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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A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03:01:21

ODA范文篇1

关键词：日本；ODA；文化

日本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最早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以下简称ODA）的国家。自1979年底至2007年，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协议金额32701．84亿日元。〔1〕

国内外一些学者已对日本ODA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人们认识和了解日本ODA非常有益，但既有的研究偏重于1979年12月日本对华提供援助之后的内容，日本对华ODA决策方面的研究，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试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1979年底日本对华提供ODA决策的文化动因。

一、文化与外交的关系

文化的含义包含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精神两个层次。文化从深层次上对外交产生深刻影响。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勋爵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深受本国文化的影响。文化在确定国家外交目标中具有导向作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的反映。外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看待国家利益的方式。“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只是个人价值观的集合”。〔2〕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政策容易形成获得民族共识和增强政策的凝聚力。所以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在明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确定外交目标上能够起到导向作用。不同国家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制定出来的外交政策自然也有所不同。

二、中日外交中的文化因素

很多人认为日本文化抽去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内涵后就一无所有。实际上，日本有自己的文化。日本文化如同一颗树，它的根深扎于日本的国土上。〔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两国文化传统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两国在生活方式上具有共同点，在价值观念上也存在共同点。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是东亚传统文明的中心，对周边地区和民族产生辐射型影响。日本学者大多承认中国古代文明哺育了日本古代文化。在东亚文化区内，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源发性和独创性，日本传统文化为继发性。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中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4〕同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断发挥聪明才智，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儒释道三家互相磨合，形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主创造性。“中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以及南方邻国之间的交往和反应，要比一向所认为的多得多，尽管如此，中国思想和文化模式的基本格调，却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发性。”〔5〕与之相反，日本文化以吸收、模仿外来文化见长。除了神道以外，作为日本传统文化中很多重要内容，大都从别国输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对美国文化的模仿是日本文化的鲜明特点。

如前所述，文化对外交潜在着影响力。中日外交决策也就渗透着两国传统文化的痕迹。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天朝大国”历史地位与“重义轻利”的外交风格。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东亚的中心，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将周围国家称为“蛮夷之地”。这种地位形成了强调以道德和文化魅力而不是以暴力征服他人的文化传统。新中国长期推行的“友谊外交”，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也体现了以取得心理满足为特点的中国式外交风格。第二，辉煌的历史与近代被压迫历史形成的特殊心态。中国是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都将中国称为天下。中国人民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或者说是自大心理。但是近代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践踏的历史，使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产生自卑意识。这两种意识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民族无意识”，〔6〕它有时候表现为过度的自我关注和自我膨胀，对外部世界忽视和怠慢，有时候则表现为自卑、敏感、强烈的防备心态。第三，“君子和而不同”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中国传统思想中认为的理想社会是“君子和而不同”，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在外交方针上，中国强调和平共处，反对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行径。

其次，日本文化传统对外交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岛国意识与过度的危机感和被害意识。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贫乏且多发地震，因此，日本总是害怕落在别国的后面，害怕成为“国际孤儿”，害怕周边国家对自己安全构成威胁，这都是危机感的表现。由于日本人的心理太图示化，总是将攻击自己的人视为强大而狡猾的存在，自己是软弱的牺牲者，从而认可自己的侵略行为。日本人的这种被害者意识，也频繁见于国内外的商业活动中。这种心理在对外交往中表现为日本总是强调自己的“无防备”，强调自己是受害者，或者假设自己将受到伤害。第二，日本纵向序列意识和对美国的追随。与中国强调横向联系不同，日本强调纵向联系，“日本人是用等级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问题。”〔7〕

三、日本对华ODA决策的文化动因

中日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在日本对华ODA决策问题上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首先，文化共性为对华ODA决策提供前提。“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4〕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在生活方式上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共同点，可以减少文化冲突与阻力，为中日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1979年1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协定》和《中日两国关于在渤海南部及西部海域合作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的协定书》在同一天签订，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播与经济合作的互动关系。

其次，文化的差异性对日本对华ODA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文化对接受日本ODA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义轻利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在外交决策中强调中日友好。新中国成立后，在涉及日本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中日友好，反映了传统的天朝上国的历史地位影响下领导人在处理外交事物时的重义轻利的外交风格。这一外交风格，为两国顺利建交，展开经济文化交流铺了路，是日本对华提供ODA的前因。第二，“君子和而不同”促使中国人们爱好和平，希望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这在当代外交中的表现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求同存异等基本的外交准则。这种文化传统使中国人民具有爱好和平的思想传统。爱好和平，睦邻友好就要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所以中国接受日本对华ODA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中日友好，爱好和平的表现。第三，接受日本ODA使对“自力更生”、“无债一身轻”等传统思想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因素，打破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和“无债一身轻”思想，就是促进中国文化向着适应现代化文化的方向发展。关于引进外资问题的思想解放，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而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就是对旧文化的突破，为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日本文化对做出对华提供ODA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序列意识”为遏制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文化解释。“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相关性为特征的。”〔4〕日本较重视“纵式关系”，倾向于把人、社会集团、国家等一切事物都想象成一个序列，由此而影响到日本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因而“尼克松冲击”对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中日结束不正常关系。其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需要对华提供ODA时，日本也先同美国协调。大平首相在来华之前，特意赴美，在此问题上取得美国默许。第二，和平主义思潮推动中日友好。和平思潮是战后日本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社会思潮，对整个社会和大众产生重要影响。战后，起初的民主化和和平主义思潮虽然在制度层面是由美国占领当局进行的。但是面对战争失败的事实，日本人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和平的内涵加深了了解，并对和平充满希望，形成了和平主义思潮。在处理与中国关系问题上，日本很多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强调“中日不再战”，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种追求和平的基调也反应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理念：“我们作为和平国家，负有着为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国际社会的繁荣而发挥与其国力相称作用的重要使命”。第三，国际化思潮促使日本政府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化思潮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来源于对“国际孤儿”的恐惧和经济繁荣后对国际地位的要求。面对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批评，日本有意改变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和“一国利益至上主义，缺乏国际协调精神”的形象。日本的国际化思潮及其实践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历史性的相遇。〔8〕在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问题上，日本就有意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帮助美国分担责任。

综上所述，中日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共同影响了日本对华ODA的决策。日本对华提供ODA的实质是通过中日两国的外交行为实现了双方互利的经济合作。中日文化对中日经济合作有促进作用，反之，双方的经济合作也为文化的交流减少了阻力，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参考文献：

［1］许志峰，杨丽娟．中日签署2006年度日元贷款政府换文．人民日报，2007－03－31．

［2］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5．

［3］李鹏程．跳跃与沉重——二十世纪日本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2．

［4］［美］塞缪尔?亨廷顿，周淇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29、141、264．

［5］［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337．

［6］尚会鹏，徐晨阳著．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8．

ODA范文篇2

关键词：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

一、对华ODA的连年减少及其原因

（一）对华ODA的连年减少

自1979年日本前首相大平访华承诺ODA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ODA提供国，援助额占中国所接受援助总额的一半以上。1993－1998年，中国还曾是日本最大的ODA对象国（1996年除外）。其中，1994年对华ODA达到了创纪录的14.79亿美元，超过了对印度尼西亚ODA的8.86亿美元，占日本ODA总额的15.3%。到2000年度为止，日本对华ODA总额已达3万亿日元左右，其中有偿资金援助26507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1233亿日元，技术援助1244亿日元。日本对华ODA主要是日元贷款，主要用于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主要是医疗保健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保护等。日本对华ODA与贸易和投资一起，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对此，中国方面已多次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了感谢。

然而，自1999年度对印度尼西亚ODA为16.07亿美元、超过了对华ODA的12.26亿美元以来，对华ODA却出现了连年大幅度下降的局面。2000年度，对华ODA减少为7.69亿美元，比上年减少了37.3%，不仅低于对印度尼西亚ODA的9.70亿美元，而且还低于对越南ODA的9.24亿美元。2001年度，对华ODA虽回升到第二位，但援助额只为6.86亿美元，同比又下降了10.8%，只相当于1994年度的46.4%。2002年度，对华日元贷款为1225亿日元，无偿资金援助为57亿日元，又分别比上年度减少了25%和12%。

（二）对华ODA连年减少的原因

1.日本ODA连年减少。1989－2000年度，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一ODA大国。然而，由于长期经济停滞和财政困难，90年代以来日本ODA不仅一直徘徊不前，而且自1998年度开始大幅度削减以来，还出现了明显减少的局面。1998年度，日本政府的ODA预算为17321亿日元，比上年度的20147亿日元减少了14.0%。1999年度ODA预算虽一时恢复到了18864亿日元，但2000年度后又出现了连年下降的局面，其中2001、2002和2003年度分别下降了3.5%、8.9%和5.9%。结果，2003年度预算下降为15598亿日元，只相当于1997年度的77.4%，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90年代以来日本ODA按日元计算并没有增加，因此，其部分年度的增加就主要是日元升值所致。这样，每当日元贬值，日本ODA都大幅度减少了。2001年度，日本ODA按美元计算为98.47亿美元，比1999年的153.23亿美元减少了35.7%，再次低于美国，退居到了世界第二位。

2.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抬头。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日本国内曾流行中国“崩溃论”，一些人认为中国面临国有企业改革困难、下岗人员和失业人数增加、收入分配不公、地区差距扩大、银行不良债权严重以及社会腐败等经济社会问题的压力，今后将难以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将下跌到5%以下。当时，日本舆论看重了中国经济的黑暗面，低估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然而，短短几年过去，由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因此，自2001年6月日本《通商白皮书》提出“中国世界工厂”的说法以后，日本舆论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为之一变，中国“威胁论”也骤然抬头了。从“人民币贬值大合唱”到“人民币升值期待论”，从“谁养活中国”所象征的中国“粮食危机论”，到中国农产品出口威胁了日本农业的中国农业“竞争优势论”，一些人对中国的谈论一下子大转弯，就连IT革命，过去日本说中国掉进了数码鸿沟，现在则推测中国的飞跃将一举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前列。特别是面临“中国世界工厂”说，一些人担心在日本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化已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如果制造业中心再被中国夺去，日本经济就可能进一步衰退。总之，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正在走向经济大国为背景，日本舆论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从过低评价一下子转变为了过高评价。

3.日本国内对对华ODA的不满情绪。在中国威胁论抬头的同时，日本国内对对华ODA不满的情绪明显增强了。早在1995年，日本政府就曾因中国核试验而冻结了对华无偿资金援助，中断了日元贷款。近年来，对于中国加强国防建设以及武器出口和扩大对外援助，日本一些人也甚为担忧和不满。什么在申奥中“日本帮助北京打败了大阪”啦，“高速公路打起仗来就可以跑坦克”啦，都成了一些人反对日本政府扩大对华ODA和提供日元贷款的说词。为此，日本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国表达日本国内的担忧，反复要求中国提高军费开支和对外援助的透明度。2002年9月，川口外相访问中国与钱琪琛副总理会谈，在谈及对华经济协力时，就要求中国详细说明国防开支情况。

4.中日关系冷却。200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作为“中日友好年”，两国举行了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然而，由于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的影响，以小泉首相借口推迟访华为标志，中日政治关系却进入了由热到冷的阶段。从领导层方面看，中国已进入了第四代领导集体，日本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尽力的领导人也先后离开了政坛。两国社会的核心都转向了战后成长起来一代。日本右翼势力虽然人数不多，但政界仍大有人在，一旦他们当政，就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很坏的影响。例如，自石原慎太郎1999年任东京都知事以来，北京和东京的友好城市关系一直相当冷淡。令人焦虑的是，从两国民众相互理解的情况看，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中日关系也增加了对立和摩擦的因素。根据日本内阁府2002年10月进行的外交舆论调查，回答“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人占49.1%，超过了回答“对中国有亲近感”的45.6%①。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12月进行的民意测验，也有同样的结果：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非常亲近”和“亲近”者只占5.9%，而感到“不亲近”和“非常不亲近”者则多达43.3%，感觉“一般”者占47.6%，回答“不清楚”者占3.2%②。

二、对华ODA政策和方针的变化

（一）修改对华ODA的背景和动向

199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ODA大纲，详细规定了日本ODA的目的、意义、基本理念和援助方针等。世纪之交，在日本经济、财政面临严峻形势的情况下，为继续保持ODA大国的形象，发挥ODA对日本的重要作用，日本政府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以“国民参与”、“确保透明性”、“提高效率性”为中心，全面推进了ODA改革，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199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ODA中期政策，确定了今后5年内的援助方针。2002年以来，日本政府又着手修改ODA大纲，今年6月末已确定了初步方案，8月将正式审议通过。

关于对华ODA，国际协力事业团1989年建立了以大来佐五郎为会长的《第一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1991年提出了最终研究报告，提出了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稳定和消除通货膨胀为目标，以基础设施和消除经济发展瓶颈为重点的援助方针。1997年，国际协力事业团1997年又建立了以渡边利夫为会长的《第二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1999年提出了最终研究报告，提出了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为中心进行援助的方针，并以内陆地区援助主，把消除贫困和地区差距、环境保护、农业开发和粮食供给、促进市场经济的制度化建设作为四个重点援助的领域。进入新世纪以后，面临新环境，特别是针对日本国内的批评和不满，日本外务省为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2000年7月设立了《21世纪对华经济协力恳谈会》，自民党对外经济协力特别委员会也专门讨论了对华经济协力问题，提出了《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和协力的总结与指针》。

（二）对中国经济协力计划

2001年10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中国经济协力计划》，提出了新的对华ODA政策和援助方针，其主要内容如下：

1.对华ODA的意义。为实现日本的安全和繁荣，需要确保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需要确保亚洲的稳定和繁荣。为此，必须与所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中国更开放、更稳定并在国际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对日本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在积极促进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同时，还需要援助中国为此所做出的努力。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建立广泛而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两国间相互理解、相互信赖，乃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在民间贸易和投资的基础上，通过ODA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有很大的意义。

2.对华ODA的新政策。（1）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中国自己能够办到的事情由中国自己去做，日本不再援助。消除贫困和地区差距等问题，也要以促进中国自主努力为主，日本只援助其中不足的部分。（2）根据ODA大纲的原则，除协商援助的场合外，要利用两国间关系的各种途径，敦促中国认识军费支出和人权方面的问题。（3）对于中国多样而庞大的援助需求，日本不可能全部满足，只能对特定地区、特定项目进行建立样板式的援助，并努力提高有限资金的援助效果和援助效率。（4）为使日本ODA在中国家喻户晓，除要求中国进一步加强广告宣传外，日本自己也要加强广告活动，并通过人与人的交流和充分利用日本的诀窍、技术，进行看得见日本形象的援助。（5）对对华ODA进行及时恰当的评价，评价结果要迅速体现到其后的援助中，并向日本国民提供充分的情报，争取国民的理解和支持。

3.今后5年经济协力的方向。（1）根据中国新的开发需求，在日本国民的理解和支持下，根据日本的国家利益，精确审查援助项目，就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进行有效率的援助。（2）中国自己能办的事由中国自己去办，民间资金流动应发挥更大的作用。（3）不仅是ODA，其他公共资金和民间资金都要密切配合，实现更为有效的援助。（4）为促进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使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充分发挥其作用，要进一步促进中国市场经济化的发展；（5）根据ODA大纲，对华ODA避免与加强中国的军事力量相联系。

4.援助方式和重点领域。关于日元贷款，从以往跨年度承诺贷款额的方式，改为单年度“按项目计算贷款额的方式”。今后，包括无偿资金援助、技术援助和日元贷款在内，所有ODA都不以以前的援助额为基础，而是根据日本的意向和中国新的援助要求，按日本经济、财政的具体情况来实施，援助要有利于促进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援助重点从以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中心，转向以内陆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为中心，重点实施环境保护、消除贫困、支援改革开放、促进相互理解、为日资企业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和促进多边合作等方面的援助。

5.经济合作的注意事项。（1）根据ODA大纲的原则，继续坚持日本援助不与中国国防现代化相联系，要有助于促进民主化和人权方面的进步。以协商援助为首，包括各种高层次会谈，要敦促中国削减军费开支，提高国防预算的透明度，要求中国加强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确保人权。（2）进行看得见的经济合作，使日本援助在中国广为人知。其中，生活基础设施方面的无偿资金援助，每个项目的援助额虽然很小，但由于其直接与居民生活的提高相联系，地方政府和居民都很欢迎，因此，将进一步加强援助。（3）进一步充分而灵活地进行技术援助。在技术援助中除传统技术的转移和人才培养以外，要重视政策和制度方面的援助。（4）共同确定援助项目。在援助项目的确定方面，原来的做法是中国先提出一个项目清单，由日本提供援助。今后，日本要积极参与援助项目的确定过程，提高透明度，与中方共同确定援助项目。

6.其他。（1）推进样板项目。在特定地区或特定领域选定样板进行援助，援助成果不能停留在援助地区，要普及到其他有类似问题的地区。（2）加强与其他政府资金以及民间资金的合作。无论ODA，还是无附加条件的融资，都要在日本政府有关机构的适度参与下进行，在实施时都要根据对华外交的需要，从全局考虑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除公共资金外，还要积极地利用民间资金和技术，促进对华援助。（3）加强与国际机构等主要援助机构的合作。在消除贫困和落后地区开发方面，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向中国提供援助，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大量的人才和信息资源，日本应该与之加强合作。对于中国防止结核病的建设项目，也应从地区分工和机能分工的角度，与有关国际机构加强协调。对于贷款规模小、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很多人力支援的项目，要加强与UNDP的合作。（4）推进IT合作。以中国为首，在亚太地区普及信息化，这对日本信息化的发展大为有益，对日本经济充满活力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因此，应该通过ODA，在制定有关IT标准和制度等软环境方面以及IT人才培养方面，支援中国信息化的发展。（5）加强评价体系，积极推进对对华ODA的评价。不仅是个别项目，对整个ODA也要及时进行综合性评价。为此，要建立评价委员会，吸收民间有识之士参加，在充分考虑中方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共同评价。（6）提高透明度。为使日本国民加深对对华援助的理解和支持，从对华ODA的宗旨、到ODA项目的选择和立项，实施过程、实施结果以及评价，都要利用互联网等途径，进一步实行信息公开。

（三）对华ODA与日本的国家利益

ODA是日本外交的重要一环，也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其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重要工具。因此，在ODA改革中，日本政府特别强调ODA必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根据新修改的ODA大纲，作为ODA的基本理念，除人道主义等“普遍价值观”外，还新增了“要考虑日本的安全与繁荣”。为此，日本政府从2003年4月开始，已分别与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国协商了新的协议方式。新的协议方式改变了以往根据对象国要求决定援助内容的“要求主义”的原则，在受援国提出要求之前先转达日本的意向。其中，向中国转达了把对日本有影响的黄沙等环境保护问题和人才培养作为援助的重点的意向。根据新协议方式，包括中国在内，如受援国不按日本的意向提出援助要求，除要求其修改援助要求外，如对方存在不公正贸易惯例还敦促其抓紧改善，在援助事业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方面，也要求受援国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三、对华ODA的新动向、新特点

（一）日元贷款

1.贷款额大幅度减少。1996－2001年度，对华日元贷款的增减情况如表1所示。根据表1的统计，第四次日元贷款（1996－2000年度）总额为9869亿日元，年均为1974亿日元。其中，1999年度为1926亿日元，比上年减少了6.8%；2000年度为2144亿日元，比上年增加了11.3%；2001年度为1613亿日元，比上年减少了24.7%，是1996年度以来的最低水平。2002年度为1211亿日元，又比上年减少了24.9%，只相当于2000年度的一半多一点。

2.贷款条件提高。日元贷款的条件分为最落后发展中国家、贫困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745美元以下）、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746－1435美元）、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1436－2975美元）和中进国（人均收入2976－5185美元）。由于200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911美元，已从贫困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因此，与90年代以前相比，对华日元贷款的条件就相应提高了（参见表2）

3.侧重环境援助。根据《第二次中国国别援助研究会》的研究报告，在第四次日元贷款的后2年度，对华援助的重点就已转向了环境保护。在2001年3月确定的23个日元贷款项目中，环境保护方面的项目为20件，贷款额占86%。根据《对中国经济协力计划》，日本对华ODA的重点仍侧重于环境保护。例如，在2002年3月确定的15项日元贷款中，环境保护方面的贷款为7项，贷款额占54%；在2003年3月确定的8项日元贷款中，环境保

表11996－2001年度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的推移情况

（单位：亿日元、%）

第四次日元贷款

一揽子提供方式单年度

提供方式

年度199619971998199920002001

贷款额1705.112029.062065.831926.372143.99*1613.44

增减率20.619.01.8-6.811.3-24.7

注：*2000年度包括特别日元贷款170.2亿日元，若不包括则为1971.97亿日元。

资料来源：〖日〗外务省：《2001年度对华日元贷款》，2002.3。

表2日元贷款条件一览表

贷款条件基准/选择贷款利率偿还期间宽限期筹措条件

贫困发展中国家

人均收入745美元以下一般条件

优先条件

利用日本技术基准

基准

基准1.30%

0.75%

0.75%30年

40年

40年10年

10年

12年不附条件

不附条件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人均收入746－1435美元一般条件

优先条件

利用日本技术基准

选择

基准

选择

基准1.5%

0.9%

0.75%

0.75%30年

20年

40年

20年

40年10年

6年

10年

6年

12年不附条件

不附条件

附加条件

资料来源：〖日〗外务省经济协力局编：《2002年度ODA白皮书》，国际协力推进会2003.4月。

护方面的项目6项，贷款额占71%。对华环境援助的重点是防止大气污染、水资源保护和沙漠化治理，主要项目有“日中环境开发模范城市构想”和黄河中游地区植树造林援助等。其中，“日中环境开发模范城市构想”，是根据双方专家委员会的建议，指定大连、重庆和贵阳为模范城市，以防治大气污染为中心提供日元贷款，并且派遣专家，提高三城市的环境管理水平。

4.侧重内陆地区援助。在日元贷款的重点转向环境保护援助以后，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的贷款项目也同时增加了。在2001年3月确定的23个日元贷款项目中，内陆地区15项，贷款额占77%；在2002年3月确定的15项日元贷款中，内陆地区为13项，贷款额占83%。2003年3月确定的8个日元贷款项目，全都是对内陆地区的援助。

5.增加人才培养援助。以往，对华ODA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援助，主要是通过无偿资金援助的方式来进行的。近年来，有偿资金援助中的人才培养援助也明显增加了。例如，在2002年3月确定的15项日元贷款中，就有6项是人才培养方面的贷款（包括山西省人才培养计划、甘肃省人才培养计划、四川省人才培养计划、重庆市人才培养计划、云南省人才培养计划和湖南省人才培养计划），贷款合计为307亿日元，占贷款总额的16%；在2003年3月确定的8项日元贷款中，人才培养方面的贷款1项（内陆地区人才培养计划），贷款额为275亿日元，占贷款总额的23%

6.减少沿海地区基础设施援助。多年来，日元贷款基本上是以援助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而进行的。然而，从1999年度起，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特别是对沿海地区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已明显减少了。1999年度，基础设施方面的4项贷款都是对内陆地区的贷款（包括海南高速公路扩建事业、梁平－长寿高速公路建设事业、河南新乡－郑州高速公路建设事业和哈尔滨电网扩建事业），贷款额合计为588亿日元，占贷款总额的31%。2000年度，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为2项（西安咸阳机场扩建事业和北京地铁建设事业），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各1项，贷款合计为172亿日元，只占贷款总额的8%。2001年度，3项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包括甘肃省地方道路建设计划和湖南省地方道路建设计划、山西省西龙池提水发电站建设计划）都是对内陆地区的贷款，贷款合计为663亿日元，占贷款总额的41%。2002年度，没有进行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

（二）无偿援助

1.无偿资金援助。对华无偿资金援助是以农业、医疗、环境保护和人才培养为中心而展开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较大的援助项目有中日友好医院建设、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建设和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建设等，其援助额各为160亿日元、101.1亿日元和102.56亿日元。2000年以后，对华无偿资金援助的项目和规模都明显下降了。2001和2002年，对华无偿资金援助的主要项目各为8项和11项，援助额各为65.14亿日元和58.24亿日元。其中，2001年主要的援助项目有山西省人民医院医疗器械整备计划和第二次环境信息网络建设计划，其援助额各为13.68亿日元和10.51亿日元；2002年主要援助项目有重庆妇婴保健器材整备计划、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器材援助计划和长春日中友好净水厂控制设备改善计划，其援助额各为11.48亿日元、13.68亿日元和9.99亿日元。2003年1－5月，对华无偿资金援助主要项目共为5项，其中第二次中等专业学校教学器材援助计划援助额为12.68亿日元。5月，为支持中国抗击非典，日本政府提供了总额为15亿日元的紧急无偿资金援助，并向北京和上海提供了2700万日元的小额援助。在此之前，4月曾提供了口罩、防护服等约为2.05亿日元的援助。如果加上派遣医疗队等，则共提供了17.6亿日元的援助。

2.技术援助。对华技术援助主要是通过项目技术合作来进行的，其他援助形式还有在农业、工业、经营管理和医疗保健等广泛的领域接受研修人员和派遣专家以及进行开发调查等。项目技术合作有很多是与日元贷款项目和无偿资金援助项目结合进行的，例如，在“日中环境开发模范城市构想”中，日本就对被指定为模范城市的大连、重庆和贵阳提供了各方面的技术援助。另外，2000年以来，还在部分样板城市开始了中小企业振兴计划方面的调查，并举办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讲座，培育中小企业人才。2000年度，对华技术援助为81亿日元，是援助较多的一年。2001年度以后，对华技术援助也明显减少了。

注：

①〖日〗内阁府大臣官房：《外交舆论调查》，2002.11。

②蒋立峰著：《中国民众对日本很少亲近感－第一次中日舆论调查结果分析》，载《日本学刊》2002年6期。

主要参考文献：

〖日〗外务省经济协力局编：《2002年度ODA白皮书》，国际协力推进会2003.4月。

〖日〗外务省经济协力局编：《2001年度ODA白皮书》，国际协力推进会2002.4月

〖日〗外务省：《对中国经济协力计划》，2001.10。

〖日〗外务省：《2002年度对华日元贷款》，2003.3。

〖日〗外务省：《2001年度对华日元贷款》，2002.3。

ODA范文篇3

关键词：主权融资；日元贷款；开发援助

主权融资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国际融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与政府之间双边、以及政府与超国家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融通。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大量的日元贷款，其融资属性为主权融资。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历程，尤其是近几年来，中日主权融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笔者在此主要探讨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形成、演变、影响及其对策。

一、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确立有其特定的国际环境、政治基础和特殊历史原因。两国融资关系建立和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建立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背景看，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是在战后国际关系框架中形成的，并随着国际环境和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复兴，日本于95年由受援国逐渐转变为援助国，开始以援助国的身份正式提供政府援助。958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外提供贷款。这种贷款属于政府信贷，比民间贷款优惠，由于其提供和偿还都是以日元进行，故称日元贷款。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表现出如下特点：（）以美日基轴为前提，在制定援助方针、加入援助组织、实行对外援助等方面，均向西方一边倒；（）追随美国的“遏制”政策，把社会主义各国排除在援助对象范围之外；（3）把对外援助与本国的经济发展相结合，最大限度地获取受援国的好处。到70年代后半期，日本贸易盈余膨胀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黑字，因而受到来自逆差国的压力，日本制定了ODA计划，由此确立起援助大国的地位。在80年代前半期“新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在对外援助中增加了“战略援助”成分，在援助金额分配上，政治性考虑比重明显增大。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把对外援助变成了争取各国支持、提高国际地位、争当政治大国的有力手段。正是基于上述的国际背景和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要求，中日主权融资关系逐步建立发展起来。

97年9月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又于978年8月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在政治邦交正常化的前提下，两国间经贸关系迅速扩大。日本从发展对华关系和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考虑出发，决定以优惠条件对中国提供资金援助。我国也把日本视为资金和技术的主要提供国。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首次做出了对华日元贷款决定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自从中日两国主权融资关系建立，两国在政府间贷款上的合作已有5年多的历史。978年9月，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在访华时提出，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贷款，中国可以运用。同年0月5日，在访日记者招待会上，邓小平表示要对日本政府贷款予以研究。[]979年5月，日本贸促会关西本部会长木村一三访华。木村一三曾是日本老共产党员，对华非常友好。他提到日本政府有一种援外贷款，中国政府可以争取利用这笔贷款。这种贷款主要是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8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贷款利率仅为0.75%-.5%，贷款期限30年，宽限期0年。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50美元，急需资金建设基础设施，恰好符合日本政府贷款的援助的条件。[]

979年夏季，中国政府开始与日本政府探讨两国在该领域合作的可能性。979年月，日本原首相大平正芳访问我国，表示日本政府将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承诺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同年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对中国实施援助开发贷款。随即，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份贷款协议，中国接受日本政府500亿日元贷款(按当时汇率约合3.3亿元人民币)。

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仅为.67亿美元。这笔日元贷款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接受的最早、最大的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主权融资）。

3．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批日元贷款从980年到984年实施，贷款金额3309亿日元，共安排建设7个项目。贷款年利率3%，还款期30年（含0年宽限期）。第二批日元贷款从985年到989年实施（包括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的700亿日元“黑字还流贷款”），共安排建设7个项目，贷款年利率.5-3.5％，还款期30年（含0年宽限期）。第一批和第二批日元贷款前半期，资金主要用于交通、通信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从第二批后半期起，贷款领域有所增加，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开始使用日元贷款。

第三批日元贷款从990年到995年实施，贷款金额800亿日元，共安排建设5个项目。贷款年利率.5％，还款期30年（含0年宽限期）。贷款除继续用于上述第一和第二批日元贷款相同领域的项目外，新增贷款领域的主要项目有：内蒙古、云南等6个化肥项目；武汉、黄石、重庆等4座长江大桥项目；民航管制系统项目；北京首都机场及武汉天河机场项目等。[3]第四批日元贷款从996年到000年实施，贷款金额9698亿日元，共安排建设93个项目。贷款年利率0.75％-.3％，还款期30年（含0年宽限期）。贷款使用领域扩大到高速公路、农业综合开发、城市和流域污染处理、植树造林。

第五批日元贷款经历了许多波折，从00年起，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方式发生了一些较大变化，从过去的以“批”为单位改为一年一定的滚动贷款方式。00年度共安排建设5个项目，贷款金额63亿日元，金额比上一年下降5％，是历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00年到003年，日本每年都以0%的速度削减对华援助贷款。005年3月日本政府才与我国政府签订了004年度日元贷款协议，提供800亿多日元贷款，同比下降了两成。然而，中日主权融资毕竟不都是无偿援助，日本政府对华无偿援助资金约为000亿日元，占融资总规模的5.5%,其余绝大多数贷款是有偿的。由于日元的一再升值，对我国来说，折合成美元的债务负担大大增加。我国最初利用日元贷款时，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是:30，日元不断升值，特别是0世纪90年代中期，日元急剧升值，美元兑日元为:89。这导致我国对日债务负担不断加重，根据初步推算，我国为此多付出了大约几十亿美元的代价。

二、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特点

根据各方面资料综合统计的最新数字显示，截至005年季度，004年度日元贷款协议签字正式生效，我国已经累计利用日元协议贷款总额约4.万亿日元，实际利用日元贷款（包括援助贷款）约3.7万亿日元。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最重要的形式是官方开发援助（ODA）中的双边援助，占外国官方开发援助总数的/3。日本提供对外经济合作援助贷款由日本经济企画厅、外务省、大藏省和通产省(简称三省一厅)协商决定。日本对外经济援助的特点是利息低、还款期长：一般年利率为.5-3.5％，还款期30年（含0年宽限期）。日本政府贷款主要包括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输出入银行贷款和“黑字还流”贷款。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是国际融资史上罕见的政府间的融资行为。其特点主要表现为融资规模巨大，持续时间长，涉及投资领域广泛，融资方式比较特别，创造了国际融资史上的奇迹。

．融资规模巨大，历时时间长

日本是最早向我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也是提供政府贷款数额最多的国家，贷款协议累计额占外国政府对华贷款总额的70%，在所有4个对华提供政府贷款的国家和地区性金融机构中金额最大。日本政府累计向我国承诺提供日元贷款4万多亿日元，安排建设300多个项目，实际使用日本政府贷款约3万多亿日元，约80个大型项目已建成投产。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持续时间长，从979年开始至今，已经达到5年之久，可谓跨世纪国家主权融资。

．广泛涉及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我国利用日本政府日元贷款的项目涉及领域多，分布广，主要用于交通、能源、通信、农业、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分布在全国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影响极为广泛。在中国电气化铁路中，8%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中国每天38%的污水处理能力是利用日元贷款建设的；中国国内万吨级的大型码头中，3%也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比较成功，项目进度快，资金利用效率好。贷款用途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主，现在已经逐步向环保、扶贫以及教育领域的项目转移，在地区分布上，已经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3．软贷款占的比例比较大

软贷款是优惠程度较大的国际融资，即含有无偿赠与、无息以及宽限期的贷款。日本对华援助贷款，包括有偿援助、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3个部分。有偿援助部分就是通常所说的日元贷款，无偿援助部分是日本对中国的赠款，技术援助则是日方为中方免费提供人员培训等技术合作。日本累计提供技术合作金额达到446亿日元；无偿援助6大中小型项目，累计为86亿日元，占日本政府对外援助贷款的5.%。

我国利用日本政府贷款安排建设了一大批国家和地方的重点项目，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对我国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日元贷款对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等方面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已成为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新变化及其成因

自979年末以来，日本一直是最大的对华ODA提供国。在历年日本ODA的受援国顺序上，中国始终占据第一、第二位。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已构成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近几年来，日本的对华ODA政策变化很大，这势必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追溯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演变过程，揭示其政策调整的前因后果，对于了解和掌握未来中日融资关系变化的影响十分重要。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出现的变化

根据日本媒体报导，日本政府将在006年后不再向中国提供无偿资金合作项目。日本对华援助继续缩小的趋势将很难改变。据业内人士估计，日本停止援助的最后时间不是在008年奥运会之后，就是在00年世博会之后。实际上从993年开始，日本就在酝酿把过去5到6年时间的日本ODA改为“3加”方式，即先确定前3年的贷款，在3年期满时在协商后年的贷款。同时，日方又提出要同其他国家一样，改为一年磋商一次。通过中日双边协商，“3加”方式得以确立。

自999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削减对华援助。从00年起，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过去的以“批”为单位改为一年一定的滚动贷款方式。00年度共安排建设5个项目，贷款金额63亿日元，金额比上一年下降5％，是历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00年到003年，日本每年都以0%的速度削减对华援助贷款，004年日元贷款800亿多日元。

．产生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变化的原因

第一，政治上的分歧。日本政府内部出现了把日中关系“普通化”的政治主张。日本政府官员声称：日中关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能再是过去那种友好第一的关系，而应该成为就事论事的、该说‘不’就说‘不’的成熟关系。通产省通商政策局中也有一些人主张大幅度减少对华贷款总额。更有甚者，日本某些新生代政治家，怀着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日本某些媒体也推波助澜，把对华援助说成“朝贡外交”，是“日本外交的最大败笔”，要把中日关系“普通化”。在这种情绪鼓噪之下，日本政府开始大幅削减援助金额。日本出于在亚太地区掌握主导权的目的，开始对中国采取既合作又牵制的两手策略，助长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意在中国和邻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之间制造隔阂；扩大和加深日台经贸关系，并在探索发展日台政治关系的途径。

第二，日本总是拿对华援助说事,把对华日元贷款同中国的核试验挂钩，直接向中国施加压力。在994年第四次日元贷款的决策过程中，直至同年月日，日本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平林博、外务事务次官斋藤邦彦、河野外相及其他政府高官先后多次表示，中国的核试验将有可能对日元贷款的决定产生影响。日本外务省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反对把ODA四原则适用于中国。这些因素在贷款总额的一再削减方面发生了作用。

第三，日本对贷款用途的无端忧虑。在项目的选择上，日本政府希望将贷款主要用于防止大气污染装置、植树造林等环保项目和中国内陆地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这个方针是日本政府向我国提供主权融资的基本原则。对环保项目的援助固然有防止酸雨、沙尘暴等作用，使日本环境免遭污染.但日本总是有人担心中国很可能将贷款用于军事目的的道路和港口建设等项目。第四，日本玩对华援助这张牌。日本有舆论认为，在日本对华外交中，可供日本打的牌不多。

日本贸然提出停止对华日元贷款，将必然损害两国关系。在经济上，在中国已成为日本产品的第二大出口国和日本在亚洲的最大投资对象的情况下，日本在力保中国市场的同时，又不愿中国在经济上变得过于强大。根据一些媒体反应，日本政府意欲使第四次日元贷款成为“日本所希望的中国发展速度的指针”。提供日元贷款必须考虑“将来日中两国的经济力量平衡的问题”，即以打“贷款牌”来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

第五，国际战略安全的需要。进入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加快了争当政治大国的步伐，如日本在积极地活动，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此更加倚重经济外交手段，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工作力度。随着经济高度发展，日本开始追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上升，使它意识到扩大外交范围的必要性；日本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着历史感情、领土、安全等问题。这些因素都促使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关系。同时，对华援助还含有支持中国改革开放路线、希望中国保持安定的意义。

四、日本对华融资政策变化的影响及对策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演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加速了减少对华援助贷款的步伐，说明日本对日益崛起的中国感到不安。因为，日本对华关系中可以打的牌并不多，在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成本以及技术方面，日本并没有捞到什么便宜。所以日本将中日主权融资作为一张王牌来打，大量削减对华日元贷款，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变化，必将会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各种关系的交往。同时，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应对日本对华融资政策的变化。

．日本对华融资政策变化的影响

第一，日本对华援助贷款的减少必将影响到中国对外主权融资。一方面，日本政府减少对华援助日元贷款是我国主权融资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主权融资具有很大的优惠性质，对于我国人均收入刚刚达到000美元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十分必要。另一方面，日本对华援助贷款的减少必将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主权融资的关系。有迹象表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对华政府主权融资近几年来都有不同程度地减少。同时，国际金融组织机构，如世界银行集团对华提供的贷款规模和优惠程度也有减少的趋势。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现在还不到“毕业”的时候。989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830美元。在办完奥运会之后，韩国从日本政府的ODA中“毕业”了。但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达到000美元，远远没有达到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与9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差距更大。在致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依然是需要世界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4万美元，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第二大援助国。援助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是日本的一项国际义务，也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一种表现。同时，日本政府减少对华日元贷款，必将影响两国未来的政治以及其它领域的关系往来。

第二，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是对华主要贸易出口国，从中国获得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因此，中国的进口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就业十分重要。那么，如果日本方面一意孤行减少对华援助贷款，必将伤害中国人民对日本经济交往的热情，大量减少日本进口，日本遭受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日本的行为是不符合当今世界经济交往“双赢原则”的。

．面对日本减少对华日元贷款，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首先，转变国际融资思维模式，拓展新的国际融资渠道。中国对外主权融资规模减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我们必须拓宽新的国际融资渠道，以替代主权融资减少。目前，国际融资除了主权融资，还有国际商业银行信贷融资、国际证券融资、国际项目融资等等。所以，我们应首先扩大国际商业化融资，尤其是扩大国际银团贷款融资，同时，积极利用国际证券化融资趋势，扩大国际股票和债券融资规模，积极引进新型国际融资方式，如国际项目融资（BOT融资），实施多元化融资策略。

其次，由传统型融资模式转变为新型融资模式。所谓传统型融资模式，是以国家信用、企业

ODA范文篇4

（一）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贸易结构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理上仅一海之隔，经济交往条件得天独厚，经贸关系得到快速、稳定发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响，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日本对全球的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达到891.96亿美元，与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经增长了80倍以上。（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达451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11%，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1.7%，达到12.8%，中国已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中日贸易在总额不断上升的同时，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过去，中日贸易长期呈“垂直分工”形态，即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多为工业制成品，而对日本出口则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显上升。2001年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经高达84%，为历史最高值，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了持续旺盛增长势头，从1990年的5.1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28.4%，仅次于纺织品的29.1%，居对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纺织品月度统计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机电产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势，因此可以预测2002年机电产品将有望成为中国对日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产品。（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

（二）对华直接投资（注：对华直接投资仅指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在起伏中上升，投资领域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变。整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较为缓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日本对华投资开始大幅增长，1995年形成高峰，投资额达44.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所有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中名列第二，中国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199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即，日本对华投资欲望开始恢复。2001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件数仍然多达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额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实际利用资金也达到4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对华投资尽管起伏较大，但在对华投资国家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延伸，2001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达到159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只有209亿日元，同比下降18.4%。（注：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资料计算。投资领域已由服装、食品等行业向电子、机械、汽车、建材等行业扩展。近年机电产品所以成为中国对日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产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对机电等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对两国贸易起到了拉动作用。

（三）中日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过去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围绕政府开发援助(ODA)展开的，自1979年12月至今，日本已经向中国提供总额约达2.7万亿日元的日元贷款，1112.8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089.5亿日元的技术合作资金。（注：日本《ODA白皮书》。）日本对华援助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50%以上，是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来日本的ODA政策有些调整，但今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仍将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日增多，除两国央行之间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相互在对方增设金融分支机构外，更重要的是两国在2002年3月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实现了中日两国金融领域在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合作。根据上述协议，两国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可向对方提供总额为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以协助稳定其金融市场秩序。日本是继泰国之后与中国第二个缔结这类协议的国家，作为外汇储备位居世界前两名的日本和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这一合作不仅使两国经济关系走向新层次，也为今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日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加快东亚货币安全网络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展望未来，无论从目前两国经济运行轨迹看，还是从东亚地区多边领域走势看，中日合作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一）中国加入WTO将成为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动力。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将进入同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全面接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与世界经济接轨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日本多年奉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期盼的重要目标。它将为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入WTO将加速降低中国关税总水平。2002年以来，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从15.3%下降到12%，已经下调了5332种进口产品的关税，（注：朱róng＠①基2002年3月6日在九届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关税措施也大为减少。按中国入世承诺，关税总水平还将进一步下降，无疑将使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容易。日本是中国连续多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口国家中日本所占比例最大，一直占20%左右，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在市场准入条件向好的背景下，作为中国近邻和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入世后获利最多的国家。加入WTO后，中国将按WTO的规则调整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目前中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正在逐步撤除，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问题也在很多方面已经得以实现。包括日本在内的境外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在日本官方及各家新闻媒体进行的各类海外直接投资调查中，中国均成为日本企业未来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家。可以预言随着入世后中国在入世各项承诺的陆续兑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将再度升温。

（二）中国在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巨大需求潜力将为中日两国深化合作提供可能。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的新经济泡沫破灭导致世界IT市场进入调整期，但这并不意味着IT革命的终结。日本虽然在IT领域落后于美国，但仍然在某些方面的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而且这一市场需求还在扩大。中国在IT市场的潜在需求正在化为现实的需求能力。据预测，到2006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电脑市场。中国对芯片的需求到2010年将会翻四番，为480亿美元。近年来世界IT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其重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IT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中日双方在手机上网、光纤通信、网络家电等等方面加强合作，一方面将大大推动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同时日本也将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巨大的市场效益。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其他产品也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仅以汽车为例，日本的汽车工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作为支柱产业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目前作为日本经济支柱产业的作用正在下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还刚刚接近汽车时代的门槛。2001年，中国汽车的销售量超过200万台，增长16%，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2002年1-6月的汽车销售为154.4万辆，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8.9%，预计全年将首次突破年销售300万辆，达到日本市场一半的规模。（注：《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8月8日。）中国现在每百个家庭中只有两家拥有汽车，今后3-5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甚至还多。目前，德国等欧美汽车因早于日本抢先进入中国而成为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的主流产品。日本正努力迎头赶上。2002年日本汽车工业巨头先后进入中国。继2002年7月，日本本田汽车宣布将在广州开发区建立一个出口车生产基地后，日本汽车界的领头羊丰田公司与中国“一汽”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日产汽车也立即宣布与东风汽车签署了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于2003年在武汉成立国内规模最大的合资公司，并共同生产日产全系列乘用车和东风的重、中轻型卡车和客车。到2002年9月为止，日本汽车三巨头均已在中国安营扎寨。在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正在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未来几年中日两国在汽车领域的合作将进入大发展时期。

（三）东亚合作的进展将为中日两国加强经济合作提供平台。近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欧洲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既有关税同盟又有统一货币，合作区域不断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在向中南美扩展，美洲34个国家已正式宣布在2005年1月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AA)。南亚、中东、非洲也均有各自形式不同的地区经贸组织。这些地区贸易组织对域外国家产品设置障碍，制约了东亚国家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在此情况下，加速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已经成为亚太国家的共识。80年代末以来，区域内贸易已经有长足发展，东亚国家自日本与“东亚四小”、东盟、中国之间相互贸易额已在本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后，东亚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本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融入东亚经济圈的框架内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此情况下，东亚区域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中"10+3"框架与APEC所涵盖的成员国相比不仅更具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紧迫性，也更加具备成功的条件，因而近年"10+3"框架内的合作已经进入到机制化、务实性的新阶段。此外，地区金融合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东亚国家之间有关双边及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也纷纷列入议事日程。日本与新加坡、韩国已开始讨论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事宜。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之间也在加快自由贸易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在东亚地区目前已经形成的地区合作平台中，中日两国如何发挥作用将成为东亚地区提升经济合作的关键。

三

30年来，尽管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较之政治关系相对平稳，但也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下滑；90年代末期，日本对华ODA政策调整，大幅度减少对华援助额；2001年中日之间首次出现较为激烈的贸易摩擦。这些问题均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制约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各自不同的国内背景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但一个共同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形成强烈反差，导致日本国内某些势力制造的“中国威胁论”有一定市场。这些人开始对日本政府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政策产生怀疑甚至抵触，认为日趋增加的中国产品将缩小日本产品的市场份额；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正在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威胁等等。这些看法不仅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形成一定制约，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政府调整ODA政策的一个重要口实，是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但是，日本某些人士散布的这些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一，日本国内的“空洞化”与中日经济紧密化没有直接联系。所谓“产业空洞化”是指由于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导致母国国内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和就业大幅减少、竞争力下降、结构性失业增加等较严重问题的一种经济现象。尽管日本外转的产业不少，但日本作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大国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1988年日本主要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92.2%，到2001年这一比例为90%，略有下降，但仍然高于其他国家而位于世界前列。说一个制成品出口全球名列前茅的国家出现产业空洞化显然缺乏根据。

日本制造业为降低成本而移师海外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85年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达成《广场协议》，力促日元升值以后，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的日本企业即开始移师海外。与目前不同的是当时是把产品零部件送到海外进行组装生产，现在则是把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搬到国外。从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的情况看，欧美地区一直是日本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亚洲只占很少一部分。2000年，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美国约占64.9%，西欧9国约占30.1%，中国只占4%。这一投资布局说明即使日本真正发生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也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注：日本贸易振兴会统计资料。）

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据2001年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在日本转向海外生产的企业中，80%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企业，另一部分是子公司或零部件生产厂家，为在当地进行生产的母公司和相关客户提供配套产品和零部件。这些海外工厂生产的产品约有68%销售海外，返销日本国内的只占32%。（注：日本经济产业省海外调查报告。事实说明日本扩大海外生产的企业多为低附加价值产业，对本国产业并不构成冲击；扩大海外生产的目的主要是占据海外市场，对本国市场的冲击力十分有限。因此日本企业来华进行直接投资不仅是降低成本、增加企业效益的良好途径，也是日本企业增强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

其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缺乏足够的依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首先，尽管中国经济近20年获得了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其GDP总量也仅仅是日本的四分之一；而中国人口却是日本的10倍，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在200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中国仅仅从过去的140位上升到第128位。所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不等于中国现有经济的高实力。（注：胡鞍钢文《中日经贸关系是威胁论还是互利论》人民网2002年7月4日。）由于基础薄、起点低，中国经济即使保持目前的高速发展势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难以弥补与日本经济实力的差距。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测算，如果世界经济以平均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以5%-7%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50年才能占到世界经济总体规模的16%左右，大体上相当于日本目前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展睦邻友好是中国既定国策和外交政策的重点。中国现在不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即使将来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事实是，日本从中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是受益，而不是受损，更不是受到“威胁”。中国经济越发展，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越大，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规模和余地也就越大，日本受益就越多。

ODA范文篇5

内容提要:面临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后的状况，为适应全球性FTA的新局面，日本－东盟召开了领导人特别会议，达到了双方预期的目的。这对加强日本与东盟“心心相印”的伙伴关系，促进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促进和推动东亚经济联合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都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与影响。然而，因日本农业自由化的障碍，日本与东盟以及东盟各国经济连携协定的谈判未必顺利。

关键词：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经济连携。

继200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召开的日本-东盟领导人会议之后，12月11-12日,日本-东盟领导人又在东京召开了特别会议。这是东盟10国首脑和外交部长第一次在区域外与其他国家召开的会议，受到了日本和东盟各国的高度重视。会议期间，除各国共同参加的领导人会议和外长会议外，日本还分别与东盟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进行了双边会谈，以经济连携为中心,就双方共同关心的经济和其他领域广泛而全面的合作进行了协商。这次经过一年多策划和准备的会议,顺利签署了《为实现新千年活跃的持久的日本-东盟伙伴关系的东京宣言》（以下简称《日本-东盟东京宣言》）和《日本-东盟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基本上达到了双方预期的目的。《日本-东盟东京宣言》被称之为日本-东盟关系的里程碑，不仅对发展和加强日本与东盟以及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意义深远，而且对促进和推动东亚经济联合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也将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一、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的背景

（一）会议的提出

自2002年1月小泉首相访问东盟五国正式建议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日本－东盟经济连携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其重要标志，是在双方政府专家组共同起草《关于日本－东盟框架性经济连携报告书》的基础上，当年11月5日正式发表了《日本－东盟领导人关于框架性经济连携构想的共同宣言》。由此，双方在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内容、途径、目标以及签署经济连携协定的原则和准备行动等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然而，与中国和东盟决定从2003年起在肉类、鱼水产品、蔬菜等8个领域先开始自由化、其他领域从2005年起分阶段地降低或取消关税相比，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还只限于发表共同宣言。另外，中国和东盟从日本最敏感的农水产品开始贸易自由化进程，这对日本的影响和冲击也不亚于两年前中国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时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至少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后了1年以上。

东盟是日本多年来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和投资对象，自1977年前首相福田访问东南亚提出与东盟建立“心心相印”伙伴关系以来，其相互经济关系一直比中国－东盟的关系密切。首先，在贸易方面，2002年日本与东盟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与欧盟并列，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其次，在直接投资方面，2002年末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累计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约相当于对华直接投资的3倍。第三，在ODA方面，东盟也一直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最主要对象，1993－2002年日本对东盟ODA总额达240亿美元，占日本对外两国间ODA总额的30％以上。因此，面对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进展落后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局面，日本对有可能丧失东亚经济联合主导权的可能性自然是十分的焦急和忧虑，必须设法加快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政府从2002年6月就开始考虑召开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以加强与东盟的协调和共同行动。2002年11月5日，在金边10＋1首脑会议期间，小泉首相正式提议召开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面向21世纪进一步强化日本－东盟关系，把日本－东盟合作关系作为主导东亚各国经济合作的核心，以实现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对东盟来说，日本一直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投资来源和ODA来源，因此也特别注重加强与日本的经济关系。特别是伴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展，东盟各国为在与中国的自由贸易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特别希望日本进一步增加投资与援助，帮助其提高对中国的竞争力。其中，个别东盟国家甚至明确提出要把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放在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更为重要的地位。所以，小泉建议当即受到了东盟各国的欢迎，双方领导人会议不仅决定在东京召开领导人特别会议，而且还把2003年作为日本－东盟友好年。

（二）日本FTA战略的重点和新举措

根据日本外务省2002年10月正式制定的自由贸易战略（参见拙稿《日本自由贸易战略浅析》，《日本学刊》2003.2），日本不仅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而且包括政治关系和安全保障在内，都把区域内和双边自由贸易当作了其外交的一个重要工具和砝码。东亚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与日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在区域内经济联合方面却明显地落后于北美和西欧。所以，如何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这对日本和东亚的稳定与发展都很重要。与此同时，在以东亚为中心开展自由贸易的前提下，优先与对日本有重要战略意义并且与日本政治经济关系密切的东盟和韩国开展自由贸易，乃是其FTA战略的重点。然而，在日韩自由贸易区因韩国方面的原因未能在卢武铉上台后如期开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展也至少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落后1年以上的情况下，日本就必须采取新举措来实现其FTA战略，而召开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则是其新举措最重要的一环。

（三）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新进展

2003年，以日本－东盟友好年的600多项活动为基础，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取得了的新的实质性进展。其重要标志，是日本－东盟经济连携谈判于3月正式开始后，9月3日双方经济部长会议就谈判日程和自由化方式达成了框架协议，10月8日10＋1会议正式签署了《日本－东盟框架性经济连携的基本轮廓》。由此，双方就经济连携的目的、基本原则、实现框架性经济连携的措施、先期实施措施、方便化与合作、自由化、最惠国待遇、一般例外、协商、时间表等，进一步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根据该《基本轮廓》、双方将于2004年初正式开始商品、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谈判，2005年将正式开始经济连携协定的谈判，并争取尽快达成协议，在2012年前开始自由贸易。为此，双方将成立《东盟-日本框架性经济连携委员会》（AJCCEP）及有关机构，在对有关措施实施进行监督和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对《基本轮廓》进行修改和补充。《基本轮廓》的签署，不仅标志着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取得了新的实质性进展，而且为东京领导人特别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四）日本与东盟各国双边自由贸易的发展

为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不仅积极促进与东盟的10＋1进程，而且作为现实的选择，还以2002年1月正式签订、2002年11月30日正式生效的日新经济连携协定为样板，积极推进与东盟各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其中，与泰国、菲律宾的经济连携先后在2002年8月和10月开始了政府间共同研究，当年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也就经济连携达成了意向性协议。根据9月日本－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所达成的框架协议，日本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将争取在2012年前实现自由贸易，与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将争取在2017年前实现自由贸易。进入2003年以后，日本与东盟各国的自由贸易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其中，日泰经济连携的政府间共同研究于3月结束了第四次会议后，6－11月又进行了经济连携协定的共同协商；日菲经济连携7月结束了第五次政府间共同研究后，9月－11月也进行了经济连携协定的共同协商；日马经济连携5月和7月先后进行了第一、第二次政府间共同研究，9月和11月先后进行了第一、第二次官产学共同研究。经过上述共同协商和共同研究，11月先后提出了关于日泰、日菲和日马经济连携协定的报告书。日印经济连携虽然相对落后，9月也召开了第一次政府间共同研究的预备会议。另外，日本与文莱和越南也达成了尽快开始政府间共同研究或协商的意向。

（五）全球双边自由贸易的新发展与日本自由贸易政策的新动向

全球性双边自由贸易迅速发展，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进展迟缓特别是与1999年西亚图会议失败有很大的关系。因此，2003年9月坎昆会议失败后，在美国和欧盟自由贸易战略加快向双边自由贸易倾斜的情况下（参见拙稿《论WTO农业谈判的破裂及其原因与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03.11），日本FTA战略也进一步倾向了双边自由贸易。2003年10月，全世界向WTO通报的FTA共有155个，其中日本缔结的只有日新经济连携协定。因此，日本国内的危机意识一直非常强烈。例如，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最近就一再说“在世界155个FTA中，日本恰似锁国状态，形势非常严峻。”（《每日新闻》03.10.3）“日本是FTA最落后的发达国家，对于贸易立国的日本来说，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是没有好处的。”（《读卖新闻》03.11.8）面临全球性FTA的新局面，为改变落后于欧美的状况，11月第二次小泉内阁成立后，就决定在通商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强FTA战略。11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机构改革评价报告书》，把推进FTA作为了今后最重要的政策课题之一。面临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根据日墨FTA谈判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在即将开始的日泰、日菲、日马经济连携协定谈判中争取主动，12月3日自民党FTA特命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重新制定《推进FTA的基本方针案》，并把它作为自民党的基本方针，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以全面开放市场、投资自由化和双边经济合作为中心，缔结框架性的FTA；第二，在确保粮食安全保障和农业结构调整的前提下，推进FTA；第三，及其政府各省厅的配合与协调，共同推进FTA。

在日本政府高度重视FTA的情况下，经济产业省10月24日正式建立由副大臣、政务官、政务次官和局长级领导参加《经济连携谈判推进本部》，决定按墨西哥、韩国、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谈判对象国制定优先谈判的顺序和谈判战略。11月14日和18日，先期成立的农林水产省FTA本部和外务省FTA推进本部也分别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专门谈判机构，充实谈判人员，在日墨谈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准备与韩国、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的谈判。

二、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签署的文件和成果

（一）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签署的文件

在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期间，日本再次确认了重视东南亚的外交政策和基本方针，强调以日本和东盟为核心，实现2002年1月小泉首相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并希望参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另外,日本在会议期间还特意发表了对东盟ODA的《新行动计划》,宣布在ODA方面继续优先考虑东盟各国,并表示将以促进东盟联合、加强东盟各国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反恐、打击海盗等国际性问题为中心,对东盟联合行动计划、湄公河流域开发和东盟东部成长地区联合，在促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新的援助。对于日本的态度和诚意,东盟各国给予了的积极的评价和欢迎。

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签署的文件有：领导人特别会议签署了《日本-东盟东京宣言》及其附属文件《日本-东盟行动计划》，外长会议签署了《日本宣布参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意向和东盟对此表示欢迎的宣言》；一系列双边会谈签署了《日本-泰国经济连携协定作业部会报告书》、《日本-泰国经济连携协定谈判开始的共同发表》、《日本-菲律宾联合调整小组报告书》、《日本-菲律宾经济连携协定谈判开始的共同发表》、《日本-马来西亚产学官共同研究报告书》、《日本-马来西亚经济连携协定判开始的共同发表》、《关于日本-新加坡经济连携协定部长级联合评价的共同声明》,在加强经济合作方面签署了《日本-印度尼西亚伙伴关系日程表》、《日本-越南共同行动计划最终报告书》、《日本-泰国伙伴关系进展实况》和《日本-老挝技术合作协定》。

（二）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的成果

由于《日本－东盟东京宣言》等一系列文件顺利签署，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达到了双方预期的目的，双方都认为会议取得了成功。这标志着日本与东盟以及东盟各国在全面加强经济以及政治、安全保障等方面的伙伴关系进一步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对促进双方乃至东亚合作，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1．进一步明确了日本-东盟伙伴关系的目标。小泉首相2002年1月访问东盟五国，在建议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同时，明确提出在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其本身就是强调日本和东盟在推动和创建东亚共同体方面的核心作用。2003年10月7日,小泉在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东盟商业投资首脑会议》发表演说时更为明确地说:“日本-东盟伙伴关系的目标，就是使东亚地区成为一个更加繁荣而和平的、共同信赖的、‘共同行动、共同前进’的、开放的共同体。”“日本和东盟不仅要促进相互的繁荣,而且要为东亚地区全体的繁荣而加强合作。”12月10日，在领导人特别会议之前召开的《日本－东盟投资、经营首脑会议》上，小泉首相在演说又强调“应该再次下定决心，使日本和东盟各国成为东亚稳定和繁荣的核心。”“今后日本和东盟要成为亚洲稳定和繁荣的原动力，作为‘坦率的伙伴’，要以‘共同行动、共同前进’的精神，进一步推进合作。”经过这次特别会议,《日本-东盟东京宣言》明确写明“为推动和创建东亚共同体,日本和东盟要共同发挥核心作用”。12月12日，在领导人特别会议闭幕后，小泉首相与会议共同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迪共同举行了记者招待，小泉说特别会议“提出了新时代日本－东盟关系应该坚持的方向，如果按东京宣言实施行动计划，日本和东盟就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每日新闻》03.12.13）

2.进一步明确了双方合作的基本原则、价值观，共同战略和具体措施。《日本-东盟东京宣言》不仅规定了新时代日本-东盟关系应该坚持的方向,而且确立了发展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共同行动的共同战略和实施宣言的制度与资金措施。其中，双方共同遵守和信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包括：（1）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双方社会文化的亲密性；（2）以联合国宪章和有关国际法为准绳；（3）恪守东南亚友好条约的目的、原则和精神；（4）日本高度重视并优先援助东盟的经济发展和区域联合；（5）共同促进东亚区域合作；（6）对区域性和世界性的问题采取共同对策。双方“共同行动，共同前进”的共同战略包括：（1）加强框架性经济连携和金融、财政合作；（2）日本继续把东盟作为ODA的重点，帮助东盟加强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基础；（3）加强政治、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和伙伴关系；（4）促进人才交流，加强人才培养；（5）扩大文化和广告事业方面的合作；（6）为实现东亚共同体而加强东亚合作；（7）对全球性问题加强合作。实施宣言的制度与资金措施包括：（1）根据附属文件即《日本-东盟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具体规定了120项具体的合作措施），通过具体行动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合作项目；（2）在加强现有的资金合作机制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有效的创新的资金动员体制，既提高各自的资金能力，又确保必要的资金供给；（3）每年召开的双边外长会议总结宣言和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并向双方首脑会议提出改进报告；（4）根据区域内和世界范围内经济联合的进展情况，定期修改行动计划。

3.日本将正式参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根据《日本宣布参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意向和东盟对此表示欢迎的宣言》,日本将正式参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东盟成立的前提和基础,日本正式加盟,不仅有利于加强双方经济领域的合作,而且在政治和安全保障方面,也将全面加强双方的伙伴关系。以此为基础,日本将与东盟各国“共同行动、共同前进”,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友好合作关系。日本参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表明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将由以往的经济合作和开发合作，进入在政治和安全保障方面也建立伙伴关系的阶段。与此同时，日本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也将从过去“援助－接收援助”的关系，转向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对等关系。对此，日本时事通信社12月12日发表评论说：“以特别会议为契机，日本对东盟以经济外交为基轴的援助，将逐步转向贸易、投资自由化。”“迄今为止，日本以ODA为中心，与东盟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而今后将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逐步转向以FTA为中心来加强经济关系。”

4.日本将与东盟各国开始谈判双边经济连携协定。在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前先与东盟中有条件的国家缔结经济连携协定，是日本自由贸易战略的重要方针。根据10月8日签署的《日本－东盟框架性经济连携的基本轮廓》，日本与东盟将从2004年初正式开始商品、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谈判，2005年将正式开始经济连携协定的谈判。经过这次双边领导人会谈，日本又与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达成了正式开始双边经济连携协定谈判的协议，决定从2004年开始谈判，并争取在年内尽快达成协议。其中，小泉首相与他信总理会谈还提出双方要建立“东亚样板”的关系，比其他国家先行一步，缔结经济连携协定。关于日本-印度尼西亚经济连携协定,根据《日本-印度尼西亚伙伴关系日程表》，双方也就进一步加快政府间协商达成了一致。另外，文莱和越南在会议期间也表示希望与日本协商和谈判经济连携协定；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则都希望在日本进一步扩大援助的基础上,发展和扩大双边经济合作关系。

5.其他。在日朝关系和向伊拉克派兵方面,日本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得到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理解。

三、日本与东盟和东盟各国济连携的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挑战

（一）领导人特别会议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虽然顺利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也不可避免得出现了一些问题和摩擦。首先，东京宣言提出在经济、政治和安全保障各领域加强日本与东盟的合作，其中关于“尊重人权”，因缅甸等国面临这方面的难题，事前协商曾遇到了麻烦。最后经过文字方面的调整，才以“拥护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维也纳宣言和行动计划所规定的所有关于确保人权和自由的规定”达成了共识。其次，在此前起草宣言的过程中，东盟方面强调为使东京宣言具体化，要求日本在宣言中承诺采取追加援助的措施，遭到了日本的拒绝，直到特别会议前还讨价还价，最后也未达成一致。另外，在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虽然评价了日本在东亚合作的作用，感谢了日本的援助，但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肯定日本作用的同时，也对日本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说：“日本如果能够更早一些地转移技术，就会对东盟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日资企业应该更快地起用当地职员担任最高经营者。”“日本现在把东盟视为生产基地，在此基础上，日本还应该更快地开放市场。”（参见日本外务省《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概要》，03.12.12）

（二）谈判的困难性

根据日本－东盟东京宣言以及日本与东盟各国的共同发表等，日本－东盟经济连携协定以及日本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的经济连携协定都将开始谈判，双方也都希望尽快达成协议。尽管如此，但谈判并不会一帆风顺。

谈判的最大障碍，乃是日本农业自由化的难度。众所周知，在WTO农业谈判中，日本为保护以大米生产为首的国内农业而与欧盟以及韩国、瑞士、挪威等农产品进口国结盟，共同对抗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大幅度削减农产品关税和国内补贴的要求，这曾是导致WTO农业谈判破裂和坎昆会议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急于签署协定的日墨FTA谈判中，也因日本一再拒绝墨西哥要求日本开放猪肉、柑橘等农产品市场的要求，而使原定2003年内签署协定的目标一再落空。与澳大利亚的FTA，也因日本拒绝开放农产品市场而陷入了停顿状态。在即将开始的与东盟以及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经济连携协定谈判中，农业自由化也是一个令日本头痛的问题。12月11日，东盟秘书长在访日参加座谈会时，强烈要求日本在与东盟签署FTA之前，提前废除一部分产品的关税。12月12日，泰国总理他信在领导人特别会议发言，也要求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对此，在当天会议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小泉首相在谈及与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经济连携协定谈判时说：“农业领域的问题在哪个国家都是微妙的问题”，“农业领域虽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但两国间的经济关系不仅是农业，还包括整个的贸易和经济，应该全面考虑。”“应该让步的让步，应该改革的改革，必须促使谈判成功。政治问题也应该考虑，从FTA谈判能给双方带来利益的角度，以相互让步、相互合作为前提，引导谈判走向成功。”（《每日新闻》03.12.13）尽管小泉首相对谈判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龟井善之同日会见记者的一席话，却再次体现出了日本对农业自由化一贯优柔寡断的为难情绪。龟井说：“充分考虑粮食安全保障，在农林水产领域进行改革的基础上，要求谈判对象充分理解多样化农业共存的可能性，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关于在推进农业政策改革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食品、农业、农村基本计划》，“虽然必须应对各方面情况的变化，但对于计划应该给以理解和支持，要提高透明度，欲速则不达，必须充分注意。”（《共同社》03.12.12）

泰国是凯恩斯集团成员国，在WTO农业谈判中曾经与美国一起要求日本加大农业自由化的进程。在迄今为止的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泰国经济连携的政府间共同协商、共同研究中，泰国也一再要求日本开放以大米为首的农产品市场。鉴于泰国是世界第一大大米出口国，其大米价格只相当于日本的1/10，砂糖、淀粉、鸡肉的价格也只分别相当于日本的1/9、1/5和1/3。因此，在作为“东亚样板”的日泰经济连携协定谈判中，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开放农产品市场特别是大米市场，就特别引人关注。

（三）对中国和中日关系的影响与挑战

日本加强与东盟和东盟各国的关系，不仅有利于促进双方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合作和经济发展，而且对实现东亚的稳定和繁荣以及实现东亚经济联合和东亚经济一体化，也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对此，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日本全面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和合作，除经济方面的因素外，与中国争夺东亚地区的领导权，也是其重要原因。日本舆论认为：“特别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明显落后于中国的与东盟的关系。”（《每日新闻》03.12.8）日本“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展现了重视东盟的姿态，增加了与中国抗衡的砝码。”（《每日新闻》03.12.12）日本外务省官员也透露说“日本加强与东盟的关系，是要与中国对抗，保持日本对亚洲的影响。”（《路透社》12.11）

另外，与日本－东盟关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同时发展相比，中日关系可说是“经济关系热，政治关系冷”；“民间关系热，政府间关系冷”。值得注意的是，在日韩自由贸易区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美日韩三国协调机制存在的情况下，日本全面加强与东盟和东盟各国之间“心心相印”的伙伴关系，“共同行动、共同前进”，为创建东亚共同体一起发挥核心作用，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在亚洲的作用以及对中日关系的挑战。小泉首相不顾中国领导人的一再劝告和反对，在今年元旦就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其背景之一，无疑是依仗了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的成功。正因为没有四面楚歌之忧，小泉才敢置中日关系和国内外的反对于不顾，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日本外务省发表：《新千年における永続的な日本とASEAN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ための東京宣言》，2003年12月12日。

日本外务省发表：《日本ASEAN行動計画》，2003年12月12日。

日本外务省发表：《日本ASEAN特別首脳会議全体会議(1日目概要、2日目概要)》，2003年12月11－12日。

日本外务省发表：《各国首脳•外相との会談》，2003年12月15日。

日本外务省发表：《日アセアン投資•ビジネス•アライアンス•サミット総理スピーチ》，2003年12月10日。

刘昌黎著：《日本双边自由贸易发展及其主要障碍》，《国际贸易》2003.1。

刘昌黎著：《日本自由贸易战略浅析》，《日本学刊》2003.2。

ODA范文篇6

一、JBIC总体情况介绍

原JBIC成立于1999年10月1日，由原日本输出入银行和海外协力基金合并成立，定位是政策性融资机构（PolicyBasedFinancingInstitution），是当时的日本官方出口信贷机构和日本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简称ODA）主要执行机构。2008年10月，日本政府将ODA业务从原JBIC剥离并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Agency，简称JICA）承办；JBIC专门从事国际金融等业务，并与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合并成立JFC。2010年6月，日本政府提出要从“强化灵活性、专业性以及提高对外交涉能力的角度”研究JBIC的业务模式。2011年5月2日，《株式会社国际协力银行法》（简称《JBIC新法案》）公布并开始实施。JBIC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与日本政治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金融需求紧密结合，持续体现政府意志。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资金较为紧张，日本输出入银行主要对日本出口产品在生产期间所需资金提供“生产性出口融资”，通过财政资金为船舶、车辆、成套设备等出口项目提供长期信贷支持。1952年，该行增加了进口信贷和担保业务，支持国内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等资源进口。在日本出口商品日益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的背景下，日本输出入银行逐渐转向“延付性出口融资”。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企业由单纯出口转为向海外投资并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将出口信贷与ODA整合在一起由JBIC统一承办。进入21世纪以来，在尽量缩减政策职能范围、充分发挥民间金融机构作用的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将ODA业务又从JBIC分离出来并将JBIC并入JFC。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政府从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角度出发，将JBIC从JFC独立出来。此外，JBIC还负责提供为驻日美军再编①提供便利的有关金融服务，这也充分体现了其政策性银行属性。

JBIC的资金来源主要为两种。一是日本政府依据JBIC的业务规模发展不断追加资本金。2011财年，日本政府向JBIC追加了355亿日元（等值约4亿美元）的资本金。二是除政府拨付资本外，JBIC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借款和发行JBIC债券（见表1）。根据规定，JBIC可以从政府、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借入资金，但从后两者借入的资金仅限于满足资金周转和特定用途的短期借款并必须在同一个经营年度内偿还。3.FILP机构债券自2001财年开始发行，在日本国内资本市场以JBIC自身信用为基础发行，无政府担保。JBIC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根据日本税法，JBIC无论是作为JFC体系内的机构，还是2012年4月以后作为独立的公共法人，都没有交纳法人税的义务，不用交纳所得税和印花税。根据《JBIC新法案》有关规定，JBIC还可以各缴执照税、不动产购置税、车辆购置税和特殊土地持有税等税金。JBIC作为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运营原则着眼于在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同时保持自身可持续发展。JBIC的运营原则分为五方面，一是准确实施政策性金融业务；二是补充民间业务；三是收支相抵；四是维护和提高国际信用；五是专业自主灵活开展业务。

二、JBIC近年来的改革发展

《JBIC新法案》明确了JBIC的职责。JBIC的职责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促进日本在国外重要资源的开发和获取；二是维持并提高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促进以防止全球变暖等保持环境为目的的海外事业的开展；四是应对国际金融秩序的混乱。前三方面的业务主要是为了直接服务于日本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第四方面的业务则着眼于稳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为日本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或减轻外部因素对于日本经济的不利冲击。此外，以上四方面业务都须在补充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的前提下进行《JBIC新法案》继承了现行《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法》中对JBIC组织结构和会计方面的规定，强调保持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属性不变。JBIC在任何时候都由日本政府全资拥有，其职责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日本政府的需求，其组织架构仍旧保持不变。为维持JBIC的信用并保持顺利融资，日本政府继续对JBIC发行的债券提供担保并继续向JBIC提供融资便利。由于JBIC为全资国有金融机构，JBIC必须在提留足够的准备金后向日本政府中央财政上缴其剩余利润。JBIC的预算必须提交并由日本国会审批通过后执行，其账户财务状况相关报告必须提交日本国会，由日本政府监督JBIC修订其内部相关规章。《JBIC新法案》将JBIC在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的一些临时业务作为常规业务固定下来，扩大了JBIC的业务范围，以更好地发挥其政策性银行的作用。根据《JBIC新法案》，此次业务范围扩展将于2012年4月份正式生效。届时，JBIC将可以向发达国家提供出口信贷，对所有日本企业提供海外收购贷款、短期搭桥贷款，经由日本民间金融机构实施“中间信贷”，为货币互换、应收账款、企业债券和出口信贷提供担保等。

三、有关启示

作为日本成功实现经济赶超战略的重要工具，JBIC其自成立以来就结合不同阶段国情不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发挥政策性银行的独特作用为日本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吸收JBIC等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近年来改革发展的一些正确做法，有利于更好的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优质政策性金融服务。

一是动态调整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从JBIC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上看，其作为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始终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在应对此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JBIC大幅度增加了业务范围。从实践来看，由于一国经济金融环境的不断变化，政策性金融的边界也在不断调整，某种业务在一段时期内具有政策性，在另一段时间内可能具有商业性。如果僵硬固定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必然束缚其较好的发挥作用。因此要建立完善政策性银行业务的动态调整机制。

二是通过修订法律或者章程来规范政策性银行业务发展。JBIC在每个阶段的改革发展都通过修订法律得到了法律保障。修订后的相关法律及时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不仅JBIC的管理模式、风险控制机制、风险补偿和业务范围调整有章可循，而且金融管理部门加强外部管理也有法可依。在修订相关法律的条件尚未成熟时，可以通过修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章程来阶段性实现这一目的。

ODA范文篇7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实力大增，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外交开始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自主外交。事实上，在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摇摆于“对美一边倒”与推行自主外交之间，对美牟取利益时，就“对美一边倒”；对华牟取利益时，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尼克松冲击”，促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组阁的当天，在首次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中强有力地推进和平外交”，“中国的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对华采取的经贸政策主要是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推动中日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1974年—1975年缔结了贸易、航空和渔业协定。1978年—1979年又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中日长期贸易协定》等文件，并开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贷款。

在这一时期，虽然日本极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出于联华抑苏的目的，在中日关系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政策，使日本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日本对华贷款方面表现更为明显。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华盛顿协商对华援助计划时，日美出现意见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规定，日本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没有附加条件”。对此日本的通产省表示反对，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则上没有附加条件”[1]。

也正是在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和美国的支持下，中日贸易关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0年中日贸易额达到89.1亿美元，与建交时1972年的10.4亿美元相比增长近9倍（表—1）。这一时期也是中日贸易发展最顺利的时期，增长幅度大都在两位数以上。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中国对日中国从日增长率

年份总额增长率易总额的比重本出口额增长率本进口额

197210.416.54.16.3

197319.587.517.88.4104.911.176.2

197431.360.521.511.435.719.878.4

197538.021.425.814.022.823.920.7

197630.4-20.022.612.2-12.918.2-23.8

197734.714.123.413.611.521.115.9

197848.238.923.317.226.531.147.4

197967.139.222.927.660.539.426.7

198092.037.124.340.346.051.7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对华经贸政策虽然继承了70年代的对华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经济政治化的倾向。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美苏冷战进一步升格，这促使中、日、美联合抗苏的战略格局正式形成。应该看到，中日美联合抗苏并无稳定的政治基础。就美国而言，只要条件具备它仍愿奉行在中苏之间搞平衡战略，从中渔利，日本也不希望过度刺激苏联。1982年以后，中国开始与日美拉开距离，以贯彻不同任何超级大国建立战略联盟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尽管如此，美国仍视独立自主的中国为其在军事上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美苏冷战对中、日、美关系产生复杂的影响。以对华技术出口问题为例，由于美国对日仍有相当的控制力，故能对日本的对华技术出口产生促进或抑止作用。从积极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国要求日本进一步限制对苏联技术出口的同时，主张放宽对华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国同意放宽对华出口限制，尤其放宽7种军民两用项目的限制。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东芝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禁止东芝公司履行35个对华合同，而且还拖延审批其它日商与中方签订的9亿美元的合同，一度严重影响了日本对华技术出口。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开始对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关系产生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首先，苏联经济实力迅速衰退，这导致美国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随着在1985-19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则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日本威胁论”在美国迅速抬头。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始影响到美日对外战略的制定。在这样大的国际环境下，中日关系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这既是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客观依据，又是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

综观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上借用中国的地位，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但受到苏美两国的影响较大；经济上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受政治关系影响较大，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缓慢，中日进出口贸易有的年份还出现下降的现象（表—2）。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8199.88.522.746.014.153.84.1

198287.6-12.221.148.65.739.0-27.5

198390.83.720.844.6-8.246.218.5

1984127.340.223.853.520.073.759.5

1985164.329.123.656.14.9108.346.9

1986138.6-15.618.843.6-22.395.0-12.3

1987131.6-5.115.959.235.872.4-23.8

1988146.311.214.272.923.173.41.4

1989146.60.213.181.511.865.2-11.2

1990166.013.214.490.110.675.9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关系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对华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国在日本外交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国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来只用于美国或东盟的提法用到了中日关系上，称其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

(2)视中日友好关系是日本综合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地位的提高，积极谋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发言权。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从政治上、军事上遏制苏联，同时也要借助“日中友好”来提高同美国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同有世界政治影响的近邻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之一。良好的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朝鲜半岛的稳定，有利于日本加深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关系。如果中日关系恶化，势必要导致日本亚洲外交的失利。而中日关系也常常对日本国内政局影响较大。

在经贸方面，日本以经济合作为基础，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实现某些战略意图：(1)通过经济合作，适当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使之成为抵御苏联威胁的天然屏障。日本认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会导致政治上的动荡，有倒向苏联的可能，中国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保持中苏之间现有的“不战不和”的关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借助中国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众议，决定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方式金额为3309亿日元，共安排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从1984年至1989年实施，共安排了17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400亿日元（包括7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型企业）。第一批贷款及第二批贷款前半期，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及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项目，如北京至秦皇岛铁路扩建项目，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工程，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项目，连云港和青岛港扩建项目，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项目，五强溪水电站项目等。目前，秦皇岛港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煤炭装卸口岸。

从第二批后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开始使用日元贷款，如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

(2)通过经济合作使中国靠向西方。1981年5月，铃木首相在美国明确说：“我们希望见到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希望见到中国继续采取合作的态度，必须保持中国作为西方联盟的一员”，并“为了维持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支持中国现代化政策，继续进行经济合作”，以“通过经济方面的援助把中国拉过来，使之成为经济向西方开放的国家”。

(3)加强经济合作，捷足先登中国市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国这一巨大市场所吸引。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与日本资金和技术的结合将具有巨大的潜力。在日本与欧美经济不断发生摩擦的情况下，日本更感觉到密切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但呈波浪式增长。199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1983年相比，件数增长6.4倍，合同金额增长4.6倍，实际使用金额增长2.7倍（表—3）。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79-198257.60.81——

1983520.951.86129.6

19841382.032.2521.0

19851274.713.1540.0

1986942.832.63-16.5

19871133.012.20-16.3

19882372.765.15134.1

19892944.393.56-30.9

19903414.575.0341.7

合计140132.85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1989年美苏冷战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大国都加紧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美国竭力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和发挥“世界领导作用”；俄罗斯重整经济，极力恢复“世界性强国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体系”的构想，加速向“政治大国”的目标前进。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49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演，呼吁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旧敌国条款”。这次讲演成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国的“宣言书”。在国际大的背景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客观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后，中日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战略，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则紧紧抓住国际关系新旧格局转换与其国家战略调整相吻合这一历史机遇，加速向政治大国迈进。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中国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日本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日中关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2]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标准和价值观念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来，正在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日本与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难以保持象过去那样的友好关系，认为“中国增强了经济实力以后，对渴望在国际社会增加发言权的日本来说，无疑会成为一个超出纯友

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3]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起点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访华。海部首相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访华的。作为“六四”风波后西方发达国家第一个访华的政府首脑，海部抓住有利时机，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国的极大关注。《东京新闻》发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4]继海部之后的日本历届内阁基本上都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方针。以细川护熙为首的日本联合政府执政后，在强调“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对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时，将“共同在军备管理、裁军、保护地球等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积极做贡献”作为今后日中关系应循方向的第一条，把从“全球角度”考虑日中关系放在优先的地位[5]，也体现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主要包括两个协调和三个转变等基本内容。“两个协调”即日中关系的发展要与世界局势的大变动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协调，要与日本走政治大国的国际目标相协调。“三个转变”一是立足点的转变，即日中关系要从过去一般立足于两国双边关系转变为立足亚太乃至整个世界。二是中日两国交往内容的转变，即由过去的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到经济、政治并举，克服过去“经济主动”、“政治被动”的局面，改变过去那种“只强调对战争进行反省和经济合作”的对华政策，加重对华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转变，即由过去在双边关系格局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转变为力争掌握双边关系的主导权。

20世纪90年代的中日经贸关系也正是在这样国际和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续发展中日贸易关系，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此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与之形成鲜明的反差。日本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加快与中国贸易发展，使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00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31.7亿美元，首次突破800亿美元的大关，创历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贸易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政府在对华技术贸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的贸易摩擦增多。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91202.556.614.9102.215.2100.3147.0

1992253.725.315.3116.814.3136.834.6

1993390.654.020.0157.835.1232.870.2

1994478.922.620.2215.736.7263.213.1

1995574.720.020.5284.631.9290.010.2

1996600.64.520.7308.78.5291.80.6

1997608.11.218.7318.23.1289.9-0.7

1998579.0-4.817.9296.9-6.7282.1-2.7

1999661.714.218.3324.09.2337.719.4

2000831.725.717.5416.528.5415.122.9

合计5181.5——————2541.4——2639.7——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稳步增长，1997年达到高峰，其后一直下降。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采取了既鼓励又限制的政策。进入90年代后，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鼓励夕阳产业对中国投资，政府在办理手续、保险方面给予支持，对高新技术产业对中国的投资，则采取既不鼓励又不限制的措施，致使日本企业在对华直接投资方面出现高潮，199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到高峰，金额为43.3亿美元。1997年以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政府便开始对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到中国进行限制，其后开始下降，2000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到29亿美元（表—5），占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7.2%。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915998.125.33

1992180521.737.1033.2

1993348829.6013.2486.5

1994301844.4020.7556.7

1995294675.9231.0849.8

1996174251.3136.7918.4

1997140234.0143.2617.6

1998119827.4934.00-21.4

1999116725.9129.73-12.6

2000161436.8029.16-1.9

合计18979355.3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3)日本开始调整对华ODA政策，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量。日本从第四批日元贷款开始调整对华日元贷款的方式，由过去的五年计划，改为"3+2"方式；贷款项目也逐步减少基础设施项目，增加环境和中西部地区的项目。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表示开始减少对华ODA的数额。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首先，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赋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战结束以后，东亚的安全环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备了更为有利的经贸合作环境。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已成为各国的主要发展课题和客观现实，需要中日两国承担一些共同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应从建立东亚地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秩序这一大局出发，加强磋商，相互协助，为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整合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仍在加强。在欧洲，欧盟已经完成货币统一，向纵深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在迅速地推进，并使每个成员国获得了较大的利益。而在亚洲，虽然已经有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预计十年之内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并能够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抗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而要想建成这样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必需由中国和日本参加并起主要作用，否则是无法实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成与否，关系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因此，客观要求中日两国必须加强合作。

第三，中日各自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方。中日两国已经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关系的依存度很高。2001年中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77.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2%，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10%。2002年1-6月，中日贸易进出口达到447.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6.5%。其中从日本进口231亿美元，增长10%，带动了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达到20.5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3%。

关于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通过线性回归方程预测得出：2005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300亿美元左右，日本对华实际投资额达到60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将达到1800亿美元，日本对华投资达到85亿美元左右[6]。

从上述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根据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21世纪日本对华经贸政策的取向为：在贸易方面，继续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扩大日本对华出口，为日本经济的复苏服务。但贸易摩擦将会增加；在投资方面，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还将继续增加；日本政府对华ODA的政策将发生变化，不断地减少对华ODA的数量，对华经济合作也将从维护冷战形势下的区域稳定转为正常的经济合作。

［收稿日期］2002-09-26

【参考文献】

[1]田中明彦.中日关系1945-1990[M].东京大学出版社，113页.

[2]日：1992年4月16日，产经新闻.

[3]日：1993年6月15日，事实解说.

[4]日：1991年8月12日，东京新闻.

ODA范文篇8

一、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表—1：7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中国对日中国从日增长率

年份总额增长率易总额的比重本出口额增长率本进口额

197210.416.54.16.3

197319.587.517.88.4104.911.176.2

197431.360.521.511.435.719.878.4

197538.021.425.814.022.823.920.7

197630.4-20.022.612.2-12.918.2-23.8

197734.714.123.413.611.521.115.9

197848.238.923.317.226.531.147.4

197967.139.222.927.660.539.426.7

198092.037.124.340.346.051.731.2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二、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表—2：8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8199.88.522.746.014.153.84.1

198287.6-12.221.148.65.739.0-27.5

198390.83.720.844.6-8.246.218.5

1984127.340.223.853.520.073.759.5

1985164.329.123.656.14.9108.346.9

1986138.6-15.618.843.6-22.395.0-12.3

1987131.6-5.115.959.235.872.4-23.8

1988146.311.214.272.923.173.41.4

1989146.60.213.181.511.865.2-11.2

1990166.013.214.490.110.675.916.4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年鉴

80年代日本对华政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表—3：80年代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状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79-198257.60.81——

1983520.951.86129.6

19841382.032.2521.0

19851274.713.1540.0

1986942.832.63-16.5

19871133.012.20-16.3

19882372.765.15134.1

19892944.393.56-30.9

19903414.575.0341.7

合计140132.8526.6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对华经贸政策

好对象范畴的存在，日中两国将进入摩擦的时代。”[3]无可置疑，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必将对日本的对华经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表—4：90年代中日贸易进出口

（金额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占中国对外中国对中国从

年份增长率贸易总额的日本出增长率日本进增长率

总额的比重口额口额

1991202.556.614.9102.215.2100.3147.0

1992253.725.315.3116.814.3136.834.6

1993390.654.020.0157.835.1232.870.2

1994478.922.620.2215.736.7263.213.1

1995574.720.020.5284.631.9290.010.2

1996600.64.520.7308.78.5291.80.6

1997608.11.218.7318.23.1289.9-0.7

1998579.0-4.817.9296.9-6.7282.1-2.7

1999661.714.218.3324.09.2337.719.4

2000831.725.717.5416.528.5415.122.9

合计5181.5——————2541.4——2639.7——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统计资料

表—5：日本对华投资发展变化

（金额单位：亿美元）

年份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

19915998.125.33

1992180521.737.1033.2

1993348829.6013.2486.5

1994301844.4020.7556.7

1995294675.9231.0849.8

1996174251.3136.7918.4

1997140234.0143.2617.6

1998119827.4934.00-21.4

1999116725.9129.73-12.6

2000161436.8029.16-1.9

合计18979355.3250.4

资料来源：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四、21世纪日本的对华经贸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开始实施“十五计划”。2001年中国终于实现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在近20年间一直保持着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七位。有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按照这种发展势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左右就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巨头。而日本此时经济正好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反，仍处于低迷时期，经济连续出现负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国威胁论”等。但不管日本国内存在什么样的议论和想法，21世纪中日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发展，日本对华经贸政策仍会以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为主导。中日经贸关系的继续发展不仅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从上述中日之间经贸关系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日本，日本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中国。

【参考文献】

[1]田中明彦.中日关系1945-1990[M].东京大学出版社，113页.

[2]日：1992年4月16日，产经新闻.

[3]日：1993年6月15日，事实解说.

[4]日：1991年8月12日，东京新闻.

ODA范文篇9

建交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得到长足发展。近年来，双方经济关系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良性变化。这些为中日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提供了较高的起点和扎实的基础。

（一）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贸易结构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理上仅一海之隔，经济交往条件得天独厚，经贸关系得到快速、稳定发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响，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日本对全球的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达到891.96亿美元，与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经增长了80倍以上。（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www.jetro.go.jp/ec/j/trade/selector.html）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达451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11%，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1.7%，达到12.8%，中国已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www.jetro.go.jp/ec/j/trade/selector.html。）中日贸易在总额不断上升的同时，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过去，中日贸易长期呈“垂直分工”形态，即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多为工业制成品，而对日本出口则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显上升。2001年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经高达84%，为历史最高值，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了持续旺盛增长势头，从1990年的5.1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28.4%，仅次于纺织品的29.1%，居对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纺织品月度统计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机电产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势，因此可以预测2002年机电产品将有望成为中国对日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产品。（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www.jetro.go.jp/ec/j/trade/selector.html。）

（二）对华直接投资（注：对华直接投资仅指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在起伏中上升，投资领域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变。整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较为缓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日本对华投资开始大幅增长，1995年形成高峰，投资额达44.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所有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中名列第二，中国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199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即，日本对华投资欲望开始恢复。2001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件数仍然多达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额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实际利用资金也达到4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对华投资尽管起伏较大，但在对华投资国家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www.jetro.go.jp/）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延伸，2001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达到159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只有209亿日元，同比下降18.4%。（注：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资料计算。www.mof.go.jp/fdi/sankou03.xls.）投资领域已由服装、食品等行业向电子、机械、汽车、建材等行业扩展。近年机电产品所以成为中国对日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产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对机电等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对两国贸易起到了拉动作用。

二

展望未来，无论从目前两国经济运行轨迹看，还是从东亚地区多边领域走势看，中日合作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括日本在内的境外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在日本官方及各家新闻媒体进行的各类海外直接投资调查中，中国均成为日本企业未来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家。可以预言随着入世后中国在入世各项承诺的陆续兑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将再度升温。

三

但是，日本某些人士散布的这些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据2001年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在日本转向海外生产的企业中，80%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企业，另一部分是子公司或零部件生产厂家，为在当地进行生产的母公司和相关客户提供配套产品和零部件。这些海外工厂生产的产品约有68%销售海外，返销日本国内的只占32%。（注：日本经济产业省海外调查报告。www.meti.go.jp/report/）事实说明日本扩大海外生产的企业多为低附加价值产业，对本国产业并不构成冲击；扩大海外生产的目的主要是占据海外市场，对本国市场的冲击力十分有限。因此日本企业来华进行直接投资不仅是降低成本、增加企业效益的良好途径，也是日本企业增强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

其三，鉴于两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日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两国加强经济合作。从两国的基本国情非对称性和经济发展趋势看，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但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不断地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日本既是资金大国也是技术大国，近年中日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本资源缺乏，市场狭小，为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不仅需要不断巩固在世界经济中已有的市场，更重要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拓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因而发展对华经济关系是日本实现再发展和维系经济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从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看，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明显落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不断提高；日本产业高度化的进展和产品升级换代进程加速，使之要不断为相对落后的产业寻求海外生存空间。中日两国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性将推动两国的互利合作进一步向纵深拓展。从两国贸易结构看，日本从中国进口纺织品、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部件、食品、矿产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向中国出口机电音像设备、化工产品、塑料及塑料制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日本高附加价值产品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从日本进口产品日趋扩大，日本市场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品也不断增加，不仅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的扩大，拉动了日本经济，也为日本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展情况看，缺乏强有力的主导国家是东亚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日本是总体经济实力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其制造业实力在世界上仍然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的60%以上；中国是世界经济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人口占东亚地区的人口60%以上，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中日两国2001年的GDP接近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7千亿美元以上。中日两国在本地区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两国必将在今后东亚合作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如果与欧美两个经济圈单打独斗，结果必然是吃败仗。东亚地区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的有效合作。

总之，尽管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存在种种分歧和摩擦，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双方的立场出现严重分歧，但应该看到，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主流。只要双方共同努力、排除干扰，进一步挖掘深化合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就一定能够开创共同繁荣的双赢局面。

ODA范文篇10

1.1中心线电流变化对于几台发电机并列运行，中心线电流随所带负荷不平衡而发生巨大变化。并列运行时，某台发电机所带负荷相对其它机组越大，则该机中心线的电流就越大。这是因为其他发电机三次谐波电流与该机形成环流，造成该机中心线电流大大增加。此种情况会导致中线过热，甚至熔化。因此，要求并列运行时尽量调整各台发电机所带负荷的平衡。

1.2造成准同期并网装置失灵由于发电机中心线直接接地而系统侧的“零点”（主变中心点）是经电抗器而接地，对交流电来说，经电抗器后电流就滞后电压90度。因此,对于直接取用机端电压（220伏）进行并网的同期装置，两个零点之间就存在着22v左右的电压差，造成同期装置失灵。在实际中，只要用一根1.5mm2导线将主变中心点接地，同时也引一根地线到同期装置并适当调大并网角度，即可解决此问题。

1.3造成线路主与变及电抗器间的谐振笔者曾在某电站遇到过该情况并进行了处理。该电站3台250kw机组，两台175kw机组，1号主变容量为1000kwA，2号主变容量为500kwA。开机并网时发现准同期装置失灵，同期转向灯不正常，白灯、红灯同时熄灭。测同期装置引入电源电压分别为210v、340v，测母线三相对地电压为170v、230v、340v，短路电抗器三相对地电压均在220v左右，同期装置及转向灯也恢复正常，以此现象判定为谐振。处理方法有三种：(1)先投入2号主变并上一台175kw机组，破坏谐振点，再并250kw机组；(2)采用1个转换开关，250kw机组并一台前先将电抗器短接，并上机组后再切除短接；(3)有条件地方采取补偿电容，一方面可以破坏谐振，另一方面又可以补偿机组无功，这是最恰当的。

2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电压不平衡现象

2.1电压互感器熔断器熔断电压互感器熔断器熔断有高压熔断器熔断和低压熔断器熔断之分，出现的现象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1.1高压熔断器熔断(1）单相高压熔断器熔断，由于PT有一定的感应电压，所以故障相电压降低，但不为零，非故障相电压正常，向量角为120°同时由于熔断器熔断使一次侧电压不平衡，造成开口三角形有电压，即有零序电压。例如，A相高压熔断器熔断，矢量合成结果（见图1），图1A相熔断电压向量图2A、B两相熔断电压向量零序电压3U0，数值等于相电压Ux（下同），电压表指示约为33v左右，故能起动接地装置，发出接地信号。若机组运行时出现这种情况，由于高压熔断器熔断等于保护退出，故要求电站值班人员向调度申请停机，通知检修更换高压熔断器。(2)两相高压熔断器熔断，同样由于PT感应效应，所以故障相电压降低，但不为零，非故障相电压正常，同时一次侧电压也不平衡，开口三角形也有电压，例如，A相、B相高压熔断器熔断，矢量合成结果（见图2），只有一相C相，零序电压3u0，数值也等于相电压uX，约为33v左右，故能起动接地装置，发出接地信号，处理方式同一相熔断器熔断一样。

2.1.2低压熔断器熔断单相低压熔断器熔断时，由于是一次侧熔断器熔断，一次侧电压正常，所以故障相电压为零，非故障相电压正常，其向量角为120°。开口三角形处没有零序电压，不能起动接地装置，不发出接地信号。出现这种情况，只要电站运行人员及时自行更换低压熔断器就可以了。两相低压熔断器熔断，也是故障相电压为零，非故障相电压正常，A处理方法和单相熔断一样。

2.2单相接地单相接地，可分金属性接地和非金属性接地。若A相接地，其电压向量图（见图3、图4）。若用K表示单相接地系数，则K=u0d/uX（0≤K≤1.0，K=0为不接地，K=1为金属性接地）图3A相接地中性点电压向量图4A相接地中性点位移轨迹由图3和图4可知各相对地电压的特点：

2.2.1相对地电压uAd。K=0时，uAd=uX；K=1时，uAd=0；当K在0～1.0之间变化时，uAd在uX～0之间变化，故接地相对电压uAd降低，但不为零。

2.2.2非接地相对地电压uBd。K=0时，uBd=uX；K=1时，uBd=3uX；即上升为线电压，K值在0～1.0之间变化时，uBd相量的始端沿着图的半圆OdA变动。可见，在一定范围内单相（A相）非金属性接地，非接地相（B相）对地电压是降低而不是升高的。在这个范围内接地相（A相）对地电压也不是最低的。故不能用对地电压最低作为判断接地相的依据。当不在这个范围内，B相对地电压会升高，且不超过线电压。

2.2.3非接地相对地电压uCd。K=0时，uCd=uX；K=1时，uCd=3uX；即上升为线电压；I当K在0～1.0之间变化时，uCd相量的始端沿着图的半圆OdA变动。可见，uCd总是升高的，在一定范围内单相（A相）非金属性接地，非接地相（C相）对地电压最高可超过线电压。

2.2.4点对地电压uOd。K=0时，uOd=0；K=1时，uOd=uX；K在0～1.0之间变化时，uOd在0～uX。当然对这个电压电压表是没有办法显示出来的，但对它有一定的了解，对我们分析电网的问题很有帮助的。总之，在0<K<1.0时，对任K值，C相对地电压总是大A相和B相的相对地电压，由此可以得出规律，单相非金属性接地时，以正相序（A→B→C→A）为准，对地电压最高的下一相为接地相。由于单相接地使一次电压产生不平衡，故开口三角形处有电压，电压值在0～100v之间，在金属性接地时，电压值为相电压的3倍，电压表指示为100v；非金属性接地时小于100v。小接地系统中，允许单相接地运行1～2h，但还是要及时解除故障的，否则会导致两相接地，而保护动作跳闸，影响送电。

3发电机电压达不到额定电压

拦河闸小型水电站发电运行时，一次发现发电机发点电压达不到额定值。在发电机刚检修完好的情况下，起动发电机到额定转速后，在升压时，减少励磁机磁电阻励磁电压和发电机定子电压都升不上来。这样维修人员必须查明故障原因。励磁机励磁电压的建立，起先是由剩磁所引起的，所以当励磁机失去剩磁时，励磁电压便建立不起来，检修过的发电机剩磁很容易消失。励磁回路的正确接线如图6。即励磁机电枢正极S1与励磁线圈乙乙Q的正极F1相连接，负极H2经过励磁变阻器Fz与乙乙Q的负极F2相连接。按正确接线运行停机后，共剩磁方向与励磁电流（从F1流向F2点）的方向相对应。如果在解体检修励磁机时，由于接线错误把励磁线圈正负极接反，如图7所示。这样再次起动运行，则励磁机、励磁线圈乙乙Q中流过的电流产生的磁通与铁芯原有剩磁方向相反，使剩磁削弱或者完全消失，所以电压建立不起来。在查明原因后，再对故障进行排除，处理方法是，这时应检查励磁回路（包括励磁机内部）有无断线，电刷位置是否正确，电刷接触是否良好，如果检查结果正常，而励磁电压表又有很小的指示值，表示励磁线圈接错方向，应把励磁线圈正负极性对换一下。如果励磁电压表没有指示，应在励磁机励磁线圈上加直流电源（一般用蓄电池）进行充磁。充磁时直流电源正负两极应和励磁线圈正负两端对应接触一下即可，如图8。在进行外加直流电源充磁时，最好把励磁开关切断、励磁电阻加到最大，防止发生高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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