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范文10篇

社会形态范文篇1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社会形态

【正文】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分歧的症结就在于没有为社会主义定好位，并从这个“位”出发再谈什么是社会主义。

要解决“为社会主义定位”的问题，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和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联系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在“人类历史”的横坐标和“世界历史”的纵坐标的交汇处，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方位。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确定“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有一个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在早期(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他以所有制不同形式初步奠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的雏型：“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从理论上指出社会形态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相一致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68至70页)在中期(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他进一步完善了“五形态”论；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了“三形态”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关系、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还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二个时期”或“二个王国”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止。恩格斯称之为“人在一定意义才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时期)和“真正的人”的时期，这也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在晚期(19世纪70年代末至1895年)，他从人类学的高度完善了他们以前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粗糙的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后文明时代；谨慎地探讨并回答了俄国“农业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及条件的问题。这时期的研究弥补了两个时期对原始社会知之不多的窘况，从而完成了他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图画。

所有制是社会形态的基础，人的存在则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述，但其中有两条重要的平行线。一条是所有制形式，以“五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一系列“否定之否定”三段式，例如分工的三段式：自然分工→自发分工(即奴隶般的社会分工)→自觉分工(即消灭分工)。另一条是个人的发展状况，以“三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在《起源》中揭示的婚姻家庭形式。

为了简明和直观一点，我们不妨列出坐标图以示之。这个坐标图以马克思的“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这两条重要线索为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以所有制发展形式为纵坐标，以人的发展阶段为横坐标，画列出理论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坐标图上的方位(见第9页图)。

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确定“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找到以后，我们再以“三形态”论为基础，并借重与此理论相关和相联的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理论、两种生产中的婚姻家庭理论，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证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然后再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坐标图上找出现实社会主义的方位。

首先，从“三形态”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十月革命前，列宁对当时俄国的国情的认识在总体上看是拔高了，总是将俄国与英美法等国相提并论。认为同处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在实践面前，列宁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决然指出，俄国之所以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为俄国服务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

中国是以苏联为师走上社会主义的。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有一定的“实验”，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但总归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我们自己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也走了不少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四大以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切合实际的理论，对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国情，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相当深刻的揭示：“十亿多人口，八亿农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这就是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比苏俄还低，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更低(但这并不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既然苏俄当时是从“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既然中国是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么。根据“三形态”理论，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现实社会主义应处的历史方位——“人的依赖关系”的末期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初期。

其次，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恩格斯讲：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最终又被社会收回的力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不会马上消亡，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的消亡是世界历史性的，必须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在这个“过渡时期”，消亡的不是一两件事物，而是与国家有关的一切事物，如阶级、私有制、奴隶般的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战争、男子对女子统治的专偶制、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家庭、三大差别，等等，可见，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历史过程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着由低潮—高潮—低潮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如同一条抛物线一样，国家也如此。日中则昃，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

最后，从两种生产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的方位。恩格斯说：社会结构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我们先看“劳动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是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自主劳动是后文明时代即共产主义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因此，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劳动还具有异化劳动的性质。我们再看“家庭的发展阶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的基础，是进行人类自身生产的场所。家庭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父系氏族制度以后，从对偶婚中发展起来的。“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这种婚姻家庭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通行的是丈夫对妻子的统治和奴役，通行的是男子的继承权；个体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家庭是生产子女(劳动力)的“工厂”，其产品一子女的性质是由生产他们的父母的性质决定的。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体家庭不仅存在，而且发展程度都不高。婚姻家庭中的经济因素还占主导地位，其产品(劳动力)还具有较强的私有性。在城市，家庭还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单位；在农村，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普遍存在着。说：“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因此，从婚姻家庭这个“细胞形态”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那就更落后了。

将“理论”方位与“现实”方位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说到底是对人(劳动者)和物(劳动资料)交互作用(劳动)发展阶段的理性说明；社会形态就是以“人”这条“人类历史性”的纬线与以“物”(所有制等)这条“世界历史性”的经线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历史状态。实际上，“三形态”论就是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五形态”论就是从“物”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二者是相互连接协调发展的。“三形态”是“五形态”的基础，“五形态”是“三形态”的展开和深化。要为一个社会定位，必须以“三形态”为纬线或横坐标，以“五形态”为经线或纵坐标，确定它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就是以“三形态”论为体，以“五形态”论为用来确定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

社会形态范文篇2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社会形态

【正文】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分歧的症结就在于没有为社会主义定好位，并从这个“位”出发再谈什么是社会主义。

要解决“为社会主义定位”的问题，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和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联系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在“人类历史”的横坐标和“世界历史”的纵坐标的交汇处，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方位。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确定“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有一个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在早期(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他以所有制不同形式初步奠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的雏型：“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从理论上指出社会形态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相一致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68至70页)在中期(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他进一步完善了“五形态”论；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了“三形态”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关系、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还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二个时期”或“二个王国”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止。恩格斯称之为“人在一定意义才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时期)和“真正的人”的时期，这也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在晚期(19世纪70年代末至1895年)，他从人类学的高度完善了他们以前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粗糙的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后文明时代；谨慎地探讨并回答了俄国“农业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及条件的问题。这时期的研究弥补了两个时期对原始社会知之不多的窘况，从而完成了他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图画。

所有制是社会形态的基础，人的存在则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述，但其中有两条重要的平行线。一条是所有制形式，以“五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一系列“否定之否定”三段式，例如分工的三段式：自然分工→自发分工(即奴隶般的社会分工)→自觉分工(即消灭分工)。另一条是个人的发展状况，以“三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在《起源》中揭示的婚姻家庭形式。

为了简明和直观一点，我们不妨列出坐标图以示之。这个坐标图以马克思的“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这两条重要线索为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以所有制发展形式为纵坐标，以人的发展阶段为横坐标，画列出理论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坐标图上的方位(见第9页图)。

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确定“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找到以后，我们再以“三形态”论为基础，并借重与此理论相关和相联的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理论、两种生产中的婚姻家庭理论，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证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然后再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坐标图上找出现实社会主义的方位。

首先，从“三形态”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十月革命前，列宁对当时俄国的国情的认识在总体上看是拔高了，总是将俄国与英美法等国相提并论。认为同处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在实践面前，列宁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决然指出，俄国之所以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为俄国服务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

中国是以苏联为师走上社会主义的。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有一定的“实验”，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但总归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我们自己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也走了不少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四大以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切合实际的理论，对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国情，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相当深刻的揭示：“十亿多人口，八亿农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这就是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比苏俄还低，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更低(但这并不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既然苏俄当时是从“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既然中国是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么。根据“三形态”理论，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现实社会主义应处的历史方位——“人的依赖关系”的末期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初期。

其次，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恩格斯讲：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最终又被社会收回的力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不会马上消亡，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的消亡是世界历史性的，必须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在这个“过渡时期”，消亡的不是一两件事物，而是与国家有关的一切事物，如阶级、私有制、奴隶般的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战争、男子对女子统治的专偶制、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家庭、三大差别，等等，可见，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历史过程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着由低潮—高潮—低潮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如同一条抛物线一样，国家也如此。日中则昃，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

最后，从两种生产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的方位。恩格斯说：社会结构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我们先看“劳动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是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自主劳动是后文明时代即共产主义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因此，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劳动还具有异化劳动的性质。我们再看“家庭的发展阶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的基础，是进行人类自身生产的场所。家庭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父系氏族制度以后，从对偶婚中发展起来的。“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这种婚姻家庭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通行的是丈夫对妻子的统治和奴役，通行的是男子的继承权；个体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家庭是生产子女(劳动力)的“工厂”，其产品一子女的性质是由生产他们的父母的性质决定的。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体家庭不仅存在，而且发展程度都不高。婚姻家庭中的经济因素还占主导地位，其产品(劳动力)还具有较强的私有性。在城市，家庭还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单位；在农村，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普遍存在着。说：“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因此，从婚姻家庭这个“细胞形态”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那就更落后了。

将“理论”方位与“现实”方位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说到底是对人(劳动者)和物(劳动资料)交互作用(劳动)发展阶段的理性说明；社会形态就是以“人”这条“人类历史性”的纬线与以“物”(所有制等)这条“世界历史性”的经线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历史状态。实际上，“三形态”论就是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五形态”论就是从“物”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二者是相互连接协调发展的。“三形态”是“五形态”的基础，“五形态”是“三形态”的展开和深化。要为一个社会定位，必须以“三形态”为纬线或横坐标，以“五形态”为经线或纵坐标，确定它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就是以“三形态”论为体，以“五形态”论为用来确定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

社会形态范文篇3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社会形态

【正文】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分歧的症结就在于没有为社会主义定好位，并从这个“位”出发再谈什么是社会主义。

要解决“为社会主义定位”的问题，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和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联系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在“人类历史”的横坐标和“世界历史”的纵坐标的交汇处，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方位。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确定“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有一个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在早期(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他以所有制不同形式初步奠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的雏型：“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从理论上指出社会形态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相一致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68至70页)在中期(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他进一步完善了“五形态”论；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了“三形态”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关系、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还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二个时期”或“二个王国”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止。恩格斯称之为“人在一定意义才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时期)和“真正的人”的时期，这也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在晚期(19世纪70年代末至1895年)，他从人类学的高度完善了他们以前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粗糙的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后文明时代；谨慎地探讨并回答了俄国“农业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及条件的问题。这时期的研究弥补了两个时期对原始社会知之不多的窘况，从而完成了他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图画。

所有制是社会形态的基础，人的存在则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述，但其中有两条重要的平行线。一条是所有制形式，以“五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一系列“否定之否定”三段式，例如分工的三段式：自然分工→自发分工(即奴隶般的社会分工)→自觉分工(即消灭分工)。另一条是个人的发展状况，以“三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在《起源》中揭示的婚姻家庭形式。

为了简明和直观一点，我们不妨列出坐标图以示之。这个坐标图以马克思的“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这两条重要线索为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以所有制发展形式为纵坐标，以人的发展阶段为横坐标，画列出理论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坐标图上的方位(见第9页图)。

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确定“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找到以后，我们再以“三形态”论为基础，并借重与此理论相关和相联的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理论、两种生产中的婚姻家庭理论，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证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然后再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坐标图上找出现实社会主义的方位。

首先，从“三形态”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十月革命前，列宁对当时俄国的国情的认识在总体上看是拔高了，总是将俄国与英美法等国相提并论。认为同处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在实践面前，列宁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决然指出，俄国之所以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为俄国服务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

中国是以苏联为师走上社会主义的。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有一定的“实验”，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但总归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我们自己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也走了不少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四大以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切合实际的理论，对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国情，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相当深刻的揭示：“十亿多人口，八亿农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这就是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比苏俄还低，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更低(但这并不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既然苏俄当时是从“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既然中国是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么。根据“三形态”理论，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现实社会主义应处的历史方位——“人的依赖关系”的末期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初期。

其次，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恩格斯讲：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最终又被社会收回的力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不会马上消亡，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的消亡是世界历史性的，必须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在这个“过渡时期”，消亡的不是一两件事物，而是与国家有关的一切事物，如阶级、私有制、奴隶般的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战争、男子对女子统治的专偶制、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家庭、三大差别，等等，可见，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历史过程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着由低潮—高潮—低潮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如同一条抛物线一样，国家也如此。日中则昃，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

最后，从两种生产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的方位。恩格斯说：社会结构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我们先看“劳动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是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自主劳动是后文明时代即共产主义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因此，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劳动还具有异化劳动的性质。我们再看“家庭的发展阶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的基础，是进行人类自身生产的场所。家庭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父系氏族制度以后，从对偶婚中发展起来的。“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这种婚姻家庭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通行的是丈夫对妻子的统治和奴役，通行的是男子的继承权；个体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家庭是生产子女(劳动力)的“工厂”，其产品一子女的性质是由生产他们的父母的性质决定的。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体家庭不仅存在，而且发展程度都不高。婚姻家庭中的经济因素还占主导地位，其产品(劳动力)还具有较强的私有性。在城市，家庭还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单位；在农村，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普遍存在着。说：“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因此，从婚姻家庭这个“细胞形态”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那就更落后了。

将“理论”方位与“现实”方位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说到底是对人(劳动者)和物(劳动资料)交互作用(劳动)发展阶段的理性说明；社会形态就是以“人”这条“人类历史性”的纬线与以“物”(所有制等)这条“世界历史性”的经线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历史状态。实际上，“三形态”论就是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五形态”论就是从“物”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二者是相互连接协调发展的。“三形态”是“五形态”的基础，“五形态”是“三形态”的展开和深化。要为一个社会定位，必须以“三形态”为纬线或横坐标，以“五形态”为经线或纵坐标，确定它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就是以“三形态”论为体，以“五形态”论为用来确定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

社会形态范文篇4

关键词：地理条件合理选择社会形态现代化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归纳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后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苏联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够确切，以原始社会代替亚细亚社会，归纳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低级阶段）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在进行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按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把夏商周三代确定为奴隶社会，战国以后确定为封建社会，并认为至迟在明清时期，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按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说法，“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几十年来，许多人认为经苏联人修改后的形态更替理论虽然比较清楚，但也更加绝对化，绝对化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疑问：“亚细亚社会”真是原始社会吗？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的依据何在？战国以后的社会符合封建社会的特点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本文根据地理条件，应用经济学原理探讨社会形态的基础，并对不同社会形态的关系予以分析。

一、亚细亚社会不是原始社会

“亚细亚”的本意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亦即东方。在西欧人来，从埃及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印度半岛到中国、日本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属于东方，他们把“东方”这一广阔地域笼统地称为“亚细亚”洲，简称亚洲。由于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位于东方，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疑就是指存在于四大文明古国的生产方式。根据我们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以农户家庭生产和生活为基础的小农结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由于文明古国几千年来的生产方式一直没有多大变化，直到资本主义扩张到这里时还保持这样的小农结构，所以把它作为原始社会形态显然是不妥当的。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把亚细亚社会作为古代奴隶制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呢？

晚年的恩格斯在研究家庭问题时曾经谈到这一原因。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的1859年，人们还没有开始研究家庭演变的历史，但当时就已经知道，氏族的规模大而家庭的规模小，所以人们普遍以为氏族制度是由家庭（或家族）制度发展起来的。由于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产生于氏族制度（解体以后），而埃及、巴比伦、中国等文明古国却仍然是以家庭农户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就有理由认为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是文明古国亚细亚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由于亚细亚社会的产生也确实早于古代希腊社会，于是马克思就把亚细亚社会和古代社会看成是依次演进的两个社会形态。

1877年，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阐明，家庭有着长期演变的历史，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是氏族，它在世界上曾经普遍存在，而家庭和家族的各种形态，则是氏族解体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样，实际情况就与人们原来所认为的相反，不是家庭发展成氏族，而是氏族发展为家庭和家族。于是，以家庭农户为基础的亚细亚社会，就肯定是氏族社会经过长期演变发展才形成的社会形态。由于苏联人无法合情合理地解释亚细亚社会，于是他们把亚细亚社会一笔勾销，在它原来的位置上放入了原始社会。但是这样一来，从原始氏族组织发展起来的社会，都要首先经过奴隶社会阶段。这一教条主义的历史框架，给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研究设置了许多障碍，也引发了许多无谓的争论……

无论如何，本来意义上的亚细亚社会，与苏联人用以代替他的原始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存在于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也广泛地利用奴隶进行生产，雅典是古代希腊最著名的城邦，它把战争中大量的俘虏变为奴隶，依赖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工商业，奴隶们“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房屋很大的手工工场内一起工作”（恩格斯语），产品销售到地中海沿岸的广阔地域。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境内，也曾经有过许多面积巨大的庄园，由少量奴隶照管牛羊经营畜牧业，或者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园艺业，产品则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利用大量黑人奴隶从事单一作物（例如棉花）的生产，为欧洲和北美的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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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发现，以上利用奴隶劳动的共同特点就是为市场进行批量生产。那么，市场的存在是不是奴隶制生产的必要条件呢？

理解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关键是把奴隶看成是能够思考并具有个人追求的经济人。由于奴隶劳动没有任何报酬，所以他们在工作中总想消极怠工，被逼无奈就会逃跑或反抗，这一情况要求利用奴隶劳动的人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很容易理解，监督单个奴隶劳动，剥削收益显然不能补偿监管费用，所以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只有当大批奴隶集中在一起劳动，生产单一产品时，每个奴隶所分摊的监督管理费用才比较低，利用奴隶劳动才是划算的。但是，由于单一产品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所以单一产品生产者必须依赖市场进行交换，这样，市场的存在就是实行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前提。

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罗马奴隶制的消失，正是由于丧失了市场条件。“罗马帝国的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随着领主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失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的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所提供的收益都不能够补偿劳动的耗费，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些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的奴隶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的奴隶还存留在社会上。”可见，收益不能补偿劳动消耗，是奴隶制灭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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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利用奴隶劳动还与行业的特点有关。手工业是便于集中在房屋或院落中进行生产的，因为手工业的劳动场所固定，也便于计件规定劳动任务，监督管理费用比较低，这就便于利用奴隶劳动。农业耕作却根本不同：要防止在没有围墙的野外进行田间耕作的奴隶逃亡，需要花费很大力量进行监管，这在经济上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另外，大部分农活也不便于计件确定劳动成果，这就要求劳动者有很高的自觉性，而奴隶劳动显然不具备这一主观条件；最后，大部分农产品都低值笨重（重量大而价值低），承受不了远距离的运输费用，无法销售到范围广阔的地区，所以根本不适合于批量生产，因而不便于奴隶劳动。历史上在农业中利用奴隶劳动的，都是生产畜牧、园艺产品和棉花、橡胶等工业原料产品，因为它们价值较高，能够承受较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适合于供应范围广阔的市场，因而适合于批量生产。那么，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具备不具备利用奴隶劳动的条件呢？

在夏商周的大部分时期，铁器还没有出现，生产力还非常低下，手工业产品不可能批量生产，所以手工业中不可能利用奴隶劳动；从农业方面看，当时也不存在销售高值农产品的市场，所以农业中也不存在利用奴隶劳动的条件。因此，那时中国不可能存在在奴隶制生产方式。

中国不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识，例如普列汉诺夫在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由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埃及等国家的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并没有导致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出现。当然，不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并不等于说中国从来没有过奴隶：奴隶劳动有自己的特点，罗马帝国大规模的奴隶制生产消失以后，家务劳动中的奴隶还长期存在。中国也曾经长期存在为宫庭服务或为富人做家务劳动的奴隶。但家务劳动不能代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我们不能以家务劳动中存在奴隶劳动而断言中国存在奴隶社会。

三、封建的本意和西欧封建社会

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欧逐渐形成了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封建主义的特点是层层分封，最后在国王以下形成了公、侯、伯、子、男五等贵族，各级封臣都对他的封主承担义务，最主要的义务是在战争时提供一定数量的武装士兵，“封建”一词就是指这种分封。下层封建主都拥有自己的庄园，因而称为庄园领主。庄园的耕地都分成长条形小块，领主自用的耕地和农奴的份地互相错开。农奴要自备家具和牲畜在领主用地上耕作，还要有一定时间替封建主服其他劳役。这种剥削方式通常称为劳役地租。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用经济学原理阐明了西欧封建主义、庄园制度和劳役地租形成的基本原因。西欧的土壤、气候条件使得食物消费品的种类非常复杂，动物性食品一直占相当比重，许多产品不便于长期保存和远途运输，因而不易集中利用，所以国王和大封建主无法直接以消费品的数量来确定其臣属的义务。另一方面，当时货币经济还不存在，没有可供产品交换的市场，所以也不能以货币来确定臣属的义务。这些条件决定了国王和大封建主无法建立常备军以保护他们所管辖的广阔地域，于是，只好分封其部属并要求他们在战争需要时提供士兵并负责装备和给养，层层分封的结果就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制度。

以庄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社会结构，也是与西欧特定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在封建制度形成后的很长时期内，西欧人口稀少，庄园之间还存在着广袤的荒野，荒野上不时有盗匪出没，携带货物在荒野上旅行要冒很大风险，所以没有人将日用品运输到广阔的村落进行销售，这就迫使庄园必须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多数产品，只有庄园无法生产的盐、铁等必需品以及丝绸、珠宝等奢侈品，才从外来商人处购买，于是西欧各地大都形成了以庄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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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定居的农业生活中，总有人企图通过偷盗或抢劫获得产品，这就迫使农民对庄园或村庄进行保护。依靠远处的国王对庄园和农户进行微观保护是不现实的，于是庄园领主就承担了保护庄园和农户（农奴）的职责。另外，庄园的住户在生产和生活中也会发生纠纷，于是领主的另一个职责就是为农户解决纠纷（提供公正），作为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回报，农户则为领主提供劳役（地租）。保护和公证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庄园人口越多，平均每个农户（农奴）所分摊的保护费用就越低，领主的收益也越大，所以每个领主都对庄园人数十分关心。农奴中如果有人感到难以忍受领主的剥削，就会逃到其他庄园谋生。如果他逃到其他庄园后处境确实能够有所改善，就会吸引更多的农奴做出逃跑的选择。农奴逃亡的可能性规定和限制了领主对他的剥削程度，如果剥削没有超出这一程度，那么农奴逃到其他庄园就不会获得更好的处境。现实生活中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就是在领主之间这种对劳动力相互竞争的作用下形成的。

与封建主义形成的原因类似，庄园领主之所以实行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也是在缺乏市场的条件下由消费品的复杂性决定的。消费品的复杂性使领主和农奴很难就交纳的产品达成一致（谈判费用很高），即使能够达成一致，在实际交纳时也很容易产生纠纷（实施费用很高），因为许多产品不易测定数量和质量，消费时间和产出时间也难以吻合。这些困难使人们力图寻求交易费用较低的方法，于是就形成了投入分摊和产出分成的劳役地租的形式。不过，在投入分摊“契约”中，农奴分摊的主要是劳动（力），在为别人工作时，劳动者总是有消极怠工的倾向，而对他们监督显然是得不偿失的，于是便于从劳动结果上衡量劳动投入的方法被人们发明了出来，这就是把庄园耕地分割成条状，使领主用地与农奴份地错落相间，这种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奴在领主用地上劳动时的偷懒行为，因为如果紧临的耕地产出差异过大，农奴是无法推托责任的。

可见，西欧层层分封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以庄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劳役地租的剥削方法，条状相间的耕作形式，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四、小农社会与封建社会根本不同

与中世纪的西欧显著不同，从战国到清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结构是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血缘宗法组织，最基本的政治结构是以县为基础的专制王朝统治。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为例，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六、七百毫米，并且夏秋多雨，因而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所以古代农业主要靠天收成（利用井水和渠水灌溉是后来的事）。在这种环境下，单个农户不与其他农户结合完全可以进行生产。单家独户生产也不牵涉与其他农户分配产品的问题，为自己劳动可以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因此，最迟从春秋战国时代起，这里就形成了以农户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松散的社会结构。每个农户大约五六口人，一般以一对成年夫妻为核心，男耕女织。农户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实现其生产功能（生活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它也不适合于再大，再大只是使生产规模外延式扩大，对提高生产效率并无益处，却无端增加了管理费用，引起分配中的矛盾和斗争。从经济学上说，中国的农户正好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于是两千多年来，尽管有数十次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农户本身也生生灭灭，但是小农经济结构却保持不变。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用强力消灭小农经济，但这一实践却使中国农业走了大弯路。

单个农户能够生产的环境也使中国形成了弟兄平分家产的遗产继承制度，所以不论多大的家庭都会因弟兄们平分家产而分解为小农。历史上黄河流域很难找到连续几代的大地主庄园，就是由特定的遗产继承制度造成的。农户长期繁衍分化，就形成了有共同祖先、共同坟地、共同族谱和共同宗祠的宗族。

宗族制度能够延续几千年，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惜直至现在，其合理性只有极少历史学家所认识。

首先，共同使用大型用具和设施，是宗族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当弟兄们最初分家时，犁、耙、耧、水车、马车等大型用具以及磨房、水井等设施不易分割，所以分立后还往往共有一些大型用具和设施。另外，特定农活（例如夏收麦场打麦）的“适度规模”较大，需要较多劳力共同合作，这就使得已经分立但仍然共有大型用具和设施的农户形成合作或互助关系，这种合作互助也维持和加强了同宗农户的关系。

其次，共同操持婚丧大事，是宗族得以延续的又一重要原因。婚丧大事需要很多人手帮忙，单个农户是无力应付的，所以农户举行婚丧大事必须依赖宗族帮助。婚丧大事的组织、指挥者，都是宗族中有威望的成员（例如族长等），他们在组织、指挥婚丧大事中付出了心血和劳动，他们获得的是个人在宗族和社会上的威望（无形价值）。共同操持婚丧大事，无疑也是宗族凝聚力加强的重要原因。

最后，宗族还有一种重要功能，这就是解决同宗农户的纠纷。由于宗族都由农户分立而成，所以农户的院落和耕地往往同宗相邻，这一客观条件使得农户生产和生活中发生纠纷的对方大都属于同一宗族，于是宗族组织也常常为同宗农户解决纠纷。从这一角度看，宗族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为同宗农户提供“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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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宗族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即使解决族内纠纷也并不总是有效的。如果纠纷发生在不同宗族的农户之间，往往需要由宗族首领出面解决，解决不好有时会导致宗族之间的群斗。宗族之间的群斗当然对人口多的大家族有利，而小家族在解决纠纷时则必须考虑对方的势力。从这一角度看，宗族还有保护族人（农户）不受其他宗族侵犯的功能。

但是宗族无法对付大规模的外来抢劫，这就需要依靠更大规模的政治单位。黄河流域地面辽阔，地理条件相对单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较为稠密的人口，村庄之间已没有多少荒野，有组织的盗匪团伙没有多大活动余地。在这种环境下，农户对保护的需求，也不象西欧农民那样迫切，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可以对较大范围进行流动保护，于是中国就形成了由县衙掌握少量衙役，对县域内的农户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历史上周武王灭商后曾经分封了许多诸侯国（有点类似于西欧的分封），那时一个诸侯国也就与现在一个县的范围差不多，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基本政治单位。春秋时期诸侯国逐渐兼并，规模越来越大而数目越来越少，到战国时期形成“七雄”，最后由秦始皇完成了统一。政治单位扩大有利于对社会的宏观保护，但对社会提供微观保护和公正的职责一直是由县衙来执行的。县域范围内的刑事、民事案件，都由县太爷（县令）一手处理。距县城几十里的农户也要到县城解决纠纷，显然很不方便，所以才由宗族组织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向松散的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从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看，古代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宗族，实际上是政治统治机构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许多历史学家注意到中国的乡村名义上虽然名义上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但实际上却是以乡绅为首的一种广泛的自治，只要向国家“完粮”，官吏并不干涉乡村的事务。农村的文化精英（“秀才”）、社会精英（族长政治精英（保长、甲长），往往都出自经济上的富户（土话叫“财主”，共产党搞时所划分的地主、富农或富裕中农），或者也可以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精英是三位一体的，他们维持了农村稳定的社会秩序。

中国消费结构单一，吃穿两方面最基本的消费品是粮食和布匹，这两种物品便于衡量和支付，也便于长期保存和远途运输，所以国家早就把粮食和布匹作为赋税征收，并以它们为基础组织常备军对整个社会进行宏观保护。宏观保护也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国家规模越大，单个农户的保护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都力图扩大统治范围，人民也拥护建立统一国家。为便于管理，国家在县以上设有省、道、府、州等统治机构，县以下则通过乡、里、保甲等基层组织向农户征取赋税。

很多人早就发现，在世界的任何地区，小农结构总是形成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但对何以出现这一情况却缺乏令人信服的分析。我们用公共产品理论将其原理分析如下：

我们知道，定居的农业生活必须有人提供公共产品才能够生存，而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农户则以向政府缴纳赋税而交换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可以把“公共产品”分解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宏观上主要是抵御外部侵略而使居民安居乐业，这一“产品”只能由中央政府提供。在传统社会的正常条件下，宏观保护的费用是稳定的（特殊情况下当然例外），农民不需要有太高的负担；就微观来说，公共产品又主要是由宗族提供的，县衙（代表国家）提供的本来就不多，一个县的农户只需要负担少数几个公务人员，所以费用也不高。因此，一般情况下国家征收的赋税并不重。历史上在军阀混战中，潜在统治者为了争取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也不敢过分搜刮农民，他们的竞争实际上使农民获得了“选择”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机会，谁提供的公共产品“质优价廉”就接受谁。历史上新的统治秩序建立以后，农民的负担总是有所减轻，基本道理就是如此。普通农民都懂得，即使换一个统治者，他的负担也很难再有多大减轻，所以只要国家提供了宏观保护，他就认为应当如数交纳赋税。传统的历史学家往往责备农民不知道参与政治权力的分享，这一指责没有多少道理。因为在这样简单结构的社会中，实在没有什么可供农民参与讨论的政治问题，农民不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只不过是不愿意去做对自己无益的事情而已。从政治运行的客观过程看，都是统治者不费多大力气就将政治权力强加给了农民，这就必然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历史上小农社会都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基本原理就是如此。

小农结构必然形成专制制度，还可以用交易费用原理予以说明。我们知道，任何一宗交易的成功都是需要交易费用的，交易费用可以分解为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三部分。搜寻费用就是双方寻找交易对象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农户居住场所固定，潜在的统治者很容易找到他的交易对象，所以搜寻费用很低；由于公共产品的价格没有多大讨价还价的余地，农民“购买”公共产品就像我们到不容许搞价的超市购买物品，只能无条件接受对方标明的价格，所以谈判费用几乎为零；就实施费用来说，不论国家是按户、按人还是按耕地面积征收，农民都不具备逃避的条件，如果不是严重灾荒，农民只能照章纳税，所以实施费用也很低。由于整个交易费用很低，所以不论谁“提出”契约条件，对交易“净价”的影响都不大。既然交易一方为单一的主体即国家，而另一方却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农民群体，于是必然形成由统治者提出“契约”条件而由农户直接接受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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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以农户为基础的松散结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以县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以及高居于社会之上的专制主义王朝，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有必要指出，传统教科书把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的农村，真正的地主户不到5%，规模一般也不大（只雇佣一个长工），并且很容易由分家转化为自耕农。占人口大多数的是自耕农，大致占90%以上，阶级剥削在历史上从来不占重要地位。

与中世纪西欧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也显著不同，中国地主大都雇佣长工进行剥削。从要素价值论原理看，雇佣长工经营土地，地主付出了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粮食），自己则获得了土地价值（地租）、管理收入和经营风险收入。但如果只依靠出租土地，则只能够得到土地价值，收入就会大大降低。所以除非缺乏管理能力，地主是不采用出租土地剥削的。

综上所述，不论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还是阶级关系和剥削方式，清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都明显不同，按照形态更替理论强行把中国塞入封建社会的框架，实在是“削足适履”。

五、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把两千多年的中国归入“封建社会”，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那么漫长？为什么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几十年来，学者门力图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探寻能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因素，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学者们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一致意见。人们往往过分强调资本主义的阶级属性，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于是就把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依据。由于雇佣劳动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存在，结果从战国到明清，都有人找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明清时期，但他们并不能使不同意见得到统一，因为问题在于判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存在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它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传统看法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单单考察属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雇佣劳动关系，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讨论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必须考察“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大多数人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技术的突破。例如高中世界史教材就特别指出，生产技术突破是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但是善于追根究底的人们回问，生产技术突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它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类在进行行为选择时都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有利可图的事情才会去干。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动力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增长导致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新老地区自然条件和人口密度的差异使人们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促进了市场的兴起；市场兴起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分工；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在操作中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利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这就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成本；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又大大提高了创新收益；预期纯收益的提高吸引许多人致力于发明创造活动，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这样，诺思就用成本收益原理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不过在我们看来，人口的自然增长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它在其它地域却并没有成为经济兴起的原动力。可见，关键问题在于人口增长能否促进商品市场的发展，因为西欧生产技术突破的原动力是市场盈利的刺激。

诺思也阐明了西欧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一是西欧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面积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但其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引起产品差异较大，刺激了交换的需求；二是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有许多便于通航的河流，运输费用低廉，这就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

与西欧的自然条件几乎完全相反，中国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是不便于商品市场发展的。例如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面积比荷兰、比利时的总和大十倍以上，但是这里的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稀疏而且平行，大致都呈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古代都是夏麦秋粟），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然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有一些差异，但是没有南北方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从成本收益的比较看，中国农民将自己的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人们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无法发展，是中国没有产生市场经济，从而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中国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从事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商人们为了赚钱，只好行奸弄巧或者贩卖盐铁等违禁物品，所以百姓都把商人称为“奸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则干脆把商人看作盘剥农民的“蠹虫”（《五蠹》）。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也决定了统治者很难从商业中获取多少税收收入，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对其收税还不够管理费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重农抑商。过去，人们总是把统治者实行“重农仰商”政策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并认为这一政策是导致商品经济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根据我们的分析，不是“重农仰商”政策造成了小农经济和商品市场的萎缩状态，而是农业和商业的实际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重农抑商政策。

最近有人把康熙皇帝与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进行对比，认为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都极力发展工商业，为他们国家的强盛做出了贡献；但康熙皇帝却固守传统，为中国的衰落种下了祸根。这一看法其实是很肤浅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策选择的客观基础。在十七世纪后期，荷兰与英国都早已因发展工商业而强盛起来，欧洲的帝王们都由此认识到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于是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才“选择”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康熙皇帝所处的客观环境却根本不同，当时整个亚洲还都是传统社会，商业的重要性还没有表现出来，任何人也不可能凭空认识到这一点，在那样的环境下，康熙皇帝也只能选择那样的政策。考虑到直至时代，国家还严厉制裁农民的弃农经商行为，就没有任何理由责备康熙大帝的政策。说如果康熙皇帝更具有远见卓识，中国在十七世纪就能够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就好象说如果比尔·盖茨早生200年，世界就会早200年进入微软时代一样可笑。

六、对形态理论的宏观认识

考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归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四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并不是必然结论。普列汉诺夫在其《唯物主义史论丛》和《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在几乎逐句阐述马克思那段历史唯物主义名言时，对形态依次更替理论却只字未提。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普列汉诺夫专门谈到了形态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在了解氏族和家庭的真正关系以后，就会改变对亚细亚社会和古代社会关系的看法，因为“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成长的结果”，它们可以是两种并列的社会形态。

这一结论的不科学之处，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发现，他在对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一书的批语中写道，“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这一批语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奴隶制和封建制也可以是并列的社会形态。

现代俄罗斯学者认为，人类历史有两大基本类型，即特殊的西欧类型和普遍的亚细亚类型。氏族制度解体以后，西欧先是形成了奴隶社会，依次发展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其他地区则普遍形成了亚细亚社会。按照他们的看法，形态更替理论只是一个概括了西欧社会特殊发展过程的理论。

在我们看来，即使用来概括西欧的发展过程，形态更替理论也显得牵强。

首先，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亚细亚社会和古代（奴隶制）社会产生于不同地区，他们并不具有前后相继的关系。

其次，典型的古代（奴隶制）社会存在于希腊、意大利半岛，而典型的封建社会却产生于北海沿岸（英、法、荷、比等国），这两种社会形态也不具有继承关系。再次，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很难说具有必然的继承关系。因为它们所依赖的自然地理条件并不相同：封建社会主要依赖于西欧的微观自然条件，这一条件使得农户不能单独生产和生活，所以形成了庄园制度这一条件又使得统治者不便于建立常备军以对广阔地域实行有效统治，所以形成了封建主义（层层分封）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则依赖于西欧的宏观地理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各地自然产品差异大并有水道相连，因而适合于发展商品市场。典型的封建主义和典型的资本主义先后出现于西欧，不是因为这两种社会形态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在诺思看来，封建主义在十五世纪已经消失，它让位于民族国家，两个世纪后才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是由于西欧既具有适合于封建主义生存的微观条件，也具备资本主义产生的宏观环境。当然，在历史进程中，人类首先只能利用微观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利用宏观环境，这就出现了西欧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前后相继。可以设想，如果西欧只具有封建主义得以形成的微观条件而不具有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宏观环境，那么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就会向传统的亚细亚社会那样一直维持下去。

最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认识。一方面，社会主义出现于俄国、东欧和东亚等传统的亚细亚社会之中，它们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不论是由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荷、英、法、德、西，还是由欧洲人直接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和加拿大，不但都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看不到进入社会主义的任何迹象。事实并未表明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多元的。在氏族社会解体以后，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黄河流域，形成了典型小农结构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地形复杂且为地中海气候的希腊、意大利半岛，形成了典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而在温带海洋性气候的地中海沿岸，则形成了典型的封建生产方式。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方式都不太典型，但大都是以小农结构为主，类似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后来由于丧失了市场条件，南欧典型的奴隶制消亡，演变为与亚细亚方式差不多的生产方式；北海沿岸由于具备发展商品市场的有利条件，人们发展市场经济，创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更早脱离氏族制度而形成亚细亚社会的文明古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社会的古老状态。

社会形态范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构建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理论指南和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内涵及对和谐社会的理解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研究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包含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系统阐述，而且囊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进行的研究。这对于我们认识我们所出的历史阶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理论主要可分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第一种是依据人类社会发展依次更替的发展规律提出的“五形态理论”。马克思在1858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列宁在1919年《论国家》一文中，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当时苏联已经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五种社会形态。［2］对这五种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与系统说明的是斯大林。他指出:“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3］这五种类型的之间的发展顺序是:“原始公有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它某种制度所代替”。［4］从而形成了通称的“五形态理论”。第二种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根据社会主体(人)的自由发展程度以及人的本质，提出的有关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并且对各阶段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特点做了描述。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关系以及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三个阶段构成了人类向前发展所经历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中人的本质发展规律是从‘原始丰富性’走向‘片面性、畸形化’，再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6］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理论”是从具体的、现实的角度来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更迭的划分，而“三阶段理论”则是从价值层面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抽象概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使人从原始性的人走向现代全面的人的总体趋势。两者是相互补充和论证的。

(二)和谐社会的阐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认识与深化，是由党在今天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决定的。这一理论的提出不是“对和谐与对立关系的纯逻辑推演，也不是历史文献和古代经典中社会理想的现代版”，［7］而是立足于我国目前的国情，所面对的世情以及党对自身执政规律的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依据，以对立统一规律为矛盾分析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从哲学的角度看“和谐”是作为矛盾双方的斗争还没有发展到相互对抗的阶段，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还能彼此共存，矛盾双方是出于同一性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有序状态，但这种有序状态是相对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忽视和排斥于同一性相联系的对立性。只有通过一定形式的对立和斗争，才能不断解决化解矛盾，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在社会历史领域，和谐社会是“以社会矛盾的性质类型为客观依据，从整体上把握的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全体社会成员彼此共荣共存，彼此合作，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确立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其有机关系，以及人的处境和生活状态”［8］，这是一种稳定有序的良性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状态中是不存在剥削与压迫的，“这是人类历史在经历了阶级对立的社会以后才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所具有的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9］

二、我国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和谐社会”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的思想和对和谐社会的描述特别丰富。孟子主张建立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而庄子则描述出了一个“同心”、“同德”，平等自由的和谐图景;在西汉时期的《礼记•礼运》一书中则描述了以“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和以“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两种社会生活状态;在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那里则为广大的农民描述了一个“务使天下人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和谐社会蓝图;到近代则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等等。总的来说这些思想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和谐的基本范畴，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古代社会，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统治与反统治的斗争是贯穿与整个封建社会的，即使在相对稳定、相对繁华的时期例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等，都没有摆脱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残酷压迫，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在中国古代描述的和谐社会的蓝图都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是不可能实现的。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有太多底层阶级的血与泪，他们背负着太多的苛捐杂税，他们以他们的辛勤劳动供养着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统治阶级奴役着整个被统治阶级，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的。就像宋元之际的思想家邓牧在描述他的“至德之世”的所感慨的那样，和谐社会是“三千年后”才有可能出现的。在西方文化中有关和谐的观念也是普遍存在的。西方的和谐概念起源于哲学，在西方哲学中从审美的角度提出了“和谐是一种极致的美”等观点。我们知道和谐社会最早是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和谐社会成为了他们对未来社会描述与实践的价值追求。比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文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认为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崭新的“和谐社会”所取代;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未来的社会描述为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是“全体和谐”的社会。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则对这一理想进行了实践，他把美国印第安纳州变成了以“新和谐”命名的废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实验田;虽然这些思想和实践为无产阶级阐述未来社会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但是这些思想基本上是根据伦理道德和理性原则构想出来的，是在脱离现实的经济基础上所描绘的“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而那些为资本主义社会和谐高唱赞歌的理论家们是从他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为维护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运作执笔著书的，带有浓厚的历史局限性和个人的主观性。资本主义的文明是在种种不和谐的矛盾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贯穿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始终，这一矛盾的存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片面畸形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的。正如陈先达教授所说:“资本主义和谐社会只能存在于资产阶级学者和理论家为资本主义制度永恒论和终结论泡制的历史幻想中。”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也不应忽视的就是在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呈现出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状态。但我们能说这是和谐社会吗?当然不能，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没有改变，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状态依然存在，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出现的一种社会稳定，这种稳定是“以被统治者遵守维护统治者地位的法律和道德为前提的，是统治者地位稳定的表现”。［10］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以阶级利益对抗为基础社会，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的稳定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的一系列缓和社会矛盾政策出现的一种结果并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而要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就必须铲除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

三、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行性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批判，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这个“自由联合体”就是马克思最崇高的社会理想，是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在这个“自由联合体”中，扬弃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构建起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在这里人的全面性得以充分体现和个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发展。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通向这一目标的特定阶段，构建和谐社会正是立足社会主义本质提出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不存在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形态是有可能建成真正的和谐社会的。但我们必须正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社会改革深化时期，处于各种矛盾凸显期与多发期，各种不和谐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城乡矛盾突出，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贪污腐败严重，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也不应忽视，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也正是以承认矛盾和解决矛盾为依据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不可能是没有矛盾的社会，也不是对种种矛盾种种问题的终结，而是在正视原有问题和矛盾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而达到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我们所面对的矛盾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形态的，我们所面临的矛盾觉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面临的矛盾不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对抗性的矛盾，我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些矛盾的性质和类型决定了我们有可能通过制定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原则来解决这些矛盾，从而构建起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可行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而构建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但是要真正构建成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只有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才能体现出理论的价值所在，这样才能说构建和谐社会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作者:史倩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

［4］斯大林选集(下)［M］．人民出版社，1979．

［5］徐海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发展与创新．《长白学刊》［J］2007年第2期．

［6］陈先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J］2006年第9期．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人民出版社，1995．

［8］程恩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社会形态范文篇6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社会形态

【正文】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3)12-0039-03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近30年来，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分歧的症结就在于没有为社会主义定好位，并从这个“位”出发再谈什么是社会主义。

要解决“为社会主义定位”的问题，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和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联系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在“人类历史”的横坐标和“世界历史”的纵坐标的交汇处，确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方位。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确定“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有一个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在早期(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末期)，他以所有制不同形式初步奠定了五种社会形态的雏型：“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从理论上指出社会形态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相一致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68至70页)在中期(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他进一步完善了“五形态”论；从人的发展角度提出了“三形态”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关系、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还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二个时期”或“二个王国”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止。恩格斯称之为“人在一定意义才最终脱离动物界”的时期)和“真正的人”的时期，这也就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在晚期(19世纪70年代末至1895年)，他从人类学的高度完善了他们以前对人类原始社会的“粗糙的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后文明时代；谨慎地探讨并回答了俄国“农业公社”“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及条件的问题。这时期的研究弥补了两个时期对原始社会知之不多的窘况，从而完成了他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图画。

所有制是社会形态的基础，人的存在则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系统研究，我们发现，马克思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述，但其中有两条重要的平行线。一条是所有制形式，以“五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一系列“否定之否定”三段式，例如分工的三段式：自然分工→自发分工(即奴隶般的社会分工)→自觉分工(即消灭分工)。另一条是个人的发展状况，以“三形态”论为主，其中包括在《起源》中揭示的婚姻家庭形式。

为了简明和直观一点，我们不妨列出坐标图以示之。这个坐标图以马克思的“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这两条重要线索为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以所有制发展形式为纵坐标，以人的发展阶段为横坐标，画列出理论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坐标图上的方位(见第9页图)。

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确定“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理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找到以后，我们再以“三形态”论为基础，并借重与此理论相关和相联的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理论、两种生产中的婚姻家庭理论，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证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然后再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坐标图上找出现实社会主义的方位。

首先，从“三形态”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十月革命前，列宁对当时俄国的国情的认识在总体上看是拔高了，总是将俄国与英美法等国相提并论。认为同处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在实践面前，列宁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决然指出，俄国之所以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为俄国服务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

中国是以苏联为师走上社会主义的。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想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有一定的“实验”，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但总归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苏联模式的影响，加上我们自己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也走了不少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四大以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切合实际的理论，对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国情，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相当深刻的揭示：“十亿多人口，八亿农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这就是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起点比苏俄还低，比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更低(但这并不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既然苏俄当时是从“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既然中国是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么。根据“三形态”理论，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现实社会主义应处的历史方位——“人的依赖关系”的末期和“物的依赖关系”的初期。(见第39页图)

其次，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恩格斯讲：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最终又被社会收回的力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不会马上消亡，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的消亡是世界历史性的，必须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在这个“过渡时期”，消亡的不是一两件事物，而是与国家有关的一切事物，如阶级、私有制、奴隶般的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战争、男子对女子统治的专偶制、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家庭、三大差别，等等，可见，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历史过程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着由低潮—高潮—低潮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如同一条抛物线一样，国家也如此。日中则昃，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

最后，从两种生产理论角度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的方位。恩格斯说：社会结构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而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又有两种，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我们先看“劳动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是文明时代的本质特征，自主劳动是后文明时代即共产主义才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因此，现实社会主义中的劳动还具有异化劳动的性质。我们再看“家庭的发展阶段”。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国家的基础，是进行人类自身生产的场所。家庭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父系氏族制度以后，从对偶婚中发展起来的。“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这种婚姻家庭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通行的是丈夫对妻子的统治和奴役，通行的是男子的继承权；个体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家庭是生产子女(劳动力)的“工厂”，其产品一子女的性质是由生产他们的父母的性质决定的。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体家庭不仅存在，而且发展程度都不高。婚姻家庭中的经济因素还占主导地位，其产品(劳动力)还具有较强的私有性。在城市，家庭还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单位；在农村，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普遍存在着。说：“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因此，从婚姻家庭这个“细胞形态”来看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那就更落后了。

将“理论”方位与“现实”方位进行比较研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说到底是对人(劳动者)和物(劳动资料)交互作用(劳动)发展阶段的理性说明；社会形态就是以“人”这条“人类历史性”的纬线与以“物”(所有制等)这条“世界历史性”的经线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社会历史状态。实际上，“三形态”论就是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五形态”论就是从“物”的发展角度来划分社会的。二者是相互连接协调发展的。“三形态”是“五形态”的基础，“五形态”是“三形态”的展开和深化。要为一个社会定位，必须以“三形态”为纬线或横坐标，以“五形态”为经线或纵坐标，确定它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就是以“三形态”论为体，以“五形态”论为用来确定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的。

三、实事求是，不囿旧说，开创新论

确定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结果。我们的基本观点是：1.苏联、中国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当时各自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逼上梁山”的，是历史的必然，也证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完全正确的。2.苏联、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社会制度和指导思想来讲，它具有先进性，但从经济基础上讲，它又有落后性。但这种先进性并不等于成熟性。现实社会主义从社会形态的形式上讲虽然先进于资本主义，但从社会形态的内容上讲却落后于资本主义。这就是我国目前“主要矛盾”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因所在。3.正由于现实社会主义与理论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差距，列宁才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才说，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差不多”；邓小平才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4.那么，社会主义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模样呢?从以上的论述和图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1)国有经济和合作经济占主导地位，实现工业自动化，农业机械化；(2)个体家庭不再是物质生产单位，妇女普遍参加社会劳动，劳动力还具有明显的私有性；(3)实现全国的大选制和各行各业的直选制。综合这三条为一点就是：劳动力的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历史性的和世界性的此消彼长的协调发展。这种二重性的社会特征，是既区别于资本主义(二者都是私有制)，又区别于共产主义(二者都是公有制)的特殊的过渡性的形态，从“五形态”论来衡量，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承上(私)启下(公)的社会形态。5.把社会主义看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就要求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缩短与理论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完成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还要求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力私有的社会主义转变。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孕育着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但要渡过这漫长的“前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需相当长的时间，即就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还要继续完成消灭私有制、消灭个体家庭等任务。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还要求我们放眼世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仅仅是个开始，紧随着将是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时期。这个时期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运动，不是个别国家的单独行为，要完成这一系列任务，就必须经历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形态，才能走完马克思的“过渡时期”，达到共产主义彼岸。

社会形态范文篇7

［摘要］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而是贯穿所有文明形态（从渔猎社会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智能文明）始终的一种基本结构。智能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只有形成新的生态文明，智能社会才是可持续的。

在谈论到生态文明的时候，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并试图用生态文明来取代或代替工业文明。其实，这种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实践上，它有否定工业化和信息化在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价值之嫌；事实上，从农业的产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不可跨越的一般规律。在理论上，它有混淆文明形态和文明结构之嫌；事实上，工业文明是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智能文明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文明结构）。正像每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有其相应的物质文明等文明结构一样，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当然，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科学走向智能文明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建构新的生态文明。

一、社会形态是划分人类文明形态的基本依据

文明是社会的素质、实践的事情，这样，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类型的单位）就成为科学划分文明形态（文明总是处在一定发展阶段或一定类型的文明）的科学依据。

社会形态是一个由多层次的结构构成的整体。社会有机体与社会形态是统一的。在唯物史观那里，社会有机体说明人类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的整体，突出强调的是社会构成的系统性。社会形态说明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突出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类型。由此，可以将“五种社会形态”看作是社会形态的总体规定。同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规定，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从一个特定的层面上推动、反映和表达着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类型。这样，在反映社会形态构成的具体性、多样性和特殊性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以下具体概念：（1）经济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社会分工和交换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层面（阶段和类型）。由此，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2）技术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生产力尤其是科技进步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层面（阶段和类型）。由此，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与此相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智能文明（知识文明或信息文明）就成为基本的文明形态。（3）政治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政治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政治层面（阶段和类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表达。根据生产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无阶级的社会）、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亡了的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4）文化的社会形态。这是具有特殊规定的文化发展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文化层面（阶段和类型）。马克思根据由普遍交往所形成的“世界历史”的情况，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民族文学”（以民族的或地域历史为基础）和“世界文学”（以世界历史为基础）两个阶段。此外，唯物史观还根据人的发展状态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几个阶段，等等。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具体的划分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都是统一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智能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随着以信息化为中心和特征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将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进入智能文明时代。（1）知识和信息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在信息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劳动对象出现了软化的趋势，知识和信息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加工对象。不仅信息产业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改造（电子信息），而且生物产业也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改造（DNA就是一种生物信息）。这样，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就从物料和能量的层次进入到了信息的层次。（2）智能机器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工具。在大工业时明的工具机和动力机的基础上，新科技革命使电子计算机等人工化、智能化的控制技术在生产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工业文明时代的机器绝大部分是不需要反馈就能运转的，而智能机器有传感器吸收周围的信息、侦察各种变化，然后相应调整机器的运转。显然，信息化实质上是生产力的革命。（3）劳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将成为制约劳动者素质的主要因素。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对产业主体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创新程度将决定工作的绩效。劳动者就业结构尤其是其知识结构的集约性的提高，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将开辟人的智能进化的新方向。（4）知识经济将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知识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知识经济的发展又为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比较起来，知识经济具有物耗低、能耗少、污染轻的特点，但它创造的经济价值却远远大于农业经济产品、工业经济产品的价值。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注意“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1］（P103）显然，智能文明与工业文明同属于技术的或产业的社会形态，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取代工业文明的只能也只能是智能文明。

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具体的文明形态。尽管生态文明概念是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具体的文明形态。（1）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不仅工业文明导致了生态危机，事实上，在整个文明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到了生态环境问题。即使是在渔猎社会时代，也存在着物种资源丧失等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文明也不是简单的田园牧歌的时代。玛雅文明的灭绝其实是有其深刻的生态原因的。当然，只有在工业文明时代，生态危机才达到了全球性的水平。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如果人类行动出现失误的话，也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生态文明是一项永恒的事业，而不可能成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独立的具体的文明形态。（2）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标志技术基础。科技进步是文明形态更替的基础和标志。一般来讲，“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P210）如果说弓箭、铁犁和机器分别是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那么，电脑只能是智能文明的基础和标志。如果将电脑看作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那么，就将生态文明和智能文明等同了。当然，人们在使用弓箭、铁犁、机器、电脑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遵循生态化原则的问题。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再先进的工具也会成为最具生态破坏力的罪恶手段。作为生态文明的科技基础的生态化科学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这里，通过科技的生态化形成的生态化科学技术是一种软科技，主要强调的是科技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整体转型问题；而弓箭、铁犁、机器、电脑等都是硬科技，标志着人类文明在产业技术形态上的具体发展程度。（3）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物质变换层次。一定的文明形态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变换的基础上的。物质变换存在着物料、能量和信息三个层次或三种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层次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渔猎社会和农业文明主要是在物料层次上展开的；随着物质变换扩展到能量的层次上，就从农业文明过渡到了工业社会时代；而随着物质变换深入到信息的层次上，就开始了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发展的新时代。显然，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物质变换的基础。如果将信息变换作为生态文明的物质变换的基础，同样将生态文明和智能文明混同了。当然，在物质变换的各个层次上，都存在着一个如何按照生态化原则实现这种变换的问题。总之，工业文明属于技术的社会形态的一种类型，是一种具体的文明形态，而生态文明不涉及这些问题，因此，取代工业文明的只能也只能是智能文明，而不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是文明形态正常发展的基本要求

尽管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但是，它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的文明结构，而这是由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影响一切文明产生的自然物质条件。自然界由于自己的内在矛盾存在着一个进化的序列，形成了一系列的物质运动形式；而在自然进化链条上通过劳动诞生的社会运动就构成了社会有机体，人类文明之花就是在自然运动转化为社会运动的过程中绽放的。因此，自然运动是社会运动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运动一旦产生就将自然运动包括在社会运动当中了，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具有了社会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才产生了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这样，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进行物料、能量和信息等方面的物质变换，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就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在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对抗和冲突，这种冲突和对抗的自然发展和人为激化都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因此，保证人的正常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社会的正常存在和进步、保存文明的果实和演进都需要人类自觉地人性地理性地调节这种关系。今天，由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生态化和系统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这两种运动的和谐、协同和统一也正在出现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有可能在整合、嵌套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功能和属性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物质运动形式——社会生态运动。社会生态运动规律就是指“自然—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整体协调规律，就是要承认“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也就是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P384）这一规律是由于人类实践及其水平在物质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而使物质运动趋向有序、和谐和统一的一种表现。显然，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构成了一切文明形态得以产生的宏观的一般条件。如果违背这一规律，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是不可持续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围绕着满足人类需要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尽管物质文明是在满足人类需要、实现人类目的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没有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就不可能有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物质文明的产生。在这个问题上，“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3］（P373）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只是一种手段，而只有自然是满足人类需要、保证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1）从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生活来看，自然是人的身体的无机界。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物种的再生产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要靠自然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依靠自然产品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满足自己的各种生物需要、实现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人和动物相比越具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从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生活来看，自然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植物、动物、石头、空气、阳光等都是意识的对象，从而既是科学研究和认知的对象，也是艺术表现和欣赏的对象。自然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因此，“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P272）所谓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恰好反映的就是在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物质变换，说明通过劳动而实现的物质变换把人和自然结合成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类生存基础和生产条件的自然、作为人的需要满足和本质确证的实践（尤其是生产劳动），以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现实形式的社会就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成为一个具有生态学特征和要求的复杂系统。这样，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的人和自然的关系状况就成为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始终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对所有的文明形态都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否则，人类既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状况是影响一切文明存亡的基本变量。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生态系统。（1）地理基础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经济关系是决定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决定性基础。“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3］（P731）这里，地理基础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就在于它已经是人化自然。（2）自然生态系统是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社会）对自然的依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但是，不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和程度，都不能离开自然。自然始终是文明发生的前提和文明存在的基础。“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P586）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社会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为中介，人类社会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和条件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展，要求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断全面化。这样，生态文明事实上成为伴随所有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向。（3）自然条件是形成文明形态差异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过程中，相同的经济基础就会形成相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文明结构和文明形态。“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5］（P894-895）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然条件特点的不同，必然使其自然需要也不同，这样，就使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就具有了多样性的特征，从而形成了同一社会形态的差异性和同一文明形态的差异性。从总体上来看，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关系。这样，就要求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必须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更新和可承载的范围内。因此，生态文明是作为贯穿于所有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的基础性的文明结构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自己的生态文明结构。生态文明不是存在于文明形态之外或之上的一种文明结构。事实上，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的变迁、进化过程，就是生态文明从隐性到显性、从地域到全球、从弱小到强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生态文明就是在这些特殊性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要求。（1）渔猎社会的生态意识。自然崇拜通过宗教的形式不仅反映和表达了先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际的生态联系，从而有助于自然保护。“因此，这种通过宗教禁忌来起作用的自然保护，逐点来看，近似于现代在自然纪念碑或自然保护区上规定的自然保护。”［6］（P92）当然，在这种意念中，也包括人类试图同化自然的企图。（2）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在农业文明中就开始了生态文明的现实发生的历史过程。这是与农业生产自身的特殊性分不开的。在这个问题上，“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7］（P399）这样，就要求人类要在学习和模仿自然的过程中进行农业生产。中国古代的有机农业模式（都江堰、桑基鱼塘等等）就奠定了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的经济技术物质基础，而“天人合一”（就自然之天而言）、“民胞物与”就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成果在自然观和伦理学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3）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出现的生态危机，不具有终结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事实上，对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协调状况这个“变数”来说，大工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P76-77）因而，没有必要的大工业的支持和支撑，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工业文明中已经孕育着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的新的可能和形式。现在，在工业文明内部中展开的一切修补和完善、反思和批判工业文明的绿色思想和绿色行动，就是现实的生态文明。例如，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环境运动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等。显然，试图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不仅犯了逻辑错误，而且迷失了现实方向。当然，只有在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基础上，生态文明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和理性的行动。这就是生态文明演进的真实进程。

总之，正像每一种文明时代都有自己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智能文明”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

三、走向新生态文明需要社会形态的整体变革

尽管智能文明是取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但是，如果在信息化的过程中违反生态化的原则，同样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要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走向人与自然的新的科学的人道的和谐，必须对社会形态进行总体的变革。

政治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政治保证。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工业文明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希望在不触及政治社会形态的条件下来建立新的文明形态或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都是改良主义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犯了这样的错误，而且后现代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技术的社会形态只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一个方面，其运行是要受到整个社会形态尤其是政治的社会形态的制约和影响的。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剥削者的私人利益与作为公共利益保证的自然物质条件的矛盾和对立。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危机的具体表现。“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采掘工业［industrieextractive］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1］（P104）这里，大工业高度发展的结果，就是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通过总体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埋葬。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彻底铲除资本家私人利益存在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的完全实现，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极明白而合理的方式展现出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信息化和生态化，这样，才可能在技术的社会形态上从工业文明走向智能文明，才能在智能文明的基础上开辟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经济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具有破坏性的工业文明和具有盲目性的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形成生态危机的经济原因。因此，当用智能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候，还必须用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只有智能文明和产品经济的结合，才能形成适宜新生态文明生长的土壤。当然，对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市场经济同样是不可跨越的。即使在向未来的产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因素也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5］（P686-687）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这种历史必然性在根本上是与人的发展实际逻辑相一致的。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与之相适应的只能是自然经济。在物的依赖性的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经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样，就需要产品经济的大发展。因此，只有在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才能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这样，在利用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经济。在现阶段，只有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前提下，将信息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信息化才能成为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的机遇和条件。

文化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思想条件。文明的多样性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76）其实，德文的“文学”（Literatur）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可以将之看作是“文明”的意思。这样，在文化的社会形态的层面上，可以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民族文学”（地域文明）和“世界文学”（世界文明）两种形态。因此，只有与世界文明结合起来，智能文明才能成为新生态文明发展的起点。这就是要通过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展开创造性的对话和交流，来建构生态文明。但是，目前的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事实上是资本逻辑在全球扩张的过程和产物。这样，就需要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引领全球化，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在此前提下，一方面，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自觉的民族意识。目前，主要是要防范后现代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陷阱”，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运用自己的历史资源、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形成自己的生态文明。另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的主动的开放意识。这就是要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机遇，避免西方工业化的生态弊端，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生态治理经验，在包容和开放中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今天，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把它作为社会凝聚力、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的因素，已经成为国家和国际政治考虑的重大原则。因此，文明多样性原则同样是建设新生态文明的科学的文化视野。总之，只有在社会形态的总体变革的过程中，智能社会和智能文明才可能在发挥自己的生态功能的基础上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形式，否则，智能社会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显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事实上，生态文明就是随着文明形态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当然，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的过程中，人们才真正开始了自觉地建构新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社会形态范文篇8

【英文摘要】MarxistSocialismdevelopmenttheorymainlyincludesmaterialism;socialformationandsocialevolutiontheory;thetheoryof“modernsociety”andthethoughtofperson''''sall-roundfreedevelopment.Atpresent,ithasgreatsignificanceinunderstandinganddrawingupsoc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thepolicyofestablishingmodernization.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诚然，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非欧洲国家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而这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本文仅选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若干主要思想作粗浅分析，探讨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P363)这两个规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以及在批判性继承以往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直接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们在改造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P83)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1)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的最后根源。(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形态的骨骼，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该社会形态性质的直接标志。(3)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如家庭、民族等各种人群共同体)。社会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4)社会形态是由全部社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社会体系，而不是由这些要素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东西。(5)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演进有“五形态”和“三形态”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后来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综合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P104)马克思社会发展与演进的“五形态”与“三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各具特色的，二者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尽管马克思依据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与“三形态”论断，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划分是多标准的，而且都体现社会形态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马克思还根据社会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无阶级社会阶段——阶级社会阶段——再到无阶级社会阶段；根据社会财产关系的特征，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有制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阶段；根据人类对(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利用的程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大阶段；等等。另外，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交通极其便利；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2)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控制了商业，使竞争普遍化，开拓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使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3)工业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4)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形成起来的城市。(5)大工业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还探讨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基础条件、主要动力、基本途径等。马克思认为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他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为实例，具体分析阐述了大工业在现代社会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推动大工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马克思揭示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特征，并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性交往。因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前的传统社会形式的瓦解，把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建立了世界性的联系，驱动人们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

马克思还分析了世界性交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中发展起来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因为处在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中的个人，实际上是把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变成个人自由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个性的物质基础，使自己的个性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P42)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从人的本质活动的创造性出发，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属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也必须重视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可盲目照搬他国经验。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分析与划分，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阶级社会阶段，而且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等于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和目标要切合实际，不可跨越市场经济阶段，而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很有启发。人类社会已迈进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科技创新更是知识经济的命脉，我们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深刻领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规律，重视改革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政府积极加入WTO，就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表现，是自觉融入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之举，唯此我们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应树立协调的人本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加强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深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活的理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钟金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社会形态范文篇9

【英文摘要】MarxistSocialismdevelopmenttheorymainlyincludesmaterialism;socialformationandsocialevolutiontheory;thetheoryof“modernsociety”andthethoughtofperson''''sall-roundfreedevelopment.Atpresent,ithasgreatsignificanceinunderstandinganddrawingupsoc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thepolicyofestablishingmodernization.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247(2003)04-0003-03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诚然，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非欧洲国家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而这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本文仅选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若干主要思想作粗浅分析，探讨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1](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2](P363)这两个规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以及在批判性继承以往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直接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们在改造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3](P83)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1)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的最后根源。(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形态的骨骼，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该社会形态性质的直接标志。(3)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如家庭、民族等各种人群共同体)。社会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4)社会形态是由全部社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社会体系，而不是由这些要素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东西。(5)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演进有“五形态”和“三形态”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后来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综合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4](P104)马克思社会发展与演进的“五形态”与“三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各具特色的，二者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尽管马克思依据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与“三形态”论断，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划分是多标准的，而且都体现社会形态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马克思还根据社会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无阶级社会阶段——阶级社会阶段——再到无阶级社会阶段；根据社会财产关系的特征，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有制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阶段；根据人类对(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利用的程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大阶段；等等。

另外，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交通极其便利；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2)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控制了商业，使竞争普遍化，开拓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使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3)工业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4)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形成起来的城市。(5)大工业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还探讨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基础条件、主要动力、基本途径等。马克思认为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他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为实例，具体分析阐述了大工业在现代社会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推动大工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马克思揭示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特征，并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性交往。因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前的传统社会形式的瓦解，把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建立了世界性的联系，驱动人们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

马克思还分析了世界性交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中发展起来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因为处在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中的个人，实际上是把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变成个人自由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个性的物质基础，使自己的个性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P42)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从人的本质活动的创造性出发，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属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也必须重视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可盲目照搬他国经验。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分析与划分，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阶级社会阶段，而且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等于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和目标要切合实际，不可跨越市场经济阶段，而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很有启发。人类社会已迈进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科技创新更是知识经济的命脉，我们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深刻领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规律，重视改革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政府积极加入WTO，就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表现，是自觉融入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之举，唯此我们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应树立协调的人本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加强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深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活的理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收稿日期：2003-05-1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十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钟金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社会形态范文篇10

一、只有找出初二思想政治课复结的纲和线，学生复习时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要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几个阶段。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这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我们在复结时应抓的纲。抓住这个纲，依次提出复习内容，就能对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问题有较清楚的理解。

其次，复结时应找出教材内容的主线。我们认为，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必须以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主线，使学生认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是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以后，当旧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它必然要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

这样，就可以使学生清楚地理解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旧的社会形态的瓦解，新的社会形态出现的根本原因，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强调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不能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样，复结课以此为主线，然后依次补充说明其所属的内容，才能节省时间，提高学习效率。

二、复结时，主要内容要以相应的方法去指导，才能加深学生的印象和记忆。

初二《思想政治》上册的内容虽然不是那么繁杂，但重点、难点不少。内容上应该怎样概括总结呢？

我们认为运用对照的办法效果较好。这是因为各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不同，然而各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发展规律却有相似之处。一般是，各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的特点，新的生产关系为什么比旧的生产关系进步，新的生产关系怎样萌芽、旧的社会形态如何瓦解等，这些内容都有相似的规律性，把这些内容列表对照总结，可以加深同学们的直观印象和记忆，收到良好的复习效果。

三、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能取得异曲同工之效。

复结课，不仅可以复习、深化所学知识，而且可以培养学生审题、解题、分析问题等技能，因此决不能采取满堂灌的方法，而应灵活多样，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