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规范范文10篇

社会规范范文篇1

从实际情况来看，与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有比较紧密联系的社会规范主要包括：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

(一)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是指由具有法律、法规制定权、解释权的机关或者组织，按照一定的程序所制定并在一定区域内公开实施的规范。法律规范是与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规范，既是诉讼参与人判断自己所从事的诉讼活动的性质和效力度量衡，也是从事具体诉讼活动的行为准则，同时还是诉讼活动的工具，无论是什么人，只要参与诉讼，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和法规等法律规范的规定，坚持做到行律于法。

与诉讼活动有联系的法律规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它的性质来说，主要有：一是制定的限定性，只能够由具有立法权、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的机关或者组织制定；二是程序性，其设定、修改、补充、废止等都要按照比较严格的程序进行；三是公开性，法律规范必须公开实施；四是广泛性，法律规范的内容和精神应当反映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的意愿，调整的对象不能够只是适用于特定的事或者特定的人，适用的区域一般也比较宽；五是贯彻的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贯彻需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自觉，但这绝对不能够否定法律所具有的、可以强制加以贯彻的属性。

2．从它的作用来看，主要有：一是需要性，包括政府需要、社会需要和民众需要；二是合理性，即法律规范的内容应当具有人性和理性，应当符合人文要求；三是实用性，即法律规范应当是有用、可用、能用、管用和好用的。

3．从它的类别来看，主要有：一是行为之法律规范；二是确认之法律规范。前者是指诉讼参与人在从事侦查、检察、审判、和辩护活动时所应当遵守和适用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一般都是以程序法作为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例如，公安人员、检察人员、律师和审判人员在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辩护权利的时候，所应当遵守的法律规范主要就是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后者是诉讼参与人自行确认、作出某种判断或者要求其他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确认某种事实、权利和义务及作出某种决定之时所应当遵守和适用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通常都是以实体法作为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例如，检察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涉嫌犯罪、或者构成犯罪，进而要求法院予以定罪量刑；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要求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从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予以刑罚的，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主要就是刑法。如果某一部法律中，既有行为之法律规范的规定，又有确认之法律规范的内容的，当然也是诉讼参与人所要遵守和适用的法律规范。

正如人人有别的道理一样，与诉讼参与人活动有联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效力也是各不相同的，按照其效力的高低来划分，可以分为下列几种：

1．根本法，包括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全国人大所作出的各种宪法修正案，它们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

2．基本法，又称为部门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它们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但修改或者补充可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3．单行法，它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以及基本法的规定所制定的专门性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

4．行政法，它是指由国务院所制定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

5．地方性法规，它是指由省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所制定的规范，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于1996年3月1日所颁布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

此外，由国务院各部、委、办、局所制定的行政规章等，也属于这一层次的法律规范。

6．其他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规范，例如，由有关部门或者某些地区所制定的、在本区域内实施的规范，如省一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大、政府所制定和颁布实施的规范等。

在我国，除了上述法律规范之外，与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有联系的法律规范和实际上起到法律规范作用的社会规范还有：

1．立法解释，即由制定法律规范的机构就它所制定的规范所作出的解释。

2．司法解释，一般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发现问题之后，为了规范全国法院的审判活动而作出的解释。

从理论上来说，进行司法解释的原因有四点：一是现有的法律规范不够明确、具体；二是地方各级法院对于法律规范的内容的理解出现了分歧；三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原来立法的时候所考虑的一些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四是解释者得到了立法机关的授权。在我国，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是“最高”的法律规范。

3．检察解释，是指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有关法律所作出的解释，这些解释虽然对法院审判影响不大，但对于包括律师等还没有被认为是刑事诉讼主体的参与人而言，却具有不可挑战性。

(二)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是指由一定的组织和行业加以制定、确认，或者自然形成的社会规范。社会公共道德也是与律师的执业活动具有密切关系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有所不同：首先，如果说法律规范是通过调整人的言语和行为来达到提高人的思想水平和道德观念的话；那么。道德规范则是通过约束人的思想水平和道德观念来达到促使人自觉地做或者不做某种活动。其次，如果说法律规范的贯彻所仰仗的是外在的强力(通常所说的国家强制力)的话；那么，道德规范的贯彻则主要是基于人的良知和自觉，是带着轻松和愉快的心情去遵守和维护的。再次，如果说法律规范调整和约束的重心是人的言语和行为的话，那么，道德规范调整和约束的却是人的思想和心灵。所以，道德规范具有法律规范所没有的许多优点，同样是诉讼参与人在进行诉讼活动的时候所要遵守的社会规范。

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告诉人们：正确地理解道德内省、法律外束的辩证关系和各自的作用，对国家管理是十分重要的，法律规范在治国安邦中虽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法律规范却不是万能的，从调整的范围来看，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或者活动都由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法律规范不可能全部取代其他社会规范的功能；从实际情况来看，无法可依的时期早已过去，制定、修改、解释法律的工作固然必要和重要，但培养立法、执法和解释法律规范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观(尊重法律、维护法律、善待法律、忠诚法律的观念，具体表现是：依法立法、依法司法和依法解释法律)和道德观(具体表现是：以良心和良知为内心动力，按照公平、公正和正义的要求去执行法律和解释法律)的工作更显得必要和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代的中国司法环境中，最为缺乏的不是法律规范，而是一大批具有法律观和道德观的执法机构及其执法人员。今天，之所以出现了不少侵犯或者损害国家、集体和公民合法权利的冤假错案，就是因为有一些执法机构或者部分执法人员缺乏法律观和道德观，如果古人关于“有法不依，甚于无法”的警示依然管用的话，还应当加上另一条警告——不尊重、滥用和曲解法律将会导致全社会对法律产生信任危机，并最终导致依法治国的方略落空。

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关于治国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的提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治国既需要法律手段，也需要道德手段，忽略法律规范或者将法律规范作为道德规范的辅助手段(董仲舒倡导的“德主刑辅”)，将会导致人治的泛滥，对治国是不利的；但现实也告诉我们，忽略道德规范或者把道德规范从治国方略的手段中抹去，同样不利于治国，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来约束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话，也一样会出现以法治的名义而实行人治，从对社会的危害性以及公众的感受来说，这种人治比因为无法可依而出现的人治的危害更大，假如将法律规范形容为一辆概念车，将道德规范形容为驾驶员的话，当概念车由具有高素质(高超的驾驶技术和良好的驾驶员道德)的驾驶员是驾驶的话，就会成为公路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反之，如果交由低素质(特别是缺乏驾驶员道德)的驾驶员来驾驶的话，就会成为公路杀手。所以，法律规范(良法)与善良的道德规范(善德)在治国安邦的过程中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可以互为促进和补充的，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在具有法律观的同时，还具有道德观的话，严格执法的自觉性和准确性将会得到加强。法律的威望就会提升，法律的作用就会最大限度地得到体现，依法治国的方略就会更加深入人心。否定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之间可以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是错误的，认为法律规范可以代替道德规范的作用是片面的。第二，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功能是有区别的，在法制社会中，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就像人的左右手，都不应当缺少，它们各自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法律规范的作用就在于其能够有效地律行(人们的言语和行为)，但缺陷却是无法有效地治心(人们的思想和心灵)，现实生活中，许多组织或者个人对一些法律规范抱批评态度，但又不得不屈服于法律规范所固有的强制力，而道德规范恰好能够有效地克服法律规范所存在的这些缺陷，因为道德规范具有感化人的思想和心灵作用，能够促成人们达到心行一致的境界，如果将法律规范比喻为人的言语和行为的向导的话，那么，道德规范则属于人的思想和心灵的向导，前者只能够引导执法人员走过一段短暂的道路，而后者却可以引导执法人员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正如康德曾说过的那样：这个世界有两样东西让我敬畏：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人类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庭。当道德成为了我们内心的法律，每一个人都自觉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时，道德与法律终将合二为一，社会也就实现了其公平正义的目标。从道德规范的来源来看，可以将道德规范分为两种：一是既定的道德规范；另一种是自然的道德规范。1．既定的道德规范。．它是指由某些组织、行业对国家、行业、民众的道德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所制定的道德规范。主要有：(1)国家道德规范，它是由国家提倡并加以贯彻实施的道德规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地方道德规范，它是由各地方提倡加以贯彻实施的道德规范。(3)部门道德规范，它是指由各个政府工作部门提倡并加以实施的道德规范，公、检、法、司等司法部门都制定有适合工作特点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一般都是为了加强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树立勤政为民、执法为民的良好形象。(4)行业道德规范，它是由一些行业管理和服务机构所提倡实施的道德规范。例如，由中华律师协会修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等。

2．自然的道德规范。它是指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公认的、善良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评判标准。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处在动态和发展之中的事物，受到时间、地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比较大，不可能都以既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一些现象，在以前曾经被认为是“不雅”或者“辱德”之事，现在却成了光明正大和必须去做的事。例如，律师在参与诉讼之前或者诉讼过程当中与委托人、当事人谈工作报酬的事情，在离我们还不是很远的日子里，律师都在国办的律师事务所中执业，律师不怕多干活，但却非常忌讳与委托人洽谈收费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很容易被管理部门和其他人视为“唯利是图”的小人，这些工作一般都是能推则推，但现在的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律师要么在合作律师事务所中执业，要么是在合伙律师事务所中执业，律师已经不再忌讳与委托人洽谈费用问题。当然，律师收取工作报酬除了要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之外，也要遵守道德规范，既要遵守既定的道德规范，也要尊重和自律于自然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习惯。

(三)其他社会规范。其他社会规范，是指诉讼参与人在进行诉讼活动时，所要遵守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之外的其他规范。其他规范同样是诉讼参与人应当加以遵守的规范。地球在太阳的照射之下，一样有阳光照不着的地方，同样道理，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虽然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也一样会有它们无法调整或者调整不了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颁布实施之后，仍然会有一些执法机构根据自己对于法律规范的认识和理解，对有关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执行问题作出解释或者规定的原因，如果这些解释或者规定与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有关，对其中的一些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就具有约束力。一直以来，地方上一些执法机构所作出的一些规定或者解释，对于公、检、法等强力部门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不大，但对于律师等诉讼参与人而言，就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例如，一些公安机关对于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门作出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对于公安、检察、法院的办案人员来说，影响不大，但对于担任辩护人的律师而言，就不得不遵守。尽管这些解释或者规定从法学理论上来说不仅没有强制力，甚至是不合理、不公平、无效或者非法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却是无法律之名，却有法律之实的规范，也是律师等诉讼参与人在进行诉讼时不得不服从和遵守的规范。

诉讼参与人所从事的诉讼活动，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严肃的法律活动，应当遵守和适用的主要是法律规范，这是“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的要求，但这并不是说在进行诉讼活动时就可以将其他社会规范完全排除在外。例如，对于涉及到工程项目设计和施工技术问题的纠纷，在进行有关的设计问题或者施工技术问题的鉴定时，所应当适用的就不是诉讼法律规范，更不是道德规范，而是其他有关的规范，因为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中根本找不出能够解决这些需要进行鉴定的问题的具体标准和方法。此时，只能够根据某些行业或者设计、施工企业自行制定的有关工程设计规范和施工规范去进行鉴定。

总而言之，在现代社会里，与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社会规范是很多的。其中，具有法律性质的社会规范只是这些规范中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是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诉讼参与人仅仅熟识法律规范和掌握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是不够的，还应当熟悉道德规范和其他社会规范。特别是公、检、法的办案人员和律师，在进行诉讼的过程中，不应该把自己作为单纯的法律人(从事法律工作者)，而应该把自己变成法律与道德的混合体，既要做一个好的法律人，也要做一个好的道德人。尽量在严肃执法、彰显法律威严的过程当中，宣传和弘扬善良的道德风尚，做到法律与道德的结合。所以，一切与诉讼活动有关法律、法规、道德伦理要求、经济规律和制度等，都属于诉讼参与人应当遵守的社会规范。

二、社会规范的功能

社会规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不同性质的社会规范的功能是不相同的，对于诉讼参与人而言，它是指社会规范对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有：

(一)评判功能。社会规范为诉讼参与人从事诉讼活动提供了一套完整和精确的度量衡，这套度量衡既可以成为诉讼参与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诉讼活动进行客观评判的标准，从而使诉讼参与人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和对症下药，能够有针对性地确定自己的诉讼事项和诉讼内容，能够有选择性地采用正确和恰当的诉讼办法和措施，能够帮助诉讼参与人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减少或者降低诉讼成本；也可以成为诉讼参与人对自己的诉讼活动的质量和效力进行客观评判的标准，从而使诉讼参与人明白自己能够做什么或者应当去做什么，能够保证诉讼活动的准确性。

(二)准据功能。不同性质的社会规范的存在，为诉讼参与人从事诉讼活动和分析判断问题提供了准则和依据。例如，刑事诉讼法为了顺利地处理刑事案件而规定的一系列严肃、科学和有序的程序，为公安、检察、法院和辩护人从事侦查、检察、审判和辩护等诉讼活动提供了具体的活动准则；又如，刑法关于犯罪构成条件、犯罪情节和量刑幅度的规定。为公安人员、检察人员、法官和律师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可能受到的刑罚种类和幅度等提供了统一的依据。

(三)工具功能。社会规范是中性的，并不属于特定的诉讼主体，并不为特定的单位、群体或者个人所专用，具有工具的性质，无论被谁所使用都能够发挥其工具的作用。从实践来看，社会规范的工具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

1．攻击和防御(进攻和防守)。诉讼参与人在不同场合下扮演着主动进攻或者积极防守的角色，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要把社会规范作为自己的工具，要么将之作为攻击的武器，要么把它作为防御的武器。例如，在自诉案件中，律师既可以接受受害人的委托作为自诉人的诉讼人，也可以接受被告人的委托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都可以将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作为自己开展或者辩护活动的工具。当律师作为自诉人的诉讼人时，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可以成为发动攻击(控告或者控诉)的武器，律师可以运用刑法的某些规定，主张被告人构成犯罪和应当受到刑罚，可以运用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主张被告人应当受到的刑事审判等；而当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时，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也可能被用来作为防御(进行抗辩)的武器，律师可以运用刑法的某些规定主张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者罪轻、可以免于刑罚，可以运用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主张自诉人的自诉不符合条件、要求人民法院不受理自诉人的起诉等。

2．协调和平衡。诉讼过程中，经常出现调解、和解或者撤诉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当事人同意调解、和解和合作愉快的局面，除了司法人员、委托人、律师等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单位的努力之外，另一个因素就是社会规范本身所具有法律理念(公平、公正、正义)和道德理念(良心、良知、与人为善等)对委托人、律师等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和思想发挥了协调和平衡的作用。

三、对社会规范的态度

对于所存在的、与执业活动有关的社会规范，诉讼参与人应当抱的态度就是：

(一)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由于诉讼参与人一般情况下不是社会规范的设定者，而是遵守这些社会规范的义务人。所以，对于客观存在的、与执业活动有关的各种社会规范，诉讼参与人应当抱着面对现实的态度。这就要求诉讼参与人应当做到：第一，熟悉社会规范，即要全面、客观、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社会规范的种类、性质、功能、基本内容和要求；第二，适应社会规范，即诉讼参与人要学会适应已经存在的各种社会规范，哪怕这些规范中还存在着某些不合理、不完善甚至是霸道的内容，在存在这些问题的社会规范没有废止、修正之前，只能够边适应和边呼吁；第三，尊重和遵守社会规范，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社会规范或多或少地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甚至具有强制性，诉讼参与人如果想使自己所从事的诉讼活动能够得到司法机关和社会的认同、如果想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尊重和遵守已经存在的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范文篇2

关键词：社会规范；缺失；主观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文化自信。但是，毋庸讳言，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社会生活出现了社会规范缺失问题，社会规范缺失会搞乱正常社会秩序，搞乱党风，搞乱社会风气；社会规范缺失还会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削弱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荷兰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Hofstede）教授把文化定义为“心灵的程序”和“心灵的软件”[1]4，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把文化定义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2]35。文化建设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方略。早在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3]。2014年“五•四”青年节，在视察北京大学时，又提出了“扣子理论”[4]。本文基于社会规范理论，探讨如何通过加强主观文化（隐型文化）建设，弥补社会规范缺失短板。

一、社会规范的核心概念

社会规范（socialnorms）术语中的“规范”一词源自拉丁文“norma”,原义指木匠手中的“规尺”,后来哲学家和行为科学用它来研究人的行为,并作为行为标准,它便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社会规范(socialnorms)固定下来。然而,社会规范的研究范围很广泛，是哲学、伦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不同学科的研究侧面也有所不同，定义也因此有所不同，关于社会规范概念的定义众说纷纭[5]246。社会学[6]把它定义如下：社会规范是指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社会活动的准则。它是人类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来﹐相习成风﹐约定俗成﹐或者由人们共同制定并明确施行的。其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社会规范的这种制约作用正是维持一个社会组织稳定、发展的前提。风俗习惯﹑部分道德规范及部分法律规范﹑宗教规范是不成文的﹔法令﹑条例﹑规章和大部分法律﹑重要的教规是成文的。社会规范正是评价和矫正个体社会行为的工具。从约束力的强弱角度不同，社会规范可分为常规、原则、惯例和律令。

二、社会规范缺失的种种表现

社会规范缺失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汪建家[7]18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当前社会出现了至少五大方面的社会规范缺失问题，也就是社会规则的缺失，或者有规则但形同虚设，不守规则。它们是：（1）经济领域规范缺失；（2）政治领域规范缺失；（3）文化领域规范缺失；（4）社会领域规范缺失；（5）生态领域规范缺失。笔者认为，除了上述五种社会规范缺失形式以外，还存在两大社会规范缺失问题，（1）某些公众行为规范缺失问题，他们目无社会规范，目无法纪，肆意妄为，如：医闹、往飞机发动机里投硬币祈福等等；（2）新生代规范缺失问题，应该指出，每个时代年轻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但是，当今社会，年轻人叛逆尤甚，新生代中存在着校园欺凌、过度任性、草率对待婚姻等大事，责任心不强等等。

三、加强主观文化建设是应对社会规范缺失之良策

什么是主观文化？LinellDavis[8]18指出：文化就像巨大的冰川，只有部分是可以观察到的，那些可观察到的文化方面常常成为客观文化包括历史、文学和习俗等；当我们了解到有关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他人文化时，我们是在了解客观文化；而大部分文化处于意识之下，不易观察到，这些不易被观察到的文化方面被称为主观文化，包括我们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态度。本文作者认为主观文化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习俗等。本文作者认为社会规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行为有着约束作用。加强主观文化建设是解决社会规范缺失之良策。上述社会规范理论告诉我们：社会规范有约定俗成和人们主观能动产生两种成因，这为我们的主观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那么，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主观文化？应该如何进行主观文化建设？第一，主观文化建设必须有一个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主观文化建设的指路明灯。我们应该遵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全面文化建设。在此基础上，培育那些人之为人的社会规范，使自然的人变成社会的人。第二，主观文化建设必须遵循以“继承”为主，以“借鉴”为辅的原则。所谓继承是指批判性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始终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构成的重要属性是具有民族性、国度性[9]245；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文化优势，我们必须不断地学习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文明，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第三，主观文化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心理学理论[10]57告诉我们：婴儿的1.5个月—6个月是社会化的关键期,6岁之前,是基本社会化的重要时期。因此，文化建设（人生的文化编程）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必须从婴幼儿时期抓起，这是培育文化规则的最佳时期。家长应该从孩子的婴幼儿时期开始着手孩子的人生文化编程，即向他们传授健康向上的文化规则，培育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个编程过程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反复强化，才能内化于心。在此基础上，进行习惯养成，例如教育孩子养成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不管步行还是开车，都要沿着右侧行进等等，持之以恒，才能外化于行。在孩子的文化建设过程中，家长的作用不可低估，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的含义所在。家长在孩子的文化建设中，不仅要传授文化规则，还应该身体力行，处处为孩子树立好的行为榜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家风就会培育什么样的子孙。第四，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影响孩子文化编程的因素很多，有家长、政府、学校、媒体、伙伴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都与孩子的文化规则培育密切相关，但是它们的作用又有所不同。因此，只有各有关方面携起手来，共同努力，才能帮助孩子完成人生的文化编程。家长和孩子朝夕相处，关系也最亲密，是文化编程的启蒙老师，在某种意义上，家长的文化素养和行为决定了孩子文化编程的性质。政府应该在舆论上引导文化的培育，制定孩子人生文化编程政策，全面协调有关方面的工作，监督管理好文化市场，帮助解决主观文化建设方面的实际困难。例如留守儿童的主观文化建设问题，单靠农民工自身是难以解决的，需要政府帮助破解；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狭义文化），还应该传授文化规则（广义文化），两者同样重要，相得益彰，不可偏废。有时候，文化规则比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有的名牌大学高材生毕业后不愿意工作，整天宅在家里无所事事，上网打游戏，他们一定是三观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下，“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的狭义文化掌握得再多再好又有什么用？媒体要确实承担起主观文化建设的社会责任。媒体的文化产品兼有娱乐和教育多重功能，对人们（特别是对未成年的学生）影响极大，好的文化产品可能会引导他们向上向善，不良的文化产品可能会误导他们，使他们迷失方向，甚至诱导他们走向违法犯罪的歧途。因此，媒体不应该只着眼于点击率、收视率、收听率以及票房等，还要重视文化产品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第五，我们拟建设的文化应该富含“理性”。应该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富强，人民不再为衣食温饱犯愁，一部分人还率先富裕了起来，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实在是令人欢欣鼓舞。但不可否认，也有的人变得浮躁，开始飘飘然，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事情，例如：吸毒、荒淫无耻、挥霍等等。健康的文化应该富有理性，做到“富而贵”“富而仁”以及“富而淑”。第六、教育与严惩并举。（1）完善健全法律、法规和纪律，切实做到有规范可依；（2）对于成人世界，文化建设要秉持教育与严惩并举。首先通过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加大舆论引导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让人民群众熟知社会规范的内容、含义以及作用。同时，应该树立一些有感召力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表率，为人民群众树立行为榜样，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与此同时，加大惩处力度。实际上，违反文化规则、违反纪律以及违反法律是一个连续统，在这个连续统中，违反文化规则是最轻微的过错，违反法律是最重的过错，违纪介于两者之间，因此，加强文化建设有助于会减少违法乱纪行为。对于违反文化规则的，应该严肃批评，媒体曝光，甚至列入诚信黑名单，一次失信，处处受限；对于违法乱纪要视情节严重程度予以严惩。惩处应该体现一个“严”字，不能仅仅以一个不痛不痒的批评教育了事。严厉处罚是矫正违反文化规则乱象的利器，例如我国机动车管理严格，确保了道路交通秩序井然。

社会规范范文篇3

在台湾的社会变迁与民主化的历程之中，司法院大法官（以下称大法官）对于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以及人权的保障的角色渐渐扮演重要角色。学者对于大法官对于人权保障有关的解释的体系、方法、原则等有相当多的探讨。不过，关于社会与宪法解释的关系，尤其是社会文化背景与社会规范变迁之于大法官解释作成的影响似乎较少受到学者的讨论。本文认为，大法官解释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与社会关心的议题都息息相关。大法官解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绝非是一条单行道，如同大法官解释的结果对社会有着一定的影响，当时的社会对于大法官解释的作成也有相当的影响或限制。为了解台湾社会之中大法官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本文尝试观察分析社会规范对大法官解释的影响。

社会规范对于宪法解释的影响可以有主观与客观两部分。在主观方面，大法官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本来就无法自外或独立于所处时空社会的思潮与社会规范的影响。也就是说，大法官所处的环境与当时的社会规范或多或少会影响大法官个人主观上对于某一议题的态度或主张。不过，社会规范对个别大法官个人意见主观面向的影响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的主旨在于讨论社会规范作为一个客观因素对法官解释宪法的影响。本文主张由于社会规范对于宪法解释的影响之一在于牵动着释宪者对其权责以及所作成宪法解释之正当性之确保，而可能影响到释宪者所作决定的内容，方法与构成。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问题

在未将司法违宪审查的依据明文化的国家之中，司法机关释宪功能的正当性受到相当的注目与讨论。例如在美国，虽然其为第一个采行司法违宪审查制度的国家，关于司法违宪审查的正当性问题一直是学界反复讨论的议题。由A.Bickel教授所提出司法机关本身的反多数决（countermajority）性格以及其与立法机关之间吊诡的互动关系一直以来是学者讨论的焦点：为何一个未经人民直接选出也无法监督的司法机关可以审查由定期改选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所订定出来的法律？在此种困境之下，司法所应扮演的角色如何？在台湾，宪法上明定司法院有权解释宪法并且明定宪法的最高性，因此司法违宪审查的合宪性已经过明白的确立。不过，大法官解释的影响层面大，结果动见观瞻，又加上我国司法审查具有抽象效力的审查，大法官释宪的正当性也日渐受到学者间的重视与讨论。此议题丰富的论述之中，学者多针对Bickel所提出的司法者本身制度上的限制所造成的困境加以讨论，并提出解决的方法。有以为在实体上宪法有高于法律的位阶，因此司法者有正当性来维持宪法的实体价值。有认为民主过程所产生的代表事实上有所瑕疵，因此，得以由司法加以监督补强，也有认为司法违宪审查得以促进民主，我国学者也有强调释宪者对话作为正当性基础。

关于正当性的概念，根据MaxWeber的理论，乃是对于程序或制度的信赖与尊重。对于法律制度而言，其正当性不在于某一法律或判决的实体内容，而在于其制度或程序本身。也就是说，当社会对于法律制度整体，并非个案的内容或结果，有着信赖与尊重时，则认为该法律制度及具有正当性。对宪法解释而言，其正当性的有无系诸于社会对司法机关作为一个释宪者以及其所作成的决定整体而言有无信赖与尊重。因此，正当性的归属事实上是一种社会态度，会因为不同社会或不同时代的社会规范与文化而有所不同。此种对于法律制度的社会态度之所以重要，因为此态度常会影响社会大众是否会自愿的遵从法律，遵从司法者所作成的决定。因之，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如何将会影响到法律制度的实效性（effectiveness）。换句话说，假若社会上认为司法者进行违宪审查的正当性愈高，则司法者所作成的决定就能够获得愈高的尊重，其效能及事实上的影响力也就愈大。

不过，上述对正当性的讨论对于宪法解释与社会的互动究竟是否有任何实际上的重要性，或其只是学者理论上所作的想象？有学者曾经质疑正当性的探讨或主张究竟有没有根据：社会大众真的在乎所谓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吗？法律制度的正当性究竟与法律在社会上的实效有何关联？换句话说，正当性问题讨论的实益在哪里？就司法违宪审查的正当性的讨论而言，这样的质疑反应在以下的问题：司法者的反多数决性格会影响社会对司法的尊重吗？社会对司法的尊重与否或程度会对司法决定的实效性有任何影响吗？也就是说，当人们考虑是否遵从司法决定时，其正当性的有无是否会成为人们考虑的因素之一？为响应此质疑，美国法律心理学者TomTylerandGregoryMitchell曾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美国社会对于最高法院的态度，其研究发现大部分的受访者尊重（respect）最高法院，而且最高法院所获得的尊重与认同高于国会，也高于政府行政部门。另外，有八成受访民众认为最高法院将其工作做得很好而且将近七成受访民众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得以宣告国会所通过的法律违宪。同时也有七成五的民众信赖最高法院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大约七成的民众认为其权利受到最高法院的保护。该研究也发现，认为最高法院有正当性的受访民众认为其应该接受并遵守最高法院作的决定，因此，似乎可以推知法院的正当性与其决定的实效性成正相关。不过，探求社会大众是否真的会把某一态度形诸于实际的行为，原来就有事实上的困难。又加上因为最高法院的决定必须仰赖其它机关，例如行政机关或下级法院加以具体落实之后，才可能与民众直接的互动。此特色也使学者在从事最高法院决定对社会影响的实证研究遇到更多的困难。

虽然Tyler与Mitchell的实证研究为前述最高法院违宪审查的正当性讨论的实益找到实证基础，也就是说，最高法院行使职权的正当性与社会大众是否愿意肯认最高法院的权力以及是否愿意接受并遵守其所作决定有直接的关联。不过，同一研究却也透露出一些有趣的讯息。首先，虽然大部分的人肯认最高法院的正当性，不过，却也有相当的受访者认为最高法院被宪法赋予太大的权力。另外，虽然理论上所谓关于法律制度，或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职权的正当性，指的都是程序面或制度面的问题，并非法律的内容或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但是Tyler与Mitchell的研究似乎透露出与上述理论不太相同的讯息。虽然司法者本身有着反多数决的制度上局限，但似乎没有对美国民众造成太大的困扰，大部分民众还是肯认最高法院以及其所作成的决定的正当性。不过，出现问题的往往是当最高法院所处理的议题是有争议或当该实体决定与民众的信念相违背时，其正当性是否仍可确立。该研究即显示，当被询问到最高法院是否有正当性作出关于与堕胎合宪与否的问题时，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最高法院不具有此正当性，其认为最高法院不应该有权力作与堕胎有关的决定。

这个结果与美国其它较早的研究有相当的契合。例如，另外一个研究显示，民众即使大致上肯认最高法院的正当性，但是当其面对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或是与其本身的信念有冲突的议题时，原来对最高法院正当性的肯认即有所动摇。也曾有学者对最高法院宣告在公立学校中读圣经与祷告等活动为违宪的Engelv.Vitale案是否会影响社会民众对最高法院决定的尊重以及最高法院的正当性进行研究，其结果没有办法作出明确结论。法律心理学的研究也认为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社会大众是否遵从视某一法律，行政决定或司法决定，乃系诸以下两个要素，一为程序是否公平合理，二为结果是否与所谓社会规范或公共道德（publicmorality）相一致。因此，法律制度或最高法院的正当性似乎并非只与程序有关而无涉于司法决定或法律的内容。而这样的结果也似乎印证了学者LawrenceM.Friedman的质疑，是否社会上对司法者的信赖是真的如理论所研完全来自于程序的公平性或制度面的正当性？还是这样的信赖其实是来自社会相信法院所作的决定大部分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最高法院的正当性是否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对决定实质内容的信赖。所以，即使原来最高法院被社会大众视为正当，但是假若最高法院一直作出社会民众认为是「错误」的决定，即使其作成决定的程序并无任何不当或不公平，长时期下来，最高法院的正当性可能就会遭到侵蚀。

如同前述实证研究所显示的，当面对与民众本身道德或信念有直接关联且可能在社会上造成争议的议题时，民众对最高法院的正当性可能就有所质疑或动摇。换句话说，当法院面临此类议题时，一个潜在的正当性危机就产生了。具体而言，此正当性危机究竟何时会产生？以下就社会规范与法院的正当性危机的产生加以讨论。

社会规范

本文所称的社会规范系泛指社会上对于某事项、行为、或议题的态度，而其对于人们的行为与想法有着相当拘束力。社会大众对于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或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常有所评价，当此种集体的态度普遍与深入到一定程度时，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就会产生相当的拘束力。社会规范的拘束力或许不同于法律规范的拘束力一般清楚明显又具形式，也没有正式的判断或执行机关来负责该规范的有效运作。不过，藉由社会上的同侪压力以及人们心中道德观念的驱使，即使是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人们往往还受社会规范相当的制约。既然社会规范之所以具有拘束力，乃是基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该规范的认同以及本身内在的道德观念驱使，因此，一个社会规范若可以具有相当的拘束力，也就意味着该规范在社会中基本上没有争议（uncontested），甚至绝大部分的人都将之视为理所当然，无庸置疑。甚至有研究认为社会规范实际上的拘束力大于法律规范，因此如果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相违背的话，法律规范的实际的效用将会大打折扣。

社会规范并非一成不变，也非放诸四海皆准的。不同的社会之中社会规范自有不同，例如不同的社会上对于性骚扰一事可能有不同的态度与评价。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之中，随着社会变迁，社会规范也会有不同的面貌。在社会规范变迁的过程之中，学者CassR.Sunstein所称的「规范开创者」（normentrepreneur）扮演重要的角色。所谓的规范开创者为致力于改变既存的社会规范的人。例如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金恩博士即为致力于改变当时美国社会上关于种族歧视之社会规范的规范开创者。另外在美国社会或台湾社会致力于改变社会上男尊女卑此类社会规范的女权运动者也为一例。如果经由规范开创者努力的鼓吹，其改变既存规范主张开始受到一小部分民众的支持，则一个所谓「新规范阵营」（normbandwagon）就形成了。此时就意味着既存规范已然受到挑战。而此挑战可能出现以下三种结果。首先，如果此阵营对既有规范的挑战使得愈来愈多的人不再视既存的社会规范为理所当然，进而得以吸引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改变想法与态度，而最后造成社会上大部分的人都赞成新思唯，扬弃旧有观念的话，既存的旧有社会规范也就被新的规范所取代。新社会规范的建立也意味着对该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以性骚扰议题在美国的发展为例，原来社会上认为性骚扰被认为是无伤大雅的事情，或是个人的偶发行为。不过，经过女性主义学者的鼓吹要求正视性骚扰所造成的伤害，尤其是对女性的压迫之后，社会上已经将性骚扰评价为一种错误的行为，一种性别歧视的行为，甚至应该受到法律的责难。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上所有的人都真心的坚定的信服该规范，可能还是有人会觉得性骚扰根本无关性别歧视，或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由于新的社会规范已然确立，因此私底下有这样想法的人鲜少会甘冒同侪压力公然违抗社会规范。事实上，即便是社会上被大众所接受的规范，虽说基本上没有争议，但并不表示该规范被所有的人百分之百同意，尤其在现代多元社会的背景之下，对任何既存规范总是还会有人会对该规范有所不满或是反对。在此本文所谓一个确立有拘束力的社会规范，指的是大体上大众对于该规范原则以及其前提予以认同，即使个人有反对或挑战的意见，也不会轻易的形诸公共论坛成为社会论述。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规范开创者的鼓吹都会形成所谓的新规范阵营，也不是每个阵营最后都可以成功的改变社会规范。虽然每一个挑战都有成功改变社会规范的潜力，不过也有可能还是无法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而最后既存规范仍然可以站稳脚步，维持其对大部分人的影响力。另外一个可能，是主张新思维的人们与拥护既存旧有规范的力量有一番长时间的拉锯，此时，社会上对此议题存在着各有相当拥护者的不同论述。此种争议是已经超越个人意见的不同而是社会论述上的不一致，此种争议的存在也为社会上大众所明了。于此刻，此类议题即为处于有争议（contested）而没有明确社会规范的状态。以在美国社会对于堕胎议题的态度为例，目前pro-life与pro-choice两种不同态度之间的争议仍然不断。支持Pro-life论述的人认为堕胎是错的，是一种罪恶，甚至是一种谋杀。但是，即便是持着这种态度的人也清楚的知道其所信服的理念并无法拘束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人，因为，社会上另外有相当一部份的人支持pro-choice的观念，认为堕胎乃是妇女自由选择的权利之一，并不是错的，也不是罪恶。此时，我们可以说在美国社会中对于堕胎并没有社会规范存在，因为这个议题有着高度争议性。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在此先将社会上可能出现的议题分成两种可能的状态：一是社会上有明确规范，也就是社会大众对该议题大体上有一致的共识；二是社会上没有明确规范，也就是社会大众对该事项的态度或判断存在争议。对第一种情形而言，如果宪法解释的结果合乎既存的社会规范，也就是社会上绝大部分民众认为其为「正确」的决定，则也应不会出现正当性的威胁。不过，如果出现与社会规范相违背的结果，也就是作出社会大部分民众认为错误的决定时，则释宪者的正当性危机可能就会出现了。

另外一个正当性危机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当宪法解释所涉及事项在社会上呈现高度的争议性时。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最高法院在Brownv.BoardofEducation案则面临此一危机。Brown案是美国种族政策以及司法积极主义（judicialactivism）的指针性案例。本案乃是在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原告OliveBrown之女儿由于学校黑白隔离分校的法律之限制，以至于没有办法到邻近的白人公立学校去就读，必须要离家甚远的黑人公立学校上学。原告主张此种族隔离的法律已经违反了美国宪法对平等权的保障。最高法院在决定此案时，所面对的是有着严重争议的种族关系政策。一方面美国南方（白人）社会对于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态度仍然相当坚定，另一方面民权运动所鼓吹的种族平等信念，也在美国各地获得愈来愈多的支持。此时最高法院所面临的，是一个社会上尚无法明确规范建立而却有高度争议的事项，争议的双方皆坚持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因此不管最高法院作出种族隔离政策合宪亦或违宪的决定，均可能对其本身的正当性造成相当的威胁。另一个例子法院在PlannedParenthoodofSoutheasternPennsylvaniav.Casey案中处理的是迄今争议不断的堕胎议题，法院面临pro-choice的支持者对Roev.Wade的坚定支持，以及pro-life支持者强烈要求法院推翻Roev.Wade决定中对于妇女堕胎权的宪法保障。法院不仅面临两方的强大压力，也面临一个正当性危机。另外，在UnitedStatev.Lopez案中所涉乃是在美国社会有相当争议的枪支问题。一方面有认为美国枪支泛滥导致治安严重问题，政府应加以管制。但另一方面也有相当的民众认为持有枪支乃是传统美国人民的权力并且该权力受到宪法的保障。另外，关于国会是否有权关于此事项作全国性的立法规范也有相当的争议。本案的决定面对该社会争议，不管最高法院如何判决，都可能要付出相当的正当性成本。

释宪者对正当性的确立与深化

当有正当性危机出现时，是否表示如果司法者要维护确立自身的正当性就必须要采取自制（restraint），或消极的立场，遵从立法者的意志，就可以确保其正当性呢？事实上，既存的法律不一定代表社会规范。也就是说，虽然法律的订定乃是由民主程序多数决所产生，但是与社会规范产生落差的情形也在所多有，尤其是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之中，有时法律并无法忠实适时的反映出社会规范的新趋势。正因为既存的法律不一定反映出社会规范的实况，因此宣告法律违宪并不一定会对法院的正当性认同生威胁。因此，为确保司法者的正当性并不必然要遵从立法者的意志。

那么，若是立法者的意志与社会规范相符时是否司法者就必定要遵从？或是立法者与社会规范不同时，是否司法者一定要服从于社会规范以确保其正当性？本文认为，即使司法者对正当性有所考量，司法决定也并非一定要遵从跟随当时的社会规范。因为司法违宪审查的正当性不只是来自人民对某一决定是否能够接受，司法者做为一个违宪审查的机关，其正当性往往也来自人民认为此机制有存在的价值，而司法者存在的价值往往是建立在其对于政府其它部门的行为可能造成的社会不利益或是人民宪法上权利的侵害的监督功能。此种机制存在的正当性，不只是当下的存在，还是后设的，累积而来的。也就是说，当社会考虑到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时，其并不是只针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个案议题考量，往往还会考量过去一直一来司法审查制度对社会整体的贡献，对人权的保障，以及对立法者的监督。因此，假若司法者只是一味的屈服在社会规范之下，可能在决定作成当时似乎其正当性能够得以确保，但是由于其司法违宪审查的最重要的监督目的已经荡然无存，反而使得司法违宪审查机制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的正当性受到严重的戕害。

如同前述，社会规范有着事实上的拘束力，此拘束力往往遏阻个人在公开的场合对规范加以批评或质疑。如同学者研究指出，社会规范或是主流价值有时是整个被某一优势族群宰制的结果，被压迫的族群不但无法参与社会规范的形成，也由于社会控制机制被优势族群掌控以至于被迫接受或认同该主流价值与社会规范。假若法院衡量的结果认为该社会规范事实上反而阻碍了社会沟通讨论的发生，此种社会规范的存在不仅可能阻碍民主思辩的进程，并且可能使此不平等的态势继续。因此，此时假若司法者只是一味的自制，或是仍甘于遵从当时的社会规范，则事实上整个违宪审查制度存在价值的正当性反而会被牺牲殆尽，因为一个没有办法发挥功能的机制，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无法发挥监督功能的司法者违宪审查制度，其存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也无法令人信服。

因之，司法者并非永远只能做跟随者的角色，为了其制度长久的正当性，其应该适时的扮演风潮引领者或帮助者的角色。不过，如同本文一开始提及的，司法者本身即具有反多数决的性格，并非人民直接选出，也无法监督，因此，当司法者真的想要引领风潮提出愿景，也必须要获得其它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大众的认同，此风潮或愿景才有可能具体落实，因为法院本身的资源实在太过有限，以至于无法独力将其决定实践于社会。因此，司法者在认为其应带动风潮时，应该是扮演一个较谨慎的规范开创者，其可以提醒，试探或建议社会对某一事项议题作怎样方向的思考或检讨。这样的既谨慎又不失积极的做法可能正可以确保深化其正当性，对社会促进民主沟通也有正面的影响。

另一个问题是，是否一个对自身正当性敏感注意的司法者会因为太过谨慎而无法为社会平息争议？司法者的任务固然是在协助社会解决人民纷争，不过在释宪者的角色扮演上，重点可能在平息争议的过程而非结果。对于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而言，司法者是否为适当的决定者？司法者最大的长处在于独立与有能力对宪法作有系统的解读，不过，对社会高度争议的问题而言，除此以外可能还需要专业，信息与足够的讨论与思辩，才能在社会中形成共识，作出适当的结论以解决争议。因此司法者不但可能没有足够的正当性，可能也不适当，独力扮演社会争议最后决定者的角色。其应该是积极的参加或邀请社会其它部门共同来平息争议。如此，不但有利民主制度的深化，有助社会形成共识，也有助于形成对社会全体人民最有利的决定。

司法者与正当性的确立与深化其实是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这种微妙的关系不只是引起学者理论上讨论的兴趣，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对此正当化危机也是相当敏感的。例如，在前面提到的Casey案中，面对强大的呼声（包括美国政府行政部门）要求法院推翻1973年Roev.Wade的判决，最高法院O‘Connor大法官所主笔的法院意见清楚明白的说明法院所感受到的正当性威胁。其说到，法院既没有资源，也只有非常有限的强制力以独力落实其所作的决定，因此，法院的权力的来源在于其正当性，而所谓正当性乃系诸人民是否愿意接受司法者作为法律的解释者。法院又进一步说明，在处理社会上有争议的议题时，法院必须更加谨慎，尤其当法院以对同样事项有着判决先例时，假若法院骤然推翻其先例，将「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IIICp1）这里所谓代价所指的便是法院自身的正当性成本。O’Connon大法官认为，最高法院在面对有争议性的问题时，不能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妥协，否则法院本身的正当性或其作为一个机制的尊严（institutionalintegrity）将会受到相当的戕害。为了确保最高法院的正当性，判决的决定必须遵照社会大众所能够接受的法律原则（legalprinciple）来作成。在Casey一案中，法院认为可以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法律原则之一乃是判决拘束院则（staredecisis），因此该原则成为法院作成最后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法院在决定宪法是否应保障妇女的堕胎权利时，其立论基础并非只仰赖其对大法官们对宪法的解读，其作成决定的重点依据之一尚包括本案的决定必须受到判决拘束原则的拘束，而对判决拘束原则的遵守乃是在确保最高法院本身的正当性。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其所作的决定是否会影响自身的正当性事实上是相当的重视。此重视且直接影响到法院决定的作成。

最高法院一方面为维持最高法院做为一个违宪审查机关的正当性，必须适时发挥监督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在决定作成当时无法被社会接受而受到正当性质疑，这时，最高法院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严谨的理由构成以及极简的决定方式，来调和此一长期与短期的正当性考量。

理由的构成（reasoning）

司法者最重要的正当性确立深化的方法，如同前述O‘Connon大法官所言，是在其解释或判决理由构成的部分。司法决定中，判决或解释结果都可能只有寥寥数语，说明结果为违宪或合宪，推翻或维持原判决等等。不过，在说理论述的部分（包括法院意见、以及协同或不同意见书）却可能动辄数十页。这些论述的的逻辑、模式、以及背后的原理原则往往就是法律人所赖以为专业的部分。不过，这些论述之所以重要，最主要的功能其实是在于表明释宪者如何能够将结论与宪法本身相连结而突显其正当性。在民主体制之下，人民的意志是直接的权力来源。人民的好恶或需求鲜少需要多做解释或说明即具有正当性，例如人民所作的决定，例如投票，或是美国司法制度中陪审团所作的判决通常都不需要附上详细的理由。另外，立法者既为人民的代表，即拥有制定法律做政策决定的正当性。因此，立法者除了在议事场上作讨论思辩之外，其所做的决定也不需要透过解释或论证来突显其正当性。但是司法者所作成的决定，不能是隐晦不明的，不能是不公开心证的，否则其难免落入恣意之讥。司法者之恣意之所以无法被社会接受，乃是由于释宪者本身所做决定的正当性主要乃是藉由宪法本身的正当性而来，因此其权力可说是间接的，或者衍生而来的。在我国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度之下，大法官所做成的决定是为一「解释」，此名称更是清楚的点出大法官的工作就是，也只限于，解释宪法的意涵与适用。由于在目前的政治思潮与典范之下，司法者本身不被赋予具有订定法律或政策选择的正当性，即使事实上其作出政策性的选择，也必须隐身在宪法-正当性的来源-的阴影之下。

前述O‘Connon大法官在Casey案判决之中所谓的法律原则，主要的工作也是在更有系统的，更清楚的解释或分析宪法对于社会事项的适用，用来解释与支持释宪者所作的决定。在Casey判决中，法院决定不推翻Roev.Wade的决定的重要依据即为判决拘束原则。法院认为本案不具备判决拘束原则的例外的要求。关于作为例外的标准，法院举出两个过去最高法院曾经发生的两个推翻判决先例的案例。一为WestCoastHotelCo.v.Parrish推翻Lochnerv.NewYork的判决，二为前面我们也已经提及的Brownv.BoardofEducation推翻Plessyv.Ferguson判决。Casey法院认为此两个判决之所以可以成为判决拘束原则的例外，乃是由于WestCoastHotelCo.案作成决定的当时社会环境，尤其是经济生活条件等等已经与Lochner判决作成的时空有很大的不同。WestCoastHotelCo.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以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或原则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生活条件已不复见，因此推翻先前判决相当有力的正当性。其次法院也认为Brown案的法院之所以得以推翻Plessy，乃是由于Plessy法院所认定的关于种族隔离的事实在Brown案决定的当时已经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法院推翻判决先例的做法也可以被接受。反观Casey案，由于不管社会事实（堕胎）或是该事实的意义与Roev.Wade作成决定时皆无不同，因此，依照判决拘束原则，法院必须受到前判决的拘束。

虽然Casey案的法院认为现在看起来因为社会事实（种族隔离）的意义已然改变而使得Brown推翻Plessy具有正当性，不过在当时，Brown案的法院所面对的压力与正当性危机并不小于Casey法院所面临的情形。如前所述，Brown案所处理的是一个具有重大争议的社会议题，南方的白人社会拒绝结束种族隔离也不认为种族隔离是有违宪法平等权的保障，而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主张种族隔离必须废除，正义与平等才得以在美国社会伸张。面临这样的重大争议，法院的正当性危机是非常真实的存在。最高法院面对这样的难题，欲确保其正当性，就必须在判决理由中明确的解释其决定，绝无法以三言两语带过。首先Brown法院先表示其所认同的宪法解释方法应是所谓活生生的宪法（livingconstitutiontheory），也就是说宪法的解释与适用应该随着时代的不同与社会的变迁而演变，即使真理也会与时俱进.这样的解释基础使得法院得以解释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环境条件的不同以及适用事项的不同，Plessy判决所确立的分离但平等（separatebutequal）的原则在本案并不适用。接下来，Warren首法官主笔的法院意见解释种族隔离的法律与政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的确是违反了宪法所明定的平等保障。于此，Brown案法院为了强调其解释的正当性，更刻意的引用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证明种族隔离的法律对于黑人学童的心理伤害至剧，以强化其论理基础。另外，在Brown案作成的时候，美国社会中，关于种族隔离以及种族关系的问题的论述，与在1896年当Plessy案作成决定时已经相当不同。在Brown判决作成时，社会科学以及其它科学关于种族的论述都不再支持Plessy的观点。学者Lessig指出，其实许多所谓法律的论述常常需要仰赖许多非法律的论述来决定社会事实或其所代表的意义。当几乎所有的非法律论述，包括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结果都不再支持黑白种族有优劣的必然分野时，面对民权人士的挑战，即使Brown法院想要支持Plessy的判决，事实上法院也找不到理由来支持说明种族隔离并不影响黑人的平等权或黑人不值得受到宪法平等权的保障。

释宪者的极简（minimal）解释

除了透过详细有力的论述说明理由来确立释宪者的正当性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是法院的决定尽量避免介入争议过深过广。也就是说，当社会上对某一事项非但没有规范存在，甚至有着重大的社会争议的时候，释宪者为了不使其正当性受到伤害，其所作成的决定尽量是针对声请个案的特殊情形来判断，而不是直接对争议议题作出原则性或是全面性的决定，甚至在作出决定时也不提出所谓的标准，原则或理论作为依据，而是根据特定案件的各项因素以作出判决。这样一来，不至于因为作出全面性的原则宣示，而可能成为社会民众心目中无法接受的「错误」决定，也不至于因为该原则的宣示确立，而使得未来社会对此议题的讨论或法院后续的决定设下太多的限制。学者CassR.Sunstein即认为，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所作的决定渐渐朝向这一方向，其称为司法极简主义（judicialminimalism）。这类判决的特色是尽量就特定案件事实来决定，不作太深太广的原则宣示或理论构成，只借着对特定因素的评价以释放出一些讯息给其它政府机关或公民社会，以促进民主沟通及对话。

如前所述的UnitedStatev.Lopez案中即为此例。最高法院面对关于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众持有枪支的合宪性等重大争议，其虽然宣告国会所定法律为违宪，但并没有作出任何原则性的解释。本案是关于国会制定一法律将学校附近定为所谓枪支禁止区域，也就是说，在该区域民众不得携带枪支，否则即将受到处罚。法院认为，国会作出此政策决定已经超越宪法所授与国会的权限，因为枪支的管制与州际贸易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国会不得对此事项作出全国的政策决定。本案中，法院并没有定出某一标准说明何种事项可以符合所谓的州际贸易条款（commercialclause），更没有对枪支管制的合宪性作任何解释。不过，由于法院对此法律的违宪解释，却也明确的释放出讯息表示宪法上国会的权力并非没有界限，此讯息使国会今后在订定政策的时候，必须多注意联邦与州的权限划分，并且在社会上引发对此议题更多的讨论。关于枪支问题上，法院在本案的决定释放有限讯息，表示可能枪支的管制并不一定要由全国性的管制来进行，可能得由各地方来进行。此讯息也可能将枪支管制的讨论导向更深入到不同的地方以及更基层的社区。这种释放讯息而非作出原则性决定的方法，不仅可以如同Sunstein所说促进民主对话，也可以使得法院有着更多决定的弹性以及空间，并且避免在面临重大争议事项时，付出太多正当性成本。

因此，当司法者面临社会上有重大争议的议题，或是虽然该事项在社会上有社会规范存在，但是司法者认为该规范事实上不但阻碍民主对话的发生，也造成对人权的侵害或社会的不利益时，司法者得以采取此种极简的决定方式，释放警讯而不贸然定下太深远的全面性原则，此即可以深化司法者正当性。Sunstein指出，美国法院关于优惠性差别待遇的判决例如Bakke，就是一个适例。

小结

本文认为司法者重视确立与深化自身的正当性，并且对当时社会规范的走向有明确的认识，并不因此会牺牲司法者监督体制与保障人权的功能。正当性的考量对司法者决定的具体影响乃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司法者在其所作决定的理由构成上，作仔细详实的呈现。二是司法者在对社会发出警讯时，采取极简的型态。如此，对于社会民主的促进而言，一方面可以使司法者发挥监督的功能，二方面可以避免司法的恣意，更可以也可以因此让释宪者也参与在整个社会民主沟通的机制之中。由司法者适时的提醒社会规范可能的弊端与盲点，使得社会大众以及社会上各个部门，包括政府与私人能够对议题进行讨论。如此，不但司法者的正当性得以建立维持，也使得司法者也得以作为社会沟通机制的一环，使社会共识的形成更有效率更能兴利除弊。

我国伦常规范的变革与宪法解释

依据上述讨论，美国最高法院在作违宪审查时，对于其当时的社会规范以及可能的正当性危机有相当的敏感度，其也在其所作的判决中作出响应。那么，对我国的释宪者而言，其正当性的确立与深化这是否也是一个作成决定的重要因素呢？为具体讨论我国的情形，本文尝试以几个与我国近年来伦常有关的宪法解释来做初步的分析。

伦常的演变

所谓伦常，指的乃是有关于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以及家长家属之间互动关系的社会规范.如同其它的社会规范会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一般，伦常也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伦常，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也会因为社会的变迁等等因素而使伦常的内容有所不同。在台湾社会，传统上关于人伦关系的社会规范以父权体制为基础，传统家庭之中即以父亲为权力的中心。例如在父母对子女亲权的行使上，传统上是以父权优先为原则，母亲原来也必须服从于父亲的权力之下。因此，如果父母亲对于子女的教养事宜有意见不一致的情形下，由父亲来主导在传统规范之下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不过，如前所述，传统观念与伦常经过社会变迁以及妇女团体的鼓吹之下，已经不再如此的天经地义了。男女平等的观念，随着女性教育程度提升，普遍进入各种专业领域，经济能力提升，加上家庭结构的改变，大家庭的式微等等社会结构的变革，已经为伦常规范的改变提供良好的基础。另外，在解严之后许多妇女团体积极鼓吹改变传统男尊女卑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开创者以各种方式成功的突显出传统规范对女性的不正义，以及现代社会中必须将之改变的迫切性。另外，欧美等社会对于男女平等议题的重视以及社会规范以至于法律规范的改变也增加了妇女团体主张的正当性与吸引力。

在近年的修宪工程之中，女性权益的促进与两性平权的声音已经足以在增修条文中特别对女性权益加以保障。此也可以作为社会规范的演变已经大致由男尊女卑移转到两性平等与加强女性权益保障的明证。

社会规范的演变到一定的强度也就会藉由民主机制反映到法律的修改。妇女团体也已经针对民法的修正进行游说与建议。不过，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规范，立法者似乎需要更多的信心与正当性的支持以进行修法。一百四十七位立法委员声请释宪之主旨中言及：「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条「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之行使意见不一致时，由父行使之」规定，因时代环境之迁移，已与社会状况脱节，有加以修正之必要，惟修正之方向如何？原规定父权优先之原则是否违宪？能否继续援用？有于提出修正案前明了之必要」，似乎正透露这样的讯息。

释字365号解释

本项解释引起社会相当大的重视，苏永钦教授称此解释为第五届大法官送给社会运动者最好的临别礼物。女性主义学者与女权运动者也同感振奋。关于解释的内容引起学者相当的讨论与回响。

大法官解释明确的指出，我国宪法第七条以及宪法增修条文第九条第五项对于男女平等以及维护妇女人格尊严，促进两性地位平等的明文规定，在「由一男一女成立之婚姻关系，以及因婚姻而产生父母子女共同生活之家庭，亦有上述宪法规定之适用」。而「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条，关于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时，由父行使之规定部分，与宪法第七条人民无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及宪法增修条文第九条第五项消除性别歧视之意旨不符，应予检讨修正，并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至迟于届满二年时，失其效力。」

大法官在解释中，除了提出大法官另外在本解释中定出关于性别平等的审查标准，其谓「因性别而为之差别规定仅于特殊例外之情形，方为宪法之所许，而此种特殊例外之情形，必须基于男女生理上之差异或因此差异所生之社会生活功能角色上之不同，始足相当。」又特别针对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九条之规定存在作了合理的解释，其说明该法律乃是制定于宪法颁行前中华民国十九年，有其传统文化习俗及当时社会环境之原因。但现今「因教育普及，男女接受教育之机会已趋均等，就业情况改变，妇女从事各种行业之机会，与男性几无轩轾，前述民法关于父母意思不一致时，由父行使之规定，其适用之结果，若父母双方能互相忍让，固无碍于父母之平等行使亲权，否则，形成争执时，未能兼顾母之立场，而授予父最后决定权，自与男女平等原则相违，亦与当前妇女于家庭生活中实际享有之地位并不相称。」由大法官的文意来看，似乎是将目前女性社会地位的普遍提升作为解释结果的重要理由，而与前面提出来的判断标准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大法官这样的说法似乎是表示如果妇女的社会地位尚未提升如今天的程度，则该法律就不会受到违宪的宣告。有学者认为这是大法官多此一举，甚至前后矛盾，也有学者认为大法官于此似乎落入美国女性主义法学中权力宰制论所欲批评的窠臼之中，仍然没有能够正视或解决男女权力不平等的根本问题。另外，虽然大法官提出一个解释的标准，但是，似乎没有在本号解释之中具体操作。

可能大法官真正的解释理由其实是在于宪法解释必须与时俱进，而社会规范的改变对之所做决定的影响也相当明显。观察大法官的解释，可以发现在这里大法官所透露的讯息是宪法中的男女平等并不是一个不变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标准，而是与时俱进的。也就是说，如同学者前面所批评的，今天大法官所作成的决定，乃是基于今天的社会事实与条件，如果换一个时空的话，结果可能就相当的不同。现今关于人伦秩序的社会规范已经与传统父权至上不同了，如前所提到，虽然父权体制仍然在我们社会或家庭生活的许多层面影响我们，但是父权体制男尊女卑的社会规范已经不受青睐了，取而代之的是男女平等的观念。因此，大法官作出与社会规范的基调相符的解释，是很自然而且不会有太多正当性成本的顾虑的。不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转回五十年前，或甚至二十年前，大约是民法亲属编第一次修正的民国七十四年间，而有提起相同的解释声请，可能情形就会有所不同。在当时主导关于两性关系的社会规范还是传统的伦常观念，父权体制与观念还是被大部分的民众视为理所当然，如果当时的大法官面对同一声请案，并且作出法律违宪决定的话，势必要面对严格的正当性质疑。即使论者认为宪法上的平等权保障就是要打破男女不平等的传统，不过，观察释字365号解释的脉络，笔者相当怀疑同一个解释文会在传统规范还是主流价值的时空下出现。假若大法官果肯认男尊女卑的社会规范虽然是大家认为理所当然，但事实上是侵害了女性的人权，与宪法不符，则该解释的理由就绝非与时俱进可以满足了。这样的决定必定要更加仰赖坚强的理由构成，更严谨的说理，甚至于只能以释放警讯的方式出现，才能一方面达到司法者的保障人权功能，一方面又可以确保其正当性。

另外，大法官作成决定之后，不但定两年期限使该民法条文失效，并且对未来的立法方向提出以下指示「…应基于两性平等原则及兼顾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规定其解决途径，诸如父母协调不成时，将最后决定权委诸最近尊亲属或亲属会议或由家事法庭裁判，而遇有急迫情况时，亦宜考虑与正常情形不同之安排。」由此类「指示」，可以看出大法官愈来愈重视与立法机关，甚至公民社会的对话与提醒。

释字502号解释

传统规范上坚持认为世代与辈份的分际必须要被尊重，才能维持家族之中亲属关系的明确与稳定。也因此，我国民法规定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必须间隔二十岁以上，以免世代的区隔遭到混淆。对于传统世代的观念在社会上的讨论并不多见。而关于收养的讨论多着重在由收养为亲为家的传统观念转型为为子女的最佳利益。在学术界的讨论较广虽然较着重于收养要件的讨论，不过关于世代观念的挑战仍然相当少见。本条文在释字502号解释被挑战其合宪性。

该号解释之声请人管宜萍因欲收养配偶与其前妻所生之子女，但未达民法第1073条以及1079条之一的规定，也就是收养人与被收养人未达二十岁以上的年龄间距，因此收养声请遭到法院驳回。声请人因之声请释宪。

大法官对此作出合宪的解释。解释文中指出，「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三条关于收养者年龄应长于被收养者二十岁以上，及第一千零七十九条之一关于违反第一千零七十三条者无效之规定，符合我国伦常观念，为维持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与宪法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之意旨并无抵触。」于此虽然大法官在解释文中同时也对于现代多元化社会之中，对有配偶者共同收养或收养配偶之子女的情形应该做较有弹性的规定，但是大法官基本上对于于民法对于收养者与被收养人之间的年龄间距限制乃是尊重世代传统，符合我国伦常观念。也因此，该限制乃为维持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而不违反宪法对人民自由权利的保障。

于此有一个问题，只要是符合我国伦常就可以认为是维持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的吗？这里所谓的伦常究竟所指为何？有学者显然认为此处所指为传统的固有的伦常，进而质疑此处民法所设限制与我国固有伦常实际上亦未近相符。不过，本文认为，大法官此处所指示的伦常，应为社会规范，而此社会规范所指的乃为关于世代辈分的问题。与释字365中所涉的男女平等议题不同，此关于世代辈分不可混淆的观念在社会中并没有被广泛的讨论。因此，此社会规范应相当程度仍然受到传统伦常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关于收养的问题，虽然社会上对此有相当的重视，不过重点均在于国家如何保障儿童的利益不会在收养的过程之中受到牺牲，对于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年龄的问题倒是几乎不见讨论。因此，大法官所面对的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争议，社会规范相当明确的状态，不知是否如此，本号解释中大法官对于民法第1073条与第1079条之一解释为合宪的理由实在是太过简要，只以其符合我国伦常，为维持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等一语带过，似乎是至明之理毋庸解释。不过，随后大法官即论及声请人主要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收养者若欲收养配偶之子女所受到年龄的限制。大法官认为，立法者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形，应该予以检讨。大法官此举实是透过这样的讯息或指示来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或甚至公民社会沟通，提醒社会与其它机关应该对此问题作更多讨论。

释字554号

社会规范范文篇4

县坚持拉高标杆、争先进位，未来五年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面对新形势、新机遇、新任务。确定了四大战略、四大工程、六个翻番”战略目标，即坚持工业强县、生态立县、转型发展、城乡统筹四大战略，全力实施乡村美丽花园、投资兴业乐园、休闲度假游园、农民幸福家园四大工程。2011年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6%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2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2%进出口总额增长16%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5%节能减排完成省市下达的任务。

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全力打造衔接平台

抢抓乡村带衔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经济圈建设机遇，以园区建设为载体。主动作为，抢占先机。围绕“一核双翼一带”空间布局，县镇财政投入1亿元资金，专项用于重点园区土地征用及基础设施建设。分类推进重点园区建设，依照“以市代县、市县共建”模式，积极支持市经济开发区向东扩容，完成清溪工业园2.5平方公里征地拆迁等工作，努力形成“双赢、示范”效应。依照“县镇共建、以县为主”模式，理顺县经济开发区管理体制；发挥开发区投资公司融资平台作用，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全面完成“九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依照“县镇共建、以镇为主”导向，加快工业园以及陶厂、铜闸工业园扩容，提升园区重大项目承载能力。加强与工业园、陶瓷协会、外商投资协会等对接合作，大力发展“飞地经济”

二、全力开展招商引资

实行招商引资目标责任制、一岗双责”制和“一把手”负责制，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衔接产业转移的主要抓手。将“每个产业招商分局不少于1个亿元项目、每个镇不少于3个5000万元项目”列入“中心”进行考核，严格落实奖惩措施。突出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加强与央企、省企、全国知名非公企业的对接，着力在重大项目上求突破，全年力争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20个。强化产业招商，建立招商项目预审机制，从产业布局、项目选址、环境维护、税收贡献、投资强度进行综合审查，推进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着力引进一批与产业相关联、相配套的大项目、好项目。优化招商环境，实行一站式并联审批、一表制规范收费、一条龙全程服务，努力提高招商实效，力争全年引进县外资金75亿元、直接利用外资4500万美元。

三、全力推动产业转型

全面提升三次产业发展水平。一是狠抓项目建设，坚持以工业化为核心。加快推进工业升级。围绕构建“9+1产业体系，以重点工业项目和技术改造为支撑，突出抓好17个亿元以上项目建设，确保、等5个项目年内竣工投产；加快推进、6个项目；力争、6个项目开工建设。实施中小企业振兴工程，力争规模以上企业新增20家，新增销售超亿元企业10家。二是继续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深入实施水稻产业提升行动、油菜高产创建活动，不时提高粮油综合生产能力。建立财政产业化引导专项资金，加快构建粮食、棉花、油料、畜禽、水产5大农业主导产业体系；发展壮大蔬菜、生姜、茶叶等特色产业；积极发展现代养殖业。编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规划，加快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启动创建万亩综合性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现代牧业示范园。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年完成土石方450万方，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充分发挥旅游投资公司投融资功能，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启动昭关温泉核心路网建设。同时，大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信息中介等新型服务业，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努力提高服务业整体水平。

社会规范范文篇5

关键字：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新闻写作宏观把握

一、引言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上的一个特定称谓。社会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问题，泛指一切与社会生活有关的问题，狭义的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一般取其狭义所指。

二、社会问题新闻的特性

社会问题新闻的特性是和社会问题的特征和新闻特性的有机叠加。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变异性，复合性和周期性以及破坏性和集群性等特征，而社会问题信息一旦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开去，新闻的表征便会显现出来，使社会问题新闻呈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

(1)社会性

新闻是社会生活的记录，所有的新闻信息传播一定程度上都带有社会的印记，无论这种社会性是强还是弱，是显在的或是隐藏的。但社会问题新闻与一般的新闻相比，其显示的社会性无疑更加强烈、明显和昭然若是。

(2)负向性

尽管某些社会问题终极意义上对社会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如下岗职工问题，农民工问题，但大多数社会问题具有破坏性的特征。所谓破坏性是指“社会问题对社会运行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威胁、损害的破坏性作用。”如犯罪问题危害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量多面广的社会问题的破坏性作用，正是引起社会多数成员普遍关注的主要原因。

(3)震撼性

社会问题新闻以负面、消极信息为主，具有天然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新闻价值要素:反常性、刺激性、煽情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新闻有着与受众心理与情感上的接近性。

三、新形势下社会问题新闻写作的宏观把握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对社会问题新闻传播提出了新的课题，新形势下的社会问题新闻写作要力求从宏观上着眼，从我国社会总体上，社会问题的现状走势上把握社会问题新闻写作的要求，正确地引导公众舆论，在党性原则和现有法律法规框架内促进社会问题解决。

1、正确引导原则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多发期。各种新现象、新矛盾、新动向层出不穷，往往是得失并存，利弊共生。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面对此起彼伏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新闻媒介不能回避，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介入，积极捕捉；另一方面，要冷静思考，要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对社会报道进行理性思考，周密部署，切不可头脑发热、草率从事。

2、促进解决社会问题原则

我国媒体是党和政府和耳目喉舌，既是社会问题的监测者，又是促进解决社会问题的鼓动者，因此社会问题新闻写作不但要遵循客观性理念，使受众正确认识社会问题，更要遵循有助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原则，联系政府和公众共同解决社会问题。这里笔者将运用社会学上关于社会问题解决的若干原则来分析。

一是社会规律性原则。认识解决社会问题要以遵循社会规律为原则。首先，规律是事物内在的属性，是事物之间固定的联系，它不是可观察、可感知的表面现象本身，而是隐藏于表面现象之后，把握和遵循社会规律，不仅仅是感知、观察社会现象本身，而是发现、认识社会现象内在或背后的联系。因此，社会问题新闻不能仅仅满足于现象式的描摹某一个社会问题，而是要透过社会问题表层的帘幕，去探究其实质性的内在，也就是说，社会问题新闻的意义不只停留在使受众感知这个层面上，而且还要通过解释分析帮助受众了解并理解社会问题的来龙去脉、意义、影响，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其次，社会问题新闻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报道最终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社会问题将会涉及其自身的规律性，解决条件中的规律性及对策措施中的规律性，因此，社会问题新闻需要正确把握和运用这三方面的规律性来引导受众确定解决对策。

二是社会规范性原则。报道社会问题时必须遵循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定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准则，是消除不和谐现象，达到社会有秩序状态的基础。坚持这一原则，社会问题新闻写作必须:第一，分析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与现存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许多社会问题现象的产生、内容、表现与存在的社会规范的状况有关，认识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与有关的现存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认识社会问题现象达到本质，而且是研究这一社会问题解决对策的规范性的基础。第二，确定解决社会问题中的社会规范。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破除、废除、修正、调整与待解决社会问题有关的现存的那些不合理的社会规范；另一方面是制定、建立与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关的新的社会规范，包括明确规范的内容与选择规范的形式。确定社会规范即保证了社会问题解决对策及实施对策全部活动的规则性、合理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三是遵循社会公众性原则。社会公众利益，表现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四是坚持社会进步性原则。这是指报道社会问题必须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根本目的。新闻媒体报道社会问题，为报道而报道，不考虑自己的报道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样的话，往往会有碍社会的稳定、进步与发展。这样教训也是不少的。

一句话，受众的渴求、现实的需要和媒介的责任所系都对媒体社会问题新闻报道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亦不能沉酒于自说自话的虚妄满足，因此学界理应对社会问题新闻传播投以关注的目光，追踪其发展，针砭其利弊，预测其走向。

参考文献：

靖鸣:《问题新闻学》，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

乔恩·谢泼德和哈文·沃斯:《美国社会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社会规范范文篇6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上的一个特定称谓。社会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问题，泛指一切与社会生活有关的问题，狭义的社会问题特指社会的病态或失调现象。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问题一般取其狭义所指。

二、社会问题新闻的特性

社会问题新闻的特性是和社会问题的特征和新闻特性的有机叠加。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变异性，复合性和周期性以及破坏性和集群性等特征，而社会问题信息一旦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开去，新闻的表征便会显现出来，使社会问题新闻呈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

(1)社会性

新闻是社会生活的记录，所有的新闻信息传播一定程度上都带有社会的印记，无论这种社会性是强还是弱，是显在的或是隐藏的。但社会问题新闻与一般的新闻相比，其显示的社会性无疑更加强烈、明显和昭然若是。

(2)负向性

尽管某些社会问题终极意义上对社会进步具有积极作用，如下岗职工问题，农民工问题，但大多数社会问题具有破坏性的特征。所谓破坏性是指“社会问题对社会运行和人们的社会生活具有威胁、损害的破坏性作用。”如犯罪问题危害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量多面广的社会问题的破坏性作用，正是引起社会多数成员普遍关注的主要原因。

(3)震撼性

社会问题新闻以负面、消极信息为主，具有天然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新闻价值要素:反常性、刺激性、煽情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新闻有着与受众心理与情感上的接近性。

三、新形势下社会问题新闻写作的宏观把握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对社会问题新闻传播提出了新的课题，新形势下的社会问题新闻写作要力求从宏观上着眼，从我国社会总体上，社会问题的现状走势上把握社会问题新闻写作的要求，正确地引导公众舆论，在党性原则和现有法律法规框架内促进社会问题解决。

1、正确引导原则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多发期。各种新现象、新矛盾、新动向层出不穷，往往是得失并存，利弊共生。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面对此起彼伏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新闻媒介不能回避，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介入，积极捕捉；另一方面，要冷静思考，要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对社会报道进行理性思考，周密部署，切不可头脑发热、草率从事。

2、促进解决社会问题原则

我国媒体是党和政府和耳目喉舌，既是社会问题的监测者，又是促进解决社会问题的鼓动者，因此社会问题新闻写作不但要遵循客观性理念，使受众正确认识社会问题，更要遵循有助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原则，联系政府和公众共同解决社会问题。这里笔者将运用社会学上关于社会问题解决的若干原则来分析。

一是社会规律性原则。认识解决社会问题要以遵循社会规律为原则。首先，规律是事物内在的属性，是事物之间固定的联系，它不是可观察、可感知的表面现象本身，而是隐藏于表面现象之后，把握和遵循社会规律，不仅仅是感知、观察社会现象本身，而是发现、认识社会现象内在或背后的联系。因此，社会问题新闻不能仅仅满足于现象式的描摹某一个社会问题，而是要透过社会问题表层的帘幕，去探究其实质性的内在，也就是说，社会问题新闻的意义不只停留在使受众感知这个层面上，而且还要通过解释分析帮助受众了解并理解社会问题的来龙去脉、意义、影响，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2]。其次，社会问题新闻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报道最终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解决社会问题将会涉及其自身的规律性，解决条件中的规律性及对策措施中的规律性，因此，社会问题新闻需要正确把握和运用这三方面的规律性来引导受众确定解决对策。

二是社会规范性原则。报道社会问题时必须遵循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定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准则，是消除不和谐现象，达到社会有秩序状态的基础。坚持这一原则，社会问题新闻写作必须:第一，分析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与现存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许多社会问题现象的产生、内容、表现与存在的社会规范的状况有关，认识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与有关的现存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认识社会问题现象达到本质，而且是研究这一社会问题解决对策的规范性的基础。第二，确定解决社会问题中的社会规范。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破除、废除、修正、调整与待解决社会问题有关的现存的那些不合理的社会规范；另一方面是制定、建立与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关的新的社会规范，包括明确规范的内容与选择规范的形式。确定社会规范即保证了社会问题解决对策及实施对策全部活动的规则性、合理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三是遵循社会公众性原则。社会公众利益，表现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四是坚持社会进步性原则。这是指报道社会问题必须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根本目的。新闻媒体报道社会问题，为报道而报道，不考虑自己的报道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样的话，往往会有碍社会的稳定、进步与发展。这样教训也是不少的。

一句话，受众的渴求、现实的需要和媒介的责任所系都对媒体社会问题新闻报道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亦不能沉酒于自说自话的虚妄满足，因此学界理应对社会问题新闻传播投以关注的目光，追踪其发展，针砭其利弊，预测其走向。

参考文献：

[1]靖鸣:《问题新闻学》，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

[2]乔恩·谢泼德和哈文·沃斯:《美国社会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社会规范范文篇7

“和谐社会”是社会资源兼容共生的社会。民族、宗教、党派、阶层是国家重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之间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共存、共生于一个社会之中。它们各有各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什么时候多教并存，什么时候社会和谐；什么时候多党合作，什么时候社会和谐。“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富民”不是富少数人。和谐社会应当给各类人谋取一定的物质利益，提供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从而把各类社会资源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合力是吸引力与排斥力的平衡方程。和谐社会应当是各类社会资源互相促进而又互相制衡的经纬交织的公民社会。

“和谐社会”是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所谓“合理”，是说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子系统之间有一个比较匀称、比较均衡、比较稳定的关系。这些子系统通常指的是人口结构、阶级结构、民族结构、职业结构、地区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的框架。社会结构合理是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把社会距离和社会矛盾拉大，与此相应地是社会张力也大。社会张力一大，社会冲突一触即发；反之，社会结构合理，社会距离适当，社会矛盾也会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的难度比较小，成本比较低，和谐社会容易建成。

“和谐社会”是行为规范的社会。中国有句话，叫做“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园”。社会的规矩是社会行为的准则。人生在世，无不需要制衡。“有条”则“不紊”。有轨才会减少越轨。磁悬浮也不是悬在天上的，那里有能够让列车浮起来的轨道。天上的飞机，海里的船，都有航道。有了交通规则，故意闯红灯的人便会大幅度减少。大家都按规矩办事，社会就会井然有序。规范的内容很广泛，风俗、道德、法律、纪律、宗教都属于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分成文与不成文两大类：法令、条例、规章、纪律以及一部分道德，为成文的；风俗习惯以及一部分道德为不成文的。法是強制性，虽有弹性，总体上是刚性。道德水准虽然也分层次，但是总体上是高层次的，比法律水准高。一个人只做到守法是当不了先进的。成文的、強制性的规范固然有效，不成文的、非強制性的，靠褒贬来规范的，能内化到心灵深处，更具有长效的功能。即使是超自然，超人间的宗教，也具有约束作用，有助于增强人的自控性。社会规范是社会控制的防火墙，是社会发展的支撑点。社会在前进，社会规范会更新。更新后的社会规范依然是推动整体前进的推进器。

“和谐社会”是社会运筹得当的社会。所谓“社会运筹”，就是书本上常用的“社会整合”。意思是说在调节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时，运调自如，运筹决胜。手段不仅多样，而且高明、灵活，互相衔接，互相配合，互相依存，相得益彰，而不是互相抵消，彼此扯皮。有了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如果没有高明的社会运筹，社会仍然难以和谐，说不定会浪费社会资源，甚至于会糟蹋了合理的社会结构，把本来合理的社会结构变得不合理。社会结构是人搭起的架子，社会规范也是人制订的，一句话都是人运筹起来的。运筹得当，兼顾各方，兼容并包，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运筹得当，方能用尽可能低的社会成本，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资源的作用。

社会规范范文篇8

【关键词】社会化;广播电视大学;终身化

1社会化理论的基本内涵

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社会性，自然人通过训练、教育、培养等社会化过程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社会成员。个体通过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学习互动，将社会规范内化为自身人格的一部分，这一过程称为社会化。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社会化是将外在文化内化的过程。他们认为“社会化即是学习社会与文化的信仰、价值、规范与社会角色的过程。”［1］社会化是个体对社会规范的内化过程。我国学者对社会化的研究则更为具体，风笑天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从性格与行为特征、生活技能、社会规范、角色认同、社会交往、生活目标、自我意识等方面对个体社会化进行了考察。［2］学者郑杭生则从社会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社会化进行了探讨。随后，有诸多学者对社会化进行了研究。综合前人的研究，笔者认为就社会化的内容而言，社会化可以分为传承人类知识与内化社会规范两个部分。1．1传承人类知识。具有一定的知识技能是个体立足于社会的前提。人类的知识是不断积累更新的，尤其在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知识的更新周期更短。因此，传承人类知识在当今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拥有一定的人类知识是社会成员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前提。知识的传承是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一定的知识技能是个体立足于社会的基本谋生手段，人类只有掌握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才能自理生活。并且在此基础上要掌握一门或几门职业技能，这样才能自谋生活。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对基本社会知识与专业知识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不能较好地掌握社会知识与技能的人，往往不能被社会接纳，只有较好掌握知识与技能的人才能在社会中有较大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目前在技术方面仍处于追赶状态，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面临着急迫的产业升级的需求，而社会大众掌握一定的知识与技能是进行产业升级的基础。因此，传承知识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也就显得尤为重要。1．2内化社会规范。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自身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体系，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应接受这套行为模式。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个体接受与内化社会价值、社会规范体系的过程。价值体系对个人的行为起着稳定和导向性的作用。社会规范以一定的社会强制力为基础，但是如果社会成员不能将规范内化为自身的价值，那么社会规范的实行将是十分困难的或者是不可持续的。这点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来说尤为重要。市场化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因此，社会教育也主要是围绕经济建设的需要去做，将人文精神、道德性的关怀不断虚化以至边缘化。［3］随着市场观念的推广，崇尚经济，贬抑道德，努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一些人的信条。人们不择手段地掠夺财富，与此同时却迷失了自身，陷入了精神的深渊。［4］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着忽视社会规范培养的倾向。现阶段我国已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的新时代，其标准不仅仅是高水平的物质文明，更需要高水平的精神文明。而一些社会成员价值观的扭曲已经成为我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以，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应更加重视内化社会规范的功能。

2广播电视大学是社会化的重要场所

进入现代社会后，社会化的终身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社会化的终身化主要是指在现代社会知识爆炸的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通过不断地通过学习互动等方式将社会知识与规范内化于自身，这一过程已经超出了正规学习的年限，贯穿于个体的一生之中。广播电视大学依托自身特点成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2．1社会化的终身化。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化不再仅仅局限于一定时段的学校教育之内，终身社会化成为社会共识。郑杭生认为人的社会化就是指个体通过各种方式，逐渐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其间社会文化内化于个体自身，形成符合社会角色要求的规范。在这一过程中，个人成为独立的社会人，具有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永无止境。因此，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人生始终的长期过程。［5］社会化的终身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2．1．1时展的需要社会成员要想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中有效生存并取得成功，就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接受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工艺，只有全面的终身社会化才能够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人。知识爆炸呼唤新的学习方式，在一个知识爆炸的世界里，只有采用新的学习方式，才能学会驾驭知识爆炸的浪潮。2．1．2新技术革命的需要知识经济的到来，新技术革命的突破，特别是网络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知识的快速更新，无论是个人或是组织要想保持竞争性并获得成功，就需要不断接受教育和培训。因此，进行终身学习成为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手段。终身学习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最根本的教育理念，传统的一次性学校教育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科技高速发展的需要。终身学习强调始终如一，学习贯穿人的整个一生;认为教育应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只有不断地学习、坚持终生教育的理念，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与需要。2．1．3丰富多彩的个人需求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们的休闲时间越来越多。生产的高度自动化，带给了社会成员大量的闲暇时间，如何有效地利用闲暇时间，使人们更富有活力和创造力，更能适应快速变化的新时代。因此，提高文化修养，追求智力、能力的发展，成为人们的追求。现代人充分利用闲暇时光，不断地学习、提高，丰富自身，使其过得愉快幸福。马丁特罗教授认为，高等教育进入到大众化阶段授课方式更加灵活、多变。相比精英教育，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授课方式更多地依赖于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函授方式进行教学。我国的高等教育已步入大众化阶段，社会对于教育的需求更加的多样化，终身化学习成为现实。在一定意义上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广播电视大学网络教学的特点恰好契合了终身学习的需要，成为社会化方式的重要补充。2．2广播电视大学是其他社会化方式的重要补充。学校是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之一。学校对社会新成员进行系统化的训练，正因为有了学校，社会化才成为一种人类有意识的自觉行为。［6］杜威认为学校即社会，学校应引导学员参与到实践中，在活动中自觉养成品德，获得知识，实现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社会文明越进化，学校教育就越普及。一定时段内的学校教育，无法满足日新月异且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广播电视大学利用自身优势与普通高校相结合成为其他社会化方式的重要补充。广播电视大学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推动各级各类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高教育质量，构建开放的学习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进一步开放，成为实现终身教育的重要途径。广播电视大学的远程开放教育应为个人的教育选择培训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系统在现代教育体系之内有着诸如打破空间性、时间性、距离性等自身独特的优势，与其他社会化形式的结合，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成为其他社会化方式的重要补充。广播电视大学面对广泛的社会个体，弥补了普通高校教育的不足。其一，广播电视大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教学与管理的网络系统。发挥广播电视大学面向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的网络信息中心的作用，实现实时交互式办学的“直播课堂”和VBI数据广播系统。其二，普通高校等教育机构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大学的教育网络实现普通高校和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教学资源共享。广播电视大学的网络教育系统，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将提高教育教学的先进程度，突破时空限制，为全社会所共享。近年来，广播电视大学的在校人数年年攀升，社会影响与日俱增，这都是社会对广播电视大学的认可与肯定。

3广播电视大学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广播电视大学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些不足既有广播电视大学自身的问题，也有客观社会环境的因素。客观认识广播电视大学存在的问题是进一步建设广播电视大学的前提与基础。3．1对社会规范教育的重视不足。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规范的内化是社会化的重要内容。现阶段广播电视大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重应用知识技能而轻社会规范培训的倾向。首先，现代社会日新月异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同时与技术对应的社会规范也在快速变迁。培训社会成员接受与适应新的社会规范，应成为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广播电视大学在这个方面还有待加强。以课程设置来说，专业知识与技术的培训占据了绝大部分教学资源。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课程，如马克思主义教育等课程设置则处于边缘的地位或者是在实际教学中被忽视。其次，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对道德教育的忽视。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忽视了对社会成员道德规范的建设，出现了道德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局面，严重地影响到了我国社会建设的整体推进。广播电视大学在教学过程中应发挥自身特色，更重视对于学员个人品德的培养。社会成员一旦踏入社会，进行系统学习的机会十分有限。因此，广播电视大学可以运用自身优势对个人的品德进行系统培训。3．2办学机制的不合理。合理的机制，是任何组织高效运作的前提。广播电视大学经过多年不懈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与普通高校相比，广播电视大学的办学实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投入机制不够合理。对于广播电视大学整体来说，往往缺乏系统的整体规划，现有的资源也缺乏更加有效的整合，制约了广播电视大学整体办学实力和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其次，基于终身社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探索不够深入。伴随着在社会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广播电视大学并未形成一套之相适应的教学管理机制。广播电视大学在课程资源建设缺乏规划、水平不高，新媒体研发与应用乏力。这些直接影响网上教学的成效。最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参与度低。网络教学是广播电视大学的主要授课方式，教学过程充分体现了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在现阶段的网上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未能形成良性互动，学生对教学过程参与度不高，使教学资源未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3．3学习型组织建设不到位。社会化的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对于广播电视大学来说其教学形式与内容，同样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社会的进步对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提出了更高要求。广播电视大学现有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以现代远程教育为主要手段的广播电视大学应有新的教育理念、方法和技术，来不断回应社会的需求。广播电视大学的主要职能是对知识的学习、创造、传播和应用。知识在不断地更新，教学也应不断更新。尤其对于广播电视大学依托网络技术，对社会成员进行培训，更需要紧跟知识更新的步伐，只有这样广播电视大学才能履行其社会职能，实现办学目标。就广播电视大学现有的情况来讲，无论是组织管理机制还是教授内容都难以适应终身社会化的要求。

4政策建议

在社会化过程中，广播电视大学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广播电视大学必须设定更加合理规范的制度体系并推进标准化建设。4．1设定更加合理规范的制度体系。广播电视大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制度的规范、保障和约束。广播电视大学应该按照现代大学的办学规律，制定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制度框架，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从办学制度、管理制度和教学制度三方面入手，重新定位广播电视大学的职能。根据广播电视大学的特点，建立以学习者自主学习为中心、教育者引导学习为前提、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互动模式。通过相关制度建设，确定广播电视大学的办学方向、模式和道路，彰显办学理念和特色。总结、吸纳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成果，借鉴国内外经验，立足自身实际，制定、修改、完善学校的其他的规章和制度。当务之急是要根据广播电视大学的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要求，探索学生基于网络自主学习与面授结合的学习模式，更加强调学员的全面发展，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标准与评估指标体系，建立适应全民终身学习的多种证书制度等。广播电视大学最大的任务就是人才培养。在多年的探索过程中，广播电视大学基本上形成了可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但客观地看，广播电视大学还未形成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必须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改革。首先，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改革。这是广播电视大学教育改革的前提。广播电视大学不但要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同时也要适应全民终身学习、为社会成员提供终身社会化的途径。广播电视大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在职成人，学习的目的和动机差别很大，这样的学生不适于过分强调学术性培养目标，应更加注重技能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转变。教师授课不仅仅要注重专业知识的教授，同时也要有实际操作的经验传授。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是学术性论文，也可以是实际的调研报告与案例分析报告。4．2推进标准化建设。社会成员的进入社会，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标准。社会成员能否成功接受一定社会规范，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体社会化成败的标准。广播电视大学的服务对象千差万别，因此有必要推进标准化建设。标准化对于广播电视大学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准化是现代组织合理化与专业化的结果;是实现科学管理和现代化管理的基础;是提高生产质量与合理利用资源的保证。广播电视大学的标准化建设可以分为人才质量的标准化和人才培养过程的标准化。广播电视大学学员的学习动机、起点等特征各异，必须在此基础上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标准，制定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人才质量标准。学习者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遵循特定的人才质量标准。广播电视大学在制定人才培养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基本特征，注重适应社会的需求，建立起标准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在此，应尤为强调的是，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应突出对学员个体社会规范内化的考察，克服重技能知识培训而轻道德品质修养的倾向。应参照国内外一些成功的经验，将社区实践等活动纳入到考核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1］朱力．社会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60．

［2］风笑天．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J］．中国社会科学，2000(6):118－131．

［3］尉天骄，白煌．论人的社会化［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3):132－138．

［4］何煦．论生态文明的人学价值［J］．湖北社会科学，2009(4)．

［5］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83．

社会规范范文篇9

一、法的概念和本质

概念: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段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行为规范体系。

共同本质：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基本特征：（1）法是调整人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2）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3）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4）法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

作用：规范作用：作为由国家制定的社会规范，法具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规范作用。

社会作用：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执行社会公共事务。

二、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

（1）法与经济.法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引导作用；促进作用；保障作用；制约作用。

（2）法在规范微观经济行为中的作用：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3）法与政治、政策：法受政治制约体现在：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影响法的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制约法的内容及其发展的变化；政治活动的内容更制约法的内容及其变化。党的政策指导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社会主义法是实现党的政策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同时又对党的政策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三、法律制度的相关概念

法的制定：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种专门活动，一般也称为法律的立、改、废活动。

立法的指导思想：我国现阶段立法的指导思想，必须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而不能以别的思想为指导，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

立法的基本原则：（1）立法必须以宪法为依据（2）立法必须从实际出发；（3）总结实践经验与科学预见相结合；（4）吸收、借鉴历史和国外的经验；（5）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标准，立足全局，统筹兼顾；（6）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7）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与及时立、改、废相结合。

法的渊源：（1）宪法；（2）法律；（3）行政法规；（4）地方性法规；（5）自治条例、单行条例；（6）行政规章；（7）国际条约。

法律部门：（1）宪法；（2）行政法；（3）民法；（4）婚姻法；（5）经济法；（6）劳动法；（7）环境法；（8）刑法；（9）诉讼法；（10）军事法。

法律实施包括执法、司法和守法。法律适用的要求：准确，指适用法律时，事实要调查清楚，证据要准确；合法，指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要合乎国家法律的规定，依法办案；及时，指司法机关办案时在正确、合法的前提下，还必须做到遵守时限。

法律适用的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社会规范范文篇10

一、法的概念和本质

概念: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段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行为规范体系。

共同本质：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基本特征：（1）法是调整人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2）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3）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4）法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

作用：规范作用：作为由国家制定的社会规范，法具有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和强制等规范作用。

社会作用：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执行社会公共事务。

二、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

（1）法与经济.法在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引导作用；促进作用；保障作用；制约作用。

（2）法在规范微观经济行为中的作用：确认经济活动主体的法律地位；调整经济活动中各种关系；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纠纷；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3）法与政治、政策：法受政治制约体现在：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影响法的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制约法的内容及其发展的变化；政治活动的内容更制约法的内容及其变化。党的政策指导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社会主义法是实现党的政策的重要手段和形式，同时又对党的政策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三、法律制度的相关概念

法的制定：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种专门活动，一般也称为法律的立、改、废活动。

立法的指导思想：我国现阶段立法的指导思想，必须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而不能以别的思想为指导，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

立法的基本原则：（1）立法必须以宪法为依据（2）立法必须从实际出发；（3）总结实践经验与科学预见相结合；（4）吸收、借鉴历史和国外的经验；（5）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标准，立足全局，统筹兼顾；（6）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7）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与及时立、改、废相结合。

法的渊源：（1）宪法；（2）法律；（3）行政法规；（4）地方性法规；（5）自治条例、单行条例；（6）行政规章；（7）国际条约。

法律部门：（1）宪法；（2）行政法；（3）民法；（4）婚姻法；（5）经济法；（6）劳动法；（7）环境法；（8）刑法；（9）诉讼法；（10）军事法。

法律实施包括执法、司法和守法。法律适用的要求：准确，指适用法律时，事实要调查清楚，证据要准确；合法，指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要合乎国家法律的规定，依法办案；及时，指司法机关办案时在正确、合法的前提下，还必须做到遵守时限。

法律适用的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