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农地流转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4 08:36:12

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范文篇1

关键词：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优先购买权农地互换

Abstract:Thepurposeofthepaper:thetransferof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ishelpfultodevelopscaleoperationstepbystep,theexternaleconomyisaphenomenonthatthebuyercanobtainextrabenefitandneedn’tcompensatethesellerinthetransferof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Theexternaleconomyleadstotheinsufficientsupplyofthefarmlandintherurallandmarketandisdisadvantageoustotheestablishmentandtheconsummationoftherurallandmarket.Soitissignificanttocorrecttheexternaleconomybyusingsomecorrespondingmethods,thenrealizessupplyanddemandbalanceintherurallandmarket;Meansoftheoreticalanalysisandeconomicalanalysiswasemployed;Theconclusion:thereasonofinsufficientsupplyofthefarmlandisthattheseller’sbenefitdon’tobtainedthecompleterealization,sothesystemwhichbuyergivessellersubsidyineconomyisestablishedtocorrecttheexternaleconomy;Atthesametimefarmlandshouldbesendinlargescare,andtheneighboringfarmland’speasant-householdshouldhavetheprioritytoobtain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soastoincreasethepossibilitytodevelopscaleoperation.

Keyword:thetransferof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externaleconomycorrectionthepriorityrightfarmlandexchange

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可见农地流转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并把土地流转作为促进农地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进而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土地的有序、合理流转不仅面对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缺陷的制约，还受到城市化水平不高，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及农业比较效益低下，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高等因素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土地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承包人转出土地因自身权利在经济上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再加上对农地转出后对“后路”的顾虑重重，造成农地市场上供给量的不足，这是[1]农地流转正外部性造成市场失灵的一个体现.因此研究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对于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由于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等都制约着农村土地流转的产生、发展以及利益的合理分配.因此在研究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时，应首先提出假设条件是农村土地市场是完全竞争性市场，即农村土地市场满足完全竞争性市场的4个基本条件：（1）市场上有大量的农地供应者和需求者；（2）市场上提供的农地都是完全无差别的；（3）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在承包期内承包人对其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具有处分权，所有农地在市场上具有完全的可流动性；（4）信息是完全的.

一、农地内部流转正外部性的概念

外部性是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外部性的存在使市场难以单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外部性是指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不经过市场交易而对其他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使其他当事人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并且该当事人并不需要为获得该外溢的利益而对行为人进行补偿；负的外部性是指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使其他当事人遭受了额外的损失，并且该当事人不能因遭受该外溢的成本而得到相应的补偿．外部性的最终结果是收益或者成本的外溢.同时根据经济活动的类型，外部性还可分为生产上的外部性和消费上的外部性.

农地内部流转是指不改变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农地上所附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具体的表现形式有农地的转让、转包、作价入股、出租、互换、继承、反租倒包等.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是指原承包人（转出方）的农地流转行为带来的收益外溢而使他人（如转入方）受益，转出方却不能从中得到额外的补偿.

二、农地内部流转正外部性的表现形式

（一）农地规模化经营

虽然家庭承包联产经营制带来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是也造成了农地的零碎化经营，不利于机械化和规模经营程度的提高.万光华等经过研究发现“土地零碎化不但降低了土地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严重地影响粮食产量”（万光华程恩江，1996）；车裕斌认为“在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制度框架下，通过加快农地市场化流转的进程和扩大农地流转规模以获取合理的农地经营规模，并相应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方法以及高效的管理手段，农业经营的获利空间仍然存在”（车裕斌，2004）.可见合理得农地流转能够带来规模化经营的额外利润.

农地流转的目标就是促进农村土地的合理集中，为农地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创造条件.就目前而言，农地流转对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农地资源原始配置

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总耕地不足7%，而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来说较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按人口、按位置、按质量平均分配的思想，进一步使耕地零碎化.

表1-1世界各国平均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耕地面积情况表（单位：公顷/人）

国家

面积

中国

0.3

日本

1.7

韩国

0.7

加拿大

120.1

美国

59.1

法国

21.5

德国

12.2

意大利

6.4

俄罗斯联邦

15.5

英国

资料来源：2004年国际统计年鉴（2001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的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并且低于世界和亚洲的同期平均水平，就连人口密度大于我国的日本和韩国此指标也远远高于我国.

有研究表明，我国现有农村经济体制下，户均30亩左右的耕地规模的土地产出率最高，粮食产量可达2.07万千克（郑建华罗从清，2005），按户均人数为4人来计算，我国的户均耕地规模还处于低规模的经营状态.因此通过农地流转使土地向种田大户或者专门的农业经营公司集中，并充分发挥其在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及市场驾驭能力，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地经济效益.

2、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和管理水平

家庭承包经营制下的耕地面积小、地块分散，不利于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引进和采用，这直接影响着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目前农地机耕率为53%，机摘率为27%，机收率为14%，灌溉水利用率为35%，可见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张术环，2005）.

表1-2亚洲各国单位耕地面积机械使用台数情况（单位：台/公顷）

国家

单位耕地面积拖拉机使用量

单位耕地面积收割机使用量

亚洲

4.1

中国

7.7

1.4

日本

456.2

234.4

韩国

118.6

51.8

印度

9.4

---

泰国

14.7

4.6

越南

25.1

35.7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单位面积耕地的机械使用台数低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水平，机械化程度低直接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成为制约我国农地规模化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因此通过农地流转实现农地的适当集中，对于先进农业机械的引进及国外农业先进管理方法的采用，进而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现代化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3、提高土地利用率

农地流转提高土地规模化程度，可以实现耕地集中连片经营，这样就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起土地临时边界作用的田坎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农地集中可以使地埂的数量减少，这样就节约了不必要的土地浪费，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根据2003年柳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表资料显示，耕地面积为334849.3公顷，其中田坎面积为50533.8公顷，田坎与耕地的比例约为7：1.因此通过农地流转归并小田块，减少田坎的数量，相应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

（二）提高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

通过农地流转带来的地块合并，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承包户的总数量会减少，这样可以避免相邻农户之间相互行使通行权而引起的人行或者牲畜对土地耕作层的过度踩踏.

农地流转后踩踏率的降低，有利于提高土壤的疏松程度，使土壤表层保持良好的通气性，土壤通气性良好，O2充足，土壤有机质分解速度快而彻底，氨化过程加快，也有利于硝化过程的进行，故而土壤含氮量高[1]，这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改善土地质量.

同时农地流转后农地的规模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可以更加合理地对农地进行沟路渠及抽水站等田间配套设施进行综合布置，并提高配套设施的利用效率.因此农地流转后规模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农地踩踏率，改善了田间配套设施，这样不仅提高农地质量，同时也有利于田间生态系统的改善，使田间的物质能量循环向着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方向集聚，提高土地产出率.

三、农地流转正外部性不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各种形式的外部效应都将造成不利的后果，即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有效状态.因为无论是正外部效应还是负外部效应，它们的存在都会引起私人成本（利益）与社会成本（利益）的差异，因而外部经济总是供给或消费不足，而外部不经济总是供给或消费过渡.所以一旦存在外部效应，价格体系就不能有效运转，经济运行结果也将不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受到损失，从而导致市场失灵[2].

农地流转有利于规模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及农地质量的提高，这都有助于农作物产量的提高，进而使农地流转的转入方的收入有所提高.假如农地流转前的双方的种地收入分别为w1和w2，农地流转后转入方的种地收入为w3，根据前面的分析，一般情况下w3>w1+w2，即农地转入方获得了一部分额外的收入.而在农村农地流转过程中，由于流转行为往往具有自发性，并且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农地转出方的利益常常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因此承包人往往缺乏进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农地流转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将导致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上供应量小于需求量，影响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运转，导致土地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用图分析如下.

上图中的MSR代表农地流转的边际社会收益，MPR代表的是农地流转所带来的边际私人受益，由于农村土地市场为完全竞争性市场，所以价格（农地出让方从受让方出得到的补偿费用）完全由市场决定，并且供给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重合.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均衡条件：P=MR，则根据市场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收益所决定的均衡数量（市场上的可供流转的农地数量）q2*大于根据市场价格等于边际私人收益时所决定的市场均衡数量q1*.故而在农村土地市场上的，土地市场上可供流转的农地总体表现为供应不足.这主要是由于承包人流转土地产生的正外部性收益外溢部分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而产生的.

四、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

（一）经济途径

关于外部性的解决途径，著名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这样一个法则：如果要使社会福利达到极大化，必须使得任何经济活动的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对于外部经济，政府可以通过补贴使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边际个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从而克服其均衡产量过低的市场配置低效率[4].农地流转所产生的正外部性，使农地流出者的利益在经济上没有完全得到体现，直接导致了农地市场上可供流转的农地数量供应不足，大量农地供应者处于徘徊状态.

因此，根据庇古理论，可以采取对农地转出方给与经济上的补贴的形式，使得其的边际个人收益等于或者接近边际社会收益，通过这样的经济补贴提高无力耕种或者不愿耕种的承包户转出其承包地的积极性，弥补市场上农地供应不足的状况，提高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且保护农地流转双方的经济利益.

对于农地流转正外部性采取的补贴，需要解决的主要是：补贴的主体和数额.因为农地流转使得农地转入方获得因农地规模经济的额外利益，因此补贴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农地转入方向农地转出方进行相应的经济补贴；因为国家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是间接收益者，故而地方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农地流转，对农地转出方在就业及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相应的优惠照顾；关于农地转入方对于转出方的补贴数额，本文认为应该根据一定的比例关系，在流转双方之间对农地流转外溢的收益部分进行分配，至于各方取得比例应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二）制度途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各农户所承包经营的地块不仅面积小，而且比较分散，据研究表明平均每户仅有0.65公顷耕地，且被分散为9.7块（曾维忠何训坤，2002）.单纯依靠经济手段解决农地流转正外部性，虽然能够刺激农村土地市场上的农地供应量，弥补市场上农地的供给不足问题，但是存在的问题就是：转入与转出的农地不一定恰好相邻，并通过流转刚好实现地块合并.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的产生是建立在农地流转带来的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如果农地流转不能实现农地合并和促进规模化经营，那么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在采取经济补贴的手段刺激市场供应的同时，还应该采取相应的手段，解决土地流转后的土地合并经营等问题.具体措施如下：

1、成片发包

就是集体经济组织在向农户发包土地的时候，要尽量地把成片的土地发给承包方.具体措施是把全村的土地按质量分成优（Y）、中（Z）、劣（L）三等，然后再将优等地和劣等地搭配起来发包、中等地单独发包，按照本地各种质量土地的产量情况，计算出多少优等地和劣等地的年产量刚好等于同等面积的中等地的年产量，据此确定每户承包地的数量.这样各农户的承包地的数量将控制在1-2片，大大减少了各农户的承包地块的数量.这样就有利于农地的成片流转，降低农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难度.

2、赋予农地转出者相邻地块的承包经营者以优先购买权

所谓优先购买权是指在农地承包者转让其承包经营权时，在流转价款、流转期限等主要内容相同的条件下，其相邻地块的承包人享有优先于其他人获得该承包经营权的权利.这样通过赋予相邻地块的承包经营者以优先购买权，可以使农地流转时相邻地块合并经营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3、农地互换

在赋予相邻地块承包经营者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如果出现某些特殊情况，比如相邻地块的承包经营者放弃其优先购买的权利时，这样在农地流转后，并没有实现流转地块合并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流转后，通过新农地经营者之间通过互换的方式，实现农地地块的合并.互换就是土地承包户之间互相串换土地.这种流转形式一般都是为了实现连片种植，以便耕种、管理、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业，以求降低成本和发展规模经营[4].但是互换一般应该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协调下完成，并且签订书面协议.

4、成立农地储备中心

在通过以上两种方法仍不能解决地块合并经营时，可以仿照城市土地储备的方法，成立专门的农地储备中心.先将需要农地流转的农地在农地储备中心储备起来，由储备中心负责经营管理，然后实现农地的成片流转.例如余姚市建立土地流转储备制度，把有意向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对外招租，实现成片流转[4].农地储备中心代为流转土地，在选择交易的另一方时，应考虑一下几个因素：（1）尽可能实现农地的合并经营；(2)保护农地转出者的利益；(3)不得转变农地的农业用途.

参考文献：

[1]白朴.农业的栽培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3:120.

[2]肖殿荒，何德.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3:268.

农地流转范文篇2

关键词：农地流转；劳动力流动；补贴

“民以食为天”，农业安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我国是一个大国，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必须首先立足于自力更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我国农村原本从事农业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工业领域流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镇和工业的发展。2004年发生“民工荒”现象以来，我国劳动力供给持续紧张，农民工劳动力价格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我国正在从“劳动力绝对剩余阶段”进入到“劳动力相对剩余阶段”。这意味着农地流转也将面临新的形势。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然而，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但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很快消失，反而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2006年对2749个村的调查显示，74.3%的村认为能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都已外出。根据蔡（2007）的估算，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这同原来剩余比例为三分之一的观点差距巨大。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供给的特征正发生变化——越过了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

笔者在广东河源招元村、长洲村、黄石村等地的调研对上述观点给予支持。例如：黄石村村委会的该村外出打工情况的数据显示：2007年该村共有410人外出打工，约占黄石村总人口1218人的33.66%；外出打工人员中有男性220人，女性190人；全村282户人家中，全家人都外出打工的有51户，只有16户家中无人外出打工。而家中无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多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孩子太小等其他的原因无法出去。胡靖2007年在广东龙川县长洲村进行的为期一周住户调查亦发现农村家中只有老人和儿童留守。因此可以对形势做出一个基本判别，即作为我国经济最早起步亦最发达的广东农村中的可以转移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完毕。

二、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供给方分析

根据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预测，劳动力转移将促进农地集中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然而，笔者在广东的调研显示实际情况同理论预测大相径庭。

第一，撂荒现象严重并有加剧的趋势。黄石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外出务工的人员，家庭经济主要依赖农业的情况已经不普遍了。因此，很多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农业生产之外。胡靖、张威2007年调研发现，在食物消费得到保障之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继续投入劳动的积极性开始降低，即使是拥有上等的水田，他们耕种的欲望也并不强烈，更不用说下等田和那些不便耕种的田。1989年第二轮承包经营时黄石村水田总面积534.3亩，目前，在七个小组中，有六个的“撂荒率”都超过了10%（其中五个超过15%，1个超过10%）。刘屋的“撂荒率”是唯一一个低于10%的。而这是由于刘屋是黄石镇的镇府所在，学校、机关、工商业用地大部分都要从刘屋征得，因此，刘屋的水田面积是七个村小组中最少的，撂荒的情况就相应地轻了很多。到2003年，黄石村水田的面积减少到413.78亩，减少量为120亩。

第二，农地承包经营权集中的现象没有发生。黄石村的水田统计显示，除上寨小组外的六个村小组，共计246户，其中除5户的耕地数量没有减少外，其余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村民看重的是耕地平均分配，这一点在刘屋组表现的最为极端，由于人均耕地非常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使得村民们对地权变动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以至于在1980年土地承包之时，村民们一致同意全组的耕地每三年就要调整一次，可见土地按人头分配是黄石村民的普遍意愿。

第三，农业生产呈现老人农业的特点。就家庭而言，最典型的分工模式为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在家种田务农并带孙子。目前广东的家庭农业生产已经由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

应该说目前发生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已经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影响。具体的影响体现在：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户不再重视农业生产，撂荒现象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使得农业生产成本提高；高素质劳动外流使得农业生产由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主流学者提出必须通过土地流转将农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经营才能破解目前农业面临的难题，笔者对此也表示认同。然而叶剑平等（2006）发现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并没有出现如理论界所预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的高潮。笔者2006～2007年间在广东农村的调研也只观察到显著的劳动力外流现象，而没有发现与之相匹配的农地流转发生。

显然，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并不会必然带来农地流转。虽然目前我国劳动力紧缺的形势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较为容易的在城市找到一份收入远高于务农的收入，但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并没有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农民工依然难以享受到城市居民拥有的各类保障，无法在城市安家置业，当其老去后唯一的选择就是返回农村养老。农地在事实上成为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所以黄石村的农民虽然不重视农业生产，却非常重视土地的平均分配。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在集体内部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成为必然的选择，这自然而然同以效率为取向的土地流转和集中经营方式相抵触。因此，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解决了养老保障问题前，由于承包土地具有最后的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社会价值，大规模土地流转不会发生也不能发生，作为土地流转的土地供给方——外出务工农民不会愿意将其流转出去。

三、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需求方分析

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后，已经转移的农民会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例如：成都在城乡统筹的试验中就采用“双放弃换社保”的方式，成功推动农民自愿放弃土地经营权，实现了农业的集中规模经营。但是这样只是解决了土地流转中的供给方问题，还没有解决其中的需求方问题，即由谁来承包农民放弃经营的土地，承包后又经营何种项目，就像黄石村中存在大量闲置土地可供免费的短期经营，却无人愿意耕种。

从目前的农地流转实践看，广东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主要被企业用于发展优质经济作物、反季节作物和水产养殖等高附加值农业（张德扬，2004；杨志平、林少俊，2002）。如果仅仅从产值上来衡量，这些土地流转无疑具有较高经济收益，但是从中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几乎没有流转后的土地是拿来集中生产粮食的。根据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3～2006年的数据显示，我国的谷物种植亩均净利润大约在150元左右浮动，在所有种植品种中位列倒数第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不会主动投资生产利润率最低的种植品种。因此，任由土地流转在市场的力量下自发进行的必然结果就是粮食生产萎缩。

既然规模化种植对企业依然缺乏吸引力，那么机械化是否就不重要呢？广东和湖南粮食生产情况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调研发现，在广东几乎没有多少农户愿意扩大粮食种植规模，一些原本高产的良田都闲置了。胡靖对广东部分农户粮食生产的成本与收益微观分析发现，如果不计算劳动力成本，每亩水田可以净收入两百元左右。在不采用机械化的现状下，只要将劳动成本计算在内，则不管是上等田还是普通田，被访的所有农户都是亏本的。而在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湖南地区情况就不同了，撂荒田很少，而且仅限于不便于生产的低产田或难灌溉田。周异2008年对湖南杨桥村55岁马姓种粮大户的调研可以作为典型案例来说明。该户采用机器来进行耕田与收割，在当地承包了20亩水田。在2007年遭遇旱灾的情况下，种植的20亩两季水稻总收益依然达到一万元左右。以2个月农忙时间计算，夫妻两人每月人均收入大概是2500元。他们对此比较满意，并表示机械化种田不累，还愿意继续扩大耕种面积。

可见在劳动力工资普遍上升的今天，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证粮食种植依然能够对农民拥有吸引力的关键。广东的经济发达，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多，使得其务农的机会成本要高于次发达地区。而较低的机械化水平又使得其要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广东农户自然会很理性的将自己的粮食生产萎缩在了自给自足的规模，并且改为家庭中机会成本最低的老人来从事粮食种植。而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降低了农业中的劳动力投入，扩大了规模，农民能够从中获得足够的收益，粮食生产就能够保持稳定。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土地规模经营与机械化并没有彻底解决农业的产业缺陷。水稻种植的产业缺陷决定种植者在机械化规模种植的情况下，生产周期中的劳动时间同样是间断而零散的。如果按照9个月的生产周期来平均，杨桥马姓种粮大户的月均收入就下降到555元。因此，规模化种植在湖南也只是吸引了非农就业相对困难，务农机会成本较低的中老年劳动力，而对可以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同样缺乏吸引力。粮农会按自己能力的强弱顺序，由强到弱依次放弃粮食生产，最后存在的粮农必定是农村能力最差的弱劳动力和半劳动力。政府必须对农业特别是其中产业缺陷最为明显的粮食生产进行补贴，以弥补农民的机会成本。

四、结论

随着劳动力外流造成的农村劳动力紧缺现象日趋加剧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攀升，农业生产已经由农村的中老年人承担起来了，这无疑给农业安全的未来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经营是在未来保证农业安全的必然之路。本文通过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土地分配在基层以公平为导向，而并非效率。给与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让他们获得社会保障，是外出务工农民愿意将其土地流转出去的基本前提。

第二，农业项目的机会成本或利益最终在决定着农地的流转趋势。收益高的菜蔬、水果等，更容易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自然也更容易实现产权的变迁。

第三，劳动力流动使得务农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采用机械化替代劳动力是保持粮食种植对农民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但是想吸引高素质劳动力返回农业的话，针对农地流转的政府补贴依然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经济发达地区非农就业容易，有利于扩大土地流转的供给意愿，但也会提高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导致农户扩大农业规模、集中经营土地的意愿下降。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并不天然地易于实现农地集中经营。

参考文献：

1、蔡昉.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叶剑平,蒋妍,丰雷.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6(4).

3、李成贵.土地流转势在必行[J].时事报告,2007(9).

农地流转范文篇3

关键词：土地；农地流转；观点

前言

家庭承包制的框架下，农地产权结构被分解为三种权利，其一，所有权；其二，承包权；其三，经营权，即使用权。所谓农地使用权流转，严格意义上讲，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下简称农地流转）。目前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管清友等，2003），其主要集中于农地流转问题。中国的农地流转应该仅是一种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通（钟涨宝，2003）。正是得益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深刻变迁，农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虽然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到现在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农地流转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理性行为，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随着中国对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探讨中国农地流转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以下对中国农地流转研究的动态做了一个全新梳理。

一、中国农地流转的模式

由于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状况极不平衡，因此全国各地的农地流转形式也不完全一样。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形式有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反租倒包、委托代种、拍卖等（韩连贵，2005）。也有学者提出土地使用权流转有五种模式：转包、转让、股份合作制、招商租赁、土地置换（胡小平、孔喜梅，2005）。但有学者质疑土地置换不属于土地流转（傅晨等，2007）。在农地使用权流转形式中，有部分学者认为转包是当前中国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地流转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有高收入户向低收入户流转，流转方式也由以转包为主的形式向其他方式过度（史清华等，2005）。有学者提出租赁土地是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戴中亮，2004）。农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土地租赁市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陈和午等，2006）。从现实的实践中来看，广东东莞市的农地流转是以租赁为主，转包为辅（傅晨、范永柏，2007）。河南省农地流转是以转包为主，土地置换和入股为辅（曹金臣，2006）。

二、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土地权属关系混乱，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清，内容界定不完整，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的流转，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农民使用土地普遍存在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季虹，2001）。中央关于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核心在于切实保障承包期内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质态的清晰化和稳定化（盖国强，2000）；有的学者注意到，有一半农地流转是农民自发私下进行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强，在流转手续和程序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留下许多隐患（傅晨、范永柏等，2007），主要表现为合同管理不规范。有学者明确指出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邢姝媛等，2004）。另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进一步分析现行农地制度下农地市场难以发育、归因于经济、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社会因素等（田传浩等，2004），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封闭性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有关（张红宇，2002），更多的研究将土地难流转、市场难培育归因于不稳定的模糊的农地产权、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有的学者指出：要么部分政府干部思想僵化，不敢流转；要么政府权力在强制农地流转时“越位”而又放任土地流转，疏于规范服务时“失位”。在有些乡镇，预算外收入的80%来源于土地出让收益（曲福田，2001）。另一些学者指出：实地调研进一步证实，乡村干部常常利用政策限定上的漏洞或乡规民约，极力收回他们对集体土地的控制权，并利用其局部的“立法”地位维护对土地的行政性调整权力（钱忠好，2003）。

三、中国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集体土地产权关系混乱，导致各利益主体行为不规范，利益分配也不合理，土地制度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这种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直接阻碍了农地的合理流转（许恒周等，2005）。有的学者表明，农村不仅社会保障机制缺位，而且市场中介组织匮乏，使得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马晓河等，2002）。也有学者指出，农地频繁的行为调整将导致农地市场的萎缩（钱忠好，2002）。但还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中国目前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妨碍土地租赁市场”（姚洋，2002）。有学者注意到，农村金融信贷管理体制与农地流转后的资金需求不配套（曹鸣风，2001）。另一些学者认为，过细及高度分散的土地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障碍，对农业产业化构成了严重的制约（樊纲，2002）。有学者坚持农地流转不稳定，主要受制于非农产业的发达程度和非农就业机会、农业经营的稳定性及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张红宇，2002)。目前农村土地尚未开展定级估价工作，缺乏科学合理的土地价格体系，难于为交易者提供完善的价格信息（钱文荣，2000）。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田传浩等，2004）。一些学者调研发现，农户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他们的意愿与行为对于一个地区的农地流转以及机制和模式的选择有着根本的影响，进而影响该地区农地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杜文星等，2005）。学者们纷纷构建模型分析农地流转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农地流转的根源动因归结为“相对比较优势的存在”（史清华等，2003）。也有些学者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钱文荣，2004）。

四、研究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研究和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展望：第一，关于农地流转仅仅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将经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工具，深入的研究制度、经济环境变化是如何影响主体行为的。第二，在影响因素研究中，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主导因素，而且还需要研究影响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推动农户进行决策的。第三，关于农地流转区域差异的研究几乎没有，我们应该从经营行为、农地流转行为等心理学角度出发，实现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有机结合起来，对造成农地流转区域差异的深层宏观特征和微观规律进行深入分析。第四，尚没有发现有学者对产业化链条中多元农业生产要素并结合多主体参与农地流转的利益动机和过程的考察。

参考文献：

[1]管清友.制度、利益和谈判能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J].上海经济研究，2003，(1):18-25.

[2]钟涨宝.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3，(6):55-64.

农地流转范文篇4

关键词：农地土地革命制度变迁农地流转

我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第三次土地革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农村经历了十余年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之后，农业生产呈现出徘徊局面，“三农”问题初显端倪。一户一农的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无法解决农村社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即土地、资本要素快速流出农村，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受阻。这种结构性扭曲现象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原有的农地制度变迁与创新势在必行，农地流转就应运而生。有学者称中国的农地流转现象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土地的“第三次革命”。但是与学界研究的结论不相一致的是，“土地流转”并未在全国范围内纵深展开，没有象家庭承包制那样形成由点到面的一统化，也就没有达到“革命”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新土地革命”为何在中国没能真正形成，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创新的障碍性因素是什么，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大问题。

“土地革命”的诠释

“土地革命”其含义是指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或是土地所有制的重大革新，或是土地使用制的重大创新，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从其内涵来看，土地革命既要改变人们在占有、使用土地上的关系问题，更要解决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农业发展上怎样配置利用好的问题。因此，土地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变革的基础或前兆。

土地革命引起不同农地制度的更替，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建国初期的“农有农用”的，符合并满足了农民占有土地的心理需要，其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52年与1949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5%，年均增长14.1%；粮食总产量增长42.8%，平均增长12.6%。1978年起始的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又是同期中国农业实现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计量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前所作的贡献率为46.89%，大大高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用生产要素价格等其他要素所作的贡献。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成本投入，并从计划体制上拿走土地剩余来扶持国家工业化，对整个国家来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忽视区情、国情的农地制度，对农地资源合理配置及农业的危害也是极其惊人的。这种“一大二公”的土地制度首先导致劳动监督成本太高．同时，该产权制度的目标是追求社会内的不平等减少到最低制度，因而这种制度不提供劳动激励，从而出现了劳动激励缺乏的问题。

农地制度改革对农村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农地制度的实质就是界定农地产权、规范人们使用和处置农地行为的规则，其核心就是调整人们与土地的系列权益关系。其合理与否事关农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到农业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农地利用效率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农地制度的设计与推行关键要解决二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农地所有权问题。所有权是产权的基础，产权是所有权的实现。明晰的产权关系是使农户进入土地市场、实行等价交换、平等竞争的基础。目前我国农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产权主体是模糊的。谁为集体，谁是集体的合法代表，谁拥有土地的终极占有权，都因这个集体缺乏人格化而使农地所有权“虚化”。这种“虚化”的产权关系可能成为我国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的重大诱致性因素。二是农地的使用权问题。作为独具特色的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其所有权概定为农村集体组织，而使用权则从集体组织剥离开来赋予给农户。完整的农地使用权应该含有财产权的性质，以及通过使用土地随之获取的收益权。由于产权模糊不清及土地权能不全，引起我国农地权益纠纷日益增多的现象。无论是在土地承包、土地调整，还是在土地征收征用、土地流转中，县、乡、村等强势组织不同程度地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剥夺农民土地使用的处置权，争夺农地的剩余索取权，给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因此，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迅猛推进的中国，纵使拥有配套完整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果农地产权概定不清，农地制度的激励或约束功能受到削弱，必然导致农地配置利用的绩效低下，危及农村的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危。

“土地革命”基本模式

“土地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按照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或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促使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安排的制造。而后者与前者相反，是“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和实行”。从建国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和“一大二公”的土地制度的推行是典型的国家主导下的对农地制度的强制性变革。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则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该制度先在全国局部地区诱发，由于符合中国农村、农民的需要，得到国家肯定后通过相关法规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从而完成新土地制度从诱发点到强制面的和谐统一。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是特定时期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国家意志和农民意志的整合。从现行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特点来看，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有机结合仍是今后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最佳选择。任何一种新的农地制度的推行，必须使国家利益集团、集体利益集团和农民利益集团在土地的预期收益上达到相对均衡，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农地制度变迁或者是所谓“土地革命”必须考虑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为什么没有形成第三次土地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均衡诱发制度变迁与创新，有四种因素引起制度不均衡。制度选择集合改革。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其他制度安排改变。从目前中国现状来看，以上四大农地制度的诱变因素虽然存在，但存在着程度不足问题，尤其是存在着区域差异巨大的问题，没有形成农地制度变迁的“大气候”。

农户作为基本的经营单位，制度选择的集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世界农业经营的基本模式是农户经营（发达国家为农场经营），其区别仅仅是经营规模的大小。因此，任何一种农业制度不能撇开农户经营的基本模式，即使有其他资金注入农业形成农业企业，但均不能改变农户分散经营这样一个客观存在。这一特征在发达国家如此，在人多地少的中国更是如此。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行既顺应世界农业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农地制度变更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肯定农户经营，选择农户作为农地配置利用的基本单元符合中国国情，这也是两种制度变迁模式必须考量的基础性因素。

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

土地作为农业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产出率深受土壤肥力、大量降水、水热组合差异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虽然机械化、电器化以及化学、生物技术等的推广运用，能够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水平，扩大经营规模。但土地的产出物及其质量深受地域因子影响，不可能象工业生产那样在全球不同地域推行同一制度、生产同一产品，获取同样的效益。目前来看，由于我国农地类型复杂、山地多、平原少、水热等条件差异巨大，任何一种农业技术的推广运用，不能改变我国农业分散经营的局面。因此从技术层面上看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时机还未到来，过分强调通过土地流转来实施土地的规模经营从而否定农户经营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

农民肯定现行农地制度，但服务需求集中在农民土地权益的有效保护之上

现行的农地制度运行20多年，对农民解决温饱问题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随着农地非农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其他利益集团严重侵害。相关资料表明，80%以上的农民赞同继续实行现有的农地制度，但也有60%以上的农民对现有农地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表示不满，其焦点集中在强势利益集团在农地征收、征用、农地调整上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侵害。国家利益集团、集体利益集团已从现行农地制度获取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解决了粮食问题和农村社会的温饱问题，因此两大利益集团均赞成维持现有农地制度。农民利益集团尽管对农地财产权保护不力颇有异议，但对现行农地制度持肯定意见的仍占支配地位。因此现行农地制度只有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尤其是在土地处置权、收益权上进一步完善，真正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

中国现行农村制度改革步履缓慢，与农地制度创新不相“合拍”

由于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影响，支撑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种种制度如户籍制度、税费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有的是农民非农化的障碍、有的还是一片空白。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残缺，使绝大多数农民把其一生的生产、生存希望寄托在农地上。农民考虑农地的功能首先考虑的是社会保障功能，而农地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无形中受到削弱。只要其他农村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农民就不会同意改变目前“人均分配”的土地制度，因为土地是农民乃以生存的基本财富。“第三次土地革命”之所以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响应，农地流转不能由点到面迅速蔓延，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村其他制度的不配套、不完善。

对我国农地流转的反思

农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财产和农业生产要素，以商品形式进入要素市场并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是农村土地市场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相关调查表明，从1990年初期到2002年，农地流转发生的频率是呈明显上升的趋势。近二年来由于中央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调整以及粮价的上升，农地流转频率降低，部分进城农民重新“返乡务农”。我国从法律规定及政策上允许农地流转，各地也尝试了不同形式的农地流转，但农地还是没有由点到面真正地流转起来。笔者认为，目前有几大障碍因素影响我国有序进行农地流转。

产权主体虚置，导致基层组织“越位”

由于我国现行农民使用权的主体是虚置的，而这种虚置的土地所有权归属关系就决定了乡、镇或者是其他基层组织有机会在农地流转中充当主体角色，从而剥夺了农民主动参与农地流转的处置权，即流转权。由于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或主体错位，实质上增大了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因为中国农村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追求各自的利益。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当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预期效益不定，预期成本有可能增大时，农民或农民群体会做出自发性反应，不在现有农地制度上做出任何调整，要么自己继续耕作利用土地，要么弃耕撂荒。要解决当前农地流转中的“流而不转”、“转而不畅”的问题，首当其冲还是要解决农地的产权问题，要赋予农民土地的物权性质，使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土地财产权利。当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后，就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规律转让土地使用权。

农地功能呈现出结构性缺陷，过重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农地的流转受阻严重

合理的农地配置利用方式是充分发挥农地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从而带动和加强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最终取得土地开发利用的生态效益、生产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造成农地的三大功能相互冲突，阻碍了农地的有序流转。现行的农地制度强调均分土地，这种配置农地的行为实际上是强化了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了农地的生产、生态功能。当土地作为农民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载体时，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就成为每一个农村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生产功能要求农地规模经营，生态功能要求用养地结合，保障功能要求农地均分，这种农化功能结构性矛盾构成了我国农地流转的又一重大屏障。过重的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不利于农地、资本、劳动力要素的相互优化组合，不利于农地向种田能手相对集中，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不利于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形成合理的农地流向。

农地流转市场供需不平衡，农地流转稳定性能差

我国农户经营效益和农村劳动力之间存在着双重不稳定性。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土地经营效益低下或非农就业形势较好时转出土地的意愿相对较强，但当非农就业环境恶化或经营土地的效益转好时，转出土地的意愿相对较弱并有可能要回已转出的土地。对于农地经营大户而言，由于农田设施、机械化设备等的投入较大，要求转入具有较长期限的农地来经营。

目前广泛存在的农地供求矛盾使农地流转市场呈现出结构性矛盾。供给方面短期多且农户分散，需求方面长期多且要求集中，从而形成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均不足，可以转出的土地转不出，想转入的土地缺少供给对象。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市场供给机制，农地流转的“隐性市场化”普遍出现，突出表现在“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短期协议多，长期协议少”；“农户之间私下流转的多，按规定和程序流转的少”。

农地流转市场混乱、无序的局面表明支撑农地市场发育的制度衔接不上，农地流转的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必须近快出台和完善。“依法、有序、有偿”由点到面地推行农地流转，构建我国规范的农地流转机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农地制度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农地流转范文篇5

笔者选取新疆察布查尔县三个乡镇138个农户为样本，研究了西部地区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由于地理环境、民族结构、经济发展存在差异，这三个乡(镇)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也存在差异。其中两乡经济水平较高，一乡较低。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其农地要素的流动性显著高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呈现一种增强趋势。分析结果显示，区域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两乡农地流转比重高，区域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一乡农地流转比重较低。农地流转户数分别占调查户数的49.9%、48.1%、28.9%。

通过分析在三个乡镇所做的统计调查数据，关于影响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因素有以下结论:

1、职业兴趣和农地经营能力因素。从土地流出方的角度看，促使农户将土地流出的最主要原因是“土地耕种效益低”;其次是“有非农收入”;再次是“缺乏劳动力”，觉得“种地太辛苦”;也有个别农户是由于土地离家远，不方便耕种，才放弃土地经营权。从土地转入方的角度看，“增加收入”和“喜欢种地”是主要的原因;然后是因为有多余的劳动力。由此可见，职业兴趣和农地经营能力是推动农地流转的主要原因。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多少、肥沃程度直接影响农业的发展水平和体制选择。虽然农业收入效益比较低，但对于有农业经营能力的人，种地还是划算的。从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看，越是具有经营能力的农户，转入农地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转入农地面积也越大。对于具有积极的农地转入行为态度的农户，如果具有经营农地的能力，那么转入农地的可能性也越大;如果不具有经营农地的能力，则转出农地的可能性较大。未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不流出土地的最主要原因是“除了务农，没有其他专长”;不转入土地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耕种土地的效益低，增加土地面积对收入贡献不大”。在不转出原因中，选择“流出收入比自己耕种收入低，不愿转出”的比例较高，选择“担心转出后，收益得不到保证”的比例也较大。这说明，经济收益和社会保障的缺失是制约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

2、流转年限因素。农地流转的年限约定，不仅体现了农户对流转农地使用权拥有的时间尺度，而且也反映了农户对农地流转的预期。流转约定的年限短，说明农户对农地流转的预期不足;流转约定的时间长，说明农户对农地流转有较好的预期。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可看出:双方约定的农地流转在一年的短期居多，这说明部分样本户是在对农地流转预期不足或预期不明的情况下发生的农地流转行为，即这部分农户的农地流转是一种权宜之计，并无长远计划。主要原因在于:短期流转可以维持转出户的土地承包权，一旦转出户在外或从事非农产业失败，可回家种地、维持生计，这一权利的保存直接影响到农地流转的年限。

由于土地的多重功能，人均耕地资源越少，单位土地面积所承载的功能也越大，农户对土地的期望值也越高，转出土地的行为显得更加谨慎，具体表现为约定转让的时间更短、更不愿意放弃转出的土地;反之土地的期望值越低，转出土地的态度越坚决，表现为约定转让的时间越长、甚至愿意放弃转出的土地。所以，人均耕地资源的多少，与农地转出行为存在密切联系。在不同的要素禀赋下，农民的农地流转行为是有变化的，一个理性的人总是要权衡当前的收入和未来的风险;假定其他的条件不变，当农地资源比较充足，农民将保持适量的土地作为生存保障，并将其余土地的使用权作为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主要手段，农户就会积极参与农地流转，相应土地配置效率就高。

3、人际影响因素。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其行为态度往往受到农户重要关系人的影响。一般而言，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是由户主做出决策，影响户主进行农地流转决策的重要关系人有两类:一是自然人，包括与户主具有血缘关系和经济关系共同生活的家庭重要成员，如配偶、子女等，以及农户家庭所在的村组居民，他们都是影响户主决策的重要关系人。当户主感受到家庭成员和周围乡邻的支持和赞同时，他往往对农地流转持更加积极的态度;二是组织，包括政府和村委会，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政策、态度等有可能对农户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政府的土地制度、农地流转政策对农地流转有激励和约束的功能，当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时，农户感受到政策的激励，从而有更加积极的态度进行农地流转;当政府的土地制度和政策限制农地流转时，农户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各种约束，从而对农地流转采取谨慎的态度。

农地流转范文篇6

农地制度：“委托—悖论”及其利益关系

我国法律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作为土地所有权代表的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应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忠实地代表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因而村民与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形成了委托—关系。但是事实上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就很难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村两委不是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职能，而是贯彻执行乡镇意图。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由于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或者说是排他性的占有权受到更高级别的乡镇权力的侵蚀。土地分配的具体执行常常要通过集体的人——乡村干部来实现，土地事实上是乡村干部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甚至完全掌握的一种非市场资源。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是虚拟的，而这一层虚拟的土地所有权实际是归属于乡镇一级的，委托—关系完全脱节，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委托—悖论”。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无不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土地所有者会要求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有所实现，这种实现就是地租。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两权分离也必然会引起土地所有者对使用者的地租要求，但与纯粹地租不同，是一种经济地租。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由于土地和劳动力是稀缺的，经济地租的水平取决于两种要素在市场中的均衡水平。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土地相对于劳动力是稀缺的，且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进出劳动力市场的成本较高，劳动力对土地需求弹性较小，则作为土地所有者处于垄断地位的基层政府与作为土地使用者的农民在租金上的选择将处于非平等地位，租金水平将取决于垄断者的地位强弱如何。由于土地占有关系与农村基层政治治理格局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经济地租就成为基层组织经济权力的实现形式，是土地所有者必然的一种寻租行为，也是农地制度的“委托—悖论”必然蕴含的利益关系。

农地“流转”：弱谈判能力及次优选择

我国当前农地“流转”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探讨这个问题有利于明确我们讨论的基础。经过界定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有：转包、转让、入股、互换、租赁、继承、拍卖等。基层政府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创造性地发明了很多“流转”形式。而“划定项目区，政府以优势产业，吸引农民拿出土地集中发展特色农业，进行产业化经营”的“流转”，根本不涉及土地承包权或者经营权的转让。一些地方甚至提出了“加快使用权流转，发展规模农业”的口号，下硬性指标；有的对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实行“一票否决”。可见，对农地实行“流转”而不称为农地“交易”并不仅仅是约定俗成的通称问题，“流转”只是在许多法定的财产权利模糊不清的情况下的一种模糊的定义。交易往往意味着各方财产对象的财产权利界定基本清晰，各方在交易中的民事法律地位对等，而农地流转的主体是谁、应当是谁以及各主体是否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都不明确。交易中基本能够做到基本的等价有偿，否则就不会形成普遍的稳定的交易活动了；而“流转”则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自愿等价有偿的等价交易，事实上许多地区正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低价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而土地财产权利界定的模糊特别是农民个人和家庭的土地承包权缺少法律的充分保护，又为这种剥夺提供了机会和政策依据。

农地制度改革不仅仅难在是利益之争，关键是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下，而又要依靠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来实现这种制度变迁。面临着中央政府政策压力和农业经济学界的理论压力，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指从农村土地“流转”中受益的集团）既然不能用直接手段反对或者拒绝，那么采用热农地“流转”冷界定土地权利，或者是先流转后界定权利就成了维护自身局部短期利益的主要手段。种种农地“流转”的所谓实践深得地方基层政府部门的推崇，如两田制、三田制、反租倒包、股田制，似乎农地“流转”就会带来农地集中，农地集中就会带来高效农业，农地“流转”俨然成了农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手段。因此，“乡村干部主张要调地动机是很复杂的，更多有权力和利益方面的考虑。不论是两田制、招标承包、反租倒包，各种各样的名堂，不会白折腾的，确实折腾出利益来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要提高农民收入，就必须充分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农民个人的土地财产权利的法律性质没有确定之前，对于所谓的农地“流转”应当慎之又慎，防止在“流转”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受到进一步的侵蚀。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前提应当具备公平、明确、稳定的物权划分和公正公开的交易规则。

农地流转范文篇7

关键词：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优先购买权农地互换

Keyword:thetransferof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externaleconomycorrectionthepriorityrightfarmlandexchange

一、农地内部流转正外部性的概念

二、农地内部流转正外部性的表现形式

（一）农地规模化经营

1、优化农地资源原始配置

表1-1世界各国平均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耕地面积情况表（单位：公顷/人）

国家

面积

中国

0.3

日本

1.7

韩国

0.7

加拿大

120.1

美国

59.1

法国

21.5

德国

12.2

意大利

6.4

俄罗斯联邦

15.5

英国

资料来源：2004年国际统计年鉴（2001年）

2、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和管理水平

表1-2亚洲各国单位耕地面积机械使用台数情况（单位：台/公顷）

国家

单位耕地面积拖拉机使用量

单位耕地面积收割机使用量

亚洲

4.1

中国

7.7

1.4

日本

456.2

234.4

韩国

118.6

51.8

印度

9.4

---

泰国

14.7

4.6

越南

25.1

35.7

3、提高土地利用率

（二）提高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

三、农地流转正外部性不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四、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

（一）经济途径

（二）制度途径

1、成片发包

2、赋予农地转出者相邻地块的承包经营者以优先购买权

3、农地互换

4、成立农地储备中心

参考文献：

[1]白朴.农业的栽培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3:120.

[2]肖殿荒，何德.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3:268.

农地流转范文篇8

关键词：地租理论；农地流转价格；惠农政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简称农地）使用权流转是指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农村集体组织内部成员把属于自身的农地承包权转与他人进行生产经营。从南通市的情况看，流转形式主要有转包、转让、交换、出租、入股等，参与流转的主体有本组农户，也有外组本村及其他，流转后土地主要用于农业，也有用于农产品加工的。农地流转使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增进转出户和转入户的福利。随着农地流转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许多学者对此做了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普遍认为农地流转的价格偏低（黄晓峰，2008，黄丽萍，2005），主要是产权和价格机制不完善（邓大才，张家胜，2007）；影响农地流转的价格因素很多，从宏观方面看，比如农地政策、农业的比较利益、农地对中国农民的意义、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流转本身的交易成本等因素（黄丽萍，2005，张家胜，2007），从微观主体上看，各个农户本身的资源禀赋、收入水平等（黄丽萍，2005），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农地流转价格直接影响着农地转出方和转入方的行为（张娟，2005）。2001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2006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飙升，农地流转价格也有了新动向。学界对这些新动向的研究并不多。

江苏南通市位于江苏中部，南临长江，东滨黄海，与经济中心——上海隔江相望；截至2007年底，该市农村劳动力达到320万人，承包耕地577.41万亩，农民人均纯收入6503元。由于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少，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农地流转率都比较高。该市有65%左右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累计流转面积达到90万亩左右，占总承包面积的15.3%。研究南通农地流转及价格问题，对江苏以及全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以江苏南通市为例，依据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研究新形势下农地流转价格问题，为决策提供参考。

一、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中国农地的地租问题

马克思认为地租是土地的使用者为了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而交纳给土地的所有者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土地交易可以在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一级市场进行，也可以在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者与受让者之间的二级市场展开。土地二级市场上交易主体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交易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交易价格的性质，因而并未改变地租的性质。

马克思把地租分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由于土地天然具有优劣之分，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是由劣等土地的生产条件来决定的，劣等土地生产的农产品与中、优等土地生产产品的价格差额就是级差地租，即平均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马克思认为：“土地所有制本身产生地租”，即只要土地所有权存在，土地所有者就会凭借所有权向土地使用者收取地租，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恩格斯认为绝对地租与社会的形态无关，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使用土地必然要支付地租。

农村集体土地存在地租。家庭承包制，对优劣土地是按农户均分的，各个农户没有因土地的优劣而出现承包金的差别，但土地天然具有优劣之分，级差地租也就绝对存在。农村集体土地也存在绝对地租。中国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相对于村组外组织及成员，所有权是由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垄断的；对内，农民只具有承包使用权，农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了。

农地流转是权利的流转。农民对于农地具有使用权，而且中国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确立农地承包权的独立性。农地流转是权利的流转，权利的流转其实是土地收益的流转，农地流转属于土地的二级市场交易。农民把土地使用权让渡给他人，取得报酬，体现了对农地承包权的尊重。

农地流转价格是地租的主要部分。农民获取农地承包权是交纳了地租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农民以不同形式上缴。纵向来看，从农地私有制改造到目前的承包制，农民分别以工农业剪刀差、公粮、承包金以及税费等形式交纳地租。农民承包权的获取是交纳了地租的，使用权的转让也必然存在地租。农地流转是农地使用权的出让者（转出户）把土地转予受让者（转入户）使用，转入户以不同的形式向转出户支付报酬，这部分报酬是转出户交纳的租金地租，是马克思地租理论在现实中的体现。其他部分包括土地上的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及利息等。土地使用权流转价格是地租的主要部分，也一样受市场供求的影响。

二、现阶段农地流转价格上涨的原因分析——基于马克思地租理论

农地流转价格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流转土地的亩均价格。惠农政策实施前的2000年，南通市农地税费大多数由原承包户交纳，即转出户为了保住承包权，“倒贴”税费请转入户种植；资料显示：1999年南通市承包地流转当中，按田亩征收的税费有62%左右是由流出户交纳的，剩余部分基本由双方协商解决。随着惠农政策的实施，形势发生逆转，由倒贴转变成索取，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流转价格一涨再涨。资料显示：从2001年开始按田亩征收的税费基本由转入户交纳，从2003年开始农地流转出现价格现象。2003年南通市转出户向转入户收取的流转价格平均为141元/亩，2006年达到441元/亩，最高达到1500多元，2007年有的竟高达到2500元/亩，价格在不断上浮（见表1）。

上文阐述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和当前南通市农地流转价格上涨的现状。下文运用地租理论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价格上涨的原因。

农地的超额利润增加。补贴和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上涨，使得农地的超额利润增加，导致地租提高。2000年前按亩均摊的税费数额比较大，造成超额利润小甚至为负数；超额利润小于农业税费，只得由出让户承担一部分的农业税费，税费“倒贴”现象是马克思地租理论在现实中体现；超额利润大于农业税费，转入户代交农业税费。2001年以后，中国政府采取减免农业税费、种植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地的超额利润增加；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政府补贴是农业经营者获得平均利润的必要途径。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增加了经营农地的利润。2006年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飙升，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1倍多，上涨幅度远远高于其他产品，增加了农产品的相对利润空间，部分兼业户开始重视农业。转出户作为出让者，面对农地的超额利润增加，也会通过提高地租分享超额利润。

农地流转的需求增加。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独立的“经济人”，面对农地超额利润的增加以及农产品涨价的市场机会，会自觉配置农地资源，增加土地数量投入，改变目前因为种植规模小而带来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问题，获取最大的利润，其中一些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民扩大种植规模表现非常强烈。南通市农办年报数据表明：2007年20亩以上规模种植面积1万多亩，2006年4000多亩，2003年只有1000多亩，年增长速率明显加快。南通市的五甲镇，是一个农业乡镇，20亩以上的累计面积近千亩，2007年又新增100亩规模种植。整个农地流转市场上就表现为农地需求上升，而且大多数是实行规模经营。

农地流转的供给减少。由于补贴与种植相应作物的田亩数直接挂钩，部分已流转的兼业户想方设法收回农地，原先愿意流转的农户现在不到市场上流转了，而把承包地转与年迈的父母或者亲朋好友，把补贴内部化了，但年迈的父母或者亲朋好友非专业户或种田能手，他们一般都是粗放种植，农地利用效率下降，农地流转的供给明显减少甚至出现倒流。2003年前这种倒流现象根本就不存在，2004年即从免征农业税开始，这种现象就开始出现。南通市辖区的通州市2007年度农地倒流8793亩，比2006年增加了2345亩。原有的农地供求失衡，需求增加，供给减少，需求大于供给，价格上升是理所当然的。

农地上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和利息下降。2001年以来，各级政府除了实施惠农政策外，还对农村通讯工程、道路、灌溉渠、三级以上河道清淤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直接投资，对购买农机的农户实行补贴，同时降低社区内农田基础设施的“一事一议”收费标准，这些直接降低了农户对相关固定资产的投入，同时也降低了相关的投入利息成本。江苏省还通过发放农民培训券，减少农民培训费用，鼓励农民参加培训，提高技术水平。这一些直接降低了农户的间接投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费和利息下降，相对增加了土地的利润，也引起转出户提高地租，分享利润。

三、结论与可能的政策建议

上文利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分析了农地流转价格上涨原因。上涨原因一方面是农地的超额利润增加，刺激转入户调整投入农地的数量，扩大种植规模，取得最大利润；另一方面转出户想通过自身拥有的使用权将补贴内部化。农地使用权价格的上涨，有利于农地资源得到有效地配置，并促使其他资源对土地的替代，解决中国土地资源紧张问题，这是惠农政策带来的正面效果。但转出户想通过自身拥有的使用权将农地补贴内部化，则使农地的利用效率下降，这是惠农政策带来的负面效果。本文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以下建议：政策的出台要考虑各个方面因素，而且在出现相关问题时利用政策的反馈机制及时调整政策，补贴与其他质量指标挂钩，使惠农政策更加促进整个农村经济发展；各级政府需要关注农地流转速率放慢这一现象；加大宏观调控，农产品价格上涨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加大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宣传力度，让弄清稳定承包关系与农地流转的关系，规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完善农地流转的手续，保护流转双方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曹建华.农村土地流转的供求意愿及其流转效率评价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7(7).

2、黄晓峰.后税费时期农地流转价格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湖南农业科学,2008(1).

3、黄丽萍.农村承包地使用权价格低廉的原因探讨[J].农业经济问题,2005(8).

4、邓大才.农地流转价格体系的决定因素研究[J].中州学刊,2007(5).

农地流转范文篇9

1.食品安全的概念及内涵

国际标准化组织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ISO22000-2005中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这样规定的，食品安全（foodsafety）是指食品在按照预期用途进行制备和（或）食用时不会伤害消费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5，6］其内涵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5-6］食品数量安全、食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可持续安全问题。食品数量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生产本民族基本生存所需要的膳食数量。要保证食品数量安全就要求人民必须既可以买得到又能够买得起维持其生存生活所需要的基本食品。食品质量安全主要指所提供的食品在营养，卫生等方面能够满足和保障人们的健康需要，食品质量安全涉及到食品是否受到污染、是否有毒，以及添加剂是否违规和超标、标签使用是否符合规范等问题。食品可持续安全问题主要是从发展角度要求食品获取需要注重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食品安全的成因

对于食品安全的成因及影响因素，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诸多研究。如美国农业经济学家Kinsey教授认为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总体上可以分类为以下六个方面：［5-10］土壤、水和空气等农业环境资源的污染；农副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农药、化肥和生长激素等，致使有害化学物质在农副产品中残留；农副产品加工、贮藏和运输过程中违规或超量使用添加剂（防腐剂）；新原料、新技术等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微生物污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科技进步对食品安全控制带来新的挑战。我国的部分学者也从食品生产、加工到销售供给链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如柏振忠、王红玲等研究认为导致食品不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生产过程和加工过程中的食品不安全因素，以及生产经营者在食品中掺杂使假和包装容器对食品造成污染等几个方面。陈兴乐等从政府规章、管理制度等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对影响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监管投入成本过高、部分监管人员责任心不强、监管体制与机制不到位、监管信息不畅通以及监测与预警机制失灵等几方面。孟菲、段玉峰等从生产角度分析，认为农药、兽药是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环境因子。王婷等认为食品安全必须要加强对农副产品源头的控制。王志刚、周洁红通过对不同特征的个体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认知程度以及消费行为特点等进行分析，认为“收入、对绿色食品的了解程度、消费者对安全的忧虑度以及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度”等是影响消费者选择食品安全信息管制方式的重要因素。徐晓新认为影响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因素是食品生产过程和流通环节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食品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不完善所致。刘为军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可以归纳为表征因素、过程控制因素、制度因素三个方面。综上可知，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复杂多样，从田间到餐桌，食品安全受到生产、加工、储运等各个环节的影响。首先，在生产环节会受到土壤和水源污染导致的种植业、养殖业的污染，以及在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大量滥用植物生长调节素、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大量使用激素、抗生素等等引发食品安全隐患。其次，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也会受到生物性、化学性污染以及滥用添加剂等而引发食品安全隐患。对于诸多影响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加工、流通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监管等问题，可以通过提高行业门槛、加强产品标准制定以及完善立法和监管制度等措施加以解决。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真正解决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重点还在于追根溯源。食品安全不从源头保障，一切都是徒劳。笔者认为，这个源头在于农副产品的生产环节，包括最上游的生产环境（土壤、水、空气等）和农副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因此，为农副产品生产的源头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监管条件，既是有效改善食品安全的当务之急，也是有效控制食品安全的长远之计。

二、食品安全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1.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食品安全最基础和最有效的保障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其通过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形式，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10，11］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力推进，可以促使各种生产要素向高效益的农业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流动与集聚，从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因此，从本质上讲，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我国农业以及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打破了原有利益主体相互分隔的格局，促使其演变成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体，从而形成了从食品源头的生产（种植、养殖）、储运、加工到销售全过程的相互促进机制，进而推动我国农业向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的转变，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提供了最基础和最有效的保障，对保障我国食品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前提

从农副产品生产环节来看，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小”与“散”制约了农业标准化生产，增加了农副产品安全生产风险。农副产品是食品安全的源头，农副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对于保证食品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实践表明，我国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典型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我国农业的迅速崛起、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粮食安全的保障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我国农地资源的稀缺和人口众多的人地矛盾，均田承包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造成了我国农地使用的过度细碎化和农地经营的超小规模化。这种超小规模化的生产状态不仅加大了农业生产和收割的难度，减低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制约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农业专业化和精细化生产的发展，而且可能造成同一品种在不同人家种植、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质量不一样，严重制约了农副产品标准化的推行，增加了农副产品安全生产风险。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标准化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内外农业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农业标准化生产是提升农副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保证，从而可以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3.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为农副产品生产的安全监管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主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分散小规模生产，使得农民对农副产品生产与企业对食品加工的环节相分离，非常不利于政府食品安全的全程跟踪监管，从而导致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成本过高。现阶段，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广大农村生产的原始食物产品，容易导致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多头监管与协调矛盾等诸多问题。虽然在一些地区推行了“公司+农户”的模式后，食品加工企业与广大农户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但二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比较松散，并非完全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企业也难以将产品质量标准延伸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对政府管理部门而言，一方面，质检部门负责监督和处罚企业加工环节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但却没有权力去直接监管农户的生产环节中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而容易造成对食品安全问题责任的相互推诿。另一方面，农业管理部门对分散的农户进行食品安全监管却又不到位，最终造成无法实现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有效监管，同样增加了食品安全生产风险。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使农业标准化生产，这就要求在农业生产工程中使用统一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农副产品具有统一的质量标准，为监管部门的安全监管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效降低了农副产品安全风险。

4．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构建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一个能够连接生产、检验、监管和消费各个环节综合系统。［10］消费者通过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可以了解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的食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提高消费者放心程度。监管部门可以通过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追溯问题食品的来源及出现问题的具体环节。因此，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有效办法。然而，我国农地使用的过度细碎化和农地经营的超小规模化使得农副产品的追根溯源非常困难。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使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化，从而为食品安全追溯提供了有利条件，进而为保障食品安全提供了有效屏障。由此可见，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提升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首先，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使农业生产经营走向企业化和标准化，从而使每个生产企业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直接对象，这就为食品安全追溯提供了必要的保证。由企业把关食物产品，对生产环节进行严格的标准化规定，起到了直接筛选的功能。再次，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规模化，进而促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械化作业在农业生产中得以广泛应用，最终从产品源头上减少了因滥用农药化肥以及饲料添加剂等带来的农副产品受污染的安全风险。第三，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又能够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从而可以有效减少农业生产者出于生产利润压力进而违反食品安全法规事件的发生。另外，农副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为其进入现代化物流、贸易和销售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其生产的农副产品的品质也就必然有了相应的保证。

三、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中分家习俗造成了

我国农地经营的细碎化，阻碍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由于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为公平起见，一般会根据土地的肥瘦、距离居住地远近等分为不同的类别，采取好坏、远近搭配的方式使每个家庭分配到不同类别土地。在我国农村分家时，原来家庭的土地也会依照土地的肥瘦、距离居住地的远近等标准被分成多个部分，分开的每个子辈家庭将分到不同类别的土地。这样就导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本就细碎化程度较高的农地进一步细碎化，每个单一地块面积较小，使得农地过于分散，从而形成普遍的“超小型”的土地经营格局，土地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使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规模化种植、机械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限制了劳动生产率、土地的产出率和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已成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制约因素。实践表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固有局限性已逐渐暴露出来，是阻碍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和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11-13］

2．农地流转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和基础

要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可耕地，因此，要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应从解决农地流转为切入点，从而引导和实现农地的适度集中。即通过农地流转，使分散、零星的地块逐步集中形成一定规模，促进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为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和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把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诸环节有机衔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而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与社会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有机、安全、高效农业和特色农业，建立规模化生产基地，促进农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生产和标准化经营，从而提升农副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四、结语

农地流转范文篇10

乡村组织面临的新困境

从中可以看出，乡（镇）政府的职责范围几乎囊括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农村土地流转之后，农民的利益诉求发生了新的变化，作为与农民直接打交道的乡村组织，其职能也要求随着农民利益诉求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在我国农业税费改革之后，作为乡村组织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的“三提五统”取消了，乡村组织在从上级得不到足额的财政拨款，从下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的情况下，无法有效进行本辖区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从而使乡村组织面临着新的职能困境。1．工作中维稳的压力增大农村土地流转之后，农业生产将会投入更多的机械、资本和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投入将会大大减少，这一方面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机械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这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除了少数人能够作为现代农业工人参加经营流转后的土地耕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只能通过第二或者第三产业转移，或者谋求其他的就业渠道，或者只能闲置在家。但是我国现在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吸纳足够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在我国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成熟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完善的时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产生的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成了农村社会安定的隐患，没有合适的职位安置他们将使得乡村组织面临很大的维稳压力。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因为农村土地流转而导致的群体事件，这增加了乡村组织处理这些事件的成本，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乡村组织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乡村的隐形风险加大。［1］2．工作质量不高且效率低下目前形势下，农户一般通过土地互换、土地出租、土地股份合作、土地入股和土地转包等五种形式实现土地流转。［2］在土地流转过后，大部分农民基本不再耕种土地，也就说通过土地对农民束缚已经基本不可行了，农民外出务工没有了后顾之忧，这会促使大量的农民走出农村，以致于长期居住外地。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往往会面临着找不到本人的尴尬局面，这会使很多工作没法开展，上面出台的政策传达不到村里，或者即使能够传达到村里但真正能够领会政策精神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务工，导致政策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出现这种情况后，很多乡村干部表现出了工作不积极、“消极怠工”，甚至很多乡村干部把自己放于一个有利位置，工作中不作为或者少作为。3．职能模糊不清土地流转前后，乡村组织工作的重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流转前，乡村组织主要完成诸如税费收取、计划生育、普九达标等任务，而这些任务一方面十分明确，另一方面乡村组织乐于要坚决的完成，因为这些任务指标是与他们的工资相挂钩的。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乡村组织结合成利益的联合体，它们互帮互助。但是在土地流转之后，乡村组织任务中重要的“税费收取”没有了，这等于直接切断了他们很大一部分经济收入来源，导致他们工作积极性的下降。另一方面，现在“维护农民利益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3］乡村干部工作时必须首先考虑农民的利益，一切从农民出发。这导致原来一些软指标现在却成了硬指标，比如传达上级指示、提供公共服务等现在成了乡村组织工作人员工作的重点。但是这些软指标没有具体的考核标准、难以量化，乡村干部在开展这些工作时也没有具体的指导标准，很多都是靠领会，自己琢磨，这导致了原来的软指标现在“硬”不起来，乡村干部大多感觉这类工作没有意思。四、乡村组织的职能展望农村土地流转是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制定的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利益、激发和调动种田能手积极性以及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这一政策的实施带动了农民和乡村组织，城市和农村等各方的互动博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乡村组织职能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1．建立乡村基层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保障机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的大量劳动力剩余是土地流转有效进行的阻碍因素，只有妥善转移安置了土地流转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有效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乡村组织应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谋求职位，并且给他们办理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农村社会福利，解决他们走出农村的后顾之忧。［4］［5］另外，考虑到中国人的安土重迁情怀，乡村组织也可以自己发挥造血功能，吸引外地投资，创办乡镇或者村组企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安置。2．建立乡村组织工作人员奖惩机制虽然乡村组织工作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但他们也符合基本的“经济人”假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后，针对很多村民常年不在村内，乡村干部工作难以展开的事实，应该让乡村干部明晰自己的职能定位，尽力对留在村内的村民做好服务工作。“急村民之所急、想村民之所想”，是乡村组织工作者必须要树立的工作理念。但是现实中，乡村干部是村民与上级组织沟通的桥梁，既肩负着把农民需求反馈给上级的重任，又需要传达上级对农民需求作出的指示以便及时解决村民的问题，其工作是十分繁重的。因此，应该完善对于乡村组织工作人员的奖惩机制以保持他们工作的积极性。3．建立乡村组织工作人员工作考核机制明晰职权，确定每一职位的考核标准体系是乡村组织职能转变的工作重点。职位重叠、职责不清是乡村组织在目前工作中面临的重要难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之后，原来乡村组织工作的着力点已经转移，在我国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前提下，乡村组织也要按照这一目标努力，并且乡村组织处在最前沿，其所要做的工作更加细碎，需要乡村组织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土地流转后当地的新变化来明确其职能。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职能确定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确定量化考核指标，以便考核工作人员的绩效，防止他们感觉工作“没意思”。五、结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发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又一次有关土地制度的改革，被誉为新时期的“土地革命”。在这次土地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以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为主要内容，其中会涉及到多种流转方式的进行。农村土地流转之后，乡村社会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例如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进一步减少，农村空心化进一步加剧；乡村社会治

广西石山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策略

1．加强石山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石山地区新农村建设提供保障山地特性造成交通的阻碍，广西石山地区发展落后，形成与外界交流少的封闭状态。改善石山地区交通条件，是石山地区首要的基础性建设。此外，我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灾区分布广，灾害发生频率高。山区又是自然灾害发生的严重区，灾害种类较多如滑坡、泥石流等。2010年各省份滑坡次数统计中显示广西排名第七，共发生587次。自然灾害不仅对山区居民造成生命威胁，且加剧了石山地区贫困的压力，加深了石山地区环境破碎和山区与发达地区隔离的鸿沟。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对石山地区灾害的基础研究，普及农村灾害防御宣传，开展石山地区灾害性评估，建议农村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建设，完善石山地区的抗灾救灾体系。为石山地区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建立正确的政绩观，为石山地区新农村建设应在良好的生态屏障石山地区的生态屏障建设是一项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工程。生态屏障是广西石山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因素。但在目前的广西石山地区生态屏障建设中，综合性思维较弱，主要体现在各个部门之间缺乏综合的观念，热衷于搞单打一，从而导致工程缺乏统一规划，无法综合整治。如在自然保护中旅游部门、地方政府强调游客数量和和收入，与环保部门对该区域的保护相冲突等。因此，在强调石山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一定要杜绝边喊“贯彻科学发展观”，边搞“人定胜天”一味追求GDP的政绩观。应做到因地制宜，统筹规划，科学发展，实现部门与部门间的积极合作。在对待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时应采取宜荒则荒的态度，实现可持续发展。3．重视开展新农村建设的宣传工作，培育群众参与新村建设的意识石山地区新农村建设主力军是当地的广大农民群众，其积极性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广西石山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定的文化氛围，再加上广大石山地区政府财政方面的压力，农民群众在石山地区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近些年新农村建设的宣传力度不够，许多农民群众都不理解甚至没听过“新农村建设”，造成了石山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困境。因此，应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宣传工作。在培育群众参与建设新农村意识方面应重视以下几点：（1）增强群众的发展意识。发展意识的增强，可以把每个家庭、每个农户变成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单元，使新农村建设的根基深植于广大农村的千家万户。（2）培育群众的文明意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新农村建设是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基础上还要做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这就要求农民群众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实践者，也必然是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3）提高群众的民主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也就是提高广大农村群众参与基层民主建设和管理的过程，这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第四，加强农民群众的生态意识。由于广西石山地区经济社会水平发展较低，不能有效地满足当地农民的需要，往往出现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生态环境的现象。增加农民生态意识有利于保护和促进石山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如位于南宁市马山县的弄拉屯素有“地无三尺平，山无三寸泥”之称，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高寒石山区。当地之所以能保持“山清水秀生态美”的良好生态，是由于这里的群众生态保护意识较强，早在50多年前就意识到破坏生态环境的严重后果，从此开始封山育林，保护植被，同时栽竹种果，移植中草药，修建沼气池，使这里原有的灌丛、荒山恢复成繁茂的森林，并逐渐形成了“山顶林，山腰竹，山脚药、果，地上粮”的立体生态发展模式，被称为石漠化山区环境绿化、治理的“弄拉模式”。4．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广西石山地区因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该地区新农村建设要因地制宜，探索一条适合本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道路。近年来，乐业县因地制宜，依托境内独特的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种植猕猴桃、薄壳核桃、砂糖桔等特色优质高档水果。目前，全县种植面积达17．3万亩，预计年产量7693吨，年产值2670万元。“十二五”期间，该县将发展猕猴桃3万亩，砂糖桔5万亩，薄壳核桃5万亩。为实现这一目标，该县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发展猕猴桃、薄壳核桃、砂糖桔等特色产业的优惠政策，如：对农户调整稻田、玉米地发展种植猕猴桃、薄壳核桃、砂糖桔的地块，政府无偿提供种苗扶持、补助产前三年粮食收入和猕猴桃种植搭架费用，同时还将修建水利设施向产业种植区倾斜。这些优惠政策将极大地带动农民发展特色水果产业的积极性，为该县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本文作者：徐登云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精品范文

1农地金融论文

2农地承包法

农地流转范文10篇

农地流转范文篇1

农地流转范文篇2

农地流转范文篇3

农地流转范文篇4

农地流转范文篇5

农地流转范文篇6

农地流转范文篇7

农地流转范文篇8

农地流转范文篇9

农地流转范文篇10

热门标签

相关文章

精品范文

相关期刊

私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