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范文10篇

社会运动范文篇1

一、艺术社会学如何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

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莫里斯等主编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斗争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不难发现跨学科研究的多重性质及其活力。这对于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研究而言，实际上具有同样的范式转变意义。过去的左翼文艺史较为侧重从动员民众、整合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艺术在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而现在的研究角度不仅应该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且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近读到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德尼·塔罗的《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一书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研究可以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首先，塔罗把社会运动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新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60年代的运动联系起来，而我也必须承认，对本文论题的关注的精神动机来源于一种思想背景，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潮流。塔罗在书中写道：“对一些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生命的形成期，还给他们留下了积极的回忆，并使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激进主义倾向。”②而早在20年前，我和朋友们都热切地阅读和讨论的那本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中则是这样写的：“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六十年代的流亡者们（他们也背离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青年时代）应当在各自的工作中继续实现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乌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却是忘不掉的。”③可以说，对于校园学生激进思想与运动的缅怀之情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了研究者的立场。关于激进主义与乌托邦精神的重温和反思，正是目前我进行的当代艺术与社会学转向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次，塔罗对于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变化作了理论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颇有影响的资源动员理论得益于经济学的研究，但忽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运动亲历者的体验；而这种理论中对于领导权的强调则与列宁的理论具有相似性。④另外，像集体行为范式理论中对社会怨恨的强调使人想到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社会运动的文化研究角度则与葛兰西理论有所联系。类似这种思想影响研究的思路在我们的艺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左翼美术史研究中，思想影响与研究框架的简单化尤为明显。

在对于学说范式的变化、转换的梳理中，塔罗明显地把学术研究的变化与现实中社会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思想梳理的研究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考量结合起来。塔罗自称，“对我来说，从系统数据分析转向历史性和阐释性叙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⑤他提到的帮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关于集体行动史、社会运动史和革命史的研讨会，由此我想到的是，在近年来国内学界中对政治运动史、中国革命史的关注是否会促使古典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学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产生有益的变化？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的分梳、研究将会大大得益于社会史、革命史的研究，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还有就是，塔罗的社会运动理论在学术研究中折射出政治关怀的辉光与力量。看看这样的一种提问，你会发现在研究较为平和的自由主义公民运动的学术工作中蕴藏着何等迫切的现实关怀：“如果抗议和斗争已经变得易于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当权者选择与运动参与者讨论策略而不是镇压他们，如果媒体和法庭经常解决那些曾经引起街头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社会运动是否会像19世纪的游行和罢工那样，被同化和体制化为日常政治呢？”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从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事件中寻求对于该社会的发展、变化的理解，而对于生活在现实中并正经受着社会运动事件的人来说，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则具有事关生存的选择行动的意义。如何认识冲突中的双方的性质、目标、行为模式、力量对比等等因素，然后选择介入还是旁观、选择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对人们的立场、智慧和勇气的考验。一般来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总是期待社会有所改善或某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因而，他们不会是关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宿命论者，而是积极的“行动改变生存”信条的信奉者。问题在于，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具有现实关怀与行动的道德勇气？当我们鼓励某些当代艺术家们重返十字街头的时候，学者们是否也可以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在这里，卡尔·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否还有感召力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者说，已经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怀有此等幻想？

二、使艺术与美学的斗争成为政治实践的力量

我们先来看作为学者与思想斗士的爱德华·萨义德与访问者的一段对话：

米切尔：不过，我在考虑问题的另一面。假如政治就是政治，或者说是一种仅仅用于生产权力的技艺，那么，为了使政治成为真正的政治，政治在何种程度上用得着你说的那种审美情感和形式主义？

赛义德：这个问题问得好。在理论论述中，福柯陷入了理论的僵局，而且最后也没有走出来，所以只好转向有关主体性、自我关怀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没有太大意思。要走出理论误区，必须避免将政治看成只是生产／削弱权力的过程；政治构成了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经验，而这一点在大多数政治科学家和辩论家的著作里都没有得到展示。这也是为什么我亲和于那些陈述失败和被驱逐的政治，而疏离于胜利和愿望实现的政治。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失败的原因。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政治。我的意思是，比如，可以读一读E.P.汤姆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诞生》。这本书在讲述失败史的同时，揭示了一段生动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经历，而这种经历既没有发展成议会，也不一定被历史学家载入史册。可见，政治远远不只是为了争取权力。政治是为了实现愿望，为了得到认可，为了改善处境，为了赢得解放。这些都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那些密谋颠覆的人毫无兴趣，我指的是那些持布朗基主义政治观点的人。不过，建立国家政权——这些政权通常被颠覆、堕落，至少就我对第三世界政治的认识来看是这样——然后重新建立起关于人类解放、启蒙和群体的理想——我认为这个过程就是政治的最终目的和全部内容。不用说，美学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学的任务不是对政治进行阐释，而是与政治一起成为奋斗目标的一个部分。

米切尔：这也是美学实践的中心任务。

萨义德：我意在强调，这就是我感兴趣的政治。⑦

在萨义德的论述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点，就是对政治的理解——他反对仅仅是作为权力的政治，赞成那种在争取权力之外还有更多、更符合人性目标的政治：实现愿望的政治、承认的政治、改善人的处境的政治、解放的政治。这样的话，美学（艺术）就完全应该负起它的使命。实际上，在这种政治语境中，美学实践（艺术）的社会使命就必然包含有反抗极权政治、建设政治文明的功能。

在坚持承认艺术的政治性问题上，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与德国前卫艺术家汉斯·哈克的言说也很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是在当前普遍逃避政治性言说的时候。哈克指出有许多美学家认为一切政治参与都会玷污艺术，并且把有政治性的艺术都等同于斯大林主义艺术或纳粹艺术。但是他指出，“不论艺术家愿意与否，艺术作品总是带着思想意识的标志，即使它们并不为某个确定的、有名有姓的主雇服务。”然后他继续谈到了艺术机构的政治性问题：“其实艺术机构是具有政治性的地方。也可以说这是战场，社会上各种思潮在这里相遇”。⑧哈特进而认为，艺术的世界与政治世界保持着一种其界限错综复杂的关系，艺术可以成为政治气候的一种表征，而“正是气候以难以觉察的方式确定了社会的总方向”。⑨即使我们不一定同意接下来他所讲的20世纪80年代初新表现主义绘画的兴起与传统绘画的复兴与当时美、德、英等西方国家“当时的政局相适应”，即使曾经饱受全能政治的专制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再对类似“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之类的教条再有什么好感，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改革进程又难道不是不断地把中国问题提到了政治性领域中吗？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艺术的社会性关怀无法逃避政治意识。

实际上，要使艺术与美学的斗争成为政治实践的力量，应该从一个比较大的背景上去理解。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建构现代性的痛苦过程中，尽管后现代文化的时代早已降临，但现代化和现代性启蒙的工作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完成。相对应的就是在社会精神生活里面，人们对艺术会怀有一种期待，期待它是这个历史语境中有力量、有创造性的领域。

让艺术回到社会政治生活中，让艺术重新获得尖锐的批判性，这是当代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所谓的公共艺术，我对它的理解是，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艺术方式进行交流，这是一种自由、平等交流的平台。它必须对当下的社会问题提出情感上、审美上的反应，而且必然包含一种批判性。

青年黑格尔对罗马时代基督教的批判至今仍发人深思——对于当时基督教没有能够阻止专制与腐败的批判：“在罗马皇帝的时代，基督教不能阻止任何德行的腐败，不能阻止对罗马人自由与权利的压迫，不能阻止君主的专制与残暴，不能阻止创造精神和一切美妙艺术、一切基本科学的腐败……更令人愤慨的是专制主义有这样一些罪行：吞噬人的一切生命力，通过缓慢的秘密的毒害来进行破坏。”⑩在这里，黑格尔的愤怒批判难道是我们所无法理解与想象的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同样来质询当代艺术的存在价值与价值观念上的合法性吗？当代艺术离开了对社会政治与人生问题的关注和批判性思考，艺术家很容易成为了没有政治节操的投机商或顺民，艺术堕落为无良政治的帮凶。

既然谈论到政治与艺术的斗争实践和批判性，对于“先锋”这个概念也应该有所讨论，从而使那些在今日的艺术或商业嘉年华中冒充先锋的人识趣地退避三舍。

早在波德莱尔的一本1862年至1864年的个人笔记《我赤裸的心》中就有了“先锋派文学”这个词，当时他对这个短语的态度更多的是轻蔑；雷纳托·波吉奥利还是认为先锋派这个比喻最初属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理想，并以1878年巴枯宁在瑞士出版的杂志名为《先锋派》为证。(11)波吉奥利想强调的是从一开始就有两种先锋派，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他还指出，在1870年的社会与民族危机过后，两种先锋派携手共进，重建了1830年至1848年革命那一代人的浪漫主义传统。“这一代人不仅热爱文学，同时也关心政治。”(12)——这句很简单的叙述恰好是我们“这一代”在70年代末的典型特征，当时的大学生校园文学刊物也就是政治刊物。今天，对文学的冷淡与政治冷感也恰好是同步的。这是在我们今天的空空荡荡的校园里应该有人追忆的事物。

先锋与浪漫的携手在埃德蒙·伯克对革命的激进主义的批判中有很典型的描述，他认为一种颇有艺术审美氛围的图景是革命者所需求的：“必须来一场伟大的场面变化，必须有一种宏伟的舞台效果，必须有一片宏伟的景观来激发人们的想像力”。(13)他这里所说的几种因素正好汇聚在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领导人民》之中。在法国大革命进入最狂热的阶段的时候，也正是对这种革命艺术的需求之时。1793年7月1日，著名艺术家大卫在国民大会上发言，详细介绍他所设计的革命统一节日的庆典方案。“场面巨大并鼓舞人心，从舞蹈动作的设计到最小的细节，每一种服装，每一种颜色，每首歌和每个手势都包含一些象征性的意义。连太阳升起这一细节也将在革命的景观中扮演一个角色：人们在兄弟般的友情中走到一起，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将被第一丝阳光所照耀，为此，参加节日的人们必须在黎明之前起床。”(14)这也是我们今天以“广场”命名的公共空间所应该重新荡漾的氛围。

当然，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中，美学与艺术实践的社会使命已不可能在美感上获得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浪漫色彩和宏大场面。相反，无论是政治斗争或艺术实践，所面对的总是一片混沌、灰色的社会漩涡。这里可以以国家计委的一个课题组在1997年开始对我国社会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估所选用的客观具体指标作为描绘这幅社会图景的基本元素，它们分别是“社会冲突”——学潮罢工、游行示威、请愿上访、自杀自虐、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宗族械斗、暴民骚乱；“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老人问题、交通事故、城市交通拥挤、违章建筑、暴力犯罪、买卖妇女儿童、团伙与黑社会犯罪、盲流乞丐、工伤事故、火灾水灾、聚众、、酗酒自杀、贩毒吸毒、传染病、精神病等。(15)在这样的一幅图景前，艺术家很难保有什么阶级审美意识、以历史理性为基础的斗争美学，过去的艺术斗争与政治解放的整体性美感已经很难存在。琐碎、无序、分裂、复杂，甚至肮脏、诡异、不义，这样的源于人的因素而非仅仅是制度因素的现实比任何极权高压都更易浇灭先锋与浪漫的激情。

因此，艺术批判的基础首先不是审美诉求，而是社会建构的诉求；艺术家只是以艺术作为工具以改变生存的公民。三、重温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史的一些启迪

联系当下中国艺术发展的多元局面，重温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的某些现象可以获得一些启迪。首先，“现实主义”并非写实主义的同义词。“‘现实主义’一词确实完全泄露出的是一种只属于19世纪中期的妄想——妄想它已经发现一把钥匙可以用来解开现实之谜。不管怎么说，19世纪现实主义确实具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使得19世纪现实主义无论在质或量上，都与之前及之后的所有写实表现有所不同。”(16)应该说，我们早就抛弃了那种以艺术来“解开现实之谜”的想法，但是我们缺少的也正是这种严肃的立场。其次，正如琳达·诺克林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与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究竟有多紧密的关联，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幽微难解的问题。(17)诺克林接着以库尔贝在19世纪50年代的主要创作为例，认为库尔贝的《采石工》等作品在社会问题的提出和对社会不义的控诉上，并非是显豁的、外露的，他的作品中的社会煽动性、在巴黎沙龙展上令资产阶级大为震惊的是对当代下层生活的真实再现和以大幅画面的规模为特征的形式创新。他的画并非是对社会原则的直接宣示，仅是因为其规模、风格和题材而被视为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威胁，并因而与当时的左翼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18)在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80年代罗中立创作的《父亲》，以画领袖肖像的规模和风格处理这一题材，情感上的审美倾向迅速转换为社会政治的呼声。

诺克林认为，“现实主义的社会关注并不必然牵涉对社会目标的公开陈述或对恶劣政治状况的公然抗议。但仅就当时的‘转译面貌、风俗’这项意图而言，就已经暗指出一种对当代社会状况的具体牵涉，甚且因此或许就能造成对现存价值及现存权力体系的一种威胁——威力之强，甚至有如投下一枚炸弹。”(19)因此，我们不一定只能在以艺术创作为社会革命的途径的艺术家中间寻觅对于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理解，比如新印象派画家西涅克就认为：“社会学中的正义，与艺术中的和谐，是同一回事……”。“无政府主义画家并不是以创作无政府主义绘画为志向的人，而是不求名、不求利，用尽个人一切力量以借个人艺术创造来与官方中产阶级成规对抗的人”(20)

可是，今天的艺术家仅依靠规模、风格是很难被视为一种力量了，只有在题材方面，由于政治禁忌的无处不在而显得继续具有敏感性。也恰好是在题材方面，体制与商业的联手使艺术家的批判锋芒难以显露。比如，对于死亡题材的忘却似乎是中国当前艺术家们的通病。死亡事件是社会生活中的恒常现象，死亡题材是人类艺术中的永恒主题之一，然而在当代中国艺术中却受到了漠视。返观19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政治性的死亡事件多被关注和表现。在诺克林的著作中分析到的就有马奈的《枪毙马克西米连皇帝》（1867年）和《内战》（1871年，表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的街头处决）；戈雅的《1808年5月3日：起义者被枪杀》（1814年）；杜米埃《1834年4月15日特朗斯诺南街》（1834年）；门采尔的《三月革命受难者的公开葬礼》（1848年）；佚名石版画家的《穿越路障》（出自《1848年6月战斗会议录》系列石版画）；梅索尼埃《路障，1848年6月蒙蒂尔利街》（1848年）等。除了在政治事件、社会运动中的死亡以外，在日常劳动生活中的死亡更是常见，然而我们很少有艺术家去关心这类题材。韦拉的《劳动牺牲者》（约1882年）表现的就是矿难题材。

我们曾熟悉的艺术中的工人阶级形象，在今天的艺术中已无法再具有整体性的美感。欧洲1848年革命在艺术史上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工人阶级成为被严肃地、朴实地表现的对象，在19世纪中叶以后，工人成为现实主义艺术中的主要形象。(21)库尔贝的《采石工》（1849年）以最质朴、最有力、最诚实的手法表现出劳动的艰辛。“库尔贝事实上是对当代提出批判，对‘采石工和石头一样低贱’的时代提出批判。”(22)赫尔科默的《罢工》（1891年）则直接把画笔切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是对剥削与反剥削这个极富当代性意味的主题的有力揭示。另外，法尔兹爵士的《申请入流民收容所》（1874年）以较大的画幅（142.5×247.8厘米）使无家可归者的状况成为一种社会事件。

贡布里希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把艺术运动与政治信条联系起来的事例并不少见。库尔贝(Courbet)曾选择过工人作为模特儿和主题。有人觉得他的选择是一种挑战的行为，这种挑战行为标志着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有些艺术家声明，他们绘画或音乐的急进主义并不隐含急进的政治观点，但他们的声明往往是徒劳的。批评家所用的专门术语，如艺术领域中的‘先锋派’和‘革命者’，以及艺术家模仿政治家发表宣言的做法强化了‘艺术急进主义’和‘政治急进主义’这两个概念的融合和混淆。”(23)实际上，既有混淆在一起的可能，也有人明确宣传艺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与功能。前述雷纳托·波吉奥利的文章中就引述了傅立叶主义者加布里埃尔-德西雷·拉夫当在1845年写的《论艺术的使命与艺术家的角色》中的一段话：“艺术这一社会的表现，在其最高层次上揭示了最进步的社会趋势，艺术是预言家和天启者。因此，要弄清艺术是否值得完全作为先驱者的特殊使命，艺术家是否确实是先锋派，就必须弄清人性是否在发展，人类的命运如何……。”(24)由此可以看到，在20世纪世界性的左翼文艺中的种种言说都有其历史渊源。

四、艺术社会学之镜：以城市阶级的影像为例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都市摄影在题材的敏锐性和贴近现实方面是最为突出的，我们可以以城市阶级的影像为例，分析艺术与社会阶级分层的关系。

从19世纪以来，“阶级”成为了表述社会区分的重要概念。虽然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有社会学家在入门读物中断言，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阶级的概念已经不再是中心概念，但是当代社会学研究事实上不仅没有抛弃阶级的概念，而且更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形成阶级概念的种种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25)在都市摄影中，摄影镜头所捕捉的空间和人，无一不可以从社会区分的角度——也就是阶级的角度予以分析，这种分析的目的是实现都市摄影中的社会区分，从而使由都市摄影所提升的都市自我意识和反思中具有不应缺少的思考维度。

需要分辩的是，阶级的影像并不能简单地等同穷人、可怜无告者、劳苦大众的影像，尽管这些人群的存在状态和形象的确可以是构成“阶级的影像”的因素，但它们本身还不足以完全昭示出都市摄影的阶级问题。比如刘建华拍摄的身披“告游状”在都市中诉苦、乞讨的图像（1993年，昆明）反映了极度边缘人的痛苦人生，但不一定能唤起观者的阶级意识；而孙京涛拍摄的聚集在“上访之家”里的上访者（1995年，北京）却明显地凸显出“阶级”的问题，原因是上访者们手中持有的文件、书信以及文本上的公章都明确无误地把权力的存在视觉化了，而且集体群像造型与统一的目光等等都迎合了社会学上的集体等级意像。另外再看张左拍摄的“希望工程”展览搬进人民大会堂的图像（1994年，北京），女孩的影像正在进入那栋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作为权力象征的建筑物，人与建筑的微妙交锋揭示着阶级的存在与城乡利益的冲突。在这些图像分析中，过去我们熟悉的那套阶级斗争理论当然不再具有分析工具的合理性，因为那种理论基本上建立在简单的两分法模式基础上，而当代都市生活的社会区分则远比两分法模式要复杂得多。

阶级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于社会，但在都市生活中具有最鲜明的体现。这是因为只有都市才是人类生活的欲望生产的中心之地，也是人的欲望的释放之地，同时更是建立秩序、建立等级、实现控制的权力地域。城市实际被符号化了，无论是作为财富还是作为权力的符号象征，这些符号都牢固地具有社会区分的功能。卡西尔说人是利用符号的动物，我们可以补充说，城市是产生符号并用以区分社会成员的空间。城市摄影使这种符号化产生视觉上的分解和重新组合，“阶级”这个概念在经历着话语转换、失去了概念的真实意识之后，又会在都市摄影中被重新钩寻。

都市与人群的指涉可以很具体地把社会区分（阶级）的问题符号化，当然不同的作者有着太多的不同角度。我想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要研究：为什么这类图像会有极大的差异？其间除了表现出想像力的差异以外，与阶级立场的差异也有密切关系。在当下的城市摄影作品中，相当多的镜头是对着那些游荡在都市的人群，如拾破烂的、在街头游荡以等待雇主的民工等等。当年恩格斯面对伦敦250万人口的压力想到的是把游手好闲的群氓组织成为无产阶级的军队；本雅明看到的则是革命那天在废墟中捡垃圾的孤独者。在王福春拍摄的街头广告牌上涂满的办证电话（2003年，北京）的图像中，可以看到都市化进程中人的身份的伪匿问题，也就是阶级符号的自我涂改的可能性。

都市人的身体性、人的欲望等也是都市摄影中常见题材，正是这部分构成了阶级划分的审美快感。皮埃尔·布尔迪厄在“摄影的社会定义”中涉及了摄影的阶级美学问题，例如城市工人阶级的审美期待是如何被满足和被塑造的，可惜的是仍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26)在今天，随着以历史理性为其崇高目标的阶级意识的消失，在阶级意识中生长起来的整体性美感也不复存在，以劳动、纯真、正义为其道德基础的政治美学也随之堕入了深渊。因此在都市摄影中，几乎无法找到一种阶级美学的典型范本。

都市摄影的叙述特征更多地表现出后现代叙事的特征，它并不奢望在事物的表像之外寻求什么更深刻的东西，而是宁愿停留和着迷于事物的光洁的或粗糙的表面，关注停留在事物表面、城市表面上的姿态、表情。那么，阶级的身份、阶级的特征在今天是否也停留在都市景观的表面呢？当界定阶级的经典定义（关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不再被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以后，阶级定义的多样化就更多地与人群的表面特征相联系，阶级的影像多有浮现于都市表层。

在都市中，阶级性问题不但没有被消除，反而更集中、更形象地体现出来。都市摄影塑造了城市的阶级符号谱系，从揭示被遮蔽的阶级生存抗争到审美诉求，都市摄影引致对阶级的承认、震惊、内疚，然后在一切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中为被统治阶级提供精神形式的反抗力量与解放感。

收稿日期：2006-05-08

注释：

①笔者曾在2002年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美术馆工作会议、2003年7月中国美术馆的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在中国美术学院“地之缘”学术研讨会、2005年北京国际双年展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上阐述过关于当代艺术与社会学转向的观点；在2003年12月深圳美术馆的理论研讨会上提交了《论当代艺术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学转向》一文。另外，关于社会正义与苦难记忆的问题，也曾在《谁还愿意与苦难发生关系》（发表于《天涯》杂志2002年第一期）一文中有所论述。发表在专业刊物上的相关文章主要有：《总有一种前卫与乌托邦值得铭记》，载中国美术馆主办《中国美术馆》2005年第一期；《城市摄影的社会学之境：阶级的影像》，载中国美术馆主办《中国美术馆》2005年第二期；《现代性理论中的极权主义问题》，载《大国》第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重新思考艺术社会学的维度——“30年美术社会影响力评价”略谈》，载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美术观察》2005年第12期；《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追问》，收入《艺术与社会》（论文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

②④⑤⑥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第22页、“致谢”部分、第12页。

③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74～275页。

⑦见保罗·鲍威编：《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7-68页。

⑧⑨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年，第87、97页、第98页。

⑩《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24页。

(11)(12)见波吉奥利：《先锋派三论》，载余虹等主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第117页。

(13)埃德蒙·伯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1页。

(14)苏珊·邓恩：《姊妹革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15)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跟踪分析》（1998年度院管课题），1999年3月印。

(16)(17)(18)(19)(20)琳达·诺克林：《现代生活的英雄；论现实主义》，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第55-56页、第48页、第51页、第55页、第290页。

(21)同诺克林前引书，第140-142页。

(22)同诺克林前引书，第151页。

(23)贡布里希：《论风格》，《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第98-99页。

(24)波吉奥利：《先锋派三论》，同前引书，第163页。

社会运动范文篇2

一、艺术社会学如何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

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莫里斯等主编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可以看到，在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斗争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不难发现跨学科研究的多重性质及其活力。这对于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研究而言，实际上具有同样的范式转变意义。过去的左翼文艺史较为侧重从动员民众、整合社会资源的角度研究艺术在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而现在的研究角度不仅应该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而且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近读到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德尼·塔罗的《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一书对我的研究很有启发，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研究可以从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获益。首先，塔罗把社会运动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新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60年代的运动联系起来，而我也必须承认，对本文论题的关注的精神动机来源于一种思想背景，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思想文化潮流。塔罗在书中写道：“对一些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生命的形成期，还给他们留下了积极的回忆，并使他们产生了永久的激进主义倾向。”②而早在20年前，我和朋友们都热切地阅读和讨论的那本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中则是这样写的：“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六十年代的流亡者们（他们也背离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青年时代）应当在各自的工作中继续实现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乌托邦的思想可能落空，却是忘不掉的。”③可以说，对于校园学生激进思想与运动的缅怀之情同样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动机——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了研究者的立场。关于激进主义与乌托邦精神的重温和反思，正是目前我进行的当代艺术与社会学转向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次，塔罗对于社会运动研究范式的变化作了理论上的追根溯源。比如，在80年代早期颇有影响的资源动员理论得益于经济学的研究，但忽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运动亲历者的体验；而这种理论中对于领导权的强调则与列宁的理论具有相似性。④另外，像集体行为范式理论中对社会怨恨的强调使人想到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社会运动的文化研究角度则与葛兰西理论有所联系。类似这种思想影响研究的思路在我们的艺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还是比较欠缺的，尤其是在左翼美术史研究中，思想影响与研究框架的简单化尤为明显。

在对于学说范式的变化、转换的梳理中，塔罗明显地把学术研究的变化与现实中社会运动的发展结合起来，把思想梳理的研究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和现实考量结合起来。塔罗自称，“对我来说，从系统数据分析转向历史性和阐释性叙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⑤他提到的帮助主要是在80～90年代关于集体行动史、社会运动史和革命史的研讨会，由此我想到的是，在近年来国内学界中对政治运动史、中国革命史的关注是否会促使古典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学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产生有益的变化？我认为艺术社会学的分梳、研究将会大大得益于社会史、革命史的研究，这是很值得关注的。

还有就是，塔罗的社会运动理论在学术研究中折射出政治关怀的辉光与力量。看看这样的一种提问，你会发现在研究较为平和的自由主义公民运动的学术工作中蕴藏着何等迫切的现实关怀：“如果抗议和斗争已经变得易于展开，并在很大程度上合法化了，如果警察和当权者选择与运动参与者讨论策略而不是镇压他们，如果媒体和法庭经常解决那些曾经引起街头争论的问题，在这些情形下，社会运动是否会像19世纪的游行和罢工那样，被同化和体制化为日常政治呢？”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从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事件中寻求对于该社会的发展、变化的理解，而对于生活在现实中并正经受着社会运动事件的人来说，对社会冲突的理解则具有事关生存的选择行动的意义。如何认识冲突中的双方的性质、目标、行为模式、力量对比等等因素，然后选择介入还是旁观、选择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对人们的立场、智慧和勇气的考验。一般来说，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人总是期待社会有所改善或某个问题能得到解决。因而，他们不会是关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宿命论者，而是积极的“行动改变生存”信条的信奉者。问题在于，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者是否也可以具有现实关怀与行动的道德勇气？当我们鼓励某些当代艺术家们重返十字街头的时候，学者们是否也可以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在这里，卡尔·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是否还有感召力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者说，已经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怀有此等幻想？

二、使艺术与美学的斗争成为政治实践的力量

我们先来看作为学者与思想斗士的爱德华·萨义德与访问者的一段对话：

米切尔：不过，我在考虑问题的另一面。假如政治就是政治，或者说是一种仅仅用于生产权力的技艺，那么，为了使政治成为真正的政治，政治在何种程度上用得着你说的那种审美情感和形式主义？

赛义德：这个问题问得好。在理论论述中，福柯陷入了理论的僵局，而且最后也没有走出来，所以只好转向有关主体性、自我关怀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没有太大意思。要走出理论误区，必须避免将政治看成只是生产／削弱权力的过程；政治构成了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经验，而这一点在大多数政治科学家和辩论家的著作里都没有得到展示。这也是为什么我亲和于那些陈述失败和被驱逐的政治，而疏离于胜利和愿望实现的政治。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失败的原因。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政治。我的意思是，比如，可以读一读E.P.汤姆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诞生》。这本书在讲述失败史的同时，揭示了一段生动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历史经历，而这种经历既没有发展成议会，也不一定被历史学家载入史册。可见，政治远远不只是为了争取权力。政治是为了实现愿望，为了得到认可，为了改善处境，为了赢得解放。这些都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那些密谋颠覆的人毫无兴趣，我指的是那些持布朗基主义政治观点的人。不过，建立国家政权——这些政权通常被颠覆、堕落，至少就我对第三世界政治的认识来看是这样——然后重新建立起关于人类解放、启蒙和群体的理想——我认为这个过程就是政治的最终目的和全部内容。不用说，美学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学的任务不是对政治进行阐释，而是与政治一起成为奋斗目标的一个部分。

米切尔：这也是美学实践的中心任务。

萨义德：我意在强调，这就是我感兴趣的政治。⑦

在萨义德的论述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点，就是对政治的理解——他反对仅仅是作为权力的政治，赞成那种在争取权力之外还有更多、更符合人性目标的政治：实现愿望的政治、承认的政治、改善人的处境的政治、解放的政治。这样的话，美学（艺术）就完全应该负起它的使命。实际上，在这种政治语境中，美学实践（艺术）的社会使命就必然包含有反抗极权政治、建设政治文明的功能。

在坚持承认艺术的政治性问题上，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与德国前卫艺术家汉斯·哈克的言说也很值得我们深思，尤其是在当前普遍逃避政治性言说的时候。哈克指出有许多美学家认为一切政治参与都会玷污艺术，并且把有政治性的艺术都等同于斯大林主义艺术或纳粹艺术。但是他指出，“不论艺术家愿意与否，艺术作品总是带着思想意识的标志，即使它们并不为某个确定的、有名有姓的主雇服务。”然后他继续谈到了艺术机构的政治性问题：“其实艺术机构是具有政治性的地方。也可以说这是战场，社会上各种思潮在这里相遇”。⑧哈特进而认为，艺术的世界与政治世界保持着一种其界限错综复杂的关系，艺术可以成为政治气候的一种表征，而“正是气候以难以觉察的方式确定了社会的总方向”。⑨即使我们不一定同意接下来他所讲的20世纪80年代初新表现主义绘画的兴起与传统绘画的复兴与当时美、德、英等西方国家“当时的政局相适应”，即使曾经饱受全能政治的专制之苦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再对类似“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之类的教条再有什么好感，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改革进程又难道不是不断地把中国问题提到了政治性领域中吗？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艺术的社会性关怀无法逃避政治意识。

实际上，要使艺术与美学的斗争成为政治实践的力量，应该从一个比较大的背景上去理解。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建构现代性的痛苦过程中，尽管后现代文化的时代早已降临，但现代化和现代性启蒙的工作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完成。相对应的就是在社会精神生活里面，人们对艺术会怀有一种期待，期待它是这个历史语境中有力量、有创造性的领域。

让艺术回到社会政治生活中，让艺术重新获得尖锐的批判性，这是当代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所谓的公共艺术，我对它的理解是，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都可以通过艺术方式进行交流，这是一种自由、平等交流的平台。它必须对当下的社会问题提出情感上、审美上的反应，而且必然包含一种批判性。

青年黑格尔对罗马时代基督教的批判至今仍发人深思——对于当时基督教没有能够阻止专制与腐败的批判：“在罗马皇帝的时代，基督教不能阻止任何德行的腐败，不能阻止对罗马人自由与权利的压迫，不能阻止君主的专制与残暴，不能阻止创造精神和一切美妙艺术、一切基本科学的腐败……更令人愤慨的是专制主义有这样一些罪行：吞噬人的一切生命力，通过缓慢的秘密的毒害来进行破坏。”⑩在这里，黑格尔的愤怒批判难道是我们所无法理解与想象的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同样来质询当代艺术的存在价值与价值观念上的合法性吗？当代艺术离开了对社会政治与人生问题的关注和批判性思考，艺术家很容易成为了没有政治节操的投机商或顺民，艺术堕落为无良政治的帮凶。

既然谈论到政治与艺术的斗争实践和批判性，对于“先锋”这个概念也应该有所讨论，从而使那些在今日的艺术或商业嘉年华中冒充先锋的人识趣地退避三舍。

早在波德莱尔的一本1862年至1864年的个人笔记《我赤裸的心》中就有了“先锋派文学”这个词，当时他对这个短语的态度更多的是轻蔑；雷纳托·波吉奥利还是认为先锋派这个比喻最初属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理想，并以1878年巴枯宁在瑞士出版的杂志名为《先锋派》为证。(11)波吉奥利想强调的是从一开始就有两种先锋派，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他还指出，在1870年的社会与民族危机过后，两种先锋派携手共进，重建了1830年至1848年革命那一代人的浪漫主义传统。“这一代人不仅热爱文学，同时也关心政治。”(12)——这句很简单的叙述恰好是我们“这一代”在70年代末的典型特征，当时的大学生校园文学刊物也就是政治刊物。今天，对文学的冷淡与政治冷感也恰好是同步的。这是在我们今天的空空荡荡的校园里应该有人追忆的事物。

先锋与浪漫的携手在埃德蒙·伯克对革命的激进主义的批判中有很典型的描述，他认为一种颇有艺术审美氛围的图景是革命者所需求的：“必须来一场伟大的场面变化，必须有一种宏伟的舞台效果，必须有一片宏伟的景观来激发人们的想像力”。(13)他这里所说的几种因素正好汇聚在德拉克洛瓦的名作《自由领导人民》之中。在法国大革命进入最狂热的阶段的时候，也正是对这种革命艺术的需求之时。1793年7月1日，著名艺术家大卫在国民大会上发言，详细介绍他所设计的革命统一节日的庆典方案。“场面巨大并鼓舞人心，从舞蹈动作的设计到最小的细节，每一种服装，每一种颜色，每首歌和每个手势都包含一些象征性的意义。连太阳升起这一细节也将在革命的景观中扮演一个角色：人们在兄弟般的友情中走到一起，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将被第一丝阳光所照耀，为此，参加节日的人们必须在黎明之前起床。”(14)这也是我们今天以“广场”命名的公共空间所应该重新荡漾的氛围。

当然，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现状中，美学与艺术实践的社会使命已不可能在美感上获得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浪漫色彩和宏大场面。相反，无论是政治斗争或艺术实践，所面对的总是一片混沌、灰色的社会漩涡。这里可以以国家计委的一个课题组在1997年开始对我国社会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估所选用的客观具体指标作为描绘这幅社会图景的基本元素，它们分别是“社会冲突”——学潮罢工、游行示威、请愿上访、自杀自虐、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宗族械斗、暴民骚乱；“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老人问题、交通事故、城市交通拥挤、违章建筑、暴力犯罪、买卖妇女儿童、团伙与黑社会犯罪、盲流乞丐、工伤事故、火灾水灾、聚众、、酗酒自杀、贩毒吸毒、传染病、精神病等。(15)在这样的一幅图景前，艺术家很难保有什么阶级审美意识、以历史理性为基础的斗争美学，过去的艺术斗争与政治解放的整体性美感已经很难存在。琐碎、无序、分裂、复杂，甚至肮脏、诡异、不义，这样的源于人的因素而非仅仅是制度因素的现实比任何极权高压都更易浇灭先锋与浪漫的激情。

因此，艺术批判的基础首先不是审美诉求，而是社会建构的诉求；艺术家只是以艺术作为工具以改变生存的公民。转三、重温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史的一些启迪

联系当下中国艺术发展的多元局面，重温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的某些现象可以获得一些启迪。首先，“现实主义”并非写实主义的同义词。“‘现实主义’一词确实完全泄露出的是一种只属于19世纪中期的妄想——妄想它已经发现一把钥匙可以用来解开现实之谜。不管怎么说，19世纪现实主义确实具有一些特征，这些特征使得19世纪现实主义无论在质或量上，都与之前及之后的所有写实表现有所不同。”(16)应该说，我们早就抛弃了那种以艺术来“解开现实之谜”的想法，但是我们缺少的也正是这种严肃的立场。其次，正如琳达·诺克林指出的那样，现实主义与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究竟有多紧密的关联，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幽微难解的问题。(17)诺克林接着以库尔贝在19世纪50年代的主要创作为例，认为库尔贝的《采石工》等作品在社会问题的提出和对社会不义的控诉上，并非是显豁的、外露的，他的作品中的社会煽动性、在巴黎沙龙展上令资产阶级大为震惊的是对当代下层生活的真实再现和以大幅画面的规模为特征的形式创新。他的画并非是对社会原则的直接宣示，仅是因为其规模、风格和题材而被视为对资产阶级力量的威胁，并因而与当时的左翼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18)在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80年代罗中立创作的《父亲》，以画领袖肖像的规模和风格处理这一题材，情感上的审美倾向迅速转换为社会政治的呼声。

诺克林认为，“现实主义的社会关注并不必然牵涉对社会目标的公开陈述或对恶劣政治状况的公然抗议。但仅就当时的‘转译面貌、风俗’这项意图而言，就已经暗指出一种对当代社会状况的具体牵涉，甚且因此或许就能造成对现存价值及现存权力体系的一种威胁——威力之强，甚至有如投下一枚炸弹。”(19)因此，我们不一定只能在以艺术创作为社会革命的途径的艺术家中间寻觅对于艺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理解，比如新印象派画家西涅克就认为：“社会学中的正义，与艺术中的和谐，是同一回事……”。“无政府主义画家并不是以创作无政府主义绘画为志向的人，而是不求名、不求利，用尽个人一切力量以借个人艺术创造来与官方中产阶级成规对抗的人”(20)

可是，今天的艺术家仅依靠规模、风格是很难被视为一种力量了，只有在题材方面，由于政治禁忌的无处不在而显得继续具有敏感性。也恰好是在题材方面，体制与商业的联手使艺术家的批判锋芒难以显露。比如，对于死亡题材的忘却似乎是中国当前艺术家们的通病。死亡事件是社会生活中的恒常现象，死亡题材是人类艺术中的永恒主题之一，然而在当代中国艺术中却受到了漠视。返观19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政治性的死亡事件多被关注和表现。在诺克林的著作中分析到的就有马奈的《枪毙马克西米连皇帝》（1867年）和《内战》（1871年，表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的街头处决）；戈雅的《1808年5月3日：起义者被枪杀》（1814年）；杜米埃《1834年4月15日特朗斯诺南街》（1834年）；门采尔的《三月革命受难者的公开葬礼》（1848年）；佚名石版画家的《穿越路障》（出自《1848年6月战斗会议录》系列石版画）；梅索尼埃《路障，1848年6月蒙蒂尔利街》（1848年）等。除了在政治事件、社会运动中的死亡以外，在日常劳动生活中的死亡更是常见，然而我们很少有艺术家去关心这类题材。韦拉的《劳动牺牲者》（约1882年）表现的就是矿难题材。

我们曾熟悉的艺术中的工人阶级形象，在今天的艺术中已无法再具有整体性的美感。欧洲1848年革命在艺术史上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工人阶级成为被严肃地、朴实地表现的对象，在19世纪中叶以后，工人成为现实主义艺术中的主要形象。(21)库尔贝的《采石工》（1849年）以最质朴、最有力、最诚实的手法表现出劳动的艰辛。“库尔贝事实上是对当代提出批判，对‘采石工和石头一样低贱’的时代提出批判。”(22)赫尔科默的《罢工》（1891年）则直接把画笔切入到工人运动中去，是对剥削与反剥削这个极富当代性意味的主题的有力揭示。另外，法尔兹爵士的《申请入流民收容所》（1874年）以较大的画幅（142.5×247.8厘米）使无家可归者的状况成为一种社会事件。

贡布里希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把艺术运动与政治信条联系起来的事例并不少见。库尔贝(Courbet)曾选择过工人作为模特儿和主题。有人觉得他的选择是一种挑战的行为，这种挑战行为标志着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有些艺术家声明，他们绘画或音乐的急进主义并不隐含急进的政治观点，但他们的声明往往是徒劳的。批评家所用的专门术语，如艺术领域中的‘先锋派’和‘革命者’，以及艺术家模仿政治家发表宣言的做法强化了‘艺术急进主义’和‘政治急进主义’这两个概念的融合和混淆。”(23)实际上，既有混淆在一起的可能，也有人明确宣传艺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与功能。前述雷纳托·波吉奥利的文章中就引述了傅立叶主义者加布里埃尔-德西雷·拉夫当在1845年写的《论艺术的使命与艺术家的角色》中的一段话：“艺术这一社会的表现，在其最高层次上揭示了最进步的社会趋势，艺术是预言家和天启者。因此，要弄清艺术是否值得完全作为先驱者的特殊使命，艺术家是否确实是先锋派，就必须弄清人性是否在发展，人类的命运如何……。”(24)由此可以看到，在20世纪世界性的左翼文艺中的种种言说都有其历史渊源。

四、艺术社会学之镜：以城市阶级的影像为例

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都市摄影在题材的敏锐性和贴近现实方面是最为突出的，我们可以以城市阶级的影像为例，分析艺术与社会阶级分层的关系。

从19世纪以来，“阶级”成为了表述社会区分的重要概念。虽然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有社会学家在入门读物中断言，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阶级的概念已经不再是中心概念，但是当代社会学研究事实上不仅没有抛弃阶级的概念，而且更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形成阶级概念的种种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25)在都市摄影中，摄影镜头所捕捉的空间和人，无一不可以从社会区分的角度——也就是阶级的角度予以分析，这种分析的目的是实现都市摄影中的社会区分，从而使由都市摄影所提升的都市自我意识和反思中具有不应缺少的思考维度。

需要分辩的是，阶级的影像并不能简单地等同穷人、可怜无告者、劳苦大众的影像，尽管这些人群的存在状态和形象的确可以是构成“阶级的影像”的因素，但它们本身还不足以完全昭示出都市摄影的阶级问题。比如刘建华拍摄的身披“告游状”在都市中诉苦、乞讨的图像（1993年，昆明）反映了极度边缘人的痛苦人生，但不一定能唤起观者的阶级意识；而孙京涛拍摄的聚集在“上访之家”里的上访者（1995年，北京）却明显地凸显出“阶级”的问题，原因是上访者们手中持有的文件、书信以及文本上的公章都明确无误地把权力的存在视觉化了，而且集体群像造型与统一的目光等等都迎合了社会学上的集体等级意像。另外再看张左拍摄的“希望工程”展览搬进人民大会堂的图像（1994年，北京），女孩的影像正在进入那栋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作为权力象征的建筑物，人与建筑的微妙交锋揭示着阶级的存在与城乡利益的冲突。在这些图像分析中，过去我们熟悉的那套阶级斗争理论当然不再具有分析工具的合理性，因为那种理论基本上建立在简单的两分法模式基础上，而当代都市生活的社会区分则远比两分法模式要复杂得多。

阶级问题仍然普遍存在于社会，但在都市生活中具有最鲜明的体现。这是因为只有都市才是人类生活的欲望生产的中心之地，也是人的欲望的释放之地，同时更是建立秩序、建立等级、实现控制的权力地域。城市实际被符号化了，无论是作为财富还是作为权力的符号象征，这些符号都牢固地具有社会区分的功能。卡西尔说人是利用符号的动物，我们可以补充说，城市是产生符号并用以区分社会成员的空间。城市摄影使这种符号化产生视觉上的分解和重新组合，“阶级”这个概念在经历着话语转换、失去了概念的真实意识之后，又会在都市摄影中被重新钩寻。

都市与人群的指涉可以很具体地把社会区分（阶级）的问题符号化，当然不同的作者有着太多的不同角度。我想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要研究：为什么这类图像会有极大的差异？其间除了表现出想像力的差异以外，与阶级立场的差异也有密切关系。在当下的城市摄影作品中，相当多的镜头是对着那些游荡在都市的人群，如拾破烂的、在街头游荡以等待雇主的民工等等。当年恩格斯面对伦敦250万人口的压力想到的是把游手好闲的群氓组织成为无产阶级的军队；本雅明看到的则是革命那天在废墟中捡垃圾的孤独者。在王福春拍摄的街头广告牌上涂满的办证电话（2003年，北京）的图像中，可以看到都市化进程中人的身份的伪匿问题，也就是阶级符号的自我涂改的可能性。

都市人的身体性、人的欲望等也是都市摄影中常见题材，正是这部分构成了阶级划分的审美快感。皮埃尔·布尔迪厄在“摄影的社会定义”中涉及了摄影的阶级美学问题，例如城市工人阶级的审美期待是如何被满足和被塑造的，可惜的是仍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26)在今天，随着以历史理性为其崇高目标的阶级意识的消失，在阶级意识中生长起来的整体性美感也不复存在，以劳动、纯真、正义为其道德基础的政治美学也随之堕入了深渊。因此在都市摄影中，几乎无法找到一种阶级美学的典型范本。

都市摄影的叙述特征更多地表现出后现代叙事的特征，它并不奢望在事物的表像之外寻求什么更深刻的东西，而是宁愿停留和着迷于事物的光洁的或粗糙的表面，关注停留在事物表面、城市表面上的姿态、表情。那么，阶级的身份、阶级的特征在今天是否也停留在都市景观的表面呢？当界定阶级的经典定义（关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不再被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以后，阶级定义的多样化就更多地与人群的表面特征相联系，阶级的影像多有浮现于都市表层。

在都市中，阶级性问题不但没有被消除，反而更集中、更形象地体现出来。都市摄影塑造了城市的阶级符号谱系，从揭示被遮蔽的阶级生存抗争到审美诉求，都市摄影引致对阶级的承认、震惊、内疚，然后在一切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中为被统治阶级提供精神形式的反抗力量与解放感。

收稿日期：2006-05-08

注释：

①笔者曾在2002年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美术馆工作会议、2003年7月中国美术馆的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在中国美术学院“地之缘”学术研讨会、2005年北京国际双年展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上阐述过关于当代艺术与社会学转向的观点；在2003年12月深圳美术馆的理论研讨会上提交了《论当代艺术在公共领域的社会学转向》一文。另外，关于社会正义与苦难记忆的问题，也曾在《谁还愿意与苦难发生关系》（发表于《天涯》杂志2002年第一期）一文中有所论述。发表在专业刊物上的相关文章主要有：《总有一种前卫与乌托邦值得铭记》，载中国美术馆主办《中国美术馆》2005年第一期；《城市摄影的社会学之境：阶级的影像》，载中国美术馆主办《中国美术馆》2005年第二期；《现代性理论中的极权主义问题》，载《大国》第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重新思考艺术社会学的维度——“30年美术社会影响力评价”略谈》，载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美术观察》2005年第12期；《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追问》，收入《艺术与社会》（论文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

②④⑤⑥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23页、第22页、“致谢”部分、第12页。

③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74～275页。

⑦见保罗·鲍威编：《向权力说真话：赛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7-68页。

⑧⑨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三联书店，1996年，第87、97页、第98页。

⑩《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24页。

(11)(12)见波吉奥利：《先锋派三论》，载余虹等主编：《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第117页。

(13)埃德蒙·伯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1页。

(14)苏珊·邓恩：《姊妹革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15)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跟踪分析》（1998年度院管课题），1999年3月印。

(16)(17)(18)(19)(20)琳达·诺克林：《现代生活的英雄；论现实主义》，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第55-56页、第48页、第51页、第55页、第290页。

(21)同诺克林前引书，第140-142页。

(22)同诺克林前引书，第151页。

(23)贡布里希：《论风格》，《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第98-99页。

(24)波吉奥利：《先锋派三论》，同前引书，第163页。

社会运动范文篇3

一

19世纪末，俄国几乎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但俄国却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又有“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1](P400)斯托雷平的未能消除俄国的农奴制残余，农村的阶级斗争依旧尖锐，沙皇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不能解决俄国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不能满足俄国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顺应形势，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果断领导工农武装举行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俄国的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苏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颁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初步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和平的愿望，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干涉，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不符合俄国国情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于是，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开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决定从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改变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在总结一年多新经济政策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苏联(当然也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构想。这就是：

其一，发展现代大工业，建立必不可缺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列宁说：“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而那个时代“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2](P452)列宁告诫布尔什维克们，社会主义必须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根本任务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其二，通过合作化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同农民经济真正结合起来，合作社则是既可以把个人利益同国家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又可以使农民感到简单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因此，“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P771)

其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既然我们不能立即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作为小生产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又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应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和方法。[2](P504)

其四，加强文化教育事业，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顺利进行。列宁明确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2](P294)；“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2](P774)。为了发展文化事业，必须吸引文化人参加文化教育事业，必须吸收和改造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P299)

其五，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鉴于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苏维埃仍存在着官僚主义、滥用职权、压制民主、贪污腐化等现象，列宁强调必须改善国家机关：“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3](P376)改善国家机关的根本，在于每个公民能够名符其实地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官僚主义等腐败的东西。列宁晚年还把加强党内监督问题提到十分重要的高度，建议对党的领导制度作一系列改革，强调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的重要，努力做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坚决反对培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总之，列宁晚年深入地总结了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摸索出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初步掌握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在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苏联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苏维埃国家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设科学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努力提高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水平，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中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已经被实践和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斯大林在领导苏联29年的过程中，对巩固和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也犯了严重错误：一是斯大林降低了社会主义要具有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时，[4](P399)其标准只是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占70%；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40%。二是斯大林离开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斯大林在没有农业机械化的条件下，用行政命令手段进行全盘集体化运动；用行政命令在市场上加速排挤资本主义。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主要依据是当时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4](P393-394)。三是斯大林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的性质”[4](P543)，堵塞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四是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4](P561)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不同资本主义市场交流，不能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联系，自己封闭了自己。五是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的计划原则教条式地规定为惟一的指令性计划原则，[5](P280)由国家计委编制全国统一计划经济表层层下达，像法律一样命令执行，把国民经济统得过死。六是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因而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国家机器。[6](P150)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导下，苏联进行大规模清洗、滥杀了大量的无辜，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7](P28)七是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农民必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缴纳额外的“贡款”。农民的“贡款”虽然解决了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但却造成了苏联农业的长期落后。

斯大林在指导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体制。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斯大林最大错误是把过度集权的体制与过“左”的路线结合起来，从而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高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展民主自由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高度集中的中央经济管理体制来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按照斯大林的理解，社会主义应该进一步将集体农庄所有制变为国营农场，使全社会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既不符合苏联生产力水平和层次，又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二是在工业发展战略方面，斯大林的工业化既优先发展重工业，又超高速发展。但是这种战略是用牺牲农业、压缩轻工业的办法实施的，因而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和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而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的粗放道路，直接导致了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递减、素质低下和竞争力较弱。三是在经济体制方面采用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借助于行政手段来组织和管理经济，否定经济杠杆，排斥市场机制。其结果形成了“部门—企业”或“部门—托拉斯—企业”的二级或三级管理模式，造成条块分割、地区分割，人为地割裂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联系。这种完全排斥商品经济、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性产品经济，是苏联长期缺乏活力和动力、越来越僵化的总根源。

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模式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一是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特权化。国家机关成了党的机关的附属品，或者说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党政官员按不同级别享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殊权益，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广大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代表他们掌权。二是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下级权力集中到上级机关，各种权力都被集中到中央机关，中央的权力又集中到党的第一书记。结果造成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缺乏有力的监督系统和制约机制，终于使公共权力失去监督，出现“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异化现象，并进而走向腐败。三是干部选举制度流于形式，干部选拔制度委任化。苏联1936年宪法虽然也规定了新的选举制度，然而又同时规定上级可提出甚至指令和强行委派苏维埃候选人，等额选举、选举结果须经上级批准才有效的做法，使苏维埃选举名存实亡。委任制使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久而久之，造成了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顽症，造成了党群与干群之间的隔阂，进而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四是法制虚无化和司法机关畸形化。国家司法部门的工作受斯大林的直接控制，内务部权力急剧膨胀，甚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苏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主要特征是，不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和严密的逻辑力量解决思想理论的问题，而是凭借权力的力量压服人；文化上、学术上的是是非非，都要由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裁决或做结论，把斯大林的言论教条化，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苏联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僵化、凝固的“左”的理论教条，长期束缚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二是被简单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三是这种文化模式不仅束缚了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摧残了科学技术队伍的精华，促进了伪科学的发展，阻碍了苏联科学文化的发展，使其在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最终败北。一句话，苏联思想文化模式长期以来违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在历史条件还是在基本国情方面，都与苏联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斯大林一味强调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多样性。他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教条化、绝对化，强迫东欧国家接受。1948年，东欧国家被迫放弃适合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本国特色的、深受人民欢迎的有生命力的人民民主道路。从此，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南共联盟除外)基本上停止了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多种道路的尝试，将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各国，使东欧社会主义失去了勃勃生机，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生产力的萎缩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爆发。东欧各国(南斯拉夫联邦除外)也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苏联模式多少有些改变，但这些改革都是改改停停、进进退退，这个模式基本的东西没有触动，其结果是东欧各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都明显滞后，东欧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拉大了差距。尤为严重的是，东欧国家共产党长期忽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许多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共产党失去了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使本来就不高的党的威信继续下降，最后终于被人民所抛弃，教训十分深刻。

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解决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者的实践(从1949年到1957年约8年)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后者的实践(从1958年到1978年约21年)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思想。根据中国共产党和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成为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我们提前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苏共二十大以后，党中央和经过慎重考虑，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并有了良好开端。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论断，强调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由于实行了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的前8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顺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建国后的前8年我们搞得不错”，[8](P269)“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9](P167)这是我们党作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的充分体现。

与此相联系，那时的许多政策和重大举措也充分表明，我们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向全世界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0](P345)在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之后，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11](P229)；“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11](P278)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我国的科学文化繁荣昌盛，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建国初期，我们党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开展了旨在“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整风运动，并结合“三反”运动，清除了一批腐败分子。在党的八大上，又提出了旨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为了指导全党整风，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强调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由此说明，党非常想成为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在的领导下，我们党从1957-1976年用了长达20年时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实践上来说，为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各条战线都有所发展和进步。就理论成果而言，集中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上。一是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从实际出发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11](P23)“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1](P41-42)二是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根本任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给予了科学界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1](P214)党的八大提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三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在1954年6月就提出了“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两个概念。1959年底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并提出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100年左右或者更长的时间。[12](P301)四是论述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问题。认为，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提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有密切关系；认为要取消商品生产，必须发展商品生产。[11](P434-441)为此，他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12](P34)这些理论探索和创新说明，他在主观愿望上是努力实现“三个代表”的。

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实践经验，由于在成绩面前骄傲自满、脱离实际和群众、指导思想过“左”、对时代主题和基本国情判断不准确，在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三年“”和十年“”。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以及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市场供应长期紧张，经济建设速度大大减缓，拉大了与世界一些国家的距离，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这20年“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8](P264)，“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8](P237)；思想文化领域里搞“大批判”，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阻碍和破坏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整个“”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些都不符合“三个代表”的思想或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历史经验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的认真反思，逐步形成了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和主线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主要有：其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需要上百年时间。邓小平根据这个阶段确立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其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强调，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其四，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理论。邓小平认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占主体的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经济成分，以此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补充。其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因此，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解放生产力。其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而只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又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这条新道路同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连续性和变革性的统一，是对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得以全面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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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社会运动范文篇4

关键词：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和谐社会；建议

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荣誉，运动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长期投身于挑战人体极限的训练中。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屡屡夺金，为国家赢得了无上荣誉，同时也会获得丰厚的物质奖励，但我们不能只看运动员光鲜闪耀的一面，除了一些热门项目的退役运动员日子相对好过之外，大多数运动员退役后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目前我国每年至少有3000名运动员退役，大约80%的退役运动员受伤病困扰，面临着失业、贫困[1]。如前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退役后生活困难竟摆起了地摊；前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多次求职失败，为了生计，只得在浴室为人搓背；李朝辉，第一届城运会男子自由式摔跤冠军，为了这枚奖牌付出了惨痛的伤病代价，退役后生活窘迫，竟试图卖掉自己的奖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全面构建和谐社会，强调发展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从和谐社会视角看竞技体育事业，为实现运动员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势在必行。随着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不断加深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现阶段竞技体育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了为优秀运动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能够促使我国体育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合理流动，消除现役运动员的顾虑，提高其训练和竞赛的积极性，继而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这也是体育社会化进程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退役运动员的现状

运动员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体育事业，但目前的体育管理制度决定了只有少数运动员能成为冠军，而大多数的运动员，特别是一些冷门项目的运动员更是鲜为人知。冠军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不仅让运动员仅功成名就，还能获得奖金、赞助和广告收入等，而大多数与冠军无缘和集体项目中的运动员，退役后没有太多的金钱和荣誉，体育竞技中的一技之长在社会中并没有很好地带给他们舒逸的退役生活。（一）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现状。对于退役的运动员，国家的安置政策并不统一，大多根据运动员的成绩、运龄及退役前津贴等因素，给与退役运动员一次性的经济补偿，以“买断”后自主择业为主。使得退役运动员在现实社会处于劣势地位，并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调查显示，我国多数退役运动员仍旧长期在队滞留，部分已安置就业的运动员很快又失业，且他们的就业渠道十分狭窄[2]。有关报道显示，我国共有500万运动员，而伤病、就业难、文化偏低、年龄大、缺乏社会关注等问题成为我国大多数退役运动员的生存现状。落后省市相比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其待安置的退役运动员人数较多，所占比例较高[3]，因而退役运动员的安置状况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体育竞技实力关系密切。此外，国家二级运动员及其他级别的运动员较之于国家一级运动员，更早地退出了封闭式的专业化训练，走上求学或就业道路，几乎不存在安置就业问题。反观国家一级运动员，其退役年龄较大，受伤病程度影响更深，专业化的训练也耽误了其文化知识的学习，因而面临较大的安置就业问题。（二）国家对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手段。目前国家对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手段主要包括政策安置、自主择业和入学深造3种手段。（1）政策安置，即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及法规，制定相应的安置计划，并为运动员选定安置单位。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到来，政策安置难以适应时代需求，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在新时代要求简洁高效，因而不能完全安置退役运动员，对退役运动员自身素质的要求也逐渐提高。（2）自主择业，即退役运动员自己选择职业发展道路。在退役时根据个人情况一次性获得一定数量的货币，这种“买断”的形式不仅让运动员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地位，通常这种货币的补偿数额较大，因而给地区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但目前这种手段仍占主流，亟待改善。（3）入学深造，这种安置方式相对比较合理。不但提高了运动员的个人素质，可通过高校一定程度上解决其就业问题，也拓宽了他们的就业渠道。但这种安置方式的效果并不理想，对于优秀的退役运动员，理所当然能够受益，但对于普通的运动员，入学深造对其安置问题几乎起不到作用。（三）国家对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政策。依据国家的法律、政策，我国每名运动员都享有退役安置权利，这是对退役运动员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保障。2006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首次以运动员保障为主题，召开工作会议，并明确规定，运动员依法享有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的保障。其他方面，中华全国体育基因会为退役运动员前后设立了“全国优秀运动员奖学金、助学金”、“国家队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关怀基金”以及“全国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退役运动员的生活压力，为其再就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原因

运动员作为国家的特殊群体，为国家或地方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大多数运动员退役后没有得到应得的保障，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原因。（一）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方面的因素。虽然我国对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在竞技体育事业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在社会、经济、体育事业不断发展的今天，现阶段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暴露出诸多问题。首先地方行政机关应时代需求精简机构，而企事业单位普遍实行竞聘上岗策略，给政策安置带来困难。其次对于运动员这一特殊职业，退役后也不算下岗职工，有关部门过分强调这点，以至于退役运动员在享有国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政策脱节现象，对退役运动员的安置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再有就是运动员入学深造虽有优惠政策，但由于入学“门槛”过高，或有些高校拒绝接收运动成绩达免试标准的运动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退役运动员的安置。（二）运动员培养体制方面的因素。我国专业体校的训练机制分3级，业余体校，地方队和国家队，运动员很小年纪就进入业余体校进行训练，此阶段运动员可以一边训练一边学习，但有时也会进行全天候的训练。许多运动员也因此在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环境下成长，与普通教育分离较严重。一段时间后，省级专业队挑选部分运动员进行全封闭式的训练，虽然文化课也有，但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同龄人接受普通教育的同时，运动员全身心投入训练，这种专业化的训练体制造成了运动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的现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年以来，体育管理部门过分强调“金牌战略”，在夺金热门项目上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使得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摘得的金牌数越来越多。但在这些傲人成绩的背后，不完善的管理体制和高强度的训练使运动员伤病缠身。我们经常看到带伤训练和比赛的运动员，一方面钦佩他们“重伤不下火线”的顽强精神，但他们也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久而久之便伤病缠身了，不仅加速了退役，也给自身生活带来了诸多困难。（三）退役运动员自身的原因。一方面受运动员训练体制的影响，我国大多数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再就业。另一方面退役运动员对于再就业的工作岗位要求过高，表现为不服从管理以及频繁更换岗位。

三、完善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

运动员为国家和人民的荣誉投身艰苦的训练，退役后大都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理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在运动员安置费、再就业、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方面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解决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工作的重心。（一）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法律规定，运动员所在单位有义务帮助运动员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分担运动员的从业风险，为其提供各项保障。根据我国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优秀退役运动员的保障，不能过多地超出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当然也不能低于社会保障的平均水平，应当与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形成动态对应，同时设立各项基金，组织退役运动员进行再就业培训，最大限度地解决运动员特别是伤残运动员的终身社会保障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成。对于退役运动员保障标准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到各运动项目在竞技水平、市场化程度、承担的任务及运动员伤病程度等的差异，合理地为其制定保障标准，并坚持权利与义务，效率和公平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运动员个人和集体的积极性，打破平均主义，运动员个人合理地承担部分保障经费，共同促进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成和完善[4]。（二）完善“进门”机制。许多家长在孩子进入专业队之前就为其退役后的出路担忧，因而不愿意让孩子当运动员，严重影响了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为保障我国竞技体育的后备力量，有必要在运动员“进门”时就为其提供医疗、就业、保险和求学等机制，一改之前单一补助的津贴发放形式，以此消除家长及运动员自身的顾虑，保障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三）退役运动员安置费的妥善处理。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各个地方的财政收入也随之增加，对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费，完全可由政府财政解决来源问题。此外，国家体育总局应尽快制定出各项目退役运动员的最低安置标准和具体的实施办法，并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地调整。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政策，根据运动员服役期间取得的成绩高低为其提供不同的保障和安置费；另一方面可根据退役运动员的运龄发放与之对应的安置费，并给予其一定的政策优惠，使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具有一定的保障，也为其再就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四）进行专业化体育训练体制的改革。针对目前体育训练体制给运动员带来再就业上的不利影响，可考虑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革。（1）推进体育的职业化和市场化，即将民众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推向市场。可以把一些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良好市场前景的体育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入市场，并对其进行科学的职业化管理，使体育职业化和市场化；（2）专业训练结合全民健身，为退役运动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崇尚健康。而目前适于全民健身的项目大多缺乏专业的辅导员，如果让具有专业训练素养的退役运动员进行基层的辅导和推广工作，不仅提高了人们健身的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压力，而此类工作无疑是他们最好的出路。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并减、免退役运动员开办的健身俱乐部、健身辅导班等的税收，加大扶持力度，鼓励退役运动员创业。（五）提高运动员文化水平。新世纪对于运动员的培养应当是综合性的，表现为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为了提高运动员的文化素质，必须解决训练比赛和文化学习之间的矛盾，增强其退役后的社会竞争力。为此，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充分保障运动员在进行训练和比赛的同时，高质量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学校作为国家自然、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样有义务和权利培养运动员。为拓宽运动员上学的渠道，学校应对运动员实行加分政策或降低入学要求。此外，应鼓励退役运动员回高校继续学习，优秀退役运动员免试进入高校的政策应当继续落实和完善，同时高校和政府应对运动员进入高校学习出台相应的优惠和扶持政策，以便让更多运动员退役后能进入高校继续学习。竞技体育集中提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我国运动员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国家和人民赢得诸多荣誉的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从社会和谐视角出发，运动员退役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关乎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及体育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因而构建完善的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刻不容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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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范文篇5

关键词:青少年;足球;参与;社会因素

近年来我国足球运动水平每况愈下,令人痛心,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国从事足球运动人数所占人口总数比例太小,尤其是青少年的足球人口,远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据有关方面统计,在1990年至1995年间,我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5万人;1995年至2000年,下滑为61万人;2000年至2005年,降至仅仅18万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仅仅只有5万多人。导致青少年足球参与率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因素不能不说是一重要因素。

一、家庭因素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场所,而家长又是家庭中支柱及最主要的成员。家长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般而言,目前中国社会中,家长的文化程度、职业与收入成正比,其文化程度越高,职业就相对稳定,收入也就相应增多。有关调查显示,干部、白领职业身份的家长在对待孩子参与足球运动的支持程度上明显要小工人、私营业者职业教身份的家长。这是因为具有较高学历和体面职业的家长,其家庭生活水平较高,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对抗性强、易受伤、竞争激烈的足球运动,而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多利用时间来学习,考取好的大学,将来能有个体面的职业或从事一些危险性小、对抗性不强的,能对将来生活、学习有一定帮助的活动,如书法、绘画等。对于工人、私营业者的家长来说,因其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生存技能少,收入不多或不稳定,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来管理自己的孩子,对于孩子的兴趣也就相对开放些。甚至有一部分家长希望孩子能从事职业足球运动来改变家庭生活水平和个人命运。但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却无法接受系统、正规的训练,往往只能望球兴叹。

此外,家长的足球意识对青少年参与体育亦有重大影响。按照社会学的原理,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第一要素。家庭这一特殊的群体在青少年社会化方面的功能是任何其它社会组织所不能替代的。通常情况下,家长对足球运动是否喜爱,可直接影响到其是否支持孩子参与足球运动。

二、社会环境因素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

社会环境因素包括体育意识、社会价值取向、教育制度、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亚环境等。儒家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主流,在中国社会有很高的地位。在儒家思想中,对学习文化知识是推崇至极的,同时也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是下等人从事的工作。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主流思想上已占据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以其为准则来评判事情的好坏,所以“重文轻体”的思想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中还是占领大部分人的头脑中。作为青少年的家长或亲属,他们是生活在这种现实的社会中,不可能不受这个思想的影响,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来督促孩子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将来有个体面的职业。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专业体育运动。有关调查研表明,当前影响中国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最主要因素是学业的压力。这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时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官本位”,“崇官”、“求官”、“惧官”的文化价值取向仍有广泛的存在;同时,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封建思想,仍起着一定的作用。高考成了衡量学校好坏的依据,书本知识就成了选拔人才的主要尺度,许多学生不得不埋头于书本,做着永无止境的功课,很少有时间、有条件去进行体育活动。目前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标准是学生参加全市、全区统考,或参加全国升学考试的成绩,这是应试教育下的必然结果,迫于升学压力,各科教师不约而同地都采取大量布置学生课外作业的方法,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日常学习与寒暑假无不是如此。这使得可用于从事足球运动的闲暇极为有限。此外,当前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中,假球、黑哨、、罢赛、打人等”不正之风蔓延,致使足球运动对青少年的兴趣逐年下降,进而远离足球。

三、大众传媒因素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

信息时代,大众传媒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传播媒体的影响,青少年也不例外,自然地会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产生影响。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化因素,它对人的社会化影响早己引起人们的注意。传播学研究者指出,在青少年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大众媒介为他们提供了现实世界的图景和各种人生理想的模型。有关调查表明,有九成以上的学生认为是媒介让他们了解到足球方面的信息,尤其是通过电视观看足球现场比赛,对培养足球方面的兴趣有很大的帮助。可见,媒介对传播足球信息和足球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为青少年提供了直接模仿某些社会行为方式的机会。由于传播媒介具有具体化、人格化的特点,青少年从这些富于形象性、感染性、权威性和可信性的“榜样”中吸取丰富的内容,从而加速其社会化过程。正因为如此,在青少年的心灵中,会形成他们自己崇拜的偶像,可能是中国足球明星或者是外国足球明星等,从而有意无意地去学习、模仿他们的行为方式。作为家长来说,大多数人对大众传媒对孩子在体育方面的影响力是认可的,应多引导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哪些可以学,哪些不可学,有针对性地通过球星榜样作用,来培养孩子对足球运动的兴趣。总之,现代大众传媒使青少年所受的教育、影响,已经不能仅仅限于学校和家庭,社会影响的空间、渠道、内容也变得复杂化、多样化。青少年中所出现的某些热点、某些趋向,究其深层原因,都和大众传媒有关。因此,现实要求我们把教育引导少年儿童放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注意大众传媒的作用。

四、伙伴群体因素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

伙伴群体在青少年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群体使青少年的归属感得到满足,又以群体规范约束其行为。同伴既是行为的强化物,又是青少年评定自己行为的参照物。大量研究表明态,青少年受伙伴群体的影响而参与足球运动占较了相当大的比例。儿童心理学家指出,青少年对在同辈群体中被认同特别看重。在小学这个年龄阶段,他们乐于在同辈群体中寻找朋友和合作伙伴,朋友之间的兴趣爱好往往互相影响,相互交叉,有同样爱好的孩子,不用其他条件,就能成为好朋友。作为家长来说,应尊重孩子的选择。所以,为了使孩子身心健康,家长应支持年龄和性格相似的伙伴群体共同参与足球运动,以达到使青少年锻炼身体的目的。所以,伙伴群体在青少年时期对他们参与足球运动的影响较为重要。公务员之家:

综上所述,家庭、社会大环境、大众传媒、伙伴群等因素均对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有较大的关系,它们直接影响到我国足球后备力量的培养和发展。中国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提高足球运动的普及率必须综合考虑以上各因素,系统推进,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参考文献:

[1]杨一民.关于我国青少年足球主要问题与对策的探讨[J].中国体育科技,20O7(1):33-35.

[2]李勇.家长的职业、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学生成绩的影响[J].现代中小学教育,1998(1):56-57.

社会运动范文篇6

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为辉煌的两大事件。前者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后者深深影响了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潮流。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影响，处于低潮的最困难时期，中国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机勃勃，充满希望。邓小平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列宁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首要依靠的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时展的新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决定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将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时，针对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还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也就是不丢“老祖宗”。同时邓小平又赋予它新的涵义和时代内容：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把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要恢复遭到破坏的党的优良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全党的团结，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就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思想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没有这些新的理论补充和发展，就难于在新的条件下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失去了立国之本。

——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优越性突出表现在它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邓小平从总结历史教训和观察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中，看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尖锐地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从理论上深刻阐明，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中国经济要发展，摆脱落后状况，还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并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把改革与开放作为不可分割的、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并深刻指明，“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框架和创新的支点。

——只有真正弄清社会主义本质，才能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努力把发展经济放在各项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并将其内容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在社会主义史上是第一次。在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后，邓小平又非常明确地指出：“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

在发展生产力上，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失误是脱离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人为拔高生产关系，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急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匆忙实行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欲速则不达，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就为我国建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的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仅要建立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必须建立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运行机制。把人们从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若没有这一理论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仍有相当的局限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活力仍很有限。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指导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新理论。

——只有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然而，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经济上得不到持续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可能有持续不断的改善，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就难以说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正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才使我们能够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保持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创造

科学的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指南，但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不等于实践必然成功，关键在于在实践中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战略、策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跨越各种艰难险阻，是由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实践时，有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创造。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克服“左”倾错误，拨乱反正，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克服右或“左”的错误，关键是要端正思想路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的束缚。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把端正思想路线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多年来实践的每一次新探索和获得的新成果，都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思想保证和奥秘所在。

——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放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回顾以往，一般地说，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忽视抓生产，发展经济，主要缺点是并没有始终把它看作中心，抓紧不放松，而是经常受到冲击和干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是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的核心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邓小平思想年谱》第页）改革开放多年来，正因为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一切工作围绕这个中心，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和行动统一于这个中心，才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为解决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证。

——鼓励敢试、敢闯，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新措施、新部署出台，人们由于受某些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总要出现姓“资”姓“社”的疑虑和争论。对此，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鼓励大胆试，大胆闯，从“三个有利于”中找动力，找活力，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也就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为人民谋利益的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争取时间更快发展社会主义的标准。

——改革开放从人们关心的切身利益做起，摸着石头过河，循序前进，一切经过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先进的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付诸行动，究竟从何着手，怎样才能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减到最低点，这是一项高超的谋略和领导艺术，处理不当，事与愿违。邓小平概括我国的做法是：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上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同上，第页）这话是邓小平在年月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说的，表明我们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做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我们取得的成果，受到国际上广泛的赞誉，这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将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期间，资本主义还会有发展，还会创造出有用的东西。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防止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将对社会主义产生重要影响。邓小平指出，“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他还说：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是为了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邓小平独具的世界眼光和战略目标。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相应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但上层建筑有相对独立性，也会起反作用。牢牢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决不照抄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他同时提出了判断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价值标准，“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根据这“三条”要求来进行的，既稳妥，又有实效。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振兴的新希望

邓小平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使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了新的声誉。在世界上拥有超过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中振兴，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提供了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对《宣言》中的基本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都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果。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是实行这一结合的光辉范例。可是自从本世纪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被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唯一选择，扼杀了各国的创新精神。这是导致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出现停滞、遭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他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成功，坚定了社会主义者探索走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现在，建立“本国式的社会主义”，已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一个普遍的命题和目标。这是振兴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

——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我国自年以来的多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这样长期的高速增长，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未曾有过。在同期，不但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高出许多，也明显高于世界经济年均增长％，与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相比，也高出不少。中国改革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光辉前途充满信心。

社会运动范文篇7

1．1运动员保险体系不够完善

运动员保险体系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法规相对滞后、险种单一、宣传力度不够以及个人保险意识不强等方面。第一，我国有关运动员保险方面的法规还相对滞后，虽然在1998年2月国家体委了《国家队运动员伤残保险事故程度分级标准定义细则》和《国家队运动员保险试行办法》，2002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优秀运动员伤残等级标准》和《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但这些只针对部分优秀运动员，且真有伤残发生时，保障的额度还远远不够。同样辽宁省也没有专门的关于运动员保险的法规，法规已滞后于体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第二，运动员属于高危职业，而针对体育运动项目特点的保险品种较少，大部分都是保险公司的普通保险业务，不适应运动员的专业特点，无法满足运动员的需求，保障运动员的根本利益。且在目前的运动员保险宣传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宣传内容多以介绍自己的产品为主，普及宣传保险常识的较少，运动员对保险知识了解甚少；注重甚至夸大投入保险好处的宣传，可能产生局部误导；宣传形式多为媒体广告、广场活动、电讯咨询、业务员上门等传统形式，对运动员的吸引力不够，达不到保险宣传的目的，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运动员的保险意识。第三，虽然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中的意外事故时有发生，但是由于运动队里经费有限，投保之事优先考虑优秀运动员，大部分的普通运动员需要出一部分的保险资金，出于自身经济情况的考虑就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危险不一定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没必要浪费钱去购买保险，保险意识相当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运动员保险业的发展。

1．2运动员的文化教育缺失

对于运动员的文化教育，社会上很多人的一个思想观念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认为运动员只会跑跳投等，对于他们能学好文化知识并不看好，如果学习好为什么要走运动员之路。很多运动员都是从小开始专业训练，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这与教育的起始年龄与训练的最佳年龄高度重合有着直接的关系。运动员在运动队里的训练环境和生活环境一般来说都是封闭式管理，虽然也要求了运动员在训练时，要合理安排学训时间，做好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提高运动员的文化教育质量，但在实施过程中，总是无法有效实施，为了出运动成绩，培养高水平的运动人才，他们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和比赛，就很少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文化课学习。运动员学习文化知识基本上都是在训练之余，繁重的训练使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学习之中，加之自己想在运动方面有所成就，首要任务就是训练，文化知识的学习就变得可有可无了，对于训练的时间远远大于文化教育时间的现象也只能默认。正因如此，他们错过了最佳的学习时机，错过了基础的文化教育与其他技术的培训。而在后期，一些优秀运动员因为出色的运动成绩被特招进高校进行学习，进入高校后，大部分的时间他们还是在进行着运动训练，为学校参加各种比赛争取荣誉，学校对于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严格把关，导致真正学到文化知识的很少。文化教育的缺失致使他们文化水平低，直接影响到退役后的再就业。

1．3运动员退役就业安置呈“两极分化”状态，大多普通运动员就业安置难

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其实很短暂，无论是国家的需要还是运动员自身年龄、伤残等原因都将致使运动员人才的更替，故每个运动员都必然会经历退役这一人生大事。退役，意味着他们要靠自身的力量去开启一段新旅程，经历新人生，面临新的生活和环境，以及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一切重新开始。因此，退役再就业对他们的意义非常重大。然而，退役后的再就业并不简单，退役后金字塔塔尖的运动员与塔基的运动员待遇呈“两极分化”状态。像姚明、杨威、邓亚萍等塔尖的明星运动员在退役后，明星的光环加上自身的努力从事着很好的事业，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那些在通往金字塔塔尖过程中做了塔基的大量普通运动员们，他们退役后的生活却不容乐观。运动员在退役就业时，一方面有一些固有思想，觉得政府会包办一切，自己在体育方面作出了贡献，将来退役时就会给自己解决工作的问题，结果却是随着运动员人才的不断更替，退役运动员越来越多，政府面临的就业安置压力也越来越大，能够安排的岗位供不应求，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位退役运动员，只能择优录用，而余下的运动员只能自谋出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大环境中，各企业为了获得更高利润，壮大自己，不断地更新技术与设备以提高生产率。缺乏企业所需新技能的退役运动员们只能被用人单位无情的淘汰，导致就业难。因此，极少一部分的退役运动员走入了脑力劳动者的行列，而大部分的退役运动员沦为了体力劳动者，甚至一直处于待业状态。

2辽宁省运动员社会保障的路径选择

2．1加快运动员保险业的发展

运动员保险业的长效发展依赖于其背后的制度，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法律的支撑，构建完善的针对运动员保险的法律也是势在必行。同时要加强运动员保险的险种研发力度、宣传力度，个人的保险意识等，从而促进运动员保险业的长效发展。加强险种研发力度时，结合辽宁省运动员的实际情况研发具有针对性的保险险种，新险种开发后的工作就是宣传，西方保险界有句名言：保险是靠宣传卖出去的，而不是消费者主动购买的，保险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从此名言中可略见一斑。除了现有的互联网、电视、报纸及杂志等宣传方式，还应考虑运动员本身特点。传统的讲座式的宣传方式并不适合喜动的运动员，只会让他们觉得枯燥无味，无法达到宣传目的。而竞赛式的宣传方式更加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因此可通过保险知识竞赛的宣传方式来增长了他们对保险知识的了解。再就是，对于运动员尤其是辽宁省的运动员的保险的重大新闻事件，要做好报道工作，同时利用微电影的形式做一些公益宣传片，宣传保险的重要性，提高运动员的保险意识。也可以让受过伤的运动员宣讲亲身经历，使运动员们更加深刻的体会运动员保险的重要性。还可以在辽宁省地方台开设保险知识大讲堂以及给运动员们设计保险知识手册等方式来宣传保险的重要性，提高运动员的保险意识。

2．2加强文化教育

虽然教育的最佳起始年龄与运动训练的黄金年龄高度重合，但在运动训练的同时也不能忘了文化的重要性。在训练期间穿插文化课学习，不仅可以缓解长时间训练带来的身体疲劳，还能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水平，经过系统的文化课学习，培养具有深厚文化素质的高水平运动员。理论上，体教结合的训练模式能较好的避免“文化残疾人”运动员的出现；实际上，由于部分教练员和运动员对于加强文化教育的意识不强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体教结合训练模式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因此，首先要加强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意识，将运动员的文化学习成绩与教练员的直接利益挂钩使所有教练员都认识到文化教育是培养优秀运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由教练员把握好学训时间的分配，督促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如不能好好的学习就暂时性的停止其训练，直到其能跟上学习的进度。运动成绩的提高并不是只通过大量的训练得来的，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科学训练方法，结合实际情况会在提高运动成绩方面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真正做到体教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动员退役后，高校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去处。进高校不仅可以弥补运动员训练期间没有校园生活的遗憾，最重要的是可以学习文化知识，技术技能。在高校运动员可以利用高校的教学资源，学习文化知识，接触不同的专业，全面提升自己，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高校尤其是开设有体育院系的高校，多为退役运动员不仅仅是运动成绩出色的优秀运动员，还有广大的普通运动员提供学习平台，立志当体育教师的运动员可以直接跟着体育院系的学生一起从大一开始上课，接受系统的体育教育。想要挑战自己学习其他专业的运动员，因其文化基础较差，学校可开设相关专业的预科班，为后面的学习打基础，虽然没有接触过但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3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各企业提供就业平台

在社会上，一提到运动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对于这一片面观点必须转变，要知道，如果运动员就只是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他们如何能够掌握专业的、高难度的动作技术，如何能成为全国冠军、世界冠军。虽然相较于其他普通人他们的文化水平稍低了一些，但是运动员在长期的艰苦训练中，早已练就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优良品质，对于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他们也有着无限的潜能。政府可为运动队与技术学校搭桥，根据当前的就业形势以及劳动市场的需求，推荐退役运动员到职业技术型学校学习。绝大多数运动员的文化基础都比较薄弱，如果上大学继续深造也只是拿一个文凭而没有相应的文化水平，出了社会照样就业难，况且他们希望能够尽快再就业，这种情况下，结合企业人才需求以及运动员自身意愿，有针对性的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他们学有一技之长，实现再就业，从而减轻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压力。辽宁省之所以能够成为竞技体育大省，都是那些运动员们努力拼搏的功劳。他们为了省的荣誉，长期从事着挑战人体极限的运动训练，并奉献出了自己的黄金岁月，他们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理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心和帮助。目前很多企业对于招聘新人都有一定的文凭标准，对于退役运动员来说，这是他们无法跨越的鸿沟，各企业应考虑此情况给他们一个就业的机会，相信经过时间的锤炼，他们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4成立体育岗位培训机构

政府成立体育岗位培训机构，包括教练员和社会指导员。对于有意向从事教练员或体育社会指导员的退役运动员进行更加系统培训。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退役运动员不仅具备扎实的运动技术以及丰富的运动实践，而且对运动事业也是充满热情，退役并非他们所愿，能够换一种方式继续自己喜爱的事业也是一种欣慰。时代在变化，科技在更新，好的实践效果需要科学的、先进的理论去支撑。因此，成立专门的体育岗位培训机构，不仅给退役运动员讲授先进的、科学化的训练体系，同时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和逻辑能力，这样他们在领悟与合理利用科学的训练方法加强训练、提高成绩时更能得心应手，在进入教练员与指导员队伍后，更能发挥其特长，为体育事业服务。

3结语

社会运动范文篇8

【关键词】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完善

一、引言

体育运动不仅反映了人类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是实现运动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在观看运动员精彩表现的同时，也关注到一些热门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依然能够依靠自身的知名度谋求到很好的出路：从事广告代言、求学，或者是走上演艺道路等等，这些运动员无论在荣誉或是物质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但是我国运动员数量庞大，真正能够走上奥运舞台并最终成名的运动员毕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更多的运动员由于自身及多种因素的影响，退役后的就业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尤其像“奥运冠军依靠卖奖牌度日”、“奥运冠军退役后去当搓澡工”等事件的出现，凸显了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还存在不少问题。退役运动员的现实生活问题理应得到学界和相关机构的更多关注。

二、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从当前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情况来看，其中涉及到的范围很大，但是受益的人员却很少。当前很多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针对优秀运动员设立的，并没有充分考虑普通运动员的情况。调查统计显示，目前我国90%以上的运动员从3岁左右就会开始进行各种运动训练。在传统训练观念的引导下，很多人过于关注当前运动员的成绩，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运动员的专项技能训练方面，而针对运动员综合素养的培养则存在显著不足，这就直接导致退役运动员相比同龄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工作经验、知识等，最终导致这一群体无法很好的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甚至出现生存困难的情况。这就充分说明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明显的不足。缺乏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也是该问题的主要表现。统计资料表明，所有退役运动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不到5成，这样的学历在走上社会之后显然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可，就业的难度可想而知。而目前我国还没有构建专门针对退役运动员的教育培训机构，很多退役运动员都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考上高等院校，但是由于很多退役运动员都是从小就花费大量时间训练，文化水平很难提高。（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些关于退役运动员的相关法律规定，但是很多条例都是比较笼统的政策，同时在立法层次上普遍不高，继而导致约束性不足，很多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并没有给予重视。从我国运动员培养体系来看，一旦运动员开始进入体校训练，那么一切都将以体育成绩为主，这就直接导致运动员的生存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运动员的综合素质不高。虽然当前政府已经加大了法律保障，但是其保障涉及面依然不广，力度不够。“艾冬梅事件”的发生更加鲜明地体现出退役运动员的法律保障存在问题。2006年，长跑运动员艾冬梅等人以王德显“侵占财产”罪正式向北京海淀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艾冬梅等在诉讼中称，被告王德显作为火车头体工队教练，在执教期间以原告年龄小为由，代为保管她们（同为退役运动员的郭萍、臧云杰、李娟）的中国工商银行存折，之后，她们分别发现自己的存折内有部分款项被王德显取走，王德显拒绝归还。同时，艾冬梅还向媒体披露自己在训练时曾遭严厉体罚，因训练不科学导致双脚严重畸形。2007年4月6日，曾经的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在网上开博，公开表示愿将自己所有奖牌出售。虽然法律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但是曲折而漫长的诉讼周期以及事件发生的原因都说明这一群体亟需更为完善的法律加以保护。（三）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充足的资金是保障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顺利构建的基础，只有资金到位，一切问题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目前我国在构建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资金匮乏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来看，主要表现在资金的筹资方式非常单一、资金来源渠道十分狭窄、没有成立专门的运营机构来进行统筹管理，对于资金的运转监管效率低下。由于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资金存在显著的不足，从而导致政策很难有效的实施。另外当前针对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主要是依靠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民间部门没有真正参与到其中。虽然有一些社会人士以及企业进行了赞助，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其社会捐赠的积极性，因此，国家财政负担在此方面依然很重。

三、完善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的对策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养老、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内容。1.明确养老保险的责任主体并强化宣传工作。首先，应当进一步明确退役运动员的养老保险责任主体。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养老保险主体包含了法律供给主体、缴费主体以及结果承担主体等多个方面。因此必须要针对主体进行梳理，对于其中缺失的部分加以明确，尤其是对于缴费主体的确定至关重要。此外还要建立健全退役运动员的养老保险监督管理体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强化监督，保证养老保险落实到位，为退役运动员的养老问题解决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对推动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完善具有积极意义。其次，强化对退役运动员的保险宣传工作，从而提升运动员的风险规避意识。由于一直以来我国在保险方面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很多人对于保险的认识依然停留在表面，甚至还有很多人对于保险非常的反感。但是从保险的功能来看，确实是实现风险规避的重要首选。因此政府部门针对退役运动员必须要加强风险宣传，提升退役运动员的保险意识。2.建立更为全面的医疗保险体系。在实际过程中，由于不同的体育竞技项目的风险系数存在不同的差异，这就要求针对不同的项目设计出不一样的伤残赔付标准，进而实施各种医疗保险制度。首先，当前的医疗保险体系应当要继续坚持普遍覆盖的基本原则。随着我国医疗制度改革速度不断加快，应当针对退役运动员建立专门的医疗保险体系，将所有的退役运动员纳入到现有医保体系中。其次，为退役运动员建立伤残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很多的退役运动员身上都带有伤病，这些伤病往往是由于体育运动而造成的，如果要退役运动员自己承担后续的治疗费用则显失公平，这就需要针对退役运动员建立相应的伤残医疗保险制度，并进行合理的额度报销。再次，多渠道筹集资金并完善相关制度。为了保证退役运动员医疗保险制度的合理实施，还要寻求更多的筹资渠道，比如说利用各种福利，进而保证退役运动员医疗保险收入来源充分。当然在完善退役运动员医疗保险制度的时候，需要针对退役运动员医疗保险准入制度加以完善，例如应当明确准入资格，必须是退役运动员才能够参加相应的保险；另外还要提升保险金额。由于运动员属于高危险职业，一旦出现伤病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治疗，这就需要给予足额保障，切实保障退役运动员能够获得足够的医疗资金。3.完善就业保障制度。就业保障是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首先，相关部门应当充分发挥网络信息环境下的就业信息的收集工作。通过搭建专业化网络信息平台，将所有的退役运动员的信息纳入其中，同时与就业体系结合在一起，在为退役运动员进行就业指导的同时，还应当将更多的就业需求信息反馈到平台上，以供退役运动员进行自主选择。通过打造信息化系统一方面能够让退役运动员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从而更好的寻找工作，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对于退役运动员在就业岗位中的表现进行评价，进而实现多层次管理。其次，还应积极拓展退役运动员的就业渠道。加强社会企业与退役运动员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对于一些专业从事体育培训、健身锻炼、户外运动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对于专业化的体育人才需求比较大，因此基于供求关系，通过积极联系这些企业，从而为退役运动员建立适宜的就业渠道。最后，鼓励退役运动员进入基层工作。在如今全民健身的大背景下，发展社区体育运动必然需要大量的体育人才，这对于退役运动员来说是一次有利的机会。因此相关部门应当要做好引导工作，让很多有意愿的退役运动员深入到社区基层工作从事与体育相关的工作，从而合理的利用专业化人才。（二）完善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1.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度。首先，针对当前我国基本国情，就各个项目运动员存在的社会保障问题，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建立退役运动员的专门性法规，重点解决当前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中突出的部分。通过对各个地区、各项运动存在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进行细致的梳理，同时就其中存在的相抵触的法规进行完善和改正，保证法规的清晰性和条理性。其次，建立以提升保障效率为目标的高效的法律运作体系。在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时，必须要做到职责分明、分工清晰，这样才能够有效避免出现管理上的漏洞，实现对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工作管理的和谐统一。再次，坚持依法治理是根本。要保证退役运动员的社会权益，使相关管理工作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就必须要从法律角度出发，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措施。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各个部门在处理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时候能够有法可依，同时也能够强化对资金的监督管理，保证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合理的实施。2.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法律制度建立之后还需要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从当前我国法律制度实施情况来看，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推进性法律措施，将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专业个人。在进行配套政策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应当要从现有法律制度为基础，并对现有法律法规加以完善补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当要对实施不力的情况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具体责任，从而保证整个法律体系的严密性及公正性。（三）采取措施确保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资金充足。1.多措并举筹集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资金。首先，建立退役运动员互助救济基金。由于退役运动员本身的特殊性，通过建立互助救济基金，能够强化退役运动员的互助精神。可以依托立法的形式，将互助基金的资金来源加以明确，要求运动员加入，而对于一些没有收入的退役运动员则可以由相关责任人代为缴纳。其次，进一步推动社会捐赠。一直以来社会捐赠对于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是从当前发展来看，社会捐赠的比例依然非常小，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宣传，从而让更多的社会主体和个人关爱退役运动员并进行资金捐赠。再次，对于一些没有被聘用的退役运动员可以申请面向社会开设专业化的体育运动辅导班，通过自主创业的方式为自己谋求经济发展。2.规范管理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基金。规范退役运动员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是社会保障工作的重点。由于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基金关系到众多退役运动员的根本利益，因此在管理工作上必须要十分慎重，尤其是在操作投资的过程中必须要将风险控制到最低，防止出现资金流失的情况。从国际社会惯例来看，对这种资金的管理通常包含三种基本的方式，分别是政府管理型、私营部门投资型以及混合管理型。从实践过程来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管理方式。政府管理容易导致效率不足，而私营企业管理容易导致风险过大，因此，高效而可行的管理方式需要充分结合现实情况进行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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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动范文篇9

「英文摘要」ThesocialisteducationmovementinitsbroadsenseconsistsofallthepoliticalmovementslaunchedbythePartyinruralareasintheperiodfromthefoundingofNewChinain1949to1978.ThePartytookthismovementasanimportantdrivingforceandguaranteeforachievingcollectivizationandmodernizationinagricultureandthenforanall-roundmodernizationofthewholecountry.Duetodifferentbackgroundsandcentraltasksindifferenthistoricalperiodsthismovementvariedsignificantlyindifferentstagesinspiteofitscontinuity.Regardlessofthewaysthequestionswereraisedandsolvedduringthesocialisteducationmovement，themovementactuallytouched，invariedforms，onthedevelopmentalstrategyandtheunderlyingproblemsthatcouldnotbeavoidedbytheeconomicsystemdeterminedbythestrategy.

「关键词」社教运动/四清/农业集体化/体制安排

广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以包括建国后至1978年前在农村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党把它看作推进我国农业集体化、现代化从而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保证。由于各历史时期的不同背景和中心工作，社教运动在不同阶段虽然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但又具有明显的差别。不论社教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它实际上都以不同形式触及到当时我国发展战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体制所难以回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本文试图在各个时期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分析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内在发展逻辑，并从体制安排的角度说明其由来。

一

建国后，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及其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同内容，可以把它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体从建国之初到1959年底。1953年1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社的决议》指出，鉴于农业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高涨的需要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不能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党的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①。1955年底，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他要求在合作化过程中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因为它“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和政治的保证”。②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是有效的，它比较成功地满足了大规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整个制度变迁的需要。

第二阶段大体从1957年到1959年。1956年冬、1957年春，由于三大改造后期存在的“四过”问题，全国一些地区发生闹“退社”风潮，少数农民希望单干，不少合作社要求实行各种诸如“包工到户”、“包产到户”之类分散经营的责任制。在反右运动的氛围中，将城乡中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足之处的批评意见和纠正错误的措施都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由此提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而且“以后一年一次”，“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③据此，1957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城市开展大规模反右运动的同时，在农村开展广泛的以“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农村的整风”④。

1958年8月，在的高潮中，中央发出《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运动中“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⑤。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提出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再教育”，目的“是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保卫的群众运动”；运动“应该把解决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摆在首要的位置”，“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⑥。

1957年特别是1958年至1959年的和化运动中，社教以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和农民的自发倾向为主要内容，是为化运动服务的。自1960年起，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仍然不断进行，但就其主要内容和对象看，则已经很不相同了。

二

1960年初至1962年，在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下，在农村，又以的方式进行了第三阶段的社教运动。

面对庐山会议后第二次“”造成的严峻经济局面，从1960年始，中央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发出，标志着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的开始。《紧急指示信》严厉地批评了发端于化初期并在庐山会议后再次泛滥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提出了包括肯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等12条重大政策。

进入1961年后，中央进一步加大了农业政策调整的力度，又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政策，要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提高社员自留地比例，至少20年不变；鼓励社员私养家禽、家畜；允许适当发展社员家庭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放手活跃农村集市”，“不要做过多的限制”；必须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等等。经过1961年6月中央发出由主持制定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及《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直至1962年2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和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相继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农业生产经营制度，体制完成了一个重大转变。这是农村政策调整的重大成果。与农业调整同时，商业、手工业的调整取得重大成果，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调整也在稳步深入。

自1959年底起，“”、化运动特别是庐山会议后再次“”在干部作风方面造成的严重后果尖锐地、大范围地暴露出来。“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⑦中央连续发出一系列文件，在肯定化运动、公共食堂等的前提下，严厉地批评了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开展三反、等运动，彻底纠正五风等问题。

1960年5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⑧；在运动中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改善干部的领导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清理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11月，在党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信》中，专列“放手发动群众，”一条，要求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普遍展开一个的群众运动，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任用私人、徇私舞弊、打骂群众的国民党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党员和干部的一切违法乱纪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应得的处分”：“严禁干部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彻底改进干部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干部与群众的关系”⑨。11月15日，在给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中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他认为，“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⑩此后，农村三反运动逐渐成为运动的重要内容，不单独作为一项运动来进行。

1961年起，随着农业调整的深入，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中央要求“以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为纲，进行”，彻底检查和纠正五风，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必须彻底清算平调账，坚决退赔”（11）：“基层组织中出现过的那种打人、捆人、扣口粮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更是十分恶劣的违法乱纪行为，更应该严厉制止”（12）；要求“坚决改正平调错误，充分发扬党内外民主”，“农村的工作必须进行到底，不能草率结束”（13）。1961年底，在总结了一年多来农村社教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时农村的主要任务，中央发出今冬明春在农村“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规定，社教“要结合六十条的规定”，“要完全采取正面教育的方法”，“绝对不许开斗争会”，（14）等等。

与1957年至1959年前的社会主义教育不同，从1960年初开始的以三反、五反运动为初衷和主要内容的，是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是纠正化运动以来的共产风、一平二调的产物，它与贯彻《紧急指示信》和讨论、制定《六十条》相伴随，是当时整个农业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纠“左”的倾向。它的鲜明特点，在于把经济上以至政治上的纠“左”与整顿干部作风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对纠正农民反映最为强烈的五风，改变干部作风，推动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农村基层组织中大范围的“五风”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党内缺乏思想准备。“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那里，刚一开始，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农民干部，难道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不可能！唯一可能的是地主、富农进行阶级报复。”（15）1960年11月，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16）。12月，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17）同月，河南信阳地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称：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18）中央肯定了这个报告，要求全国三类队整风都应照此执行。把部分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定性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后，必然出现过火斗争的问题。“河南整风运动中对干部的打击面是很宽的”（19），“一部分党的组织里头”，“相当普遍地犯了一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20）。

三

1962年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以四清形式进入第四阶段。其内容和侧重点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当时大背景的变化。

60年代初的农业调整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中行政命令、平均主义等弊端，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缓解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生产与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对纠正“一大二公”的弊端和当时严重的“五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大公社体制的“倒退”及鼓励家庭副业等一系列放松控制的重大措施，除稳定和恢复农业外，还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它对传统认识和体制产生的挑战。获得某种自由空间的农民并不满足“队为基础”，他们自发地越过调整的底线，寻求更加适应当时农村生产力和集体经济内部的经营、交换形式。于是，包产到户、自负盈亏、农村集市贸易等再次应运而生，并很快扩展到城市，商品经济的暗潮再次涌动，并得到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的认可。显然，农民这些自发的选择与50年代合作化高潮以来所形成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和以政治挂帅、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生产的发展战略并不一致，对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形成威胁。所以，即使在1961年底调整的高潮中，包产到户一类做法也是不被认可的。理论上、政策上有限的调整不能满足甚至排斥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矛盾在所难免。

60年代初调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商品经济的复苏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于活跃市场、恢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之产生的一些负面作用，在当时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有关商品经济的理论仍然停留在传统观点的束缚之中时，也显得格外突出。早在1960年4月，中央在一个批示中就已指出，许多城市发现地下工厂、地下运输队、地下旅馆和地下商业投机集团，少数资本家、五类分子和社会渣滓窃取了社办工业的领导权，利用社办工业进行投机倒把活动，财贸、企业单位少数职工贪污现象比较严重；这些都说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相当复杂的，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还是尖锐的。这种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明显的深刻的。（21）

1963年3月，中央的一份文件中说：“一九六○年冬季恢复集市贸易以后，大中城市也出现了一些集市贸易和自发商贩市场。这种市场对补充城市供应和促进小商品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混乱现象，私商投机倒把活动一度相当猖獗。”（22）“集市贸易具有两面性。城市集市贸易，如果掌握得不好，它的消极作用比农村集市贸易大得多。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城市集市贸易开得大了，就会给投机倒把商贩以可乘之机……助长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给计划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23）

1964年底，在四清运动的高潮中，中央在一份文件中分析当时基层组织中存在着的“严重问题”的原因时认为：“情况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经济生活困难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投机倒把之风，一直冲击到我们内部”，一些原来比较好的干部和党员，“这时也搞起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来了。这两年，资本主义泛滥成灾，许多人的党性、革命性被淹没了。”“在困难面前，有一批干部经不起考验，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之下被打倒了。从农村的情况来看，特权阶层已经开始形成”，“有了权就有钱，就有条件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就要享乐腐化”，如此等等。（24）

以上文件所列各种问题，难免有当时认识的烙印，有种种虚夸不实之辞和无限上纲之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曾一度几乎被“消灭”的商品经济，在高压限制一旦有所松动时所必然出现的某种反弹。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党内外许多人仍局限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之中，缺少解释这些新问题的新理论。理论与实际的反差，使人们易于接受“资本主义猖狂进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升级的理论。

进入1962年，整个调整工作出现了一种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深入的调整程度不同地纠正了“”以来一系列“左”的错误，扭转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并引发了农民进一步要求包产到户、搞活市场等要求；另一方面，囿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在仍然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调整发展了党内的分歧，一些重要政策的调整已接近尾声。

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集中地反映了调整的成就和局限。全会肯定了近两年来一系列重要的调整措施和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农业方面，全会通过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六十条》。但是会议又尖锐地批判了“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在会上反复指出，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还是合作化？把包产到户与干部腐化等联系起来，认为单干后“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25）在他看来，经过对管理体制的调整，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如果再退，就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八届十中全会既是调整的继续，又是新一轮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开端。这种两重性决定了第四次社教运动即四清运动的两重性。

四

根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从1962年底起开始的第四次社教运动即四清运动，既有的延续和发展，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即：一是在纠正五风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农村基层干部中大量存在的以“四不清”等形式出现的公共权力异化问题；一是反对利用当时政策松动出现的以包产到户、“单干风”、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等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

1963年4月保定地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向省委的报告》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两重性。《报告》说八届十中全会后，立即展开以贯彻会议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克服了自发单干倾向，遏止了单干风”，“坚定了搞好集体经济的信心”。在此基础上，运动转入第二阶段，经过普遍深入地学习贯彻《六十条》，贯彻执行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普遍进行清帐、清库、清工、清财（简称“四清”）工作，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推向了更加深入的阶段。（26）在这里，前者是执行、落实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单干风”的精神，后者则是的继续。从总体上看，报告侧重点还是针对公社化运动以来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着的各种问题。

初期的四清运动较多地保持了的色彩。虽然突出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却也没有放松公社化运动以来对“五风”一类“左”的错误的警惕。他的认识还处于矛盾之中。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这里包含两方面的不懂：一是搞五风之类犯了“左”的错误的不懂，一是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右的错误的不懂。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必须进行教育，而《六十条》和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教材。（27）但在当时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日益严重，注意的重点还是放在了阶级斗争方面。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四清运动日益与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不搞增产节约和五反，不搞社会主义教育，不搞阶级斗争，就要变成南斯拉夫。”（28）

1963年上半年中央相继发出的五反（29）指示和《前十条》中，罗列了当时社会上、党内干部中存在的种种错误和严重问题，断言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这两份重要文件所列的诸多问题中，一类是时所针对的一些“老”问题，如贪污盗窃、蜕化变质等，一类是被严重夸大了的在困难时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一类是搞活经济后必然出现的一些为传统认识所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如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等。显然，后两者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观察、认识现实的产物。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第一类内容逐渐淡化，而后两类内容的分量则越来重。当年5月的杭州会议上，表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右派和中农分子把希望寄托在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这“三自一包”上面。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在这样一些认识的指导下，1963年5月后在一些地区开展的四清、五反运动，已经明显地被引上着重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轨道，与1960年1961年的反五风、甚至与保定四清的差别也经越来越大。许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矛盾都被看成了阶级斗争。“‘四清’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30）。虽然此时的四清基本上还限于经济领域（即“小四清”），但出于对农村存在严重阶级斗争的估计，许多地方已出现了一些极端行为。为抑制这些扩大化现象，中央于年底发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后十条》在提出社教“是一次比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前提下，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扩大化进行了一些限制，但它的前提决定了这些限制不可能约束扩大化的发展。

到1964年下半年通过“大兵团作战”、及不断的反右倾，四清运动发展到高潮，以清经济为主的“小四清”发展到以“清政治”为主的“大四清”。开展运动的地区多数基层干部受到过火斗争，许多地方进行了“夺权”。同年9月中央发出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中把运动说成“一场新的革命”，强调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要求重划阶段，进行民主革命补课。1965年1月，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前一阶段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但却把运动的性质确定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提出“大四清”的概念，发端于1963年的四清运动正式定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发生后，四清运动又以不了了之而结束。

随着四清运动的发展及阶级斗争内容的突出，不能不对贯彻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形成干扰，中止了调整初期出现的经营管理形式甚至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和利用市场机制的探索。一些地方将包产到户视为刮单干风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予以取缔并严厉批判；一些地区无视《六十条》的规定，随意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搞大队生产核算，或继续平调生产队和社员的资金搞集体建设。更为突出的是，各地还普遍对农村集市贸易加强了限制，认为它是资本主义活动的场所。（31）1965年8月，谭震林送给中央的四份简报中反映，各地农村工作中发生没收社员自留地、擅自将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硬性向社员摊派集资任务等情况（32）。诸如此类的做法使《六十条》中所规定的许多经济政策难以落实。

五

纵观四清运动整个过程，可以发现，就其基本指向来看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是因权力异化导致的农村基层干部腐败。从产权安排和体制结构的角度来看，两者都与体制密切相关。

中国农业集体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即消灭私有制、避免两极分化；一是非意识形态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明显不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个并不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实施赶超战略，在只能主要依靠落后农业为初期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这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通过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有计划地配置各种资源，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快速的合作化，从高度分散、剩余极少的千百万小农吸取农产品，优先发展重工业，推进国家工业化，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三大改造时期加速农业合作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的重工业优先战略的需要，在于解决农产品不足以至影响到工业化速度的问题。这种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实现了在较短时期内强有力地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农业资源支援工业，满足了工业化初期的迫切需要。但它同时又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长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这在1958年化运动后显得尤为明显。

初创时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大办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共产风”、命令风的过程。公社化对农民所造成的剥夺，引起农民的恐慌和不满，使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的破坏。在化运动造成的诸多后果中，有两个主要方面成为后来社教运动的基本动因。或者说，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正是由此而生。

一是弱化了农民的自主权和参与权。以“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为基本特征的产权制度，掌握了农民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取消了社员对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因而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社员生产甚至生活基本上由社队组织安排，失去了相应的自主权，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加之户籍制度和口粮制度的限制，农民被束缚在社队里，没有流动和选择其他生活的自由。

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其政社合一和集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为一体的体制结构，实际上把集体经济组织变成国家基层政权的附属品，使之失去自主权和独立性。这个体制上的特点，大大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内的民主和社员对管理的参与，是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的体制性根源。这种缺失是很难靠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政治运动、思想教育、社员代表大会、贫下中农协会一类形式弥补的。包括《六十条》在内的一系列条例所规定的社员民主权利往往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

在分配上，以工分制体现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社员所得工分更多地取决于其劳动时间而并非其努力程度或劳动质量。这种产权结构和制度安排不能保障社员通过自身努力最大化实现其收益最大化，而只能使磨洋工、大呼隆，效益低下、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成为里的普遍现象和久治不愈的痼疾。公社在强化对社员控制的同时，弱化了对社员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劳动者的社员所能做出的理性选择或是‘出工不出力’之类偷懒行为，或是包产到户成为农民自发的普遍、理性的选择”（33）。公社体制不具备战胜小生产自发势力的物质基础，又缺少对社员的物质激励机制，因而只能求助于非经济的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运动、思想教育以至阶级斗争运动就显得格外重要，尽管它们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预期而往往流于形式。正是体制本身促使社员本能地、自发地希望通过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等形式从体制外得到补偿，改善生活，且屡禁不止，扑屡起。而这又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屡屡受到批判，成为当时对农村中阶级斗争形势日益严重、反复进行社教运动的深层原因。这在1959年前及1962年后的社教运动中尤为明显。各种连续的以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政治运动又使农民生产积极性一再受到压抑。总之，正是公社体制自身制造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因而它需要社教一类运动始终与之伴随。

二是强化了干部的行政权力。在以国家导向实现超越型现代化，通过政治革命推动经济革命与工业化的过程中，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权力及意识形态作用特别明显。但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无限制地扩大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力，又为官僚主义和腐败超出常态的发展、膨胀提供了可能。

建国后，特别是公社化后，农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确立了新的联系。公社体制实现了国家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及其他一切领域的控制，使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到农村的基层社会，大大强化了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这种强制性的、快速的合作化所必然带来的问题早在三大改造后期就已反映出来。“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是日益发展的一种趋势。”（34）“基层干部强迫命令作风有了新的发展，情况是严重的，必须引起全党重视。”（35）一些省委的报告中反映，1956年秋至1957年春夏全国各地出现的退社风潮原因之一，是统得过死，生产没有计划或计划不周，劳动管理混乱，工分不平衡，定额不合理，账目不清，干部作风差等，贪污盗窃现象严重（36）。“目前农业社社员最关心的，也是社员、社干之间造成矛盾的主要问题，是社的财务管理。许多社的帐目不公开，引起社员很大怀疑。”（37）

政社合一在极大地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动员能力的同时，又使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失去了作为经济组织的独立地位和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它们的一切重要生产经营和分配活动，都必须听命于上级。管理者往往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业务，管理权力集中却无明确的经营责任（这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确立以前更为明显），更注重完成上级任务而无视经济效益。这种只行使控制之权却不承担其后果的体制，只能助长上级政府的瞎指挥。

公社化不是农民自身的要求，而是外部强加的。为推进和维护这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乡村传统的运动，国家进行了更为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经济控制，更加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从而大大强化了行政权力，从而为基层干部滥用权力提供了可能。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基层干部在实现上级意志时，为对上级负责，为完成高指标、推行“共产风”、大炼钢铁、高征购和一平二调，必须依靠行政命令采取强制性措施，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管理中长官意志横行，激化了干群矛盾。在弱化社员参与公共事务权力的同时，强化了基层干部的行政权力，使他们获得了种种难以被监督和限制的特权，为五风的产生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五风不过是公社体制的外在表现。“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38）干部利用权力占有集体财产，多吃多占、贪污盗窃，而广大社员却缺少体制内的资源抗衡这种被滥用的权力。“”后的饥荒更是普遍加强了农村基层干部与普通社员的矛盾。“事实上现在有不少干部已经变得很坏了，他们搞‘四不清’，群众吃了大苦头”。工作队叫群众揭发问题，“实际上群众一揭发就成了诉‘四不清’的苦”。（39）“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亦即干群之间的矛盾。”（40）如果说1959年前各种社教运动主要是针对合作化、公社化运动中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那么这种公社体制内生的公共权力异化和腐败，成为1960年后、大小四清等各种形式社教的一个主要目标。

60年代初开展的与社教等运动，对干部的五风进行了有限的纠正，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及抛开农村基层组织和工作队“大兵团作战”等运动形式，不过是在上级行政权力的支配下，以一种权力形式取代另一种权力形式，体制弊端却很少触及。从体制上看，新的基层组织不过是旧组织的再版，但借助阶级斗争之力，其权力更具权威性，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

另一方面，基层政权与上级政权之间也存在制定与执行政策之间的矛盾。农村基层干部没有脱离土地和劳动，他们往往与农民的利益更趋于一致。公社化时期，面对共产风和一平二调，许多社队搞瞒产私分，深藏密窖，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经济困难时期，在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下，基层干部几乎普遍采取瞒产、瞒地的方式减少征购任务，默许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借地度荒等行为。这些作法得到农民的拥护，但这又不能不使干部成为上级政策的违背者。在包产到户被认定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后，对基层干部政治状况的严重估计也在情理之中了。

虽然中央多次申明五风问题，“四不清”问题以及干群矛盾等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干部作风问题往往还是被十分便捷地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八届十中全会后，这种上纲上线更是愈演愈烈，以至出现了了认为“烂掉了”的基层组织“三分之一都打不住”的严重估计，出现了通过建立贫协和派工作队取代农村基层组织、重建基层组织的做法。随着运动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怀疑和打击，这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消极对抗，而这只能招致新一轮的批判和打击。这是理解社教运动由到“小四清”再到“大四清”的一个重要背景。运动伤害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并使人们忽视了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即的体制问题。而正是体制，特别是运动时期的大公社体制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干群矛盾。

公社体制以至当时的领导体制不仅造成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大量权力异化，也内涵了把阶级斗争层层放大的机制。在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加之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地方政府官员和基层干部必然眼睛向上，因为只有上级能决定他们的现状和前途。四清运动中，为迎合上级的意图，许多地区正如“”中不得不搞“浮夸风”一样，制造出“阶级斗争大量存在”的事例。1964年10月后，各地相互攀比，争相报告自己的敌情如何严重已成风气，“在那里硬找资本主义”，似乎把问题说得越严重就说明自己的工作越好。“现在问题比较多的是一去就说那里烂掉了，似乎那里缺点越多，工作队成绩越大。”（41）这又与“”中争相“放卫星”颇为相似。

等党的领导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共产风”等与体制的关系。所以他亲自主持制定并高度评价对大公社体制进行重大修正的《六十条》；他反复强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42）而只有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43）。邓子恢也曾指出，自从贯彻反五风，实行十二条、六十条政策以来，一般干部特殊化作风已有很大改变。（44）但从整体上来看，强调的重点还是在“民主革命不彻底”一类阶级根源方面。

1960年后以各种形式进行的社教运动，是在体制内，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公社体制弊端的前提下，反对这种体制所产生的农民自发倾向和农村基层干部权力异化这两个基本矛盾。所以，运动一方面“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又“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45），为“”的发生做了某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另一方面，运动对农民“自发倾向”频频打击，又干扰了调整以来活跃农村经济的种种努力。

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时，曾对它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它是伟大的，“不比土地革命简单”，是“挖修正主义根子”，并几次提议为四清的胜利干杯。1964年他又几次号召把社教运动进行到底。但到1965年他却说“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46）。“”中，他更明确地表示，诸如社教一类运动不能解决党内外的阴暗面。

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框架内，在体制创新尚未进入我们的视野时，四清一类运动的结果似乎只能如此。

注释：

①《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215页。

②：《〈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1955年）。

③：《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

④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700页。

⑤《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74页。

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259、260页。

⑦《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318页。

⑧“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386页。

⑩《建国以来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52页。

（1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32页。

（12）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1961年6月。

（13）《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71～473页。

（1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528～532页。

（15）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695页。

（1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16页。

（18）《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21页。

（19）《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10页。

（20）《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39页。

（21）《新中国反腐败通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页。

（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96页。

（2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97页、206页。

（2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788页。

（25）《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42页。

（2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252页。

（27）1963年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8）1963年4月9日在听取白如冰汇报时的谈话。

（29）即《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30）《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758页。

（31）参见《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第244页。

（32）《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24页。

（33）罗必良：《失败的制度经济学解理——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640页。

（35）《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640页。

（36）《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677页。

（3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第682页。

（38）《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01页。

（39）《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下），第791、692页。

（40）《建国以来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305页。

（41）1965年3月3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农村“四清”运动时发言。

（42）《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440页。

（43）《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44）《中国共产党廉政反腐史记》，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第181页。

社会运动范文篇10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列宁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首要依靠的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时展的新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决定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将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时，针对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还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也就是不丢“老祖宗”。同时邓小平又赋予它新的涵义和时代内容：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把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要恢复遭到破坏的党的优良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全党的团结，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就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思想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没有这些新的理论补充和发展，就难于在新的条件下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失去了立国之本。

——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优越性突出表现在它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邓小平从总结历史教训和观察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中，看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尖锐地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从理论上深刻阐明，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中国经济要发展，摆脱落后状况，还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并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把改革与开放作为不可分割的、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并深刻指明，“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框架和创新的支点。

——只有真正弄清社会主义本质，才能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努力把发展经济放在各项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并将其内容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在社会主义史上是第一次。在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后，邓小平又非常明确地指出：“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

在发展生产力上，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失误是脱离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人为拔高生产关系，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急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匆忙实行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欲速则不达，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就为我国建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的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仅要建立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必须建立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运行机制。把人们从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若没有这一理论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仍有相当的局限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活力仍很有限。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指导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新理论。

——只有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然而，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经济上得不到持续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可能有持续不断的改善，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就难以说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1987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正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才使我们能够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保持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创造

科学的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指南，但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不等于实践必然成功，关键在于在实践中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战略、策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跨越各种艰难险阻，是由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实践时，有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创造。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克服“左”倾错误，拨乱反正，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克服右或“左”的错误，关键是要端正思想路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的束缚。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把端正思想路线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0多年来实践的每一次新探索和获得的新成果，都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思想保证和奥秘所在。

——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放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回顾以往，一般地说，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忽视抓生产，发展经济，主要缺点是并没有始终把它看作中心，抓紧不放松，而是经常受到冲击和干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是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的核心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7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正因为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一切工作围绕这个中心，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和行动统一于这个中心，才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为解决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证。

——鼓励敢试、敢闯，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新措施、新部署出台，人们由于受某些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总要出现姓“资”姓“社”的疑虑和争论。对此，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鼓励大胆试，大胆闯，从“三个有利于”中找动力，找活力，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也就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为人民谋利益的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争取时间更快发展社会主义的标准。

——改革开放从人们关心的切身利益做起，摸着石头过河，循序前进，一切经过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先进的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付诸行动，究竟从何着手，怎样才能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减到最低点，这是一项高超的谋略和领导艺术，处理不当，事与愿违。邓小平概括我国的做法是：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上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同上，第457页）这话是邓小平在1991年10月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说的，表明我们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做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我们取得的成果，受到国际上广泛的赞誉，这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将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期间，资本主义还会有发展，还会创造出有用的东西。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防止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将对社会主义产生重要影响。邓小平指出，“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他还说：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是为了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邓小平独具的世界眼光和战略目标。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相应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但上层建筑有相对独立性，也会起反作用。牢牢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决不照抄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他同时提出了判断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价值标准，“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根据这“三条”要求来进行的，既稳妥，又有实效。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振兴的新希望

邓小平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使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了新的声誉。在世界上拥有超过12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中振兴，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提供了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对《宣言》中的基本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都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果。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是实行这一结合的光辉范例。可是自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被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唯一选择，扼杀了各国的创新精神。这是导致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出现停滞、遭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他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成功，坚定了社会主义者探索走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现在，建立“本国式的社会主义”，已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一个普遍的命题和目标。这是振兴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

——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坚定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我国自1978年以来的20多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8％。这样长期的高速增长，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未曾有过。在同期，不但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均增长2.5％高出许多，也明显高于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3％，与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5％相比，也高出不少。中国改革的成功表明社会主义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光辉前途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