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范文10篇

农地范文篇1

关键词：农地制度/制度变迁/农村改革

ChineseLandTenure：AnAnalyticalFramework

ThispaperreviewstheexistingliteratureonChineselandtenureissuesandprovidesaframeworkforfurthertheoreticalandempiricalstudies.ItdescribesthecurrentstatusofChineselandtenurearrangements，presentstheresultsoftheoreticalandempiricalstudie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landtenureandagriculturalperformance，andtheforcesthathaveresultedindifferenttypesoflandtenurearrangements.Keyissuesthatoughttobeaddressedinfurtherreformeffortsarealsodiscussed.Inparticular，thispaperemphasizestheroleofthetrade-offbetweenefficiencyandequityandsocialstabilityinresultinginthecurrentlandtenurearrangementsinruralChina.Keywords：Landtenure，institutionalchange，ruralreform

农村改革以来，中国的农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公社制度，代之以自发形成、从而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解释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和后果不仅将为农村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而且将对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尚待解释的现象和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很多。本文旨在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分析的框架，以期对今后农地制度的研究有所帮助。

本文第一节将对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进行一个总结性的回顾。第二节讨论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经济绩效不仅包括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包括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保险功能。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个分配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节将讨论导致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因素。我将在回顾现有理论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几个可供选择的方向。第四节将讨论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应该考虑的几个基本因素。对于与农地制度有关的其它一些问题，如农地规模与单产的关系和非耕地的运作等，本文暂不涉及。较之耕地，非耕地的问题要单纯得多。农地规模与单产的关系与以地权为中心的农地制度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市场的不完善有关。Feder（1985）在理论上阐明了单产随规模上升或下降的条件；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参见鲁公路（1998）的回顾和他自己对中国南方稻区的研究。

一。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

农村改革的一大特点是国家从农村基层制度建设领域的逐步退出以及乡村社区权利的加强。1984年的宪法确定了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从而使农地制度建设由国家转移到村集体手中。其后果有二。一是自发性的制度创新代替了原有的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与这一变化相适应，第二个后果是产生了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自发性的制度创新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整顿时期便初见端倪，1978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土地承包制更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的典范。对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认定为自发的农地制度创新奠定了法律基础。

农地制度创新既然是自发的，便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农地制度的核心，即地权本身，就具有多面性；另一方面，各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差距甚大，建立其上的自发制度创新因此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知道，地权是由多种权利组成的，包括法律所有权、剩余索取权、使用权、处置权以及这些权利的可靠性等。法律所有权显然是属于村集体的，其它权利则在集体与农户之间进行程度不等的分割。农村改革使得农民具有了完整的剩余索取权，但其它权利却不是完整的。比如，一些地方至今仍然限制农户种植作物的种类，从而限制了他们对土地的自由使用权。尽管土地租赁得到国家的鼓励，且实际生活中也较普遍，土地的使用权有偿转让在一些地方仍受到限制，同时，土地的继承权因为我们下面要谈到的成员权而普遍没有得到尊重。由于土地在法律意义上属于集体，农户间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买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土地的抵押价值也不可能体现出来。譬如，一个农户将土地抵押给银行以得到贷款，其协议是在银行与农户之间签署的。但是，一旦农户无法偿还贷款而不得不交出土地时，此时的法律关系则转移到了银行与村集体之间，而后者有充分的理由不承认银行与农户间合同的合法性。意识到这一点，银行没有理由接受土地作为贷款的抵押。

目前农民反映最大、学术界也最关注的是农户对其所拥有的地块不具有稳定的地权。关于不稳定地权的效应，我在下一节将要详细讨论，这里只讨论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周其仁和刘守英（1988）早在1988年就提出的社区成员权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其结果自然是土地分配随人口的变化而变化。

地权的多面性为农地制度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而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地区差异则是这种多样化的诱因。既然制度创新是自发的，则它必定与创新者的利益相关联，而后者又大体上是地方条件的函数。地方条件的差异，导致村民间的利益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制度创新。显然，这里涉及到诱发性制度创新理论。关于这一理论及其相关发展，我将在第三节中详细给予介绍。我在这里想做的，是概括一下目前中国农村的六种农地制度安排类型，并将它们与当地的经济和人文条件联系起来。

第一种类型是农户经营加"大稳定、小调整".这是最普遍的一种类型，被中等发达地区广泛采用。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农地制度是在农民自发要求下形成的。产生这一制度安排的动因既可能是农民在成员权保障下对公平的诉求，也可能是为保证集体生存而做的一种集体理性选择。但是，人们在成员权下对公平的追求大体上应该是一致的，换言之，它应该独立于区域条件。因此，对公平的诉求无法解释土地调整的区域差异。我们在第三节中将看到，集体生存重要性的差异可能是解释区域差异的原因。第二种类型是由山东平度县发起的两田制。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土地招租的形式来模拟市场的土地交易。平度的非农产业发展较快，一些农户因此愿意放弃部分或全部土地。当地政府没有放开手脚，听任农民通过土地租赁市场转让土地，而是将口粮田以外的土地全部收回，然后招租。招租实际上是一个显示农户生产能力和愿望的过程；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办法基本上可以达到完善的市场配置所能达到的效果，即土地的边际产出在全体农户间趋于一致。但是，经过三、五年之后，由于人口和其它经济因素的变化，原先有能力且愿意多耕种土地的农户可能不再愿意种那么多的地，而原先种地较少的农户却可能变得愿意种更多的地。这样一来，重新招租势在必行。事实上，平度正是这样做的。与第一种类型一样，农户对其所拥有的地块的权利缺乏稳定的预期。第三种类型是以机械化集体耕作为特点的苏南模式。这一模式比平度走得更远，到了放弃家庭生产的地步。但是，这一特点并不一定是苏南模式的弊病。从生产组织和分配的角度来看，它与我们下面要介绍的土地股份制相近。这一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模糊了农户与土地之间的权属关系；同时，大规模以工业补贴为支撑的机械化作业与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脱节（文贯中，1998）。

以上三种类型要么意味着农户地权的残缺，要么意味着农户不再直接享有地权。除第一种类型为农户自发的选择外，后两种类型均带有地方政府行为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和苏南直到最近仍以发达的集体经济而闻名。长期的集体经济传统也许是它们采用非市场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制度创新者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决定创新走向的重要因素。与上述三种低个人化类型相对照，下面的三种类型则是朝着更加个人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种类型是以贵州湄潭县为代表的"生不增、死不减"制度。除1984年进行过一次调整以来，湄潭十五年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土地调整。这种制度目前已在贵州全省推广，并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耕地承包期五十年不变，非耕地承包期六十年不变。此项法规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此之长的承包期已经接近永佃制，是在集体所有制下最具个人化特征的农地制度。第五种类型是以浙南为代表的温州模式。尽管没有政府的干预，温州地区的土地调整微乎其微；同时，土地租赁市场非常活跃，土地集中程度不亚于苏南地区。同为发达地区，浙南和苏南所走的道路却完全不同。一方面，与集体经济发达的苏南不同，长期的私人经济使得温州人习惯并相信了市场的运作能力。另一方面，两地的非农就业结构的差异也是导致它们走上不同的道路的重要原因（姚洋，1999a）。最后，第六种类型是以广东南海县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在土地股份制下，每个农户拥有一定的集体土地的股份，但此股份并不具体对应某一相应的地块。这样一来，集体所有制被个人化了，但个人化之后的产权并没有对经营规模的扩大形成约束，因为集体可以将土地统一发包给当地或外地的农民。因此，土地股份制是解决土地的法律所有与土地的占有和经营之间矛盾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地制度虽然高度多样化，但多样化的核心是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对经济绩效有何影响呢？如何对它们的形成给出理论上的解释呢？这正是以下两节所要回答的问题。二。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发展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主要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并且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FederandDeininger，1998）。在本节中，我将讨论农地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途径，如地权稳定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社会保障效应等。

1.地权稳定性效应不稳定的地权使农民对自己所拥有的地块缺乏长期的预期。土地的不定期调整的作用如同一种随机税，它在不可预见的某一天将土地拿走，同时带走农民投入土地的中长期投资。土地在农户间的单纯转移并不构成效率的损失。但是，由于附着于土地的中长期投资也同时随之转移，且其价值一般难以完全得到补偿，土地的原所有者将会失去投资土地的信心，从而从一开始就减少对土地的投资。这样一来，土地产出率下降，经济效率受到伤害。必须注意的是，不稳定地权的负面影响并不局限于那些在调整中失去土地的农户，而且对村庄内的每个农户都有影响，因为今年得到土地的农户，明年却可能失去土地。

在介绍对地权稳定性的研究成果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清地权稳定性效应和农地的租赁效应。对于租赁效应，马歇尔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农民的租种土地的产出率低于其自己拥有的土地的产出率。这是因为，土地租金相当于土地税，降低农户的生产（包括投资）积极性。这种所谓的马歇尔效应是许多经济学家赞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只要土地租赁存在，马歇尔效应就存在。因此，消除马歇尔效应不应是农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地权稳定性效应应该是是针对农民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亦即承包地而言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实证研究中要考察的是村庄一级的农地制度安排对农户整体投资的影响，而不是一个农户内部不同种类土地（承包地、租种地等等）之间的差别。

关于地权稳定性效应的定量研究很多。但是，对于非洲传统农地制度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Bruceetal.，1995）。在对中国的研究方面，Feder等人对东北的研究发现地权稳定性对农民在农机方面的投资没有影响（Federetal.，1992）。这一结果显然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农机不是附着于土地的，不会随土地的调整而调整。我本人对浙江和江西两省449个农户的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对农民的绿肥种植面积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姚洋，1998）。在我的文章中，地权稳定性是从三个指标中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获得的。这三个指标是，自责任制实施以来本村土地调整的次数、增人是否增地以及减人是否减地。他们代表了农户对未来土地调整的预期。这里暗含的假设是，农户预期受过去的经验和村庄对将来的规定的影响。利用同样的资料，Carter和我的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农户的所有投资（以人工投入衡量）与地权稳定性（其定义和我自己所用的相同）之间的关系，结果和我自己的研究相吻合（CarterandYao，1998）。Jacoby，李果和Rozelle（1998）的研究同样表明稳定的地权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产量的效果不明显。投资与产量之间的反差说明农家肥、水利投资等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对产量的贡献较小，对增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土地面积、人力投入和化肥施用量。因此，稳定地权不可能立竿见影，马上见到产量上的效果。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土地长期投资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但这种好处不一定是农民所能预见并纳入他们的计算的。

对地权稳定性效应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地权稳定性本身是农民选择的结果，因而对其效应的估计会产生偏差。这在对非洲授证工作的研究中反映得最明显。在非洲的传统农地制度中，族长掌有族内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族民们只有耕种权。但是，两种权制均无法律保证。八十年代开始的授证工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农民可以自愿决定是否申请对自己所耕种的土地的法律所有权。那么，授证之后对土地投入有什么效果呢？由于申请土地证是一个自愿行为，在检验其效果时就有一个内生性的问题。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只有那些即使是在无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也会多投资的农民才会花钱去申请土地证，因为他们比别人更需要法律的保护。这样一来，一般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所估计的授证对投资的影响就会被夸大；而复杂的计量模型所要求的数据又难以收集。中国的情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否调整土地是当地居民自己选择的，因此，地权是否稳定也是内生的。以上所引用的几项研究都或多或少有这个问题。虽然Carter和我的研究试图通过较复杂的计量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但这种控制仍然给人以间接的感觉。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找到一处制度外生的地区，以便做控制对比研究。贵州所实行的长期承包法规是一个近似于外生的理想制度实验，将贵州和周边省份进行对比将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

2.资源配置效应一种富有弹性的农地制度应该能够容纳市场的运作，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这里，对土地自由流转的容忍度非常重要。土地的自由流转可能产生两种效应，即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下面对这两种效应分别加以讨论。

所谓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即土地的自由流转促使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将土地租让给土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两者的边际产出趋于相等。土地边际产出相等说明资源配置效率达到了无法再进一步改进的地步。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农户的土地边际产出高于另一个农户，则说明前者应该得到更多的土地，从而经济中存在可改进之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只有在存在其它市场缺陷、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缺陷时才会起作用。如果存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那么，人们可以通过调整劳动力的配置-如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雇佣劳动力，土地边际产出较大的农户出卖劳动力-来达到土地边际产出相等的目的。但是，劳动力市场很难达到完善的地步。原因之一是存在监督问题：雇工总有道德风险问题，因此需要监督。即使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其它市场如资本市场在中国也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土地市场的改善在中国目前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意义。

我自己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姚洋，1999a），较自由的转让权（如使用权的买卖和土地租赁等）促进土地的流转。我在1998年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较自由的转让权缩小农户之间在劳动力和土地投资强度方面的差距。在较弱的假设条件下，投入强度差距的缩小也意味着要素边际产出差距的缩小。因此，我的研究证明较自由的转让权的确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Carter和我（1999）的研究通过更精确的计量模型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交易收益是土地可交易性所带来的第二种资源配置效应。这一概念是Besley（1995）首先提出来的，指的是土地交易性的提高增加土地投资的价值，从而提高农民进行土地投资的积极性。土地交易性如何增加土地投资价值呢？设想下面的情形。假设一个农户今年在他的土地上打下一眼水井，一年后他在非农领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从而不想继续耕种他的土地。在土地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他要找到一个土地买主或承租者非常困难。因此他可能不得不将土地撂荒或降低利用的程度，他在水井上的投资也就无法收回。如果农民在今年考虑投资时就预见到土地无法出租的可能性，他对土地投资的价值就要打一个折扣，并因此可能不打这口井。换言之，土地可交易性的增加提高农民在必要时找到买主或承租者的可能性，从而增加投资的价值。但是，Besley自己对加纳的经验研究并没有证明交易收益的存在。我自己对江西和浙江的经验却证明了交易收益的存在（姚洋，1998）：在对土地交易（使用转让、出租和代耕）限制较少的村子里，农民种植更多的绿肥，且单产较高。

Besley的交易收益效应是从可交易性的增加提高交易发生的概率这个角度提出来得。但是，在一联系紧密的村子里，如果土地交易是允许的，则只要交易成本不是离奇的高，想出租土地的农户总是可以找到一个愿意承租的农户的。Carter和我（1999）的研究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交易收益效应。我们将对土地交易的限制模拟为一种交易费用。这样做基本上抓住了当前农地制度的特征：在多数地方，土地的租让是允许的，但附加了一些条件，如必须在村里登记、必须完成公粮、只允许责任田转包、不允许口粮田转包等等。另外，出租土地可能被别人看作土地过多的信号，因而在下一次土地调整时土地有被分走的危险。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土地租让的交易费用：土地所有者租金降低，承租者租金提高，因为两者均须负担一定的成本。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一些原本愿意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农户可能就不参加了。这不仅会影响一个地区土地市场的活跃程度，而且会影响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积极性。设想一个农民预期明年他可以在非农领域找到一份好工作从而会减少土地种植。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这个预期不会影响他在今年的土地投资行为，因为他在明年可以找到一个承租者，使其投资实现价值。但是，当土地交易市场受到限制，从而较高的交易费用存在时，出租土地的吸引力下降。因此，如果农民在明年果然得到一个较好的工作，他要做的可能不是租出土地，而是降低劳动力投入的强度。这样一来，今年对土地的投资就失去了相应的劳动投入的配合，从而其价值也就下降了。该农民因此会后悔今年不该对土地做过多的投资。但是，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今年一开始就不会做这些过多的投资。我们称这种效应为投资反悔效应。我们的经验研究证明这种反悔效应的确存在；但是，较自由的土地交易权并没有显示出降低这种效应的迹象。

3.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土地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或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可忽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保障虽然具有维护公平的意义，但更重要、而又恰恰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它对效率的正面作用。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作用是使生产力不至于在突发破坏性事件-如疾病、失业等-发生时遭到摧毁性的打击。显然，对生产力的保护提高经济效率。

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方面看，因土地调整而形成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得到说明。设想一个农户在八十年代初承包制刚实行时有三个未成年男孩，一家五口人分得五亩地。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三个儿子均娶妻生子，人口变成十一口。如果在这期间无任何土地调整的话，这一农户的人均土地就会下降超过一半。但是，全村人均土地不会下降如此之快。毕竟，有一些农户没有这么多儿子（试想一个在承包制实行时有三个女儿的农户，它的人均土地到现在可以增加一倍多。）因此，如果土地随人口变动而做相应的调整，人多地少的农户的困难就可以得到缓解。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随土地在农民收入来源中的重要性的下降、或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退。在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农业以外，因此，土地的收入功能降低；同时，由于收入的提高，人们以货币收入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随之提高，无须实物形式的保险。在不发达地区，情形刚好相反。这也是导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农地制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节中还要详述。

土地的失业保险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农村中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之所以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土地对这些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土地的失业保险功能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目前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如果土地仅仅是一个蓄水池，而不能在结构上对失业保险有所支持，则土地的保险功能与目前的农地制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即使土地是私有的，其蓄水池的功能也不会丧失。我认为，目前的农地制度至少在一个方面对失业保险具有结构性的支持。就是，与高个人化的农地制度相比，目前的农地制度有可能有利于劳动力的长期跨区流动。下面两种情形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第一种情形中，一个农民因为土地长期没有调整而没有分得土地。6现在，考虑两种就业可能。一种是在当地的一份可以勉强糊口但稳定的工作，一种是到城市找一份收入高但不稳定的工作。前一种工作可以立刻找到，但如果现在不要，以后可能便没有了；后一种工作必须到了城市之后才能知道是否可以找到。这个无地的农民会选择哪种工作呢？如果他是避险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避险的），且城市的期望工资不比当地的稳定工资高太多，这个农民可能会选择当地的工作，因为一旦在城市没有找到工作，他连当地的工作也可能失掉，从而断了生计。现在，考虑第二种情形。这种情形和第一种情形的条件相同，只是这个农民拥有一块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和无地的农民相比，他更有可能选择进城工作，因为即使在城里没有找到工作，或工作不稳定，他还可以回到当地耕种自己的土地。换言之，土地的保险作用使得农民更愿意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工作，从而对经济效率起到促进的作用。上述例子中对无地农民的假设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其结论对因人多地少而在当地兼业的农户也适用。

当然，以上论述只是提出了现有农地制度促进农民转移的可能性，同时也只讲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实际上是土地对劳动力转移的收入效应：土地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收入（或财富），提高了他们抵御失业风险的能力，从而给他们更多的转移动力。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土地对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效应：较多的土地挤压农民离农进城的积极性，从而迟滞劳动力的转移。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综合之后的可能情景是，土地拥有量处于中等水平的农户更愿意输出劳动力。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目前以均分土地为特征的农地制度就有利于劳动力的长期流动。当然，这是一个需要经验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

目前的农地制度也可能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面。如同我们在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中所看到的，低个人化的农地制度降低农地的价值，这使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值降低，进而降低农民出让使用权的意愿。如果农地制度的个人化程度提高，一些农民就可以通过转让土地而筹集一部分进城长期居住的资金，从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Yang，1994）。从边际调整的角度看，这种趋势无疑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大城市近郊，土地价格很高，这种趋势可能会反映得更明显。但是，它对一般农村居民的影响有多大，是一个需要严格检验的问题。

最后，我们在谈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时，也不能忘记可能存在能够完成这两种功能的替代物。赵耀辉和文贯中（ZhaoandWen，1998）指出，家庭是提供农村社会保险的有效单位，而土地的集体管理恰恰弱化了家庭的这种功能。他们认为，土地的可继承性使得父母可以把土地继承权当作筹码，以换取子女的赡养。另外，在地权长期化之后，农民可以通过少生孩子的办法减轻对土地的压力。7同时，地权长期化可能改变农民的消费和积累模式。目前农村的最大消费是建房。地权长期化之后，农民或许会减少这种攀比消费，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金融投资，以备将来的不测。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小结本节所讨论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对目前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甚至空白之处。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地权稳定性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经验研究需要更加精确的数据。第二，对土地的社会稳定与失业保险功能缺少理论和经验研究。第三，对地权长期化对农民消费和积累的影响几乎没有研究。这三个方面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三。农地制度的演进及区域差异

在第一节里，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农地制度具有了强烈的区域差异。解释这些差异不仅将对下一步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将对制度变迁理论做出重要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已有几个理论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在这一节里，我将扼要介绍这些理论，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由于农地制度差异的核心是地权的个人化程度，因此，目前的研究集中在探讨影响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因素上。

Turner，Brandt和Rozelle（1998）认为中国农地制度的区域差异取决于农地制度对全村生产剩余之和的影响。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农地制度由村干部决定，而村干部关心的是使全村的生产剩余最大化。根据当地条件的不同，同样一种农地制度可能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同的影响。他们构造了一个理论模型，试图预测一个村子调整土地的频率。由于他们对目标函数的假设（即最大化全村生产剩余的总和），土地调整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在土地市场不活跃或不存在的情况下，行政的土地调整代替了土地市场的作用，将土地从人口和劳动力较少的农户手中转移到人口和劳力较多的农户手中，从而起到在农户之间拉平边际产出的作用。那么，什么时候更需要调整土地呢？根据Turner等人的理论，人口增长越快或非就业机会越多的地方越需要土地调整。人口增长快，土地分配越可能不平衡；非农业就业机会越多，则更多的农户愿意放弃土地。但是，后一预测与日常观察不相符，也与Turner等人自己的计量检验结果矛盾。纠其原因，在于他们对村干部最大化全村生产剩余之和的假设。这个假设与现实的差距相当大。

恭启圣（Kung，1994）和董晓媛（Dong，1996）试图从不完全市场的角度来论证目前低个人化农地制度的合理性。在诸多市场缺陷中，他们强调农村社会保险市场的缺失对产生现有农地制度的作用。由于大部分中国农村地区仍处于温饱线上，生存仍然对农民构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土地的均分可以看作是农民克服生存压力的一个集体回应。在这里，恭启圣和董晓媛实际上是在强调我在前面所讨论的社会保障功能。必须指出的是，集体决策在这里是导致农地制度低个人化的必要条件。换言之，这种农地制度不可能是以农户个体决策为基础的分散博弈的结果。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得到说明。假设一个村子里只有两户农民，一户人均土地多，另一户人均土地少。地少户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地多户则可以维持生活且略有盈余。在这种情况下，地多户给地少户一部分土地符合社会保障的精神。但是，以农民的个人意愿来看，地多户是决不会无偿地给予地少户土地的，除非他预期明年自家人口将大量增加，8以致其人均土地低于两户的平均水平，从而可以从另一户人家得到土地。这种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相互合作有多大的可能性呢？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可能性即使存在也是脆弱的，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两个农户循环的期望上：地多户不但要预期他家人口的增加，而且要相信地少户在明年也预期自家人口会在后年增加，等等。这里不仅要求理性是共同知识，而且要求农户对自家人口的增长具有单向的预期。两者在现实中都可能不满足。因此，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只可能建立在以下两种可能性之上。一是农户之间存在一种自发的道德约束，要求富有者对贫穷者、特别是那些生存受到威胁的农户负担起帮助的责任。这种道德约束显然存在于传统的村庄伦理之中，只是其表现形式不是给予贫穷者土地。但是，历史上广泛存在公田或族田，其收益除用于公共事业外，还用于灾荒年景对饥荒者的赈济。另一种可能性是存在一种社会加总机制，对所有农户的效用（或其它满足指标）进行加总并使之最大化。在这个机制下，低收入或生存受到威胁的农户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重视，从而使得土地的均分成为可能。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社会加总机制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道德，只是这种道德不是对农民之间一对一关系的约束，而是一种对集体的强加。至于产生这种强制约束的原因，我们首先可追溯到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把它看作是中国传统村庄道德中集体生存伦理的延续。同时，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是集体时代的遗产。事实上，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其所体现的成员权正是为这种集体伦理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

如果我们相信现有土地制度是对集体生存的回应的话，我们可以对农地制度的演进和区域差异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我在后面介绍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时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现存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可能只是回应集体生存的方式之一，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市场交易可以作为行政性土地调整的替代物，用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刘守英、Carter和我（1998）的文章试图在约翰"康芒斯的分析框架内对现有农地制度的演进及区域差异给出一个更广泛的解释。我们将农地制度看作是国家和农户之间博弈的结果。康芒斯将所有权定义为一种义务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所有权意味着他人对所有者的权利有尊重的义务。但是，由于所有权的多面性及合同的不完全性，所有权不可能是完备的（即存在巴泽尔之所谓公共领域）。所有者对某种所有权的重视程度取决于他从维护这种所有权中获利的多寡。在责任制实施之前，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之所以向农民让渡部分权利，是因为从集体生产到家庭经营的制度转变是一个帕累托式的改进，既增加了农民自己的收入，也提高了全国的食物供给。但是，在第一波改革之后，农民与国家的利益冲突再一次显现出来，并突出表现在农民对地权进一步个人化的要求和国家对此的控制上。国家保留对地权的控制，是因为它的利益，如保障充足的粮食供应等，可能因为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加深而受到损害。因此我们看到，对农地使用和土地流转限制最多的地区，也是国家粮食采购所依赖的重点产粮区。在与粮食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领域，如土地的调整方面，国家对农民的自发选择给予了高度的忍耐。

在解释中国农地制度的区域差异方面，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可能是一种较适用的理论。诺斯和托马斯的《西方世界的崛起》一书可以看作是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部著作。但是，正式提出诱导性制度变迁这一概念的是佛蒙"拉坦和速水佑次郎（RuttanandHyami，1984）。根据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经济制度受到经济参数、特别是要素相对丰度的左右。相对丰度越低的要素越可能实现个人化。诺斯和托马斯的研究指出，西欧从公田制向私有制的转变过程是由土地的相对稀缺导致的。西欧、特别是英国的海外贸易促进了对羊毛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土地的相对价值，从而使得土地的私人占有成为有利可图的制度转换。这正是圈地运动产生的原因。速水佑次郎等人（HayamiandKichuchi，1981）对菲律宾和印尼爪哇岛收割制度演变的研究也验证了上述命题。在传统的收割制度下，地主必须允许村里的其他人参与收割，并得到收获量的六分之一。随着绿色革命的传播，土地产量大幅度增加，六分之一的产量作为对收割者的报酬超过了当地劳动力的价格。因此，新的收割制度应运而生。在爪哇，村民想参加收割必须先参加除草；在菲律宾，收割工作则包给了中介人，由中介人付给收割者市场工资。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进一步将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总结为效率假说（诺斯，1994），即制度总是朝着辅助经济系统达到社会最优的方向发展。但是，诺斯本人也注意到一些明显的反例。比如，同处欧洲的西班牙大大地落后于西欧国家。诺斯将这一现象归咎于路径依赖。他认为，西班牙没有经历英国式的皇权改革，以至皇权过大，并决定了后来的制度变迁轨迹。作为英殖民地的北美和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南美的对比似乎也印证了诺斯的路径依赖假说。

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原因在于它忽视了决定制度变迁的政治过程。就连为这一理论做出很大贡献的速水也在其新书中认为这一理论是天真的（Hayami，1997）。一种制度可能比旧制度更宜于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但由于决定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帕累托式的社会结果未必能自然地产生。经济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囚徒困境便是一例。对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帕累托最优可能可以通过行为主体之间长时期的博弈所达到（如囚徒困境可以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得到纠正）。对于短时段的制度变迁，帕累托最优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一种偶然，次优结果才是一种必然。认识这一点对我们研究中国过去二十年农地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对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从对制度的需求着手，研究微观的利益机制如何产生不同的制度安排。在这方面，林毅夫（Lin，1995）研究了要素对农户的相对稀缺性如何决定单个农户是否参加土地市场交易。我自己（姚洋，1999a）构造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探讨要素的个体稀缺性如何导致不同的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程度。一个明显的观察是，同为发达地区的温州地区和宁绍平原地区，前者的土地租赁市场非常发达，后者则几乎见不到土地的租赁。我的观点是，这一现象与两地不同的非农就业结构有关。温州地区以私营企业为主，劳动力就业基本受价格信号调节，社会分工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大部分人完全或部分脱离农业，少数农户则向专业农户转变，从而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发育。相反，宁绍平原地区以集体企业为主，而集体企业倾向于在追求利润之外同时追求就业最大化。但是，企业的发展又不允许过多的就业，因此便产生了一个人的工作由两个或更多的人来做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一个后果是兼业化在当地相当普遍，社会分工不明确，从而降低了对土地市场的需求。我不仅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且还进行了计量检验，其结果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

对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另一条发展途径是研究制度变迁的决策过程。我自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姚洋，1999b）。在我的研究中，我把农地制度看作村庄内部集体决策的结果。与前面对村庄伦理的讨论一致，我假设村庄在决定农地制度的个人化程度时最大化全村人口的福利之和。但是，这个最大化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农户生存约束下进行的。由于生存约束的存在，村集体不再是追求单一的效率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参见第二节对效率的讨论），我的模型的预测因此也偏离了效率假说所指出的方向。比如，地权的个人化程度和土地的相对丰度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线形的，而是呈倒U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非常稀缺和非常丰富的地方，其地权的个人化程度较高，土地资源适中的地区的地权个人化则最低。当土地非常稀缺时，调整土地分配对缓解部分农户的生存压力无大的补益，要求调地的呼声反而较低。当土地非常丰富时，生存不再成其为问题，土地调整因此也失去了意义。只有当土地资源适中时，调整土地才对最贫穷的农户摆脱生存压力有所帮助，因此才成为集体决策的选择。我的模型还预测，地权的个人化程度随农民收入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而提高，因为收入的提高增加了农户摆脱生存压力的能力，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这些预测得到了我对1981至1993年期间四省八十三个村土地调整的经验研究的证实。与恭启圣和董晓媛不同的是，我的模型还对土地市场的发育对农地制度个人化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其结果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土地租赁市场降低一个村子进行土地调整的频率。换言之，土地租赁市场可以成为土地行政调整的替代物，用以达到降低集体生存风险的目的。土地租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比行政调整更有效率：前者使土地边际产出在农户之间趋于一致，即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后者虽也具有部分的拉平效应，但赶不上市场的程度。另外，人少地多的农户的收入肯定是提高了；而对于人多地少的农户，虽然他们现在需要付费才能得到土地，但是，如果愿意的话，他们能够得到超过在行政调整下所能得到的土地量。因此，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市场所带来的整体收益大于行政调整下所能得到的。我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土地租赁市场对土地行政调整的替代作用。

以上是对解释我国农地制度的演进与地域差异的几个理论的回顾和评价。下面谈一谈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方向之一是深入研究村庄的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这是以上研究均未涉及、却可能是决定农地制度走向的重要因素。在这里，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是村级民主对一个村庄制度安排的影响。如果以前村干部起到的作用很大的话，村级民主实施之后，这种面貌将得到改变，从而使得制度安排更可能反映农民自己的意愿。方向之二是在对村庄决策过程的研究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村庄决策模型，并对可能的制度选择做出预测。这个方向在理论上非常有意义。方向之三是深入研究几个突出的案例（如广东的土地股份制），对它们的产生和发展给出一个经济学的解释。目前已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折晓叶，1997；傅晨，1999），但仍有发展的必要和空间。所有三方面的研究都将对中国农地制度的研究提供新的内容，并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四。下一步的改革

要确定下一步改革的方向，首先必须对现有的农地制度做出完整的评价。前面的讨论虽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基本上是在实证的层面上展开的。然而，农地政策的制定涉及到更多的可能是规范层面上的问题，因为它需要价值判断的指导。在这一节里，我将首先罗列土地制度各方面的利弊，并就价值判断的某些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节是对前面各节的一个总结。

从前面各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对现有农地制度的评价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地制度的稳定性和资源配置效应。现有的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较稳定的地权增加土地投资、较自由的转让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有关这两种效应的数量大小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才能确定。

第二，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虽然更加个人化的农地制度降低农业生产效率，但是，这种效率损失可能被现有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所抵消。并且，后两种功能的作用远远超出农业本身，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国家稳定产生影响。但是，对于这两种功能还缺乏实证的数量研究。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足以抵消现有农地制度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负面效应。同时，我们也不清楚是否存在可以替代这两种功能的其它机制。

第三，公平问题。公平是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农户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使社会保障不再是一个问题，单是对公平的追求也会导致土地的调整。既然成员权保证每个人对集体土地享受同等的权利，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责农民对公平的要求。

第四，农民的自发选择。当地权在法律层面上予以确定之后，其剩余部分则取决于农民自己的选择。从原则上说，国家对地权任何形式的干预都与宪法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肯定相背：既然村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了对村土地的所有权，他们便同时拥有了对农地制度的决定权。国家政策只能给农民一定的经济和行政引导，促使农地制度朝某个方向发展，而不应是对农地制度的直接干预。当然，由于村庄内部的决策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民主，村干部仍然拥有较大的权力，并可能滥用这些权力。因此，国家应该对村干部的行为进行规范。

在决定一种理想的农地制度时，政府应对前三项内容进行综合的考虑。在这里，我们必须对几种此消彼长的因素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更加个人化的农地制度增加经济效率这一命题，学术界和政策部门都没有大的疑问；但是，对于现有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我们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一般的认识是，这两个功能和经济效率之间是对立的。前面的分析却表明，它们可能有助于效率的提高。这里的效率可能不是短期内所能看到的。比如，土地的均分降低某些农户失去生计的风险、提高贫困农户的营养状况，这样的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显现出来，但因此而保留和增加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来的效率收益是巨大的。所以，在衡量现有农地制度的好坏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经济效率，而且要考虑未来的经济效率。同时，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公平问题。即使更加个人化的农地制度有利于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对公平的诉求也可能妨碍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由于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足以评判以上各种因素的共同指标，要对现有农地制度给出一个单一的综合判断是极其困难的。在这里，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中，经常讨论的社会加总方法有三种。它们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罗尔斯的差异原则以及森的基本能力原则。所谓功利主义原则，即社会以最大化全体社会成员的效用为目标。由于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效用之和最大化的条件是每个人的边际效用相等，功利主义原则相当于基于个人效用单位的平等（SenandWilliams，1982）。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律的作用，功利主义原则会对收入较低的农户倾以更多的照顾。特别地，如果每个农户的效用函数是相同的，则功利主义原则给予每个农户相同的收入。更进一步，如果土地是农户唯一的收入来源，且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则每个农户应该得到相同数量的土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个人满足都可以用效用来衡量；即便是，功利主义原则基于效用单位的平等可能也无法体现真正的平等。比如，对于一个瘫痪的残疾人来说，任意一个单位的收入对他的效用总是比正常人低，若按功利主义原则进行分配，他的所得就会比正常人少。与功利主义相对照，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提出基于效用数量的平等。根据这个原则，社会应该给予所有个人在一组基本自由权利上的完全平等；在此基础之上，社会分配可以是有差异的，条件是最大化境况最差的成员的效用（Rawls，1971）。但是，此条件在许多情况下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效用必须是相等的（SenandWilliams，1982）。这种绝对的平等观受到许多的批评，罗尔斯后来把他的理论修正为基于一组基本物品的平等，并强调这些物品对起点公平的重要性（Rawls，1982）。森的基本能力原则比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更进了一步，强调给予个人进行一些基本活动，如获取足够的营养、自由移动等的能力。由于个人的基本需求不同比如，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的基本需求就和一个正常人的不同，因此，基于基本能力的平等要求为社会中的个人提供因人而异的权利保障（SenandWilliams，1982）。从这点来看，森的基本能力原则对起点公平的要求高于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对罗尔斯和森的起点公平原则的完整评价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所要强调的是，它们对个人基本权利和能力的认同对我们把握中国农地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农地制度要不要保护个体农户的一些基本权利，特别是当这些基本权利的丧失会导致他们的基本能力的丧失时？比如，"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实施之后，一些人口多、但又没有能力取得非农收入的农户就可能滑入贫困的泥潭，并由此失去任何登上社会分层阶梯的能力。这里的问题是，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平是不是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是，则国家应该对它进行保护。虽然保护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比如，可以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但是，土地的平均分配可能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方案。第一，它不影响全社会范围内因为再分配引起的效率损失。第二，土地的平均分配并不排斥事后的土地再交易（如租赁），因此，它本身并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对土地交易的限制影响配置效率）。第三，土地的调整虽然影响农民投资土地的积极性，但这种副作用可能被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对提高长期效率的贡献所全部或部分抵消。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这样的一种农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可以在农户间进行小规模的调整，以适应人口的变化；同时，土地的使用权买卖和租赁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新的《土地法》正体现了这个思想。许多论者对土地调整的担心来自村干部对权利的滥用。新的《土地法》规定，调整土地的条件之一是比须得到全村三分之二村民的同意。如果这一法律能够得到贯彻，村干部对权利的滥用势必得到控制。

其次，市场交易是否应该有一个界限？显然，对涉及个人自由的交易，如蓄奴、养童养媳等，答案是再明确不过的了。但是，在经济领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不那么明确了，因为对交易的限制差不多总是伴随着效率的损失，因此社会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进行抉择。但是，如果基本生存是个体农户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对某些交易的限制就可能是必须的。费孝通对开弦弓村的观察发现（Fei，1983），农民的沦落开始于高利贷，终止于土地所有权的丧失：土地的田底权（即法律上的所有权）落入不在村地主的手中，农民自己则沦为只有田面权（相当于土地的使用权）的佃户或无地的雇工。不可否认的是，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以及建立其上的种种交易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有效不等于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尊重，而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利益往往最易被忽视。正如费孝通在其1946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农民一旦沦为佃农或雇工，他们在社会分层中升迁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了（Fei，1983）。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否是既维护弱小农户的基本生存要求、同时又成本较小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呢？换言之，法律意义上的土地买卖是否应该受到限制呢？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就资源配置而言，土地租赁是比土地买卖更有效的手段（FederandDeininger，1988）。因此，土地交易是否应该止于土地租赁和使用权的买卖呢？

回答以上问题不是本文的宗旨。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目的在于揭示国家在制定农地政策时所面临的复杂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经济学家的努力，而且要求新的伦理和政治哲学的支撑。如前两节的讨论所显示的，我们对当前农地制度的认识还非常有限，而我国的伦理和政治哲学正处于转型阶段，还没有定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接受农民自己的选择。事实上，广东南海的土地股份制就是发达地区农民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制度创新。在目前的情况下，急需对农民的自发制度创新进行实证研究，确定导致这些创新的地方因素及其后果，并对它们推广的可能性给予评价。参考文献Besley，T.（1995）："PropertyRightsandInvestmentIncentives：TheoryandEvidencefromGhana."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3，pp.903-937.Bruce，J.，S.Migot-Adholla，andJ.Atherton（1995）："WhenShouldLandRightsbeFormalized？IssuesinthePhrasingofPropertySystemReforms."InD.Umali-DeiningerandC.Maguire，eds.，AgricultureinLiberalizingEconomies：ChangingRolesforGovernments：ProceedingsoftheFourteenthAgriculturalSectorSymposium.Washington：TheWorldBank，1995.Carter，M.R.andYangYao（1998）："Administrativevs.MarketLandAllocationinRuralChina."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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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范文篇2

关键词：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优先购买权农地互换

Abstract:Thepurposeofthepaper:thetransferof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ishelpfultodevelopscaleoperationstepbystep,theexternaleconomyisaphenomenonthatthebuyercanobtainextrabenefitandneedn’tcompensatethesellerinthetransferof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Theexternaleconomyleadstotheinsufficientsupplyofthefarmlandintherurallandmarketandisdisadvantageoustotheestablishmentandtheconsummationoftherurallandmarket.Soitissignificanttocorrecttheexternaleconomybyusingsomecorrespondingmethods,thenrealizessupplyanddemandbalanceintherurallandmarket;Meansoftheoreticalanalysisandeconomicalanalysiswasemployed;Theconclusion:thereasonofinsufficientsupplyofthefarmlandisthattheseller’sbenefitdon’tobtainedthecompleterealization,sothesystemwhichbuyergivessellersubsidyineconomyisestablishedtocorrecttheexternaleconomy;Atthesametimefarmlandshouldbesendinlargescare,andtheneighboringfarmland’speasant-householdshouldhavetheprioritytoobtain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soastoincreasethepossibilitytodevelopscaleoperation.

Keyword:thetransferof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externaleconomycorrectionthepriorityrightfarmlandexchange

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可见农地流转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并把土地流转作为促进农地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进而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土地的有序、合理流转不仅面对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缺陷的制约，还受到城市化水平不高，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及农业比较效益低下，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高等因素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土地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承包人转出土地因自身权利在经济上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再加上对农地转出后对“后路”的顾虑重重，造成农地市场上供给量的不足，这是[1]农地流转正外部性造成市场失灵的一个体现.因此研究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对于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由于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等都制约着农村土地流转的产生、发展以及利益的合理分配.因此在研究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时，应首先提出假设条件是农村土地市场是完全竞争性市场，即农村土地市场满足完全竞争性市场的4个基本条件：（1）市场上有大量的农地供应者和需求者；（2）市场上提供的农地都是完全无差别的；（3）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在承包期内承包人对其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具有处分权，所有农地在市场上具有完全的可流动性；（4）信息是完全的.

一、农地内部流转正外部性的概念

外部性是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外部性的存在使市场难以单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外部性是指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不经过市场交易而对其他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使其他当事人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并且该当事人并不需要为获得该外溢的利益而对行为人进行补偿；负的外部性是指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使其他当事人遭受了额外的损失，并且该当事人不能因遭受该外溢的成本而得到相应的补偿．外部性的最终结果是收益或者成本的外溢.同时根据经济活动的类型，外部性还可分为生产上的外部性和消费上的外部性.

农地内部流转是指不改变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农地上所附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具体的表现形式有农地的转让、转包、作价入股、出租、互换、继承、反租倒包等.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是指原承包人（转出方）的农地流转行为带来的收益外溢而使他人（如转入方）受益，转出方却不能从中得到额外的补偿.

二、农地内部流转正外部性的表现形式

（一）农地规模化经营

虽然家庭承包联产经营制带来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是也造成了农地的零碎化经营，不利于机械化和规模经营程度的提高.万光华等经过研究发现“土地零碎化不但降低了土地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严重地影响粮食产量”（万光华程恩江，1996）；车裕斌认为“在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制度框架下，通过加快农地市场化流转的进程和扩大农地流转规模以获取合理的农地经营规模，并相应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方法以及高效的管理手段，农业经营的获利空间仍然存在”（车裕斌，2004）.可见合理得农地流转能够带来规模化经营的额外利润.

农地流转的目标就是促进农村土地的合理集中，为农地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创造条件.就目前而言，农地流转对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农地资源原始配置

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总耕地不足7%，而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来说较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按人口、按位置、按质量平均分配的思想，进一步使耕地零碎化.

表1-1世界各国平均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耕地面积情况表（单位：公顷/人）

国家

面积

中国

0.3

日本

1.7

韩国

0.7

加拿大

120.1

美国

59.1

法国

21.5

德国

12.2

意大利

6.4

俄罗斯联邦

15.5

英国

11

资料来源：2004年国际统计年鉴（2001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的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并且低于世界和亚洲的同期平均水平，就连人口密度大于我国的日本和韩国此指标也远远高于我国.

有研究表明，我国现有农村经济体制下，户均30亩左右的耕地规模的土地产出率最高，粮食产量可达2.07万千克（郑建华罗从清，2005），按户均人数为4人来计算，我国的户均耕地规模还处于低规模的经营状态.因此通过农地流转使土地向种田大户或者专门的农业经营公司集中，并充分发挥其在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及市场驾驭能力，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地经济效益.

2、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和管理水平

家庭承包经营制下的耕地面积小、地块分散，不利于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引进和采用，这直接影响着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目前农地机耕率为53%，机摘率为27%，机收率为14%，灌溉水利用率为35%，可见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张术环，2005）.

表1-2亚洲各国单位耕地面积机械使用台数情况（单位：台/公顷）

国家

单位耕地面积拖拉机使用量

单位耕地面积收割机使用量

亚洲

15

4.1

中国

7.7

1.4

日本

456.2

234.4

韩国

118.6

51.8

印度

9.4

---

泰国

14.7

4.6

越南

25.1

35.7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单位面积耕地的机械使用台数低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水平，机械化程度低直接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成为制约我国农地规模化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因此通过农地流转实现农地的适当集中，对于先进农业机械的引进及国外农业先进管理方法的采用，进而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现代化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3、提高土地利用率

农地流转提高土地规模化程度，可以实现耕地集中连片经营，这样就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起土地临时边界作用的田坎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农地集中可以使地埂的数量减少，这样就节约了不必要的土地浪费，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根据2003年柳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表资料显示，耕地面积为334849.3公顷，其中田坎面积为50533.8公顷，田坎与耕地的比例约为7：1.因此通过农地流转归并小田块，减少田坎的数量，相应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

（二）提高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

通过农地流转带来的地块合并，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承包户的总数量会减少，这样可以避免相邻农户之间相互行使通行权而引起的人行或者牲畜对土地耕作层的过度踩踏.

农地流转后踩踏率的降低，有利于提高土壤的疏松程度，使土壤表层保持良好的通气性，土壤通气性良好，O2充足，土壤有机质分解速度快而彻底，氨化过程加快，也有利于硝化过程的进行，故而土壤含氮量高[1]，这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改善土地质量.

同时农地流转后农地的规模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可以更加合理地对农地进行沟路渠及抽水站等田间配套设施进行综合布置，并提高配套设施的利用效率.因此农地流转后规模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农地踩踏率，改善了田间配套设施，这样不仅提高农地质量，同时也有利于田间生态系统的改善，使田间的物质能量循环向着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方向集聚，提高土地产出率.

三、农地流转正外部性不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各种形式的外部效应都将造成不利的后果，即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有效状态.因为无论是正外部效应还是负外部效应，它们的存在都会引起私人成本（利益）与社会成本（利益）的差异，因而外部经济总是供给或消费不足，而外部不经济总是供给或消费过渡.所以一旦存在外部效应，价格体系就不能有效运转，经济运行结果也将不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受到损失，从而导致市场失灵[2].

农地流转有利于规模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及农地质量的提高，这都有助于农作物产量的提高，进而使农地流转的转入方的收入有所提高.假如农地流转前的双方的种地收入分别为w1和w2，农地流转后转入方的种地收入为w3，根据前面的分析，一般情况下w3>w1+w2，即农地转入方获得了一部分额外的收入.而在农村农地流转过程中，由于流转行为往往具有自发性，并且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农地转出方的利益常常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因此承包人往往缺乏进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农地流转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将导致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上供应量小于需求量，影响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运转，导致土地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用图分析如下.

上图中的MSR代表农地流转的边际社会收益，MPR代表的是农地流转所带来的边际私人受益，由于农村土地市场为完全竞争性市场，所以价格（农地出让方从受让方出得到的补偿费用）完全由市场决定，并且供给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重合.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均衡条件：P=MR，则根据市场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收益所决定的均衡数量（市场上的可供流转的农地数量）q2*大于根据市场价格等于边际私人收益时所决定的市场均衡数量q1*.故而在农村土地市场上的，土地市场上可供流转的农地总体表现为供应不足.这主要是由于承包人流转土地产生的正外部性收益外溢部分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而产生的.

四、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

（一）经济途径

关于外部性的解决途径，著名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这样一个法则：如果要使社会福利达到极大化，必须使得任何经济活动的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对于外部经济，政府可以通过补贴使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边际个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从而克服其均衡产量过低的市场配置低效率[4].农地流转所产生的正外部性，使农地流出者的利益在经济上没有完全得到体现，直接导致了农地市场上可供流转的农地数量供应不足，大量农地供应者处于徘徊状态.

因此，根据庇古理论，可以采取对农地转出方给与经济上的补贴的形式，使得其的边际个人收益等于或者接近边际社会收益，通过这样的经济补贴提高无力耕种或者不愿耕种的承包户转出其承包地的积极性，弥补市场上农地供应不足的状况，提高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且保护农地流转双方的经济利益.

对于农地流转正外部性采取的补贴，需要解决的主要是：补贴的主体和数额.因为农地流转使得农地转入方获得因农地规模经济的额外利益，因此补贴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农地转入方向农地转出方进行相应的经济补贴；因为国家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是间接收益者，故而地方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农地流转，对农地转出方在就业及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相应的优惠照顾；关于农地转入方对于转出方的补贴数额，本文认为应该根据一定的比例关系，在流转双方之间对农地流转外溢的收益部分进行分配，至于各方取得比例应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二）制度途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各农户所承包经营的地块不仅面积小，而且比较分散，据研究表明平均每户仅有0.65公顷耕地，且被分散为9.7块（曾维忠何训坤，2002）.单纯依靠经济手段解决农地流转正外部性，虽然能够刺激农村土地市场上的农地供应量，弥补市场上农地的供给不足问题，但是存在的问题就是：转入与转出的农地不一定恰好相邻，并通过流转刚好实现地块合并.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的产生是建立在农地流转带来的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如果农地流转不能实现农地合并和促进规模化经营，那么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在采取经济补贴的手段刺激市场供应的同时，还应该采取相应的手段，解决土地流转后的土地合并经营等问题.具体措施如下：

1、成片发包

就是集体经济组织在向农户发包土地的时候，要尽量地把成片的土地发给承包方.具体措施是把全村的土地按质量分成优（Y）、中（Z）、劣（L）三等，然后再将优等地和劣等地搭配起来发包、中等地单独发包，按照本地各种质量土地的产量情况，计算出多少优等地和劣等地的年产量刚好等于同等面积的中等地的年产量，据此确定每户承包地的数量.这样各农户的承包地的数量将控制在1-2片，大大减少了各农户的承包地块的数量.这样就有利于农地的成片流转，降低农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难度.

2、赋予农地转出者相邻地块的承包经营者以优先购买权

所谓优先购买权是指在农地承包者转让其承包经营权时，在流转价款、流转期限等主要内容相同的条件下，其相邻地块的承包人享有优先于其他人获得该承包经营权的权利.这样通过赋予相邻地块的承包经营者以优先购买权，可以使农地流转时相邻地块合并经营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3、农地互换

在赋予相邻地块承包经营者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如果出现某些特殊情况，比如相邻地块的承包经营者放弃其优先购买的权利时，这样在农地流转后，并没有实现流转地块合并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流转后，通过新农地经营者之间通过互换的方式，实现农地地块的合并.互换就是土地承包户之间互相串换土地.这种流转形式一般都是为了实现连片种植，以便耕种、管理、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业，以求降低成本和发展规模经营[4].但是互换一般应该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协调下完成，并且签订书面协议.

4、成立农地储备中心

在通过以上两种方法仍不能解决地块合并经营时，可以仿照城市土地储备的方法，成立专门的农地储备中心.先将需要农地流转的农地在农地储备中心储备起来，由储备中心负责经营管理，然后实现农地的成片流转.例如余姚市建立土地流转储备制度，把有意向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对外招租，实现成片流转[4].农地储备中心代为流转土地，在选择交易的另一方时，应考虑一下几个因素：（1）尽可能实现农地的合并经营；(2)保护农地转出者的利益；(3)不得转变农地的农业用途.

参考文献：

[1]白朴.农业的栽培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3:120.

[2]肖殿荒，何德.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3:268.

农地范文篇3

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方面承担了农业生产性功能,另一方面则承担了部分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根据农地金融制度的安排,农民一旦经营失败,必然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与此同时,也意味着改变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会直接影响农地金融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家庭承包经营是现行农村基本的经营制度,是大多数农民生活保障的前提。而农地金融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对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在农地金融制度运行的初期,农民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获取贷款,难免会出现农民因经营不善,在一定的期限内无法偿还贷款及利息,由于存在制度性障碍,这些失地农民既不可能参加养老保险,又不可能享受失业、退休、医疗保障,生活失去保障。随着这些失地农民的出现和增多,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同时也违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因此,必须加快建立农民生活保障体系。

就目前农村实际来看,保证农民最低生活标准和养老保险是重点问题。只要这两个制度能够建立并保证实施,农民就会消除没有土地的后顾之忧,不但有利于土地流转和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还有利于农民进入市场竞争,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综合素质。由此可见,农村保障体系的健全,还起到了分担农地金融制度的社会风险的作用。

改革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措施

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农户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应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而农地金融业务的长周期、高风险又决定了要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和完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普及和深入,至今我国已初步形成由农村合作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民间自由借贷市场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格局。然而现行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尚处于发展探索阶段,作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主体的农村合作信用社,虽然经过几年来的整顿和规范,仍没能改变其盈利能力低下甚至亏损的局面。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工作一直盲目模仿国有商业银行,不愿意从事面对农户的农业贷款和小额信贷,把资金的投放重点放在工商企业,且风险防范措施和手段不足,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因此,要尽快改革完善现行农村合作金融制度,为农地金融制度创造运行条件。

应当充分发挥农村合作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主力军作用,明确其合作金融的本质,把重点放在为农户和农业生产服务方面,增加农业贷款和农户小额信贷业务,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加强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管理,降低业务运营风险。通过多样化资产管理手段来消化累积的不良资产,避免历史包袱越背越重,同时建立起农户小额贷款风险担保基金和农村信用社自律监督机构及各级行业管理协会,从多方面严格控制各类风险,减少新增不良贷款的产生,提高机构运营效益及市场竞争能力。建立科学的农地估价体系

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而言,抵押物范围的扩大对于进一步扩大农村金融市场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当中,由于可供抵押的物品相当有限,造成了目前农村信贷市场发展的诸多瓶颈。目前包括农业银行和农信社在内的农村金融主要参与者在发放贷款时能够接受的抵押物相当有限,相当部分涉农贷款只能通过小额信用放款的方式操作,这类产品虽然符合基层信贷生态环境,但从现代商业银行的理念来看其成本收益比并不可观,而如果涉及较大额度的贷款,势必将突破银行可承受的风险范围。但是根据国家确定的“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原则,未来农行在转向现代银行管理机制中将肯定要包含三农业务,并涉足农村市场。这意味着,农行股改即使将涉农业务按事业部单列的模式进行管理,其亦需要建立合适的商业模式。如果土地能够归入抵押物,业务模式上将会有许多创新。目前农村地区可供抵押的不动产主要就是房屋,其他可以接受的还有果园、荒坡以及林地的承包权等,但是这些抵押品目前在估值和流通上仍然有一定的障碍,在实际业务操作中就体现为银行的账面风险。如果土地纳入抵押品的范围,那么银行在涉农贷款上将会取得更大的主动,因为土地无论在价值稳定性还是市场接受程度上都要高过其他抵押品,其抗风险性和流动性将会得到保证,银行的风险大大降低。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符合国情的土地分等定级与估价的理论和技术体系,目前已基本完成城镇土地定级、估价,其成果在城镇土地利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应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估价体系,使城镇地价和农地地价共同形成覆盖全国的、统一的、完整的城乡土地地价体系,推进土地市场的建立,实现农地价格统一管理科学化和信息化,为农地金融制度的建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尽快制订《农用土地分等定级估价规程》。另外要制定地价分区体系,因为只有进行合理的分区,才能掌握某一地区的价格水平,使农用地价格体系更为合理、科学。目前对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价格的评估研究很少,因此笔者认为对其价格的评估应在全国农用地估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对所评估的农地进行具体分析,以此确定经营承包权的价格,作为农地抵押发放贷款的依据。

加大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

放开贷款利率上限有利于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农村金融格局,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支农主力军的作用;也有利于增加支农资金供应,提高农民贷款的可获得性。下一步应尽快放开利率限制,适时放开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使金融机构能够根据自身经营成本和管理能力自主定价,实现利率覆盖经营风险和成本。今后可适当放宽“只贷不存”类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会计准则、风险控制乃至资本充足等方面的监管标准,降低农村金融服务成本。适度放宽农村金融的准入标准,继续允许成本低廉、开展简单业务、能够维持微利的各类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可适当优先考虑事实上已经存在多年、并有良好记录和当地群众口碑的各类小额贷款组织。应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运作能发挥存款类金融机构相互间的承保能力,农村金融机构参加存款保险,缴纳存款保险费,将有利于保护存款人利益,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和市场退出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的服务和产品、信贷管理和监管主要适用于城市和大客户,对缺乏抵押品、小规模经营的小客户没有足够的服务产品和服务手段。因此要给予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的空间,同时也应对信贷管理体制、风险控制手段、监管和激励机制以及商业银行考核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必须对各类创新试验进行有效管理。与技术创新不同,金融创新一定会碰到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之间冲突的问题,如何解决改革试点中试点地区、试点项目在创新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就是我们在银行业改革中必须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相比,自下而上的改革有更符合实际的优势,但自下而上的改革却常常由于没有获得正式授权,经常会出现政治风险。显然,建立科学有效的试点管理制度,是农村金融机构创新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总之,加快农地融资是促进农业改革的必然条件,虽然不能很好地解决资金问题但必然影响农村发展速度。必须在现有条件下,加大政策支持和农地金融市场建设,保证农地融资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诗平,白洁纯.银监会研究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发展小额信贷.新华网,2008

2.柳经纬.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制约性因素的法律分析和思考.福州大学学报,2006(3)

农地范文篇4

关键词：农地流转；劳动力流动；补贴

“民以食为天”，农业安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我国是一个大国，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必须首先立足于自力更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我国农村原本从事农业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工业领域流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镇和工业的发展。2004年发生“民工荒”现象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持续紧张，农民工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我国正在从“劳动力绝对剩余阶段”进入到“劳动力相对剩余阶段”。这意味着农地流转也将面临新的形势。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然而，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但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很快消失，反而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2006年对2749个村的调查显示，74.3%的村认为能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都已外出。根据蔡（2007）的估算，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这同原来剩余比例为三分之一的观点差距巨大。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供给的特征正发生变化——越过了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

笔者在广东河源招元村、长洲村、黄石村等地的调研对上述观点给予支持。例如：黄石村村委会的该村外出打工情况的数据显示：2007年该村共有410人外出打工，约占黄石村总人口1218人的33.66%；外出打工人员中有男性220人，女性190人；全村282户人家中，全家人都外出打工的有51户，只有16户家中无人外出打工。而家中无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多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孩子太小等其他的原因无法出去。胡靖2007年在广东龙川县长洲村进行的为期一周住户调查亦发现农村家中只有老人和儿童留守。因此可以对形势做出一个基本判别，即作为我国经济最早起步亦最发达的广东农村中的可以转移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完毕。

二、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供给方分析

根据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预测，劳动力转移将促进农地集中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然而，笔者在广东的调研显示实际情况同理论预测大相径庭。

第一，撂荒现象严重并有加剧的趋势。黄石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外出务工的人员，家庭经济主要依赖农业的情况已经不普遍了。因此，很多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农业生产之外。胡靖、张威2007年调研发现，在食物消费得到保障之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继续投入劳动的积极性开始降低，即使是拥有上等的水田，他们耕种的欲望也并不强烈，更不用说下等田和那些不便耕种的田。1989年第二轮承包经营时黄石村水田总面积534.3亩，目前，在七个小组中，有六个的“撂荒率”都超过了10%（其中五个超过15%，1个超过10%）。刘屋的“撂荒率”是唯一一个低于10%的。而这是由于刘屋是黄石镇的镇府所在，学校、机关、工商业用地大部分都要从刘屋征得，因此，刘屋的水田面积是七个村小组中最少的，撂荒的情况就相应地轻了很多。到2003年，黄石村水田的面积减少到413.78亩，减少量为120亩。

第二，农地承包经营权集中的现象没有发生。黄石村的水田统计显示，除上寨小组外的六个村小组，共计246户，其中除5户的耕地数量没有减少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村民看重的是耕地平均分配，这一点在刘屋组表现的最为极端，由于人均耕地非常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使得村民们对地权变动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以至于在1980年土地承包之时，村民们一致同意全组的耕地每三年就要调整一次，可见土地按人头分配是黄石村民的普遍意愿。

第三，农业生产呈现老人农业的特点。就家庭而言，最典型的分工模式为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种田务农并带孙子。目前广东的家庭农业生产已经由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

应该说目前发生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已经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具体的影响体现在：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户不再重视农业生产，撂荒现象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使得农业生产成本提高；高素质劳动外流使得农业生产由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主流学者提出必须通过土地流转将农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经营才能破解目前农业面临的难题，笔者对此也表示认同。然而叶剑平等（2006）发现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并没有出现如理论界所预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高潮。笔者2006～2007年间在广东农村的调研也只观察到显著的劳动力外流现象，而没有发现与之相匹配的农地流转发生。

显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不会必然带来农地流转。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紧缺的形势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较为容易的在城市找到一份收入远高于务农的收入，但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并没有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农民工依然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拥有的各类保障，无法在城市安家置业，当其老去后唯一的选择就是返回农村养老。农地在事实上成为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所以黄石村的农民虽然不重视农业生产，却非常重视土地的平均分配。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在集体内部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成为必然的选择，这自然而然同以效率为取向的土地流转和集中经营方式相抵触。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解决了养老保障问题前，由于承包土地具有最后的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社会价值，大规模土地流转不会发生也不能发生，作为土地流转的土地供给方——外出务工农民不会愿意将其流转出去。

三、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需求方分析

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后，已经转移的农民会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例如：成都在城乡统筹的试验中就采用“双放弃换社保”的方式，成功推动农民自愿放弃土地经营权，实现了农业的集中规模经营。但是这样只是解决了土地流转中的供给方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中的需求方问题，即由谁来承包农民放弃经营的土地，承包后又经营何种项目，就像黄石村中存在大量闲置土地可供免费的短期经营，却无人愿意耕种。

从目前的农地流转实践看，广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主要被企业用于发展优质经济作物、反季节作物和水产养殖等高附加值农业（张德扬，2004；杨志平、林少俊，2002）。如果仅仅从产值上来衡量，这些土地流转无疑具有较高经济收益，但是从中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几乎没有流转后的土地是拿来集中生产粮食的。根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3～2006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谷物种植亩均净利润大约在150元左右浮动，在所有种植品种中位列倒数第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不会主动投资生产利润率最低的种植品种。因此，任由土地流转在市场的力量下自发进行的必然结果就是粮食生产萎缩。

既然规模化种植对企业依然缺乏吸引力，那么机械化是否就不重要呢？广东和湖南粮食生产情况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调研发现，在广东几乎没有多少农户愿意扩大粮食种植规模，一些原本高产的良田都闲置了。胡靖对广东部分农户粮食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微观分析发现，如果不计算劳动力成本，每亩水田可以净收入两百元左右。在不采用机械化的现状下，只要将劳动成本计算在内，则不管是上等田还是普通田，被访的所有农户都是亏本的。而在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湖南地区情况就不同了，撂荒田很少，而且仅限于不便于生产的低产田或难灌溉田。周异2008年对湖南杨桥村55岁马姓种粮大户的调研可以作为典型案例来说明。该户采用机器来进行耕田与收割，在当地承包了20亩水田。在2007年遭遇旱灾的情况下，种植的20亩两季水稻总收益依然达到一万元左右。以2个月农忙时间计算，夫妻两人每月人均收入大概是2500元。他们对此比较满意，并表示机械化种田不累，还愿意继续扩大耕种面积。

可见在劳动力工资普遍上升的今天，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证粮食种植依然能够对农民拥有吸引力的关键。广东的经济发达，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多，使得其务农的机会成本要高于次发达地区。而较低的机械化水平又使得其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广东农户自然会很理性的将自己的粮食生产萎缩在了自给自足的规模，并且改为家庭中机会成本最低的老人来从事粮食种植。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降低了农业中的劳动力投入，扩大了规模，农民能够从中获得足够的收益，粮食生产就能够保持稳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地规模经营与机械化并没有彻底解决农业的产业缺陷。水稻种植的产业缺陷决定种植者在机械化规模种植的情况下，生产周期中的劳动时间同样是间断而零散的。如果按照9个月的生产周期来平均，杨桥马姓种粮大户的月均收入就下降到555元。因此，规模化种植在湖南也只是吸引了非农就业相对困难，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中老年劳动力，而对可以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同样缺乏吸引力。粮农会按自己能力的强弱顺序，由强到弱依次放弃粮食生产，最后存在的粮农必定是农村能力最差的弱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政府必须对农业特别是其中产业缺陷最为明显的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以弥补农民的机会成本。

四、结论

随着劳动力外流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紧缺现象日趋加剧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攀升，农业生产已经由农村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这无疑给农业安全的未来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经营是在未来保证农业安全的必然之路。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土地分配在基层以公平为导向，而并非效率。给与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获得社会保障，是外出务工农民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的基本前提。

第二，农业项目的机会成本或利益最终在决定着农地的流转趋势。收益高的菜蔬、水果等，更容易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自然也更容易实现产权的变迁。

第三，劳动力流动使得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持粮食种植对农民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但是想吸引高素质劳动力返回农业的话，针对农地流转的政府补贴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经济发达地区非农就业容易，有利于扩大土地流转的供给意愿，但也会提高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导致农户扩大农业规模、集中经营土地的意愿下降。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并不天然地易于实现农地集中经营。

参考文献：

1、蔡昉.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叶剑平,蒋妍,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6(4).

3、李成贵.土地流转势在必行[J].时事报告,2007(9).

农地范文篇5

当前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关注个案比较多，缺乏全局的田野经验，因此要么潜在地将个案当作普遍的经验，要么对经验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根本不关注。本文试图从地方性共识的视角，在村庄层面讨论农地调整的集体行动得以达成的原因，以此来理解农地承包的法律实践。村庄地方性共识，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文化区域所共享的知识，这就为从农村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再到区域比较提供了连结点；为从更具普遍性意义的中观层面讨论法律实践，提供了可能。当前中国法律社会学对法律的逻辑关注比较多，对政法逻辑的讨论也基本局限在法律运作的层面，既有研究几乎没有独立关注治理逻辑对法律实践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本文将法律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区分开来，讨论两者的相互作用，关注它们对农地承包实践的影响。文章将在区域比较的视野下，考察农村土地承包的政策和法律在三个特定县域的实践后果，研究造成这种实践后果的村庄原因和治理原因，以丰富我们对农地承包法律实践的认识，进而丰富我们的法学理论。一、农地承包的政策、法律及其实践1980年代，全国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土地承包期限，中央规定一般应在15年以上，并规定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1993年，中央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并且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1998年“三十年不变”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写入《土地管理法》，2003年写入《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央的出发点是“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地使用权”，因此越来越反对农户自发调整承包地。为了解决新增人口的农地问题，中央1984年提出的“大稳定、小调整”原则，要求在承包地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人口变化后人地关系过于悬殊的农户实施必要的调整，但不允许通过行政手段实行全村组的农地普调。1993年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后，更加强调增加农民对农地承包的稳定预期，反对因人口的变动而调整承包地。尽管国家一再强调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农村形成了多种农地制度形态。本文主要关注传统型农村地区的相关土地承包实践。在这些地区，土地承包的法律实践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农户经营加“三十年不变”，这是国家政策和法律所规定的农地经营方式，也是当前农村最普遍的一种制度形态。二是农户经营加“大稳定、小调整”，这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制度形态类型。三是农户经营加“一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这种制度形态曾经很普遍，但当前已越来越少。四是“生不增、死不减”模式，以贵州湄潭为代表，1984年至今没有进行过土地调整。这种制度目前已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在贵州全省推广。这种农地制度实践，是在中央处于摸索阶段，政策还没有明确化时，地方就提出并开始实施的一种政策和制度，是当前国家农地政策和法律的提前实践和极端化。比较上述四种农地制度实践，最关键的地方还是土地调整。是否制度化地进行土地调整，具体如何调整，是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异。1980年代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农地承包关系的稳定，反对村庄进行农地调整，尤其反对全面的大调整和经常性调整。但事实上，土地调整在全国农村一直普遍存在。调整形式主要有两种：大调整与小调整。大调整就是“打乱重调”，即不管承包期是否到期，因村组内农户家庭人口变化或其它原由，由村组将所有农户的承包地集中重新分配。大调整有两种形式，一是只动面积而主要地块不动，即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面积，但农户原来承包的地块多数不动；二是既动面积又动地块，即不仅土地面积按人口重新分配，而且农户原来承包的地块也重新打乱。与大调整相对，小调整是指个别农户之间的“多退少补”。小调整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预留机动地，承包期内可以利用机动地进行小调整；有的不留机动地，承包期内人口增减户间直接进行土地对调；有的规定过几年就统一进行一次小调整，等等。小调整只涉及部分农户的部分土地，而其他家庭的土地保持不变。小调整中，人口增加和减少常常并不平衡，增加的人口往往需要“排队”等候相应的人口减少，才能取得份地。这样时间一长，小调整就无法跟上利益结构的变化，而需要大调整。199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9%的样本村对农田进行过调整，当时绝大多数农民支持这种做法。[1]而同一学者2003年所作的调查显示有86%的样本农户参与过这种土地再分配。[2]农业部1998年对全国6省824户的调查资料显示，曾经调整过土地的农户为751户，占样本总数的91%，最多的调过8次，全国平均调地次数为2.31次。[3]另一份1999年的调查材料显示，自土地承包到户以来，90个样本组中有88个进行过土地的大、小调整，占样本组总数的97.8%。90个组共发生过567次调整，组均6.3次，其中大调整共96次，小调整共471次。具体情况如下表：[4]第一轮承包期15年第二轮承包期30年承包开始至1998年底组数次数平均组数次数平均组数次数平均只有大调整13191.53030117261.5只有小调整352336.730301292257.8大、小调整都有332437.46122423167.5从既有的调查中，土地调整的普遍性可以得到证实。而且，从总体上说，土地调整越来越少，这与我们田野调研的质性感受一致，反映了国家政策和法律持续加压后已对村组集体的地权调控起到相当大的限制作用。200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739人中赞成“30年不变的政策”的，有478人，占64.7%；不赞成“30年不变的政策”的，只有72人，占9.2%。[5]这与1992年那份调查的结果截然对立，说明中央政策和法律在持续的压力下逐渐得到农民的认可。大体上说，农地承包实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轮承包阶段；第二轮承包阶段；税费改革以后。第一轮承包阶段，国家解决新增人口的农地问题的主要政策是“大稳定、小调整”。但允许调整与不允许调整存在着质的区别，而允许小调整与反对大调整不过是量的区别。况且，由于人口增减的不平衡，小调整注定无法跟上利益结构变化的趋势。政策允许调整，而小调整又解决不了问题，选择大调整也就理所当然。第二轮承包期间，国家政策和法律规定“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但一些地方仍然沿袭第一轮承包期间的惯例，继续根据人口变化调整土地。另外一些地方，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出现大面积抛荒。为了应对税收任务，乡村干部只得想办法将抛荒地转包，土地调整因此频繁。[6]税费改革后，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种田已有可观的收益，这导致了许多农地权属纠纷。[7]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民争着要地，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和法律又“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地使用权”，乡村干部如果进行土地调整，利益受损的农民很可能上访“维权”，乡村组织因此面临着政治风险。因此，进行土地调整的村庄越来越少。然而，确实还有许多村庄能够顶住各种压力，仍然坚持调整土地。[8]我们最近几年在农村调研时也发现一些地方土地调整现象仍然存在，如安徽绩溪、湖南衡阳、陕西武功、湖南新邵、山东青州、河南汝南、江西吉安等地。但我们在湖北荆门、江陵、荆州、监利、公安等江汉平原县市调研，发现村庄内从未因人口变化而调整过土地；贺雪峰在辽宁大古村调查也没有发现土地调整现象。[9]二、地方性共识与地方性规范：土地调整的村庄原因从1980年代起，为何很多地方可以不顾中央政策和法律而坚持调整土地，尤其是一些地方直到现在还在不断调整土地？当前随着电视的普及，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宣传力度大大增强，国家政策和法律所规定的“三十年不变”，“增人不赠地、减人不减地”已经家喻户晓。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个或几个农户拿着国家政策和法律去上访，诉求自己的既得利益，村组内的土地调整就无法进行。在利益分化的情况下，土地调整的一致行动能达成，这必须从村庄内部去寻找原因。而且，各地土地调整的实践如此不同，有的地区农村自土地承包以来普遍没有因人口变化而调整过土地，而有的地区农村直到今天还在不断调整土地。同样的政策和法律为何在不同地区有着如此大不相同的实践形态呢？这也促使我们从村庄内部去寻找普遍性的原因。有关农地调整这一特殊制度实践的成因，学界有多种解释，包括“产权残缺”说、干部利益说、交易费用说、市场替代说等。这些理论从某一方面揭示了问题，但大多局限于经济学的视野。这种视野忽视了农地频繁调整所牵扯的经济学之外的复杂问题。在调研中，当我们问及村组集体为何要经常调整土地时，大多数乡村干部和农民的回答是，农地的分配必须适应家庭人口的变化。1980年代至今，几乎所有依靠务农的家庭，都必须面对因生死嫁娶等人口变化带来的土地压力。也许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各地农村都调整土地，以使土地承包人均平等。[10]针对这种情况，许多地方的政府在宣传政策和法律时，一直要求干部群众摆脱“增人就得增地、减人就要减地”的“误区”，他们反复澄清，土地承包的主体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土地的供应制也不存在，因此人口变动不能作为土地重新分配的理由。从这里，我们可以捕捉到农民把土地承包与人口联系起来的根源，它与集体化时代的实践相关。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就“不患寡而患不均”，均等地占有土地一直是农民追求的理想境界。但在集体化时代之前，从来没有土地按人口均分的制度。显然，集体化时期的经历使农民养成了一些新的习惯。在集体化的制度下，农户能够得到一小块自留地，自留地的面积根据家庭成员人口数。此外，在集体化时代存在着一种集体帮助困难者度过难关的实践。[11]农民对这种实践非常认可，所以在今天赞成进行土地调整。有人据此提出土地调整的集体成员权说，认为农民在集体化时代形成了一种很深的“集体土地成员权”意识，农民认为土地是属于“大家的”，因此每个集体的成员，包括现在的和将来出生的，都应该均等地享有分配土地的权利，这导致1980年代以来农地的频繁调整。[12]在当前农村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情况下，均等地占有土地实际上是一种“土地型社会保障制度”。[13]显然，集体化时代的相关实践和观念，对我们理解改革开放后的土地调整的普遍性有着很大的帮助，但它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首先，当前农村的土地调整不仅仅与人口变化有关，还可能与村庄公共建设、农业发展安排或其它建设有关，因此调整土地不一定仅仅为了满足“成员权”或“土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其次，改革开放至今，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时间，这个时间与集体化时期几乎一样长，市场经济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农村社会早已出现普遍的利益分化，国家政策和法律也支持这种利益分化。只要土地调整中的利益受损者诉求于国家政策和法律，就可以低成本地获得救济，土地调整就无法进行。然而，偏偏有的地方就是可以调整土地。而且，各地农村的制度经历一样，当前的政策和法律又完全一样，土地调整的实践却非常不一样，“集体成员权”无法对此进行解释，这只能从村庄内部寻找原因。与此对照，集体化时代的相关实践可能只是强化了村民原有的观念。当前决定村庄中是否能够进行土地调整的，既不是村干部，也不是多数村民和民主的多数原则，而是少数村民和不捣乱的原则。能否调整土地，关键在于所有的村民是否有一致的“地方性共识”。[14]地方性共识是指村庄中所有的人在生产生活中共享的具体知识，这种知识并不局限于某一村或某几个村，而在一定的区域内被人们知晓，为一个区域内所有的人共享。地方性共识为生活于其中的农民提供了行动的无意识依据，将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本地认识和对未来生活的本地想像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他们行动中的理所当然。不同区域农村中的地方性共识，有着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地方性共识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农民行动逻辑差异的强大依据，也因为是地方性共识，而非农民的个人认识，使我们可以对地方性共识进行测量，从而研究地方性共识与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的关系。湖北荆门在1982年进行土地承包后，由于每块田地的远近、肥瘦和灌溉条件不同，而各家人口变化也各不相同，由此形成了既得利益者。如果再调整土地，就必然会损害这种既得利益，那些分到好田的农户，那些有人口减少的农户就反对土地调整，国家土地政策和法律很快就会成为他们维护既得利益的强有力武器，土地因此调整不动。[15]在荆门，人们因利益分化无法形成土地调整的“地方性共识”。即使偶尔形成，也会因利益关系随时濒临瓦解，因利益衡量偶然达成的共识也难以上升到实践层面，更不用说上升到身体无意识层面了。这种情况下，土地纠纷中人们就会有各不相同、互相冲突的公平表达观念。[16]与荆门农村只要一户不同意，土地就无法调整相反，在湖南新邵县，土地调整中几乎没有村民反对，即使偶尔有反对的，那也没用，因为“我们分地时，以小组为单位写有协议，三年一调，五年一调。”问题是国家规定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也是白纸黑字，国家法律难道不大于村民的协议？一个小组长说：“国家在81年分地时就说多少年不变，我们还不是一直在变！我们组里的协议，就相当于法律，与国家的法律是一样的，‘国有国法，组有组规’。”问题不在于村民的权益应该受国家政策和法律的保护，还是村民应该遵守自己或父辈过去签定的同意土地调整的协议，而在于新邵的农村土地调整一直在进行中。[17]调田过程中有一些小争议，但并没有村民援引国家法律来对抗全组的调田决定。与湖南新邵县相同，在河南汝南县，土地调整也经常见到。我们调查的宋庄村实行“一年一揭退，五年一大动”，村民俗话称为“对树揭皮”、“长虫蜕皮”，意思是说，人不在了，就必须“揭皮”、“蜕皮”，腾出地来。村民们说：“‘三十年不变’，意思是说人在地在，承包制保持不变。该动地该添地还得办。人死了，他不吃饭了，还占地是占大家的便宜；人有了，他就要吃饭，就该给他分地，你不给他地，他不饿死了？”汝南农民这种“饿死人”的担忧，反映出村庄中存在强大的地方性共识，这会对少数既得利益者借国家政策来维护个人利益形成强大压力。[18]显然，在湖南新邵县和河南汝南县，人们虽有利益分化，但正是这种利益分化反衬出村庄中仍然存在强大的土地调整的“地方性共识”，这种共识使人们存在一个共同的公平观念，并因此促成土地调整的制度性实践，进而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判断应当如何的标准，那么这种地方性共识就在实践层面成了地方性规范。共识是人们观念层面的趋同认识，而规范则是实践层面起作用的具体约束力量。一些学者从习惯法与民间法的层面讨论过地方性规范，[19]朱晓阳则涉及到了法律实践背后的社会科学观念。[20]这里我试图从地方性共识的延伸层面，从农民的共识对实践的影响层面，从政策和法律实践的社会基础层面进行讨论。地方性共识构成了农民行动中的政治正确和身体无意识，构成了其内心基本情感的一部分，违反共识会导致强烈的情绪性反应和焦虑不安。对土地调整的共识是一个相当广泛的人群所具有的不容质疑的地方性共识。正是这种地方性共识，村民个体失去了质疑的能力，因为地方性共识会制造出一种评估体系及标准，来判定何为正确，何为应当。正因此，新邵和汝南的农民不会根据国家政策和法律来质疑他们的土地调整实践。在实践中，这个评估体系成为了地方性规范，它对每个人都能产生实在的压力。当地方性规范的评价体系认为应当进行土地调整时，它会抑制既得利益者诉求于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冲动，它不允许人们为了个体利益而任性而为。这样，地方性规范就成了人们应该如何行动的准则，使人们具有明确的行动目标和道德标准，地方性规范因而成为乡村道德生活的保护神。地方性规范是一个相当广泛区域内所有人关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不正当的评价体系，而非某一个村庄或村民的理念，这使得土地调整的实践具有区域性和一定普遍性。因此，我们从一个村的土地调整实践，可以考察一个相当广泛的区域内的实践。因为同一区域内的人们会有共同的地方性共识和地方性规范。一般而言，这个超出村庄的地方性共识和地方性规范的广泛区域，至少是一个县域以上的范围。更大的范围，只要地理、文化、种植结构等高度类似，横跨整个大平原都有可能。在湖南新邵和河南汝南，农民利益发生了分化，国家政策和法律家喻户晓，人们可以低成本地以之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土地调整仍然可以进行，因为村庄内部存在与国家政策和法律很不相同的强地方性共识和规范。而湖北荆门之所以自土地承包以来就无法进行土地调整，就是村庄内部缺乏地方性共识，无法生成地方性规范。三、地方性规范的性质与基层政府的角色同样存在地方性规范，但湖南新邵和河南汝南农村的地方性规范的性质却不相同，这决定了两地土地调整的实践存在一些差别，基层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也因此有所不同。为了分析这两地的不同，我将它们的特征放到华南、华北的大区域中进行分析。在广泛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将中国农村汉人居住的核心地区分成华南、华北、中部、川西、长三角五个区域。这种划分既考虑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不平衡，也考虑了不同地区历史与地理结构的不平衡，具体包括以下七个方面：离中央权力重心的远近，开发时期，自然资源条件，灾荒与移民状况，村内家族结构，土地占有、使用形式，居住结构。[21]地方性规范是地方性的行动规则，但并不一定与国家意识形态和法律相对立。相反，国家意识形态和法律往往经由地方性规范来发挥作用。从总体上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不够深入，基层社会自治既依靠国家法律和家法族规等强制性的规范，也依靠农村常识性的地方性规范。强制性规范常常也通过内化成常识性的地方性共识起作用。当国家权力强大，有能力为基层供给基本公共品时，自主性的地方性规范的生长就既无必要，也无可能。进一步说，国家权力介入越深的地方，地方性规范的生长就越难，自主性就越弱；而国家权力越是难以介入的地方，自主性的地方性规范的生长就越容易，也越需要。地方性规范与国家权力渗透的这种此消彼长关系，决定了在中国传统社会，远离中央权力的南方农村，地方性规范的成长较为容易，且自主性较强，而中央权力重心所在的北方农村，地方性规范会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塑造，其自主性较弱。华北一直是中央权力的重心所在，广袤的平原使国家权力较容易渗入到农村社会中；农业所面临的涝灾威胁使得农民期待国家政权来组织抗灾，其结果就是农民对国家有强烈期待和认同，北方村庄多姓杂居的格局也有利于国家权力深入。[22]华南地区以山地为主，相对远离中央权力，宋明之后，农村社会的宗族重建又比较成功，能够自主应对农业风险，因此国家权力不容易深入，也无需深入。另外，在中国传统社会，村庄内部阶级结构也使得国家权力更深入北方村庄，因此北方村庄地方性规范的自主性较南方村庄为低。就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来看，南方农村因传统时代已形成强有力的自主性地方性规范，当现代国家权力介入到时，较难快速改变其地方性规范，虽然削弱了它。北方农村因传统时代就受到更多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农民因此形成了接近政权的特定心理结构，地方性规范强但自主性不足，一旦现代国家权力再次介入，地方性规范会随之发生变化。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地方性规范的变化，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地方性规范越强，其自主性越强，则国家权力介入后发生变化越慢，变化的滞后时间越长。中部地区主要指开发时期较为晚近的地方，典型是江汉平原，国家权力要深入农村难度倒不大，但由于开发时间不长，人们居住比较分散，社会交往密度不高，地方性规范尚未完全形成，国家权力就开始强力介入，其结果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法律会即刻产生效果。如果从南北方的差异来理解土地调整的地方性规范，我们就会发现，促使土地调整在一些村庄能够顺利进行的原因，与不同村庄在传统社会的经历相关，也与村庄自身的结构相关。在河南汝南农村，农民将耕地和吃饭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对饿死的担忧，这反映的是土地调整的地方性规范后面受着生存伦理的支撑。生存伦理就是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所有的村庄成员都应当依靠该资源获得生存，维持生存的需求天然地高于其它一切要求。[23]黄宗智认为，清代法律和民间习俗表明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生存伦理至上的社会。[24]但关键是，今天农村社会与传统社会已有很大不同，对当前汝南农民而言，农民的主要收入都来源于务工而不是土地上的收入；土地调整中增减的只是农户土地的一小部分，并不影响生存。这种情况下，之所以生存伦理与土地调整的地方性规范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生存问题构成了汝南农民对土地的想像。生存伦理是传统中国和集体化时代给人们留下的尚未褪去的经验和共识。自古以来华北农民的生存高度依赖土地，土地是人们生存的唯一保障。集体化时代的生产力状况和平均主义实践无疑强化了人们对土地的这种观念。虽然今天的现实情况已经改变，但由于滞后效应，人们的观念和地方性规范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改变。也正因受这种生存伦理及相关地方性规范的支配，汝南的乡村干部才会说：“你不调，群众就找你闹事，找你要饭吃。”当然，没饭吃就找国家，这也反映了汝南农民诉求国家的心理。事实上，在汝南不进行土地调整的村庄中，有村民上访要求进行土地调整。也正因为存在诉求于国家的心理，当地方性规范与国家法律不一致时，他们会在自己的体系里自圆其说。[25]正是在生存伦理的支配下，汝南农村调整土地时，对户口已经迁出的大中专生仍然分配土地。这是“集体成员权”无法解释的，因为按照法律，户口转出，就已不是集体成员。可以说，汝南农村支持土地调整的地方性规范是传统社会相关规范和集体化时代相关规范的混和物，这个混和物中还加进了农民对当前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想像和故意曲解。这一地方性规范背后的地方性共识，更主要的是传统社会的生存伦理意识，而集体化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平均主义公平观念则强化了这种意识。在新邵农村，同样存在支持土地调整的地方性规范，但这种规范与汝南农村有所不同。新邵农民不断强调的是他们小组的协议，因为“国有国法，组有组规”。既然“土地是集体的”，就应该按集体的规矩办。在新邵农村调查，很容易感受到村组内部的集体主义气氛，因为是集体的东西，所以只要是集体的人就都有份，也都有责任。支持土地调整的地方性规范的基础在于农民的集体观念。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集体观念来源于集体化时代的实践，应该说，这种观念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宗族、房支和屋场的结构和观念更加相关。[26]在南方村落中，成员权的获得与宗族生活的实践密切相关，而与集体化的实践关系不大。[27]当然，集体化时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建制，往往与传统社会的屋场、房支或宗族重叠。这使得集体时代的集体观念，与传统社会的宗族观念，可以并论而不冲突，甚至可以说，前者以隐蔽的方式强化了后者。与汝南不同，村民们和村干部并没有试图在国家法律和调田的地方性规范之间寻求某种可为外人接受的说法，他们非常清楚调田的实践不符合国家政策和法律，但他们坚持按照地方性规范办事。总结来说，新邵农村支持土地调整的地方性规范主要是传统社会相关规范，也混合了集体化时代相关规范，这一地方性规范对当前国家政策和法律持较为明确的抵抗态度。地方性规范背后的地方性共识，更主要的是传统社会宗族实践中的公私观念，而集体化时代的集体观念则以隐蔽的方式对之有所强化。[1][2][][]经过这番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同样是支持土地调整的地方性规范，规范的性质其实并不相同，其背后的地方性共识的基础也不相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不同最终导致了两地政府在土地调整问题上的态度不同。概括来说，新邵县乡干部可以被称为“被动的合作者”，而汝南县乡干部可以被称为“隐蔽的合谋者”。税费改革后，政府要向农民发放各种补贴，其依据就耕地面积。这样，村组私自进行的土地调整，就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而配合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地方政府为何愿意花费做这些额外的工作呢？在湖南新邵，乡镇干部说：“村里都要求调地，他们要调，我们只好跟着每年核算。他们有这个要求，我们就只好做这个事了。”[28]湖南新邵的土地调整是在村庄的主导下进行的，乡镇只是“被动的合作者”。但关键是，乡镇是在一项与国家政策和法律相抵触的实践中充当合作者，而且看起来有害无利，付出巨大的工作量，还要承担行政风险。在南方村庄，这种合作不是偶然的。南方村庄由于宗族能够基本解决村庄公共品供给，对国家政权向来有排斥心理，国家政权也一直没有像北方那样深入村庄，收取税费一直遭遇到组织化比较高的抵制，计划生育和殡葬改革的政策效果也不如中部和北方农村。由于南方村庄存在着规模巨大，组织动员能力强的宗族，县乡行政很难通过收买村干部来建立“乡村利益共同体”[29]，因此很难像北方农村那样建立起有效的上下级关系。南方农村的乡村关系与其说是上下级关系，不如说是友好协商关系。因此，乡镇干部在处理与村干部、村民的关系上，就不是简单的指挥，而是友好合作。在土地调整问题上，如果南方农村的县乡干部正面反对村庄的自发实践，一方面反对的成本会很高，效果不会好；另一方面还会遭致村民和村干部在其它事情上的不合作，而这些事情很可能对乡镇政绩有着决定性影响。在北方农村，只要地方政府愿意，就可以低成本地深入乡村，但汝南农村为何违反中央政策和法律进行土地调整呢？因为土地调整不仅仅与地方性规范相关，还与村庄的治理和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30]基于此，县乡政府采取一种模糊态度的策略。因为县乡政府知道，严格执行中央政策和法律，就会导致村庄利益结构刚性化，村里就什么事情做不成。相关建设占地后，如果不调整土地，就得持续多年支付占地补偿，这会成为乡村组织难以承受的负担。[31]由于村组可以调整土地，村庄利益结构就没有完全刚性化，而具有一定的弹性，乡村两级从而可能利用这种弹性的土地利益结构来做成一些事情。当然，好坏暂且不论。这样一来，如果县乡政府希望村组干部带领村庄发展，就不能反对土地调整；但县乡政府又不能明确支持违反中央政策和法律的行为，因此就只好采取模糊的态度。采取模糊态度，没有出现上访是县乡希望看到的局面，但如果出现上访，县乡也很容易推脱责任。县乡政府知道，若明确规定土地不能调整，要求村组严格执行政策和法律，则难以期待村组完成各种达标升级任务，完成发展地方经济、供给农村公共品的任务。只有赋予村干部调控土地的权力和空间，县乡的发展才又可能，但明确赋予所带来的政治责任又是县乡政府所承受不起的。与新邵县乡干部“被动的合作者”角色相对，汝南县乡干部的这种角色可以被称为“隐蔽的合谋者”。县乡有很强的政绩导向，也有相对强的行政命令能力，可以借村组干部之手来达到政绩目标。但村组干部却缺少实现县乡政绩目标的手段，土地调整是可以借用的不多手段之一。这样，在汝南县乡干部的隐蔽合谋下，那些想做事的村干部就可以利用模糊空间，与支持调地的村民结成利益联盟，努力保护自己施展抱负的发展空间，从而遏制潜在的上访者。四、农地承包实践的时代变迁：“放法”、“迎法”与法律下乡前文论述中，我比较了新邵、汝南、荆门土地调整状况，并从地方性共识的角度解释了土地调整的区域差异。然而我们所讨论的区域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从土地调整的普遍性及其背后的逻辑而言。在我们所划定的南方、北方、中部这样的宏大区域内，甚至在我们调查的县域范围内，即使剔除城郊村和发达地区农村，土地调整实践的差异仍然非常大。有时相邻的两个村，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要从中央政策的贯彻和现代法律下乡的角度去理解。1980年代以来，土地调整的实践一直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少，这与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持续用力有关。国家政策和法律持续用力对土地调整实践的影响，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贯彻渠道，二是村庄对国家政策和法律的反应。后一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村庄中是否会有人选择打破地方性规范，以国家政策和法律诉求自己的利益；以及当国家机关遇到这种情形时，是选择严格执行法律还是遵循地方性规范。费孝通讲述过一个“奸夫的故事”，[32]许多学者将这个故事理解成，现代法律制度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朱晓阳则从背后的观念冲突将其理解成“法律的语言混乱”。[33]这里我想从法律下乡的角度加以理解。正是由于存在类似于这位奸夫的“乡间败类”，法律才有可能进入乡村。在传统社会，当一个“乡间败类”以法律为“武器”寻求自己的利益时，尽管国家法律可能支持他，但乡村极有可能谴责、排斥、惩罚他。但是今天村庄已经丧失了惩罚能力，当“乡村败类”不断出现时，村民也就逐渐习惯并不加谴责。这样，“乡间败类”的行为不但在现代法律制度上具有合法性，在村庄里也逐渐具有了合法性。这时，法律就已经下乡，地方性规范也因此瓦解。在很多村庄，土地调整的实践正经历这样的过程。在宋庄村冯西组，2005年调地时，一位民办教师刚刚转为公办教师，按照村庄地方性规范，承包地应当退出来，但他坚持不退，事情闹到了乡政府，乡政府支持这位教师。“好在其他村民并没有学他”，因此冯西组直到现在还可以坚持土地调整。起初村民们对这位教师非常恼火，背地里骂他“做人不讲道德，还为人师表呢”，但骂归骂，大家也拿他没有办法。宋庄村支书说：“这样的人有一两个还没事，有十个八个就不好弄了。那样，我这个书记也没法当了。”然而，从一个到“十个八个”，也许是迟早的事情。[34]其实，那些不遵守村庄地方性规范的村民和那些为土地而上访的人，大多不受欢迎，村民常常称呼他们“神经质”，这些人根据村庄伦理和地方性规范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想借助法律和政策的力量来谋取利益。在土地承包实践中，他们敢于借国家法律来维护自己利益，而不顾忌村庄内部的地方性规范和道义压力。当这样的“神经质”或“乡村败类”不断冒出来，地方性规范自然就会逐渐解体。他们借助于村庄之外的国家法律，这种方式可以被称为“迎法下乡”。而在特定情况下，只要有人“迎法”，法律就会随之下乡，现代司法的逻辑就会进入村庄。在土地承包实践中，他们以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面貌出现，但在村庄地方性规范的视野中，维护的不过是“乡村败类”的利益。但“乡村败类”多了，地方性规范瓦解后，也就无所谓“乡村败类”了。“乡村败类”迎法下乡的行为应当属于“利用法律”[35]。当现代法律进入乡村，乡村中就有了两套互相冲突的规则系统，这两套系统会互相竞争。“乡村败类”会利用国家法律来维护自己不符合地方性规范的个人利益，而村庄中的大多数人会利用地方性规范来维护他们的地方性共识和伦理观念。两套系统是冲突的，但有效力等级的差别，那就是国家法律高于地方性规范。冲突的合法裁判地位被赋予给接受了现代司法逻辑的官员，因此地方性规范在竞争中失败就在意料之中。这样，利用法律牟取不符合地方性规范的利益的行为就会传染开来，发生扩散效应。有第一个，就会有“十个八个”，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当然，接受现代司法逻辑的官员也不是无条件地维护国家法律，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机制。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贯彻渠道主要是政府系统，这使得法律的贯彻陷入了行政的逻辑中。行政逻辑的特点在于，更多地考虑行政风险和政治后果，而不像法院那样更强调对法律的忠诚。1990年代，县乡政府的日常运转和政府官员的政绩都高度依赖收取税费。这种情况下，收取税费成为乡镇政府的“一线政策”，其它诸如执行法律、纠纷调解、农田水利、社会治安等都只是“二线政策”。一线政策的要害在于，它是一票否决的，只要一线政策没有执行好，二线政策执行得再好，也要被否决，党政官员由此丧失发展空间。二线政策即使执行不好，它可能出事，导致党政官员丧失发展空间，但它只是可能性，只是存在一种风险。当一线政策执行不好，就不只是风险，而是确定的危险。因此，当一线政策与二线政策冲突时，乡镇官员就会“丢车保帅”。简言之，一线政策遵循“必定的危险”的逻辑，是“确保不出事”的逻辑；而二线政策遵循“不确定的风险”的逻辑，是“最好不出事”的逻辑。乡镇官员收取税费的困境在于，虽然大多数农户都胆小怕事或有强烈纳税意识，却总有少数钉子户不愿按时缴纳税费，甚至拒绝缴纳税费。大多数村民拒绝缴纳税费并非没有理由，土地调整也会成为其中一个理由。农民有他们的逻辑：你要我交税，就得给我解决问题。况且土地问题又是地方性规范所支持的，具有村庄在地合理性。如果县乡政府对土地调整这样具有村庄合理性的问题不解决，想让钉子户缴税，那是难上加难的事情。这时，为了收取税费这个一线政策，遵守土地承包政策和法律这种二线政策只好放到一边。这时，为了确保土地调整中的“稳定”，县乡政府甚至会以文件的形式统一规定相关具体事宜，要求县乡各个部门与村庄合作。这样，土地政策和法律就被收取税费的一线政策给“卡住”了。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旦县乡政府从不择手段向农民收取税费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一线政策的危险没有了，二线政策的风险就凸显出来。过去县乡政府在收取税费中“不择手段”的风险，立即成为县乡官员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土地调整问题上，过去为收取农业税费而不得不容忍，希望不出事就将收税费任务完成，因为尽管不择手段可能出事，但不能完成税费任务却必然出事。取消农业税后，必然要出的事没有了，可能要出的事就变得极其重要，县乡因此会注意依法办事。这种依法办事刚好与大多数农民的偏好相反，但由于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农民也无法再借拒交税费提高对县乡的谈判能力，因此也无法要求县乡调整土地。这种情况下，之前被“卡住”的相关法律就被“放行”了，而一旦有“乡村败类”前来“迎法”，“放法”和“迎法”结合在一起，法律便成功地下乡了。其实，无论县乡政府“放法”还是“卡法”，其本质在于，由政府系统推行法律，法律的逻辑要服从于治理的逻辑。在农村治理危机严重，收取税费困难的1990年代，法律的逻辑淹没在治理的逻辑中。而取消农业税后，法律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可能走到了一起。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就整个政府系统来说，压力型体制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如果县乡政府想地方经济有所发展，而这种发展又与土地调整密切相关，则县乡政府会像农业税时代一样，倾向于继续扮演“隐蔽的合作者”这个角色，就像当前汝南县政府一样。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北方村庄在土地调整时与治理逻辑的关联比南方要高，因此取消农业税后，它受治理逻辑的影响也更大。取消农业税后，北方不再能够进行土地调整的村庄要远多于南方。汝南的乡村干部在调整土地时，更多考虑治理目标和政绩，但他们所借用的话语却是村庄生存伦理和地方性规范的话语。对他们来说，生存伦理和地方性规范并不是丝毫不能忽略的规则，而更多只是达致治理目标的一种手段。地方性规范的维护更大程度上是达致治理目标时的副产品。正因此，取消农业税以后，土地调整对利益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因而调整难度越来越大时，许多乡村干部为了省却麻烦，选择“放法”而不进行土地调整。与此相对照，南方村庄的村干部进行土地调整，更多源于村庄内部地方性共识和地方性规范的压力，与治理逻辑的相关度相对较低，土地调整更多是为了维护地方性规范，地方性规范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正因此，取消农业税后，南方农村选择省却麻烦，选择“放法”而不进行土地调整的乡村干部并没有北方农村多。[1]JamesKung,EqualEntitlementVersusTenureSecurityunderaRegimeofCollectivePropertyRights：Peasants’PreferenceforInstitutionsinPost-ReformChineseAgriculture,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1995(2).[2]安戈：“中国农村的家庭风俗和土地再分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页。[3]赵阳：“对农地再分配制度的重新认识”，《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4期，第23页。[4]廖洪乐：“农村承包地调整”，《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1期，第47页。[5]杨学城、罗伊·普罗斯特曼、徐孝白：“关于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实施过程的评估”，《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1期，第56页。[6]当然，这种土地调整与基于人口变化的调整有着本质不同。所以，笼统地讨论土地调整，或统计土地调整的频次，在此基础上研究农地承包的实践，有很大局限性。[7]陈柏峰：“对我国农地承包权物权化的反思”，《清华法律评论》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GraemeSmith2004年在安徽省的一个县调查时发现，那里的农民仍然坚持调整土地，不过，受政策和法律的压力，将以前两三年一调改为现在的七年一调（安戈，前引2文，第5页）；邱国良、邱新有在研究中提及江西东北部某村2004年还在调整土地（邱国良、邱新有：“村庄政治视野下的农地制度构建考察”，《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有记者报道，2004年山东省临邑、商河、邹平、郓城、梁山、肥城等县市普遍存在土地调整现象（丁锡国、董振国：“农地调整：情理与法理孰大”，《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11月22日）；另外，一份杂志的读者热线中显示，2004年山东省阳谷县存在土地调整现象（“村民认可可以调整土地吗？”，《农业知识》2004年第4期）。[9]存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各种调研报告打印本对这些情况有详细介绍。[10]在土地调整中，各地农村对计划生育外出生的人口有着不同的对待方式，有的将计划外人口按一定比例，如3/5分配土地；有的待计划外人口成年（到16或18岁，或者结婚）后分配土地；几乎没有不给计划外人口分配土地的。[11]比如，没有儿女的五保老人应当受到集体的照顾，困难的农户有权得到集体的帮助。一些家庭由于孩子年龄尚小，负担重，可以通过“挂账”的方式向生产队借粮食，等孩子成年能参加劳动后，生产队再逐渐从这个家庭的工分收入中收回借账。[12]周其仁：《农村改革与中国发展（1978～1989）》，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冬亮：“土地调整：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控制”，《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3期。[13]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14]“地方性共识”最初是贺雪峰受吉尔兹的启发，在对农民水利合作及其区域差异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参见贺雪峰：“公私观念与农民行动的逻辑”，《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15]荆门的农民说：“上面政策不变，谁敢动地？那是要打破头的事！”有一次，一个村民组酝酿调整土地，以集中地块，方便灌溉。所有农户都同意并在承诺书上签了字。村委会主任和村民代表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将所有地块均分，然后抓阄。村民都觉得程序公平，但其中一个妇女抓阄后又反悔。她说：“你们硬要调整，那我就没有活路了！”村委会主任一看这样，立即罢手，全组两个月的努力一下子就白费了。[16]罗兴佐：“土地纠纷中农民的公平表达冲突”，《调研世界》2006年第3期。[17]一个村委会主任说：“我们已经有个规矩，就好调了，没有什么矛盾。我们也知道国家政策，但土地是集体的，田多了少了就必须变。也有村民说，国家不让变，他可以说，但不能反对我们调，我们还是要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其实这些人也认同调田的道理。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18]村干部说：“没有人敢不退地。别人等着接地，你拿住别人的饭碗不放？你不退，群众不依。”我问村民是否知道有三十年不动地的情形，他们说：“听说过，那是村庄里家族势力大，欺负弱小家族的结果。”[19]BenjaminvanRooij：“法律的维度”，姚艳译，《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王启梁：“基层农村的规范体系与社会秩序的实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20]朱晓阳：“‘误读’法律与秩序建成”，《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21]贺雪峰：“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论村治模式》导论部分，待出版；贺雪峰，“关于中国农村区域类型的想像”，三农中国网，2007年11月30日最后访问。[22]陈柏峰：“北方村庄的派性政治与日常生活”，未刊稿。[23]斯科特指出，在人均农地资源禀赋极少的小农经济中，农民的理性原则是以生存安全为第一，追求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24]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191页。[25]他们说：“‘三十年不变’，意思是说人在地在，承包制保持不变，而不是说不准动地。”“‘有人有地，没人没地’，这是国家政策。”汝南农民几乎每天都花三个小时以上看电视，而且特别关注涉农电视，他们不可能没听过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的相关宣传，但他们似乎不愿意相信法律的真实规定。[26]由于宗族观念的存在，南方一直到现在，集体化时代迁居的村民至今都难以真正在他姓村落中立足，他们在土地调整中往往遭受歧视，很多人因此被迫负担额外的费用，甚至回迁到祖先的村落（前引12朱冬亮文，第19－20页；刘良群：“宗族复兴背景下的人口迁移”，《中国乡村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这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土地调整的“集体成员权”说的局限性。相比而言，北方直到今天从一个村庄迁移到另外一个村庄都非常容易。我在河北深泽调查时，一个村民1990年代在邻村开店子卖豆腐，后来干脆将户口也迁到了邻村，迁入村还给他分了地。这种现象在南方几乎不可想像。[27]杨华对此有精彩的论述，请参见杨华：“传统村落生活的逻辑”，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28]我问曾在衡阳任乡镇党委书记的陈文胜这一问题，他说：“乡镇和村里的权力应该有个界限，他们有调地的要求，我们只能顺应，不能干涉。”[29]贺雪峰：“试论二十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中国乡村研究》第五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30]宋庄村自分田到户以来，一直不断调整土地，这个村的公共事业和发展状况也一直较好；而邻近的五里岗村近十年来没有调整土地，村庄公共建设状况则每况愈下。土地调整可以给村组干部一些权力，从而使他们有举办公共事业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宋庄村1990年代初就开始种大棚蔬菜，大棚一个一般是150米长，东西朝向，但宋庄村的家庭耕地一般是南北朝向的，不符合要求，村委会于是通过调整土地来实现要求。到1996年第二轮承包时，全体村民大会和党员会都认为土地调整的传统要保持下去，于是就这样一直延续到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一直没有发下去。[31]政府投资在宋庄村建7米宽的水泥村道，建好村道后，不但日常生活更方便，大棚蔬菜的输出也将更加方便。村道共占地25亩，如果土地不调整，乡村要支付至少40万元。不过，由于宋庄村一直进行土地调整，土地被占农户就可以指望在不久后的调整中获得土地，因此觉得“占了就占了吧”。[3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59页。[33]朱晓阳：“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进路”，《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34]新邵县小溪村五组组长今年就为这“十个八个”烦透了。按照小组的规则，今年应该进行大调整了，但有两户不愿出地，理由是五年前调地时村里有一户没有出地。而五年前不出地的农户被村民称为“神经病”，他从2002年起就抱着法律不放，还去省里上访过。因此，镇里都不敢惹他，小组长找他他更是不理。[35]尤伊克、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郭星华校，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农地范文篇6

关键词：农地土地革命制度变迁农地流转

我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第三次土地革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农村经历了十余年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之后，农业生产呈现出徘徊局面，“三农”问题初显端倪。一户一农的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无法解决农村社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即土地、资本要素快速流出农村，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受阻。这种结构性扭曲现象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原有的农地制度变迁与创新势在必行，农地流转就应运而生。有学者称中国的农地流转现象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土地的“第三次革命”。但是与学界研究的结论不相一致的是，“土地流转”并未在全国范围内纵深展开，没有象家庭承包制那样形成由点到面的一统化，也就没有达到“革命”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新土地革命”为何在中国没能真正形成，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创新的障碍性因素是什么，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大问题。

“土地革命”的诠释

“土地革命”其含义是指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或是土地所有制的重大革新，或是土地使用制的重大创新，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从其内涵来看，土地革命既要改变人们在占有、使用土地上的关系问题，更要解决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农业发展上怎样配置利用好的问题。因此，土地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变革的基础或前兆。

土地革命引起不同农地制度的更替，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建国初期的“农有农用”的，符合并满足了农民占有土地的心理需要，其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52年与1949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5%，年均增长14.1%；粮食总产量增长42.8%，平均增长12.6%。1978年起始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又是同期中国农业实现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计量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前所作的贡献率为46.89%，大大高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用生产要素价格等其他要素所作的贡献。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成本投入，并从计划体制上拿走土地剩余来扶持国家工业化，对整个国家来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忽视区情、国情的农地制度，对农地资源合理配置及农业的危害也是极其惊人的。这种“一大二公”的土地制度首先导致劳动监督成本太高．同时，该产权制度的目标是追求社会内的不平等减少到最低制度，因而这种制度不提供劳动激励，从而出现了劳动激励缺乏的问题。

农地制度改革对农村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农地制度的实质就是界定农地产权、规范人们使用和处置农地行为的规则，其核心就是调整人们与土地的系列权益关系。其合理与否事关农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到农业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农地利用效率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农地制度的设计与推行关键要解决二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农地所有权问题。所有权是产权的基础，产权是所有权的实现。明晰的产权关系是使农户进入土地市场、实行等价交换、平等竞争的基础。目前我国农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产权主体是模糊的。谁为集体，谁是集体的合法代表，谁拥有土地的终极占有权，都因这个集体缺乏人格化而使农地所有权“虚化”。这种“虚化”的产权关系可能成为我国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的重大诱致性因素。二是农地的使用权问题。作为独具特色的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其所有权概定为农村集体组织，而使用权则从集体组织剥离开来赋予给农户。完整的农地使用权应该含有财产权的性质，以及通过使用土地随之获取的收益权。由于产权模糊不清及土地权能不全，引起我国农地权益纠纷日益增多的现象。无论是在土地承包、土地调整，还是在土地征收征用、土地流转中，县、乡、村等强势组织不同程度地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剥夺农民土地使用的处置权，争夺农地的剩余索取权，给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因此，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迅猛推进的中国，纵使拥有配套完整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果农地产权概定不清，农地制度的激励或约束功能受到削弱，必然导致农地配置利用的绩效低下，危及农村的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危。

“土地革命”基本模式

“土地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按照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或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促使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安排的制造。而后者与前者相反，是“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和实行”。从建国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和“一大二公”的土地制度的推行是典型的国家主导下的对农地制度的强制性变革。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则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该制度先在全国局部地区诱发，由于符合中国农村、农民的需要，得到国家肯定后通过相关法规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从而完成新土地制度从诱发点到强制面的和谐统一。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是特定时期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国家意志和农民意志的整合。从现行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特点来看，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有机结合仍是今后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最佳选择。任何一种新的农地制度的推行，必须使国家利益集团、集体利益集团和农民利益集团在土地的预期收益上达到相对均衡，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农地制度变迁或者是所谓“土地革命”必须考虑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为什么没有形成第三次土地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均衡诱发制度变迁与创新，有四种因素引起制度不均衡。制度选择集合改革。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其他制度安排改变。从目前中国现状来看，以上四大农地制度的诱变因素虽然存在，但存在着程度不足问题，尤其是存在着区域差异巨大的问题，没有形成农地制度变迁的“大气候”。

农户作为基本的经营单位，制度选择的集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世界农业经营的基本模式是农户经营（发达国家为农场经营），其区别仅仅是经营规模的大小。因此，任何一种农业制度不能撇开农户经营的基本模式，即使有其他资金注入农业形成农业企业，但均不能改变农户分散经营这样一个客观存在。这一特征在发达国家如此，在人多地少的中国更是如此。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行既顺应世界农业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农地制度变更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肯定农户经营，选择农户作为农地配置利用的基本单元符合中国国情，这也是两种制度变迁模式必须考量的基础性因素。

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

土地作为农业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产出率深受土壤肥力、大量降水、水热组合差异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虽然机械化、电器化以及化学、生物技术等的推广运用，能够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水平，扩大经营规模。但土地的产出物及其质量深受地域因子影响，不可能象工业生产那样在全球不同地域推行同一制度、生产同一产品，获取同样的效益。目前来看，由于我国农地类型复杂、山地多、平原少、水热等条件差异巨大，任何一种农业技术的推广运用，不能改变我国农业分散经营的局面。因此从技术层面上看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时机还未到来，过分强调通过土地流转来实施土地的规模经营从而否定农户经营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

农民肯定现行农地制度，但服务需求集中在农民土地权益的有效保护之上

现行的农地制度运行20多年，对农民解决温饱问题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随着农地非农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其他利益集团严重侵害。相关资料表明，80%以上的农民赞同继续实行现有的农地制度，但也有60%以上的农民对现有农地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表示不满，其焦点集中在强势利益集团在农地征收、征用、农地调整上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侵害。国家利益集团、集体利益集团已从现行农地制度获取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解决了粮食问题和农村社会的温饱问题，因此两大利益集团均赞成维持现有农地制度。农民利益集团尽管对农地财产权保护不力颇有异议，但对现行农地制度持肯定意见的仍占支配地位。因此现行农地制度只有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尤其是在土地处置权、收益权上进一步完善，真正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

中国现行农村制度改革步履缓慢，与农地制度创新不相“合拍”

由于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影响，支撑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种种制度如户籍制度、税费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有的是农民非农化的障碍、有的还是一片空白。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残缺，使绝大多数农民把其一生的生产、生存希望寄托在农地上。农民考虑农地的功能首先考虑的是社会保障功能，而农地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无形中受到削弱。只要其他农村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农民就不会同意改变目前“人均分配”的土地制度，因为土地是农民乃以生存的基本财富。“第三次土地革命”之所以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响应，农地流转不能由点到面迅速蔓延，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村其他制度的不配套、不完善。

对我国农地流转的反思

农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财产和农业生产要素，以商品形式进入要素市场并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是农村土地市场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相关调查表明，从1990年初期到2002年，农地流转发生的频率是呈明显上升的趋势。近二年来由于中央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调整以及粮价的上升，农地流转频率降低，部分进城农民重新“返乡务农”。我国从法律规定及政策上允许农地流转，各地也尝试了不同形式的农地流转，但农地还是没有由点到面真正地流转起来。笔者认为，目前有几大障碍因素影响我国有序进行农地流转。

产权主体虚置，导致基层组织“越位”

由于我国现行农民使用权的主体是虚置的，而这种虚置的土地所有权归属关系就决定了乡、镇或者是其他基层组织有机会在农地流转中充当主体角色，从而剥夺了农民主动参与农地流转的处置权，即流转权。由于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或主体错位，实质上增大了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因为中国农村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追求各自的利益。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当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预期效益不定，预期成本有可能增大时，农民或农民群体会做出自发性反应，不在现有农地制度上做出任何调整，要么自己继续耕作利用土地，要么弃耕撂荒。要解决当前农地流转中的“流而不转”、“转而不畅”的问题，首当其冲还是要解决农地的产权问题，要赋予农民土地的物权性质，使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土地财产权利。当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后，就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规律转让土地使用权。

农地功能呈现出结构性缺陷，过重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农地的流转受阻严重

合理的农地配置利用方式是充分发挥农地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从而带动和加强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最终取得土地开发利用的生态效益、生产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造成农地的三大功能相互冲突，阻碍了农地的有序流转。现行的农地制度强调均分土地，这种配置农地的行为实际上是强化了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了农地的生产、生态功能。当土地作为农民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载体时，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就成为每一个农村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生产功能要求农地规模经营，生态功能要求用养地结合，保障功能要求农地均分，这种农化功能结构性矛盾构成了我国农地流转的又一重大屏障。过重的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不利于农地、资本、劳动力要素的相互优化组合，不利于农地向种田能手相对集中，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不利于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形成合理的农地流向。

农地流转市场供需不平衡，农地流转稳定性能差

我国农户经营效益和农村劳动力之间存在着双重不稳定性。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土地经营效益低下或非农就业形势较好时转出土地的意愿相对较强，但当非农就业环境恶化或经营土地的效益转好时，转出土地的意愿相对较弱并有可能要回已转出的土地。对于农地经营大户而言，由于农田设施、机械化设备等的投入较大，要求转入具有较长期限的农地来经营。

目前广泛存在的农地供求矛盾使农地流转市场呈现出结构性矛盾。供给方面短期多且农户分散，需求方面长期多且要求集中，从而形成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均不足，可以转出的土地转不出，想转入的土地缺少供给对象。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市场供给机制，农地流转的“隐性市场化”普遍出现，突出表现在“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短期协议多，长期协议少”；“农户之间私下流转的多，按规定和程序流转的少”。

农地流转市场混乱、无序的局面表明支撑农地市场发育的制度衔接不上，农地流转的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必须近快出台和完善。“依法、有序、有偿”由点到面地推行农地流转，构建我国规范的农地流转机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农地制度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土地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是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利用的必然选择

就当前中国农地制度来看，有可能诱发土地革命的因素有二：土地所有权的变革，这是雷同于国营企业改革的一大难题，关键在于解析产权及产权制度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因此在多元化社会的中国，土地产权的多元化应该成为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大趋势；土地使用权的变革，在土地非农化进程加快、农业劳动力非农进程缓慢的工业化时代，中国选择怎样的土地使用权变革模式值得各界商榷。人多地少，地域差异巨大，选择多种多样的土地使用模式应是我国农地资源可持续配置利用的大势所趋。

农地制度变迁模式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林毅夫曾指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和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使得制度的自发传播常常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由国家提供制度比私人生产更有效……”从制度效用的角度该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两种创新模式怎样结合仍有讨论的必要。农地制度变革应考虑自下而上的过程，农民及其集体组织的萌动、呼应是新土地革命的关键所在。

参考资料：

农地范文篇7

关键词：土地；农地流转；观点

前言

家庭承包制的框架下，农地产权结构被分解为三种权利，其一，所有权；其二，承包权；其三，经营权，即使用权。所谓农地使用权流转，严格意义上讲，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地流转）。目前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管清友等，2003），其主要集中于农地流转问题。中国的农地流转应该仅是一种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通（钟涨宝，2003）。正是得益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深刻变迁，农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到现在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农地流转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理性行为，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随着中国对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探讨中国农地流转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以下对中国农地流转研究的动态做了一个全新梳理。

一、中国农地流转的模式

由于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状况极不平衡，因此全国各地的农地流转形式也不完全一样。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形式有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反租倒包、委托代种、拍卖等（韩连贵，2005）。也有学者提出土地使用权流转有五种模式：转包、转让、股份合作制、招商租赁、土地置换（胡小平、孔喜梅，2005）。但有学者质疑土地置换不属于土地流转（傅晨等，2007）。在农地使用权流转形式中，有部分学者认为转包是当前中国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地流转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有高收入户向低收入户流转，流转方式也由以转包为主的形式向其他方式过度（史清华等，2005）。有学者提出租赁土地是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戴中亮，2004）。农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土地租赁市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陈和午等，2006）。从现实的实践中来看，广东东莞市的农地流转是以租赁为主，转包为辅（傅晨、范永柏，2007）。河南省农地流转是以转包为主，土地置换和入股为辅（曹金臣，2006）。

二、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土地权属关系混乱，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清，内容界定不完整，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的流转，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农民使用土地普遍存在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季虹，2001）。中央关于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核心在于切实保障承包期内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质态的清晰化和稳定化（盖国强，2000）；有的学者注意到，有一半农地流转是农民自发私下进行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强，在流转手续和程序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留下许多隐患（傅晨、范永柏等，2007），主要表现为合同管理不规范。有学者明确指出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邢姝媛等，2004）。另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进一步分析现行农地制度下农地市场难以发育、归因于经济、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社会因素等（田传浩等，2004），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封闭性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有关（张红宇，2002），更多的研究将土地难流转、市场难培育归因于不稳定的模糊的农地产权、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有的学者指出：要么部分政府干部思想僵化，不敢流转；要么政府权力在强制农地流转时“越位”而又放任土地流转，疏于规范服务时“失位”。在有些乡镇，预算外收入的80%来源于土地出让收益（曲福田，2001）。另一些学者指出：实地调研进一步证实，乡村干部常常利用政策限定上的漏洞或乡规民约，极力收回他们对集体土地的控制权，并利用其局部的“立法”地位维护对土地的行政性调整权力（钱忠好，2003）。

三、中国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集体土地产权关系混乱，导致各利益主体行为不规范，利益分配也不合理，土地制度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这种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直接阻碍了农地的合理流转（许恒周等，2005）。有的学者表明，农村不仅社会保障机制缺位，而且市场中介组织匮乏，使得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马晓河等，2002）。也有学者指出，农地频繁的行为调整将导致农地市场的萎缩（钱忠好，2002）。但还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中国目前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妨碍土地租赁市场”（姚洋，2002）。有学者注意到，农村金融信贷管理体制与农地流转后的资金需求不配套（曹鸣风，2001）。另一些学者认为，过细及高度分散的土地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障碍，对农业产业化构成了严重的制约（樊纲，2002）。有学者坚持农地流转不稳定，主要受制于非农产业的发达程度和非农就业机会、农业经营的稳定性及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张红宇，2002)。目前农村土地尚未开展定级估价工作，缺乏科学合理的土地价格体系，难于为交易者提供完善的价格信息（钱文荣，2000）。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田传浩等，2004）。一些学者调研发现，农户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他们的意愿与行为对于一个地区的农地流转以及机制和模式的选择有着根本的影响，进而影响该地区农地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杜文星等，2005）。学者们纷纷构建模型分析农地流转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农地流转的根源动因归结为“相对比较优势的存在”（史清华等，2003）。也有些学者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钱文荣，2004）。

四、研究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研究和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展望：第一，关于农地流转仅仅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将经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工具，深入的研究制度、经济环境变化是如何影响主体行为的。第二，在影响因素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主导因素，而且还需要研究影响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推动农户进行决策的。第三，关于农地流转区域差异的研究几乎没有，我们应该从经营行为、农地流转行为等心理学角度出发，实现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对造成农地流转区域差异的深层宏观特征和微观规律进行深入分析。第四，尚没有发现有学者对产业化链条中多元农业生产要素并结合多主体参与农地流转的利益动机和过程的考察。

参考文献：

[1]管清友.制度、利益和谈判能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J].上海经济研究，2003，(1):18-25.

[2]钟涨宝.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3，(6):55-64.

农地范文篇8

关键词：产权合约交易费用

FarmlandSystemandContractChoice

Abstract:Thispaperisconcernedwiththefourformsoffarmlandcontracts:fixedrentcontract,fixedwagecontract,sharedcontractandyeoman.Theweaknessoftheneo-classicalproductionfunctionispointedout.Propertyrightanditsrightscannotbeclarifiedcompletelyundertheconditionofpositivetransactioncost.Asaresult,itisefficienttochoosedifferentlandcontractsduetothedifferentnatureoflandandlabor.Contractchoicechangeswiththechangeofnatureoflandandlabor.Thepapergeneralizesthetwoconclusionsinlandcontracttogeneralcontract.First,theexistenceofcontractdependsonthedividableandtransactionalnatureofpropertyright,whichresultsinthedifferentcombinationsofrights.Therefore,differentcontractarrangementsarereadytobechosen.Second,thechoiceofcontractdependsontransactioncost.Thecontractchoiceisdifferentduetodifferenttransactioncost.

Keywords:PropertyRight,Contract,TransactionCost

一、引言

地主和农民不同的权利交换构成了各种土地和生产的合约安排，历史上流传最早也是最广的合约形式是固定工资合约、分成合约和固定地租合约。这些合约因可交换的权利和属性不同又可以演变为众多的合约形式：永佃制、铁板租、典当制和抵押制等等。就其支付形式而言，也有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实物工资、货币工资之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权利交换还可以因加入第三方而使合约安排发生变化，这可能会使合约的链条加长，从而使合约结构更为复杂，比如农场的企业化经营和富农与地主及农民双方的土地合约和劳动合约的签订，这样，土地制度又衍生了各种生产的组织形式。

由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租佃合约相对简单并具有历史性，对这类合约的研究容易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而对自耕农的研究则表现了一个不交易权利的极端状态，虽然目前这种合约形式已经很罕见，但它在历史上却很流行而且也为农地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界限或参照系，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四种农地制度的合约形式：固定工资合约、分成合约、固定地租合约、自耕农，指出这四种合约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残缺产权所导致的不同合约安排。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是：第2节对新古典生产函数模型的再认识；第3节论述土地合约的四种形式及其特征；第4节论述在产权和交易费用的约束下，行为人对土地合约的选择及其各种属性变化对合约选择的影响和合约安排的配置效率；第5节结论。

二、新古典生产函数模型的缺陷

新古典生产函数假定在生产中只有两种要素投入，产出是这两种要素投入的函数，并令这个函数有最大值，满足在投入要素数量的约束下达到产出最大，其数学表达式为：

q=f（L、N）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只有劳动L和土地N的投入。该函数被描述为要素投入的技术关系，即劳动和土地的最大利用率所能够生产出的最高产量，这就意味着劳动和土地在生产中各自尽其所能：对一个按日雇佣农民，工作结束后，应该是精疲力竭的。对土地的使用来说，既没有被过度地攫取土地的肥力，也没有土地利用不足现象。但是实际上人们观察到的事实并非如此，农民并没有竭尽全力，土地肥力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过度的攫取或利用不足。

新古典生产函数暗含了这样的假定：各种信息成本和监督度量费用等于零，即生产函数本身、价格、投入与产出的属性都是已知的。如果信息可以无偿地获得，那么生产要素的贡献就很容易评价，监督它们的绩效就变得多余了。事实是各种信息成本和监督度量费用都不为零，而且恒为正值。作为一个雇佣农民，工作努力的程度是他能够控制的一个变量，他决定了他愿意付出的努力水平。无论他的劳动力的使用权卖给谁，任何一个雇主或购买者均不能完全获得该劳动力的全部使用权，因为监督和度量劳动绩效的费用存在，获得劳动力努力信息的困难和发现劳动力的相对价格需要成本，因此总有一部分劳动力的使用权落入共有领域，对共有领域里的劳动力使用权的攫取，成为劳动者本人和雇佣者追逐的目标，但是，由于劳动力由劳动者本人控制的属性，使得雇佣者获取共有领域里的好处要高于他所付出的成本（监督和度量），而劳动力获取这部分好处的成本则要低得多（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劳动者就会成功的偷懒或不作为。而对于土地而言，在出租期内，如何使用由租用者决定，租用者就可能通过过度的攫取土地的肥力、不进行常规的保养等获取额外的好处，也是因为度量土地肥力和度量保养土地的费用太高而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当将这些不可控制或控制成本太高的因素纳入新古典生产函数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就变成一个复合函数：

q=f（L、N）

而L=f（a1,a2,a3，……）

N=f（b1,b2,b3,……）

其中，a1,a2,a3分别表示劳动力的努力程度、偷懒受到的惩罚及被发现的概率、对劳动的激励程度（迫使其全部使用劳动力）。b1,b2,b3则分别表示土地信息的隐瞒、土地的过度使用和失于保养等因素。

当加进了上述因素以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纯粹技术关系就不那么纯粹了，纯粹的技术关系由于加入了人的因素就使得由技术关系决定的最大化产量不太可能出现。

三、农地合约形式

1．自耕农

如果说交易是一组权利的交换，那么，自耕农就没有进行权利交换。自耕农是集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为一体并拥有全部的剩余索取权的农民。自耕农也是一种无组织的生产形式，巴泽尔（1997）称其为独占所有权的形式。

由于自耕农没有权利的交换，从生产上来说（排出产出物的出卖和要素的购买）他处于一个鲁宾逊·克鲁索的世界，因此他不会有权利落入共有领域，或者说具有全部的剩余索取权。

从修正的生产函数看，他的努力完全会变为他的收入，他不会偷懒，或者说偷懒是他的意愿，因为偷懒必然表现为他的生产量的减少，这种预测的确切数量关系他是不花费成本就知道的，因此不必支付劳动的监督费用。同样，土地既不会被过度的使用，也不会被使用不足，并会被仔细地保养，或者说他使用土地、保养土地和攫取土地的肥力都是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计算的，他的一切作为均符合帕累托效率条件。

因此，自耕农不存在那些当劳动和土地不被同一个人拥有时产生的各种交易费用，这样，似乎自耕农或独占所有权形式应该是最受到青睐的经营方式了。但是，自耕农容易发生两类交易成本；他们都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拥有全部的投入而产生的。第一类成本的产生是因为生产性的非人力资产的所有权形式不可能完全与产生最高产出的人力技能的所有权形式相匹配，如果人们交换生产性资产以达到资源的更佳搭配，总产量就能够上升。比如，没有土地的农民拥有农业耕作技能，而拥有土地的地主却不会耕种土地，或者耕种土地不如农民耕种的收益高。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缺少土地的劳动所有者就只得购买土地来耕种，或者拥有土地的人就必须出卖土地。这需要再次引入交易——这里是借款者与贷款者间的交易代替了劳动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交易，否则就无法实现这一点，而且，前两者的交易是否会比后两者间的交易产生更高收益不能被先验确定。自耕农第二类成本也是同等重要的，它的出现是由于当一个人拥有并利用所有的生产性投入时所产生的专业化损失。尽管独占所有权的确消除了偷懒的激励，但是来自专业化的收益也被抛弃了（巴泽尔，1997）。自耕农必须同时从事维护土地并防止土壤受到侵蚀的活动和投资于并维持提高其耕作技能的活动，这就不如分别由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分别进行专门的技能提高更有专业化的效率，经验显示，在农业生产经营越来越复杂的现代农业中，一个大农场的工人可能需要驾驶飞机喷洒农药，在现代中国，虽然土地以小面积耕作为主，但是依然出现专门化的交易行为，麦客、翻地者、播种者和驾驶农业机械的出租人都体现了专业化效率。目前，不仅美国这样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和大面积土地经营者没有自耕农的形式，就是在亚洲一些落后国家小块经营土地的农村，也很少有纯粹的自耕农现象。

2．工资合约

为了获得专业化的好处，就有必要进行产权交易。固定工资合约是产权交易的形式之一。这样理解地主和农民的产权交易或许是有益的，农民出卖劳动的使用权，而交换的是对土地的使用权；或者说地主交易的是土地的使用权，换回的是对劳动的使用权。考虑农民出卖劳动使用权而换回货币工资或实物工资的形式于交换的本质无关。农民和地主之所以进行劳动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交换，暗含了对各自收益权的交换。农民主观上并不想使用土地，地主也同样并不想使用劳动力，因为为使用这些要素双方都要付出成本或辛苦。表面上看，劳动者出让劳动的使用权而获得工资，实际上，是因为劳动作用于土地会使土地资产的收益增加，因此，地主购买劳动使用权的条件之一是劳动必须使用土地，或地主以土地使用权交换劳动使用权。由于劳动的使用而使土地收益增加的部分是劳动对生产的贡献，所以地主才会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农民。同样，地主出让土地使用权给农民，是因为劳动与土地结合而使劳动这项资产的收益增加了，增加的部分是土地对生产做出的贡献，因此被当作地租交给了地主。作为一种固定工资合约，地主支付给农民的是因劳动投入而使土地资产报酬增加的部分——工资；作为一种固定地租合约，农民支付给地主是因土地投入而使劳动资产报酬增加的部分——地租。

在固定工资合约中，地主拥有剩余索取权，同时他又控制了土地的属性，因此在产量函数中因土地（b1,b2,b3,……）的因素所导致的产量的减少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会发生土地的过度使用和肥力破坏，同时土地也会得到很好的保养。土地的使用是效率的。但是，地主不能控制劳动的全部属性，劳动的部分属性由劳动者自己控制，因为度量和监察劳动属性的费用太高，因此部分劳动属性会落入共有领域而被农民以较低的成本或无成本的获取，其表现形式是偷懒和不作为，以便使因付出劳动使用权而导致的劳力辛苦下降。

在固定工资合约中工人的监督费用还依赖于土地和劳动的属性和属性的变化情况。如果土地和劳动都是均质的，那么，农民通过偷懒而获得收益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因为此时发现劳动力相对价格的费用降低，劳动的度量费用下降，从而也导致监督费用降低。如果土地和劳动都不是均质的，那么劳动者就可能非常成功地偷懒和不作为并由此而获益，他们投入的努力就会比起他们自我雇用时付出的努力小。因为产量的变动不仅在于随机因素直接影响产量，而且土地的物理性质和农民的体力智力（技术）条件也影响产量，所以很难将农民努力上的变化从随机因素的影响中分离出来。这样在高的监督成本约束下，农民的偷懒行为很难受到惩罚，因此这种偷懒就在预料之中，工资的支付就会考虑这种情况而进行调整，农民的实际收入最终会因偷懒而下降，降低工资意味着对偷懒的惩罚。当然这种变化的工资数量的测定也需要成本。

如果土地均质而劳动不均质，或者说，劳动均质而土地不均质，都会发生劳动的偷懒现象，对其监督的成本则各有不同。总之，在给定的条件下，固定工资合约需要很高的监督成本，而且劳动的使用率低于自我雇用时的水平。但是他也获得比自我雇用时所不具备的专业化效率。．固定地租

固定地租合约是固定工资合约的镜像。地主与农民交换的依然是劳动的使用权和土地的使用权，并因各自要素对产量的贡献而获取收益。合约条款规定一个固定数量的地租交给地主，其余的部分作为劳动的报酬支付给农民。这样的合约形式注定了由农民组织生产活动，农民具有生产的经营权，同时农民还拥有剩余索取权。

在固定地租合约中，由于农民拥有剩余索取权，同时他又控制了劳动的属性，因此在产量函数中因劳动（a1,a2,a3，……）的因素所导致的产量的减少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会发生偷懒和不作为现象，劳动的使用是有效率的，这部分不需要监督和度量成本支付。但是，农民却不能控制土地的全部属性，土地的部分属性比如肥力、土壤条件、灌溉条件等地主知道得比农民知道得更多，为了获知这些信息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因此，在签订合约中就会出现因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对产权不能完全界定，就会有一部分权利落入共有领域，一般地，地主会获得这部分共有领域里的剩余，其表现形式是获得较高的固定租金。同时也由于农民组织生产经营，地主将土地的使用权交付给了农民，农民控制了土地的部分属性，所以在对土地的使用中因利益最大化行为，而出现对土地的过度利用、失于保养和攫取肥力，同时也因为地主收取固定地租，因此对应该由地主投入的土地部分投资和对土地的保养也失去了行动的激励。

地主对农民的这种违约行为或机会主义行为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度量和监察土地的属性变化（如肥力、土壤和保养等变化情况）的费用太高，因此部分土地的属性就会落入共有领域并以剩余的方式归农民所有，而地主投入不足的部分或者由农民承担，或者通过再谈判降低地租额，当然这些活动均要支付交易费用。

同样，在固定地租合约中地主监察土地属性变化的费用，也依赖于土地和劳动的属性和变化情况。土地和劳动的不同属性及其属性的变化构成了监督土地使用的成本函数。一般地说，土地均质及变化较小或劳动不均质及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固定地租合约容易被采纳。

4．分成地租

分成地租合约是产权交易的另一种形式，或者是介于固定地租合约和固定工资合约之间的一种合约形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权利交换依然是劳动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交换，伴随着这种交换农民获得因劳动而使产量或收益增加的部分，地主获得因土地而使产量或收益增加的部分，但是他们对收益的分配与固定地租合约和固定工资合约有所不同。在他们所签订的合约条款中，是以总收益（货币形式）或总产量（实物形式）按一个比例分成的形式获得各自要素对生产的贡献的。

分成租佃合约有两种生产经营方式，一种是由地主组织生产，地主与农民按约定的比例共同分享产量或收益；另一种是由农民组织生产，地主与农民按约定的比例共同分享产量或收益。一般地，前一种形式比较罕见，或者不流行，而后一种形式比较常见，经济学家一般所说的分成租佃制，指的是后一种形式。前一种形式的分成合约不常见原因的可接受的解释是，劳动属性复杂程度及其变化的程度要比土地属性的复杂程度和变化程度大得多，因此前一种合约形式所支付的交易费用较后者大，这也间接解释了在历史上固定地租合约比固定工资合约更流行的现象。

就后一种合约而言，地主和佃农都成了剩余索取者，不管产出是多少，每一方都能获得一部分产出作为报酬。同时，每一方都能因偷懒而获得好处；土地所有者不会像在工资合约下那样积极地进行土地改良，而佃农也不会像在固定地租合约下那样卖力地工作。因此在分成租佃合约下，产出的界定和监督在分成合约可能要比在其他形式下消耗更多的资源。

传统经济学家历来将分成租佃合约看作是最没效率的合约形式，这个观点受到了张五常（2000）的批判和修正，这也是张教授对经济学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地主与农民实行的收益共享或分成制与政府征收的从价税相同，用现成的从价税模型可以解释分成地租导致的劳动投入不足以至资源配置失调的原因。但是，税收类比有两个隐含的、决非无关的假定：一个是地主发现规定并监督劳动投入量的成本高的不能忍受；另一个是地主接受他们的产量份额没有监管成本，虽然在特定情况下每一个假定都可能非常接近于现实，但是它们却不可能同时成立。监督产出的成本总是为零或监督劳动的投入的成本总是高得不能承受的假定隐含在分成合约的传统研究中（巴泽尔，1997）。当对劳动的监管成本等于零时，劳动的投入会达到效率点上，而当监管成本高的不能忍受时，地主将放弃监管，此时，劳动投入才会达到没有效率点上。事实是，监管费用既不可能达到极端等于零，也不可能达到另一个极端无穷大，以至一点监管也没有，因此，佃农劳动投入不足或资源配置无效率并不像传统经济学家说得那么大，而是因交易成本而定，损失的效率是因交易成本的存在，为了收益最大化，它们最终将在边际上做出调整并取得一致。

四、农地合约的选择

1．张五常解

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清楚，任何一种合约形式都会产生同样的资源配置效率或达到帕累托最优。进而言之，只要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就一定会界定清楚，因此，资源配置最优也一定会达到。若假定交易费用为零，那么前文论述的四种合约形式：自耕农、分成租佃、地租合约、工资合约将会具有同样的配置效率，而不是像传统经济学家断言的那样，分成租佃没有效率或导致劳动投入不足，甚至认为工资合约也是没有效率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名篇《佃农理论》中从标准的经济理论上和经验验证上都指出了传统经济学家对该问题的错误看法，并从数学上给予了严格的逻辑证明。

在标准的传统经济学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令土地（h）和劳动（t）是同质的，h代表每一佃户所承租的土地量，t代表每一佃户所投入的劳动量。进一步假设，每一佃户的生产函数相同。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每一佃户与地主签订的合约中的土地量h与地租比例r，必然会同时达到均衡。

设每一佃户的生产函数是

q=q（h,t）

每一佃户所承租的土地量等于地主所拥有的土地总量H除以佃农的户数m，即

h=

那么，地主的地租总额R就等于每一佃户的地租额乘以佃农的户数，即

R=m·r·q（h,t）

在竞争条件下，

Wt=（1-r）q（h,t）

这里W是佃农劳动t的市场工资率，最大化地租额：

max.R=m·r·q（h,t）

{m,r,t}

约束条件为：

Wt=（1-r）q（h,t）

建立拉格朗日方程并求解，得出：

r==

即在均衡状态下，土地的产出弹性等于，即总产量减去租佃的净成本（地租）除以产量。

张五常的数学解在逻辑上解释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各种土地合约的资源配置效率是相同的。该解的经济学解释是竞争导致合约选择的效率相同。

2．交易成本约束

现在放松假设条件，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行为当事人将如何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或者说，不同的合约安排的效率是否还是相同？在这里，依然以私有产权及可自由转让为合约选择为前提条件。

若假设土地均质而劳动力非均质，土地就不会构成产量变化的因素，预期产量只是劳动质量的函数，如果选择地租合约，农民成为剩余索取者，农民就会像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一样的努力，在该合约下，农民是不会偷懒和不作为的，因此不用支付额外的监督劳动努力的成本，此时地租合约形式是最有效率的，而工资合约则是最没有效率的，因为工资合约地主拥有剩余，劳动力的非均质性使地主须支付比地租合约要高的监督劳动的费用，劳动力的使用率也低于工人自我雇佣时的水平。分成合约下佃农保留剩余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边际产量，虽然在这里偷懒的激励不如在工资合约下强烈，但仍然也会由相同的因素引发，故而上面对工资合约的讨论依然适用于分成合约。

若假设劳动力均质而土地非均质，劳动就不会构成产量变化的因素，预期产量只是土地质量的函数，如果选择工资合约，地主是剩余索取者，地主就会有激励努力维护并改良他们的土壤，糊弄土地质量是得不到好处的。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会得到更好的使用和保养，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而且也不必为土地的过度使用和失于保养及投入不足而担心，因此工资合约是交易费用最低的，也是最有效率的，而地租合约则交易费用比工资合约下要高，因为这会额外增加一笔监察土地质量及使用程度的费用；分成合约效率也会比工资合约的效率低，因为分成合约会使一部分土地的使用权落入共有领域而发生与地租合约类似的某些交易费用，这也会使缔约双方的总收入减少。

但是一般来说，土地和劳动都不是均质的。因此，所有这三种合约形式都存在效率问题。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存在差异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一种合约安排即使从中观察到了这类问题，也不能认为是无效率的。无效率意味着存在可以避免的浪费——如果人人都实现了最大化就不会有这种浪费。在一个不完善的世界上，即使最好的解决方法也仍不能消除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差异，因为并非所有这种差异都能经济地消除。

要素属性的变化对合约的选择也有影响。就土地而言，某一块土地以某个地租率或一个固定地租值租给某一佃农一定期限，租赁期结束后，土地的质量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是很大的变化。如果土地的使用者为土地价值的降低严格地给地主以补偿，或者地主为土地的价值上升而给土地使用者以补偿，那么土地的利用就是有效率的，但是，由于土地并不是均质的，所以对影响土地质量的因素的准确估价就非常困难：每一小块土地都做出度量以考察其质量变化的情况，明显地，度量既不能准确也不能全面，实际上有些特征根本无法度量。

如果佃农能利用那些他们刚好无需付费的土地属性获益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些属性直到由它们产生的净收益等于零为止，而使用这些土地的边际成本是大于零的，在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条件下存在土地被过度利用的问题，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

任何土地属性，如果佃农能改变它而地主又不收费，那么它就成为佃农可以无偿使用的属性，因而就会被过度地使用。同理，处于地主控制下的任何可改变的属性，就会供应不足。如果地主在合同中并未承担进行资本改进的责任，那么他或她就可能将此类事推迟到合同期以后进行。所有这些无效率的做法都会降低双方共同的财富，最终会给双方带来损害；这就促使双方都寻找减少这种无效率的方法以使他们的净价值最大化（巴泽尔，1997）。3．补充性措施

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导致的产权残缺，使各种合约安排都有一部分权利落入共有领域。为了避免落入共有领域里的利益损失，合约当事人将采取很多种方法限制共有权利的产生，这些方法包括：签订更为详细的合约条款、控制有关商品的价格、控制相应的数量、控制某些生产使用条件、增加竞争能力及其合约期限等等。

为防止某些权利落入共有领域从而被别人无偿地攫取其价值，合约当事人会签订更为详细的合约条款，对要素的每一个属性及其属性的变化均作出详细的规定，当然这样做会防止一些权利落入共有领域，但是也会增加订约成本。效率的选择是订约成本在边际上等于共有领域中能够获取的边际收益。

改变合约形式也是防止收益损失的一种方法。比如当外部条件变化或者要素属性变化时，就可能选择一种更有利的合约形式替代原有的合约形式。当机械化农具被大量使用的时候，劳动的均质性会大大的增加，合约的形式更可能由地租合约转向工资合约。机械化农场盛行固定工资制，即农业工人的合约形式，这种合约形式在美国可以找到大量的经验案例。

竞争可以促使要素均质化，从而降低度量和监督要素的成本。这可以部分解释在劳动力非均质的情况下依然存在工资合约的原因。在中国，甚至在古代中国农村，固定工资合约的形式依然是存在的，不仅富农或经营地主雇用的长工和短工，就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在农忙时也雇佣短工，而短工被认为是最没有效率的合约形式。在劳动不均质和监督其劳动努力程度的费用极高的条件下，为什么会选择固定工资合约的形式呢？可以判断，有一种非常低廉的方法可以使得劳动投入均质和降低监管费用，这种方法就是劳动市场的竞争。竞争不仅使劳动要素趋于均质，也会使土地要素趋于均质。不同质量的劳动在竞争下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当然不同质量的土地在竞争下也会有不同的市场租金，这为合约的价格签订提供了参考的依据，当要素不能提供合约规定的贡献时，合约就会被解除。在竞争的压力下，劳动者一般不太可能偷懒和不努力，因为那样，他的声誉就不好，就会因没有人雇佣他而失去工作；同样，地主也不太可能不做合约规定他该做的事，因为如此他的土地将租不出去。当然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发现要素的相对价格需要付出成本，因此采用哪种合约还要看发现要素相对价格的成本大小。

合约当事人还可能在合约中附加一些激励条件以杜绝交易的一方攫取共有领域里的利益。比如各种各样的激励劳动努力的方式就是对工资合约效率低下的一种补充。在中国古代农村，通过额外的谷物奖励、提供住房等附加条件激励长工或短工的工作效率。

订约期限也可以防止共有领域里的利益损失。一般地，种植作物以收割最短期限为一个合约周期，比如，一年一熟的农作物最短的订约时间是一年，而作为果树生产就不可能有这样短的合约期限，因为果树的收益在很多年后才会获得。合约期限越长，农民越可能保养土地，而合约期限越短，地主则越可能保养土地，总之土地总会有人保养。当然实际情况要更复杂，但是土地改良明显不是土地不可分割的部分，订约各方可以自由决定哪方负责什么措施。更一般地说，订约各方在决定由哪一方提供什么属性方面有其灵活性。因此可以说，土地改良投入物不足不是因为土地租赁的时间长短，但租赁时间可以影响土地的投入由哪一方施行。

价格补贴的方式也可以减少共有领域里的利益损失。张五常（2002）描述一个关于大写字楼出租房间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例子，低出的部分作为对租赁者的补贴，租赁者为得到这部分补贴将会珍惜获得租赁的机会，因此他会很好的保养租赁的房间、更和睦的与邻居相处、更及时地缴纳租金等等，实际上出租者让度的部分租金可看作是降低了的交易费用。在农业生产合约中，这种补贴也是盛行的，比如，地主提供紧急贷款、提供一些免费的住处、简单的工具等优惠措施，使佃农更努力的工作或更好的保养土地，这也可视为监督和度量费用的降低。

五、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1：合约的存在依赖于产权的可分割性和可交易性。产权的这一特性导致了权利的不同组合从而导致了可供选择的众多的合约安排。

结论2：合约的选择依赖于交易成本的大小。每一种合约安排，其交易成本都不相同，交易成本不同，合约的选择也不同。

以上两个结论带有一般性，农地合约如此，其他合约也是如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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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范文篇9

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公布了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的情况。该局专家表示，近日。从去年案件查处情况来看，政府违法违规案件比年上升28.53％，成为国土治理整顿的重点。年对政府违规违法的查处，仍是国土资源系统治理整顿的重点。

一些地方政府以发展一方经济的名义，这些年。搞了名目繁多的开发区，乱批滥占农地，造成农地锐减和农民土地权益受损。

主要表示在随意启动征地权上。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征地弥补与市场价格的巨幅差价获得资金，一些地方以发展一方经济的理由侵蚀农民的土地权益。只给农民象征性弥补，并且随意扩大“公益性用地”范围。这样做，虽然为当地经济发展获得了资金，却让农民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作出牺牲；而更严重的有的地方政府竟然与企业合谋，以“公益性用地”名义为企业谋取“经营性用地”从而大幅降低企业的用地本钱；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还不惜以“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来招徕商家。这过程中，农地甚至耕地和基本农田都成为最直接的猎取目标，而对于农民的满意，则以发展经济的需要和行政权力来摆平。这一切不只使农民成为最大的利益受害者，使市场的公平性受到损害，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

农地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农地征收直接造成农村耕地减少，损害农民利益，危及整个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究其原因有执法者政治思想素质与业务能力低下，法律制度不健全，严格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的弱化等阐述了农地征收的现状及危害，分析了过量征收的原因，并提出了耕地保护的对策。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造成了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对农村土地征收已不可避免。但是，作为绝大多数农民的生命地的耕地，如何有效保护既是直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需要，也是间接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因思想认识不正确，加上法律制度不健全，严格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的弱化等，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违法征收耕地，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镇经济的一时发展，不仅损害农民利益，还严重危及到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因此，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措施，严格规范合法征地行为，严厉制止和打击一切违法征地行为，达到既能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镇化对土地的合理需求，又能切实保护好每寸耕地，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因而，研究探讨农村土地征收中耕地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农村土地征收已成为近些年学术界极其关注的热点问题多数学者大都将土地征收与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结合起来研究，但却未关注耕地的保护；或者研究土地征收导致耕地大量减少，危害粮食安全，却未关注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为此，笔者探讨在土地征收中如何有效保护农村耕地，从而从根本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一、农地征收现状及危害

目前，由于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各地政府部门依据《土地管理法》中的“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规定，对“公共利益”作扩大化理解。实践中，地方政府经常凭借这条依据无视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志，强行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损害农民利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投资主体、投资目的，谁都可以强行征用集体土地。有占必征，使公共利益的内涵被无限扩大”。因此，在为文化、卫生、国防、军事及其他社会公共事业等真正公共利益进行征地的同时，伴随着一些个人或集团的商业行为，征收耕地动辄上千亩，甚至上万亩，而且80%用的是农村集体土地。这不仅导致城市规模盲目扩大，各类开发区、园区过多过滥，而且致使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据统计，1986——1995年，我国耕地减少了328.9万hm2，大约平均每年减少33.33万hm2，尽管开发复垦258.6万hm2，但耕地还是减少了193.3万hm2，平均每年减少19.27万hm2，相当于一年减少3个中等县的耕地数。1997——2003年底7年间耕地减少了0.067亿hm2,2003年建设占用的耕地22.9万hm2，实毁耕地5万hm2。目前，全国已有666个县(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上公认的0.053hm2的警戒线。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15亿左右，城镇化水平达到50%，仅此将增加用地约200万hm2，加上其他建设对土地的占用，今后一个时期，年均建设占用耕地量预计不会低于13万hm2。我国耕地面积1.33亿hm2，人均占有量0.12hm2，仅为世界水平的1/3，这反映出我国切实保护有限耕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农村耕地减少既损害农民利益又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和整个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8亿农民中相当部分仍以耕作农地为生，即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和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征收农村耕地不仅减少了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而且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问题，还出现了土地补偿安置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严重地损害了农民利益，危及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耕地资源不足，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隐患可能日益凸现。随着人口持续增长与膳食结构不断改善，粮食需求量将刚性增长，而耕地资源的不足将抵消土地生产力的提高，最终影响粮食供给，转而依赖国际粮食市场，这是必须引起警惕的。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应立足于土地生产能力，即耕地资源的保护。美国布朗博士曾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耕地急剧减少的势头，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形势的确会发生逆转，中华民族可能会失去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到2010年耕地保有量必须保持1.2亿hm2(18亿亩)，这是一项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特别是严格规范合法征地行为，严厉制止和打击一切违法征地行为，切实保护好每寸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是我国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二、农地征收过量的原因

2.1错误思想指导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增长速度的提高，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往往以投人和消耗大量耕地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靠拼耕地资源求得经济发展的做法，必然导致大量耕地被征收。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的测算为例，该省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1600hm2土地。在城镇化建设和发展中，一些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为表现其所谓的政绩，热衷于上项目，大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开发区、园林示范区，广场修得越来越大，马路修得越来越宽，互相攀比，相互比阔，还搞土地优惠招商引资。于是，大量的耕地不断被征收。因此，错误的思想认识是导致我国耕地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2法律制度不健全

2．2．1“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存在困难。应当指出，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其本身的确切范围含糊不清，并因各个时期各个法律领域而有所差异，这是我国宪法规定公益要件而现实中不能贯彻公益原则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公共利益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的最大特征在于其概念内容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其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和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所谓“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是指界定公共利益的“公共性”不明确，即公共利益既然是由人们的私益构成的，那么存在需要多少私益组成公共利益这个问题界定“公共性”的标准，一种是地域标准，即地区内的大多数人共同利益，就足以构成公益。“一定范围内”是指不同级别的政府所管辖的地域范围，同时也看到公共利益分成了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另一种是利益标准，即公共利益的受益人具有“开放性”并因而人数不确定，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公共性”即体现在有不确定的社会上多数人收益，将“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界定为公共利益，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所谓“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是指利益与价值判断紧密关联，因为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导致了利益的内容含有不确定性，即利益不限于物质上利益，也包含文化、风俗、政治等利益。利益以及价值是无法在实际中以恒定标准加以测定的，是由“弹性的、浮动的、受到一些判断公共利益的要素所决定”。因而，所谓“利益”，既包括事实上已经取得的各种正当利益，如财产，也包括可能获得的或者丢失的各种正当利益，如经济结构的良性发展，社会秩序的安定等。因此，现实中许多征地行为正是打着“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行为之实导致“征非所用”现象普遍存在。

2．2．2现行征地程序存在不足之处。从征地的审批、执行、监督的过程分析，我国现行征地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征地缺乏民主参与和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等。首先，征地缺乏民主参与。《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后，相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9条规定：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的或者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由此可见，在土地审批之前，政府并没有将征地信息告知被征地人的义务，被征地人对征地没有发言权，也无法提出异议；只有在审批通过后的征地过程中，其才有对补偿、安置方案提出意见和要求举行听证会的权利。尤其是对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大量耕地的征收，没有经过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和推行重大决策专家咨询、民主评议和听证程序，其科学与否，可行与否，值得怀疑。缺乏广泛有效的民主参与，使得政府的征地行为缺乏最有力的监督——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其次，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一方面，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国家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时，往往出现不依法行政，对土地利用情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负责任，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执行和不遵守土地管理法律规定，使有关土地征收方面的法律得不到全面贯彻和落实。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性、科学性没有得到确立；土地利用尤其是征地计划随意突破；耕地征收上，常常先征后批，甚至“先开发后审批”或者根本不办审批手续。实践中，对一些严重的违法征地事件，一些地方的国土资源局负责人仿佛“见怪不怪”。他们解释说，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执行用地法规，普遍采取“先开发后审批”、“土地跟着项目走”的“潜规则”。即在土地出让前，基本确定了开发单位，并将前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征地拆迁费用推给开发单位，最后在交土地出让金时统一结算。缺乏制约的权力，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政府征地权如没有受到约束，就会恣意妄为，严重侵犯被征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先征地，后拍卖”现象是行政权力滥用的结果，也显示了土地征收程序中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另一方面，土地监察执行不力。土地监察是指土地管理部门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依法对机关、团体、单位和个人遵守土地管理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制裁的行政活动。

它是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管理执法职能，其本质是国家权力的运用。现行的土地监察体制是以“块块”为主，与上级土地监察部门只是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土地执法队伍只能听命于地方政府，往往不务“监察”正业，沦为政府的工具。事实证明，目前土地监察实施“块块”管理的传统模式，势必影响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导致执法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地方政府之所以无视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其中“块块”管理体制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地方政府从某地区甚至某部门利益出发，在批地、征地上违反法律法规时，土地管理监察部门往往不敢过问，甚至纵容包庇。

2．3不完善的官员考评和晋升制度近些年来，某些地方政府行政长官受“政绩”及考评与晋升的驱动，违法大量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低价补偿农民，高价出让给各类开发商，从中获取巨额差价，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然后，运用征地收入“经营城市”、“造福市民”。可以说，征收土地可以快速出政绩，快速出效益，快速致富已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识。立竿见影的“政绩”为某些地方行政长官带来优秀的考评与官位的晋升。

2．4执法者业务能力与素质有待提高法律、法规和政策必须依靠具体的人和组织来执行，执法者的素质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有着巨大的影响。法律规定，有权制定并实施征地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对政府征地行为合法与否进行有效监督制约主要也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执法者对涉及农村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理应熟悉并掌握，从而指导征地实践；面对广大集体农民对自己耕地被征收的不理解甚至有意阻挠，理应积极宣传教育，做好农民群众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作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和土地监察部门的执法者理应依法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履行自己的职责，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

但是，现实中的征地者对土地征收的意义认识不够，对法定的征地程序缺乏必要的了解，处理问题简单粗暴，滥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征地，损害农民利益；对征地行为履行监督制约的执法者听命于地方政府的违法征地行为，由此引发许多群体事件，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2．5严格责任追究制的弱化违法征地行为的法律责任，在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物权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中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对违法征地案件，往往认为是“出于公心，为了发展”，睁只眼闭只眼。事实上，在所谓“因公违法”、“良性违法”的外衣下，往往是为了少数部门或地方利益或少数人，甚至是开发商不正当的利益，其涉案土地面积更大，影响更坏，它严重干扰和破坏土地管理的正常秩序，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尽管近年来国土资源部不断加大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但在结案的9万余件中，只处理了相关责任人3593名，其中2名省级干部受到党纪处分。4％的低处罚率，意味着超过96％的土地违法案件并未追究责任人，而刑事处罚率更是低到5‰，出现权责明显不对称的局面。缺乏对违法征地责任的追究是征地之风盛行、耕地屡遭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耕地保护对策

经济要持续增长，城镇用地要持续增多，耕地又必须严格保护，这似乎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其实，除了转变城镇粗放经营用地模式外，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观，建立健全土地征收法律与制度并严格执行，是可以兼顾两方面的。

3．1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观，完善官员考评和晋升制度

3．1．1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观。保护耕地，思想认识是关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地认识到，我国人多地少，底子又薄，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农民问题则是关系我国发展的最大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充分认识我国的国情和土地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强化经济发展的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和耕地资源节约意识，严格依法征地，切实保护耕地。

3．1．2完善官员考评和晋升制度。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考核绩效考评，除了具备一定条件外，还应采用违法征地“一票否决”制度。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征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官员，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依法处理违法征地特别是非法征收耕地的行为，要根据情况给予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国土部门、规划部门主要负责人在一定时间内不得提拔、调动、就地免职或降级使用等行政处理或处分。对违法征收耕地建设情况知道或应当知道，但没有及时出面制止或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的，给予应当承担领导责任的县级以下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就地免职的处分，同时提请乡人大罢免乡长或由村民会议罢免村长。考评行政长官绩效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耕地面积不要不适当地减少。总之，要将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工作情况，作为考核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工作的重要内容。

3．2建立健全法律与制度

3．2．1合理界定“公共利益”，明确征收范围。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府征地权是为了发展文化、卫生、国防及其他公共事业，然而现实中许多征地行为打着“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行为之实导致“征非所用”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尽管“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存在种种困难，为了尽量减少滥用，依照我国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可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并举的方式，尽可能对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从正反两方面予以界定，为私有财产权的征收与保护划定较为明确的界限，为执法和司法活动提供良好的操作规则。在具体的做法上，笔者赞同姜明安教授的观点：首先，给“公共利益”下一个简要的定义，如公共利益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和广大社会公众福祉的利益。其次，尽可能较全面地列举出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范围。其中包括国防建设用地；国家机关及公益性事业研究单位用地；能源、交通、水利、供电、供水、供暖等公用事业和其他市政建设项目用地；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慈善事业用地；环境保护、文物保护事业用地；其他公认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再次，设立一个概括性(兜底性)条款，即立法时无法列举或难以列举的其他应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最后，设立一个非公共利益条款，即明确列举些明显不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如企业从事商业性开发，政府兴建高尔夫球场等事项用地不得启动征地权尽管通过立法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会存在法律的疏漏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但在强调保护私有财产权起步较晚、公权力强大与私权利弱小、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理念有待提高及注重成文法的我国，这样做，具有其时空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法律明确区分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后，只有符合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才能对农村耕地实行征收。

3．2．2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合理有效利用土地。由于耕地征收费低，许多人以建设用地为名占用土地，行非法倒卖土地之实，大量的土地征收后被闲置，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97年统计，全国被征收后闲置的土地高达11．65万hm2，占征地总面积的5．8％。其中，耕地6．28万hm2，占闲置土地总面积的54％，且有3．45万hm2闲置耕地已无法耕种。2000—2001年共征地16．46万hm2，其中，耕地11．43万hm2，失地农民236万人。大体上每征667m2土地就会造成1．4人失去土地。同时也造成了土地闲置较多，被征收土地浪费严重。因此，必须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制度以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首先，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城镇社会发展规划、土地供给能力和各项建设等对土地的客观需求，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特别是土地征收计划。用地总体规划应当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该总体规划是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土地的重要体现，加强土地宏观管理的关键措施，也是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然后，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和土地利用的实际状况等编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及征地年度计划。统筹安排各业用地，使征地合理有序进行，实现土地的科学开发和有效利用，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认真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坚决控制建设占地规模，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禁止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潘明才司长说：“只有把基本农田这条‘红线’变成‘高压线’，才能保住子孙后代的粮仓”。

3．2．3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合理限制建设用地。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我国防止征收权滥用，控制土地流失，保护耕地的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在征地热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所采取的一项旨在保护耕地不受侵犯的新型法律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除法律规定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外，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同时要求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3．2．4建立科学的土地监察制度，严防政府征地权的滥用。针对现行土地监察部门听命于地方政府的“块块”体制弊端，保证土地监察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应改与上级土地监察部门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为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国土资源部直接设立国家土地督察局，实行垂直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这样土地监察部门从事“监察”正业，有效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特别是监督政府一把手对本行政区内土地管理、耕地保护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及执行国家土地调控政策的情况，并制约政府征地权的行使。此外，应该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构专司土地利用变化监测的任务，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让社会来监督政府行为。

3．3严格执法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好的法律与制度，如果不能严格地执行和有效地遵守，那只不过是书面的法律与制度而已。因此，建立健全与征地相关的法律与制度以后，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必须带头切实地遵守、更严格地执行。

3．3．1加强政治业务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健全的法律与制度必须依靠具体的组织和人来执行，执法者素质能力的高低对其实施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各级政府部门执法人员的政治业务培训，提高他们依法管地用地尤其是征地的水平和能力。首先，学习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依法征地的必要性和违法征地的严重性。其中包括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物权法、刑法等。

其次，学习土地征收相关政策，懂得土地征收的必要性和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性。再次，熟悉土地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后，有计划地主动向广大农民宣传教育，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使征地工作能顺利进行。总之，执法者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3．3．2规范政府征地行为。首先，预防违法征地。“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在预防违法征地，遏制乱征行为，保护土地，尤其是保护耕地的过程中，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并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土地国情的违法预防征地制度。目前，应抓紧做好以下工作：第一，严格审批程序。任何权力都容易滥用。为了防止政府征地权的滥用，有效规范政府征地权的行使，减少政府及其部门违法征地现象的发生，对一切非农建设用地，尤其是征收耕地，各级政府部门都必须严格按法定的审批程序办事。并且，尽快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推行重大决策专家咨询、民主评议和听证制度。严禁未批先征、边批边征、少批多征，把政府违法征地行为的漏洞堵死，真正使保护耕地工作落实到实处。第二，加强征地过程监督。除了用法律约束政府征地权行使外，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借助新闻媒体力量，加强监督，不断健全征地过程监督机制，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土地国情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有利于发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作用的土地违法监督机制。只有这样，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其次，查处违法征地。违法征地查处是防止征地权滥用，有效遏制征地热的重要保障。征地违法行为能否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和查处，是一项事关土地管理法能否得到全面实施，土地管理秩序能否实现根本好转的全局性工作，更是依法征地能否实现的关键。为此，国家土地管理局于1995年12月18日了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法，国土资源部也于1999年5月7日专门发出了关于加强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早发现、早处理是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制度的2个基本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及早发现土地违法行为。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违法征地行为，切实保护好耕地。

3．3．3强化违法征地责任追究制。法律责任是法律规定得以贯彻和落实的根本保障，也是国家法律强制力的具体体现。在征地之风盛行，耕地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表示，“我们不是缺政策，而是如何增强执行力的问题。问责制必须问到实处，才能保持政令畅通”。笔者认为，除了追究违法征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官员违纪责任外，还应该强化下列法律责任。

3．3．3．1民事责任。对于违法征收土地，尤其是可耕地，应当由有关部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坚决责令其恢复原状，恢复到可以耕种的程度并退还给农民集体；对被征地农民的土地权益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其损失，决不能冈为土地已经被开发、被建设而心慈手软姑息养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