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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危机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0 11:18:22

社会危机

社会危机范文篇1

关键词：信用危机；社会转型；信息不对称；道德共识

信用危机是当下中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经验事实。人人认为是由于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引起的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它无法解释当下中国所发生的普遍性信用危机。那么信用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应对信用危机?本文试图从学理层面作简要分析。

一、社会转型：原因之一

信用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人格信用，另一种是抽象信用。人格信用是基于亲情或友情的一种信用形式。抽象信用是基于符号和专家系统的一种信用形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来探讨当下中国的信用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前已备述，信用危机是一个经验事实。对信用危机的考察要放到当下中国的社会背景下来思考。当代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即它是由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类型的转向，而且是包括经济基础在内的社会结构的转向，是一种新的生活类型。如果从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对这一问题可能会得到更清楚的理解。

1、传统社会人格信用的运行机制

A、社会结构。传统社会是聚族而居的封闭性的熟人社会。传统社会里，农民大多安土重迁，大多比邻而居，世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除了必要的日常生活品交换外，很少与外界交往，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性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个人只有依赖社区才能生存。一个人要想在社区中生存，就必须有德行，讲信用，才能保证与他人交往的持续进行。因为在传统社会中，与之交往的对象大部分都彼此了解，也就是说，是与已知确定对象的重复交往，要持续个人之间交往的重复进行，个人必须讲信用，它是建立在对交往对象人格的高度信赖的基础上。

B、信息传播机制。传统社会是地方性社会，一般规模都比较小，成员比邻而居，彼此非常熟悉。在这种地方性社会中，人们有着非常灵敏且有效的非正式信息传播渠道。通过闲聊等途径，有关谁诚实可靠、谁好吃懒做或谁喜欢交际的信息在一种非正式网络中很容易传播开来，对成员的监督由群体自身进行，而不必由专门机构来承担。一旦某人欺诈、不讲信用的行为被揭露出来，他在群体内就脸面丢尽，受到孤立，因而也就很难在群体内立足。

C、调控机制。除了社会结构、信息传播机制外，为了保障信用被人们遵守，还必须有对失信行为的惩罚机制，社会通过及时惩恶扬善，善行才得以弘扬，恶行才得以克服。传统社会中对信用的调控机制是通过“脸面”来实现的。迈克·彭曾对中国人的“脸”和“面子”做了细致而精妙的分析。他认为“面子”在中国语境中代表一种地位、一种声望，而“脸”则是社会中维系个人道德完整的保证。联系到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我们在此不区分这两个术语，而把它们合称“脸面”，它更具有道德含义，即个人道德品行的完整性。如果一个人的脸面被他人尊重，那么交往就会顺利进行。一旦某人有了不良行为，被揭露出来，人们就会敬而远之，于是他就会感到羞愧、丢脸和窘迫。毕竟，丢脸在中国人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因此人们总是想方设法顾全自己的脸面。借助于传统社会中闲聊等非常迅速而有效的信息传播机制，一个人的失信行为被公开出来，从而使他丢脸，这样，人们再也不愿意与之交往，正是借助于人们对自己“脸面”的重视，才能有效地保障信用被遵守。

2、现代社会系统信用的运行机制

A、社会结构。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开放性社会。现代社会流动性极强，社会交往的范围和层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个人面临的是与不确定对象的交往，而且这种交往在更多情况下可能是一次性的，机时非传统社会中的重复性交往。吉登斯明确指出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我们不断地与之不同程度互动的，是那些我们知之甚少或者从未见过的人，而这种互动所采取的是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如果说传统社会是与熟人的重复性交往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多地是与陌生人的交往，这种交往往往是一次性的。在流动性极强的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普遍有效的规则，来预期他人行为，使其感到有规矩可循，否则变成完全由偶然性支配的世界，社会就会完全陷于无序之中。

B、信息传播机制。既然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是与不确定对象进行的非重复性交往，个人没有精力也无法自己获得将与之交往对象的有关资料，比如个人信用状况等资料。在现代社会中，只有象信用公司、银行、社会保障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专门收集有关资料，予以整理，向公众提供服务。个人通过这些中介组织了解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决定是否与之交往下去。

C、调控机制。现代社会中同样也需要惩恶扬善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使那些失信行为得到及时惩治，从而使信用得到弘扬，使社会成员能在生活中感受到“德行有用”，即讲信用和个人合法正当利益相联系，不能造成“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种现象泛滥。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信用是通过“脸面”这种非正式的人格化形式进行调控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信用调控机制是通过社会专门组织，如法院、各种仲裁机构等社会公共部门不发挥作用的。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对失信行为的惩治，只能由社会公共机构依照普遍有效的规范进行。个人只有选择是否与之交往的权利。

二、信息不对称与道德共识瓦解：原因之二

通过对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中信用的作用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信用的有效运作有两个条件：信息对称和道德共识。

第一，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是一对一的直接交往，彼此对对方的人格、品质、信用状况非常清楚，因而才会信任对方并予之以信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格格信用中交往双方彼此信息是对称的。假如一方信用状况不良，那么就不可能有交往发生。

但现代社会中，人格信用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复存在，我们只能转而依靠建立在专家系统基础上的抽象信用。抽象信用充分发挥自己功能的前提是必须有社会的中介机构。个人信用状况只是他过去行为的记录，只表明他过去如此，并不说明他一定必然如此。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交往是在面向未来的开放的场景下进行的，未来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期性，这就决定了我们基于别人过去信用状况而作出的判断具有一定的风险。他过去如此，我们相信他今后也必然如此；这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一种信念，因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所获得的有关他人的信息必定是不完全的，我们无法获得有关他人的所有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依然相信他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这种信任需要一定的勇气。

第二，传统社会中，在成员中存在道德共识，即对某种理想目标的执着追求和信仰。这种信仰是持久的也是唯一的，它有力的维系了传统社会的有序运行。

但现代社会却瓦解了这一道德共识。市场经济依靠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注而获得发展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关注的是自己实实在在的个人利益，他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他只关注当下的现实利益。过去已成为历史，未来由于过于遥远而虚无飘渺，唯有当下的实际利益才是切实的。

不过，现代人所推崇的这种理性是经济理性，且由于市场经济具有渗透一切的能力，由于经济理性带给人们物质财富的增长、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人们对经济理性的力量深信不疑，作为人类理性一部分的经济理性俨然成为理性全部，进而成为现代人的终极价值目标，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人评判一切的依据。

前已论及，市场经济中主体自由进入市场，实现其价值。在他看来，他人、集体或者国家不过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而已。社会被“原子化”、“单子化”了，时至今日，这种“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仍旧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终极动因。

现代社会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与之相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也从属于不同的领域，个人生活“碎片化”，其生活的不同领域有其不同的价值规范，不同的价值规范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带来价值的冲突和选择的困惑，而没有一个可以统摄一切的终极价值。现代人生活类型瓦解了原有的道德共识。

三、多学科整合：治理信用危机

从以上透视中可以看出，解决当代中国发生的普遍性信用危机，决不是哪一门学科的力量能应付的了，而且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意味着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信用的转换。因此，必须突破单一学科视野，从多学科角度，来解决当代中国发生的信用危机。

1、制度建设

现代社会是交往范围和程度都非常广泛的社会，为了能对行为有所预期，使交往有序进行，必须有普遍有效的规则作为人们交往的准则。现代社会所依赖的普遍有效的规则，只有通过制度安排。制度的优点是它不因人而异，它规定了人们的行为边界，什么是许可的，什么是禁止的，什么是社会鼓励的，什么是社会谴责的，都明确无误的诉诸于规范。人虽然在普遍交往中感到种种牵制，但这种牵制却使人的行为有所预期，有规律可循。反之，没有制度、规范，一切都听命于偶然性，才真正使人感到无奈。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把社会生活中行之有效的规则稳定下来，使人们在生活中可以有明确的预期，在现代社会就是法治。

2、政府在信用建设中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间不长，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都很不理想，因此单靠市场的自生自发演化很难有效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而且自生自发演化并不必然就是线性的进步关系，它也有可能向不好的一面演化。所以政府应当在信用建设中发挥其独特作用。第一，建立信用资料数据库和实现信用资料的开放，并对信用资料的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界定。第二，加快建立和完善信用法律体系，如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第三，大力发展信用服务中介机构，通过这些中介机构，一方面向客户提供所需的信用资料帮助客户规避信用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它们特有的信息传递机制，促进社会有效的惩恶扬善机制的形成。

3、专家系统的建立

吉登斯曾总结了现代社会的两个特点，即时空分离和专家系统的建立。归结到一点上就是社会关系从地域性的具体情境中分离出来具有了普遍性特征。专家系统的建立从根源上说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社会分工日益深入，社会组织的功能日益专门化，不同的组织在整个社会巨系统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它们协调有序共同维系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作为社会分工在知识层面的表现则发展出一个庞大且分工细密的知识体系。对个人来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只能拥有为所有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从而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运行所依凭的大多数事实也都处于无知的状态。”在现代性情境下，专家系统无孔不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得不依赖专家系统所掌握的知识。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开放性意味着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存在。吉登斯曾以明快的笔调描绘了现代社会的这种特征，“未来日益被看作越来越不可知的，并且越来越与过去相分离开；与此同时未来也成了一个新的地域，一个不真实的可能性的地域。”流动性意味着一切都处于变动不居当中，一切都是暂时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永恒神圣的。但生活于现代性情境下的人们又企求某种确定性，某种“常规”，专家系统以其掌握的专门知识而成为某一方面的权威，为人们提供了某种确定性，成为人们生活的依靠，人们之所以信赖专家，不是建立在对他的“道德品质”信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专家所掌握的知识的正确性基础上的。

但正是专家所掌握的专门知识恰恰又是值得怀疑的。现代性是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它剥去了事物神圣性的外衣，使任何东西都世俗化，处于暂时性之中，专家系统也不例外。吉登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今天所能够接受的，得体的、可取的行为，可能就会随明天的情境或后来知识观的改变而改变。”这似乎陷入了一个悖论，现代生活场景下的人们需要某种确定性，而生活本身又在不断打破这种确定性。事实上，科学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不断怀疑的基础上。因此，走向悖论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走入绝境。相反，认识到悖论，标志着我们认识上的进步。对于象中国这样刚刚步入现代性社会的国家来说，社会分工还很不完善，专业化程度还有待深入，现代性本身正处于发育和完善之中，因而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值得信赖的专家系统。

社会危机范文篇2

关键词：信用危机；社会转型；信息不对称；道德共识

一、社会转型：原因之一

1、传统社会人格信用的运行机制

2、现代社会系统信用的运行机制

二、信息不对称与道德共识瓦解：原因之二

通过对传统乡土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中信用的作用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信用的有效运作有两个条件：信息对称和道德共识。

三、多学科整合：治理信用危机

1、制度建设

2、政府在信用建设中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3、专家系统的建立

社会危机范文篇3

当前，公共危机频发给政府管理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公共危机指的是由于某些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带来的紧急事件，它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当前稳定的社会秩序，对社会安全和大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公共安全的管理和维护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管理，因此，如何有效应对危机、管理危机则是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方面，而这也不断的考验着政府的应对能力。好的危机管理不仅能给公众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同时也极大的增加了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本文从政府工作管理中的危机管理入手，浅析了现目前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为日后政府危机管理创新提供方向指引和政策建议[1]。

2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

随着各级政府职能管理体制的完善，政府危机处理意识和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信任水平也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在实践感悟中我们会发现公众对政府的执政水平、管理水平和应对危机水平仍表现出不满意，例如黄浦江死猪事件、昆明爆恐事件等，这些危机事件爆发后政府所表现出的危机处理能力却差强人意。从以上事件可以看出，目前政府危机管理仍存在较大漏洞，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得出：1）政府观念理念仍错位。政府的官本位思想仍较重，服务意识仍淡薄，权力意识仍很强。很多政府部门仍然觉得自己是管理部门而不是服务部门，自己有着很大权力，可以通过制度强制性手段来处理这些危机。其次，没有建立完善的预警危机机制。危机事件具有不可预测性、突然性，因此这就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在面对危机事件是具有灵活处理的能力。然而，观念错位、思想陈旧导致部分部门并没有事先应急意识很事中控制能力。很多时候相关政府部门的危机处理还需要上级来指导和引导，不仅耽误了危机处理的黄金事件，同时也耗费了大量的资源[2]。2）危机处理机制不健全。当危机发生时，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如何有效的控制危机的连带负面效应，尽可能的降低损失。目前，国家出台的有关危机处理的政策中并没有明确指导政府应该如何做。其次，危机的处理需要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处理、联合办公。然而部分政府部门在危机事件爆发时并不是第一时间想着如何处理危机，而是想着推脱责任想，想着其他部门去处理这些危机事件。一推二拖就很有可能加深危机。3）对后续危机事件缺乏管理。我们处理危机事件的核心目的就是要从中借鉴相关经验和吸取相关教训，为以后的突发性事件做预防。目前政府并没有形成一整套有关突发性事件管理的体系，预警机制缺乏、处理程序缺失、后续管理漏洞。在危机事件处理结束后，政府部门很有必要对危机事件进行存档归纳，对经验进行总结，以便在后续的危机管理中寻得前车之鉴。

3新时代政府危机管理的优化途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府应当积极转变职能，明确政府地位，更好的提升其工作水平。就危机管理而言，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优化其危机管理：1）明确制定相关政策。政府应当明确制定一整套危机管理的指导政策，这个政策并不是大方向的指引，而是能具体指导政府部门实践危机管理的智囊库。在危机预警阶段、在危机处理阶段、在危机后续阶段，政府应该如何做、怎样有效率的做，这些实际问题都应该是政策和操作法规里面应当包含的。也就是说，政策必须能从实际操作和技术层面来真正指导危机管理[3]。2）建立一整套危机管理体系。前文所述，危机管理并不只是事中管理，有效地危机管理一定是预警、事中和后续管理的集合。应当明白，完善的预警机制会极大地减少危机的发生，预警机制也是花费最少、最简便的方法。而后续危机管理则能帮助政府更好的完善危机预警机制，取得双赢效果。其次，建立危机管理体系时要注重结合高新通信技术的使用、注重与科技技术的结合，监测、雷达、无人机、热成像等等对危机管理而言都是有效管理危机的技术。3）加强政府责任感意识建设。危机处理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果断出击不仅影响着危机处理的效率，同时也代表着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水平。在联合处理危机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一定要有大局意识和责任感意识，要敢于承担责任，这样能极大地加速危机处理的效率。其次，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失职部门要严肃批评处理，对于责任部门要奖励和表扬，要让政府部门的人员意识到责任的重要性，这样才能从观念上消除不良思想，加快政府危机管理创新[4]。4）培育政府、公众合力效应。现如今，危机处理越来越需要公众的参与，公众不仅要作为政府危机管理的监督者，同时也要成为危机管理的参与者。在社区、在企业、在乡村，政府加大对危机处理的硬件投入、完善建立危机反馈信息体系；公众则应该积极参与管理和实践中，确保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能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1]张新文,张国磊.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回应力研究[J].行政论坛,2013,20(06):30-34.

[2]石路,蒋云根.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J].理论导刊,2007,(1):9.

[3]宋旭光.地方政府的危机管理:责任、信息与制度[J].财经问题研究,2006,(11):87-92.

社会危机范文篇4

关键词：全球化；社会转型；文化危机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时代，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实现现代化，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理性选择。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当代中国社会也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转型。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不全是机遇，也有巨大的挑战。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的那样，“全球化并不以公平的方式发展，他所带来的结果也不全是良性的。（1）P1-15全球化在为我国的发展创造着极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我国的精神文化和生存条件带来了许多破坏性的后果，引起并加深了各种更为复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使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总是在由意识形态、价值、社会道德、生活方式和生态危机等所引导的矛盾冲突中前行。下面做个简要分析：

一、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危机

伴随着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成为必然，全球范围内超越国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冲突与整合随之而来,多元文化相互激荡,新思潮新观念不断涌现,使得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第一、消费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英国学者汤林森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实质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张扬，而这样一种文化，会使所有文化体验都卷入到商品化的旋涡之中。”（2）P6消费主义文化作为一种特定含义的生活方式就绝不仅仅是消费本身，而是一种价值观念，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以商品文化为核心的消费主义，已经构成了人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宰着人们的生活，构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实践领域和日常活动。它通过反映特定意识形态的意志在人们日常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中行使着对大众道德、思想、观念的控制与主宰，是一种文化的霸权。因为，从本质上来看，生活方式是从属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的，所以接受了西方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对支撑这种生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认同。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是感性而深刻的，人们一旦接受就难以摆脱。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商品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要按造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P255目前，以介绍和宣传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方式为核心内容的各种媒体，在向人们展示西方发达国家的休闲娱乐、饮食服饰、起居用行等消费行为方式、消费文化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诱导并刺激了我国一部分人对各类物质享受的欲望，并由此引发和导致了他们对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等问题的重新思考和理解。“消费主义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从物质层面上进而深入到其观念和行为之中。消费主义文化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渗透，必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强烈的冲击，构成严峻的挑战。”（4）马克思指出“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5）P35所以，面对新形势下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渗透，如何防范和抵制西方消费主义文化也就成了当前我们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二、大众文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性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最先产生于西方社会,兴盛于本世纪30年代的欧美发达国家。”（6）大众文化的兴起是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城市里,大众文化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而且从大众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需求将会有更大的增长。然而,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普遍流行,冲击甚至改变了现行的文化形态及其秩序,因而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众文化通过发达的传播媒介和快速的信息传递手段使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追求共同趣味是大众文化的目标之一。在不断的重复之下具有流行色调的趣味标准便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个体独立的判断能力则趋于衰退，大众文化的反复强化，同时也使得人变得越来越习惯于服从、广播、电视、通俗小说、广告等等，不断地向人们灌输各种有关职业、消费、娱乐等观念，使人来不及思考便接受了这种外在的引导。大众文化在社会的普及和影响的深入，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世俗化的文化浪潮，极为有力地取代了原有的主流文化，并把主流意识形态加以稀释和筛选，以日常意识形态的形式作为主要承担者，这就必然造成崇高与理想的失落。正如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1998年在“欧洲新文艺论坛”发言时谈到的，文化的实用性扼杀了高雅文化，使得平庸的东西乘虚而入，人们如此急进，精神价值的失散和消耗，甚至达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意识形态的整合力与凝聚力被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冲击。因此，针对社会上文大众文化的流行与泛滥，我们应该弘扬和培育强大的民族文化精神，继续发挥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凝聚、导向、激励、规范整合和教育功能。同时，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充分发挥其对大众文化的示范与导向作用，以抵御和消除大众文化对我国所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

二、道德危机

当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冲突,一面被新生活诱惑,一面又被旧心态所禁忌,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面：

第一，道德评价失范。一般情况下，人们根据内心的伦理心境毫不费力地作出符合多数人普遍接受和认可的道德准则的价值判断。而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在利益多元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大背景下,这种心态终于恶变为无价值判断和无道德批判的多元、极端功利和无条件地承认既定的道德混乱。人们受到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而任何一种标准的背后，又都可以找到反向标准，它同样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情境，使得当今道德评价变得模棱两可。在道德评价上，人们不再相信有一个适合于一切人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甚至非道德主义也在一定范围开始抬头和泛滥，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表现得相当突出。

第二、道德“滑坡”现象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文化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商品、广告、人和机构陆续进入中国，日益渗透到中国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对人们的生活

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我国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滑坡论”这一现象。从个人消费伦理的角度来看,个人消费观念正逐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来说,讲求实惠、追求生活质量、愿意为未来发展投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观念的逐步确立；然而相当一部分人由于过分关注金钱和物质利益,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人情冷漠、利益至上,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而当社会其他成员需要帮助时,他们的表现却相当冷酷；另有一些人收入水平并不高,但是在消费上的盲目攀比心理却很高,结果导致家庭生活的收支失衡；还有少数人自己消费起来潇洒自如,但对待老人却苛刻吝啬,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道德“滑坡”现象。

三、价值危机

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赶超型的现代化,由此使工业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在目前阶段的首要任务。虽然发达国家现代化运动的经验参照,有助于我们避免很多现代化的陷阱和痛楚。但是,工业化必然招致技术理性的生成和流行。因此,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全球性价值理性迷误的“相遇”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状。同时,中国社会转型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也存在着实质上就是价值理性缺失的“中国式问题”。它主要表现为：

其一,权力迷信。众所周知,自然经济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持续了几千年。“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个人是自己赖以存在的社会共同体的附属物或部分肢体,共同体则是个人肉体的延伸。”（7）正是凭借强制或半强制的“人的依赖关系”,自然经济维持着闭合的平衡。中国封建宗法的王权主义借助自然经济的肥沃土壤,营造着“自然经济———封建王权———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超稳态平衡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封建王权根深蒂固,威力无比,由此整个社会便滋生出崇拜权力、以权力为本位的心理情结。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消极文化传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与遏制。然而,一度存在的计划经济体制变相助长着人对人的依赖,使崇拜权力的劣根性难以被彻底地肃清,至今仍阴魂不散,释放着腐蚀性的现实冲击波。当前，社会生活某些时候存在的任人唯亲、跑官要官、权力寻租等不良现象,正是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权力迷信的典型表现。它们就是自然经济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今天的转化形式。权力本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而形成的人类公共生活领域的一套规则系统,权力具有公共性。然而在权力迷信中,作为公共领域规则的权力被降低为私人的“宠物”；而且,表面上权力为人所用,实质上权力则为目的,人成了权力的附庸,成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显然,不仅权力受动者而且权力施动者,也毫无价值追求可言,无一例外地都陷于价值理性失却的泥沼中。

伦理思想的功利主义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人生价值观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人们的功利观念被大大强化了，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正在逐步取代重义轻利的倾向，人们从视金钱为“鄙欲”、视钱财为“不义”转向在付出劳动的同时期望占有更多的财富。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办事讲求效果与效率；平等与竞争观念深入人心；时间与效率观念得到充分重视。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把金钱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过分地看重物质利益。人生价值和评价标准趋于实用化、功利化，人生价值目标和价值体验趋于短期化、感性化。以致社会上一切事情都以功利的眼光加以评价，金钱成为衡量人与事物的唯一尺度。成绩与效果成为评价和衡量人们活动与工作的绝对标准，致使现实生活中利已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现象泛滥成灾。在功利的光环中,人性被扭曲,人格被消解,人宛如无根之浮萍,人的价值世界成了虚无。

四、生活方式的危机

生活方式不仅指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习惯，也是一定时期人们为满足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而进行的活动方式。“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的窗口。从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或国家在经济上的实力和政治上的特色，而且也可以看到一种文化的兴衰和特性。”（8）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生活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进步的一面，但是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方式日趋西方化，对传统优良生活方式的传承带来了巨大挑战。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深入，我国正在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而这一过程也把我们的社会带入一个消费社会。“在席卷全球的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开始从‘生活所需要的’消费，‘生活得好所需要的’消费发展。”（9）P5如同丹尼尔贝尔所说“这种期待已经转化为普遍的‘应享意识’，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场不断高涨的应享革命。”（10）P69全球化进程对青少年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和塑造更为凸显。世界一体的经济竞争环境，使他们的视野比父辈们更开阔，使他们的消费更超前。同时作为一个特殊的市场，今天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一个有相当购买力的消费群体。这些青年人，由于受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支配，对物质的享受和追逐在他们世界观、人生价值观中占居了主导性地位，一味效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形成重物质利益、轻精神追求的观念。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对潮流有敏锐的触角，热衷于追求新颖、时髦、美观及个性的彰显，在期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接受的同时，青少年不断受到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吸引，受到各种传媒广告的刺激，使他们为各种奢侈品而透支自己的薪水，甚至于从父母处攫取、借债或通过其他正当或非正当的途径满足自己过度的消费欲求。目前相当一部分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为：炫耀型、崇洋型和攀比型生活方式。这些与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逐渐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处世哲学。如果这些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在社会上流传、盛行，必然会消解我们中华民族具有优良传统的行为、思维模式，必然会淡化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以节俭勤劳著称于世的优良传统在一些群体中根本动摇甚至完全推翻。这实在是一种扭曲的社会行为，它既不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也导致人们精神境界的降低。因此，这种生活方式如不加改变，必将冲击社会的正常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畸形发展。

五、生态危机

生态危机是指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不协调、不平衡现象，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威胁，其形成有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人类改造、征服自然的实践产生的负效应。可以说，工业时代人对物质的过度贪欲和消费导致了资源的过快消耗和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近现代的人道主义道德更多地强调科学民主、自由博爱、严于律已、宽于待人而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声音则相当贫弱。基于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和敬畏实在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保证，抛弃这一点就是连根拔起，就是毁灭自己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生态家园。”（11）

当前，生态危机已相当严重，表现在：消费性生活方式盛行，使自然资源不堪重负，严重加剧了生态危机。

消费主义的盛行同人口大量增加一样,造成地球上有限资源的加速消耗。消费主义在全球的迅速扩散意味着全球大规模消费时代的到来,而地球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不了几十亿人去过“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抛弃”的消费主义生活。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无节制的消费,产生的垃圾,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空前严重。“正是在人类消费增长的过程中,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正在遭到破坏,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森林的面积正在迅速缩小,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正在逐渐减少,海洋生态系统也在水体污染和人类的过度捕捞中不断恶化⋯⋯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12）当前，在我国存在的不当的消费,尤其奢侈型消费,不但造成资源的浪费,加速地球上资源的消耗,加剧环境恶化；同时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严重的，是全方位的，无论是江河、湖泊、海洋的水体，还是大气、土壤，已遭到并且还在进一步地遭到污染与破坏，我们赖以生存所必须的水、空气、土地等自然资源已十分有限。因此，我国作为后发式国家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必须考虑到它的有限性、不可再生性,即使可以再生,也必须给它以喘息的机会、休养生息的机会；否则，人就在吃子孙饭，断自己后代的生路,自掘坟墓。

总之，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实践是本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中引人注目的事件,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一切历史变革都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机遇与挑战、危机与选择,这是一个历时性文化(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的共时性消化与创造过程。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同时需要人们与时俱进的自觉意识，积极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以时代要求全面审视新情况和新挑战,并以创新的精神积极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完善和实践创新；同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文化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利用现代技术手段,靠观念的改革与开放,促成体制与机制的改革。面向新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矛盾依然存在,问题还会出现。但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依据世界发展和时展的大趋势,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们的思想文化观，就能够建设起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深蕴时代内涵的社会主义文化。

参考资料：

（1）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2）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岳书亮1李德2《消费主义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对我国的渗透与危害》J《晋阳学刊》2004年第3期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J《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7）陈立新1包晓明2《价值理性迷误与文化重建》J

（8）吕艳《浅谈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危机》J《国际论坛》2004年10期

（9）尹继佐主编《当代文化论稿》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10）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92

社会危机范文篇5

关键词：社会信任个体国家管理

改革开放大大地解放了中华民族的各种潜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激活了中国社会细胞——人，由此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必须看到，随着个人智力的充分发挥，自由选择空间的拓展，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国家管理和整合整体合力的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尤其是作为制度化的整合能力没有得到强化，出现了大量的无序性行为，其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社会信任普遍缺失。

一、社会信息化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社会信任或社会信用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源，着眼的是它对于社会交往活动的作用。现实的经验告诉人们，相互信任是社会交流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社会作为一定的人群共同体，其存在中需要一定的社会信任，这可以从两个维度上来考察，第一是横向的维度和平面的维度。社会总是由若干人构成的，若完全缺乏了社会信任或信任度太低，人们之间就难以顺利交往，或处于“普遍的战争状态”。一般说来，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的信任，所区别只是信任范围的大小和程度高低不同，即信任度不同而已。第二是纵向维度或者垂直的维度。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阶层区分或等级差别；社会总需要一定的管理，管理权利也需要一定层次的结构，这就意味着要有一种等级式的社会秩序安排和权利安排。在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人们和政府之间，在社会管理的各个层次之间，也需要一定的信任作基础，否则会造成管理成本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紊乱。

二、当前中国的社会信任问题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包括商业信用危机、公共物品信誉危机、人际信任危机和价值信仰危机。更严重的是，中国各级党政部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失业问题、三农问题、严重的社会不平现象，使得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不信任。能否将现在的社会信任情况判定为“危机”，确实可以有不同的标准和看法，但当前中国的社会信任度很低，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我认为，说中国目前已处于信任危机，可能还有点言过其实，但确实存在着暴发危机的真实可能性。应该看到，普遍存在的社会不信任的情绪，已经在相关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的顺利运行和发展，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订立的合同有四亿份左右，而合同履行率却只有50%，我国企业每年由于不诚信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855亿元，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达55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和造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达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为2000亿元。

三、加强制度建设是重建社会信任的根本途径

我们力图通过诚信教育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力图把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者说总是立足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思维方式和思路，但历史又证明，这种思路又是一种有效的思路。因为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认为社会由无数个人够成，如果个人都提高了道德水平，都坚持了诚信原则和坚守信用，自然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信任问题。

信任问题说到底是一种对人际关系和社会预期的价值态度，是人们基于安全考虑而产生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无论信任还是不信任，都是与主体自身的安全需要，包括对利益安全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信任问题就不单纯是一个道德问题，不单是一个人们是否诚信是否守信的问题，而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社会交往的发展程度、社会制度的公正程度和健全程度、社会文化的基本价值导向相互关联的综合性问题。

当代中国正在实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快速的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极大的提高了各种交易行为的频率，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扩大了，相应地责任和风险也加大了。

社会危机范文篇6

因为今天的社会越来越趋向多元，利益参差，观念歧异，视角不同，所以，某种全体共识的达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决策的时候，由于涉及到利益的分配，那些认为自己利益受损的人们少不了要表达自己的不满。例如，政府要建设一家工厂，好像有很多的好处，外来投资的增加，就业机会的扩大，GDP增长……但是，如果这样的工厂可能带来污染，直接危及所在地方居民的健康和安全，居民当然要提出质疑甚至出来抗议。怎样的方式是解决这种冲突的有效办法呢？

答曰：民主。让百姓自己决定应当如何决策，当然，风险也由决策者承担。我们需要为这种民主决策提供适当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参与其中，各展其志，经过充分的审议，最终作出决议。不少国家的情况表明，议会正是这类决策的最好的平台。为了使得各种意见都能得到表达，游说者们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代议士们唇枪舌剑地展开辩论，把不同的利益诉求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把相关决策的利弊得失加以细致的论证。与此同时，通过多种媒体让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完整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决策的执行。

当然，即便是民主的决策，因为大多情况下依据的是多数决原则，难免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这是民主体制下难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让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例如言论自由，以及更宽泛的表达自由。这种自由能够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向公众论证其利益的正当性，展示他们所受到的损害，引发社会观念的改变。另外，像结社自由能够让弱势者团结起来，游行示威自由可以确保人们表达愤怒的权利。所有这些，都可以逐渐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利-权力格局，让社会观念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带来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我们看到百年来工人阶级、妇女、有色人种、乃至同性恋者等人群地位的提高，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

社会危机范文篇7

摘要：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环境建构、媒介形象、传播惯势及公众认知惯势等方面，对社会危机信息传播既存在正功能，也存在负效应，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必须进行策略性选择，要尊重大众传播基本规律，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控制舆论主动权，加强对社会危机的引导和控制。

从某种意义说，现代社会危机管理就是社会危机信息管理，真实、完整、科学的信息是公众和管理部门处理社会危机的可靠依据。信息的缺失、扭曲、虚假极可能导致信息流传紊乱，公众失去行为依据，产生心理危机甚至心理恐慌。从而引发甚至加剧社会危机。作为公众主要信息来源的大众传播媒介及政府在现代社会危机信息管理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大众传播媒介性质及信息传播的特点决定了其危机信息传播并不总是对社会危机产生正功能，因此政府在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危机信息传播平台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大众传播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将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危机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增强对社会危机的引导和控制，增强危机信息传播的社会效果。

一、信息传播对社会危机的引导和控制

大众传播媒介信息传播的特点、方式及性质对社会危机产生影响体现在3个方面：信息环境的建构、媒介形象认知、媒介信息传播与认知惯势。

1、信息环境的建构

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大众传播媒介通过信息供给建构了公众认识社会的信息环境。但大众传播媒介性质决定了其信息传播的特点：及时而不隐蔽、注重事件而非知识、强调客观而非主观解释。因此大众媒介提供的零碎化、事件化、甚至相互矛盾的信息往往不能给公众建构起一个完整、清晰的信息环境。

现代社会危机具有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风险性等特点，当社会危机涉及到公众基本的价值观、信仰、生存及生命安全时，社会危机的强度就增大，对公众的心理及行为影响就强烈。当社会危机强度超过公众心理承受有极限，而大众媒介无法给公众提供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社会危机图景时。公众对社会危机的认识就处于混乱和混沌状态，无法建立清晰的信息环境，使得决策缺少足够的信息依据，公众在行为上就会处于被动和混乱状态，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就极有可能爆发。

显然，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作为公众信息环境的主要建构者，大众传播媒介应，在恪守及时、客观、真实等基本原则的同时，尽可能提供相关的知识性、解释性和引导性的信息，帮助公众建立完整、清晰的社会危机信息环境，为公众行为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媒介形象认知

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形象是公众通过对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内容、传播方式、信息特点等方面的评价而形成的媒介印象，主要包括公信力和权威性两个方面。公众对媒介形象的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其对该媒介传播危机信息的认可程度。对于公信力淑威性较高的媒介，公众接受、认可其传播的危机信息，其现实的社会危机图景与该媒介建构的危机图景较一致，此时大众便将媒介的信息作为行为依据。因此，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公信力与权威性较高的大众传播媒介能较好地引导公众处理危机，能有效地抑制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和减轻其危害程度。相反，对于公信力、权威性低的媒介所传播的危机信息。公众通常持怀疑甚至是拒绝态度，并结合个人经验、知识及其他信源重新理解该信息，二次建构社会危机图景，并按照个人二次建构的危机图景处理应对社会危机。这样，即使公信力、权威低的媒介及时、真实、客观传播危机信息，由于公众的不信任也不可能引导公众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危机。

3、大众媒介信息传播与公众认知惯势

信息传播惯势指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受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文化观念、媒介定位等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信息传播的刻板模式。信息传播惯势一方面影响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时性等，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公众信息认知惯势，即公众受媒介信息环境、信息传播惯势的影响对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形成的刻板和一惯的认知。以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长期以来形成“报喜不报忧”、“高调宣传”、“稳定是重中之重”等传播惯势，使得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社会危机信息时，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与其传播惯势一致的信息，掩饰、减轻社会危机的真实情况，结果导致危机信息未能得到及时、客观地传播。同时，受认知惯势的影响，即使大众传播媒介客观地传播了危机信息，公众通常会依照惯势思维进行扭曲，一旦这种行为形成定势，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危机面前就失却了话语的主动权，失去了引导公众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危机的主动地位。

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环境的建构、自身社会形象、传播惯势及公众认知惯势等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传播对社会危机进行引导和控制既存在正功能，也存在着负功能，因此，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如何策略性地传播危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

二、政府进行危机信息传播的策略性选择

当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时，政府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内容对社会危机的引导和控制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享有权威的信源，具有强大的信息控制力。”但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不可能不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环境建构、媒介社会形象及受众认知惯势的影响，从而削弱了政府信息传播对社会危机进行引导和控制的效果。因此，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应遵循以下策略。

1、尊重大众传播规律，增强传播的社会效果。

社会危机关系到公众的财产、生命安全、价值信仰等，公众关注度极高，政府此类信息本身就包含着较高的传播价值。但由于受到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影响，有些政府部门对危机的真实情况或者隐而不发，或者避重就轻，或者形式化、政策化，信息含量低，空洞无物，这样一方面导致公众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和措施失去信心，另一方面使公众无法从政府信息中获得权威、准确和实用的信息，转而寻求其他信源，极可有导致信息混乱，同时也给流言的产生、传播创造了空间，也让媒介本身的社会形象受到影响。2005年11月哈尔滨水污染事件中，市政府宣布停水4天，但隐瞒了停水的真相，一时间，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导致人心惶惶。而在2007年无锡市“蓝藻事件”中，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通过地方媒体及时向公众披露消息，有效地避免了市民的恐慌，及时控制了谣言的传播，为政府化解危机赢得了时间。因此，政府在大众媒介上危机信息同样应遵循及时、客观、真实等传播的基本原则。给公众提供可信的行动依据。有效地抵制流言的传播及影响，提高公众解决社会危机的信心和决心。

2、与大众传播媒介紧密合作，控制危机信息传播的主动权。

为避免大众传播媒介危机信息传播的负面影响，政府应积极、主动与媒体合作，及时、准确政府处理社会危机的各种信息。要敢于打破常规，采取特殊形式。对政府的危机信息进行特殊处理，增强政府危机信息的传播效果。这样，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以特殊的形式政府信息，可以提升甚至改变媒介的社会形象，有助于媒介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权。“危机事件中，政府要与媒体进行有效地合作。通过媒介平台来信息，引导舆论。同时在大事发生时，媒体的信息报道，也是塑造媒体形象、提升竞争力的有效契机。”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破格”形式危机信息增强了传播效果，控制危机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加强对社会危机的舆论引导，展示政府的责任和处理危机的能力，可以进一步提升政府社会形象。增强公众处理社会危机的信心。公务员之家

社会危机范文篇8

信仰虽然是一种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但信仰本身却并不是精神冥想的产物。信仰说到底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在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化，它具有着丰厚的社会文化内涵。

第一，信仰蕴含并展示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信仰是隶属于人类的精神世界的。人类精神世界的产生是以人的自我意识的生成为基础的。人的自我意识虽然以个体人的存在为载体，但它的本质是类的，是群体的。这种类性和群体性表征着人的本体生成中其精神世界的社会性本质，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性。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这说明，蕴含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和群体意识是人类自我社会文化生命的肯定和维系。而且，在人的整个的生命历程中，这种肯定和维系成为一种最根本的精神渴求。这种渴求超越着人类的个体存在形式，在人类的活动中逐渐积淀为一种富有生命底色意识的内在精神模式，它为人类的全部行为实践确定动机和目的，并制约着同类之中个体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在人类的全部行为实践中已成为一种根基性的信念，我们看到这种信念作为一种超越每个个体的统摄性的精神共有，正是人的信仰。是人的信仰承载着人的本质中的最重要的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性，而个人与社会关系也据此成为信仰最根本的内蕴。富有人类精神生命本色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造就着人类的最根本的信仰，反过来，人类的各种形式的信仰，又从最根本上表征和表示着人的本质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运行与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又是一个不断地运作发展、不断地走向科学形态的历史过程。这就意味着由此而获得本体根据的信仰也是生生不息、不断地升华发展的。因此，对信仰蕴含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还必须具有历史的辩证的眼光。人类自身生成至今，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个人与社会关系演化至今，其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既展现了这种文化历史变迁对信仰内容的丰富和拓展，又展示了丰富和拓展后的信仰对这种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制导作用。

第二，信仰蕴含并展示着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信仰并不是一种纯然性的精神冥思，信仰说到底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内化。现实性是它首先具备的本质品格。但是，信仰区别于其它许多同样具有现实品格的精神现象的特质又在于，信仰是从终极价值取向即终极关切上制导人类精神世界和行为实践的精神机制。也就是说，它又是一种理想感召机制。由此可见，在信仰中，蕴含着现实与理想关系是其另一个基本的文化内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信仰的运作机理上稍加分析。

从运作机理上看，信仰是以动机的形式外化并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实践的。而动机则是在一定的现实根据的基础上特定行为的理想目标的实现动力。也就是说，动机潜在地受着现实与理想两大方面的制导。一方面，动机受着现实关系的制约。这种现实关系是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则隐藏在人与人的关系后面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任何一个身处于特定现实关系中的个体，他的任何行为的现实性，取决于他对现实关系的肯定和理解的程度。这些外部的现实制约因素虽然是一种人类自身活动的创造结果，但对一个行为个体说来，却是一种既定的现实关系。这种现实关系对人的行为制约，其实质是要求个体肯定和服从人类自己创造的现实关系，要求人们按一定的思维方式和原则规范自身的行为实践，就是说，在一定的信仰支配下从事自己的实践。这种信仰便不是一种先天的神的规诺，而是人所处的现实关系和现实环境的升华和外化。在人的行为实践中，这种信仰的现实性的实现表现出信仰行为对现实存在的肯定和适应。这是信仰的实际支配功能的最基本的一面。另一方面，人不同于动物。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的任何行为实践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生存活动的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新的价值的活动。这种新的价值的创造也不是一种随机性的自然本能，而是伴随着特定的精神生活的社会实践活动。它的鲜明的特点在于，在活动的源头就受着特定的理想目的和自觉的世界观的支配和导引。这典型地说明着作为支配人类行为实践之动机的信仰在现实性基础上的理想超越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信仰赋予着人类行为实践超越既有现实的理想品格。更为深刻的是，信仰作为一种在终极价值取向上牵导着价值创造源头的精神机制，它意味着信仰的超越现实的理想性，不但是对人类价值创造物的肯定和自觉，而且直指创造源头，是一种对人类整个价值创造过程的肯定和自觉。这种肯定和自觉实质上是对人的创造能力、人类尊严和责任的肯定和自觉。个体创造活动是这样，整个人类的创造活动更是如此。这说明“人类信仰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主体力图自觉地对现实关系的积极的创造性克服，它不仅是适应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不仅趋利避害有效有用，而且是合法合理尽善尽美。”（注：顾伟康：《信仰探幽》，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信仰据此才是人所之特有，人据此才和动物分道扬镳。

正像信仰中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一个不断地升华过程而走向科学形态一样，信仰中所蕴含的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也同样有一个不断地走向科学形态的历史过程。

从人类文明的历程上看，小到一个个人，大到一个民族或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并不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正确地处理好了现实与理想关系，也就是说，信仰对人类行为的牵导，既使人类把一些美好的理想转化成了现实，也使人类的一些美好的理想化作泡影；既使人类一些现实朝着特定的美好理想转化，也使人类一些现实扭曲朝着违背人类意愿的方向背离。打开人类信仰历史，正是一部现实与理想冲突与统一的历史。从特定的角度看，这也正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总之，在信仰中，信仰的理想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表现为人类理性与现实关系对动机的制约的一致，信仰的现实性决定了人们必须理解和肯定自身的现实关系，信仰的理想超越性则要求人们必须在肯定现实关系的同时否定现实。这就要求我们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信仰问题。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伟大的诗人歌德曾对信仰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世界历史的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不管这不信仰是什么形式），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光荣，这种光荣也会飞快地逝去，因为没有人操心去取得一种对不信仰的东西的知识”（注：歌德：《东西集·注释》，转引自《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歌德的话深刻地表明，信仰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的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信仰并不是一种僵死的精神现象，信仰要运作、发展和展示的它巨大的社会功能，信仰危机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迁都必然地伴随着性质不同、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对于危机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有人理解危机为潜伏的祸机，有人理解危机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也有人理解危机为濒临绝境。我们理解危机为某一特定的事物（小至一个信念，大至一个国家、民族）即将失去自己的规定性。就信仰危机而言，是指原有信仰的全面失落和崩溃。信仰危机素常被冠之以一些天真无知，缺乏知识修养，缺乏理性洞察力的小青年或肤浅的人，其实这是对信仰危机的表面和肤浅的理解。这些人固然缺乏信仰，但并不是经过一定的困惑和忧患动摇了自己原有的不合理的信仰，而是始初就没有明确固定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危机是指原有的良好而固定的信仰，经过一定的困惑和忧患，对自己原有的信仰发生进一步的怀疑的动摇，直至全面的抛弃但还没有确立和无法确定新的信仰的精神意识状态（注：关于信仰危机的学理性分析，参阅拙作《试论信仰危机》，《求是学刊》1995年第4期。）。我们需要的是正视信仰危机而不是害怕信仰危机。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具体分析信仰危机，采取科学的相应的态度和措施，必然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这里，我们直接地就中国社会的信仰状况作一些分析。

（一）近代中国的信仰选择

无论怎样评价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信仰，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社会的信仰是和它的相应的社会境况相辅相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信仰对它的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凝聚和牵导作用。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出现，中国社会信仰出现了深刻危机，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是一场由政治、经济层面拓深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信仰革命。“五四”运动是以民主和科学为其主旨的。“民主”包含着政治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政体上的要求，实质在于确保已经取得的反封建成果，建立起能真正代表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让中国走向强盛之路。“科学”包含着经济革命的要求，其内容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封建的农耕经济，让中国走上富裕之路。但作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先导和基础，“五四”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实质上是提出了新的思维原则、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推而进之，“五四”提出了新的信仰。这新的信仰意味着，中国人似乎再也不能以儒家思想为思维和行为的唯一指归了，再也不能事事以君主的利益为转移而屈从于一个高高在上的“天理”了。这就是说，“五四”精神意味着从灵魂思想的深处，从信仰观的高度上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准确地说，“五四”运动还是着力于对旧的信仰的破除，因此，当中华民族陷入全面的信仰危机的历史时刻，重建或选择什么样的信仰来牵导和凝聚中国人民便必然地成为更为重大的时代课题。也正是在此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它们各自带着自己的信仰选择登上历史舞台，造就了直至今日还在某个侧度延续的近百年的文化大论争。

在这场信仰选择的大论争中，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以和传统文化直接抗拒的姿态风行一时。与中国传统信仰之绝对唯一的群体原则针锋相对，他们要求援引西方信仰的个体人格至上和推崇个性自由的原则，甚至要求照搬西方整套的意识形态。这种形而上学性的文化传承的极端主张，遭到了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同样坚决的抗拒。这一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当它们一一区分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时，是很有见地的，当他们历数西方文化的缺陷和危机痛斥“全盘西化派”时，是极为清醒的，当他们提出兼取中西文化之长，兼弃中西方文化之短的主张时，其动机是良好的，但是事实上，当他们以中国文化之长比之西方文化之短，其掌握的是机械僵死的思维方法。他们所设计的西方的政治、经济加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信仰，是一种抽象的非历史的空想而已。历史的潮流大浪淘沙，近百年的文化砥砺与冲撞，终于使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既是一种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批判的基础上的新的信仰的选择，即批判地继承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又是一种在展示个性自由的基础上，注重集体、注重社会、注重人之类的新的信仰的选择，即它在整体的方面又和中国传统信仰的精华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共产主义乃中西文化之精华的真正的有机的整合与统一。

从信仰的角度，我们看到，共产主义是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关系呈现最科学形态的社会。因此，我们完全可?断言，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是被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科学的选择。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危机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必然性地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众所周知，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更和转换，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社会景象，也带来了各种各样新的危机。在这各种危机中，信仰危机是一种带有总体性从而具有深刻历史影响的思想文化危机。对于这种信仰危机，首先应进行清醒的理性省察，正确地把握住它的特点，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重建我们的信仰。

第一，这种信仰危机是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信仰时，旧的信仰失落或危机的一种历史延伸。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近代中国到“五四”运动前，中国民众已经陷入全面的信仰危机。封建主义的文化根基面对近代世界迅猛发展的现代化潮流，根本无法再有效地为中国民众提供和复制任何信仰，蜂涌而起的各种新的文化思潮又为中国民众提供着各不相同甚至激烈冲突的信仰选择，中国民众真正陷入了“旧的神祀纷纷离去，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马斯洛语）。虽然新旧交杂呈现出多重的性质（十月革命的炮声，我们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作用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信仰毕竟在中国民众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也就是说，在新的信仰建立以后，由于旧的信仰的阻滞和抗拒作用，人们还是一时难以走出信仰危机的困境。解放后，由于经济建设的诸多的原因，我们似乎并没有花费应有的力气去继续清算人们思想中旧的信仰的影响，因此，这种我们文化母体中的旧的信仰观，其作用一直迁延到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转型时期，使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信仰危机新旧交杂呈现出多重的性质。

第二，当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的信仰以后，在并不漫长的几十年中，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着实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失误。从信仰的高度或侧面审视这些失误，究其深层的根源，似乎又都最后落点到信仰失误上来。如果说，前面提到的那种旧信仰不再有效新信仰尚未确立的信仰危机的主导原因，是对旧的信仰的某种眷恋，那么，这些失误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则是对新的信仰的怀疑。当选择了新的信仰以后，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我们似乎并没有真正把握住新的信仰的内涵，在不长的几十年中曾有几度的信仰上的大起大落，使人们的精神世界震荡不安、飘摇不定。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这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恰恰相反，只是想从信仰的侧度作一些冷峻的反思，以使我们能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而面对进入崭新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转型时期的信仰危机又多了一层历史含义，即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伟大信仰的怀疑。这种对新信仰的怀疑一旦和对旧信仰的眷恋发生奇异的结合，则很可能使我们几十年的现代化出现文化上的剧烈反弹，使我们在文化的建设上出现倒退式的历史复归。所以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转型期我们所面临的信仰危机的主导方面当然还是在全面确立市场经济以后所产生的思想上全面的不适应性。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不适应性决不能仅仅理解为象人们所热衷议论的诸如道德失范、价值多元、秩序紊乱等经验现象的无所适从。它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再像过去的信仰危机只是停留在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层面上，而是透过社会发展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层面，甚至透过思想文化选择的层面深入到了“为人之本”的深度。一旦达到这种深度，信仰危机便必然地和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和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等重大而玄远的思想理论问题联系起来。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伴随着中国在世界历史现代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当年“五四”运动文化主题在新的条件下延续。当年文化大论战的景象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现代氛围中重现。惊奇的人们看到了奇特的景观：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中物质功利的急流奔涌，一方面是“新儒家”、“国学派”的粉墨登场；一方面是人的功名利禄的贪欲，一方面是人的“天人合一”或“神人合一”的信仰祈盼。文化的雅与俗，人的功利与信仰出现了奇妙的结合。这种现象提示我们，现在所临的信仰危机虽然不是旧的信仰危机的单线演进，但毕竟和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信仰危机有着某种历史逻辑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和一致性造成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信仰危机的历史深度。从广度上，中国转型期所面临的信仰危机毕竟是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相联系的，它毕竟发生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之上。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和现代世界的各种危机有着共同性。弗洛姆曾对中世纪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作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比较。他指出，相对于近代文明，中世纪的“主要特点就是缺乏个人自由”。但缺乏自由的个人并不感到孤独。

这不仅因为宗教信仰给人们提供了维系情感、实现精神聚合的超验纽带，而且也因为，自然经济结构和种族、民族、家族、社团等社会关系与社会组织，给人们提供了确定身份、实现个人归属的有机而稳固的社会母体。这种给人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社会母体当然也对人构成了束缚。唯其如此，资本主义瓦解僵死的封建结构，造成个人的自主独立的积极的社会流动，才被看成是一场巨大的历史进步。但问题在于，“个人解脱了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他通过新的制度中积极和独立地发挥作用，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同时，他所摆脱的这些纽带正是过去给予他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那些纽带，人不再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世界里”（注：弗洛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因此，自由意味着孤独，独立意味着疏离，市场竞争给每一个人以成功的希望，也给每一个人强加了被淹死的威胁。生活不再有一个稳定的根基，个人孤零地面对苍茫的世界，无依无靠。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信仰危机不正是这种感受和体验吗？这说明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由于中国的现代化和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的同一时空性，一些后现代或后工业的文化信仰危机也同时渗透进来，使得中国转型期的信仰危机更加复杂，重建信仰也更为艰巨，它需要我们保持高度的清醒。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重建（一）信仰重建的文化坐标通过以上对转型期信仰危机的分析说明，这种危机是一种综合型的三重危机。其一是封建社会几千年传统信仰的危机；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危机；其三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信仰的危机。现在，我们提出重建信仰，那么，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重建信仰？重建什么样的信仰？这是必须进一步作出回答的。

首先必须确立重建信仰的正确的立场和方法。我们承认，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确实具有重要的相对独立的作用，尤其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这一点更为明显。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一条不可更改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信仰是隶属于文化范畴的，而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就经济和文化作用的关系而言，经济因素本质上是一种自变性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因，它在社会生活中这一地位始终是不能改变的。而文化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它变性的因素，它提供一种价值观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识，其功能主要是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提供某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它并不直接地更不单独地对经济发挥作用，它在这方面的作用始终限定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国际环境中。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像黑格尔那样，把历史颠倒过来，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因此，要确立重建信仰的文化坐标，首先需要认清的是中国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历史水平，认准中国目前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

纳入到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目前究竟处于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界的认识并不是十分一致的。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时期。但是，这一转型时期的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却十分地复杂，复杂的原因在于中国在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属于后发展国家这一事实。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业已高度发达甚至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才开始实现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这种历史错位给中国的现代化造成了极其特殊的历史定位，它使原本以历史的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在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国社会那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

在这种特殊历史时空中，文化也必然性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甚至混乱的局面。

那种以人与自然的自在的和原始的合二为一为内涵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那种以人本精神和科学技术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以及以消解自我和压平价值重建人与自然的人为合一为内涵的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同时冲撞和挤压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信仰世界。信仰危机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关系的断裂以它的现代形式展示在中国民众的面前。

在这时代文化和信仰的困惑面前，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侵袭和影响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由于西方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业已带来的明显弊端，由于在几十年的实践历程中我们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上的失误，一些敏感的心灵企图回归历史，重新以农业文明的精神来重构中国社会，即重建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儒家信仰以有助于调整工业文明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期望传统的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际原则能有助于克服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以及诸如拜金主义、急功近利等异化现象。这就是一度炒得火热的“新儒家”或“国学”热。应该说，这种理论的热兴也不是一种赁空的想象，它的经济根据便是东亚几国的所谓的“靠儒家文化的腾飞”。关于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起飞，笔者在此限于篇幅，不多赘述。

但我们认为，如果说某些儒家文化因素在今天的经济增长中能发挥正面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儒家文化作为整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严重阻碍作用。在这一点上，韦伯的基本论点是不能否定的。因此，不需要重建传统的儒家信仰并不是一种情感式的宣言，而是合乎历史潮流的慎重的理论结论。

其实，前面已经指出，从总体上而言，中国目前的转型期还是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和跃迁。那么，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期，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精神还应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对于这种精神大家较为一致的概括是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其实在我们看来，所谓的人本主义和技术理性说到底是“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现代形式而已。既然如此，这就深刻地意味着，当年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虽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颇多曲折，但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选择。本来马克思主义就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扬弃，而共产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共产主义的内涵正是既扬弃了传统农业文明又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文明的世界历史的未来理想社会形态。因此，这里的信仰重建，决不是要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是要在更为科学的意义上和更为科学的形态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信仰重建的基本理论点

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而言，重建信仰虽然不是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信仰，而是重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立场、方法和态度，但毕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较之当年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社会面貌，需要我们有新的理论思维方式。就重建信仰而言，有许多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在此我们仅先论述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点，更为详尽的设想和论述只能放在以后慢慢研究了。

第一，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际原则上，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确立个体主体性、个性自由的原则。

反思多年来的信仰失误，应该说，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中国封建主义传统信仰用集体主义消融个性的误区。这主要表现在，在我们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原则所理解的集体主义中，并未把个人的自主和独立看作它的基本前提，因而常常把集体和个人、集体主义和发展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在许多人的观念里，讲求集体主义就意味着必须抛弃个人利益、个人发展，只能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服从集体需要。共产主义是要坚持集体主义的，但这种集体主义是“人和人之间矛盾”、“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首先需要的是真正独立的个人和自由发展的个性。在这一点上，我们搞了几十年所创造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氛围，无法生成出这样的人。现在，中国已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交往形式，它不仅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需要条件去发展人们的个性，促进个人的自我形成和实现。因此，当人们从那种无法容忍个人发展的历史环境中走出来的时候，必然对过去那种旧有的信仰表示怀疑，进而对共产主义信仰也产生动摇。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这种促使个人走向自主的发展的道路，不但不是背离共产主义方向，而是日益靠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步骤。

第二，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要确认信仰和理想的级态性理论。

从信仰作用的机理上看，它虽然是在终极价值目标上给人们提供一种动力和支柱，但这种终极关切绝不是宗教式的对一种悬空彼岸的关怀。信仰是有生活信仰、道德信仰和终极信仰之分的，特殊的是信仰的这三种级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连，是一个不断地跃迁的有机整体。信仰一般是对理想的一种把握和持有，而理想也是有生活理想、道德理想和人生最高理想之分的。二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对应性的。应该说，这是我们过去严重忽视的一个把握信仰和理想的方法论问题，因而也是我们重建信仰要把握的一个基本理论点。

如前所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无疑是具有一定的终极理想这一本质特性的，正因如此，它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但是，这种社会理想又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在人类社会发展意义上，它不但具有终极理想的感召性，而更重要还具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共产主义不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静态时空点，而是一个理想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但是一种对最高社会理想的终极关怀，而更重要的应是一种现实把握。而且即便是从人类社会理想角度对共产主义终极意义的把握也要把它置放于人的总体解放和自由的最高终极意义中去把握和理解。

确认信仰和理想的层极性，就是要把共产主义这种终极社会理想具体地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信仰和生活信仰之中，使之具体地转化为人们全部行为的具体动机。当然，这种确认绝不是把信仰功利化和世俗化。功利化和世俗化严格的意义上是一种无信仰的状态。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确立后比较明显的负面效应，而重建信仰正是要克服这种负面效应。

我们认为，我党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已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比较科学的现实信仰目标。因为，它上可跃迁到共产主义信仰的最高极态，下可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具体信念之中；它既不是一种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理论体系因而可以避免把信仰悬空化，它也不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或经济政策因而可以避免把信仰功利化和世俗化。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鲜明地把它作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信仰，还有许多有待于更进一步展开和更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对信仰在社会发展和社会运作机制中的地位问题，要确立“文化中介”的原则。

社会危机范文篇9

一、公共危机及其对社会心理的主要影响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突然发生并危及公众生命财产，影响社会秩序，破坏公共安全，对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成严重威胁，在短时间内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公共事件。一般认为，公共危机是指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过程与非均衡状态。公共危机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一般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1)突发性和紧急性。即公共危机往往是在意想不到、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2)不确定性和易变性。这是公共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指公共危机的起因不明，难以预知，并且危机发展的方向是多变的、难以控制的。(3)社会性和扩散性。即指公共危机影响公众生活和社会秩序，而且由于它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动态的特点，因此其影响和危害具有扩散的可能。(4)危害性和破坏性。这是公共危机的本质特点，一个事件之所以被称作公共危机，就在于它破坏公众正常的生活与工作秩序，威胁社会基本的结构和价值观，造成社会混乱。

公共危机发生时，其恶劣影响及灾难性后果严重地破坏了民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整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也超出了民众的应对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使民众表现出挫折、紧张、恐慌、焦虑等消极心理状态。社会心理就其一般意义是指人们普遍具有的心理状态，而且这种心理状态是在人们相互影响的背景下形成的。公共危机对社会心理上的冲击和影响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诸多理论得到解释，包括期望理论、相对剥夺理论和地位不协调理论等。依据期望理论，经济或政治条件有所改善，引起人们有所期望——期望情况变得更好，但是期望值的增长往往超过客观条件的改善，因此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之间存在日益拉大的差距，当这一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将产生冲突。依据相对剥夺理论，人们的需要分为实际的需要和期望的需要，实际需要的满足和期望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或者自己与他人的需要满足相比，产生差距的感觉，这一感觉称为相对剥夺。地位不协调理论认为在迅速变迁的年代，大多数人都会有地位不协调感，许多人原来既没有财富，也没有政治权力，当他们获得经济资源后发现自己的政治地位没有任何改变，从而造成挫折感，导致社会冲突。

公共危机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有形的、物质层面的影响，例如使人们的生命和物质财富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无形的、精神层面上的影响，在此过程中，人们的心理、精神承受巨大的压力并可能受到伤害。如果我们比较这两方面的影响，会发现危机对人们的心理的影响不仅是结果性的，而且也是继发性的。这是因为，人们在面对危机事件的刺激时，个体的应激反应由于受到社会公众其他人的影响而出现趋同性。形成群体性或社会性的应激反应从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危机的扩散和破坏程度''''使事态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控制。人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急事件时，多数会产生程度不同的消极情绪和心理反应，很难保持沉着冷静、积极应对的心态。因此，公共危机事态下所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往往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具体表现为：

第一，疏忽大意。面对危机，总有一些民众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危机离自己很远，不会那么轻易就波及到自己，不重视对危机防护措施的学习。如在“非典”期间，仍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对个人和家庭防治“非典”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第二，轻信流言。流言通常只是无意识地进行传播，不带恶意，但是有时也会造成严重后果，甚至引发社会混乱。流言总会给民众带来或大或小的心理压力，当危机严重时，民众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得到可靠的消息，而已有的信息无法消除他们的疑虑和紧张，于是很容易会随波逐流地轻信流言。

第三，心理失控。一般说来，作为社会人，民众的--思想行为都受着包括环境、条件、制度、法规等行为规范的制约，这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面对公共危机，各种行为规范对于人们的心理、意识和思想，则无法具有明显和直接的约束力。尤其在处于危机状态的关键时期，民众心理会出现某种失控，非理性意识会一定程度产生或增强，一些习以为常的社会制约的道德、规章制度甚至法律都显得不那么起作用了，这种现象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中都随处可见。

第四，过度恐慌。人们遇到重大的灾害性事件时，通常会出现不安、恐惧、紧张、惊慌等反应，产生退缩或逃避等行为。这些反应是有机体在长期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生存预警和保护机制，有利于个体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和抵抗危机对自身利益的威胁。但是，如果心理过度恐慌，则会导致机体对于危机的免疫能力下降，做出非理性行为，给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阻碍。而且，在危栅腈境下形成的个体心理具有很强的感染性，而且这种感染是非常迅速的。在这种感染的气氛下，被感染者很容易失去个性和理性而随波逐流。例如，三鹿奶粉事件中的一些人“谈奶色变”现象的背后其实就是担陇心理的相互感染。

第五，群体陛应激反应。群体性直激反应的形成与群体压力和从众心理有关，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性心理反应。由于危机中的民众心理是一种集合的群体心理，具有从众性，个体的恐慌、焦虑等负面反应如果形成一定强度，并且有了一定群体规模，便会形成群体性应激反应。社会心理学认为，从众心理是由于在群体一致性的压力下，个体的一种试图解除自身与群体之间的冲突、增强安全感的手段，时常在信息不详、情况不明、把握不大的条件下发生。这种从众现象很容易使民众失去理智的判断，加上流言在社会上的传播，一旦有恐慌、危险等消极信号在社会中传播，便会造成社会性的恐慌。当这种社会性恐慌进一步发展、深入，有可能导致有针对性的群体性事件，如集体骚乱、围攻、静坐等等。

二、构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社会心理调控机制的重要意义

公共危机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会导致人们在心理、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出现功能失调及社会混乱，因此，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进行有效的社会心理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建立健全社会心理调控机制，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是社会的进步和对人真正的精神关怀，有利于政府帮助公众恢复正常生活，提升政府形象，维护社会的稳定。

首先，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涉及诸多领域的社会变革，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转变。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在此过程中势必会存在种种改革阵痛和潜在的社会矛盾。社会转型之中的公共危机增多，而且公共危机对人们的心理有着十分明显且长久的影响，相关人员不仅会改变对社会中的他人、自我、人际关系及其他事件的认识、了解与归因的心理思维过程，而且往往会呈现出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一些危机之后的心理活动及相应的反常行为倾向，在公共危机发生影响的区域也会出现一些非常态的舆论、流言、恐慌等反应。在社会转型时期潜在矛盾众多的历史背景下，（整理）矛盾处理不好，往往会导致民众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能力的怀疑，削弱政府的权威，严重时甚至会成为重大不确定事件的导火索，因此，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作为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的保障。

其次，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是解决潜在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问题也对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共危机给发生地造成的影响和危害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政府形象受损、经济社会生活混乱、秩序波动等等都有可能同时发生。在公共危机之后公众的心理受到极大的冲击的时候，作为危机心理救助的主导力量，政府通过心理调控机制对公共危机中心理受损人员进行心理干预和修复，承担起政府责任，有利于培养政府以及工作人员关注公民权、关注社会和人民的意识，为政府解决潜在社会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心理上的和谐。因而，社会的和谐与社会每个成员的心理和谐有着密切的关系，保持人们的心理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公共危机发生后对那些需要心理援助的人进行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有利于政府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体现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核心理念；有利于政府化解各种消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危机发生地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有利于研究公共危机发生地区社会活动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促进民众心理和谐，维护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因此，建立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直接体现政府的治理能力，关系到全社会人民的安居乐业，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

第四，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是解决社会心理问题的重要保障。社会心理关注的对象往往是由重大事件、重大疫灾引起的公众的恐慌，还关注社会转型、社会公平、政府决策等引起的公众的共性的心理感受和反应，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共性的行为反应。公共危机在对社会生活造成物质破坏的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公众的心理，而这种对公众心理造成的影响将会反过来恶化其不良局势。因此，在处理公共危机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心理危机调控机制是应对公共危机尽快控制局势的重要手段。2003年“SARS”危机期间，我国只有不足0.001%的人感染，但事件本身却影响了全国甚至整个世界，在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恐慌。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SARS”早期我们没有对由“SARS”引起的危机进行足够的评估，对从众的社会心理没有充分的认识并进行正确和适当的疏导而造成的。由于我国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缺乏。导致公众心理承受能力普遍偏低，加之政府未能适时公布正确的信息，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手段等措施，从而使得信息失真，进而造成了全社会的盲动和慌乱。社会心理调控机制的目的之一在于控制流言，流言一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政府就可以较好地稳定公众心理，有效地防止公共危机的扩大，最终平息公共危机，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这是建立健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的最终目的，也是其本质的功能。

三、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的对策思考

一直以来，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人们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制建设、体制机制建设、预警系统建设等关注较多，而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干预却重视不够。总结近几年的各类公共危机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民众做出什么样的心理与行为反应是贯穿整个事件的一个关键性的变量，忽视民众的心理因素，不仅会事倍功半，也往往会出现事态平息而人心未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局面。因此，社会心理调控问题无疑应该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社会心理调控，一般是指在心理学理论的指导下，按步骤地针对民众群体性的心理活动、心理特征或心理问题施加影响，给予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和心理援助。使之尽快摆脱困境，战胜危机，重新适应生活。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众心理调控，不仅需要各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干预措施和手段，更要通过政府制度的制定、资源的配置、有效的管理以及社会的广泛参与等来实现。

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不仅有助于在精神上给予民众必要的援助和保障，稳定民众情绪，削减其种种负面心理，而且可以使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化“危”为“机”，对履行政府责任，赢得民众信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机制建设，是各级政府处理公共危机需要高度重视的重要环节。

1.加快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体系建设

社会心理调控体系建设是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民众心理调控的制度保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虑：一要加强危机状态下的心理卫生研究工作。危机心理调控是一项复杂的、操作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科学的理论做指导才能顺利进行。对不同类型的危机心理进行专门研究，积累数据资料，进行理论准备，可以为民众心理调控工作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也能为制定更为有效的社会心理调控计划打好基础。二要建立公共危机中民众心理的救援制度。制度上的保障是一切救助工作得以有效开展的前提，建立、健全公共危机中的民众心理救援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另外，出台我国公共危机时期民众心理救助法案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而从长远发展来看，只有将此项工作列入政府危机救助体系之中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三要组建优秀的危机心理卫生工作团队。心理调控与干预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其技巧和能力，需要专门的培养和训练。危机心理卫生工作者一般应包括这样两类人员：一类是由工作在心理卫生机构的专家和工作人员组成的长期性的专业队伍，负责预防和及时救助危机发生后心理上出现问题的人；另一类是危机发生后经临时筛选和培训的业余工作团队，一般由危机发生当地的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构成，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大面积心理危机。这两类人员协同合作，才能全面做好危机心理调控与干预工作。

2.进一步加强公共危机时期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

做好信息公开工作是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社会心理调控的思想前提。首先，应充分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现代社会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客观上需要政府向公民提供真实信息，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信息需要。要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向民众大力宣传知情权的重要性，让民众清楚地认识到知情权不仅是他们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工具，也是他们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工具。其次，应充分发挥政府网站的作用。公共危机发生后，政府网站要在第一时间公布危机信息，并及时更新、增加与公共危机相关的信息内容，应将政府掌握的有关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政府的处理措施、相关政策等第一手信息及时全面地向民众公布。民众通过政府网站获悉事件的真相，不仅知情权得到了保证，而且多数人都会凭借科学理性的精神对该事件做出正确的判断。再次，进一步完善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该说是政府在新的形势下塑造自身形象的一种必然选择。尤其是在公共危机状态下，整个社会都处于对信息的渴求状态，这个时候新闻（整理）发言人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由于有了来自于正规渠道的权威信息，小道消息很快失去了生命力，从而稳定了民心、赢得了民众的信任，为有效应对危机奠定了基础。

3.规范媒体行为，强化媒体的积极作用

媒体是联系政府与民众的桥梁，在应对公共危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强化媒体的功能和职责是加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心理调控的重要环节。首先，政府要加强新闻管制，规范危机状态下的媒体舆论。政府应尽快建立应对公共危机的新闻管制机构，制定相关的规章条例，研究危机状态下新闻报道的相关政策等，在公共危机中进行必要的新闻约束和新闻控制，从而规范媒体舆论，为政府与社会有效应对危机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要加快关于媒体新闻的立法步伐，尽快制订《突发性事件新闻报道管理条例》，使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以此来完善社会信息的传播机制和民意的直接表达机制，使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能够畅通无阻。其次，要发挥好主流媒体的核心作用，抢占报道先机。面对突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民众出于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总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有关危机的信息，及时、科学、充分、权威的信息传播显得非常重要。主流媒体对危机信息进行及时、公正、客观的报道，有利于建立起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在公共危机中起到风向标的作用。第三，媒体要加强危机传播中的自我管理。公共危机关乎国计民生，任何马虎懈怠都有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后果。在公共危机中，媒体要自觉将民众的利益作为自身工作的出发点，遵守新闻操守和职业伦理，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真实客观地报道危机事件，满足民众的知情需要，帮助社会消除危机造成的疑虑与恐慌，向民众传授正确对待危机的方法，增强民众克服危机的信心，从而引导整个社会在公共危机面前形成合力。第四，媒体要积极配合政府对民众进行心理引导。在公共危机状态下，媒体要积极配合政府，联系民众，利用危机公关来进行心理干预。“对于媒体来说，在危机中比较理性和成熟的做法应该是：在保持媒体声音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巧妙地和政府站在一边”。㈣面对危机时媒体要保持理智、认清形势、顾全大局，不能在民众过激情绪的感染下迷失方向，要学会艺术地去传达政府的声音，深入地分析危机的形势、困难和问题，坚定信心，帮助政府从心理上引导民众克服消极心理，积极应对危机，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