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范文10篇

女子范文篇1

中日邻邦，一衣带水。作为在文化上与古代中国有着渊源关系的日本，其女子教育形态在封建社会中表现出与中国高度的相似性：教育形式均为足不出户的闺阁式教育；教育内容也均以儒家“三从四德”的品德驯育为主，可以说，在封建社会，日本的女子教育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模仿中国而成的，因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两国的女子教育发展水平也较为接近。然而，到了19世纪末，由于推行不同的文化教育政策，两国的女子教育出现了不同的态势，形成了客观上的势差。这种势差成为后来中日两国女子教育模式输入与输出的客观基础。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掀起的学习日本的热潮中，通过教育交流的渠道，处于高势中的日本女子教育思想理念、体系制度通过大批东渡游学的学生、一些前往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政府官员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本教员等传播至中国，奠定了中国现代女子教育的模式基础。本文着重探讨近代中日教育交流给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一、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势差

日本由于明治维新后在教育上实行文明开化政策，于1872年颁布了第一部《学制》，规定不论阶级、性别与出身，到了一定年龄必须上学，所谓“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从而使得日本女子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据统计，1878年(明治10年)，全日本有1866名女教师，575112名女学生。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女子教育却仍然停滞在“足不出户”的闺阁教育的水平上，只有男孩才可以进入学堂接受教育。在整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中日女子教育的许多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水平上的势差。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笔者将这一时期内两国女子教育的一些主要事件发生的年代进行对照列表(见表1)。由表1，我们不难发现，中日两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主要的九项事件中，除了教会在中国开办女子学校比在日本要早约26年外，其余八项事件日本均先于中国发生。中日相同事件间年差最大的为43年，最少为7年，平均年差为26．5年。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从女子教育发展的实际层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女子教育的确已经不再同日而语、等量齐观。昔日从中国引进女子教育思想与内容的日本，到了19世纪末，其女子教育发展已远远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二、中日教育交流与中国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

在几千年自我封闭式社会中，中国女子教育一直是被拒之于学校大门之外的“闺阁式”教育。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轰开以后，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才开始发生无可抗拒的变化，女子教育也开始了其漫长的近代化过程。如果我们把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22年不分性别的学制之确立作为整个女子教育近代化过程的主要阶段的话，那么应该说在此期间的中西教育交流都对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有着相当的作用，而其中影响最为强烈当属甲午战争之后的中日教育交流。以下着重从女子教育思想、女子教育制度以及女子教育实践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1．中日教育交流促进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将日本的女子教育发展情形及女子教育思想介绍到中国的主要有两类人员：东游日本的留学生和早先受政府派遣到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官员。

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留日学生对日本女子教育状况和女子教育思想的宣传和传播。

留学生通过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自己的所见所思，从日本的教育中得到启示：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个体组成的，国民“人人当受教育”。许多留日学生迫切感到中国应重视国民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他们通过报刊等宣传阵地，积极宣传“国民教育，视人才教育尤重，无一人不为国民，即无人不当受国民之教育”。大胆提出要重视女子教育，解放妇女，使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女子世界》发刊词说：“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它提出解放妇女的重要途径是普及女子教育，认为：“中国女子不受教育，责在男子；农工商而不受教育，责在士林；士林而不备普通教育，责在乡先生；乡先生殷殷于教育，而不得教育之目的及方针，责在留学界。”一些女留学生更是现身说法，呼吁中国也应提倡女学。曾于1904年留学日本的秋瑾，通过组织女子革命团体、创办女报、发表演说等形式积极宣传女子教育。她主张女子应该受教育，号召二万万女同胞进学堂求学，以增进知识、掌握技术，自己养活自己，从“奴隶”的处境中解放出来。她还把女子受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她说：“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她把女子教育作为国家富强的手段，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如果说留日学生对日本女子教育情况的宣传对当时的思想界起到了启蒙作用的话，那么，受政府派遣到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官员们的记述则印证了女子教育在日本的发达程度，促进了教育官员们对女子教育问题的思考。

1902年，为制定《学制》，清政府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吴与日本前山阳女学校长望月与三郎讨论过女子教育问题。望月与三郎力陈兴女学的重要性：“固国础之道，在于育英。育英之方法不一，大设学堂，虽谓良法，抑亦末也。欲获人才，须造良家庭。欲得良家庭，须造贤母。贤母养成之道，在教育女子而已。故曰：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贤若孟母，而后有亚圣。世之顽冥者，以之为迂远，徒盛男学堂，以欲养成人才。而入学堂者，其心不纯，其知不明，屈干朽木，何以得为栋梁也。先生明敏，既看破此理，尽贵国百年之长策，可不以女子之教育为急务也哉。”吴汝纶回国后，将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的情况写入了《东游丛录》，对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6年，中国派提学使张骞、李宗棠及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学务，为此日本帝国教育学会专门召开了一个由中日双方共同参加的讨论会，会议深入讨论了中国提学使们提出的有关中国教育问题，中心议题是中国教育的普及，日本学者们的意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是强制推行；第二是培养师资；第三是提倡女学；第四是统一国语。会议的纪要刊登在1906年3月11日的日本教育公报上，这些文字记录反映出，这一时期女子教育问题是中日教育交流中常常涉及到的话题。

总之，无论是留日学生还是东渡日本进行学务考察的政府官员，他们在对中日两国教育的直观比较中，都显露出对日本女子教育发达程度的惊讶与赞赏。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女子教育的情况进行宣传，推动了女子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2．中日教育交流影响了中国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

学制即学校教育制度。它是国家通过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等来规范和指导教育的实施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学制在本质上是统治者教育意志的集中反映。

我国近代学制始于1902年的《壬寅学制》及两年后颁布的《癸卯学制》，但是，由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的影响，尽管此时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女子学校教育的最早形式——教会女子学校和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子学堂已分别于1844年和1897年出现，并且在20世纪初，有相当的女子学堂遍布大部分省，然而，清政府在制定《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这两个学制时，仍然因陈袭旧地将女子教育排除在外。到了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女子学校的建立才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虽然在这两个章程中女子教育只是被限定在小学和师范这两个有限的范围内，但是，它却使得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有章可循，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其后，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提升了女子教育的层次，开始将女子普通中等教育纳入学制，从此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便纳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最后，1922年的《壬戌学制》不再以性别划分，从而使女子教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制度基本形成于1907年至1913年期间。这一阶段也正是清政府全面学习和模仿日本教育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国内一些教育书刊对日本女子教育的制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不仅使人们了解到日本女子教育的情况，也使人们对日本女子教育制度有了初步认识，为中国女子教育制度的制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

1901年由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发起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刊的教育杂志。此杂志在1901～1903年刊登了大量有关日本学制的译文，成为中国制定近代学制的重要参考资料。其间也刊登有关日本女子教育制度的译文，如《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明治30年)、《高等女学校令》(明治32年2月)、《高等女学校学科及程度规则》(明治32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生徒卒业生服务规则》(明治30年)等。驻日参赞黄遵宪从1879年开始撰写的《日本国志》，1893年访日的黄庆澄所记述的《东游日记》，都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学制和女子教育学制。学制的颁行使日本教育迅速走向普及，当时日本的寻常师范、师范学校等均已男女同校。日本还专门建立了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女学校。这使中国人认识到建立女子教育学制的必要，使沉迷于封建传统观念中的中国各界人士大开眼界。

此外，留日学生回国后，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起了极大的主导作用。由于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因此在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很多留日学生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代领导人物。在教育界，许多留日学生身居要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留日学生中曾经担任过民国教育部长的有：范源濂、黄炎培、汤化龙、汪大燮、汤尔和、黄郛、章士钊等等。此外，各省教育司官员也多为留日学生，如沈钧如(浙江教育司司长)、计宗型(浙江省视学、浙江教育厅长)，胡家祺(山东教育司司长、教育部秘书)、李元鼎(陕西教育司司长)等。在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司(厅)任职的留日学生有权参加全国教育会议，各抒己见，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改革产生影响。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中，留日学生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实践。该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除大学不设女校不招女生外，普通中学、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实业学校均可设立女校。比起1907年的学制，女子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壬子癸丑学制》充分体现了留日学生提倡的教育思想，说明留日学生对制定该学制起了一定的作用，使该学制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壬子癸丑学制》一直沿用至1922年，推动了民国初年教育的发展。

3．中日教育交流对女子教育实践的影响

清末的中日教育交流通过以下三种主要形式对女子教育实践产生影响：女子留学日本，留日学生回国后创办女学，日本教习亲自来中国指导女子教育或任教。

(1)留学日本成为女子求学的一条途径。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妇女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封建礼教、道德的严重束缚，没有任何自由权利。少数大家闺秀能受到教育，也不过是在闺中涉猎文史，玩习诗词，在狭小的闺房里度过人生。在20世纪初年的庞大留日学生队伍中，数以千计的女性冲破封建阻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涌现出像秋瑾、何香凝那样的女中豪杰。据统计，从1901年到1939年，陆续从日本32所学校毕业的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11966人，其中从14所女子学校毕业的女留学生共222人。这还不包括大批的速成留日学生和学习普通学科的留日生。

当时在东京的一些女校，因中国女留学生迅速增多，还分别成立了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科和速成师范学堂，专门接受中国女子留学生。如创办于1899年的实践女学校从1901年起开始接收女留学生，次年，又有10余名中国女子就读于该校，随后，创办者下田歌子便开设了清国女生部。其他如东亚女子学校、成女学校、东京女医学校等也都接收了很多女子留学生。

一些日本教育家还亲自来中国考察中国的教育情况，回国后积极促进日本改进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如实践女学校的创办者下田歌子亲自来到中国，与奉天、湖南、江西等省约定每年接受一定数量的女留学生，进入实践女子学校师范科学习。

虽然女留学生们接受的主要还是封建教育，但毕竟女子留学为她们开辟了一条求学的途径。如东亚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教授普通学科，培养女子师资。该学堂设有本科，修业年限为2年。另外，还设有两个别科：音乐专修科和游戏体操专修科，修业年限为6个月，所学课程主要有修身、日语、教育、英语、数学、地理、历史、家事、图书、音乐、体操游戏等。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些西方近代先进思想不可阻挡地冲击着中国女留学生们，使她们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认识到女学的重要性和振兴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进而推动她们创办报刊杂志，撰写文章，极力呼吁女学的重要意义。

(2)留日学生积极兴办女学。清末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因不愿委身于清政府办的新式学堂，纷纷创办学校，其中有女子学校。1905年，杨白民在上海创办了城东女学，该校始设小学，继设幼稚园，师范专修科国文、算术专修科和音乐图书专修科。留日学生周剑南回国后，变卖自己家的田产，于1905年在长沙创办了周南女校，是为湖南第一所女子学校。就读于实践女学校的黄宪诂回国后创立了私立隐珠妇校。另外，1910年王季鲁创办了中国女子体操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女子体育师资的学校。

留日学生兴办学校对清政府兴办学堂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对后来创办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化学校积累了办学经验，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照。在客观上也就给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方向、趋势及具体图景等作了一定的示范。

(3)女学的兴起和日本女教习。自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颁布后，女子学校的建立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并渐有女学校设立。但是，由于中国一向不提倡女子教育，清政府又规定男教师不能在女学校中任教，因此，女学开办之初师资十分匮乏，一般是采取聘用外国女教习的办法解决问题，其中主要以聘用日本女教习为主。据记载1909年前后，聘请日本女教习的学堂有：务本女学堂(上海)、四川女学堂(北京)、慧仙女学堂(北京)、内城女学传习所(北京)、淑慎女学堂(北京)、南京女学堂、南京高等女学校、辨敏女学堂(南京)、安徽女师范学堂(安庆)、惠与女学校(杭州)、湖北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武昌)、成都女子师范学堂、广学官立女子师范学堂(广州)、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吉林女子师范学堂、福州女子职业学校、毓正女学堂(蒙古喀喇沁)等。可见当时日本女教习在中国分布相当广泛。

根据日本外务省《清国聘本邦人名表》所载，1908年～1910年三年间，日本在华女教习为60人次。较为有名的如河原操子(她原在日本横滨大同中学当教师，后经下田歌子推荐，先转到上海务本女学堂，后任教于蒙古喀喇沁王府的毓正女学堂)、服部宇之吉夫人繁子、岛居龙藏夫人君子等。她们所开课程不仅有日本语，还包括算术、体操、音乐、美术、手工、保姆养成等。日本女教习来华任教，对改变旧中国轻视女子教育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她们开风气之先，走进例属中国男人占据的教育世界，为中国妇女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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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国演义》女子留名原因

《三国演义》（以下简称《三国》）确是本“男人书”，小说中提到的女子只有76人，大部分都是有姓无名，有57人，有名有姓者，寥寥无几，只有4人，乃是蔡琰、辛宪英、貂蝉、李春香。

不论是有姓无名还是无名无姓，女性都是以男性附属品的身份出场，男性都是女性身份的标识。然而，仅有的四位有名有姓的女子，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好奇，为何单单只有这四位在76位、且不乏杰出优秀者的女性中凸显出来，“名留青史”呢？以下笔者分别对四位女性在《三国》中留名原因进行探讨。

一.蔡琰——乱世佳人悲世情

蔡琰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书中直接用蔡琰，而没有用“蔡邕之女”，或是“谁之妻”，或是“谁之母”这样的称呼来代替，恐怕有以下几个原因：

1、文才出众，得到历代文人尤其是作者的认可。

蔡琰自幼博学多才，好文辞，又精于音律。文姬归汉后，嫁给了董祀，并留下了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其中，《悲愤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

蔡文姬确实非常有才气。文姬归汉后，在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很羡慕蔡文姬家中原来的藏书。由于几经战乱，藏书已全部遗失，于是蔡琰凭记忆默写出四百篇文章，文无遗误，可见蔡文姬才情之高。

蔡琰文才如此出众，甚至已超过许多男子。曹操也可以说是才高八斗，文学造诣很深，连曹操都深深佩服蔡琰的文才，后世文人对蔡琰的文才也是佩服有加。陈绎曾《诗谱》中评价蔡琰“真情极切，自然成文”。陆时雍《诗境总论》：“东京气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

因此，在《三国》中，作者没有将她当做一般的女子来描写，给她与男子相当的地位。蔡琰凭借自己的才华为自己在历史上，也在《三国演义》这部男人书得了一席之地。

2、身世坎坷复杂，出于同情及简便作者直用其名。

蔡琰起先嫁给同样才华横溢的卫仲道，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就咯血而亡，因而夫家人认为她克夫，而她又无子无女，自然是为夫家人所不容，于是她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回到了娘家。董卓专权时，她随父到京城，董卓死后父亲又因叹息董卓之死被王允下狱，死在狱中。公元195年，她被南匈奴军所虏，为左贤王之妻，度过12年，生有二子。207年，身为大将军、挟持汉献帝的曹操，由于爱其文才加上曾与其父友善，所以派使者持金璧去南匈奴把她赎回，并许配屯田都尉董祀为妻（见《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董祀妻传》）。虽然董祀迫于曹操之命接受了已经有过两个丈夫的蔡琰，但可想而知，在那个时代，起码蔡琰嫁给董祀最初的一段时间过得肯定不会很幸福。

在《悲愤诗》中，蔡琰对汉末大乱、被掳入胡、胡中生活、与子别离、归汉情形等逐一描写，其横溢的文才、在塞外对中原的思念、归汉后对胡子的思念，都使历来文人墨客为之动容。这样坎坷复杂的身世使得作者不免对蔡琰产生了怜悯之心。

二.辛宪英——智藏忠怀岂堪比

辛宪英（190～269年），据《三国志·魏书·辛毗传》及注，乃魏国大臣辛毗之女，“聪明有才鉴”。就在她出生的那一年，董卓焚烧洛阳，挟天子迁都长安；到她去世前六年（263年）蜀灭，再两年后（265年）魏覆，而吴则在她身后苟然残喘至280年也终于亡了，可以说，辛宪英的一生见证了整个动荡的三国时代。

《三国》中给辛宪英的篇幅也不多，只有第一百零七回中总共不过168个字，包括后人赞诗：为臣食禄当思报，事主临危合尽忠。辛氏宪英曾劝弟，故令千载颂高风。笔者认为著作者直接用辛宪英原名，而没有用“辛敞之姊”代替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以智称于史，得到作者的敬佩。

辛宪英之于史，素以智著称，旧时曾有歌将辛宪英的智、曹娥的孝、木兰的贞、曹令女的节、苏若兰的才和孟姜女的烈并称，皆谓之出类拔萃。

《晋书·列女传》中所叙宪英“聪明有才鉴”，主要有三件事。“初，魏文帝得立为太子，抱毗项谓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英，宪英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①另一事则是《三国》中所述，辛宪英正确地指出司马懿趁曹爽随魏主曹芳祭扫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并非“谋逆”，意在杀曹爽，又认为辛敞应终于职守，去见魏主及曹爽。辛敞从之，既保全了忠义之名，又免于杀身之祸。还有一事，辛宪英看出钟会暗藏谋反之心，使身为钟会参军的儿子琇得以全身而归，琇还因曾劝阻钟会谋反，嘉封关内侯。

在对辛宪英的刻画上，《三国演义》基本是遵从史实的，选择了宪英劝弟的事件，与小说的忠义的主题相符合，又突出了辛宪英“智”这个典型特征。

辛宪英以智称于史，她的远见卓识是许多男子也不如的。仅在第一百零七回中，不仅与郭太后、曹爽妻刘氏形成鲜明对比，也远胜于辛敞、司马鲁芝、曹爽弟兄这样的阳刚男儿。因此辛宪英赢得了作者的敬佩，毛宗岗也评价她说“善于辽事”、“明于料人”②。

2、突出辛宪英的主角地位，借宪英之口说“忠义”之事。

辛宪英的父亲辛毗、丈夫羊耽、儿子羊琇在《三国》中都无多少表演；弟弟辛敞，在第一百零七回中出场，引出了姊姊辛宪英。直接用了辛宪英的名字，表明作者着力刻画的是辛宪英。

在一百零七回中，作者其实是借辛宪英之口，再次传达了小说的主题“忠义”。辛敞征求辛宪英的意见“可去否”，辛宪英回答：“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执鞭而弃，其事不祥莫大焉。”后来，司马懿因辛敞“各为其主，乃义人也”而复其职。可见，在这一情节中，辛宪英是主角。

毛宗岗评价辛宪英说“忠于劝义”③，辛宪英跟弟弟说的“义”，也是作者想向读者传达的。在这里作者为了要突出这个义，必然要突出辛宪英的主角地位，引起读者的关注，因此当然不会用这些没怎么出场的人来指称辛宪英，一来也可未免使读者迷糊。

三.貂蝉——情深义重照汗青

貂蝉是三国演义中作者着墨最多的女性，在她主演的第八回、第九回中，著作者洋洋洒洒前后用了将近一万字来写她在董卓与吕布之间的巧妙周旋。诛董卓这样一件连十八路诸侯都无法办到的事，貂蝉凭借她的美貌与机智办到了，称其为“女将军”一点也不为过。

1、广泛的群众基础，作者尊民意而为。

貂蝉虽不见于《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然而宋元以来屡见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作品，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闭月”即指的是她，她的名字已广为百姓所知，其美人形象深入人心。

元《三国志平话》称貂蝉“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④元无名氏《锦云堂美女连环计》杂剧亦云貂蝉姓任，小字红昌，曾被选入宫中掌貂蝉冠，故以“貂蝉”为名；后配与吕布为妻，在阵上失散。二者均写貂蝉与吕布本为夫妻，因遭世乱，流落入王允府中，王允假意将貂蝉献与董卓，激起吕布愤怒，乃刺杀董卓。可见貂蝉应是《三国》在《三国志平话》及元杂剧的基础上塑造的文学形象。

话本、杂剧都是当时最为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其宣传效果也最佳。历代以来的“三国戏”给貂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作者当然会将她放在小说中，只需将情节稍加改编，便既能拉近与读者距离，又具有新鲜感吸引读者。

2、集大义小义与一身，是小说的典型人物。

《三国》中作者一改前人所传貂蝉与吕布本为夫妻，因遭世乱，流落入王允府中，而是将貂蝉刻画成为报王允养育之恩，主动为王允解忧，担负起国家民族大任，挑拨吕布与董卓，使吕布刺董卓。“妾之贱躯，自幼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未尝以婢妾相待，作亲女视之。妾虽粉身碎骨，莫报大人之万一。”“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世世不复人身。”

“义”是作者在貂蝉身上发现的最大亮点，上报国家，下报恩人。貂蝉作为一名歌姬，乃红尘女子，尚且知晓大义，何况是寻常良家子弟乎？作者将貂蝉置于小说中，具有典型的教育与批判意义，这样典型鲜明的人物当然要赋予名字。

四.李春香——祸水红颜情弄人

《三国》中所述李春香乃黄奎之妾。黄奎，东汉末大臣，黄琬之子。献帝时，任门下侍郎。曹操召征西将军马腾到许都，命他为行军参谋。他与马腾约定，待曹操出城点军时杀之。不料其妾李春香与其妻弟苗泽私通，泽使春香从他口中掏出实情，密报曹操，欲以此求得与春香结为夫妻。操命人将黄奎全家拿下，待马腾被擒后，一同斩首。而李春香、苗泽又因“不义”，与黄奎全家被曹操同时斩首。《三国志》及《后汉书·黄琬传》都没有提到黄琬有子黄奎；并根据《三国志·蜀书·马超传》及《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欲攻汉中，马超、韩遂等疑为袭己，遂反，为曹操所败，次年，马腾全家被杀。而《三国》中写马腾死于马超起兵反曹操之前，亦与史实不合。所以，黄奎恐怕是《三国演义》虚构的人物，李春香也应当是了。

《三国》中的女性，无史可考的也不少，为什么单单这个李春香就有名有姓呢？细想原因恐怕有以下几点：

1、典型的反面教材，作者要树之为戒。

《三国》是一部忠义之书，而李春香则是全书中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她与黄奎妻弟苗泽为一己之私，出卖丈夫，助曹为虐，大义、小义皆失。当苗泽对曹操说“不愿加赏只求李春香为妻”，连“奸贼”都笑曰“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于是苗泽、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全被杀。

李春香、苗泽因为自己的私情，背叛了丈夫、姐姐、姐夫，失了小义；向曹操这个大奸贼告密，失了大义。然而他们即使这么做也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丧了性命，这就是在警示后人了。

相比之下，第23回中也有类似的事件。董承家奴秦庆童与侍妾云英私通，董承将秦庆童囚禁，后庆童逃往曹操府中，密告董承与王子服等欲诛操之谋。曹操也是将秦庆童与董承一家一齐处斩。一个小小的侍妾，作者也将她的名字写出，叫云英，可见作者树立反面教材的意图十分明显。

2、爱情的悲剧，作者写之为之叹息。

在李春香的故事中，作者传递的主流声音固然是忠义，但是春香与苗泽的爱情也发人思考。他们之所以会选择这种弃义行为，是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导致的。面对不可能有结果的爱情，他们只能铤而走险。妾与妻弟间的爱情已经是对丈夫的背叛，那么对他们而言告密也许还能使这段爱情开花结果。苗泽的一句“不为加赏只求李春香为妻”直叫人既为他们的行为恼怒，又无法像对秦庆童那样恨之入骨，只能一声叹息。

《三国》是一本阳刚之书，全书涉及儿女情长之处极少。作者在此处也只是一笔带过李春香与苗泽的爱情，但这一笔之中已足见情深。作者对李春香寄予了同情，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封建的伦理纲常，是对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挑战。作者在对他们背义行为批判的基础上，或许只是无意识，但的确对他们的爱情流露出了同情的感情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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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为解决各省女性体育师资缺少的问题，创办了上海女子体育师范学校，金陵女子大学的女生在1918年的省际运动会上，见到了上海体育师范学校的女生，亲眼见证了这些体育女性的健美活泼，其所呈现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更是当时女性所罕见。为了使近代的女大学生接受更好的体育教育，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于1924年作出了将上海体育师范学校与金陵女子大学合并的决定。这次合并壮大了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的实力，使之很快就成为当时国内拥有最强体育专业的女子学校。1929年金陵女子大学添设体育简易科，1930年秋又改办体育专修科。该校的体育专业分为公共体育和专业体育两大类：公共体育课为全校学生必修课，一至四年级期间，在校学生每周均有二至四小时体育课，授课内容包括徒手操、田径、球类活动、民间舞蹈等，目的在于使每个学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仪态，养成热爱体育运动的良好习惯。金陵女子大学的专业体育又分为专修科和主修科两种，专修科为两年学制，培养目标为中小学体育师资或服务于女青年会等社会机关的娱乐指导；体育主修科学制为四至五年，课程设置为大学普通科之运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必修科目，及有关体育、卫生方面原理与技术，培养目标为中学、大学或专门学校的体育指导。

二、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设施

金陵女子大学建校之初，教员们就开始考虑师生开展室外体操活动的问题。该校的第一位教师伊丽莎白•高切尔利用课余时间，把一座荒凉的园子修理成金陵女子大学师生们的娱乐与休闲场所，也成了网球场、课间操场的所在地，在这里让师生们（特别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体育活动的中国女生）发现了运动的乐趣以及对身体健康的益处，逐渐养成了课余锻炼的良好习惯。后来，金陵女子大学在南京清凉山麓的陶谷修建新校址时，便有了一座专业的体育馆。体育馆与文学馆、科学馆一样均为传统建筑风格，屋顶为覆灰包筒瓦式，配以宫殿式的雕花木格门窗，颇具中国风格与美感。这座由史密斯学院捐赠五万美金建造的体育馆，面积为1432.78平方米，是当时金陵大学的体育专业教学楼，居于新校址正中央，故又名中大楼。这是体育系学生和全校学生的室内活动场地，另外户外宽阔的操场是金陵女子大学举行运动会和各种娱乐活动的场地。

三、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师资

考虑到中国人传统理念，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教师全部由女性担当，这样可以使师生在心理和生理上更接近，相同的生理结构可以使师生彼此多一些理解，也有利于肢体动作上的示范与指导。建校初期，金陵女子大学的专职体育教师除一名来自美国之外，其余全由中国人担任。金陵女子大学的师资大都经过美国威尔斯理大学体育专科培训，所以教员们吸收了西方的体育理念，并坚信能够自己也能“与西方女子体育并驾齐驱”。金陵女子大学的首位体育系主任、美籍教师艾米莉•凯斯是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的奠基人，凯斯最先将丹麦体操引进到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教学之中。丹麦体操以动作的连贯、流畅与节律为特征，目标在于改善、矫正身姿与促进教育工作，此目标正符合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宗旨。同时凯斯还擅长体育行政和管理工作，当时体育系有关体育的教学制度、课程设置和教学秩序等在其任职期间逐渐建立健全起来。来自奥伯林大学的音乐教师利蒂亚•布朗到校后，因为金陵女子大学特别注重女子舞蹈的训练，所以布朗要参加每周两次的学生体育锻炼的指导，指导学生进行民间舞蹈、韵律舞蹈的训练，所以布朗也算是金陵女子大学的外籍体育师资之一。陈英梅于1925—1930年间曾在金陵女子大学任体育系主任。陈英梅于1913年毕业于美国的韦尔斯利学院，获体育学士学位，为中国的第一位女体育教师。她曾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任体育干事，同时担任青年会附设的上海体育师范学校副校长。因为中国的女体育教师奇缺，陈英梅曾同兼任七所女子学校的体育课，金陵女子大学就是她任教的学校之一，后来的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主任张汇兰就是陈英梅的学生。1917—1919年，张汇兰就读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从1920年至1946年，张汇兰三度赴美国，从事体育学、生物学、公共卫生学等专业学习和研究，先后在密尔斯大学、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衣阿华州立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成了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女博士。张汇兰曾在1924年前后担任金陵女子大学体育系主任，并在1924年12月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刊》上撰文，她认为：体育不单是一种技能，还是最重要的教育工具，体育在强身健体之外更能造就良好的思想和精神面貌，使女子具有强壮的身体，能够更好地承担起对儿童的养育与教育的责任。1925年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谢文秋、黄明丽，后来又就读于美国威尔斯理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毕业后成为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教员，为金陵女子大学提供了校友返校担任体育教员的先例。此外，海怡迪是美国威尔斯理大学体育专科毕业生，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她在金陵女子大学主要教授体育原理、舞蹈、曲棍球及射箭等课程；崔亚兰为湖北武昌本校教育学士，在金陵女子大学主要教授体育教学法、体操、韵律活动、垒球等课程。

四、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活动

从最近公布于网上的一组金陵女子大学的老照片来看，金陵女子大学的体育活动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即平时的体育活动、文娱活动中的体育活动、体育运动会。

1.平时的体育活动。金陵女子大学将体育课列为必修课，体育课的内容包括如徒手操，各种田径、球类活动等，所以在课余时间，就可以看到学生在操场上进行门球、网球、棒球等体育锻炼。在恰当的时机，班级之间还有球类比赛，每年的春季还有全校性质的体育比赛，有剑术、民间舞蹈等体育项目参加比赛。每年假日的远足活动，是金陵女子大学学生最喜欢的活动。学校领导认为，组织远足活动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体质，也可以增加师生之间的团结与沟通，提升学生的社交能力，更可以使学生对校园生活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每逢假期时，学校统一安排远足活动，学生可以在栖霞山、燕子矶、莫愁湖、泰山等地领略自然之美，也可以去曲阜等文化胜地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不但在校内开展体育活动，还通过各种社会活动把体育知识与技能传播到社会上。1917年2月，一所由金陵女子大学学生集资创办的社会慈善性质的初等小学“培幼小学”正式开学，并得到德本康校长的支持。“培幼小学”借校内东花厅南面的两间小厢房作教室，置备了20套桌椅及国民小学应用图书等教具，由金陵女子大学的15名学生担任校长和教员。在课余时间里，女学生就把自己学到的棍操、球类等体育技能传授给孩子们。

2.文娱活动中的体育活动。抗战时期，金陵女子大学迁至成都，虽然失去了战前办学的优越条件，但其办学的宗旨并没有改变。在用竹子编的篱笆墙里，一间面积不大的体育馆出现了，简陋的体育馆内照常传出训练舞蹈时的优美琴声。每年五月，全校照例要举行一次“五月杆会”。“五月杆会”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一种集娱乐、文艺、竞技于一体的户外场地活动，学生们在活动的草地中央竖起一根彩带飘舞的杆子，围绕着这根杆子进行文娱活动，并选举出当年的“五月皇后”。从现存的老照片来看“，五月杆会”颇有时尚风范，身穿西式服装的女生上演的韵律操、健美操、形体表演、宫廷舞蹈等节目，舞姿优雅标准，呈现的是金陵女子大学学生的健康、美丽、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因此，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女性，才会当选每年的“五月皇后”。

女子范文篇4

[关键词]留日运动出洋运动

一、留学救国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他们高呼“师夷长技以制夷”，并选派学生留学西洋。而此时，对日本这个“蕞尔岛国”并未在意，直到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定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震动了中国朝野。在甲午战争付出惨重代价之后，许多朝野人士纷纷探讨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大多认为日本兴盛的原因是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文化，所以中国朝野试图从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指出“日本学习欧美，故其强同与欧美。吾若学习欧美如日本，则其强亦如日本然。吾文学风习去欧美甚远，势难直接为之，不若间接学习日本之为便。”于是留学日本以救国的社会思潮兴起了，向日本学习不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张，并成为了中国民众的普遍呼声。

二、清政府鼓励留学日本的政策

20世纪初，清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期，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为此清政府开始了所谓的变法革新，实行“新政”，并且为了培养“新政”所需的人才，清政府决定采取鼓励留学的政策。而对于清政府来说，法、美等国都是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是不能效仿的，而日本的“立宪”则可以起到“尊君权”的作用，这种不动摇皇权却又能进入富强之列的方式是清政府所独钟的。于是，清政府极力鼓励到日本留学，将留日作为维护旧体制挽救其灭亡的应急手段。

而且，清政府鼓励留学日本也有其客观的便利条件。“路近省费，可多谴”、“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基于以上这些条件，张之洞总结说：“可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三、日本朝野欢迎中国女子留日

留日运动的高涨除了清政府的鼓励还有日本政府方面的政策引导。日本政府感觉到，教育中国的留学生是日本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鼓励清政府派学生赴日本留学，为中国造就人才，当时日本制造舆论分析道：“支那渴望教育，日本教育家苟趁此时容啄于支那教育问题，握其实权，则日后之在支那，为教育之主动者，知识上之母国，种子一播，则将来万种之权，皆由是而起。”[1]为此，日本政府以“酬彼昔师导之恩义”为由，为留日学生提供学习和生活上的方便，鼓励清政府派学生留学日本。这样，日本成了清政府派送女子留学的首选。日本方面专门为中国女子留学日本设立了一大批学校，如实践女子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等。

四、国内女学兴起，女教师缺乏

在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中，女子是没有教育地位的。到了清末，尤其是甲午战后，随着维新运动的不断发展，西方思想广泛传播，要求女子受教育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认为，没有接受教育的女子不能很好的完成“贤妻良母”的职责，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普及女学就要又充足的师资，而当时师资力量的短缺是影响女子教育发展的最大的现实，据《东方杂志》第14卷记载：“前清晚季，风气渐开，远识之士谓女子为国民之母，非教育之不能使尽其重要责任。于是提倡好学，多聘用男教员，殊多不便之处，权为之则无不可，非长久之策也。[2]这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当时女学发展，面临师资短缺的现实。1905年以后，清政府明确规定男性不能到女校任教，女教师缺乏的现实更加突出，然而国内教育制度未立，设备落后，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的女教员来适应当时蓬勃发展的女学。于是一些人开始主张女子留学，让她们去接受教育以便回国后充实国内师资，“期年回国，即可得无数分任之教员，以应中小学堂之需，而免教习乏才之叹。”[3]五、早期留日学生的倡导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向提倡男尊女卑，女子处在森严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不敢踏出家门半步，更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到19世纪末，维新派领导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他们把兴女学、争女权、争取妇女人权作为他们反封建的旗帜，并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这对封建统治下的女子思想起了开化作用，也使众多的女性认识到要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和尊严。在教育救国思潮涌起的时候，一些女子也认识到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女人在世，要想与男人一样平等的为人，就必须要有做人的精神，有做人的道理。这种精神和道理，就是世上的事业。这事业是必须要学的，不是生来就能的。”[4]“中国女子之无权实由于无学，既以无学无权，则欲倡女权，必先兴女学。”在这种思想的倡导下，终于出现了一批敢于打破旧观念的女子，她们勇敢地冲破种种束缚，克服种种困难，求学于异地他乡。清末最早留学留学日本的是一位9岁少女夏循兰，1899年前往日本，就读于日本华族学校，此后，前往日本留学的女子络绎不绝。

一些较早到日本留学的女生还积极倡导国内女子留学日本，例如秋瑾。她看到了日本教育的发达之处，所以她大力倡导女子留日，她指出“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焉？我诸姐妹如有此志，非游学日本不可；如愿来妹处，俱可照拂一切。”留日女生还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劝国内女子留学日本，如陈彦安的《劝女子留学说》，何香凝的《敬告我同胞姐妹》等，这些文章都呼吁国内的妇女同胞渡外求学，她们的呼吁使许多女子纷纷东渡日本求学。

综上所述，这些原因促使了清末女子走出国门，东渡日本，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女子留日是这次留日运动的奇葩，构成了清末留日运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清末的女子留日是中国妇女走向世界的开始，它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无组织状态走向了有组织的留学活动。留日女生通过组建社团，创办报刊等活动宣传教育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她们是中国女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先锋军，在把国外新思想引入国内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妇女的风采。

参考文献

[1]黄福庆：《清末留日女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87页

[2]《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1917年）

[3]《南洋驻日监督沈兆禀安徽巡抚公文》，《直隶教育杂志》1905年第4期

女子范文篇5

【关键词】环境心理学；女子会所；室内设计；实例调研

随着社会文明加速发展，人们愈发注重生活品质。高品质的室内空间有助于人们愉悦身心，提升幸福感，尤其对于女性。女性空间作为女性群体专属的活动场所，常常以现行的设计规范进行建设，往往忽视了女性独特的生理结构与心理诉求。目前，已有学者考虑到男女对室内空间的心理需求不同，开始从女性视角研究室内。黄春晓[1]、顾朝林[2]等学者从宏观结构层面将女性主义引入到城市空间研究领域；陈喆[3]探讨了住宅中女性空间的存在方式和意义，并指出开展女性空间研究的必要性；潘蕾[4]、曾雅堃[5]等年轻研究者从女性心理特征出发，研究女性主张室内设计的表现形式及设计特点。然而，大多学者研究只分析现象，未针对现状提出解决办法。本文以环境心理学为理论支撑，进行实例调研分析，并制定设计策略。

1理论基础

环境心理学[6]着重于研究环境对人们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环境所产生的反作用。环境即刺激，人的心理活动即反应，心理活动所产生的行为反应，即为环境对于人产生的最终影响。从人的心理特征出发，运用心理学理论，研究人在建筑与室内环境中的活动及人对这些环境的反应，再反馈到建筑和室内设计中，以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本文参考环境心理学的环境知觉理论、空间认知理论及空间行为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2实例调研

2.1调研概况。调研将女性空间分为女性专属空间和多为女性使用空间。在女性专属空间中，对女子会所、女性美容美甲空间进行调研；在多为女性使用空间中，对商业综合体，下午茶餐饮空间进行调研[7]。根据调研的实际情况，结合女性的生理以及心理行为的特点，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国内现有的女性空间中设计的优缺点。2018年1~6月对衡阳地区选取部分女性空间进行调研。调研对象选取遵循如下原则：（1）大小规模均涉及；（2）地域分布较分散；（3）具有人流量等代表性。2.2调研结果分析。2.2.1空间布局。女子会所空间布局都为公共区与内部私密部分结合，内部护理区由廊道连接，按廊道类型划分，有直接式、单向式、多向式三种[8]。直接式，护理室由直廊道贯穿，最为简单便捷，优点是简单直接，空间识别性最佳，若房间一侧有窗，则视野更为开阔；但由于建筑形式及房间面积受限，大、中型会所难以全部采用直接式。单向式，会所廊道为单向，即一条廊道贯穿所有房间，对比直接式，存在转弯处。此种形式，方向识别性较好，空间利用率高，多数会所可以采用的一种形式；但廊道两侧有房间，空间封闭，采光及视野不佳。多向式，廊道会出现分支，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方向。此种形式多出现在大型会所，由于房间排布而产生；导向性不佳，方向识别较差，且视野拥堵，廊道舒适度较低。2.2.2功能空间。女子会所，其功能区有等候区、护理区、辅助区、卫生间等。客户流线为，前台登记———等候区等候———更换消毒拖鞋———护理室护理———等候区饮美容汤———前台登记。会所规模越大，功能空间越多，划分越细，相应布置越周到，流线也越长。所调研的会所对客户的私密性保护都有考虑，不同之处是个人空间大小，由于长度及高度的限定，可加宽走道，同时设置节点过渡区。2.2.3空间形式。女子会所的空间形式，笔者将其按装饰风格分为三种，分别是温馨田园风格、简约欧式风格、简约风格[9]。温馨田园风格，整体统一，大面积暖黄色作为底色，配以白色、米白色家具，再以蓝色点缀，色彩层次丰富。窗帘选择碎花图案，加入自然气息。材质上采用布艺家具，配合整体主题，打造温馨感。符合女性恋家情怀，适合年轻女性。简约欧式风格，整体统一，以石膏线、罗马柱、吊灯等元素打造欧式风格。材料也是选用名贵的石材，凸显尊贵。会所整体性强，富丽堂皇，定位于高端客户。简约风格，会所内部以功能为主，无刻意布置，较为简约，适合于经济型客户。2.2.4物理环境。女子会所，护理区室内等效A声级在42.3～54.1dB之间，多为仪器声、交谈声及音乐声；照度为30～43.3lx之间，几乎无外部光源，内部光源多为射灯，光线偏暗，存在影响护理的可能性；温度在18～22.7℃之间，由于护理需更衣，18℃时温度偏低。其声环境、热环境均部分达标《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13]与《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2-2014）[14]。

3设计策略

3.1空间布局。整体空间遵循外部公共区与内部私密区结合的模式，商铺宜以层划分、竖向分区，做到合理分区。使空间排布符合使用者行为流线，达到适用性。“路径”应选择直接式或单向式，保证其简洁规整，以便女性进行空间认知。多节点设置，便于空间认知，可结合中庭、休息区等，使视野通达，空间更开敞。个性化设计，创造可变空间，增加空间趣味性。3.2功能空间。使用者所需功能应配置齐全，保证各空间合理适用。打造门头招牌“标志”，聚焦视线。空间陈设考虑人体心理所需尺寸，满足女性的个人空间需求。若面积不足，可拔高空间，缩小个人心理所需空间。因女性需求个人空间较小，其坐具可设置为亲密距离，但须考虑其他形式，可灵活变动。由于女性缺乏安全感，可通过地砖、天花吊顶或家具摆设等，将各空间分别形成区域，使人产生领域感。对于辅助空间，应集中隐蔽处理。卫生间应处于会所中心区域，便于找寻，且从视觉、听觉、嗅觉等方面保障其隐私。内部窗户宜透光不透明；宜播放轻音乐，避免尴尬；宜设置香薰隔绝气味。3.3空间形式。形成统一的风格，保证整体性及完整性，风格符合门店定位即可。整体空间及重点局部空间，通过色彩、材质、光影效果打造良好的图底关系。对于会所类女性空间，主要用户为40岁以上的女性，尽量多的使用其满意元素，暖色系、木材、石材、纺织材料、柔和、简洁的光等。个性化设计，打造多变造型。可协同造型或音乐、光影等，作趣味化设计。3.4物理环境。声环境女性满意度居中，诉求在40～60dB。《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规定，住宅卧室允许噪声级需小于50dB，《饮食建筑设计标准》（JGJ64-2017）规定用餐区域噪声不应大于60dB。即对于会所类女性空间应控制在50dB以内。且应尽量避免机器、说话等声干扰，可用音乐声屏障。光环境女性满意度较高。对于会所、美容美甲空间，可于工作部分设局部照明，在50～150lx内按需调节。热环境满意度偏高，热环境诉求为22～24℃。《旅馆建筑设计规范》（JGJ62-2014）规定客房冬季温度需为20～22℃。应结合规范要求，考虑女性畏惧寒冷，宜控制温度在20～24℃。

4结语

女子范文篇6

[关键词]女子学院；女子高等教育；性别公正；西方女子教育

作为一种专门提供给妇女的男女分校式的高等教育，西方早期女子学院为不能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男子的大学相比，这些女子学院具有不同的特点。而在欧美各国，女子学院的办学模式也各有差异。在女子高等教育方面，美国走在了整个世界的前列，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办和发展上。美国的早期女子学院以七姐妹学院为代表，包括：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HolyokeSeminary)、史密斯学院(SmithCollege)、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College)、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College)、巴纳德学院(BarnardColIege)、瓦萨学院(VassarCollege)以及布林·莫尔学院(BrynMawrC01．1ege)[1]。这七所女子学院中既有独立的女子学院，学院的楷模。然而，女子学院的价值被公众所接受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过程。以美国为例，直到1973年，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CarnegieCommissiononHigherEducation)发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机会》一文，才首次比较正式地希望教育界关注女子学院所起的作用。该文指出：“女子学院毕业生的成就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它们体现了女子学院对妇女教育的决心，而且在其潜在影响方面更具重要性。”[2]在女子学院出现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妇女及其才智并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女性在社会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如此，早期女子学院还是得到了发展，直到今日它仍是世界女子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历史渊源

西方女性正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发生在近代以后。为了进入大学，妇女们经历了不断的努力和斗争。大学在其创立之初，目的就是培养为教会和国家服务的人才。而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决定了她们无法进人传统的大学领域。此外，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女性在各方面都弱于男性。具体来说，首先，妇女被认为在智力上先天弱于男子，因而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其次，妇女天生体力过弱而无法承受高层次智力活动带来的压力[3]。尽管女子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和努力没有停止过，但女子始终被阻隔在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之外。但是随着社会风气开始趋于开放、高等教育功能不断拓展、基础教育逐渐普及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日益显著，女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同时，女性主义运动推进了妇女争取获得包括教育权在内的各种平等权利的斗争，使妇女在主观上要求接受高层次教育，即高等教育。如此看似不可调和的两难局面，为早期女子学院的建立提供了前提。确实，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为不能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女性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这一时期的女子学院是一种专门提供给妇女的男女分校式的高等教育机构，与面向男子的大学相比，它们有着不同的特点。

美国是最早创建女子学院的国家。在美国殖民地早期，虽然已经有了名为“学院”的专门招收女性的学校，但其程度不过比中学稍高一点，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女子高等教育，并且此类学校多数是寄宿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宾夕法尼亚的摩拉维亚女子学院(MoravianSeminary)。在该学院中，教师教摩拉维亚族女孩语言、宗教、历史、音乐以及包括天文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在内的自然学科。以欧斯特莱恩(ElisabethOegerlein)为代表的先驱者将摩拉维亚女子学院的办学精神在殖民地传播，并且创办了许多类似的女子学院。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摩拉维亚女子学院被公认为是美国女子能接受最高级别教育的机构[4]。随着美国女子要求接受更高教育，1785年摩拉维亚女子学院开始招收美国社会各种族、各阶层的妇女，正式的女子学院初现端倪。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之后，即19世纪30年代，真正意义上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在美国首先建立。一般来说，这些女子学院也是最前沿的女子高等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名称和内涵的重大变迁。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就出现了比中等教育稍高的专门培养女子的学术团体(Academy)。19世纪初，“女子学院”(Seminary)一词替代了先前的学术团体的称法，使女子接受中学后教育有了更加正式的含义，学院办学的主要目的是职业准备。在这方面，与男子学院为培养军事人才不同，女子学院的培养目标是教师及母亲。虽然不同地区的女子学院的课程内容不一，例如，有些女子学院注重礼仪的培养，有些女子学院提供家政课程，但是当时所有的女子学院都不提供男子学院提供的用希腊语、拉丁语传授的古典课程。女子学院最多也只是提供一些用英语传授的学术性课程，例如历史、哲学、现代语言及自然科学等，其目的也仅限于为妇女从事教学工作做准备。当然，也有一些有远见的女子学院开设了属于大学程度的课程，例如纽约州的特洛伊女子学院(TroyFemaleSemi—nary)[5]。“女子学院”的这种称法一直被沿用到真正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的出现。到19世纪末，随着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观念的确立和男女平等的高等教育斗争的开展，许多女子学院开始改用传统的“学院”(college)的称法。

二、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与发展

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与发展是女子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早期的女子学院主要有两种形式：独立的女子学院以及隶属于综合大学的女子学院。在这些学院的创立与实践过程中，既有为女子大学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人物，也有从女子学院提供的大学教育中受益匪浅的杰出女性。虽然真正的西方高等教育始于中世纪的欧洲，但是，由于欧洲社会生活的历史传统相对闭塞，欧洲各国在女子学院的创建和发展方面都没有赶上美国。

1．美国独立的女子学院

在美国独立的女子学院中，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是里昂(MaryLyon)创办的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和瓦萨(MatthewVassar)创办的瓦萨学院。

1837年11月8日，美国新英格兰拓荒区的一名女教师里昂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哈德雷创建了第一所属于高等教育范畴的女子学院，即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在蒙特·霍利约克学院之前，里昂已经在新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建立并推广她的女子学院办学模式，这些学院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高等教育水平，但为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创办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首先，招生要求严格。里昂要求入学的妇女思想成熟、态度严谨、有能力完成学院课程的学习，并且具有摆脱传统的家庭生活而追求全新未来的意愿。其次，里昂争取到了男性的支持，这些男性多数来自教会。其中，最重要的是牧师帕卡德(TheophilusPackard)以及霍克斯(RoswellHawks)，他们通过传教的方式将里昂的女子学院办学理念和实践在教区推广[6]。同时，里昂的办学资助也主要来自教会，当然也包括一些个人资助。此外，课程要求规范。在新英格兰建立的女子学院中，里昂的伊普斯威治女子学院(IpswichFemaleSemi—nary)的课程和教学已经具有了鲜明的高等教育特色。

1837年，在募集到了一笔8千美元的资助后，里昂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达到高等教育程度的女子学院建在了马萨诸塞州南哈德雷的霍利约克山边。学院成立之初有80名女学生，校舍为一幢四层的楼房。里昂节俭朴素的风格完全体现在了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校舍建筑风格上。在蒙特·霍利约克学院，里昂让女学生们掌握知识，学会自我管理，更注重培养女孩们对人生的信念。她建立了二个完整的大学系统，将外在的建筑转换成了内在的秩序。在这样的转换过程中，里昂应用了古老的女子教育理念，在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中，适当地借用了母女的关联，从而很好地将家庭和学校教育结合了起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里昂始终强调她们自身的女性角色。这种办学理念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只对男子开放的大学，具有独到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特色。作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建立为美国女子教育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1849年里昂去世，但她所创办的女子学院并未就此停滞不前。随着学院学生、教师、校舍以及办学理念的不断更新，女子学院成为了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时期，历史上第一批女子学院出现在美国东部以马萨诸塞州为中心的地区。其中值得一提的另一所女子学院是1865年创办的瓦萨学院，学院的改革精神体现了美国妇女新纪元的开始。瓦萨学院的创始者们深深地意识到了对女子学院进行革新的重要性，这所用“学院”(college)命名的学校大胆地为妇女提供完整的文科课程。

瓦萨学院的创始人瓦萨曾这样指出，学院创建的目标是让女子能获得和男子一样的高等教育[7]。瓦萨突破了女子学院的传统办学理念，要求自己的学院并非表面化地模仿普通高等教育，强调根据新的教学对象，即女性，进行适当的、特别的调整。首先，在课程方面，瓦萨学院将体育课放在第一位，尤其注重体育课在所有课程中的基础作用。学院还特别成立了体育训练科，在专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各种体育训练活动；同时，学院积极组织开展学生的户内、户外课余运动，并且不断更新校内运动设施。第二，在智力教育方面，该学院的特色是文科教育，因此，要求学生入学时已顺利完成了基础教育。学院的课程设置分为常规课程(regularcourseofstudy)及特别课程(specialcourse)两类。前者与其他女子学院的培养目标接近，即让妇女接受更高级的教育；后者则注重妇女教育的特殊需要。另外，学院还设有不同的专业系科。在瓦萨学院建立之初，曾设想将学院的学习年限从传统的3年延长为4年，但这和传统观念中妇女适婚年龄有点冲突，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也是阻力重重。

瓦萨学院的办学在突破传统的同时，也注重女性特色以及教育的社会和职业性。专为女性开设的家政教育便是一大特色[8]，学院不仅在课程设置中保证一定课时的常规家务能力培养，例如针线活、家用设施的修补等，而且还开设了包括家政经济学课程在内的家政课程。同时，在学院的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瓦萨认为，妇女在接受完高等教育后，在社会中将扮演一种特殊的角色并承担社会使命，因此，学院所开设的社会教育就是要陶冶学生的情操。在职业教育方面，学院着重培养女性的教学、电报发送、速记、记账等职业技能。这些职业技能都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妇女以成倍的增长速度进入各类女子学院学习。据1870年美国教育委员会的统计，有11，000名美国女性在女子学院学习。也正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女子学院的数量迅速增长，许多原先以旧式女子学院命名的学校都升级为高等教育程度的女子学院。

2．英美隶属于综合性大学的女子学院

早期女子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形式是隶属于综合性大学的女子学院。这些女子学院虽然隶属于综合性大学，但实际上，从管理和经费而言，这些女子学院都是独立的办学机构。而且，多数学院的教学楼不在隶属大学的校园内。当然也有部分女子学院与其隶属大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在课程教学方面得到隶属大学的支持。这些女子学院的创办和发展实际上意味着综合性大学开始公平地向妇女提供高等教育。例如，创办于1879年的隶属于美国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创办于1889年的隶属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学院等。

19世纪初，英国已经有一些私人团体为妇女提供带有一定高等教育特色的教育。但是，女子高等教育的真正开端是从剑桥大学开始的，并且以隶属于综合大学的女子学院为重要形式。英国的剑桥大学最先开设了两所隶属性质的女子学院，即格顿学院(GirtonCollege)及纽纳姆学院(NewnhamC01．1ege)。在英国，女子高等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很多革命性观念都首先在这两所学院中产生和实践一J。格顿学院的前身是由英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戴维斯(EmilyDavies)于1869年在希钦创办的一所女子学院。该学院由剑桥大学的客座教授授课，在管理体制上和剑桥大学并没有什么联系。希钦学院在创建5年后搬到了剑桥，新校舍建在名为“格顿”的地方，故将学院命名为“格顿学院”，并且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学院之一。它设有神学、古代文学、数学、自然科学、法律、历史、古代语及音乐理论等学科。戴维斯还推动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确保妇女能参加大学地方考试(HigherLocalExamination)。剑桥大学于1863年允许妇女参加大学地方考试，并从91位考试者中选出25个候选人。虽然这些候选的女生仅用了6周的时间准备考试，但她们却在考试中表现突出。剑桥大学的地方考试按同等条件向有限的妇女开放，进行了为期3年的试验。随后，剑桥大学就开始每年正规地招收女生。这些都为女子高等教育在英国的开端和发展创造了条件。1871年创办的纽纳姆女子寄宿学院于1880年并入了剑桥大学。进入纽纳姆学院的女生必须在18岁以上。该校设有数学、历史、现代语、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学等课程。同时女生也可以到剑桥大学其他的学院听课，并在研究所和陈列馆等场所接受自然科学、物理、地质学及矿物学等操作性课程教育。格顿学院和纽纳姆学院在建立之初，就已经形成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师资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的特色，而这种做法到19世纪90年代后才在男校中推广。

1879年，牛津大学效仿剑桥大学的做法，开设了多所女子学院。1879年开设的玛格丽特夫人学院(LadyMargarettHall)是专门为信奉英国国教的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建立的，该学院还开设了大学升学考试准备班。同年，还开设了萨默维尔学院(SommerviUeCollege)。该学院以著名的女天文物理学家萨默维尔(MarySommerville)的名字命名。1886年，另一所为英国国教信奉者开设的女子学院圣休学院(St．Hugh’sHall)在牛津大学创办。1893年又创办了圣希尔达学院(St．Hilda’sHall)。随着这些隶属性质的女子学院的建立，牛津大学校方意识到了加强对这些学院管理的重要性。于是，1878年牛津大学成立了牛津妇女教育委员会，将上述四所女子学院纳入该委员会管理之下，具体管理女子学院的教学内容及对学生进行监督。

三、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历史贡献

西方早期女子学院的创立和实践对西方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早期女子学院为西方女子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开端，为其他向妇女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者向世人展现了她(他)们的勇气以及为之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在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者中，有一批坚强的女性，她们身上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例如，蒙特·霍利约克学院的创建者里昂，她不知疲倦地为她的学院募集每一分钱。这些女子学院的先驱者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即妇女是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给予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会使国家和世界得益。其次，早期女子学院的创建表现出先驱者对女子高等教育的敏锐感和远见卓识。她们不懈努力的结果是，不仅使女子学院成为无数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而且女子学院在美国和世界上的传播推动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早期女子学院既为在其学院中接受过教育的妇女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又为所有其他能接受到高等教育的妇女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美国的许多女子学院，例如，韦尔斯利学院等不仅倡导和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以促进人们对各种形式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理解，而且在女子高等教育的课程建设上提出了各项建议。更重要的是，无论来自何种社会背景和何种生活习俗的妇女在女子学院中都受到了完全公平的对待和教育，因为她们理应受到尊重。

女子范文篇7

1.不少国贸专业女大学生就业层次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本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有所增长，但从整体上来看，就业层次低，工资待遇较差，相当部分的毕业生从事的是与传统角色相关的职业和行业。调研表明，我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不足30%，将近一半的毕业生从事与国际贸易毫不相干的工作。本专业不少毕业生从事酒店的服务员、超市的收银员、超市的导购、企业的文职人员、零售业的销售员、前台服务员等专业性不强、要求不高、工资较低的工作。此外，根据麦可思研究院《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的统计数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继续成为2012年就业率低、薪酬待遇低的“双低”红牌专业之一。

2.全面、高素质的国贸人才供不应求

随着中国跻身于世界发展的前列、国际贸易的大国，世界范围的激烈竞争使得从事国际贸易方面的人员不仅要具备完善的外贸类知识，而且要熟悉英语商务谈判、微机处理、国际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大批量的培养国际经贸人才已成为我国人才培育工作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现在很多企业要求大学毕业生具备大学本科学历，英语六级以上，听说读写能力俱佳，能够承担对外联系及谈判翻译工作，能够熟练的操作电脑及办公软件有报关员证书，熟悉对外贸易及进出口等相关知识。例如我院经管学院国贸专业学生甲，毕业前获英语双学位，中共党员，现就职于上海某对外贸易公司；学生乙，由于实际工作能力突出，成为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大户。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即使仍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五年内国内拥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数量将达到36万家，是现在外贸企业数量的两倍，仅按每家新增企业需要十位外贸人才计算就需要180万人，而根据国家教育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统计，我国每年高校经济类毕业生在13万人左右，即使13万人全部从事国际贸易工作五年内也只能培养出65万名该行业人才，尚有一百万人才的大缺口。

二、女子高校应用型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1.明确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作为地方院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应该坚持以市场(就业)为导向,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目的，以“打牢基础、拓宽口径、提高素质、注重实用”为原则,努力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及知识经济发展趋势的应用型人才。具体讲,本专业毕业生能够系统掌握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了解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现状，熟悉WTO规则与国际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具备商务英语和计算机的较强的应用能力；学生毕业后能够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的操作、管理、调研和宣传策划工作。

2.女子高校应用型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1）强化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据调研，各企业对国际贸易人才的英语水平要求普遍提高，但各类型企业对学生英语能力的要求不一。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比较看重学生的英语过级情况，而中小型企业则普遍对学生英语过级情况不予关注，而特别关注学生的商务英语听说能力，要求能直接与外商进行简单的贸易磋商并签订合同。基于女性人才在就业市场上依然存在性别歧视的现象，女性国际贸易人才除了要具备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基本的技能外，还应该要有自己的特色，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女性语言、交际优势。鉴于此，我们在专业课程设置中突出外语（英语）重要的地位，强化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要求本专业毕业生具有较为坚实的外语语言应用能力和交际能力，包括与外商用英语交流和会话的能力、用英语书写外贸合同单证函电的能力及准确阅读外贸法律法规和合同条款的能力等。因此国贸专业的英语课程应包括公共英语、英语口语、英语视听说、外贸英语、外贸函电等。如有可能，这些英语教师应组成一个专门的团队，就日常的英语教学方法、教材选择、教学内容衔接等进行讨论和协调，更加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学习。（2）强化实训模拟和校企合作现在，不少高校仍只注重理论课的教学，忽视实践环节，理论与实践脱节很严重。特别是对于女大学生，受性别特点影响，理论知识扎实、实践动手能力低下，导致就业经常输给成绩平平的男大学生。因此加强教学的实践环节、增加学生的动手能力是女子高校的当务之急。专业实训模拟和校企合作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职业技能的重要途径。首先要强化校内实训模拟教学，以实际贸易流程为依据，通过计算机网络来虚拟国外客户、国际货运公司、银行、海关、商检机构、保险公司等国际商务环境，让学生熟悉并处理进出口业务，教师通过系统教学软件，指导学生操作，并对学生的操作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估。为保证并不断提高实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国际贸易专业应根据学科交叉渗透、理论实践融合、资源优化共享的实训教学理念，按照“基础—提高—创新”三阶段设计实训教学体系，将实训教学细分为阶梯状的四个不同层次：基础实训→综合实训→职业实训→现场实训。基础实训包括外贸交易模拟实训、单证实训、国际结算模拟实训，综合实训即国际贸易综合实训，职业实训包括国际商务单证员、外贸跟单员、外贸业务员、报关员，现场实训包括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通过循序渐进的四个实训环节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其次，通过学校采取多种形式与涉外机构、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交流机制，例如本地海关，货代企业、报关行、外贸公司、外资企业等，这类企业对国际贸易人才有一定的需要，又可满足学生见习、实习的需求。学校还可以请外贸专家走进校园作报告，教师可利用其自身的知识优势面向企业免费开展培训工作，巩固合作基础。学生只有通过在这些企业的见习、实习，才能学到实在的外贸专业技能。（3）加强国际贸易实训教师队伍的建设，增强教师的实践能力国际贸易的校企结合教学对师资有着特殊的要求,专业教师应有扎实的教学功底,又具备丰富的外贸实战经验和丰富的企业实践工作经验。高等学校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培养实训师资队伍：在提高认识，敬岗爱业的基础上，选拨部分素质又高的教师到企业进行系统培训，使之首先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动手能力，用以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引进具有丰富实践工作经验的专、兼职优秀国际贸易人才，聘请经验丰富的外贸业务人员来担任学校的实践教学工作；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聘请职业外贸经理来校任课或举办讲座，或者对教师进行培训等，这样既可以优化师资队伍整体结构，提高“双师型”教师比例，还可以对在校专职教师起到“传、帮、带”的作用。打铁先要自身硬，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实践能力做表率，校企结合的教学无从谈起。（4）将职业技能纳入培养方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主要从事进出口报关、涉外贸易、国际结算、外贸单证、涉外商务、英语翻译等国际商务业务，具体就业岗位包括单证员、报关员、外销员、外贸跟单员、报检员、国际货代员、国际结算员和外语翻译员，而这些岗位大部分需要职业资格证书。尽管证书不能说明一切，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考证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较好地掌握专业核心技能，又可以检验检查教学效果，让专业教师及时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对策。而且帮助学生毕业时获得一种专业技能或职业资格证书，对学生未来就业有一定的益处。因此，在培养方案制定中，考虑到学生获取证书的考试要求，增加相应的课程。

3.增设女性特色课程，提升女大学生的素质

对于女大学生来说，努力提高自己的素养是一门必修课，是未雨绸缪，是踏入社会，在社会中生存下来并且取得成功的铺垫。而现实是不少当代女大学生在社交、办公礼仪、职业生涯、心理素质、法律等方面知识的空缺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一些女大学生说话文明程度大大降低，穿着不合时宜，举止粗俗，在人际交往中往往感觉吃力与紧张的现象不乏。因此开设女性特色课程，不仅可以提升女大学生的自我修养，而且可以让女大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彰显自身特色，形成竞争优势。女性特色课程可包括：女性学、女性心理素质提升、女性权利的法律保护、女性职业生涯规划、女性演讲沟通艺术、现代礼仪、形体学等课程。

女子范文篇8

【关键词】唐代诗歌女子体育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兴盛、最繁荣的朝代，这一时期疆域辽阔，国势富强，社会相对稳定，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唐朝精神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产物——诗歌，进入了其发展的辉煌时期，产生了众多的诗人和数以万计的诗歌作品。其中，许多诗歌以体育活动为创作内容，以其独特的风格为我们反映了唐代体育活动的发展面貌，尤其是以女子体育运动项目为题材的诗歌，更是在各种诗歌流派中大显光彩。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唐代女子的体育活动，可谓最为兴盛，这一时期无论是在种类上、形式上、规模上都在我国女子体育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本文试图从唐代体育诗歌的角度来对古代女子体育运动进行分析，以对唐代女子体育发展特点及其兴盛的原因做更多方面和深入的探究，从而为弘扬传统体育文化和发展我国现代女子体育运动提供借鉴意义。

一唐诗中女子体育概观

唐代女子体育出现繁荣景象，项目之丰富、参与人数之多，都是先前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在体育史上也有：“惟有‘大唐三百年’，是中国古代体育最辉煌的时期”之说。

1．球类运动

球类运动包括蹴鞠、击鞠、步打球、彩球戏等。这一时期较为盛行的球类活动形式以蹴鞠和马球为代表。此外，步打球、抛球、踏球等球类活动形式，也是这一时期常见的体育活动。

（1）蹴鞠，又名“踏鞠”，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足球运动，也是唐人最热衷的体育活动。唐时，鞠由原来的实心皮球发展成为充气球，使得其分量轻、弹性好，从而增加了这种球类运动的趣味性和普及性。隋唐以前，蹴鞠主要是作为一种军事手段，最初由男子参加，至唐代，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也流行于女子中间。唐朝诗人王建的《宫词》中有“寒室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金与钱”之句，韦庄的《长安清门》有“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这些都形象地描绘了宫女在寒食清明节参与蹴鞠活动并得到赏钱的情形。蹴鞠活动也并不仅仅是在宫廷贵族之间流行，在民间也十分普及。唐人康骈在《剧谈录》中描述到一个民间女子踢球的本领胜过男子的故事。“王超他日因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时，??有一三鬟女子，......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从这足以见得在唐代民间女子中，蹴鞠活动开展的程度已相当可观。

（2）击鞠，又称“击球”、“打球”，即马球运动，是骑在马上以球杆击球入门的一种竞技形式。在唐代，击鞠十分盛行，上到唐皇，下到士兵，都把它作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除在皇室、军队、官吏、民间的男子中流行之外，也受到一些女子的喜爱。很多女子也和男子一样挥杆击球，只是女子击鞠时因担心力量不足，受到伤害，故坐骑多用驴代替马，称为“驴鞠”。在唐代宫廷中，宫女一般在节日时常被组织起来，进行比赛，陪皇帝、贵族消遣。张籍《寒食内宴二首》“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和凝《宫词百首》“两番供奉打球时，鸾凤分厢锦绣衣”等诗句反映了宫女们进行马球比赛的盛况；女诗人鱼玄机在《打球作》中有“坚圆净滑一星流”之句，抒发了自己骑马击球时的感受。此外，后蜀花蕊夫人的《宫词》中说：“自教宫娥学打球，鞍初跨柳腰柔”，这种景象在名曰《妇女打球图》的唐镜中得以佐证。

（3）步打球，又称“步打”、“步击”，由击鞠发展而来，相对马球而言，对抗性要小得多，是一种拿球杆徒步击打的球类游戏。唐代宫廷中每年的寒食节，都会组织宫女进行徒步打球的游戏。《全唐诗》卷302王建《宫词一百首》里写到“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唐代女子积极参与这种步打球，在唐时期的壁画中，也有对其休闲情景的生动描绘。

（4）彩球戏。在唐代，有一些流行于女子中的球戏，谓之曰：“抛球”“踏球”等等。“抛球”是指彼此用手抛接彩球，李白的《宫中行乐词》中写道：“素女鸣珠佩，天人弄彩球”、温庭筠的《寒食节日寄楚望》中有“彩索拂庭柯，轻球落邻圃”、韦应物的《寒食》中生动描述了“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等诗句，这些都生动地描绘了唐代女子玩彩球的情景。所谓“踏球”，是从蹴鞠演变而来的，是在滚动着的大木球上作各种舞蹈动作，因这种运动形式是由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故又名为“胡旋舞”。“胡旋舞”的表演多为女性，宫女及嫔妃经常以这种舞蹈来取悦皇帝，唐玄宗以“踏球”作为宫女们的体操，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促使了宫女们参加这项体育活动。

2．节令体育活动

唐代的节日众多，异彩纷呈。一些节日的活动内容本身就是体育活动，如寒食（清明节）蹴鞠秋千，阳春拔河踏青，端阳龙舟竞渡以及重阳登高览胜等。在这些节令体育活动中，不乏有唐代女子的身影，为此诗人们留下了不少吟诵的诗篇。

（1）秋千，又称“千秋”，是在木架上悬接两绳，下栓横板，玩者在板上或站或坐，两手握绳，使其前后摆动。秋千是一种锻炼勇气、胆量的体育游戏活动，并且在历代都为女性所喜爱。到了唐代，秋千运动更是以其悠闲自得、闲致优雅深受妇女的欢迎，不仅是在宫女中流行，民间也很普及，秋千架上，仕女们的身姿轻盈如燕，裙裳上下翻飞，随风起舞，妙丽无比。荡秋千多与寒食节相联系，清明时节，气候渐暖，特别适合这类运动。据《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唐玄宗甚为喜欢观看嫔妃们荡秋千，感觉荡秋千时有如天上仙女，这篇被称为“半仙之戏”的文中生动描述了宫女们玩秋千时的热闹场景。在唐诗中亦有很多关于女子荡秋千的记载，如刘禹锡的《同乐天和微之春秋》中“秋千争次第，牵拽彩绳斜”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少女们荡秋千的情景；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一诗中有“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之句，说明了当时荡秋千的技艺之高。杜甫的《清明二首》中认为：“万里秋千习俗同”，可见当时在清明节各地人民尤其是妇女儿童中，荡秋千这项活动已相当普及。

（2）拔河，始于唐朝，初为民间斗力之乐，后引入宫中，盛行于宫廷。《资治通鉴》中记载，唐中宗李显曾在玄武门外组织拔河比赛，与近臣及皇后一起观看宫女拔河，并且当时每次进行比赛，参加人数多达千人，规模非常大，这项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宫女。

（3）踏青。春天出游踏青，早在先秦时已成为各地风俗。春秋时孔子就喜欢春天和弟子一同出游，休闲娱乐，放松心情。唐代时，春游踏青更是蔚然成风。刘禹锡《竹枝词》中记载：“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李华《春游吟》中的“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新绿”，这些都生动地描绘了唐代女子出游踏青众多的盛况。

（4）龙舟，又称竞渡，是为纪念屈原而进行的活动，但发展至唐代，已经成为一项以竞赛为目的的体育活动。竞渡不仅为百姓所喜爱，同时也引起了皇亲贵族们的浓厚兴趣，唐人张祜《杂曲歌辞·上已乐》：“猩猩血彩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罗袖一时招。”描写的是皇帝六宫女子进行的一次非常热闹的划船赛，可见，竞渡当时在女子中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运动方式。

（5）登高。重阳节时，人们喜欢登高览胜，至唐代时，这一活动更为甚行。上官婉儿《游长宁公主》中有“岩壑恣登临，莹目复怡心”的诗句，它描述的就是重阳节时，女子登山游览的景况。

3．休闲娱乐活动

在唐代，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游乐风气浓郁。在众多休闲娱乐活动中，诸如围棋、舞蹈、杂技等活动在唐代的诗歌中多有描绘。

（1）围棋。在唐朝，围棋作为一种斗智斗勇、陶冶性情的体育活动，受到当时宫中府第、文人雅士的推崇，而且在妇女之中也开展起来了。唐代设置了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棋待诏”，棋手中大多就是宫廷妇女。

唐代诗人张籍《美人宫棋》有言：“红烛台前翠娥，海沙铺局巧相和，趁行移手巡妆尽，数数看谁得最多。”它描写的就是宫女弈棋的情形。

（2）舞蹈，是一种融娱乐于体育活动相结合的健身活动。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歌舞的极盛时期，由于其政治开明，文化包容性大，受到了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统治者开始以女性健壮为美，从而盛行健舞，其动作矫健、刚健。白居易的《胡旋女》中有诗句：“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它描绘了当时的健舞之一——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动作交替变化，疾速如风，刚健奔放。

健舞中的另一种舞蹈——剑器舞，在当时的唐王朝，也非常盛行，此类舞是从西域传入的，需表演者手持双剑，合着音乐的节拍，进行舞蹈表演。著名的公孙大娘及其弟子李十二娘的剑器舞，是剑术舞蹈化的产物，并为后来剑术套路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杜甫在观看了她们的表演后，写下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对唐朝的剑舞水平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3）杂技。唐朝时，宫廷中训练女伎，每逢统治阶级、达官贵人的庆典宴会，她们往往应召表演。杂技的项目主要有马技、绳技、戴竿。刘言史《观绳技》中“重肩接立三四层，著履背行仍应节。危机险势无不有，倒挂纤腰学垂柳”、刘晏《咏王大娘戴竿》中“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分别描述了绳技、戴竿这些惊险的杂技活动。

4．骑射游猎活动

唐代帝王后妃为了满足奢侈的生活欲望，经常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当时唐尚武之风大兴，故而骑射活动普遍地开展起来，帝王出猎时，嫔妃宫女经常结伴而行，女子骑射游猎的很多。杜甫《哀江南》中有：“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中双飞翼。”这首诗突出描绘了宫女骑射的英姿。韩偓的《从猎》：“小镫狭鞭鞘，鞍轻伎细腰。”妃嫔宫女能够行弓射猎，纵马飞驰，她们的技艺已相当高超。另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宫中，端午日造粉团，角黍贮盘中，小弓射之，中则得食，都中盛行此事。”可见，唐代女子骑射游猎活动已成为一项充满竞赛性的娱乐体育活动了。

二唐代女子体育发展特点

1．娱乐性

从以上唐诗中举出的体育活动项目和内容来看，唐代女子体育活动以各类游戏为主，虽然活动范围和活动强度较历代王朝有所增加，但这些活动竞技性少，女子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娱乐别人和娱乐自己，表演成分多，带有明显的娱乐性。

2．崇尚健壮的审美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更迭频繁，形成了民族冲突与融合共处的局面。唐王朝地域辽阔，境内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唐实行开放、平等的民族政策，使得社会风气日益开放，加之“唐代大有胡气”冲淡了传统的儒家伦理，礼法束缚减轻，唐王朝开始崇尚“健美”，宫廷妇女积极投身于显现力健之美的体育活动中，从而使得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多突出其健美的身躯，如健舞、骑射、马球、蹴鞠等。

3．创新性

唐代具有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这种创新性也突出体现在体育文化中，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这些创新体现在：（1）组织上的创新，唐代帝王在宫中设专职人员棋待诏、专门机构“相扑朋”；（2）在体育项目上推陈出新，如步打球、驴鞠等；（3）体育器材上的创新，蹴鞠中的球由原先的皮质实心球改为皮质充气球，改鞠域为球门，建造了专业马球场；（4）出现少数民族的胡旋舞，大量吸收优秀的域外文化，同时也大力传播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

4．不平衡性

唐代女子体育开展呈现不平衡性。一些活动在皇亲、贵族中盛行，发展较为普遍，但民间女子很少有机会参加，如马球和骑射。进行这些活动时，需要特定的场地和条件，地方上很难组织众多女子参与，而民间节令体育活动，也多是逢节日庆典才举行，平时很少接触。在唐代的诗词中，记载最多、专业化程度最高的是那些常年身处深宫的宫廷仕女，如“丽人”、“宫人”、“红妆”等等，而描述民间、乡村女子体育活动的却极少。

三唐代女子体育兴盛的原因

1．经济繁荣、政治开明

唐朝统治者开国之初，在继承了隋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等遗产后，以隋二世灭亡为鉴，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开明的政策，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基础，繁荣的经济为当时体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治上唐实行开放、平等的民族政策，受少数民族思想的影响，唐逐渐打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实行儒、道、释三教平分天下，从而减弱封建礼教束缚，提高了妇女地位。可以说唐代经济、政治的繁荣，为唐代女子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2．各民族的体育文化交流

唐王朝拥有辽阔的疆域，境内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间相互融合，使得少数民族的习俗对唐代女子体育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其中以鲜卑族和突厥族影响最深。

鲜卑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住中原、统一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的少数民族。从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到公元581年北周宇文氏政权灭亡，前后将近200年。进入中原后，鲜卑族内部强制汉化政策，但儒家的纲常礼教，没有成为鲜卑人的精神桎梏。据《颜氏家训·治家》中记载，鲜卑族“专以妇持门户”，男女社会是平等的，这种社会习俗影响到了相距不过几十年的唐代，从而为女子参加体育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唐代女子体育的发展，也受到过突厥民族习俗的影响。突厥族是处居唐朝北部边境大的一个少数民族，公元629年近10万人归附唐朝，其中将近1万家迁居长安。唐诗中记载突厥人“男子好摴蒲，女子好蹴鞠”，因此推动了唐代女子蹴鞠的兴起。

3．崇尚女性健壮的审美观念

唐朝的民族大融合，使唐人受到北方民族的影响，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唐代统治者开始以女性健壮为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太宗步辇图》中有9位侍女，著名的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先生对9位侍女作过这样的分析：“封建主李世民，坐在宫女所抬的步辇中，自非健壮的女性不可。”他认为当时健壮侍女是侍候的需要，同时也是统治者审美的需要。宫廷女子具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她们追求时尚尤为突出，她们选择能够显现自身力健之美的体育活动，以迎合统治阶级的审美要求，故崇尚健壮之美的审美观念是促进女子自身积极投入到各项体育活动的重要原因。

4．武则天的改朝换代

《颜氏家训·治家》中认为：“妇主中馈，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在封建卫道士看来，女子只能围着锅台转，绝不能干预政事，否则，就是“牝鸡司晨”。而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这对传统礼教可谓是一次莫大的挑战。一个女人尚能身居万人之上，其他妇女难道就不能与男子平起平坐吗？武则天称帝后，虽不能带动千百万受压迫的妇女走出牢笼，但她的改朝称帝，却使一些处于底层的妇女，走出家门，参加体育活动。

四结束语

唐代是我国古代体育史上的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可谓最为兴盛。在唐代文化的最高体现诗歌中，描写了丰富的女子体育活动内容，大体可分为球类运动、节令体育活动、休闲娱乐活动以及骑射游猎活动4大类。这些诗歌的情景描写和人物勾画栩栩如生、绘声绘色，为我们展现了唐人刚健、活泼的生活场面。并且从反映出的女子体育活动项目中，了解到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发展特点以及发展原因。这对于探索我国古代女子体育发展史和发展现代女子体育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关文明.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50～67

［2］程云峰、李燕.唐朝诗人笔下的女子体育活动［J］.体育文史，1994（1）：41～42

［3］刘芳梅.试论我国唐代女子体育活动的特点及其原因［J］.湖北体育科技，2004.23（3）

女子范文篇9

关键词：中国；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启示

中日两国封建社会具有同源的女子教育文化，封建社会都将女子教育拒之门外，女子接受教育的方式多为“闺阁教育”,且主要教育内容为女德教育。然而，两国基于同源女子教育文化发展起来的女子高等教育却有着许多不同之处。本文从中日两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分析两者的特点，提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对我国的一些启示。

1中日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

1.1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

日本封建女子教育受儒家“男尊女卑”传统思想的影响，女子的社会地位较低，女性通常只在家里接受教育，因而女子教育发展缓慢；“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使得男女的社会分工存在差异，这使得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困难重重。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明治政府为了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教育改革也名列其中，其中“文明开化”政策对女子教育的影响最为深刻，这不仅促进了女子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也从生源上使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成为可能。在“文明开化”政策的影响下，明治政府颁布的《学制》、《中学校令》及后来的《改正中学校令》极大地推动了女子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女性提出了更高的教育需求，为此，明治政府颁布的有关女子高等教育的规定，如1893年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895年的《高等女子学校规程》及1899年的《高等女学校令》等，均为日本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在此期间，日本成立了多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子专门学校也开始发展起来。到1903年，所有的县都设立了一所以上高等女子学校，完成了“高等女子学校令”的预定目标。[1]1946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日本宪法》，其中规定“全体国民依据法律规定，拥有平等接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受教育的权利”，为女性享有平等的教育权提供了法律保障。随后政府还通过颁布《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的法律形式保障男女享有教育机会均等、男女同校等权利，巩固和加深了女性获得的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2]除政策和法律的保障影响之外，女子留学教育和外国女权主义的影响也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留学教育使一部分女性率先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一部分留学归国的女性开始致力于为女性接受教育争取机会和权利。早年赴美留学的津田梅子在归国后积极创办女校，一生致力于女子高等教育事业，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后，受女权主义和国际社会对妇女权益关注的影响，更多的女性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无疑成为了女子高等教育又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1.2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

较西方和日本而言，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起步较晚，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鸦片战争后，五个通商口岸的被迫开放，教会女子学校因此而逐渐得以发展，为中国女性接受学校教育提供了机会。甲午战后，女子教育思想传播发展，资产阶级对女性的学校教育也越来越关注，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创办女子中小学堂。尽管如此，中国女性的学校教育仍未有任何制度上的支持。直到1907年3月8日,清学部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才从制度上确立了女子教育的合法性。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中国才开始实行男学和女学并轨。兴办学堂和政策保障尽管使女性获得了在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但为女性提供专门高等教育的高等学校仍未创办，这也意味着此时的女性仍未能在国内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尽管在国内机会渺茫，但女子留学教育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可能。女子留学教育的发展证明了女性拥有同男性一样的智慧和能力，在促进女子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受教会学校和留学教育的影响，当时的许多进步人士开始认识到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在男女平等意识觉醒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中国女子高等学校呼之欲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以“”前后，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联袂公开招考女学生两大事件为标志。[3]至此，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才真正从理想转变成现实。但受传统观念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缓慢。期间高等教育发展的中断，对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女子高等教育才得以恢复和发展。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与此同时，国家法律也为公民的受教育权提供了重要保障。1987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为更广泛的女性提供了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也由此获得了更多有潜力的生源。除此之外，《宪法》和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教育法》等为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提供了进一步的法律保障。而后，政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出台了相关政策，高等教育主体扩大，为广大公民提供更广泛的教育机会。由此，女子高等教育也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

2中日两国女子高等教育的特点

2.1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特点

2.1.1家庭本位的女子高等教育理念

1887年，重视女子教育的日本伊藤内阁文部大臣森有礼明确指出：“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须之气质才能。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直接关系。”[4]从1899年颁布的《高等女校令》，日本就以培养“贤妻良母”的家庭本位教育理念为女子高等教育理念，并沿用至今。日本文部大臣桦山资纪在谈论高等女学校的目的时提到“高等女学校的教育在于培养学生于他日嫁到中流以上家庭后成为贤母良妻的素养”。[5]由于日本女子高等教育主要以培养家庭型女性为主，其课程设置主要围绕社会学科、家政和教育三方面来进行，女性的特点比较突出。尽管在女性文化和社会需求的影响下，女性的独立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女性摆脱家庭妇女的社会地位，参与到经济、科技、文化建设中来，工科、综合学科的女性比例得到了提高，但从大体上看，文科教育仍是女性高等教育的主要选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仍然主要是为了婚姻家庭做准备。由于办学理念的影响，日本女子高等教育更侧重女性作为家庭妇女角色的内在品质的培养，非常重视发展女性的文化修养、道德品质、审美观念。尽管以培养“贤妻良母”的家庭本位教育理念来指导女子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女性的才华和能力，降低了女性在职场上与男性一争高低的可能性，但是“贤妻良母”的高等教育理念为实现性别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高品质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对为后代优质的家庭教育提供了重要保障。

2.1.2办学结构多样化

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包括四年制的女子高等教育形式（其中根据办学主体又可分为国立大学、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和二至三年的短期教育形式。其中，短期大学对日本女性高等教育的影响极为重大。在短期大学中接受教育的女性占了短期大学总人数的90%以上。其次，女子高等教育不仅有男女共同大学提供，单一性别的女子高校也起着不可取代的辅助作用，为女性提供了相对完善的高等教育形式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选择。然而，随着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男女平等观念以及社会产业机构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就读于男女共同大学，单一性别的女子学院生源萎缩，数量减少。

2.2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特点

2.2.1社会本位的教育理念

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已经跳出传统的女性教育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亟需各类有文化有能力的人才，女性也积极投入国家建设的队伍中。此时的高等教育，包括女子高等教育，较以往而言，多承担了一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教育目标，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主要以服务社会为主，女子高等教育也以培养能力型女性为目标。在国家建设亟需人才的社会大背景下，此时出台的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都极大地推动了女子高等教育向为社会服务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中国高等教育中，女性在理工科的比例相对较高，女生的学科分布按比例高低依次是工学、语言文学和经济学。

2.2.2以男女共同大学为主，单一性别的女子高校为数不多

由于社会对男性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和标准相对统一，根据女性特点设立的单一性别的女子高等学校数量较少。到2003年底，我国独立设置的女子院校、高等院校中的女子学院以及各省市妇女干部学校办的女子大专班约有30多所。[6]这使得高等教育偏中性化，女子高等教育的特点不突出，导致女性的很多优点和特长都无法充分发挥。相对而言，单一性别的女子高等学校更能照顾到女性个性化特点，并针对女性的个性特点和优势制定更符合女性成长规律的教育目标。“因性施教”的教育目标有利于女大学生个性化发展，更容易培养出具有“四自”精神的女性。

3对我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启示

3.1改善女子教育结构单一的形势

我国女子教育主要以中性化的男女共同大学为主，单独的女子高校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规模及办学层次等较日本单独女子高校而言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发展失衡等问题。受地域环境、民族文化差异性和面临问题复杂性等影响，公民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培养和发展女性特点和个性的单独女子高校数量上不足以满足地域差异等问题带来的教育需求，应当根据需要适当发展女子高等学院，为女性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选择，为培养女性的个性化和发挥女性优势提供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资源和环境。

3.2注重女子的德育和美育

我国女子高等教育与男子高等教育目标一致，都主要致力于培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智力型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德育和美育。这对家庭的发展极为不利，也会影响社会的长远发展。女性作为重要的家庭成员之一，其人生观、价值观、道德品质、审美观念等对家庭和睦和子女的教育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尽管男女平等的政策、法律保障和社会意识使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但是，目前的形势是我国的家庭事务和对子女的教育仍然主要由母亲来承担，足可见女性优良的道德品质和审美情操在家庭中，尤其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样的，在女性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在一个能“撑起半边天”的人群中，如果缺少德育和美育，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觑。因而提高女性的道德素养和审美情趣是女子高等教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3.3教育层次多样化

为提高女性的社会能力和智力能力发展的大学教育必不可少。然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不仅要求女性同男性一样拥有纵向高深的知识储备，而且要求女性拥有较强适应社会的变化的能力。这就需要男女共同大学和专门的女子高校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发展更有利于培养女性人才的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同时，借鉴日本短期女子大学的教育模式对缓解就业压力和实现女性职业转变也具有现实意义。

3.4培养女性“为知识而知识”的文化追求

很多日本女性都进入短期大学接受实用性高等教育，中国的女子高等教育在目前就业形势困难的情况下也比较侧重教育的实用性，无论是高校还是女性本身，对女性在学术上的追求和关心甚少，以致女性在高校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职位和职称越高，女性所占的比例越少。对知识本身的追求，是每个人的权利。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不只有男性才能做到，女性同样拥有可以与男性相较的智慧和能力。培养女性“为知识而知识”的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也是高校应该重视的一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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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叶珠.美日中三国女子高等教育比较[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12):4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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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桦山资纪.桦山文相在地方视学官会议上的演讲[Z].东京:教育史时论,1899-07-25:22.

[6]章艳晶,孙家明.中、美、日女子高等教育之比较[J].女性教育研究,2009:77-78.

[7]曹永馨.浅析日本女子高等教育及其对我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启示[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4):83.

女子范文篇10

关键词：东京奥运会；中国女子体操；竞技实力

4年一届的奥运会在日本东京落下帷幕，中国女子体操队荣获1金1银，都是在平衡木单项取得的。虽说有金牌的收入，但团体赛的成绩仅排在第七名，个人全能无缘奖牌，可以看出，中国女子体操队与国外强队相比具有一定差距，近几年竞技水平进步缓慢。本文在视频观看和数据分析本次比赛后可以看出中国女子体操队存在以下几点问题：在团体比赛中出现排兵布阵的问题；针对跳马、自由体操这两项弱项仍没有得到提高的问题；在比赛场上竞争激烈状态中失误较多发挥不稳定等问题。中国女子体操队应正视自身与对手之间的差距，认真反思在此次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积极寻找研究对策。本文将针对东京奥运会中国女子体操队获取奖牌的情况以及运动员的竞技实力来进行分析，探讨比赛中的不足，为今后我国女子体操的发展提供借鉴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文将以东京奥运会中国女子体操队比赛成绩为研究对象。主要调查女子团体、全能、单项决赛中各项前三名成绩及中国女子体操选手难度动作的选用情况以及完成得分的成绩，从而分析运动员的竞技实力。

1.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根据研究需要，在北京体育大学图书馆数据库检索查询中国女子竞技体操比赛相关历史资料以及通过中国知网查阅与女子竞技体操以及奥运会竞技体操等方面的相关文献资料，为本次论文的撰写提供可借鉴的理论依据。（2）录像观察法。通过对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各场比赛视频进行观察分析，对运动员在比赛中完成难度、最后得分进行记录与分析，对团体、全能、单项决赛前三名的运动队和运动员的成绩进行统计与分析，从而对比分析我国女子体操当前的竞技实力。（3）数理统计法。根据论文需要，通过Excel软件对女子体操运动员的竞技实力进行整理分析。（4）对比分析法。通过对图表中的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中国运动员与国外运动员在不同项目中成绩及实力水平的差距，从而得出相应结论。

2、结果与分析

2.1、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奖牌分布状况

中国女子体操队的整体竞技实力从北京奥运会之后便出现了下滑现象，尤其在里约奥运会中，我国女子体操仅获一枚铜牌。人们通常会用金牌数量、奖牌数量及总分情况来评价和比较国际赛事中参与国家的竞技实力，因此收集整理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的奖牌分布状况（见表1）。通过表1可知，本届东京奥运会美国女队排在榜单第一位，共获得2金、2银、2铜的好成绩，足以看出美国女队的竞技实力仍然是当前最强，是中国队的强劲对手。俄罗斯队在本届比赛中发挥较为稳定，获得1金、1银、2铜的成绩。中国女子体操队与巴西女队奖牌榜并列第三，获得1金、1银。相比较里约奥运会中国女队比赛成绩有所提升，但还需不断努力，提升竞技能力。本次奥运会中中国女队在平衡木单项决赛中包揽金银，尽显实力。但在团体、全能以及其它单项中我国运动员的实力还有待提高。

2.2、中国女子体操队的竞技实力分析

（1）女子团体项目运动员竞技实力分析。本届奥运会团体比赛中国女队团体成绩并不理想，以第七名的成绩无缘奖牌，相比较里约奥运会团体第三名的成绩，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整体实力下滑，甚至跌出前六名。从比赛视频中可以看出，我国选手四项难度分偏低且失误较多。女子团体项目的成绩统计整理见表2。通过表2可知，当前国际女子体操团体实力前三是俄罗斯、美国、德国，而中国与俄罗斯出现了8.332的分差，且中国队掉出了前三名的位置，能够看出中国女队团体项目运动员的竞技实力相较里约奥运会时有所下降。俄罗斯队在高低杠、跳马项目中的分数都很高，平衡木由于有两人失误而导致分数较低；美国队由于拜尔斯的退出，不得不以3-3-3的模式继续比赛，在缺少领军人物的情况下依旧获得团体第二，说明实力强劲；德国队整体发挥较为稳定，总体看前三名的队伍分数相差并不大，都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中国队在优势项目高低杠与平衡木中发挥并不突出，且也都出现了失误，跳马、自由体操两项仍是我国的薄弱项目，拉低了团体比赛成绩。从整体团体比赛的成绩来看，能够看出我国与其他强队国家还是有很大差距。中国队无缘前三名的成绩，从其中可以看出女子团体项目仍是我国体操队的短板。要想具备夺冠实力，重回团体巅峰，仍有很长的路要走。（2）女子个人全能项目的竞技实力分析。本次东京奥运会，中国队有两名选手进入到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中，分别是唐茜靖和芦玉菲。从比赛视频中能够看出中国的两名选手临场比赛心理有些紧张，在自己的强项中未能充分地发挥出自身水平。对比D分难度，中国队的选手难度分并不高，一旦出现失误，就会与奖牌无缘。对女子个人全能成绩进行的整理统计见表3。通过表3可知，前三名运动员的总成绩相差微乎其微，最终美国选手苏妮莎·李以领先第二名0.135的分数最终获得全能第一名，能够看出当前女子全能实力最强的国家依旧是美国。从难度的对比来说，高低杠和平衡木是我国运动员的强项，但两名中国选手在比赛中都出现了失误：唐茜靖运动员在高低杠项目中发挥稳定D分达6.000分，而在平衡木项目中，出现了跳步动作掉下了器械，导致最终得分13.066分；在自由体操项目中两个转体动作分别出现了失误，跳马项目中唐茜靖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最终得分14.233分，总成绩54.498分，排在第7名。芦玉菲运动员在高低杠项目中，特卡接京格尔动作掉下了器械，E分只有7.333分，最终得分13.333分；平衡木项目中也是在跳步动作中出现了小失误，从而减少了一串连接加分；跳马与自由体操项目整体发挥稳定，但与前3名的运动员相比D分难度不高，从而最终得分也并不高，总成绩52.799分，最终排名第18名。我国选手没能在强项中好好把握机会弥补弱项，从而导致整体成绩难以在强手中竞争。虽然中国队在个人全能比赛中没有奖牌的收入，但其本身仍具备冲击奖牌的实力。在后续的训练中，女子体操队应着重提高动作的难度性和稳定性，将强项稳定发挥，提升下肢腿部力量的训练，重视自由体操和跳马两大弱项，补齐短板，不断提高自身竞技水平。（3）女子运动员单项竞技实力的分析。中国女子体操队进入单项决赛的分别有高低杠以及平衡木两项，跳马以及自由体操项目没能进入决赛。①女子平衡木项目竞技实力分析平衡木一直以来是我国女子体操的优势项目和夺金热点。在本次奥运会中，管晨辰和唐茜靖分别进入到了平衡木单项决赛。在比赛中，管晨辰和唐茜靖分别以14.633和14.233的分数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通过表4可知，管晨辰拥有最高D分难度6.600分，但由于两处动作连接的中断，未能计算在内，难度分要低于资格赛的分数，但只要不出现重大失误，足以和其他选手拉开差距，因为难度分高，混合连接和难度动作数量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唐茜靖在比赛中虽然难度分不高，但以较高的完成质量，舒展的动作，干脆的连接，获得了较高的完成分，排名第2。来自美国的选手西蒙·拜尔斯只参加了平衡木的单项决赛，虽没有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但整体动作比较干净，最终也收获了一枚铜牌。可以看到，在平衡木项目的比赛中，足以看出我国运动员实力。平衡木项目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有着极大的挑战性，在追求高难度的同时，高质量的完成也是必要因素，要想继续保持我国女子平衡木的优势，稳定性问题仍然需要高度重视，在追求高难度动作时，同时追求整套动作完成的稳定性。②女子高低杠项目竞技实力分析高低杠项目是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但中国选手在本次奥运会中的表现似乎不尽人意。本次奥运会，我国选手分别有范忆琳和芦玉菲进入了高低杠决赛。在决赛中，范忆琳在杠上整体发挥较好，但在下法落地时出现了失误；芦玉菲虽然在团体和个人全能的高低杠中都出现了失误，但在单项决赛中顶住了压力，成功的完成了整套动作。通过表4可知，首先上场的美国选手苏妮莎·李没能发挥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但有三处的连接中断，最终收获铜牌；第三位上场的比利时选手妮娜·德瓦尔整体完成较好，杠上完成动作紧凑，连接加分达到0.6分，最终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第四位选手俄罗斯队的依利安科娃实力强劲，发挥稳定，难度分达6.300分，超过了美国队选手，最终获得银牌。中国选手范忆琳的难度分排在全部选手的第二名，但由于出现重大失误，E分相对较低，导致与奖牌无缘；另一选手芦玉菲稳定的完成了套路，但D分与前三名的选手相比不高。从D分和E分来看，本次奥运会的D分在7.5-8.533之间。中国女队在后续的该项目训练中还需提高难度及动作完成质量，减少失误率，使我国的高低杠项目继续保持竞争力。③女子自由体操和跳马项目竞技实力分析跳马和自由体操两个项目是中国女子体操队的薄弱项目，没有运动员进入到这两个项目的决赛中。对两个项目的成绩进行的整理统计见表5。通过表5可知，在自由体操项目上，美国选手杰德·凯莉发挥出色，以14.366分的成绩获得金牌。意大利选手瓦内萨·费拉里获得银牌。东道主日本队与俄罗斯队的两名运动员并列第三名收获铜牌。前三名的运动员分数相差并不大，由此也可以看出自由操项目竞技整的激烈性。跳马决赛中，巴西选手丽贝卡·安德拉德两次试跳分别采用了难度价值6.0分和5.8分的高难度动作，并且完成质量较高，最终获得15.083分，获得该项目的金牌；美国选手麦凯拉·斯金内尔以同样的难度价值获得银牌；韩国选手吕瑞静第一跳难度价值达到6.2分，且完成出色，但第二跳难度分仅5.4分，相对较低，最终获得铜牌。从比赛中能看出，具有较高的D分难度，提高动作完成质量，减少失误率仍是获得奖牌的关键。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中国女子体操队团体实力出现了下滑，强项不再强，弱项越来越弱。我国女子体操运动员未能完全的突出强项，不再占有优势，且弱项差距较大，这也是未能进入团体前三名的主要原因。在团体项目中，俄罗斯冲进了第一军团，可见实力不容小觑，美国队如果拜尔斯没有退赛，那么以美国的实力应该会排在首位；（2）个人全能决赛中，我国共派出两名选手参赛，分别排在第7名和第18名。我国仍然缺少高水平女子全能型选手，需要重视加强培养，因为全能选手可以直接参加团体的比赛，提高团体整体水平；（3）我国传统优势项目高低杠，运动员表现失误明显，反观外国运动员已逐渐在此项目中超越我国。在弱势项目跳马和自由体操项目中，我国运动员没有明显的进步，与世界优秀运动员相比相差较大。比赛中稳定性不高，失误率较高，是亟待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3.2、建议

（1）在本次奥运会中，我国女子体操运动员失误不断，且不同运动员在不同项目中都出现了失误，教练员与运动员应做出反思，不断加强训练，多参加比赛，积累大赛经验，提高心理素质，降低失误率，提高难度的稳定性；（2）中国女子体操队在比赛中，难度价值并不低，在保证成功率同时，也应保证动作的完成质量，通过比赛表现出来的完成分并不高，而以往的中国女队都是以动作标准，完成质量高而突出。在后续的训练中我国运动员还需不断加强运动员的能力，提高难度，也更要提高规格质量，以保证在激烈的比赛中具有稳定的发挥；（3）在竞技体操的训练中，每一位运动员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伤病问题，在平时训练中应大力加强保护措施，采用科学化训练，积极预防伤病问题，避免运动员由于伤病问题而退出比赛，造成团体比赛时减员，影响团体成绩；（4）纵观中国的女子体操运动员，都是以身材娇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表现出来的动作幅度不大，相比于国外运动员的力量更是欠缺很多。如今我国女子体操队应尝试多种类型的运动员，在选材中不应以单一的类型作为衡量运动员的标准，要因材施教，充分发挥运动员的强项，同时加强弱势项目；（5）目前我国女子体操后备人才不足，体校乃至省队运动员参加训练的人数少；很多运动员更是昙花一现，未参加大型比赛便早早退役。国家应大力支持，扩大竞技体操的培养规模，将竞技体操开展成大众化运动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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