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制度范文10篇

农地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农地制度/制度变迁/农村改革

ChineseLandTenure：AnAnalyticalFramework

ThispaperreviewstheexistingliteratureonChineselandtenureissuesandprovidesaframeworkforfurthertheoreticalandempiricalstudies.ItdescribesthecurrentstatusofChineselandtenurearrangements，presentstheresultsoftheoreticalandempiricalstudie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landtenureandagriculturalperformance，andtheforcesthathaveresultedindifferenttypesoflandtenurearrangements.Keyissuesthatoughttobeaddressedinfurtherreformeffortsarealsodiscussed.Inparticular，thispaperemphasizestheroleofthetrade-offbetweenefficiencyandequityandsocialstabilityinresultinginthecurrentlandtenurearrangementsinruralChina.Keywords：Landtenure，institutionalchange，ruralreform

农村改革以来，中国的农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公社制度，代之以自发形成、从而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解释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和后果不仅将为农村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而且将对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尚待解释的现象和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很多。本文旨在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分析的框架，以期对今后农地制度的研究有所帮助。

本文第一节将对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进行一个总结性的回顾。第二节讨论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经济绩效不仅包括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包括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保险功能。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个分配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节将讨论导致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因素。我将在回顾现有理论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几个可供选择的方向。第四节将讨论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应该考虑的几个基本因素。对于与农地制度有关的其它一些问题，如农地规模与单产的关系和非耕地的运作等，本文暂不涉及。较之耕地，非耕地的问题要单纯得多。农地规模与单产的关系与以地权为中心的农地制度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市场的不完善有关。Feder（1985）在理论上阐明了单产随规模上升或下降的条件；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参见鲁公路（1998）的回顾和他自己对中国南方稻区的研究。

一。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

农村改革的一大特点是国家从农村基层制度建设领域的逐步退出以及乡村社区权利的加强。1984年的宪法确定了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从而使农地制度建设由国家转移到村集体手中。其后果有二。一是自发性的制度创新代替了原有的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与这一变化相适应，第二个后果是产生了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自发性的制度创新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整顿时期便初见端倪，1978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土地承包制更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的典范。对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认定为自发的农地制度创新奠定了法律基础。

农地制度创新既然是自发的，便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农地制度的核心，即地权本身，就具有多面性；另一方面，各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差距甚大，建立其上的自发制度创新因此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知道，地权是由多种权利组成的，包括法律所有权、剩余索取权、使用权、处置权以及这些权利的可靠性等。法律所有权显然是属于村集体的，其它权利则在集体与农户之间进行程度不等的分割。农村改革使得农民具有了完整的剩余索取权，但其它权利却不是完整的。比如，一些地方至今仍然限制农户种植作物的种类，从而限制了他们对土地的自由使用权。尽管土地租赁得到国家的鼓励，且实际生活中也较普遍，土地的使用权有偿转让在一些地方仍受到限制，同时，土地的继承权因为我们下面要谈到的成员权而普遍没有得到尊重。由于土地在法律意义上属于集体，农户间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买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土地的抵押价值也不可能体现出来。譬如，一个农户将土地抵押给银行以得到贷款，其协议是在银行与农户之间签署的。但是，一旦农户无法偿还贷款而不得不交出土地时，此时的法律关系则转移到了银行与村集体之间，而后者有充分的理由不承认银行与农户间合同的合法性。意识到这一点，银行没有理由接受土地作为贷款的抵押。

目前农民反映最大、学术界也最关注的是农户对其所拥有的地块不具有稳定的地权。关于不稳定地权的效应，我在下一节将要详细讨论，这里只讨论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周其仁和刘守英（1988）早在1988年就提出的社区成员权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其结果自然是土地分配随人口的变化而变化。

地权的多面性为农地制度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而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地区差异则是这种多样化的诱因。既然制度创新是自发的，则它必定与创新者的利益相关联，而后者又大体上是地方条件的函数。地方条件的差异，导致村民间的利益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制度创新。显然，这里涉及到诱发性制度创新理论。关于这一理论及其相关发展，我将在第三节中详细给予介绍。我在这里想做的，是概括一下目前中国农村的六种农地制度安排类型，并将它们与当地的经济和人文条件联系起来。

第一种类型是农户经营加"大稳定、小调整".这是最普遍的一种类型，被中等发达地区广泛采用。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农地制度是在农民自发要求下形成的。产生这一制度安排的动因既可能是农民在成员权保障下对公平的诉求，也可能是为保证集体生存而做的一种集体理性选择。但是，人们在成员权下对公平的追求大体上应该是一致的，换言之，它应该独立于区域条件。因此，对公平的诉求无法解释土地调整的区域差异。我们在第三节中将看到，集体生存重要性的差异可能是解释区域差异的原因。第二种类型是由山东平度县发起的两田制。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土地招租的形式来模拟市场的土地交易。平度的非农产业发展较快，一些农户因此愿意放弃部分或全部土地。当地政府没有放开手脚，听任农民通过土地租赁市场转让土地，而是将口粮田以外的土地全部收回，然后招租。招租实际上是一个显示农户生产能力和愿望的过程；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办法基本上可以达到完善的市场配置所能达到的效果，即土地的边际产出在全体农户间趋于一致。但是，经过三、五年之后，由于人口和其它经济因素的变化，原先有能力且愿意多耕种土地的农户可能不再愿意种那么多的地，而原先种地较少的农户却可能变得愿意种更多的地。这样一来，重新招租势在必行。事实上，平度正是这样做的。与第一种类型一样，农户对其所拥有的地块的权利缺乏稳定的预期。第三种类型是以机械化集体耕作为特点的苏南模式。这一模式比平度走得更远，到了放弃家庭生产的地步。但是，这一特点并不一定是苏南模式的弊病。从生产组织和分配的角度来看，它与我们下面要介绍的土地股份制相近。这一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模糊了农户与土地之间的权属关系；同时，大规模以工业补贴为支撑的机械化作业与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脱节（文贯中，1998）。

以上三种类型要么意味着农户地权的残缺，要么意味着农户不再直接享有地权。除第一种类型为农户自发的选择外，后两种类型均带有地方政府行为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和苏南直到最近仍以发达的集体经济而闻名。长期的集体经济传统也许是它们采用非市场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制度创新者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决定创新走向的重要因素。与上述三种低个人化类型相对照，下面的三种类型则是朝着更加个人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种类型是以贵州湄潭县为代表的"生不增、死不减"制度。除1984年进行过一次调整以来，湄潭十五年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土地调整。这种制度目前已在贵州全省推广，并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耕地承包期五十年不变，非耕地承包期六十年不变。此项法规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此之长的承包期已经接近永佃制，是在集体所有制下最具个人化特征的农地制度。第五种类型是以浙南为代表的温州模式。尽管没有政府的干预，温州地区的土地调整微乎其微；同时，土地租赁市场非常活跃，土地集中程度不亚于苏南地区。同为发达地区，浙南和苏南所走的道路却完全不同。一方面，与集体经济发达的苏南不同，长期的私人经济使得温州人习惯并相信了市场的运作能力。另一方面，两地的非农就业结构的差异也是导致它们走上不同的道路的重要原因（姚洋，1999a）。最后，第六种类型是以广东南海县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在土地股份制下，每个农户拥有一定的集体土地的股份，但此股份并不具体对应某一相应的地块。这样一来，集体所有制被个人化了，但个人化之后的产权并没有对经营规模的扩大形成约束，因为集体可以将土地统一发包给当地或外地的农民。因此，土地股份制是解决土地的法律所有与土地的占有和经营之间矛盾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地制度虽然高度多样化，但多样化的核心是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对经济绩效有何影响呢？如何对它们的形成给出理论上的解释呢？这正是以下两节所要回答的问题。二。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发展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主要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并且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FederandDeininger，1998）。在本节中，我将讨论农地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途径，如地权稳定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社会保障效应等。

1.地权稳定性效应不稳定的地权使农民对自己所拥有的地块缺乏长期的预期。土地的不定期调整的作用如同一种随机税，它在不可预见的某一天将土地拿走，同时带走农民投入土地的中长期投资。土地在农户间的单纯转移并不构成效率的损失。但是，由于附着于土地的中长期投资也同时随之转移，且其价值一般难以完全得到补偿，土地的原所有者将会失去投资土地的信心，从而从一开始就减少对土地的投资。这样一来，土地产出率下降，经济效率受到伤害。必须注意的是，不稳定地权的负面影响并不局限于那些在调整中失去土地的农户，而且对村庄内的每个农户都有影响，因为今年得到土地的农户，明年却可能失去土地。

在介绍对地权稳定性的研究成果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清地权稳定性效应和农地的租赁效应。对于租赁效应，马歇尔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农民的租种土地的产出率低于其自己拥有的土地的产出率。这是因为，土地租金相当于土地税，降低农户的生产（包括投资）积极性。这种所谓的马歇尔效应是许多经济学家赞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只要土地租赁存在，马歇尔效应就存在。因此，消除马歇尔效应不应是农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地权稳定性效应应该是是针对农民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亦即承包地而言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实证研究中要考察的是村庄一级的农地制度安排对农户整体投资的影响，而不是一个农户内部不同种类土地（承包地、租种地等等）之间的差别。

关于地权稳定性效应的定量研究很多。但是，对于非洲传统农地制度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Bruceetal.，1995）。在对中国的研究方面，Feder等人对东北的研究发现地权稳定性对农民在农机方面的投资没有影响（Federetal.，1992）。这一结果显然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农机不是附着于土地的，不会随土地的调整而调整。我本人对浙江和江西两省449个农户的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对农民的绿肥种植面积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姚洋，1998）。在我的文章中，地权稳定性是从三个指标中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获得的。这三个指标是，自责任制实施以来本村土地调整的次数、增人是否增地以及减人是否减地。他们代表了农户对未来土地调整的预期。这里暗含的假设是，农户预期受过去的经验和村庄对将来的规定的影响。利用同样的资料，Carter和我的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农户的所有投资（以人工投入衡量）与地权稳定性（其定义和我自己所用的相同）之间的关系，结果和我自己的研究相吻合（CarterandYao，1998）。Jacoby，李果和Rozelle（1998）的研究同样表明稳定的地权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产量的效果不明显。投资与产量之间的反差说明农家肥、水利投资等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对产量的贡献较小，对增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土地面积、人力投入和化肥施用量。因此，稳定地权不可能立竿见影，马上见到产量上的效果。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土地长期投资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但这种好处不一定是农民所能预见并纳入他们的计算的。

对地权稳定性效应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地权稳定性本身是农民选择的结果，因而对其效应的估计会产生偏差。这在对非洲授证工作的研究中反映得最明显。在非洲的传统农地制度中，族长掌有族内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族民们只有耕种权。但是，两种权制均无法律保证。八十年代开始的授证工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农民可以自愿决定是否申请对自己所耕种的土地的法律所有权。那么，授证之后对土地投入有什么效果呢？由于申请土地证是一个自愿行为，在检验其效果时就有一个内生性的问题。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只有那些即使是在无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也会多投资的农民才会花钱去申请土地证，因为他们比别人更需要法律的保护。这样一来，一般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所估计的授证对投资的影响就会被夸大；而复杂的计量模型所要求的数据又难以收集。中国的情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否调整土地是当地居民自己选择的，因此，地权是否稳定也是内生的。以上所引用的几项研究都或多或少有这个问题。虽然Carter和我的研究试图通过较复杂的计量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但这种控制仍然给人以间接的感觉。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找到一处制度外生的地区，以便做控制对比研究。贵州所实行的长期承包法规是一个近似于外生的理想制度实验，将贵州和周边省份进行对比将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

2.资源配置效应一种富有弹性的农地制度应该能够容纳市场的运作，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这里，对土地自由流转的容忍度非常重要。土地的自由流转可能产生两种效应，即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下面对这两种效应分别加以讨论。

所谓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即土地的自由流转促使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将土地租让给土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两者的边际产出趋于相等。土地边际产出相等说明资源配置效率达到了无法再进一步改进的地步。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农户的土地边际产出高于另一个农户，则说明前者应该得到更多的土地，从而经济中存在可改进之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只有在存在其它市场缺陷、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缺陷时才会起作用。如果存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那么，人们可以通过调整劳动力的配置-如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雇佣劳动力，土地边际产出较大的农户出卖劳动力-来达到土地边际产出相等的目的。但是，劳动力市场很难达到完善的地步。原因之一是存在监督问题：雇工总有道德风险问题，因此需要监督。即使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其它市场如资本市场在中国也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土地市场的改善在中国目前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意义。

我自己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姚洋，1999a），较自由的转让权（如使用权的买卖和土地租赁等）促进土地的流转。我在1998年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较自由的转让权缩小农户之间在劳动力和土地投资强度方面的差距。在较弱的假设条件下，投入强度差距的缩小也意味着要素边际产出差距的缩小。因此，我的研究证明较自由的转让权的确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Carter和我（1999）的研究通过更精确的计量模型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交易收益是土地可交易性所带来的第二种资源配置效应。这一概念是Besley（1995）首先提出来的，指的是土地交易性的提高增加土地投资的价值，从而提高农民进行土地投资的积极性。土地交易性如何增加土地投资价值呢？设想下面的情形。假设一个农户今年在他的土地上打下一眼水井，一年后他在非农领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从而不想继续耕种他的土地。在土地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他要找到一个土地买主或承租者非常困难。因此他可能不得不将土地撂荒或降低利用的程度，他在水井上的投资也就无法收回。如果农民在今年考虑投资时就预见到土地无法出租的可能性，他对土地投资的价值就要打一个折扣，并因此可能不打这口井。换言之，土地可交易性的增加提高农民在必要时找到买主或承租者的可能性，从而增加投资的价值。但是，Besley自己对加纳的经验研究并没有证明交易收益的存在。我自己对江西和浙江的经验却证明了交易收益的存在（姚洋，1998）：在对土地交易（使用转让、出租和代耕）限制较少的村子里，农民种植更多的绿肥，且单产较高。

Besley的交易收益效应是从可交易性的增加提高交易发生的概率这个角度提出来得。但是，在一联系紧密的村子里，如果土地交易是允许的，则只要交易成本不是离奇的高，想出租土地的农户总是可以找到一个愿意承租的农户的。Carter和我（1999）的研究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交易收益效应。我们将对土地交易的限制模拟为一种交易费用。这样做基本上抓住了当前农地制度的特征：在多数地方，土地的租让是允许的，但附加了一些条件，如必须在村里登记、必须完成公粮、只允许责任田转包、不允许口粮田转包等等。另外，出租土地可能被别人看作土地过多的信号，因而在下一次土地调整时土地有被分走的危险。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土地租让的交易费用：土地所有者租金降低，承租者租金提高，因为两者均须负担一定的成本。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一些原本愿意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农户可能就不参加了。这不仅会影响一个地区土地市场的活跃程度，而且会影响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积极性。设想一个农民预期明年他可以在非农领域找到一份好工作从而会减少土地种植。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这个预期不会影响他在今年的土地投资行为，因为他在明年可以找到一个承租者，使其投资实现价值。但是，当土地交易市场受到限制，从而较高的交易费用存在时，出租土地的吸引力下降。因此，如果农民在明年果然得到一个较好的工作，他要做的可能不是租出土地，而是降低劳动力投入的强度。这样一来，今年对土地的投资就失去了相应的劳动投入的配合，从而其价值也就下降了。该农民因此会后悔今年不该对土地做过多的投资。但是，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今年一开始就不会做这些过多的投资。我们称这种效应为投资反悔效应。我们的经验研究证明这种反悔效应的确存在；但是，较自由的土地交易权并没有显示出降低这种效应的迹象。

3.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土地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或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可忽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保障虽然具有维护公平的意义，但更重要、而又恰恰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它对效率的正面作用。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作用是使生产力不至于在突发破坏性事件-如疾病、失业等-发生时遭到摧毁性的打击。显然，对生产力的保护提高经济效率。

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方面看，因土地调整而形成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得到说明。设想一个农户在八十年代初承包制刚实行时有三个未成年男孩，一家五口人分得五亩地。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三个儿子均娶妻生子，人口变成十一口。如果在这期间无任何土地调整的话，这一农户的人均土地就会下降超过一半。但是，全村人均土地不会下降如此之快。毕竟，有一些农户没有这么多儿子（试想一个在承包制实行时有三个女儿的农户，它的人均土地到现在可以增加一倍多。）因此，如果土地随人口变动而做相应的调整，人多地少的农户的困难就可以得到缓解。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随土地在农民收入来源中的重要性的下降、或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退。在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农业以外，因此，土地的收入功能降低；同时，由于收入的提高，人们以货币收入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随之提高，无须实物形式的保险。在不发达地区，情形刚好相反。这也是导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农地制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节中还要详述。

土地的失业保险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农村中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之所以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土地对这些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土地的失业保险功能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目前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如果土地仅仅是一个蓄水池，而不能在结构上对失业保险有所支持，则土地的保险功能与目前的农地制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即使土地是私有的，其蓄水池的功能也不会丧失。我认为，目前的农地制度至少在一个方面对失业保险具有结构性的支持。就是，与高个人化的农地制度相比，目前的农地制度有可能有利于劳动力的长期跨区流动。下面两种情形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第一种情形中，一个农民因为土地长期没有调整而没有分得土地。6现在，考虑两种就业可能。一种是在当地的一份可以勉强糊口但稳定的工作，一种是到城市找一份收入高但不稳定的工作。前一种工作可以立刻找到，但如果现在不要，以后可能便没有了；后一种工作必须到了城市之后才能知道是否可以找到。这个无地的农民会选择哪种工作呢？如果他是避险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避险的），且城市的期望工资不比当地的稳定工资高太多，这个农民可能会选择当地的工作，因为一旦在城市没有找到工作，他连当地的工作也可能失掉，从而断了生计。现在，考虑第二种情形。这种情形和第一种情形的条件相同，只是这个农民拥有一块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和无地的农民相比，他更有可能选择进城工作，因为即使在城里没有找到工作，或工作不稳定，他还可以回到当地耕种自己的土地。换言之，土地的保险作用使得农民更愿意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工作，从而对经济效率起到促进的作用。上述例子中对无地农民的假设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其结论对因人多地少而在当地兼业的农户也适用。

当然，以上论述只是提出了现有农地制度促进农民转移的可能性，同时也只讲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实际上是土地对劳动力转移的收入效应：土地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收入（或财富），提高了他们抵御失业风险的能力，从而给他们更多的转移动力。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土地对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效应：较多的土地挤压农民离农进城的积极性，从而迟滞劳动力的转移。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综合之后的可能情景是，土地拥有量处于中等水平的农户更愿意输出劳动力。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目前以均分土地为特征的农地制度就有利于劳动力的长期流动。当然，这是一个需要经验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

目前的农地制度也可能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面。如同我们在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中所看到的，低个人化的农地制度降低农地的价值，这使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值降低，进而降低农民出让使用权的意愿。如果农地制度的个人化程度提高，一些农民就可以通过转让土地而筹集一部分进城长期居住的资金，从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Yang，1994）。从边际调整的角度看，这种趋势无疑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大城市近郊，土地价格很高，这种趋势可能会反映得更明显。但是，它对一般农村居民的影响有多大，是一个需要严格检验的问题。

最后，我们在谈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时，也不能忘记可能存在能够完成这两种功能的替代物。赵耀辉和文贯中（ZhaoandWen，1998）指出，家庭是提供农村社会保险的有效单位，而土地的集体管理恰恰弱化了家庭的这种功能。他们认为，土地的可继承性使得父母可以把土地继承权当作筹码，以换取子女的赡养。另外，在地权长期化之后，农民可以通过少生孩子的办法减轻对土地的压力。7同时，地权长期化可能改变农民的消费和积累模式。目前农村的最大消费是建房。地权长期化之后，农民或许会减少这种攀比消费，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金融投资，以备将来的不测。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小结本节所讨论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对目前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甚至空白之处。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地权稳定性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经验研究需要更加精确的数据。第二，对土地的社会稳定与失业保险功能缺少理论和经验研究。第三，对地权长期化对农民消费和积累的影响几乎没有研究。这三个方面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三。农地制度的演进及区域差异

在第一节里，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农地制度具有了强烈的区域差异。解释这些差异不仅将对下一步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将对制度变迁理论做出重要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已有几个理论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在这一节里，我将扼要介绍这些理论，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由于农地制度差异的核心是地权的个人化程度，因此，目前的研究集中在探讨影响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因素上。

Turner，Brandt和Rozelle（1998）认为中国农地制度的区域差异取决于农地制度对全村生产剩余之和的影响。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农地制度由村干部决定，而村干部关心的是使全村的生产剩余最大化。根据当地条件的不同，同样一种农地制度可能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同的影响。他们构造了一个理论模型，试图预测一个村子调整土地的频率。由于他们对目标函数的假设（即最大化全村生产剩余的总和），土地调整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在土地市场不活跃或不存在的情况下，行政的土地调整代替了土地市场的作用，将土地从人口和劳动力较少的农户手中转移到人口和劳力较多的农户手中，从而起到在农户之间拉平边际产出的作用。那么，什么时候更需要调整土地呢？根据Turner等人的理论，人口增长越快或非就业机会越多的地方越需要土地调整。人口增长快，土地分配越可能不平衡；非农业就业机会越多，则更多的农户愿意放弃土地。但是，后一预测与日常观察不相符，也与Turner等人自己的计量检验结果矛盾。纠其原因，在于他们对村干部最大化全村生产剩余之和的假设。这个假设与现实的差距相当大。

恭启圣（Kung，1994）和董晓媛（Dong，1996）试图从不完全市场的角度来论证目前低个人化农地制度的合理性。在诸多市场缺陷中，他们强调农村社会保险市场的缺失对产生现有农地制度的作用。由于大部分中国农村地区仍处于温饱线上，生存仍然对农民构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土地的均分可以看作是农民克服生存压力的一个集体回应。在这里，恭启圣和董晓媛实际上是在强调我在前面所讨论的社会保障功能。必须指出的是，集体决策在这里是导致农地制度低个人化的必要条件。换言之，这种农地制度不可能是以农户个体决策为基础的分散博弈的结果。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得到说明。假设一个村子里只有两户农民，一户人均土地多，另一户人均土地少。地少户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地多户则可以维持生活且略有盈余。在这种情况下，地多户给地少户一部分土地符合社会保障的精神。但是，以农民的个人意愿来看，地多户是决不会无偿地给予地少户土地的，除非他预期明年自家人口将大量增加，8以致其人均土地低于两户的平均水平，从而可以从另一户人家得到土地。这种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相互合作有多大的可能性呢？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可能性即使存在也是脆弱的，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两个农户循环的期望上：地多户不但要预期他家人口的增加，而且要相信地少户在明年也预期自家人口会在后年增加，等等。这里不仅要求理性是共同知识，而且要求农户对自家人口的增长具有单向的预期。两者在现实中都可能不满足。因此，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只可能建立在以下两种可能性之上。一是农户之间存在一种自发的道德约束，要求富有者对贫穷者、特别是那些生存受到威胁的农户负担起帮助的责任。这种道德约束显然存在于传统的村庄伦理之中，只是其表现形式不是给予贫穷者土地。但是，历史上广泛存在公田或族田，其收益除用于公共事业外，还用于灾荒年景对饥荒者的赈济。另一种可能性是存在一种社会加总机制，对所有农户的效用（或其它满足指标）进行加总并使之最大化。在这个机制下，低收入或生存受到威胁的农户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重视，从而使得土地的均分成为可能。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社会加总机制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道德，只是这种道德不是对农民之间一对一关系的约束，而是一种对集体的强加。至于产生这种强制约束的原因，我们首先可追溯到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把它看作是中国传统村庄道德中集体生存伦理的延续。同时，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是集体时代的遗产。事实上，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其所体现的成员权正是为这种集体伦理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

如果我们相信现有土地制度是对集体生存的回应的话，我们可以对农地制度的演进和区域差异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我在后面介绍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时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现存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可能只是回应集体生存的方式之一，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市场交易可以作为行政性土地调整的替代物，用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刘守英、Carter和我（1998）的文章试图在约翰"康芒斯的分析框架内对现有农地制度的演进及区域差异给出一个更广泛的解释。我们将农地制度看作是国家和农户之间博弈的结果。康芒斯将所有权定义为一种义务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所有权意味着他人对所有者的权利有尊重的义务。但是，由于所有权的多面性及合同的不完全性，所有权不可能是完备的（即存在巴泽尔之所谓公共领域）。所有者对某种所有权的重视程度取决于他从维护这种所有权中获利的多寡。在责任制实施之前，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之所以向农民让渡部分权利，是因为从集体生产到家庭经营的制度转变是一个帕累托式的改进，既增加了农民自己的收入，也提高了全国的食物供给。但是，在第一波改革之后，农民与国家的利益冲突再一次显现出来，并突出表现在农民对地权进一步个人化的要求和国家对此的控制上。国家保留对地权的控制，是因为它的利益，如保障充足的粮食供应等，可能因为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加深而受到损害。因此我们看到，对农地使用和土地流转限制最多的地区，也是国家粮食采购所依赖的重点产粮区。在与粮食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领域，如土地的调整方面，国家对农民的自发选择给予了高度的忍耐。

在解释中国农地制度的区域差异方面，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可能是一种较适用的理论。诺斯和托马斯的《西方世界的崛起》一书可以看作是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部著作。但是，正式提出诱导性制度变迁这一概念的是佛蒙"拉坦和速水佑次郎（RuttanandHyami，1984）。根据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经济制度受到经济参数、特别是要素相对丰度的左右。相对丰度越低的要素越可能实现个人化。诺斯和托马斯的研究指出，西欧从公田制向私有制的转变过程是由土地的相对稀缺导致的。西欧、特别是英国的海外贸易促进了对羊毛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土地的相对价值，从而使得土地的私人占有成为有利可图的制度转换。这正是圈地运动产生的原因。速水佑次郎等人（HayamiandKichuchi，1981）对菲律宾和印尼爪哇岛收割制度演变的研究也验证了上述命题。在传统的收割制度下，地主必须允许村里的其他人参与收割，并得到收获量的六分之一。随着绿色革命的传播，土地产量大幅度增加，六分之一的产量作为对收割者的报酬超过了当地劳动力的价格。因此，新的收割制度应运而生。在爪哇，村民想参加收割必须先参加除草；在菲律宾，收割工作则包给了中介人，由中介人付给收割者市场工资。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进一步将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总结为效率假说（诺斯，1994），即制度总是朝着辅助经济系统达到社会最优的方向发展。但是，诺斯本人也注意到一些明显的反例。比如，同处欧洲的西班牙大大地落后于西欧国家。诺斯将这一现象归咎于路径依赖。他认为，西班牙没有经历英国式的皇权改革，以至皇权过大，并决定了后来的制度变迁轨迹。作为英殖民地的北美和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南美的对比似乎也印证了诺斯的路径依赖假说。

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原因在于它忽视了决定制度变迁的政治过程。就连为这一理论做出很大贡献的速水也在其新书中认为这一理论是天真的（Hayami，1997）。一种制度可能比旧制度更宜于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但由于决定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帕累托式的社会结果未必能自然地产生。经济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囚徒困境便是一例。对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帕累托最优可能可以通过行为主体之间长时期的博弈所达到（如囚徒困境可以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得到纠正）。对于短时段的制度变迁，帕累托最优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一种偶然，次优结果才是一种必然。认识这一点对我们研究中国过去二十年农地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对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从对制度的需求着手，研究微观的利益机制如何产生不同的制度安排。在这方面，林毅夫（Lin，1995）研究了要素对农户的相对稀缺性如何决定单个农户是否参加土地市场交易。我自己（姚洋，1999a）构造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探讨要素的个体稀缺性如何导致不同的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程度。一个明显的观察是，同为发达地区的温州地区和宁绍平原地区，前者的土地租赁市场非常发达，后者则几乎见不到土地的租赁。我的观点是，这一现象与两地不同的非农就业结构有关。温州地区以私营企业为主，劳动力就业基本受价格信号调节，社会分工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大部分人完全或部分脱离农业，少数农户则向专业农户转变，从而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发育。相反，宁绍平原地区以集体企业为主，而集体企业倾向于在追求利润之外同时追求就业最大化。但是，企业的发展又不允许过多的就业，因此便产生了一个人的工作由两个或更多的人来做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一个后果是兼业化在当地相当普遍，社会分工不明确，从而降低了对土地市场的需求。我不仅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且还进行了计量检验，其结果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

对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另一条发展途径是研究制度变迁的决策过程。我自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姚洋，1999b）。在我的研究中，我把农地制度看作村庄内部集体决策的结果。与前面对村庄伦理的讨论一致，我假设村庄在决定农地制度的个人化程度时最大化全村人口的福利之和。但是，这个最大化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农户生存约束下进行的。由于生存约束的存在，村集体不再是追求单一的效率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参见第二节对效率的讨论），我的模型的预测因此也偏离了效率假说所指出的方向。比如，地权的个人化程度和土地的相对丰度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线形的，而是呈倒U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非常稀缺和非常丰富的地方，其地权的个人化程度较高，土地资源适中的地区的地权个人化则最低。当土地非常稀缺时，调整土地分配对缓解部分农户的生存压力无大的补益，要求调地的呼声反而较低。当土地非常丰富时，生存不再成其为问题，土地调整因此也失去了意义。只有当土地资源适中时，调整土地才对最贫穷的农户摆脱生存压力有所帮助，因此才成为集体决策的选择。我的模型还预测，地权的个人化程度随农民收入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而提高，因为收入的提高增加了农户摆脱生存压力的能力，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这些预测得到了我对1981至1993年期间四省八十三个村土地调整的经验研究的证实。与恭启圣和董晓媛不同的是，我的模型还对土地市场的发育对农地制度个人化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其结果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土地租赁市场降低一个村子进行土地调整的频率。换言之，土地租赁市场可以成为土地行政调整的替代物，用以达到降低集体生存风险的目的。土地租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比行政调整更有效率：前者使土地边际产出在农户之间趋于一致，即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后者虽也具有部分的拉平效应，但赶不上市场的程度。另外，人少地多的农户的收入肯定是提高了；而对于人多地少的农户，虽然他们现在需要付费才能得到土地，但是，如果愿意的话，他们能够得到超过在行政调整下所能得到的土地量。因此，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市场所带来的整体收益大于行政调整下所能得到的。我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土地租赁市场对土地行政调整的替代作用。

以上是对解释我国农地制度的演进与地域差异的几个理论的回顾和评价。下面谈一谈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方向之一是深入研究村庄的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这是以上研究均未涉及、却可能是决定农地制度走向的重要因素。在这里，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是村级民主对一个村庄制度安排的影响。如果以前村干部起到的作用很大的话，村级民主实施之后，这种面貌将得到改变，从而使得制度安排更可能反映农民自己的意愿。方向之二是在对村庄决策过程的研究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村庄决策模型，并对可能的制度选择做出预测。这个方向在理论上非常有意义。方向之三是深入研究几个突出的案例（如广东的土地股份制），对它们的产生和发展给出一个经济学的解释。目前已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折晓叶，1997；傅晨，1999），但仍有发展的必要和空间。所有三方面的研究都将对中国农地制度的研究提供新的内容，并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四。下一步的改革

要确定下一步改革的方向，首先必须对现有的农地制度做出完整的评价。前面的讨论虽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基本上是在实证的层面上展开的。然而，农地政策的制定涉及到更多的可能是规范层面上的问题，因为它需要价值判断的指导。在这一节里，我将首先罗列土地制度各方面的利弊，并就价值判断的某些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节是对前面各节的一个总结。

从前面各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对现有农地制度的评价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地制度的稳定性和资源配置效应。现有的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较稳定的地权增加土地投资、较自由的转让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有关这两种效应的数量大小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才能确定。

第二，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虽然更加个人化的农地制度降低农业生产效率，但是，这种效率损失可能被现有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所抵消。并且，后两种功能的作用远远超出农业本身，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国家稳定产生影响。但是，对于这两种功能还缺乏实证的数量研究。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足以抵消现有农地制度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负面效应。同时，我们也不清楚是否存在可以替代这两种功能的其它机制。

第三，公平问题。公平是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农户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使社会保障不再是一个问题，单是对公平的追求也会导致土地的调整。既然成员权保证每个人对集体土地享受同等的权利，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责农民对公平的要求。

第四，农民的自发选择。当地权在法律层面上予以确定之后，其剩余部分则取决于农民自己的选择。从原则上说，国家对地权任何形式的干预都与宪法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肯定相背：既然村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了对村土地的所有权，他们便同时拥有了对农地制度的决定权。国家政策只能给农民一定的经济和行政引导，促使农地制度朝某个方向发展，而不应是对农地制度的直接干预。当然，由于村庄内部的决策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民主，村干部仍然拥有较大的权力，并可能滥用这些权力。因此，国家应该对村干部的行为进行规范。

在决定一种理想的农地制度时，政府应对前三项内容进行综合的考虑。在这里，我们必须对几种此消彼长的因素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更加个人化的农地制度增加经济效率这一命题，学术界和政策部门都没有大的疑问；但是，对于现有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我们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一般的认识是，这两个功能和经济效率之间是对立的。前面的分析却表明，它们可能有助于效率的提高。这里的效率可能不是短期内所能看到的。比如，土地的均分降低某些农户失去生计的风险、提高贫困农户的营养状况，这样的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显现出来，但因此而保留和增加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来的效率收益是巨大的。所以，在衡量现有农地制度的好坏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经济效率，而且要考虑未来的经济效率。同时，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公平问题。即使更加个人化的农地制度有利于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对公平的诉求也可能妨碍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由于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足以评判以上各种因素的共同指标，要对现有农地制度给出一个单一的综合判断是极其困难的。在这里，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中，经常讨论的社会加总方法有三种。它们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罗尔斯的差异原则以及森的基本能力原则。所谓功利主义原则，即社会以最大化全体社会成员的效用为目标。由于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效用之和最大化的条件是每个人的边际效用相等，功利主义原则相当于基于个人效用单位的平等（SenandWilliams，1982）。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律的作用，功利主义原则会对收入较低的农户倾以更多的照顾。特别地，如果每个农户的效用函数是相同的，则功利主义原则给予每个农户相同的收入。更进一步，如果土地是农户唯一的收入来源，且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则每个农户应该得到相同数量的土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个人满足都可以用效用来衡量；即便是，功利主义原则基于效用单位的平等可能也无法体现真正的平等。比如，对于一个瘫痪的残疾人来说，任意一个单位的收入对他的效用总是比正常人低，若按功利主义原则进行分配，他的所得就会比正常人少。与功利主义相对照，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提出基于效用数量的平等。根据这个原则，社会应该给予所有个人在一组基本自由权利上的完全平等；在此基础之上，社会分配可以是有差异的，条件是最大化境况最差的成员的效用（Rawls，1971）。但是，此条件在许多情况下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效用必须是相等的（SenandWilliams，1982）。这种绝对的平等观受到许多的批评，罗尔斯后来把他的理论修正为基于一组基本物品的平等，并强调这些物品对起点公平的重要性（Rawls，1982）。森的基本能力原则比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更进了一步，强调给予个人进行一些基本活动，如获取足够的营养、自由移动等的能力。由于个人的基本需求不同比如，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的基本需求就和一个正常人的不同，因此，基于基本能力的平等要求为社会中的个人提供因人而异的权利保障（SenandWilliams，1982）。从这点来看，森的基本能力原则对起点公平的要求高于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对罗尔斯和森的起点公平原则的完整评价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所要强调的是，它们对个人基本权利和能力的认同对我们把握中国农地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农地制度要不要保护个体农户的一些基本权利，特别是当这些基本权利的丧失会导致他们的基本能力的丧失时？比如，"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实施之后，一些人口多、但又没有能力取得非农收入的农户就可能滑入贫困的泥潭，并由此失去任何登上社会分层阶梯的能力。这里的问题是，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平是不是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是，则国家应该对它进行保护。虽然保护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比如，可以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但是，土地的平均分配可能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方案。第一，它不影响全社会范围内因为再分配引起的效率损失。第二，土地的平均分配并不排斥事后的土地再交易（如租赁），因此，它本身并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对土地交易的限制影响配置效率）。第三，土地的调整虽然影响农民投资土地的积极性，但这种副作用可能被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对提高长期效率的贡献所全部或部分抵消。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这样的一种农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可以在农户间进行小规模的调整，以适应人口的变化；同时，土地的使用权买卖和租赁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新的《土地法》正体现了这个思想。许多论者对土地调整的担心来自村干部对权利的滥用。新的《土地法》规定，调整土地的条件之一是比须得到全村三分之二村民的同意。如果这一法律能够得到贯彻，村干部对权利的滥用势必得到控制。

其次，市场交易是否应该有一个界限？显然，对涉及个人自由的交易，如蓄奴、养童养媳等，答案是再明确不过的了。但是，在经济领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不那么明确了，因为对交易的限制差不多总是伴随着效率的损失，因此社会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进行抉择。但是，如果基本生存是个体农户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对某些交易的限制就可能是必须的。费孝通对开弦弓村的观察发现（Fei，1983），农民的沦落开始于高利贷，终止于土地所有权的丧失：土地的田底权（即法律上的所有权）落入不在村地主的手中，农民自己则沦为只有田面权（相当于土地的使用权）的佃户或无地的雇工。不可否认的是，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以及建立其上的种种交易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有效不等于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尊重，而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利益往往最易被忽视。正如费孝通在其1946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农民一旦沦为佃农或雇工，他们在社会分层中升迁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了（Fei，1983）。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否是既维护弱小农户的基本生存要求、同时又成本较小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呢？换言之，法律意义上的土地买卖是否应该受到限制呢？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就资源配置而言，土地租赁是比土地买卖更有效的手段（FederandDeininger，1988）。因此，土地交易是否应该止于土地租赁和使用权的买卖呢？

回答以上问题不是本文的宗旨。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目的在于揭示国家在制定农地政策时所面临的复杂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经济学家的努力，而且要求新的伦理和政治哲学的支撑。如前两节的讨论所显示的，我们对当前农地制度的认识还非常有限，而我国的伦理和政治哲学正处于转型阶段，还没有定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接受农民自己的选择。事实上，广东南海的土地股份制就是发达地区农民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制度创新。在目前的情况下，急需对农民的自发制度创新进行实证研究，确定导致这些创新的地方因素及其后果，并对它们推广的可能性给予评价。参考文献Besley，T.（1995）："PropertyRightsandInvestmentIncentives：TheoryandEvidencefromGhana."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3，pp.903-937.Bruce，J.，S.Migot-Adholla，andJ.Atherton（1995）："WhenShouldLandRightsbeFormalized？IssuesinthePhrasingofPropertySystemReforms."InD.Umali-DeiningerandC.Maguire，eds.，AgricultureinLiberalizingEconomies：ChangingRolesforGovernments：ProceedingsoftheFourteenthAgriculturalSectorSymposium.Washington：TheWorldBank，1995.Carter，M.R.andYangYao（1998）："Administrativevs.MarketLandAllocationinRuralChina."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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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产权合约交易费用

FarmlandSystemandContractChoice

Abstract:Thispaperisconcernedwiththefourformsoffarmlandcontracts:fixedrentcontract,fixedwagecontract,sharedcontractandyeoman.Theweaknessoftheneo-classicalproductionfunctionispointedout.Propertyrightanditsrightscannotbeclarifiedcompletelyundertheconditionofpositivetransactioncost.Asaresult,itisefficienttochoosedifferentlandcontractsduetothedifferentnatureoflandandlabor.Contractchoicechangeswiththechangeofnatureoflandandlabor.Thepapergeneralizesthetwoconclusionsinlandcontracttogeneralcontract.First,theexistenceofcontractdependsonthedividableandtransactionalnatureofpropertyright,whichresultsinthedifferentcombinationsofrights.Therefore,differentcontractarrangementsarereadytobechosen.Second,thechoiceofcontractdependsontransactioncost.Thecontractchoiceisdifferentduetodifferenttransactioncost.

Keywords:PropertyRight,Contract,TransactionCost

一、引言

地主和农民不同的权利交换构成了各种土地和生产的合约安排，历史上流传最早也是最广的合约形式是固定工资合约、分成合约和固定地租合约。这些合约因可交换的权利和属性不同又可以演变为众多的合约形式：永佃制、铁板租、典当制和抵押制等等。就其支付形式而言，也有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实物工资、货币工资之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权利交换还可以因加入第三方而使合约安排发生变化，这可能会使合约的链条加长，从而使合约结构更为复杂，比如农场的企业化经营和富农与地主及农民双方的土地合约和劳动合约的签订，这样，土地制度又衍生了各种生产的组织形式。

由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租佃合约相对简单并具有历史性，对这类合约的研究容易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而对自耕农的研究则表现了一个不交易权利的极端状态，虽然目前这种合约形式已经很罕见，但它在历史上却很流行而且也为农地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界限或参照系，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四种农地制度的合约形式：固定工资合约、分成合约、固定地租合约、自耕农，指出这四种合约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残缺产权所导致的不同合约安排。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是：第2节对新古典生产函数模型的再认识；第3节论述土地合约的四种形式及其特征；第4节论述在产权和交易费用的约束下，行为人对土地合约的选择及其各种属性变化对合约选择的影响和合约安排的配置效率；第5节结论。

二、新古典生产函数模型的缺陷

新古典生产函数假定在生产中只有两种要素投入，产出是这两种要素投入的函数，并令这个函数有最大值，满足在投入要素数量的约束下达到产出最大，其数学表达式为：

q=f（L、N）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只有劳动L和土地N的投入。该函数被描述为要素投入的技术关系，即劳动和土地的最大利用率所能够生产出的最高产量，这就意味着劳动和土地在生产中各自尽其所能：对一个按日雇佣农民，工作结束后，应该是精疲力竭的。对土地的使用来说，既没有被过度地攫取土地的肥力，也没有土地利用不足现象。但是实际上人们观察到的事实并非如此，农民并没有竭尽全力，土地肥力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过度的攫取或利用不足。

新古典生产函数暗含了这样的假定：各种信息成本和监督度量费用等于零，即生产函数本身、价格、投入与产出的属性都是已知的。如果信息可以无偿地获得，那么生产要素的贡献就很容易评价，监督它们的绩效就变得多余了。事实是各种信息成本和监督度量费用都不为零，而且恒为正值。作为一个雇佣农民，工作努力的程度是他能够控制的一个变量，他决定了他愿意付出的努力水平。无论他的劳动力的使用权卖给谁，任何一个雇主或购买者均不能完全获得该劳动力的全部使用权，因为监督和度量劳动绩效的费用存在，获得劳动力努力信息的困难和发现劳动力的相对价格需要成本，因此总有一部分劳动力的使用权落入共有领域，对共有领域里的劳动力使用权的攫取，成为劳动者本人和雇佣者追逐的目标，但是，由于劳动力由劳动者本人控制的属性，使得雇佣者获取共有领域里的好处要高于他所付出的成本（监督和度量），而劳动力获取这部分好处的成本则要低得多（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劳动者就会成功的偷懒或不作为。而对于土地而言，在出租期内，如何使用由租用者决定，租用者就可能通过过度的攫取土地的肥力、不进行常规的保养等获取额外的好处，也是因为度量土地肥力和度量保养土地的费用太高而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当将这些不可控制或控制成本太高的因素纳入新古典生产函数模型，那么这个模型就变成一个复合函数：

q=f（L、N）

而L=f（a1,a2,a3，……）

N=f（b1,b2,b3,……）

其中，a1,a2,a3分别表示劳动力的努力程度、偷懒受到的惩罚及被发现的概率、对劳动的激励程度（迫使其全部使用劳动力）。b1,b2,b3则分别表示土地信息的隐瞒、土地的过度使用和失于保养等因素。

当加进了上述因素以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纯粹技术关系就不那么纯粹了，纯粹的技术关系由于加入了人的因素就使得由技术关系决定的最大化产量不太可能出现。

三、农地合约形式

1．自耕农

如果说交易是一组权利的交换，那么，自耕农就没有进行权利交换。自耕农是集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为一体并拥有全部的剩余索取权的农民。自耕农也是一种无组织的生产形式，巴泽尔（1997）称其为独占所有权的形式。

由于自耕农没有权利的交换，从生产上来说（排出产出物的出卖和要素的购买）他处于一个鲁宾逊·克鲁索的世界，因此他不会有权利落入共有领域，或者说具有全部的剩余索取权。

从修正的生产函数看，他的努力完全会变为他的收入，他不会偷懒，或者说偷懒是他的意愿，因为偷懒必然表现为他的生产量的减少，这种预测的确切数量关系他是不花费成本就知道的，因此不必支付劳动的监督费用。同样，土地既不会被过度的使用，也不会被使用不足，并会被仔细地保养，或者说他使用土地、保养土地和攫取土地的肥力都是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计算的，他的一切作为均符合帕累托效率条件。

因此，自耕农不存在那些当劳动和土地不被同一个人拥有时产生的各种交易费用，这样，似乎自耕农或独占所有权形式应该是最受到青睐的经营方式了。但是，自耕农容易发生两类交易成本；他们都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拥有全部的投入而产生的。第一类成本的产生是因为生产性的非人力资产的所有权形式不可能完全与产生最高产出的人力技能的所有权形式相匹配，如果人们交换生产性资产以达到资源的更佳搭配，总产量就能够上升。比如，没有土地的农民拥有农业耕作技能，而拥有土地的地主却不会耕种土地，或者耕种土地不如农民耕种的收益高。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缺少土地的劳动所有者就只得购买土地来耕种，或者拥有土地的人就必须出卖土地。这需要再次引入交易——这里是借款者与贷款者间的交易代替了劳动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的交易，否则就无法实现这一点，而且，前两者的交易是否会比后两者间的交易产生更高收益不能被先验确定。自耕农第二类成本也是同等重要的，它的出现是由于当一个人拥有并利用所有的生产性投入时所产生的专业化损失。尽管独占所有权的确消除了偷懒的激励，但是来自专业化的收益也被抛弃了（巴泽尔，1997）。自耕农必须同时从事维护土地并防止土壤受到侵蚀的活动和投资于并维持提高其耕作技能的活动，这就不如分别由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分别进行专门的技能提高更有专业化的效率，经验显示，在农业生产经营越来越复杂的现代农业中，一个大农场的工人可能需要驾驶飞机喷洒农药，在现代中国，虽然土地以小面积耕作为主，但是依然出现专门化的交易行为，麦客、翻地者、播种者和驾驶农业机械的出租人都体现了专业化效率。目前，不仅美国这样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和大面积土地经营者没有自耕农的形式，就是在亚洲一些落后国家小块经营土地的农村，也很少有纯粹的自耕农现象。

2．工资合约

为了获得专业化的好处，就有必要进行产权交易。固定工资合约是产权交易的形式之一。这样理解地主和农民的产权交易或许是有益的，农民出卖劳动的使用权，而交换的是对土地的使用权；或者说地主交易的是土地的使用权，换回的是对劳动的使用权。考虑农民出卖劳动使用权而换回货币工资或实物工资的形式于交换的本质无关。农民和地主之所以进行劳动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交换，暗含了对各自收益权的交换。农民主观上并不想使用土地，地主也同样并不想使用劳动力，因为为使用这些要素双方都要付出成本或辛苦。表面上看，劳动者出让劳动的使用权而获得工资，实际上，是因为劳动作用于土地会使土地资产的收益增加，因此，地主购买劳动使用权的条件之一是劳动必须使用土地，或地主以土地使用权交换劳动使用权。由于劳动的使用而使土地收益增加的部分是劳动对生产的贡献，所以地主才会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农民。同样，地主出让土地使用权给农民，是因为劳动与土地结合而使劳动这项资产的收益增加了，增加的部分是土地对生产做出的贡献，因此被当作地租交给了地主。作为一种固定工资合约，地主支付给农民的是因劳动投入而使土地资产报酬增加的部分——工资；作为一种固定地租合约，农民支付给地主是因土地投入而使劳动资产报酬增加的部分——地租。

在固定工资合约中，地主拥有剩余索取权，同时他又控制了土地的属性，因此在产量函数中因土地（b1,b2,b3,……）的因素所导致的产量的减少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会发生土地的过度使用和肥力破坏，同时土地也会得到很好的保养。土地的使用是效率的。但是，地主不能控制劳动的全部属性，劳动的部分属性由劳动者自己控制，因为度量和监察劳动属性的费用太高，因此部分劳动属性会落入共有领域而被农民以较低的成本或无成本的获取，其表现形式是偷懒和不作为，以便使因付出劳动使用权而导致的劳力辛苦下降。

在固定工资合约中工人的监督费用还依赖于土地和劳动的属性和属性的变化情况。如果土地和劳动都是均质的，那么，农民通过偷懒而获得收益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因为此时发现劳动力相对价格的费用降低，劳动的度量费用下降，从而也导致监督费用降低。如果土地和劳动都不是均质的，那么劳动者就可能非常成功地偷懒和不作为并由此而获益，他们投入的努力就会比起他们自我雇用时付出的努力小。因为产量的变动不仅在于随机因素直接影响产量，而且土地的物理性质和农民的体力智力（技术）条件也影响产量，所以很难将农民努力上的变化从随机因素的影响中分离出来。这样在高的监督成本约束下，农民的偷懒行为很难受到惩罚，因此这种偷懒就在预料之中，工资的支付就会考虑这种情况而进行调整，农民的实际收入最终会因偷懒而下降，降低工资意味着对偷懒的惩罚。当然这种变化的工资数量的测定也需要成本。

如果土地均质而劳动不均质，或者说，劳动均质而土地不均质，都会发生劳动的偷懒现象，对其监督的成本则各有不同。总之，在给定的条件下，固定工资合约需要很高的监督成本，而且劳动的使用率低于自我雇用时的水平。但是他也获得比自我雇用时所不具备的专业化效率。．固定地租

固定地租合约是固定工资合约的镜像。地主与农民交换的依然是劳动的使用权和土地的使用权，并因各自要素对产量的贡献而获取收益。合约条款规定一个固定数量的地租交给地主，其余的部分作为劳动的报酬支付给农民。这样的合约形式注定了由农民组织生产活动，农民具有生产的经营权，同时农民还拥有剩余索取权。

在固定地租合约中，由于农民拥有剩余索取权，同时他又控制了劳动的属性，因此在产量函数中因劳动（a1,a2,a3，……）的因素所导致的产量的减少是不可能发生的，也不会发生偷懒和不作为现象，劳动的使用是有效率的，这部分不需要监督和度量成本支付。但是，农民却不能控制土地的全部属性，土地的部分属性比如肥力、土壤条件、灌溉条件等地主知道得比农民知道得更多，为了获知这些信息需要支付较高的成本，因此，在签订合约中就会出现因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对产权不能完全界定，就会有一部分权利落入共有领域，一般地，地主会获得这部分共有领域里的剩余，其表现形式是获得较高的固定租金。同时也由于农民组织生产经营，地主将土地的使用权交付给了农民，农民控制了土地的部分属性，所以在对土地的使用中因利益最大化行为，而出现对土地的过度利用、失于保养和攫取肥力，同时也因为地主收取固定地租，因此对应该由地主投入的土地部分投资和对土地的保养也失去了行动的激励。

地主对农民的这种违约行为或机会主义行为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度量和监察土地的属性变化（如肥力、土壤和保养等变化情况）的费用太高，因此部分土地的属性就会落入共有领域并以剩余的方式归农民所有，而地主投入不足的部分或者由农民承担，或者通过再谈判降低地租额，当然这些活动均要支付交易费用。

同样，在固定地租合约中地主监察土地属性变化的费用，也依赖于土地和劳动的属性和变化情况。土地和劳动的不同属性及其属性的变化构成了监督土地使用的成本函数。一般地说，土地均质及变化较小或劳动不均质及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固定地租合约容易被采纳。

4．分成地租

分成地租合约是产权交易的另一种形式，或者是介于固定地租合约和固定工资合约之间的一种合约形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权利交换依然是劳动使用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交换，伴随着这种交换农民获得因劳动而使产量或收益增加的部分，地主获得因土地而使产量或收益增加的部分，但是他们对收益的分配与固定地租合约和固定工资合约有所不同。在他们所签订的合约条款中，是以总收益（货币形式）或总产量（实物形式）按一个比例分成的形式获得各自要素对生产的贡献的。

分成租佃合约有两种生产经营方式，一种是由地主组织生产，地主与农民按约定的比例共同分享产量或收益；另一种是由农民组织生产，地主与农民按约定的比例共同分享产量或收益。一般地，前一种形式比较罕见，或者不流行，而后一种形式比较常见，经济学家一般所说的分成租佃制，指的是后一种形式。前一种形式的分成合约不常见原因的可接受的解释是，劳动属性复杂程度及其变化的程度要比土地属性的复杂程度和变化程度大得多，因此前一种合约形式所支付的交易费用较后者大，这也间接解释了在历史上固定地租合约比固定工资合约更流行的现象。

就后一种合约而言，地主和佃农都成了剩余索取者，不管产出是多少，每一方都能获得一部分产出作为报酬。同时，每一方都能因偷懒而获得好处；土地所有者不会像在工资合约下那样积极地进行土地改良，而佃农也不会像在固定地租合约下那样卖力地工作。因此在分成租佃合约下，产出的界定和监督在分成合约可能要比在其他形式下消耗更多的资源。

传统经济学家历来将分成租佃合约看作是最没效率的合约形式，这个观点受到了张五常（2000）的批判和修正，这也是张教授对经济学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地主与农民实行的收益共享或分成制与政府征收的从价税相同，用现成的从价税模型可以解释分成地租导致的劳动投入不足以至资源配置失调的原因。但是，税收类比有两个隐含的、决非无关的假定：一个是地主发现规定并监督劳动投入量的成本高的不能忍受；另一个是地主接受他们的产量份额没有监管成本，虽然在特定情况下每一个假定都可能非常接近于现实，但是它们却不可能同时成立。监督产出的成本总是为零或监督劳动的投入的成本总是高得不能承受的假定隐含在分成合约的传统研究中（巴泽尔，1997）。当对劳动的监管成本等于零时，劳动的投入会达到效率点上，而当监管成本高的不能忍受时，地主将放弃监管，此时，劳动投入才会达到没有效率点上。事实是，监管费用既不可能达到极端等于零，也不可能达到另一个极端无穷大，以至一点监管也没有，因此，佃农劳动投入不足或资源配置无效率并不像传统经济学家说得那么大，而是因交易成本而定，损失的效率是因交易成本的存在，为了收益最大化，它们最终将在边际上做出调整并取得一致。

四、农地合约的选择

1．张五常解

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界定清楚，任何一种合约形式都会产生同样的资源配置效率或达到帕累托最优。进而言之，只要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就一定会界定清楚，因此，资源配置最优也一定会达到。若假定交易费用为零，那么前文论述的四种合约形式：自耕农、分成租佃、地租合约、工资合约将会具有同样的配置效率，而不是像传统经济学家断言的那样，分成租佃没有效率或导致劳动投入不足，甚至认为工资合约也是没有效率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名篇《佃农理论》中从标准的经济理论上和经验验证上都指出了传统经济学家对该问题的错误看法，并从数学上给予了严格的逻辑证明。

在标准的传统经济学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令土地（h）和劳动（t）是同质的，h代表每一佃户所承租的土地量，t代表每一佃户所投入的劳动量。进一步假设，每一佃户的生产函数相同。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每一佃户与地主签订的合约中的土地量h与地租比例r，必然会同时达到均衡。

设每一佃户的生产函数是

q=q（h,t）

每一佃户所承租的土地量等于地主所拥有的土地总量H除以佃农的户数m，即

h=

那么，地主的地租总额R就等于每一佃户的地租额乘以佃农的户数，即

R=m·r·q（h,t）

在竞争条件下，

Wt=（1-r）q（h,t）

这里W是佃农劳动t的市场工资率，最大化地租额：

max.R=m·r·q（h,t）

{m,r,t}

约束条件为：

Wt=（1-r）q（h,t）

建立拉格朗日方程并求解，得出：

r==

即在均衡状态下，土地的产出弹性等于，即总产量减去租佃的净成本（地租）除以产量。

张五常的数学解在逻辑上解释了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各种土地合约的资源配置效率是相同的。该解的经济学解释是竞争导致合约选择的效率相同。

2．交易成本约束

现在放松假设条件，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行为当事人将如何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或者说，不同的合约安排的效率是否还是相同？在这里，依然以私有产权及可自由转让为合约选择为前提条件。

若假设土地均质而劳动力非均质，土地就不会构成产量变化的因素，预期产量只是劳动质量的函数，如果选择地租合约，农民成为剩余索取者，农民就会像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一样的努力，在该合约下，农民是不会偷懒和不作为的，因此不用支付额外的监督劳动努力的成本，此时地租合约形式是最有效率的，而工资合约则是最没有效率的，因为工资合约地主拥有剩余，劳动力的非均质性使地主须支付比地租合约要高的监督劳动的费用，劳动力的使用率也低于工人自我雇佣时的水平。分成合约下佃农保留剩余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边际产量，虽然在这里偷懒的激励不如在工资合约下强烈，但仍然也会由相同的因素引发，故而上面对工资合约的讨论依然适用于分成合约。

若假设劳动力均质而土地非均质，劳动就不会构成产量变化的因素，预期产量只是土地质量的函数，如果选择工资合约，地主是剩余索取者，地主就会有激励努力维护并改良他们的土壤，糊弄土地质量是得不到好处的。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会得到更好的使用和保养，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而且也不必为土地的过度使用和失于保养及投入不足而担心，因此工资合约是交易费用最低的，也是最有效率的，而地租合约则交易费用比工资合约下要高，因为这会额外增加一笔监察土地质量及使用程度的费用；分成合约效率也会比工资合约的效率低，因为分成合约会使一部分土地的使用权落入共有领域而发生与地租合约类似的某些交易费用，这也会使缔约双方的总收入减少。

但是一般来说，土地和劳动都不是均质的。因此，所有这三种合约形式都存在效率问题。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存在差异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一种合约安排即使从中观察到了这类问题，也不能认为是无效率的。无效率意味着存在可以避免的浪费——如果人人都实现了最大化就不会有这种浪费。在一个不完善的世界上，即使最好的解决方法也仍不能消除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之间的差异，因为并非所有这种差异都能经济地消除。

要素属性的变化对合约的选择也有影响。就土地而言，某一块土地以某个地租率或一个固定地租值租给某一佃农一定期限，租赁期结束后，土地的质量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是很大的变化。如果土地的使用者为土地价值的降低严格地给地主以补偿，或者地主为土地的价值上升而给土地使用者以补偿，那么土地的利用就是有效率的，但是，由于土地并不是均质的，所以对影响土地质量的因素的准确估价就非常困难：每一小块土地都做出度量以考察其质量变化的情况，明显地，度量既不能准确也不能全面，实际上有些特征根本无法度量。

如果佃农能利用那些他们刚好无需付费的土地属性获益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些属性直到由它们产生的净收益等于零为止，而使用这些土地的边际成本是大于零的，在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条件下存在土地被过度利用的问题，资源配置是无效率的。

任何土地属性，如果佃农能改变它而地主又不收费，那么它就成为佃农可以无偿使用的属性，因而就会被过度地使用。同理，处于地主控制下的任何可改变的属性，就会供应不足。如果地主在合同中并未承担进行资本改进的责任，那么他或她就可能将此类事推迟到合同期以后进行。所有这些无效率的做法都会降低双方共同的财富，最终会给双方带来损害；这就促使双方都寻找减少这种无效率的方法以使他们的净价值最大化（巴泽尔，1997）。3．补充性措施

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导致的产权残缺，使各种合约安排都有一部分权利落入共有领域。为了避免落入共有领域里的利益损失，合约当事人将采取很多种方法限制共有权利的产生，这些方法包括：签订更为详细的合约条款、控制有关商品的价格、控制相应的数量、控制某些生产使用条件、增加竞争能力及其合约期限等等。

为防止某些权利落入共有领域从而被别人无偿地攫取其价值，合约当事人会签订更为详细的合约条款，对要素的每一个属性及其属性的变化均作出详细的规定，当然这样做会防止一些权利落入共有领域，但是也会增加订约成本。效率的选择是订约成本在边际上等于共有领域中能够获取的边际收益。

改变合约形式也是防止收益损失的一种方法。比如当外部条件变化或者要素属性变化时，就可能选择一种更有利的合约形式替代原有的合约形式。当机械化农具被大量使用的时候，劳动的均质性会大大的增加，合约的形式更可能由地租合约转向工资合约。机械化农场盛行固定工资制，即农业工人的合约形式，这种合约形式在美国可以找到大量的经验案例。

竞争可以促使要素均质化，从而降低度量和监督要素的成本。这可以部分解释在劳动力非均质的情况下依然存在工资合约的原因。在中国，甚至在古代中国农村，固定工资合约的形式依然是存在的，不仅富农或经营地主雇用的长工和短工，就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在农忙时也雇佣短工，而短工被认为是最没有效率的合约形式。在劳动不均质和监督其劳动努力程度的费用极高的条件下，为什么会选择固定工资合约的形式呢？可以判断，有一种非常低廉的方法可以使得劳动投入均质和降低监管费用，这种方法就是劳动市场的竞争。竞争不仅使劳动要素趋于均质，也会使土地要素趋于均质。不同质量的劳动在竞争下会有不同的市场价格，当然不同质量的土地在竞争下也会有不同的市场租金，这为合约的价格签订提供了参考的依据，当要素不能提供合约规定的贡献时，合约就会被解除。在竞争的压力下，劳动者一般不太可能偷懒和不努力，因为那样，他的声誉就不好，就会因没有人雇佣他而失去工作；同样，地主也不太可能不做合约规定他该做的事，因为如此他的土地将租不出去。当然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发现要素的相对价格需要付出成本，因此采用哪种合约还要看发现要素相对价格的成本大小。

合约当事人还可能在合约中附加一些激励条件以杜绝交易的一方攫取共有领域里的利益。比如各种各样的激励劳动努力的方式就是对工资合约效率低下的一种补充。在中国古代农村，通过额外的谷物奖励、提供住房等附加条件激励长工或短工的工作效率。

订约期限也可以防止共有领域里的利益损失。一般地，种植作物以收割最短期限为一个合约周期，比如，一年一熟的农作物最短的订约时间是一年，而作为果树生产就不可能有这样短的合约期限，因为果树的收益在很多年后才会获得。合约期限越长，农民越可能保养土地，而合约期限越短，地主则越可能保养土地，总之土地总会有人保养。当然实际情况要更复杂，但是土地改良明显不是土地不可分割的部分，订约各方可以自由决定哪方负责什么措施。更一般地说，订约各方在决定由哪一方提供什么属性方面有其灵活性。因此可以说，土地改良投入物不足不是因为土地租赁的时间长短，但租赁时间可以影响土地的投入由哪一方施行。

价格补贴的方式也可以减少共有领域里的利益损失。张五常（2002）描述一个关于大写字楼出租房间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例子，低出的部分作为对租赁者的补贴，租赁者为得到这部分补贴将会珍惜获得租赁的机会，因此他会很好的保养租赁的房间、更和睦的与邻居相处、更及时地缴纳租金等等，实际上出租者让度的部分租金可看作是降低了的交易费用。在农业生产合约中，这种补贴也是盛行的，比如，地主提供紧急贷款、提供一些免费的住处、简单的工具等优惠措施，使佃农更努力的工作或更好的保养土地，这也可视为监督和度量费用的降低。

五、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1：合约的存在依赖于产权的可分割性和可交易性。产权的这一特性导致了权利的不同组合从而导致了可供选择的众多的合约安排。

结论2：合约的选择依赖于交易成本的大小。每一种合约安排，其交易成本都不相同，交易成本不同，合约的选择也不同。

以上两个结论带有一般性，农地合约如此，其他合约也是如此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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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制度范文篇3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增长中的全部问题。所以从理论研究视角，针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历史局限性，笔者认为深化改革释放更大的制度能量是大势所趋，为此提出六方面完善建议。

完善六个方面，可释放更大的制度能量

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按照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及土地承包法，村民对集体所拥有的土地，既不能出卖，也不能转让，即使是符合规划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也不能用于房地产开发和抵押。这种集体土地所有权，排斥了村民集体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对农地转用的自主支配权和在征地过程中的议价权，从而排除了农民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净福利的权利，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没有获得相应的非农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更没有转化为城市居民。

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首先，乡镇政府是国家机关，许多乡镇又没有集体经济组织，究竟谁是乡(镇)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也就模糊不清了；其次，村民小组虽是基础，但一没有法律地位，二没有经济核算形式，三没有办公地点，有的甚至连小组长也没有，遇事由各户联合推举一名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权由谁来行使？怎么行使？

正是由于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个人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原则上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而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不够明确，所以，本来对集体土地仅仅具有经营、管理权限的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便往往以集体所有者的名义为农民作主，在土地征用、承包、流转以及机动地的处置中侵害农民的利益。

让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少些限制。首先农民不能以所承包的土地做抵押进行贷款，这是造成目前农民贷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受到诸多限制，其宅基地亦不能对外出租和出让，农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城市居民(含工商企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含宅基地)不能做到同地、同权、同价，农民仅有的这些土地资产不能资本化，何以获得乃至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

让土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配置。一方面，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不能在不同集体(乡镇和村)之间进行转移；另一方面，本集体以外的成员不能直接承包该集体的土地。虽然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可以转让，但由于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权的转让期不得超过承包期，这就限制了人们对土地的长期投资，特别是限制了城市资本向农村的转移。

另一方面，2003年颁布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或定居，仍保留原土地的承包权，而进入大中城市务工定居，则要放弃原土地的承包权而得不到任何补偿。这不仅会阻碍城市化进程，因为农民为了保留土地承包权而宁可放弃在大中城市定居的机会，而且也不利于农村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

消除土地承包权内在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于农地的集体所有制：由于一个地区的农地是由这个地区的农民集体所有的，那么当单个的农户离开这个地区的时候，他就必须放弃该地区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而当该地区出现新的农户时，别的农户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必然要被重新分配，以满足新的农户的土地需求。结果就是，随着地区人口的变化，土地的分配必须不断作出调整。

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由于我国农村集体的土地基本上是按人头平均承包的，农地的经营规模非常狭小，远远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我国每个农户平均承包地不过0.5公顷，而美国的农场主所拥有的土地是我国农户的400倍以上，欧盟是我国的40倍以上，即使是日本和韩国也分别比我国高3倍以上。农民从每亩农业用地得到的净收益不过二三百元，仅仅靠如此狭小的土地经营规模，想让农民致富，面临诸多挑战。而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制，遏制了土地产权的转让和交易，从而使土地的集中难以达到规模经济的最低要求。

尽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前后颁布了多个1号文件，倡导新农村建设，实施城乡统筹的科学发展观，并采取了诸如取消了农业税、种粮直补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但“三农”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然在扩大；各地农村因征地补偿不合理、乱占耕地、侵占承包地和宅基地而引发的农民上访事件时有发生；农民作为一个公民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等方面所享有的权利与城市居民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农地制度范文篇4

一、农地制度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一般认为，农地制度归结为土地占有方式和使用方式。土地的占有方式和使用方式既密切相关，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对独立性。农地制度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农地制度对社会经济结构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之中的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土地经营方式直接影响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方式和规模

一般的情形是，土地占有愈不均衡，就会使愈来愈多的无地农业人口涌向城市，或者少地农民以兼业方式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流动状态。不均衡的土地所有制及经营方式潜伏着极大的农村人口流动的推动力，而推动力的大小影响了农村人口流动的速度和规模。

(二)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新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合作化运动、化运动和家庭承包制等复杂的发展过程。家庭承包制基本上是以农民家庭人口为基础在全体人口中平均分配土地占有权、经营权。如果说50年代是土地制度的第一次革命，是土地所有权的革命，使土地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确立了土地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基础，那么，家庭承包制则是土地制度的第二次革命，是土地使用权的革命，使土地从计划经济体制、政经合一的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家庭承包制在不改变所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农户通过承包方式获得了独立经营集体公有土地的权力。应该肯定，这一制度完全符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国情实际，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充分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陷于崩溃边缘的农村经济摆脱困境，促进农业生产力连上几个台阶，其历史功绩毫无疑问。但这种家庭承包制形成了目前中国农地制度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耕者有其田”，农地分配极其均匀；二是占有经营规模极其细小。这种均田制及小规模的经营方式，形成了对农村人口的“拉力”，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当然，现实的农地制度也酝酿着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推力”。首先，中国的土地家庭承包制有别于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土地所有权被明确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所行使的只不过是生产经营权，因此，从根本上讲，农民也很清楚，他所眷恋的土地并不是他本人的私有财产，国家和集体有权收回。其次，由于资源禀赋的原因，农民家庭现行进行经营的土地只能基本解决家庭成员的温饱，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要想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实现小康及达到更高层次的生活水平，均田制下的土地家庭承包制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需要。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动力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而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从这种意义上讲，土地家庭承包制及小规模经营不但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最终发展的结果是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两种倾向同时并存的结果，使得现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方面不得不以转移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一方面则又难以割舍与土地的脐带，加之在城镇对农民并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大部分农民被迫选择了兼业化之路，要么由家庭主要劳动力流向城镇或农村非农产业，次要劳动力维持土地经营；要么大部分时间流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农忙时短期回乡务农；要么已在城镇中初步立足，但仍不放弃农村土地，任凭其撂荒或由别人代耕。这种非永久性转移，在改革发展的初期是可以理解并予以支持的，但在工业化加速并积极推进城市化、现代化新的历史进程中则将会拖后腿，会延缓历史的进程。家庭承包制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项农地制度创新，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发展史上曾写下光辉的一笔，但这种农地制度在新时期已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它对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表现出制度上的严重滞后性。

(三)农地制度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程度分析

农地制度对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特有的农地制度决定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因此，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决策不是永久性的。这导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一系列特点，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循环往复，呈现出“钟摆式”的转移模式，即多次性、季节性和回迁性。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土地制度的安排决定了农民与土地的联系方式。在世界各国，土地制度安排的形式多样，不仅与各国的经济水平有关系，也和各个国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有联系。中国具有鲜明计划经济特征的统购统销制度、制度都是以农地制度的安排为基础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农村拉开，而对农地制度的改革又是各项农村改革的开始和核心。农村改革在确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同时，灵活地安排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由于土地使用权的排他性和享有农业生产剩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农业的产出水平出有了明显增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地位日渐下降。与其相应的是，在微观层面上，农户的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的比例也越来越小，而非农收入，尤其是外出务工收入的比例逐渐上升。相应地，土地在家庭决策中的作用也在逐渐变化，从家庭的主要生产要素演变为提供保障和抵御风险的资产。

由于土地转而成为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依赖，因此，包括转移决策在内的各种家庭决策，都与土地的归属产生联系。这种农地制度的安排直接导致“循环转移”成为中国农村转移的主要形式，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能会摆脱农业，但无法彻底摆脱农村。此外，由于土地的保障功能甚于生产功能，使得转移后获得的现金收入很少投资于农业，又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农地制度的安排仍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策，构成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完善的障碍，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难以彻底完成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对深化农地制度改革，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几点建议

(一)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的基础，使之条件化、理性化

农地制度改革，既要有利于农村人口流动、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让一部分已具备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生产经营者无后顾之忧地割断与土地的脐带，加速非农产业转移的步伐，又要稳定农业生产，稳定农村社会，避免社会震动。我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在解决上述矛盾中找到自己的出路。“稳制活田严管”是改革的基本思路。同时，必须以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衡量具备必要的条件。如果条件具备就得到农民朋友的支持，从而顺利推进改革；如果条件不具备，那必定适得其反，甚至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震荡。中科院牛文元研究员认为，现行的农地制度改革特别是土地流转绝不能靠行政力量强制推行。农地制度的改革应根据经济发展基础、农民意愿和各地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采取灵活的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对农地经营管理的要求。

(二)稳定家庭承包制度，使之法律化、长期化

家庭承包制以人口、劳动力均分土地，以“耕者有其田”为主要特征。这一制度对于解决中国80年代初的农村问题，实践证明它比集体经营制度好，也比纯粹的小农经济好，它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性质，避免私人垄断土地的危险。我国农地资源禀赋，人多地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土地作为中国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生存资料，每个老百姓能有一份土地，就占有了一份生存的资源。农民承包的土地按人口、劳力平均分配，这还体现了社会的公平，至少是起点的公平。家庭承包制这是中国农村一个历史的转折。土地不仅仅是经济来源，而且还是社会保障的财源。从国情出发应该给家庭承包制予以立法，从政策层面转到法律层面，给它一个有力可靠的法律保障。应该把从公有制分离出来的承包权，以法律形式肯定它是一个经济主体，一种物权，应按私人财产给予保护。承包权可以说是准所有权。它包含使用权、经营权、还有抵押权、入股权、转让权等多种权利，如果立法予以界定，形成法律依据，从宏观上看，对于稳定农村、稳定农业、稳定农民、稳定中国是大有益处的。农民承包权长期化或改称为农地永包权，使农民能够根据这个法律排除不稳定因素，让种田的农民增加土地的预期，安心生产。

(三)建立土地流转制度，使之资本化、市场化

市场经济如果没有要素的流动就不成为市场经济。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承包权转让或资本化的市场，即使农民已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就业，已是一个非农劳动者，也不会放弃他对土地的承包权。目前的农地制度不利于农业劳动力彻底脱离农业。这一制度，尽管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和权益，但不利于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因而必须建立流转机制。鼓励流转要避免行政行为，要靠市场的力量。通过市场转让，优化土地配置。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配置。通过承包权的流转，既照顾了目前农村均分土地的现实，又可适应农村人口外流和农业规模经营的需要。这种形式，可以使在非农领域中有了稳定立足之地的农民顺利流出，也可以使处于这一过程之中的农民有一个渐进的适应过程。这种稳制活田新型农地制度，既不会产生突发性的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给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经济稳定造成损害，又可加速非农劳动者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促进农村人口流动并使其渐进而有序进行的较好选择。

(四)严格土地管理制度，使之科学化、规范化

为提高农地利用的宏观效率，促进土地有序健康地流转，必须建立严格的农地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分三类：一类是农地流转和管理制度。首先，应建立农村土地定级估价制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步形成合理的地租、地价，保障土地交易各方的利益，并以此为杠杆，促进土地合理流转；以股份制形式将土地产权量化到户，农民转移进城后可进行土地股权交易，举家外迁也可变现，当然国家应制定相应的交易法规，如交易变现的资金应纳入该业主落户城市社会保障专户、专款专用，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防止出现“失地流民”。其次，应建立土地交易许可制度，国家直接干预某些地区的地价水平和土地利用方向。第三，应建立流转土地储备制度。第四，应设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另一类是农地征收制度。即农用地向非农用地转化中科学的农地征收制度，改征用制度为购买制度，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土地的转让，以利于保障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权益。再一类是耕地保护制度。应建立完善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使土地管理科学化、规范化。

农地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农地制度/制度变迁/农村改革

ChineseLandTenure：AnAnalyticalFramework

ThispaperreviewstheexistingliteratureonChineselandtenureissuesandprovidesaframeworkforfurthertheoreticalandempiricalstudies.ItdescribesthecurrentstatusofChineselandtenurearrangements，presentstheresultsoftheoreticalandempiricalstudie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landtenureandagriculturalperformance，andtheforcesthathaveresultedindifferenttypesoflandtenurearrangements.Keyissuesthatoughttobeaddressedinfurtherreformeffortsarealsodiscussed.Inparticular，thispaperemphasizestheroleofthetrade-offbetweenefficiencyandequityandsocialstabilityinresultinginthecurrentlandtenurearrangementsinruralChina.Keywords：Landtenure，institutionalchange，ruralreform

农村改革以来，中国的农地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公社制度，代之以自发形成、从而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解释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和后果不仅将为农村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而且将对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尚待解释的现象和需要回答的问题仍然很多。本文旨在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分析的框架，以期对今后农地制度的研究有所帮助。

本文第一节将对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进行一个总结性的回顾。第二节讨论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经济绩效不仅包括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包括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保险功能。社会保障不仅仅是一个分配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节将讨论导致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因素。我将在回顾现有理论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几个可供选择的方向。第四节将讨论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应该考虑的几个基本因素。对于与农地制度有关的其它一些问题，如农地规模与单产的关系和非耕地的运作等，本文暂不涉及。较之耕地，非耕地的问题要单纯得多。农地规模与单产的关系与以地权为中心的农地制度没有直接关系，而与市场的不完善有关。Feder（1985）在理论上阐明了单产随规模上升或下降的条件；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参见鲁公路（1998）的回顾和他自己对中国南方稻区的研究。

一。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

农村改革的一大特点是国家从农村基层制度建设领域的逐步退出以及乡村社区权利的加强。1984年的宪法确定了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从而使农地制度建设由国家转移到村集体手中。其后果有二。一是自发性的制度创新代替了原有的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与这一变化相适应，第二个后果是产生了千差万别的农地制度。自发性的制度创新早在六十年代初期的整顿时期便初见端倪，1978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土地承包制更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的典范。对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认定为自发的农地制度创新奠定了法律基础。

农地制度创新既然是自发的，便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多样化。这种多样化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农地制度的核心，即地权本身，就具有多面性；另一方面，各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差距甚大，建立其上的自发制度创新因此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知道，地权是由多种权利组成的，包括法律所有权、剩余索取权、使用权、处置权以及这些权利的可靠性等。法律所有权显然是属于村集体的，其它权利则在集体与农户之间进行程度不等的分割。农村改革使得农民具有了完整的剩余索取权，但其它权利却不是完整的。比如，一些地方至今仍然限制农户种植作物的种类，从而限制了他们对土地的自由使用权。尽管土地租赁得到国家的鼓励，且实际生活中也较普遍，土地的使用权有偿转让在一些地方仍受到限制，同时，土地的继承权因为我们下面要谈到的成员权而普遍没有得到尊重。由于土地在法律意义上属于集体，农户间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买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土地的抵押价值也不可能体现出来。譬如，一个农户将土地抵押给银行以得到贷款，其协议是在银行与农户之间签署的。但是，一旦农户无法偿还贷款而不得不交出土地时，此时的法律关系则转移到了银行与村集体之间，而后者有充分的理由不承认银行与农户间合同的合法性。意识到这一点，银行没有理由接受土地作为贷款的抵押。

目前农民反映最大、学术界也最关注的是农户对其所拥有的地块不具有稳定的地权。关于不稳定地权的效应，我在下一节将要详细讨论，这里只讨论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周其仁和刘守英（1988）早在1988年就提出的社区成员权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所谓成员权，即土地集体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由于成员权的存在，每当一个新的合法成员进入村庄时，他都有从他人那里分得一份土地的权利，而每当一个成员离开村庄时，其他人享有将其土地平分的权利。其结果自然是土地分配随人口的变化而变化。

地权的多面性为农地制度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而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地区差异则是这种多样化的诱因。既然制度创新是自发的，则它必定与创新者的利益相关联，而后者又大体上是地方条件的函数。地方条件的差异，导致村民间的利益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制度创新。显然，这里涉及到诱发性制度创新理论。关于这一理论及其相关发展，我将在第三节中详细给予介绍。我在这里想做的，是概括一下目前中国农村的六种农地制度安排类型，并将它们与当地的经济和人文条件联系起来。

第一种类型是农户经营加"大稳定、小调整".这是最普遍的一种类型，被中等发达地区广泛采用。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农地制度是在农民自发要求下形成的。产生这一制度安排的动因既可能是农民在成员权保障下对公平的诉求，也可能是为保证集体生存而做的一种集体理性选择。但是，人们在成员权下对公平的追求大体上应该是一致的，换言之，它应该独立于区域条件。因此，对公平的诉求无法解释土地调整的区域差异。我们在第三节中将看到，集体生存重要性的差异可能是解释区域差异的原因。第二种类型是由山东平度县发起的两田制。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土地招租的形式来模拟市场的土地交易。平度的非农产业发展较快，一些农户因此愿意放弃部分或全部土地。当地政府没有放开手脚，听任农民通过土地租赁市场转让土地，而是将口粮田以外的土地全部收回，然后招租。招租实际上是一个显示农户生产能力和愿望的过程；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办法基本上可以达到完善的市场配置所能达到的效果，即土地的边际产出在全体农户间趋于一致。但是，经过三、五年之后，由于人口和其它经济因素的变化，原先有能力且愿意多耕种土地的农户可能不再愿意种那么多的地，而原先种地较少的农户却可能变得愿意种更多的地。这样一来，重新招租势在必行。事实上，平度正是这样做的。与第一种类型一样，农户对其所拥有的地块的权利缺乏稳定的预期。第三种类型是以机械化集体耕作为特点的苏南模式。这一模式比平度走得更远，到了放弃家庭生产的地步。但是，这一特点并不一定是苏南模式的弊病。从生产组织和分配的角度来看，它与我们下面要介绍的土地股份制相近。这一模式的主要问题在于模糊了农户与土地之间的权属关系；同时，大规模以工业补贴为支撑的机械化作业与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脱节（文贯中，1998）。

以上三种类型要么意味着农户地权的残缺，要么意味着农户不再直接享有地权。除第一种类型为农户自发的选择外，后两种类型均带有地方政府行为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和苏南直到最近仍以发达的集体经济而闻名。长期的集体经济传统也许是它们采用非市场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制度创新者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决定创新走向的重要因素。与上述三种低个人化类型相对照，下面的三种类型则是朝着更加个人化的方向发展。

第四种类型是以贵州湄潭县为代表的"生不增、死不减"制度。除1984年进行过一次调整以来，湄潭十五年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土地调整。这种制度目前已在贵州全省推广，并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耕地承包期五十年不变，非耕地承包期六十年不变。此项法规的影响是深远的。如此之长的承包期已经接近永佃制，是在集体所有制下最具个人化特征的农地制度。第五种类型是以浙南为代表的温州模式。尽管没有政府的干预，温州地区的土地调整微乎其微；同时，土地租赁市场非常活跃，土地集中程度不亚于苏南地区。同为发达地区，浙南和苏南所走的道路却完全不同。一方面，与集体经济发达的苏南不同，长期的私人经济使得温州人习惯并相信了市场的运作能力。另一方面，两地的非农就业结构的差异也是导致它们走上不同的道路的重要原因（姚洋，1999a）。最后，第六种类型是以广东南海县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在土地股份制下，每个农户拥有一定的集体土地的股份，但此股份并不具体对应某一相应的地块。这样一来，集体所有制被个人化了，但个人化之后的产权并没有对经营规模的扩大形成约束，因为集体可以将土地统一发包给当地或外地的农民。因此，土地股份制是解决土地的法律所有与土地的占有和经营之间矛盾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总结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地制度虽然高度多样化，但多样化的核心是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对经济绩效有何影响呢？如何对它们的形成给出理论上的解释呢？这正是以下两节所要回答的问题。

二。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发展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工作，但主要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并且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FederandDeininger，1998）。在本节中，我将讨论农地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途径，如地权稳定性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社会保障效应等。

1.地权稳定性效应不稳定的地权使农民对自己所拥有的地块缺乏长期的预期。土地的不定期调整的作用如同一种随机税，它在不可预见的某一天将土地拿走，同时带走农民投入土地的中长期投资。土地在农户间的单纯转移并不构成效率的损失。但是，由于附着于土地的中长期投资也同时随之转移，且其价值一般难以完全得到补偿，土地的原所有者将会失去投资土地的信心，从而从一开始就减少对土地的投资。这样一来，土地产出率下降，经济效率受到伤害。必须注意的是，不稳定地权的负面影响并不局限于那些在调整中失去土地的农户，而且对村庄内的每个农户都有影响，因为今年得到土地的农户，明年却可能失去土地。

在介绍对地权稳定性的研究成果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清地权稳定性效应和农地的租赁效应。对于租赁效应，马歇尔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农民的租种土地的产出率低于其自己拥有的土地的产出率。这是因为，土地租金相当于土地税，降低农户的生产（包括投资）积极性。这种所谓的马歇尔效应是许多经济学家赞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只要土地租赁存在，马歇尔效应就存在。因此，消除马歇尔效应不应是农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地权稳定性效应应该是是针对农民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亦即承包地而言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实证研究中要考察的是村庄一级的农地制度安排对农户整体投资的影响，而不是一个农户内部不同种类土地（承包地、租种地等等）之间的差别。

关于地权稳定性效应的定量研究很多。但是，对于非洲传统农地制度的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Bruceetal.，1995）。在对中国的研究方面，Feder等人对东北的研究发现地权稳定性对农民在农机方面的投资没有影响（Federetal.，1992）。这一结果显然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农机不是附着于土地的，不会随土地的调整而调整。我本人对浙江和江西两省449个农户的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对农民的绿肥种植面积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对产量的影响不显著（姚洋，1998）。在我的文章中，地权稳定性是从三个指标中用因子分析的方法获得的。这三个指标是，自责任制实施以来本村土地调整的次数、增人是否增地以及减人是否减地。他们代表了农户对未来土地调整的预期。这里暗含的假设是，农户预期受过去的经验和村庄对将来的规定的影响。利用同样的资料，Carter和我的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农户的所有投资（以人工投入衡量）与地权稳定性（其定义和我自己所用的相同）之间的关系，结果和我自己的研究相吻合（CarterandYao，1998）。Jacoby，李果和Rozelle（1998）的研究同样表明稳定的地权对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产量的效果不明显。投资与产量之间的反差说明农家肥、水利投资等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对产量的贡献较小，对增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土地面积、人力投入和化肥施用量。因此，稳定地权不可能立竿见影，马上见到产量上的效果。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土地长期投资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但这种好处不一定是农民所能预见并纳入他们的计算的。

对地权稳定性效应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地权稳定性本身是农民选择的结果，因而对其效应的估计会产生偏差。这在对非洲授证工作的研究中反映得最明显。在非洲的传统农地制度中，族长掌有族内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族民们只有耕种权。但是，两种权制均无法律保证。八十年代开始的授证工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农民可以自愿决定是否申请对自己所耕种的土地的法律所有权。那么，授证之后对土地投入有什么效果呢？由于申请土地证是一个自愿行为，在检验其效果时就有一个内生性的问题。一个可能的情况是，只有那些即使是在无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也会多投资的农民才会花钱去申请土地证，因为他们比别人更需要法律的保护。这样一来，一般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所估计的授证对投资的影响就会被夸大；而复杂的计量模型所要求的数据又难以收集。中国的情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是否调整土地是当地居民自己选择的，因此，地权是否稳定也是内生的。以上所引用的几项研究都或多或少有这个问题。虽然Carter和我的研究试图通过较复杂的计量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但这种控制仍然给人以间接的感觉。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找到一处制度外生的地区，以便做控制对比研究。贵州所实行的长期承包法规是一个近似于外生的理想制度实验，将贵州和周边省份进行对比将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

2.资源配置效应一种富有弹性的农地制度应该能够容纳市场的运作，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在这里，对土地自由流转的容忍度非常重要。土地的自由流转可能产生两种效应，即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下面对这两种效应分别加以讨论。

所谓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即土地的自由流转促使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将土地租让给土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两者的边际产出趋于相等。土地边际产出相等说明资源配置效率达到了无法再进一步改进的地步。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农户的土地边际产出高于另一个农户，则说明前者应该得到更多的土地，从而经济中存在可改进之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只有在存在其它市场缺陷、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缺陷时才会起作用。如果存在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那么，人们可以通过调整劳动力的配置-如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雇佣劳动力，土地边际产出较大的农户出卖劳动力-来达到土地边际产出相等的目的。但是，劳动力市场很难达到完善的地步。原因之一是存在监督问题：雇工总有道德风险问题，因此需要监督。即使劳动力市场是完善的，其它市场如资本市场在中国也远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土地市场的改善在中国目前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意义。

我自己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姚洋，1999a），较自由的转让权（如使用权的买卖和土地租赁等）促进土地的流转。我在1998年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较自由的转让权缩小农户之间在劳动力和土地投资强度方面的差距。在较弱的假设条件下，投入强度差距的缩小也意味着要素边际产出差距的缩小。因此，我的研究证明较自由的转让权的确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Carter和我（1999）的研究通过更精确的计量模型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交易收益是土地可交易性所带来的第二种资源配置效应。这一概念是Besley（1995）首先提出来的，指的是土地交易性的提高增加土地投资的价值，从而提高农民进行土地投资的积极性。土地交易性如何增加土地投资价值呢？设想下面的情形。假设一个农户今年在他的土地上打下一眼水井，一年后他在非农领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从而不想继续耕种他的土地。在土地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他要找到一个土地买主或承租者非常困难。因此他可能不得不将土地撂荒或降低利用的程度，他在水井上的投资也就无法收回。如果农民在今年考虑投资时就预见到土地无法出租的可能性，他对土地投资的价值就要打一个折扣，并因此可能不打这口井。换言之，土地可交易性的增加提高农民在必要时找到买主或承租者的可能性，从而增加投资的价值。但是，Besley自己对加纳的经验研究并没有证明交易收益的存在。我自己对江西和浙江的经验却证明了交易收益的存在（姚洋，1998）：在对土地交易（使用转让、出租和代耕）限制较少的村子里，农民种植更多的绿肥，且单产较高。

Besley的交易收益效应是从可交易性的增加提高交易发生的概率这个角度提出来得。但是，在一联系紧密的村子里，如果土地交易是允许的，则只要交易成本不是离奇的高，想出租土地的农户总是可以找到一个愿意承租的农户的。Carter和我（1999）的研究试图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交易收益效应。我们将对土地交易的限制模拟为一种交易费用。这样做基本上抓住了当前农地制度的特征：在多数地方，土地的租让是允许的，但附加了一些条件，如必须在村里登记、必须完成公粮、只允许责任田转包、不允许口粮田转包等等。另外，出租土地可能被别人看作土地过多的信号，因而在下一次土地调整时土地有被分走的危险。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土地租让的交易费用：土地所有者租金降低，承租者租金提高，因为两者均须负担一定的成本。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一些原本愿意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农户可能就不参加了。这不仅会影响一个地区土地市场的活跃程度，而且会影响农民对土地的投资积极性。设想一个农民预期明年他可以在非农领域找到一份好工作从而会减少土地种植。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这个预期不会影响他在今年的土地投资行为，因为他在明年可以找到一个承租者，使其投资实现价值。但是，当土地交易市场受到限制，从而较高的交易费用存在时，出租土地的吸引力下降。因此，如果农民在明年果然得到一个较好的工作，他要做的可能不是租出土地，而是降低劳动力投入的强度。这样一来，今年对土地的投资就失去了相应的劳动投入的配合，从而其价值也就下降了。该农民因此会后悔今年不该对土地做过多的投资。但是，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今年一开始就不会做这些过多的投资。我们称这种效应为投资反悔效应。我们的经验研究证明这种反悔效应的确存在；但是，较自由的土地交易权并没有显示出降低这种效应的迹象。

3.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土地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或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可忽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保障虽然具有维护公平的意义，但更重要、而又恰恰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它对效率的正面作用。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作用是使生产力不至于在突发破坏性事件-如疾病、失业等-发生时遭到摧毁性的打击。显然，对生产力的保护提高经济效率。

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方面看，因土地调整而形成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得到说明。设想一个农户在八十年代初承包制刚实行时有三个未成年男孩，一家五口人分得五亩地。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三个儿子均娶妻生子，人口变成十一口。如果在这期间无任何土地调整的话，这一农户的人均土地就会下降超过一半。但是，全村人均土地不会下降如此之快。毕竟，有一些农户没有这么多儿子（试想一个在承包制实行时有三个女儿的农户，它的人均土地到现在可以增加一倍多。）因此，如果土地随人口变动而做相应的调整，人多地少的农户的困难就可以得到缓解。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随土地在农民收入来源中的重要性的下降、或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退。在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农业以外，因此，土地的收入功能降低；同时，由于收入的提高，人们以货币收入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随之提高，无须实物形式的保险。在不发达地区，情形刚好相反。这也是导致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农地制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节中还要详述。

土地的失业保险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农村中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之所以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土地对这些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土地的失业保险功能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目前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如果土地仅仅是一个蓄水池，而不能在结构上对失业保险有所支持，则土地的保险功能与目前的农地制度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即使土地是私有的，其蓄水池的功能也不会丧失。我认为，目前的农地制度至少在一个方面对失业保险具有结构性的支持。就是，与高个人化的农地制度相比，目前的农地制度有可能有利于劳动力的长期跨区流动。下面两种情形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第一种情形中，一个农民因为土地长期没有调整而没有分得土地。6现在，考虑两种就业可能。一种是在当地的一份可以勉强糊口但稳定的工作，一种是到城市找一份收入高但不稳定的工作。前一种工作可以立刻找到，但如果现在不要，以后可能便没有了；后一种工作必须到了城市之后才能知道是否可以找到。这个无地的农民会选择哪种工作呢？如果他是避险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避险的），且城市的期望工资不比当地的稳定工资高太多，这个农民可能会选择当地的工作，因为一旦在城市没有找到工作，他连当地的工作也可能失掉，从而断了生计。现在，考虑第二种情形。这种情形和第一种情形的条件相同，只是这个农民拥有一块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和无地的农民相比，他更有可能选择进城工作，因为即使在城里没有找到工作，或工作不稳定，他还可以回到当地耕种自己的土地。换言之，土地的保险作用使得农民更愿意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工作，从而对经济效率起到促进的作用。上述例子中对无地农民的假设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其结论对因人多地少而在当地兼业的农户也适用。

当然，以上论述只是提出了现有农地制度促进农民转移的可能性，同时也只讲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实际上是土地对劳动力转移的收入效应：土地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收入（或财富），提高了他们抵御失业风险的能力，从而给他们更多的转移动力。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土地对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效应：较多的土地挤压农民离农进城的积极性，从而迟滞劳动力的转移。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综合之后的可能情景是，土地拥有量处于中等水平的农户更愿意输出劳动力。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目前以均分土地为特征的农地制度就有利于劳动力的长期流动。当然，这是一个需要经验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

目前的农地制度也可能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面。如同我们在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中所看到的，低个人化的农地制度降低农地的价值，这使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值降低，进而降低农民出让使用权的意愿。如果农地制度的个人化程度提高，一些农民就可以通过转让土地而筹集一部分进城长期居住的资金，从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Yang，1994）。从边际调整的角度看，这种趋势无疑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大城市近郊，土地价格很高，这种趋势可能会反映得更明显。但是，它对一般农村居民的影响有多大，是一个需要严格检验的问题。

最后，我们在谈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时，也不能忘记可能存在能够完成这两种功能的替代物。赵耀辉和文贯中（ZhaoandWen，1998）指出，家庭是提供农村社会保险的有效单位，而土地的集体管理恰恰弱化了家庭的这种功能。他们认为，土地的可继承性使得父母可以把土地继承权当作筹码，以换取子女的赡养。另外，在地权长期化之后，农民可以通过少生孩子的办法减轻对土地的压力。7同时，地权长期化可能改变农民的消费和积累模式。目前农村的最大消费是建房。地权长期化之后，农民或许会减少这种攀比消费，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金融投资，以备将来的不测。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小结本节所讨论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对目前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甚至空白之处。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地权稳定性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经验研究需要更加精确的数据。第二，对土地的社会稳定与失业保险功能缺少理论和经验研究。第三，对地权长期化对农民消费和积累的影响几乎没有研究。这三个方面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三。农地制度的演进及区域差异

在第一节里，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农地制度具有了强烈的区域差异。解释这些差异不仅将对下一步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将对制度变迁理论做出重要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已有几个理论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在这一节里，我将扼要介绍这些理论，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由于农地制度差异的核心是地权的个人化程度，因此，目前的研究集中在探讨影响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因素上。

Turner，Brandt和Rozelle（1998）认为中国农地制度的区域差异取决于农地制度对全村生产剩余之和的影响。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农地制度由村干部决定，而村干部关心的是使全村的生产剩余最大化。根据当地条件的不同，同样一种农地制度可能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同的影响。他们构造了一个理论模型，试图预测一个村子调整土地的频率。由于他们对目标函数的假设（即最大化全村生产剩余的总和），土地调整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在土地市场不活跃或不存在的情况下，行政的土地调整代替了土地市场的作用，将土地从人口和劳动力较少的农户手中转移到人口和劳力较多的农户手中，从而起到在农户之间拉平边际产出的作用。那么，什么时候更需要调整土地呢？根据Turner等人的理论，人口增长越快或非就业机会越多的地方越需要土地调整。人口增长快，土地分配越可能不平衡；非农业就业机会越多，则更多的农户愿意放弃土地。但是，后一预测与日常观察不相符，也与Turner等人自己的计量检验结果矛盾。纠其原因，在于他们对村干部最大化全村生产剩余之和的假设。这个假设与现实的差距相当大。

恭启圣（Kung，1994）和董晓媛（Dong，1996）试图从不完全市场的角度来论证目前低个人化农地制度的合理性。在诸多市场缺陷中，他们强调农村社会保险市场的缺失对产生现有农地制度的作用。由于大部分中国农村地区仍处于温饱线上，生存仍然对农民构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土地的均分可以看作是农民克服生存压力的一个集体回应。在这里，恭启圣和董晓媛实际上是在强调我在前面所讨论的社会保障功能。必须指出的是，集体决策在这里是导致农地制度低个人化的必要条件。换言之，这种农地制度不可能是以农户个体决策为基础的分散博弈的结果。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得到说明。假设一个村子里只有两户农民，一户人均土地多，另一户人均土地少。地少户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地多户则可以维持生活且略有盈余。在这种情况下，地多户给地少户一部分土地符合社会保障的精神。但是，以农民的个人意愿来看，地多户是决不会无偿地给予地少户土地的，除非他预期明年自家人口将大量增加，8以致其人均土地低于两户的平均水平，从而可以从另一户人家得到土地。这种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相互合作有多大的可能性呢？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可能性即使存在也是脆弱的，因为，它必须建立在两个农户循环的期望上：地多户不但要预期他家人口的增加，而且要相信地少户在明年也预期自家人口会在后年增加，等等。这里不仅要求理性是共同知识，而且要求农户对自家人口的增长具有单向的预期。两者在现实中都可能不满足。因此，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只可能建立在以下两种可能性之上。一是农户之间存在一种自发的道德约束，要求富有者对贫穷者、特别是那些生存受到威胁的农户负担起帮助的责任。这种道德约束显然存在于传统的村庄伦理之中，只是其表现形式不是给予贫穷者土地。但是，历史上广泛存在公田或族田，其收益除用于公共事业外，还用于灾荒年景对饥荒者的赈济。另一种可能性是存在一种社会加总机制，对所有农户的效用（或其它满足指标）进行加总并使之最大化。在这个机制下，低收入或生存受到威胁的农户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重视，从而使得土地的均分成为可能。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社会加总机制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道德，只是这种道德不是对农民之间一对一关系的约束，而是一种对集体的强加。至于产生这种强制约束的原因，我们首先可追溯到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把它看作是中国传统村庄道德中集体生存伦理的延续。同时，我们还可以把它看作是集体时代的遗产。事实上，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其所体现的成员权正是为这种集体伦理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

如果我们相信现有土地制度是对集体生存的回应的话，我们可以对农地制度的演进和区域差异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我在后面介绍我自己的研究工作时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现存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可能只是回应集体生存的方式之一，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市场交易可以作为行政性土地调整的替代物，用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刘守英、Carter和我（1998）的文章试图在约翰"康芒斯的分析框架内对现有农地制度的演进及区域差异给出一个更广泛的解释。我们将农地制度看作是国家和农户之间博弈的结果。康芒斯将所有权定义为一种义务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所有权意味着他人对所有者的权利有尊重的义务。但是，由于所有权的多面性及合同的不完全性，所有权不可能是完备的（即存在巴泽尔之所谓公共领域）。所有者对某种所有权的重视程度取决于他从维护这种所有权中获利的多寡。在责任制实施之前，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之所以向农民让渡部分权利，是因为从集体生产到家庭经营的制度转变是一个帕累托式的改进，既增加了农民自己的收入，也提高了全国的食物供给。但是，在第一波改革之后，农民与国家的利益冲突再一次显现出来，并突出表现在农民对地权进一步个人化的要求和国家对此的控制上。国家保留对地权的控制，是因为它的利益，如保障充足的粮食供应等，可能因为地权个人化程度的加深而受到损害。因此我们看到，对农地使用和土地流转限制最多的地区，也是国家粮食采购所依赖的重点产粮区。在与粮食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领域，如土地的调整方面，国家对农民的自发选择给予了高度的忍耐。

在解释中国农地制度的区域差异方面，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可能是一种较适用的理论。诺斯和托马斯的《西方世界的崛起》一书可以看作是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部著作。但是，正式提出诱导性制度变迁这一概念的是佛蒙"拉坦和速水佑次郎（RuttanandHyami，1984）。根据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经济制度受到经济参数、特别是要素相对丰度的左右。相对丰度越低的要素越可能实现个人化。诺斯和托马斯的研究指出，西欧从公田制向私有制的转变过程是由土地的相对稀缺导致的。西欧、特别是英国的海外贸易促进了对羊毛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土地的相对价值，从而使得土地的私人占有成为有利可图的制度转换。这正是圈地运动产生的原因。速水佑次郎等人（HayamiandKichuchi，1981）对菲律宾和印尼爪哇岛收割制度演变的研究也验证了上述命题。在传统的收割制度下，地主必须允许村里的其他人参与收割，并得到收获量的六分之一。随着绿色革命的传播，土地产量大幅度增加，六分之一的产量作为对收割者的报酬超过了当地劳动力的价格。因此，新的收割制度应运而生。在爪哇，村民想参加收割必须先参加除草；在菲律宾，收割工作则包给了中介人，由中介人付给收割者市场工资。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进一步将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总结为效率假说（诺斯，1994），即制度总是朝着辅助经济系统达到社会最优的方向发展。但是，诺斯本人也注意到一些明显的反例。比如，同处欧洲的西班牙大大地落后于西欧国家。诺斯将这一现象归咎于路径依赖。他认为，西班牙没有经历英国式的皇权改革，以至皇权过大，并决定了后来的制度变迁轨迹。作为英殖民地的北美和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南美的对比似乎也印证了诺斯的路径依赖假说。

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原因在于它忽视了决定制度变迁的政治过程。就连为这一理论做出很大贡献的速水也在其新书中认为这一理论是天真的（Hayami，1997）。一种制度可能比旧制度更宜于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但由于决定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帕累托式的社会结果未必能自然地产生。经济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囚徒困境便是一例。对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帕累托最优可能可以通过行为主体之间长时期的博弈所达到（如囚徒困境可以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得到纠正）。对于短时段的制度变迁，帕累托最优在多数情况下可能是一种偶然，次优结果才是一种必然。认识这一点对我们研究中国过去二十年农地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对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可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从对制度的需求着手，研究微观的利益机制如何产生不同的制度安排。在这方面，林毅夫（Lin，1995）研究了要素对农户的相对稀缺性如何决定单个农户是否参加土地市场交易。我自己（姚洋，1999a）构造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探讨要素的个体稀缺性如何导致不同的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程度。一个明显的观察是，同为发达地区的温州地区和宁绍平原地区，前者的土地租赁市场非常发达，后者则几乎见不到土地的租赁。我的观点是，这一现象与两地不同的非农就业结构有关。温州地区以私营企业为主，劳动力就业基本受价格信号调节，社会分工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大部分人完全或部分脱离农业，少数农户则向专业农户转变，从而促进了土地市场的发育。相反，宁绍平原地区以集体企业为主，而集体企业倾向于在追求利润之外同时追求就业最大化。但是，企业的发展又不允许过多的就业，因此便产生了一个人的工作由两个或更多的人来做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一个后果是兼业化在当地相当普遍，社会分工不明确，从而降低了对土地市场的需求。我不仅用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而且还进行了计量检验，其结果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

对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另一条发展途径是研究制度变迁的决策过程。我自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姚洋，1999b）。在我的研究中，我把农地制度看作村庄内部集体决策的结果。与前面对村庄伦理的讨论一致，我假设村庄在决定农地制度的个人化程度时最大化全村人口的福利之和。但是，这个最大化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农户生存约束下进行的。由于生存约束的存在，村集体不再是追求单一的效率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参见第二节对效率的讨论），我的模型的预测因此也偏离了效率假说所指出的方向。比如，地权的个人化程度和土地的相对丰度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线形的，而是呈倒U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非常稀缺和非常丰富的地方，其地权的个人化程度较高，土地资源适中的地区的地权个人化则最低。当土地非常稀缺时，调整土地分配对缓解部分农户的生存压力无大的补益，要求调地的呼声反而较低。当土地非常丰富时，生存不再成其为问题，土地调整因此也失去了意义。只有当土地资源适中时，调整土地才对最贫穷的农户摆脱生存压力有所帮助，因此才成为集体决策的选择。我的模型还预测，地权的个人化程度随农民收入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而提高，因为收入的提高增加了农户摆脱生存压力的能力，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这些预测得到了我对1981至1993年期间四省八十三个村土地调整的经验研究的证实。与恭启圣和董晓媛不同的是，我的模型还对土地市场的发育对农地制度个人化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其结果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土地租赁市场降低一个村子进行土地调整的频率。换言之，土地租赁市场可以成为土地行政调整的替代物，用以达到降低集体生存风险的目的。土地租赁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比行政调整更有效率：前者使土地边际产出在农户之间趋于一致，即具有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后者虽也具有部分的拉平效应，但赶不上市场的程度。另外，人少地多的农户的收入肯定是提高了；而对于人多地少的农户，虽然他们现在需要付费才能得到土地，但是，如果愿意的话，他们能够得到超过在行政调整下所能得到的土地量。因此，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市场所带来的整体收益大于行政调整下所能得到的。我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土地租赁市场对土地行政调整的替代作用。

以上是对解释我国农地制度的演进与地域差异的几个理论的回顾和评价。下面谈一谈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方向之一是深入研究村庄的权力结构和决策过程。这是以上研究均未涉及、却可能是决定农地制度走向的重要因素。在这里，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是村级民主对一个村庄制度安排的影响。如果以前村干部起到的作用很大的话，村级民主实施之后，这种面貌将得到改变，从而使得制度安排更可能反映农民自己的意愿。方向之二是在对村庄决策过程的研究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村庄决策模型，并对可能的制度选择做出预测。这个方向在理论上非常有意义。方向之三是深入研究几个突出的案例（如广东的土地股份制），对它们的产生和发展给出一个经济学的解释。目前已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折晓叶，1997；傅晨，1999），但仍有发展的必要和空间。所有三方面的研究都将对中国农地制度的研究提供新的内容，并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四。下一步的改革

要确定下一步改革的方向，首先必须对现有的农地制度做出完整的评价。前面的讨论虽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基本上是在实证的层面上展开的。然而，农地政策的制定涉及到更多的可能是规范层面上的问题，因为它需要价值判断的指导。在这一节里，我将首先罗列土地制度各方面的利弊，并就价值判断的某些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节是对前面各节的一个总结。

从前面各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对现有农地制度的评价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地制度的稳定性和资源配置效应。现有的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较稳定的地权增加土地投资、较自由的转让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有关这两种效应的数量大小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才能确定。

第二，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虽然更加个人化的农地制度降低农业生产效率，但是，这种效率损失可能被现有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所抵消。并且，后两种功能的作用远远超出农业本身，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国家稳定产生影响。但是，对于这两种功能还缺乏实证的数量研究。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足以抵消现有农地制度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负面效应。同时，我们也不清楚是否存在可以替代这两种功能的其它机制。

第三，公平问题。公平是现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农户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使社会保障不再是一个问题，单是对公平的追求也会导致土地的调整。既然成员权保证每个人对集体土地享受同等的权利，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责农民对公平的要求。

第四，农民的自发选择。当地权在法律层面上予以确定之后，其剩余部分则取决于农民自己的选择。从原则上说，国家对地权任何形式的干预都与宪法对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肯定相背：既然村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了对村土地的所有权，他们便同时拥有了对农地制度的决定权。国家政策只能给农民一定的经济和行政引导，促使农地制度朝某个方向发展，而不应是对农地制度的直接干预。当然，由于村庄内部的决策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民主，村干部仍然拥有较大的权力，并可能滥用这些权力。因此，国家应该对村干部的行为进行规范。

在决定一种理想的农地制度时，政府应对前三项内容进行综合的考虑。在这里，我们必须对几种此消彼长的因素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更加个人化的农地制度增加经济效率这一命题，学术界和政策部门都没有大的疑问；但是，对于现有的低个人化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我们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一般的认识是，这两个功能和经济效率之间是对立的。前面的分析却表明，它们可能有助于效率的提高。这里的效率可能不是短期内所能看到的。比如，土地的均分降低某些农户失去生计的风险、提高贫困农户的营养状况，这样的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显现出来，但因此而保留和增加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来的效率收益是巨大的。所以，在衡量现有农地制度的好坏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经济效率，而且要考虑未来的经济效率。同时，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公平问题。即使更加个人化的农地制度有利于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对公平的诉求也可能妨碍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由于我们无法找到一个足以评判以上各种因素的共同指标，要对现有农地制度给出一个单一的综合判断是极其困难的。在这里，社会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中，经常讨论的社会加总方法有三种。它们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罗尔斯的差异原则以及森的基本能力原则。所谓功利主义原则，即社会以最大化全体社会成员的效用为目标。由于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效用之和最大化的条件是每个人的边际效用相等，功利主义原则相当于基于个人效用单位的平等（SenandWilliams，1982）。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律的作用，功利主义原则会对收入较低的农户倾以更多的照顾。特别地，如果每个农户的效用函数是相同的，则功利主义原则给予每个农户相同的收入。更进一步，如果土地是农户唯一的收入来源，且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则每个农户应该得到相同数量的土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个人满足都可以用效用来衡量；即便是，功利主义原则基于效用单位的平等可能也无法体现真正的平等。比如，对于一个瘫痪的残疾人来说，任意一个单位的收入对他的效用总是比正常人低，若按功利主义原则进行分配，他的所得就会比正常人少。与功利主义相对照，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提出基于效用数量的平等。根据这个原则，社会应该给予所有个人在一组基本自由权利上的完全平等；在此基础之上，社会分配可以是有差异的，条件是最大化境况最差的成员的效用（Rawls，1971）。但是，此条件在许多情况下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效用必须是相等的（SenandWilliams，1982）。这种绝对的平等观受到许多的批评，罗尔斯后来把他的理论修正为基于一组基本物品的平等，并强调这些物品对起点公平的重要性（Rawls，1982）。森的基本能力原则比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更进了一步，强调给予个人进行一些基本活动，如获取足够的营养、自由移动等的能力。由于个人的基本需求不同比如，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的基本需求就和一个正常人的不同，因此，基于基本能力的平等要求为社会中的个人提供因人而异的权利保障（SenandWilliams，1982）。从这点来看，森的基本能力原则对起点公平的要求高于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对罗尔斯和森的起点公平原则的完整评价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所要强调的是，它们对个人基本权利和能力的认同对我们把握中国农地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农地制度要不要保护个体农户的一些基本权利，特别是当这些基本权利的丧失会导致他们的基本能力的丧失时？比如，"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实施之后，一些人口多、但又没有能力取得非农收入的农户就可能滑入贫困的泥潭，并由此失去任何登上社会分层阶梯的能力。这里的问题是，保证基本的生活水平是不是每个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是，则国家应该对它进行保护。虽然保护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比如，可以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但是，土地的平均分配可能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方案。第一，它不影响全社会范围内因为再分配引起的效率损失。第二，土地的平均分配并不排斥事后的土地再交易（如租赁），因此，它本身并不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对土地交易的限制影响配置效率）。第三，土地的调整虽然影响农民投资土地的积极性，但这种副作用可能被土地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功能对提高长期效率的贡献所全部或部分抵消。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这样的一种农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可以在农户间进行小规模的调整，以适应人口的变化；同时，土地的使用权买卖和租赁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新的《土地法》正体现了这个思想。许多论者对土地调整的担心来自村干部对权利的滥用。新的《土地法》规定，调整土地的条件之一是比须得到全村三分之二村民的同意。如果这一法律能够得到贯彻，村干部对权利的滥用势必得到控制。

其次，市场交易是否应该有一个界限？显然，对涉及个人自由的交易，如蓄奴、养童养媳等，答案是再明确不过的了。但是，在经济领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不那么明确了，因为对交易的限制差不多总是伴随着效率的损失，因此社会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进行抉择。但是，如果基本生存是个体农户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对某些交易的限制就可能是必须的。费孝通对开弦弓村的观察发现（Fei，1983），农民的沦落开始于高利贷，终止于土地所有权的丧失：土地的田底权（即法律上的所有权）落入不在村地主的手中，农民自己则沦为只有田面权（相当于土地的使用权）的佃户或无地的雇工。不可否认的是，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以及建立其上的种种交易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有效不等于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尊重，而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利益往往最易被忽视。正如费孝通在其1946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农民一旦沦为佃农或雇工，他们在社会分层中升迁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了（Fei，1983）。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否是既维护弱小农户的基本生存要求、同时又成本较小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呢？换言之，法律意义上的土地买卖是否应该受到限制呢？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就资源配置而言，土地租赁是比土地买卖更有效的手段（FederandDeininger，1988）。因此，土地交易是否应该止于土地租赁和使用权的买卖呢？

回答以上问题不是本文的宗旨。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目的在于揭示国家在制定农地政策时所面临的复杂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需要经济学家的努力，而且要求新的伦理和政治哲学的支撑。如前两节的讨论所显示的，我们对当前农地制度的认识还非常有限，而我国的伦理和政治哲学正处于转型阶段，还没有定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接受农民自己的选择。事实上，广东南海的土地股份制就是发达地区农民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制度创新。在目前的情况下，急需对农民的自发制度创新进行实证研究，确定导致这些创新的地方因素及其后果，并对它们推广的可能性给予评价。参考文献Besley，T.（1995）："PropertyRightsandInvestmentIncentives：TheoryandEvidencefromGhana."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03，pp.903-937.Bruce，J.，S.Migot-Adholla，andJ.Atherton（1995）："WhenShouldLandRightsbeFormalized？IssuesinthePhrasingofPropertySystemReforms."InD.Umali-DeiningerandC.Maguire，eds.，AgricultureinLiberalizingEconomies：ChangingRolesforGovernments：ProceedingsoftheFourteenthAgriculturalSectorSymposium.Washington：TheWorldBank，1995.Carter，M.R.andYangYao（1998）："Administrativevs.MarketLandAllocationinRuralChina."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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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制度范文篇6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一个矛盾的各个矛盾方面中，必有一个主要的矛盾方面。同样，在造成失地农民边缘化的诸多因素中，也有一个主要的根源，这就是现行农地征用制度。之所以这样说，并不因为它直接导致了农民失地的事实，而是由于它从制度理论到制度安排都存在明显的缺陷，正是这些缺陷导致了失地农民利益的严重损失，以至造成失地农民的边缘化。

(一)农地征用制度的主要理论缺陷

每一项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我国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建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几经修改，仍然带有浓厚的的计划经济色彩，国家权利至上、政府包办一切等传统观念依旧渗透其中，与当今的市场经济很不协调，而从构成了对失地农民利益的极大侵害。

1.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概念混淆。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是近现代世界各国土地法律中两个极为重要而又并不相同的概念。一般来说，土地征收是指国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使公共权力，以补偿为条件，强制取得他人的土地所有权的行为，他人的土地所有权因征收而消失。它主要针对的是他人的土地所有权。而土地征用是指国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以给予补偿为条件，对他人土地所有权以外的土地他项权利的利用，待特定公共事业目的完成时，仍将土地归还其所有者的行为。他所针对的主要是他人的土地使用权。我国现行立法所规定的土地征用事实上引起了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即在土地征用的名义下，土地由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立法上所言的土地征用实际上是土地征收。

这种对土地征用与征收不加区分的情况，对于农地产权主体的权益保护十分不利。因为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价值相差甚大，作为以土地使用权为指向的土地征用，其补偿理所当然可以比土地征收少得多。这就为农地转用中的低补偿埋下了伏笔。

2.“公共利益”界定不清，土地征用目的泛化。农地征用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审批，在给予农地产权主体经济补偿后，将非国家所有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的行为。这是保证国家公共设施和公益建设用地的重要措施，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但是，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国家征用的权力仅限于惠及全社会的公共目的的需要，而且对于‘公共目的”的范围都作了明确的界定。进行这种限制的原因，是防止国家使用其强大的权力从一部分人手中征用土地来为另一部分人谋取利益。但我国的相关法律，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却相当笼统。《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对土地实行征用”，但对公共利益未作具体解释。土地管理法第43条则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必须依法使用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用的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里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建设用地，无疑包含了企业和个人的经营性用地，这显然已经超出了“公共利益”的范畴，是对农地征用目的的严重泛化。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符合《宪法》规定。农地征用目的泛化，必然带来政府土地征用权的滥用，结果势必导致对农地产权主体，特别是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3.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基本规则。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已经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主要通过市场来配置生产要素。此后十几年来，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步深入，资本、劳动力和多数生产资料，包括国家所有的城市土地均已采取市场配置机制。然而，农村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作为稀缺的、不可再生的重要生产资源，却仍旧沿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性征用和补偿方式，这显然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此其一。

同一块地，政府从农民手中征用时，只付给按土地的农业用途计算和行政性定价的低廉土地补偿费，而当政府出让给用地者时，收取的却是按经营用途计算和以市场价格为基准的高额土地出让金。也就是说，在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征进时是计划经济方式，出让时是市场经济方式，两种体制并行，正好组成一把剪刀，把农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收进政府囊中。此其二。

农民的土地被征用后，他们的重新就业走的是市场化的路子，其购买生产与生活资料也支付的是市场价格；而在土地被征用时，他们得到的却是行政性的补偿，与政府的好处占尽恰恰相反，农民可谓两头吃亏。这明显有失公平。此其三。

在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过程中，政府不仅取代农地产权主体，直接参与土地买卖，而且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的买方和二级市场的卖方，这也有悖于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扮演的“守夜人”角色。此其四。

(二)农地征用制度的具体安排缺陷

1.征地补偿标准的确定不科学、合理。现行农地征用的补偿是以土地前三年年均产值为基准确定的，简称“产值倍数补偿法”。这是既不科学也不合理的。

其一，农业产值与土地价值没有必然联系。一块建设用地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它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它本身的位置，而一块农业用地的产值却取决于气候、肥力、耕作者的投入以及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二者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产品的价格持续低迷，导致农业产值一直徘徊不前，甚至下降。但与之相反，非农建设用地由于供不应求，其市场价格却持续走高，甚至翻了几番。这充分说明土地产值与价值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起码不存在正相关性。以产值为依据制定补偿标准，必然使土地补偿与土地价值脱节，这一方面不利于调节土地市场的供求关系，另一方面也会严重侵害失地农民的土地收益。

其二，传统农业产值不能反映现代农业的真实价值。在农地征用过程中，一般都是按传统粮食作物来测定前三年的农业产值，没有或很少顾及到现在的农业，特别是城郊农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为一体的现代都市型农业，土地的产出价值已不是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可比的。因此，这样形成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当然不能反映被征占土地的真实产出价值，肯定是偏低的标准。

其三，以产值为依据确定补偿标准，不能补偿失地农民失去的利益。土地是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唯一资本。农民失地，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本身，而是一系列的权利和利益。因为他们的各种权利和利益都附着在土地之上。首先，失地农民失去了生活保障。现在，我国的社会保障还没有覆盖到农村，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农民只能靠土地来养活自己，土地就是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失去土地也就等于失去了这种保障。其次，失地农民失去了就业条件。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手段，农民只有以土地为劳动对象，其劳动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况且，农民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除此以外，他们并不掌握其他生产技能。因此，农民失去了土地，也就等于失去了就业的条件。再次，失地农民失去了永久的财产和财产权利。土地也是一项重要的财产，隐含着巨大的价值；土地还是一组财产权利，土地的产权让渡也能产生经济效益。农民尽管只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这种权力同样带有物权性质。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短缺，其增值效用将逐渐扩大。而失地农民将失去这一切。另外，失地农民还将失去一系列相关利益。农民的种种权利都直接或间接与土地有关，如政府对农民的技术、资金和农资等方面的支持都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获得这些支持的机会。产值倍数补偿充其量只是失地农民的直接损失补偿，与农民失去的权益相比，微乎其微。

2.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不公平、明确。《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地补偿共有四项：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这四项补偿的分配又作了如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安置补助费原则上是谁安置就归谁，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其他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农民个人所能明确获得的，只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仅占征地补偿的极少部分。这明显有失公平。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应是土地补偿费的终极占有者。《土地管理法》虽然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村委会)并不等于农民集体，它充其量只能算作农民集体的人，因此，对于农民集体的利益，它只有代言的义务和的责任，不应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现行法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客观上为村干部侵吞失地农民利益提供了方便。其次，在现实中，乡镇政府一般都会拿走5%-8%的土地补偿，这是毫无道理的。土地补偿费作为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收益，理应在失去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农地产权主体之间进行分配，而乡镇政府既不是法定的农地所有者，更不是农地使用者，因而根本不应参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

另外，上述规定也显得过于笼统，其对土地补偿费如何管理使用未作明确规定，对征地补偿安置费的分配缺乏具体细则，结果造成征地补偿费的分配极为混乱，村级组织留用管理极不规范。不同的村留用的比例不同，使用的方式也不同，还有的村干部侵吞、挪用土地补偿费，使失地农民的保命钱白白流失。

3.征地程序带有明显偏向。征地的程序大体可分为申请与实施两个阶段。就目前而言，两个阶段的程序都不完善。

申请是指按照土地利用规划向上级主管部门申报，履行审批程序。这实质是启用土地征用权的问题。世界其他国家一般都要经过国会或州议会讨论批准，而我国只需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如此简单的程序，给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和部门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

实施阶段明确规定的程序是“两公告、一登记”，即公告征地方案、补偿安置方案和进行补偿登记。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补偿安置有意见的，可由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可由政府裁决，但“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显而易见，在征地实施过程中，政府一直处在十分主动的位置上。征地者是政府，协调意见者是政府，最终裁决者依然是政府。征地几乎完全成了政府单方面的行政行为，行为相对方的农地所有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没有多少发言权，至于农地使用者——农民则更是连知情权都得不到保障。这种明显偏向政府一方的征地程序使得农民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而，其土地权益的受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

4.安置责任主体不明确，方式单一。对于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土地管理法》只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并没有明确安置失地农民的主要责任人究竟是政府，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自己。责任主体不明确，安置工作自然难于落实。再者，对于安置的途径，虽然说有用地单位安置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等多种途径，但由于现在企事业单位用工已经完全市场化，因而在实际中用地单位安置几无可能；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除东南沿海地区外，大部分没有村办企业，有的虽有村办企业，但由于经济实力有限，往往规模较小，因此安置不了几个人。所以，征地者多数采取货币安置方式，即发放安置补助费后“一脚踢”。这种安置方式的弊端是不言而喻的。在当前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够健全、就业信息零碎失真、简单劳动力买方竞争过度的条件下，缺乏非农产业工作技能的失地农民找到就业岗位的机会很少，而为数不多的安置补助费又不足于进行自主创业，因此大部分失地农民都不得不落人失地又失业的困境。

由上可见，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存在着多方面严重缺陷，这些缺陷直接造成了对失地农民土地权益的严重损害，是他们边缘化的直接制度根源。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是失地农民边缘化的深层制度根源

毫无疑问，失地农民的边缘化，主要是农地征用制度惹的祸。但是，它并不是造成这一社会问题的唯一制度根源，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所存在的种种缺陷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

(一)农地所有制性质模糊，农地所有权权能残缺，使农民的土地权益缺乏法律基础。

《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等与土地有关的法律都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然而，这种集体所有制究竟属于什么类型的集体所有?这里的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到底是怎样一种利益关系?农民集体的构成要素——个体农民在集体中应当享有什么权利?对于这些问题，相关法律都未作明确界定，从而使得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成为一种似乎人人有份实际上又人人无权的抽象物，这种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也成了一种公共品。因而，在农地征用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权益难免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侵害。

更为不利的是，国家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还施加了过度的限制。土地所有权作为一项完整和排他的财产权，应当包括土地归属权、占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以及这些权利内含的收益权等一束权利。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土地实行国家和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形式，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和《民法通则》都将“集体所有”解释为“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是说，农民集体和国家都是法定的土地所有权主体。既然如此，同国家具有对城市土地的自主处置权一样，农民集体或其代表理应也具有对农村土地在服从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前提下的自主处置权。但是，现行农地制度并没有充分尊重农地所有权主体的这项权利。《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土地。”《土地管理法》也规定，农民集体以外的组织和个人需要使用土地，都必须申请国有土地，包括原有的城市土地和政府征用的农村土地。这就意味着，一切组织和个人的非农建设用地，都不能直接从农地所有者手中获得，一切农地所有者都不能直接把自己所有的土地转让给用地者，而只能先由政府将土地征为国有，然后出让给用地者。这实质是国家凭借公共权力对农地产权主体的土地处置权的蛮横剥夺，从而使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权能残缺，徒有虚名，也为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侵犯财产权，政府侵占农民的土地转让收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农地所有权主体虚置与错位，使农民在农地征用中缺乏真正的利益代表

对于法定的农地所有者——农民集体，《土地管理法》和《民法通则》都解释为乡(镇)、村及村民小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具体所有权行使者主要为村委会。这些规定，同时存在所有权主体虚置和错位两大缺陷。首先，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原先政社合一的乡(镇)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完全剥离，成了纯粹的一级行政机关；而过去的村级集体组织——生产大队也已解体，新的主要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村级集体组织尚未普遍建立；至于村民小组，其并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因此说，法律规定的上述三级农地所有权主体实际上是虚置的。其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是两个从内涵到外延都不相同的概念，二者不能简单的相互替换，现行法律将农民集体解释为上述三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就从理论上造成了农地所有权主体的错位。就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通常由村委会或村民小组甚至村党支部行使，而这些都不能算作真正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虽是民选机构，但它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主要职责为村内社会事务管理，同时承担县乡政府下派的行政事务，带有明显的准政府性质；村民小组又是村委会的延伸和下层，而村党支部则纯粹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根本没有经济管理职能。让这三种组织行使农地所有权，是农地所有权主体在实践中的再次错位。

由于农村土地集体产权主体的虚置和错位，使集体土地在被征用过程中，没有人真正代表和维护农民的利益。因为现在的村委会一方面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是名义上的农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村委会成员的选举又往往受到乡镇政府的强力干预，并且上级政府的一部分行政职责，它被夹在上级政府和村民之间，具有政府代表和村民代表双重身份。而政府与村民相比，具有绝对的强势，能不能积极配合上级政府完成征地任务，常常成为村干部是否留任的条件。所以，在农地征用中，在与政府交涉补偿标准等重大问题时，村干部往往在更大程度上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转，而不会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忠实代表和维护农民的利益。

(三)农地所有权行使程序不明确，使农民的土地权益缺乏应有的组织和程序保证

《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作为一个集体，应当有特定的构成要素和组织形式；作为一种集体所有权，也应当有明确的运行规则和行使程序。然而相关法律对此都未提及，使农民的土地权益缺少了应有的组织和程序保证。加上《村组法》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没有落实，从而使本已错位的农地所有权主体——村级集体组织在农地所有权的行使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村庄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成为少数村干部，甚至村支书或村主任的个人特权。农民在土地征用、流转和开发等重大事项上普遍没有发言权，而且连知情权也没有，因而根本无法有效保护自身的土地权益。有关调查显示，在农地征用时，基本都是由村委会或村党支部，甚至是村支书或村主任个人背着农民与政府或用地单位黑箱操作，合谋买卖集体土地。为了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少村干部不惜出卖农民利益，任由上级政府压低征用补偿标准；在土地补偿费分配和发放中，大多也是由村干部背着农民，自行制订分配比例和分配办法。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一些村干部大肆截留或侵吞农民本来就已经相当低微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款，使失地农民的境况雪上加霜。

三、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是失地农民边缘化的相关制度根源

长期以来，我国一贯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化社会和经济结构。城市实行“高补贴、广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以享受就业、养老、医疗等一系列社会保障，以及粮食、副食品、住房等各项补贴。而农村的社会保障除了村社提供的五保户基本生活保障和国家提供的灾害救济以外，其余农民的就业、医疗和养老等则完全没有保障。家庭联产责任制推行之后，由于生产大队的解体，五保户的生活保障也没了着落，农村的社会保障更是只剩下灾害救济。于是，承包地就成为农民就业、养老和医疗等基本生活保障的唯一依托。当土地被征用后，农民这些附着在土地上的种种保障势必随之丧失。而政府在征用土地时，为了操作简便，通常只给予农民一次性货币补偿，很少为农民办理社会化养老和医疗保险；再者，由于失地农民绝大多数都没有(至少是现在没有)被转为城市居民，因而他们一般也不能享受国家只向城市市民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另外，法定的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村委会)管理和使用的土地补偿费，许多村庄的村干部出于自身利益等种种原因，也很少用来为失地农民解决养老和医疗保障；就失地农民本身来讲，因为所得补偿费低微，大都无力自行购买商业性保险。这样一来，在失地农民的就业遭遇困难，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得到的补偿、补助费又花光之后，他们就不可避免的沦为无地无业的边缘化人群，成为社会安定的一大隐患。

四、政府职能扭曲和农民维权组织缺失是失地农民边缘化的重要因素

(一)政府职能的扭曲使失地农民缺乏就业安置的必要条件

现代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发挥着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政府除了承担着保护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物品的社会职能外，其经济职能主要是进行经济调控和实施市场监管，它既不能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更不应从中获取直接收益。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的竞技场上，政府的角色应该是竞技的裁判员，经济组织才应该是竞技的运动员。但是，现在我国各级政府在很多方面仍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为模式，总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且还是全能运动员。在农地转用问题上，现行土地制度就为政府赋予了多重职能，设定了多重角色。政府既是农村土地的征用者，又是征用后的国有土地出让者；既是征地补偿和安置方案的制订者，又是这些方案的具体实施者；既是土地征用权的行使者，又是征用土地中各方矛盾的调解者和裁决者。究竟如何扮演这些角色，把着力点放在哪一边，则要视政府领导人的偏好而定。受理性“经济人”心理和农地转用巨大差价收益的驱使，加之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与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的诱导，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取代市场主体，直接参与竞争，与民争利，以在土地市场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现任期政绩为目标，而很少顾及农民的利益、社会的安定。他们在土地征用中大都表现为一手强、一手弱：在征占农民土地时积极、果敢，雷厉风行，有的还少批多征、未批先征；在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和安置时却消极、敷衍，拖拖拉拉。不少基层政府不能足额、及时发放补偿安置费，不为失地农民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也不举办职业技术培训班和设法给农民开辟就业渠道。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政府行为的扭曲和畸形，使失地农民不仅难以得到合理的补偿和保障，而且无法顺利转入二、三产业，生活前景堪忧。

(二)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使失地农民缺乏权益维护的能力

我国的农民是一个人数最多的群体，但同时也是一个组织化程度最低的群体。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形式的农村经济组织相继产生，但就总体而言，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依然很低。现有的农民组织多为生产经营服务性组织，由于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差等缺陷，因而其在为农民提供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供销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尚且十分有限，至于在维护农民权益方面，又因为这些组织本身尚无正式法律依据，也不占有社会和经济资源，所以一般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而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真正能为农民说话的农民组织目前尚未建立。组织资源的极度缺乏，使我国农民在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博弈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单个农民面对庞大的政府科层组织永远是渺小的。从而造成广大农民对于政府决策和制度安排基本没有发言权，他们的意愿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及时反映。即便像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在土地补偿等问题上，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生活空间遭到无端挤压时，也难以与政府进行有效的谈判，只能用告状、上访等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当其诉求得不到合理答复时，他们则采取集体上访甚至静坐等过激形式进行抗争。但是，无论是个体上访还是集体抗争，都很难达到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

综上所述，现行农地征用制度的缺陷直接损害了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导致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有效保护，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失地农民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政府职能的扭曲使失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就业扶持和帮助，农民组织化过低又使失地农民不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正是这些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共同作用，将失地农民推到了务农无地、务工无岗、社保无份的边缘化境地。如果说农民失去土地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和正常现象的话，那么失地农民的边缘化却是种种有缺陷的制度和社会因素催生的一颗社会痈疽。

农地制度范文篇7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在这个制度下，农民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自主经营权。农民用“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的俗语来概括这个制度的特点。实行这个制度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粮食生产总量迅速增加，绝大部分农民在短期内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制度还支持了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村实现了城市化，一部分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面临一个不易克服的难题?D?D?D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期限极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村集体领导重新分配，农民俗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越是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土地承包期限越是不确定。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中央政府做了许多努力。先是规定第一轮土地承包15年不变；第一轮承包到期后，政府又规定承包期再延长30年。针对一些乡村干部刻意歪曲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含义的错误说法，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指出，不仅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变，农民对自己所承包的具体的地块也不变。针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硬性政策，以约束一些乡村干部随意变更农民承包地的行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未能纠正农民土地承包权被随意侵犯的行为。

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稳定有复杂的原因。农户家庭人口变动使土地承包的人均数量发生变化；一些农民希望调整土地，是重要原因；一些乡村干部通过变更土地承包捞取好处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现行法规的不配套、不完善也给土地承包权的变更留下了漏洞。虽然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护中央的政策，但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总被理解为村干部的控制权力，这些农民很难在土地承包权受侵犯时与干部们抗衡。正是由于这些复杂原因，土地承包权15年或30年不变的国家政策始终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理用“永远不变”这样强烈的语气表达了他对稳定土地承包制本来意义的坚定认识，也预示着中央政府将下决心为稳定土地承包权作出更有效的努力。

土地承包不稳定对农村发展乃至国民经济成长有极大危害。只要土地承包期限过短，承包地块被经常调整，农民就不会在土地上认真投入，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将受到影响。承包权不稳定还将导致土地的使用权价格被严重扭曲，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市场难以发育，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现实土地承包制下使农民仍然有强烈的“占夺”公有土地的意识，导致农村大量土地成为农民的宅基地，出现农民住房大量空置与农民继续申请宅基地同时并存的现象，使农村空置房屋难以成为农民交易的对象。对“公地”更强大的掠夺力量来自乡村干部乃至各类“官商”，以致近些年农村耕地流失速度触目惊心，失地农民达到数千万之多。目前的土地制度还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严重障碍，它使大量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后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鼓励农民守住土地不放，使他们成为身份在农村、打工在城市的长距离迁徙的“候鸟”，创造出一种浪费无穷、痛苦无边的社会生活画面。如果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改革看作下一步推动农村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的焦点，一点也不为过。

农村土地制度如果再不做调整，将误国误民，贻害无穷。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按照总理“永远不变”的指示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慎重工作，做好各项配套改革。要根据现有农村人口状况，适当调整承包土地，让土地承包更加合理，然后再使土地承包权“永久化”。要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交易给予约束，防止短期内出现“大土地所有制”，避免一部分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流离失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防止农民因天灾病祸出卖土地承包权。无论商业占地还是国家公益性征地，都要依市场价格与农民交易，使农民在丧失土地后有能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其他工作。只要方向对头，这些技术性改革并不难做到。

农地制度范文篇8

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和农民生存的根本保障，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一直受到来自自然、技术、经济、社会及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研究的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建立和实施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农地产权制度，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给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日益显露，成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内在依据。鉴于此，笔者首先以相关的产权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运动的视角阐释产权制度变迁理论，形成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其次，以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范式为分析工具，对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透析；最后，提出我国未来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一、产权制度变迁理论范式：基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分析视角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产权制度概念界定

笔者对产权制度作如下界定：所谓产权制度，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或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

2．产权制度变迁概念界定

一般而言，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既表现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又表现为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还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交易活动的制度结构的改善过程[1]。据此理解，产权制度变迁是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对旧的产权制度安排进行替代的过程。而产权制度变迁作为一个过程或一种运动同样具有哲学意义。笔者借用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为分析工具，从产权制度内在矛盾运行的视角对产权制度变迁概念拟做如下界定：产权制度变迁是产权制度均衡与非均衡状态的辩证统一体，是一个从初始的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从本质上讲，经济学中的均衡是一种行为均衡，因此，对产权制度均衡可以理解为：在某种产权制度安排下，产权制度主体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利润实现了最大化，从而产权制度主体无意改变这一制度安排的情形，亦即产权制度需求者和制度供给者同时实现均衡的情形。相反的情形称之为产权制度非均衡。如下表1所示，制度状态A属于笔者所说的产权制度均衡，另外三种状态则属于产权制度的非均衡情形。

(二)产权制度变迁理论模型：一个新的视角

1．模型假设

首先，产权制度主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次，存在一个初始的产权制度均衡（即产权制度供、需双方同时实现了均衡）状态。最后，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从而制度效率取决于交易成本（即制度成本）的高低。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特性，即作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某一范围内的特定制度安排对该范围内从事某种或某些特定活动的人具有“共享性”，亦即制度对其所辐射范围内的活动者或者说交易者起到同样的规范作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假设产权设制度效用给定不变。这样，制度效率的高低便取决于制度成本或者说交易成本的大小。

2．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命题及证明

命题一：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选择，进而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或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状态。

证明：一方面，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都可发挥多种功能，提供多种服务，从而交易者可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获得一定的效用；另一方面，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和运行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即产权制度构建成本和产权制度运行成本。因此，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与产权制度成本的对比。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产权制度主体对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应包括两步：第一，所做的选择要使其效用大于产权制度成本，即产权制度利润大于零。第二，在所有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安排中，选择产权制度利润最大的那一个产权制度安排。因此，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在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的情况下，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就等价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

命题二：产权制度的内部矛盾运动导致对其初始均衡态的否定。

证明：从内部因素看，产权制度需求者和产权制度供给者构成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产权制度的需求者作为特定产权制度安排下的交易者，与产权制度的供给者相比往往具有数量众多、交易方式多样、交易发生频繁等特点。加之新技术和工艺的采用、市场范围的扩大、人口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自然资源状况的变化以及交易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行为，作为一种每日每时都发生的有形或无形支出，Trc2有增加的趋势。交易成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使产权制度需求者从该产权制度中所获产权制度利润低于产权制度利润最大化状态，每一次产权制度利润与其最大化状态的向下偏离都会导致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产权制度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与产权制度需求者不同，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取决于Trc1，与Trc2相比，Trc1是一次性支出，一项产权制度安排建立之后这项支出就会停止，因此，在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存续期间，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往往是一个处于最大化状态的常量，从而产权制度供给者对新产权制度安排的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者对该新产权制度安排的需求相比就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样，当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的产权制度安排产生需求即出现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非均衡状态时，产权制度供给者常常仍处于原有的均衡状态，产权制度供给者不仅没有提供新产权制度安排的欲望或动机，而且往往尽力去维持原产权制度的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现行的产权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需求，产权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产权制度的非均衡状态（表现为产权制度状态B）出现。

命题三：产权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对产权制度非均衡态的否定，亦即对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否定之否定。

证明：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成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前提和动因。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一方面说明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打破，另一方面又孕育着新的获利机会，即在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集合中，存在着比原产权制度安排的产权制度利润更大的产权制度形式，或者说存在潜在利润，主要包括：规模经济带来的利润、外部经济内化带来的利润、克服对风险的厌恶或者说对风险的分散与克服所带来的利润、降低交易成本带来的利润。潜在利润成为不断推动产权制度供给者去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新产权制度安排的建立，同时也意味着在新的、更高的效率水平上实现了产权制度需求者的均衡和产权制度供给者的均衡，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之间的协调，亦即产权制度在更高的效率水平上演变成为产权制度状态A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由于Trc1与Trc2之间的差别从而产权制度供求之间差别的存在，产权制度均衡的实现往往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产权制度均衡往往是先有一个局部均衡，然后才可能出现产权制度的一般均衡和总体均衡。然而，不论产权制度均衡实现的路径如何，新的产权制度均衡状态的实现既实现了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也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一致，从而实现了对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这种否定既是在方向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回归，又是在内容和程度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发展，是一种辩证的否定，体现了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产权制度均衡状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和变迁。

二、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农地产权制度初始均衡的实现

所谓农地产权，是指基于农村土地而产生的财产权利的总称，亦即包括农村土地所有权及其衍生出来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权利束；农地产权的各项权能既可完备地集中起来由一个主体行使，也可分散地由不同的主体分别行使。相应地，所谓农地产权制度，是关于农地产权各项权能归属及分割的制度规范的总和，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具体可分为农地所有权制度、农地经营权制度、农地收益权制度以及农地流转制度等具体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地产权制度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确立了实施了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农民摆脱了封建地主的剥削，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农业生产呈现出快速增长。第二，始于1953年的互助合作社，经过1954年的初级社，再到1956年、1957年的高级社和1958年的运动，形成单一的土地集体产权制度[2]，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止。第三，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至今建立和实施的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笔者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例加以分析。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掀开了中国农村的序幕；1979年中央转发的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规定：边远山区单门独户允许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其它地方的包产到户也不必禁止和勉强纠正；1980年，包产到户扩大到整个贫困地区；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这标志着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安排的确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项权能集于于一身的状况，农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分离，集体组织与农户间的权、责、利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明晰，农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和市场主体。

(二)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地产权制度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均衡状态

1978年，中国农村启动了由于农户被赋予从事家庭经营的包括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在内的农地承包权，相应地确立了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制度，农民的生产经营和劳动计量都在家庭单位中进行，其生产成本与收益趋于一致，因此自动建立起了“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极大地克服了农地集体产权制度下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这种农地产权制度的建立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农村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或者说农地产权制度达到了均衡状态。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制度极大地适应了农户（制度需求者）生产经营的特性，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农户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地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提高），农户对这一制度安排感到满意，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首先，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生产过程的自然性和生产成果的直接性相一致。农业（这里指狭义的农业或称种植业）生产过程是人类通过利用植物有机体的生命力将自然界中的光、热、水、汽以及各种矿物质养料等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生物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农业劳动对象——农作物生产发育的规律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进而决定了农业生产只能按自然界的时间，即受季节约束的生长过程依次进行各种作业，加之农业生产一般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不宜移动，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把非常大量的生产条件进行集结，采取多种和大量作业同步并进的办法。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同一时期的作业比较单一，不同时期的不同作业多数又往往可以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这样，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多是简单协作。简单协作在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操作时优于单独劳动，但在管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往往还不如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因为这既要增加监督成本，又有可能产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及由此决定的季节性使得农业家庭经营成为一种较为合适的形式。另外，农业劳动成果的直接性是指农业劳动很少有中间产品，成果大都集中在最终产品上。这一特点决定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各环节的劳动支出状况只能在最终产品上表现出来，而各个劳动者物化在最终劳动成果中劳动量的多少、质的高低却很难计量。因此，只有将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劳动与最终的劳动成果及其分配直接挂起钩来，才能对农业劳动者产生最大的激励，而这只有在家庭经营时才能更好地做到。公务员之家

其次，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控性相一致。这些特点要求农业的经营管理要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具体性，种植决策、生产决策、经营决策都要因时、因地、因条件制宜，要准、要快、要活。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分散到直接生产者身上，即将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结合起来，才能取得好的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讲，农业劳动和经营管理具有较强的分散性，其成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农民的劳动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各个农民对生产进行合理安排，靠农民对全过程细心地作业和管理，以及对市场的预测。这些特点决定了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较为合适的组织形式。

最后，这一农地产权之端安排与农户自身在生产经营上所表现出的目标的一致性、激励的多样性、持久的稳定性、分工的灵活性相一致。农户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也不是单纯的文化或政治组织，维系家庭存在的，决不限于经济利益这一纽带，而且还有血缘、感情、心理、伦理和文化等一系列超经济的纽带。这就使家庭成员可以从多方面对组织的整体目标和利益认同，即把家庭其他成员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比较自愿地当成自己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半是由于这种互补机制的存在，家庭无需靠纯经济利益的激励就能保持对其自身的目标和利益的基本一致性。另外，家庭成员具有利益目标的认同感，使得农业家庭经营的管理成本最小，劳动激励多样。同时，家庭的婚姻、血缘关系，使得家庭经营具有持久的稳定性，上一代对下一代多方面的寄托所形成的继承机制，使得家庭经营一般具有较长的预期，并能为实现这种预期而长时间地自愿协作，这使得农业家庭经营表现出其他经济组织都不具有的激励规则，家庭成员的工作努力无须以内部精密的劳动计量并同报酬挂钩来激发。因此，农业的家庭经营，一般无需监督，管理成本差不多总是最小的。除此之外，家庭成员在性别、年龄、体质、技能上的差别也可实行分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即家庭劳动者及其全体成员可以进行家庭内部分工，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3]。

2．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供给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政府制度供给的目标，政府（制度供给者）从这一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提高，从而也对这一制度安排达到满意状态，即制度供给者也实现了均衡：一方面，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政府的效率目标。效率目标是我国以市场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赋予了农户一定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奠定了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基本组织单元的地位，把农户塑造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农业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可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公平目标。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确保了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制特性，有效地适应了我国人地比例关系紧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外部环境，为广大农民拥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及农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三、农地家庭承包制的内在缺陷：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

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曾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革、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与不足也日渐显露出来，亦即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状态产生并日益凸现。

(一)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规模狭小和碎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很小，更由于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初，不仅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要公平，而且土地质量好坏也要公平，使得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分割零乱，农地空间分割的碎化，农户经营土地的零碎现象更加严重。例如，1985年，全国农户平均经营土地只有半公顷，且被分为8～9块，每块不足0.1公顷，其中，人均拥有0.05~0.18公顷的土地农户占全部农户的88％[4]。

2．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一方面，在现有的农户家庭分散经营的条件下，农户家庭经营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这种经营还具有小农经营的很多属性和简单商品经济的特征；而现代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产品生产的首要目的就是满足市场需求，与之相联系的是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另一方面，农地规模碎化不仅从客观上限制了农户的生产投入，而且由于单个农户力量弱小、信息不畅、对市场需求缺乏有效预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这又从主观上限制了其生产投资的愿望和偏好，进而限制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农地过分细碎也制约了农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地过分细碎，还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整和布局，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不断上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1．农地产权主体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谁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所有者？虽然法律规定农地属农村集体所有，但在农村存在乡、村、村民小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究竟谁是真正的所有者，却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现行有关法律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谁是发包人？是乡、村民委员会还是村民小组同样缺乏明确界定。如《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很难保证农地产权主体有明确的边界。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或者说虚置和缺位，使得农民集体缺乏行使自己权利的组织、机制和途径，最终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致使农村土地所有者权利不断遭受剥夺和侵犯。

2．农地产权内容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首先，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没有严格界定，国家的土地管理权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内容交叉。农地承包制度虽然规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使用权归农户，但对所有者和经营者各自的权、责、利都没有明确规定，致使产权边界模糊。

其次，我国现行法律对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约束和限制性条款很多，而保护性规定却很少且抽象模糊，明显地存在着土地管理权优于所有权的现象。例如，《土地管理法》第五章“建设用地”中就有如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村村民利用集体所有土地举办企业或建住宅都必须经县级以上或县级人民政府批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能向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若要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必须通过征用。而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受利益的驱动，常常滥用土地征用权，造成大量不合理征地，导致集体和农民利益被侵害。

最后，农地收益权和处分权界定不清，进而导致以下结果：要么是集体动辄以土地所有者的名义，随意侵犯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随意向农民摊派，更有甚者随意收回农民的承包地；要么是农民把土地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承担相应的义务，集体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承包合同纠纷也日趋增多。

3．农地产权期限的模糊性导致农业经济效益的被侵蚀

尽管第二轮承包将农地的承包期限延长为30年，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仍然三、五年一调整，土地使用期限短，而且按农户规模的变动重新调整土地，农民缺乏长期使用土地的安全感，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难以形成长期投资。从本质上讲，农地经营使用权的相对稳定与适时调整存在矛盾：为防止对农地掠夺式的经营、开发而导致的土壤肥力下降，破坏农地的可持续利用，在农地经营使用过程中，要求农地经营使用权相对稳定；但是农地的经营使用权又面临着不断变更和调整的客观要求，这是因为农地的经营使用权是基于成员权获得的，有新增人口的农户往往会要求调整农地以获得应该增加的农地，因此，农地调整就难以避免。农地的频繁调整一方面使农地经营使用者不能从长计议，追加投资以改良土地，影响了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农地调整本身还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协调、谈判、发放农地使用权证书等，费时费力，增大了土地承包的成本[5]；同时，土地周期性的调整必将影响农户投入的长期效率,导致农户经济行为的短期化倾向甚至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的利用，从长期看，最终会导致我国农业经济效益被侵蚀。

(三)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导致农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1．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

首先，两权适度分离、家庭承包分散经营的农地产权制度模式，虽然消除了土地收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却导致了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化和土地经营主体的细小化，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土地的适度流转与合理集中。

其次，相关法律规定限制了农地产权的流动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即使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只是“允许农户将无力耕种的土地在经集体同意并不能擅自改变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自找对象、协商承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样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排除了集体所有权形态的土地流动，而农户土地使用权形态又只能通过农民的相互转包与集体调整来进行，这样就排除了农地的商品属性及引入市场机制的可能性；况且现实中的农地转包与调整缺少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制度保障，带有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

最后，上述两方面的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农地流转基础的非市场性、农地流转内容的不完整性、农地流转价格的不确定性、农地流转目标的非效率性以及农地流转格局的不稳定性，最终无法形成适度规模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地产权制度。

2．农地产权的凝固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地资源的配置的低效率

由于农地产权的凝固性，一方面，大量的农地弃耕、撂荒；另一方面，一些劳动力较多的农户或那些愿意经营较多农地的种田能手却没有足够数量的土地进行耕种。这就使得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有地不耕和无地可耕的两难局面。同时，一些地区由于农地频繁调整、好坏搭配，使农户使用的土地地块过多而面积极为狭小，不利于耕种，更不利于机械化耕作，也破坏了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5]。

四、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选择：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

农地产权制度内在矛盾的日趋展开不断动摇着其初始均衡状态，导致制度非均衡态的产生和加剧，并不断内生着对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因素，最后导致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完成，即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必将导致对这一制度安排自身的否定，即在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产权完整性、明晰性和流动性的缺乏，导致了新的制度非均衡的出现，随着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初始安排将被扬弃，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农地产权制度。同时，这种取代是一种辨证的否定，它既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内在缺陷的克服，又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合理内核的保留，同时还将增加新的制度内容。作为一种辩证否定的过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产权的模糊性和凝固性——已经昭示了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农地产权安排的清晰性和流动性。产权的清晰程度指的是产权的归属状况，即产权是属于国家、集体还是个人；而产权的流动性则描述了各产权主体的竞争状况，它主要体现在产权是否可以自由流通上[6]。因此，可以预言下一轮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将是构建边界明晰、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一)构建边界明晰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明确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及其权力。要解决农地产权主体模糊问题，必须构建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组织机构，使农民能够通过这一组织形式真正行使其所有权，从而真正维护自身的权益。可考虑构建和完善村民委员会制度，使其成为农民集体土地以及农村其他公共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决策机构，真正代表村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包括农地权益在内的农民各项合法权益。

其次，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明确界定公益性建设用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将征用的土地真正限定在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上；建立和实施土地征用听证会制度，形成征地过程中农民、集体、征地单位及政府等各利益主体之间共同参与、共享信息、共同磋商、公平交易及有效监督机制；在充分考虑市场供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转用后的收益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被征用土地的价格，确保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益；建立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机制，承包主体未明的土地，其补偿金归农民集体所有，根据全体农民的意愿进行分配和使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其补偿金全部支付给被征地农户，用于其发展生产或就业安置，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截留或挪用；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法律形式规范农村土地征用主体与被征主体（农村集体及农民）之间的关系。

最后，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一方面，从法律上明确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性质，即农民依法对承包土地享有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内的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较为明确的规范，这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奠定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为包括法定承包权、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转包、转让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等内容在内的权利束。

(二)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建立和完善有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把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例如，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第一百二九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为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其次，规范和丰富农地经营使用权流转的形式。可通过入股、抵押或租赁的方式将自己的经营使用权进行转让，特别是通过租赁的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即农民取得的土地经营使用权是一项财产权利，在履行合同的前提下，他既可以耕种土地，又可以依法将土地经营使用权转让。

最后，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市场管理制度，对土地流转中的运行机制、价格、违约责任等问题严格规定；建立农地流转的价格评估体系、培育农地流转中介组织，使之在农地流转的供需之间起媒介和桥梁作用；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制度，明确流转的形式、数量、年限、条件及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等。

注释：

①该处的利润概念是广义的，泛指净收益、净效用等。

②产权制度成本一般有两大类组成：产权制度构建成本和产权制度运行成本。为后文叙述上的方便，笔者将产权制度构建成本定义为交易成本Ⅰ，用Trc1来表示；将产权制度运行成本定义为交易成本Ⅱ，用Trc2来表示。

参考文献：

[1]罗必良．新制度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

[2]党建德．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分析[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64-68．

[3]朱道华．农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205-206．

[4]郑顺伟、张陆阳.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的途径[J].经济问题，2002（10）：39-41.

农地制度范文篇9

一、新农地制度的内容及政策意图

新农地制度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要求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②实行“大稳定、小调整”；③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④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流转；⑤预留机动地不能超过耕地面积的5%；⑥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廖洪乐等，2003）。

以上内容在《土地承包法》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规定，很显然，这是政府在立法层面上对地方制度创新的追认和对以往学者批评的回应。不少学者对改革初期自发性的农地制度创新严重偏向公平的政策取向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土地调整影响了农业绩效，土地福利化影响了土地流转并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农民承包权常被侵犯，等等。从《土地承包法》的相关条款可以看出，新农地制度旨在这些问题上寻求突破。

新农地制度明显的政策蕴涵有二：一是强化承包权意图，即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巩固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限制基层干部权利的滥用；二是突出效率意图，即以稳定承包权和促进土地流转及劳动力转移为手段提高农业效率。《土地承包法》在第十四条“发包方承担的义务”和第十六条“承包方承担的权利”上的相应规定，以及对土地承包期限、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应规定，都是在力图强化家庭承包经营的市场主体地位，以保障农户的承包权和提高土地经营的效率。

二、新农地制度政策依据的不充分性及其效率意图的内在矛盾

新农地制度政策倾向的调整首先是对许多学者对原有制度的批评做出的回应。实际上，这些批评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即使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建立在这些批评之上的新农地制度的效率意图也可能无法实现，因为效率意图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冲突。

（一）新农地制度政策依据的不充分性

一些学者对农地制度效率缺失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①承包权不稳定（主要是指土地调整），这影响了对土地的投入，进而影响了农业绩效；②土地福利化分配，这影响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同时也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关于这两个问题，学界至今依然争论不断，尚未形成共识。虽然一些批评并没有得到实证支持，尽管有不少学者对那些批评提出了质疑，但是，基于大量规范研究的结论还是被作为了制度设计的依据。

在土地承包权稳定与土地投入进而与农业绩效关系的问题上，学界基本上认同短期投入与土地承包权稳定与否无关，但是，在对长期投入的影响上还存在争议。有些研究发现，农地产权是否稳定和产出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它们不仅包括国际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的研究。事实上，首先，承包权稳定能否影响农业的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的比较效益。例如，农业生产要受到农作物生物性的限制，无论农民如何投入，一亩地的产出也不会增加太多；另外，现在农民普遍兼业，在投资时必然会进行效益比较，具有其他投资渠道的农民很可能不愿意向比较效益低的土地投资。其次，农民是否愿意对土地长期投资还取决于其对未来的预期，事实上，农民很难进行长远规划，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今天，非农化是大势所趋，长期投资能否在自己意愿的经营期内收回是不确定的，这就造成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缺乏长远目标。最后，既往研究对农地长期投资的界定是相当模糊的，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无非是土地改良、绿肥的使用等，这些投入的效果是相当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投资，例如水利建设等，更多的是作为公共物品由集体或政府投资的，这些投入与承包权是否稳定没有多大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提高中国农业比较效益的途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土地生产率。在劳均经营规模过小的情况下，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动力是有限的，把提高土地绩效作为政策目标很有可能是不现实的。

关于土地分配的福利化限制了土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批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反而得出了相反的论断。。尽管如此，对这个问题还是有许多批评的声音，其深层原因是一些学者心中都有一种“大农业情结”，而没有考虑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现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如此严峻的人地矛盾，中国的发展道路绝对不会和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相同。还有一种批评是基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农业现代化实践经验，认为中国大陆应该为未来的农业规模经营做好准备。但是，中国大陆和日本、台湾省的约束条件、发展路径不一样，简单地说就是大国（地区）经济和小国（地区）经济的不同。以日本为例，1950年，日本户均耕地0.8公顷，尽管从1961年开始政府鼓励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但是，到了2002年，日本的户均规模也只是1.46公顷。几乎在同一个过程里，日本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由原来的50%左右降到5%左右。反观中国的状况，这种转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哪怕是适度规模经营在中国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能是一个战略目标，而不应该成为现实的政策选项。

（二）效率意图内部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退一步说，即使学者们的批评能站得住脚，新农地制度的效率意图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其内部还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

一般认为，承包权不稳定会使农民对所经营的土地缺乏长期的预期，从而限制了农民对土地中长期投资。因此，稳定承包权就是要鼓励农民对土地投资，从而提高农业绩效。同时，既往的批评也认为，土地的配置效率低下影响了农业绩效，从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比较效益的角度考虑，应该促进土地的流转。新农地制度同时照顾了这两种观点。例如，《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第三十一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同时，《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还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不过，这个政策意图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第一，要真正实现稳定承包权就不可能流转，更不可能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第二，要流转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稳定承包权。《土地承包法》所认可的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有转包、出租、互换和转让等，不过，在转包等前三者可供选择的情况下采取转让方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从实现规模经营的角度考虑，真正有效的流转方式应该是转包和出租，但是，这两种方式会使得土地的经营权很不稳定。这是因为，首先，紧张的人地矛盾在短期内不会得到根本缓解，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经营规模是0.43公顷，而美国是59.4公顷，法国是21.5公顷，即使同是东亚小农国度的日本和韩国，其劳均规模也分别达到了1.7和0.7公顷。中国现有的3亿农业劳动力即使有2／3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劳均规模也不过1.3公顷。不过，其在笔者看来，这个过程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紧张的人地关系还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其次，中国的耕地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压力，目前，耕地仍承载着3亿劳动力，为农民提供着将近一半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在短期内农民还不能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农民的就业渠道还是相对有限的，土地依然是农民最后也是最稳定的生存保障。最后，农民基本上都是规避风险的，在非农收入不稳定和非农生活不能得到稳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不会放弃土地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农地流转市场应该是卖方市场，供给方的市场实力应该远大于买方。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在土地流转合约上供给方会更倾向于短期契约。只要契约是短期的，承包权就不可能稳定。这样，关于承包权不稳定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就很可能难以解决。

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新农地制度政策倾向的转变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在此基础上的政策意图也很可能难以实现。因此，笔者对具有强制性特点的新农地制度的合理性表示一定的质疑。如何看待农地制度的公平问题取决于对农地性质的理解，因此，有必要重新理解农地的性质。

三、重新理解农地的性质

如何看待中国农地制度的效率问题，实际上就能够反映出如何看待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以及农村土地的性质。上面已经提到，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规模经营（包括适度规模经营）不应该成为中国农地制度的主要选项。在这种条件下，应该重新理解农村土地的性质。

要理解中国农村土地的性质首先要了解农村土地的功能。一般来说，中国农村土地应该具有两项功能：一是保障功能，二是资本功能。土地的保障功能是以土地为依托，来满足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供给、就业、养老等基本要求；而土地的资本功能则是视土地为资本，通过加入市场经济的运行，为投资者带来预期收益。随着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土地的功能已经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土地的资本功能在不断上升。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土地保障功能的替代品还难以出现，保障功能还会占据核心地位。正是基于这种考虑，James（1995）和Dong（1996）把土地均分看成是农民克服生存压力的一种集体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性质更倾向于一个生产的平台而不是产品，具有俱乐部物品的特性。集体成员拥有集体土地经营权的依据是成员权，即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而成员权的基础又是村民的生存权，村民的承包权能否得到保障主要取决于村民的生存权能否得到尊重。正如美国学者Scott（1976）在研究东南亚一些农村地区的土地制度时所指出的：在人均土地资源禀赋极少的小农经济中，农民的理性原则是以生存安全为第一，而不是追求收入的最大化。他认为，农民这种“道义经济”就使所有外在的制度、技术及习俗都必须首先服务于这一生存伦理而不是经济“理性”。对中国大部分农民而言，情况是一样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把农村土地作为一种产品或资本来看待，以此为基础，它们关注的重点必然是这种产品所带来的资本收益。如果从生产平台性质的角度去看农村集体土地，其着重点就应该是集体土地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生存能力，即集体土地所具有的满足集体成员基本生存的能力。

农地制度作为中国农村社会的根本制度，它不只具有经济性，还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因此，对农地制度的考察不能仅仅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还要考虑其社会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具有小农特性的大国，社会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农地制度的实施不能不考虑社会成本。

四、新农地制度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

审视农村改革以来二十几年的实践会发现，中国农村土地的承包关系基本上形成了“铁打的集体，流水的成员”的模式，土地承包随人口调整而调整，尽管周期不定，但土地福利化基本上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共识。这种土地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保障集体成员的生存，给予集体成员以生存能力。根据众多人口学家预测，在未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农村人口仍会维持在6亿～8亿的水平，和现在差不多。进入21世纪几年来，中国人口年均增长800万左右，其中70%是农村人口，随着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的到来，这个数值可能不止800万。可以估算，如果土地真的不调整，在未来的30年里将有1.68亿多的农村人口自动失去土地承包权，即使其中有一半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估计也会有0.84.亿农村人口失去土地权益。

此外，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也存在被剥夺的风险。《土地承包法》一方面规定，“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另一方面还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事实上，只要妇女新居住地不进行土地调整，她们得到土地承包权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尽管该法规定了新增人口（自然包括婚嫁的妇女）获取土地的三个途径，但其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第一，5%的机动地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新增人口的需要，而且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把机动地作为公共支出的收入来源，很少承包给新增人口；第二，对于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来说，根本就没有新开垦土地；第三，当存在转包、转让等流转方式时，自愿交回承包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按照2000年数据，在今后20年要进入婚龄的妇女现在（0～25岁）人数约为2.3亿，按70%比例估算，农村妇女约为1.6亿。这就意味着，如果严格执行新农地制度，将会有1.6亿农村妇女失去土地承包权，即使考虑转向城市等原因脱离农业的占1／2，也将有0.8亿妇女失去土地承包权，除非她们嫁到本村或邻村，但是，这样又会带来其他社会问题。总的来说，如果真的30年不调整土地，到2036年，保守地估计将会有近1.64亿农村人口自动丧失土地承包权，约占当时农村人口的1／4，这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然，随着人口的调整，农村新增人口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市场获得土地经营权，但是，这种途径同样也会带来社会公平问题。由于紧张的人地矛盾，土地流转市场很可能是卖方市场，这样就极有可能使承包农户不但要承担转包费，还有可能难以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从而影响土地资源的配置，形成社会矛盾。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新农地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土地流转，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长期非均衡，小农分散经营的局面很可能难以改变。这显然不是农地制度改革的初衷。

农地制度范文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经过近30年的实践,已经表现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绩效,为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繁荣、加快农业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表现出某些不完善的地方。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若干有关农地制度改革的思路。到底如何选择农地制度改革的路径,我国的农地制度是走国有化道路;还是私有化道路?诸如此类问题,有学者(曹振良,1994;周天勇,2005;乔新生,2004;张德元,2003;陆奕彪,ZIX)0;等等)提出了土地国有化主张;另一些学者(文贯中,2006;杨小凯,2002;蔡继明,2以抖;陈东琪,1989;等等)则提出了土地私有化主张。学者们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农地私有或者公有问题上,即沿着“所有权改革路径”寻找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案。这种研究思路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忽视了土地权利的内部结构,单纯将产权等同于所有权,误认为农地制度的改革就是所有权制度的变革,因而,存在着研究路径的偏差;二是没有将农地制度与实现农地制度的组织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探寻农民土地权利实现的形式。本文拟对两种“所有权改革”路径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农地制度完善的路径。

二、土地国有化方案与评析

在农地制度改革方案中,到底为什么要实现土地国有化改革?土地国有化是否可行?

(一)土地国有化的基本模式

所谓土地国有化,就是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农村土地国家所有制,使我国土地所有权制度的“二元结构”转化成“一元结构”。。依据这一主导思想,存在着如下具体的做法。1.“土地国有,农民永佃”模式。‘11在现存的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土地承包经营基础上,将纯粹形式化的土地集体所有权转归国家,国家用永佃制形式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土地承包关系制度化和法律化。这种由土地国家所有权与农民使用权、国家所有权主体与家庭经营主体直接对应的组合结构,并不改变土地的家庭经营方式与均等的小规模经营结构,丝毫不触动家庭经营主体的经济地位、财产地位、法律地位和切身利益。切实施国有永佃制后,土地使用权归农民,农民使用土地不受外来干扰,在完成土地税以后,农民有取得经营成果的权利,以及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国家只征收统一的地税来节约交易费用,区分政府职能与经济活动。。l对于这种永佃制是否是有期限限制,有学者提出了国有加999年使用期方案。º2.“土地国有,租赁经营”模式。具体做法是:改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国家所有,各级政府代表国家对土地实行直接占有,对一切土地实行有偿使用。各级地方政府承担土地登记、土地承租登记、土地流动登记以及地租征收等职能,并履行区域土地整治、土地投资、土地防护等组织职能。土地承租给农民共同经营或雇工经营,租赁主体可以是个人、农户、联合体。农民凭借其经营能力提出承租申请(包括承租期限、承租面积等),在得到地方政府许可后进行有限承租经营,并履行与土地整治相关的经济义务。国家和地方政府征收地租,求得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绝对地租返回土地,作为国王开发和国土整治资金。t4]实行土地国有制,根据两权分离的原则,把土地分片租给农民耕作,以收取地租,并有意识地造成一定的规模经营,使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在某些场合,还可以转让土地的占有权,出卖某些土地的占有期限,以推动私人经济的发展和外资投人的增加。。,3.“土地国有,私人经营”模式。土地私营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包括单一农户经营、若干农户联合经营以及家族经营,也可以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企业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是地租、地税,它的主要体现是:农民不能将土地作为私人财产任意支配,如不能将土地闲置不用,不能将土地出租、出卖、赠送给外国人,不得妨碍国家对土地的统一规划和改造治理、农民依法接受国家对土地经营者所进行的资格考查。[6]4.“土地国有,承包经营”模式。农地国有化后,国家可继续维持农村现有农用地的承包关系,对收回的土地招标承包,扩大经营规模。对愿意承包国有农用土地的农户或农民,国家应无偿或以极低的地租提供土地,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农产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为保证农用地的合理使用和农产品的供应,国家与承包户签订农产品销售合同,对在正常情况下不能完成合同或无力经营国有土地的农户,国家可收回土地,转包给善于经营的农户。

(二)土地国有化的理由

主张土地国有化的学者认为,从社会经济长远发展趋势、缓解中国人地比例严重失调的矛盾以及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来考虑,我国农村土地应当实行国家所有制。其原因在于:第一,国家所有制有利于科学、合理地利用现有土地。第二,有利于土地的综合养护治理,包括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优化土地生态环境,提高土地质量,增强土地的整体生产能力。第三,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实际内在经济机制较弱,逐步发展到国家所有制对农民震动不太大。第四,实行土地国有制后,无论是实行个人承包,或集体承包,还是实行有偿租赁制,对经营者都没有什么影响。‘81从国家控制社会的角度,土地国有化的本质是在法律上规定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管理权的统一,国家直接规定土地使用权的分配方式,使区域的土地分配方式与区域发展阶段相适应,强制加速土地生产要素高效率的流动,阻止低效率的不公平的流动,确保我国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国家能否有效地控制土地,是国家能否有效地控制农民、控制农村、乃至控制整个社会的关键。四,针对现行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存在的问题,主张将虚拟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改为国家所有制,建立统一的土地所有与土地管理制度。认为土地私有制只能使土地与人口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和复杂化,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不应当成为中国农村土地经营的唯一的和普遍的模式,各地应当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国有化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土地使用机制。汇10]实行土地国有化,既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可以解决现行土地制度中所有权主体缺位,集体土地产权不清等制度缺陷。由于土地资源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土地制度应当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农民对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实行土地国有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管理混乱、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才能更好地明晰产权,才能更好地贯彻农村基本政策。‘川总之,赞成土地国有化的主要理由有: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有利于国土综合整治,有利于土地管理;障碍小、成本低;与社会主义本质相一致,等等。

(三)对土地国有化方案的评析

土地国有化变革的实质在于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变革,所选择的是“所有权改革”路径。从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方式和理由来看,在我国现阶段,将农地国有化既是没有必要,又是不可行的。1.主张农地国有化理由都是不充分的。(l)农地国有制并不是保证农地资源有效管理的唯一模式和最优选择。实行农地国有制,固然强化了国家对农地资源的管理,对于控制农地资源利用,防止农地浪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解决农地制度中的根本问题。农地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建立农地的公平和有效利用的运行机制,确保农地与农民之间的有效结合。这就要求将农地的权利合理配置给农民,而不是将农地权利远离农民。尽管将农地从集体所有改变为国家所有,似乎只是公有制形式变化,农地公有制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这种“形式变化”使农民失去了所有者即“共有”的身份。其结果将抑制农民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限制农民经营自主权。况且,我国农村地区差别较大,农地资源状况千差万别,人口与农地之间的比例不同,实行统一的国家所有制,不利于对土地资源的管理,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因而,实施起来将存在很大的障碍。(2)在农地国有制的基础上,规定农民使用土地的期限为999年是缺乏依据和没有意义的幻想。从法律的角度看,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是一种用益物权,用益物权的特征之一是“有限性”,这种期限之长短与社会经济环境、人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土地使用权规定一定的期限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期限多长,才算合理和科学。确定土地使用权的期限,应当考虑人地比例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未来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土地使用期限与农民积极性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并不是土地期限越长,农民的积极性就越高。土地使用权太短或太长,均会制约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在土地使用权期限问题上,一定存在一个最佳的年限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最大,小于或超过这个范围,都将降低对农民的激励。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是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未来的社会千变万化,很难预测,试图规划几百年以后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未来的农地制度一定要随着未来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这是农地制度变迁的规律所决定的。从几千年古代历史来看,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那么缓慢,且落后,但很少有一种农地制度几百年不变。(3)实行土地国有化并不意味着土地产权必然清晰,而其他的所有制形式就不能实现产权清晰。如果说土地集体所有存在产权不清晰的话,那么,由集体所有变成国家所有同样存在着“产权不清”问题。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产权是否得到清晰,而在于土地权利结构如何划分,以及土地使用权如何有效的配置给农民,以保证农民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一些西方学者大肆鼓吹“产权清晰”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显然将“产权”概念取代了“权利的内部结构”,混淆了英美法系背景中的产权与大陆法系的物权的差异。总之,主张土地国有化的理由是缺乏根据的。2.土地国有制下的几种模式均存在着较大的制度变迁成本。在“土地国有,农民永佃”模式,“土地国有,租赁经营”模式,“土地国有,私人经营”模式,“土地国有,承包经营”模式等几种土地国有化的具体模式中,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性质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经营权制度。它们都是“两权分离”的具体形式。在土地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两权分离”,一种是经济学视角的“两权分离”,即土地所有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离;二是法学视角的“两权分离”,即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分离。两种“两权分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虽然上述几种模式都是在土地国有制下,所表现出的不同形式,但在如何实现“两权分离”,以及“两权分离”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土地国有,农民永佃”模式是永佃制的一种形态。在古代社会,永佃制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永佃制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我国台湾地区曾实行过永佃权制度,但现在已经废除。实现这种制度,需要将现有的土地集体_所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制,由于会受到农民的抵制,制度变迁成本较大,而将承包经营权变成永佃权,将引起社会利益的调整,必然会带来社会动荡。“土地国有,租赁经营”模式中“租赁经营”与“永佃经营”模式的差别是,前者属于债权性质的经营方式,而后者属于物权性质的经营方式。显然,在保护土地承租人(农民)利益方面,“永佃经营”优于“租赁经营”。这种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租赁关系不利于农民获得稳定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如果租赁关系是有偿的话,那么,必将增加农民的负担,限制了农民经营的积极性。“土地国1有,私人经营”模式存在着较大的模糊性。所谓“私人经营”,肯定是指个人经营,但个人获取经营权的依据、资格主体、经营规则等均不明确。农地是农民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的物质资料,如果允许私人经营,那就意味着非农民主体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投资于农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利益如何得到保证。很明显,从现有农地制度过渡到这种制度存在着巨大的制度变迁风险。至于“土地国有,承包经营”模式,其实质与现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基本相同,只不过土地公有制内部结构发生了由土地集体所有向土地国家所有的转变。这种转变只会增加制度变迁成本,而不会增加制度变迁收益,因为,制度变迁并没有引起制度功能的变动。事实上,由一种土地制度变迁为另一种土地制度,需要付出较大的制度转换成本,经过复杂的阶段。有鉴于此,土地国有制下的几种具体模式,由于其存在较大的制度变迁成本和风险,因此,并不能成为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3.土地国有化不适合我国农村的现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较多,地区差异较大,实行统一的土地国家所有制,不能满足各地不同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土地制度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必须以促进和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原则,土地国有化使全国广大的、不同地区的农村组织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农民的利益无法通过集体组织得到实现,这样一方面大大抑制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将会危及我国农村基层政治制度的基础。总之,在我国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且资源察赋差异较大的情况下,推行土地国有化存在着较大的制度变迁风险。

三、土地私有化方案与评析

在学界,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呼声高于主张土地国有化的呼声,特别是在经济学界。由于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思潮,特别是产权经济学思想的影响,有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极力主张在我国农村实行土地私有制改革。

(一)土地私有化的基本主张

所谓土地私有化,是指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改变为私人所有制,赋予农民个人土地所有权。其性质同样属于所有权制度改革,遵循的仍然是“所有权改革”路径。我国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在1985年就已经提出来了,1987一1988年期间,主张土地私有制的呼声日益高涨,近年来又有抬头的趋势。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认为,农地私有化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不可避免的一步。‘12]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是建立市场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l3]农地私有化和城市化、全球化的结合,必然是一个多赢的结果。政府应当尽快在典型的农区,特别是在主种粮食的地区,首先实行农地私有化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l4]土地所有权私有化不但对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减少社会纠纷、安定团结、稳定地方财政有重大意义。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后,土地市价上升,土地交易增加,地方财政收人增加,也使地方财政、地方基础设施,地价之间的反馈制度化,使地方政府官员的收人和士气提高。效率上升。【15j还有人认为,农地产权制度的演变其实是逐渐从公有产权向公有产权的变迁,而且,这种变迁不是人为施加的,而恰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只有确立土地私有权,才能发挥市场机能并摆脱行政权力对资源的配置。L16]针对目前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有人提出“有限制的农地私有制”,或称“个人所有权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农地产权制度。L17]所谓“以个人所有权为主”,是指农地应从现行法律上规定的集体所有制转变为私有制,让农民真正享有与私有制性质相一致的产权体系中的各种权能。所谓“以集体所有权为辅”,是指为使每个农民拥有一份赖以生存的土地,必须每隔一较长的时间(例如30年)搞一次“微调”,将每户超过人均耕地的部分重新分配,因而,这部分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制。总之,主张土地私有制的学者普遍认为,土地私有制是我国农地制度的最好模式,应当在我国农村逐步推行。

(二)主张土地私有化的理由

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学者认为,土地私有化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其理由如下:11.在一个生产力落后、土地资源不足、土地使用效率和土地肥力不断走向恶化的国家里,必须按照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来重新构造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所有权主体明确,才有可能提高土地使用的长期效率,充分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的调节作用。因此,让农民把土地所有权购买下来,然后再合股经营。〔‘.xp‘哪,2.现行农地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l)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安排。因为和真正的市场经济原则仍有极不相容之处。因此,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要忠于公平原则,土地必须随人口的变动随时调整乃至重分,因而必然牺牲土地使用权的稳定,进而影响农民对农业和农村的长期投资;要避免这种影响,保护土地使用权稳定,则必须停止因人口变动随时调整土地,因而不得不牺牲公平的原则。显然,这种土地制度无法两者兼顾。事实证明,现行土地制度的乌托邦色彩过于浓厚,虽然瑰丽高远,却无法兑现。这种制度既没有避免农民相对境遇的每况愈下,又没有避免无地农民的大量涌现,土地纠纷的急剧上升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常年忽视。(2)由于缺乏排他性的所有权安排,租赁市场无法顺利发育,严重损害纯农户,特别是纯粮农的利益。现行农地制度引起了农民相对收人的日益恶化、土地市场失灵和中国农村的逆向淘汰,以及土地的非市场配置,土地细零化。(3)离开了土地私有化,农村金融难以发育。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无论是农业银行还是农信社都无法将农户所使用的土地视为有效的抵押品,因而农村金融仍然无法正常发育。实行土地私有,土地便可用作抵押,不但使农民获得贷款时不用过多依赖人情,而且贷款额较多、期限较长,利率较低,这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下农民所得不到的金融服务。(4)实行土地私有化,可以避免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如果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既不会发生如此耸人听闻的当代圈地运动,城市化过程也会更加稳步而健康。其原因在于:首先,在土地私有制下交易成本的大大提高会自动保障农民利益。开发商必须和一个个的农民打交道,不像现在只要买通村镇的主要干部,便可圈到大批土地。其次,除非能证明开发项目的公益性,开发商无法借助政府的权威强行征用。他们必须以市价充分补偿农民,因而出售土地的好处大部分归农民。第三,堵塞干部腐败的门路,对廉政建设大有好处。第四,由于收狗成本高昂,开发商不会在大批圈地之后又闲置不用,有利于保护耕地。第五,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全国城乡土地市场可以统一化,使城市化过程由政府主导转为市场引导,有助于城市化的稳健发展。因为除非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后带来的价值远远高于农地的价值,开发商不会轻易购置,更不会长期闲置。第六,防止在保护耕地的名义下,人为限制本来可以长大的城市的成长,反而损害农民的长期利益。‘19]鉴于此,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回避农地私有化。3.农地私有不仅在增加农地产权稳定性、流动性以及提高农地生产力和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能够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更好地发挥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侧总之,在主张土地私有制的学者看来,只有私有化才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中国目前农村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源于现行农地制度,只有实行私有化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土地私有制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

(三)土地私有化方案的剖析

土地私有化的观点无论在逻辑关系,还是在论证依据和理由方面均值得商榷。从主张土地私有化的理由来看,在我国现阶段实行土地私有制存在着如下问题:1,土地私有制并不是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唯一形式。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社会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土地作为重要的资源也不另外。土地资源配置的目标就是实现效率最大化,因而,效率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土地制度安排的重要价值标准。土地的所有者具有独立的排他性的权利,对于促进土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合理流动,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土地私有化并不是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必要条件。赋予农民自主的土地使用权才是促进土地资源配置的必要的和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土地使用权制度的改革对于土地资源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理论上来看,显然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换言之,土地私有化并不是市场经济运行对土地制度要求的唯一形式,私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公有制也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2.实行土地私有制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操作成本,因而实施的难度较大。(l)土地私有化很显然与1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背道而驰,其变革与运行机制必然会遭到社会基本制度的刚性约束,在政治上有风险。(2)土地私有操作十分复杂。如果把土地分配给农户,分配办法和分配标准很难选择,新增人口如何处置?谁作为监督分配主体?这些问题很难解决。因此,存在着较大的交易成本。(3)土地私有化强化了土地的福利保障功能。土地私有化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民思想体系,土地私有的结果只能是强化土地的福利保障功能,削弱其经济生产功能,从而制约着土地商品化及土地集中机制的形成,地租归农户所有,也会导致宏观管理失控。(4)农地私有对于农村公用土地及设施,由于农民进行联合投资的交易费用较高,因而投资下降,影响农业现代化建设。。IJ(Pl28一l29)土地私有化是一个大的制度变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势必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就目前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2]3.土地私有化只会加剧、不能解决我国农村和农业问题。在中国,土地私有化不会促进有效率的土地流动,相反,会加剧土地兼并,形成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合理的人地比例关系背道而驰的土地集中。土地私有化在农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将加剧农业兼业化和土地的非流动性;而在农村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将加剧土地的流动和集中,同时产生出一大批失去了土地、又未能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圈由于我国土地资源十分匾乏,土地供求关系失衡,人地比例矛盾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土地私有化,将会导致土地供求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从而使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失地农民将可能更多。而与土地非农化情况下形成的失地农民相比较,农民的状况将更差。西方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化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表现,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况且,在已经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也不是一律地、绝对地实行土地私有化。因此,西方的土地私有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俄罗斯实行土地私有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即俄罗斯不存在人地矛盾紧张的现象,因此,他们可以拿出一部分土地用于按照目前农业人口进行分配,即便将来有大量的新增人口出现,也有大量的土地储备以备人口增加对土地的需求。而我国则不具备这个条件。土地制度这个公共产品,与其他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不同,它具有不可复制性。所谓不可复制性,是指由于土地制度安排取决于一国的自然察赋、社会经济背景、人口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因此,具有强烈的国别或地区差异性,在一国所形成的制度无法完全移植到他国。即便发生了制度移植,也可能因为“水土不服”而降低制度效率。4.从我国历史来看,土地私有化是导致土地矛盾的激化,使土地制度成为社会变革的根源。自秦汉以来,土地私有制就已经产生。在随后的两千多年时间内,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国有制共存于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既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一,又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并且成为历代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成为制度变迁的原因。历代土地制度的成功和有效运作,原因在于以授田、均田、屯田等为具体形式的土地用益物权制度(土地使用权制度)的广泛适用,而不是因为土地私有制的推行。促使土地与资本直接结合,并且激励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同样取决于这些用益物权制度。土地私有制必然会导致土地的集中和兼并,其结果是土地租佃制的产生,而租佃制正是封建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5.土地私有制的改革思路混淆了土地权利的内部结构,认为只有将土地所有权确认给农民个人,才称得上“产权明晰”。而事实上,土地权利有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所组成。在土地权利结构中,只要土地使用权配置给了农民,农民就可以获得土地使用、收益的权利,这种权利结构是清晰的。并不一定只有土地一定由农民私有才叫“产权明晰”。6.土地私有化不是土地抵押的唯一途径,土地使用权也可以作为抵押的客体。文贯中认为,“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无法用土地作抵押,农村金融难以发育”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土地使用权,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农民的财产权利。只要法律允许其抵押、出资等方式流转,它就可以作为抵押的对象。我国《土地管理法》、《物权法》规定,依法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土地承包权》规定,“四荒”地承包经营权也可以抵押。7.土地私有化将导致土地资源和土地权利配置的不公平。公平与效率是土地资源利用中的两个重要原则。在我国农地资源十分稀缺,人地矛盾异常突出的环境下,实行土地私有化,将促使土地权利向一部分“富人”群体手中集中,造成那些仅仅依靠土地生活的人失去土地权利,从而引发社会的不公平。尽管土地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但这样的效率是短期的、局部的、不稳定的,极可能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利益为代价的。总之,土地私有化在我国农村是行不通的,它不符合我国农村的现实需要,无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因此,不能成为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方向。

四、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完善土地使用权制度

尽管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对我国农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制度是否存在缺陷,而在于这种缺陷和不足能否通过农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使其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如果现行农地制度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就应当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革;如果现行农地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满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就应当坚持现行农地制度的基本道路不变,改革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环节。相对而言,后者可以大大节约社会制度变迁成本,保持社会发展的稳定。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于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缺陷,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有学者指出,现行农地制度存在如下缺陷:1.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缺陷。现行农地制度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从所有权角度看,实行的是农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从使用权角度看,实行的是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土地的使用权属于农户或农民。所有权主体不清,不仅‘农民集体”的含义模糊,而且“集体”的边界不清。乡(镇)、村、小组三级主体的利益分享没有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最主要的主体—村民小组没有法人资格和地位,也不具备履行责权利的实力;所有者的责权利不对等。2.农户土地使用制度的缺陷。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农户(或家庭)不具有法人资格和地位;使用权的起点和期限不明确。3.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缺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有条件和有限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出资、抵押、继承等。4.农户土地使用权保护机制较差。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稳定性,经常受到侵害。训蝴侧特别是在土地征用中,通过政府特有的征地行为侵害农民利益的现象非常严重。还有学者认为,家庭承包制的建立与推广,实质上就是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一次初步改革。它把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产权分解为所有权与占有权(或称经营使用权)。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公社制度解体,造成土地产权主体削弱,土地关系混乱。土地产权关系的混乱,束缚了农民对土地投人的积极性。造成了土地纠纷屡屡发生。2.实行按农户人口平均承包土地,造成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妨碍农业生产规模经营。土地按户平均分配,使地块零碎,而且还存在继续分割的趋势。小规模土地经营方式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现代化无法得以实现。3.土地流转缓慢。以Fl件181’实行家庭承包制后,为了稳定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使农地在本村内失去微调的机会,出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供求结构矛盾。由于农地制度存在上述问题,因此,土地规模小而分散,导致劳动生产率低,规模经营效益低下;阻碍了农业投资和农业技术进步;导致经营行为短期化;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国对于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因此,制度改进的重点理所当然地放在农地所有权制度改革上。上述观点从一定角度来看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我国现行农地制度是我国特有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人口多、耕地少,地区性资源察赋、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是决定农地制度选择的制约因素。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农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会改变,农地均分原则仍然是我国农地资源配置的重要原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取消农地社会保障功能和农地均分原则,而在于如何实现‘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与“农地生产要素功能”之间,农地承包经营权公平配置与农地资源有效利用之间的平衡。家庭承包制在产权安排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前提下,明确地界定了个人对土地的产权,确定了农民个人的利益和权利边界,从而形成了农民积极耕种土地的激励机制。而这个制度的最大缺陷在于:在落实和界定农民个人产权以形成有效激励的同时,把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经营权分割和分散了。这种产权状况虽然解决了农民的产权激励,从而解决了生产积极性问题,却肯定不适合于现代农业的发展。训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1.土地权利配置既缺乏公平,又缺乏效率。首先,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集体”的概念和范围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只有将“集体”落到实处,并且使“集体”真正体现和代表农民的利益,土地所有权制度才能得到完善。其次,土地使用权并没有不折不扣地赋予农民,农民长期、合法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经常因为村干部的违法行为、不规范的土地征用、征收行为而受到侵害。现行的制度安排反映出土地权利配置缺乏效率。2.土地均分制度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制约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土地为对象进行土地均分,导致土地不断碎化,阻碍了土地向规模经营方向发展。3.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静态配置不适应人口变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供求变动的影响。政府提出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是以牺牲一部分人(新增人口)的利益换起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土地权利的配置不能随人口的变动而变动。4.现有农地制度无法实现未来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而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解决提高农地使用效率,以至于解决农村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因此,我国农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应当围绕上述问题而展开。

(二)农地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主要依据

在选择农地制度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的影响:1一种较优的制度创新方案应能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其努力程度相一致,应能激发经济当事人从事某种活动的内在动力,调动其积极性。助,2.土地资源稀缺性、人口和土地之间比例关系。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较多,人均农地占有面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耕地资源十分稀缺。这种现实和国情就决定了我国的农地资源具有非常强的“公共产品”性,而对于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资源的配置,如果将其所有权配置给私人,就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人口和土地之间比例关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总人口与总体土地资源之间的比例;另一种是人口结构与土地结构之间的关系。就我国而言,不仅总体上的人地比例失调,而且人口结构与土地结构之间的关系也不合理。3.土地占有关系。所谓土地占有关系,就是指农民占有土地资源、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平程度,可以用土地集中度来衡量。一般来说,土地集中和垄断,将会引起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合理、不公平,由此会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但这也并不是说,绝对平均就是最公平。4.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最优配置是土地制度最终目标。效率是农地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没有效率的农地制度不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农地制度选择应当以效率为目标。

(三)农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纵观历代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审视当代农地制度变革的轨迹,本文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土地利用”的历史,无论那个朝代,还是那个民族;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土地利用的制度安排都是社会法律制度的基础。而土地利用的实质就是如何实现劳动与土地的有机结合,促进土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农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应当实现“以土地所有为中心”向“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转变。从1949年起我国三次农地制度变迁的进程来看,¼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制度收益超过了制度成本。换言之,制度变迁存在着潜在的利益驱动。不仅如此,制度的运行还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绩效。无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对制度利益的追求是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区别还表现在:前者制约着制度利益的实现,而后者促进着制度利益的实现。因此,建立有效率的农地制度是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农地制度变革的方向。依据上述分析,我国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沿着建立“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的土地制度路径前进,继续进行农地使用权制度的改革,以农地使用权制度的改革带动农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从土地权利结构的角度看,土地权利可由两个层次的权利所组成,即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具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即具有自主经营、自主使用土地,并取得收益的权利。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农民占有土地的目的只能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而不能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既然如此,是否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民来说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达到拥有土地所有权同样的效果,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制度成本和机会成本远远大于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制度成本和机会成本。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沿着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路径完善农地制度与沿着所有权路径改革土地所有权制度想比较,可以大大节约交易成本。鉴于此,面对“农地所有权制度改革”和“农地使用权制度改革”这两条路径,我们应当选择“农地使用权制度改革”路径,以土地使用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带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完善,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符合我国现实要求的,名副其实的农民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使用权制度,赋予农民稳定的、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农民真正拥有土地财产权利。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针对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作组织,½是我国未来农地制度发展的方向。本文所指的“合作组织”与农村合作社是有区别的。关于农村合作社,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6年10月31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以下称《合作社法》),对农民合作社问题进行了规范。《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从上述规定看,合作社与股份合作经营公司是有区别的。首先,股份合作经营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其公司治理、管理运作、财务制度等适用《公司法》规定;而合作社虽然也具有法人资格,但其公司治理、管理运作、财务制度等适用《合作社法》规定。其次,股份合作经营公司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投资人股为合作条件,因此,是一种土地权利之间的合作,只有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而合作社的成员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最后,股份合作经营公司会受到地域的限制,一般以村内小组或者村为单位进行组建;而合作社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不一定以村内小组或者村为单位进行组建。当前,我国“三农”存在的问题较多,但所有问题的关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问题,二是农村组织问题。由于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此,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应当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从土地制度的角度看,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坚持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而从农村经济组织形式看,应当寻找与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度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相适应的具体实现形式。在现行制度下,宪法和其他法律均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即由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农民集体。这种规定,一则使所有者主体重叠,二则使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关系模糊,三则使所有者主体“虚位”。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为农户所有,但由于农户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具有先天之不足,一是农户抗风险能力较差,二是农户的经营规模难以扩大,三则农户的法律地位得不到保障,因此,农户不可能成为未来农村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户的经营行为必须逐步过渡到公司或合作社行为,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以及激烈市场竞争的需要。如何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村合作组织(公司)的结合呢?1.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进行试点,待成熟后,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广。在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基础上,以村内小组为单位,选取一定的时点,对现有土地资源进行清理,并进行土地使用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投资人股提供条件。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标准、评估程序,使土地权利评估规范化。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作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量化给农户(或个人);二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化。2.以村内小组为单位组建农业股份合作公司,其性质为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享有民事权利。农民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人股,进人农业股份合作公司,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成股权,享有股东权益。农业股份合作公司按照公司制度规范运作,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选举董事组成董事会、选举监事组成监事会。3.为了适应人口变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供求变动产生的影响,可以定期通过增发股份的形式,使新增人口获得代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股权,增发股份后,原有农民持有的股份价值稀释了,但土地资源不会因为人口的变动而变得更加碎化。土地在合作公司形成了统一的整体,为土地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奠定了基础。对于一个公司所拥有的土地资源来说,土地的数量是不变的,但对应的股份数量随着人口的增减而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土地权利的公平分配通过股权的变动得以实现,因而避免了土地的频繁调整。4.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以村为单位进行重组。村集体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唯_一主体,打破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模式遗留下来的“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农民集体”三个层级的所有者形式。改革后,村集体成为农地所有权主体,村内小组以农村股份合作公司的形式成为农地使用权主体。村集体所拥有的权益为村集体成员共同享有,村民大会是村集体的权力机关,村委会是执行机关,村一级设立审计委员会履行审计、监督职能。这样就解决了集体所有者主体多元化问题,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村集体作为所有权主体地位的确立,保证了集体资产不因“所有者缺位”使利益受到侵害。5.为了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来源,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投资人股的部分依据农民的意愿,一部分作为优先股处理,其余作为普通股处理。为了防止公司经营亏损,无利润可分,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允许农民每月预先领取基本生活费,待每年利润分配时扣除。另外,农村股份合作公司成立后,农民可以作为劳动者加人到合作公司,农民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工资收人,不愿意或者不符合用人条件的农民,还可以通过打工获取劳务收入。因此,农民的收人可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股息或红利;另一部分是工资或者打工收人。无论农民是否在本公司工作,合作公司每月还为农民购买养老保险、事业保险、医疗保险,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优。6.为了减轻合作公司的负担,鼓励和扶持合作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营、产业化经营,政府应当从税收上给予一定的照顾和扶持,农村信用合作社或农村合作银行应当在资金贷款政策上给予支持。政府要出面建立农产品市场体系,鼓励组建一系列为合作公司服务的机构,为农村合作公司的运作排优解难。7.在处理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上,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制定土地使用费和土地税收标准,要求合作公司按照一定的标准向村集体交纳一定的土地使用费。这一方面可以逐步将现行土地无偿使用转换为土地有偿使用;另一方面,可以积累一定数量的资金用于农村公共事业、福利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8.将原属于乡(镇)所有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分解为村所有或由若干个有关的村共有。乡(镇)一级政府可以取消,其部分职能由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集体承担。其好处在于,一方面可以减少行政管理层级,降低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对村集体的干预,使村集体成为真正的农民集体组织,村委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自治组织。乡(镇)取消后,可以在县一级设立若干职能部门,负责对农村经济、社会等方面事业的管理和监督。上述制度安排可以产生如下绩效:1.坚持了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农地制度变革路径,降低了社会制度变迁成本,避免了可能产生的社会动荡。无论是实行土地私有制,还是土地国有制,对农村、农民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只有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不变,才能保证农村的稳定发展态势。2.彻底解决了土地规模经营问题,避免了频繁的土地细分和调整,使土地不断碎化,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集约经营创造了条件。3.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分配更加公平,随着人口的变动,无须土地资源重新分割,就可以通过公司股份的变动,实现人人拥有股东权益的目标,4.完善了农地所有权主体,赋予了农民真正的民事权利,土地所有权主体与土地使用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得到了理顺。5.既解决了农民眼前的基本生活问题,又解决了农民未来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障。另外,还解决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公共福利和公共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6.培育了农村经济组织,改变了家庭分散经营方式,建立了现代化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司组织形式,奠定了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组织基础。7.减少了管理层次,降低了行政管理费用。使政府由过去行政管理为重点转移到经济管理和政策扶持为重点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