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观范文10篇

社会文化观范文篇1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社会文化观范文篇2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

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

三、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现行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问题

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

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

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社会文化观范文篇3

关于知识经济问题，是我国学术界当前正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总的说来，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它的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什么是知识经济？现有相关文献的阐述大同小异，多是引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下的定义。

我个人的认识是：“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以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自然就可保待长期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上述关于知识经济的界定中，广义理解的创造性知识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呢？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胄先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即涉及到“非人性化”（dehumanized）与“人性化”humanized）的问题，如果知识经济只涉及到非人性化的技术问题，那就只能称之为技术经济，而不是知识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创造性知识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是人的大脑的产物。但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人，而是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而存在，总是生活在定的社会关系中。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的大脑能个能独立自主、精神焕发地进行创造性思维，从而相应地产生创造性知识，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它首先同人们所处的大环境、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它有个性（独出心裁）、富有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而要使真正具有上述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得以自由驰骋，从加使异彩纷呈的创造性知识得以源源不断地大量涌现，又有赖于与此相适应的催人奋进的社会大环境的激发和孕育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正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总是带着极其美好和仰慕的心情，追思我国公元前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和西欧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这是中、西文化史上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真正的“思想大解放，科学、艺术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创造的时代，也是科学、艺术上英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这两个中、西文化史上黄金时代所产生的订多出类拔萃的大师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闪耀的思想光辉，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处的伟大时代精神的生动反映，至今仍熠熠生辉，令人无限敬仰。

关于创造性人才（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辈出与社会大环境的关系，我国晚清大学者龚自珍对此也有极为深切的感受。从他所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九州生气情风雷，万马齐暗诚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可以看到，其中的前两句充分反映了他对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禁锢压抑了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无限惋惜和哀叹。而后两句则充分表达了”他强烈要求进行社会变革，为创造性人才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的热切追求和无限向往，因而他的这一寓意极为深刻的诗篇，就是今天读来，也足以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由于知识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同每个人的精神状态紧密联系的，因而它就决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问题，而应首先看作是社会文化问题。发展知识经济，使它真正为人民造福，首先要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的独立和人的尊严，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以人为本、技术为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激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促进知识经济迅速而健康的发展，提供无穷尽的精神和智慧的源泉。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同宏观与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一）从宏观上看

首先要明确，在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要形成和发展知识经济，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果没有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以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扑面而来的以创造性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将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和结果，从而使我国又将失去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即导致我国经济的发展将无法融入世界性知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

那么，知识经济为什么必然会同我国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水火不容呢？

从社会文化观看，须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谈起。

关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正如“在其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当时，根据提出的‘一边倒’的国策，在经济上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国家所有制，所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集体所有外，都属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国家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大统一’的直接管理；在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经济体制上的‘大统一’，要求文化上的‘大统一’与之相适应。‘大统一’的文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出一元性、依附性和驯服性的显著特点。

一元性是指强调‘社会本位论’，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分子，不应有独具‘个性’的自我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正当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要求每个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否则，就会被诬为‘个人主义’严重而受到批判。

依附性与一元性相联系，强调任何人不能游离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之外，其工作和生活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组织，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层层依附于上级的金字塔式的依附网络。

驯服性是指强调个人对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不容任何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任何‘越轨’之处。要求人们以做组织的‘驯服工具’为荣。

这种‘大统一’的文化，一方面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社会成员中极少数先进英雄模范人物‘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相等同，严重脱离社会客观实际，势必导致‘假、大、空’风气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它对人的‘个性’的扼杀，也对社会成员主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起到严重的窒息作用。”由此而形成的知识界“万马齐暗”的局面，怎么有可能为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无限生机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呢？

市场经济体制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自由而普遍的商品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其基础是确认交换双方地位的平等，并不因金钱或权力、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又有利于调动人类可贵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即我国优秀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第一》)和“止于至善”(《大学·孔经》）的精神，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表现为力求达到永无止境的更加完美境界的精神。经济生活中这种精神的发扬，有助于促进人的人本立场、主体意识和人性智慧的回归。从而可以为知识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奠定牢固的人文基础。

从以上关于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宏观基础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所涉及到的首先是社会文化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对有关问题如果不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就有可能使人们的认识陷入机械论或工具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二）从微观上看

再从微观上看，在企业内部建立合理的权力结构，实行真正民主的、人性化的管理，借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奠定微观基础，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本来西欧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TheRenaissance）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已经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使广大公民（citicens）至少从理论上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如可参与议员和总统的直接选举等等。可是，在企业内部，长期以来，所实行的仍然是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化管理，广大员工仍处于无权的状态，他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为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控制。从而使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智慧和创造力，因受到种种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

如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的落实自然无从谈起。

本世纪中叶以来，在西方企业内部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Movement）正是以彻底改变上述违反历史进步潮流的情况，作为其基本出发点。“‘产业民主运动’认为，企业内部传统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管理权力结构，必须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使之与反映历史进步潮流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相适应。即认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天赋人权’的思想，不仅要体现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同时也应体现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广大员工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处于无权的状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将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管理转变为横向（扁平式）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借以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从而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HumanizedOrganization）。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为知识经济在企业内部生根、发芽、结果形成广泛的人文基础。企业经营目标是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会计，作为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信息和智力支持的“决策支持系统”，其一切活动，也应以企业的经营目标为中心，力求能卓有成效地促进和服务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

应怎样界定企业的经营目标？国内外各相关学科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我认为，其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又同人们对人性（personality）怎样认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美国学者AbrahamH．Maslow是研究行为科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本世纪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论”（HierarchyofNeeds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5个等级，依次是：①生理的需要：是指衣、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的需要。②安全的需要：是指人的生活及其生命、财产能得到安全保障的需要。③友好与归属的需要：是指人进入组织后，组织成员之间相互信任、友好相处，成员对所在组织形成归属感的需要。④尊重的需要：是指人应受到尊重，在组织中形成自重、互敬的良好气氛，进而激发人们对所从事的工作产生自豪感的需要。⑤自我实现（Self－actuality）的需要：是指人对完成自己矢志献身的创造性事业，可从中得到最大自我满足的需要。这种自我实现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以上5个层次的需要，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

我感到，对AH．Maslow的理论．也可从另一角度来领会，据以把人依次分成三种类型，即经济人（Economicman）、社会人（Socialman）和文化人（Culturalman）。意思是可粗略地认为：侧重于第1、2层次的人属于“经济人”；侧重于第3层次的人属于“社会人”；而侧重于第5层次的人属于“文化人”；而第4层次则介乎第3层次与第5层次之间，既同“社会人”有关，也同“文化人”有关。

对人的类型作这样一种分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认为可以作为确定企业员工的个人目标和作为由员工组合而成的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客观依据。

具体地说，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前期，本世纪初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学家认为，企业的组成人员，都是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进行活动的“经济人”。企业整体的生产经营，也遵循“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因而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是“利润的最大化”。对员工的激励也主要运用经济激励机制。

当工业经济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行为科学家则认为，不能把企业的“组成人员看作是只寻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应把他们看作是具有感情、思想、需求。爱好和主动性、能动性的‘社会人’。因而认为，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位，是一种社会的有机联合体。在这种社会有机联合体中，不存在像‘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个单一的可以普遍适用的经营目标。从长远的观点看，应把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看作是它的总体目标。……必须努力消除以‘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可能导致企业侧重短期行为的种种消极因素。除利润之外，还必须同时在科技开发、产品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人才开发、生产安全、技术装备水平、生活福利设施等各个方面同时下功夫，才有可能为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奠定牢固的基础。与此相联系，企业的员工作为‘社会人’，不是单纯‘经济人’，他们的个人目标也是多样化的，应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需要等各个方面，并不会以单纯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其唯一目标。因而，对人们的激励因素也不能局限于经济因素，而应同时包括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各个方面。”

当工业经济进一步向知识经济转变，企业的组成是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他们已经达到‘文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企业作为由文化人组成的集体，它们的生产经营当然不会以工业经济后期“企业本位”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更不会以工业经济前期所采用的“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而会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和要求，采用以服务于“社会本位”的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作为经营目标。这种更高层次的多元化因素，从根本动力上看，必然是以非功利性因素作为主导。这是因为以“文化人”为主体组成的知识经济社会，是高度文明的社会，根植于这种大环境的企业，自然会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恢宏的气度，力求应用它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不断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创造尽可能多的新价值，借以为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如资源、环境、教育等众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尽时能大的贡献。总括地说，企业的经营目标，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到“企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样化”，到“社会本位的经营目标的多元化”，反映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中，财务会计能最直接有效地为实现较低层次的

企业经营目标--“利润最大化”服务，而管理会计则有更广的活动空间，即可为实现较高层次的企业经营目标--“企业本位的多样化的经营目标”和“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服务。特别是能更有效地为较高层次的根植于知识经济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多元化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服务。

（二）“决策支持系统”从为“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转变为同时为“倒金字塔式”和“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服务

我们曾较早地撰文论述管理会计是“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其首要职能是从事决策的研究工作。问题在于：我们原来在这一方面所作的论述，是以纵向的金字塔式的集权化管理模式为基点的。因而对“决策支持系统”如何进行决策研究，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为企业最高领导人进行最终决策的金字塔式的“决策系统”提供信息与智力支持。这种认识显然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它既不符合“产业民主运动”的要求，也同知识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总趋势不相适应。因为知识经济既然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重要的核心生产要素，而知识又是深藏于广大员工大脑中的精神财富，是不可能依靠外力的强制（如通过上级的发号施令）把它挖掘出来的。唯一的办法，是形成一种新的有效的机制，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自身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他们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企业管理原来的权力结构，即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性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化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即坚持员工本位的原则，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了解的情况，善于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形成“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系，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企业对客观环境、条件变化的灵活反应能力，从根本上消除在集权化管理模式下凡事要层层请示汇报才能采取行动、势必贻误稍纵即逝的时机而造成损失的严重缺陷。

在建立了“倒金字塔”决策体制以后，企业的高层领导应怎样实现其领导职能呢？我认为，宜实行较为超脱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鼓舞性领导方式”（Inspirationalleadership)或称“支持性的领导方式”（Supportingleadership），进而收到“官闲民乐”的效果。这里所说的“官闲”，并不是指采用“倒金字塔式的决策体制”，企业的高层领导可以无所事事，而是指他们应尽量避免去直接干预其所属各层次、各单位广大员工所从事的日常具体事务，而应集中主要精力去研究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从宏观上对企业整体性的发展进行高屋建瓴式的谋划；而“民乐”，则指广大员工在遵循企业总的经营规范的前提下，可以独立自主。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而不致于经常受到外来的种种无谓的干扰。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一种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的条件，有助于促进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尽所能，才思泉涌，从而创造出尽可能优良的业绩，为企业整体的健康发展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

管理会计，作为决策支持系统，应怎样做才能同上述新的决策体制的要求相适应呢？我认为，上述新的决策体制对“决策支持系统”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因为前者要求后者：

既眼睛向下——为企业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提供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沟通网络，为他们进行日常经营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又眼睛向上——为企业高阶层领导进行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决策提供信息、智力支持。

这样上下结合，使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战略与战术互相贯通，就可收到最优的整体效果。

（三）管理会计将从“财务会计”的“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转变，走上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原有的工业经济，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是无法解决的。因而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要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较具体地说，从历史上看，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以后，如果还有剩余，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地主，只会把所占有的资产积存起来，甚至把它埋在地下也就是他们只会存钱，不会用钱，更不会把所占有的资产拿去投资，使资产转化为资本，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像“资本”或“投资”这样的经济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占有资产的人要利用会计记账，只要用“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就够了，因为要掌握资产占有量的增减变化，只需要了解期初原来存多少，本期新收到了多少，本期用掉了多少，最后得出期末还存多少、用公式表示，就是：旧管＋新收－件除＝实在，十分简单明了。

社会文化观范文篇4

【关键词】文化观；文化自信；文化强国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在社会活动中通过劳动以及参与人与人之间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总和，这就首先明确了文化的创造主体是人本身，其次又明确了文化的创造过程是参与劳动和交往。人不能是孤立存在，从根本上来讲，人即为所有社会关系的整体总和，在这种社会关系里，创造的过程中持续总结规律经验，最终创造出来的就是文化。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就在持续加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地促进、加强国民群众对其文化的自觉和自身文化的自信。我国在继续坚忍不拔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前提下，结合具体的国情，开创了一条属于中国特色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强国之路。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底蕴内涵

作为实践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将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的根本前提，强调的是要从世界观的角度出发，来认知和研究社会中产生的文化现象，不断总结文化的发展规律，进而能够将其为建设社会文化提供有益的指导。在认识论中，马克思主义强调，认识是从来实践中而来，在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并被实践不断地反馈检验其真理性，人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前提，在这种实践中人们不断地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成果，这一过程又叫作对象化活动，同时又在这种创造活动中发现规律、认识规律、总结规律，并为下一次的对象化活动积累经验、创造前提，这种经验规律即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精神文明成果，又叫作文化。马克思主义基础下文化观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也包含着辩证思想，一方面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出了人类文化，另一方面人类文化又能反过来影响社会实践的进步。作为发展的观点，文化作为社会实践得来的产物，在产生过程中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和影响。同时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一切发展成果都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社会的经济发展决定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文化又对经济发展有着能动的反作用，当社会文化成果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就会推动社会的经济长足发展，反之可能会起到阻碍作用，制约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不断总结优秀的历史经验，同时具有对落后腐朽文化的强烈批判精神，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强调文化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作为群众主体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仅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类文明，更创造出了优秀的精神类的文明成果。人民群众使用劳动工具，通过劳动过程，将社会的自然财富转化为人类提供生存、生活条件的物质财富，在这一过程中，又不断地积累经验，改进劳动工具，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人民群众又直接创造了艺术家进行艺术创造所需要的工具，同时为他们提供了物质生活资料。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就必须要首先承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二、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

我国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长久的发展历程不断积累了多元的文化成果。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所在，更是千百年来无数领导人不断的坚持和追求。改革开放初期，秉持着兼容并包的思想策略，大胆地做出开放决定，一时间国内外的多元思想充分涌流，相互激荡。彼时在紧紧抓牢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注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因为精神文明同样也是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重要部分。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也同样不可或缺。为了实现教育强国，党和国家做出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即面向现代化、世界和未来，并且规划出面向全体人民群众的义务教育政策，将资源极大程度上往精神文明建设方向聚集，从经济条件上克服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切阻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彰显出党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道路方向，这一点明确了我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具备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先进文化的提出，充分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发展特性。先进文化即是反映时展要求，激励社会长足进步，并且能够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新诉求的文化，同时因其自身的科学性，又能够不断地指引其他各种文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自十八大以来，世界发展态势大交融，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境下，我党提出了具有大格局的情怀与世界全人类范围担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方针。明确了当今的政治格局后，深知作为第一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和大国担当是能够影响世界整体格局的重要因素。这时仍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同时将生态文明的建立与发展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文化产品样式不断丰富，生态效能也在不断提高。党的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建议》中提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及其产业，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这就意味着，要始终在意识形态范畴下，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核心指导的地位，坚定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坚持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我国的文化建设事业。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能够加强和深化人民群众对自身民族的认同感，激发和促进人民群众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将人民群众的身心凝聚起来，增强民族团结；新时期不断强调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正是因为国家的文化产品是彰显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是关键载体，也能形成科学先进的文化产业。当今世界范围内，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了，更是逐步转移到文化领域，对于文化资源的保护和话语权也成了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

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对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启示

我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给中国革命带来焕然一新的面貌，就是因为牢牢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科学指南。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最根本、最精髓的核心，它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要克服多种错误文化观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之所以是先进科学的文化观念，就在于它是坚持实践基础上的文化观，它首先就要求要以各国基本国情的现实条件为转移，不能盲目地照抄照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瞩目的成就，现代信息技术设备的不断升级，也使得能够通过电子技术多方位、及时地了解全世界各地的状态，在丰富国民思想内容的同时，也给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冲击，主要表现为和民族虚无主义。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当受益于改革开放成果的80、90后逐渐成为承担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一些西方凸显个性的价值观慢慢冲击着当代青年的价值选择。必须要更加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肯定思想价值多元化的同时，坚决抵制如拜金、享乐等错误文化观及价值选择的不良侵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要始终以人民群众为发展主体。马克思主义提出，其思想是为无产阶级“量身定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也是被其创造和为其服务的。不断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调党要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更要发展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文化时也要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放在首位。人民群众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创造主体，又是文化成果的受众，因此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实现我国文化领域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要充分运用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文化的发展是与我国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成果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广，给人们带来了新鲜资讯和多元文化。网络新闻媒体作为多元思想的传播媒介，地位和影响不容忽视。对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要进行合理的利用，将其转换成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社会发展不断赋予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面对日新月异的发展状况，必须要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和监管以达到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地位的目的。现阶段，我国位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关键节点上，必须要物质及精神文明两手抓，以达到社会全面发展的健康态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我国文化领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坚持其主导地位，才能不断地创造出指导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新思想、新理论，同时又能创新文化成果，反映我国文化建设领域独到的智慧与能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8-61.

[2]田贵平.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三维解读[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社会文化观范文篇5

治理性文化观的实践维度

作为一个积极投身文化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本内特从来不像他的前辈们那样迷恋于书斋里的形而上思辨，而是坚持形而下的实验和反思。他不仅积极推进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和建制化发展，还努力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提供切实的智力支持，以知行合一的务实姿态，将治理性文化观运用于社会文化建设之中。第一，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文化政策考量。文化政策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包括经济学和政府行政两个研究视角。从文化研究这一维度进行文化政策考量，本内特堪称首创者。文化研究角度的文化政策研究与其它两者的不同在于，它不是注重于对文化政策的运行成本和经济效益的分析，也不是注重对政策制定程序与执行效果的估量，而是以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反思性视野为依托，分析文化政策在现代政府和文化间具有的互生关系。具体而言，包括“在组织特殊的政策领域中具体的文化话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作用被连接到更广泛的社会管理目标的方式和路径;文化资源被用于执行社会和政治任务时表现出的意义;批评话语被转换进政策过程和行政管理机制的方式;被各种不同政治团体运行获得的政策结果的社会基础，等等。”［5］(P4)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本内特多次声明，并不是用政策研究替代文化研究，或者将文化研究等同于政策研究，“毕竟文化研究中的许多议题并不需要———至少不是以直接或立即的方式———采用政策的视角。同样的，文化政策研究的存在现状也是芜杂不齐的，决不能被还原成曾对文化研究其他领域做出过贡献的理论传统，文化政策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径，比如在艺术管理和文化经济方面。”［5］(P4)本内特的意图是，改变传统文化研究对政策研究的歧视，改变将政策研究看作缺乏理论或政治兴趣的狭隘务实活动的态度，将政策问题置于文化研究的核心，采用政策视域来阐释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显然，本内特从文化研究视角进行文化政策研究的创举面临不少困难，因为文化研究向来注重“自下而上”的理论路径，批判和反抗是其首要目标和方法。而政策研究则需要“自上而下”的理论位移，不仅需要对社会体系终端的文化实践和文本作出政治分析，还需要对文化行为产生影响的顶层制度和文化权力进行研究，“文化政治的核心在于政策制定，制度性安排左右了文化生产和文化管理。”［6］(P56)本内特试图在这两种路径之间实现有效结合，即通过自下而上的实践经验和自上而下的理性反思，为文化政策的研究、制定和修正打开一个新的视域。第二，通过对文化机构政治理性的探究增进文化机构的效用。本内特的文化政策研究并不是单纯通过意识形态的或表征的一般机制进行运转，而是通过具体的文化机构发挥作用。本内特所谓的文化机构主要是指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图书馆等，他将之称为“文化联合体”。通过文化联合体，通过特定的知识、原则和技能，将各种类型的文化资源进行组织、整合和转化，以生成不同的可操作的治理程序和手段。“文化联合体”具有自身独特的政治理性，构成了“有利于权力施行的有特色的特定方式，生成了它们自己的政治问题与政治关系的具体领域，而不是构成了一般权利施行的场合。”［3］(P218)本内特通过文化联合体与监狱等监禁机构的比较作出了说明:从18世纪到20世纪，监狱、收容所等机构的发展路径是从公开暴露对犯人的惩罚实现对民众的震慑、转向逐步隔离和封闭这些惩罚，而文化联合体则与之相对，从封闭和神秘逐渐转向“将先前从公众视野中被隐藏的物品置于开放与公共的语境中。”［3］(P222)即是说，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观念层面，文化机构都不再是隔离大众的场所，而是融合大众的公共文化场域。因此本内特指出，文化机构取代了监禁机构成为新的向大众展示权力的机构，但文化机构的权力运行方式不同于监狱，它不是将民众看作权力的客体，通过镇压和暴力的手段将民众规训成异己而服从的群体，而是通过将民众看作权力的主体和权力的共享者，将民众置于自己的立场中。但是，文化机构对权力的展示和运行又是复杂的。首先，在对象设定上，文化机构原则上对所有人平等开放，无歧视地对待全部社会成员，但事实上，文化机构却运用种种手段去管理和筛选大众，使他们在文化机构中的所作所为有别于日常行为举止。例如，穿着干净得体、举止文雅的公众才被认为是适合进入文化机构的，从这一点上说，文化机构成为了区分大众的有效工具。其次，在身份认定上，文化机构将公众作为权力的主体和行使者，为公众占有和享受文化资源提供支持和帮助。但是同时，文化机构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组织者，与作为受动者的公众形成了不平等关系，独占了话语权。再次，在表征机制上，文化机构致力于体现人类的普遍性，展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但在具体的文化展览中，无论它讲述哪个主题，采用哪种形式，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性别、阶级、种族上的偏见和选择。因此文化机构的表征从来都是不充分、不完整的，需要不停地修正与补充。通过对文化机构特殊政治理性的发掘，本内特主张放弃葛兰西式的将文化机构看作霸权争夺工具的看法，也就是说，当今社会文化机构不应承担霸权争夺的功能，而应通过对其政治理性的完善，提高它对促进社会治理的效用。第三，推动知识分子实现批判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结合。知识分子作为掌握文化资源、从事文化生产的特殊人群，对实现文化的治理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直用批判斗士的迷梦束缚自身，丧失了社会实践的热情。不论主张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能指的曼海姆，还是主张知识分子是争取自身解放的有机体的葛兰西，抑或主张知识分子是业余者和对权力说不的萨义德，都无一例外地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理性而忽视了实践理性。本内特承认，批判是知识分子题中应有之义，但批判不是知识分子惟一的身份表达，更不具有超越历史的优先性。他强调，“不能将批判看作一种先验与自足的规范———这就是说，这个实体已超越批判主义———而应把批判历史化和相对化，在此方式下严肃地质疑批判的伦理的、认识论的以及政治的标准。”［3］(P319)如此而言，批判只是社会和文化行为的一个领域，它基于局部的、具体的话语制度之下，在不同社会区域和历史情境中发挥有限的作用。这样，本内特颠覆了传统知识分子抬高批判理性而贬低实践理性的片面看法，对实践理性给予了充分认可。他认为，从社会价值观上讲，实践理性与批判理性同样重要:批判理性固然能够揭露社会矛盾，促进人类反思，但是实践理性却着眼于矛盾的化解，开具惩治弊病的“知识处方”，促进人类状况整体向好。从伦理价值观上讲，实践理性甚至比批判理性更加独立和高尚:批判理性以个体的内在信仰为行动基础，以自我反思为人格保证;而实践理性则以集体目标和职责为行动基础，以机构的规则和制度为保证。显而易见，前者具有比后者更稳定、更规范的规约效应。那么，如何保证批判理性没有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如何保证批判者没有落入低级的个人趣味、落入为批判而批判的陷阱?只有通过实践理性的过滤和检验。本内特指出，实践理性“本身就具有一种批判的自反性内置机制”［3］(P325)。这种自反性机制的本质就是与社会生活领域进行衔接，质询它们自身完成任务的效果，以进行调整和改进。因此，批判理性只有与实践理性结合起来，才能既避免前者的自负与高傲，又避免后者的盲目与短视。批判型知识分子必须对反抗社会的激进做法进行反思，以实践的姿态对世俗的文化事务和政府机构给予积极的建言献策，“以一种会对社会和文化管理的官僚政治形式运作产生长期影响的方式，来设法参与并表述影响普通公众对所关注的事件的看法。”［3］(P324)可以说，本内特的主张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对自身功能使命的新的认知和自觉担当。

治理性文化观的意义与局限

社会文化观范文篇6

从视觉文化角度来看，特别是由电子技术、数字技术所支持的图像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快餐化的社会文化景观，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之一，当代传媒处于变革的前沿，它拥有的强大的信息传播技术优势和引导社会文化消费观念的能动作用不容忽视。

目前，崇尚物质享受和高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通过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体的渲染，借助视觉符号的大量运用，已经畅通无阻地渗透、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凭借当代传媒的推波助澜，我们的文化工业初具规模，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形成。由于资本的介入和操纵，商品化逻辑的无限扩张，大众的拜物主义倾向日益显著。与此同时，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也随着当代传媒技术优势的不断强化而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随着西方后现代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传统“深度”模式的消解，“后现代”一语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陈词滥调。传统的艺术理论和艺术观念遭遇“审美泡沫”的围困，传统的美学理念丧失了为我们的生存赋予意义的功能。传统的艺术立场事实上已经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总体氛围格格不入。关于这一点，许江先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感慨之言：“……对绘画的诗意微妙的品味，对文学的倾心阅读，让位给了图像的快速浏览和奇观化的感官刺激。读图代替了品画，快感代替了美感，刺激震惊代替了凝视沉思，进而戏谑恶搞代替了诗意与思想的浸润，低俗嬉戏代替了品位的追求。”①显然，当代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低界契合”的审美时尚消解了具有相对稳定及深刻理性内容的审美理想。

当下，消费文化正在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视觉艺术产品生产和消费的非审美动机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满足娱乐性的感官需要动机首当其冲，娱乐化的视觉传媒产品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在技术性生产与复制的类型化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情感的同化作用下，大众的心理和感性严重物化，审美成为一种客体的、物质的、量化的存在。在视觉传播的审美刺激机制作用下，传媒精心策划和倡导的“审美时尚”与“理想生活”已经成为大众的文化摹本和生活蓝图。有目共睹，媒体正是通过大量生产以“明星”或“成功人士”为代表的具有召唤性结构的“偶像商品”，利用作为偶像符号的不断刺激来提高受众对于“传媒高峰体验”的心理依赖。在媒体的蓄意诱导以及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的双重作用下，大众的消费欲望走向非理性的盲目膨胀。在媒体所刻意建构的虚拟世界里，一切都转化为形象与符号。传媒产品给大众提供了梦想、体验、参与和互动的巨大空间，其中的视觉内容具有强大的形象要素包容性和身份认同感。在文化工业大量制造的虚拟影像的包围中，大众对商品的符号价值趋之若鹜。

虽然，所有这些真实可感的社会文化图景的种种变异不能全部归之于传媒，但却全都与当代传媒所营造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总体氛围息息相关。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事实上看，审美取向的趋同与盲从意味着审美理想的放弃和主体性的丧失，娱乐性感官刺激的依赖势必断送文化品格的提升，追逐符号价值的欲望膨胀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人格结构的贫乏。归根结底，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决定视觉艺术产品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的异化和扭曲必然危及社会文化的和谐与健康，破坏视觉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的维系。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的堕落直指教育的异化。其中，关系重大的核心问题就是视觉艺术教育的社会文化责任问题。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体现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当代传媒语境下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无疑就是社会价值观问题的重要线索。

二、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问题

艺术生产不同于一般的产品生产，艺术消费亦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消费。一般而言，人的文化价值追求反映了从主体方面的需要与利益角度向文化所提出的价值要求。价值取向的基本内容包括文化价值追求与文化价值标准两个方面。文化价值追求与文化价值标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文化价值取向这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作为文化价值主体，人的文化修养及其自我价值体系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环境及其所接受的人文教育的品质。我们必须强调，视觉艺术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优化人的品质，激发人的潜能和天赋，树立具有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意义的文化理想。

如今，席卷全球的“泛娱乐”化现象不仅充斥于“传媒娱乐”的视域，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形态，影响了当代视觉艺术及其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正如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的物种。”②虽然，大众对娱乐在生理心理上的天然需求无可非议，但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只为娱乐的需要而哗众取宠，文化产品的消费不能全面沦落为戏谑、恶搞式的无聊游戏，否则只能造成人文价值的缺失和虚无，导致社会生活中到处出现对文化价值资源的滥用和败坏现象。

有史以来，视觉艺术从来就不是某种纯个人的、超文化或超意识形态的存在。历史地看，西方“进化论”和“西方中心论”文化观严重地动摇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扰乱了历史文脉传承的自律性。河清先生指出：“……在西方现代进步观念的影响下，我们极力地追求“现代”和“当代”。在艺术领域，把西方的“当代艺术”当作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在“时代进步”的名义下，人们轻而易举地忘却了文化艺术的地域属性，以致中国“当代艺术”，首先在文化观念上就以“世界主义”来否定、排斥自己的文化精神。”③事实上，在艺术教育或视觉传播的复杂活动过程中，视觉艺术本体价值观和传统的艺术立场总是不断遭遇狭隘的机会主义和进化论的先锋派观念的冲击，不断强化的“全球化”逻辑更是全面加剧了传统人文价值的主体立场的萎缩。这种“全球化”理念并非单纯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它在文化本质上是直指文化价值取向的同化和对民族文化的颠覆。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带来了全球化的文化身份危机。

视觉艺术对人类经验与认识的独特贡献是其他人类活动所难以提供的，在建构视觉艺术及其教育的多重价值的复杂活动过程中，坚持维护立足本土的视觉艺术活动的文化主体性价值并积极彰显视觉艺术的本体价值无疑是我们应有的文化态度。作为涵盖多重价值的社会文化活动，当代传媒语境下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是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导向问题。在视觉文化艺术范畴确立健康的社会文化导向不仅是视觉艺术教育理应承担的义务，同样也应当是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所共同维护的人文立场。

三、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的文化定位与社会责任

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都是共同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和繁荣的要素，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文化定位是关键。

视觉艺术的专业教育培养视觉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者，传媒的商业运作则培育视觉文化艺术产品的消费者，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作为文化价值主体而相互依存。当然，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社会生活中并非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往往相互转换。在当代传媒所构建的视觉文化语境下，视觉艺术产品具有矛盾复杂的多层面的公共精神性质的文化特征，涉及文化的多层次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媒产品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功能。人们对传媒产品的消费需求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行为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现在，人们已经普遍习惯于通过各种“传媒沉浸”体验来了解世界，传媒产品让受众接受隐含于商品背后的象征意义而满足其文化上的需求。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和引导消费的工具，它在文化价值取向方面的媚俗倾向是不争的事实。毋庸讳言，资本与媒体合谋的根本目标就是无限扩大商品的消费需求。传媒产品通过符号化的手法打造商品品牌，以娱乐化的手段来强化世俗的号召力。从这个角度看，营利的需要决定了传媒产品的文化定位。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里，许多传媒产品都在客观上助长了放纵欲望、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消解了独立意识和批判观念，使受众在无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味。文化尽管有娱乐的功能，但娱乐显然并不能取代文化。

在以学校为主的视觉艺术教育方面，无论是作为专业教育还是普及教育，都是现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的一部分。更何况学历化社会中的泡沫教育现象所反映的教育的异化正成为令人无奈的现实。虽然学院教育作为制度化的专业教育是传媒所无法替代的，但从终身教育的视角来看，传媒在视觉素养的普及教育作用方面与学院教育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毕竟能够接受规范的专业视觉艺术教育的人数十分有限。无须赘言，文化环境就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教育和传媒的文化定位关系到社会形态的塑造，两者都有共同构建文化艺术的精神家园和引领大众的社会文化责任。我们迫切需要从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土壤的主体意识出发，反省并净化我们的学术研究动机，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关注文化生态环境，在当代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培养一种批判性的精神气质和关怀社会的人文精神。

不可否认，价值观念冲突并非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流、宽容、认同甚至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客观存在的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事实，就放弃应有的主体立场和责任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与学院在文化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研究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文化责任。我们应当本着维护视觉文化艺术本体价值的历史责任感，尊重视觉文化艺术的自律性，义无反顾地追求我们的文化理想。

注释

许江：《中国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的境遇与责任》，《中外文化交流》，2007年05期。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河清：《“当代艺术”的“同质多样性”》，《文艺研究》，2005年07期。

社会文化观范文篇7

（一）“系统观”同“机械观”的对比分析

哲学思维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层次，它反映人对各种事物以至整个世界深层次的总体认识。

从哲学上看，“机械观”（mechanisticview）认为，一个组织就像一台机器，是机械地进行运作，其机械运作的动力，是来自组织的外部。这种观点，在自然科学上，同15世纪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提出的成为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运动定律的观点趋于一致。

“系统观”（systemicview）不同于“机械观”，它认为世界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系统组成，一个系统不是由许多从属于它小系统的机械凑合（简单的加总），而是一个“有机体”。在一个有机体中，局部不能脱离整体而存在，局部只有在整体中才有存在的意义。一个有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形成一个互动关系的网络，这种互动关系的运转不是像钟、表那样要靠外力的推动，而是它们本身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作用力的相互驱动。自然界的万物是如此，人类社会各种有机性的组织体也是如此。这种观点，在自然科学上，同20世纪初创立并得到迅速发展的“量子力学”（它概括了物质在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所持的观点趋于一致。

（二）现代财务会计奠基于簿记论，体现“机械观”

众所周知，现代财务会计是以500年前“现代会计之父”帕乔利创立的“借贷复式记账法”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提供严密的环环相扣、强调线性平衡与勾稽关系的财务数据，是“借贷复式记账法”的主要特点。它把整体视为局部的简单加总，认为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线性依存关系，如：费用增加，必然会导致成本增加；成本增加，必然导致利润减少；收入增加，必然会导致利润增加；等等。由此而建立起会计体系，显然是同“机械观”的思想相一致的。从哲学上的认识论、方法论看，不能不说是一种内在的缺陷。

（三）现代管理会计为人本管理提供信息支持，体现“系统观”

人本管理是由物本管理演化而来。物本管理认为管理是一个单纯的物质技术过程，把人也作为管理的对象和生产操作的工具，纳人物的系统进行管理。20世纪初，泰罗创立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Management），把工人看作是机器设备的附属品，使人性物化，因而是一种非人性化的物本管理。物本管理遵循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要求管理人员运用以“精确定量”为基本特征的严密的数量分析方法进行管理，从认识论、方法论看，是同“机械观”的思想相一致的。

人本管理不同于物本管理。人本管理认为：不能把管理看作是单纯的物质技术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人文社会系统，要求在尊重人的人格独立和个人尊严的前提下，确立人在生产经营中的主体地位。因而“以人为本”的管理系统，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所涉及的人的心理、社会层面、丰富的感情世界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是难以甚至无法用精确的数据来表现的。这就使精确的定量化方法失去了使用的前提。因而要求管理人员运用以“思辨定性”为基本特征的“人文思维”，深入到人的“精神世界”去认识、分析、研究相关问题，力求从员工对自己行为的主动性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性出发，来充分调动广大员工个人和各种组织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本管理的这种人文性，从认识论、方法论看，是同“系统观”的思想相一致的。

管理会计，作为企业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融管理和会计于一体的一个专门领域，其特性自然是依管理的特性为转移，并随着管理特性的发展而发展。人本管理和与其相融合的管理会计的人文性及其所体现的“系统观”，还可从它们所依存的组织基础与思想、文化基础作进一步的阐明：

1、组织基础。从纵向的集权化、控制化的管理转变为横向的、扁平式的分权化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在组织成员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伙伴式关系，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参与权，使每个员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有权依据他们直接掌握的信息，审时度势，适应情况的变化自行进行决策，并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这种不是靠权力而是靠信息来维系的组织结构，是人本管理和与其相融合的管理会计的人文性与系统观的组织基础。

2、思想基础。在企业内部实行“产业民主”，使员工和经理人员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同样的参与权力，把人本主义、民主管理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管理过程的始终，使企业真正成为一个民主的、人性化的组织，借以从人的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人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动力，使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宝库都能转化为企业取之不尽的创造源泉。这种尊重人的人格独立、权力平等的民主化思想，是人本管理和与其相融合的管理会计的人文性与系统观的思想基础。

3、文化基础。以价值观和相应的道德风尚、行为准则为核心的文化，是一种内在的自律性因素，它像一只“无形的手”，可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有效地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在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充分发挥其“社会软件”的作用。企业作为由广大员工组成的有机联合体，在组织与成员之间形成一种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企业文化，有助于增强广大员工对企业的内聚力和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进而实现组织目标与组织成员个人目标二者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并促使企业的生产经营充满生机与活力。这是人本管理和与其相融合的管理会计的人文性与系统观的文化基础。

二、管理会计必须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

众所周知，在会计领域，通过各种技术方法所形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死的数字，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反映。会计信息怎样形成和使用关系到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以至整个国家的利害、得失甚至前途命运。杨时展教授曾有句名言：“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其寓意即是如此。

由此可见，会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通过会计的技术方法进行收集、加工、综合、分析所形成的会计信息，要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由于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远比财务会计更为复杂而多样，重视问题的这方面，尤为必要。

人类社会的文化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其中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的基石，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一个人的价值观反映他的最终追求、判别是非的标准，并由此而形成特定的行为取向。因而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都是由价值观所驱动。例如，一个人如果确立了这样价值观：不愿意辛勤劳动而又要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在道德上就会损人利己，在行为上在达不到目的（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得不到实现）而又别无其他选择时，就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谋财害命。再联系到会计上来，大家知道，在会计文献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即“会计是经济活动的语言”。当然，它不是原始的语言，而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字与数字、图表相结合的语言。但语言（不管是口头上的或书面上的）都只是思维的外壳（外在的表现形式）。它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和传递人们一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包括有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会计的功能，不管会计文献上有多少种说法，归根到底，是行为功能。会计的技术方法不管如何复杂、先进，如果它提供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就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而要使会计的行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不是单纯靠研究它的技术方法所能奏效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它的社会文化层面，实现会计研究的技术观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

更具体一点说，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价值观上确立了“以权扰数”，达到“以数谋官”、“以数谋位”的追求目标（通过虚假的数字反映虚假的业绩，以谋求权位的升迁），并为此而要求会计部门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在道德上就不可能做到诚实守信，在行为上就会假账真算或真账假算，导致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像这样的会计问题，就不是单纯依靠改进会计的技术方法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探索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在社会大环境中，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无异舍本而逐末。从这里也可以更明确地认识到：会计的社会文化层面远比它的技术层面重要得多。

从总体上看，一门学科的技术层面可以看作是它的“硬件”，而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则可看作是它的“软件”。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和生命。任何技术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将无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效果。管理会计自然也是如此。

三、对数学方法应用问题的重新认识

数学是一门研究现实世界中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即数与形的科学。它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人文、社会科学，而是属于哲学层次的“认知性科学”。

在管理会计领域要运用一定的数学方法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在管理会计中应用的数学方法是不是越艰深就越能提高其有效性呢？这是管理会计在其发展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曾兴起过一股在管理会计中应用较高深的数学的热潮，并认为这是管理会计区别于财务会计的主要标志之一。因为从方法上看，财务会计所用的方法是描述说的方法（对已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只用到初等数学就够了：管理会计所用的方法是分析性方法，要分析所涉及的各种变量的运动变化及其客观规律性，因而用到较高深的数学方法，由此也可以表明管理会计比财务会计更具艰深性和科学性。从这种认识出发，西方在这一领域的许多名家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教科书，如H.Bierm、Jr等合著的ManagerialCostAccounting（1976）（管理成本会计）、G.Shillinglaw编著的ManagerialAccounting（1977）（管理会计）、JaCkGray等合著的CostandManagementAccounting（1982）（成本管理会计）、RobertS.Kaplan编著的AdvancedManagementAccounting（1982年第1版）（中级管理会计），都较广泛地应用了许多高等数学方法（如微积分、数学规划、矩阵代数、投入-产出模型、排队论、蒙特卡罗模拟法等），似乎这是管理会计进行学科建设应继续遵循的一个方向。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最具典型意义的是：著名的RobertS.Kaplan与AnthonyA.Atkinson合著的AdvancedManagementAccounting（1989年的第2版、1998年的第3版）（中级管理会计）却明显地转向了，删去了绝大部分用较深的数学方法表述的内容，而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有关企业管理的体制、组织与决策等问题上来。我认为，RobertS.Kaplan在教材编纂上的这一示范行动，有助于拨正管理会计学科建设的般向，是有重大意义的。

现在看来，高等数学方法在管理会计中可恰当地运用，但不能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这是因为，所谓“数学是科学的语言”，严格地说只能理解为是自然科学的语言。必须看到社会经济现象和自然现象毕竟有很大的差别，因而数学方法在社会经济科学和在自然科学中应用的有效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的因素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人作为社会生产力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像物质资源、财务资源、时间资源等等那样都可以直接进行量化，按照一定的规则纳入数学模型。人，作为社会人，以至文化人，其学识、经验、能力、心理等因素及其主动性、积极性发挥的程度等等，极为复杂、多变，是难于甚至无法进行量化，进而纳入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的。对数学模型的求解得出的“最优”数量关系，也有赖于模型的使用者（决策者）根据其智慧、谋略进行综合判断，以确定其可行和满意的程度，并据以作必要的修正。

由此可见，在管理会计中，高等数学方法的应用虽可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一般定性分析的不足，但不能过分夸大它的作用。在以人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数学方法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工具来使用，应力求避免滥用数学方法的倾向。

四、研究的视野从“二维结构”向“三维结构”扩展

会计的发展变化同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发展、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对会计发展史作一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到，从它的基本结构上看，已经完成了从“一维结构”向“二维结构”的发展，即从“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这一发展历程，是同从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向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工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现在我们面临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新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经济是以创造性知识为其核心的生产要素，对原有的工业经济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从会计上看，是依靠财务会计原有的“二维结构”模式无法解决的。因而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管理会计突破财务会计“二维结构”的既定框框，转变为在“三维结构”模式的基础上，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较具体地说，从历史上看，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消费以后，如果还有剩余，是以“资产”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农民还是地主，只会把所占有的资产积存起来，甚至把它埋在地下。也就是他们只会存钱，不会用钱，更不会把所占有的资产拿去投资，使资产转化为资本，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像“资本”或“投资”这样的经济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占有资产的人要利用会计记账，只要用“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就够了，因为要掌握资产占有量的增减变化，只需要了解期初原来存多少，本期新收到了多少，本期用掉了多少，最后得出期末还存多少，十分简单明了。

会计，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其内容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扩展的。因而可把会计体系比作是“一棵枝繁叶茂、繁花似锦的树”，以示其不断丰富、发展的动态性。现在再以此为基础作进一步的展开。我认为，从会计结构的发展看，可以这样来说明：农业经济社会的会计，作为“一维结构”的单式簿记，好比是一棵生长在山上或平原上的树，它的各个部分——树干、树枝、树叶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增减变化是简单明了的。

社会文化观范文篇8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引领了社会文化的方向

意识形态安全是一定历史时期，保持主体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挥其指导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论证社会主义发展的合理性、先进性的思想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就是要巩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的观念上层建筑，发挥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功能。而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是相较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所以，在精神层面的意义上说，通过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力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适应世情与国情变化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策略和方法，指导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以新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为出发点，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建设具有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其目标。意识形态鲜明的文化引领力为社会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就要坚定地维护主体意识形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通过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更加明确了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提升了文化的软实力水平，增强了文化建设的“中国话语”特色，为应对多元文化的影响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鲜明的方向指引。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也是为文化建设和发展树立了一道安全的防线和牢固的底线，正如指出：“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二、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夯实了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针对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的自信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展现，是国家综合竞争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意识形态安全角度夯实文化自信，能够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推动文化的繁荣，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力，巩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以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精神基点，要能以更坚实的理论基础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能够更确切地以时代要求为己任，融合传统与现代，综合创新，更好地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现实价值，进而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以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精神支撑，能够更加旗帜鲜明地抵制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认识，充分发扬革命文化的先进性作用，牢记初心和使命，铭记新中国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巩固经历了文化的衰落到兴起而建立起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以更强大的文化动力促进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以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为精神动力，能够更准确地结合历史与现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激发创造活力，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使我们更具有充足的底气，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精神武装，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化面貌，促进与世界优秀文化的交流与了解，让世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进一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内涵着文化的自信，突出了文化发展中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对革命文化的弘扬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培育，是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同时也在各个方面不断地充实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心理认同和价值理念，夯实着文化的自信程度。

三、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保障了文化的安全

社会文化观范文篇9

关键词:文化回应;学前教育;质量评价

我国作为教育强国和教育大国，一直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因此，从2010年开始，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法规，鼓励地方政府扶持幼儿园的兴建和发展，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各地，幼儿园数量同比逐年攀升，可见，政策层面有利地推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注重评价幼儿园教育质量。地方大力兴办幼儿园后，政府有责任对幼儿园的学前教育教学质量、师资等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保质保量的开展国民性学前教育。但是，近年来，有些地方学前教育质量低下等问题逐渐暴露，引发学者和各界人士深思。在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如何向国民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很多学者提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成熟的学前教育经验，学习他们如何培养师资人才队伍、开展多维度学前教育课程以及如何不断探索提升幼儿园学前教育质量等。但是考虑到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国应该如何甄选别国的成功点，如何基于我国的文化观进行学前教育质量提升与教育改革转型，都是引人深思的核心要点。因此，本文首先论述目前在文化回应性上两种不同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观，其次提出我国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的对策建议，期望对我国学前教育质量做出贡献。

1普适论和相对论

大众对学前教育质量的评价是一种主观行为，不同人群可能基于不同的视角，因此形成的评价观是不一样的。如：个体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因而在评价学前教育质量时，形成了不一样的评价标准，出具不同的评价意见。但是，由于各国的文化价值取向存在差异，以及自身的文化观念不同，评价的标准高低不一，形成不一样的评价方案。目前，基于文化回应性，存在两种思路对学前教育质量进行评价，即普适论和相对论。下面将分别从这两个维度展开，进行详尽论述。1.1普适论。作为评价学前教育质量的其中一种路径——普适论，许多学者认为，此方式具有较明确的测量方法和定量研究模型，因而此方式较成熟。普适论认为，若一个幼儿园被评为拥有较好的学前教育质量，那么一定存在一些人们共同认同的质量评价标准，此标准可得到全球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的认同，因此具有较好的普遍适应性。因此，在普适论方案下，人们可以充分借鉴和引用别国成熟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方案、标准、理论，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方面吸纳成功经验，提升本国学前教育质量。学术界已有的普适论方案为美国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该表经过全球教育机构和专家学者的研究和探讨，认为其中的教育评价指标和统计学依据和算法，具有较好的普遍适用性，可以被广泛吸收和采纳。因此，截至目前，该表已经推向全球，得到全球范围内30个国家认同并适用，涉及的国家既包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英国等，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以及各国运用美国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发现该表对于幼儿园学生的数理逻辑以及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诉求不足，不太注重儿童文化多样性的培养以及社会适应性和社会发展能力的熏陶，因此，美国结合各地的反馈，以及研究机构的调研问卷，对原表进行了分析与修订，并出台新版的美国《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以期更契合幼儿园对学生和智力开发和语言训练培养。其实，虽然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每个客体拥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但是全球学校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促进学前儿童身心、体智的发展，因此美国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恰恰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满足全球学前教育者的诉求。1.2相对论。相对论强调，特殊性因素的影响对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具有关键作用。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不一致，会导致每个客体形成不同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因而，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更具有相对性。通过文献阅读可发现，众多外国学者认为，好的学前教育是基于客体所处的社会背景所形成的观点。从宏观层面讲，若一个儿童出生在一个高速发展、全球和谐稳定的年代，社会大背景安稳，国家GDP发展快速，社会倡导先进、健康的文化观，那么社会经济大背景是极好的。从微观层面说，若该儿童的家庭背景较好，社会地位较高，家庭为儿童能提供较好的人脉资源、教育水平，那么该儿童一定能接受较好的教育。综合考量后，该儿童从客观和主观方面受到的教育质量都是较高的。因此，学者认为，由于国家的环境不同，每个客体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不同，不应该用标准化、普适性的标准去衡量学前教育质量，应充分认识到评价标准的相对性。

2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

随着全球化，我国学前教育研究人士应积极探寻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一套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2.1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的内涵是指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大背景和人们文化价值取向，编撰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并形成一套指标评价教育质量水平和形成评价结果。基于我国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现状，我国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应围绕三个维度展开。第一，广泛采纳国际先进的、普遍认同的学前教育评价标准，并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进行具体条例的编撰；第二，总结本国学前教育历程。充分回顾和总结本国学前教育质量评价过程，把握其中的规律性；第三，结合时代变化进程。结合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发展，不断改进和修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2.2应考虑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因素。随着全球化进程和社会文化进程，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因素可包含以下几点因素。第一，关注普适性的评价标准。应该采纳全球范围内适用的普适性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例如：教师应对学龄前儿童充满爱心、悉心照顾等，在具体标准制定是，应明确界定何为充满爱心、悉心照顾，照顾方式等。同时应该加强智力开发、语言能力培养课程，所以不断提升幼儿园师资力量也很关键。第二，采纳各方对学前教育的诉求。学前教育作为儿童教育重要的起点，引起各方关注。因此针对如何提高学前教育质量问题，应进行专家学者研讨、家长意见调查和儿童的真切反馈等，综合不同角度意见，全方位的文化观念交融，形成良好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减少幼儿园不良事件发生概率。第三，全面深化质量评判深度。评价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时，不应仅关注质量水平的高低，应对影响质量的内生性因素进行深层次分析和探寻。例如：评价学前教育水平时，不应单纯通过调查问卷方式，还可综合其他因素，并且询问被访者意见，同时应加强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测试程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儿童对幼儿园的程度来衡量幼儿园质量，不是仅看幼儿园的硬性条件等。

3文化回应性下，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目前，我国学校教育暴露出的“入园门槛高”和“园区收费贵”的问题，引发社会广泛的舆论讨论。因此，政府广泛征求民众建议，并吸取和借鉴外国成功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后，我国充分结合自身特色，形成一套适合本国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对我国学前教育改革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3.1加强对幼儿园的监管力度。政府应该设立幼儿园设立准入门槛，严格核查幼儿园办学资质、师资实力等，定期对幼儿园的园区环境、班级开设规模核查，避免师生比例失调情况出现，要求幼儿园定期和不定期对教师的职业胜任能力进行培训，并且应注重教师道德方面的培养。将上述纳入学前质量评价指标，对幼儿园学前教育质量全面考量。3.2加大政策扶持基金投放。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影响儿童的发展，甚至是国家的繁荣。政府应加大经费投入，帮助幼儿园改善硬件设施建设，如：园区环境的改善，为儿童营造良好的活动环境，及时更换教学设备，保障与教学内容的配套；同时政府应加强软投入。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课程纳入学前教育体系，将《弟子规》、《道德经》的传诵纳入学前教育体系课程，在园区的宣传栏和教室宣传栏等多处，张贴我国传统文化语句等，形成对儿童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评价幼儿园教育质量时，应多关注幼儿园文化价值观的建设力度。3.3定期核查学前教育质量和完善评价指标。充分响应文化回应性要求，注重将文化因素纳入学前教育评价框架与指标构建。并且，应定期和不定期对幼儿园管理者、家长、儿童进行调研和访谈，对反馈结果进行分析，探明问卷结果的内涵，从而寻求不同主体对评价体系构建的意见，进而完善评价体系，客观上提高学前教育质量，也有利于我国教育体系改革。

4结语

我国作为教育大国，应重视学前教育。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在借鉴国外先进学前教育经验的同时，应充分考虑本国文化特色，构架文化影响与学前教育质量之间良好的桥梁，通过壮大学前教育师资实力、加大政府学前教育公共资金投入和邀请专家、家长、儿童对当下学前教育意见反馈，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学前教育质量提升问题，形成一套中国特色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召存.探寻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J].教育研究,2017.38(4):64-71.

[2]胡伟.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16.27(2):28-32.

[3]李玉杰,肖晓雪.发达国家学前教育机构保教质量评价的特点及其启示[J].教育探索,2014(12):142-144.

社会文化观范文篇10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优秀税收文化的构建是当前我国税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现代税收文化的创设须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以整合，倡导“依法治税”和“以德治税”的有机融通，以保护纳枕人权益，并处理好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下拓展能真正推动生产力演绎的先进税收文化。

社会主义优秀税收文化的构建是我国各级税务机关适应当前税收新形势发展需要，努力优化税收工作环境的尝试，也是税务部门目前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中努力实践的一个热门话题。而税收是作为国家财政收人的主要形式参与GDP分配且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着有机关联的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范畴。税收需要有完善的税收法律制度，而且需要良好的税收环境，并需建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厚重人文底蕴的税收文化。由此，税收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环节，体认着人本管理的最高境界，它崇尚精神文化的力量且祈望营造一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可以说，现代税收文化的创设须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以整合，倡导“依法治税”和“以德治税”的有机融通，以保护纳税人权益，并处理好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下拓展能真正推动生产力演绎的先进税收文化。

一、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人文蕴含

中国传统税收文化是公众心目中有关“税”概念的最原始的审美色调，史料记载，从夏代“且以并农力，执成男女之功”的这种氏族公社内部将无偿提供劳役奉献的公益事业作为税的雏形伊始，以及公元前594年《初税亩》的出现，到1950年新中国《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颁布为止。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皆把税收当作暴权苛政的内容，更多表现的是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掠夺以及揭露抨击苛敛重赋的愤怒怨恨之词，诸如《伐檀》、《硕鼠》等诗。孔子当鲁国税务官时就曾坚持用标准化的“解”作为一种量器来征收粮税，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国人从“厚赋税以实鹿合之钱而盈巨桥之粟”中感悟到奴隶主对人民的凶狠和野蛮。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更是把收税人刻画成骚扰村民、鸡飞狗跳、狼奔泵突的“叫嚣乎东西，缤突乎南北”的悍吏恶霸。国民党时期的税收成了“民国万税”、“屠宰民众”的代名词。凡此种种，皆无可避免地在华夏国人的心目中笼罩了可怕的税收文化的历史阴影，也形成了老百姓对税收反感甚至恐惧的审美心理范式。由此可见，税收与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共同的历史渊源。也就是说，税收作为一种事物的产生存在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渊源，税收体现着社会历史文化的人文内涵。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文化概念的表述为:“文化即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具体解析是:“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可以说，文化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面联系主要表现在:人既创造着文化，同时又被文化所塑造。而“人是文化的存在”业已为国人所体认。可见，税收文化特指在税收管理和税收实践中逐步创造、长期积淀而形成的观念形态、文化形式和价值体系的总和，诸如与税收相关的历史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令、治税思想、言论著述、行为规范、纳税意识、文学艺术等。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创建可谓是新世纪做好税收工作的迫切需要，也是一项艰苦的系统工程。可以说，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为满足公共需要强制、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分配活动，也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它是一个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范畴，其历史轨迹反映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履迹。因此，由不同的历史土壤滋生和催的税收实际上承载和厚淀着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逐渐衍生为特定的税收精神，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和税收环境，而这种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税收而形成的并影响国家税收的全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就是“税收文化”。

古语云:“国以税为本，民以食为天”。像儒家文化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把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紧密联接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从经济层面加以阐释，税收则可以视为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紧紧相连的经济纽带。国人所得不只用于养活、发展自身，也以纳税的方式用于发展社会、建设国家，最终又反过来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了富足而又文明的公共环境。税收便这样将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国家有机关联，并构成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利益共同体。而这条由税收建立起来的经济纽带又成为儒家哲学的精神纽带的行为实践，从而构成精神纽带的经济基础。从精神层面上看，税收将纳税人、收税人、用税人带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文格局和精神空间。世人不再只是为自己创造财富，同时也为群体、社区、社会创造财富。人类天然具有的群体坂依精神、归属认同意识在这里皆得到了真正的审美体认。这是物质、人生、价值、道义、责任和荣誉的精神的显现。纳税使国人有了社会的共鸣，人生因此而恢宏、高尚、通远。古语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让所有的华夏儿女都能过上一种较有保障的生活，祖国母爱也由此得以“兼济天下”、“普度众生”，从而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文明精神与民族优秀传统有机的融合贯通。

中国税收文化主要研究税收与人的关系，这里的人就包括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因此，人的逻辑理念、常规意识或潜意识、文化素质等就不仅关系到纳税人是否有自觉的纳税意愿和纳税行为，而且代表国家利益或部门利益的征税人和用税人也有一个正确制定和执行税收制度及如何使用税款的问题。所以提升人文质量、丰富人格内涵将成为税收文化的内在需求。但事实上，我国税收制度运行中出现的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矛盾导致税收文化无法形成有效的张力。像世人曾形象地喻称:中国的税收就像是横在大街上的一条绊索，高个子从上面迈过去，矮个子从下面钻过去，而真正被拦住的是那些诚实守法的人。所以，一直以来中国传统观点所强调的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征，极容易使国人产生诸多误解。

德国汉堡大学比格·纳端认为:“一国特定的税收文化是与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执法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它历史性地扎根于该国的文化，因为相互影响而产生依赖与联系”。由此，现代税收文化可界定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体制下，确立人在税收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尊重人、激励人、发展人，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切实保障纳税人应享有的知情、隐私、监督、检举等权利，使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在税收行为活动中逐步沉淀并形成先进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物质条件、行为准则和制度规范。然“涣涣大中华，文化绵万年”，随着历史的脚步，斗转星移，文化多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可以说，社会主义税收文化建设的最佳状态是“人人皆主角”，惟有如此，才谈得上讲速度、求效益、保安全。常言道:“工作在税务，奉献给人民”，这的确是对“税务精神”的点睛之笔。税务精神由价值理念、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和奋斗目标浇铸而成，它凝聚着税官的“国家为重、爱岗敬业;严格执法、优质服务;开拓进取、追求卓越”的高尚情操，也是新时期税收文化的浓缩、升华与展示。税务精神之锦旗，是税收文化的灵魂，也是税收文构建的亮丽景观。总之，从纳税人的角度看，应倡导培养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文化观和使纳税人明晰自己享有权利的文化观;从征税人的角度看，应崇尚构建征税人自身的文化观和培养征税人的服务观;从用税人的角度看，应注重界定用税人的法律文化观和用税人的用税文化观。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构建税收“征、纳、用”和谐的审美文化蕴含。

二、社会主义税收文化的人本体征

中国古代汉语的“税”字由“禾”与“兑”两字组成。“禾”指谷物，泛指农产品;“兑”字有送达之意，即国民向国家缴纳一部分农产品。尽管后来随着历史文化的变迁，税的含义有了演绎，但是中国税收在一个广阔的农业背景下厚积起来的传统文化哲学的“人本”底蕴已永久地深藏其间。可见，税收集中地反映着社会丰富而深远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内涵，像国人常提到“纳税意识”中的“意识”就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写照。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曾把“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而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由语言、思想、价值、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构成，就可以被视为一套基本上不可言传的规则系统。随时代人文的变迁，世人对税收的感悟和认同，无不带有自身以及社会群体的审美烙印。而这些意识及其外化的结果，最终都构成了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税收文化”。可以说，税收文化是文化在税收领域的反映和体现，它往往易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纵观中国赋税思想史，任何历史时期的税收既受当时主流文化的影响，又受传统文化的冲击。目前，我国的税收也不可避免地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税收的征纳行为中就隐含着传统文化的审美基因。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调动广大税务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彻底解决税收事业发展的原动力问题。主要通过建立行业精神培育机制、健全竞争激励管理机制、创新学习教育培训机制和完善监督约束工作机制，以促进税务人员素质的全面提升，并不断推动先进税收文化的审美构建。税收可以说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税法规定的标准，强制地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无偿地取得财政收人的一种手段，它体现着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的分配关系。税收作为国家的一种法律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并与国家性质、社会形态、历史变革密切相关。而优秀税收文化的创建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传统哲学理念。俗话说: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科学强调理性，制度面前没有温情，但艺术却渗透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尊重人、关爱人也是现代一切成功管理的要义。税收实践已经证明:税收若片面强调管理而忽视人的主体地位，那一个个的制度、规程以及目标考核、责任追究，将使每个人仿佛都成了被管理和追究的对象，其结果是在被动尽职尽责中，丢掉了团结协作和积极主动性。可见，创建优秀税收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须在解放思想中统一认知，充分调动每个税干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营造制度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使每个税干都成为税收现代化建设的自觉参与者、积极实践者。同时，创建优秀税收文化也必须重视发挥纳税人的作用。要在税法的天平上，实现征纳双方相互尊重、平等互动、扩大民主、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集中民智，让广大纳税人积极参与到创建中来，从而营造“依法治税”的社会温馨大环境。

中国公民的纳税意识在整体认知水平上依旧颇低，而且呈现出参差不齐的多元化状况。具体表现为:首先，我国公民对税收的了解还很肤浅，国人虽然对税收作为经济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已不再陌生，但对税收的本质、作用，特别是税收与公民自身的关系等认识还比较模糊。其次，我国公民对税法比较熟悉的较少，而且局限于国有企业和稍具规模的民营企业财会人员和主要经营者以及经济工作者和部分法律工作者，大多数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者还不熟悉税法，不能照章经营、依法纳税。其三，相当一部分纳税人有意逃避纳税义务，致使偷、逃税现象大量存在，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少数人甚至暴力抗税、不催不缴、不查不缴、能拖则拖、能瞒则瞒。其四，行使纳税人权利的集体无意识性导致纳税人不知道有什么权利以及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面对执法不公、枉法贪赃时，也多是从金钱和人际的角度加以批判和感到愤慈。而少数税收执法人员的腐败行为也给税法的威严蒙上了一层阴影。某些税务干在税收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以税谋私、收人情税和关系税的违法乱纪行为，尤其是执法秩序不到位，随意执法和拿国家税法当“儿戏”的丑陋现象时有发生。这些行为对依法治税构成巨大威胁，也会使税收成为新的文化秩序中的“盲点”，进而丧失广泛的群众心理认同。

社会主义税收文化作为文化与税收结合的产物，它反映的是一种以社会文化为导向和基础，而又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定文化体系，它的出现标志着税收从物质到精神的质的飞跃。税收文化也经历了从兴起到拓新的渐进过程，并使我国社会主义税收文化融历史与现代、政治与经济、东方与西方、自然与社会为一体，从而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征。可见，我国税收文化是以当今的文化发展总和为基础，是一种观念形态、国家意识，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它蕴含在社会文化之中，其发展状态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税收文化是征纳双方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总和，它包括征纳双方的最高目标或宗旨、共同的价值观念、作风习惯、行为规范、法律法规、文化生活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双方的形象等内容。其特性更注重体现国家意志，更重视税收的强制性，并带有相对的非等性。由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文化包括税收物质文化、税收法制文化、税收行为文化、税收精神文化、税收传媒文化等。具体言之，税收文化是有形的、外在的一种硬件基础，它集中体现了税收部门在社会上的外在形象，同时它的不断完善将为税收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健全税收机关内部的各种规章和监督制约机制，以其强制和非强制的力量约束每个成员，可促进税收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并易于培养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熟”的税收执法队伍，以营造一个依法纳税的社会舆论氛围和文明环境，从道德、情操、声誉等非法制方面加大依法纳税的驱动力，从而逐步建构国人懂法、知法、守法和用法的温馨税收园囿。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