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金融论文十篇

农地金融论文篇1

农地的不同入市途径会衍生不同的金融需求，所以分析农地入市的金融需求需要结合具体的入市途径。对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而言，如果真的实现了与国有土地的同权同价，那么其入市的途径将与国有土地一致，即首次入市和二次入市都可以通过出让、出租、入股、抵押等形式实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重点讨论农地的二次入市，但若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首次或二次入市途径一致，那么其金融需求不会有重大差异，所以下文对此不再区分。对以宅基地为主的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而言，由于法律将其转让限定在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其直接入市不仅存在较大的体制障碍，而且政策也未对此改革方向提出更深入的意见，所以我们预计，非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的直接入市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难以成形，以土地增减挂钩和地票交易为主的间接二次入市模式仍是主流。下文就结合这几种入市途径，具体分析其中的金融需求。

（一）信贷需求由于农村资金外流等状况的存在，农村经济组织尤其是农民贷款难一直是我国金融领域的难题。按姚长存（2012年）的测算，我国银行业对全国小型企业的整体信贷覆盖率大致在5.5％～6％，对乡镇企业的信贷覆盖率低于2％，影响其贷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抵质押物缺乏。随着农地可入市，这一瓶颈问题将获得缓解的可能。对拥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经济组织或个体而言，在需要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时，将可以选择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对拟进行农地交易的买卖双方而言，供方将可以用土地作为抵押申请资金进行前期的投资，以更好促成交易；需求方也可以在土地成交后以该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申请银行信贷支持，置换其已占用的资金，缓解流动性压力，甚至可以申请做成按揭贷款模式。在土地增减挂钩和地票交易中，这种信贷需求更为强烈。尽管两种操作模式存在“先占后补”和“先补后占”顺序上的巨大差异，但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运作周期都较长，且在项目前期整合复垦农民宅基地和公共建设用地、安置农民阶段，都需要垫付巨额的资金。尤其是在地票交易中，如果农地不能作为抵押物，那么在取得地票之前，将很难获得信贷资金支持。即使是取得地票后，如果不能及时拍买到国有建设用地，那么地票就很难变现，将一直占用着企业的资金，形成企业巨大的资金压力。这也是我国现阶段土地增减挂钩以及地票交易存在“烂尾”项目的重要原因。农地入市后，增减挂钩项目或地票交易项目只需在完成第一阶段的安置农民甚至在与农民签订安置协议后，就可用拟复垦的建设用地作为抵押申请信贷支持，在复垦验收完成取得地票后，只需再将抵押物置换为地票即可。这就相当于打通了农地置换过程中的整个资金运转链条，有利于确保整个项目的顺利实施，实现农民、项目运作方、银行的多方共赢。

（二）投融资顾问需求这一金融需求大多源于农地的需求方，尤其是已经与银行建立业务往来的需求方。当客户因经营战略需要，拟购买、租赁或吸收农地作为出资入股时，出于专业与谨慎的考虑，往往需要对相关决策进行独立第三方的评估，从而产生聘请顾问的需求。目前大型商业银行普遍都提供有该种类型的咨询服务，在提供该类型服务时，银行会对客户进行细致的尽职调查，并对客户相关决策的前景、风险进行充分评估，最终对决策可行性出具专业意见并提供合理操作方案。从客户角度来说，聘请银行提供投融资顾问服务，有利于银行加深对客户经营与财务状况的了解，从而有利于双方扩大合作，如建立信贷业务往来等，这是银行从事该类型服务较券商类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此外，站在农地供给方角度，进行农地入市方式决策，是选择转让还是出租、联营、入股等，往往也涉及较为专业的研判，也会滋生投资融决策顾问需求。最后，由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客户基础广泛，且对客户了解程度较深，当某一客户存在购买或出让特定类型农地的需求时，商业银行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居间信息服务。总之，随着农地入市项目的逐渐增多，围绕农地投资、转让、出租、购买等顾问服务需求会大幅增长。

（三）资金托管需求这一需求主要出现在农地转让、土地增减挂钩以及地票交易项目中。农地转让过程中，由于涉及土地权属的审验、登记、变更等多个环节，完成整个流程往往耗时较长。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意外事件都可能导致交易中断。所以，对农地购买方而言，交易协议签订后，即将全部地价款支付给卖方存在交易中断后不能及时收回价款的风险；而对农地的出让方而言，也存在农地权利变更后不能及时足额收到价款的风险。此时，对地价款的资金托管需求自然产生。在双方签订交易协议后，农地的转入方就可以将全部或约定比例的购地价款存入指定托管账户，非双方同意该资金不能划转，直到农地权利变更完成，银行直接将托管账户中的资金转入卖方账户。同理，在土地增减挂钩和地票交易中，由于前期宅基地的收集、整理、复垦需要较长的时间，从项目启动到与所有农民签订完宅基地置换协议之前，存在对土地补偿款及安置费用进行托管的需求。这样有利于打消农民收不到价款的担忧，也保证了万一项目中断对项目方形成的损失，确保整个交易顺利实施。

（四）支付结算需求支付结算需求是农地入市过程中最基本的金融需求，也是最常见的需求。从农地转让中的一对一支付结算，到土地增减挂钩或地票交易中的一对多支付结算；从一次性支付价款，到分期定时支付或分期不定时支付，农地的不同入市途径会产生不同的支付结算需求，且这种需求呈现出越来越“个性化”与“定制化”的特征。受益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中央对“三农”金融领域的重视，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大型商业银行已将基础金融服务覆盖到了几乎所有的县域，即使是在暂时不能提供物理网点服务的乡村或边远山区，农业银行也都基本覆盖了“惠农通”等专用金融机具，可以满足村民任何时候足不出村的资金查询、转账与小额取现需求。也就是说，无论农地入市中的资金支付结算需求涉及到多偏远的乡村，也不论其需求多“个性化”，以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大型商业银行都具备提供优质服务的能力。

（五）资金理财需求理财需求是由农地入市而衍生的金融需求。不论采用何种入市途径，一般都会涉及大额的资金往来，加上农地的出让方往往是农村居民或乡镇企业，投资经验普遍缺乏，投资意识相对薄弱，风险偏好也较为稳健，随着土地价款的到账，其资金很可能沉淀在账户上，从而产生保值增值的理财需求。尤其是在土地增减挂钩或地票交易中，宅基地被置换的村民往往集中收到大额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费用，如果没有合理的投资渠道，这笔款项很容易被挥霍掉，如我们在媒体上经常见到的“被征地村民获得补偿款后返贫”的故事。所以商业银行在完成对农地价款的支付结算后，可进一步进行专项理财营销，既帮助农民获得投资渠道，也将资金循环在了自身体内。此外，对前述农地入市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托管资金，商业银行也可为其配套专项理财方案，满足客户资金增值需求。

（六）资产证券化需求资产证券化需求既可能来自于农地转出方，也可能来自于商业银行。来自于农地转出方的土地资产证券化是一种资产支持型证券化，银行可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信贷支持、托管、结算、理财等金融服务，不过对运作方要求极高，目前在我国基本无法实施，所以真正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是银行主导的农地抵押贷款证券化。基本原理为：银行将农地抵押贷款出售给某一特殊目的实体（SPV），由该SPV对贷款打包组合并发行证券，再经过增信和评级后，将证券向社会或特定机构发售。由于实施土地抵押贷款证券化后，可减少原农地抵押贷款对商业银行资本的占用，有利于银行投放更多的贷款，支持更多的农地入市，所以对农地入市的买卖双方和银行来说，都具有支持证券化的理由。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还处在证券化业务试点阶段，但已取得较好效果。我们预计，随着试点的逐步深入，这一金融需求将快速增长。此外，农地入市后，将农地委托给信托公司经营管理的农地信托模式（如中信集合信托计划1301期）；以农地换取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农地社保化模式（如宁夏永宁征地农民养老项目）；甚至由银行系的融资租赁公司根据客户需求，投资农地并租赁给客户使用的情形都可能出现并获得发展，由此可为商业银行的业务开展创造更大空间。

二、商业银行服务农地入市的策略

一是区域策略上，应渐次推进，避免一哄而上、全面放开。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度、土地市场活跃程度甚至居民恋土情结差异巨大。在东部沿海地区，城乡一体化特征日益鲜明，长期以来以隐形和间接方式实现农地入市的各种实践，已经活跃了当地的土地交易市场，深化了当地居民对农地流转的认识，农地入市的各种技术条件事实上均已具备；在中部地区，随着产业梯度转移的加快，以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为代表的建设用地增长正逐渐成为推动当地农地入市的主要动力；在西部地区，政策支持的农地入市试点早已开展，相关配套机制也一直在持续完善，但受制于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的薄弱，在试点地区之外的农地入市仍然存在市场需求不旺和居民意愿较低的双重压力。对商业银行而言，农地是新事物，加上其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对农地入市的支持尤其是信贷支持应采取稳步推进的策略，不能一哄而上、全面开花。我们认为，在东部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可全面放开农地入市的金融服务支持，但需制定严格的业务操作规范；在中部地区，可重点选择经济基础好、有成熟工业项目和产业支撑的地区进行金融服务试点，为全面开展业务积累经验；在西部地区，业务范围可暂时限定在政策试点地区，并在提供金融支持时，尽可能引入政府的增信。

二是客户选择上，应优先支持信誉高、实力强、管理规范的运作主体。农地的资本密集属性，决定了商业银行在筛选运作主体时，应高度重视客户的资金实力以及良好的投资经验，并优先支持利用农地进行实体投资的运作主体；农地的政策密切性，又要求商业银行高度重视运作方的管理规范性与内控体系的健全性，以尽可能避免操作不规范而导致的政策风险；农村经济组织或农民对农地尤其是宅基地补偿的高度敏感性，还要求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运作方的信誉以及历史信用记录，并优先支持高信用等级客户，以尽可能降低发生的概率。我们预计，禁锢农地与“市”隔离的门槛一旦被打破，必将在短期内迸发出巨量的金融需求尤其是信贷需求，这就更要求商业银行要以审慎和稳健的眼光去选择和评估客户。对商业银行而言，尽管信贷业务是农地入市供求方最可能需要的服务，但在信贷支持尚不具备条件的前提下，应尽可能营销客户的支付结算、资金托管和投融资顾问等中间业务需求，通过提供中间业务加深对客户的了解，再寻求进一步的深化合作。

三是项目筛选上，应重点支持规划清晰、市场前景广阔的入市项目。选择了好的客户后还应该优选项目。由于我国土地实行用途管制制度，所以在审查农地入市项目时，应特别注意拟支持项目的土地使用规划，并选择规划明确、用途合规、有市场潜力的项目进行针对性支持。我们建议，可从以下项目中重点选择：一是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的科技型、集约型现代农业和种业用地项目；二是立足新型城镇化的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构建、新农村建设以及特色资源开发的城镇化建设用地项目；三是大型企业在农村地区的落地公司或子项目，环境友好、低耗能、低污染的环保型项目，以及承接城市地区产业转移的优质工业化用地项目；四是以农村物流体系、现代交通、通讯、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为重点的信息化建设用地项目；五是为大型企业集团做配套产品和服务，有独立技术含量的配套型用地项目；六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在农村地区建设生产基地、延伸产业链条的用地项目。

四是服务内容上，应对接好客户需求，注重服务的综合化与多元化。除传统信贷外，还应加大对客户多元化金融需求的挖掘与开发，实现真正全面理解客户需求，按需营销。一是要注重供求双方的服务营销。如为农地的需求方提供信贷资金支持时，可同时向供应方营销专项理财服务。二是要注重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的制定。从决策阶段的投融资顾问到具体入市操作中的信贷资金提供、资金托管和结算支付，以及项目结束后的理财和还款计划，应结合客户的具体资金流转匹配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实现对客户多角度、全方位的需求全覆盖，真正做客户的“财富管理专家”和“金融资源整合商”。三是要注重及时创新产品和服务。农地入市的具体操作千差万别，新的入市模式也会层出不穷，商业银行除要及时做好产品和服务对接外，还要加大对市场运行趋势的前瞻性研判，并要能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习俗，因地制宜地创新出区域性产品和服务。我们认为，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农民恋土情结仍然强烈的今天，以农地换取社保和不涉及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农地信托、证券化模式将更能获得农地拥有者的青睐，围绕这方面的金融需求，商业银行可提前做好准备。

五是管理手段上，应注重技术支持和相关配套机制的构建和完善。作为金融服务的新领域，农地金融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还需要计量技术、风险管理、政策建设等配套机制的支持。一是在计量技术上，首先要解决农地的估价问题，这一问题在现行的业务实践中尚属于空白。我们认为，影响农地价值的最主要因素包括地理位置、所处区域土地市场活跃程度、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当地房地产市场趋势等。在具体估值技术上，可考虑市场比较法（以相近区域的农地历史成交价格乘以一定修正系数获得，适用于已有交易记录的地区）、未来收益法（以农地入市后的未来一定期间内产生的收益折现后获得）、成本法（以上缴政府的土地管理费加土地开发费、税费、利息以及合理的开发利润确定）等。二是在风险控制上，业务开展前，应对业务的风险容忍度、信贷限额、经济资本占用率等进行详细的测算、论证与说明，并建立有定期的监测体系，及时反馈业务开展中的问题并修正，确保将业务风险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内。三是在政策完善上，应提前做好现有相关制度的修订，将农地纳入抵质押担保体系，制定合理的抵质押率，明确抵质押物估值变动时的处理措施以及具体业务流程。

六是资源保障上，应建立并持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激励约束等机制。一是应配备充足的客户经理，满足业务开展所需的人力支持。业务前期，应尽可能选配熟悉农村市场、业务素质较高且具有固定资产业务经验的人员进行项目调查，逐步积累经验后再培养新人。二是在资源配置上，应给予农地金融业务以适当优先考虑。首先在信贷资源配置上，限额内需求应尽可能满足，确保全行整体业务能维持在一个事先规划的规模水平；其次在费用配置上，应给予农地金融业务一定的弹性，满足新业务开展初期可能出现的多次调查、论证的情形。三是在激励机制上，应适当提高业绩奖励系数，鼓励客户经理投入更多精力钻研业务，同时要制定合理的尽免职规定，适当放宽风险追责，慎用处罚措施，减轻客户经理对新业务“不愿做、不敢做”的畏惧心理。四是在业务培训上，除定期组织客户经理进行业务交流，讨论各自好经验、好做法以及相关风险点外，还可适时聘请土地管理部门、行业专家进行农地政策、估价技术、风险防范等知识的讲解，持续完善农地金融业务的智力支持。

三、结语

农地金融论文篇2

关键词:宏观金融效率;微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Abstract:For agricultural finance is the short plank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Efficiency is thekey problem of Chinese financial development,as a result,it grasps thehinge to discuss Chinese agricultural fi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iciency. Aiming at the interfluve between 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and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and based on the short plank of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this paper tr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Is 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consistent with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Firstly,the paper applies regressive analysis and Panel-Data model on divided economic zones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Guangdong Agricultural Credit Societ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outcomes of Panel-Data model are more notable than ones of regressive analysis,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economic growth in Guangdong province. Secondly,the thesis compares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 of Guangdong Agricultural Credit Society with four state owned banks.We find that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 doesn’t consistent with 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

Key Words:macro-financial efficiency,micro-financial efficiency,empir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F83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1-0074-06

一、引言

资源配置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范式。Koopmans(1957)将资源配置效率划分为宏微观两个层次,其后在微观层面取得较大的进展: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Charnes (1978)的DEA方法、Berger 等人(1994)将上述研究成果引入银行效率研究;作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特殊形式,以Fama(1965)的有效市场理论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信息(资源)效率自成一体。相比之下,宏观经济效率与宏观金融效率离实际应用均有一段距离。

尽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Levine等,1997)强调金融功能观(Merton,1995)、法律因素与金融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仅以储蓄――投资转化率(SLR)等单指标代替宏观金融效率。近年来,李广众和王美今(2003)、王志强和孙纲(2003)、沈军(2006)等人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沈军(2006、2008)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框架下,从系统与资源的双重视角构建了金融效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体系。

在微观金融效率研究方面,Berger和Humphrey(1994)与Young(2001)等人通过研究证明,X效率是决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至关重要的因素。Rangan et al.(1988)运用DEA方法检验了215 家美国银行的技术效率;Sathye(2003)对印度的银行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国内学者(魏煜和王丽,2000;秦宛顺和欧阳俊,2001;张健华,2003;王艳颖,2004;刘汉涛,2004;朱南等,2004;王聪等,2007)借鉴国外研究的先进成果,运用DEA方法(及其改进)、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银行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虽然研究银行效率的文献较多,但由于投入――产出中采用的变量不同、采用的实证方法不同,使得现有的结论不能得出比较一致的观点。为此,一些文献在实证方法与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上进行了有益的改进。在实证方法方面,平衡计分卡原理、二次相对评价与“超效率”模型以及标杆管理等原理与方法被用来弥补DEA方法本身的不足;在变量选取方面,不少文献注重把握银行与一般企业的区别。

尽管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紧密相关,但上述文献梳理充分表明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已出现分野。由此我们很容易提出这样以下问题: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的关系到底怎样?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吗?中国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在该问题上更为突出吗?

相对而言,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Glenn D. Westley(1997)对拉丁美洲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政策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表明,信用合作社的绩效主要依赖于债务人的还款激励和影响信用合作社审贷能力的其他因素。Neil Esho(1999)以澳大利亚为例分析了合作金融机构成本效率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债券类型、规模、期限、平均存款规模、利率差是相对成本效率的显著的决定因素。Gunter Lang(1999)用基于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德国合作银行之间的并购效率。结果发现,被并购银行的效率要低于相同规模银行的平均水平,但接管银行几乎相当;不能证明并购有明显的效率收益,但并购公司的差异将逐步缩小。

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对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证研究文献较少。徐笑波、郑英陶等(1994)论述了中国农村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基本上属于定性描述,实证上也只是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相似的研究有宋宏谋(2003)。张兵、朱建华等(2002),姚耀军(2004)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大多支持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针对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研究出现的分野,聚集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我们探求两种效率之间的关联。为此,本文从宏微观金融效率两个方面探讨了广东农信社的金融发展。一方面,考察广东农信社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广东农信社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是否促进了广东农村经济的增长:其一,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广东省农信社作为一个整体对广东农村经济的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其二,根据所得数据,将农信社所在地区分为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将广东农信社的微观金融效率与四大国有银行的微观金融效率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宏观金融效率是否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的问题,从而将金融效率研究拓展至新层面。本文最后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走效率型发展之路的若干设想。

二、广东省农信社宏观金融效率实证研究

广东省农信社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所代表的宏观金融效率研究从两方面展开:

第一,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广东省农信社作为一个整体对广东农村经济可能存在的促进作用;

第二,根据所得数据,将农信社所在地区分为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1993-2004年广东全省农信社以及广州、东莞、中山、珠海、佛山、江门、汕头、潮州等十八个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按照广东省十八个市的农信社相关数据,我们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等三个地区,其中,发达地区包括广州、佛山和东莞;较发达地区包括江门、茂名、惠州、汕头、湛江、中山、珠海以及肇庆;欠发达地区则包括韶关、潮州、阳江、梅州、清远、汕尾和河源。根据以下实证分析所选取的变量,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和相关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资料中心、《中国统计年鉴》(2004光盘版)、《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中宏数据库(高教版)、中国经济信息网等。文中的计量分析均使用Eviews5.0。

(二)回归分析

1. 变量选择与定义。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节实证分析的目的是要揭示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我们将使用两组指标,一组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状况,另一组则反映农村经济增长状况。本节先以广东全省数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再通过地区的划分进行panel-data模型分析。具体指标包括:

(1)合作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发展规模首先可以通过金融资产的绝对数量及其人均金融资产额来衡量,而基于一国国民财富扩展的金融发展规模则通常采用戈氏和麦氏两种指标来进行衡量。Goldsmith(1969)提出金融相

关率(FIR)概念,其完整表达式为M2+L+S / GNP,其中M2 为货币存量,L为各类贷款,S为有价证券。麦氏指标则是指McKinnon(1973)在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时所使用的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Levine 和Zervos (1998)认为,M2与GDP的比值即不能度量负债的来源,也不能度量金融系统的资源配置,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金融部门的功能,进而他们认为银行信用是度量金融发展的有用指标。Arestis、Demetriades 和 Lintel (2001)考虑了在不发达国家国内信贷的作用,而设计了L/GDP这一指标。国内学者(2002)、李广众、陈平(2002)以及史永东、武志等(2003)也利用该指标来进行相关研究工作。本文参考上述指标,得出了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农村合作金融相关率,表示为RL/RGDP。其中,RL表示农村合作金融的贷款余额,RGDP表示农村GDP。该指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上是正向关系,即金融相关率越高,贷款规模越大,就可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具体计算时,RL为广东省农信社年度贷款总量,由于广东省尚未开展农村GDP的统计,本节以按行业增加值计算的广东省农业GDP来代替 。该指标简记为RFIR。

(2)合作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结合王志强、孙刚(2003)的研究,本节中的金融发展效率是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即存贷比(deposits-loans rate),该指标简记为DLR。理论上分析,若金融发展效率越高,则意味着该指标越小,即存款转化为贷款规模的比例越大,或是贷款增加幅度大于存款增加幅度,将更好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具体计算时,则为广东省农信社的年度存款与年度贷款的比值。

(3)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是用GDP增长(Cheng,1999;Darrat,1999;Ram,1999)或用人均GDP的增长(Jung,1986;Denetruade and Hussein,1996;Odedokun,1996)来测量经济的增长,朱琴华(2001)提出了对我国进行农村GDP核算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由于目前没有广东省农村GDP的数据,本节考虑以农村人均纯收入来作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指标,记为RINC。

2.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我们先对所选取的变量及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得到一些直观的结论。具体见图1、2、3。

图1体现了1993-2004年广东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图2说明了1993年以来,尽管金融相关率指标有一定的波动,但整体上看广东省农信社贷款规模呈大幅上升之势。其中,1995年该指标较低,为120%,而2002年的相关率指标高达195%。由图3可知,在样本期内存贷比指标的值都大于1,而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农信社把从农村地区吸纳的存款转化为贷款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规模在不断提高。

为了减少数据变动幅度,我们对RFIR、DLR、RINC三个指标取自然对数值,分别记为LNRFIR、LNDLR、LNRINC。如图4所示,图中的三条折线分别反映了我国1993-2004年广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LNRINC)与广东省农信社发展规模(LNRFIR)、发展效率(LNDLR)之间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民人均收入与农信社发展规模、发展效率均为正相关关系,也验证了上述的理论分析。

3.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还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简单相关系数的计算,试图反映出农村经济增长与合作金融规模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具体结果见表1。

表1所显示的系数符号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农信社发展规模与发展效率指标均与农村经济增长指标呈现出正向关系。

4. 回归结果及因果关系分析。

(1)回归结果

回归模型以LNRINC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LNRFIR和LNDLR为解释变量,来反映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Eviews5.0软件提供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以上变量进行拟合,得到主要结果综述见表2。

表2说明了当解释变量为农信社发展规模时,它与农村经济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规模提高1%时,农村经济增长也相应提高1.18%;当解释变量为农信社效率,效率提高1%时,推动农村经济增长0.91%,得出的结果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即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只不过我们这里特别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农村经济的增长是否也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规模和效率的提高呢,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分析。

(2)因果关系分析。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理,我们分别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5. 简要结论。通过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知,在样本期内,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较好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这说明了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的主体,是农村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它对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实证分析也反映出农村经济增长不是农村合作金融规模扩大的格兰杰原因,这也表明了农村合作金融并没有随农村经济增长而发生相应的质的变化,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增长。

(三)Panel-data模型分析

前面我们以广东全省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农信社规模与效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那么,在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信社对当地经济的促进效应是否与上述分析是一致呢?结合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本小节把广州、佛山、东莞等十八个城市分为经济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并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农信社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影响。

1. 数据处理。按照广东省十八个市的农信社相关数据,我们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发达、较发达和欠发达等三个地区。同时,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信社规模以及农信社效率等三个指标分别取其平均值来进行具体分析。

2. 确定模型形式。我们判断是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这一过程主要利用Hausman检验来完成。

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H0是:个体效应与回归元不相关,即随机效应。选择如下检验统计量:

其中, 和分别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中的系数向量,而 和 分别为和的方差阵。

和、和可以有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直接得到。同时,服从 分布。

根据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由(1)式计算可以得到LM=21.2148,而在95%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为5.99146。所以拒绝原假设,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3. 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运用Eviews软件中panel-data模型中固定效应分析方法,我们得出广东省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农信社规模和效率的估计结果,详见表6。

从上述结果,我们可以发现panel-data模型的分析要比回归分析的结果来得更加显著。与回归分析结果相比,农信社规模与效率对农村经济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能是由于panel-data模型分析中的样本容量增多,使得结果能较准确地反映现实;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从截距项看出,发达地区的农信社对当地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较发达地区的作用次之,欠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就相对小些,这一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也是相符的。相对而言,随着农村改革进程的深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农村发达地区对资金有较大需求,其中不少来源于农信社贷款,极大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广东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分析

限于数据的可获性,本文未严格区分微观效率与绩效两概念。在衡量金融机构经营绩效指标方面,国内大多数学者运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当年利润与农信社总资产的比值)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当年利润与农信社净资产的比值)等财务指标来进行分析,也有一些研究同时采用上述两个指标。结合笔者所采集的数据,本文分别采用ROA和ROE指标来衡量广东省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并与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对比。

对原始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具体结果详见表7。由表7 可以清晰地看出,1993-2004年,广东农信社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分别-0.002117、-0.160180,均为负值,这反映了样本期内广东农信社的整体绩效较差。其中,总资产收益率的总体变化和波动幅度并不大,而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相对比较大;其次,样本期内广东农信社总资产有了明显增加,2004年的总资产约为1993年的6.6倍;再次,广东农信社的不良贷款规模也比较大,样本期内的不良贷款率平均值为36.85%,同时,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也相当大。这也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广东农信社的贷款投向不很理想,有相当一部分的贷款成为不良贷款。另外,从广东农信社的法律诉讼费用来看,样本期内的均值为1021.25万元,从统计曲线看,1993到2002年呈直线上升之势,2003年有所回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信社相应诉讼案件也在不断增加。我们还选取了1997-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ROA和ROE指标与广东省农信社相应指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广东农信社的ROE指标明显低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具体结果见表8。

四、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相关结论

本文以广东省农信社以及18个城市的农信社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微观金融效率状态,分析结果基本上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实证支持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变量的选择、模型的设定以及数据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未对影响农村合作金融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点主要结论:

1. 农村合作金融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这一点在广东省分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这也从相当程度上说明广东农信社的宏观金融效率较高,该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限于数据的可对比性,本文运用ROA和ROE指标为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的替代指标,并与四大国有银行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农信社微观金融效率较低,该结论也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吻合。

2. 农村金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短板,从效率角度探讨农村金融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广东农信社的相关实证研究否定了“宏观金融效率与微观金融效率一致”的命题。

(二)政策建议

1.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一系统工程,从系统上重新构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将为全面提升中国金融效率进而促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奠定基础。白钦先(2004)提出,必须从战略上、整体上、根本上中长期思考与解决中国农村金融体制问题。所以必须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战略性重构重组与重建,构建以国有商业性金融(中国农业银行)和国有农村合作金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主导与主体的,以商业性和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翼的(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等)的,以兼具商业性与政策性双重属性的、地方性农村合作金融(合作银行和信用社)为庞大基础的中国农村金融新体制。

2. 尽管造成中国农村金融困境有许多历史性的原因,归根结底,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实可归结于多目标错位问题。在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中,其多目标错位,即效率(赢利性目标)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合作制目标(为社员服务的原则)、政策性目标(服务三农)、规模性目标等目标,将上述多目标由错位到归位,把效率放在重要位置,是解决中国农村金融困境的必由之路。

3. 从理论上讲,微观金融效率是宏观金融效率的基础,没有微观金融效率支持的宏观金融效率是暂时的空中楼阁,如何通过提高微观金融、进而带动宏观金融效率的提升是解决中国金融体系“木桶效应”的关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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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金融论文篇3

关键词：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组织体系；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1-0037-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根据现行的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73.5%下降到了2015年的7.2%，农村贫困居民总人数减少了7亿人。我国现在仍有7017万贫困人口，扶贫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了以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推进扶贫开发，将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将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作为新时期的重要目标。其中，金融扶贫是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以及多样化的金融创新来帮助其稳定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拓展性研究，希望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经验来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帮助更多贫困人口增加收入改善福利，早日达到减贫目标。本文对已有的国内外相关农村金融扶贫文献进行梳理，从功能效应、组织体系、产品服务以及发展路径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和评述，并提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及理论方向，以期能够为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研究与实践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一、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研究

国内外对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经济增长和贫困收入关联性这两方面。

（一）农村金融扶贫与经济增长

国外方面，杰里米、桑切斯和王（Jeremy、M. Sanchez和Wang，2013）通过对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发现金融机构对经济的发展相当重要，尤其是美国30%的经济增长源于金融机构技术等方面的创新。由于高交易成本、通信设施落后、单一的产品服务等原因，商业金融机构对农村贫困者缺少关注，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可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减少贫困（苏克德夫和吉塔，2014）。阿巴特、拉希德和波兹卡等（Abate G T、Rashid S和Borzaga C等，2016）利用埃塞俄比亚金融数据实证得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对于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产量增加具有重要作用，进而促进经济整体发展、减少贫困并相应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国内方面，翟耀军（2004）采用LA-VAR方法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短期中农村金融发展单方面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显著效应。冉光和、温涛和李敬（2008）对农村经济约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发展模式使得资金运用效率低下，贷款流向错误，最终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显著作用且呈负相关。李学春和王家传（2009）认为，在短期中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长期中由于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并没有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效应。

（二）农村金融扶贫与收入关联性研究

菲德尔、刘和林等（Feder G、Lau L J和 Lin J Y等，1990）对中国北部偏远地区的横截面家庭水平数据分析得出，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的贷款等金融服务能够增加其生产方面的消费以及投入，进而有效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使得农民的收入以及福利得到相应改善。霍诺翰（Honohan，2004）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减少贫困的发生，但是金融深化程度加深会造成收入以及其他各方面分配不均等，因此其与贫困发生率呈正相关。詹姆斯和沃勒（James C.和 M. Woller，2004）认为，一般贫困人口都是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在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金融发展可以为贫困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以满足其需求，不断改善其福利状况，金融发展模式的转变也会使得一国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演进并逐步向草根阶级扩展。纳赛尔和张（Naceur S和Zhang，2016）收集了143个国家1961―2011年的金融数据，从金融方式、效率、稳定性以及自由化四个方面建立计量模型，最终得出金融深化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降低贫困的发生率。但是金融自由化却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造成了相反的影响，导致地区收入分配更加不均等，进而增加贫困发生率。

研究发现，农民自身积累能力即居民储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农民自有资金配置能力的提升使得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因此储蓄的作用远远大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功效。刘纯彬和桑铁柱（2010）整合我国1978―2008年的数据，通过协整分析，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即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与农村金融规模成反比、与农村金融中介效率成正比。伍艳（2012）通过对2001―2010年中国农村金融数据分析得出，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率呈负相关，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升高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就会随之下降1.58%，这促进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各地区贫困差距不断加大。

二、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研究

在国外，人们普遍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分为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三大类，但是系统化地对农村金融扶贫机构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有限。世界银行（1994）对三个发展中国家较为成功的农村金融机构从微观上进行了调研分析与比较，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的Badan Kredit Kecamatan（BKK）银行和Rakyat Indonesia Unit Desa （BUD）银行、泰国的农业合作银行（BAAC）以及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GB），发现农业类金融机构必须要坚持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结合，实行高效的管理以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农户以及农村小型企业获得的资金和保险主要来自于农产品供销商（product traders）、银行、信用合作社、共同基金（mutuals）、订单农业公司（contract farming firms）等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另外还包括非正式的农村金融机构如钱庄或者私人借贷等，但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农村金融机构都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宁和尤德里，2007）。赫尔姆斯（Helms，2006）认为，针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新型金融机构最好应当是非政府参与的，因为这类机构最大的优点是能够不断创新，并且将创新和商业资源紧密结合，不断扩大对贫困人口的覆盖面。

合作性金融在欧美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大多数学者是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康宁和尤德里（2007）认为，农业信用合作社和联合债务机制对农业信贷系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泰国的农业合作银行（BAAC）即为较成功的典范之一。它不仅为农户或小组提供贷款，而且扮演了担保人的角色，为农业发展筹集资金。埃弗萨尔（Eversull ，2011）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股权管理进行了研究，认为采用周转基金制度可以使各成员成比例地使用资金，能够较好保证其公平性。罗宾逊、布朗和帕里斯等（Robinson M、Brown J和Paris A等，2014）认为，一个成功的农村合作社不仅为农户提供资金方面的帮助，还能够为他们提供其他农业方面的帮助，如施肥、土壤测试、产品定价以及浇灌等，合作性事实上扩展到各个方面。博纳齐和约蒂（Bonazzi G 和Iotti M，2014）认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美国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不仅能够克服农业发展较为分散的问题，还能够帮助小型农场主提高农产品质量。评级系统并未包含这些农业合作金融机构的定级评估情况，这使得它们的信贷能力较差，同时也受到了较多的金融约束。

在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大致由五大类机构组成――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大型的商业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小微商业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扶贫小贷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村级资金互助组织和产业发展互助社）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王信，2011；孙健，2012；徐沈，2012；中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建设调研报告，2015）。我国学者对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功能观和综合观的角度去讨论的。

基于功能观视角研究方面，农村金融扶贫机构多样化不仅能够调剂资金流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还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因此不仅要保持各组织机构之间的独立性和多样性，还要保证机构设置具有区域性，要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状况进行精准扶持，最终实现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共同发展的新局面（曾康霖，2007）。蔡四平（2008）采用博弈分析方法，对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借贷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单从金融机构观的视角来进行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不能满足大多贫困农户的需求，因此必须从功能观的视角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重构。顾海峰（2010）从功能定位的视角对美国、德国和韩国三个国家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我国应当向发达国家借鉴经验，实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多元化，为农户提供多层次的信贷服务，同时还要引入供给方的竞争、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扩大供给覆盖面。徐沈（2012）认为，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的整体功能就是为国家的“三农”建设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及时准确地为农户提供市场价格信息、帮助其做出正确判断，因此各金融扶贫机构之间要相互协作、相互联系，应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基于机构观和功能观综合视角研究方面，现有学者多认为无论是从机构观还是从功能观视角分析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都太过单一，因此应当用“综合观”将二者结合来进行研究。黄惠春（2012）认为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革中，应当重点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同时还要以农村需求为导向确定农村金融机构功能，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扶贫机构。陆智强（2015）通过对辽宁省的部分村镇银行进行调研，认为我国的村镇银行应当实行“机构路径”与“功能路径”相结合的制度设计模式，要将贫困农户的需求与机构功能相结合，并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业务拓展以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杨亦民和叶明欢（2016）认为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革中应坚持“目标观”，这是以“功能观”和“机构观”为基础演变而来的。他们认为农村金融扶贫组织机构必须要坚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统筹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农村金融扶贫产品服务开发研究

（一）农村扶贫小额贷款研究

从借款者的角度，国外学者汉德克（Khandker，2005）利用横截面数据计算出小额贷款不仅可以增加消费和帮助弱势群体摆脱贫困，还能增加当地没有参加小额贷款贫困人口的收入，促进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卡兰（Karlan，2007）认为，团体贷款（group lending）可以有效地提高收益率，实现团体内部的互相监督。严格实行联保的政策可以降低贫困群体小额贷款违约率的发生，相应地减少监管成本以及农村信贷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尤其是在拥有相同的文化以及地理情况的条件下，团体贷款的益处会大大增加。从贷款方的角度，麦斯兰和斯特勒默（Mersland和Str?m，2009）利用实证方法发现，团体贷款与小贷企业的收益并不成正比，但与服务的延展度成正比。如果小贷企业大范围实行团体贷款，那么其金融可持续发展性就会下降，也就是说若想提高资产收益率就需要增加对个人小额贷款的业务、减少团体贷款。

汪林（2012）认为，各类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要根据不同的群体目标来制定相应的还款期限、金额、方式等，以满足多样化的农村客户需求、降低违约率、保证小额贷款的可持续发展。李明贤和叶慧敏（2012）认为，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贫困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多元化。小额信贷作为微型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缓解贫困农民和弱势群体贷款难的问题、调整资金分配不均的状况，收入机会也会不断增加。吴晓灵（2013）在其研究中提到，小额贷款的核心是信用发放，而不是抵押和质押。发放贷款的机构不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我国，一些公益性的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机构运行状况比较好。例如中和农信社项目管理公司，平均每笔贷款在9000元左右。我国应大力推广这种模式，尽可能帮助那些弱势群体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农村扶贫政策性贷款研究

印度普惠金融报告显示，印度的塔米尔纳德农业发展银行（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inance Tamil Nadu，ADFT）为互助组提供1000万卢比帮助当地乳制品业，有力地推动了乳制品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以及当地农村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世界银行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扶贫基金（PPAF）以公私合营（PPP）模式帮助贫困人口创业增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国内学者认为，农业发展银行应当积极推出多种针对农村需求的贷款融资产品，对有特色产业的农村地区可以实行整贷零偿的贷款业务，即一次性获得贷款、分批进行偿还，以满足农村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周文，2007）。游栋明（2010）认为，由于农村金融本身发展较为缓慢，更需要政策性的金融机构进行扶持。因此农发行需要建立和完善农业政策性贷款风险基金，以防止出现更大的损失。对于农村金融扶贫方面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可以通过实行政府担保来实现农户的无抵押贷款，着重遵循“公司―基地―农户―担保”的信贷模式，并且需要专门立法来保证支农扶贫政策的实行，最终实现供求双方的双赢战略。

（三）农村金融保险及其他产品创新研究

美国根据州产量、地区性产量、道德风险指数和逆向选择风险指数来制定相应的产量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如国会在1990年的农场法案（Farm Bill）中同意将农业产量保险在试点地区进行推广，并由联邦农业保险公司（Federal Crop InsuranceCorporation）推出相应的保险产品，向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农户推广团体风险产品（Group Risk Plan，GRP）和团体收益风险产品（Group Revenue Insurance Plan，GRIP），为美国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格劳伯，2004）。萨摩亚和米尔帕斯（Saemian M和Mirsepasi N，2016）认为农村保险基金（Agricultural Insurance Fund）对农业发展相当重要，能够有效对抗市场风险以及自然灾害对农产品所造成的损失。

周文（2007）建议，农村扶贫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在把房产、土地、有价证券等作为抵押品的基础上，放宽抵押资产范围。政府应当根据年度预算来拨付担保资金、建立预防风险损失的保险机制，将农村企业由于经营风险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许丹丹（2013）认为，农业保险种类多样化可以使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类机构实现双赢，农民可将农业设备进行抵押，保费可以根据收益的大小收取相应的比例。这样不仅能够减少农业贷款者的成本，还可以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多发放贷款。曹明贵和高琪（2015）认为，多数农村贫困地区金融工具稀缺，只有有限的贷款业务，而国债、外汇、股票、期权等金融产品尚处于空白阶段。因此应当逐步鼓励农产品经营者逐步接触套期保值、期货交易等业务，积极开展涉农业务创新，以丰富农村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四、农村金融扶贫发展路径研究

（一）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麦斯兰和斯特勒默（2008）利用理论从微型贷款机构所有权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种类的所有权是否会对贷款业绩产生影响，发现非政府组织的贷款机构（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和股份制贷款机构（shareholder owned firms）在收益方面并无多大区别，但是非政府组织微型贷款机构的可持续性要更好一些。孙和尹（Sun S L和Im J，2015）认为，小贷机构应当在政府的帮助下，在降低利率的同时尽可能兼顾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经济目标，这需要股东、借款团体尤其是女性借款者、政府、小贷机构管理者以及员工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为更多的贫困群体提供长久服务的目标。

袁h（2012）认为，要保证金融扶贫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证农村金融机构扶贫工作的内在需求、独立的决策权以及坚持成本收益原则。许丹丹（2013）认为，农村金融扶贫机构尤其是合作性金融可以与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同时向商业银行学习，突破瓶颈、不断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合作性金融的优越性，保证与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同步发展，成为农村经济走向繁荣的有力保障。孔哲礼和李兴中（2014）利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研究小额贷款中的利率水平、违约风险等变量与农村金融扶贫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发现如果小额贷款的利率高于合理水平将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二）普惠型发展路径研究

施图德雷厄和泰西（Stuhldreher和Tescher，2005）建议，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应多关注随着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新兴市场，比如薪金卡市场（payroll card market），随时留意其市场中参与者的活动频率，保证随时可以满足各类消费者的创新需求。赫尔姆斯（Helms，2006）认为，发展普惠金融不仅能够直接增加人们的收入，还能够增加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实践证明当各类金融机构能够有效运作时，人们会自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外国资本也会随之流入，促使资本的运用更富有效率。新型的金融机构最好是非政府型，因为这类机构最大的优点是能够不断创新，并且将创新和商业资源紧密结合，不断扩大针对贫困群体的服务范围。帕特奈克（Mohan Patnaik，2014）认为，构建普惠金融是一个国家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所有参与者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起着支柱的作用，例如通过现代银行支付系统可以满足各种汇款需求，还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零售贷款，如个人贷款、汽车贷款、助学金贷款以及房屋贷款等，这大大丰富了银行商业服务的种类。因此发展普惠金融体系对于银行以及弱势群体来说是一个双赢战略，进而作者认为印度银行应当从阶级银行逐渐向大众化银行转变，使社会各阶层都得到益处。

徐荟竹等（2012）基于连片特困区375个贫困县的调研分析，发现政策性银行商业化和政策性业务在贫困地区还未深入布点、支农扶贫职能作用没有完全发挥。贫困地区的政策制定，需要更多地考虑财政扶持和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唯一面向农村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作为金融扶贫机构的支撑，有义务承担为实现扶贫及经济结构调整、缩小贫富差距等战略所需的资金投入。陈申俊（2015）认为，普惠金融信贷可以按照三种模式进行发展：一是民间以及官民合作建立机构的方式，可以依靠国外机构无偿的资金援助作为起始资本；二是由政府参与发起建立的新型金融机构，一般情况下可以采取财政和金融发展相结合的方式，也称为政策性扶贫；三是正规性质的金融机构，如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等，这类机构可以依靠人民银行贷款以及吸收存款作为资金来源进行运作。

五、研究评述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组织体系、产品服务以及发展路径四个方面的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对农村金融扶贫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国外文献大多是从微观实证方面进行讨论，而国内大多基于宏观视角进行文字性的理论论述。由于国内对农村金融扶贫研究较晚，还有很多方面并不完善，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性研究：

一是要重点关注农村金融扶贫微观经济组织研究，对农户、农村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及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国内大多数的研究针对的是农村金融供给方面，多从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以及政策性金融几个方面对农村金融扶贫进行宏观层面的分析。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分析多从微观角度出发，可以使得提出的政策更有针对性及现实意义。

二是要开展对农村金融扶贫效率及可持续性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国外文献大多数从实证角度来讨论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使用效率以及运行效率，而国内文献多数从宏观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理论论述。在讨论金融机构效率及可持续性等方面时，理论和实证解释之间缺少紧密的逻辑联系。对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实证经验，并与国内理论相结合，重新对农村金融扶贫机构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等方面进行研究。

三是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探讨怎样有效发展本土化的金融机构，以及怎样处理这些机构与其他种类的金融机构的关系。由于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情况与国外完全不同，因此在研究此类型问题时必须基于中国特有的农村现实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建议，使这些金融机构之间能够建立有效联结，从而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

四是要拓展中国相关农村金融扶贫领域研究。到目前为止，由于实践发展不完善、数据整合难等方面的原因，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金融扶贫方面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扶贫的研究，无论是在制度建设还是实证研究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足。因此，应当结合本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教训，从制度、监管、立法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农村金融扶贫体系进行拓展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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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发展；西部农村；金融工具；金融结构；金融规模

一、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

农村金融理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农业融资论在80年代前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融资论逐渐被农村金融市场论取代，农村金融市场论是金融深化理论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

（一）农业融资论

农业融资论有其特殊性，比如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明显，农民收入较低，储蓄规模和储蓄能力偏低等，也正是这些客观因素导致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地区“生根发芽”，所以农村融资理论主张政府直接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在一段时间里，政府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农业产量提高，农户资金需求得到一定满足，但是他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政府过多干预使农村的融资方式和渠道过于单一化，无法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农户、养殖户，农村小企业及个体经营者需求得不到保障，直接影响其生产生活质量的提高。

（二）农村金融市场论

农村金融市场论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相对农业融资理论，市场论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市场论更有助于让供求双方达到平衡，农村金融市场论主张对农村提供贷款资金是否采用优惠利率应该有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同时市场论提倡帮助非正规金融发展，多元化农村信贷方式和渠道。完全由市场决定又很难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地区资金倒流城市，商业银行在农村基本没有市场，只能远离农村，进军城市。所以要求农村金融市场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相信市场和政府的沟通互补会对农村金融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作用。

（三）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不完全竞争市场论是在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论主张在金融市场论的基础上，适当发挥政府的作用，将市场和政府有效结合，达到互补的作用。以市场为主导，选择性政府的市场干预也可以提高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效率，加快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进程，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完善，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西部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一）金融体系不断完善

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是西部农村地区比较常见的金融机构，近年来，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都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贷款金额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主要以乡镇企业和三农为服务的对象，扎根于农村，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根据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国内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已达约8800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不断涌现，说明了西部地区农村的金融体系在不断地完善，金融机构不在单一化。

（二）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2013年，《农业保险条例》的实施，标志着农业保险已经从起初的试点范围向全国推广实施，西部地区在不断完善现有机构网点建设，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促进农业保险改革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例如，新疆的多层次农村保险网，在大力推动新疆农业保险发展的基础上，使得医疗保险、小额信贷保险等发展起来。

（三）加大三农信贷投放力度

国家和西部地区政府机构越来越重视西部农村的发展，尤其体现在涉农信贷规模不断扩大，农村金融产品越来越多、服务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陕西省发放订单抵押贷款约1900万，这些贷款中包含陕西养殖户接近70%。甘肃省的三农贷款金额高达约2600亿。像这样的情况在西部农村地区已经开始普及。

（四）西部农村金融需求增加

相对于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信贷规模不断扩大、三农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我个人认为金融需求增加是个更加令人欣喜和明了的信息，这个信息足以西部农村金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农户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大侧面反映了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水平的质量在不断提高，他们已经不再仅仅为了满足自身的温饱而生产生活。同时西部农村地区人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也为信贷需求的增大奠定了基础，农户可以通过信用贷款扩大再生产，包括农业的和非农业两个层次。

三、西部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发展，农民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西部农村经济发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金融方面存在的问题，直接阻碍着新农村建设和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一）西部农村人才和资金外流严重

新农村谁来建设？靠的是政府吗？当然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起到的是扶持和引导的作用，建设新农村，当代大学生、各方面的技术人才及高素质管理者等当是先锋军，但是，现实中，更多的农村大学生选择离开农村去城市里寻求发展，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消费水平较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很难吸引外来人才进入。为什么在农村地区很少看到商业银行、建设银行等，究其原因，最终是银行自身的发展需求。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堪称农村金融“三巨头”，以扎根于农村，服务三农为宗旨的“三巨头”在商业化进程中也在努力进入城市，有相关数据显示，西部地区农村每年从信用社流出的资金约1400亿，同样的，占农村金融市场半边天的邮政储蓄银行也在“挪用”大量农村资金去谋求更高的利润和发展空间。邮政储蓄银行大都依托农村而生，却将大量的资金流入城市，导致西部农村资金供需矛盾加剧，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西部农村金融供给缺乏、保险市场开发难度大

1.除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偏少以外，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虽然从整体上看，西部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信贷总额都在呈上升的趋势，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都比较落后。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第一产业是支柱产业，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资金严重外流带来的资金供需矛盾又阻碍着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形成与发展，由于服务对象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导致西部农村信贷资金的风险加大。2.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们的整体收入水平难以与中东部地区相比，人们的收入一般要用在消费生活必需品，所以人们的投保积极性有限。另一方面，西部地区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政府应加强引导和扶持，出台相应的保险法。

（三）西部农村金融贷款比重低

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在中东部地区的发展，不断拓展新的市场。西部农村地区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数额在不断增加，但是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和市场需求。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和监管机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全盘皆活。想要改善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状况，促进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必须重视西部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深入研究分析西部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努力提高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能力。贯彻落实农村金融改革方案，正确认识农村金融改革。从广义上来说，农村金融改革主要包括政府对农村资金流动的引导，农村融资渠道方式的创新和完善，狭义的农村金融改革是指对现有的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对西部地区来说，在对其金融发展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的基础上，依照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结合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特点，进行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然后逐渐推广；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理清农村金融发展格局等都能够有效帮助西部农村金融更好更快的发展。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理论的概述和分析，指出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亮点，希望可以通过总结经验，针对问题进一步完善西部农村金融发展体制，促进西部农村金融发展，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平衡，从而提高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作者:刘碧侠 单位:陕西省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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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金融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精准扶贫;农村

“精准扶贫”这一概念最早是2013年考察湘西时提出的，它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方法。金融支持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指通过向贫困地区提供金融资金、信息和技术支持，实现偏远贫困地区经济的增长、贫困户的增收。

一、金融扶贫的理论基础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处于偏远的农村山区。虽然随着时代进步贫困地区有部分发展，但仍没有摆脱贫困的困境。要研究贫困地区的金融扶贫，就要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史。从农村金融理论的发展史看，从一开始只单纯强调政府在农村金融扶贫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发展经济学逐渐被强调市场作用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替代。上世纪80年代后，又提出了农村信贷补贴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上世纪80年代是农村信用补贴理论发展的巅峰。这一理论强调政府的作用，将政府当作市场的主体。该理论提倡政府等非营利机构根据农户不同的信贷需求，提供不同金额的财政支持，而且索要的利息将低于市场的平均利息，为贷款的农户减轻负担。该理论认为政府在处理农业生产效率问题上，可尝试通过提供低息贷款来减少农户贷款压力，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推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是在信贷补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不必特意针对个人制定信贷政策，而是将农村金融机构资本中介的力量，机构独立经营管理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评价农村金融发展强弱标准。随着发展，虽然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但它发挥的功效并没有想象中大，仍需要政府介入来照顾小农户的利益。

二、金融支持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1.贫困地区金融生态差。对于偏远农村，贫穷和恶劣条件往往是因果关系。通过三十多年的扶贫工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农村贫困面积，只剩下条件最艰苦、基础设施最薄弱、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山区，使得今后的扶贫工作要面对最艰难的“硬骨头”，这使得金融扶贫的成本增加。另外，教育水平落后也阻碍扶贫工作的开展。贫困地区人口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生活，缺乏与外界的及时沟通，不仅无法了解社会的变化发展，甚至拒绝接受新事物。有些家庭开始蔓延读书无用论，觉得后代在家种地比读书来的实在，使得很多孩子失去了读书机会。教育缺失是帮助困难群体脱贫致富的深层阻碍。若村民识字都是难题，更不用说让他们学习金融知识了，这给金融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阻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城市与农村差距越来越大。城市的经济依靠三大产业协调带动，吸引大量的人才和资金。对贫困地区而言，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农村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是由于农业结构落后，收成差价低，也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增加家庭收入。2.扶贫信息不对称影响金融扶贫对象的识别。扶贫帮扶对象的界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是个别贪心的基层干部利用扶贫信息的不对称，在落实贫困户环节上存在腐败与渎职；二是不作为的村干部为争取扶贫款项而误导村民，将不贫困的农户纳入贫困户之内，造成贫困户与贫困户之间、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之间错乱；三是由于贫困地区收入状况难以确定，部分银行在小额信贷评级过程中发现有些贫困户不符合扶贫建档标准。由于缺少信息网络系统，无法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实施动态监控，因此扶贫对象的信息存在严重的滞后性。3.金融扶贫工作实施过程中障碍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扶贫多延续老路子：确定需要资金或贷款支持的贫困村，继而为贫困村注入扶贫资金，或者向每个贫困户发放慰问资金。多年来，我国扶贫项目众多，银行等金融机构投入的资金也不少，但是仍然有很多地区未能脱贫，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一次性的帮助，缺乏后期服务。这种传统的扶贫思路不改变，金融扶贫的效果就一天难以最大程度地实现。

三、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的对策

1.金融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单一产业结构是农村地区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如果要发展贫困山区的经济，就要依靠财政资金的支持。一是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在资源禀赋基础上发展特色农业；二是依靠科技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优势，吸引有能力的客户投资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一些贫困地区风景优美，农作物栽培历史悠久，但由于缺乏资金，无法发挥当地资源优势。金融机构在信息技术支撑下，可以促进资金引进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提供信息技术支持，帮助当地引进一批“两型”工业项目，保持经济发展。2.金融支持贫困地区完善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建设，可提高农村公众通达能力，有效解决交通难题。对于扶贫工作中需搬迁的农户，采取就近安置原则，稳步推进搬迁工作。把贫困家庭融入农村住房保障体系，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离不开财政力量支持。基础设施完善好了，就要发展当地龙头产业，就得占用当地矿产资源和集体土地，这样可能会损害到农民的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可向村民说明，建起来的企业给农民每月分得股息，这样他们既可以安心外出务工又可每月获得一定收入，打好安居扶贫攻坚战。3.金融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均等化。扶贫先扶智，利用金融资金支持，借助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教育深入贫困地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足不出户就可获得优等教育资源。强化教育救助，健全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政策体系，保证贫困家庭孩子平等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另外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培训力度，捐赠农业、金融等文化书籍，报刊，“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文化水平，增长金融知识，使农民学会利用金融脱贫致富。4.金融帮助贫困地区精准识别帮扶对象。首先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实地走访或者调查研究，了解贫困户的实际现状；其次是根据了解到的数据计算贫困户的月收入、年收入等具体资料，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最后是将调查的贫困户与周边地区被列入贫困户低保户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确认是否属于应该帮扶的对象。最终确认之后，将贫困户列入动态监测的金融系统下，还需要真正做到结果和过程的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作者:赵玉婷 崔凌云齐 单位: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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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金融论文篇6

关键词：农户；融资需求；农村金融

目前，农村金融领域的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农户融资需求的研究也颇为丰富。然而，目前我国农户融资需求满足程度如何？农户融资需求基本特征是什么？哪些因素影响农户融资需求？这些问题都受到学者关注，本文从五个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

一、农户融资需求理论

国内学者主要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来研究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其中宏观层面从金融供给来设计金融制度，如叶兴庆、乔海曙、谢平等，主要理论来源是斯蒂格利茨基于信息不对称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强调国家干预；微观层面是从金融需求来设计金融制度，如曹立群、高帆等，理论依据是哈耶克的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和门格尔的适应性演进，强调“自我生长的秩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强调“理性小农”的“舒尔茨-波普金命题”和“小农的生存逻辑”命题。

同时，国内学者认为研究我国农户融资需求不得不关注中国小农家庭的农户特征。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指出中国小农家庭支撑下的小农经济是安分守己过穷日子的经济。费正清也指出，中国的家庭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个微型的邦国，而家庭是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当地政治生活中的成分。黄宗智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小农命题”并刻画小农经济“半无产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拐杖逻辑”。黄宗智认为，中国是一个能解雇多余劳动力的农户家庭，然而原本可以从小农家庭农场分离却因中国的小农经济而无法产生“无产―雇佣”阶层。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大量“离乡不离土”农民工的存在说明小农家庭的农户特性还依然存在，因此如何破解黄宗智“小农命题”中的农户的融资需求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二、农户融资需求的满足程度

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农户融资需求的满足程度不高，向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满足程度更低。学者研究表明，我国大部分农户的正规融资需求并未能完全满足，在实际借款的农户中仅有20%多得到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其余完全是通过民间金融渠道获得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调查表明，2001～2004年获得借款的农户占有借贷需求农户数的51.5%，相关学者及机构所调查研究结论都支持这观点。此外，不同融资用途的融资需求满足也有差异，黎红梅、熊紫薇以湖南省环洞庭湖地区为调查样本，度量农户生产性融资需求的满足度仅为54.14%。从已有文献来看，有关融资满足度测量要么通过实际贷款与需求贷款的比值统计，要么通过在问卷设计“完全满足”、“满足大部分”、“满足小部分”等级选项进行统计，缺乏系统有效的数理统计分析。

关于农户融资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的原因，主要从金融机构和农户两方面进行分析。何广文指出我国农村金融无法满足农户需求，其根源在于严厉的金融管制和半封闭的金融环境，以及以政府为中心的金融供给制度设计的不足。具体原因如下。一是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数量的缩减和农村金融资本的大量非农化，这种“虹吸现象”加剧了农村金融供求的失衡。二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金融压制，出现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导致结构性失衡问题。三是农信社由于管理体制不顺畅、产权不明晰、历史包袱沉重等原因，很难担当挑大梁的角色，难以满足农户融资需求。四是一般农户缺乏抵押品。目前我国法律禁止农户将农村土地用于抵押贷款，同样农户的住房也被禁止用于抵押，而金融机构又不接受抵押不易贮藏的农产品。五是农户贷款成本高。由于农户贷款数额小、贷款笔数多，而且现有金融机构距离农户较远，其对农户融资的信息成本高昂，导致农户融资困难。六是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陈春生指出收入差距是造成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陷于融资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农户融资需求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农户融资需求影响因素已是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综合考虑区域、样本数、研究结论，从众多文献中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制成表1。

通过分析，国内学者有关农户融资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研究区域空间广阔。有多省跨地区的调查，如周小斌等跨贵州等3个省，李锐和朱喜跨全国10个省，曾学文和张帅跨全国12个省市，徐瑜青和刘冬跨全国16个省72个县。同时，也有针对某个省份的调查，如徐璋勇和王红莉调查了陕西省，洪名勇和代则光调查了贵州省。可见，研究区域涉及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二是研究样本数涵盖大小样本。通过表1可以看到熊学萍的研究涵盖湖北天门市198户农户，周小斌等的研究涵盖了贵州等三省3320户农户。

三是运用了比较成熟的数理模型，如Logistic回归模型、Probit模型、biprobit模型、Tobit模型、match模型等。虽然模型都有差异，但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四是影响因素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例如，户主文化程度、户主年龄、家庭收入（农业生产收入、非农收入、总收入）等都是具有一般性的共同影响因素，而对于存在特殊性的影响因素，如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对融资政策认知度等，主要是由研究者的研究目标及研究技术等因素差异所导致的。

五是研究结论之间存在矛盾。在地理位置因素方面，潘海英等认为地理区域对借贷需求具有显著影响，而李锐和朱喜认为地理位置对农户资金需求的影响不显著；李锐和朱喜、洪名勇和代则光都认为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借贷有影响，而刘纯彬和刘俊威认为家庭耕地对农户的借贷需求没有显著影响。

六是关于贷款利率问题。在表1中有学者如曾学文和张帅认为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会影响农户贷款需求，然而韩俊等认为贷款利率并不是农户借贷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农户在融资时，利率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多的是考虑贷款的安全性、方便程度和贷款的成功率，这也就是农户会选择高利贷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无论是研究某个地区还是研究全国农户融资需求的影响因素，都应该因地因时选择指标，更要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选择指标。例如，收入指标是一项高质量的农户参考指标，然而农户对自己收入都具有保密心理，就算农户能告诉你，那也是一个大概数额甚至是虚假数额，因此考虑到数据的质量有时学者也会“忍痛割爱”舍弃收入指标，或者找相应替代指标。

四、农户融资需求的基本特征

目前我国农户融资需求特征具有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并存、消费性融资需求与生产性融资需求并存的显著特征。

一是农户融资渠道。我国当前的正规金融机构未能有效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的现象，这一情况可以被概括为“金融二元性”。农户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需求意愿较高，但大部分有贷款需求的农户却并未从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贷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农户融资逻辑顺序先用非农收人增添家庭流动资金，其次则是国家信贷支持和友情借贷，最后在迫不得已时诉求于高息借贷，熊建国、熊学萍等学者也持此类观点。

农户融资需求主要通过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来满足，对于这一结论，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何广文指出，在农户的借贷中，来自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比例分别为3.6%和30.6%，而61.0%来自于民间借贷。2002年农业部经济研究中心“传统农区农户借贷资金的需求与供给研究”课题组对安徽毫州和阜阳6个县进行调研，结果表明在农户已获得贷款中，大约70%左右来自民间金融，仅有30%左右来自银行和信用社等掌柜金融机构。虽然从实际获得借款的情况来看，农户仍以非正式的融资渠道为首选，但这是农户在既有制度安排下被迫做出的次优选择，是农户的初始意愿在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扭曲需求状态。熊建国还认为农村的高利贷者实际上已成为农村的金融个体户，逐渐或者一直在农村发挥着对农村正式金融机构的替代效应。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通过对湖北、陕西、浙江、广东、山西五省农户金融供求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发现民间金融的存在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其实，在正规金融机构与非正规金融之间，无论城乡之间还是农村内部已经存在很明确的融资指向。正如叶敬忠等研究表明，农村正规金融主要供给对象是富裕的、拥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农户，而贫困农户则主要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金融支持。可见标准的商业性农贷对于中国的大部分农户而言则仍然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制度安排。

二是农户融资用途类型。农户融资用途类型主要有消费性融资需求和生产性融资需求两种，其中消费性融资需求包括建房或修缮、婚丧嫁娶、治病费用、维持生计、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生产性融资需求包括农业生产投入、买车从事运输、经营生意、创办公司等方面的需求。许多研究者的研究表明，农户消费性融资需求更加偏好非正规金融机构，生产性融资需求更加偏好正规金融机构，如汪三贵，叶敬忠，何广文、李莉莉的研究表明非正规贷款更多地用于满足消费性融资需求，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更多用于满足生产性融资需求。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黄祖辉等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在样本地区大部分农户对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的需求均以消费性为主。同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具体融资用途也有差别。例如，俊勤以浙江为例，发现富裕地区农户借贷需求由农业生产性贷款向非农业经营和消费贷款转变，而罗谢平、徐忠通过对贫困农村地区的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主要被用于小孩上学、农户看病和支付乡村干部工资等用途。

在农户融资需求中，消费性融资需求的比重较大，但生产性融资更容易得到满足。李晓明、何宗干以安徽省为例研究农户借贷行为，研究表明农户借贷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用途，汇丰―清华农村金融发展研究项目组也指出生产性贷款占农户贷款的45%，韩俊也指出农户的生活性借款占借款总额的40.9%，而生产性借款占借款总额的54.6%。徐璋勇、王红莉指出用于生产性借款的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更容易得到满足。事实上，我国农户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农户似乎没有将用于生产的资金和用于生活的资金加以区分利用的意识， 并且这种不加区分的方式是一种传统。

五、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对策

一是加强政策性金融支持，建设农村金融体系。李剑阁认为在中国的一些贫困地区，其经济效益和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根本无法支撑任何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运行，这些地区的农民的资金需求只能靠政策性的金融机构来解决。张杰也认为需要提供国家农贷支持。同时，中国农村借贷制度的建立需要以中国农村的小农家庭经营方式及其金融需求为基础而不是盲目追求那些好的金融制度安排，如果我们仍然用重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行事，非要把那些政府自认为好的和符合现代金融发展方向的信贷制度硬性地移植到农村经济，往往会把事情弄得更糟。顾晓安、李彬彬认为应该通过剖析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构建新农村金融体系，设计符合农村金融需求的金融供给体系。

二是放开民间金融管制，培育民办金融企业。从事实上看，民间金融在支撑着农村金融尤其是农户融资，如果一味对其采取抑制的政策，则无法解决农户的贷款难问题，反而会加大它们的运作成本；如能放开管制，使其合法化，则可以充分发挥它们的规模效应，大大缓解农户的融资困难。当然，在没有更好的路径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利用高利贷这一民间融资形式把高利贷限制为“中利贷”，逐步把农村民间融资培育成农村金融的参天大树，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民办农村金融业的管理和培育过程应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相适应，伴随着小农户农业向现代化规模农业发展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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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金融论文篇7

从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中可以看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数目依旧较大，因此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多、潜力大的消费群体，它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地基”、也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

 

一、金融惠农政策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1)农业信贷补给理论

 

Anjini Kocha指出，印度正规信贷市场的运行显著地影响了农村经济，通过分散地参与曾由大农场享有的农业信贷改变了收入水平和收入不均等，并且认为是通过土地租借市场起作用的。Adams， DW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低利率的农业贷款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收入的集中和农村金融市场的不良运作。他们主要是关注与农村居民这一低收入低消费群体，通过更低的门槛，给予农村居民借贷上更多的便利，以促进起自身的发展。

 

(2)金融服务理论

 

这一观点站在金融服务的视角来阐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John Richard Hicks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缓解理性经纪人对于流动性风险的顾虑，促进资金的最优配置，提高经济效益。Diamond、Greenwood等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对交易成本的降低来论证金融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作用。

 

2.国内研究现状

 

(1)农村金融主体研究

 

邓海英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分类为农户、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供销社以及粮食企业，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韩俊认为，农村金融需求按照主体性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农户金融需求和乡镇企业金融需求两类，分类比较清晰简便。赵德旺则是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分为了五大类：一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一般农户和种养专业户;二为医生、教师等智力型职业者以及乡镇企业务工者;三为初具规模的农村个体工商户。

 

(2)金融惠农的整体性与区域性研究

 

惠农政策是一个体系庞杂、历史深远的系统结构。目前相关学者将我国惠农政策作为一个政策整体研究对象的成果还比较欠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整体角度，例如薛恒的《国家“三农”政策的制度化建设》建议稳定惠农政策的目标取向和行为导向，强化政策落实监控制度;包括硕士学位论文陈燕妮《取消农业税后我国惠农政策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等也给予了关注

 

(二)本文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1.均衡研究与非均衡研究相结合

 

虽然本文是做实证研究，但是研究的是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状况及其对农村经济实实在在的影响。本文采集了诸多数据进行均衡分析研究，同时又借助于一些科学理论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与解释。既从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了解了重庆农村发展的情况实证分析，又从区域特点上加以解释。

 

2.文献研究是实地考察相结合

 

在论文撰写之前，本文作者查阅了诸多资料，来完善论文的内容。同时抽样考察了荣昌县、永川区、潼南县、黔江区等地区的农村，对其基本状况做了记录与分析。

 

(三)本文的不足之处

 

1.由于重庆市是1997年才正式挂牌直辖，本文选择了重庆市1997年至2012年的农村经济数据，所以数据的选择样本较少，时间范围较窄。因此在模型设计的时候由于样本较少而带来的误差可能会有所增加。

 

2.理论知识与学术能力的不足给予论文的撰写增加一定的难度，因此造成论文质量缺陷请老师指正。

 

二、重庆市农村金融主体与基本结构

 

据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数据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的界定是农村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重庆市农村金融体系基本上形成了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新型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为生力军，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为辅助，民间金融为补充的格局，在具体金融机构上包含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民间借贷机构。

 

三、重庆市惠农政策实施困境与解决

 

(一)重庆是金融惠农政策实施面临问题

 

1.农村发展面临资金匮乏问题

 

由于农村资本的边际效率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较为严重，因此，农村其实面临着资金匮乏的危险。虽然我们看到重庆市对于农村的投入不断增加，惠农政策也在不断地颁布实施中，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仍旧不容乐观;

 

2.重庆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有待提高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储蓄率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较高，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有待提高，落后的消费观念只会抑制经济的增长。

 

3.农村金融体系亟待完善

 

金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纽带，只有资金流动起来，才能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而由于重庆地区农村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产品较少，同时由于农村居民素质普遍不高，信息对称严重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农村经济瓶颈的出现。

 

(二)重庆市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几点建议

 

1.由被动的金融惠农政策到积极引导的金融惠农政策

 

我们可以发现，重庆市为了鼓励农村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努力，但是这过程中我们发现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为这些政策普遍是被动情况下，是对农村经济发展瓶颈的消极应对。要从根本上解决瓶颈问题，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提高对金融惠农政策的谋划能力，不能消极盲目地投入资金等方式来提高其经济的发展，应主动引导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2.引导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

 

应该把传统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手段转化为引导农村居民消费观念的上来，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储蓄率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制定和实施金融惠农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和政策性促农经济发展银行因注重对农村居民消费挂念的转变。实现从资金投入到观念引导的转变。

 

3.积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的完善首先应该从主体出发，主体是体系中的最活跃因素，也是关键因素，因此，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应该注重发展多元化、规范化的金融主体，以期提供给农村给多的更多的金融产品。只有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才能使农村资金高效有序的运作起来，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充分有效的沟通反馈，能够有效地促进惠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而必须重视和加强我国惠农政策的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也是目前惠农政策建设的当务之急。

 

4.注重基层人才培养

 

基层人才是贯彻落实金融惠农政策的纽带，通过他们，可以更好地将惠农政策的理念传达给基层老百姓，是他们更加了解惠农政策的细端末节，乡土精英通过自身特有的信服辐射力对公共事件进行信息整合、传播，实现着对公共事件导向的影响和控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惠农政策体系健全落实的战略角度出发，乡土精英在村民自治体制内部发挥着落实、传达政府惠农政策，引导农民对惠农政策的信息反馈，提高农民与政府政策对话能力的综合作用，且具有低成本、效果好的特点。

 

5.谨慎实施金融惠农政策，避免陷入补偿性回馈陷阱

 

补偿性回馈是指善意的干预引起了系统的反应，但这种反应抵消了它所产生的利益。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不是政策愈多愈好，而是应该集合实际恰到好处，太多太繁杂的金融干预，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要尊重规律。物极必反，金融惠农政策的实施也是如此，因此应该尽可能避免金融惠农陷入补偿性回馈陷阱。

 

四、结论

 

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让更多的业内人士人士到金融惠农政策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价值所趋，从而对现阶段的金融惠农政策有一个全面了解，认识到这样的金融惠农政策必将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走向康庄大道。

农地金融论文篇8

关键词：农村金融；民间金融；农村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6―0081―04

1　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明显减弱并困扰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金融制度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无疑将成为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焦点，农村金融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一个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农村金融市场。目前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陈锡文，2004)，由于金融二元结构特征的突出，中国农村的“二重结构”面临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约束，金融市场表现为“被约束的帕累托效率”，但实践证明，农村金融发展在浙江地区经济增长中举足轻重，浙江农村金融市场以其独特的优势，实现着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和竞争性，形成的多层次和多种所有制金融机构共存的格局，作为不可或缺的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与探讨，对建立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2　理论与文献梳理

较早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是戈德史密斯，其《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1969)开创性的研究了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而麦金农(1973)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金融抑制”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大量的中小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不完全的金融市场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E.S.Shaw(1973)从分析金融中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首先应该从金融领域人手，减少人为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借助市场的力量以实现利率、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消除“金融抑制”。戈德史密斯(1969)、麦金农(1973)、肖(1973)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存在密切的正相关。莱文(1997)对有关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一个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存在，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具有降低风险、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经济中的储蓄水平、降低交易成本等作用，这些功能又会影响资本的形成和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他们的观点反映出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以及有效的金融机构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Romer(1986)和Lucas(1988)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影响下，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兴起。构建了内生金融中介、内生金融市场模型，对金融发展做了大量实证。Stiglitz&Weiss(1981)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为民间金融内生性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框架。

在农村金融发展理论上，一直都存在主张政府干预和主张市场调节两种观点对立的理论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农村金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业信贷补贴论和农村金融市场论。80年代末以来，人们认识到为培养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仍然需要一些社会性的、非市场的要素支持它。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布菲(Buffie，1984)、泰勒(Taylor，1983)、科萨克(A，Kohsaka)和范・威金伯根(Van Wijinbergen，1982、1983)等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具有鲜明的二元经济特征，即现代意义的金融体系与落后的场外金融市场并存，同时新结构主义者认为，非正规信贷市场是“竞争性和灵活性的”(Taylor，1983)，也即非正规信贷市场是一个充分自由化和有效率的市场。由此，新结构主义引申出其政策建议：发展中国家已经存在一个自由化和有效率的中介――非正规信贷市场，应该保护它，而不要金融自由化。进入21世纪以后，政府在农业和农村金融资金配置中的负面效应也逐步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发现。Konestr(2000)深入研究了功能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经济转型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国家的财政、金融部门对农村金融配置效率是低下的。Carew(2001)对农业研究和农村公共投资支出的制度安排进行了研究，认为政府对这一领域的资金投入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低效率配置。这些丰富而深刻的理论为理论借鉴和研究提供了逻辑起点，尤其是在农村，当传统的农村金融政策普遍失败后，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方法(The New Approach)随着国际范围内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成功案例的出现，而逐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新方法认为农村经济增长和减贫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包含农村金融在内的系统解决方案，内容包括有利而稳定的政策环境、有活力的农村金融机构和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适当的农村金融监管框架以及政府旨在强化市场力量的直接干预。新方法重拾新古典主义的市场中心理念，在微观层面上，将希望寄托给有活力的农村金融机构，非正规金融作用开始被重视(焦瑾璞，2006)。

我国民间金融发展与演变，已有的结论更多的是在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中得来，一般体现的是从一种无组织的形式(如民间借贷)到有组织的形式(如标会：钱庄)、从直接融资到间接融资的发展过程。许多研究认为，农村金融抑制是造成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林毅夫(2003)指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财政代替金融的制度逐渐被放弃，为了支持改革前遗留下来的许多资金密集型的大型的重工业企业，政府担心全国每年创造的储蓄不能进入大银行使得政府没有资金来扶持大的重型企业，因此，就抑制除大银行以外的其他中小银行、互助会、民间借贷、互助基金等金融形式的发展，而多数这些金融形式恰恰是农村所需要的金融供给方式。由于担心监管的难度大，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局面至今仍无较大的改善，对于农村民间金融的歧视仍然相当严重，农村金融市场准入不仅没有松动，总体上，对农村金融的管制甚至还有所强化(马晓河，姜长云，2003)。这使得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僵化，难以提供各种适合农村金融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因此，金融抑制是造成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扭曲的根本原因(何广文，1999)。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林毅夫等(2003)认为，由于金融交易的特征，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事先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可能是民间金融广泛存在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

胡金焱(2004)总结了世界各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并从信息、担保、交易、定价等角度分析了民间金融的运行机制。在对民间金融的各种形式的研究中，金祥荣等(2005)研究了标会、摇会等的定价和效率，表明如果一个地区的资金借贷市场较为发达或是一个完全的接待市场，尽管会员在标价时存在低标倾向，从保险的角度，互助会仍然具有效率。徐笑波等(1994，P99)研究了银背与钱庄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一种从借贷中介人到从事存贷业务金融组织的演化过程。

基于浙江省的民间金融的发展比较有特点，浙江省尤其是温州地区民间金融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众多文献研究的重点。如叶敏、史晋川(2003，P126)对温州民间80年代金融风潮的考察，认为从聚会到盈利的发展过程，也表明了民间金融的发展受到自身规模扩大的约束。郭斌、刘曼路(2002)通过对温州地区“排会45庄”的演变，探讨民间金融从互助组组织到盈利性组织的演变。张震宇(2003，P729-731)描述了近年来温州地区民间信用活动新的发展趋势：间接融资逐步减少，但互质的“呈会”非常普遍。这体现了1990年中期以来国家政策对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影响：从间接金融回到直接融资，从盈利性组织回到互组织。史晋川等(1997)的研究更是证明，民间正式金融机构(如城乡信用社)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出增长的金融需要。

金融部门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也是农业经济发展资金生产要素供给的主要部门。整体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实现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构建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真正能够满足“三农”发展的金融、为“三农”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有效的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金融合力，已成为金融发展刻不容缓的任务。关于金融如何促进新农村建设方面的研究，多是从农村金融体制如何改革(或者怎么改变金融落后的状况)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张海峰(2006)认为新农村建设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要求，但是现有农村金融体系难以支持新农村建设，由此提出了需要重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结论。另外，还有刘振海(2006)、李敏(2006)、程建平(2006)等的研究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如国家粮食局副局长任正晓(2006)认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金融依然是农业投入的主体，如何改革农村金融体制将直接关系到农民生活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甚至农村社会的稳定。再如之文(2006)认为农村金融的滞后是造成“三农”问题的原因之一。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2006)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具有明显的时代含义，应从两方面考虑：第一，我国现在还处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时期，国家全面小康社会突破的重点是农村。第二，现阶段已经具备了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条件。

3　宁波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案例分析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一些东部的农村地区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冲破了农村“大一统”金融安排的束缚，采用了多种方式融通资金，突破了农村的“低水平均衡”，并发展起来了，宁波地区等地发展成为了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宁波已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新路，经济社会发展已进人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期阶段，现阶段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传统村落向农村新社区转变，传统农民向专业农民和现代市民转变，形成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对此金融的作用更加重要。

Kellee Tsai(2001)基于实地调查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私营企业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规金融进行融资。一般认为私营企业更多地依靠非正规金融融资，一方面是因为获得正规贷款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非正规金融方面手续简单、资金成本低(亲友借款)。为全面深入了解宁波市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供需状况，我们选择了2个在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位置各不同的典型乡镇(慈溪市周巷镇及宁海县长街镇)进行实地蹲点调查。根据回收的农村企业的问卷及综合分析，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资金短缺，周巷的企业占69.4％，长街的企业占71.9％。而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源于自有资金，周巷企业占64.7％，金融机构融资占总资金来源的34.1％，其中，农村信用社成为88.9％的企业首选的筹资渠道，其次是农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再次为相关人员的亲友借款，占总资金来源的0.64％。虽然信用社仍然是农村企业最主要的正规信贷供给渠道，但对于企业来说其信贷选择渠道更加多元化。农业银行也是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重要渠道，相对于农信社，农业银行有资金规模和机构设置上的优点。另外，宁波市的农村企业涉及对外贸易的较多，因此对于工、中、建行的需求也较明显。还有少数企业获得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贷款。长街农业银行的占比最高，为71.9％，其次为工行、中行、建行，为68.8％，宁波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分别为59.4％和56.3％，列第三和第四；其余占比超过10％以上的分别为：保险公司营业机构(18.8％)，小额信贷公司(18.8％)、邮储银行(18.8％)以及农业发展银行(15.6％)；其他如租赁公司和股份制银行二者均为9.4％，农村资金互助社、信托公司、证券、期货公司营业部均为6.3％，国家开发银行和村镇银行为3.1％，占比都较小。所有借款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占到了51.6％，而非正规渠道对满足企业的金融需求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占到了48.4％，其他企业借款的资金占0.13％。在企业需要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调查中，贷款占75％，为最高结算占37.5％，存款为31.3％，从这也可以发现，农村企业对贷款的需求遥遥领先，这一方面是由于近期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和人民币升值持续所致，同时印证了企业认为当前生产经营中面临的最主要困难是资金短缺，造成了个体私营企业对贷款服务需求。

通过对2007年长街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资金筹措及资金成本情况的统计可以发现：企业用于日常生产周转的资金中，自有资金占76.8％，远远领先于其他渠道得到的资金。处于第二位的是“其他商业银行融资”，占19.4％；“农信社融资”占2.6％，其他为“农业银行融资”(0.8％)，“亲友借款”(0.4％)，“其他企业借款”(0.01％)。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中，“其他商业银行融资”占78.2％，“自有资金”占21.8％。用于基本建设主要来自“其他商业银行融资”(48.9％)和“自有资金”(43.1％)。虽然非亲友民间借款的比重不高，但对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其更接近于市场性金融。

通过对2007年企业资金来源、资金运用总体情况的调查，我们发现：“自有资金”是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占65.7％，“金

农地金融论文篇9

【关键词】农村金融；组织创新；改革

一、农村金融的概念

农村金融是指农村资金的融通。它是以资金为实体，信用为手段，货币为表现形式的农村资金运动、信用活动和货币流通三者的统一。农村的货币投放和回笼、存款的吸收和支取、货币的发放与收回、汇兑、转账结算、保险、信托、租赁、债权的发行、票据贴现、证券交易等都属于农村金融活动。

二、当前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

1.引导城市金融进入农村市场，扩大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覆盖

当前，我国整体上存在着资金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是资金在城乡的分布上却存在严重的不均。城市流动性严重过剩，推动着各种资产价格快速上升，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却存在着严重的信贷供给不足和资金短缺。城乡之间这种资金分布的严重不均，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城市金融进入农村市场的有效机制。

2.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

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放开了准入资本范围，支持并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鼓励真正按照信用合作原则新组建农村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鼓励境内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专营货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支持经验丰富、经营业绩良好、内部管理能力强的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这些措施有助于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总量。

3.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实际上是一个“分工严格、竞争不足”的残缺不全的体系。按照“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实行的是严格的银行、证券、保险分工制度。证券业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在农村基本上是空白。农村银行类机构除了农村信用社发放涉农贷款外，其他金融机构很少发放支农贷款，邮政储蓄又形成了事实上的农村金融“抽水机”，农村金融的“贫血”现象愈益凸显。农村金融必须有适度的市场竞争。多种资本和各类机构的进入，进而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最终形成多元化和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三、当前农村金融改革需要正确处理的几个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始终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多个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今后农村金融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建立我国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为实现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必须在实践中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正确选择和运用农村金融理论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石。在农村金融领域，有三种不同的理论流派：即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论。正确选择和运用农村金融理论，对于农村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农业信贷补贴论认为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慢性资金不足问题，农业由于收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等不可能成为商业银行融资对象。为增加农业生产和缓解农村贫困，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盈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然而，经验表明，贫困农户事实上有储蓄需求。低息贷款政策很难实现其促进农业生产和向穷人倾斜的收入再分配目标。

农村金融市场论是在对农业信贷补贴论的批判基础上产生的。该理论认为，农户包括贫困农户是有储蓄能力的，没必要由外部注入资金；低息政策妨碍人们向金融机构存款，抑制了金融发展；机构运作资金的外部依存度过高是导致贷款回收率降低的重要因素；由于农村资金拥有较多的机会成本，非正规金融的高利率是理所当然的。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无法避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合理干预。这一理论的主要政策建议有：一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前提是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二是在金融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之前，保持正的实际存款利率，同时抑制存贷款利率的增长，政府在不损害金融机构储蓄动员的同时从外部供给资金以解决信贷配给和过度信用需求问题；三是在不损害银行最基本利润的范围内，政策性金融是有效的；四是鼓励并利用借款人联保小组等互助合作形式；五是提倡担保融资、使用权担保以及互助储金会；六是融资与实物买卖相结合；七是给予一定特殊政策促进金融机构发展，如限制新参与者等；八是政府适当介入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改善。

2.正确看待财政与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职能划分

农村金融改革首先要明确农村金融的边界界定和功能定位。农村金融的边界和功能不同于财政。从根本上来说，农村金融为“三农”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融资需求问题，能够有效地对农业生产和农民资产进行风险管理，有助于实现农业、农村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也就是说，农村金融的主要功能是资源配置，注重的是效率。

财政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社会再分配，注重的是公平。政府要把原先用于补贴农业信贷和为农村金融机构注入的公共资金，部分的用于对农村其他农业活动的支持，如把公共资金用于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活动。经验表明，在上述领域进行投资，比贷款补贴更有助于在农村实现减少贫困等社会目标。如果把本属于财政的职能由金融机构去承担，结果往往是低效的。

3.正确理解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的运作模式

过去农村金融改革侧重于对机构的调整、重组和监管，往往忽视了农村金融的基本需求，忽视了不同金融功能的实现模式。今后农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指出，要建立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共同发挥作用的功能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作为弥补金融市场失灵的有效工具，政策性金融仍然是必要的。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政策性金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政策性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策性金融萎缩是一种趋势，政策性金融的商业化运作也是一种规律。通过财政有限补贴、公开招标和商业化运作，政策性金融也可以办成一种完全基于资源和市场机制运作的金融模式。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主体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必须有能力在没有政府干预和基本没有政府财政补贴条件下，为农户和企业提供广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按照商业可持续经营的原则，在内部，商业性金融机构必须完善公司治理、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在外部，要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对这些机构形成正向的激励约束机制。健康的激励机制会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努力提供更广泛的贷款、存款和其他非银行金融产品，努力争取广泛的客户群。其结果是农户和企业得到更为及时、可靠和方便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从而使他们能够从事高回报的经济活动，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村福利水平的目的。

4.正确处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关系

在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上，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共存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国也不例外。其中，正规金融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机构等，非正规金融则是亲戚和朋友借贷、循环储蓄和信贷协会、商业信用、私人放贷者、非政府组织的信贷项目等。

调查显示，目前非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相当普遍，在有些地区覆盖面达50%左右的农户。非正规金融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交易成本优势，小巧灵活，操作简便，信贷合同简单，缓解了抵押担保约束。这些优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制约，导致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各具优势，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两者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但应该更多地看待两者的互补性。在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中，不要把所有的非正规金融都正规化，要充分重视民间金融组织的培育，规范民间金融行为。

参考文献：

[1]邱立军.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探讨[J].税务与经济,2007(4).

农地金融论文篇10

一、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经济环境适应性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细分产业在第一产业内部也在逐步进行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过程。这样，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多元化经济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货币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农村经济货币化的发展趋势更为明显。农村经济货币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产生直接影响。除了对金融结算工具和清算方式需求的改变，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增加外，最主要是对货币总量需求增加，包括现金货币和准货币。根据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在物物交换的条件下，金融需求量与经济总量的比率是零，就是说，这时实体经济的变动不需要货币金融的媒介。

随着信用经济的诞生，就产生了实物与货币的交换关系，这时有多大的实物规模，就决定了需要有多大的与之相适应的货币金融需求量规模，即这时金融需求量与经济总量的比率为1，这是此时的金融需求量的理论极限值。也就是说，即使在简单经济条件下，金融与经济之间是存在一定的比率关系，即公式(1)。在公式(1)中，M表示金融需求量;K表示经济金融需求量系数;G表示经济总量，即GDP。然而，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经济运行不再以简单形式出现，现代金融可以使货币和信用发生自身的乘数作用，可以使经济的金融需求量出现倍数放大。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生产条件下的金融———经济比率关系模型就要被扩充为。在公式(2)中，Ki(i=1，2，……n)表示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过程中的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量系数。依照上述思路，田力等(2004)根据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按公式(2)对我国农村金融的理论需求量进行了测算，并在考虑财政部门的资金供给量、家庭部门私人资本的净流入量以及国外资本的净流入量后得出我国农村金融理论需求总量，见表1。在表1的基础上，田力等(2004)使用农村总的金融性资产来替代农村金融的实际拥有量并进行了计算，得出的结果显示出我国农村金融实际拥有量(金融资产量)，见表2。结合表1和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村金融理论需求量和实际量之间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显示了我国农村金融需求量水平与实际所供给量水平的差距在拉大，而且更暴露了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在经济环境适应性方面存在功能缺陷。另外，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与我国农业经济运行机制、运行结构也存在经济适应性方面的功能欠缺。

对于农业经济运行机制，主要在于我国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却没有顺应这种运行机制的变化。计划经济的交易秩序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秩序而不是像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那样是一种自然秩序或曰“扩展秩序(extendedorder)”。美国学者哈耶克认为，这种扩展了的秩序并不起源于人类的设想和意愿，而是自发地来到世间，它来自人们对某些传统的实践，尤其是对道德实践的无意尊奉。与此不同的是，计划经济的交易秩序是基于人类理性之上，未经实践认真检验的一种人为设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求高度集中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其相对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市场化方式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与其相对应，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且呈现出金融资本商品化、金融组织法人化、金融调控间接化与金融行为法制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我国现行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实现上述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还是基于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正如哈耶克所言，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理性的有限性使少数人去计划千百万人的生活成为不可能”。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农业经济运行结构也表现出经济适应性不足。所谓经济运行结构，主要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同领域与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有机组合。面对我国农村经济活动存在着不同的融资需求和不同区域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形成有效的组织运行结构，导致金融资源无法通过不同管理方式来调节资金运行及形成不同区域的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及运用，从而造成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国有企业集中。

二、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金融环境适应性分析

按照金融环境的适应性标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应具备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储蓄资源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而且还能够通过改变农业资金流向及流量来促进农村经济良性发展。但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目前尚无法达到金融环境适应性标准，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从农村金融组织的机构数量来分析，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主要以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与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导，显然，从事农村金融活动的机构数量有限，这将限制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规模。另一方面，从农村金融组织的业务定位来分析，农业发展银行是农村金融方面的政策性银行，但是，其以前主要局限于粮食、棉花、菜油等大宗农产品方面的信贷业务，尚未涉及“三农”建设的全部领域;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最初定位是农村金融业务，但是，多数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转型为农村商业银行，其信贷业务很多在县级城市区域，较少涉及真正属于农村金融领域的乡镇区域;邮政储蓄银行从事一小部分的农村小额贷款业务，但是，其在农村地区的储蓄业务远大于贷款业务，导致邮政储蓄银行对于农村地区的资金“虹吸效应”比较严重，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表3与表4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尚未完全达到金融环境的适应性标准，还有待于通过金融深化过程来进一步改进。

三、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分析

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对于组织文化、制度文化与信用文化方面的适应能力。考虑到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运作载体主要还是正规金融机构，因此，在组织文化与制度文化层面已具有较好的适应性。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环境建设起步较晚，信用文化建设方面明显不足，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信用秩序更为混乱，这可能与农村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有直接关联。农村信用文化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规模与比重。提升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环境适应性水平，尤其是对信用文化的适应性，将成为提升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运行效率的重要路径。对此，中央多次对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但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至今还没有实质性进展。虽然目前农村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以及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但是，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性金融机构越来越注重效益，而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支持农村经济无利可图，还可能带来金融风险，金融业对农业支持严重不足，这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大制约因素。例如，作为政策性支持农业生产的农业发展银行，尽管有人民银行给其提供贷款，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人民银行为减少呆账坏账也不愿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毕竟风险很大，而农业发展银行为自身利益又不愿把贷款发放给农民，转而用于其他商业贷款以获取利润。最终的结果则是，农业发展银行失去了本身存在的意义，或者说违背了农业发展银行的服务宗旨。诸如此类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文化适应性缺陷，将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虽然已具有农村金融的组织文化与制度文化，但是，尚缺乏一个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用文化。完善的市场经济应具备信用高度发达的经济特征。金融不仅加速社会资金的周转运动，而且推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在现代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实践证明:金融作用的充分发挥，一靠制度，二靠科技，三靠文化。但是，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信用文化适应性不足，如对失信行为缺乏严厉的惩罚措施，对粉饰财务报表进行骗贷的行为缺乏一定的制约性，对金融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等，这些都不利于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实现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目标。通过表5与表6的分析可以发现，因信用文化适应性不足，导致我国金融机构对于农业方面的中长期贷款业务比重明显过低，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