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管制范文10篇

社会性管制范文篇1

关键词：政府干预社会性管制整体改革

政府管制也称为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由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政府管制按管制性质和内容一般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大类。经济性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会性管制是指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卫生和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及确保教育、文化等社会福利而对社会经济主体各种特定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预。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而社会性管制改革又是管制革的一大重点。目前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明显滞后，社会性管制本身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当前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禁而不止的煤矿矿难问题，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和有毒食品问题等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管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转变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基本问题上来，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范畴。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步伐，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改革，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协调推进。

一、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政府社会性管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健康、环境、安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性管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应当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健康卫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政府社会性管制法律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现实需要上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社会性管制的广泛性、深人性和重要性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坚持修法与立法并重，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建构系统规范的法律法规群体，增强法律的惩处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有利于增进政府管制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就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皖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依法规范政府在配置社会资源、控制市场冲突、维护公共秩序、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职能和行为，从而维持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政府社会性管制的认同和支持，这意味着政府管制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因为“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即社会公众认为政府的管理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如果“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

二、健全社会性管制的行为主体

管制行为主体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性管制水平。要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必须健全其行为主体。

第一，构建新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传统上，政府行政机关是唯一的管制主体，其管制内容不分巨细、管制手段单一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化，政府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考虑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在这种背景下，将部分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由行政机关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要使非政府公共组织同相应的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一起，构成新的具有合理分工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

第二，解决好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工作机制问题。

一是合理安排各主体间的权责分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哪些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履行，哪些应下放给地方；哪些管制由行政机关保留，哪些交给其他公共组织。二是确定管制主体问的协调沟通机制，特别是当管制权存在交叉时要有明确有效的协调渠道，如定期会议、联合办公等。

第三，建立和完善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在管制活动中，由于政府集准立法权、执行权、自由裁量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管制机构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很可能出现寻租现象，使管制者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使社会性管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为此，可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实行的“行政三分”原则，即将社会性管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由不同的部门来实施，以实现分权制衡，从而防止某一环节的偏废或腐败。同时，要注意解决好管制体制改革中地方和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维护各管制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设置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

与其他管制手段一样，社会性管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因素：一是管制方法。在社会性管制中，政府多是通过命令和控制来直接配置资源．这导致社会性管制容易严重干预被管制企业的运行．乃至影响到企业的微观管理。二是管制成本。实践中，社会性管制往往是以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为代价(成本)，来增加不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收益)。比如法律强制要求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这必然会提高企业活动的私人成本．或降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除了这些可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社会性管制更大的成本来自对企业自由意志和行为的限制，来自对一般竞争的依法限制。除了被管制方遵守管制政策需要付出成本外。政府管制本身也需要巨额成本。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司法成本和旧制度的终结成本等，其管制的综合成本相当高昂，并且管制越是浩繁细密，成本就越是高昂。

因此。在设置社会性管制目标时必须权衡各种关系。权衡是政府管制的核心要求。政府管制并不仅仅是尽可能地降低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同时还需要衡量管制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达到政府管制的目标。应该寻求一种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管制，既要考虑管制有益的一面，也要权衡管制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还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以实现经济的良眭运行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应该使环境、安全、质量、卫生等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之上。从而既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又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四、构建“适度型”社会性管制模式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面对着计划经济时代“全面管理”、“过度管制”、“管制主宰”的遗留影响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既包括由市场机制本身缺陷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也包括由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配套制度、机制暂时缺失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如何在“市场失灵”与“管制失灵”的双重困境中确定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确定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就是要在加强与放松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然而，无论是加强还是放松管制的做法，都无法单独达到管制的目标，统领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方向。啤实上，两者之间是个巨大的连续体．我们要做的便是在其间选择二者的最优配置比例。一方面，基于对社会性管制在行政管理中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积极发挥其应有作用．也就是要加强管制；另一方面，如果管制数量浩繁巨大，内容细致庞杂，超过维持一定监控水平的需要，反而会抑制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和谐，因而必须控制管制水平或者放松管制。权衡以上两个方面，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应是松紧结合，构建“适度型”管制模式，逐步完善其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在某些领域、某些层面上适度地加强．在其他领域、其他层面上温和地放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应当尽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凡是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政府不应进行干预：凡是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形式进行分配的事项，政府不再进行审批。对于那些政府应该有所管理、却不需要管制尤其是不必审批的事项，就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如降为核准或备案。同时要尽量充实政府的引导、调控、监督、咨询和其他服务职能，防止过度管制倾向的产生，陷入“管制崇拜”的陷阱，这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要引起特别注意。随着煤矿事故、食品中毒、重大环境污染等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卫生、污染防治等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技术性和偶然性因素，但政府社会性管制的不得力也是重要原因。对那些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有重点地加强管制。在具体管制环节上，也要改变传统的被动检查工作模式．坚持主动预防、关口前移的原则．逐步实现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监控。以尽可能地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五、综合运用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

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社会性管制过程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适宜．直接影响管制绩效．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程度。以往为实现社会性管制政策目标经常采用的工具如行政许可、标准设立、监督检查等，基本上都属于强制型的政策工具。而激励型管制政策工具则是放弃强迫企业服从的传统方式，转而利用市场机制，为被管制者提供选择和行动的机会，引导、激励被管制者主动服从管制要求，从而实现管制政策目标．因而又称为市场化的政策工具。

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市场化政策工具对于被管制者而言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市场化工具使企业和其他被管制主体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监管目标：市场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创新和技术革新实现这些目标。府通过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押金返还等市场化政策工具。提高或降低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成本，从而对被管制者提供充分激励，以鼓励被管制者作出政府所希望的行为或避免出现不合理的行为，进而实现社会性管制的政策目标。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激励型政策工具还能更好地解决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竞争不足以及设租、寻租等问题．在改善企业服务方面效果也比较明显。目前我国社会性管制领域仍然以强制型工具为主，市场化工具的运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但在国家实行绿色GDP后，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市场化工具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有必要加大市场化政策工具的，运用范围和力度，综合运用强制型管制方法和激励型管制方法，增强企业服从管制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以确保政府管制政策目标的如期实现。

六、强化安全、健康和环境的管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需求增长，同时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问题，也有了更多、更高的认识和要求。但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重大问题，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甚至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政府加以协调和解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托者、代表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的最大目的应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社会性管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安全、健康和环境管制。这种管制正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对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的巩固。

安全和健康管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在政府职能中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中，人是生产中的主体，是市场中的消费者，更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如果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通过安全和健康管制。政府在个人与企业组成的市场交易的双方中，保护处于弱势的个人一方，保障劳动者生产和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这既是对公民基本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和谐社会本质内涵中“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环境管制以节能减排为中心，以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发展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必须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必要干预与合理调节，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规划。为此，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社会性管制措施，保护生态，治理污染，坚持计划生育、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基本国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七、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谓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就是社会性管制未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预期目标，并且由于管制不当而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和负面效应，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的现象。要根治社会性管制失灵．防止管制机构不作为或违反管制规定现象发生，必须强化对管制者的管制，建立一套保证和促使管制者坚持以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最大化为管制目标和行为准则的规范体系。

第一，建立对管制者管制的机构。企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有特殊的影响力，而政府管制者也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这两者结合会产生“管制俘获”现象。即管制者对被管制者特别关心，允许其规定更高的价格，赚取更高的利润，及降低服务标准和质量，从而偏离和违背公平正义的管制原则。因此，建立对管制者实行管制的机构，以之对作为“法定垄断者”的管制者滥用权力加以限制，监视其是否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去行动。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管制部门要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不对称是永远存在的，但不能过度，要保证法定的、必需的信息正常披露和传阅。管制部门应公开所有业务活动．全盘公布影响决策的有关信息，并在实际决策公布前，提前预示该决策可能实施，接受监督，以避免同利益团体或政府官员达成私下协议。

社会性管制范文篇2

关键词：政府干预社会性管制整体改革

政府管制也称为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由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政府管制按管制性质和内容一般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大类。经济性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会性管制是指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卫生和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及确保教育、文化等社会福利而对社会经济主体各种特定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预。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而社会性管制改革又是管制改革的一大重点。目前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明显滞后，社会性管制本身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当前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禁而不止的煤矿矿难问题，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和有毒食品问题等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管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转变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基本问题上来，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范畴。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步伐，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改革，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协调推进。

一、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政府社会性管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健康、环境、安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性管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应当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健康卫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政府社会性管制法律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现实需要上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社会性管制的广泛性、深人性和重要性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坚持修法与立法并重，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建构系统规范的法律法规群体，增强法律的惩处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有利于增进政府管制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就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皖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依法规范政府在配置社会资源、控制市场冲突、维护公共秩序、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职能和行为，从而维持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政府社会性管制的认同和支持，这意味着政府管制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因为“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即社会公众认为政府的管理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如果“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

二、健全社会性管制的行为主体

管制行为主体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性管制水平。要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必须健全其行为主体。

第一，构建新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传统上，政府行政机关是唯一的管制主体，其管制内容不分巨细、管制手段单一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化，政府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考虑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在这种背景下，将部分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由行政机关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要使非政府公共组织同相应的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一起，构成新的具有合理分工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

第二，解决好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工作机制问题。

一是合理安排各主体间的权责分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哪些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履行，哪些应下放给地方；哪些管制由行政机关保留，哪些交给其他公共组织。二是确定管制主体问的协调沟通机制，特别是当管制权存在交叉时要有明确有效的协调渠道，如定期会议、联合办公等。

第三，建立和完善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在管制活动中，由于政府集准立法权、执行权、自由裁量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管制机构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很可能出现寻租现象，使管制者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使社会性管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为此，可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实行的“行政三分”原则，即将社会性管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由不同的部门来实施，以实现分权制衡，从而防止某一环节的偏废或腐败。同时，要注意解决好管制体制改革中地方和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维护各管制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设置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

与其他管制手段一样，社会性管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因素：一是管制方法。在社会性管制中，政府多是通过命令和控制来直接配置资源，这导致社会性管制容易严重干预被管制企业的运行，乃至影响到企业的微观管理。二是管制成本。实践中，社会性管制往往是以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为代价(成本)，来增加不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收益)。比如法律强制要求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这必然会提高企业活动的私人成本，或降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除了这些可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社会性管制更大的成本来自对企业自由意志和行为的限制，来自对一般竞争的依法限制。除了被管制方遵守管制政策需要付出成本外。政府管制本身也需要巨额成本。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司法成本和旧制度的终结成本等，其管制的综合成本相当高昂，并且管制越是浩繁细密，成本就越是高昂。

因此。在设置社会性管制目标时必须权衡各种关系。权衡是政府管制的核心要求。政府管制并不仅仅是尽可能地降低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同时还需要衡量管制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达到政府管制的目标。应该寻求一种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管制，既要考虑管制有益的一面，也要权衡管制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还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以实现经济的良眭运行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应该使环境、安全、质量、卫生等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之上。从而既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又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四、构建“适度型”社会性管制模式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面对着计划经济时代“全面管理”、“过度管制”、“管制主宰”的遗留影响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既包括由市场机制本身缺陷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也包括由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配套制度、机制暂时缺失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如何在“市场失灵”与“管制失灵”的双重困境中确定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确定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就是要在加强与放松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然而，无论是加强还是放松管制的做法，都无法单独达到管制的目标，统领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方向。啤实上，两者之间是个巨大的连续体，我们要做的便是在其间选择二者的最优配置比例。一方面，基于对社会性管制在行政管理中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积极发挥其应有作用，也就是要加强管制；另一方面，如果管制数量浩繁巨大，内容细致庞杂，超过维持一定监控水平的需要，反而会抑制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和谐，因而必须控制管制水平或者放松管制。权衡以上两个方面，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应是松紧结合，构建“适度型”管制模式，逐步完善其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在某些领域、某些层面上适度地加强，在其他领域、其他层面上温和地放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应当尽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凡是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政府不应进行干预：凡是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形式进行分配的事项，政府不再进行审批。对于那些政府应该有所管理、却不需要管制尤其是不必审批的事项，就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如降为核准或备案。同时要尽量充实政府的引导、调控、监督、咨询和其他服务职能，防止过度管制倾向的产生，陷入“管制崇拜”的陷阱，这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要引起特别注意。随着煤矿事故、食品中毒、重大环境污染等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卫生、污染防治等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技术性和偶然性因素，但政府社会性管制的不得力也是重要原因。对那些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有重点地加强管制。在具体管制环节上，也要改变传统的被动检查工作模式，坚持主动预防、关口前移的原则，逐步实现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监控。以尽可能地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五、综合运用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

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社会性管制过程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适宜，直接影响管制绩效，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程度。以往为实现社会性管制政策目标经常采用的工具如行政许可、标准设立、监督检查等，基本上都属于强制型的政策工具。而激励型管制政策工具则是放弃强迫企业服从的传统方式，转而利用市场机制，为被管制者提供选择和行动的机会，引导、激励被管制者主动服从管制要求，从而实现管制政策目标，因而又称为市场化的政策工具。

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市场化政策工具对于被管制者而言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市场化工具使企业和其他被管制主体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监管目标：市场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创新和技术革新实现这些目标。府通过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押金返还等市场化政策工具。提高或降低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成本，从而对被管制者提供充分激励，以鼓励被管制者作出政府所希望的行为或避免出现不合理的行为，进而实现社会性管制的政策目标。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激励型政策工具还能更好地解决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竞争不足以及设租、寻租等问题，在改善企业服务方面效果也比较明显。目前我国社会性管制领域仍然以强制型工具为主，市场化工具的运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但在国家实行绿色GDP后，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市场化工具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有必要加大市场化政策工具的，运用范围和力度，综合运用强制型管制方法和激励型管制方法，增强企业服从管制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以确保政府管制政策目标的如期实现。

六、强化安全、健康和环境的管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需求增长，同时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问题，也有了更多、更高的认识和要求。但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重大问题，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甚至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政府加以协调和解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托者、代表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的最大目的应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社会性管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安全、健康和环境管制。这种管制正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对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的巩固。

安全和健康管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在政府职能中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中，人是生产中的主体，是市场中的消费者，更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如果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通过安全和健康管制。政府在个人与企业组成的市场交易的双方中，保护处于弱势的个人一方，保障劳动者生产和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这既是对公民基本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和谐社会本质内涵中“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环境管制以节能减排为中心，以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发展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必须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必要干预与合理调节，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规划。为此，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社会性管制措施，保护生态，治理污染，坚持计划生育、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基本国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七、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谓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就是社会性管制未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预期目标，并且由于管制不当而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和负面效应，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的现象。要根治社会性管制失灵，防止管制机构不作为或违反管制规定现象发生，必须强化对管制者的管制，建立一套保证和促使管制者坚持以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最大化为管制目标和行为准则的规范体系。

第一，建立对管制者管制的机构。企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有特殊的影响力，而政府管制者也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这两者结合会产生“管制俘获”现象。即管制者对被管制者特别关心，允许其规定更高的价格，赚取更高的利润，及降低服务标准和质量，从而偏离和违背公平正义的管制原则。因此，建立对管制者实行管制的机构，以之对作为“法定垄断者”的管制者滥用权力加以限制，监视其是否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去行动。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管制部门要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不对称是永远存在的，但不能过度，要保证法定的、必需的信息正常披露和传阅。管制部门应公开所有业务活动，全盘公布影响决策的有关信息，并在实际决策公布前，提前预示该决策可能实施，接受监督，以避免同利益团体或政府官员达成私下协议。

社会性管制范文篇3

关键词：政府干预社会性管制整体改革

政府管制也称为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由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政府管制按管制性质和内容一般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大类。经济性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会性管制是指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卫生和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及确保教育、文化等社会福利而对社会经济主体各种特定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预。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而社会性管制改革又是管制革的一大重点。目前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明显滞后，社会性管制本身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当前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禁而不止的煤矿矿难问题，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和有毒食品问题等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管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转变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基本问题上来，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范畴。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步伐，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改革，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协调推进。

一、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政府社会性管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健康、环境、安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性管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应当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健康卫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政府社会性管制法律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现实需要上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社会性管制的广泛性、深人性和重要性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坚持修法与立法并重，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建构系统规范的法律法规群体，增强法律的惩处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有利于增进政府管制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就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皖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依法规范政府在配置社会资源、控制市场冲突、维护公共秩序、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职能和行为，从而维持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政府社会性管制的认同和支持，这意味着政府管制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因为“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即社会公众认为政府的管理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如果“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

二、健全社会性管制的行为主体

管制行为主体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性管制水平。要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必须健全其行为主体。

第一，构建新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传统上，政府行政机关是唯一的管制主体，其管制内容不分巨细、管制手段单一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化，政府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考虑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在这种背景下，将部分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由行政机关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要使非政府公共组织同相应的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一起，构成新的具有合理分工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

第二，解决好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工作机制问题。

一是合理安排各主体间的权责分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哪些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履行，哪些应下放给地方；哪些管制由行政机关保留，哪些交给其他公共组织。二是确定管制主体问的协调沟通机制，特别是当管制权存在交叉时要有明确有效的协调渠道，如定期会议、联合办公等。

第三，建立和完善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在管制活动中，由于政府集准立法权、执行权、自由裁量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管制机构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很可能出现寻租现象，使管制者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使社会性管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为此，可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实行的“行政三分”原则，即将社会性管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由不同的部门来实施，以实现分权制衡，从而防止某一环节的偏废或腐败。同时，要注意解决好管制体制改革中地方和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维护各管制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设置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

与其他管制手段一样，社会性管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因素：一是管制方法。在社会性管制中，政府多是通过命令和控制来直接配置资源，这导致社会性管制容易严重干预被管制企业的运行，乃至影响到企业的微观管理。二是管制成本。实践中，社会性管制往往是以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为代价(成本)，来增加不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收益)。比如法律强制要求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这必然会提高企业活动的私人成本，或降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除了这些可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社会性管制更大的成本来自对企业自由意志和行为的限制，来自对一般竞争的依法限制。除了被管制方遵守管制政策需要付出成本外。政府管制本身也需要巨额成本。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司法成本和旧制度的终结成本等，其管制的综合成本相当高昂，并且管制越是浩繁细密，成本就越是高昂。

因此。在设置社会性管制目标时必须权衡各种关系。权衡是政府管制的核心要求。政府管制并不仅仅是尽可能地降低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同时还需要衡量管制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达到政府管制的目标。应该寻求一种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管制，既要考虑管制有益的一面，也要权衡管制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还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以实现经济的良眭运行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应该使环境、安全、质量、卫生等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之上。从而既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又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四、构建“适度型”社会性管制模式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面对着计划经济时代“全面管理”、“过度管制”、“管制主宰”的遗留影响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既包括由市场机制本身缺陷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也包括由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配套制度、机制暂时缺失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如何在“市场失灵”与“管制失灵”的双重困境中确定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确定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就是要在加强与放松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然而，无论是加强还是放松管制的做法，都无法单独达到管制的目标，统领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方向。啤实上，两者之间是个巨大的连续体，我们要做的便是在其间选择二者的最优配置比例。一方面，基于对社会性管制在行政管理中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积极发挥其应有作用，也就是要加强管制；另一方面，如果管制数量浩繁巨大，内容细致庞杂，超过维持一定监控水平的需要，反而会抑制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和谐，因而必须控制管制水平或者放松管制。权衡以上两个方面，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应是松紧结合，构建“适度型”管制模式，逐步完善其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在某些领域、某些层面上适度地加强，在其他领域、其他层面上温和地放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应当尽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凡是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政府不应进行干预：凡是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形式进行分配的事项，政府不再进行审批。对于那些政府应该有所管理、却不需要管制尤其是不必审批的事项，就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如降为核准或备案。同时要尽量充实政府的引导、调控、监督、咨询和其他服务职能，防止过度管制倾向的产生，陷入“管制崇拜”的陷阱，这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要引起特别注意。随着煤矿事故、食品中毒、重大环境污染等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卫生、污染防治等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技术性和偶然性因素，但政府社会性管制的不得力也是重要原因。对那些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有重点地加强管制。在具体管制环节上，也要改变传统的被动检查工作模式，坚持主动预防、关口前移的原则，逐步实现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监控。以尽可能地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五、综合运用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

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社会性管制过程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适宜，直接影响管制绩效，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程度。以往为实现社会性管制政策目标经常采用的工具如行政许可、标准设立、监督检查等，基本上都属于强制型的政策工具。而激励型管制政策工具则是放弃强迫企业服从的传统方式，转而利用市场机制，为被管制者提供选择和行动的机会，引导、激励被管制者主动服从管制要求，从而实现管制政策目标，因而又称为市场化的政策工具。

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市场化政策工具对于被管制者而言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市场化工具使企业和其他被管制主体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监管目标：市场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创新和技术革新实现这些目标。府通过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押金返还等市场化政策工具。提高或降低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成本，从而对被管制者提供充分激励，以鼓励被管制者作出政府所希望的行为或避免出现不合理的行为，进而实现社会性管制的政策目标。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激励型政策工具还能更好地解决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竞争不足以及设租、寻租等问题，在改善企业服务方面效果也比较明显。目前我国社会性管制领域仍然以强制型工具为主，市场化工具的运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但在国家实行绿色GDP后，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市场化工具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有必要加大市场化政策工具的，运用范围和力度，综合运用强制型管制方法和激励型管制方法，增强企业服从管制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以确保政府管制政策目标的如期实现。

六、强化安全、健康和环境的管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需求增长，同时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问题，也有了更多、更高的认识和要求。但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重大问题，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甚至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政府加以协调和解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托者、代表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的最大目的应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社会性管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安全、健康和环境管制。这种管制正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对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的巩固。

安全和健康管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在政府职能中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中，人是生产中的主体，是市场中的消费者，更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如果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通过安全和健康管制。政府在个人与企业组成的市场交易的双方中，保护处于弱势的个人一方，保障劳动者生产和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这既是对公民基本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和谐社会本质内涵中“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环境管制以节能减排为中心，以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发展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必须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必要干预与合理调节，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规划。为此，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社会性管制措施，保护生态，治理污染，坚持计划生育、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基本国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七、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谓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就是社会性管制未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预期目标，并且由于管制不当而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和负面效应，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的现象。要根治社会性管制失灵，防止管制机构不作为或违反管制规定现象发生，必须强化对管制者的管制，建立一套保证和促使管制者坚持以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最大化为管制目标和行为准则的规范体系。

第一，建立对管制者管制的机构。企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有特殊的影响力，而政府管制者也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这两者结合会产生“管制俘获”现象。即管制者对被管制者特别关心，允许其规定更高的价格，赚取更高的利润，及降低服务标准和质量，从而偏离和违背公平正义的管制原则。因此，建立对管制者实行管制的机构，以之对作为“法定垄断者”的管制者滥用权力加以限制，监视其是否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去行动。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管制部门要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不对称是永远存在的，但不能过度，要保证法定的、必需的信息正常披露和传阅。管制部门应公开所有业务活动，全盘公布影响决策的有关信息，并在实际决策公布前，提前预示该决策可能实施，接受监督，以避免同利益团体或政府官员达成私下协议。

社会性管制范文篇4

关键词：政府干预社会性管制整体改革

政府管制也称为政府规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干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标，由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管制机构，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政府管制按管制性质和内容一般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大类。经济性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在价格、产量、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决策进行限制。”会性管制是指为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健康、卫生和防止公害、保护环境及确保教育、文化等社会福利而对社会经济主体各种特定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预。

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而社会性管制改革又是管制革的一大重点。目前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明显滞后，社会性管制本身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当前我国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问题，禁而不止的煤矿矿难问题，层出不穷的假酒、假药和有毒食品问题等的存在，反映了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缺失和社会性管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政府转变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把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国民健康、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等基本问题上来，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范畴。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步伐，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事关重大，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在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改革，应从以下七个方面协调推进。

一、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政府社会性管制必须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健康、环境、安全、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社会性管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应当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涵盖健康卫生、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灾害防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政府社会性管制法律体系。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从政府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现实需要上看，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社会性管制的广泛性、深人性和重要性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坚持修法与立法并重，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建构系统规范的法律法规群体，增强法律的惩处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

完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还有利于增进政府管制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就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皖善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法律体系，依法规范政府在配置社会资源、控制市场冲突、维护公共秩序、增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职能和行为，从而维持和强化社会成员对政府社会性管制的认同和支持，这意味着政府管制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因为“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即社会公众认为政府的管理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如果“缺乏同意，政府就只能依靠高压手段。”

二、健全社会性管制的行为主体

管制行为主体状况．直接决定着社会性管制水平。要完善社会性管制职能，必须健全其行为主体。

第一，构建新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传统上，政府行政机关是唯一的管制主体，其管制内容不分巨细、管制手段单一的特点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化，政府压力不断增大，必须考虑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在这种背景下，将部分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下放给地方政府，由行政机关转移到社会中介组织，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要使非政府公共组织同相应的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一起，构成新的具有合理分工的社会性管制主体体系。

第二，解决好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工作机制问题。

一是合理安排各主体间的权责分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哪些管制职能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履行，哪些应下放给地方；哪些管制由行政机关保留，哪些交给其他公共组织。二是确定管制主体问的协调沟通机制，特别是当管制权存在交叉时要有明确有效的协调渠道，如定期会议、联合办公等。

第三，建立和完善各管制主体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在管制活动中，由于政府集准立法权、执行权、自由裁量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管制机构问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很可能出现寻租现象，使管制者成为被管制者的俘虏．使社会性管制偏离社会福利目标。为此，可借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中实行的“行政三分”原则，即将社会性管制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由不同的部门来实施，以实现分权制衡，从而防止某一环节的偏废或腐败。同时，要注意解决好管制体制改革中地方和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维护各管制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

三、设置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

与其他管制手段一样，社会性管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因素：一是管制方法。在社会性管制中，政府多是通过命令和控制来直接配置资源．这导致社会性管制容易严重干预被管制企业的运行．乃至影响到企业的微观管理。二是管制成本。实践中，社会性管制往往是以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为代价(成本)，来增加不具有货币价值的产品(收益)。比如法律强制要求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安全的工作环境，这必然会提高企业活动的私人成本．或降低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除了这些可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社会性管制更大的成本来自对企业自由意志和行为的限制，来自对一般竞争的依法限制。除了被管制方遵守管制政策需要付出成本外。政府管制本身也需要巨额成本。政府社会性管制的成本包括立法成本、司法成本和旧制度的终结成本等，其管制的综合成本相当高昂，并且管制越是浩繁细密，成本就越是高昂。

因此。在设置社会性管制目标时必须权衡各种关系。权衡是政府管制的核心要求。政府管制并不仅仅是尽可能地降低某种风险的发生概率，同时还需要衡量管制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达到政府管制的目标。应该寻求一种符合社会最佳利益的管制，既要考虑管制有益的一面，也要权衡管制的成本和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基础上，还应符合经济效益的要求。以实现经济的良眭运行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所以，社会性管制的合理目标，应该使环境、安全、质量、卫生等维持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之上。从而既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又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四、构建“适度型”社会性管制模式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面对着计划经济时代“全面管理”、“过度管制”、“管制主宰”的遗留影响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既包括由市场机制本身缺陷所造成的市场失灵，也包括由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配套制度、机制暂时缺失所造成的市场失灵)。因此，如何在“市场失灵”与“管制失灵”的双重困境中确定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确定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就是要在加强与放松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然而，无论是加强还是放松管制的做法，都无法单独达到管制的目标，统领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方向。啤实上，两者之间是个巨大的连续体．我们要做的便是在其间选择二者的最优配置比例。一方面，基于对社会性管制在行政管理中重大意义的认识，必须积极发挥其应有作用．也就是要加强管制；另一方面，如果管制数量浩繁巨大，内容细致庞杂，超过维持一定监控水平的需要，反而会抑制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破坏社会和谐，因而必须控制管制水平或者放松管制。权衡以上两个方面，政府社会性管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模式应是松紧结合，构建“适度型”管制模式，逐步完善其整体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而言，在某些领域、某些层面上适度地加强．在其他领域、其他层面上温和地放松。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应当尽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凡是通过中介组织、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政府不应进行干预：凡是可以通过招标、拍卖形式进行分配的事项，政府不再进行审批。对于那些政府应该有所管理、却不需要管制尤其是不必审批的事项，就必须转变管理方式．如降为核准或备案。同时要尽量充实政府的引导、调控、监督、咨询和其他服务职能，防止过度管制倾向的产生，陷入“管制崇拜”的陷阱，这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要引起特别注意。随着煤矿事故、食品中毒、重大环境污染等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安全生产、食品卫生、污染防治等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公共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技术性和偶然性因素，但政府社会性管制的不得力也是重要原因。对那些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政府必须有重点地加强管制。在具体管制环节上，也要改变传统的被动检查工作模式．坚持主动预防、关口前移的原则．逐步实现从源头开始的全过程监控。以尽可能地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五、综合运用强制型和激励型管制方法

政策工具是政府治理的手段和途径，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社会性管制过程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是否适宜．直接影响管制绩效．影响社会福利的增进程度。以往为实现社会性管制政策目标经常采用的工具如行政许可、标准设立、监督检查等，基本上都属于强制型的政策工具。而激励型管制政策工具则是放弃强迫企业服从的传统方式，转而利用市场机制，为被管制者提供选择和行动的机会，引导、激励被管制者主动服从管制要求，从而实现管制政策目标．因而又称为市场化的政策工具。

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市场化政策工具对于被管制者而言具有两个突出的优点：市场化工具使企业和其他被管制主体能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达到监管目标：市场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创新和技术革新实现这些目标。府通过税收、补贴、排污权交易、押金返还等市场化政策工具。提高或降低从事某种特定活动的成本，从而对被管制者提供充分激励，以鼓励被管制者作出政府所希望的行为或避免出现不合理的行为，进而实现社会性管制的政策目标。与强制型政策工具相比，激励型政策工具还能更好地解决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竞争不足以及设租、寻租等问题．在改善企业服务方面效果也比较明显。目前我国社会性管制领域仍然以强制型工具为主，市场化工具的运用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但在国家实行绿色GDP后，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市场化工具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在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有必要加大市场化政策工具的，运用范围和力度，综合运用强制型管制方法和激励型管制方法，增强企业服从管制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以确保政府管制政策目标的如期实现。

六、强化安全、健康和环境的管制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需求增长，同时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问题，也有了更多、更高的认识和要求。但对于安全、健康、环境等重大问题，很多情况下公民个人所能承担的责任是非常有限甚至无能为力的，必须依靠政府加以协调和解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受托者、代表者和管理者。政府行为的最大目的应是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政府社会性管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安全、健康和环境管制。这种管制正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对和谐社会微观基础的巩固。

安全和健康管制．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在政府职能中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发展中，人是生产中的主体，是市场中的消费者，更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如果人的各种需要中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需要都得不到保障，以人为本就无从谈起。通过安全和健康管制。政府在个人与企业组成的市场交易的双方中，保护处于弱势的个人一方，保障劳动者生产和消费者使用产品的安全与健康，这既是对公民基本权益的维护和尊重．也是和谐社会本质内涵中“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环境管制以节能减排为中心，以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发展观。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必须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必要干预与合理调节，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作为统一的整体加以规划。为此，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社会性管制措施，保护生态，治理污染，坚持计划生育、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基本国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七、实现对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我国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还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谓政府社会性管制失灵，就是社会性管制未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预期目标，并且由于管制不当而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和负面效应，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的现象。要根治社会性管制失灵．防止管制机构不作为或违反管制规定现象发生，必须强化对管制者的管制，建立一套保证和促使管制者坚持以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最大化为管制目标和行为准则的规范体系。

第一，建立对管制者管制的机构。企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对政府管制有特殊的影响力，而政府管制者也有各种利己的动机。这两者结合会产生“管制俘获”现象。即管制者对被管制者特别关心，允许其规定更高的价格，赚取更高的利润，及降低服务标准和质量，从而偏离和违背公平正义的管制原则。因此，建立对管制者实行管制的机构，以之对作为“法定垄断者”的管制者滥用权力加以限制，监视其是否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去行动。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管制部门要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不对称是永远存在的，但不能过度，要保证法定的、必需的信息正常披露和传阅。制部门应公开所有业务活动．全盘公布影响决策的有关信息，并在实际决策公布前，提前预示该决策可能实施，接受监督，以避免同利益团体或政府官员达成私下协议。

社会性管制范文篇5

关键词：森林资源行政许可证

1森林资源及森林资源资产

1.1森林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林地以及林区野生的植物和动物。森林，包括竹林。林木，包括树木、竹子。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土的乔木林地，疏林她，未成林造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苗圃地和国家规划的宜林地。”根据该规定的精神可知，森林资源是以多年生木本植物为主体并包括以森林环境为生存条件的林内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在内的生物群落，它具有一定的生物结构和地段类型并形成特有的生态环境系统。森林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在进行科学管理及合理经营条件下，可以不断地向社会提供大量物质产品、非物质产品及发挥其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

森林资源按其物质形态可分为森林生物资源、森林土地资源以及森林环境资源。①森林生物资源。包括森林、林木及以森林为依托生存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资源。②森林土地资源。包括有林地、疏林地、宜林荒山荒地等。③森林环境资源。包括森林景观资源、森林生态资源等。因此，森林资源是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综合体。

1.2森林资源资产森林资源是不是商品，有没有价值是林业经济学界长期以来讨论的核心问题。森林资源的价值与价格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1.2.1资产与资源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表的财务会计概念第三辑中，对资产的定义是：“资产是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它是特定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定义为：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因此，资产具有3个重要特征：①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②为某一特定个体所控制。③资产可以用货币来计量。

1.2.2资源与资产资源与资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资产，首先必须是一种经济资源，资产与资源分属不同的管理范畴。两者的物质内涵具有一致性。但又有显着的区别。①资源揭示财富的物质属性，主要以实物管理和数量管理为基础；资产要揭示财富的经济属性，目标是对资源进行经济补偿或价值实现、以价值管理为核心。②取得的方式不同。资源的取得或者是天然形成的，或者是人的劳动与自然环境共同作用形成的。而资产的形成可以有3种渠道:一是由人们认定渠道，将一些资源作为资产;二是由人们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的;三是由买卖、租赁等产权交易实现的。③作为资产的资源，具有法律上的独立性，资产总是个体者的资产，主体对其具有控制权。④计量单位不同。资产应能够以货币计量，而资源主要以实物单位计量。

1.2.3森林资源资产森林资源资产是在现有认识和科学水平条件下，进行经营利用，能给其产权主体带来一定经济利益的森林资源。

森林资源资产的分类：①按其形态可划分为林木资产、林地资产、森林景观资产和森林环境资产等。②按经营管理的形式划分为公益性森林资源资产(如防护林)和经营性森林资源资产(如用材林资产、经济林资产、薪炭林资产和竹林资产等)。

2森林资源和林业管理理论基础

社会性管制范文篇6

药品市场的监管范围研究事实上是探讨政府对于药品市场的作用范围，即对于药品市场而言，政府可以管哪些事项，不可以管哪些事项，对于应该管的事项监管到何种程度。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关注作为监管对象的药品市场，即此处的药品、药品市场究竟是指代什么，对于药品市场的监管是管什么，唯如此我们才能明确药品市场监管范围的边界。

(一)药品的范围

作为监管对象的药品，按照《药品管理法》附则的规定，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①]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药品专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因而其不包括用于植物和动物疾病的农药和兽药;第二，药品是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这就与保健品和化妆品区分开来;第三，药品既指非特殊管理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也包括特殊管理的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及放射性药品。

(二)药品市场监管的内涵与范围

在明确我国药品内涵的前提下，上述分析表明，药品市场监管主要是指对药品研制、生产、经营、销售、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的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也包括监管主体对药品市场公共产品的供给服务，但不包括对药品市场的宏观调控，也不包括对药品产业的行业管理职能。事实上如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兼宏观调控、市场监管、行业管理于一身。则其在行使市场监管职能时，不可避免要受到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干扰，市场监管将背离其初衷，将无法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兼得。市场监管的目的在于增进公共利益和合法私人利益，并使之避免或减少由个体经济决策(生产、销售及价格行为)带来的损害。

药品市场的监管重在对药品研制、生产、经营、销售、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的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其目的在于确保药品安全有效。在经济学家看来，政府管制是政府干预经济、弥补市场缺陷的一个重要举措。政府管制一般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经济性管制主要是针对自然垄断和存在信息偏差的领域，主要是为了防止发生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确保利用者的公平利用。政府依据法律，通过许可和认可等手段，对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价格、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投资、财务会计等有关行为加以管制。而社会性管制是指“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防止灾害为目的，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伴随着提供它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标准，并禁止、限制特定行为的管制”。[②]对于药品市场监管而言，其究竟归属于经济性管制还是社会性管制?有学者认为：药品产业管制主体上属于以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健康为目的的社会性管制，其旨在“从制度上保证消费者获得更多的药品信息和医疗保健服务，从而尽量降低交易成本和健康风险”。[③]本文认为对药品市场的监管则融和经济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于一身，主要以社会性管制为主。对药品市场的监管既有市场准入管制、价格管制等经济性管制的内容，也有药品质量安全管制等社会性管制的内容。

二、我国药品市场监管范围存在的问题

(一)药品市场监管范围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于药品市场的监管在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所不管到市场经济体制下

有所管有所不管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体现如下：

1、就药品研发而言，监管缺位。我国目前尽管已经成为医药大国，但我们的药品研发与创新能力欠缺。如在国内销售的药品中，只有3%是我们自主开发的。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发展植物药较早的国家，但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植物药，我国仅占396。中国生产的化学药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寥寥无几。我国生产的西药品种中，98%是仿制品。药品研发不足带来的后果在于新药品欠缺，民众得不到需要的药品，民众的生命健康处于危险之中。药品生产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多，产品结构失调，市场混乱，无序竞争。药品研发的不足透视市场监管的缺位，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新药研发的成本和风险。就前者而言，多采取政策支持、扶助或者给予优惠措施等手段鼓励市场主体的药品研发：就后者而言，或者政府购买研发出来的药品，或者给予研发出来的药品相应的专利保护，以确保药品研发者的利益。但应当注意的是应蛤予研发出来的药品以相应的专利保护，但避免形成垄断，即对研发新药的专利保护有一定的期限，鼓励非专利药的上市，形成药品市场竞争的良性秩序。特别是事关公共安全的公共药品的研发，政府应承担责任，或者政府直接研发，或者政府与企业签订合同，政府提供帮助与支持，利用企业的专业技术优势研发，并购买最终的产品，提供给民众。但我国目前对于药品研发的支持与关注不够，对药品的专利保护不强，监管缺位。

2、就药品生产而言，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由于药品的研发创新不足，导致我们的药品生产品种不能出新。我国生产的西药品种中，98%是仿制品。在此前提下，众多的企业竟相重复生产同一品种，致使普药生产出现结构性过剩。中国药品生产企业，大多数为中小企业，药品市场整体管理水平不高，市场混乱、无序竟争，严重阻碍医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且也是假冒伪劣药品屡禁不止的深层根源。药品生产存在恶性竞争，药品生产企业或者降低药品的原材料成本，或者在生产环境上降低要求，甚至直接生产假药，以节省成本，获取利润。由此导致生产出来的药品质量不能保证，存在潜在危险。上述问题的发生表明对于药品生产的监管存在缺失，许可药品生产企业的设立，往往忽略了生产药品的市场需求和地域需求，忽视药品产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规划。对药品生产企业审批之后，疏于生产过程中的监督，无法在生产过程保证药品的质量，确保其安全有效。

3、就药品的流通过程而言，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百业经营药品，高定价高回扣作为主要促销手段，流通渠道混乱，假冒伪劣药品充斥市场。对于药品流通的监管，则存在缺位和越位的问题。

三、药品市场监管范围重新确定

(一)药品市场监管范围的确定标准

事实上，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或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划分，是随着生产要素的变化、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因为不存在一个长期不变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就不存在一个职能范围和职能作用一成不变的政府。

但对于药品市场的监管范围的确定，以下几个原则是可以肯定的。

市场经济属于私人产品生产的领域，政府属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则，没有这样一条边界的划分，政府介入私人产品的生产领域，或者公共产品领域适用于私人产品生产的规则，都不能得到很好的结果。

凡是由其他社会组织所能做的事情，政府就不应该介入，更不应该大包大揽的亲自出面来进行。例如经济活动本身是经济组织的事情，但在传统体制下，政府则不恰当的充当起经济活动的组织者，甚至对经济活动的要素:人、财、物直接进行调配。这一方面造成以政府调拨、分配的机制取代了市场机制，资源无法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作为经济活动者的企业缺少积极性和活力，只是被动的接受指令。因此，政府应当退出经济活动领域，不在具体从事经济活动。

政府不再无所不能、无所不管，政府作为公共组织，其基本职能就是维护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一是要制定规则，以确立个人、社会组织活动的规则;二是依据这种规则进行管理，将纸面上的规则变成生活中的状态，形成每一社会组织或个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

市场监管的范围就是市场失灵的部分领域。市场机制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可以有效的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市场机制本身亦非万能，它具有种种的缺陷和不足。具体体现在:第一，市场机制难以解决外部效应问题;第二，市场机制无法防止垄断;第三，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第四，市场机制不适应于公共物品的有效生产;第五，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问题;第六，市场经济不能解决国民经济的产期发展问题。等等。市场失灵的存在，说明政府干预的需要。政府干预的范围自然不能超出市场失灵的范围。但市场监管的范围仅针对其中的第一、第二、第四项，对于第三、第五、第六项则属于宏观调控的范围。

按照上述原则，考虑确定药品市场监管范围的制约因素，药品市场监管范围的确定应遵循如下标准:

1、有效性

药品市场监管管什么?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药品的有效性。药品是用来预防、诊断、治疗人的疾病的，因而药品必须对症，具有效用，无效的药品即使再安全，也不应进入市场。

2、安全性

药品市场监管不仅管效用，而且管安全，即关注药品的质量，药品应该对症有效，同时不应该对人体造成损害。事实上，药品常分为以下四类:安全有效;有效但毒性大:无效且毒性大;安全无效。对于有效毒性大的药品进入市场是非常审慎的，仅在特殊的情况下才采用。无效毒性大的药品、安全无效的药品均禁止进入市场。

3、创新性

药品作为一种高科技的商品，创新性是药品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但药品创新的特殊困境决定了政府应鼓励对新药的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政府对创新性的监管体现在通过制定和完善医药领域内的新药监测期和专利保护制度，保护企业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使企业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新药上市后的垄断利润，从而可以继续增加研发投入，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制药行业的发展，另外，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定鼓励新药研发政策来激励药品创新。

总之，我国对于药品市场的监管注重两个方面:即一方面保证药品的安全和有效，另一方面鼓励对药品的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

（二）药品市场监管范围的具体确定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药品市场的监管存在缺位、越位的困境，药品市场的监管范围需重新确定。具体到药品市场的各个阶段，市场监管的权限边界在于：

对于药品的研发阶段而言，市场监管限于：第一，鼓励药品企业研制开发新药，防止低水平重复，为企业和研究单位进行新药的研究开发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第二，提高审评质量，统一审评标准，以利于公平竞争，促进新药研制和生产健康发展。第三，建立优先审批制度，对一类新药、首家申报临床研究、治疗疑难危重疾病及因技术创新使仿制药品成本明显降低或质量显著提高的，给予优先和加快审评。第四，严格控制对同一品种的研制、开发，减少重复研究造成的资源浪费。第五，对新药技术转让实行宏观控制，从生产单位数量、剂型技术含量、GMP等方面进行控制，避免多家转让生产造成无序竞争。第六，对研制成的新药，延长保护期，从而更有利于新药研制。可见在新药研发阶段，市场监管限于制定规则，维护竞争秩序，确保研发药品安全有效。

对于药品的生产阶段而言，市场监管限于：第一，确保生产主体适格，即药品生产企业须符合法定的条件，还应当符合国家制定的药品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防止重复建设，其设立需经审批。医疗机构配置制剂也应得到许可。第二，保证药品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药品安全有效，即生产出来的药品应符合GMP标准。第三，确保生产过程符合对药品标准和生产工艺的管制规定。第四，确保药品生产企业所需的原料和辅料符合规定的标准，符合药用要求。药用要求大多在于符合药品标准，不得对药品的质量产生不良的影响;应到符合规定的单位购进，并按规定入库等。

对于药品的审批上市阶段，市场监管限于：第一，严格审批新药，确保药品的非临床研究符合GLP标准。第三，进口药品注册。第四，仿制药品审批。

对于药品的经营阶段而言，市场监管限于：第一，确保经营企业适格。开办药品经营企业必须经负责药品监督管理行政机关事先审批，经审查确认符合法定条件，方可准予开办。开办药品批发、零售企业必须符合基本的条件。第二，确保药品经营企业按GSP的标准经营药品，在药品经营环节保证药品质量。第三，审批药品广告，检查药品广告。对于处方药可以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上介绍，但不得在大众传播媒介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以公众为对象的广告宣传。非处方药可以在大众传播媒介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以公众为对象的广告宣传。第四，规范医疗购药行为，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此外对于药品上市之后的整个流程而言，市场监管还应包括：药品上市后的再评价。新药在经过严格的动物试验和临床研究后被批准上市，但上市前的实验研究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如病例少、研究时间短、试验对象年龄范围窄、用药条件控制较严、目的单纯等，一些发生频率低于1%的不良反应和一些需要较长时间应用才能发现或迟发的ADR、药物相互作用、更多人群应用的有效性等均未能发现。因而为保证药品安全，市场监管应包括药品上市后的再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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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王生田著:《药事管理学概论》，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25页。

[②]参见【日】植草益:《徽观规制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③]参见余晖:《中国药业政府管制制度形成之障碍分析》，载《管理世界》1997年第5期，第126页。

社会性管制范文篇7

何谓服务型政府？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提供私人和社会无力或不愿提供的却又与其公共利益相关的非排他性服务的政府。有的学者认为服务型政府是指政府由原来的控制者改变为兴利者和服务者，意味着施政目标由机关和专家决定到由民众希望和合法期待来决定，政府以控制管理为要务转变为以传输服务为要务，管理目标由经济领域转移到公共服务领域。不管怎么说，从上述定义来看，服务型政府主要是针对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大包大揽和以计划指令、行政管制为主要手段的管制型政府模式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与管制型政府相比，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含义。

1.从理念上看，服务型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和官员必须树立“民本位、社会本位、权利本位”的思想，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让渡，政府为人民服务是天职，人民的利益至上，政府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此同时，政府还必须从一味强调按章办事和对特定“功能”权威“结构的服从到强烈的当事人取向和对“使命”公众和“成效的认同，充分考虑公众的具体情况和需求(而传统管制型政府的理念则停留在”官本位、政府本位、权力本位的基础上，政府利用公共权力主要是维护统治秩序和对社会实施管制，公众和社会的主导性和自主空间很少。

2.从政府的职能范围来看，管制型政府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而建立，因此对市场和社会的介入是无孔不入，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主要体现。职能也无限膨胀，职能设置上的不合理使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而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职能是有限的。政府要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市场，政府主要是做市场和个人不能做、不愿做或做不好的事情，即主要是提供维护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性的公共服务。维护性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财产权利和公民权利、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这是服务型政府的基石(社会性的公共服务主要是指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性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主要体现。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意义

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是一个口号的提出，更重要的是，它将要求政府从施政理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手段等各个方面，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和变革。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还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具体的说:

1.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应对全球化趋势，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需要入世最大的挑战是对政府的挑战。

2.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府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构建服务型政府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发展的重要趋向。

3.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

4.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执政为民，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5.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三、构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策略

服务型政府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政府的宗旨，依据服务需要确定政府的主要职能和机构设置，设计运行机制和程序，以公民对服务的满意度来评估政府绩效，寻求社会公正主导下的社会效率并突出政府责任的一种公共行政范式，其实质是以服务为核心构建的，致力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发展的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具有以下特色，他们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基本方向：

1.建设一个透明的政府。透明是指政府秉承信息公开的原则，使公众清晰地知道政府在干什么、怎样做以及效果如何。

2.建设一个参与的政府。公民参与和实现行政民主化的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服务型政府本质上要求政府必须是公民参与型的，因为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公民，只有在公民参政的过程中、政府才能了解公民需要什么，要求政府提供何种服务，以及如何有效提供这种服务。

3.建设一个有限政府。政府的有限性体现在政府能力和政府权力两个方面。从政府能力方面看，随着万能政府的失败，人们认识到，正如存在市场失灵一样，实际上也存在着政府失灵。

4.建设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政府责任是指政府滥用权力以及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很好地履行服务义务时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道德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5.建设一个回应性的政府。回应性是指公民偏好与实际政策及公共供给之间的一致性。

6.建设一个法治的政府。当前的紧要任务是制定和实施《行政程序法》来规范政府的行为，同时便利公民对政府的监督。

7.促进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扁平组织结构是一种高度分权的组织类型，它是服务型政府在体制上的特征。

四、结语

服务型政府范式以服务作为其核心概念，并把服务贯穿于政府过程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政府围绕“服务”开展工作，也以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来评估政府活动的绩效。服务型政府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它具有社会公正、责任性和社会发展三个基本内涵，它体现了政府服务的价值导向和公民对政府的最终控制。

参考文献:

[1]张康之: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J].人文杂志，2001，（3）：55—59.

[2]张成福:责任政府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75—82.

[3]刘国权:国际竞争力理论及其发展[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2）：39—41.

社会性管制范文篇8

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

3.3我国政府规制（监管）发展前景

在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笔者认为，加强社会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为社会性管制涉及劳动保障、消费者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这些都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所以加强社会性规制（监管）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性规制（监管）是要放松还是加强，可以从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规制（监管）的原因来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问题。当一项经济活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预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领域就可以放松规制（监管）或者让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给市场。在有些领域，并不是一概而论是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应当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来考虑。例如，电信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存在定价悖论、效率悖论、负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所以现阶段政府进行规制（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电信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允许国内外新企业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电信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领域，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电信市场的放松规制（监管）是一个慢慢放手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1］金泽良雄，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3］吴弘.市场监管法的基本理论问题［J］.经济法论丛,2006,(5):29.

［4］丹尼尔•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5］金泽良雄,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6］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卢炯星.经济法中的市场监管法若干理论研究［J］.经济法论丛,2006,(5):2830.

［8］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社会性管制范文篇9

[关键词]政府监管必要性问题对策分析

政府监管又称政府规制、政府管制,即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具体表现在政府对市场与社会的监管,即政府的外部监管,也就是广义上的政府监管,而不包括政府对于自身的监管。它的手段包括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所谓经济性监管,是指通过制定特定产业的进入、定价、融资以及信息等政策对主体行为进行有效的调整,以达到避免出现竞争主体过多或过少而引起过度竞争或竞争不足,造成资源浪费或者配置低效率,妨碍社会生产效率和服务供给的公正、稳定。经济性管制主要包括价格管制、进入和退出管制、投资管制、质量管制、信息管制等内容。社会性监管是指政府根据社会发展、运行中存在及暴露出来的问题通过制订相应的政策措施来约束和规范个人及组织的行为。

一、我国政府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在认识到加强政府监管必要性的基础上,回过头反思当前我国政府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做到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管有的放矢。

首先,政府职能不清。从总体上看,现代预算制度的缺失、公共审计的不完善、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方面划分不合理,导致了为全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效益不佳。在管理体制上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很多政府主管部门同时扮演着事业单位的资产所有者、政策制定者、付费者、监管者等多重角色。其根本缺陷是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政府多重角色之间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妨碍了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改进。

其次,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在社会公共服务各领域都设立了相关的“负责”机构,但事实上,各主管部门的责任或者是模糊的,或者是不合理的,“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非常普遍。僵化、交叉、不透明、不可问责的管理体制导致了目前公共服务出现的价格、质量、效率和覆盖不足等问题。

第三,监管规则不完善、执行机制不健全。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律法规体系。但监管规则体系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规则体系缺乏统一性,不同位阶和部门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地方法规与国家法规之间存在矛盾;法规体系陈旧落后,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规则的执行机制不健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过于密切的关系,使得监管规则很难得到有效执行;政事不分还使得规则执行缺乏公平性;现有的司法体制和行政管理能力也制约了规则的执行能力。

最后,监管治理机制不健全。在政府对公共服务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仍然发挥着主导甚至惟一作用,包括行业协会、消费者保护群体、服务提供机构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如媒体的作用未得到有效调动。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监管的措施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应在完善公共服务体制的过程中加强政府监管。有效的监管体系,对于公共服务事业改革和持续发展,对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完善,对于有效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的建立,都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公务员之家

第一,应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的法律框架。在宪法层面进一步明确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义务,要求政府采取的措施,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以保障全体公民享受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共财政制度,建立规范的财政供养制度,并通过相应法律,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同时,还应明确政府、公民和不同形式的组织部门在提供消费公共服务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第二,要建立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现代监管体系。强化政府监管职能,形成包括完善的法律环境、专业化的行业监管机构,多种行业自律组织、多级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多渠道的传媒和公众监督在内的现代监管体系。改变政府部门自己制定政策、自己执行政策、自我进行评估的格局。公共服务领域的监管体系建设,应该纳入到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安排之中。

第三,政府要公平对待参与市场交易的各种市场主体。而政府监管监管内容必须清楚,监管程序必须完善,监管过程必须透明。建立一支包括行业专家、经济学家、律师、会计师、财务分析师等组成的稳定的专家队伍。要及时而公平地进行监管执法,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且监管机构必须独立于被监管主体。

第四,要更加强调对监管者的监督。理论上讲,作为监管者的一个机构、部门或个人,也具有“经济人”属性。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部门及其人也存在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问题,而以前的许多理论,通常是假设政府是社会利益的代表,是全局和长期利益的代表,是正义和公正的化身。而实际上,尽管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其本身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也是有自身利益的,同样具备“经济人”属性。如果在制度安排上,不能对监管者进行有效的制约,监管者就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制定出一些不合理的政策,行使一些不公正的监管。所以监管者必须进行信息披露,监管的规则、程序、决策要公开透明,这样社会才能向它监督,否则,老百姓不知道它在做什么,如何监督呢?具体的监督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舆论监督;二是通过行业协会监督,行业协会代表行业的利益,可以监督监管者,对其进行批评、异议;三是监管的重大决策,可以采取听证会等方式;四是审计监督;五是各级人大应常设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监管者进行监督;六是贯彻落实《行政审批法》、《行政诉讼法》等;七是加强党内监督,比如纪检和先进性教育等。

参考文献:

[1]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3]中华新闻网.新经济导刊,2008.

社会性管制范文篇10

一、自然垄断产业概念及特征

传统的自然垄断是指由于生产技术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递减，从而最小有效规模要求只有一个企业生产。自然垄断产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规模经济非常明显，独家垄断经营小于多家分散经营的成本之和；二是有大量的“沉淀成本”，资金一旦投入，就很难收回，也很难改作他用；三是这些产业中的多数服务和产业是公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需要保证提供的稳定性、质量的可靠性和依赖性。一个国家的电力、煤气、电信、邮政、铁路、航空等产业，一般是传统意义上较为典型的自然垄断产业。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改革的深入，自然垄断产业的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开始注重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在实行政企分离、政资分离、业务分拆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对国有经济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必要性

自然垄断产业容易产生的问题和固有的弊病基本有以下三种：第一，经营目标双重性导致利益难以协调。自然垄断产业的经营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他的经营目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经营者他要追求经济目标；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垄断的公益性，他又要追求公共目标。公共目标要求以较低的价格和较高的质量服务于公众，让利、施惠于公众，自然导致其经营性亏损，这样使其处于两难的境地。第二，垄断地位的滥用。由于自然垄断产业的特殊性，经营者往往会利用其独有地位，收取垄断高价，服务质量低下，甚至附加种种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第三，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不足。自然垄断产业大多数是国有国营的，由于体制和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其内在的经济扩张与私人企业相比，明显显得不足。另外，由于没有实际和潜在的竞争者，他们没有竞争的压力，往往不注意加强管理，最大限度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垄断产业是我国国有经济最集中的领域。我国垄断产业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是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经营性垄断，而是行政体制与行政权力造成的垄断。我国产业的行政垄断，就其根源而言，有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但主要是在转轨过程中形成的。从产业关联的视角看，垄断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构成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基本投入，垄断产业向全社会转嫁其低效率运营的结果，必然降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效率，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纵深推进的新形势下，垄断产业能否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平台，事关国民经济的总体竞争力。

三、中国电信改革实证分析

在1988年和1994年国务院两次确定了原邮电部政企分离和邮电分营的改革目标，但是直到1998年之前，我国电信业的基本体制特征仍然是政府部门直接垄断经营公用电信业，电信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投资等都严格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投资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1998年以后，我国电信业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做法是在邮电部、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部成为了我国电信业新的政府管制机构，对电信实行宏观管理，而不再直接从事电信经营。随后又进行了邮政和电信分家，中国电信成为一个独立经营的电信运营商。改革前，1949年～1993年管制部门是邮电部，经营部门是部级电信总局（中国电信）；1994年～1998年管制部门是邮电部，经营部门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1998年～2001年管制部门是信息产业部，经营部门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吉通、中国铁通。

在电信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由于电信自身的特点，我国基本上采取逐步开放的原则，即先开放增值电信业务，然后开放数据和移动通信业务，最后开放基础电信业务和基础通信设施。目前，我国电信市场主要有6家基础电信企业和4400多家增值电信、无线寻呼企业相竞争，形成了不同规模、不同业务、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共同发展和相互竞争。十年以前，以联通公司进入电信市场为标志，我国拉开了自然垄断产业从垄断走向竞争的改革序幕。改革提高了电信业的效率，也使社会福利明显增加。

四、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政策建议

1、放宽市场准入，引进新的竞争者。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价格和市场准入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而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机制是有效率。那么，解决行政垄断问题就必须开放政府垄断的行业和市场，扩大市场竞争范围，在垄断产业取消政府依据市场容量测试设置的进入壁垒。放宽市场准入意味着允许新的市场主体特别是非国有市场主体进入垄断产业，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只限于分拆之后的原有企业之间开展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效率，解决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一些难题，而且对于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竞争秩序和廉洁高效的政府，有长远的意义。加快垄断产业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彻底剥离企业的政府职能。随着市场化改革实施，把政府管制的理念、职能，由保护生产者利益调整到兼顾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强化公众利益上来。形成企业在同一市场上进行有效竞争的格局。目前，对垄断产业最大的改革措施就是进行市场拆分，但是拆分的结果只是使市场有过去的独家垄断转变成区域垄断。实践表明，建立在区域垄断基础上的竞争没有触动石油天然气产业和基础电信服务的垄断结构，不能等同于同一市场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发展直接竞争，打破区域垄断结构，是我国垄断产业改革的根本出路。

2、实施市场重组，推进产权改革。行政拆分重组应当与以资本为纽带的市场重组和投资体制改革结合进行，注重产权结构的优化，实现产权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在垄断产业全面推进股份制改革，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国家应该明确在垄断产业实行鼓励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使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相互渗透和融合。淡化绝对控股，注重相对控股。改变垄断产业主导企业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所有制结构，增强企业资本实力和国有资本控制力。

3、适时放松价格管制。价格竞争是全部市场竞争的基础。我国垄断产业的价格机制，多是针对政企合一和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情形制定的。在保持垄断经营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放松价格管制的结果，只能剥夺消费者剩余，使得垄断产业获得超额利润。在打破独家垄断格局之后，政府主动要考虑开放价格的行政管制，坚决而稳妥地完成从价格控制转向市场竞争定价的体制。对于开放价格后可能引起的企业亏损甚至行业亏损，可以通过改进管理，增强产权和预算约束，加强市场重组，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来解决，即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竞争带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