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理论范文10篇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篇1

1.国家干预主义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指一种主张削弱私人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干预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多种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职能的思想和政策。它主要强调自由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表现在社会政策方面，国家必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肯定政府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国家干预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主要有德国新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瑞典学派、凯恩斯主义、新剑桥学派等。

德国新历史学派催生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9世纪末，面对德国社会中存在的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一些学者提出了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由政府通过立法，实行某些社会政策，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待遇，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德国新历史学派就是由这样一批以鼓吹劳资合作、实行社会政策的经济社会学者所组成的。新历史学派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有施穆勒、布伦坦诺等人。新历史学派的社会改良政策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他们从伦理道德出发，认为劳资冲突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而是感情、教养和思想上存在差距而引起的对立。因此，在他们看来，劳资问题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而只要对工人进行教育，改变其心理和伦理道德的观点，便可以解决。二是他们的国家观。该学派主张国家至上，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职责。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包括：一是国家的职能不仅在于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军事实力，还在于直接干预和控制经济生活，即经济管理的职能。二是国家的法令、法规、法律至上，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三是经济问题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人类经济生活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满足本身的物质方面的欲望，还应满足高尚的、完善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欲望。四是劳工问题是德意志帝国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五是国家应通过立法，实行包括社会保险、孤寡救济、劳资合作以及工厂监督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措施，自上而下地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被俾斯麦政府所接受，从而成为德国率先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1883年开始，德国陆续推出了《疾病保险法》、《工业伤害保险法》、《老年与残疾保障法》《孤儿寡妇保险法》等社会保险法典。新历史学派的主张后来经过制度学派而得以在美国发展，并得到欧洲一些国家的认可，这是西方国家初级的社会保障的思想基础。

费边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的产物，它试图用温和的、渐进的改良政策实现它所向往的“社会主义”。其价值观念是英国在二战后实施“普遍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费边社会主义是在“费边社”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费边社”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以研究和教育宣传为主要目的的组织，成立于1884年，其成员包括一批关心社会问题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著名的文学家伯纳德·萧伯纳、社会理论家悉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丝·韦伯夫妇等。他们以古罗马名将费边作为学社名称的来源，意即师法费边有名的渐进求胜的策略。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的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后而动的代名词。费边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总的来说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学说是建构在对国家的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其基本信念认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而必然的转变过程。他们看到英国民主宪政的扩展以及劳工组织的发达，足以促成必要的社会改革，因此排斥马克思阶级斗争及激烈革命的观点，改采民主温和的方式，企图以国家作为推动改革的工具，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工业国有化，以及由国家实现各种社会福利。其社会改良思想包括：国家是个理想的、为社会服务的工具；社会仅靠市场力量进行分配是不够的，政府的任务是调整市场制度造成的不公正，以一种集体的精神关心社会的福利和平等。费边社认为社会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它是“医治有缺陷的工业组织和极端恶劣的财富分配办法所引起的疾病的良药”。费边社会主义有三个基本的价值理念即平等、自由和互相关怀，平等有利于社会的整合，自由可以使公民实现自己的生活价值和目标，互相关怀能够弘扬利他主义，促进社会和谐。费边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价值理念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倾向，其主要观点，一是从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出发，认为社会中的人应在平等的基础上保持协作关系，贫富收入不宜过分悬殊，强调要提高国民素质必须保证国民基本生活标准；二是从平等、自由、民主、协作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推论出每个公民都应该享受最基本的文明生活，摆脱贫困，过上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三是认为政府是一种理想的可用来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组织各种社会服务，采取各种手段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费边社会主义者由此提出了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有着重要影响的主张，如国家最低生活标准、资源的社会管理、以累进税缩小贫富差别、整顿教育等，这些措施在费边社的努力下，通过一个一个的法案落实到国家立法中。费边主义者还参与协助了英国工党的成立，并成为工党中颇具影响力的会员，为后来英国工党的社会政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然，费边社的渐进社会主义主张也招致了当时其他一些知识分子的嘲笑，但费边社在承受着嘲笑的同时，坚定的朝着与嘲笑者相同的目标前进。

福利经济学是最早对社会保障进行经济研究的学派。福利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形成于20世纪初的英国，后来在美国、瑞典、法国等国得到传播。福利经济学分为新旧两派。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庇古主张国家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助制度，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保障经济理论。庇古认为，福利是指个人获得的某种效用与满足，它们来自对财物、知识情感、欲望的占有和满足。而所有社会成员的这些满足或效用的总和便构成社会福利。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大和国民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是检验社会福利的两个标准。依据边沁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这一功利原则，庇古假定在收入分配中有一个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同样一英镑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镑收入的效用。一个人越富裕，它用作消费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小。相对富裕的人失去一定数量的收入，从满足本身需要的角度来说，对他只是比较微弱的牺牲；而相对贫困的人，如果获得同样数量的收入，就能满足他比较迫切的需要。因此，他认为，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移到相对穷人的手中，从整体来说，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会增加一国的经济福利。其主要主张是：一是增加必要的货币补贴，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使劳动者的患病、残疾、失业和养老能得到适当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二是向收入高的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向低收入劳动者增加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从而增加普遍的福利效果；三是普遍养老金制度，或按最低收入，进行普遍补贴的制度，通过有效的收入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收入均等化”的，但庇古提出转移性支付以及一些改革社会福利的理论几经演变并广为流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38年和1939年及其之后，英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旧福利经济学作了重要补充与修改。到50年代，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和吸收庇古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也即现代西方福利经济学。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A.萨缪尔森、J.R.希克斯、A.伯格森、A.P.勒纳、西托夫斯基、艾伦、李特尔等人。新福利经济学家运用“序数效用论”、“帕累托最优”、“补偿原理”、“社会福利函数”等分析工具来说明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通过个人福利的最大化来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以此实现社会福利的极大化。当一国的经济福利总和增加时，整个社会的福利保障水平也就随之提高。新福利经济学认为，最大福利的内容是经济效率，而不是收入的均等分配。所谓经济效率，是指生产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适度状态，即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又称帕累托效率。当资源得到最适度配置时，经济就是有效率的，因而才能达到最大社会福利。新福利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二是提出了社会选择理论；三是对市场失效与政府作用进行了研究。自从福利经济学产生以来，其理论虽然经过了一些变化，但新旧福利经济学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都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消费者“自由选择”学说和自由竞争学说之上的，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证竞争市场的有效性及其例外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即竞争的市场注定是帕累托有效的。二是认为政府通过采取适合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够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或帕累托最优，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定理。福利经济学的这些理论为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瑞典学派开创了以国家干预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的瑞典社会福利模式，成为独特的“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其代表人物有大卫·达维逊、古斯塔夫·卡塞尔、克努特·维克塞尔、伊里克·林达尔、阿萨·林德伯克等瑞典经济学家。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依靠政府的干预，通过宏观经济调节的方式来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以实现“充分就业”。他们提出了货币均衡论，对经济周期进行了解释，提出了通过调节利息率克服周期波动。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实现收入均等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是优越的，通过竞争能促进生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资本主义分配制度有缺陷，它必然带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因此应对其进行改革。用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累进所得税以及转移性支付，举办社会福利设施，使社会各阶级、集团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通过再分配趋于均等化，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实现收入的平等。瑞典学派认为实行“混合经济”具有其优越性，因为私营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公营经济注重的是社会公平，通过两者互补，既可以实现经济发展，又可以保持社会安定。“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是瑞典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瑞典学派最新一代代表人物阿萨·林德伯克。他认为，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制度，既不属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即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保留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福利国家和市场经济三者结合的制度。这里的“福利国家”，主要是指收入再分配政策，同时主张政府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早在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著作中就已提出收入再分配的主张。维克塞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各阶层的利益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是会发生抵触的，财产分配的不公平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他说，“我们一旦认真开始把经济现象看成一个整体，并为这个整体寻求增进福利的条件，就必然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考虑。”维克塞尔主张改革当时的瑞典经济制度，改善无产阶级的现状，增进全社会的福利。例如，他提出要扩大公共经济成分，由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弥补由于根据生产要素边际生产力进行初次分配时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维克塞尔同庇古一样，也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出发，来论证收入再分配。庇古从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得出了国民收入平均分配的结论。维克塞尔也同样认为，应当由社会规定适当价格和最低工资，以提高穷人和富人的交换能力，从而增加社会总效用。瑞典学派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主张用累进税率来解决分配问题。他们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的成员，使人人得到幸福。为此，国家应当担负起环境保护、公共产品和劳务的供应、经济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等方面的责任。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而且其政策主张在实践上也得到了应用。由此，瑞典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积极稳定政策道路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瑞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同凯恩斯主义一样，受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经济学界的日益重视。

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保障经济理论——有效需求理论。针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干预思想。凯恩斯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需求价格与总供给价格相等，即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是一个国家的总需求或总购买力。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之间关系的变化，决定社会的总就业量。当总需求的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扩大生产，增加雇佣工人，社会总就业量就会增加；反之，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企业就要压缩生产，裁减在岗工人。这种总的、合理的供求关系就是有效需求。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基础正是有效需求原理，可用公式表示为：Y(社会有效需求)=C(居民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I(资本有效需求即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后两者的不足又是由三个心理法则所决定的。这三个心理法则是消费倾向法则(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资本边际效率法则(预期利润率)和流动偏好法则(货币形式保持收入和财富的愿望强度)。消费倾向法则指消费增长落后于收入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法则和流动偏好法则指预期利润率偏低的趋势，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因而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三个心理法则的作用，引起投资不足，从而使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确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时要刺激需求，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资本家对未来丧失信心，而借贷投资又需支付利息，所以货币政策对刺激需求的作用不大。他提出，政府要积极干预经济，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财政，即政府的财政政策应从传统的预算平衡思路中解放出来，走向主动的、积极的赤字预算，以刺激社会经济活动，增加国民收入。还可以实行适当的通货膨胀政策，即国家通过自己控制的中央银行系统增发纸币，扩大信贷，压低利率。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企业家预期纯利润将增大，从而会加大投资的欲望；另一方面，纸币流通量的增加造成物价上涨，这不仅压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相对地也提高了资本的边际效率，加强了投资引诱，而且令人们考虑到保持更多的现金是不聪明的，于是阻碍投资引诱的“流动偏好”将会越来越小，投资需求便会高涨。除了通过税收政策鼓励资本家投资外，政府要直接兴办公共工程，扩大社会福利设施，增加消费倾向，达到足够的总需求和充分就业，消除和缓解经济危机。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中，社会保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主张通过累进税和社会福利等办法重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还提出消除贫民窟，实行最低工资法，限制工时立法等主张。他倡导积极国家，反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强调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占绝对主导地位，成为建立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资本主义各国制定公共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人们把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誉为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有人甚至把凯恩斯说成是“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在社会保障制度理论方面，凯恩斯主义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直接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保障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

新剑桥学派以维护“凯恩斯革命”的理论正统为己任，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新的收入分配理论。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杰·帕西内蒂等，这些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剑桥大学任教，但他们又都背离了旧剑桥学派的经济主张，所以称为新剑桥学派。在这些人物中，琼·罗宾逊尤为著名。她早年是凯恩斯的学生，后来又和他长期共事，过从甚密，在学术观点上受凯恩斯的耳提面命，因此，她以凯恩斯的嫡传弟子自居。新剑桥学派首先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不合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顽疾；并进一步认为，由于国民收入是由劳资双方的收入所构成的，并且工资和利润是对立的，从而导致了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具有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其次，他们否定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把改善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实行收入均等化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均处于从属地位。最后，他们认为，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解决，因此，他们主张国家必须采取分配政策，使国民收入再分配趋向合理和公平，使个人收入趋向均等化。这样，就能保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新剑桥学派的具体主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行累进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累进的税收制度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一些收入不均等的状况。第二，实行高额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消除私人财产的大量集中，抑制社会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这一税收方式将所得到的财产用于社会公共目标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第三，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对失业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并能从事收入较高的技术性工作，从而拉平一些收入上的不均等状况。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预算给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以一定的生活补贴，增加他们的收入。第四，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政策，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渐扭转分配的不合理。第五，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增加国内的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第六，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抑制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虽然新剑桥学派并没有提出如何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其分配均等化主张大大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对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对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社会保障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其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

2.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无形的手”的理论为基石，认为市场机制具有完美的自动均衡能力，一切生产要素及其价格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完成均衡。任何外在的人为的影响，尤其是政府的各类调节企图不仅不会使情况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坏。因此坚持以“市场”为第一性，排除政府行为的影响就成了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充当经济的“守夜人”。经济自由主义实际上可分为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18-19世纪，其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边沁、穆勒，主张自由竞争，强调国家不应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整个19世纪引导着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倡导市场经济及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认为自由是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的经济自由主义(政府的“守夜人”角色)。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利己主义，每个人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就是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的实现。在市场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种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个体经济行为的集合，可以达到社会利益

的最大化。因此，斯密坚持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坚决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主张对内应实行自由竞争，对外应实行自由贸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摆脱了重商主义时期的幼稚阶段，已经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斯密从理论上表达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这样一种信念：没有封建君主制国家的干预，自己可以更好地管好自己的事务。这时，封建君主制国家逐渐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放任主义，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其社会保障思想主要包括两点：第一，贫穷与懒惰有关，社会对于贫困的责任应当让位于社会对于穷人的压制；第二，济贫行为不是使穷者富，而是使富者穷，它能够制造出一个穷人的世界，使人人变得懒惰与傲慢，极易摧毁当时英国的制造业。当然，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这些观点仍然没有脱离新教教义“惩戒”的臼巢。

新自由主义主要理论流派有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

现代货币学派：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反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是密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反对国家干预，鼓吹自由放任的信条，认为市场自发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趋向均衡。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都是由于实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错误的财政金融政策造成的。他反对凯恩斯主义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金融政策来消除失业，提出所谓“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即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所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按照这一概念，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应该取决于政府的就业措施。弗里德曼反对由国家运用传统的货币政策来调节货币流通量，主张实行所谓“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计可能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大体一致水平上的货币政策。这种理论被称为货币主义。在社会保障方面，弗里德曼认为，高效率来自市场竞争，如果对低收入者给予“最低生活水平的维持制度”，会挫伤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有损于自由竞争和效率，因此，弗里德曼反对对低收入者发放差额补助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完全取消又会遭到社会公众的反对。为了既救济贫困，又不损于竞争和效率，弗里德曼主张采用负所得税。通过负所得税，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伤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一个反对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理论、特别重于供给方面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在美国，供给学派存在着“极端供给学派”和“温和供给学派”之分，极端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保罗·罗伯茨等人。他们企图通过恢复金本位制来紧缩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主张对富人减税，刺激其增加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对穷人削减福利开支、刺激其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和实现政府的预算平衡。供给学派对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起了较大影响，里根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就是根据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因此，西方经济学界有时把供给学派思想称为“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主要论点有：第一，减税不会加剧贫富悬殊。认为：持久地降低税率，将会刺激储蓄，提高储蓄率，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商品和劳务供给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并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减税政策就是长期的经济稳定政策。在他们看来，减税可以使富人更富，但同样能使穷人增加收入，所以那种担心减税有碍于“均等化”的顾虑是没有根据的。减税既可以增进效率(因为富人愿意投资，穷人又愿意加班、兼职)，又不会有碍于“公平”(因为失业者有工作可做，穷人能增加收入)。第二，社会福利的税收效果是，选择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与选择领取救济金所获得的收入，两者在数量上非常接近。认为社会福利金、社会安全保障、失业补偿金所得转移的社会福利制度，实际上是“鼓励那些不工作的人，打击在工作的人”。如果说失业补偿有任何一点价值的话，并非是它能维持社会总需求，而是它能提供一个绝对的最低所得，使人们不致因不幸遭遇而挨饿。但是，当人们认为依赖失业补偿金为生胜于从事工作为生时，显然这就是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大扭曲。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和理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崇尚自由，公开反对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他们认为由市场带来的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是最为公平和有效的。任何人为的财富分配要求都会导致社会失去前进的动力。任何缩小贫富差距的分配正义主张，都会对个人自由造成极大的危害。第二，强调个人责任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反对国家和政府的干预。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中，自由与责任紧密相连，个人不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自由。因此他们呼吁在社会保障制度中为个人责任的发挥尽可能留下空间，反对政府以激进税收之类的再分配手段对个人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第三，反对强制性保险，提倡有选择性的保障制度。哈耶克反对将强制性保险运用于国家控制的集权垄断框架之中，因为“它违背了秩序的自由性”。第四，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倡导社会保障领域内的竞争。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福利是“滞胀”形成的主要原因，应当减少社会福利。弗里德曼指出：“福利计划的主要祸害是对我们社会结构的影响。它们削弱家庭，降低人民对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兴趣，减少资本的积累，限制我们的自由。”第五，主张改革福利政策，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在工作日益变得不稳定、失业增加、贫困范围扩大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实行激活性劳动就业政策。激活性就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严格失业保障资格申请，缩短失业保障期限，降低失业保障水平，并将保护性劳动就业政策与积极就业政策相结合，从而“激活”失业者，促使他们积极地重返劳动力市场，以工作代替福利。

3.中间道路学派

所谓中间道路学派，是介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理论。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潮，中间道路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38年英国前首相麦克米兰出版了《中间道路》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走中间道路就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这种受到调节的资本主义不仅使经济得到发展，还将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中间道路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是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的最有效机制，但也存在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问题，导致了贫困、不平等和失业现象，而政府的行为恰好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来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自由市场和政府的联合可以使效率和平等达到最大化。他们既不同意完全的自由放任，也不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学派的主张；他们是反集体主义者，但不是反对国家干预者，因此，后人把他们称为中间道路学派。

中间道路学派的基本观点有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以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平衡。一是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麦克米兰等人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思想，适合社会需要的应当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更加温和的政策。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经济重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对各种极端的思想进行妥协，其核心是由私营经济与公共经济组成混合经济。一部分经济可以直接由国家所有和控制，一部分经济可以由公共和半公共的机构进行管理。另外，在一些领域，市场规则发挥主要作用，私人竞争性公司只是接受公共部门适当的调节。这样，麦克米兰就把一定程度上的竞争与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了。二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平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都不能凌驾于对方之上，具体到现实中，要根据当时的环境和需要来确定哪一个目标更重要，中间道路希望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社会政策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持，同时，社会政策也应当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使经济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而不是仅仅追求所谓的高福利国家。第二，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支持再分配。中间道路学派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个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他们强调社会的整体性。为了使社会保持其整体性，必须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从社会方面看，当人们遭受痛苦的时候，国家必须想办法去减少和免除这些痛苦，如果政府不这样做，将有可能遭到人民的反对，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无秩序。在市场体系中，结果不一定是公平和公正的。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可接受时，国家就应当进行干预，设法减少不公平和不公正。从经济方面看，生产、就业和社会安全有赖于消费者欲望的提高，但是，人工制造欲望以促进消费，天生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欲望总有一天会因竞争的强迫性或人工制造需求能力的衰弱而萎缩下去，消费将随之下降，失业为之增加。要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就要把消费进行广泛的分配，使穷人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第三，中间道路学派倡导政府参与下的福利经济的多样化。中间道路学派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虽然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但可能会造成垄断和服务的低效率，因此，他们希望私营部门和志愿组织的加入使社会服务领域变得多样化，通过充分的竞争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有所提高。无庸置疑，由于利益的驱动和竞争的刺激，私营部门总是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但是，在所有公共部门都实行市场规则似乎也不大可能。所以，中问道路强调混合的福利经济，认为国家提供的福利应当成为混合福利经济的一部分。在这个混合经济中，无法由私人完全提供的服务交由国家完成，能够由私营部门完成的就由他们去做，在国家提供服务的领域，私营部门也要同政府在服务质量、效率等方面展开竞争。中间道路鼓励私人的、志愿的和家庭的服务形式，认为它们促进了个人和社会责任，是社会的纽带，同时，它们也使服务来源多样化，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志愿部门在此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人们履行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直接体现，也是人们自己帮助自己这种愿望的体现。所以，混合福利经济不会使公共责任遭到削弱，相反，它会使公共责任和个人责任都得到加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私有化政策造成了新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中间道路学派以新的面孔即“第三条道路”出现。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安东尼·吉登斯，其理论被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克林顿、德国总理施罗德等政界人士所实践，在欧美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他们在反思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使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扬利抑弊地采取兼顾国家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原则，塑造新经济、构建新福利、推行新政策，谋求资本主义再发展。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主要包括：第一，在政治政策上，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它倡导政府由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在社会生活中政府只牵头，但不包办，鼓励公民参与，发挥民间组织作用，增加地方政府权利。国家不应当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者，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调节人，给社会力量赋予适当的公共事务，鼓励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独立解决各种问题，国家侧重于在法治、民主、高效的前提下协调各部之间关系，引导国家目标的实现。第二，在经济政策上，奉行“市场社会主义”信条，模糊所有制定位，摒弃国有化政策，主张走一条有别于自流放任和国家干预的新混合经济之路。按吉登斯的说法，与过去西方国家混合经济的区别在于，新的混合经济不是努力去实现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平衡，而是要实现经济生活和非经济生活的平衡。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鼓励充分的自由贸易。布莱尔在访问法国时曾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讲，当他说道“经济政策没有左右之分，只有好坏之别”时，赢得全场鼓掌。这或许是“第三条道路”最通俗的注释。新经济核心是如何在全球化形势下实现充分就业和高速增长。第三，在福利政策上，把社会福利国家改为社会投资国家。传统左翼把福利国家理解为国家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新保守主义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人简单地推向市场。第三条道路放弃过去或者削减、或者扩大福利的做法，变福利政策为投资政策。通过在经济、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提高接受福利者进入市场的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就业，以防一些人滥用福利。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福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个人也要尽义务，“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寻求“权利与义务”、“权利与职责”的平衡。建立一种使福利可以维护，但享受者具有相应责任与风险的“积极福利”政策。

二、对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的简要评价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在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实践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政府中都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节该国在特定阶段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三种理论及其实践形态的循环往复

古典自由主义是对封建贵族中央集权的抗拒，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上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是出现了尖锐的社会阶级对立，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得不到保障，并且由于实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生产陷入困境。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停留在社会救济等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上。

凯恩斯主义是对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回应，是对古典自由放任主义的纠正，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兴起。国家担负起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的责任，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建立全民享受福利的福利国家。

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福利国家出现财政巨额赤字、经济出现滞胀等问题，新自由主义者趁机上台执政，重新鼓吹自由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前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也出现了问题，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贫富差距扩大，人们开始埋怨撒切尔夫人制造了“无法享受养老金的一代人”。于是，第三条道路以试图在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之间取得平衡的中间道路学派出现，以调节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现实矛盾。

因此，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中间道路三大社会保障理论流派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实际上是循环往复、交替出现的，所谓新理论不过是旧有理论的回归、修正或综合。

2.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三大理论争论的中心

经济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的万能作用，认为市场是第一性的，为了效率必须牺牲公平，反对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在社会保障方面强调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国家干预主义则看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强调社会公正和公民的社会福利权利。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篇2

一、导论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二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阶段，它标志着福利型社会保障思想的确立，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三是西万社会保障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它表现为当代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理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T．Beveridge）在1942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已说明：“社会保险应旨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深险计划去解决。他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付难交纳保险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西方对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笔者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问题。

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西方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因而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肯定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将其归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将其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保障的功能就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无限扩大“福利国家”的功能，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危机和“福利国家”论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了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特征。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商业保险；社会保障体系；新型福利国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强调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要实现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在内的十八个总体目标。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分析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问题，对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现状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起步较晚，真正形成一定的体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从20世纪80年代起，当市场经济机制开始引入中国时，利益机制迅速渗透到国有企业，它在带来企业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企业之间由于经济效益和职工人口结构不同而出现负担过重或过轻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于是客观上便出现了企业劳动保险社会化的改革要求，但由于受当时国家财力方面的限制，在强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分担问题上，重心主要放在多渠道筹资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改革的关注力很快转向了收支平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积累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形成，加入WTO后，加快了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步伐，加速了中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健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问题被列入到重要议事日程，并成为理论界、媒体和企业阶层高度关注和争论不休的热点，经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到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保障架构体系初步形成，社会保障制度在弥补市场缺陷、推动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1世纪以后，当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普遍开始陷入“囚徒困境”，面临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各种问题和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

(一)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十五”期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取得新的进展，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然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晴雨表”、“助推器”和“稳定器”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仅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1994年起推行的国家大中型企业改革为例，当时，国务院推出1013家大中型企业进行国企改革试点，同时，地方各省、市政府也推出了2500多家国企改革，计划3年结束，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改革进程进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保障等措施相对滞后。

21世纪初，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描绘的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无一不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息息相关，当前的社会保障现实却不尽如人意，社会保障的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矛盾仍然非常突出，不仅占中国人口2／3还多的农业人口基本上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连国企职工、城镇居民的养老统筹、医疗保障等问题还有待解决，统筹层次低，统筹收支不平衡，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与调剂范围狭窄，企业负担过重，社会化管理环节薄弱，保障基金的监管能力不强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现阶段还停滞于社会保障的技术性环节，未有效形成应有的理论指导与实践体系，社会保障的长远规划有待完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加快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步伐，社会保障体制如何迎头跟上，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未能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进程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发展路径，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制度?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要不要实行大而全的全国统筹制度?商业保险应当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仅仅作为一种补充等重大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各项社会保障的改革措施仍在试点与探索过程中缓慢前进。

(三)社会保障结构体系不合理问题越来越突出，不能适应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

1.过分依赖个别部门的社会保障能力，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保障功能未能得到综合发挥和充分利用，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差异化程度日益拉大，上亿农民工的保障和农村养老、医疗保险等问题还没来得及考虑，又面临着大量下岗职工、城镇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压力，迅速增长的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压力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风险，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状况不容乐观，从1998年开始，社会统筹账户连续出现收不抵支，迫使政府财政从后台走向前台；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部门、行业乃至企业的自保功能锐减，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特别是对近几年来迅速崛起的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大功能和作用没有被很好地利用，社会保险部门与商业保险的联动功能和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在一些地区还不断在发生磨擦，争市场、争客源现象时有发生。

2.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显失公平现象和非法制化因素依然存在，在部分省份还比较严重。突出表现为，一方面，统筹资金受区域划界影响，省与省之间不能实现优势互补，而是各自为保，在一些省份，甚至在市、县之间，都出现互不相剂情况，城镇差、地域差矛盾不但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相反还拉大了省与省，市与市之间在大量流动人口资金转移方面存在的矛盾，严重影响到社会统筹的功能和效率；另一方面，正由于覆盖面和统筹调剂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使现行的社会保险费率明显偏高，造成企业和个人支付压力特别是国有企业支付压力过重，客观上造成企业竞争上的不公平；在农村，计划经济时期传统的乡村保障体系如合作医疗等已被废除，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日趋恶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1998年以后也基本中断；社会保障立法工作相对滞后，管理成本急增，管理效能下降，致使许多改革措施难于得到有效实施。

3.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保险部门负荷太重，一方面，全国仅有的不足10万人的社保队伍面对上亿保障对象，无论在收费层面，还是在支付环节，管理手段、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都亟待提升。但如果扩充队伍，又面临增大成本的重负压力；另一方面，由于项目繁杂，收支方面又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以及企业与个人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为数不少的欺保、骗保和逃保等现象，迫使社保部门不得不腾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化解矛盾和问题。同时，由于在保障基金管理和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挤占、挪用甚至贪污浪费现象亦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现行制度的正常运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保险基金在制度设计上出现的偏差及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不能及时到位等原因，形成了目前社保基金巨大历史债务的压力问题。

二、重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市场、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结构关系发生着重大变化，劳动力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增多，一国之间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增速，个人游离于企业、企业特别是民私营企业游离于国家的现象大量存在，带有中国特色的亿万农民工流动问题最为突出；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也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着调整和变化，进一步带动了社会行为主体作用和地位的变化；重构充分考虑现实市场条件和制度基础的、立足于中国国情的、适合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有助于推动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着力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福利国家

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新型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学习、甄别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成功的经验与教训，明确我们中长期的奋斗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勾画好新型福利国家的宏伟蓝图并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应下大力气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们既要做好当前工作，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社会保障利益问题，又要提前做好远景规划，让广大人民群众能憧憬到未来美好的社会保障。

(二)商业保险应当而且可以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积极作用

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发挥其应有的强大的保险保障功能，对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商业保险天然的社会属性和保障功能，决定了它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应当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商业保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就其属性和功能看，其触角渗透到经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是稳定的“晴雨表”、安全的“稳定器”、发展的“助推器”，它与社会保险有异曲同工之处。首先，通过保险制度的安排，应用大数法则和概率原理，集合多数经济单位，建立雄厚的保险基金，对约定的灾害事故或意外损失给予经济补偿，从而起到稳定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近几年来普及的投连、分红型寿险产品，有很好的“积谷防饥”功效；其次，通过其资金融通功能，一方面为国家经济建设筹措大量可用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资金运用手段，达到升值增值的目的，从而强化保险社会保障功能；第三，是应用其责无旁贷的社会管理功能，参与到社会安全管理、社会救助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各个环节，为国家经济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为全面建设小康服务。

2.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一是合同的保障性。它通过合同的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力与义务，可以避免政策变动或政府行为的干扰，具有长期稳定性和法律约束力，有利于约束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人为失误和有失公允；有利于化解政府与企业乃至与个人的纠纷和矛盾，解除保障对象对长期有效性的疑虑。二是商业保险覆盖领域广阔，网络架构遍及全国各地乃至乡村；商业保险公司大多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管理手段和管理能力较强，实力雄厚，基础比较扎实，具有充分的拓展能力，特别是强大的再保险支持系统，是任何保障部门或机构所不能比拟的。三是商业保险有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专业化队伍，180多万保险从业人员分布在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保险事业正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投身于中国的保险事业，保险队伍将不断发展壮大。四是以自愿投保为前提的展业宣传模式容易为社会成员所接受，可以减少大量不必要的矛盾纠纷和争执，有助于提升人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需要具有的对国家、对社会应有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堵截或避免出现赖汉思想和行为。五是通过大量补偿案例的传播和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普及和提升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和保险保障意识。六是商业保险在投保和支付等方面，不受居民身份、农民身份；集体身份、国有身份；在岗与不在岗等方面的差异限制，可以将社会保险中最复杂最难解决的人口流动矛盾简单化。七是商业保险的费率杠杆功能有助于克服“劫富济贫”或“劫贫济富”的矛盾，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八是商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机制为政府和被保障对象提供了多途径的选择平台，有助于尽可能满足被保障对象对最基本层面的保险保障需求；有助于提升保险公司服务水准和管理能力。

3.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为核心，国家相关部委(如民政部、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部等)、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以及企业和个人相补充的多元化社会保障结构体系。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资源分散和人员散居比较明显的人口大国，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底子仍然较薄以及社会保障意识还较淡薄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国情，决定了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不应也不可能仅通过某种统一的途径来解决社会保险甚至社会保障的所有问题，回顾我国社会保障的历史发展现状不难看出，无论是起初的“企业自保”还是”98年以后由专门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统一筹划，均很难从长远和根本的层面解决问题，更难适应我国多元化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国家应当在社会保障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充分调动和发挥国家相关部委、地方各级政府、行业以及企业与个人的积极性和资源优势，应当允许和支持有条件的部门、行业、地方政府乃至企业在自主选择投保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只要是有利于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减轻社会保障压力的，都应当给予包括税收政策的支持。德国著名经济学者艾哈德在谈到社会保障制度时曾经指出：为了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经济发展就像做蛋糕，最好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将着眼点放在增加新财富上，而不是如何分割现有财富，出路在于乘法而不是除法。绝对理想化的平均主义是不现实的，在国家财力仍然非常有限的人口大国，短期内就希望能将整个社会保障问题统揽起来的做法也不切合实际。因此，要想实现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就应当将整个社会保障资源动员起来，在政策与制度设计上，形成以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为双重核心，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责的良性互动机制，重视个人保障，既是国家的责任，同时也应当是企业和个人的责任，任何过分强调“企业人”或“社会人”的说法都不妥当。

现有社会保障机关的主要职能，应当更多地放在宏观社会保障体制和机制的政策与制度安排上，同时加强对政策与制度执行的监督；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劳动保护和劳动者综合素质提高等方面；社会保险中心在集中精力办好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相关医疗保险等的基础上，关注的人群应当集中在公民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遭遇各种不可预见风险、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保险层面；商业保险应当进一步明确职责和任务，强化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其它职能机构和部门应当本着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政策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想方设法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为构建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应当体现科学发展观精神和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相一致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各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努力构建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保障途径多渠道，资金来源多层次，设计科学化，管理规范化，服务社会化，公平制度化，权责清晰，务实高效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

三、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定位

(一)主要任务

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主要任务，是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手段，不断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保险业发展，积极引入保险机制参与社会管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推进公共服务创新”的要求，努力在保险产品的设计、保险服务手段的提升、保险网络的安排以及扩大保险覆盖层面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对保险保障的需求，为构建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二)目标定位

一是坚持商业化经营原则，运用保险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和手段，按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要求积极开展保险业务，不断提高保险的风险防范能力和风险保障实力，防止出现越位或错位。

二是坚持自身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原则，正确处理好保险与保障、近期与长远、责任与利益的相互关系，以服从、服务于社会保障事业为己任，加强与社会保障机构的合作、沟通和联系，始终把国家利益和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

三是坚持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政策思路，积极参与和支持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体系重构进程，找准商业保险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位置，加强诚信建设，拓宽服务领域，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保险业发展和社会保障事业服务。

四、构建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理论依据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进一步深入，加速了中国社会保障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进程，纵观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正艰难而又积极地从低层次发展向中、高层次发展的社会演进，其走向表现为从一个看似合理而实际并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向看似不合理但总体相对公平的社会保障发展。

2.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居核心地位的单一的社会保险模式已越来越受到来自内外部因素的挑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社会统筹收不抵支问题，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国家与企业和个人之间在保险基金的征收和支出方面存在的矛盾和利益博弈问题，上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广大农村人口的最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问题，老龄化问题等已逐渐显现，如果仅仅试图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扩大社会保险统筹覆盖面，提高保险费征收水平甚至降低支付标准，或通过延长申领时间等方法来解决问题，必然会加剧矛盾，事倍功半。其根本出路应当是通过国家宏观推动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的方式去加以解决和克服。商业保险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可以加速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与完善的进程。

3.社会保障是一个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需要一个全民共同参与的过程，因此，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去解决现实问题，远要比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去解决要科学，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可以借鉴，如建立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当是解决当前农民就医难问题的最直接有效，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好办法，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建立更多的农村合作医疗机构，鼓励和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商业保险在养老保险、责任保险、医疗保险等和农村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大有可为。

4.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既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也是政府与企业和个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因此，能否抓住当前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进一步树立全局意识、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将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能否深化并获得成功的关键。

(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措施

1.重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必然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及时加以解决，因此，建议建立国家社会保障协调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由国务院牵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保监会、财政部、民政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组成社会保障改革与创新协调小组，定期召开协调会议，沟通信息，研究和解决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篇4

一、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

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迄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英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包含社会保险、社会补助（住房、儿童、食品、高龄老人）、社会救助（低收入户、贫穷老人、失业者）、保健服务、社会服务。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支出方向和行政管理三方面内容构成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即资金来源有个人缴费、雇主缴费、财政预算、国民保险基金投资效益等四个渠道；支出方向体现“全民保障”和“全面保障”；行政管理由全国社会保障部门统一负责。此外，近年来英国政府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和变革，主要是通过鼓励发展单位保险和商业保险、调整运行机制、项目实行支出限额管理等方式，达到减轻政府负担的目的。

二、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社会保障体系包罗万象，仅社会保险项目就有100多种。择其要者，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家庭补贴等三个方面，其中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内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有三项：第一，社会保障要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第二，社会保险要保持在收入再分配的合理范围内，以维护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二者的内在统一；第三，社会保障应由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合理分担，其将社会保障视为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并将国家提负的社会保障任务与每个人根据其能力自主决定命运的天然义务严格分开。

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特点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三部分组成。美国自30年代建立保障制度以来，已形成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主要特点是：

（1）适时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本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美国引起了人们对老年生活的普遍关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老年人生活处于最困难境地，社会退休金成了老年人的希望所在。1934年，罗斯福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6年公布了社会保障法，1939年增加了伤残保险和老年配偶养老保险。经过几年准备。在积累了一大笔基金后，于1942年付诸实施，开始支付退休金。二次大战中没有新的变动。50年代经济有了很大发展，1965年增加了老人医疗保险，1972年又增加了残废者医疗保险。经过50多年的逐步发展与健全，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2）老年法定退休保险具有强制性、贡献性和福利性，退休和医疗保险基金有正常来源渠道，能自我调整和自我调整。其退休金的收与支是按照现收现付、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的，根据人口老龄化的预测、退休费支出的需要，不断调整保险税税率，通过自我调整达到自我循环正常运转的目的。

（3）发展保险公司经营的自愿投保退休金保险，吸收闲散资金增强经济实力，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美国的一些人寿保险公司除经营人寿保险、财产保险、死亡保险外、还大力经营集体和个人自愿投保性质的私人退休金保险，作为法定退休保险的补充。集体退休保险，由企业雇主为雇员投保，根据企业经营好坏和雇员个人情况投保可多可少，雇员退休后逐月领取。政府通过对退休保险金免税手段予以支持。并通过投资获取的利润，用来弥补膨胀使投保金额贬值的问题，以保证退休者收入，增强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感。

（4）严格控制失业救济金发放标准和发放时间，以利于失业者积极再就业。联邦立法规定由企业雇主缴纳失业保险税款，雇员不缴。利率由各州自行确定，全国不统一。救济发放时间，大多数规定需经一周等待期后方可使用，最多支付26周，联邦法规定在失业高峰期可延长合乎法定救济周数的50%，即最多追加13周。严格限制发放周数的目的在于促使失业者积极再就业。

（5）采取措施，增收节支，迎接老龄化的严重挑战。其研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注重研究管理与效率、保障目标与水平问题，逐步提高保险税税率；退休金也要纳入个人所得税范围之内，把负担加在高收入者身上；适当降低各项福利待遇水平，使之不要紧跟工资水平的增长；利用退休基金搞投资经营，增中储备，减少年轻人的社会负担。

四、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与内容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是：“对疾病、负伤、生育、残疾、死亡、失业、多子女及其他原因造成的贫困，从保险方面和国家直接负担上寻求经济保障途径，对陷入生活困境者，通过国家援助，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同时，谋求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保险、国家救济、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等四个方面。

五、启示与借鉴

在建立和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须在全面研究分析国内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应科学地借鉴国外的有价值经验。

（1）到本世纪末，要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于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

（2）各级人民政府应将社会保险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贯彻基本养老保险只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原则，把改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与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紧密结合起来，确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失业人员救济金的发放，积极推行城市居民最代生活保障制度。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大力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同时发挥商业保险补充作用。

（3）社会保障应是法定的基本保障。任何公民都应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不能无故游离于这一保障体系之外。同时，这一体系仅是受保障者最基本的保障，不宜期望过高。因此，这一体系也将是开放性的，它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储蓄投保等方式参加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个人保险。

（4）社会保障水平的基线要低。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确定社会保障水平的基线时，一定要谨慎，因为社会保障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某些措施一旦出台，基线一旦确立，那只会上升难于下降。剑桥大学管理学院的学术主任查尔德教授也一再提醒说，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时一定要注意设计一个花费不是太高的体系。社会保障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所以一定要谨慎从事，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如果初始保障基线定高了，不但骑虎难下，而且会使经济背上沉重的包袱。

（5）社会保障要与工作业绩挂钩。社会保障应当是一种“产业”，而不是一种社会负担，它应当是一种鼓励措施。但实际上，普遍式的福利往往成为惰性的温床，产生许多漏洞和不良后果，这就使社会保障失去了它的真实意义。社会保障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使社会保障待遇与工作业绩挂钩，这是值得重视的。

（6）社会保障的法规和条例要简明扼要。社会保障的法规条款要有透明度，让每个公民都了解他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做便于法规的执行、监督和修订，其中重要的是便于监督，防止在社会保障的费用上营私舞弊。有些国家社会保障法规过于复杂繁琐，我国在制定社会保障法规时应注意简明扼要，并建立相关的监督运行机制。

（7）坚持政企分开，政府主要通过立法和宏观调控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主要职责应是制订和颁布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并依法监督社会保障的实施；具体操作与管理社会保障的事务，则本着政企分开的原则，可由各类保险公司负责。事实证明，将立法者与执法者分开、行政管理与基金管理分开，不仅有利于执法的公正性，更有利于政府加强对社会保障的宏观管理。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8）严格各种保险金的管理，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德国对于各种社会保险金的收缴，是通过金融机构的网点操作，统一集中于“健康账户”。这样做既方便了群众，也有利于基金管理。关于社会保险金的运营，其原则是将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按照法律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只能存入银行生息。或购买短期债券，绝对不允许搞投机性的投资。而我国某些区域前一阶段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存在不规范的行为，是有待于通过加强统一管理，严格予以纠正和杜绝。我国人口多，并面临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任务繁重，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德国对基金运用所持的审慎态度，严格保险基金的管理。

（9）正确处理新增劳动力增速与提高老龄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美国的养老保障原则是：“每一代人都为前一代人支付退休金，而从下一代那里领取退休金。”这一原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如果经济条件发生变化，这一原则就必然面临挑战。这个条件就是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在经济高度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急速提高之后，美国的出生率下降，新增劳动力增长速度减慢，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这样，适应于前一代人的养老保险规划就不完全适应于后一代人了，或者说，同一规则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不同效应。问题是，福利分配有惯性，人们一旦从政府那里享受到利益，如果政府试图削减这一利益分配就会遭到受益者的反对。我国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转变，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减少，而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在不断提高，由此而带来的上述效应，应引起我们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新型模式中予以重视。

（10）建立社会保障部（或委员会）来统管社会保障事宜，包括政策的制定、保费的收缴、养老金的发放等。政出多门、交叉管理的现状应得到彻底改变。在统一政策指导下，强由社会保障部门委托其他部门或地方政府代为行使个别管理职能，以减少政府开支。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篇5

一、中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衔接的社会效应

1.消除城乡壁垒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推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是消除中国社会城乡壁垒的突破点。

改革前中国工业化的积累主源始终没有转移到轻工业和基础工业上去，一直由农业和农村肩负这一重任。有关研究表明，从1952年到1990年，中国农业通过税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储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总量达11594亿元，其中，通过税收方式提供1527.8亿元；通过“剪刀差”方式提供8707亿元；通过储蓄方式提供1359.2亿元。1952年到1990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可见中国农民对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负担有多么沉重(冯海发，李薇，1993)。

以农业作为工业化长期积累主源的直接结果是，工业和城市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农业和农村的落后为代价的，农业长时间地作为工业发展的积累主源造成了中国非均衡发展的城乡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结构的强度一般用农业和非农产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度量，按美国数量统计专家库茨涅兹的统计研究表明，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09倍，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竟高达6.08倍，堪为世界之最。

为了保证城市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然要阻止农民大量地流入城市，为此而制定出严格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和城乡壁垒反过来又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扩大则需要更严格的城乡壁垒。这种恶性循环，最终使中国城乡关系达到了一度“隔绝”的严重程度。

城乡壁垒严重地抑制了生产要素和社会产品的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由于城乡壁垒，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受限更大，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统一限制了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现在，多种限制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松动，但在总体上仍是“二元”的，是不公正的。

城乡壁垒也是使中国在三十年间多出生了一亿人口的重要原因。城市中生儿育女的高成本使城市生活对生育具有强大的遏制功能。大量的人口被强行束缚在农村，遏制生育的功能当然无法发挥。正如美国的哈尔·约翰逊教授所言，中国为城乡壁垒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此外，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缓慢也致使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城市的辐射功能发挥受到严重的限制，使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强，从而又抑制了农村的发展，并因此形成恶性循环。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是消除城乡壁垒的突破点。城乡壁垒存在的症结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以及与这种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食品供给、就业安置、住房福利分配、子女免费或低收费入学、医疗社会保障和其他的补贴、退休养老制度。国家之所以不能搬掉这个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绊脚石”，可能是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的考虑：一是一旦彻底取消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将意味着一大批农村的流动人口会涌入城市，这可能会给城市的公共设施、安全以及就业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个理由也正是前几年关于民工潮问题的争论中反对农民进城打工一方的主要观点。事实证明，在合理的疏导与管理下，各种麻烦和副作用远非想象的那么大，利弊之争已成历史，千百万民工在城乡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第二方面的考虑则是户籍制度取消后，涌入城市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怎么办?谁来保障已离开土地的农民在生命波折期的基本生活?政府应付城市职工年老、疾病、失业等基本生活保障尚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又怎能顾及刚进城的农民?而进入城市的农民不能不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否则就会产生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民窟、犯罪、教育和卫生等等。可见，社会保障已成为攻克户籍制度的最主要障碍，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建立合理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机制已成为消除城乡壁垒的突破口。

2.推动工业化进程

当今世界，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都仍然处于核心地位，人们往往把近代的经济发展过程同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把经济发展过程称为工业化过程。“知识经济”的提法尚不足以动摇工业的地位，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形态。一般地，经济学家用工业化程度描述分析和判断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工业化的进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按工业化程度可以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国际上通常用以下指标加以衡量(见表1)。

从中国工业化的前两项指标来衡量，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只达到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和城镇人口的比重还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一些专家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城乡壁垒、所有制体制、分配体制、流通机制等政策人为地拖后了(Cameron,1996;Neumann,1996)。

以中国的乡镇企业为例，中国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对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壁垒的反弹。乡镇企业是在城乡的夹缝之间、在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机制调节之下迅猛而又艰难地成长起来的。它难免带有自发性、滞后性和盲目性。由于从劳动力到其他生产资料都是就地取材，乡镇企业的工人主要是当地农民，离土不离乡和农工兼业的现实选择使乡镇企业在布局上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有关资料显示，全国乡镇企业集中在县城的仅为7％，其余的分布在自然村。乡镇企业的这种格局使其发展后劲不足，而且对乡村的环境和耕地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南方的一些城市与乡村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城乡”界限。生产力低效和环境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曾有学者建议，把散布于广阔原野上的乡镇企业集中到附近的小城镇里去，从而“一石三鸟”——既促进小城镇工业化的发展，又可以还乡村以自然优美的环境，特别是保护耕地和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但是，这种思路在实现过程中有着一定的难度。原因是除了利益分配上的因素(即村行政部门不愿意将利润相对较高的乡镇企业转移出自己的辖区)之外，更主要的是，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因为土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功能现在还是无法替代的。

结论当然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将对乡镇企业规范化和对小城镇的发展这一“三尺冻冰”起到“融化”作用。

3.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根据俞德鹏先生对25个经济大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大国回归模型：

其中：X：用购买力平价法的人均GDP

Y：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1998年我国人均GDP为6374元，按1990年的不变价和世行1990年购买力平价比例(1元GDP=1.2508国际美元)计算出X的值并带入模型，得出Y=68.23％，即表明，按其他国家的经验估计，GDP达到6374元时，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8.23％，而1998年，我国城市化实际水平为30.4％，偏离率为55.44％，城市化已经严重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合理化解中国的城市化难题，使人口城市化过程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过程同步，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以推动农业人口的城市化。要给进城的农民提供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在一个地方工作，而不是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串来串去，给交通治安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可以借以解决民工在城市中没有责任心和归属感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因为社会保障(比如其中的教育保障)也有利于城市农民工的下一代健康成长，这样就避免产生一些国家大受困扰的贫民窟和贫民文化问题。农村人口不能城市化的现实为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埋下了隐患。

4.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中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是以农村为突破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各种投入要素得以更有效地利用，农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农业剩余大量增加，明显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农村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朝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奠定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1984年，改革由农村到城市全面铺开。随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再一次注入了生机，农村经济再一次取得了质的飞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向三元结构转变。

但90年代初，农村制度改革的效力基本释放完，在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农业的发展反而停留于徘徊乃至回落状态，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再一次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农村和农业期待着新的改革内容。下一步怎么办，理论界可谓见仁见智，农民却反应冷淡，在操作上困难颇多。

1998年10月14日，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十条方针和若干目标，认为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决定着整个改革事业的成败，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观察农村、农业及农民，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绝对不应局限于农村改革的小圈子，而应从农村与城市共同发展的宏观角度思考问题。农村一系列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农村人口太多，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其他产业，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业化进程受阻。据不完统计，1978～1997年，向乡镇企业和城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约2.2亿，其中80％以上是兼业型转移，他们与土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农闲进城务工经商、农忙种田。农民兼业型转移的直接后果是土地规模经营的小型化。而无法实现专家学者多次向有关方面进言的“规模经济”、“规模经营”和“适度规模”。有关资料表明，中国现有2亿多承包土地的农户，户均耕地仅0.46～0.53公顷左右(李郁芬，1996)，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一直都是一个既不可望更不可及的梦想。农地的规模偏小，规模经济和适合大农场操作的农业技术和先进设备无法发挥作用，按市场规律理应自然出现的升级在农业上无法完成。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农业总体上始终跳不出一家一户吃饭农业的小圈子。这也是美国的莱斯特·布朗先生为中国农业和粮食操心的历史背景之一。

农业改革的徘徊不前是农民收入偏低，教育、健康水平落后，人口激增，农村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由最突出的表现来分析，如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分离出去应该是中国农村经济取得再次飞跃的突破口。对此存在几种说法，一种是在国家确定农村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政策出台之前出现的思路，即再进行一次“”，把土地生产率不高的农民，主要是不以耕种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和年老体弱的农民耕种的土地收归集体，然后再承包给种粮或农业大户。另一种思路是赋予农民农村土地所有权，然后让农民自然分化，无力或不愿耕种土地的农民可以把土地卖掉从而获得一定的收入，而愿意并有能力耕种土地的农民则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获得大量的土地，从而达到土地的集中经营。第三种思路是仍保持国家目前农地国管私用的状态，让农业土地的集中经营顺应农村经济的自然发展，一旦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已经大部分脱离了农业生产，他们自然会把土地交给集体进行集中经营并从中获得比自己耕种高一些的收益，正如广东和浙南的一部分富裕农村所发生的那样。

前两种做法除存在敏感的政治问题外，还缺乏可行性。因为目前农民手中土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功能没有替代物。农耕社会下土地的多少、土地制度决定着农民的富裕程度和社会地位，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果说这个命题在改革之前对农户来说还不那么直接的话[1]，在今天，农户作为基本是独立面对市场的经济细胞，土地是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获得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主要依托。1996年之后，曾有地方试图收回农民手中分散的土地然后由少数村民承包，但立即引起了公愤。因为夺走土地就等于斩断了他们生命波折期的生活之源。

切断那些以务工、经商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与其拥有的小块土地之间这种若即若离的联系，实现土地的集约规模化经营进而实现中国农业的再次飞跃，关键在于社会能不能在土地之外给农民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通过对中国苏南地区土地经营方式的研究曾提出过“苏南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形态农业”的概念，他们的研究结果是：苏南地区作为中国最早的商品化、工业化的农村地区，农民兼业化的现象极为普遍。在苏南地区，虽然土地的让渡经营是存在的，但让渡的比重非常小，仅为15％左右，农民不再从事农业活动的主要原因是以城镇化或建设农村工厂为目的的征地。从主观上说，虽然谁都认为种田没有多少收益，但主动想转让土地的并不多。农民将农田种植视为一项必备的家庭经济。苏南的农民似乎比其他经济富裕地区的农民更多地具有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研究认为，苏南农民的恋农情结其实是一种“风险最小化”行为，即农民耕种土地不是因为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而是因为种田解决了家庭吃饭问题。虽然他们对于耕种土地的态度可能是非常不认真负责的，但土地具有生活最低保障的价值，因此，构成了农民心理的支持力。在实地调查中，不少农户解释仍然耕种的原因是种田不需要很多时间，虽然不能带来很多收入，但至少解决了全家的口粮，不用去买商品粮；也有人表达了对在工厂就业不稳定的担心，认为只要有土地，即使失业还可以保证生活，等等。

总之，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业从家庭经济生活的逐步退出和由风险最小化力量决定的对最低限度保障的土地的眷恋，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造成了苏南农业的现状，形成了“最低生活保障形态农业”。其特点为对农业收益的忽视、对农业投入的低动机、对农田耕种和维护的低效率和同时对解决生活口粮的土地的放弃，在总体上形成了家家户户耕种小块土地的小农经济的土地经营方式。该研究认为，只要实行适宜的农业制度，并通过相应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后顾之忧，苏南的农业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出新的面貌，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任远，1998)。

我们可以从苏南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形态的农业”扩展开来。农民以耕种土地作为自己的最低生活保障，是在当前很多农村地区工业化方式和水平下，农民“理性”地对农村生活风险环境的判断和行为安排，也就是说，农民对现有生活环境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朴素的传统方式的管理，然后作出了对未来理性的预期，并决定对风险合理规避的行为选择——保留自己手中的土地。

最低生活保障形态的农业不但具有小农经济的一切特点，而且还具有小农经济所不具有的对土地使用不负责任的低投入和低效率，这种状态显然与农业现代化格格不入，必然影响中国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对最低生活保障农业的改变，要求改变农民对生活风险的应付观念和规避手段，即推进农业现代制度创新，因此需要在农村保障体系中，建设能替代农民的土地保障的社会保障制度。

5.扩大国内需求

作为解决紧缩的重要政策，启动内需，除了启动城市的消费市场之外，另一条出路就是启动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农村市场的需求有极大的潜力。尽管最近五年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以年均5.4％速度在增长，到1997年末，全国农户储蓄余额已达9020亿元，再加上手持现金7200亿元，共计16220亿元，但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转化为现实支出。再从农村需要的满足程度看，除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外，大部分农村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还很低。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电冰箱8.49台，彩电27.32台，洗衣机21.87台，摩托车10.89台。1997年末，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10448亿元，只占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8.9％，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93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1.9％。

为使农民的需要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国内学者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减轻农民负担(林毅夫，1998)和向农村提供适合农民需要的产品上，比如像青岛海尔一样为农民制造除了洗衣服还能够洗土豆的洗衣机，但是，学者们却普遍忽略了或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村社会保障对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所能起到的作用。

对城市来说，在社会生活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扩大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首先需要“启动预期”，也就是说想让城市居民花钱买东西就得让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比较好，或者比较稳定。启动城市居民的预期最重要的途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让人们不再为未来储蓄太多的钱(吴敬琏，1998)。

对农村来说，也是一样，在农民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农民增加的收入很大一部分会沉淀到储蓄中去，而不是被消费掉。已有很多的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小于城市居民，所以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配合，不一定能取得理想的启动农村需求的效果。

6.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按保险理论和国际经验，现代国家必须在人口老龄化高潮到来的20年前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与健康保障制度，才能安然地度过白发浪潮。否则，必然会严重地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白发浪潮不但会在下世纪冲击城市，它同样会逐步波及农村。现在中国农村平均每8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到2050年，每两个半劳动力就要供养一个老人，4∶2∶1的倒金字塔形家庭结构是十分不稳的，将给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村带来巨大的养老、医疗压力和痛苦。

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空巢家庭”[2]的增多，“3859部队成为农村主力”[3]的情况将日益突出，农村的养老压力将是十分沉重的。

尽管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只是一些特定地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农村经济特定发展阶段的暂时现象，但它已经对农村的人口结构状况造成了影响。面对这种状况，政府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控制青壮年劳力的转移；另一个就是在农村建立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前一种选择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现实中也行不通，而后一种选择正是我们所提倡的，它为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

总体上，农村的老龄化速度低于城市，这为城乡养老压力形成了一个时差(见45页表2)，利用这一时差是中国迎接老龄化挑战的一个基本策略，而如何利用这一时差则又有两种选择：一是让青壮年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以冲淡城市的老龄化危机；另一个是建立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使中国养老压力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上得到转移、分散和缓解。前一种选择仍是站在城市发展的狭隘角度解决问题，城市老龄化压力的缓解以乡村老龄化压力的增大为代价，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占全国总人口比例较小的城市可以藉此度过老龄危机，那么白发浪潮席卷农村的时候怎么办?因此，在我们看来，后一种选择更具社会发展的战略眼光。

7.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从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分析，社会保障制度从工业延展到农业、从城市延展到乡村，也可以从历史和现实发展过程以及不同的理论解释中得到印证。按政治经济学派的解释，工农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促使社会保障无论是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还是从工农利益均衡的角度都会向城乡统一的方向发展。而按新古典经济解释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理论，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在城市和乡村以及在两者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城乡有机衔接的、甚至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更好地借助政府的力量(更满足大数法则的要求，更好地避免道德风险和逆选择)在完成风险有效分散和损失分摊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稳定，以及在生产体系之外，在更大的范围内通过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功能达到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二、衔接时机的选择

社会保障制度从工业延展到农业、从城市延展到乡村，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后的必然产物。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从1883年针对工人的《疾病保险法》出台到1957年农村年金制度的建立相差74年。日本城乡健康保障制度建立的时差为34年，养老保障制度的时差为30年。从总体上来看，世界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几乎都不同步，时差的存在是正常现象。此外，世界各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动因也不完全相同，各有目标。值得注意的国际经验是健康保障制度从城市延展到农村的时差较短，而养老保障制度则较长，这可能与健康保障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有关。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时，农业GDP的比重都在10％以下，这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见46页表3)。

因各国的国情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时间顺序当然就有所区别。中国城市社会健康保障制度比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只早了8年的时间，而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到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总的覆盖率不足10％。1998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18.11％，按国际上的经验，中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似乎还为时过早，但分析一下我们的具体国情，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大多数国家，正规的社会保障体制在农村和城市的作用有所区别，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工业国，农民(Farmer)明显比城市普通居民(普通雇员、工人)拥有更多的财产。一般来说，农户不但拥有他们耕种的全部或部分土地，而且拥有相当可观的牲畜和农业机械。这些财产是可以随时变现的。在这种状态下，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一种公民权利的体现(D.G.Johnson,1998)。当然，从政府财政的角度，农业和农民因此也自然而然的成为社会保障税的一大税源，所以，即使是在农场经营者拥有土地的高收入国家，农村居民也被逐渐地包容到正规的社会保障体制中，这在全球已经是一种大趋势。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土地是一种公有制，农村土地属于集体并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仅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民生病或年老后最需要钱的时候不能靠变卖土地以供所需。同时，几十年的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体制导致农民一生积聚的财富非常有限，大多数地方的老年农民都没有足够的积蓄来安享晚年，在国家提供的救济和养老院等福利设施对老年人的需要是杯水车薪的情况下，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只能落在家庭保障上。家庭保障在中国农村沿袭已久，它是几千年来自给经济的组成部分。这种传统的保障形式，一直是解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主要途径，至今仍魅力不减。以养老保障为例，据中国1995年对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由家庭养老的农村老人占农村老人总数的94.7％，家庭养老包括靠子女晚辈供养、由配偶供养及靠自己微弱的劳动收入来养老三种形式。靠配偶及自己养老均是出于无奈的权宜之计。在中国农村，还有劳动能力者只限于70岁以下的老人，在这一时期可自养。但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也就是说在老年这一时期度过的时间将越来越长。故自养的可能性将随岁月而消失，而岁月带给老年人的则是赡养需求的增加。同样，夫妻之间的年龄差距不会太大，所以夫妻之间的相互保障也非常脆弱，不足以依赖。老年人的生活保障主要还是靠子女或其他晚辈。

农村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使家庭功能从根本上不同于自给时代。以家庭为单位的封闭式的农业经济结构开始被各种乡镇企业和其他经济联合体所取代，农村居民生产、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代际之间在思想、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构成了越来越明显的“代沟”，大家庭不断地趋于解体，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家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据国家统计局1990年农村家庭调查中有关四川和辽宁数据表明，在8％的农村人口已进入老龄的同时，核心家庭占到家庭总数的73.25％，核心家庭的发展使得家庭保障在经济和感情交流功能上发生困难，家庭结构小型化，也使得老年人的家庭日趋缩小，辽宁省独自只与配偶共同生活的老年人比例高达12.7％。又据1995年中国对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明，不超过3人的老年人家庭，城市占56.77％；县镇占50.36％；农村占19.69％。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显效，家庭中“儿子”数目的下降，独立或只与配偶生活的老年人的比例还会上升，很多老年人会因此失去生活保障。家庭模式的改变，将大大削弱家庭保障的传统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就显得极为重要。

中国的健康指标不仅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而且已接近发达国家70年代中期的平均水平，被世界银行誉为世界卫生领域的奇迹。1950年发展中国家地区人口预期寿命是40岁，到1990年增加到63岁，中国1950年人口预期寿命是38岁，1990年达到60岁。另外，世界卫生组织采用DALY[4]测算疾病负担：1990年世界每千人的DALY为2596，印度为344，中国为178，亚洲其他地区为260，欧洲经济高收入国家为117。由此可见，按DALY指标来看，中国疾病负担水平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成功的记录。不仅如此，婴儿死亡率由新中国建立前的200‰下降到目前的31‰。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了望周刊，1996，59期)。但后来的情况却是：当亚洲的一些国家还在效仿中国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时候，合作医疗却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村解体了，解体的后果是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和地方病、传染病在一些地方的再度流行，国内外专家警告，如果再不重视农村的健康保障问题，中国在全民健康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领先地位正在或必将丧失。

因此，尽管统计的某些指标还没有显示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绝对急迫性，但世界经验告诉我们，未雨绸缪是上策。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是在殖民政府时期经济并不发达的时间建立的，日本则是在1964年二战的废墟上颁布并开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而突尼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目前尚未进入老龄社会，但该国60年代即开始建立了全国统一管理，养老医疗工伤合一，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宜早不宜迟，中国农村在温饱问题解决后，就应该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上下功夫了。

我们的思路是现在先把制度建立起来，保障水平并不一定要求很高，因为社会保障基金是要到若干年后才分期支付的，所以完全可以把积累起来的社会保障基金，尤其是养老基金投资于经济建设，再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缴费水平和保障水平，以形成良性的循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已经与国际劳动组织的有关条约存在巨大差距。比如，1933年国际劳动组织就把农村养老保险、残疾保险和遗属保险纳入了条约范围，而中国到目前为止也达不到其规定的水平。尽快弥补其中的差距，是我们这个逐步走上富强繁荣之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到的。

三、衔接模式设计

在现阶段，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应如何运作，其目标模式应该是怎样的，这就是下面所提出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从“二元到三维”的目标模式。

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已势在必行，但如果在现阶段就把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到与城市相同或降低城市社会保障水平都是绝对不可行的。那么一种既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又适合当前国情的、过渡性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我们设计的“三维”保障制度的目标。

1.三维基本框架

“三维社会保障制度”由“基本保障”、“补充保障”、“附加保障”这三个层次组成。其核心内容可以简述如下：

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统一的法定的基本保障。虽然基本保障层次低但范围广。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权享受。它保障的是全体公民在生命波折期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主要是公民老年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城乡预防和基本卫生保健(比如城乡妇幼保健和防疫接种疫苗等等)，城市和不同地区间保障水平可以有差别。费用由从全民征收的社会保障税支出。基本保障由城乡社会福利、城乡社会救助和城乡优抚安置或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组成。国家按一定的条件和程序发放和使用。基本保障采用受益基准制，保障基金的支付方式采用半积累半现收现付制。

建立省(市)级统筹的补充保障。该层次的保障水平略高，是基本保障的补充，保障范围包括所有企业(国有、集体、混营、合资、乡镇企业等)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及政府公务员。属于法定强制性保障。保障费用由企业和职工各按职工工资额的一定比例缴纳，政府部门公务员由财政和公务员共同负担费用，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方式。保障项目主要是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与在养老和健康基本保障之上的养老、健康保险等社会保险。补充保障采用混合制，保障基金的支付方式采用半积累半现收现付制。

建立以商业性保障为主的附加保障。该层次主要是为那些不满足于基本保障和补充保障的经济收入较高的公民提供保障，属自愿性质。保费完全自负或由个人愿意支付保费的雇主协商共同支付保费，但国家可给予某些税收优惠。附加保障采用受益基准制，保障基金的支付方式采用完全积累制。

由基本框架可以看出其特点是“就地起步，由低到高，多层次，高弹性”。

2.操作要点

为使以上构架具有可操作性，有效的管理措施至关重要：

建立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帐户的号码与每个人的居民身份证号码相同，即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与居民身份证号码相统一。公民无论到国内任何地方工作，都可以按规定由雇主和自己向个人帐户注入当时工资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障费，并可按规定程序和条件领取社会保障金。

所有单位，包括国有、集体、联营、股份制、外商投资、港澳台等经济单位、乡镇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和其他经济单位，雇佣劳动力(各类职工，包括农民工)超过一定期限后(比如3个月——与一般单位新职工试用期3个月相同)，雇主和职工个人必须向当地的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缴纳国家规定的、占职工工资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障费，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再按一定比例把缴款分注职工个人帐户和地区统筹帐户。

对于自由职业者、自营业者，因为没有雇主为其个人帐户注入资金，所以他们的补充保障主要是由自己向帐户缴纳，同时，政府给予较小比例的补贴。他们也可以选择采用附加保障的形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等。

对于从事种植养殖业的农民，也没有雇主为其帐户注入资金，他们的社会保障应该按健康保障、养老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救助、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三大块切开，养老保障和其他保障由基本保障与补充保障覆盖，并仍然要大力提倡家庭保障。在基本保障中，当农民超过一定年龄(比如说60岁)，国家开始向其个人帐户按年或月注入基本养老金，数额按当地的生活消费指数在一定的全国基数上进行加权计算，保证各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费用，资金来源于国家开征的社会保障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全国统筹，专款专用。

在补充保障中，如果农民受雇于人，比如在城市或其他地方打工或工作，超过一定时间后，雇主和雇工必须按雇工工资的法定比例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缴纳社会补充保障费，社会保障管理机构按一定的比例把缴来的资金分别记入雇工的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帐户，与城市的养老补充保障系统一样，在农民年老时，社会保障机构按农民个人帐户中的贡献发放养老金。

在附加保障中，农民可以以参加养老保险的形式或个人储蓄的形式获得附加保障。

为使在城市工作的农民乐于退出其耕种的土地，可以在国家新一轮土地承包期政策的约束内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比如，规定到2030年，本轮30年承包期结束的时候，如果农民在城市里工作的补充保障的帐户中已经累积了15年的工龄，那么农民就可以获得其工作超过10年以上的城市的户口，同时，不再拥有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因为他已经有15年以上的附加保障，再加上其本身的基本保障，养老等基本生活保障应该不成问题了。

如果以上设计能够成立，那么，农民养老中生活必需品等物质保障的供给就已经解决了一部分，剩下的还应发挥家庭养老的功能和老年农民自养的功能。

而对于农民健康保障，因为积累与运用的时间差较短以及管理、支付的程序复杂，则应根据各地的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发展合作健康保险或者合作医疗，国家用农民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中的农民健康保障税部分，通过地方的健康保险组织补贴农民在参加农村社区性合作健康的一部分保费，刺激农民参加健康保险，从而彻底解决农村社会健康保险试点中最关键的难题——收费难的问题。当农民转移到城市或其他地方，即可转入当地的社会健康保险，保障资金由本人和雇主共同缴纳。

三维保障制度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原则，把长期被排斥于基本保障之外的农民划入社会保障范围，而且不以降低城市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为代价，具有民意可行性。降低城乡反差定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中国东中西部农村人口进入老龄社会在时间上依次约相差10年。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都可按经济发展程度有所区别而不影响整个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从而使得三维社会保障具有人口学上的可行性；统一身份证的使用的及网络的发展，给三维保障制度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1.郭士征：《社会保障——基本理论与国际比较》，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2.李郁芬：“社会保障的二元结构分析”，《经济学家》，1994.4。

3.翟振武：“城乡一体化发展，削峰填谷、共同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人口研究》，1996.8。

4.[美]D.G.Johnson：“中国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成效与问题”，《美国农业经济》，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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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远：“关于苏南地区最低保障农业与农村保障体系建设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8.3。

7.王国军：“社会保障：从二元到三维”，《科技导报》，1998.8。

8.庹国柱、王国军：《保险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8。

9.Cameron,Neumann:EconomicEffectsofSocialSecurity,TheBokkingInstitution,1996。

10.Linda,K.J.,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JournalofEconomics,1998。

注释：

[1]在改革前的农村集体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可以依靠集体，农民的人身风险和农业财产风险都可以在集体(生产队或大队)内得以分散，其风险损失可以在集体内进行分摊，就农民家庭来说不直接依靠土地保障其在生命波折期的生活安定和经济安全。

[2]空巢家庭：指子女到外地工作，只有年龄较大的父母留在家里的家庭。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篇6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对社会保障理论进行了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揭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收入及源泉时,马克思指出:“这个不变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是处在各种会使它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中,……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已体现所追加劳动的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①马克思只是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对生产资料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的角度来谈建立保险制度,没有涉及灾害和事故对生活资料和劳动力所致损失的补偿问题。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所有,工人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如果发生了灾害和意外事故,对资本家来说,重要的是对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即生产资料所造成的损失及其补偿,至于可变资本,则是用来购买工人的。工人的伤亡对资本家来说并不构成对再生产的威胁,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一支强大的产业后备军,当工人伤残了可踢出门外,死亡了可换一批。因此,马克思只从不变资本物质形态遭损的角度谈建立保险制度就绝非偶然的。然而,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处于“会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之中”的,而且生活资料和劳动力也是经常处于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之中。由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对生活资料和劳动力所造成巨大损失或损害,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②因此,国家有必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描绘未来社会的宏伟蓝图时,不仅提出要对生产资料建立保险制度,而且论述了对劳动者也要建立保障制度。早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就提出:“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也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保障制度。2、阐明保险基金的来源。马克思认为,不管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保险基金最终都是来源于社会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他指出,为了补偿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致的经济损失,“利润的一部分,从而只体现新追加劳动的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④又说:“保险必须由剩余价值补偿,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⑤恩格斯也说过:“防止‘损失’的保险费确实是从剩余价值中提取的,但它算在利润之外”。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⑦“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⑧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保险制度,而且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总产品的一种扣除。这部分扣除是人们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因为这种扣除必须是在除了维持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和社会简单再生产还有剩余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进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生产是劳动人民为自己创造财富的手段,因而社会主义生产是劳动人民自己的生产。作为社会再生产不断进行的重要保障的保险基金,对劳动者来说是必要的,因此创造保险基金所花费的劳动也是必要劳动。这种从阶级观点来分析的必要劳动,从社会生产一般观点来看,同时又是维持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和社会简单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之外的剩余劳动。3、阐述社会保障的分配。马克思指出,社会保险基金的扣除,“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根据现有的资料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⑨即社会保障规模取决于社会剩余产品的价值量和社会保障物品的可供量,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因此,社会保障分配要遵循适度的原则,既要体现社会保障的功能,又不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4、阐释社会保障的功能。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保险制度具有两大职能:一是“分摊损失”职能。“补偿风险的保险费,只是把资本家的损失平均分摊,或者说,更普遍地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分摊。”⑩剔除其资本主义性质,即是说社会保障把个人的风险及损失分摊到整个社会,由社会承担。二是“补偿损失”功能。“这种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为收入来消费,也不一定用作积累基金的唯一部分。它是否事实上用作积累基金或者只是用来补偿再生产上的短缺,取决于偶然的情况。”○11保险基金的特殊功能在于它既不用于直接消费,也不直接用于积累,而是用来补偿风险造成的损失。保险基金是否可以用作积累,取决于风险何时发生以及风险发生后所造成经济损失的程度。如果用于补偿损失后还有剩余时,也可以用作投资。因此,保险基金用于积累是偶然的,用于补偿风险是必然的,是保险基金固有的功能。5、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社会保障属分配范畴,是对部分剩余产品或国民收入的一种特定的分配和再分配,是一种特定的分配关系,它具有社会属性。马克思说;“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12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社会保障是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其性质由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是社会生产关系在社会保障领域的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从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本质看,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根据资本的共同利益和需要,通过社会保障的形式保证劳动力再生产而已。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们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13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中也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实质,他说,这是资产阶级从工人身上掠得一只火腿,丢还给工人一根香肠。从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支出看,它是工人阶级劳动力价格的一部分,采取同劳动无关的政府恩惠的形式,从而造成国家福利的假象。社会保障基金包括三个来源:一是工人缴纳的保险税。这种保

列宁创建并领导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阐述更加明确和完善。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应遵循的原则:“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这种保险是根据下列原则建立的:(一)工人在下列一切场合(伤残、疾病、年老、残废;女工怀孕和生育;养育者死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失掉工资时国家保险都要给工人以保障;(二)保险要包括一切雇佣劳动及其家属;(三)对一切被保险者都要按照补助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助,同时一切保险费都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各种保险都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按区域和被保险者完全自理的原则建立。”○14这系统包含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第一,保障项目。社会主义保障具有保障范围广、项目多的特点。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还有对残疾人以及寡妇孤儿所设的各种救济项目。第二,享受对象。包括一切的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不论劳动者身份和企业性质的区别,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各种保障,这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第三,支付标准。津贴支付以劳动者的全部工资为基础,按照补助全部工资的原则发放,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第四,基金来源。保险费由企业主和国家两方负担,劳动者个人无须缴纳保险费。第五,管理机构。由国家建立统一的保险机构管理各种保险业务,以便各项保险基金的统筹安排,同时可以防止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互相扯皮的官僚现象,从而减少保险成本。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根据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盈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15因此,1948年1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时劳动保险条例》。这为建国后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同志指出:“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16“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17因此,在企业中建立了失业救济制度。因为当时把失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认为我国失业是由于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暂时出现的现象。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就取消了失业救济制度。建国后,为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1951年2月26日,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简称《劳保条例》),实行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险立法。《劳保条例》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对保险费的征集、保管和支配、保险的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事业的执行和监督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此外,还制定了关于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时期,由于“”的干扰破坏,《劳动保险条例》被视为腐蚀工人的修正主义的条例,管理社会保险的专门机构被撤销,社会保险基金的征集、管理调剂使用被废止,整个社会保障事业处于混乱状态。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也被忽视了。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建国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作为理论基础,沿用原苏联的“国家统包”模式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改革旧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保障制度。因此,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也广泛开展起来。其主要理论成果有:1、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而逐步提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改革开放至十四大前。这一阶段,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逐渐改革,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试点等改革阶段。这时,企业很少破产,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不明显,因而对社会保障作用的认识不足。(2)十四大至十五届五中全会。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必然使企业有生有死,经营不好的企业要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因此,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1994年朱钅容基同志在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上指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的配套改革”。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破产难,《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难以执行,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保障体系极其脆弱,破产企业的职工难以安置。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因此这一时期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国企改革的配套措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3)十五届五中全会至今。2000年召开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指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这已经不是把社会保障制度仅仅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而是把它放在经济体制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加以定位。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从我国现实情况看,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产业结构处于大调整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处于关键时期,特别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朱钅容基总理在2000年5月召开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座谈会上指出,“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实践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是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2、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具体设计。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在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的基础上,在苏联国家保险制度的示范下建立起来的。其中包括:(1)国家保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公费医疗、工伤及生育保障、国家救济、国家福利事业、军人保障、物价补贴、住房福利、教育福利等);(2)企业保障(职工劳动保险含:退休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与生育保险等,职工福利,职工生活困难补助等);(3)乡村集体保障(农民合作医疗、“五保户”制度、军属优待、集体救济等)。其特点是以国家为直接责任主体,以就业保障为核心,劳动分配与福利分配相结合,并按照城镇与乡村二元化方式进行设计和实施。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体制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丧失了计划经济和乡村集体经济的基础,因此必须进行改革,重新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新型社会保障框架包括:(1)社会保险: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公务员养老保险、农民养老保险;(2)社会救济:自然灾害救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乡村“五保”制度等;(3)社会福利:全民福利、残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妇女儿童福利、军人福利、教育福利、住房福利;(4)优抚安置:军人抚恤、退伍军人安置、军属优待等;(5)社会互助:社区互助、民间机构互助等;(6)其他制度:公务员医疗补助、住房公积金等。尽管到目前为止,这种体系仍然存在着城市与乡村壁垒,但其制度安排却是以项目的保障性质来划分的,它摒弃了原有制度的封闭性和受益者的身份性,体现了新制度的社会性和平等性。在新型社会保障的道路选择和技术策略方面,十五届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要加快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将社会保障置于经济的内生环境中,考虑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体现了社会保障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社会保障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原则。在资金筹集方面,建立可靠、稳定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筹措机制和有效营运、严格管理的机制,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模式,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在管理体制方面,实行税务机关征收、财政管理、社会保障部门委托银行发放的收支两条线、服务社会化的管理体制。这一制度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逐步完善起来。总之,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从理念到制度安排的发展过程。它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同时又不断为社会保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注释:

①②④○11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958、536、958、958•

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4•

⑤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198•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人民出版社,1976•444•

⑦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9、9-10、9•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第3册),393-394•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9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568•

○14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M]•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449•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篇7

一、批判资产阶级只顾资本增值不保障工人的利益观，从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立场上阐述了社会保障供给的必要性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必要性的时候，他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中得出结论的。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时，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及其代言人从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只是关心他们的不变资本的保值，只是从意外事故对不变资本：生产资料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的角度来谈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关心可变资本：劳动力所带来的损失的保障问题。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而劳动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资本家“外在”的东西，而且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规律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产业后备军，所以用来购买工人的可变资本即活劳动的损失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构不成现实的威胁。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一旦发生了灾害和意外事故，对资本家来说，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对不变资本的保障。马克思在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后，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认为在工业制度条件中，可变资本面临风险的不确定性更大。他认为“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而且工业生产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对于工人健康的损害更大。因此，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有责任向全社会供给社会保障制度。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生活和发展的,制度无论对于社会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都带有根本性。作为保障人的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解放、谋求发展、谋求福利，把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社会保障就是无产阶级谋求社会整体福利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保障是社会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这就是社会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两种生产”理论，其中论及社会保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写道：“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劳动者的生产劳动过程是一个消耗自身体力和智力的过程，是把自身的体力和智力凝结为价值的创造过程。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转,首先就要保证在生产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为了实现创造价值过程的延续，就必须运用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一系列手段来延续劳动力，满足人的需要，在此过程中，社会保障的补偿机制和保险机制显然十分重要。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即使在同样的社会制度下，由于存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其社会保障也具有不同的“面孔”，甚至在同一国家同一制度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不同的特点。简单再生产时期,劳动者遇到丧失生活来源的风险时,主要依靠家庭保障来度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提高，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包括了一系列教育、培训、医疗等费用支出,劳动者所经受的多种风险,家庭保障已不能承受,这时候必须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不至于中断和受阻，必须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劳动力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延续和提高。由于劳动力再生产还存在一个代际延续问题，社会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养老保障和生育保险的需求。由此可见，社会保障是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与社会保障的关系论述对于我们确定社会保障的范围具有指导意义。

三、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是工人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扣除社会保障费用既可防范风险，也是在财富再分配上体现真正的公平

社会保障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而且社会保障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后指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是社会保障资金的唯一来源。在发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后，马克思进一步对剩余价值的补偿和保险功能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资本家为了对实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连续不断的追求，“在不变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是处于各种使他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中，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充当社会保障基金”。（《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900页）这部分基金“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也是必须继续存在的一部分。”（《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958页）恩格斯也说：“防止‘损失’的保险费确实是从剩余价值中提取的，但它算在利润之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9-10页）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不仅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而且还要设立“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马克思认为社会保障基金是对社会总产品的一种必要的扣除，而这部分扣除是包含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之中的。从剩余价值的角度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进行分析，目的是为了指明工人的保障资金并不是资本家的“慈善”基金，而是工人自己创造的和应有的。马克思认为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劳动者个人时,应首先扣除社会保障费用的论断也说明：在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社会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扣除社会保障费用是在财富的二次分配问题上体现真正的公平。这种公平性在于维护和延续社会有机体的生命力，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收入转移,对低收入者或无收入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减少社会成员的风险,起到社会稳定器和安全网的作用。

四、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不懈斗争是催促社会保障诞生的动力

当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并占据着政策、经济的统治地位之后，新兴的无产阶级也在成长和壮大起来。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热情地指出，“这个产业革命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劳动者在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曾经采取过直接破坏机器的行动。科学社会主义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无产阶级贫困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必然结果，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和私有制，工人受剥削造成的贫困才能消灭。马克思社会贫困的原因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开展斗争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资产阶级统治者当然本能地仇视这一理论；但在其理论威力震慑之下和无产阶级的坚决斗争下，又不得不作出一定的退让，出台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总结斗争经验并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启示之后，工人阶级遂能“不以物质生产资料自身而以物质生产资料之剥削形态为攻击目标”，（注：《资本论》，第1卷，第521页。）由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无产阶级强烈要求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求保护自己的权益，从而推动了进步立法的出现。劳动者争得了合法地位之后，利用工会集体力量不断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于19世纪初开始制订工厂法（劳动法的初期形式），以后逐渐扩大工厂法的内容和实施范围，并创立劳动保险立法。可见，以保护劳动者权益为主旨的法律出现，并非单纯出于资产阶级的恩赐，而是与劳动者的斗争分不开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般说来，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84页。）

五、社会保障在服务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后指出，从资本家建立社会保障的初衷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两大功能：一是社会和政治稳定功能。“补偿风险的保险费，只是把资本家的损失平均分摊，或者说更普遍地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分摊。”也就是说，通过社会保障机制把个人的风险通过整个社会来分散和弱化，由社会分散承担，这是符合统计学的概率规律的。通过社会保障手段，稳定社会秩序，从而实现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控制。二是“补偿和恢复”功能。从社会保障基金的支配和用途来看，马克思认为“这种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为收入来消费，也不一定用作积累基金的唯一部分。它是否事实上用作积累基金或者只是用来补偿再生产上的短缺，取决于偶然的情况”。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保障基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具有特殊的调节功能，这种功能的运用和发挥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状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社会保障一方面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和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需要，同时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维护了工人阶级利益。

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保障的实质，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方向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社会保障/模式/框架设计

【正文】

社会保障模式是从战略高度上对一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基本规定性和主要运行原则的理论概括，它反映了一国在某一历史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战略方向。从当前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状况来看，已经形成了澳美模式、瑞典模式、德日模式三大体系，这三大体系的社会保障模式都是以生产力的高水平和高度市场化为基础，难以照搬照用到我国。从我国理论界的研究情况来看，理论界也提出了阶段型重点保障模式、经济效益优先模式和社区模式等。这些模式虽然都有其合理性，但却都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难以作为一种战略模式而存在，而且这些模式的框架内容设计也不太符合中国实际。根据社会保障模式选择的一般规律，结合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笔者认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模式应当是多元协调模式，这种模式的关键是根据我国国情，建立一种在农村与城市项目有别、组织方式各异、近期发展方向不同的目标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国家政府在分散组织实施的基础上，进行集中管理与统一协调。本文主要针对这一模式的特点，对其框架设计作以具体分析。

1多元协调模式框架设计的原则

多元协调模式的框架设计，主要针对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及长远发展目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项目内容、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合乎规律的方案设计。因此，设计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1）适度原则。也就是多元协调模式的框架设计既要立足于国情国力，维护社会公平，又要不影响效率。一方面保障项目的内容、范围和水平，不能脱离中国实际，不能超前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广大群众的现实消费水平；另一方面也不能滞后于现有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一定要保持适度。

（2）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原有社会问题依然存在。新的问题如失业、阶层分化、贫困化和老龄化等社会风险在不断增加，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依靠社会保障改善生活质量的需要日益迫切。因此多元协调模式的框架设计要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走循序渐进的道路。

（3）层次性和专用性原则。所设计框架中的每一个项目都解决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若干项目共同解决一类社会问题，不同形式、不同功能的模式在国家主体的管理与协调下构成多元协调模式，并促使这一模式向社会化、一体化方向发展。

（4）整体性原则。因为多元协调模式是一个战略模式，因而其框架设计要从整体上把握。一方面项目内容设计要突出重点，又要有全面性，涉及到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框架中的各个项目之间要有关联性和互补性，通过关联使各个项目有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共同形成市场经济运行的安全网络。

（5）动态性和开放性原则。框架设计要体现出多元协调模式是一个动态模式，因而必须坚持动态性原则。一方面其框架内容是发展变化的，城市的项目虽然已经较为全面，但其子系统将随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农村的项目虽然还不健全，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将会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消失，农村模式和城市模式将会逐步趋于统一，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将逐步向城市模式转化。

2多元协调模式的框架设计

根据上述对多元协调模式框架设计的基本原则的分析，并吸收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这里谈谈笔者对多元协调模式框架设计的要点。

2.1多元协调模式的构成

多元协调模式主要是由农村社会保障和城市社会保障两大块组成：（1）城市社会保障：以社会保障为重点，社会福利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制度，提高效益，保障对象是城镇所有劳动者，保障方式是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资金由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分担。资金运行目前主要由现收现付制向半资金积累制转变，并逐步向积累制过渡。保障性质为强制性；（2）农村社会保障：以社会救济和社会扶贫为基础，逐步发展社会保险项目。它目前面临的任务是填补空白，健全项目。保障方式以家庭保障为主，与社区扶持相结合。资金来源是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资金运行是个人储蓄积累制。保障性质为自愿性。2.2城市社会保障模式的框架设计及子系统

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重点项目已较为齐全，目前主要以完善制度、提高效益为中心任务。以社会保险为中心工作，逐步提高福利水平。其框架设计如下：

（1）城市社会保险子系统：这是城市社会保障的核心。它对城市劳动者的工伤、失业、养老等后顾之忧的解除、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都有重大作用。其内容包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残疾保险和财产保险。

（2）城市社会救济及子系统：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其地位已下降，但它能解决城市贫困无依者和灾害殃及者的生存问题，因而完备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不可缺少这部分。主要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残病救济、失业救济、孤老救济、孤儿救济。

（3）城市社会福利及子系统：这是城市社会保障未来发展的项目内容，它是和国家、社会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提供服务相联系的。其内容包括：残疾人福利、老年人福利、儿童福利、妇女福利、职业福利、教育福利和社会补贴。

（4）城市社会优抚及子系统：这是对军人家属的一种特殊保障，它是完整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项目。其内容包括：军人抚恤、军属优抚、军人安置。

（5）城市医疗保障及子系统：这是国家和社会为国民的健康与疾病提供防疫、保健及医疗服务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消费结构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人们普遍追求社会保障和安全，因而在医药保健方面的支出有所上升。所以，在城市模式中也应包括医疗保障及子系统。其结构为：全民保健保障、特殊医疗保障、疗养事业、护理服务等。

2.3农村社会保障的项目设计及子系统

这一块是多元协调模式中最薄弱的环节。目前只能以“求”定“供”，设置一些急需的项目去解决农村社会结构变化以后所形成的新问题。保障标准不可能很高。主要项目有：

（1）农村社会救济及子系统：主要是针对农村中因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残疾、孤老等问题的救助项目。其子项目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特殊救济等。农村的社会救济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因为大部分农村人均收入低，在灾害面前很难自我保障，因此国家应承担起主要责任。保障对象是灾祸殃及者或丧失劳动能力者。

（2）农村社会保险及子系统：这是农村社会保障系统的主要内容。它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灾害保险（对灾害造成的损失进行保险等）。在这个系统中以养老保险为核心，医疗保险为补充，逐步发展灾害保险。因为养老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农村人口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在这一部分中可以采用以家庭保险为基础、社会保险为支柱、自我保险为补充的模式。

（3）农村社会福利及子系统。这方面现阶段的地位次于其他方面，大部分地区尚不具备建立的条件，但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将来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其结构为：农村残疾人福利、农村教育福利、农村社区服务和农村产品价格补贴。

（4）农村社会扶贫及子系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地提高，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贫困户和贫困地区。为了保障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将社会扶贫纳入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这就要求我们要转变观念，形成“六位一体”的扶贫，即思想扶贫、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资金扶贫、改革扶贫。通过“六位一体”的扶贫提高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

【参考文献】

1卫兴华魏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篇9

一、导论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二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阶段，它标志着福利型社会保障思想的确立，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三是西万社会保障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它表现为当代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理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T．Beveridge）在1942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已说明：“社会保险应旨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深险计划去解决。他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付难交纳保险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西方对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笔者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问题。

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西方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因而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肯定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将其归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将其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保障的功能就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无限扩大“福利国家”的功能，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危机和“福利国家”论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了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特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社会保障理论范文篇10

中国20多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适应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由“国家—单位制”向“国家—社会制”的转变，扩大了社会保障覆盖面，使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项目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并逐渐扩大到城镇各类所有制企业职工，做到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多元化、社会保障管理社会化，逐步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积极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工作。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既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更好地构建自己的社会保障理论提供了充足资源。

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人们对社会保障的认识存在偏差，不是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而是仅仅从解决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角度去理解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与原则、内容和目标、结构及功能、标准与覆盖面等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分歧和争议。而这又反过来直接制约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实践，使得我们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进展缓慢。

分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出现的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20多年来我们对社会保障理论建设重视不够。特别是只重视西方现成的社会保障理论，不重视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常常采取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困难为目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地制定各种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没有努力建立自己的社会保障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

忽视理论建设的另一面，就是过分强调社会保障的实用性，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社会设置中具有独立性质的制度安排。于是，当经济结构转型导致大量下岗职工时，我们才考虑对这部分职工进行生活保障；当老工业基地出现大批离退休职工而原有企业又无力提供相关保障时，我们才意识到加快社会保障社会化改革；当大量农民工涌进城市出现许多社会问题时，我们才考虑如何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以及子女教育等保障措施；当部分群众看不起病时，我们才考虑如何健全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制度、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分重视实用性的社会保障，必然带来实际工作中的被动。缺乏理论上的前瞻性，就没有实践上的主动性。

中国社会保障理论建构中存在的问题

回顾以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可以发现，我们在理论构建方面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一是抽象地肯定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公平基础，把它简单地移植到中国社会保障理论构建当中来。自工业革命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普遍强调生存性或救济性公平理念，认为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能够提供维持民众生存最低限度的收入，确保任何一个参保人员“即使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社会保险提供的基本生活最低收入也足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上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解决了贫困问题，西方社会保障所注重的公平才逐渐由原来的生存性公平转向发展性公平，从原来的救济性公平逐渐转变为体面性公平，强调作为一种社会福利的社会保障应当是“高水平、广覆盖、无差别”，保证每个人“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这种社会保障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导致有的国家不得不进行“痛苦的改革”，有的国家试图以新的公平理念重建社会保障理论。这表明，作为社会保障基础的公平从来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可是，在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中，我们片面地理解社会保障的公平基础，总是试图寻求那种绝对的公平，照搬西方国家的体面性公平，忽视了实现这种公平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基础，忽视了社会公平的民族差异性及其他属性。事实上，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当代中国，我们不可能建立起高福利、彰显体面公平的社会保障理论，只能够构建一种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需求、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和谐发展、体现“底线公平”的社会保障理论。否则，很容易使我们患上贫穷国家的富贵病。

二是过分依赖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派别和理论内容。应当看到，无论是新历史学派、凯恩斯主义、贝弗里奇主义、新剑桥学派、新自由主义以及“第三条道路”，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甚至未来学派，都是西方学者或者根据本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或者为解决本国当时的民生问题而形成的理论派别。总体上看，这些形态多样的理论派别实际上都有其独特的时代性，明确的针对性以及鲜明的国家性特征，不仅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社会保障理论派别，而且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出现了不同的社会保障理论形态，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理论形态始终一成不变。因此，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派别只具有相对合理性，它们不可能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

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保障理论

我们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保障理论，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社会保障百年来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不是简单地否定中国20多年来的社会保障实践探索，更不是按照玄思冥想的方式去建立什么宏大的理论体系，而是运用科学的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厘清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理论概括与理论升华，形成自己的社会保障理论，以此来解决我们的社会保障问题。为此：

一是要以解决民众最基本生存问题为主要出发点，把“底线公平”作为建构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保障理论应当体现为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主要解决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如吃饭（就业）、看病、教育以及住房等方面，因为这些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要公平对待相对贫困以及其他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努力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最起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让他们能够得到社会的保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