与方法的体验、学习能力的培养，对培养具有美术素养的创新人才十分有利。

2．美术教学方式创新为适应美术新课程所倡导的教学理念，美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教学方式进行了探索。第一，采用探究教学。美术新课程倡导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独立性和自主性，学会质疑、调查、探究，提倡在实践中学习，因此有必要开展探究教学。探究教学脱胎于20世纪初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问题教学法”，其本质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开展的模拟性的研究活动。它体现在学生探究性的学和教师探究性的教两个方面：强调教师要创设以“学”为中心的智力和社会交往环境，让学生通过探究来发现解决问题；在实践中，探究教学包括产生问题、形成假说、整合资料、得出结论、验证结论、进行反思等不同阶段。这些阶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应灵活处理。第二，采用体验教学。美术新课程提倡从学生的经验和体验出发，使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引导学生不断地深入观察和体验真实的社会生活，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活动，在美术学习活动中发现问题，提高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体验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几个方面：首先，让学生不只是体验成功，还要体验失败与挫折；其次，要让处于不同水平、不同层次的每个学生都能体验成功，特别是那些经常受到挫折的学生；再次，采取多方面积极措施，引导学生由被动体验转变为主动体验。我们可以把体验教学看作是教师在教学中积极创设各种情境，引导学生由被动到主动、由依赖到自主、由接受性到创造性地进行体验，并在体验中学会避免、战胜和转化消极的情感和错误的认识，发展、享受和利用积极的情感与正确的认识。在学生充分感受到蕴藏于这种教学活动中的欢乐与幸福的同时，达到促进其主体充分、自由发展的目的。第三，采用计算机辅助下的协同教学。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中，计算机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已成为热门话题，加强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已成为各国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信息技术将引起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的深刻变化。例如根据美术教学需要编制各种软件，借助计算机快速、形象与及时反馈等特点配合美术教学，使教师的指导与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有效的发挥。随着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普遍应用，教师要掌握在计算机支持下进行协同教学的技能与方法，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美术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利的学习工具。

(二)社会艺术教育的兴起

学校教育隶属于专门性教育，它的教育对象较为有限，其教育时限在人的整体生涯发展中只占很小的比重。作为对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社会教育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能起到丰富地区文化生活、维护地区社会安定的作用，满足人们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并能有效地实现政府提高全体国民素质的目标。20世纪60年代以来，终身教育理论开始兴起，提倡教育应贯穿于人的一生。从横向上看，它强调未来的教育体系应是联结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从纵向上看，它提出教育应贯穿人的幼儿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和老年期。艺术教育是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社会、家庭，其实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艺术教育在人们的生活中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并贯穿人的一生(包括胎教在内)。然而，当前中国的社会艺术教育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人民群众的艺术素质普遍较低。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社区群众几乎100％喜爱艺术，几乎100％的群众认为有必要在社区中开展艺术教育。然而，他们中仅有2．6％的人识简谱，0．2％的人能够熟练掌握一门乐器，系统学习过音乐、美术、舞蹈基本理论的几乎为零。社区群众对社会艺术教育的需求和实际具有的艺术素质、技能形成强烈的反差。为满足人民群众对艺术教育的强烈需求，提高全民的艺术素养，我们应开发与利用各种资源大力发展社会艺术教育。

1．依托各种文化艺术场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为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长达半年的展期，使上海人民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2010年以后，上海进入“后世博”发展阶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具规模，业已完成以社区文化活动为中心，辐射博物馆、图书馆、剧场、城市景观雕塑等为主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市民人均拥有文化艺术基础设施的数量和享受文化艺术服务的质量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为大力发展面向市民的艺术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持和极大的可能性。2011年1月，中国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全面启动所有公益性文化单位的免费开放工作。2011年3月2日，中国美术馆面向社会实行免费开放，这是中国美术馆建馆史上一个新的进程。这一举措吸引了大量观众，13均参观人数多达1万余人，最高达1．3万人。事实证明，实施免费开放，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全国各地的美术馆也纷纷实行了免费开放，并增加了相应的配套设施，加强管理，使全民能够共享到美术发展的成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音乐厅、剧院也降低门票价格，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等人群实行免票等。总之，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让人们在各种艺术场馆获得更多元、更丰富的艺术经验。

2．整合社区艺术教育资源依照牛津辞典的定义，社区是由同住一地、一区域或一国家的人所构成的群体。台湾博物馆学学者张誉腾认为，社区不仅是指生长在同一地方的一群人，应该还有其他更积极的因素，并共同拥有几个世代以来不曾断裂的地方传统，对这群人来说，社区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为此，我们应整合社区的各种艺术教育的资源，为开展社区艺术教育奠定强有力的基础。以上海市为例，市级的场馆有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许多街道都设有社区学校。社区学校是社会艺术教育的有效载体，是开展社区艺术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各社区的共同协力下，上海市形成了社区艺术教育的网络，从而凝成艺术教育的合力，提高艺术教育的效率。2011年7月12日，上海七弦古琴文化发展基金会向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捐赠古琴教室的捐赠仪式正式启动。其间，主办方通过古琴展示、古琴与古琴文化系列讲座普及古琴文化，当代古琴名家的风采也感染了市民，这使更多的人增进了对古琴文化的关注和喜爱，从而达到传承、保护和发展古琴文化的目的。又如，2011年11月，上海东方社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举办第三届上海市“舞动精彩”社区舞蹈及时装表演大赛。为社区文化艺术团队搭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

社会转型时期范文篇2

一、妇女信贷活动概况

在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中，有所收入的妇女中有不少都参与到了信贷体系中。她们或作为放贷人，将自己所拥有的金钱、物品、土地借贷给别人，或作为借贷人，从别人那里借贷自己所需之物。其信贷活动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有息或无息的金钱借贷，这也是所有信贷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其二，抵押贵重物品的典当业，即如果到期后，债务和利息都偿还了，抵押的物品就要归还原主，否则，就归典当商所有。其三，因买卖而产生的信贷关系。在那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在购买物品时能一次性付款并立刻将所购之物带回家，而是达成一个销售协议，将付款日期或物品的送达日期推迟，这样销售者与购买者之间便产生了信贷关系［1］85－86。金钱的借贷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这样一个没有银行可以安全地存放钱财，没有正规的贷款人或以国家为后盾的债约，没有保险公司的社会，尤其是处于16，17世纪早期这样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钱如果只是简单地存起来，它的购买力就会大大降低。有资料显示，在1500－1619这12个十年之间，只有3个十年在结束的时候比开始时货币的购买力会增加，而且增加的幅度只有1%;在另3个十年间，货币的价值下降了4%－10%，还有5个十年间，货币的价值流失了14%－20%;在16世纪40年代，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最初价值为10镑的货币购买力下降了38%。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在1540年存了10镑，那么到了1550年的时候，只相当于6．2镑了［1］100。因此，在这一时期，向外有息的贷款被视为一种相对安全并且能从金钱中获得收益的一种方式。妇女所从事的借贷一般是小规模的，只在亲戚、朋友、邻居和熟悉的人中进行，不经常也不专业，所以经常会产生纠纷。例如，1387年伍斯特郡(Worcester)的朱莉安娜•惠勒，在海尔索温庄园法庭为3马克的贷款起诉菲力普•布拉夫和他的担保人。1432年埃姆雷堡(ElmleyCastle)的艾格尼丝•亨迪，为6先令8便士起诉另一个村民。在14，15世纪，由于天主教禁止高利贷活动，因而利息的数额通常是被约定在还债数额中而被隐藏了。例如，借债人借了40先令的债务，在协议的末尾却注明要归还42先令。到16世纪的时候，利息被广泛的公开承认了，特别是在1517年的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利息在10%以下的都不属于高利贷行为。债务利息的收取开始走向标准化。15，16世纪的借贷利息一般为5%－7%，有部分妇女因收取过多的利息而被告上法庭。1592年，格瑞斯•斯科特就曾因要求借贷者理查德的妻子支付14%的利息而被起诉为“放高利贷者”。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些乡村中，债务可以用物品或者等价值的劳动来偿还。1580年，碧翠丝•贝尔斯借给托马斯•卡尼的11镑5先令的债务，最终是以2头牛、1头母马和20只母羊的形式偿还的［1］101－102。有时，为了保证债务能被安全收回，借贷双方在签订契约时会约定一个大于实际债务数额的保证金，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还款，就要支付保证金。例如，艾丽斯借了30镑给罗伯特，并通过契约约定在1520年圣诞时归还，还要支付3镑作为利息。同时，艾丽斯还要求罗伯特签署了一份在1521年2月1日借债60镑的契约，并将其附在先前契约的后面，如果罗伯特能按期还清33镑的债务，后面的契约就被废止，否则，先前的契约将被它所替代［3］。

妇女参与金钱的借贷还要受其婚姻状况的影响。对于单身女性来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活动。艾米•弗瑞德(AmyFroide)在对1550－1750年间英国汉普郡(Hampshire)的45位单身妇女的遗嘱和财产清单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她们中有将近一半的人都对外放债，而且作为仆人的单身女性占了很高的比例。这些仆人通常会将自己的工资或储存的现金放贷给他人，以此来为自己将来的婚姻家庭积累更多的财富。1598年，罗姆福特(Romford)的一个仆人玛格丽特•皮尔特，将自己作仆人所赚得的工资分成6份对外放贷，其中有4笔是放贷给其他妇女的，金额在2先令到2镑4先令之间［4］。有多余钱的寡妇也是常见的放贷者。1480年左右，约翰•阿西亚就曾向切斯特(Chester)地区的一位名为艾丽斯的寡妇借钱20镑，艾丽斯同意借钱给他，但要求他另外找两个人来见证他们之间的契约。婚姻中的妇女也有可能参与金钱的借贷，但需要得到丈夫的同意。在一些案件中也存在妻子在丈夫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外放贷，或丈夫以不知情为由追讨妻子向外借贷的钱财。例如，一位名为休•帕克的男子就曾宣称，他的妻子艾丽斯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给马库斯•贝拉米和他的妻子凯瑟琳价值20镑的钱和钻石，因此他要起诉他们还债［1］105－106。如果已婚妇女的借贷活动得到了丈夫的支持，那么她将比其他单身女性具有更多的优势。她不仅可以从丈夫那得到更多的资金，而且当出现债务纠纷时，也可由其丈夫作为代表出席法庭。

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这样一个法制法规还不是很健全的社会里，人们通常愿意把钱借给那些拥有良好社会信誉的人，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而对于那些社会信誉比较差，无法从亲戚、朋友那借得金钱，或刚搬迁到一个陌生的地区，还没有建立起良好信誉的人来说，典当是唯一的可以快速获得金钱的方式。典当的物品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诸如土地之类的不动产。部分女性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的使用权暂时地抵押出去，以获取金钱上的收益。但由于妇女所拥有资源的有限性，多数妇女只能作为借债人而存在，只有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能够成为典当商。从这一时期的一些典当协议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典当业并不正规，典当协议的内容仍十分模糊，没有对典当物品的价格做出明确的规定。1480年寡妇玛杰里•拜登同意将30先令借给理查德，仅收取两双鞋子、两件衬衫和他保证偿还债务的承诺作为担保;同时期的另一位寡妇伊丽莎白•拉舍特从威廉姆那借钱，只是用了她的一些齿轮作抵押。但如果典当商怀疑借债人的偿还能力，可以要求价值高于借债的物品作抵押。例如，14世纪早期，一位名为朱莉安娜•库提的女子借了4便士的债务，却被要求用16便士的衣物作为抵押物;1390年，埃塞克斯(Essex)一位制革人的妻子向当地的一位肉商借了8先令，而她所交纳的抵押物价值大致相当于她所借债务的3倍之多［5］。另外，由于典当物与那些即将出售物品界限的模糊不清也会产生法律纠纷。艾丽斯•怀特是一位已婚的独立经营金钱借贷和典当业的女性，她声称1531年约翰•沃尔顿带给她价值5镑的银子和一些其他金属，并委托她将其卖掉，于是，艾丽斯就将这些物品以5镑的价格卖了出去，并将其中的4镑给了沃尔顿。然而，不久沃尔顿便将其告上了法庭，并声称他交付给艾丽斯的金属只是用来作为他借债的抵押物，不是用来出售的，并打算还债时将其取回［1］111。

在中世纪后期及近代早期，各种非正式的信贷常常被用于商品的购买与销售中。特别是在13至14世纪之间，如果购买者经常从某个固定的销售商那里购买低价值的商品，那么销售商会允许购买者延期付款，等债务达到一定金额时再偿还。而对于那些富有而又诚信的顾客，店主会允许其赊账更长时间或达到更大金额后再偿还。这一时期人们一般会把账目保存在头脑中，到了15世纪以后，人们更倾向于将其记录下来。记账的方法是将账目刻在一根很细的木棒上，然后把木棒纵分成两部分，双方各保留一半。15世纪80年代中期，格瑞斯•巴蒂经常从琼•哈罗德那里购买面包、麦芽酒和其他食物。当出现纠纷时，琼拿出了用于记录她们之间账目的36根木棒作为卖东西的凭证［6］。在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中，购买者通常会被要求先支付一部分钱，并约定一个明确的日期将剩余的欠债都付清，以便为购买者留有充足的时间筹集资金。同样，对于并不能马上兑现所有商品的销售者来说，也可以要求购买者先行支付部分或全部款额，并约定在日后的某个时间将货物送达。另外，部分妇女将自己所拥有的房屋等财产暂时性的出租。出租房屋通常被视为一种相对安全的投资方式，虽然房产有被火烧和被故意破坏的危险，但与放贷、做生意相比所承担的风险较小。从公平法庭的记录中可以了解到，16世纪晚期妇女依靠房屋的出租来获取经济效益的现象日益普遍，其中大部分都是寡妇，已婚妇女如果同丈夫一起也经常会参与其中。例如，16世纪70年代，埃塞克斯的一个寡妇凯瑟琳•诺特就将自己庄园的一部分租给约翰•辛姆普森，自己仅保留了一个房间和商店;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凯瑟琳•艾伦和她的丈夫威廉姆把自己家的几间卧室和房间租给了理查德，并每周收取5先令的房租。同时，妇女也可以通过出租房屋之外的其他财产来获取收益。15世纪80年代前期，寡妇约翰•鲁格文就将自己在剑桥郊外市场上所拥有的18个各种各样的货摊出租了出去。她对出租摊位这件事非常谨慎，当她决定把摊位临时出租给约翰•威斯顿的时候，便当着剑桥市长的面把摊位的转让和期限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记录。在伊丽莎白时期，伦敦的安妮和皮特•莫瑞是管道方面的专家，拥有从汤姆斯地区向家庭供水的权利，但他们却把这一权利租让了出去［1］115－116。

二、妇女信贷活动的局限性及影响

由于受到传统观念、法律条文以及当时社会上所盛行的“厌女症”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这一时期妇女的信贷活动与男性相比，存在较多的局限性。第一，妇女经济资源的局限性。由于法律支持丈夫或父亲控制家里的所有物质资源，包括妇女继承的任何土地、她可能带入婚姻的任何物品，以及她挣到的额外收入，妇女没有享有对家庭集体资源的平等权利［7］，这使得这一时期妇女所从事的信贷活动一般难有大的发展。妇女所从事的信贷活动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远远低于男性的。从男女参与信贷的比例来看，一份来自瑞特庄园(Writtle)的债务诉讼记录中显示:1382至1490年间，所有记录在案的债权人中只有14%是女性;1397至1406年间拉夫伯勤(Loughborough)地区的所有诉讼中，女性作为原告只占5%，作为被告仅占2%。从男女参与信贷的数额来看，埃塞克斯地区，女性的平均放贷金额为7先令6便士，男性为13先令10便士。而男女的平均借贷数额差距更大，女性为6先令4便士，男性为14先令;拉夫伯勤地区，女性的平均放贷金额和借贷金额分别是3先令6便士、2先令9便士，男性均为12先令1便士［1］96－97。第二，妇女信贷活动的附属性。处于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这样一个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男性家长一般要为所有家庭成员的活动承担公共责任，当妇女的信贷活动卷入法庭诉讼时，常常由男性家长出面为之负责。所以，尽管有大量的妇女从事信贷活动，但多数情况下她们的价值被掩盖了。历史记载中主要是男性土地所有者、男性家长、男性诉讼人，很少出现妇女。被记录的妇女也多是作为“某人的妻子”或“某人的女儿”而被提到。这使得大量活跃在信贷领域中的妇女被推入无名状态。有历史学家曾经试图将妇女处理信贷业务的方式与男性进行比较，但现存的原始资料限制了史学家们的研究活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通行的法律规定:已婚妇女的债务和信贷都是由其丈夫来负责的，妇女的信贷活动需要得到丈夫的同意。并且，一旦发生法律纠纷，丈夫的姓名将作为一方的代表而被记录在案，但妻子的姓名却极少被提及［1］95。因此，单身女性和寡妇的姓名在法律记录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只有在记载双方纠纷发生的详细经过的记录中，我们偶尔会发现妻子的姓名附在丈夫名字的后面而被提及到。完全控告妇女的诉状是没有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几乎没有资料能够完全真实地揭示妇女参与信贷的实际程度。第三，妇女追回贷款的艰巨性。妇女在要求借贷者支付没有偿还的债务时，经常处于劣势地位。在这方面，已婚妇女要比单身妇女和寡妇具备一定的优势条件。因为她们的信贷活动如果得到了丈夫的认可，可由其丈夫作为代表，通过法律诉讼追回贷款。但对于单身妇女和寡妇来说，因为没有男人可以代表她们出席法庭，因而很少能通过正规途径追回贷款。因此，她们往往与男性达成协议，通过他们的帮助来收回贷款，并支付一定的报酬。例如，1480年左右，一位伦敦的单身妇女朱莉安，被欠了至少有8镑的外债，于是，她雇佣罗伯特•拜福特来帮助她收回外债，并给予其40先令作为报酬。有时，女性放贷者可能会和欠她钱的男性达成协议以求追回债务。一位名为多罗斯•蒂克的寡妇借给托马斯•艾斯塔40镑的债务，并告诉他，自己有大量外债未能收回，希望能够委托托马斯作为自己的人，来收回以前的借款，同时，托马斯也可以用收回来的钱来抵消自己的债务［1］107。

社会转型时期范文篇3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中国的经济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格局。经济形式的多元存在带来了人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些观念给人们的思想注入了新的生机。同时，市场经济是凸现个人利益的求利经济，凸现金钱地位的货币经济，优胜劣汰的分化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人们思想的多样性、复杂化。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力尚不够发达，法制尚不够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学校德育工作希望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

1．市场经济自主经营的原则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生成，同时诱发个人主义倾向

理性经济人原理表明，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一方面，人们的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是追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人们的行为又是理性的，也就是能够根据市场处境，判断自身利益，并凭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尽可能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或个人，只要进入市场，它的行为必然受市场机制的制约。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决定在交易或交换中，人们会采取哪些被认为将给自己带来最大净收益的行为，并在取得收益时规避风险。理性经济人假说表明，一方面市场主体是独立的存在体，另一方面基于独立存在的行为是有风险意识的，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是处于理性思考的。基于存在的独立性，权衡的主体性，选择的自主性，对风险的规避性，使市场在“自由”交换中有着合理的理性内核，从而使市场经济在无形的手的支配下，处在一种自发的良性运转之中。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所遵循的自主性原则要求经营主体具有充分的自主权，实行自我约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市场经济这种特质赋予人们必须具有主体意识，讲求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唤醒了人们的巨大积极性、能动性。人们的风险意识、使命感和责任心也随之加强，有利于人的独立性、创造性意识的形成，有助于促进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以独立的人格关注现实，思考未来，为推进学生主体精神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为道德的主体性发挥奠定了基石。

从另一方面看，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以及“市场失灵”的情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制度还不完善，在个人主体意识与利益驱使的情况下，有可能诱发极端利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对青少年学生而言，其主体意识的增强，只是表明他们社会化过程的加速，并不等于他们已具有良好的主体意识，不等于他们已具有行为的自控性和自主性。相反，在缺乏积极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容易助长他们的个人主义倾向，表现在思想和行为上不关心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崇尚自我，唯我独尊，我行我素。

2．市场经济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利益群体的多样化必然导致思想价值取向的多元性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遵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了所有制结构的不合理因素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经济，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态势，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实现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完美契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整合为有机的统一体，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共荣发展的局面，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物质文明的进步，推动了精神文明的发展。社会宏观环境的良性运行为学校德育工作的改进和加强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从另一方面看，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多元存在，形成了多种利益群体，相应地表现为多种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既有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的、健康的意识，也有反映小商品生产封闭、保守的意识，既有反映过去计划经济统筹过死的产品经济意识，也有反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原始积累的意识。在价值观方面，无私奉献，公私兼顾，合理利已和极端利已主义价值观并存；在外来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精华与糟粕并存等等，这种复杂多元的社会现象通过家庭和社会种种渠道渗透到学校中去，使学生的思想行为、价值取向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其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方面面临着多种选择，而其中消极因素必然对青少年学生产生负面影响。

3．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增强了效益观念和求实精神，同时诱发了拜金主义和重利轻义倾向

市场经济效益原则、利益驱动原则，是市场经济生命力的支撑点，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过程中，遵循“低成本、高效率”“少投入、多产出”的法则，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在目前我国物质生活条件不够高，生产力尚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推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效益观念和务实求实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进取拼搏精神，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从另一方面看，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机制、法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备的情况下，使某些人钻法律的空子，谋取个人私利成为可能。市场经济竞争的严酷性会引发少数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达到求利目的的心理倾向，诱发拜金主义、利已主义倾向，偏好于追逐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利益，致使道德滑坡，以至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等社会阴暗面的存在。社会上的种种消极因素通过各种途径散播到学校，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学生的行为习惯必然产生不利影响，使其滋长投机冒险心理，疏于遵守校规校纪，甚至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

4．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与全球化趋势同步进行，促进了国人开放进取意识的生成，同时，在东西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中，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青少年面临多元选择的困惑

当前，全球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并全方位地影响着我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载体的全球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我国不可避免地被全面卷入全球化浪潮，入世更强化了这一进程，使国人不仅要面对国内竞争的压力，而且要面对国际“零距离”竞争的压力，求生存、求发展，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内在的驱动力，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依赖性、等待性、保守性、封闭性和僵化性等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时俱进，开放进取成为时代潮流。

另一方面，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一个新思想文化阵地，各种思想得以迅速在网上传播，对于其中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有利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而其中的文化垃圾，没落的道德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传播，使一些人自私自利的贪欲不断膨胀，对青少年的价值选择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地休闲、娱乐、消费，避免不良社会风气、生活方式的侵蚀，成为现实生活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新时期德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德育体系，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德育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抉择，市场经济建设的成效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的素质。德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灵魂，市场经济的确立对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必然受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基础的制约，道德必须适应而不可回避、排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对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道德必须超越而不能仅囿于适应市场经济。只有在适应中超越，在超越中适应，螺旋上升，层递发展，德育才能在培养与造就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人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首先，德育作为一种教育活动，属于精神活动，要受物质的、现实的生活制约。德育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要求立足市场经济的实际，适应社会，贴近生活。但德育的适应性不是消极的适应，而是积极的适应。一方面立足于市场经济自主经营、平等互利、自负盈亏的实际，引导学生树立主体性、协调性价值观念。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充分挖掘、发挥个体的创造力，使学生确立平等互利、公平诚信的价值原则，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另一方面立足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求利性引导学生树立进取、开拓、创新的观念和功利、时效、信息等功效性价值观念。并基于市场经济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培养学生适应市场经济的良好心理素质。促进新一代青少年学生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契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能够成为弄潮儿，而不被淘汰。

第二，德育仅停留在适应市场经济的层面,还不足以发挥其对经济的能动作用。思想道德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它是对可能的未来世界的一种把握与向往。德育对市场经济的超越是在能动适应中的超越，是在扬弃中的超越，更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的超越。兰刚《关于21世纪德育的前瞻性思考》《江苏高教》1999年第1期一方面引导学生积极克服、消解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促使思想意识、行为规范合理化，避免急功近利，见利忘义的思想行为。另一方面，引导青少年学生形成更高层次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提升他们的道德境界，形成高尚、完美的人格。从而在适应中实现超越，体现主动适应，积极作为的特征。德育正是“按照某种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去培养和塑造人，促使人去追求一种理想精神境界与行为方式，以此实现对现实的否定”鲁杰《道德教育：一种超越》《中国教育学刊》1994年第4期。也正是由此，德育通过为未来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的现实活动，来超越现时代而不是停留在复制现有规范，从而实现对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拉动作用，最终发挥其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

2．教师的主体性与学生主体性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为德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意识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外在社会环境。从哲学意义上讲，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教师和学生都具有能动性，都应是主体。作为道德的载体，师生又表现为道德主体。道德主体主要是个体以认识、肯定、发展和完善自己为已任的。而且作为道德主体，师生又表现为德育主体。德育主体不仅要尽相应的道德义务，更要求个体和群体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修养向较高层次迈进。

德育作为德育主体的一种实践活动过程，其实质是学生主体在教师主体帮助下，消化、吸收、实践德育内容的过程张秀清《双主体合作德育论》第50页开明出版社1999年10月，在此过程中，学生处在一定社会和自身成长的发展阶段，受社会环境和自身道德发展规律的制约。因此在德育目标的确定上，不仅要考虑社会的要求，更要重视学生自身成长的需要；在德育内容的安排上，不仅要依据社会规范，更要遵循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在德育途径和方法的运用上，不仅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更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詹万生《“整体构建学校德育体系研究与实验”开题报告》1997年。教师的主体作用体现在保证学生的自觉主动性的充分发挥方面。在德育过程中，教师的活动是可以变化的，学生的品德发展规律是不可替代的，道德认识的发展，道德情意的感化，道德行为的展开都由学生自主完成，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从德育起点、过程、终点三方面看，学生主体是第一性的，教师主体是第二性的。

在实践过程中，近、现代西方教育思想偏重于学生主体作用，夸大为学生中心论，导致学生的放任、放纵的可能。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侧重于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了学生主体性培养，使学生缺乏主动性、创造性。

因此，在德育过程中，树立教师主体与学生主体双主体合作关系的理念，使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双向互补，发挥两个积极性，形成合力。经由这一过程，学生主体性逐渐成长，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最终促进学生自我教育主体达到各个具体的德育目标，从而发展和完善个体道德人格，成为适应市场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建设的主体。

3．德育导向的一元化与道德实践的多元性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确立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是符合我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抉择。多种经济形式主要指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存在。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决定道德实践主体的多元存在，既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职工，又有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的员工，既有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的外商投资者及中国员工，又有私有制工商企业人员。由于所处的经济所有制性质的不同、个人生活背景、教育程度、思想观念的差异性，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

从另一方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共同富裕原则为德育一元化导向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道德基准，以公有制为主体为德育一元化导向提供了道德实践主体。

社会转型时期范文篇4

职业精神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基础，而其核心便是职业道德。所谓职业道德，指的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履行本职工作职责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具有自身职业特征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职业道德的概念，既蕴含了特定职业一致的利益诉求，也同样存在着法律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的个体利益，而这些利益的衍生是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相匹配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做好广义社会转型时期范围上的职业道德观念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我国的职业道德培养体系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定性和规范性，政府正是通过将这一理性化的框架落到实处来推进整个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平稳发展。通过国家的整体发展历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政治文明与之相匹配，更需要独特的文化信仰来赋予其灵魂，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趋势正是通过夯实自身文化的根基，来应对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从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角度出发，必须通过文化氛围和社会心理的培养尽快使职业道德精神融入到这种文化的积淀进程当中，使其成为其完整文化的组成部分。道德是文化体系中核心的一环，是对人的社会性的自我约束和心理约束意识。当前，党中央大力倡导的“八荣八耻”正是对中国道德信仰现状的一种诊治。事实上，道德观念的背后往往有一整套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或者说道德是一种文化的内核，也是一种文明建设的关键。在综合国力全面提高，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重要战略时期，着重提出文化建设中的道德问题，说明道德建设已经不在是知识分子的一己之责，而成为全民共识，发展到了树立信仰的攻坚阶段。

2发挥传统道德作用，打造诚信氛围

在社会资源整合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通过道德的认同和共同规范的遵守使国人在认知行为方面实现和谐，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推动社会转型时期发展。在实现和谐的诸要素中，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至关重要。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培养，需要从传统道德中汲取营养。五千年文化积淀而成的传统道德中蕴含了大量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值得我们弘扬和继承。基于其自身的双重性，我们必须将其与现代化建设相衔接，在保留其精华的基础之上，赋予其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内涵，实现其现代转化，形成更加理性的传统道德，才能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道德信仰。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积淀而成的，其核心之一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式的“和谐”，其实质是一种在强调固有等级结构不可逾越的前提下，以抽象的共性和谐压抑人的个性和谐的理论。在重塑传统的今天，如何立足时展的需要，以吸收性复原和创造性发展的态度去对待这种传统道德，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创造属于我们的“和谐道德”，是一项开拓性的课题。

对于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意义上的转换与发展，人们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怀。传统道德作为非理性时代的产物，包涵了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但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见贤思齐的自律精神等，却是中华民族的道德特性，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转型时期必须继承的优秀道德传统。道德建设应着眼于长远，但一定要立足于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实践中区分，而不是仅凭主观上臆测，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与糟粕，从而在时间中清除尘垢。道德是人的属性，我们在改造传统道德的同时，还要与弘扬人的主体性相统一，提高国民的道德鉴别能力，使其成为传统道德中优秀成分的自觉弘扬者和腐朽落后因素的自觉批判者，把道德建设扩展为全民的事业。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任何道德都不可能脱离其产生的历史基础，我们倡导传统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传统，而是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实现对原有事物的超越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重新认识和阐释传统道德的现实价值，努力寻求并创造其现代转换的契机和条件，使其超时代性的合理成分与当前的时代精神相融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相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激活传统道德的生命力，赋予其时代价值和现代意义，成为和谐文化的基本内核。

3重塑职业平等观念，提升敬业精神

社会成员的文化状态是隐藏于日常工作生活当中的隐性层面，例如，由于人治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潜规则”依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对待这种文化现象，我们不能任其蔓延或流于表面地许愿，而要充分发挥文化的行为引导作用，通过有的放矢的机制改革，从根源上培育一种更具生命力的道德规则。相对于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法的公平，普世大众更加愿意接受伦理道德教化下的平等。中国是一个深受传统等级文化熏陶的国家，政府尚且在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同时，明确提出以德治国，普通民众更是在这种人文价值观的基础上去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体系。创造公平的过程首先应当始自于对职业平等理念和标准的明确与普及，甚至很多误解与矛盾的化解需要的不是另起炉灶去创造一套新东西，而仅仅是需要说明当前所执行的东西。

社会转型时期范文篇5

1.公共政策

中西方学者对公共政策内涵的界定有所不同。西方学者把公共政策内涵的界定分为：政治行为型、政治过程型、价值分配型和生态行政型四种。例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哈罗德•拉斯韦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一种既定的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罗伯特•艾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机构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陈振明认为，“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总结并借鉴中西方学者对公共政策含义的界定，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是指社会公共权威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根据公众需要所制定的各项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

2.公共政策价值

在现代社会，政府如果能够适应社会需要，满足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那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无价值的，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因此，“政府为了摆脱合法性危机，在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会根据不同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公共需求，进行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促进公共利益实现，以达到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共享。”基于不同社会主体多元化公共需求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既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科学价值，又体现了公共政策的民主价值。

3.公共政策价值理念

公共政策价值理念表现为一定的需求和利益、有用与无用。因而，公共政策价值也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本身的价值，即公共政策本身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二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影响，即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价值，所要达到的目的。本文中的概念是指公共政策的价值影响，即公共政策价值分配的利益要求和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是指在一定价值观支配下的公共政策价值分配的利益倾向与选择，亦即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涉及政策决策过程的人共有的偏好、个人愿望和目标。

二、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转变的历史演进

1.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第一次转变：以物为本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第一次转变，围绕着效率与公平展开的，这次转变是以急转方式出现的。在政策领域方面，它从“抓革命，促生产”的以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决策原则。由此产生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中，效率被作为中心价值，公平只是作为补充性价值。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关注公平时，考察的主要不是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和社会公平的价值要求，而更多地是考虑为促进经济效率而出台的改革政策是否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这种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对推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第二次转变：以人为本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第二次转变，是绕着改革、发展与公平展开的，这次转变是以平缓方式出现的。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公平和正义的概念不再仅仅是以“兼顾”的方式出现；二是提出了“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原则；三是在处理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成为更高的价值理念；四是认识到公平对效率的正面影响；五是提出了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六是明确政府在促进和保障经济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责任，将政府工作的重心更多地转移到维护经济和社会公平，并且成为衡量政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三、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创新与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两阶段，如何定位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成为我们当下必须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1.基于治理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治理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个人暴力恐怖事件、社会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凸显，这些长期积累下的社会问题随时都可能引发公共危机。每当爆发公共危机时，人们习惯于依赖政府解决。然而政府的管理、责任、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必须寻求社会力量的参与、合作与支持，全社会共同面对危机、共同承担化解危机的责任，构建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和衷共济、相互信任的危机应对机制。

2.基于和谐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和谐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改革的收益与代价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城乡差距等社会问题凸显。政府必须重新审视公共政策，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理念的确立。在社会转型时期，以公共和谐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有利于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协调与发展。公共和谐理念的提出，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

3.福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幸福

社会转型时期范文篇6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属性决定，笔者认为，现在大众媒介同时存在三种不同性质的受众：群体型受众、大众型受众和新群体型受众。受众的差异其实是整个传播模式的差异的反映。在利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研究大众媒介的时候，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类型设计不同的研究模式和研究重点。应该使研究模式根据研究对象而改变，而不是让研究对象去适应研究模式。以前使用的适合每一类受众的“万能型”研究模式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以促使实证性研究从“广度”向“深度”发展；促进适应中国的大众传播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关键词】

受众；传统社会；群体；现代社会；大众；后工业社会；新群体；理论模式和研究重点；实证性研究

我国现阶段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异质程度很大。部分地区和人群已经基本上和发达国家接轨，可以感受到信息化浪潮带来的快感和方便，并且也在逐渐接受这种生活方式，接近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状态；有些地区和人群则符合工业社会的标准，大众社会的特点很明显；但是相当多数的人群还处于前工业社会状态，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仍然在延续。这三种社会形态缠绕在一起，形成特有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色。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还会长时间延续。

社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构成社会的因素——人的差异上。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又在涵化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人和社会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属性保持一致，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独自超过对方向前发展。所以，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可能具有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根本不同的属性。现在我国大众传播面对的就是特定社会时期的人。传播学产生于上个世纪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是成熟的工业社会。到现在为止，主要的传播理论和受众研究模式也都来源于西方社会。西方媒体的受众的特点相对比较接近，和我们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受众有很大差别。所以流行的大众传播理论，特别是它的受众理论和研究模式，与我们的受众现实可能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匹配。要了解我国现在的受众状况就必须从我国特定阶段的人的构成入手。

我们的大众传播学面对的是生活在这三种社会形态当中的受众。以前的受众划分一般是一种横向的划分：在同一个社会阶段里面，根据受众的“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或生活形态”来划分。比如可以分成“上班族、银发族、大学教师、儿童等各社会阶层①”的受众。根据大众媒介来划分的“读者、听众、观众”②。实证研究一般是根据这些划分来指导研究中的理论模型、理论假设和问卷设计。在实践当中，广播电视的专业频道设置是这种受众分类的另外一种表现。

但是，现阶段我国的受众之间最大的差别体现在他们的“纵向”的差别上，尽管表面上他们存在于同一个时代，但是实际上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根本不一样，因此受众的属性也就可能会不同。横向的划分只有在纵向的基础上才有意义。例如，我们可以把处于工业社会的受众按经济收入来划分，但是同样的经济收入对处于传统社会阶段的受众来说，意义可能根本不一样。这种划分方法对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受众来说是有意义的，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受众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此应该考虑在纵向划分的基础上，再对每一类受众做横向的划分。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受众可以“纵向地”划分为三大类：传统的“群体型”受众、工业社会的“大众型”受众和后工业社会的“新群体型”受众。

一、传统的“群体型”受众

传统社会是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的，凡现代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都可以称作传统社会。这个概念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以后，回顾自身的发展历程，反思人类社会的变迁时，给前工业社会赋予的总体命名。“它将现代社会以前的阶段统和在一起，称之为传统社会”。③客观地说，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并没有完全的断层，但是它们二者之间在社会的运行机制、组织方式、成员属性上确实有很大的差异。

在所有形式的传统社会中，人和自然之间的张力始终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巨大的生存不确定性面前，单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应对生存危机。个人必须依靠群体力量才能够生存下去。群体在给个人提供生存和安全的同时，必须保证群体的凝聚力。所以，在传统社会的群体中，根本不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群体正是通过群体内的严格要求来保证群体中个人的生存。这种群体的有机化程度和严格秩序协调下的有机协作丝毫不亚于现代意义上的组织。虽然群体内的成员都严格地过着群体生活，没有自己的个性空间，但是群体和群体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群体之间缺乏交流，并且群体的文化主要来自于群体的传统。有历史渊源的独立往往是独特性的来源。比如家族中代代相传的祖先故事，村社中流传的村社神话，这种各有特色的群体文化塑造了各有特色的群体。在稳定的农业社会中，这种群体特色可以很长时间保存下来。家庭、家族、村社等群体身份结合在一起，构成个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认识了一个人的各种群体身份也就认清了这个人。这些多维的群体身份往往是不可选择的：有些是先天的，个人从出生时候起，就获得了一些群体身份，这些群体身份将会伴随他们一生；另有一些群体身份是个人后天逐渐获得的，这种群体身份虽然有一定的可选择性，但是选择的空间很校选定之后的二次选择机会就更加微小了。所以传统社会里面群体内部的个人没有个性，但是群体却各有差别。它是“只有群体，没有个人”的社会。

现在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很大的比例，这些人口的多数仍没有能够融进现代的市场机制里面，仍然保持着传统社会的特质。因而，大众媒体的这部分受众很有特点。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大众媒体的这部分受众不是个人，而是群体。

受众从大众媒介接受的信息一般有两类：满足型的信息和手段型的信息。满足型信息的主要作用是给接受者提供社会——情感的认同，给接受者提供审美的满足和情感的家园；手段型的信息是那些能够给受众提供事务性帮助和参考的信息。

决定个人是否接受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的因素是个人的审美情趣和信息需求。在传统社会状态的群体生活中，群体内的传播同化着群体成员的审美情趣。个人如果想要获得群体认同从而获得归属感，就必须和群体的多数成员保持基本一致的话语方式和谈话主题。在实践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农村中的居民经常在一起谈论电视、广播节目。这种谈论几乎是在规范着他们收看或收听的行为。比如，一群女性村民在谈论某个电视剧的时候，那些没有收看的人就会感觉被排除在群体之外，和这个群体有疏离感。这种情感危机会影响（有时甚至是强迫）她们的收视行为。这种审美情趣可能是“群体暴政”强加的，但是它确实在前现代化的社会中存在并发挥作用。群体的审美情趣征服了个人的审美情趣，因此也就代表了个人的审美情趣。

在传统社会中，个人往往代表他所处的群体进行活动：他代表了他的家庭、家族或社区。外界也常把他当作他所在的某个群体的一员来对待。可以说，传统社会中的交往主要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活动的特征也就决定了手段型信息被接受的程度：对成员的群体生活没有帮助的信息自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社会犹如一个生物有机体，必须时刻监视周围的环境以保证其种族的生存需要”。④传统社会中的群体环境决定了他们信息需求上的特点。

总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群体对媒介受众的属性构建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研究这部分受众的时候，首先要了解他们所隶属的群体、这些群体对他们接收媒介有什么样的影响。

二、工业社会的“大众型”受众

决定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因素是具有扩张本能的市场的形成。与传统社会的“交换场所”意义上的市场不同，现代市场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它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归到自己的门下，去除和市场规则相违背的一切。全世界所有不想被淘汰的地区都逐渐融进了市场化的浪潮中。正是这种具有扩张本能的市场打碎了传统社会的群体联系，导致了大众传播中“群体型受众”向工业社会的“大众型受众”的转变。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里面没有群体，而是说，从传播学里面受众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群体已经不能决定受众的性质了。

在传统社会中，工作当中包含着娱乐。工匠在制作他们的产品的时候，他们可以享受手工制作过程中艺术家一样的成就感。每件手工制品都是独特的，都融进了工匠的技艺和灵感。而工业社会把人的工作和娱乐完全分离开来，劳动中的成就感和满足感都被规范的流水线所取代，工作纯粹为了谋生。人是理性设计的、分工明确的生产过程的因子。人设计了更加有效率的工业生产体制，并且逐渐合理化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当人类制造了理性化的生产机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人本身也必须适应这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机制。于是，从农业中分流出来的劳动力经过为适合这些机制而设立的教育的整合，被打散后附加到了生产的各个专门环节。进入现代社会的必要代价就是必须接受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遵照工业社会的纪律和市场法则。

为了追求生产效率，商品也向标准化发展。整齐划一的商品制作成本是最低的，在同样销售价格的条件下，它更加符合市场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所以，标准化商品逐渐淘汰了传统社会产品中的人性因素。具有独特创造力的产品已经变得不是普通人能够享受的奢侈品了，比如时装、原创绘画、现场交响乐等。留给大多数人的是快餐、方便食品、超市、好莱坞电影等规格化的商品。

教育精神的转型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传统社会的教育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接受，教育的内容无论是中国的“御、射、礼、艺、书、术”，还是西方的哲学、论辩、逻辑等，都明显带有个人修养的成分。现代学校教育的重心是技艺教育：为入学者提供在社会上谋生的能力。学校也变得像流水线：输入的是未定型的孩童，输出的是符合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力（无论这种劳力是体力劳动者还是智力机器）。

工业社会需要大众化的人，工业社会也为自己制造了大众化的人。它的教育、工作、日常消费当中都力图把人改装成适合工业社会要求的类型。这些人的特征应该服从工业流水线一样的工作需要。这些人也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圈子、社区等群体。但是，这些群体对他们既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又不能够对他们接受信息提供过滤，不能影响他们接受特定的信息，所以在进行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时候，可以忽略这些“虚无群体”的存在。

工业社会的产生也伴随着大众社会的来临。大众社会的受众有如下特点：

1.易感性

在传统社会里，群体能够指导个人接受什么样的信息。群体成员对大众媒介的信息有怀疑的时候，他可以根据群体经验来进行判断和决定取舍。大众社会失去了传统社会中可以依托的群体，在大众媒介和受众之间没有了能规范受众信息的东西。个人像一个个容器一样接收大众媒介的内容，几乎没有批判能力。受众非常容易受媒介的感染。

和传统社会的受众相比较，工业社会里面的受众更容易受到媒介的影响。媒介和受众之间几乎是面对面的关系。影响受众行为的，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习惯。

2.同质性

同质性是指受众的信息接触习惯和审美情趣差别很校工业社会打碎了传统社会的群体，把个人从群体压力下解放出来。但是，获得自由的代价是失去依托，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传统的群体已经失去了实际的价值。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社会。所以，市场化的工业体制很容易就可以把人塑造成了同质的大众。表面上，现代社会的个人非常有个性，但是作为集合体来说，他们是同质化的大众。

大众社会的受众因为其社会属性上的同质性，所以在媒介接受方面，没有质上的差别，只有欣赏习惯的差异。失去了个人和媒介之间的群体这个“信息把门人”，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可能就更直接、更明显。大众媒介完全可以打破差异，改变受众的欣赏习惯。而在传统社会里面，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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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菱形结构

大众社会是菱形结构的，处于两头的是社会少数文化精英和少数的文化边缘人，中间的是多数的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有自己的信息品味，这种相对“高雅”的品位经常是下一个时期的大众品位，也就是说精英品位可以引领大众品位，但是在精英品味和大众品味之间仍然存在无法消解的差异。少数边缘人群一般有反社会主流甚至反精英的信息品位，这种品味和拥有它们的主人一样，也同样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除了这两部分少数以外，大众的审美情趣和欣赏口味已经严重同化了。一部《泰坦尼克》就可以让地球上的多数人唏嘘不己。

总之，现代社会的受众和媒介之间几乎是面对面的关系，隔在两者之间的只有力量薄弱的个人信息消费习惯。媒介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受众的个人信息消费习惯和形成这些习惯的背景上。

三、后工业社会的“新群体型”受众

后工业社会是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超越。当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制造业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的时候，传统产业就变成了“夕阳产业”，社会的发展重点就向信息和服务领域转移了。不同的工作方式可以造就不同的人格特征，后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内容的转变也给大众传播塑造了新型的受众。现在，我国还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社会。但是，我国的部分高技术、高信息含量领域已经基本和国际接轨，从而在这些领域产生了全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产生了全新的、有特点的大众媒介受众。这部分受众的独特性已经显现出来：大众化的节目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小，他们需要符合自己需要和口味的、更加个性化的信息。虽然这些人群的相对数量比较少，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有较强的影响力，并且有很强的购买能力，是很多经营高档消费品广告客户的目标群体。随着这部分人的数量的增加，媒介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节目也一定会增加。他们在未来的大众媒介受众中的地位会继续上升。所以，很有必要分析他们作为媒介受众的特点。

在后工业社会中，个人可以接收信息的渠道呈现多样化。传统的媒介不仅没有衰减的迹象，反而还可能会继续上升。此外，网络媒介正在以我们无法估量的速度走进日常生活。受众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也增加了媒介能够承载的信息容量。发达的信息传送手段真正将地球变成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人们与那些不能亲自体验的地方的联系越来越多。“蝴蝶效应”越来越明显，遥远的地方的一个微小的变动都可能激起连锁反映，引起身边的巨大变动。很多自身经验之外的变动和人的切身利益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比如美国的“9·11”事件造成了世界性的股价下跌，就会影响万里之外的股民的利益。一方面，人类越来越需要来自远方的信息；另一方面，人类又越来越没有可能亲身体验这些信息。于是在人类和事物之间就更加需要媒介的连接。人类感受的环境是经过媒介加工的“信息环境”。如博德里拉所言“符号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剧增，它们已经主宰了社会生活。”⑤电脑、媒体创造了另外一个符号的世界。

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Gamebetweenperson］……一言以蔽之，它的模式就是科学知识、高等教育和团体组织合成的世界——其中的原则是合作和互惠，而不是协调和等级。”⑥他认为后工业社会也是一种群体社会，但是这种群体和传统社会的群体有本质的差异。

传统社会的群体有血缘群体、地缘群体和身份群体三种。人当然没有办法选择他的血缘关系。因为社会的水平流动和上下流动都很少，所以地缘群体和身份群体也几乎是固定的。个人几乎没有权利选择所处的群体，出生以后，他一生所隶属的群体就基本上已经规定好了。这种群体是先在的，建立在强迫基础上的。但是后工业社会的地域流动性和身份流动性改变了群体的性质。个人能够选择所处的群体（血缘仍然不可选择，但是它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新群体”建立在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是“松散”的群体。传统群体对待违规者（即使违反的规定是道德性的，不是法制性的）通常给予暴力打击。而后工业社会的“新群体”就不具有暴力性质，这种群体通过比较隐晦的方式来规范成员，例如提倡自律等。当群体成员违规时，通常也不会用暴力惩罚。

在后工业时期，受众和大众媒介之间又有了可以起到过滤作用的群体。新的群体虽然不能够强制规定人们接受信息的内容，但是群体生活同样可以“影响”（而不是传统社会的“规定”）群体成员利用大众媒介的方式。一般来说，这些群体都和文化、信息和工作有很大联系。所以在工作当中，群体就培养了成员的信息消费习惯。成员能够从他们的社交群体中得到需要的那些深刻的、有文化品位的“满足型信息”，受众不再那么依赖大众传播获得这些信息了。大众传播的碎片化信息表达方式在传播这些东西时没有优势，大众社会里面庸俗的文化节目和他们的需要相差很远；同时成员可以通过他们的工作群体获得“手段型信息”来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也没有必要求助于大众媒介的那些零散的信息了。这类受众的信息需求很有特点。相对于工业社会的受众来说，他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和相信程度就比较低。但是，大众媒介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信息获得方式。

四、三种受众类型理论对实证研究的意义

三种受众理论是根据我国现在社会发展阶段而提炼出来的受众划分。我国和西方在社会形态方面有根本的差异。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考虑，西方的受众类型比较一致，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根据一些传统的社会研究指标（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对受众进行划分；但是在我国，受众的差异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差异上。因此，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划分，可能更有意义。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三类受众同时存在。他们受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环境的影响，有不同的媒介接触行为。大众媒介很少能够同时讨好属性不同的三类受众，媒介研究也很难作出同时适用这三类受众的理论。因此，大众媒介不但应该利用事后的实证研究手段去了解受众；而且，在制定传播策略之前，更应该事先对受众的类型有理性的认识。首先，这种理性认识有助于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方法上的指导。其次，这种理性认识还有助于对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进行更加合理和深入的解释。

我们利用简单的模型来表示大众媒介对三种类型的受众产生作用的途径：

从下图中可以看到，信息从大众媒介到达三种不同类型的受众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类型的受众体现在大众传播研究当中，就不仅仅是受众类型的差别，而是整个传播模式的差别。针对这三种类型受众的不同特点，大众媒介研究应该考虑不同的研究重点：针对传统社会的受众，重点可以考虑放在群体的特点、群体对个人接受媒介信息的规范上；针对工业社会的受众，媒介的研究重点可以考虑放在个人信息消费习惯以及它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上；针对后工业社会的受众，媒介的研究重点则可以考虑放在新群体的性质、新群体的信息提供能力、媒介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选择群体的准则上。

实证性研究的局限性之一是深度不够，以往有关大众媒介的实证研究的一般模式是：利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或实验测试，收集相关的数据，结合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大众媒介对个人的传播效果以及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对于一些难于探讨的传播的“中间过程”，则可能归结为“环境影响”或“外来因素影响”。

这种基本模式本身并没有错误，在这种研究模式的指导下，实证性的大众媒介研究也确实得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但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步深入和传播实践对理论的更高要求，这种模式已经明显不能满足需要。理论和实践同时向实证性研究提出要求：1、不能再满足于“万能型模式”，那种几乎可以用到所有的大众媒介实证研究中的模式（特别体现在问卷设计上）很难适合不断深入的需要。大众媒介研究必须根据不同的受众特征和传播模式，设计相应的研究模式，才能有突破性的发现。2、以前的模式能够从总体上把握整个大众传播的状况，但是它的局限性同样很明显：难于深入地了解传播的中间过程，所以对结论的解释往往要凭借个人的经验和已有的传播学知识。也就是说实证性研究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把握了受众的划分，根据不同的受众类型设计不同的研究模式，改变研究的重点，从“广度”向“深度”发展，在不增加调查负担的情况下，有可能提高实证性研究的效能，使其在深度挖掘方面有所突破。3、实证性研究的理论来自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大众媒介的受众来说，中国和西方的受众特点有非常大的差异。应该使研究模式根据研究对象来改变，而不是让研究对象来适合研究模式。如何实现研究模式上的创新，是我国媒介实证研究者需要面对的挑战。

五、总结和讨论

传播学本身是在吸取各个学科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理性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够同时促进传播研究的发展。社会转型时期的三种受众理论是对中国现在的媒介受众的一种理性把握，它可以指导实证研究的理论模式。特别是涉及其中两种或三种受众的时候，就更应该考虑设计不同的研究模式。比方在进行问卷研究的时候，需要根据每一种受众类型设计一套对应的问卷，才能深入地研究大众媒介的各种问题。当然，用理性建立的理论模式最好也要经过实证方法的验证，在实践当中逐渐修正理论。

本文从社会转型的理论出发，提出了现阶段我国大众传播面对着三种类型受众的观点，但是有关的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如何从理论上明确地定义这三种类型的受众；第二，如何从应用的角度，提出划分这三种类型受众的指标体系，并使之可操作化；第三，如何通过实证性研究，验证这种“纵向”划分受众类型的理论的合理性；第四，如何在今后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将“纵向”划分与“横向”划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第五，在具体的研究设计和分析方法方面，还需要解决针对“群体”的设计分析和针对“个人”的设计分析的有机结合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现回答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传播与社会》台湾世新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27页。

②《人际交流与传播》周晓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65-367页。

③《发展社会学》张琢、马云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75页。

④《权利的媒介》赫伯特·阿特休尔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页。

社会转型时期范文篇7

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冲突的主要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对外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日益加深、加剧，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裂变。价值多元化打破了单一价值观念造成的僵化，增强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复杂和多样性。同时，价值多元又会产生价值冲突，引发价值迷茫，产生大量道德失范现象。概括地说来，现阶段我国存在着多种性质不同、层次各异的价值观，主要包括集体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拜金主义价值观、拜权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其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冲突是当前价值观冲突的焦点。

集体主义价值观，倡导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和协调，主张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提倡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要以集体利益为重，自觉维护和发展集体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个人应当为维护和实现集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甚至为之献身。同时，集体关注它当中的每一个体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尽力保障个人正当利益，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力求使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个人主义价值观，在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上，认为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国家、社会、集体和他人不过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它肯定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认为社会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基本权利，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平等、个人选择、个人奋斗等等。它割裂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片面强调个人的地位和作用，表现为自我奋斗、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损人利己、自私狭隘、自由散漫等。

拜金主义价值观，以金钱作为衡量人生价值尺度，奉行“金钱万能”、“一切向钱看”，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的社会关系的反映。这种价值观把人生价值与商品价值混为一谈，把人创造的金钱当作能支配人的力量来顶礼膜拜，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纯粹的金钱关系。

拜权主义价值观，以权力大小来衡量人的价值及利用权力和关系以实现人的价值为其特征。它既有长期封建社会官本位文化的深刻影响，又是旧体制下权力高度集中的产物，是多种因素互为作用的结果。它严重扭曲了人民公仆的形象，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败坏社会风气。

享乐主义价值观，把寻求肉体感官享受当作人的本性，视人生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个人物质享乐。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一些人靠剥削他人、掠夺他人、牺牲他人劳动成果进行享乐。比如，为了贪图享受，奴颜脾膝，不要国格和人格，出卖良心和灵魂;为了满足欲望，穷奢极欲，醉生梦死。

上述不同价值观在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价值取向、价值评价以及价值主体方面都存在对立和冲突。总的说来，当今中国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正处在古今、中西的时空交汇点上，表现出“多元并存，新旧交替”的特点。无论在社会的宏观背景上，还是在个体的精神世界中，都同时存在着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西方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以及在改革开放实践

中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等多种类型。新旧价值观交织在一起并相互作用，引起价值观之间的复杂冲突。

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冲突的原因

首先，市场经济是价值观冲突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是一种多元主体经济，它以经济活动的主体、价值主体的多层次、多样性、多元化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实际上造就了主体利益的多元化格局，确认了不同所有制主体，包括国家所有制主体、集体所有制主体和个人所有制主体等多元并存。多种所有制主体也就分别有着其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人生价值并由此发生冲突和对立。

其次，全球化是价值观冲突的外在推动力。全球化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使价值观出现多样化。在全球化背景下，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呈现出日益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原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的价值观念被全球化进程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使本国的、外国的，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计划的、市场的等各种文化价值观互相碰撞、互相激荡，混杂在一起。实行对外开放，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资金、商品大量涌人的同时，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会渗入，同中国人原有的价值观念发生激烈的冲撞，从而使我国价值观领域的多元性状况更加突出。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人们必然面临着多种价值选择，这就使人们的价值观不可避免地显现多样化。

再次，科技进步为价值观冲突提供了技术平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手段，不仅使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得以传播其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而且也使他们的竞争观念、时间观念、效益观念、开放观念以及政治民主、人格平等等价值观超出原有的层面，快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人们潜在的生活、需要和心理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样，就为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提供了条件。

最后，价值观自身属性是价值观冲突的内在原因。作为社会意识存在的价值观，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既可能超越于一定的经济关系而出现，也可能滞后于其依附的经济关系而残存。在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念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呈现出多元价值观与一元的、主导的价值观相冲突的复杂格局。

着力构建科学的价值观体系解决转型时期价值观冲突问题，最关键的是以一个充满活力、主流的价值观为核心，着力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科学的价值观体系。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面对价值观冲突，对于国家、社会和健全的个人说来，选择的导向问题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我们所倡导的主导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主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取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主旋律，反映了我国社会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体现。在社会转型时期，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地位不能有丝毫改变。

二是正视社会价值观的层次性。社会的价值观体系是一个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并有多层面价值观念与之相结合的结构系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主导地位的同时，要正确对待其他价值观念，使先进性与广泛性有机结合。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在价值观上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讲党性、讲先进性。

对广大人民群众，在价值观上则应在坚持先进性的同时承认广泛性，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努力引导人们自觉提高自己的价值观层次，逐渐达到集体主义的崇高境界。这样，适应转型时期多层次价值观发展的需要，从而得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认同，使社会成员在整体上保持协调与合作，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社会转型时期范文篇8

1.1政府转型对电子政务的新要求

政府转型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包括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及阳光政府的实现。因此，新时期电子政务的发展不仅要配合政府各类服务方向的进程，同时也应对政府的运行服务体系进行有效整合以及信息化改造。尤其是新时期“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政府转型目标，对电子政务的发展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要求。另外，阳光政府的转型目标作为近期政府改革的热点，同样对电子政务的配套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政府在结构设置、服务体系以及日常运行机制上须逐步完成公开、公正的发展任务，电子政务应实现在秩序范围内的政府服务透明化；其次，监督机制的完善要求电子政务加大在沟通社会与政府联系方面的力度，扩大公民对政府服务的监督范围，从而提高其政事参与度，促进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最终达到构建和谐政群关系的目的。

1.2多种机制电子政务间优化配置问题

一般来说，电子政务服务系统应以服务对象为基础分为“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政府与雇员”体系，并根据其服务的主要内容、流程进行个性化设置，从而提高各种类型的政务效率和质量。但在我国多数政府信息化政务体系中，并未建成分割明确、流程细致、公开透明、分配合理的信息化运行机制；且在各类政务体系中部门间的资源共享机制缺乏，导致各体系、各部门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的资源整合以及配置，对电子政务的发展以及政府转型形成阻碍。

1.3电子政务运行的安全问题

电子政务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方面。政府转型的信息化进程不仅要实现政务高效化、透明化、人性化等目标，同时也应从信息安全、政府运作机密等方面入手，充分保障国家意义上的信息安全，以避免信息泄密、盗用等违法行为导致社会安全隐患的现象发生。可见，信息时代对电子政务的发展增加了安全与保密技术的难题。

1.4信息技术多变性、复杂性带来的机遇和困境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属于时代前沿的新兴技术，信息技术在当前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且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电子政务虽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但在多数层面上看，仍需与政府发展进程相契合。对此，电子政务在处理信息技术与政府服务的关系中出现了分歧与矛盾。首先，电子政务体系在配合政府职能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如信息化机制在政府运作预算方面不完善、电子政务体系组织结构与政府结构不同步、信息化管理不到位、运作方式不明确等。其次，发展中的电子政务建设未与转型中的政府状态相匹配，尤其在信息资源共享方面，信息化机制仅仅处于办公自动化或部门内部信息交流的低层次水平，无法满足“服务型政府”以及“阳光政府”的基本要求。

2新时期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

2.1由单项应用阶段向共享协同阶段发展

电子政务的单项应用阶段在我国政府发展进程中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单项应用阶段指政府在日常运作过程中能实现办公电子化、自动化以及简单软件应用的程度，且该类应用的范围仅限于个体部门。而随着政府转型以及社会深化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电子政务将由单项应用阶段向共享协同阶段发展。共享协同旨在促进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各级政府间、政府与广大群众间等联系的发展，并通过信息资源的实时、有效共享加快政府转型步伐。目前，可有助于实现共享协同的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等，经与政府职能的有效配合发展成为结构合理、管理明确、透明公正、高效人性的电子政务体系。

2.2网内资源整合，一窗受理实现政务现代化转型

我国的电子政务体系在发展进程正朝着资源的整合集中方向迈进，实现政府服务、业务以及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是推进政务“一窗受理”现代化转型的必经之路。首先，各级政府的服务正进行与行政事务的有效整合，力争在为社会群众提供满意的各项服务基础上加大行政事务透明度，以此增加政府公信力，拉近政府与群众的距离。其次，电子政务正从各项政府服务业务出发，通过政务渠道整合将社会群众的需求集中至一条服务渠道进行解决；由此可有效解决群众以及企业“办事难、时间长”的顾虑，进而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另外，网内资源的整合对电子政务的管理水平要求较高，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将促进政府运行模式的转变和升级。

2.3推动政府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民主建设

随着电子政务的不断发展，我国各级政府将实现运行以电子化文件为基础，更加关注于面向企业和群众等群体的服务流程制度的改进，通过使用各项新兴信息技术将政府内各部门由分散、冗杂化升级为高度整合、简洁化水平。政府信息化体系的完善可通过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新时期政府运行模式的创新；企业、雇员、群众等群体将不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等因素，直接通过有效网络进行政务办理，对社会的深化改革进程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电子政务使用通信技术实现了群众对政务的有效监督，直接提高了政府各项业务的透明度，促进政府形象以及公信力的提升，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完善具有积极影响。

3结语

社会转型时期范文篇9

关键词：社会转型现代行政行政法新视野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以科学研究的态度对我国行政法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法学学科今后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对行政法学基本概念（“支撑性概念”）的重新定义。

现代行政是一种“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科学行政”。

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的基本内涵。它决定了今后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行政法，也决定了行政法的发展方向。

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能或迟或早、或快或慢都将发生变化。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是政府行为方向和基本任务（职能）的三大方面。由于中国已经走入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必将影响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政府和社会”

是构建当代行政法学体系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如何把依照计划经济模式建构起来的行政法，转换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行政法，是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法所面临的课题和挑战。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方式的转变，表层反映着行政法学基本概念和根本体系的变化，深层则引申出民众与政权、社会与国家、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变革。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社会）政府的职能重心在于政治统治，至现代工业社会转向社会管理职能（包括经济管理职能），至后工业社会又转移到社会服务职能。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结构的重心从一个职能转向另一个职能。现在社会服务职能基本上成了政府行政行为的重心。原有的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并未消失，只是在内容方式和方法上发生了变化。既然这样，现代行政法的体系设计和所关照的重点内容就应当放在社会服务职能上。

一般说来，行政法律的设立、运行都与构成行政法律制度的关键词有关。这里的“关键词”就是指构建行政法律制度的“柱子”。正如支撑一幢大楼的混凝土“柱子”一样。“关键词”是构建这个学科的基础，因此很有必要对构建行政法学科的支撑性概念（关键词）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探讨其内涵和外延，以构建一个我们所需要的行政法。众所周知，行政法学在我国的发展虽然正处于高峰时期，但对行政法的基本概念的内涵却存在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是指正常情况下所形成的各个学派、各种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是指对支撑这个学科的“关键词”发生了歧义，这不利于该学科的发展。因为，任何一个学科构建的“关键词”应当是统一的，不同的是运用“关键词”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观点。通过考察，我认为行政法学科的支撑性概念（或称为“关键词”）主要有：行政、行政权、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违法、行政责任、行政救济、合法性审查。对这些支撑性概念的具体解说决定了我们需要建立一门什么样的行政法学。也决定了我国行政法学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现行的行政法学体系多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现在所运用的支撑性概念的含义基本上是建立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如对“行政”概念的认识就是如此，认为“行政”就是管理，是国家意志的执行。仅仅强调行政是一种国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就有了“行政就是管理、管理就是整你。”这种纯国家意志执行的思路。其实，行政的内涵不仅是一种管理，现代行政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服务。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得政府无须像以往那样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控制。政企、政社的分离使得各社会行为主体获得了社会活动的自主性，政府除了为维持社会秩序而进行必要的管制之外，主要履行的是社会服务职能。现代行政理念应当是：

“行政就是管理，管理就是服务”。所以，笔者认为“现代行政”实际上就是“法治行政”、“民主行政”、“科学行政”、“服务行政”。行政管理不能仅仅靠行政强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就百姓来说，他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在实现社会秩序、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只要能够完成行政管理的任务，不一定非得板着面孔。目前，我国政府的服务职能日益突出，例如开发旅游产业，培育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生态环境，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非强制性行政行为也会增加。以前认为行政行为都是强制性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因此，伴随着社会转型，行政理念也应当发生深刻的转变。

行政理念是政府行政活动的先导，政府服务角色和服务意识的确定与形成，对于引导政府资源的投向、政府行为的重点选择和政府工作目标均具有重要意义。再如，计划经济条件下只重视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其实，行政行为也具有非强制性的一面，并且现代行政更应注重其非强制性的含义，那么行政行为的非强制性也要加强研究。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强制性行政行为和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管理与激励都很重要，要强调非强制性的行政行为的激励作用。行政管理不能仅仅靠行政强制，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对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确定的“行政行为”的“四个几个力（确定力、强制力、约束力、公定力）”是否准确，应重新认识。

（二）中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应立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行政法学研究，立足于跨学科的研究。

行政法学的研究应当建立在什么支撑点上？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的基础上，还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支撑点上。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应当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支撑点上，因此，行政法学研究对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法理论的借鉴必须做好理论知识的结合点。

当今对行政法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行政法本身，要充分注意相关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要将行政法的理论问题放到更大的背景、更大的视野里去，以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借鉴是必要的，我国行政法学科早期偏重于宪法学和政治学的借鉴，后来借鉴经济学的一些方法，最近在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对行政法学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应当加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是从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吸收的营养。同时行政法要注重从行政管理学中吸收知识和经验，现代行政管理是一种公共行政管理，它包括国家的行政管理、社会的行政管理，国家行政管理很重视工商管理的经验和办法，历史上也是如此，早期的工商行政管理的手段简单、粗暴，但近年来的发展很好，由简单采取强制手段到现在管理手段的多样化。最近中央关于国企改革的决定，很强调国企发展的两种机制：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两者是很突出并且是很重要的。我国行政管理也应当吸收工商管理中的这些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行政管理领域过分强调制约机制而忽视了激励机制。这些年存在的干部队伍中的“58、59”现象就与我们没有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要在干部管理中引进激励机制，体现激励机制，要将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一并研究；同时对行政管理相对方也应当引入激励机制，用激励机制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手段。

既要管理同时又要保障权益。在行政执法中应当强调全面执法，强调行政执法的强制性与非强制性（服务性）的结合。过去，行政管理领域过分强调制约机制而忽视了激励机制，今后，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应当同时并重。

（三）以控权论和服务论为指导，避免将行政法学的研究放在公民与政府对立的层面上。行政法既要控制行政权的恣意运行，同时更应注重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是什么？行政法学界主要有公益论、私益论、控权论、兼顾论、平衡论、服务论，我国行政法学究竟应确立什么样的基础理论？考虑现代行政的特点，提控权论和服务论相结合比较适合我国发展行政法学科的特点。研究行政法学必须考虑公益和私益，避免将行政法学的研究放在公民与政府对立的层面上。

通过对前苏联、法、德、日、美行政法理论的研究发现，管理论和控权论的思想根源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些理论的存在是受当时的经济根源所决定的。对这西方两派的观点（管理论和控权论）是不应照抄的，我们所强调的控权论和服务论既吸收管理论的合理成份，也吸收了控权论的合理成份。尤其是当前强调服务论是考虑市场与社会的双重趋动，考虑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互重。其实，同志早在《为人民服务》中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过去，我国在行政立法上偏向于行政权，行政机关权利多、义务少，这是计划经济时代产生的失衡，没有体现政府为人民的服务意识来。行政法学与行政管理学不同，所有的行政管理关系都是不对称的，但行政法学总体上应该体现出权利义务配置的一致性。我们知道法律地位是权利义务的综合体现。那种认为“行政法是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的观点是值得研究的。行政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行政法调整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关系。现在分析起来这种观点可能欠妥。在行政管理学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地位是不对等的，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笔者认为，但当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一旦进入法学领域来调整的时候，成为行政法的研究对象的时候，就应当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了。“法”本身就意味着“平等”、“正义”，行政法也应当属于“法”的一种，“行政”一旦进入“法”的领域，就成为一种“法治行政”、“民主行政”，都必须平等地对待各方参与者（当事人）。罗豪才教授在1999年11月1日到西南政法大学进行行政法学科建设的检查、调研工作时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当然，这种观点还值得深入分析。

（四）应加强社会转型与行政法发展方向的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正在引起上层建筑的改革和变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的理念、体制、制度等等正在逐步形成。社会转型与行政发展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作为行政实践的理论研究，行政法学应当探讨社会转型条件下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分析如何在新形势下完善行政管理，以促进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当然，行政发展不仅体现为行政关系的变动，行政体制的转轨，也必然表现在行政理念的更新方面。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行政理念也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1）从管制行政理念向服务行政理念的转变；（2）

从权威行政理念向民主行政理念的转变；（3）从人治行政理念向法治行政理念的转变；（4）从经验行政理念向科学行政理念的转变。

社会转型并非仅指社会某一领域某一层次的变革，而是在经济转型推动下的社会整体的嬗变。说到底，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变迁。由现代化这一过程到现代性这一结果，将经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其间在以下几个方面将发生急剧的社会变革。第一，在经济方面从前市场经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在政治方面从祟尚权威和实行人治向崇尚民主和实行法治转变。第三，在文化方向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机构改革以及对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入都可能引起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革命性变革。

（五）行政法学研究将面临的一个崭新领域，即对社会的中介（中间）组织行为的研究。

现在强调我国政府要转变职能、要放权，那么这部份职能转给谁，放给谁？谁来行使这些职能？这是今后行政法学必须研究的问题。这部份职能的很大部份要转给市场主体，政府不管微观方面，微观方面应由市场主体来承担，中介（中间）组织是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桥梁。西方的中介组织是自然、自发形成的，是为了协调同时也是利益群体向政府主张共同体的权利特别是对政府决策性影响的结果，与此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中介组织协调行业关系。香港有十大专业协会，承担了过去大量由政府管理的工作，如考试、资格审查、执业道德等现均由行业协会来完成，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我国的中介（间）

组织应当由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发展起来，它不应是自发的。公共行政除国家行政外，也包括社会行政。中介（中间）组织的行为应当属于公行政（社会行政）的范围。20世纪以后，各国行政法学大多将国家行政以外的公行政也纳入研究范围。许多英美行政法学著作在讨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时，引用公立学校开除学生学籍或给予其它纪律处分的案例，以及律师协会拒绝给律师颁发执业执照或吊销开业律师执照的案例。公共（中介）组织实施的行为如果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这应当是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六）加强监督行政的研究。

我国过去在行政法制度上，仅仅偏重于行政执法制度，监督行政的制度不完善。其实这两种制度都应当发挥作用，才能兼顾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的利益。公民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一些机制来实现平衡，行政法对双方都要加以制约，这也是有根据的，首先要受宪法制约，任何人均应在法律下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的权利，只是制约的重点不一样，政府是强者，行政法的设计就是要制约强者。同时，对相对人一方也要加以制约，东南亚经济危机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制约市场主体的行为的后果是严重的。因此，行政法学界应当加强对监督行政行为的课题研究。

（七）行政法学科中的法律解释问题。

法律解释学已经成为法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各部门法学都在开展各自的法律解释问题的研究。由于行政法学科本身包括的内容的宽泛性，决定了行政法中的法律解释问题应当成为今后行政法学中急需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主要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探讨：行政法解释的意义；行政法解释的特点；行政法解释的主体、对象、程序；

行政法解释的体制；行政法解释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方向，等等。

（八）建立健全行政公开制度。

行政公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价值。也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行政公开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中，除法律规定不能公开的秘密外，必须将其行政行为公开于行政相对方及社会，让其知悉和了解。在现代行政法中，行政公开的具体内容包括：（1）行政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公开。这一点在世界各国都受到重视，如法国行政法规定，条例的执行力只有在公开以后才能发生。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46年）第55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任何人服从应公布在《联邦登记》上的任何文件，也不应使其受此种文件的不利影响，除非他在实际上已及时得到了此文件的内容。”

这基本上表达了一个统一的认识：还是涉及到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一切法律都必须向社会公开，任何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未公开的法律的影响。

行政主体依据未公开的法律作出的任何影响相对人权益的决定都是无效的，不具有法律效力。1996年公布的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也明确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公布或法律法规、规章的目的是为了让公众知晓以便遵守，同时也是对行政机关本身的拘束。（2）

情报资料公开。情报资料公开是行政相对人有目的、积极参与行政活动的一个前提，它有助于行政相对人作出有益于自己的选择，它意味着行政主体依据相对人的申请，应当及时地提供其所需要的行政信息资料。对此各国都比较重视，如美国在《情报自由法》（1996）、《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1976）等重要法律中均有明确规定。（3）

行政决定公开。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所作出的影响其合法权益的行政决定时，必须向社会和其本人公开，从而使行政相对人有机会获得行政救济。同时这也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监督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机会。（4）行政行为运行过程公开。行政过程公开是指在行政程序的一些关键环节，即那些影响公民合法权利和义务的阶段，让相对人有参与或者了解的机会，如听证、询问等。

建立公平、公正、公开、高效、廉洁的政府是广大人民的希望，也是时代的要求。行政公开意味着将政府的行政行为置于阳光下，但是中国各级政府和公务员中都有一个通病-“怕光”。因此，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党和政府要坚持公开原则，实行公开办事制度。

在农村已广泛开展村务公开制度，在城市许多行政部门也积极进行行政公开的偿试：如政府公开采购制度、建立行政听证制度等等。重庆綦江彩虹桥案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行政公开制度不健全，彩虹桥建设的决策没有进行民主公开评议，招投标中实行暗箱操作，工程质量检测不公开，类似的案件不胜枚举。正反两方面都说明了行政公开的重要性。但是至今有关行政公开制度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是一块空白。行政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依法行政的必要内容和重要保障，是行政管理科学化、制度化、高效化的前提，是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包含了公民的知情权，十五大明确提出坚持公开原则，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各地推行的政务公开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政府管理招投标制度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重庆市政府近来出台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务管理改善投资环境的决定》（市政府39号令）和其六个配套文件（简称‘1+6’文件），现在正在进行的‘十个一批’，都与政府适应社会转型，切实规范和改善政务管理，创造优良政务环境，转变自己行为方式有很密切的关系。

国外对行政公开制度的宪法、法律规定比较健全，法律实施及司法监督比较严密，效果显著，在行政公开制度理论研究方面较为发达，这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国内行政公开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律建设而产生的新课题，理论研究方面至今不足，但依法治国又急需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与支持。笔者认为，行政公开制度研究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行政公开的必要性及其价值；行政公开的政治基础-现代代议制民主制；行政公开的宪法保障-知情权（知悉权、了解权）；行政公开的主要内容（行政程序法、情报公开法、政务公开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政府采购法等）；行政公开的技术保障；国外行政公开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实现行政公开的条件和途径。

（九）、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

抽象行政行为不是法律规范上的用语，而是行政法学界的理论用语。在近些年来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实践中，因受案范围限制而对行政行为的监督不力和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救济乏力的问题日显突出，其中由于纠纷本源“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未纳入受案范围”

则常常是造成一些具体行为纠纷引致的权益损害无法获得有效救济的法定理由。因此，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应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特别是司法审查的对象。这是政治民主、行政民主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1999年4月29日通过的《行政复议法》第一次将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规章以下的规定）纳入了行政复议的范围，这是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一大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发展，扩大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范围已成必然趋势，因此需要重新认识和调整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与救济机制，尤其是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上的衔接。这也是我国行政法理论建构和制度建设（特别是关于行政法的救济理论与实务）亟待突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事实上，与此相关的法律理论和实务研讨文章近年来已逐渐增多，并将形成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和重点。

（十）、建立怨情申诉制度，让当事人有更加畅通的救济途径。

怨情申诉也叫苦情处理，属于行政救济的范畴，在各国行政法制中有不同形式的表现。例如，在日文中，“苦情”具有不平、不满、抱怨、牢骚、委屈、怨言等多种含义，在行政活动过程中“苦情”是大量存在的，苦情处理已是日本行政法中的一项比较成熟和规范的制度，在其行政法学教科书中几乎都列专章加以讨论。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公民怨情申诉的法律调整机制尚不够健全，有关理论研究也大大滞后，亟需进一步研究，确立这项制度。

由于行政管理领域自身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行政行为的失误和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这给相对人会造成一种情感上的伤害，有时这种伤害比物质方面的损害更伤害相对人；而现有的任何一种救济方式都有其局限性。尽管我国已实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但在实践中受到行政复议、司法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只是少数而已。相对人认为受到行政行为伤害却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得到全面救济的情形仍然很多。例如，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公民受到执法人员的恐吓或辱骂；公民理应获得行政奖励而未能获得；公民向行政机关提出合理的咨询要求而得不到答复；等等。当公民遇到这些情况后都难以通过现行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常规救济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因此，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理民主化和纳税人需求多样化的新情况，更好地体现政府为民服务的宗旨，应在坚持和完善既有救济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救挤渠道和救济形式。如人民代表定期接待选民和原选举单位及其成员并负责为之申诉行政怨情和争取救济的制度；在各级政府设立怨情申诉专员等等。并努力实现各项公民怨情申诉制度的系统化、规范化、简便化和高效化，以更好地弥补行政行为的失误和不足之处，切实保证行政运行的合法、合理、合情，且在公民受到行政行为损害后能通过法定和规范的渠道得到有效救济。

这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如何充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新课题。同时也应当是行政法学的一个新的领域。

（十一）、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加强对行政的监督。

社会转型时期范文篇10

论文摘要：社会转型时期是法律创新最活跃的时期，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法律观念、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都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创造的。我国社会转型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立自由、平等、幸福、安全的社会，通过法律创新，能够加快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

一、社会转型与法律创新的概述

社会转型是指某一社会类型通过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发展，在主客观上积累了一定值的变革条件，走向另一社会类型的过程。就社会发展规律而言，人类社会总是从低级的组织形式向高级的组织形式发展，因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转型，反映着人们对于新的、更高级的文明追求和渴望。而法律创新是指法律制度的创造、新建和优化。法律创新对社会可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因而法律制度也就不可能一成不变，变化中的法律有可能蕴含着创新。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内容和形式出现，仅21世纪的这前几年内，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教育等焦点问题所引发的法律困境，就逼迫思想家、法学家去寻找解困的办法。因此，此时每一项新的法律规范的产生，都能获得普遍的称赞和遵守，并为人类带来福音。从历史经验看，法律创新是没有具体的时空限制的，即便在社会秩序平稳的国家或年代，也会有法律创新。从这个方面来讲，可以说法律创新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常识。法律创新，也包括法学理论创新，因为法律制度与法学理论的有机联系是现代立法者所深信的知识，拥有这种知识是立法者应具备的素质之一。法学理论研究，创新是它的本质要求。法律创新，其实就根植在一切从事法律工作或者关注法律事务的人们的言行中。

法律创新与社会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无论以何种形式实现，最终都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因此，社会转型时期是法律变革的最活跃时期，人们通过法律创新改变旧的法律观念和法律规范，以建立起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同时也通过法律创新，聚集社会变革的力量，巩固社会变革的成果。人类社会许多重要的法律观念、法律原则、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都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创造的。

社会转型及其法律创新有两类形式，一是如美国在没有前人经验的条件下实现社会转型，其法律制度必须通过创新，没有其他途径供选择；另一类是后发展中国家，由于有其他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可供借鉴，可以通过移植别的国家的法律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这既节约成本又节省时间。但也要看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只搬不改，就将别的国家的法律制度平移过来，一般都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借鉴或学习先进的法律制度，并不同程度地进行法律创新。

二、法律创新对社会转型的作用

法律创新是在对社会生活全面了解以及正确预知社会未来的基础上实现的，它对社会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法律创新建立起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机制。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解放生产力。法对生产力具有促进和阻碍双重作用，利用法律创新，可以自觉地挖掘和发挥“促进”作用，抑制“阻碍”作用，让生产力充分保持活跃的状态。

2、通过法律创新引导和保障社会转型平稳实现。社会转型时期是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交汇时期，旧的法律制度起不到化解矛盾、平衡冲突的作用，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内乱，法律创新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3、通过法律创新，可以建构出社会转型的模式，促进社会力量自觉地向该模式发展。

法律创新除了具有促进社会转型的意义之外，还可以成为社会转型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

第一，社会转型最终要得到法律确认。旧的法律制度确定和维护的是社会转型之前法的关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它往往起阻碍作用。在社会转型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法律制度，否则社会转型就不能说取得成功。而新的法律制度在转型过程中是法律创新的结果。

第二，社会转型的方向、内容和意义要通过法律形式进行表现。社会转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代表社会进步力量的群体，首先是通过政治口号唤起群众的觉悟和支持的。在政治口号中，包含着社会转型的方向、内容和意义，但是这些政治口号都是没有具体化的，不通过具体的法律使其现实化，仅政治口号，不能证明社会转型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第三，社会转型最终需要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法律是反映社会认可的特殊方式，虽然对它给予实质性认可的可能只有一部分人，但由于法具有强制性，在形式上，全社会都须认可且遵守它。

三、我国的法律创新发展方向

我国正面临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转型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立自由、平等、幸福、安全的新型社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以法治为重要特征的国家，故此，我国的法律制度必将有一个革故鼎新的变化。社会转型是社会进步势力与守旧势力力量彼此消长的过程，社会进步力量增长的速度越快，对旧的社会关系的破坏威力就越大，原有的法律观念就越会被抛弃，曾在社会中适用过的法律就越会被废止，从而失去原有的权威，不为人们所遵守。相反，新的法律观念会随之而兴，新的法律规范将获得人们普遍的认同和遵守。

现阶段，我国法律创新主要朝两个方向拓展，一个是加强国际合作，寻求共同关心的课题，进行法律创新。例如，我国科学技术进步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而西方法律文库中也找不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法律规范，这就意味着我国同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一个新课题：法律创新；另一个是在国内充分利用本土资源，进行法律创新，以期较好地解决我国多民族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实际上，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已有过法律创新的先例，解放之初、、改革开放都曾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了一定的法律，总结这些经验将有助于我们进行法律创新。当然，“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范式，许多内容加以研究与改造，即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法律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从未有过的伟大事业，这项事业必将催生出许多科学的全新的革命理论，新的法理论逻辑地包含在其中。

因此，法律创新不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实现法律创新，首先要树立牢固的创新意识，转换人们的精神状态，把法律创新视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其次要对法律创新进行理论上的系统研究，什么是法律创新?法律创新的条件、意义、内容、方式、机制有哪些?都须进行严密的探讨，使法律创新自身形成一个较完善的理论体系，以利于指导法律创新的实践。从而实现法律创新。

我国社会转型进展之快，令世界惊叹，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加剧，而在许多方面，我国还缺少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律制度，这就为法律创新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法律创新是社会转型或进步的标志，没有法律创新，就决不能实现社会转型和建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1]张放.关于法律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J].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01期.

[2]任维德.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法律控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