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上市范文10篇

商业银行上市范文篇1

（一）对自身的意义。我国城商行资本金补充率普遍较低，资本金补充机制也很不完善。城商行大部分通过留存收益、股东以部分红利注资等渠道补充资本，其增资扩股不仅受到自身经营状况的限制，而且受到监管当局严格的审查。应对这些问题虽然有很多办法，比如政府注资、引进民营资本、业务联合重组和跨区域经营等，但是就当前形势来看浅论城市商业银行上市□郑碧娴摘要：伴随着中国金融的发展，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城商行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在不断提升，已经成为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目前城商行发展存在诸多障碍，如资本约束、地域限制、不良资产等。因此，被称为银行业第三梯队的中国城商行的改革迫在眉睫。本文从城商行发展的瓶颈因素分析入手，提出城商行上市的必要性及上市行为建议。最有效的应对措施就是上市。通过发行上市，城商行可以动态考虑资本金与资产规模扩张之间的平衡制约关系，在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前提下，灵活运用新设机构、并购等方式，突破目前城商行经营的区域限制，实现跨区域经营。

（二）对金融业及地方政府的影响。城商行一直是银行业中不被看好的小字辈，规模小、受地域限制、资产质量较差、员工素质参差不齐，而且大多数城商行业没有国外注资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为其不良资产埋单。因此不少城商行的增资扩股工作很难开展，长期备受资本充足率不达标问题的困扰。随着商业银行上市后的价值得到充分发现，国内的企业家和外资企业会开始意识到城商行的价值，可以为他们自己带来更多的产业投资机会。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北京银行的上市不仅在城商行群体中掀起巨浪，而且还对全国性商业银行带来不小的冲击。

二、对城商行上市行为的建议

（一）博采众长，积极开拓中间业务，发展优势领域。鉴于城商行起步晚，发展滞后的现状，城商行应该加强自己的学习，向其他发展良好的中小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学习其在国内发展的成功之道，同时，要积极学习和印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硬件方面，积极开发引进先进的系统、设备，为日常经营活动做最好的准备；在软件方面，要积极引进人才，培养发展内部员工，学习新的技术和理念，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使员工素质得到最大提升。在提升软硬件的同时，还要积极开展中间业务，努力开辟自己的特色领域。目前中间业务对银行业来说都是个具有很大潜力的领域，没有哪家银行一家独大，而这对于城商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此，城商行必须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改进对客户的服务，推进银团贷款，改进盈利结构，不断提高规避风险和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金融业为社会经济服务、为消费者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二）加强公司管理，优化资产结构，降低不良贷款率。城商行完善自身最重要的就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公司管理。在公司结构完善的前提下，完善资产配置状况，优化资产结构，减少不良贷款。同时，必须防止在降低不良资产时弄虚作假，要严格按照银监会的贷款五级分类法对既存贷款进行操作和认定程序，严格做好贷前尽职调查和资产评估的内审工作，根据客户资产变化状况，及时调整贷款质量形态。

（三）市场定位细分，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加强品牌建设。城商行应该发挥自己的地方性优势，找准市场定位，大力开展中小企业的融资业务。城商行在这一批布满生气的成长型企业的投入中也可以开辟出一个新的盈利模式。在具有一个确定正确的市场定位的基础上，城商行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金融创新能力，发展自己的品牌，才能使自身长久地、更远地走下去。增强创新能力，不但要对产品业务进行创新，还要对服务制度进行创新。由于对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城商行在引进人才的同时，可以先借鉴先进银行的经验，结合自身的经验进行改良以适合自己。与此同时，引进高素质管理人员、高科技含量技术人员，对产品进行创新、开发，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

商业银行上市范文篇2

近10年来，银行业的改革及开放进入了加速阶段。但是，商业银行在进行扩张的过程中，只有注重资本结构与规模的协调，才能保证商业银行的良好持续发展。

陈信健认为，在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呈现出明显的粗放性经营特征。①尹利平则指出，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着片面理解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内容、缺乏有效的信用风险监管手段和方法的问题。②有基于此，本文总结出了商业银行在资产结构上存在的两个问题：1、商业银行自身业务比较单一，影响到了银行发展的多元性，也造成了银行资产结构的单一；2、监督机制不到位，不仅使监管问题无法解决，同时也无法引起银行对资产管理的重视。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股份制改革以及上市来解决。

国内商业银行要上市融资首先必须解决不良资产的问题。孙兵指出，改变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现状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1、进行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商业银行体制，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提供制度基础；2、逐步开展实施混业经营，为银行资本负债比例管理提供更为广阔的运作空间；3、完善监管手段，保证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③从根本上讲，这三点均可通过股份制改革以及上市来实现。

到目前为止，一些学者已对商业银行上市对业绩或绩效的影响做过一些实证分析，但这些研究仅限于规范性分析以及统计性描述，比较缺乏数据间关系的支撑。

上市前后运营状况分析

从简单的财务报表数据来看，所有商业银行上市后的运营状况均有所改善。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上市前后的运营状况改善显著。从四大国有银行2005～2009年的ROE、ROA指标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上市前后的2006年和2007年，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及资产回报率有了较快的增长，并且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国内商业银行在股份制下的发展是比较好的，盈利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大银行改制上市过后的盈利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盈利一开始还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增长比较缓慢。从统计数据来看，上市过程对于盈利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股份制银行发展过程中的稳健性并不高，甚至某些银行还偶尔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

由此可见，上市过程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业绩推动作用较大，而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业绩推动作用较小。

研究假设与实证

通过以上的统计性分析，我们发现上市对于银行的业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否具有确定的关联，还需要通过多元回归来证明。

研究假设。一、股票上市的影响与银行的盈利能力正相关。通常，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其直接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或现金流量并维持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企业未来所获取的利润和现金流量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现时价值。由此可以得知，拥有较强盈利能力的银行在上市融资后，会较好地利用新进资本来维持和扩展自己的盈利。二、股票上市的影响与银行股权集中度负相关。不少学者研究发现，银行股权集中度与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股权集中度显著影响银行经营绩效。有学者运用委托理论对我国上市银行股权集中度对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约束机制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结论：1、我国十家在沪市上市银行的股权集中度均属于相对集中型和高度集中型,不存在分散集中型。2、上市银行的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即股权集中度越高，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越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上市银行的绩效越差；反之则亦然。由此，我们可以假设股权度越是集中，越不利于银行绩效的提高，进而使得股票上市过程带来的业绩推动影响越小。

取样标准。1、起止时间及内容：2000年～2009年，上市商业银行年度报表财务数据；2、选取沪市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剔除深市仅有的一家上市银行（深发展A），其分析结果可能不具备代表性；3、关注在多地上市的银行，比如在大陆和香港同时上市的银行，检查样本取样是否受其他因素影响（数据来源：CSMAR数据库）。

沪市银行股上市与业绩对动的影响因子分析：

其中：Yt代表样本中的上市后第t年内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t值为上市至2009年；t代表样本中的沪市上市融资规模；X2代表样本中的上市前原有资本规模；X3代表样本中的股权集中度。设置三个解释变量，X1解释上市融资对业绩发展是否存在推动作用，X2解释商业银行原有资本规模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大小，X3则解释是否因为股权过度集中而影响上市融资对业绩的推动作用。另外引入一个解释变量：X4代表样本异地上市的融资规模，只在沪市上市则不考虑此项指标，这里考虑的是多地上市的银行会得到更多的融资，而且有可能因为上市地融资规模的不同而对银行业绩起到不同的推动作用。

实证结果。通过数据整理，我们可以得出商业银行2005～2009年ROE以及ROA的整体趋势图：

通过两个图表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所有上市银行的ROA基本上都呈现单向缓慢增长的趋势，这比较符合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进度。而对于ROE中出现的2007年上升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在2007年三家国有商业银行都完成了上市，在其大规模资本的推动下，ROE出现了上涨。

对于模型，首先进行自相关检验。我们可以发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各变量之间最大的相关系数为0.2143，因此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以及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大的多重共线性。

利用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拟合。解释变量较好地解释了被解释变量的变化情况（R2=0.713658，F值为44.861688）。倘若显著水平为0.05，X1、X2和X4的t检验显著,而X3的t检验不显著。可以初步验证假设H1，而假设H2得不到验证。

因此，通过X1、X2的解释变量检验，在银行股中，上市银行的融资规模以及原本拥有的资本规模越大，对于上市后商业银行营业的绩效推动效果越大，另外通过对X4的检验还从时间方面说明，商业银行股票发行推动业绩的效果会随时间变长而逐渐稳定。而股权的集中与否对上市的业绩推动效果影响较小。

研究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较快，为商业银行的成长创造了一种比较良好的氛围。不同于非国有商业银行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在基础设施信贷、消费类信贷和相关配套金融服务等领域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债券市场发展有利于扩大债券承销和债券投资等业务，客户对资产和财富管理需求的提升将推动相关业务的发展；国际银行业重组也提供了推进国际化和综合化战略的契机。

商业银行上市范文篇3

目前，在关于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讨论中，讨论的比较多的是上市的操作方案，比如是国内上市还是海外上市，是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怎样进行分拆。而对于开始上市操作之前需要做哪些基础性的工性，却涉及得比较少。

笔者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基础性条件与上市要求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勉强上市，对资本市场和银行本身的发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开展上市的操作性工作之前，必须解决两大基础性问题，即对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调整，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将其所背负的大量不良资产降低到按国际标准衡量可接受的水平。这两大基础性问题的解决是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必要前提。

（一）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

虽然《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但国有商业银行与作为唯一所有者的政府之间，仍未建立起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所必需的基础。

中央政府仍然将国有商业银行看成是自身的一个特殊的部门，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是在不断加强而不是放松（比如中央金融工委的成立加强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统一领导），并且这种管理更多的是以行政方式而不是市场手段，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体制仍然沿袭了政府部门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在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国有商业银行地位重要，仍然或隐或显地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任务。上述两个方面综合起来，造成了政府政策与市场法则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决策机制中并存，并且经常相互冲突。国有商业银行与政府之间更多地仍然是一种行政关系而非经济关系。

从政府角度来看，政府仍然将自己看成是银行的所有者而不是股东。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基础性的经济契约关系还未建立，这直接导致了它的权利和责任的不明确。从责任上看，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约束仍然没有改变其软约束的实质，而从权利上看，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受到政府的诸多约束，比如其最高管理层由国务院直接任免，重大财务事项（如人事费用总额、呆账核销）须经财政部审核。这导致政府是以所有者身份而不是以股东身份来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管理，即政府不是通过董事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经营战略上的管理和控制，而像传统的业主式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的管理一样，是直接的管理和控制，并且既要控制结果，更要控制过程。

这些问题反映出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仍存在巨大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就不得不依赖于国家信誉的支持来维持市场信用。2000年，标准普尔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长期外币债务评级均为BB+，比对中国的主权评级BBB低两档，但标准普尔的评级报告表明，它们所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是中国政府给予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持，并且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指标按国际标准衡量还很虚弱。

（二）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国有商业银行对不良资产风险的化解要难于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并且成为深化改革的瓶颈。其一是因为不良资产数额巨大，牵涉面广；其二是因为其成因复杂，难以具体区分，因而责任不明；其三，国有商业银行的很多分支机构仍然以历史包袱为借口继续推卸经营责任。很明显的表现就是不良资产剥离后，很多分支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仍然居高不下，而且新的不良贷款继续产生。

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与其公司治理结构基础的不完善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前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新的不良资产比率仍然比较高的原因，除了宏观经济和社会信用等外部因素，还有因内部监督机制不到位产生的道德风险，因激励约束机制不到位导致信贷人员产生投机心态或惰性，因人员流动不畅而使得的信贷人员整体素质提高较慢、决策水平不高和缺乏必要的压力。但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治理结构的外部基础，上述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很难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我国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理不良资产的模式，并不能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一是资产管理公司是企业，单个企业的实力是有限的，让其来收购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二是以行政方式简单地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并不利于国有商业银行在治理机制上的根本改善。三是商业银行依然留有大量的不良资产，处理进展缓慢。而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由银行来处理不良资产的成效并不好，美国几乎所有的银行坏账都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处置信托公司（RTC）拥有和处置。（注：安永亚太金融服务集团执行总裁杰克·罗得曼在“2001年不良资产处置国际论坛”上的发言。）

上述两大问题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困难以及政府不得不继续以国家信誉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给予支持，从而使得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负有无限责任。这既在目前造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垄断，更为重要的是，以国家信誉对银行的无限支持是与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原则相违背的，它会形成实际上的不平等竞争，也会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中淡漠风险意识，疏于管理，缺乏竞争力。因此，我国在加入WTO的过渡期中应尽快着手改变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负有无限责任的状况。

二、两个基础性问题的解决对国有商业银行成功上市的重要性

（一）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成功上市在制度层面上的关键因素。

国有商业银行只有明确与政府之间的经济契约关系，即治理结构基础，才能保证其上市的成功。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这是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和决策经营权，从而成为合格投资对象的基本前提。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只有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才能在政府仍然是国有商业银行大股东的情况下，对自己投资的保障、收益和风险作出合理判断。从政府的角度看，如果不能建立这样一个基础，那么在银行上市、新的投资者进入后，政府作为最大的股东和经营管理权力实际上的最高赋予者，就不得不承担银行经营的全部风险，代价高昂。从银行本身来看，只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达到持续发展这个上市的最终目的。

（二）不良资产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成功上市在经营层面上的关键因素。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尤其是海外上市），不能再像最初的国企上市一样以国家支持、准入壁垒和垄断为卖点，而必须是以优质资产，以良好的赢利能力来提升自身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价值。而国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论是整体还是部分效益较好的分行，不良资产比率都大大高出国际市场可接受的标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不良资产历史成因中的政策性、债务人多为国有企业以及国内信用制度和执法环境不健全，使得这些不良资产处置起来成本极高，如果将其放入拟上市银行的资产中，将会导致信息披露上的极大困难和投资者对国有商业银行整体投资价值评估的大幅降低。因此，不彻底解决不良资产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无论是国内上市还是海外上市，整体上市还是分拆上市，其难度都相当大。

三、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根本思路

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和不良资产两大难题，必须要将其联系起来，以大规模的重组进行体制创新，主要思路是：以国家信用承担不良资产为代价，将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无限责任转变为有限责任，并在政府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建立起明确的经济契约关系，构筑银行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

（一）对国有商业银行现有资产进行全面评估，由政府以特殊国债形式收购不良资产。

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严格按照国际上贷款五级分类的标准进行评估，将劣质资产，特别是五级分类中的后三级（即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贷款）剥离出来，由中央政府承担，转换成政府特殊债券，即中央政府向国有商业银行定向发行的政府特殊债券。至于地方政府是否要承担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则可以在中央政府统一收购之后再行确定。

这种收购与已经完成的资产剥离有两点根本性的不同：一是收购的主体是中央政府而不是单个企业；二是中央政府是以特殊国债来收购，也就是延期分批支付，而不是像已经进行的资产剥离所采取的即期支付，这充分体现并利用了国家信用。

关键的问题是不良资产的数额究竟有多大？中央政府是否能够承担得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2001不良资产处置国际论坛”上的讲话，截止2001年9月底，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6.8万亿元本外币贷款中，不良贷款为1.8万亿元，不良率为26.62%.（注：《粤港信息日报》，2001年11月9日第一版。）这是一个巨大的金额，但是认为，转换成特殊政府债券的形式，将偿还期延长为几十年，逐步偿还，应该是可行的。如果按30年偿还期算，每年偿还本金约600亿元；如果按50年偿还期算，每年偿还本金约372亿元。

从财政的承受能力来看，2000年1-11月国家财政预算收入（不含债务收入）达到11912亿元，比1999年同期增长21.2%.虽然同期的财政预算支出也达到11909亿元，但其中基本建设支出为1413.3亿元，企业挖潜改造支出为346.2亿元，政策性补贴支出为515.7亿元，完全可以从这几块中调剂一部分用于特殊国债的偿还。另外，2000年1-11月债务收入为3522.2亿元，债务支出为1571亿元，差额达到1951.2亿元，也是偿还特殊国债的可能来源。（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1年第4期。）从另一方面看，1997-2000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支持国企改制重组、兼并破产，核销的呆坏账准备金就达1829亿元，（注：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2001年监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平均每年达457亿元，这相应地减少了中央财政收入，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机制转换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

更深入来看，这笔收购不良资产的特殊国债并不完全靠财政收入来偿还，在财政收入之前的偿还来源有：不良资产本身处置的收入；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产生的铸币税偿还；国有商业银行股权的收益偿还。因此，在这个解决思路中，国家财政本身实际上更多的是起到一种信用担保的作用。

另外，考虑到几十年来由于金融管制所导致的隐形金融税收，也就是国有商业银行对财政的无偿贡献，财政也完全应该以返还部分收益的方式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据测算，仅1989-1996年，国有金融对财政贡献达到16042.5亿元，由于利率管制而形成的官定利率低于市场利率而使国有经济部门获得的利差租金也达17582.9亿元。

（二）构筑全新的银行公司治理机制。

构筑新的银行治理机制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中央政府与银行的关系，可称之为公司治理机制的外部基础；二是银行内部的治理机制。前者尤其重要，是基础，是决定后者的关键因素。

1、关于中央政府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关系

政府天然不具备赢利性导向而具有政策性导向，因此，政府不宜直接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东。作为银行股东，其本身必须具备硬的财务约束，这样才能形成利润导向的战略和管理，对银行的经营形成压力，从而使其自觉地抵制来自外部的各种干预。政府所属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于其为政府部门，本身没有盈利任务和财务约束。对于国有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其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任务也是模糊的，实际上也没有形成硬约束，因此也不适宜代表政府充当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东。

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应该是将治理机制的建立与不良资产的化解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加以解决：第一，彻底将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脱钩，结束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明为独立，实际上业务独立而人员关系和组织管理并未分开的现状。第二，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合并为1-2家。从发达国家处理不良银行资产的经验来看，很少有设置几家职能相同的资产管理公司的先例。第三，在中央政府、资产管理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构建这样一种关系：

由于不良资产的划拨和特殊国债的发行是一次性的，在这之后，资产管理公司以承担特殊国债的偿还责任为代价，取得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成为其股东，国有商业银行不再存在与政府的直接所有权关系。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东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这种构架下具有硬的财务约束，即必须保证特殊国债的偿还，不能使财政出现大额的实际支付。这既可以迫使资产管理公司加速变现而不是偏向于管理不良资产，又在强化了资产管理公司财务约束的同时，间接而有力地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约束。另一方面，资产管理公司在保持绝对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可以处置国有商业银行股权，为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但是转让国有商业银行股权的所得必须上交财政部，增值部分可以视具体情况将全部或一部分作为偿债基金。一旦出现转让会导致国有股权降低至50%以下的情况，则必须事先经过国务院批准。这种关系表明巨额不良资产风险的化解，除了要以银行本身的清理回收承担一部分偿还责任和中央政府以国家信用作为过渡性的担保外，银行的经营利润将是主要的偿还来源，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来源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只有建立了这样一个基础，才能可能通过转让国有股权、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变国有商业银行产权主体一元化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交易性，从而逐步健全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

2、关于银行内部治理机制

从公司组织结构看，发达国家的银行大都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很多大银行还是上市公司。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由政府全部控股的状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它只能随着产权结构的调整，采取“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的路径，逐步深化改革。

在银行股权高度分散的美、英两国，银行治理是以外部人监督为主（还有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存在发达的银行经理人市场）。而在股权相对集中的德国和日本，银行治理则是以内部人监督为主。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权集中的情况在上述两者中更类似于德国和日本，因此以内部人监督为主是必然选择。

商业银行上市范文篇4

国有金融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根据许多国外经验来讲，如不做好准备就开放就可能造成危机。金融稳定实际上是稳定整个经济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稳定整个社会的关键，而银行系统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因此中国政府明智稳妥的办法就是按照国内经济改革的进度、金融业完善的程度尤其是本国经济力量与国外资本力量对比的情况来开放本国的金融体系。国家的经济安全在决策权重中要高于经济效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与政治环境都极为复杂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和对外资开放这类政策的推行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符合国家的长期经济与产业战略，必须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本国的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

国有商业银行坏帐数额巨大和利润低下是执行了国家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的结果，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是多年积聚起来的，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家银行，承担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大量成本。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虽然增多了，但换来的是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没有银行承担这些成本，中国不可能在二十三年的时间里gdp从占世界的第11位上升到第六位。历史问题要有较长的时间来解决，而不是试图以投机的手段在极短的时间内消除。

虽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达25%（实际上有可能高达40%），之所以没有象真正的商业银行那样倒闭或者引发重大信用和金融危机，完全是因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是在享受类似国家主权的信用。其社会信用程度相当高，只要不在现金流通上出现问题、发生支付困难，就能维持正常运转。这是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一大优势，再没有获得更好的保障以前，这样的优势不应该自我放弃。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国有银行系统虽然有很高的银行坏账，但是却没有与之相应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仍在政府可控制范围之内。如果在政府丧失资本管制手段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和外资控股导致国内储蓄者丧失对政府对其银行存款提供的担保的信心，将造成居民挤兑的局面。部分大银行的支付问题演变为全局性的流动性危机。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加大货币供应量，造成高通货膨胀。最终居民将减少以银行存款形式保有的储蓄，导致支付体系崩溃和信贷萎缩，并最终形成全面的经济危机。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居高不下，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困境无法得到解决。由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均以盈利行为主要目标，因此对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断血”，引发了连锁反应——国有企业难以偿还贷款，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增加。这些呆坏帐缺乏消化的渠道，因此国有银行的上市计划可以说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值得注意的是上市要求呆坏帐率必须在10%以下，实际上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标准，最终手段还是要将国有商业银行的损失转嫁给普通投资者。《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也就是银行资本（核心资本加附属资本）同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4％。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补充银行资本甚至引进外资，就成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个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选择。同样计划上市的交通银行就打算把15%的股权出售给美国花旗银行。根据亚洲金融危机何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如果经济增长甚至是经济结构调整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并且流入的大量资本是由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决定的，良性循环可能迅速变成恶性循环。

现代金融体系有两个重要部分，一个是银行体系，另一个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混乱是很危险的，但如果证券市场跟银行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即证券市场发生的风险不波及到银行的话，那么后果不会很严重。但是如果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那么不可避免地将要受到股市风险的影响。国有银行系统原来与股市存在着的互相制约功能将不复存在，其间的弱点将完全被国外巨额金融游资所利用，极易引起98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大灾难。众多普通储户和小投资者的资金安全更加得不到保障。因此，从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的角度出发，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计划弊大于利。同时由于国有银行资本金数额较大（我国四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有四千多亿元，仅工商银行一家就达两千亿元），而股市总容量相对有限（目前将近五万亿元），因此，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将引发大规模的投机与通货膨胀。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结果正是某些利益集团所预期的，与其一贯主张的拯救股市与消除通货紧缩的主张高度一致。

我国经济改革与开放进程总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所误导，被跨国资本势力一步步逼上梁山。从国有企业的改制、到国有企业的上市，再到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带来的是对外经济安全度的降低、国有资产流失和失业人口剧增的结果。在wto条款的威逼下，酝酿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计划已经是黔驴技穷的最后一招。此次国有银行的上市计划实在是最后的冒险与最大的，带有极为盲目的投机性。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分析，即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上市，吸纳国内股市的全部资金，它们的力量还是不足以与国际巨额金融游资相对抗。而且脱离了国家政治力量的保护，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在跨国垄断资本面前不堪一击。最终不得不按照国际规则办事，自身完全被控制。国有金融系统的崩溃将使得中国经济的最强有力的一道防线失守，其最终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被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全面控制。这将在政治上和国家安全方面造成极为不良的后果。

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速度，从全球来看，属于较快之列。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加入了wto，签署了服务贸易条款，但迄今为止仍未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币业务，并对外资银行实行地域限制。目前，外资银行资产占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比重将近3％，低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比例。但通过调查发现，美国外资银行资产仅占其全部银行体系资产的3%，澳大利亚、比利时为5%，加拿大为7%，法国为8%，南非为2%，意大利、瑞士、挪威为1%，而丹麦、芬兰、瑞典竟为0%.这说明，即便是号称自由开放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并不意味着必须完全开放金融业务。因为过度依赖外资银行，让外资控制整个银行体系，将导致国家金融主权削弱甚至丧失。而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封隔或限制非本国居民获得本币是遏制货币投机的有效手段。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当时中国如果不是对资本账户进行了严密控制，那么中国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货币基金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步骤是：首先鼓动进行私有化，更准确的说是腐败化，动辄数亿美元的项目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回扣，诱惑官僚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私有化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本市场自由化，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自由进出；一旦外资流出造成经济危机压力，国际货币基金就会要求这些国家将大幅度提高利率，经常达到30％、50％甚至80％的高利贷水平，结果打击了民族工业并耗光了国家财富；最后就是发展中国家丧失了一切自我保护的手段，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百依百顺。斯蒂格利茨还指出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因为违背而恰恰是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旨意。阿根廷曾经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推行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终却陷入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这值得我国在经济体制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引以为鉴，谨防也跌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陷阱。

一个运转良好，能抵抗各种危机的市场恰恰就是受到国家力量严密保护的市场。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国家经济权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国有金融体系必须扬长避短来面对wto的压力，对外资以及民间资本开放何种领域，必须按照有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工业体系和健全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标准来衡量取舍。国有商业银行的诸多毛病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不可能设想一旦上市之后就药到病除。对一个大国来说，单纯的市场效益远远不如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的现实有效性来得重要。市场化与股份制不能解决任何经济现实问题，只是存在一个危机转嫁与利润集中机制。国有商业银行的种种上市计划是从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从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立场上来看待经济问题。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就是改善就业环境、扶植战略力量以及增强国民经济的对外竞争地位。国有银行体系的改革措施必须以实现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长期经济战略为最高目标。

商业银行上市范文篇5

国有金融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根据许多国外经验来讲，如不做好准备就开放就可能造成危机。金融稳定实际上是稳定整个经济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稳定整个社会的关键，而银行系统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因此中国政府明智稳妥的办法就是按照国内经济改革的进度、金融业完善的程度尤其是本国经济力量与国外资本力量对比的情况来开放本国的金融体系。国家的经济安全在决策权重中要高于经济效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与政治环境都极为复杂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和对外资开放这类政策的推行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符合国家的长期经济与产业战略，必须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本国的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

国有商业银行坏帐数额巨大和利润低下是执行了国家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的结果，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是多年积聚起来的，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家银行，承担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大量成本。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虽然增多了，但换来的是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没有银行承担这些成本，中国不可能在二十三年的时间里gdp从占世界的第11位上升到第六位。历史问题要有较长的时间来解决，而不是试图以投机的手段在极短的时间内消除。

虽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达25%（实际上有可能高达40%），之所以没有象真正的商业银行那样倒闭或者引发重大信用和金融危机，完全是因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是在享受类似国家主权的信用。其社会信用程度相当高，只要不在现金流通上出现问题、发生支付困难，就能维持正常运转。这是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一大优势，再没有获得更好的保障以前，这样的优势不应该自我放弃。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国有银行系统虽然有很高的银行坏账，但是却没有与之相应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仍在政府可控制范围之内。如果在政府丧失资本管制手段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和外资控股导致国内储蓄者丧失对政府对其银行存款提供的担保的信心，将造成居民挤兑的局面。部分大银行的支付问题演变为全局性的流动性危机。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加大货币供应量，造成高通货膨胀。最终居民将减少以银行存款形式保有的储蓄，导致支付体系崩溃和信贷萎缩，并最终形成全面的经济危机。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居高不下，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困境无法得到解决。由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均以盈利行为主要目标，因此对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断血”，引发了连锁反应——国有企业难以偿还贷款，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增加。这些呆坏帐缺乏消化的渠道，因此国有银行的上市计划可以说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值得注意的是上市要求呆坏帐率必须在10%以下，实际上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标准，最终手段还是要将国有商业银行的损失转嫁给普通投资者。《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也就是银行资本（核心资本加附属资本）同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4％。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补充银行资本甚至引进外资，就成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个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选择。同样计划上市的交通银行就打算把15%的股权出售给美国花旗银行。根据亚洲金融危机何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如果经济增长甚至是经济结构调整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并且流入的大量资本是由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决定的，良性循环可能迅速变成恶性循环。

现代金融体系有两个重要部分，一个是银行体系，另一个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混乱是很危险的，但如果证券市场跟银行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即证券市场发生的风险不波及到银行的话，那么后果不会很严重。但是如果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那么不可避免地将要受到股市风险的影响。国有银行系统原来与股市存在着的互相制约功能将不复存在，其间的弱点将完全被国外巨额金融游资所利用，极易引起98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大灾难。众多普通储户和小投资者的资金安全更加得不到保障。因此，从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的角度出发，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计划弊大于利。同时由于国有银行资本金数额较大（我国四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有四千多亿元，仅工商银行一家就达两千亿元），而股市总容量相对有限（目前将近五万亿元），因此，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将引发大规模的投机与通货膨胀。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结果正是某些利益集团所预期的，与其一贯主张的拯救股市与消除通货紧缩的主张高度一致。

我国经济改革与开放进程总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所误导，被跨国资本势力一步步逼上梁山。从国有企业的改制、到国有企业的上市，再到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带来的是对外经济安全度的降低、国有资产流失和失业人口剧增的结果。在wto条款的威逼下，酝酿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计划已经是黔驴技穷的最后一招。此次国有银行的上市计划实在是最后的冒险与最大的，带有极为盲目的投机性。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分析，即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上市，吸纳国内股市的全部资金，它们的力量还是不足以与国际巨额金融游资相对抗。而且脱离了国家政治力量的保护，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在跨国垄断资本面前不堪一击。最终不得不按照国际规则办事，自身完全被控制。国有金融系统的崩溃将使得中国经济的最强有力的一道防线失守，其最终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被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全面控制。这将在政治上和国家安全方面造成极为不良的后果。

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速度，从全球来看，属于较快之列。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加入了wto，签署了服务贸易条款，但迄今为止仍未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币业务，并对外资银行实行地域限制。目前，外资银行资产占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比重将近3％，低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比例。但通过调查发现，美国外资银行资产仅占其全部银行体系资产的3%，澳大利亚、比利时为5%，加拿大为7%，法国为8%，南非为2%，意大利、瑞士、挪威为1%，而丹麦、芬兰、瑞典竟为0%.这说明，即便是号称自由开放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并不意味着必须完全开放金融业务。因为过度依赖外资银行，让外资控制整个银行体系，将导致国家金融主权削弱甚至丧失。而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封隔或限制非本国居民获得本币是遏制货币投机的有效手段。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当时中国如果不是对资本账户进行了严密控制，那么中国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货币基金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步骤是：首先鼓动进行私有化，更准确的说是腐败化，动辄数亿美元的项目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回扣，诱惑官僚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私有化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本市场自由化，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自由进出；一旦外资流出造成经济危机压力，国际货币基金就会要求这些国家将大幅度提高利率，经常达到30％、50％甚至80％的高利贷水平，结果打击了民族工业并耗光了国家财富；最后就是发展中国家丧失了一切自我保护的手段，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百依百顺。斯蒂格利茨还指出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因为违背而恰恰是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旨意。阿根廷曾经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推行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终却陷入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这值得我国在经济体制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引以为鉴，谨防也跌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陷阱。

一个运转良好，能抵抗各种危机的市场恰恰就是受到国家力量严密保护的市场。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国家经济权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国有金融体系必须扬长避短来面对wto的压力，对外资以及民间资本开放何种领域，必须按照有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工业体系和健全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标准来衡量取舍。国有商业银行的诸多毛病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不可能设想一旦上市之后就药到病除。对一个大国来说，单纯的市场效益远远不如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的现实有效性来得重要。市场化与股份制不能解决任何经济现实问题，只是存在一个危机转嫁与利润集中机制。国有商业银行的种种上市计划是从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从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立场上来看待经济问题。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就是改善就业环境、扶植战略力量以及增强国民经济的对外竞争地位。国有银行体系的改革措施必须以实现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长期经济战略为最高目标。

商业银行上市范文篇6

存续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有商业银行习惯了没有竞争的生存环境,国有商业银行是脆弱和低效的。而从我国进入金融改革以后,中央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非国有银行构成的“制度三角”还形成了一种互锁型的制度稳态,中国的银行市场表现出典型的寡头垄断型结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管制低效和失灵。有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最终收敛于现代公司制度。只有现代公司制度才能利于商业银行明晰产权主体,形成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利于商业银行募集资本金,扩大经营规模,并且为真正的职业银行家的产生创造条件。我们试图通过股份制改造来明晰产权,实现产权的多元化,解决曾经的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单一、缺乏效率等诸多问题。同时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各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从体制之内入手进行国有经济的改革,使国有商业银行最终成为产权多元化的公司型现代商业银行,这才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最终目标。为使中国金融市场能够成功开放,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应对防不胜防的金融危机,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商业银行能够在市场经济中真正地商业化经营,形成健康完善的银行体系。

2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1)所遵循治理理论基础的特殊性。主流的公司治理观点认为,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控制权自然属于股东所有。实践中大量遵循的也是为股东服务的原则。正是由于商业银行在资本结构、产品以及行业方面的特殊性,银行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存款人远比非银行企业重要得多,因为如果出现破产风险,股东只以出资的份额承担有限责任,其余损失大部分由存款人承担。对银行而言,股东似乎是提供了资金,但如果没有存款人作为主要的资金提供者,银行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因而我们在研究银行的公司治理时,要重点关注存款人的利益问题。

(2)委托——关系的特殊性。对商业银行而言,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一般企业更复杂。就存款人与银行而言,由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的特殊性,存款人缺乏动力及能力监督银行的经营管理,对于股东来说,存款人只能索取固定的收益,这样股东就有和管理者串谋投资于大风险项目而侵害存款者利益的可能性。对银行股东和银行管理者来说,由于上述的银行产品的特殊性和银行交易的不透明性,分散的银行的股东想通过签订和执行激励合同或者通过使用投票权来约束银行管理者、影响银行的经营决策比一般公司股东的成本来得更大。

(3)外部治理的特殊性。对于银行来说,外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有限。对产品市场来说,银行通常与客户形成长期固定的关系以缓解贷款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弱化了产品市场的公司治理功能。对资本市场来说,债权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纯依赖股权监督而导致的治理问题,但这以存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为前提,而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不具备这个条件。3国有银行股改上市进程中公司治理的若干问题

(1)股改上市后的股权结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后,股东就是银行的所有者,拥有表决权、对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选举权、对公司经营状况的知情权和监察权、剩余索取权、股份转让权及控诉权等诸多合法权利,股东的权利和利益将受治理结构的保护。股权何时能够分散化,取决于法治环境和资本市场等因素。中国是典型的大国经济,法制环境、资本市场也都不成熟,国家作为最大股东的地位需要保持一段时期,并且必须经历逐渐稀释的过程,以避免资本流动给不成熟的市场带来动荡。

(2)新的委托——关系形成后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后,原有的行政式委托——将不复存在。新的产权结构使委托人不再缺位:股东将会把公司法人财产委托给董事会,董事会将作为银行的法人代表将日常经营管理委托给经理人。经理人的任免权转移到了真正承担风险因而有足够动力对经理人进行挑选的资本所有者手中。委托人和人之间的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机制将随之形成。这不仅对任期内的经理人形成一种外在激励和约束,也能够降低成本。我们应当赋予经理人剩余索取权,使经理人有为委托人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并且所有权激励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

(3)从银行外部环境看。法律环境的问题:国有股权的份额必须逐渐稀释而不是立刻降到很低的程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法律环境只允许我们这样做。如果将国有股权份额骤然降到一个很低的程度,在目前中国实质上缺乏证券类诉讼的法律环境下,我们难以保证现行的法律一定会解决好由此引发的新问题;金融监管的问题:可以说,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将给金融监管带来更多的新问题,而并不是公司治理结构带来了银行内部更有效的监督,金融监管的负担就会减轻。金融机构改革了,金融监管显然必须与之保持一致,否则金融市场将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中。因此,在立法上监管机构应发挥自身专业灵活的优势,在改革的进程中汲取各种金融教训,不断完善专业法律法规,配合好金融改革的步伐。

4完善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公司治理的构想

(1)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首先,严格设定内设组织机构的职责边界和议决事议程。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关键在于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等组织机构制定明确的职责分工和议决事议程,特别是要规范股东所有权的行使。其次,要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制度。董事会在银行的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银行董事会要重点做好制定银行发展战略、确保银行依法审慎经营、提高银行的透明度、监督银行高管诚信经营等方面的工作。

(2)充分发挥普通员工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对于银行业,其提供产品的质量直接决定于银行员工特别是普通员工的服务态度,银行员工特别是普通员工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更是重要。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均进行了薪酬改革计划。在实践中,部分地区在薪酬、用工制度改革方面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管理层和员工的收入差距水平远远超过合理水平;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中忽视基层员工的意见等。在未来改革纵深推进过程中要重视解决这些问题。

(3)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建设。借鉴现代银行管理经验,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管理体系。在规范进行贷款五级分类的基础上探索更严格的风险识别和拨备提取制度;实行经济资本管理,强化资本对风险和效益约束,实现稳健经营,防止盲目扩张。加快推进机构扁平化和业务垂直化管理。建立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审慎的财务和会计政策,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披露工作,提高信息透明度,发挥市场对经营管理的监督约束作用。

参考文献

[1]蔡鄂生,王立彦,窦洪权,银行公司治理与控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2]封文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与体系构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3]侯合心.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改造的有关问题[J].财经科学,2006.

商业银行上市范文篇7

关键词：公司治理；三会四权；股权结构；信息披露；股权激励

本文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的分析，来探讨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效应。

一、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1、股权结构不合理。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不合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股权结构的过度集中。据统计，地方政府在城市商业银行中的平均持股为32%，最高的达到60%，中小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低，根本没有话语权。二是大股东主体虚拟。由于大股东为地方政府，缺乏一个真正明确的、以利润为目标的股东主体，因此，很容易形成对经营者监督不力、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成本高企等公司治理问题。

2、“三会四权”形同虚设。

根据《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前称城市合作银行）是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商业银行，根据本《规定》，每个城市商业银行内部都建立了所谓的“三会四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经营管理者）”的治理架构。但是，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时有发生，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股东大会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对中小股东进行保护；董事会基本上是通过听取行长报告来对银行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并不直接进行决策；由于行长是政府任命，常常出现董事会和监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无法制约的局面。从当前城市商业银行的普遍情况来看，其内部的三会四权的治理架构可以说是形同虚设。

3、信息披露不完善。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绝大部分尚不具备上市的条件，并且相关信息并不需要进行公开披露和接受公众监督，因此在信息披露工作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城市商业银行年报在内容和格式上存在不规范现象，对会计报表附注不够重视，有的甚至没有，在风险方面尤其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披露非常少，信息披露存在巨大“缺口”。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除了存在上述公司治理问题以外，还存在激励机制不足、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外部监督不足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除了在于城市商业银行产生时的先天性条件不足外，还与城市商业银行面临的制度基础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了解和完善其公司治理的制度性基础，对于改善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分析

1、关于股权结构。

《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城市合作银行股本由当地企业、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和地方财政入股资金构成。其中，地方财政为最大股东，其入股比率不得超过城市合作银行股本总额的30%”。根据规定，城市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为地方财政，即地方政府，其他出资人除城市信用社原有的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两者加起来占股本的比例都很小)外，实际运作中基本上都是当地国有企业。

也就是说，国有成份占有绝对多数，而且出资人出于同一座城市。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地方政府表现出较强的金融控制力，从而使城市商业银行依附于地方政府，变成地方政府的准行政部门，导致盲目投资和金融风险积累。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作为大股东，这一虚拟主体对剩余索取权的追逐要求无形中被软化，因此，很难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董事会、经营班子形成约束机制，“三会四权”的制衡职能严重弱化。

应该说2002年后，随着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主体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股权结构开始逐渐分散，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地方政府的股权比例出现明显下降，民营资本参股比例有所提高。但是，随着民营资本投资比例增加并取得实际控制权后，在城市商业银行内外部制约机制原本就不到位的情况下，民营资本急功近利的逐利性特征显现出来，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治理问题开始凸现。

2、关于外资参股。

关于外资参股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第23条规定的入股主体，仅仅包括当地企业、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和地方财政，明确排除了外资参股的可能。在1994年的《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暂行规定》也明确禁止外资、合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应该说，这是和当时中国金融环境相适应的，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向中资金融机构逐渐有所开放。2003年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第8条和第9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

随着对外资和合资金融机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开放不断推进，许多城市商业银行逐渐被外来资本所关注。外资金融机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在带来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同时，还在董事会层面强化了制衡关系。从上海银行、南京银行、西安商业银行和济南商业银行外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各行均为外资方提供董事会席位，增加外资话语权，强化双方合作与技术协助，对城市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但是，由于所占股权比例和董事会席位有限，外资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很难起到点石为金的效果。

3、关于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作出了整体规范，规定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公司治理、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2004年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的通知》，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应当披露的内容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要求，包括主要财务信息、风险管理状况、股东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公司治理和重大事项六个方面，涵盖了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整体状况。自2004年11月起，银监会多次下发文件、通知，针对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试点工作中的不足进一步分类明确了要求。

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相关制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市商业银行审慎经营，加强自我约束，但由于所披露信息的关注主体主要是监管机构和股东等利益相关者，而且披露信息的详细程度还有待于加强，因此，很难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压力。从目前来看，由于城市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受众群体十分有限，很难受到市场公众的监督，因此，其外部监督主要来自于监管部门的监督。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应接受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管

理、监督和稽核，并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

4、关于股权激励。

关于商业银行的股权激励问题，目前的商业银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相关的条款或规定，对银行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和薪酬制度改革，虽然许多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进行尝试，但也只有部分上市银行才获得批准。在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形成之初，有部分员工持有公司股票，这种员工持股与资本形成过程有关，严格意义上不属于股权激励的范畴，确切地说是员工持股。

在公司资本形成过程中，员工和外部投资者出资取得股权，与通过股权激励获得股权有本质上的不同。而且，这种形式形成的部分员工持有公司股票的状况，能否在公司未来发展中体现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否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还不能确定。

三、推进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推进符合条件的城市商业银行加快上市步伐，有效改善城商银行股权结构、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以及完善公司高管激励体系，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助于优化公司股权结构，改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

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股权结构来看，在上市前体现出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虽然经历了2002年以来的增资扩股热潮，但股权结构集中的特征依然明显，而且体现出地方色彩。城市商业银行通过上市公开募集股份，根据《证券法》和《公司法》关于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投资主体范围得到广泛扩展，国内外战略投资者的介入将使公司股权结构得到优化，对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非上市金融机构按照外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25%的，对该上市金融机构仍按照中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根据本条规定，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后，境外金融机构通过资本市场向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投资比例将突破25%的限制，从而有利于境外机构加大股权投资比例，增加其在公司经营管理中的话语权，有利于强化治理结构的内部制衡机制，提高治理效率。

2、有助于改善信息披露，强化外部监督。

虽然监管机构对城市商业银行的信息披露规范不断强化，但由于关心信息披露的利益主体仍然不够公众化和普遍化，因此，城市商业银行在上市前进行的信息披露并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关心，信息披露不规范的情况仍然得不到纠正。而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崭新的市场主体上市后，这将会极大强化公司的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全面性，并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上市后，城市商业银行除了要遵循银行监管机构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关于规范股份制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内容的通知》和相关财务制度，还要遵循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因此，将大大提高其披露质量和水平。

3、有助于建立有效的管理层长期激励机制。

2005年12月，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2条规定，股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并对激励对象、数量、股票期权、信息披露、监管和处罚做出了详细规定。2006年9月，国资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作出了详细规定，包括股权激励方式、激励对象、激励条件、授予数量、授予价格及其确定的方式、行权时间限制或解锁期限、申报、考核和管理等具体内容。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前，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基础，很难对管理层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政策作出重大突破。两个试行办法的出台，为城市商业银行上市后开展长期股权激励，完善经理人长期激励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1]王廷科,张旭阳.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及其改革问题研究[J].财贸经济，2002;1

[2]谭震.完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1

商业银行上市范文篇8

1

商业银行上市范文篇9

关键词：银行上市资本成本贷款定价

2004年1月6日，国家动用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补充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资本金，这两家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试点的地位确定下来。虽然目前，国有银行上市的障碍还没有完全消除，比如：此次国家注资后，国有商业银行仍然有大量不良资产，还面临上市压力，银行在境内上市还需要满足不良贷款率在10%以下，资本充足率相对较高等硬指标。但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问题无疑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股权资本在贷款定价中的作用

对贷款进行风险定价有利于对信用风险提供补偿。理论上讲，贷款价格的构成不仅应该包括银行的边际成本与利润，而且必须对贷款可能的风险作出弥补。

之所以应该计算股权的资本成本，是因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不仅能为银行带来利润也同时带来了风险。而银行信贷的风险损失最后还是要靠资本来弥补，因此银行业必须为每一笔业务配置用以减缓风险冲击的资本，而这些配置的资本必然要求回报，回报率以股权资本的成本为基准。因此股权资本的成本应该引入贷款定价方程。

股权的资本成本应该准确的估计，低估或高估股权成本都是不利于商业银行经营的。如果低估了股权的资本成本，未预期的风险将得不到足够的弥补，所有者的价值就会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股权资本成本计算高一些，因为如果高估资本成本，会使利率过高，造成贷款的紧缩，并且为了到达预计的股权收益目标，银行管理人员会被迫采取冒险的经营战略。

资本成本的计算

红利收益型

股票价格可以看作是未来现金流的贴现：

D(1+g)

P=—————，

Ke-g

其中P为股价，D为最后红利，g为合理的合理增长率。对于银行股而言，现金流主要是红利，计算股价的贴现率即是股东要求的股权回报。在持股人基于自己的目标收益交易股票，给出银行股价格，如果知道最后红利和将来合理的红利增长，可以计算出股权成本（或目标收益）：

D(1+g)

Ke=————+g

p

市盈率模型

该模型为

Ri

Kei=——，

P

用每股收益和股票价格的比率近似作为上市银行股权资本的成本。不过这一模型很可能因为股价的波动和银行人为调节会计利润而使准确率受到影响。甚至极端的情况是一个亏损的银行会计算出负的资本收益率作为股权成本，这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利用CAPM模型，给定系统风险的情况下，上市银行的股权成本(Ri)是无风险收益率（Rf）加风险溢价，而风险溢价可以通过β模型估算，公式如下：

Ri=Rf+β(Rm-Rf)，其中Rm等于市场资产组合收益率，通常以股市得指数收益率代替，以体现系统风险。无风险收益率（Rf）则一般以国债收益率计算。

不过，因为CAPM模型只考虑了市场的系统风险，还不能完全反映单个股票的特殊风险，因此对个别股票资本成本的估计有可能存在偏差。但如果讲整个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组合的化，可以得出一个平均的资本成本，作为贷款风险定价的一个基础。

国有银行上市的意义

虽然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内部精细化的管理和大规模数据库的建立，可以得到资金边际成本、预期损失和在险资本的比较准确的估计，但是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企业，其资本是不可交易的，内部的企业化管理不能保证得到一个合理的股权资本的成本（或目标收益）。而国家作为一个单一的所有人，无法明确的制订出合理的股权收益目标。即使有这样的目标，由于对所属银行的父爱主义也缺乏必要的冲动来考核银行经营者。没有股权资本的成本，贷款风险的合理定价就难以实现。这就不利于银行股权资本（目前来看主要是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虽然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之初，其股票交易数据较少，但是也可以用简单的市盈率法计算出资本收益率。在积累了一定时间的交易数据之后，就可以用更为精确的模型了。或许一开始计算的资本成本比较粗糙，但是对于贷款定价而言有资本成本率总比没有好，并不一定要一步到位，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一步步的精确化。如果不将资本成本引入贷款定价，就永远无法判断贷款的收益是否能弥补风险对所有者价值的侵蚀。

综上所述，在估计资本成本这一层面上讲，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是十分必要的。并且，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中流通股必须保持足够多的比例，以维持交易的活跃，通过投资者的出价体现所有者的目标收益，以此计算商业银行的资本成本。

参考资料：

商业银行上市范文篇10

1海外上市是银行改革的捷径

多年沉寂之后，中国银行业改革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注资、股改、引资以及上市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为中国银行业注入资金，更注入生机和希望。上市融资可以大规模地融集资金，同时还可以扩大影响，有利于国有银行向早日成为国际性银行的目标迈进。事实也是振奋人心的，银行股上市后一路飙升，说明中国的此次银行改革为众多投资者认同。但是，也有人认为，银行作为国家的政策性机构，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应该上市，这样贱卖国产。

2商业银行选择香港上市

有人说，大银行为什么不在A股上市，让国人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原因是，低迷的A股暂时丧失了资本市场的集资能力，而迫在眉睫的银行业开放压力使得中国的银行改革不能等。2006年底中国银行业对外资全面开放，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中国银行必须加快上市的步伐，融集资金，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况且，A股市场目前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制约，监管能力远弱过香港的H股市场。现在，四大国有银行只有农行还在上市的筹建中，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已经上市，且反映良好。工商银行2006年10月27日上市，其股权认购(A+H)非常火爆。国内外投资者都看好中国的银行股发展。

还有人问，海外上市为什么不选择美国N股，而是香港H股呢?自从“安然”事件后，N股对对上市公司的审核严格了许多，相对于较难的N股，选择上市较容易的H股也就不难理解了。

总的来说，选择H股，究其根本，是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国有银行想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则必须抓紧上市，筹集资金，以期一拼。

3对国有银行上市热的理性思考

目前，外资通过股权收购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达20家之多，基本完成了对我国证券业和基金业的深度参与，也基本实现了对我国保险业、信托业和汽车金融服务业的布局。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银行业将是其最后一个堡垒。事实上，我国金融业如此迅猛地发展，从很大程度上说，是政府及金融主管部门积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造成的。政府本着通过引进外资以优化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初衷，从而使我国商业银行上市发展得如此之快。

银行海外上市到底是不是我国银行业加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开端和基本前提呢?有人认为当前银行股的良好发展态势表明引进外资是正确的，为了中国金融业的长远发展，支付一些改革成本是必要的。但也有专家认为，金融企业过度引入外资，容易造成中国的经济控制权丢失，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

中小银行引进外资无非是想借机壮大自己，以求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国有商业银行吸引外资主要是为了引入新的经营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优势互补和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些似乎都无可非议。但是，就整个国家而言，由于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命脉，金融改革和发展事关全局，不能不进行再三的深入思考。

从短期看，战略投资者和一级市场的投资者们并无盈利，但从长期看，这些投资者必定会像BP公司和壳牌公司那样取得不菲的投资回报。因为我国商业银行在国内的垄断地位，网点优势，客户网络以及未来经济增长等无形因素都会使得银行股增值。当然，这并不与国有资产贱卖相同，这要看国有银行上市后的经营业绩如何。

对于如何保护中国金融主权，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于中国金融体系而言，加快对外开放固然重要，但还应处理好对外开放和壮大自身能力的关系。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不能盲目崇洋媚外，失去自信。事实上，一方面我们给予外资机构太多的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却对内资开放不够；一方面，明知道造成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坏账过多的主要原因不在银行自身，另一方面却忽视金融生态外部环境的改善，而将股权多元化，特别是将引进外资当作灵丹妙药；一方面，认识到银行风险积聚的根本原因在于直接融资体系不发达，另一方面将优质资源推向海外，使国内资本市场得不到足够的给养。目前，我国金融业仍然实行分业经营，而外资是混业经营，全方面进入。因此，如何稳妥地实施对外金融开放政策，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总之，在金融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决不能以牺牲民族金融经济为代价。但只有资本市场得到发展，银行体系里积聚的风险才能最终得到化解。所以，我们必须避免对外资的多分依赖，对于开放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予以正确的引导，同时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使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