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范文10篇

社会法范文篇1

社会法是我国近年来在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门类和法律学科。

1．社会法的作用和主旨。学者普遍认为，社会法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契合的法。社会法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和谐社会的建立尤其离不开社会法的发展。随着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会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传统的法律部门中，民商法和经济法主要调整国家的经济生活，侧重于保护公民的民事权利；宪法和行政法主要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传统的法律部门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关注远远不够。

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法的主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社会关系中，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分，而且市场经济会自发的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此时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来保护弱者的利益，将使社会关系的失衡状态加剧并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制定和完善社会法是改变这种失衡局面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而社会法理论与实践又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完善社会法，保障公民的社会权，使人们实现真正的解放——社会解放，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社会法的定位和内涵。关于社会法的定位，有观点主张：从现代法学的划分角度，应当将法律区分为公法、私法与社会法。按照这种“三分法”，社会法是公法、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三分法的划分推广后，作为新兴的法域，社会法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法不是一个法律部门，应该把社会法看作一个法域，一个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领域。也有观点认为，社会法不是第三法域的代名词，而是一项体系完整的基本法律制度，是中国七个法律部门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关于社会法的内涵，有学者认同立法机关的解释，主张社会法是指“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所调整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学者在考察国外社会法的概念和学说的基础之上认为，社会法是解决一国的社会问题、体现国家的社会政策，保护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社会权利，需要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法律部门。

3．社会法的核心范畴和体系。有学者提出，社会权（社会权利）是社会法的核心范畴。社会权泛指弱势群体享有的体现社会正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社会正义是社会权的核心价值。社会权的保护不仅有利于增强弱势群体在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力，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且有助于确保政治安定和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转，还有利于弘扬和谐、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确认和维护社会权。

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法起源于国家解决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其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为目标，是对传统民法的修正和补充，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权利。应该按照社会法的功能和本质，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社会权利为核心构造中国特色的社会法体系。确定社会法的体系和范围应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所采取的社会政策；二是社会权利的范围。由于社会法的本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确定社会法的范围还应当考虑公民的社会权利的范围。应该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中所包含的社会权利作为确定社会法范围的主要依据。

4．社会法的发展前景。有学者认为，完善社会法理论对中国法治和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以及社会法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社会法的理论研究首先需要统一“社会法”的概念以避免法学资源的浪费；其次，还应当创造出比较完善的社会法学的理论体系，以引导法律实践的发展。

有学者在以立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权利保障方面建议在国家立法规划中，增加制定《社会法典》、《促进就业法》、《平等就业保障法》、《劳工权利保护法》、《住房法》、《医疗保健法》、《福利保障法》（包括失业福利、老龄福利、工作事故和职业疾病福利、家庭福利、生育福利、因残疾丧失工作能力的福利等内容）、《儿童与青少年福利法》、《社会救助法》、《慈善事业法》等社会立法。

当然，社会法的概念、定位和体系、社会法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社会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取得一致，社会法可谓任重而道远。

《劳动合同法》制定中的热点问题

1．《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理念。大多数学者认为，劳动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双方当事人表面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在具体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相对于强大的用人单位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劳动合同法》应当秉承劳动立法产生以来的历史传统，旗帜鲜明地保护劳动者权益，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达到相对的实质平等。还有学者认为，劳动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有效保障的基础上的，劳动立法本着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理念无可非议，但如果仅仅只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忽视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就会矫枉过正，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在立法理念上应强调“在保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偏重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有学者认为，应当以《劳动法》为依据制定《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开宗明义地强调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向劳动者倾斜的立法宗旨非常明显。因此，《劳动合同法》也需要秉承这样的精神和宗旨，以《劳动法》作为其立法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以《劳动法》作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就会出现悖论：《劳动法》作为上位法其效力高于《劳动合同法》；当《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的规定不一致时，应该以《劳动法》的规定为准。这显然与《劳动合同法》的宗旨不符。为避免这样的矛盾，在确定《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时，其语言表述仍需进行斟酌。

3．劳务派遣制度。针对劳务派遣现象，学者们认为应当严格规范劳务派遣制度。有学者认为，应规范劳务派遣单位，严格准入制度和审查淘汰制度，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中介机构必须严格区别开来，不准许兼业。有学者认为，劳务派遣单位必须与被派遣职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而且要明确期限。也有学者认为，无论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使用单位之间如何协议，劳务派遣职工与非劳务派遣职工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应当是一致的；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使用单位对所派遣和使用的劳动者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4．劳动合同短期化的对策。控制劳动合同的短期化问题是《劳动合同法》需要破解的难题之一。简单地规定工作多少年限就必须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应当从目前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短期化的基本动因入手，通过加大用人单位的解雇成本来遏制劳动合同的短期化问题。同时，法律应规定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要支付补偿金，期限越短、次数越多支付的越高，同时限制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解除的条件，以此对劳动合同短期化的趋势予以适当的限制。

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与立法完善

1．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护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学者认为，把社会保障规定为宪法权利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意义巨大。我国2004年修改《宪法》时并没有对社会保障制度作出具体规定，因此社会保障权是否为我国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尚不明确。我国应从公民权利与国家义务两方面在宪法中确认公民的社会保障权。有学者认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要考虑由分散立法向相对集中立法发展，由地方立法向中央立法发展，加快人大统一立法并确定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权限，强化社会保障的执法和监督，尽快制定以社会保险法为核心的包括社会福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优抚法等实体法和程序法，最终制定一部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典。

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我国现阶段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能保障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推动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和农村同步发展，拉动农村内需发展。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导致农村和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迫切而必要。在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城乡有别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地区有别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强制性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保障农民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法范文篇2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化升级转型;社会保障;社会法

一、城市化需要社会保障和社会法的原因

城市化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中，大量的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涌入，城市也将一些工业搬迁到城郊地区甚至是农村地区进行发展。但是这种转变趋势主要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城市化的进程极大地改变了民众的生活质量，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这一进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说户籍问题等，这都是现代社会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进城之后，由于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导致无法从事高端领域的行业，主要是以低端劳动力为主，收入也有限，大多数都是体力劳动者。在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取得市民的身份，而是一直以一种外来务工者的身份为主。尽管存在大量的问题，但是城市化带来的益处也是不可估量的。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具备一定的不科学性的。这是因为城市化追赶不上工业化的进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加快城市化建设，这也是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农村、城市需要保持和谐相处的局面，相互促进。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比较突出的空气污染问题、交通拥堵问题等，这都造成了对现代生活质量的影响。城镇化已经是我国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比如征地问题，或者是拆迁问题，需要有针对性进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是以市场为主导，忽视了社会和政府的作用。虽然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许多巨大贡献，但是成就与问题并存。因此，为解决这些问题，城市化必须升级转型，我们需要有社会保障和社会法的城市化，要走市场和社会保障相结合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二、城市化对社会保障和社会法的支持

城市化与社会保障、社会法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城市化的进程中离不开社会保障和社会法，同时城市化又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法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支持。(一)城市化对社会的作用。城市具有天然的社会属性，城市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受到地域等条件的影响，构成了城市的基本属性。区分一个城市的标准大多体现在他的经济基础层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仅仅是经济基础是无法体现一个城市的本质的，对一个城市的本质认识要从更深的层次去发掘。众所周知，社会分工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如果没有社会分工，社会就难以正常运转。社会分工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构成了社会和社会规范本身。综上所述，城市化推动了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因为城市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社会规范。城市化是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不断推进的，而城市中人们的社会分工又让人们在规范的社会秩序中正常生活，所以说，城市化对社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二)城市化对社会保障的作用。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都需要强调社会的主体，一般是政府组织。在对社会上一些无法创造足够收入的群体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城市化对社会保障的产生有着重要作用。在城市化初期，人们的集体意识淡薄，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如西方国家提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社会分工开始形成，社会义务观念也逐步孕育，它们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不断发展，催生了社会保障的产生。社会义务观念是社会保障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化对社会保障的作用也是很突出的。

三、结语

总之，我国的城市化升级转型需要社会保障和社会法的支持，需要走市场和社会保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经验，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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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程秀男．资源型城市转型中民生权的法制化保障与实现路径［J］．学习论坛，2017，33(12):77－80．

［3］魏建国．城市化升级转型中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法［J］．法学研究，2015，37(01):54－67．

［4］毛景．养老保险利益对接规则的规范审查———以宪法平等原则为基准［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01)．

社会法范文篇3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经济法/广义社会法/狭义社会法/相互关系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时兴从社会法的视角讨论经济法，（注：可见诸下述文献：郑少华。社会法的勃兴与中国社会法之使命[J].政治高教研究，1997（3）。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283-288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85-87.程信和。经济法与政府经济管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35-340.史探径。中国社会法发展研究[J].依法治国与法律体系建构[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董保华等。社会法原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J].法商研究，2001（4）。单飞跃，阳永恒。社会法：一种经济法研究的进路[J].湘潭大学学报，2001（5）。）然而，对诸如何为社会法、何为社会法的理论依据之类的问题缺乏研究；不仅如此，对如何认识和把握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在一般法理上更少涉及。（注：日本学界亦然，参见张世明。经济法学理论演变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16.不过，我国学界仅对经济法与劳动法、环境法的关系曾有所探讨，而对经济法与社会法的一般关系则未曾论及。参见许明月。经济法学论点要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81-288页。）在此背景下，探讨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甚为必要。

一、社会法的演变和界定

（一）社会法的演变

社会法是伴随着国家力图通过干预私人经济以解决市场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应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进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法域。经济法是社会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社会法从其内容扩张的角度看，其发展过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工厂法阶段，以英国1802年《学徒健康和道德法》为开端。当时正处在工业革命时期，劳动者处于“血汗工业”与“饥饿工资”的悲惨境地，劳资矛盾恶化，既危及资产阶级统治安全，又导致劳动力资源萎缩与枯竭，故国家干预私人经济的现象最先表现为劳资关系领域中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保护。于是，出现了最早突破私法自治原则、体现私法社会化精神的工厂立法。英国率先于1802年将劳工问题纳入立法，此后，法国于1806年制定了《工厂法》、1841年制定了《童工、未成年工保护法》；普鲁士于1839年制定了《普鲁士工厂矿山条例》、1845年颁布了《工商管理法》；等等。现代劳动法就肇始于这一阶段以国家干预和偏重保护劳动者为特征的“工厂法”。

第二阶段即社会保障法阶段，起始于德国1883年《劳工疾病保险法》。此期间，随着雇佣劳动经济取代实物经济，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贫困群体日渐扩大，贫富差别加剧，社会风险因素日趋增多和严重，社会安全和个人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国家干预由对劳动者的保护扩展到对贫困者的救助。“铁血宰相”俾斯麦政府于1883年颁布《劳工疾病保险法》、1884年颁布《劳工伤害保险法》、1889年颁布《老年及残疾保险法》，这三部法律于1911年合并，另增加《孤儿寡妇保险法》，成为著名的《社会保险法典》。现代社会保障法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宪法为依据，以劳动法为基础，以社会保险法为核心，兼有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和社区服务法等内容的一个法律部门。

第三阶段即经济法阶段，起始于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垄断出现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弱小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普遍受损，竞争机制受到排斥，宏观经济均衡赖以实现的微观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论是经济危机的救治和防范，还是战争的应对，都需要国家干预的触角由社会领域进入经济领域，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干预。于是，在社会法域出现了以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为内容的经济法，如美国制定了《谢尔曼法》（1890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全国产业复兴法》（1933年）、《证券交易法》（1934年）、《公用事业持股法》（1935年）等法律；德国制定了《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5年）、《确保战争时国民粮食措施令》（1916年）、《钾盐经济法》（1919年）、《煤炭经济法》（1919年）、《卡特尔条例》（1923年）等法律。

第四阶段即环境法阶段，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此阶段，工业化和市场化所推动的经济增长，使环境和资源问题日显突出，人类日益临近生态危机。于是，保护环境和生态被各国纳入了国家干预的政策目标体系，国家干预的范围进一步扩展，与此相应，社会法域中增加了环境法这一新成员。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上掀起了环境立法的第一次高潮，不少国家制定了综合性的环境资源保护基本法。如1967年日本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和保加利亚的《自然保护法》；1969年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和瑞典的《环境保护法》；1973年罗马尼亚的《环境保护法》。

上述过程表明，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而出现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是社会法产生和发展的诱因。虽然从时间维度看，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经济法、环境法是相继而生的，但它们所对应的社会问题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全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并存着，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凸显时才被政府所认知并采取相应的法律对策。对于这一过程作理性思考，至少有下述几点值得肯定：（1）在显性和潜在的多重危机因素并存的状态下，与各种危机因素对应的法律可以在不同危机因素之间起着“隔离带”的作用。如果缺少这种“隔离带”，势必导致在某一危机出现时，会带来多重危机并发，整个社会就可能处于崩溃的边缘。当代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跳跃式前进形成了压缩发展阶段的“速成班”状态，[1]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的爆发不可能出现西方国家历史上那样的时序性。因而，与社会危机所对应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与经济危机所对应的经济法和与生态危机所对应的环境法，都应当受到同等的重视。（2）在西方国家社会法的历史发展中，社会法中的“社会”呈现出“部分社会”转向“全体社会”的趋势。[2]“部分社会”中的社会立法，其动因往往是保护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以及协调不同利益集团或阶层的利益冲突，从而表现出“被动立法”的迹象。“全体社会”中的社会立法，基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增进，能够获取全体社会成员的支持，立法者往往处于“主动立法”的地位。（3）社会法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社会本位超越个人本位并逐步扩展其适用范围的过程，现在和未来的法律秩序的“理想图景”是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调和。[3]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知和未知的危机因素会不断增多，社会法域中还会增加新的成员，社会法体系应当是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

此外，社会法从其适用空间来看还存在着一个国际化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还是经济法和环境法，都经历了国内法向国际法的扩展。

（二）社会法的界定

上述表明，社会法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学思潮与立法实践，它以其“问题取向”（Problem-oriented）形成了一种“行动取向”（Action-oriented），以突破法律部门间旧有的疆域，并将从不同的传统法律规范（尤其是私法规范）中引申出来的各种原理重新组合而成的有机体。正因为如此，法学界对社会法的界定有多种说法。其要者有：（1）部门法视角上的解释，如德国学者察哈尔认为，社会法“是一种社会保障，是为一国的社会政策服务的，如社会救济、困难儿童补助、医疗津贴等有关的法律，都属于社会法的范围。”[4]在德国，社会法和社会保障法二者等同。（2）法律演讲意义上的解释。一是如法国学者狄骥所主张的与个人主义的私法相对称的社会法，二是如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所主张的与自由主义的私法相对称的社会法。[5]（3）法律体系分类上的解释。如日本学者金泽良雄所主张的社会法，是指“修正以个人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等为基本原则的近代市民法的新的法学理论；根据这个修正理论而制定的法律，不属于私法、公法等任何一个旧的法律部门，而成了新的第三个法律领域。”[6]

从社会法的发展过程看，第一种观点失之过狭。由于个人主义的私法与自由主义的私法都是基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所作的定位，第二种观点可以被第三种观点所包容。我们认为，对社会法的界定，如果着眼于法律体系上的分类、法律功能上的分工和探求法律演进的轨迹，并凸显法的“回应性”，[7]应采纳第三种观点。对社会法的定位，不应当将社会法与公法、私法视为平面的三分天下，而应遵从社会法跨于公法、私法领域之上的立体框架。难怪陆季藩认为，“社会法乃民法原理转变中之产物，在形态上，虽与民法立于反对地位，而其实质并不否定民法，不过与以限制耳。在其效用上，与民法互为表里，以达维持现代经济组织之目的。”[8]在这种基础上，社会法中的“社会”应当秉承德国学者齐美尔、法国学者杜尔凯姆所主张的唯实论，即强调社会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摒弃美国学者吉登斯、法国学者G？塔尔德所主张的唯名论，即社会是代表具有同样特征的许多人的名称，是空名而非实体。[9]

当然，对社会法中的“社会”还可以其它角度理解。如：（1）当把“社会”与政治、经济等并列使用时，“社会”则有非政治、非经济的含义，如“社会效益”所强调的是非经济的效益，不能只追求利润，而应当追求非营利目标。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现象较为普遍，故社会与政治、经济的界限模糊。（2）当把“社会”与国家（政府）、私人或个人（自然人、家庭、法人等个体）相并列时，“社会”则有非国家（政府）、非个人和公众的含义，如社会团体、社会责任等用语中的“社会”。由于国家（政府）一贯以全社会的代表自居，就使得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交叉。（3）当把私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并列时，“社会”，则有非私人（个人）和公共的含义，表示公私对立中的“公”，其中包括国家（政府）、利益集团、公共机构和全体社会成员。（4）在“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表述中，“社会”则有超阶级、各个阶级、全体居民（国民）的含义。因而，社会法只可能是一个模糊性概念。

可见，在外延上，最广义的社会法，即国家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制定的有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特点的第三法域，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经济法、环境法、公共事业法、科技法、教育法、卫生法、住宅法、农业法等。狭义的社会法指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如我国立法机关所设计的法律体系中的“社会法”。中义的社会法居于上述两者之间，如陆季藩所主张的包含劳动法（含社会保障法）与经济法。[10]

二、经济法与广义社会法的关系

经济法作为社会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法的基本属性。[11]这主要表现在：

（一）经济法是经济领域的法律社会化现象

所谓法律社会化，就是基于由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预再到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内在结合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变革，由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并与此对应由要求政府干预到限制政府干预的时代精神变革，由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结构变革，所发生的私法社会化与公法社会化的法律变革过程。其中，私法社会化包括从主体抽象平等发展出主体具体平等、从绝对所有权发展出相对所有权、从契约自由发展出契约正义、从过错责任发展出严格责任等内容；公法社会化包括从行政命令发展出行政指导、从行政管制发展出行政合同等内容。[12]“如果要用法律来表述我们所见证的社会关系和思潮的巨大变革，那么可以说，由于对社会法的追求，私法与公法、民法与行政法、契约与法律之间的僵死划分已越来越趋于动摇，这两类法律逐渐不可分地渗透融合，从而产生了一个全新法律领域”。这种法律社会化过程发生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就产生了旨在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协调政府与市场互动，以市场规制规范和宏观调控规范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法。换言之，“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而这种法律规范本身就是可能在社会学运动中有效干预的社会学事实。”[13]正如有的法学家所指出的，“经济法的性质既不属于传统公法，也不属于传统私法的范畴，而是带有两种法律的混合形态特征的法。经济法这个新的法律部门已经处于社会法的一部分的地位。”[14]

（二）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

法之本位，即蕴含于法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精神或理念。私法奉行个人本位，公法奉行国家本位，社会法所奉行的则是个人社会化、行政社会化和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由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演化而来的社会本位。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集中地体现在：（1）崇尚社会公共利益。一个国家内的利益体系，由既彼此冲突又相互依存的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构成。其中，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寓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中，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应是大多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不同集团利益的协调化；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则既可能吻合也可能不一致。经济法把社会公共利益该利益体系中的各种利益形式都纳入经济法的法益结构，而社会公共利益则被置于其中的最高地位。例如，反垄断法就是通过限制占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的利益来实现以公平竞争秩序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就是要实现以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2）追求社会公平。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平，既包括基本利益层次上无差别意义的公平，又包括非基本利益层次上有差别意义的公平。这两个层次的公平都受到经济法的重视。例如，竞争法通过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来保障实力不同的竞争者都有公平的竞争权；产业政策法通过有选择性的限制、扶持、鼓励等措施，来保障强质产业和弱质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有公平的发展机会；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通过偏重保护消费者，来保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公平交易。

（三）经济法以社会自治为主要调整手段

社会自治不同于私法中的私人自治和公法中的政府统治，而是一种由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治理的治道。它既限制私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又限制政府的垄断性和纵向性治理，对社会成员而言是自治与他治兼容。现代市场经济的治理结构呈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经济法顺应这种趋势，特别重视社会自治。这突出表现在：（1）确立社会团体等非政府公共组织（机构）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中间层主体地位，赋予其一定的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职能。（2）确认和保护市场主体的结社权，授权市场主体团体（如工商业者团体、消费者团体、劳动者团体等）参与政府经济管理、管理团本成员、与利益相关团体交涉，以维护团体成员的利益、辅助和制约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3）法律和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行为设置社会基准，以行政合同、团体契约、公开听证等吸收公众参与的方式，实施社会基准。（4）设立公益诉讼制度，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得到有效救济。（四）经济法强化社会责任

市场和社区都是由相互依存的众多成员所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企业作为市场和社区的成员，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不仅应当对作为其交易相对人的当事人负有责任（即私人责任），而且还应当对当事人以外的不特定利益相关人，即共同体及其成员负有责任（即社会责任）。这里所说的责任是以具体义务为内容的，既包括原始义务（即通常所称的义务），也包括派生义务（如通常所说的法律责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必备特征，[15]企业的各种活动几乎都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因而，私人责任往往同时也是社会责任。例如，企业的劳动安全卫生义务，既是保护劳动者个人安全和健康的义务，也是保护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义务；企业的产品质量义务，既是对购买者和使用者个人的义务，也是对社会的义务。社会责任就其责任相对方而言，就是对当事人以外所有利益相关人的责任，既包括对构成所在市场和社区公众的各个成员的责任，也包括对所在市场和社区整体的责任，既包括对当代人的责任，也包括对后代人的责任。社会责任就其内容而言，包括对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公益和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目标的责任，具体言之，包括产品质量、信息安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就业安置、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文化事业、公共秩序、宏观经济均衡等方面的责任。经济法基于社会本位，将社会责任法律化，以保障社会责任的全面实现。其主要措施有：（1）将社会责任转化为法定义务。由于社会责任难以象私人责任那样以合同的形式具体落实，在立法中就以强行性规范将社会责任转化为企业的法定义务，防范企业利用合同来淡化和规避社会责任。例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第18条、（注：2001年“东芝笔记本事件”也暴露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于外国商品说明书使用语言规定的疏忽和对于经营者警示义务的明确提示的遗漏。）《产品质量法》（1993年）第15条、《产品标识标注规定》（1997年）第16条明确规定了企业的某些警示义务，即使用不当可能危及人体健康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酒类广告管理办法》（1995年）甚至禁止广告鼓动、倡导、引诱人们饮酒，规定不得出现饮酒的动作。（2）将社会政策目标转化为社会公共干预的法定目标。由于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济人属性存在冲突，难以指望企业自觉履行，在立法中就把社会政策目标纳入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机构）干预市场的目标体系，赋予干预者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职责，从外部促使和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例如，我国《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规定，外国商会的活动应当以促进其会员同中国发展贸易和经济技术交往为宗旨，为其会员在研究和讨论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技术交往方面提供便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赋予消费者会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并采取各种方法保护消费者权益。（3）加重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全民所有的资产，应当以全民利益至上，并且得到国家的政策优惠往往多于非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由于其市场支配优势，往往比中小企业易于从市场竞争中获利。因而，根据权责对称原则和承受力差别原则，在立法中应当要求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比其他企业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1998年）规定，国有独资盈利企业和国有参股、控股企业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资金，原则上都由本企业负担；《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补充意见》（1999年）将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任务指定给国有四大商业银行。（4）针对社会责任设置特别的法律责任制度。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设置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产品质量法》（1993年）规定实行严格责任原则，并强制企业投办产品责任保险。

（五）经济法需要“社会化”的程序法支撑

实体法与程序法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实体法决定着程序法的设计，程序法制约着实体法的实现。公法、私法传统上都有与其对应的诉讼法，即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但这两种诉讼法分别与公私法相融合的社会法不完全适应。目前，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在法院由民庭受理，在程序上适用《民事诉讼法》，实践中，《民事诉讼法》对劳动诉讼的不完色适应已有许多表现。[16]以《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支持起诉原则为例，（注：《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于该条款对损害劳动权益的行为可否支持起诉、由谁支持起诉、如何支持起诉都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可操作性不强、法律约束力不足，工会和劳动者都感到无所适从，以致在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没有起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应有作用。这种不适应，迫切需要程序法的“社会化”。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二种，一是在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的基础上发展出特殊诉讼制度，如团体诉讼、公众诉讼、集团诉讼、小额诉讼、诉讼援助计划、诉讼保险等；二是建立独立于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之外的社会公益诉讼。无论作何种选择，下列几种程序制度尤其值得重视：（1）团体诉讼，即特定社团针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为社会公共利益、团体及其成员利益，以团体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以此来抵御政府部门和厂商的不法行为。（2）公众诉讼，即任何人都可基于社会公益的维护，对政府部门与厂商的不法行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3）社会参与审判组织，即仿照国外劳动法庭（或法院）和我国劳动仲裁机构的“三方原则”，即由劳方、资方和官方三方共同参与劳动争议处理的原则，建立相关利益群体代表参与审判组织的制度。

三、经济法与狭义社会法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对社会主义法的性质的认识，特别强调法的阶级性，相对而言技术性的规范考虑得少一些，并一直否定社会主义法有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注：“我们不承认任何‘私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列宁文稿。（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22.），也就没有社会法一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理论研究开始突破各种界限，以公法和私法作为法学分类方法又为人们所提及，并开始提出建立社会法的设想。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课题组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主要由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三大部分构成。[17]此后，社会法进入人们的研究视域。2001年3月9日，李鹏委员长向第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他还将社会法界定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社会法的概念。来自最高立法部门的这一界定，表明对经济法、社会法的地位已基本达成共识，这种狭义社会法与经济法关系的探讨就显得极为重要。

（一）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差异

社会法和经济法都是基于国家干预私人经济的法律社会化的产物，但是，分别与社会法和经济法所对应的国家干预，则在范围、宗旨和手段上不尽相同。

1.干预的范围。与社会法对应的国家干预，是对劳资关系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的干预。无论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哪个阶段，这两个领域都需要国家干预，因而国家干预的范围比较固定。与经济法对应的国家干预，则是对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全面干预，凡是受到市场调节的领域，只要存在市场缺陷，都有必要由国家干预来弥补。尽管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可能成为国家干预的对象，但在市场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实际受到国家干预的领域不尽相同。因而，国家干预的范围呈现动态性。

2.干预的宗旨。与社会法对应的国家干预，以保障基本人权、社会安全和社会公平为重要宗旨，在其目标体系中，社会政策目标优位于经济政策目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与经济法对应的国家干预，则以保障市场供求总量和结构均衡、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有效和有秩序竞争、经济与社会和生态协调为主要宗旨，在其目标体系中，经济政策目标优位于社会政策目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3.干预的手段。与社会法对应的国家干预，其手段比较单调和固定，如社会基准、团体契约、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三方”协调等，都是各个阶段惯用的干预手段。与经济法对应的国家干预，其手段则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无论是规制手段还是调控手段，都复杂多样，并且手段的组合结构因时空范围的变动而变动。

（二）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功能配合

在经济、社会趋于一体化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法和经济法都兼具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只不过功能结构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和社会政策目标，都需要通过这两个法律部门的功能配合来实现。

在社会法的功能结构中，社会功能为主、经济功能为辅。以劳动法为例，保护劳动者，协调劳动关系，以维护由“劳、资、政”三极所构成的社会稳定三角结构，是其主要功能；同时，它还具有许多经济功能。如劳动者是劳动力资源的载体，劳动力资源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劳动法则通过保护、开发和配置劳动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又如，市场经济是以需求不足为常态的需求约束型经济，扩大需求以带动经济增长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政策，劳动法通过工资保障、工资总量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险等制度，保障劳动者收入稳定和增长，保持和提高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再如，劳动力市场在市场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没有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就不可能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在弱者、失败者和贫困者的生存权得到基本保障的条件下，才可能持续并推动经济发展。因而，我国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需以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为必要内容，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必要条件。劳动法正是在此意义上具有促进和保障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顺利转轨的作用。

在经济法的功能结构中，经济功能为主，社会功能为辅。（1）以财政法为例，运用税收、财政投资、财政转移支付等杠杆调控宏观经济，是其主要功能；同时，它还具有许多社会功能。如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农业社会保障能力的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都需要税收优惠、财政支出倾斜等措施的支持；又如，社会保障财政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财源保障，尤其在现阶段，是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严重短缺问题的首要措施。（2）以金融法为例，实现社会政策目标是政策金融法的主要任务；即使在商业金融法中，也不乏以社会政策目标为主的制度，如我国现阶段的助学贷款制度，其首要政策目标就是通过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以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3）以价格法为例，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对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自然垄断业商品实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控制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和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在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实行临时集中定价权限和冻结价格，等等，都是实现社会政策目标的重要措施。（4）以反垄断法为例，它不仅能够通过保障企业自由，打击行政性垄断，消灭企业差别待遇制，以建立和维护自由、统一、公正、竞争的市场秩序[18]；还能够以结构规制等方式对相关产业进行宏观调控。与此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如通过抑制非法强者、扶持社会弱者，以提高弱者的市场地位、恢复弱者的竞争能力；又如通过规制公用企业的竞争行为，提高公用企业为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效率，以增进社会福利。

实现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功能配合，应当特别注意从立法环节上着手。然而，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有一种追求纯部门法性质的倾向，这是不利于不同法律部门的功能配合的。例如，在制定《合同法》（1999年）时，为追求合同法的纯私法属性，将本应作为现代合同制度有机组成部分的合同监管制度置之度外，将原《经济合同法》（1982年）中的合同管理专章删除，仅在《合同法》总则第八章“其他规定”中的第127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负责临督处理。”从而仅将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的事后行政监督保留在合同制度之中。很显然，这种作法不足以制止和防范在现实中大量发生的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活动。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设计的《物权法草案》为追求物权法的纯私法属性，竟然对在我国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国有财产所有权和具有现代特色的“绿色”物权制度（强调物的环境价值）置之不理。[19]这在公私法相融合已成时代主流的现代社会是不合时宜的。因而，为了实现不同法律部门间的功能配合，在立法中应淡化部门法观念，围绕特定立法主题，综合运用不同法律部门的功能。在社会立法中，应适当吸收反映经济法功能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例如，我国劳动立法所设计的工资制度，不再是传统劳动法意义上的纯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而是工资保障为主、工资调控为辅的混合制度，在《劳动法》（1994年）第46条和有关工资法规中对工资总量宏观调控作了明确规定。在经济立法中，也应当适当吸收反映社会法功能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例如，《个人所得税法》（1999年修订）第四条、第五条规定，对个人涉及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奖励等收入实行减税或免税。又如《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1993年）第六条规定，对企业拨付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和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允许实行税前扣除。正因为如此，在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立法实践中无论制定何种法律部门的法规，都应当吸收不同部门法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吸收不同部门法学的专家学者参与立法，以便更好地在立法源头实现不同法律部门间的功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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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法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法、干预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界域划分问题是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与社会法学界探讨较甚的一个问题。在经济法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现象；[①]而在社会法学界，有学者从社会法视角对经济法之本质与存在进行了检视，此以董保华先生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论文《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会法的视野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法观点。在这种阐述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董先生对李昌麒教授的经济法观点“需要国家干预论”产生了许多重大的误解，与此相适应，他所提出的有关社会法的立论也是建立在对经济法理论的误读的基础上的。我们是赞成学术批评乃至批判的，因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但是我们又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建立在对被批评者的观点的真正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被批评者的观点的原意，这种批评往往达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还会引起一些学术混乱。因此我们在讨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的时候，也有必要对董保华先生的批评作出相应的回应，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讨论。

一、社会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误读

董保华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对经济法的误读倾向极为浓烈，其基本分析立场是国家干预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础。对于这种误读，我们觉得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廓清。董保华先生的误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经济法的控权观误读为滥权观

董保华先生指出：现代行政法的本质是控权法，而现有经济法理论所总结的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须是控权法，经济法理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经济法将其调整对象概括为“国家需要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为了给政府一个随心所欲的空间；他进而总结出经济法存在着理论危害，这种危害性表现为要让政府权力摆脱控制，使经济法脱离行政法。[1]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经济法理论研究中所明确提出的“国家有限理性假设”与“控权观”视而不见的情况所作出的误读结论。

事实上，“需要国家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是建构在以下两个基本立论的基础之上的：（1）国家的有限理性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对经济法的哲学认识论基础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传统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设为立论基础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导致传统经济法认为，由一批具备完全理性的人类精英所组成的政府是可以无所不能的，而这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主张国家应当全面干预经济。于是，传统经济法呈现出强烈的扩权趋势。而现代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的。有限理性认为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从而认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确计算社会发展的各种变数的。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无所不能的，因而不应当全面干预经济；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个“好政府”，也会出现某种失灵。而“需要国家干预说”正是基于对政府失灵的普遍性的考虑而提出来的。[2]承认有限理性就意味着认同国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场并成为资源配制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说国家的干预是适度的干预，[3]政府的权力应当被控制，而并非像董保华所描述的是一种滥权观。（2）经济法是一种控权观。对于国家权力的认识，经济法理论从来没有认为国家权力应当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认识到国家权力可以从促进、破坏或者阻碍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权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进和破坏经济发展的“二重性”。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常是在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或者有利于调动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的时候才发生的，反之，则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或者破坏作用。[4]另外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早就指出了政府失灵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决策失误、运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灵现象，从而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必须体现“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的辩证统一。[5]该说在批判了那种人们在谈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时，更多的是着眼于“政府如何干预”，而很少论及“怎样干预政府”的倾向，同时还指出了我国现行的涉及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进而认为“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我国经济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偏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经济法应当具备的功能的全面发挥。“[6]

（二）将经济法的“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和“适度干预观”误读为“全面干预观”和“随意干预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在于模糊政府责任，没有科学性可言，并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为了给这种理论找到根据，不惜将一部人类发展史描绘成一部国家干预史。[7]在董保华看来，“需要”两字是用来故意模糊干预的范围和条件的，以便为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找到理由。并且董保华先生还认为现今的经济法理论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国家可以对经济生活随意干预。[8]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科学性的严重歪曲，表现在对“需要”两字的任意解释和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与“适度干预观”的曲解。

⑴对“需要”所蕴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经济法干预的随意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保华先生对“需要”一词的过分简单和肤浅的认识。在我们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对需要的不断提高和满足的历史。“需要”从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实质上它是确定的，事实上，“国家需要干预说”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对政府能力并非全能的客观认识所作出的科学界定。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特殊价值就在于：第一，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这就使得该论十分得体；第二，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第三，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具体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说”又从三方面界定了国家干预的范围：其一，市场失灵的范围就是国家干预的范围，市场失灵决定了国家运作的空间范围；其二，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可由国家干预，当干预成本过高或干预能力过弱时，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范围就要受到限制；其三，与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场失灵的优势，在一定范围内，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对有限、适度干预观的曲解。“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对经济的一种介入状态，在不同体制下应当有不同的表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全面的，它近乎于排斥经济民主的“经济专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是一种有限干预。[10]同时“需要国家干预说”还认为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一方面表明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经济生活进行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不能完全放弃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这里所指的适度，既包括干预范围的适度，又包括干预手段的适度。衡量干预是否适度的根本标准是要看这种干预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11]可见“需要国家干预说”绝非如董保华先生所认为的是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相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经济法的干预只能是有限的和适度的。

这里我们似乎觉得董保华先生并未了解“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全部论据，甚至极不严肃地“篡改”了（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笔误）李昌麒教授关于对国家运用经济法形式干预经济的五个阶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论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一文中，将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概括为原始干预阶段、消极干预阶段、全面干预阶段和混合干预阶段等五个阶段，然而在董保华先生的《社会法原论》中，“混合干预”被“笔误”为“全面干预”。这一“笔误”非同小可，读过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观点的读者也就罢了，未曾读过上述文章的读者还真以为李昌麒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全面干预论”者。

如果我们全面了解了“需要国家干预论”所持的立论基础，我们就会发现，该论是有其科学性的，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并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2]

（三）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误读为国家本位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经济法是虚置的“社会本位”，实质上是“国家本位”；经济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国家本位观；经济法理论归根结底是要给国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经济法学是以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使国家（政府）摆脱社会的监督，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国家本位”与“管制经济”联手。[13]这些论点无疑也是对经济法社会本位观的一种误读。

首先，从经济法理论的基本分析立场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论”所认为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是指体现在这个法律部门中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本位”，这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个体本位”，这是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会本位”，这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14]董保华先生在论述中引用了“需要国家干预说”理论中的一句话：“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时很难找出它们的区别，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据此就批评“需要国家干预说”所称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社会本位实质上就是国家本位。如果我们把与这句话紧接的前一句话和后几句话完整地引用出来，大家就会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样的断章取义。这一句话的前句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三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不同范畴，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后句是：“但是，它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赋税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却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16]这表明“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社会本位与国家本位是有区别的，其所主张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局限于国家与个体，而是强调公共与整体，强调利益分享机会的公众性。

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指出，董保华先生实际上是机械的认为社会利益是绝对独立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事实上，利益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沟通和转化，甚至同一种主张可以以不同的名义提出，庞德早就指出了“国家利益包括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两个部分，”[17]谁也无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是在提供社会利益，同时它所提供的社会利益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观和辨证地看待问题，我们就应当承认利益独立的相对性，相对独立的利益范畴并不影响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相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法部门理论就会少几分霸气而多几分科学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董保华先生对“管制经济”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从何种意义上谈管制经济的，如果说管制经济是指把所有的经济都纳入管制的范围，那么对这种管制我们也是持反对态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在这里我们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要对“管制”本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管制究竟是什么，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有一些界定。与管制相对应的英文为“Regulation”，对此有的将其译为“规制”，有的将其译为“管制”，这两种译法如果从语言学和文体学上去考察，它们并无多大差异。《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将管制解释为某种规则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为或过程，或者由行政机构或地方政府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或命令。这大体上揭示了管制的内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当一般地去反对管制。管制是一个内容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经济管制、社会管制等，但是人们通常是把管制一词使用在公用事业上，称为公用事业管制。董保华先生反对经济法与管制联手，而在我们看来，公用事业管制恰恰是经济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围绕着公用事业管制，曾经出现了各种学说，比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说、自然垄断说、管制俘获理论说、管制经济说、公共选择说、新制度经济学等。综观这些学说，它们都不是一般地反对管制，它们都在力图构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管制的价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围。考察管制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管制绝非万能，管制也绝非有害。现在各国所追求的并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标是通过管制寻求一种利益平衡。现在我们姑且不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因过度管制而造成的对经济的阻碍以及因适度管制而产生的经济奇迹，而只说911事件之后各国政府对管制的态度的变化。资料显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美国空军应航管机构的要求出动战机为可疑民航飞机警戒护航的费用就高达3.78亿美元；[②]美国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财务造假丑闻出现之后，美国政府为防止金融欺诈行为采取了若干加强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电之后，在美国国内掀起了电力管制利弊之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指责大停电的重要原因是电力行业解除管制而造成电网的不稳定。[③]就我国目前而言，面临着美日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据“需要”进行某种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说，经济法与管制是必须联手的。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的殊别

当下学界对于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认识非常混乱，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认识上，两者是包容关系，还是等同关系，或是差别关系，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经济法与社会法是同属于第三法域下的两个并行的法部门，二者是有区别的。

（一）经济法与社会法存在着经济性与社会性的区别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是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而“在社会法理论和实践相对发达的德国，一般理论认为，社会法的产生是福利国家推行的政策，保护社会中处于弱者地位的社会主体的结果。”[18]我国有学者将社会法的调整范围归纳为：社会保障关系、弱势权益保护关系、公益事业举办社会关系和教育权利保障社会关系，并明确指出这种新质社会关系不能由经济法来调整。[19]虽然对于社会法的界定和调整范围还有待深入的研究，但我们基本认同此种观点。我们认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特征是不同的，前者具有经济性，而后者具有社会性。

1、经济法的经济性

经济性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特征与显著特征。经济法的经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整对象的经济性。经济法直接作用于市场经济，直接调整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关系。被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商品、资本、价格、货币等多重要素的集合体与交互体，经济法的调整在于将这些生产要素在政府与私人间、国家与市场间以权利义务的关系形式配置得合理与和谐、公平与有效。

（2）法益目标的经济性。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快速、公平、安全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企业控制权，保障竞争机制的功能主导性；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发挥政府在资源与信息上的能力优势，通过将宏观调控政策置换为法律而发挥功效。在促进经济公平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注重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经济法制手段尽可能消弥地区之间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现象，达到地区发展公平目的；另一方面，注重控制由于个人自利性的极度膨胀和竞争者的实力差异而给竞争机制带来的损害，通过竞争法来保护竞争公平。在促进经济安全发展方面，经济法着眼于整体经济秩序的协调，通过对市场准入控制、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适度限制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从国家的视角建立一种成本较低的监控与保护机制，维护市场的基本秩序与交易安全。同时经济法建立的宏观调控法律机制，通过对经济增长、经济调节、经济管制的法律补给作用，合理配置与市场适当的国家经济资源，营造符合国家整体安全的宏观环境。

（3）运行机制的经济性。经济法是克服市场失灵而对经济进行干预之法，经济法的运行仍然是为了使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在市场机制中，最核心的又是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

-竞争机制。竞争是一种比较法则与选优机制，使竞争发挥功效的核心因素是需求与价格。需求意味着商业机会，意味着生产目的。在一次性竞争机会面前，竞争机会的垂青机率应倾向于机会实力与机会能力强的竞争者，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的竞争可以称之为正当的商业行动。但也可以通过实力与能力外的一些手段，如商业行贿、巨奖销售、欺诈宣传等，改变竞争机会的安排，使本该正当的商业行动转为不正当的商业行动。而价格则是竞争的基本评价尺度，它通过生产成本反映可获利润的比率。在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条件下的价格竞争可以称之为正当的商业行动。但基于价格竞争的正当商业行动是可以改变的，一些竞争者利用供求关系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用假冒伪劣、谎称降价、虚假宣传等方式，一方面弥补生产成本比较的劣势，另一方面谋求与其他竞争者同样的对消费者的信息均势或信息优势。法律行动于竞争的作用目的在于使竞争机制能够发挥其固有的机制张力，使一切商业行动归于正当性目的之要求。而经济法则具备对因需求与价格等因素所致的不正当商业活动的纠错能力。

-企业机制。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核心机制的替换在于市场经济以企业机制取代了自然经济的家庭机制，使生产真正成为一个社会化的概念。企业地位愈凸显，企业的社会化功能则愈强，经济效率也愈高。因此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市场对企业的拉动，另一方面现代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加密切，企业的活动维度如贸易与投资要受到国家的节制，企业的活动成本如税收利润要受到国家的调节，企业的活动激励如政策支持则要取决于国家意志，企业不再是私人行动的区域，而是市场与国家共同作用的合成。以企业促进法、企业振兴法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企业政策法最适合于为经济法所涵括，经济法从政策角度促进企业的发展是它的法律追求。

-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协同运行。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在运行至一定的区间时往往会产生相互排斥与相互压制。而市场经济的活力恰恰是通过竞争机制与企业机制的交相辉映而形成的。要达致两种机制的平行功效与协调功效，一方面竞争法要允许有适度的企业规模，使企业的内在张力转化为市场动力；另一方面竞争法又要控制过度的企业规模，使企业的规模张力不致于压制市场中的竞争动力。两种机制的协同功效是否能够发挥出来，这就依赖于以“反垄断法”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法制度。

（4）效果评价的经济性。经济法制度的实施效果以经济效益是否得到提高来评价的。所谓经济效益，一般的讲是指经济活动中的投入与产出的比较。“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微观经济效益应当符合宏观经济效益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效益又是微观经济效益的总和。提高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归宿，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2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调整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节约资源消耗、节约权力配置的费用，而这些成本、费用的节约都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体现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的要求。”[21]因此经济效益是经济法运作所追求的目的。

2、社会法的社会性。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与社会法的社会效益指标决定了社会法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1）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社会法的产生直接导源于社会问题，在社会差异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分化与失衡现象在资本化与工业化的双重作用下，已形成为带有普遍性并具有社会危机性的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社会法方式被普遍采用。社会法“是一种社会保障，是为一国的社会政策服务的”。[22]社会法的社会政策目标主要有：

-保护弱势群体。“社会法产生的目的是基于对社会中弱者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力的保障，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社会发展进入现代或‘后现代’之后，社会竞争必然产生弱者，必然产生弱势群体。”“社会法的宗旨是弱者救助、反歧视与倾斜保护。”[23]

-社会安全。“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着弱势阶层或弱势群体。可以说，弱势阶层的生存状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任何统治阶级总是想方设法把保持社会稳定作为第一要务。保持社会稳定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高压控制获得的消极稳定，二是采取主动疏导形成的积极稳定。无论采取哪种形式，社会稳定最终决定于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对弱势阶层的态度。”[24]保护弱势群体就可以缓解社会压力，维护社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社会法的目标之一也就是维护社会安全。

-社会保障。当劳动者或全体成员中在年老、疾病、伤残、生育、失业、灾害等危险失去收入或生活来源时，通过社会法的扶助向其提供物资帮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在一些国家，社会法与社会保障法的概念甚至是可以相互置换的。

-社会发展。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实体，但个人是这个实体的活的载体，个人的发展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首先是通过实现个人的发展来获致的。社会法通过卫生法维护公民健康、通过教育法提高公民素质，从而保证人的发展，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此外社会法还关注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环境法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公益。社会法通过保障社区服务关系、福利关系、人体器官与遗体捐赠形成的社会关系、献血关系、见义勇为形成的法律关系等来促进公益。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社会目标也并非由社会法所能全部满足，它只能满足其中的一些部分，有的还需其他法律部门包括经济法部门的合作，才能形成完善的对社会性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在经济法的理论框架中，之所以也涉及到一些具有社会性的关系，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2）社会法的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通常是作为与经济效益相对的一个概念而存在的，“社会效益的外延十分广泛。就法律的效益价值来说，至少包括着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25]社会效益越高，表明社会公众分享社会成果的机会越多。我们认为就社会法这一特定语境而言，社会效益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些指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也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数量与质量水平的评价尺度，经济法所指向的经济效益目标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应当由社会法所追求的目标。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存在着积极公平观与消极公平观的区别

“公平问题是一个人类价值问题，是人类的一个恒久追求，是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一个最高目标。一切社会规范形式，诸如政治规范、经济规范、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等等，都将公平作为重要的价值内容和价值目标，体现在和渗透在自身的规范结构之中。”[26]公平是人类与社会的道德容器与利益容器。作为道德容器，公平是社会承受差异与区别的道德底线，控制着人们的选择心理。作为利益容器，公平是社会分配水平的均势与平衡机制，控制着社会分配中的溢出效应。在讨论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时候，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法保障的是机会公平（形式公平），而经济法实现的是结果公平（实质公平）。从这样的分类角度对公平进行讨论，的确可以非常成功地界分出民法和经济法的区别，但如果我们在界分经济法与社会法时，还是依据这样的分析进路来讨论，就会遭遇到困境。因为经济法与社会法两者均强调结果公平（实质公平），这也是两者容易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认为经济法的公平观和社会法的公平观仍然是有区别的，因为前者的公平观是积极的公平观，而后者的公平观却是消极的公平观。

我们之所以认为经济法是积极的公平观是因为经济法的精神与核心是保障市场机制持续、高效地发挥作用，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时，国家就积极干预经济，干预的目的是复苏市场和发展经济。而只要存在市场机制的运作，就会产生因竞争分化而形成的弱势群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竞争机制产生弱势群体，如果竞争产生效益，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那么，弱者的产生就是竞争的副产品，任何社会无法回避后竞争时代的弱者”。[27]强调对于竞争的保护、强调制度的实施效果是优胜劣汰、强胜弱出，是经济法的公平观。而强调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弱势群体利益分配的倾斜，则是社会法的公平观。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发展公平观，发展促进观，强调在经济更快的发展进程中用发展来积极地、动态地解决社会分化的矛盾。经济法所强调的发展要考虑弱者的付出与整体的和谐、合作与依赖，弱者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强者的支持与合作，强弱之间利益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经济法对优劣、强弱的评价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其不仅不至于对市场机制造成破坏与损害，同时还应使市场机制继续发挥效率甚至更高的效率。但是经济法并非不考虑弱者的利益，只是经济法并非因扶弱而抑强，而是为了更强而扶弱。换句通俗的话说，经济法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增量利益增加了，弱势群体才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而社会法的公平观主要关注的是对已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扶助，因此它是一种弱者保护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平均正义立场。社会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对弱者保护的利益倾斜观，其目的在于避免利益的边缘性，控制利益边缘群落的形成，使社会利益心理控制在道德与秩序的承受底线之内。从此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动态的发展公平观，而社会法的公平观则是静态的扶弱观。

三、社会法不是经济法发展的终极进路

前面已经论述了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区别，那么经济法与社会法还有没有可能在发展中达到一种归并与融合，最终形成为社会法法域统率下的经济法部门结构态势。我们的结论是不可能，社会法不是经济法发展的终极进路。

（一）社会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域

社会法学者认为经济法属于社会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现代社会的结构已由“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转为“政治国家－团体社会—市民社会”的三元结构，与之相对应的就应当是，政治国家由公法调整，市民社会由民法调整，团体社会则由社会法调整，而经济法就只能调整团体社会中的部分关系，当然经济法就属于社会法。这样的推论表面看无懈可击，但如果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一论证的不科学性。社会法学者的理论根源是政治学、社会学的三元分析范式，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本无可厚非，但社会法学者在使用中为达到自己的论证目的却扭曲了该范式的真实含义，依靠一个没有获证的研究范式而推论出的结果，它不仅会远离社会法所追求的的真正社会观，而且还会对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造成某种混淆。我们认为社会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域，经济法的社会观与社会法的社会观存在着本质区别。

1、对社会法学者的社会观内在理路的检讨

社会法学者热衷于使用三元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法，这一研究范式的理论根源在于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董保华先生在对社会法所依托的“社会领域”探讨时就首先分析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经济-国家”的分析框架，继而在分析柯亨和阿托拉的“市民社会-经济-国家”，赛拉蒙的“政府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和康晓光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后，总结出社会法所依托领域具有如下特征：（1）社会领域更接近私域；（2）社会领域特征是团体社会，实现的是团体利益；（3）社会领域是私域与公域之间的一个弹性空间。[28]并认为把哈贝马斯的“这种‘公共领域’其实说成‘社会领域’恐怕更准确，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利益”[29]事实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是这样概括的：“公共领域当然像行动、行动者、团体或集体一样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但它是无法用表示社会秩序的那些常用概念来把握的。公共领域不能被理解为建制，当然也不能理解为组织；它同样也不能表现为一个系统；虽然它是可以划出内部边界的，对外它却是以开放的、可渗透的、移动着的视域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30]哈贝马斯眼中“公共领域”也是不同于“社会”的，他指出公民实际上具有两个身份，一方面作为政治公共领域的承担者，一方面作为社会的成员。[31]社会与公共领域显然不能等而视之。由此可见董保华对公共领域的理解与哈贝马斯所定义之“公共是作为恰巧与政府对峙的公共舆论的一部分而出现的”这个“公共领域”的一般特征相距甚远。[32]因此依据这样的理论路径难以探求到本质上的社会法的社会观，其得出的结论也更加混乱。2、经济法的社会观与社会法的社会观的界分

社会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讨论社会是什么应当置放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下才有意义，换言之当我们欲追问社会是什么时，应当考量经济法的社会观是什么，或者社会法的社会观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法部门对社会的认识是不同的。我们认为经济法的社会观不是社会法的社会观所能替代的。

社会法学界对社会的认识向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部分社会说和全体社会说。所谓部分社会说是将“社会”理解成“特殊的部分社会”或者“社会阶层”，亦即将之视为与全体社会相对的“部分社会”。[33]日本学者沼田稻次郎就曾明确指出：社会法所谓的“社会”，是指特殊部分的社会阶层，尤其是指在资本制度的经济法则下为生活所苦的社会阶层。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均有必要在承认此等集团的此种特征的前提下，建构顾虑到其生存权要求的社会法。[34]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哈耶克就指出：“‘社会立法’（SocialLegislation）也可以意指政府为某些不幸的少数群体（亦即那些弱者或那些无法自食其力的人）提供一些对他们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服务。”[35]而全体社会说则将“社会”理解成“社会共同体”或是“组织化的共同社会”，亦即此时的“社会”意味着“全体社会”的含义。日本学者菊池勇夫就持这样的观点。[36]但美国学者海伦？克拉克（HelenClarke）在其所著《SocialLegislation》一书中曾评述道：“我们今天之所谓社会立法，这一名词第一次使用与俾斯麦的贡献有关。他在1880年代，曾为防备劳工遭受疾病、伤害、残废、老年等意外事故而立法。后来有些人限制其意义是为处于不利情况下人群的利益而立法，另一些人则扩大其意义为一般的社会福利立法。我们使用这个名词应该包含这两者的意义。”[37]因此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社会法上之‘社会’，从历史趋向和当前实践看，则兼有‘全体社会’与‘部分社会’的两种观点的可能性与必要性。”[38]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社会法既包括了维护整体社会利益的卫生法、教育法，也包括了维护弱者利益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对“部分社会”给予特殊关照是社会法重要的特征和历史传统，因此社会法的社会观必定要强调“部分社会”。

而经济法的社会观只能是一种全体的社会观，或称为整体的社会观，因为经济法是由于市场和政府失灵而由国家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市场失灵很容易导致整体社会经济功能的紊乱，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个群体的利益而只能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国家参与此种社会关系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或者帮助某类弱势群体，而是为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有学者就指出：经济法立足于国家经济生活而以整体为本位，即以社会整体为法律的始点，奉社会共同价值目标为上，其深远意义在于实现社会整体控制与协调发展。[39]所以从经济法的视角看“在严格意义上，社会团体代表的只是一种团体利益，团体利益具有相当的狭隘性，它不能与社会利益划上等号”。[40]并且社团的局部利益本身也可能相互排斥，甚至完全对立的。为了维护社团的利益就可能侵害整体的经济利益。因此社会法的部分社会观是不契合经济法的本质的，经济法的社会观只能是整体社会。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界分出经济法和社会法的社会观，二者相似之处在于经济法和社会法都从各自的追求出发，注重整体的社会观，所以他们都关注社会整体利益。但不同之处是社会法同时还把部分社会作为了其社会观，因此某些组织、群体、社团的利益也被视为社会利益，而经济法却不会从“部分社会”这一视角出发考虑社会利益，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而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范围则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特征，这就表明经济法考量的是整体社会。虽然经济法也考虑“部分社会”，比如在分配法领域，但经济法的着眼点仍然是因为分配不公影响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才进行干预，而社会法干预的着眼点则是给分配关系中的弱势团体一种补助，两者出发点不同，因此部分社会观显然与经济法的品质不符，在这一点上经济法与社会法有着根本的差异。

（二）社会利益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利益

依据社会法学者的观点，社会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如果经济法也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经济法当然就属于社会法。这样的逻辑推理犯了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那就是社会利益并不是社会法专有之利益，社会法可以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这并不妨碍经济法也可以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因为两者所指的的社会利益是有区别的。

相较“社会”而言，“社会利益”是一个更具争议的概念。但对于社会利益的内涵人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对利益理论有专门研究的法学家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的各种要求、需要和愿望”.具体包括一般保障利益（一般安全、一般的健康状态、占有物的保障以及买卖的保障）；保障家庭、宗教、政治和经济各种社会制度的利益；一般道德方面的利益；使用和保存社会资源方面的利益；以及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一般进步的利益；个人生活中的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这种要求使他获得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机会，并使他在社会中至少能过一个合理的最低限度的人类生活。[41]我国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包括：（1）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2）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会资源的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4）社会弱者利益（如市场竞争中的消费者和劳动者利益等）；（5）公共道德的维护；（6）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方面。[42]从上述可知社会利益的内涵极其丰富，任何一个法部门都不能完整地体现所有的社会利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社会公共利益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或不同的法律部门，各有侧重，也各有不同的表现。”[43]因此任何一个法律学科都不可能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整作为自己专利。但董保华先生却认为他所认识的社会利益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以其社会利益观来指责经济法的社会利益观。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所认识的社会利益最多是社会法可能有的一种社会利益，但它并不适合经济法。正如本文前述，经济法的重要特征是经济性，而社会法是社会性，经济法的社会观是整体的社会观，社会法的社会观是整体和部份社会观的兼有，所以二者的社会利益的内容当然就不同。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的是：经济法的社会利益强调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可持序发展，社会法的社会利益则着眼于社会稳定以及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

（三）社会公共干预不能替代国家干预

社会法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干预是社会法的调节机制，经济法也应当是社会公共干预之法。[44]我们的观点是“社会公共干预”是社会法学者“创造”的概念，这一概念本身不具有科学性，当然更谈不上替代国家干预。

1、社会法学者对其借用的理论渊源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就把“治理”直接转变为“干预”。社会法学者在使用“社会公共干预”一词时并没有对其理论渊源作出说明，但如果我们稍加检视就会发现这一概念的理论渊源是来自于政治学的“治理”（governance）。为了方便比较，不妨将社会法论者的观点作一列举：社会公共干预不同于国家干预，区别在于：（1）从干预的主体来看，国家干预主要是指政府机关所行使的干预，社会公共干预不仅包括政府机关的干预，还包括社会性团体的干预；（2）从性质上说，国家干预起源于纯粹的公法行为，社会公共干预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3）从干预者的身份来说，国家干预既可以社会管理者身份来实施，也可以主权者身份来实施，社会公共干预主体只能以社会管理身份进行；（4）从目的来看，国家干预主要以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而社会干预主要是为了社会利益和社会安全；（5）从调节机制来说，国家干预在于建立国家调节机制，而社会公共干预在于确立社会调节机制。“[45]如果我们将其与”治理“的基本理论作一比较，就会明显发现两者惊人的相似。治理的主要观点有：（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动者。……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利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46].（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后者正承担越来越多的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47]（3）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48]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49]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公共干预的理论渊源是治理理论，但治理与干预是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有学者就指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50]而“干预”是指当某种组织、机制不能自行解决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障碍时，由外力介入加以解决的情形。[51]所以两者不能混用。此外作为一种管理方式的“治理”是与“统治”相对的一个问题，而国家干预是与市场调节相对的一个问题。但社会法学者却把“治理”的概念换成社会公共干预后与国家干预进行比较，这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混乱，正如本文前面所分析的，社会法学者所谓的社会公共干预与国家干预的区别实际上是“治理”与“统治”的区别，这样的分析又怎么会有说服力呢？所以社会公共干预说是不成立的。

2、社会团体不是干预的主体。社会公共干预与国家干预最核心的区别是：后者的干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机关，还包括社会团体。如果社会团体不适格，那么这一理论当然也不能成立。我们知道干预的实质是一种外力的介入，制度层面的干预有四个特征：（1）存在一种基础关系。干预是外部力量对内部关系的一种介入，所以干预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两种异质的主体或关系。（2）基础关系出现危机而不能自行克服。（3）公权的形式。这种异质主体必然是国家，其干预的手段是与自然关系或私权的运行机制完全不同的公权。（4）其目的在于缓解或克服危机。[52]而社会团体，它只是市场体系这一基础体系中的一个普通主体，它与市场上其它的主体，如企业、个人、其他组织是同质的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地位是平行的，而国家是指居于社会成员之上并与之相对立的一套政治机构，其含义接近“政府”，[53]它显然是与市场经济体系中其它主体是异质的，它与市场经济关系也是相异的，“国家是人类社会中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性组织，它的立法权能够强制性地促成私人间的合作；它的处罚权能够增大私人主体的不正当行为的成本，从而促使其作出正当的行为；它汲取财富的行为无须直接的对价而不构成对财产权的侵犯，因此使公权的介入有了财政基础”。[54]这些条件都是社会团体所不具有的，国家才是唯一的干预主体。有学者就指出在当今的世界上，“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逐步加深，国家已经成为与市场并驾齐驱的人类分配有限资源的另一种基本方式。”[55]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甚至认为，在现代社会，“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不同程度。”[56]这充分说明国家干预的理论及实践的合理性，而社会团体显然不具有干预的资格。因此，社会公共干预替代国家干预这一论题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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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德]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它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452.

[32]WilliamT.Power：“TheProblemofCivilSocietyinLateImperialChina，inModernChina，Vol.19，No.2（April1993）。转引自杨念群。近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市民社会”[A].张静国家与社会[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3]樊启荣。社会法的范畴及体系的展开-简论社会保障法的概念和体系[Z]，中国私法网[].

[34]转引自樊启荣社会法的范畴及体系的展开-简论社会保障法的概念和体系[Z]，中国私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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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樊启荣。社会法的范畴及体系的展开-简论社会保障法的概念和体系[Z]，中国私法网[].

[37]Heleni.Clarko：SocialLegislation，1940，p112转引自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与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715.

[38]樊启荣。社会法的范畴及体系的展开-简论社会保障法的概念和体系[Z]，中国私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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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郑少华。经济法的本质：一种社会观的解说［J］。法学，1999（2）。

[46]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2月号俞可平。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1.

[47]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2月号俞可平。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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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俞可平。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3-134.

[50]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治理与公共管理（GovernmentandPublicManagement），库伊曼。管理公共组织（ManagementPublicOrganizations），俞可平。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1.

[51]应飞虎，王莉萍。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的干预-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经济法体系的研究［J］。现代法学，2002（4）。

[52]应飞虎，王莉萍。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的干预-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经济法体系的研究［J］。现代法学，2002（4）。

[53]《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adiaBritanica）1977.609.吴惕安俞可平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239.

[54]应飞虎，王莉萍。经济法与民法视野中的干预-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及经济法体系的研究［J］。现代法学，2002（4）。

[55]吴惕安，俞可平。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239.

[56]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PoliticsandMarkets），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97.转引自吴惕安俞可平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239.

注释：

[①]将经济法归并于社会法的学者主要以王保树、王全兴、邱本、郑少华等为代表，参见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

社会法范文篇5

雇员在劳动中给雇主造成损失主要体现为工作中损坏机器设备、因过失生产出残次品、因过错行为导致停工停产、因疏忽丢失或损坏生产工具,如电脑、汽车等;此类损害还可以包括雇员不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行为。雇员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义务,在劳动法学中被称之为劳动合同的附随义务。“附随义务其最主要者,为损害赔偿义务。即受雇人怠于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或因可归责于自己之事由不能履行时,应赔偿因此所产生损害之义务。又受雇人因故意过失毁损雇佣人之原料、机器、器具时,亦有赔偿之责。……可注意者,为契约罚之特约,即受雇人违反契约上之义务时,应支付一定违约金之特约。契约罚以当事人之合意为必要。然实际上多以团体协约或服务规则或以契约协定之。与契约罚不可不区别者,为秩序罚。盖前者为保护雇用人之经济特别利益。后者为保护企业者之客观利益。”②可见,这里的损害赔偿不仅在前提上有特别要求,即以事先特别约定为前提,赔偿金的数额受到劳动者工资金额的严格限制,进而在赔偿金的用途上也归结为劳动者的福利而非雇主的财产权益。

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也是如此。劳动部1994年12月6日颁布实施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16条规定:“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单位可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这是因为劳动合同的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行为。用人单位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管理者,在要求劳动者完成生产工作任务的同时,必须为劳动者完成双方约定的劳动行为提供劳动条件,这些劳动条件既包括了生产场所、机器设施和劳动工具,也包括了劳动保护装置和安全卫生防护用品。并且,由于劳动合同的目的在于劳动过程的实现,而不是劳动成果的给付,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是归属于用人单位的,即使是由于劳动者自身的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也不能按照民事关系中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要求劳动者赔偿,而在赔偿金的给付上,不宜按照民事赔偿中可以强制劳动者以个人及家庭财产来履行支付义务,可以采取从劳动者的工资中加以扣除的方式。为保障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扣除额还应当严格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相反,法律对于劳动者在劳动中遭受的损害则加之于雇主严格的法律责任,即便劳动者的损失与雇主并无因果关系或者过错联系。这可以从劳动者丢失汽车后的不同责任形式上反映出来。曾有劳动者就自己在上班时,停放在单位停车场的汽车丢失向单位主张赔偿。虽然法院根据民法的赔偿损失原则和相关的法律规范最后判决其败诉,但其主张在社会法层面是成立的。因为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工作时的安全应当由雇主或者说用人单位负责是社会法的基本原理。这里的安全首先是指劳动者的人身安全,但也同时包括了劳动者的财产安全。“劳动者之财产,进入雇主影响范围内,雇主应予保护,……对此类财产雇主虽无担保责任,但应注意保护,例如衣服存放场所,停车场之使用,不另成立契约,均附属于雇主之保护照顾义务,如有违反,即为不履行义务。”③其实,这样的规定对于雇主是有利的和必要的。试想雇员在上班时常须担忧自己的财产会不冀而飞,如何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当劳动者丢失用人单位车辆时,也应当依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责任,而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为劳动者使用该车的前提是其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车辆的提供和使用既是以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又同时构成了双方劳动关系的内容。该车的性质是劳动者使用的劳动工具,是用人单位为其提供的。劳动者使用该车的行为是劳动行为,是为了履行劳动合同而实施的行为,使用该车的目的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正如任何单位的生产活动都是为用人单位服务的一样,任何劳动者劳动行为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完成用人单位的生产任务,实现用人单位在生产中所追求的利益。在这一目的前提下,对于劳动者为了用人单位利益对生产工具所造成的损失,就应当按照劳动法律关系来处理,而不应当按照民事法律关系来审理。④社会法的这一特性在违约责任的承担上也区别明显。“合同当事人一方根本不履行合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时,应当承担实际履行的责任。合同当事人另一方有权请求违约方履行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强制违约当事人实际履行。”⑤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对于雇主或者用人单位是适宜的,即当雇主或者用人单位不当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雇员或者劳动者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合同。但对于雇员或者劳动者,既使是应当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也不能强制其履行劳动合同。因为劳动行为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人的自由或者人身自由是高于其他权利的基本权利,废除强制劳动是各国奉行的宪法原则。也正因如此,《劳动法》规定了诸多对于雇主或者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限制和不当解除的法律责任,而对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却只以31条规定为“提前一个月”通知用人单位即可。由劳动者单方解除合同也称之为“辞职”。各国法律对于雇员的这一单方法律行为,通常只规定在遵循预告期的前提下,不需要得到对方的接受即产生效力。雇员可以在任何时候结束他与企业之间的从属性的劳动关系。这种行为无须过多的理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的理由。韩国劳动法还明确规定禁止雇主要求劳动者在不履行劳动合同时支付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预定制度在民法上是允许的,但在非对等关系的劳动合同关系中则被禁止。如果允许违约预定,那么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不得不签订不利于自己的劳动合同,并且违约金和赔偿金的存在成为劳动者离开使用者的负担。”⑥二、社会法裁判的特殊性——非职业的专业法官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最早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在里昂成立了“裁判所”,雇主和雇员之间产生的纠纷由雇主作为法官来裁决。法国的劳动法院是通过调解和判决的手段为解决雇主和雇员之间劳动合同方面的争议设立的。劳动法官分别来自雇主和雇员方面,正副职每年更换。德国1949年通过的《基本法》构成了自主的劳工司法权的基础。《基本法》第96条规定,在普通民事,管理、财政、劳工和社会的司法领域可建立较高一级的联邦法院,特别强调了联邦劳动法院同联邦社会法院的并列位置。劳动法院是从普通法院体系中发展而来,并最终脱离了普通法院而形成的一类重要的专业法院。它负责审理劳动关系中私法性质的纠纷,劳资谈判双方之间的纠纷以及雇主与雇员(企业委员会)关于《企业章程法》的纠纷。德国的社会法院作为特殊的公法法院,负责对社会法方面的公法争议做出裁判。在司法实践中,这些争议既有社会保险机构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争议,也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间的争议。英国独立的劳动司法在1967年以工业法庭的形式建立。劳动法院的每个法庭均由一个主席和两个分别由雇主和雇员方面委派的陪审员。庭审时法官不穿制服,也不戴假发,气氛较为宽松,所审理的案件没有判例效力,也没有强制执行权。每个案件的审理均由3名人员组成审判庭。一名为工业法庭法官,另两名为雇员方和雇主方的代表。

不难看出,由于社会法的特殊性,社会法的裁判也分别涉足于公私法两大领域。也同样由于需要在相关争议中出于社会利益而保护雇员的需要,劳动法院在其法官构成与审判方式上都是不同于普通法院的。在法庭的组成上,非专业的名誉法官占有比例大于专业法官,且各自来源雇主和与雇员一方。对于这种非专业法官的必要性与优势,德国联邦社会法院主持法官、德国社会法联合会会长乌清说得明白:“对于社会法院的法官来说,因为大多数社会福利都是与健康相关的,掌握专门的医学知识是他们职业技能中的重中之重。寻求法律保护的公民与希望法官在医学诊断方面是很专业的。社会法院的专业性还体现在一些社会组织的人被任命为社会法院的名誉法官,这样,社会法院不仅专业性强,而且在实践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社会法院的大部分法官都是职业的,他们所做的判决更容易被公众接受。”⑦

“庭审时法官不穿制服,也不戴假发,气氛较为宽松”尤为必要。对此,笔者既有在德国联邦劳动法院和纽伦堡社会法院观摩案件审理时的轻松,也有在我国普通法院参加劳动案件庭审时的难受:当一位缺少法律知识从未参与庭审的普通劳动者面对用人单位律师咄咄逼人的诘难、面对审判法官专业性法言法语的询问,这位劳动者丈二金刚般的迷糊得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遑论还手之力。而作为一位劳动法的专业学者,面对此番景色无论如何都是轻松不起来的!由此联想到我国的一些劳动仲裁机构正在竭力强化其司法化趋势,把仲裁庭打扮得比法庭还法庭的做法,实在是不便恭维。

劳动法官的构成与国际劳工组织倡导的“三方原则”有异曲同工之趣。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各成员国代表团由政府代表两人,劳工、雇主代表各一人组成,政府、劳工和雇主三方都参加各类会议和机构,劳工与雇主代表可以自由讨论,独立发言。每一代表有权对大会审议的所有问题以个人资格投票。其产生可以追溯到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创建之时,后来不仅贯彻到国际劳工组织的各种会议和各个机构,而且在制定国际劳工标准的各个阶段也实行这个原则。我国劳动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也实行“三方原则”,劳动行政部门代表政府,工会代表职工,经济综合管理部门代表企业经营者共同组成仲裁委员会,共同处理劳动争议。1996年3月18日,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国家经贸委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仲裁三方机制的通知》,要求遵循三方原则,尚未建立仲裁委员会的县级以上(含县级)地区,应按照三方原则尽快建立;对仲裁委员会三方组成不健全的,应尽快按法律规定重新组建;对仲裁委员会虽由三方组成,但人员配备不到位的,应尽快配备专门人员。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保证三方仲裁员均可担任首席仲裁员、参加仲裁庭、独任审理案件。

强制执行的例外也体现了社会法裁判的特色。美国普通法专门规定某些收入不能作为执行的对象,如解除雇佣合同补偿以及退休金、工资和薪酬等。美国各州法律都规定债务人的某些收入为免除被执行有财产,且对“收入”作广义解释,包括金钱和要求支付金钱的权利,工资,股息,解除雇佣合同补偿以及退休金。“工资”和“退休金”是免除执行的最常见项目。日本《民事执行法》第152条规定了禁止扣押的债权范围。对于其第2款‘对于退职津贴以及具有这些性质的给付债权,不得扣押相当于其给付的3/4的部分’的具体理解是,比如,工资是月薪,且给付部分为四分之三时已经超过21万日元,那么就是指21万日元这部分数额。例如,月薪是10万日元,只可扣留2.5万日元;假如月薪是16万日元,只可扣留4万日元。⑧俄罗斯法律规定债务人工资和其他收入的扣除,应按税后数额计算。执行时可以扣除债务人工资和相当于工资的收入不超过50%的数额,直至完全抵偿追索数额为止;根据数个执行文件扣除一个职工工资和相当于工资的收入时,应当保留50%的工资。追索未成年人生活费、健康损害赔偿、致赡养人死亡的损害赔偿以及因犯罪而形成的损害赔偿时,对债务人工资和相当于工资的收入的扣除不超过70%。⑨德国法律明确规定了不得扣押或有条件的不得扣押的权利。如教育基金、奖学金等类似收入、盲人津贴等收入是绝对不得扣押的收入,而因身体或健康受到侵害得到的定期金、根据法律规定的抚养定期金等为有条件的不得扣押的权利。即便对于农民也实行扣押保护,经营农业的债务人因出售农产品而生的债权被扣押时,如该项收入是供给债务人自己、其家属及其受雇人的生活,或为维持正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执行法院应不予扣押,已扣押的可以根据债务人的申请撤销扣押。法国《劳动法典》禁止对工资实行任何保全扣押、必须有执行根据才能对工资实行支付扣押。法律将工资划分为可扣押部分和不可扣押部分、根据劳动报酬、附加报酬以及在相应情况下的实物福利的价值,将强制性分摊份额款(如社会保险分摊份额款)、不得扣押的补助金、为偿还劳动者垫付款而支付的款项以及因家庭负担应得的补助金或补偿金排除在可扣押部分之外。

在我国,退休金是劳动者年老时维持基本生活的经济保障。对于作为债务人的劳动者,尤其是退出劳动行列的老年人,法院在强制执行相关判决或裁定时应区分劳动收入与其他财产。当执行标的是劳动者的工资,尤其是他们的退休金时,应当为相关判决或裁定的执行设定限度。即便是作为执行协助人——用人单位协助执行的行为也应当有所“保

留”；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应否协助执行更需慎重。

注释

①王利明等著:《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488页。

②史尚宽著:《劳动法原论》,台北,正大印书馆1978年版,第26页。

③黄越钦著:《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9页。

④参见黎建飞:《劳动争议案件与民事案件辨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编《立案工作指导与参考》,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⑤王利明等著:《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499页。

⑥王益英主编：《外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01页。

社会法范文篇6

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营造稳定的

生产和生活环境，对于保持农村的稳定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

加强农村法治化进程，是农村基层组织政权管理农村事务的重要方针。党的十

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充分表明，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法治社会已成为人民追

求的理想社会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制定并修订完善了大量的法律和法

规，在各个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呆依。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导出的：“我国有百

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我国的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不稳定。城

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回忆

农村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发展趋势，是民心所向。但我国广大农村在向法治社

会发展进程中，广大农村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与法治社会的客观要

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阻碍

着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步伐，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的现状、问题及其原因

（一）广大群众的法律素质普遍偏低。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律

素质还普遍不高，广大农民对法的认识不够，法律意识不强，有的甚至知之甚

少或者一无所知。不少群众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忍气吞声，不了了

之，有的甚至寻求非法手段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执法干部队伍中还有部分执

法者法律素养不高，缺少相应的法律知识，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对

广大农民的法制教育，宣传力度不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的落实上有差距。

（二）广大农村群众衷心盼望法治的良好心愿与怀疑甚至反感法治的不良

倾向并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村的民主法

制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有了提高，

广大农民渴望法律能带来公正和正义，渴望用法治取代人治。这是广大农民群众

的共同心声，是农村社会法律意识普遍提高的集中体现。但是，应当看到，随着

农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犯罪率也呈上升趋势。因此，现实

生活中有不少人对法治持怀疑态度，他们甚至认为法治就是“治老百姓”。从现

实看，群众对法治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但也正因为现实中各种犯罪和不正之风不

同程度存在，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和愿望上盼望农村社会尽早法治化，以取代人治，

有效遏制犯罪和不正之风。

（三）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及小农

意识的影响，在农村广大群众中还广泛存在“忌讼、耻讼”的观念，每当遇到麻

烦或产生纠纷时，往往取息事宁人、忍气吞声的做法和态度，或坚持家丑不可外

扬，不愿走进法院，以打官司为耻，认为进法院是不光彩的事，这在广大农村还

有很大的市场。这种观念的存在，阻碍了农村法治化进程，同时了助长了犯罪现

象的滋长蔓延。

其次，有意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无能力进行诉讼，又得不到相关救助。

这些人从法律意识上讲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也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但客观上根本无能力进行诉讼。这种情况在偏远边僻的农村还大量存在。

再次，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决策的实施，农

村市场进一步开放，有人即从法律为幌子，钻法律空子，损害国家集体以及农户的

利益，致使广大农户遭受严重损失。

（四）在广大农村，人们对法律普遍逞有严重的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首

先是人们认为法律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手段，但法律的有效性是有局限性的，不可

能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法院判决执行难，于人民群众就对法律的有效性产生

怀疑，在选择处理纠纷的方式上就往往对法律途径报有戒备之心，加之不正之风、

司法腐败等不良因素的影响，使群众的法律信仰出现危机，委难形成法制至上的观

念。第二是在农村普遍存在某些党政部门没有摆正法律位置，把法律当作“办事参

考”，依溘人事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在少数干部中存在“首长意识”、“以言代

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甚至“以权枉法”等问题，更有甚者，打着

执法的旗号，却干着违法的事情，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破坏，老百姓怨声载

道。在一些地方，法律只不过是某些部门用于发挥自己权力的工具，出现了热潮机

关“市场化”执法活动“商品化”的现象，把严肃的法律庸俗化、工具化。现阶段，

在有法可依已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关键在于“有法必依”，只有各级各部门和热潮

机关严格依法办事，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才能得以体现才能形成遵守法律的观念

和意识。第三，从广义上讲执法机关包含司法执法机关，他们是法律的执行者。但

在我国的司法、依法行政活动中，往往强调事后处罚，即“违者受罚”，司法机关

处于一种被动局面，忽视预防和宣传教育，导致法的功能发挥不全面，重在制载，

而疏视引导、教育。所以，加强司法机关公正执法和提高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调

节和管理各个领域活动的能力是关系到执法效力

和法制威严的统一。

（五）法制理论与现实情况脱节。就我国现阶段的法制理论而言，过分侧重

于理论体系的构建，导致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理论过于理想化，而在实践中变了

样或走了调，使人们在选择法治的路口很难决断，对法律的信仰也就变成了空话

和套话。比如，老百姓说法治好，但实践中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出现“条

子官司、金钱官司、人民官司”等现象，更使基层群众对法治产生悲观失望，甚

至抵触情绪。

三、大力推进农村社会法治化建设的改革方向

随着法制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决定农村社会法治化的程度是法治社会必不可

少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建立法治社会是法律意识提高的必然结果，是追求的目标

和理想。但法律意识的高低与社会法治化程度并不成正比，并不是有了法律意识

就有社会法治化，因其还受到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根本问

题还是思想问题和意识问题，说到底，法律意识的水平如何决定着农村社会法治

化的程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中，结合农村的实际，在新的历

史时期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法治扎根于社会生活中。理论来源于实践，

又指导实践，没有实践就是没有生活价值的理论，离开了实践的理论就是没有生

活价值的理论，滑理论的实践，犹如无头的苍蝇，就没有明确的方向。同

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

“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

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贯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是实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径，

因此，只有把两者科学地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使法治理论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二）加强立法工作，健全完善法律体系及法律运行机制。为农村法治社会

提供完备的法律体系。目前，我国立法工作已得到了足够重视，在立法数量上有

很大突破，但还存在立法质量不高，立法技术不高，立法怀执法不相吻合，立法

与执法相互脱节，法律监督不力等现象，“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

不严”等问题也还很突出。而且，随着我国加和世贸组织，我们的经济生活逐步

与世界接轨并且国际化，而世贸组织的规则对我国的农业冲击也相当大，若不加

强订立这方面的保护措施，势必造成“无法可依”的法律真空，农村市场就要遭

受巨大的损害。为此，一方面要加强立法工作，尤其是要加强监督方面的立法，

完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要保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加强法制工作应努力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保障法的适用和整个运行

过程与立法意图相一致，使立法、执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丰

富和完善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三）努力树立法律至上的良好观念，为法治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信仰是法治社会内在驱动力，是培养和树立广大群众法律意识、法制意识和公民

意识的前提条件，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思想基础。只须广大人民群众中树

立一种法律至上的观念，法治社会才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学潮以、用法、宁法、

护法也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件下，优良的公

民意识更能充分有效地发挥这一功能，并使法治理念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转达化

为人生活中的信念，从而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所以，崇高法律的观念

是法律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的内在动力，也是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思想条件和精

神因素。

（国）继续深入开展普法及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农村社会法治化进程提供

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我国是农业大国，广大群众集中在

农村，因此，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不仅要依靠一大批精通法律的专家和干部，而

且还必须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劳动人民。只有在广大群众中形成良好

的公民意识、宪法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培养和树立科学和理性精神，法治社会

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只有广大劳动群众来推行法治，农村的法治现

代化才有可能实现，而群众的法律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的状

况，决定了新时期普汉工作任重道远。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基层普法教育应着

重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抓好“四个结合”。即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必须与党政中心工作相结合；

与维护社会稳定相结合；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相结合；与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相结合，使普法工作有明显的前进方向和服务对象与目标。

二是突出“四个重点”。即在普法教育上要抓好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抓好

领导干部，执法人员，乡镇企业管理人员、青少年和流动人口的学法、用法；在

依法治理上要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诸如山林、土地、水利以及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抓好重点部门和重点行业的依法整治。

三是要建立“四个机制”。即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必须建立党政一把手负总

责的机制；建立工作岗位目标管理机制；建立学法用法考核考评机制；建立强有

力的监督机制，为法治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总而言之，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和提高广大农村劳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

法制观念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内容。只有广泛普及法律知识，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基础党员干部，普通群众进

行法制教育，才能改变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看法，才能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使法

社会法范文篇7

一、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法制环境现状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有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区青少年法制教育网络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校学生的法制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全区各学校坚持课堂教学主渠道，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和第二课堂活动，学生法律素质普遍提高；全区33所中小学校均落实了“一校一警”制度，成立了警校共建工作领导小组，聘请了法制副校长27名，有15所学校还配备了城管副校长，并定时定期开展教育活动，学校法制教育工作制度得到进一步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互相配合，共同做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初步形成了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三位一体”的格局。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区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法制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缺乏合力。表现为，学校讲一套，家长讲一套，在社会上看到的又是一套，教育口径相互矛盾，让青少年无所适从；教育责任不清，价值导向扭曲，部门配合难，共同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法制环境的有效机制还未形成。在校青少年的品行可谓问题多多，上网、抽烟、喝酒、打架、偷盗、擂肥、早恋、结帮等劣迹恶行屡见不鲜甚至有逐渐蔓延之势，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现象发生的前兆，给学校、家庭、社会带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影响，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深刻的反思。

二是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法制环境缺乏长效管理机制。由于利益的驱动和部分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职能的缺失，未成年人进入网吧屡禁不绝、黑吧经营现象仍然存在，即使经整治也容易反弹，家长对此既恨但又无可奈何。发生在我区某中学的一位在校学生因迷恋网络而逃学“泡吧”达7个月之久，学校、家庭毫不知情，网吧的未成年人准入机制形同虚设，后经媒体曝光后才引起社会的关注，由此可见，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消极因素不容忽视，建立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法制环境长效管理机制已是迫在眉睫。

三是部分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法制教育难有时效性。在应试教育大环境影响下，在中考、高考指挥棒影响下，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分分是学生的命根，考考是老师的法宝”这一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重智育、轻德育，重成绩、轻能力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造成在学校“智育”是硬指标，“德育”是软任务，使学生的法制教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导致法制教育流于形式，难有时效性。

四是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不容乐观，综合治理机制有待加强。学校周边的一些个体工商户把学生当作摇钱树，将香烟拆散零售给学生，甚至容留旷课的学生抽烟、喝酒、；无照经营的小商贩，在学校门前出售不卫生食品，对学生的健康构成威胁；大量的学生在放学后进入网吧，沉溺于聊天、游戏，荒废学业；学校周边居民将空闲的房屋出租给学生，少男少女们将此作为聚集地，谈朋友甚至同居，等等。这些问题虽已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进行过专项治理，但效果不明显，主要是在整治上仍然存在着主管部门一家唱“独角戏”，少数行政主管部门甚至“重收费、轻管理”，缺少其他相关部门的参与和配合，缺乏综合治理机制。

五是社区对青少年的法制宣传与教育基本还是空白。

这些问题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环境的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古训，对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来说是适用的。当代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是一个开放式的环境，随着社会的转型、体制转轨和开放程度的扩大，青少年受价值观多元化的影响，缺乏精神支柱和主流思潮，一些不良的风气和不健康思想，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学校教育的偏向。学校是青少年学习成长的摇篮，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与学校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何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转变，不少学校的教育和管理还存在着严重问题，在办学方向、治学方法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向。一是片面追求升学率。应试教育的压力使学校不得不追求升学率，以提高影响，扩充生源，给学生在学习和思想上带来许多负效应，被划为“另类”的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极大伤害，破罐子破摔，有的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二是重智育，不重视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造成不少学生思想品德“滑坡”，有的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三是缺乏对后进生和差生的关怀和帮助，多有批评少有鼓励，有的学校和老师甚至对这部分学生采取“放任”式教学，导致部分学生自暴自弃，厌学、逃学、辍学，过早地流入社会。

(三)家庭教育的误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教与家风对孩子的心理及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溺爱型”的家庭教育往往使孩子养成好逸恶劳、贫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一旦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高压型”的家庭奉行棍棒政策，在这种高压下，极易造成孩子的人格自卑和逆反心理，这样的孩子一旦犯罪，便会凶恶地报复社会，危害性极大；“放任型”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无力管教或放任不管，使他们失去家庭温暖，造成孩子的性格孤僻冷漠，一遇不良习气和坏人的引诱就容易走上邪路；“单亲型”的家庭由于家庭结构不健全，使青少年缺乏正常的家教氛围，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受到严重的影响。

（四）综治合力的不强。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约束，食品卫生、饮食摊点、占道经营、文化图书等管理分属不同部门负责，卫生责任制、食品准入制、过错追究制、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或者没有照章执行。责任不具体，多头管理，没有形成综合治理合力。在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上往往是一阵风，突出时有一定效果，特殊阶段一过，又容易死灰复燃。

（五）管教制度的缺失。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无业人员在我区青少年犯罪中占据多数。近三年（2002年至2004年）来受理青少年犯罪案件中无业人员有67人，占受理青少年犯罪总人数的83.3%。九年义务教育后，使一批初中毕业没有升入高中的未成年人脱离学校，流向社会，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难以就业或不愿从事体力劳动而成为社会无业人员。因社会管理的缺位，无业青少年成为犯罪的高危人群。

(六)青少年自身素质的不足。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和心理迅速变化的时期，是从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过渡转变的特殊时期，被称为成长中的“危险期”。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青少年身体生理“早熟”与心理“晚熟”的反差越来越大，他们缺乏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自我约束力差，又缺乏一定的辨别是非能力，极易受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响而误入歧途。

三、对策与建议

构建青少年法制教育网络，营造和谐、健康的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法制环境，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关心和关爱，为此，我们建议：

（一）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加强和改进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

青少年是未来、是希望。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优化社会环境，为我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培养一代有为青年，是构建“富裕汉南、生态汉南、和谐汉南”的长远战略和现实需要，区委、区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领导。

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区委、区政府要对营造健康、和谐的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法制环境工作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要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增强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纳入重要指标进行考核检查。要建立、健全工作机构，针对青少年犯罪趋势、特点和当前青少年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和探索有效措施确保法制教育落到实处,真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齐抓、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二是努力加强法制保障。《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区委、区政府要加大对这两个法律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力度，强化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结合普法工作，制定青少年法制教育规划，努力形成渐进、科学、合理的法制教育宣传体系；要加强安全教育，提高青少年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进一步落实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各项法律法规，加强对青少年的权益保护；要建立预防和挽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发现机制、预防机制、挽救机制和再犯预防机制，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是积极关心弱势群体。积极关心流动人口家庭、贫困家庭、单亲家庭、下岗职工家庭等特殊群体子女的教育，建立、健全社会支出保障机制，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努力做好青少年合法权益的救助、保护工作。

四是重视活动场所建设。区委、区政府要加强对校外教育的管理，要将校外教育象学校教育一样纳入政府的日常工作，统筹规划，加快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建设，加大对校外教育的资金投入，重视校外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同时，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和吸引民间资金参与青少年文化设施建设，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关心、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

（二）明确职责，齐抓共管，全面净化青少年成长的法制环境

1、净化社会环境，构筑社会防线

要加大净化文化环境力度：一是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坚决查处传播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出版物；二是加强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治理；三是加强对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电子游艺厅、录像厅等社会文化场所的日常管理，任何不适宜对未成年人开放的文化娱乐场所，不得对未成年人开放。

这里尤应强调的是，要从制度建设上为净化文化环境提供保障。在这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分别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譬如规定中小学校周边200米内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和电子游戏经营场所；坚决查处和关闭传播色情、淫秽内容的网站等等。区政府要着眼与控制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诱发因素，加大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打击力度，可适时联合综治、教育、公安、文化、工商、城管、电信等部门采取专项治理与日常管理相结合、日常巡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完善管理制度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广泛宣传与群众举报相结合、教育引导与打击处罚相结合的方法，在全区范围内清理、整治电子游戏机、网吧、学校治安秩序、校园周边环境等。特别是对不按有关规定经营，严重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网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要有所作为，对其实行“一次性死亡”的严厉制裁，坚决关闭取缔，绝不能简单地以罚代法。同时，要鼓励社会各界举报“黑网吧”、网吧接纳未成年人和超时经营等违规行为，建立社会监督、政府奖励制度，区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对社会有效举报而不作为的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实行行政问责，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2、强化法制教育，构筑学校防线

一是端正教育态度，转变教育观念。学校要认真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努力克服和扭转重智轻德的不良倾向。学校在抓好智育的同时要注重抓好德育，对德育工作者在评职、晋级任用、物质待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教育行政部门在对校长的任用、教师的晋级、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评定时，都要把德育工作是否有成效作为重要指标。对“后进生”的教育转化工作，不能动辄采取“劝退”和“改变环境”的做法，将他们逐出校门，要耐心进行疏导教育，向他们倾注更多的爱心，帮其消除自卑感，让其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师长的关爱，促其转变。对于那些有严重不良行为、符合条件的学生应送工读学校重点加强帮教，制定相应政策解决贫困家庭子女的工读学费问题。

二是加强法制教育，培养文明行为。要加大学校法律常识课和思想品德课的比重，把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工作真正纳入学校教育的整体计划，努力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有机地统一到课程教材之中，使教材内容贴近学生思想实际、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贴近学生群体，使青少年除能接受科学文化知识外，能够初步了解和掌握一些与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培养明辨是非能力和遵纪守法的品德。同时要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制宣传活动，如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法制文艺汇演、模拟法庭、参加公捕公判大会等，使青少年从思想上强化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三是加强综合管理，优化成长环境。政府在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上要履行牵头抓总的职责，各职能部门要紧密配合。公安部门要加强学校及周边地区治安环境的综合治理，严历打击危害学校正常秩序，侵害青少年学生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保障青少年有一个安全、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对侵害学校师生、危害校园治安的各类犯罪活动从重从快办理；在校园周边治安复杂地区设立治安岗亭，有针对性地开展治安巡逻，强化治安管理；管段民警对出租户逐户摸底，对不具备消防设施，有安全隐患的，责令停业。对各学校周边的副食商店、餐饮食店要加强食品卫生的监督，保证食品安全；严禁校园周边个体商户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违者严惩。

3、重视社区教育，构筑家庭防线

一是打造社区教育平台，夯实家庭教育基础。区政府要加强对社区工作的领导，通过社区主导，以社区为平台和载体，举办青少年家长的法制培训班，不断提高家长的素质，使其尽到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为青少年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教育家长自觉保持婚姻家庭的相对稳定，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充分发挥家庭“第一学校”的作用，防止给青少年学生造成心灵上的创伤；引导家长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到不越轨、不出格，以自己的良好行为给子女树立榜样，规范和引导青少年的言行举止。

二是倡导良好社会风尚，树立正确家庭教育观念。区政府要大力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要通过评选“五好文明家庭”、“优秀职工”等各项活动教育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克服和纠正简单粗暴、娇惯溺爱和放任自流等不良教育方式，教育子女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克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懒惰、懒散习惯，塑造良好的生活、作风性格，对不正当的欲望和需要，要耐心细致地加以引导。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社会法范文篇8

(一)法律法规依旧不健全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在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转型中各种运行法律机制不完善。各种因为法律不完善造成的损失得不到补偿，罪犯因为法律漏洞而逍遥法外得不到制裁，这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不良的影响。首先，法律体系不完善。其次，一些以前的法律法规由于时代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的节奏，不能满足人民对公平的要求。再次，有一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太差，致使一些有关部门利益化。此外，有了法律但我国目前还没有执行法律的保障机构，一个行政部门和几个管理部门就组成执法队伍，造成机构不明确、目地不明确，给人民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一些执法部门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造成执法的失误，粗制滥造的执法队伍不能给人民带来便利，反而会分散执法的力量。目前一些单位都在努力成立执法队伍，对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罚款或制裁。通过罚款来解决工作人员的奖金、福利等的问题，以部门利益为目的去执法。并且，执法的程序、执法的责任制不完备。这就使法律的公平性、严肃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二)法律监督主体的缺失

法律监督主体缺位也是法律监督不到位的主要原因，经调查表明，我国例行公事的监督不较多，但在解决问题、处理问题上监督就不是很到位了。这就使我国频繁出现一些腐败、贪污的案例，不仅伤害了人民的利益，更伤害了国家的利益，法律监督不到位对我国发展有很大影响。一些领导干部、问题处理机构经常会出现一些滥用职权的行为，忽略了法律的严肃性，以言代法，把自己当作法律的执行机构。例如我国征地用地的事情上，对土地乱占滥用，严重忽略了法律的公平性、严肃性。目前我国一些司法机关经常出现人情办案等违反办案程序、危害公民权益的问题。根据关系的好坏提供不同效率的办案手段，甚至出现了在执行案件时无法执行的荒唐现象，以至于出现了官了民不了的问题。

二、完善我国社会法制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犯罪现象，让我们认识到健全社会法律体系刻不容缓。上文提到了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法制建设中的问题，接下来笔者针对不同的问题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案，希望环节社会压力，推动社会法制工作建设的进程。

(一)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是社会法制建设工作的要求，只有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才能为完善社会法制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需要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是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基础。公民只有具备了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更好的加深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从而在深层次上把握中国法律的具体内容，从而在经历侵权事件时更好的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利。一些公民的科学文化知识不够，即使不断的给他们传授法律知识，他们也是没办法接受和理解的。其次应该使公民在知法的前提下懂法，在懂法之后守法。作为公民，起码要知道自己的基本权利有哪些，不然在发生侵权时间时不能及时的维护自身的权利，从而造成自身的精神损失和财产损失。近几年来教师体罚学生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作为学生的家长缺乏法律意识并不知道教师的这样做法是侵犯了学生的权利，导致自己不能在第一时间维护孩子的权利，造成不可估计的后果。最后为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需要加大对法制的宣传力度，在宣传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宣传的方式。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宣传“依法治国”的条幅，但是这些条幅无法针对不同的人群，所以在大力宣传法制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时需要具有针对性，可以根据社区人民的特点开展法律的讲座，在丰富公民业余生活的同时也起到了宣传法律的作用。宣传法律要注意对公民权利的宣传，也要及时解答公民在法律上不懂的问题，加深公民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让法律思维之花开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法律是立法中的组成部分，国家应该给予它独立的地位，法律至上，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任何越过底线的事情都要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的完善，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是西方司法体系都能在实践中一步步发现自身的错误和不足，然后弥补和改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国家机构无视世界潮流大势，无法做到法律至上，一味的强势，凌驾于法律之上，那法律智能成为空谈，没有法律的国家只是一个空壳，只有一个政府的架子。国家应该不断完善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方针，让执法机关有明确的分工，不会因为分工不明确造成民众的损失，严格要求领导体系，领导应该做好榜样，公正、公平。法律不会因为任何人改变。

(三)发挥法律监督主体的作用

法律监督主体从广义上说有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两个方面，要推进社会法制建设工作就需要发挥法律监督主体的作用，发挥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的监督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人行事他人监督的和谐氛围。首先要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众所周知，在社会组织上有作用力的大部分是新闻媒体，媒体应该发挥自身的舆论监督作用，运用科技的力量和自身的写作能力监督违法行为。以《看见》为例，其中有一期揭露的是虐猫事件，虽然现在虐待动物的行为还没有法律进行规范，但是这种虐猫行为已经触犯了人们的道德底线。《看见》对这一行为的揭露让大众看到国家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所以它的舆论监督更好的推动了社会法制工作的进程。其次应该发挥公民的监督作用，公民具有监督权，公民可以通过信访举报、行政诉讼等方式对不合法的政府行为进行举报，对违法人员或者是行为不当的人员进行批评，并且提出自身的建议，规范政府人员的工作，充分的发挥自身的监督权。

三、总结

社会法范文篇9

一、组织落实，人员到位

**乡党委、人大、政府对社会法庭的选聘工作高度重视，乡党委严格按照个人申请、单位把关、组织考核等相关程序，把6名社会威望高、爱岗敬业、工作协调能力强和具有一定法律基础知识的县乡人大代表、乡村两级退职干部选聘为第一批社会法官。为提高他们的政治待遇，乡人大主席团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研究，经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确定为**乡“社会法官”，并颁发了聘书。社会法庭有办公室2间，调解室1间，有牌子，有制度，办公设施齐全。同时，乡党委明确一名班子成员担任社会法庭庭长，组织协调开展工作。

二、宣传落实，动员到位

为进一步加大对社会法庭和社会法官的宣传力度，我们主要采取了六种宣传形式。一是利用宣传车在全乡范围内进行巡回宣传；二是各村利用广播向广大群众进行反复宣传；三是各村张贴标语口号广泛宣传；四是利用政务公开栏进行深入宣传；五是设立政策法规咨询台进行直接宣传；六是印制了5000余份“便民服务宣传卡”进行全面宣传。主要宣传社会法庭的功能、服务方式和社会法庭的组成人员、联系方式等等，扩大社会法庭的知晓率。在群众中叫响“有纠纷就到社会法庭，有事请找社会法官”的口号，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社会法庭，促进社会法庭职能的发挥，为社会法庭和社会法官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制度落实，规范到位

建立健全了社会法庭各项管理制度。一是明确四项法庭职责；二是明确社会法庭的八项受理范围。社会法庭的主要职责是对农村一些简单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土地承包和宅基地、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等纠纷进行调处；三是明确社会法庭的受理纠纷渠道；四是明确了社会法庭操作规程。建立社会法庭调解与诉讼程序有机衔接机制；五是明确社会法官的工作职责、行为规范和任免制度。各种制度制成版面上墙，有力地规范了社会法庭和社会法官的工作行为，促进了社会法庭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公务员之家:

四、任务落实，工作到位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坚持每10天召开一次专题会，针对某一案件大家集思广益、分析案情，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二是建立社会法庭连片协作区，全乡设立了3个社会法庭协作区，由辖区各村委党支部书记或主任担任协作区负责人，对本辖区内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负责先期介入调处，并及时将调处的情况和乡社会法庭联系沟通，配合乡社会法庭做好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做到早发现、早调处，使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三是乡社会法庭设立了3部举报电话和5个举报箱，对收到的举报电话和信件建立档案，由社会法官进行调查处理，使矛盾纠纷化解在人民法院法庭之外。西赵楼村民赵丰亮在建房时与施工队（因施工费）发生纠纷，双方互不相让。社会法官赵玉章知道后，反复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使矛盾纠纷得到妥善化解，避免了一场械斗现象。东赵楼村村民张同云反映邻居赵同治和赵同义侵占其宅基地一事，乡社会法庭接到此件后，社会法官人员立即到该村，在村干部的大力配合下，通过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双方都非常满意。张同云激动地说“乡社会法庭就是好，为我撑了腰、作了主”。

五、绩效落实，奖励到位

社会法范文篇10

一、工作目标

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开展攻坚整治行动，积极动员和组织镇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效整合资源，创新工作机制，完善工作制度，改进工作方式，进一步深化平安建设，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全面提高预防、发现、控制、打击犯罪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巩固平安创建成果。

二、工作内容

(一)开展整治全镇安全行动

工作内容：突出安全宣传重点对象，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切实抓好公职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创新安全宣传方式，扩大安全宣传教育覆盖面。要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的作用，为我镇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强化安全应急预案，有效预防和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

工作安排：定期填报《安全隐患排查统计表》；2015年初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走访活动；主要领导牵头强化安全应急预案，每月组织一次安全专题例会，每季度组织一次安委会；2015年6月举办“安全生产月”咨询日活动。

(二)依法打击邪教组织

工作内容：明确工作思路，认真开展同“”、“门徒会”、“全能神”等邪教组织斗争，切实维护好社会稳定；对全镇邪教重点人员实施动态管控，严防捣乱滋事；宣传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邪教组织的危害性，发放防邪教宣传卡、宣传资料，增强人民群众主动识邪、防邪意识；开展调查研究，为防邪领导小组的方、处邪工作决策提供准确详实的情况信息；增强侦控力度，强化对现行案件的侦破，最大限度减小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和危害。

工作安排：8月10日前研究制定《镇反邪教法治文化建设工作方案》；每月填报《县邪教组织及其活动情况摸排表》；在年内开展一次防邪反邪专项行动，有针对性地打击一批重点开展邪教活动的群体及参与邪教活动的个人。

(三)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

工作内容：强化维稳责任，落实目标管理，健全和完善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制，强化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将维稳工作纳入2015年度村（社区）综合目标考核“一票否决”范围。实行阶段工作督查通报，年底逗硬考核，表彰先进；维稳工作平台管理常规化，及时、按时、规范录入，并进一步落实定期排查、敏感期排查和专项排查等工作制度，坚持从源头治理，积极引导群众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首要选择，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强化涉稳源头管理，灵通涉稳信息收集，构建情报信息网络，维护社会稳定，筑牢综治维稳的第一道防线；

工作安排：定期对镇的下属辖区进行不稳定因素排查并填写不稳定因素排查稳控表；在年内开展一次维稳专项行动，防范化解不稳定因素，强化维稳应急演练，夯实基础工作，全面实现“五个坚决防止发生”目标

(四)参与禁毒斗争，构建和谐社会

工作内容：加强领导，坚决遏制危害，成立了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层层签订禁毒责任书，做到责任到人，层层落实，严格按照县禁毒委工作安排，制定禁毒工作计划，积极配合县禁毒委及有关部门把禁毒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建立各村委会禁毒联系员和派出所禁毒小组，加强整治防范；加强对歌舞娱乐场所、宾馆和洗浴中心等行业场所的监管力度，

工作安排：按季度定期开展社会治安集中清查整治行动，逢大型节日及敏感时间段要组织专门性的清查及隐患排查，对发现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打击；年内组织两次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利用法制课堂、以案说法，图片汇展等多种形式，切实有效地把禁毒宣传落到实处。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各级各部门要把开展社会法治攻坚行动作为建设“法治镇”、“平安镇”的一项重要内容，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要明确工作目标、细化工作时限、落实责任主体，切实有效的把各项工作计划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