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性范文10篇

内在性范文篇1

关键词:政府利益;政府信用;内在性

Abstract:GovernmentinterestsexistsasanobjectiverealityItmayfosterandmaintainsociallypublicintereststoenhancegovernmentcreditabilitybut,inturn,itmayexerciseitsadministrativeauthoritytoviolateeveninfringepublicinterests,thusdamagingthegovernmentcreditabilityWhenthegovernmentinherentinterestscannotberestrictedefficientlyduetolackofpubliclyacceptedsupervisionregulations,aspacewillappear,inwhichthepowercorruptiontendstospreadcatastrophicallyandresultinadestructiveblowtogovernmentcreditabilitiesineconomy,policyandsociety,muchlessturningthegovernmentintoservicetypeSo,athoroughlyimprovedadministrationisinneedforgovernment,aswellasthesupervisionmechanismandperformanceevaluationsystemtoitOnlyinthiswaytheinherentinterestsofagovernmentthattendstoenlargeitcanberestrictedefficientlysoastomaintainandfurtherenhanceitscreditability

Keywords:governmentinterests;governmentcreditability;inherence

政府利益内在性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自身组织目标或自身利益,而非全社会或非国家整体利益的现象。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主流派别之一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利益内在性的存在意味着政府组织或政府官员的利益可能支配公共政策的制定,并且决定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行为。这一观点使人们对政府的认识从理论回到了现实。但是,其偏执的分析会对政府产生不信任,使政府出现信任危机。所以,需要充分认识政府信用产生和运作的客观规律,通过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以及各种监督机制,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这对于转型时期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信用及其在现实中的运作

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信用是社会各主体对政府行政行为的一种期待,希望政府践行其宗旨,对公众的期待作出合理的反应。

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直接关系到政府信用的高低。那么,政府宗旨是什么呢?政府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与西方古典政治学家都有明确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从政府社会性的角度分析指出,社会性(即公共性)是政府的一个本质属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昭示:先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后有国家和政府。而且国家和政府最初是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发展为特殊机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政府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否则就难以为继,无法维护政治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2］由此可见,政府只有代表了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的目的来运用公共权力,才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西方政治思想家卢梭也认为:“政府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3］既然“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一个国家政府能否很好地实现公众福利(或公共利益),就成为公众衡量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的最重要指标。

虽然政府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府一旦获得主权者(即公众)的授权,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就可以独立地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直至政府解体。这样,政府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和个人的组织,对于社会整体、其他组织和个人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促使政府并不总是以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为唯一宗旨,它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组织。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此为我们作出了解释:政府不仅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他们都是利己的,其行为的首要和最高的目标都是追求个人利益,能实现个人目标的行为才是理性的,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收益和成本来选择行为。所以,从他们的视角看,政府被称之为“理性的经济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的政府。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讲,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且日益增多的外部性再加上政府“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可能会违背契约承诺(为公众谋利),追求自身利益,甚至牺牲公共利益以达成自身利益的诉求。诚如谢庆奎所言:“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这么说,完全自私、自利的人或群体,完全不顾自身得失的人或集体,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为了自身的权力、声誉、荣辱、奖惩、升降、福利、待遇等,而去做事或工作,这里都含有自利的动机和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唯物主义。”［4］由此可见,政府利益客观存在,在现实中也出现了种种表现形式:部门利益膨胀,地方保护主义,政绩工程以及政府官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等等。在对政府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形象,对政府信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势必要尽量消除政府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尽可能地避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践踏,最大限度地履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法定职责。

二、政府利益缺乏制约对政府

信用的影响良好的政府信用得以产生和有效运作的根本在于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促进,在理想层面,政府应当是超利益存在的。而在现实中,政府利益却是客观存在的,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组织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承认政府的合法利益比让政府追求超越一切的法外利益更符合实际。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承认每一个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鼓励他们为争取合法利益而竞争。但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是一个根本前提。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应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得更为密切。当政府的权力运用和利益追求是增进了社会的公共福利,或者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方向一致时,就是政府作用的正效应,它就会保证和增进政府信用;否则的话,就会破坏政府信用。政府利益缺乏有效抑制时,必将对政府信用产生重大影响。

1对政府经济信用的影响

政府具有公共管理者和普通“经济人”的双重角色,虽然市场经济严格限制政府以普通“经济人”角色出现在市场中,但政府仍然会以公共管理者身份从事普通“经济人”的行为。这就存在着一个政府越位的问题,因为政府行为会对其他的利益主体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在传统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经济人’是如此小的参与者以致他自己只能采取其他参与者所采取的行动;而当政府作为普通‘经济人’出现在模型中时,它的行动将影响所有的参与者。”［5］所以,政府的经济活动要自觉遵守市场经济规则,这对社会其他经济主体具有示范效应。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注重自身信用,自觉遵循市场规则,那么,其他经济主体会认为政府的信用可靠;反之,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注重自身信用,随意改变市场规则或不遵守规则,在市场游戏中谋取优惠的游戏待遇,从而破坏市场经济体制准则,则会恶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2对政府政治信用的影响

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政府宗旨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增进社会福利。因此,政府是否能够正确地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既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府自身的权威,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如果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时,违背了政府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的宗旨,产生公共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等现象,政府信用就会严重降低,从而失去民众的信任,导致社会产生针对政府的强大异己力量,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消解,影响政府的建立和存续。邓小平指出:“一切企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6］可见,政府信用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重要作用,政府信用不足与缺乏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3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

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和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福利增进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廉政而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增进社会福利。一个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制止政府权力的寻租活动,防治腐败,这就有助于减少或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社会的福利总量。诚如乔林碧所言:“寻租行为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资源的浪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了获得政府的特殊保护,寻租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游说,或者用礼品或金钱去疏通层层关系。这种对寻租者极有效率的活动,对社会来说没有任何效率。其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作为‘经济人’的受贿者也需要学习和寻找方法,让寻租人支付的贿赂达到使受贿者满意的水平,这可不是天生就会的。即使政府的廉政工作做得好,能够保证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受贿,但是寻租者出于自身利益,仍然有游说与行贿的企图,为此,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仍需耗费时间和精力进行反游说与反行贿。再次,如果寻租行为得以实现,相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将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之和比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额还要高,因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7］另一方面,政府对和谐社会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社会是否和谐,最主要的是取决于两个因素:客观因素(即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主观因素(即人们对收入差距的观点和承受力)。只有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因此,政府对社会利益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态度与调适措施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所以,“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8］。

三、创新政府管理体制,

增强政府信用

政府权力的运作是由具体的“经济人”(政府组织及官员)执行的,自利、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支配着“经济人”的行为。当政府“经济人”的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抑制时,权力者本能的利益扩张必定会侵犯社会公众的利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限制的地方才休止。”［9］转型时期,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各级政府组织中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及竞争日益明显。这些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政府信用降低。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转型时期,我们应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增强政府信用。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即政府管理方式应由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法律、法规为主要管理手段。只有法律的权威性才能逐步消弭政府行政的随意干预,弥补“人治”造成的随意性、不稳定性缺陷。法律对社会公众和政府行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而且政府应该带头执行法律,诚如卢梭所言,“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对全体人民,下列的说法都是同样毫无意义:‘我和你订立一个担负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的话,我就守约;而且只要我高兴的话,你也得守约’”［10］。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共管理者应该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只有严格地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政府才能在民众中真正树立起信誉,获得公众的信任。

2创新政府信用的监督约束机制

政府权力的终极源泉是人民的授予,必须对人民这个政治权力的终极源负责,而且政府要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并提升政府信用,必须接受监督。首先,建立法制的监督约束机制。制定和完善政府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如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配套的法制体系。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始终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应涉及社会信用相关的法制建设,更应该包括政府信用的法制建设。其次,建立政府信用的大众监督机制。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建立舆论表达与反馈的常设机构。如我国设立信访机构以及各种制度化的接待日等,这些都为公众提供了对许多社会问题表达自己思想和主张的场所。另一方面,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的解说责任,即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对上级以及向社会公众解释已做、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情的正当性,强化官员的责任和义务,改变监督方和政府机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以便监督方充分掌握有关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督［11］。因为,政府信用是在和政府的互动中、通过政府官员的行为表现经由社会公众的评价而产生的,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可以缓解政府和公众因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的不了解而容易产生的信任危机。

3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官员的荣誉、地位和收入的获得都与其政绩密切关联,政绩考核成为政府官员晋升的最主要参考指标,是政府官员行为的风向标。因此,要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使之恪守政府信用,就要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随着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逐步确立,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应该不断革新,评估政府,不是看它投入多少资源、做了多少工作,而是要考核它所做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企业和公众的需求。“满意原则”应该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最终制度。政府绩效考核应包含以下内容:经济性评估是要求政府树立成本意识,节约开支,少花钱多办事;效率测定的是政府的投入产出比;效益评估关注的是组织工作的质和社会最终结果,效益最终要体现在人民满意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由此可见,创新的绩效评估不仅仅考虑GDP问题,更应体现全面发展观,这是维护和增强政府信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和平论政府信用建设［J］政治学研究,2003(1):73

［2］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3

［3］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

［4］谢庆奎政府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

［5］吴易风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29

［6］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M］∥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5

［7］乔林碧,王耀才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156

［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09(1)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内在性范文篇2

关键词:政府利益;政府信用;内在性

政府利益内在性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自身组织目标或自身利益,而非全社会或非国家整体利益的现象。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主流派别之一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利益内在性的存在意味着政府组织或政府官员的利益可能支配公共政策的制定,并且决定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行为。这一观点使人们对政府的认识从理论回到了现实。但是,其偏执的分析会对政府产生不信任,使政府出现信任危机。所以,需要充分认识政府信用产生和运作的客观规律,通过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以及各种监督机制,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这对于转型时期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信用及其在现实中的运作

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信用是社会各主体对政府行政行为的一种期待,希望政府践行其宗旨,对公众的期待作出合理的反应。

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直接关系到政府信用的高低。那么,政府宗旨是什么呢?政府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与西方古典政治学家都有明确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从政府社会性的角度分析指出,社会性(即公共性)是政府的一个本质属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昭示:先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后有国家和政府。而且国家和政府最初是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发展为特殊机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政府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否则就难以为继,无法维护政治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2］由此可见,政府只有代表了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的目的来运用公共权力,才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西方政治思想家卢梭也认为:“政府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3］既然“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一个国家政府能否很好地实现公众福利(或公共利益),就成为公众衡量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的最重要指标。

虽然政府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府一旦获得主权者(即公众)的授权,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就可以独立地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直至政府解体。这样,政府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和个人的组织,对于社会整体、其他组织和个人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促使政府并不总是以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为唯一宗旨,它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组织。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此为我们作出了解释:政府不仅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他们都是利己的,其行为的首要和最高的目标都是追求个人利益,能实现个人目标的行为才是理性的,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收益和成本来选择行为。所以,从他们的视角看,政府被称之为“理性的经济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的政府。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讲,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且日益增多的外部性再加上政府“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可能会违背契约承诺(为公众谋利),追求自身利益,甚至牺牲公共利益以达成自身利益的诉求。诚如谢庆奎所言:“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这么说,完全自私、自利的人或群体,完全不顾自身得失的人或集体,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为了自身的权力、声誉、荣辱、奖惩、升降、福利、待遇等,而去做事或工作,这里都含有自利的动机和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唯物主义。”［4］由此可见,政府利益客观存在,在现实中也出现了种种表现形式:部门利益膨胀,地方保护主义,政绩工程以及政府官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等等。在对政府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形象,对政府信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势必要尽量消除政府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尽可能地避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践踏,最大限度地履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法定职责。

二、政府利益缺乏制约对政府

信用的影响良好的政府信用得以产生和有效运作的根本在于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促进,在理想层面,政府应当是超利益存在的。而在现实中,政府利益却是客观存在的,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组织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承认政府的合法利益比让政府追求超越一切的法外利益更符合实际。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承认每一个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鼓励他们为争取合法利益而竞争。但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是一个根本前提。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应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得更为密切。当政府的权力运用和利益追求是增进了社会的公共福利,或者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方向一致时,就是政府作用的正效应,它就会保证和增进政府信用;否则的话,就会破坏政府信用。政府利益缺乏有效抑制时,必将对政府信用产生重大影响。

1对政府经济信用的影响

政府具有公共管理者和普通“经济人”的双重角色,虽然市场经济严格限制政府以普通“经济人”角色出现在市场中,但政府仍然会以公共管理者身份从事普通“经济人”的行为。这就存在着一个政府越位的问题,因为政府行为会对其他的利益主体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在传统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经济人’是如此小的参与者以致他自己只能采取其他参与者所采取的行动;而当政府作为普通‘经济人’出现在模型中时,它的行动将影响所有的参与者。”［5］所以,政府的经济活动要自觉遵守市场经济规则,这对社会其他经济主体具有示范效应。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注重自身信用,自觉遵循市场规则,那么,其他经济主体会认为政府的信用可靠;反之,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注重自身信用,随意改变市场规则或不遵守规则,在市场游戏中谋取优惠的游戏待遇,从而破坏市场经济体制准则,则会恶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2对政府政治信用的影响

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政府宗旨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增进社会福利。因此,政府是否能够

正确地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既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府自身的权威,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如果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时,违背了政府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的宗旨,产生公共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等现象,政府信用就会严重降低,从而失去民众的信任,导致社会产生针对政府的强大异己力量,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消解,影响政府的建立和存续。邓小平指出:“一切企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6］可见,政府信用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重要作用,政府信用不足与缺乏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3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

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和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福利增进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廉政而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增进社会福利。一个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制止政府权力的寻租活动,防治腐败,这就有助于减少或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社会的福利总量。诚如乔林碧所言:“寻租行为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资源的浪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了获得政府的特殊保护,寻租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游说,或者用礼品或金钱去疏通层层关系。这种对寻租者极有效率的活动,对社会来说没有任何效率。其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作为‘经济人’的受贿者也需要学习和寻找方法,让寻租人支付的贿赂达到使受贿者满意的水平,这可不是天生就会的。即使政府的廉政工作做得好,能够保证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受贿,但是寻租者出于自身利益,仍然有游说与行贿的企图,为此,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仍需耗费时间和精力进行反游说与反行贿。再次,如果寻租行为得以实现,相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将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之和比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额还要高,因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7］另一方面,政府对和谐社会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社会是否和谐,最主要的是取决于两个因素:客观因素(即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主观因素(即人们对收入差距的观点和承受力)。只有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因此,政府对社会利益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态度与调适措施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所以,“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8］。

三、创新政府管理体制,

增强政府信用

政府权力的运作是由具体的“经济人”(政府组织及官员)执行的,自利、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支配着“经济人”的行为。当政府“经济人”的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抑制时,权力者本能的利益扩张必定会侵犯社会公众的利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限制的地方才休止。”［9］转型时期,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各级政府组织中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及竞争日益明显。这些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政府信用降低。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转型时期,我们应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增强政府信用。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即政府管理方式应由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法律、法规为主要管理手段。只有法律的权威性才能逐步消弭政府行政的随意干预,弥补“人治”造成的随意性、不稳定性缺陷。法律对社会公众和政府行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而且政府应该带头执行法律,诚如卢梭所言,“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对全体人民,下列的说法都是同样毫无意义:‘我和你订立一个担负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的话,我就守约;而且只要我高兴的话,你也得守约’”［10］。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共管理者应该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只有严格地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政府才能在民众中真正树立起信誉,获得公众的信任。

2创新政府信用的监督约束机制

政府权力的终极源泉是人民的授予,必须对人民这个政治权力的终极源负责,而且政府要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并提升政府信用,必须接受监督。首先,建立法制的监督约束机制。制定和完善政府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如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配套的法制体系。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始终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应涉及社会信用相关的法制建设,更应该包括政府信用的法制建设。其次,建立政府信用的大众监督机制。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建立舆论表达与反馈的常设机构。如我国设立信访机构以及各种制度化的接待日等,这些都为公众提供了对许多社会问题表达自己思想和主张的场所。另一方面,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的解说责任,即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对上级以及向社会公众解释已做、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情的正当性,强化官员的责任和义务,改变监督方和政府机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以便监督方充分掌握有关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督［11］。因为,政府信用是在和政府的互动中、通过政府官员的行为表现经由社会公众的评价而产生的,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可以缓解政府和公众因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的不了解而容易产生的信任危机。

3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官员的荣誉、地位和收入的获得都与其政绩密切关联,政绩考核成为政府官员晋升的最主要参考指标,是政府官员行为的风向标。因此,要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使之恪守政府信用,就要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随着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逐步确立,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应该不断革新,评估政府,不是看它投入多少资源、做了多少工作,而是要考核它所做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企业和公众的需求。“满意原则”应该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最终制度。政府绩效考核应包含以下内容:经济性评估是要求政府树立成本意识,节约开支,少花钱多办事;效率测定的是政府的投入产出比;效益评估关注的是组织工作的质和社会最终结果,效益最终要体现在人民满意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由此可见,创新的绩效评估不仅仅考虑GDP问题,更应体现全面发展观,这是维护和增强政府信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和平论政府信用建设［J］政治学研究,2003(1):73

［2］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3

［3］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

［4］谢庆奎政府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

［5］吴易风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29

［6］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M］∥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5

［7］乔林碧,王耀才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156

［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09(1)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内在性范文篇3

关键词:政府利益;政府信用;内在性

Abstract:GovernmentinterestsexistsasanobjectiverealityItmayfosterandmaintainsociallypublicintereststoenhancegovernmentcreditabilitybut,inturn,itmayexerciseitsadministrativeauthoritytoviolateeveninfringepublicinterests,thusdamagingthegovernmentcreditabilityWhenthegovernmentinherentinterestscannotberestrictedefficientlyduetolackofpubliclyacceptedsupervisionregulations,aspacewillappear,inwhichthepowercorruptiontendstospreadcatastrophicallyandresultinadestructiveblowtogovernmentcreditabilitiesineconomy,policyandsociety,muchlessturningthegovernmentintoservicetypeSo,athoroughlyimprovedadministrationisinneedforgovernment,aswellasthesupervisionmechanismandperformanceevaluationsystemtoitOnlyinthiswaytheinherentinterestsofagovernmentthattendstoenlargeitcanberestrictedefficientlysoastomaintainandfurtherenhanceitscreditability

Keywords:governmentinterests;governmentcreditability;inherence

政府利益内在性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自身组织目标或自身利益,而非全社会或非国家整体利益的现象。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主流派别之一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利益内在性的存在意味着政府组织或政府官员的利益可能支配公共政策的制定,并且决定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行为。这一观点使人们对政府的认识从理论回到了现实。但是,其偏执的分析会对政府产生不信任,使政府出现信任危机。所以,需要充分认识政府信用产生和运作的客观规律,通过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以及各种监督机制,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这对于转型时期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信用及其在现实中的运作

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信用是社会各主体对政府行政行为的一种期待,希望政府践行其宗旨,对公众的期待作出合理的反应。

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直接关系到政府信用的高低。那么,政府宗旨是什么呢?政府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与西方古典政治学家都有明确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从政府社会性的角度分析指出,社会性(即公共性)是政府的一个本质属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昭示:先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后有国家和政府。而且国家和政府最初是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发展为特殊机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政府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否则就难以为继,无法维护政治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2］由此可见,政府只有代表了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的目的来运用公共权力,才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西方政治思想家卢梭也认为:“政府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3］既然“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一个国家政府能否很好地实现公众福利(或公共利益),就成为公众衡量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的最重要指标。

虽然政府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府一旦获得主权者(即公众)的授权,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就可以独立地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直至政府解体。这样,政府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和个人的组织,对于社会整体、其他组织和个人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促使政府并不总是以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为唯一宗旨,它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组织。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此为我们作出了解释:政府不仅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他们都是利己的,其行为的首要和最高的目标都是追求个人利益,能实现个人目标的行为才是理性的,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收益和成本来选择行为。所以,从他们的视角看,政府被称之为“理性的经济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的政府。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讲,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且日益增多的外部性再加上政府“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可能会违背契约承诺(为公众谋利),追求自身利益,甚至牺牲公共利益以达成自身利益的诉求。诚如谢庆奎所言:“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这么说,完全自私、自利的人或群体,完全不顾自身得失的人或集体,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为了自身的权力、声誉、荣辱、奖惩、升降、福利、待遇等,而去做事或工作,这里都含有自利的动机和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唯物主义。”［4］由此可见,政府利益客观存在,在现实中也出现了种种表现形式:部门利益膨胀,地方保护主义,政绩工程以及政府官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等等。在对政府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形象,对政府信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势必要尽量消除政府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尽可能地避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践踏,最大限度地履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法定职责。

二、政府利益缺乏制约对政府

信用的影响良好的政府信用得以产生和有效运作的根本在于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促进,在理想层面,政府应当是超利益存在的。而在现实中,政府利益却是客观存在的,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组织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承认政府的合法利益比让政府追求超越一切的法外利益更符合实际。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承认每一个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鼓励他们为争取合法利益而竞争。但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是一个根本前提。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应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得更为密切。当政府的权力运用和利益追求是增进了社会的公共福利,或者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方向一致时,就是政府作用的正效应,它就会保证和增进政府信用;否则的话,就会破坏政府信用。政府利益缺乏有效抑制时,必将对政府信用产生重大影响。

1对政府经济信用的影响

政府具有公共管理者和普通“经济人”的双重角色,虽然市场经济严格限制政府以普通“经济人”角色出现在市场中,但政府仍然会以公共管理者身份从事普通“经济人”的行为。这就存在着一个政府越位的问题,因为政府行为会对其他的利益主体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在传统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经济人’是如此小的参与者以致他自己只能采取其他参与者所采取的行动;而当政府作为普通‘经济人’出现在模型中时,它的行动将影响所有的参与者。”［5］所以,政府的经济活动要自觉遵守市场经济规则,这对社会其他经济主体具有示范效应。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注重自身信用,自觉遵循市场规则,那么,其他经济主体会认为政府的信用可靠;反之,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注重自身信用,随意改变市场规则或不遵守规则,在市场游戏中谋取优惠的游戏待遇,从而破坏市场经济体制准则,则会恶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2对政府政治信用的影响

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政府宗旨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增进社会福利。因此,政府是否能够正确地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既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府自身的权威,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如果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时,违背了政府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的宗旨,产生公共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等现象,政府信用就会严重降低,从而失去民众的信任,导致社会产生针对政府的强大异己力量,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消解,影响政府的建立和存续。邓小平指出:“一切企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6］可见,政府信用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重要作用,政府信用不足与缺乏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

3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

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和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福利增进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廉政而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增进社会福利。一个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制止政府权力的寻租活动,防治腐败,这就有助于减少或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社会的福利总量。诚如乔林碧所言:“寻租行为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资源的浪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了获得政府的特殊保护,寻租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游说,或者用礼品或金钱去疏通层层关系。这种对寻租者极有效率的活动,对社会来说没有任何效率。其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作为‘经济人’的受贿者也需要学习和寻找方法,让寻租人支付的贿赂达到使受贿者满意的水平,这可不是天生就会的。即使政府的廉政工作做得好,能够保证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受贿,但是寻租者出于自身利益,仍然有游说与行贿的企图,为此,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仍需耗费时间和精力进行反游说与反行贿。再次,如果寻租行为得以实现,相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将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之和比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额还要高,因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7］另一方面,政府对和谐社会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社会是否和谐,最主要的是取决于两个因素:客观因素(即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主观因素(即人们对收入差距的观点和承受力)。只有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因此,政府对社会利益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态度与调适措施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所以,“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8］。

三、创新政府管理体制,

增强政府信用

政府权力的运作是由具体的“经济人”(政府组织及官员)执行的,自利、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支配着“经济人”的行为。当政府“经济人”的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抑制时,权力者本能的利益扩张必定会侵犯社会公众的利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限制的地方才休止。”［9］转型时期,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各级政府组织中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及竞争日益明显。这些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政府信用降低。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转型时期,我们应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增强政府信用。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即政府管理方式应由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法律、法规为主要管理手段。只有法律的权威性才能逐步消弭政府行政的随意干预,弥补“人治”造成的随意性、不稳定性缺陷。法律对社会公众和政府行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而且政府应该带头执行法律,诚如卢梭所言,“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对全体人民,下列的说法都是同样毫无意义:‘我和你订立一个担负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的话,我就守约;而且只要我高兴的话,你也得守约’”［10］。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共管理者应该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只有严格地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政府才能在民众中真正树立起信誉,获得公众的信任。

2创新政府信用的监督约束机制

政府权力的终极源泉是人民的授予,必须对人民这个政治权力的终极源负责,而且政府要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并提升政府信用,必须接受监督。首先,建立法制的监督约束机制。制定和完善政府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如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配套的法制体系。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始终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应涉及社会信用相关的法制建设,更应该包括政府信用的法制建设。其次,建立政府信用的大众监督机制。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建立舆论表达与反馈的常设机构。如我国设立信访机构以及各种制度化的接待日等,这些都为公众提供了对许多社会问题表达自己思想和主张的场所。另一方面,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的解说责任,即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对上级以及向社会公众解释已做、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情的正当性,强化官员的责任和义务,改变监督方和政府机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以便监督方充分掌握有关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督［11］。因为,政府信用是在和政府的互动中、通过政府官员的行为表现经由社会公众的评价而产生的,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可以缓解政府和公众因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的不了解而容易产生的信任危机。

3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官员的荣誉、地位和收入的获得都与其政绩密切关联,政绩考核成为政府官员晋升的最主要参考指标,是政府官员行为的风向标。因此,要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使之恪守政府信用,就要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随着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逐步确立,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应该不断革新,评估政府,不是看它投入多少资源、做了多少工作,而是要考核它所做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企业和公众的需求。“满意原则”应该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最终制度。政府绩效考核应包含以下内容:经济性评估是要求政府树立成本意识,节约开支,少花钱多办事;效率测定的是政府的投入产出比;效益评估关注的是组织工作的质和社会最终结果,效益最终要体现在人民满意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由此可见,创新的绩效评估不仅仅考虑GDP问题,更应体现全面发展观,这是维护和增强政府信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和平论政府信用建设［J］政治学研究,2003(1):73

［2］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3

［3］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

［4］谢庆奎政府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

［5］吴易风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29

［6］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M］∥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5

［7］乔林碧,王耀才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156

［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09(1)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内在性范文篇4

摘要:政府利益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可能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增强政府信用,也可能背离、侵犯公共利益,破坏政府信用。当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约束和规范时,就会为权力腐败提供恶性膨胀的空间,导致对政府经济信用、政治信用以及社会信用的破坏,制约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因此,需要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监督机制以及政府官员的绩效评估体制,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使政府保持良好信用。

关键词:政府利益;政府信用;内在性

政府利益内在性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自身组织目标或自身利益,而非全社会或非国家整体利益的现象。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主流派别之一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利益内在性的存在意味着政府组织或政府官员的利益可能支配公共政策的制定,并且决定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行为。这一观点使人们对政府的认识从理论回到了现实。但是,其偏执的分析会对政府产生不信任,使政府出现信任危机。所以,需要充分认识政府信用产生和运作的客观规律,通过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以及各种监督机制,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这对于转型时期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信用及其在现实中的运作

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信用是社会各主体对政府行政行为的一种期待,希望政府践行其宗旨,对公众的期待作出合理的反应。

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直接关系到政府信用的高低。那么,政府宗旨是什么呢?政府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与西方古典政治学家都有明确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从政府社会性的角度分析指出,社会性(即公共性)是政府的一个本质属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昭示:先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后有国家和政府。而且国家和政府最初是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发展为特殊机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政府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否则就难以为继,无法维护政治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2］由此可见,政府只有代表了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的目的来运用公共权力,才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西方政治思想家卢梭也认为:“政府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3］既然“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一个国家政府能否很好地实现公众福利(或公共利益),就成为公众衡量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的最重要指标。

虽然政府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府一旦获得主权者(即公众)的授权,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就可以独立地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直至政府解体。这样,政府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和个人的组织,对于社会整体、其他组织和个人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促使政府并不总是以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为唯一宗旨,它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组织。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此为我们作出了解释:政府不仅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他们都是利己的,其行为的首要和最高的目标都是追求个人利益,能实现个人目标的行为才是理性的,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收益和成本来选择行为。所以,从他们的视角看,政府被称之为“理性的经济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的政府。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讲,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且日益增多的外部性再加上政府“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可能会违背契约承诺(为公众谋利),追求自身利益,甚至牺牲公共利益以达成自身利益的诉求。诚如谢庆奎所言:“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这么说,完全自私、自利的人或群体,完全不顾自身得失的人或集体,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为了自身的权力、声誉、荣辱、奖惩、升降、福利、待遇等,而去做事或工作,这里都含有自利的动机和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唯物主义。”［4］由此可见,政府利益客观存在,在现实中也出现了种种表现形式:部门利益膨胀,地方保护主义,政绩工程以及政府官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等等。在对政府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形象,对政府信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势必要尽量消除政府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尽可能地避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践踏,最大限度地履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法定职责。

二、政府利益缺乏制约对政府

信用的影响良好的政府信用得以产生和有效运作的根本在于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促进,在理想层面,政府应当是超利益存在的。而在现实中,政府利益却是客观存在的,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组织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承认政府的合法利益比让政府追求超越一切的法外利益更符合实际。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承认每一个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鼓励他们为争取合法利益而竞争。但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是一个根本前提。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应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得更为密切。当政府的权力运用和利益追求是增进了社会的公共福利,或者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方向一致时,就是政府作用的正效应,它就会保证和增进政府信用;否则的话,就会破坏政府信用。政府利益缺乏有效抑制时,必将对政府信用产生重大影响。

1对政府经济信用的影响

政府具有公共管理者和普通“经济人”的双重角色,虽然市场经济严格限制政府以普通“经济人”角色出现在市场中,但政府仍然会以公共管理者身份从事普通“经济人”的行为。这就存在着一个政府越位的问题,因为政府行为会对其他的利益主体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在传统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经济人’是如此小的参与者以致他自己只能采取其他参与者所采取的行动;而当政府作为普通‘经济人’出现在模型中时,它的行动将影响所有的参与者。”［5］所以,政府的经济活动要自觉遵守市场经济规则,这对社会其他经济主体具有示范效应。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注重自身信用,自觉遵循市场规则,那么,其他经济主体会认为政府的信用可靠;反之,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注重自身信用,随意改变市场规则或不遵守规则,在市场游戏中谋取优惠的游戏待遇,从而破坏市场经济体制准则,则会恶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2对政府政治信用的影响

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政府宗旨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增进社会福利。因此,政府是否能够正确地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既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府自身的权威,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如果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时,违背了政府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的宗旨,产生公共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等现象,政府信用就会严重降低,从而失去民众的信任,导致社会产生针对政府的强大异己力量,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消解,影响政府的建立和存续。邓小平指出:“一切企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6］可见,政府信用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重要作用,政府信用不足与缺乏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

3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

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和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福利增进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廉政而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增进社会福利。一个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制止政府权力的寻租活动,防治腐败,这就有助于减少或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社会的福利总量。诚如乔林碧所言:“寻租行为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资源的浪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了获得政府的特殊保护,寻租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游说,或者用礼品或金钱去疏通层层关系。这种对寻租者极有效率的活动,对社会来说没有任何效率。其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作为‘经济人’的受贿者也需要学习和寻找方法,让寻租人支付的贿赂达到使受贿者满意的水平,这可不是天生就会的。即使政府的廉政工作做得好,能够保证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受贿,但是寻租者出于自身利益,仍然有游说与行贿的企图,为此,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仍需耗费时间和精力进行反游说与反行贿。再次,如果寻租行为得以实现,相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将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之和比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额还要高,因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7］另一方面,政府对和谐社会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社会是否和谐,最主要的是取决于两个因素:客观因素(即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主观因素(即人们对收入差距的观点和承受力)。只有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因此,政府对社会利益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态度与调适措施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所以,“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8］。

三、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增强政府信用

政府权力的运作是由具体的“经济人”(政府组织及官员)执行的,自利、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支配着“经济人”的行为。当政府“经济人”的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抑制时,权力者本能的利益扩张必定会侵犯社会公众的利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限制的地方才休止。”［9］转型时期,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各级政府组织中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及竞争日益明显。这些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政府信用降低。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转型时期,我们应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增强政府信用。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即政府管理方式应由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法律、法规为主要管理手段。只有法律的权威性才能逐步消弭政府行政的随意干预,弥补“人治”造成的随意性、不稳定性缺陷。法律对社会公众和政府行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而且政府应该带头执行法律,诚如卢梭所言,“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对全体人民,下列的说法都是同样毫无意义:‘我和你订立一个担负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的话,我就守约;而且只要我高兴的话,你也得守约’”［10］。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共管理者应该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只有严格地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政府才能在民众中真正树立起信誉,获得公众的信任。

2创新政府信用的监督约束机制

政府权力的终极源泉是人民的授予,必须对人民这个政治权力的终极源负责,而且政府要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并提升政府信用,必须接受监督。首先,建立法制的监督约束机制。制定和完善政府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如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配套的法制体系。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始终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应涉及社会信用相关的法制建设,更应该包括政府信用的法制建设。其次,建立政府信用的大众监督机制。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建立舆论表达与反馈的常设机构。如我国设立信访机构以及各种制度化的接待日等,这些都为公众提供了对许多社会问题表达自己思想和主张的场所。另一方面,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的解说责任,即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对上级以及向社会公众解释已做、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情的正当性,强化官员的责任和义务,改变监督方和政府机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以便监督方充分掌握有关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督［11］。因为,政府信用是在和政府的互动中、通过政府官员的行为表现经由社会公众的评价而产生的,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可以缓解政府和公众因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的不了解而容易产生的信任危机。

3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官员的荣誉、地位和收入的获得都与其政绩密切关联,政绩考核成为政府官员晋升的最主要参考指标,是政府官员行为的风向标。因此,要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使之恪守政府信用,就要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随着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逐步确立,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应该不断革新,评估政府,不是看它投入多少资源、做了多少工作,而是要考核它所做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企业和公众的需求。“满意原则”应该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最终制度。政府绩效考核应包含以下内容:经济性评估是要求政府树立成本意识,节约开支,少花钱多办事;效率测定的是政府的投入产出比;效益评估关注的是组织工作的质和社会最终结果,效益最终要体现在人民满意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由此可见,创新的绩效评估不仅仅考虑GDP问题,更应体现全面发展观,这是维护和增强政府信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乔林碧,王耀才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156

［2］季燕霞政府权威与社会公共利益［J］学术探索,2003(12):22

［3］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

［4］谢庆奎政府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

［5］吴易风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29

［6］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M］∥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5

［7］王和平论政府信用建设［J］政治学研究,2003(1):73

［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09(1)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内在性范文篇5

关键词:政府利益;政府信用;内在性

Abstract:GovernmentinterestsexistsasanobjectiverealityItmayfosterandmaintainsociallypublicintereststoenhancegovernmentcreditabilitybut,inturn,itmayexerciseitsadministrativeauthoritytoviolateeveninfringepublicinterests,thusdamagingthegovernmentcreditabilityWhenthegovernmentinherentinterestscannotberestrictedefficientlyduetolackofpubliclyacceptedsupervisionregulations,aspacewillappear,inwhichthepowercorruptiontendstospreadcatastrophicallyandresultinadestructiveblowtogovernmentcreditabilitiesineconomy,policyandsociety,muchlessturningthegovernmentintoservicetypeSo,athoroughlyimprovedadministrationisinneedforgovernment,aswellasthesupervisionmechanismandperformanceevaluationsystemtoitOnlyinthiswaytheinherentinterestsofagovernmentthattendstoenlargeitcanberestrictedefficientlysoastomaintainandfurtherenhanceitscreditability

Keywords:governmentinterests;governmentcreditability;inherence

政府利益内在性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自身组织目标或自身利益,而非全社会或非国家整体利益的现象。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主流派别之一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利益内在性的存在意味着政府组织或政府官员的利益可能支配公共政策的制定,并且决定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行为。这一观点使人们对政府的认识从理论回到了现实。但是,其偏执的分析会对政府产生不信任,使政府出现信任危机。所以,需要充分认识政府信用产生和运作的客观规律,通过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以及各种监督机制,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这对于转型时期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信用及其在现实中的运作

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信用是社会各主体对政府行政行为的一种期待,希望政府践行其宗旨,对公众的期待作出合理的反应。

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直接关系到政府信用的高低。那么,政府宗旨是什么呢?政府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与西方古典政治学家都有明确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从政府社会性的角度分析指出,社会性(即公共性)是政府的一个本质属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昭示:先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后有国家和政府。而且国家和政府最初是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发展为特殊机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政府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否则就难以为继,无法维护政治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2］由此可见,政府只有代表了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的目的来运用公共权力,才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西方政治思想家卢梭也认为:“政府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3］既然“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一个国家政府能否很好地实现公众福利(或公共利益),就成为公众衡量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的最重要指标。

虽然政府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府一旦获得主权者(即公众)的授权,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就可以独立地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直至政府解体。这样,政府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和个人的组织,对于社会整体、其他组织和个人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促使政府并不总是以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为唯一宗旨,它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组织。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此为我们作出了解释:政府不仅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他们都是利己的,其行为的首要和最高的目标都是追求个人利益,能实现个人目标的行为才是理性的,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收益和成本来选择行为。所以,从他们的视角看,政府被称之为“理性的经济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的政府。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讲,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且日益增多的外部性再加上政府“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可能会违背契约承诺(为公众谋利),追求自身利益,甚至牺牲公共利益以达成自身利益的诉求。诚如谢庆奎所言:“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这么说,完全自私、自利的人或群体,完全不顾自身得失的人或集体,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为了自身的权力、声誉、荣辱、奖惩、升降、福利、待遇等,而去做事或工作,这里都含有自利的动机和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唯物主义。”［4］由此可见,政府利益客观存在,在现实中也出现了种种表现形式:部门利益膨胀,地方保护主义,政绩工程以及政府官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等等。在对政府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形象,对政府信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势必要尽量消除政府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尽可能地避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践踏,最大限度地履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法定职责。

二、政府利益缺乏制约对政府

信用的影响良好的政府信用得以产生和有效运作的根本在于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促进,在理想层面,政府应当是超利益存在的。而在现实中,政府利益却是客观存在的,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组织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承认政府的合法利益比让政府追求超越一切的法外利益更符合实际。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承认每一个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鼓励他们为争取合法利益而竞争。但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是一个根本前提。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应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得更为密切。当政府的权力运用和利益追求是增进了社会的公共福利,或者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方向一致时,就是政府作用的正效应,它就会保证和增进政府信用;否则的话,就会破坏政府信用。政府利益缺乏有效抑制时,必将对政府信用产生重大影响。

1对政府经济信用的影响

政府具有公共管理者和普通“经济人”的双重角色,虽然市场经济严格限制政府以普通“经济人”角色出现在市场中,但政府仍然会以公共管理者身份从事普通“经济人”的行为。这就存在着一个政府越位的问题,因为政府行为会对其他的利益主体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在传统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经济人’是如此小的参与者以致他自己只能采取其他参与者所采取的行动;而当政府作为普通‘经济人’出现在模型中时,它的行动将影响所有的参与者。”［5］所以,政府的经济活动要自觉遵守市场经济规则,这对社会其他经济主体具有示范效应。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注重自身信用,自觉遵循市场规则,那么,其他经济主体会认为政府的信用可靠;反之,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注重自身信用,随意改变市场规则或不遵守规则,在市场游戏中谋取优惠的游戏待遇,从而破坏市场经济体制准则,则会恶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2对政府政治信用的影响

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政府宗旨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增进社会福利。因此,政府是否能够正确地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既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府自身的权威,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如果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时,违背了政府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的宗旨,产生公共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等现象,政府信用就会严重降低,从而失去民众的信任,导致社会产生针对政府的强大异己力量,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消解,影响政府的建立和存续。邓小平指出:“一切企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6］可见,政府信用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重要作用,政府信用不足与缺乏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3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

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和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福利增进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廉政而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增进社会福利。一个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制止政府权力的寻租活动,防治腐败,这就有助于减少或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社会的福利总量。诚如乔林碧所言:“寻租行为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资源的浪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了获得政府的特殊保护,寻租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游说,或者用礼品或金钱去疏通层层关系。这种对寻租者极有效率的活动,对社会来说没有任何效率。其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作为‘经济人’的受贿者也需要学习和寻找方法,让寻租人支付的贿赂达到使受贿者满意的水平,这可不是天生就会的。即使政府的廉政工作做得好,能够保证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受贿,但是寻租者出于自身利益,仍然有游说与行贿的企图,为此,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仍需耗费时间和精力进行反游说与反行贿。再次,如果寻租行为得以实现,相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将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之和比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额还要高,因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7］另一方面,政府对和谐社会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社会是否和谐,最主要的是取决于两个因素:客观因素(即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主观因素(即人们对收入差距的观点和承受力)。只有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因此,政府对社会利益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态度与调适措施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所以,“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8］。

三、创新政府管理体制,

增强政府信用

政府权力的运作是由具体的“经济人”(政府组织及官员)执行的,自利、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支配着“经济人”的行为。当政府“经济人”的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抑制时,权力者本能的利益扩张必定会侵犯社会公众的利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限制的地方才休止。”［9］转型时期,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各级政府组织中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及竞争日益明显。这些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政府信用降低。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转型时期,我们应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增强政府信用。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即政府管理方式应由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法律、法规为主要管理手段。只有法律的权威性才能逐步消弭政府行政的随意干预,弥补“人治”造成的随意性、不稳定性缺陷。法律对社会公众和政府行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而且政府应该带头执行法律,诚如卢梭所言,“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对全体人民,下列的说法都是同样毫无意义:‘我和你订立一个担负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的话,我就守约;而且只要我高兴的话,你也得守约’”［10］。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共管理者应该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只有严格地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政府才能在民众中真正树立起信誉,获得公众的信任。

2创新政府信用的监督约束机制

政府权力的终极源泉是人民的授予,必须对人民这个政治权力的终极源负责,而且政府要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并提升政府信用,必须接受监督。首先,建立法制的监督约束机制。制定和完善政府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如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配套的法制体系。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始终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应涉及社会信用相关的法制建设,更应该包括政府信用的法制建设。其次,建立政府信用的大众监督机制。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建立舆论表达与反馈的常设机构。如我国设立信访机构以及各种制度化的接待日等,这些都为公众提供了对许多社会问题表达自己思想和主张的场所。另一方面,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的解说责任,即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对上级以及向社会公众解释已做、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情的正当性,强化官员的责任和义务,改变监督方和政府机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以便监督方充分掌握有关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督［11］。因为,政府信用是在和政府的互动中、通过政府官员的行为表现经由社会公众的评价而产生的,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可以缓解政府和公众因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的不了解而容易产生的信任危机。

3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官员的荣誉、地位和收入的获得都与其政绩密切关联,政绩考核成为政府官员晋升的最主要参考指标,是政府官员行为的风向标。因此,要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使之恪守政府信用,就要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随着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逐步确立,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应该不断革新,评估政府,不是看它投入多少资源、做了多少工作,而是要考核它所做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企业和公众的需求。“满意原则”应该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最终制度。政府绩效考核应包含以下内容:经济性评估是要求政府树立成本意识,节约开支,少花钱多办事;效率测定的是政府的投入产出比;效益评估关注的是组织工作的质和社会最终结果,效益最终要体现在人民满意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由此可见,创新的绩效评估不仅仅考虑GDP问题,更应体现全面发展观,这是维护和增强政府信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和平论政府信用建设［J］政治学研究,2003(1):73

［2］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3

［3］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

［4］谢庆奎政府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

［5］吴易风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29

［6］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M］∥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5

［7］乔林碧,王耀才政府经济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156

［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09(1)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内在性范文篇6

平心而论，价值相对主义的这种流行，有其内在的理论、文化、社会原因，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尤其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更内涵着一种肯定人性个体性之平等价值的客观性精神，因而颇具精神与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一种“思”一旦流行为“潮”，其流弊亦渐次显露。在“做你要做的”、“怎么都行”的口号下，人们恰恰易于为诸如媒体、广告所形成的流俗、时尚所左右而失却自己，无能“做其所要做”；在否定了意识形态中心之虚幻理想性而转向物化的“真实”之后，由于心无所主的精神失落而无法在每一相对之流动性中建立一具有持存意义的“家”，从而一切相对性的“真实”复又颓变为“无常的虚假”，随波逐流的外在时间性的填充，使人流于感性满足继之以匮乏之无穷递进的恶无限；公约、公法被视为与私人性、特殊性无关的单纯外在约定而流于一纸空文，而文化历史和价值相对性的绝对化反而构成了逃避公法制约和制裁者的任性乃至专制之口实和依据。从理论上讲，相对主义使现实社会实际上的价值目标成为无意义。哲学在这种“决然的范畴解体”状态下将失去对人类的种种现实精神现象进行意义理解和解释的能力。

近年来，这种价值相对主义流行所造成的文化、道德危机已经引起人们的忧虑。在我国，文化和人文社会科学规范的重建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一个理论热点。价值问题究竟有否真理性和客观效准，便成了一个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对于这个关乎未来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考方式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当代社会思潮中的相对主义观念，可以说是工业社会和所谓后工业社会现实的一种文化理论表现。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精神的反动。当代哲学家对传统形上学、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解构，似乎都表明了这一点。但从理论原则上讲，这种激烈的批判所表现的，恰恰是西方传统哲学精神的继续。这正是思想、理论发展的吊诡之处。近代西方哲学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念：知识与信仰、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践、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二分。这一观念的提出，为人的精神摆脱俗世化了的神学（教会）的束缚，面向自然而反思自身，为近现代科学的独立发展乃至现代人生存方式的确立，提供了新的思想、精神的空间。但也正是这一观念所造成的自然与自由的绝对对立，暴露了西方思想的根本矛盾。现代思潮中的价值相对主义观念与此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关系。

在近代哲学中，康德的批判哲学对知识与价值、自然与自由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和系统的理论说明。康德从分析的立场出发批评古代哲学家对实践理念与思辨知识的混同。不过，这种混同其实并非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是扩大实践的理念以包括思辨的知识，而是以思辨的立场来审视实践的问题。以理论认知方式建立形上学的普遍原则，这是西方传统哲学形上学的一个特点。西方哲学中种种二元分立的观念，都表明了这一点。康德明确区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指出知识领域不允许有超验的对象，宣告了以理论认知方式为前提的形上学的不合理性，转而以实践理性为基础重建形而上学。这是康德的真知灼见。但他并未摆脱西方哲学的理论传统。实质上，他在实践理性的领域中仍然使用了理论的原则。在这里，包括道德感在内的一切情志内容都被视为具有偶然和相对性的“实质”，道德法则作为纯粹形式的原则乃在人的自然实存本性之外另有来源，而作为道德法则之本原的意志自由，保证至善之可能的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皆为一种无法为经验、实存内容所实证（如实证知）的理论假设（或悬设）。这样，哲学概念的澄清和传统哲学理论原则的反省恰恰在实践领域内更集中地暴露了古代以来形式与实质的矛盾。按照上述原则，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由知识、事实的判断合法地推论出道德和价值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实践理性所设立的道德原则，由于其无人的实存性情态生活的根据，不能为人的情感生活所实证而流为抽象的形式原则。这样，抽象化了的道德原则便落在了同样抽象化了的相对性的“实质”之外。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思想中的契约论思想，当代哲学中甚为流行的约定论观念，正可看作是此种理论原则的衍生物。既然社会性的伦理原则成为在人的情志内容之外的人为设定而无人性的基础，不能为人的心灵生活所亲切体证，那么，它便不具有实在的意义和普遍性客观性的效准。近代以来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现当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转向内在性、私人性，诉诸仅具有相对性意义的“实质”，都与上述哲学的观念有关。当代人文学者一般都把当代价值相对主义思潮的流行归因于寻求理性统一性这一启蒙方案的失败。表面上看，这是不错的。但是，近代启蒙理想所导致的事实与自由、形式与实质的分立，恰恰是西方传统理智化精神彻底化的结果。而现当代价值哲学转向内在性私人性，突出差异，表面上似乎是对启蒙思想和现代性的反动，实质上，这种反传统，恰恰表明了它与传统精神的一种内在关联。

这样看来，超越此种价值与事实相分裂的观念，乃是我们理解价值真理性的关键。当我们认定一个抽象事实领域时，实质上已经表达了一种价值的立场——人类中心论的立场——对象在其自身中无价值可言，它只是相对于人才有了价值：有用性。我们今天的行为、思想已经深深地为这种观念所浸透。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化自然”、“人为自然立法”，皆表现了这一点。实际上，这种“有用性”恰恰是在事实与价值抽象对峙前提下造成的事物的非价值。相反，依照中国道家的观点，事物之“无用性”却正表现了它自身的价值。因为此“无用性”恰恰排除了事物自身以外（人为）的尺度而可以自身的尺度实现其自身存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事实的客观性，如排除在它之外的外在价值尺度而言，就是它本身存在的“应当”。一物事实意义上的“真”在其实存的表现里就是“它自己”。中国古典哲学里有“体”、“用”这对范畴。“体”、“用”近似于但却不同于西方哲学里所说的本体与现象。“体”非在逻辑、认知意义上所抽象出的实体性。“用”是显象、流行，类似今语所谓作用、功能。一“物”在其显象、流行或其功能表现中即是它自己（“体”）。所以，中国哲学家称之为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事物即流行而现其真常，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观念。但是，任何使这种显象和流行僵化、滞著为一种（主观）任性所要求的抽象“质”的智化作用，都被认为是一种对“体”的蒙蔽。在这个意义上，“体”只可说是一种“无”性。能够即万有之流行而“体无”者，方可谓之圣人、真人。由此可见，作为“体”的“无”性，实又为一对内在性、任性的超越性或客观性。在这个超越的“无”性中，事物才有其真实的存在。这种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功能作用超越性”。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观念的使用其实是很普通的。我们可以从一个教师对其工作的尽职尽责，对学生的爱护和有效的教学等表现中得出“这是一位好教师”的判断。我们之所以不会怀疑类似判断的客观性、真实性意义，乃是因为此类价值判断的日常用法中已本然地超越了事实与价值的抽象对立。可以看出，在“教师”这一概念的“体”性中，实已蕴涵了对它的“用”的内在要求，尽管我们从现实中不可能列举出这“用”的显象的全部。在中国哲学里，善、道德法则就是这样一种“功能作用超越性”的观念。

从这个意义看，价值的“真”，并非一种形式的、抽象的设定，确切地说，这个“真”，就是“真实”、“实有”。儒家的形上学，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诚”。诚是一个标志人性或人之存在价值实现的概念。诚的字义是“真实”。朱子《中庸章句》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王船山《尚书引义·洪范三》说：“诚也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也，无有弗然，而非他有耀也。若夫水之固润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无待然而然……。”诚即实、真实、实有。在这里，“真”的内容与“应当”是相互涵摄为一的。“诚”就是“是其所应是”。这个“诚”，不仅包括人，也包括物。《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就说明了这一点。事物在其自身展开中完成并具有它的“所是”，就是“诚”，就是“真实”。所以，这个“诚”包涵着内在一体的两重意义：实现义；真实义。强调事物在实现其“所是”中而真实地具有这个“所是”，这是中国哲学基本的价值观，亦是其基本的真理观。黑格尔在《逻辑学》里讲到过，“真”或真理的涵义即事物“是它们所应是的那样”。海德格尔也说过，真理即存在去掉遮蔽的自身开启（显现）。这些观念，很接近中国哲学上述看法。

由此看来，我们所持的抽象事实的观念，并不具有先在的性质；而由这一抽象事实的观念我们恰恰可以从另一方面领会到，人的实存生活中可以分离出一个不同层级的共通性、普遍性这一特征。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表现出这种事实抽象的效用性（便利性）。比如由易货到金属货币、纸币以致信用卡，这是一个不断抽离存有之个性内容而达共通性的过程。抽象的层级越来越远，致使它完全模糊了其起源而成为与个体存有完全无关的东西。由此，一切社会共通的东西都被视为为了便利的设定，而失去其“真实”的意义；而同时在实存中亦不再有“共识”，而仅剩下“内在”和“差异”。这种抽象的便利使人更多地面对“现成”而无亲历意义的陌生世界，现代生活中人际关系的隔绝已使人存在的“真实”意义大打了折扣。当代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反对抽象事实的观念，但却又由事实与人的价值认定相关而进一步否定存在着事实的真理（确定性）。实质上这种观念，是以事实与价值分割所形成的抽象内在性为前提所得出的结论，已是本末倒置，落入第二义了。

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人在价值问题上的一种矛盾处境。一方面，人、物皆是其所应是（诚）。这个“是”，已包涵有超越个性实存的共通性在。另一方面，人又不同。物在它的直接性存在里，无不“是”其自己（狗不会违背狗之性，树不会违背树之性），它无不“在场”。物作为“事实”有确定性，从实现的意义上，它也已然是“确定了”的。《中庸》所谓“诚者物之终始”，对这一点说得再好不过。人却不同。人的实存现实总是：他面对着越来越复多的未经亲历、已然“安排”好了的、既成而又陌生的周遭世界。规范性的名言、符号好象皆是由外而至且压抑着人的抽象设定。人性的觉醒似乎总是从摆脱压抑、寻求解放始，但时过境迁，往往发现这“解放”的追求也不过又是一种随波逐流，因而一无所“是”。人总“想有个家”，乃因其总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这正是“现代”的一种生活情态。规范性与内在性的相互外在，确乎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

人的个体生存与共相性存在的可分离特征，使人们习惯于从外在设定的角度看待规范性，从而形成根深蒂固的私人性和内在性观念，同时也造成规范设定的任意性。从上述价值“真实”性的角度看，这种观念是很成问题的。与其价值观相一致，中国哲学的人学很注重个体与内在性的意义，这一点，由一个很独特的概念——“独”——作了很好的表达。儒家讲“独行”、“独其心”、“良知即独知”；道家讲“见独”、“独化于玄冥之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个“独”，是彻底的无所依傍的内在性、独特性，标明了内心生活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但它却是非与他者隔断的“孤独”。相反，恰恰由这个彻底的内在性与独特性，绽露了人之所是的那个共通性。在《庄子》里，正是那具备“独知”的得道者之间，才能够达到那种“目击而道存”、“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的圆融无碍的沟通（这当然不仅仅是现代人所说的达到“共识”而已）。《荀子》也说：“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诚中形外，这个“独”，也是内与外之统一。在那种内、外对峙的分裂的意识中，一方面内在性是一个被抽离共“通”性内容、无任何持存恒久性的感觉之流（此颇似佛家之无常），所以不具实在、真实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仅仅为了实用目的而设的抽象规范性，亦无实在的意义。人需以教育来成就。这个教育，由此便仅仅成为由外铄所塑成者。教育的塑成，便缺乏“自我”的内容。所以，那个深恶抽象理智之确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就很怕“自我”这个词。但他们似乎不曾说明，在上帝之死、父亲之死和“自我”之死之后，人还能有什么？在“独”中的人，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个“独”中，人才能达到真实的自由，魏晋名士称之为“达”。“达”即“通”。他们追求“达”而深恶“作达”。盖竹林名士之“达”，乃其“玄心”之显现，有其内在的规则尺度，而非感性的放浪恣纵。“作达”，乃外在的模仿，流于形色感性之放纵，已非己有，失却其“独”，故无真实、自由可言。此犹如一件艺术品。艺术的美，其价值的普遍和永恒亦正内在地显现于其不可复制、模仿的独特性中。仅仅感性的刺激和抽象的理念，皆无真实性，因而亦无价值可言。

这种内在性与“通”性相圆融的“独”的价值实现方式，使中国哲学对规范性和道德法则具有全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就个体存在而言，他一开始所面对的世界当然是一个既成的世界（规范、符号皆社会所给予者）。但是，从“独”这种本然的存在状态而言，一方面，个体的人之教养使之能以原创性之态度面对此规范性，规范性并非无关乎人之个体实存的外在设定。如《中庸》所说，“道”实在是“执柯伐柯”、“以人治人”，为人当身的本有之“则”，故以夫妇之愚、不贤，皆能知能行。朱子说得好，人心虽为一浑然之体，但却“具众理以应万事”，仁义礼智种种伦理规定，实即人心那个“独”固有之品节的显现。所以，人行之中节，乃可达成人格内部之和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此，规范性便不仅是一种设定，同时亦是与个体存有相关之真实。另一方面，这种观念也排除了对规范的约定俗成的理解。“约定”是一个实用性的观念，而约定可能形成一个与人相悖的极有害的规则。中国古代哲学家根据其前述价值观念，强调“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董仲舒语）。这从原则上否定了规范设定的任意性。

内在性范文篇7

语文学习中的言语体验，其内涵应是：体验，既是一种言语活动，也是言语活动的结果。作为一种言语活动，即主体亲历言语实践并获得相应的与生命关联的认识和情感；作为言语活动的结果，即主体从其亲历中获得与生命关联的认识和情感。其特征是：

1.言语体验学习的亲历性

所谓“亲历性”，是指学生主体必须真实参与言语活动过程，主体必须积极参与，体现出主体性；同时是真实参与，也就是说无论言语环境是真是假，主体的参与都是真实的，主体的体验都是真实的，即使言语环境是假的，但在主体的心里是真的，是主体想象中“真实”的言语环境，主体想象中“真实”地参与言语活动；参与言语过程是一个活动过程，体验需要动作、活动，包括外在活动和内心的动作，内心的动作是想象中的亲历，如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时作家自己仿佛中了毒一样的那种亲历。体验活动都必要有“真实的”活动参与过程，有了这种“真实的”活动参与过程才能形成活动的能力。

2.言语体验学习的个人性

言语体验有很强的个体色彩，无论是动作行为的体验，还是行为结果的体验，每个人的体验都是独特的，互不雷同的。每一个进入言语体验的学习者，并非白纸一张，而是都带着自己独特的生命经历和遭遇过程中所积淀的体验，同时言语作品具有一种“召唤结构”，具有许多“未定点”和“空白点”，学习者将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置于言语作品，对言语作品进行“具体化”，把言语作品中的空白补充起来，生成新的独特的体验，也就是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也正是如此。因为每个读者、读者的每个时期，都是带着自己独特的生命经历和遭遇过程中所积淀的体验去填补作品中的空白，去生成新的独特的体验。这些体验都是真实的体验，并无对错之分。

3.言语体验学习的内在性、缄默性

言语体验与人的内在的生命活动相关联，其方式是潜移默化的，其存在状态是缄默的。因此，言语体验学习常采用涵咏玩味的方式。朱熹说：“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又说：读诗“须是沉潜讽咏、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看诗不须得著意去里面训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朱熹所说的“切己体验”、“沉潜讽咏”和“平平地涵泳”，其实就是一种不同于逻辑思考的体验。如鲁迅的散文《秋夜》，写到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但接下来却并不介绍叙述这两株树分别是怎样的，似乎行文啰嗦，因为这两句话，完全可以合在一起说“墙外有两株树”。其实，作者说这两句话的目的并非想告诉读者墙外有两株枣树，而是以这样的言语形式流露作者自己单调孤独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内在的、缄默的。当读者设身处地地投入到作品情景中，阅读体验这两句话，伴随着对墙外两株枣树的想象过程，才体验到作者“单调孤独”的感受。学习者只有与作品传达的情意达到相契与共通，才能感受和领悟作品的妙处、作品的意蕴情致，生成新的体验。否则，只能说是知道或掌握了作品的内容、写作特点和风格等等。学习者体验到的情绪是内在于学习者心中的，与学习者内在生命情感密切相联。因此，言语体验作为结果具有内在性、缄默性，言语体验学习作为动作过程也具有内在性、缄默性。

二、语文学习教学观

言语体验只能在言语实践中进行，离开言语实践，就成了言语认知、言语训练。“实践与训练的本质区别在于：实践以生活为本位，指向人的素质；训练以知识为本位，指向人的技能。”言语实践生成言语体验，积淀言语体验，培养语感。虽然，语感与技能都属于人的心智操作能力，但两者有显著的区别：技能属认知学习的范畴，是反复训练的结果，是没有主体情感、态度的投入，是求同；语感属体验学习的范围，语感的培养需言语体验的不断积淀，需主体的情感态度、人生经验融入其中，是趋异。技能的获得，仅强调训练的反复性、反馈性；语感的培养，必注重体验的亲历性、实践性。

学习观决定教学观。教师的语文教学就是要引起、维持、促进学生语文学习体验活动的进行。教师的语文教学应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学生言语体验的个人性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充分尊重个性和差异，平等相待，在言语体验中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原则不是非此即彼、非对即错，而是多少之别、深浅之异、文野之分。

2.注意学生言语体验的实践性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加强引导学生的吟咏诵读。有感情的朗读，就是一种言语体验活动，既有外在的动作，又有内心的活动。有感情，就是学习者想象中模拟认同了作者的感情或作品主人公的感情，使学习者的阅读视点进入了作者的视点或作品主人公的视点，因此，是一种想象性认同，是一种想象中真实的言语体验。朱熹说：“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熟读感知言语，体验言语，内化言语，积淀体验，这应是语感培养的一条有效途径。

3.注意学生言语体验的内在性、缄默性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情感，使学生能真实地拥有言语体验，真切地表达言语体验。“有效的人文教学方法应是‘讨论’、‘对话’、‘实践’和‘反省’。”讨论、对话、实践、反省也应是语文教师引起、维持、促进学生言语体验学习的极为有效的教学方法。

4.注意学生言语体验的亲历性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多创设语境，多采用情境教学。情境教学是通过对一定事件的形象描述或模拟，设置一定的环境氛围，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和思维，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感，从而达到一定教育目的的教学方法。”进入体验是需要体验者有一定的心境。“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中国古代美学讨论审美心胸，主张“涤除玄鉴”、“心斋”、“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就是要在体验前去除各种杂念，做到“虚静”、“专一”，然后才能“悟道”。在具体的语文教学实际中，当然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虚静”，但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入情境，实际上同时也在祛除学生的杂念。情境教学，能使学生在想象中真实地参与言语活动，体现言语体验的亲历性的特征。

学生的言语体验就是一种言语实践，就是参与一种生活。学生言语体验的过程就是学生生活的过程，就是学生生命成长的过程。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因此，教师的语文教学应与生活接轨。

参考文献：

[1]张丽红.体验式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探究[D].河北师范大学，2006.

[2]李杰.语言观与语文教育[D].首都师范大学，2000.

Abstract:Chineselearningisnotonlyakindofcognitiveactivity,butalsoexperienceactivity.Chineselearningismainlytheexperiencetolanguageanditisofcharacteristicsofexperience,personalityandinternality.LanguageexperienceisnotthedestinationofChineselearninganditrunsthroughthelanguagepracticeoflearningandapplyingChinese.

内在性范文篇8

一、畜语体验学习的亲历性，是指学生主体必须真实参与盲语体验的过程

主体必须积极参与，体验需要动作活动，包括外在活动和内心动作，外在活动是真实的经历，而内心动作是想象中的亲历，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完全沉静在作者描写的情境之中，自我陶醉，自己的情感态和思想完全与文中人物的情感和思想融为一体。在三国演义中有一段话是新婚之夜刘备说给孙尚香听的，他说“夫人对于我来说就像白色的露珠。’，在这句话中，如果读者没有真实的经历仔细观察清晨白色的露珠的过程，就会很难沉浸于作者所描写的情境之中，自我陶醉，很难将自己的情感心态和思想与作者笔下刘备的情感融于一体。白色的露珠，而不是透明的露珠，对于白色的露珠。唯有仔细观察之后才会明白它是多么的让人爱惜，多么让人不忍触碰，那么刘备的下一句话，观察过白色的露珠的读者不看也会知道了，“在你同意之前，我刘备不舍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如果没有观察过白色的露珠，就很难对于作品有很好的理解，或许还会觉得刘备太酸，而事实上作者笔下的刘备对孙尚香的爱护通过一个比喻已然被写绝了。只有对生活有仔细观察深刻体验的读者，才能体会到作者的高妙之处。

二、言语体验学习的个人性

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既是从作品中了解作者的思想，了解作品中描写的人情世态的活动，同时也是读者在自己的生活体验文化修养的基础上，运用想象联想而使作品内涵在头脑中具体化的活动。西方谚语中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中国古语也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语体验具有极强的个体色彩，每个人的体验都是独特的。学生都是带着自己独特的生命经历将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置于文本中的，对言语作品进行具体化，把言语作品中的空白补充起来，生成新的独特的体验。这些体验都是真实的体验，并无对错之分。其实学生阅读后获得的体验已经烙上自己原有体验的印子，这样的阅读不但丰富了文章的内涵，而且完全可以与作者的体验息息相通。同样是读《我与地坛》，学生会对史铁生与母亲之间的感情有着不同的感动，有的会感到自己对母亲的愧疚之情，有的则会更加敬爱自己的母亲，有的会更加懂得珍惜自己的未来，为了母亲。有的则会羡慕史铁生有一位如此爱他的母亲。学生不同的生活经历会让他们对于文本有着不同的言语体验。同样是读老舍的《我的母亲》，有的学生会潸然落泪，因为他们又有着像老舍一样的勤劳坚强隐忍爱家的母亲，会与老舍找到共鸣，而有的学生却会很羡慕老舍，甚至会产生自卑的情感，因为自己有着一位不责任的母亲。可见，个人性在文学欣赏即语文学习中的特点是多么突出。

内在性范文篇9

语文学习中的言语体验，其内涵应是：体验，既是一种言语活动，也是言语活动的结果。作为一种言语活动，即主体亲历言语实践并获得相应的与生命关联的认识和情感；作为言语活动的结果，即主体从其亲历中获得与生命关联的认识和情感。其特征是：

1.言语体验学习的亲历性

所谓“亲历性”，是指学生主体必须真实参与言语活动过程，主体必须积极参与，体现出主体性；同时是真实参与，也就是说无论言语环境是真是假，主体的参与都是真实的，主体的体验都是真实的，即使言语环境是假的，但在主体的心里是真的，是主体想象中“真实”的言语环境，主体想象中“真实”地参与言语活动；参与言语过程是一个活动过程，体验需要动作、活动，包括外在活动和内心的动作，内心的动作是想象中的亲历，如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时作家自己仿佛中了毒一样的那种亲历。体验活动都必要有“真实的”活动参与过程，有了这种“真实的”活动参与过程才能形成活动的能力。

2.言语体验学习的个人性

言语体验有很强的个体色彩，无论是动作行为的体验，还是行为结果的体验，每个人的体验都是独特的，互不雷同的。每一个进入言语体验的学习者，并非白纸一张，而是都带着自己独特的生命经历和遭遇过程中所积淀的体验，同时言语作品具有一种“召唤结构”，具有许多“未定点”和“空白点”，学习者将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置于言语作品，对言语作品进行“具体化”，把言语作品中的空白补充起来，生成新的独特的体验，也就是所谓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红楼梦》的阅读也正是如此。因为每个读者、读者的每个时期，都是带着自己独特的生命经历和遭遇过程中所积淀的体验去填补作品中的空白，去生成新的独特的体验。这些体验都是真实的体验，并无对错之分。

3.言语体验学习的内在性、缄默性

言语体验与人的内在的生命活动相关联，其方式是潜移默化的，其存在状态是缄默的。因此，言语体验学习常采用涵咏玩味的方式。朱熹说：“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又说：读诗“须是沉潜讽咏、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看诗不须得著意去里面训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朱熹所说的“切己体验”、“沉潜讽咏”和“平平地涵泳”，其实就是一种不同于逻辑思考的体验。如鲁迅的散文《秋夜》，写到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但接下来却并不介绍叙述这两株树分别是怎样的，似乎行文啰嗦，因为这两句话，完全可以合在一起说“墙外有两株树”。其实，作者说这两句话的目的并非想告诉读者墙外有两株枣树，而是以这样的言语形式流露作者自己单调孤独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内在的、缄默的。当读者设身处地地投入到作品情景中，阅读体验这两句话，伴随着对墙外两株枣树的想象过程，才体验到作者“单调孤独”的感受。学习者只有与作品传达的情意达到相契与共通，才能感受和领悟作品的妙处、作品的意蕴情致，生成新的体验。否则，只能说是知道或掌握了作品的内容、写作特点和风格等等。学习者体验到的情绪是内在于学习者心中的，与学习者内在生命情感密切相联。因此，言语体验作为结果具有内在性、缄默性，言语体验学习作为动作过程也具有内在性、缄默性。

二、语文学习教学观

言语体验只能在言语实践中进行，离开言语实践，就成了言语认知、言语训练。“实践与训练的本质区别在于：实践以生活为本位，指向人的素质；训练以知识为本位，指向人的技能。”言语实践生成言语体验，积淀言语体验，培养语感。虽然，语感与技能都属于人的心智操作能力，但两者有显著的区别：技能属认知学习的范畴，是反复训练的结果，是没有主体情感、态度的投入，是求同；语感属体验学习的范围，语感的培养需言语体验的不断积淀，需主体的情感态度、人生经验融入其中，是趋异。技能的获得，仅强调训练的反复性、反馈性；语感的培养，必注重体验的亲历性、实践性。

学习观决定教学观。教师的语文教学就是要引起、维持、促进学生语文学习体验活动的进行。教师的语文教学应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学生言语体验的个人性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充分尊重个性和差异，平等相待，在言语体验中对学生学习的评价原则不是非此即彼、非对即错，而是多少之别、深浅之异、文野之分。

2.注意学生言语体验的实践性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加强引导学生的吟咏诵读。有感情的朗读，就是一种言语体验活动，既有外在的动作，又有内心的活动。有感情，就是学习者想象中模拟认同了作者的感情或作品主人公的感情，使学习者的阅读视点进入了作者的视点或作品主人公的视点，因此，是一种想象性认同，是一种想象中真实的言语体验。朱熹说：“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熟读感知言语，体验言语，内化言语，积淀体验，这应是语感培养的一条有效途径。

3.注意学生言语体验的内在性、缄默性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情感，使学生能真实地拥有言语体验，真切地表达言语体验。“有效的人文教学方法应是‘讨论’、‘对话’、‘实践’和‘反省’。”讨论、对话、实践、反省也应是语文教师引起、维持、促进学生言语体验学习的极为有效的教学方法。

4.注意学生言语体验的亲历性

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应多创设语境，多采用情境教学。情境教学是通过对一定事件的形象描述或模拟，设置一定的环境氛围，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和思维，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感，从而达到一定教育目的的教学方法。”进入体验是需要体验者有一定的心境。“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中国古代美学讨论审美心胸，主张“涤除玄鉴”、“心斋”、“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就是要在体验前去除各种杂念，做到“虚静”、“专一”，然后才能“悟道”。在具体的语文教学实际中，当然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虚静”，但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进入情境，实际上同时也在祛除学生的杂念。情境教学，能使学生在想象中真实地参与言语活动，体现言语体验的亲历性的特征。

学生的言语体验就是一种言语实践，就是参与一种生活。学生言语体验的过程就是学生生活的过程，就是学生生命成长的过程。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因此，教师的语文教学应与生活接轨。

参考文献：

[1]张丽红.体验式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探究[D].河北师范大学，2006.

内在性范文篇10

关键词:企业;企业责任;道德责任

学界内围绕企业责任的讨论焦点一般为如下几个:1)是否应当以道德标准来规范企业的运行,这对于只是一个经济组织的企业的目标而言,是否是个超越性的目标。2)如果是应当的,那么如何规范,就有学者提出分阶段承担社会责任这一观点,即分为基本责任和较高层次的责任。3)有经济学家提出,那究竟规范多少才不至于是对企业的不公平。关于企业责任,学界达成的共识认为,企业承担着四种责任,即法律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这种观点可以说穷尽了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所能承担的所有责任,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观点依然没有解决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在当代市场经济境遇下所遇到的一系列责任问题。究其原因,问题并不在相关学者没有明确企业的责任,而是在将企业的责任外在化,没有在理论上理清“责任”之与企业的真正关系,从而使企业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无法援引相关理论以作为指导。对企业责任的明确只有在将“责任”概念内化为企业自身的属性后,才能在责任层面对企业提出一系列要求。

一、企业责任外在化的表现

当今学者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大多数遵循的都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始终从企业的经济角度出发来探讨其应当承担的责任,终究是把社会责任外在化为规范性的东西,提出的责任要求只停留在应然性层面,“企业应当怎么做……”。从这个角度,完全不能够支撑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且“探究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问题的产生,也是带有极大功利性的,即为了应对全球化的经济挑战,解决企业发展中无法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达到提高社会效益的目标。从而只能提出一种调和企业和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矛盾的外在规范,但是现实中的企业却是很难达到人们预期。自始至终,企业责任的履行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只是为达成某一目的的手段,不能内化为企业存在的一部分。

一般对企业责任的表述,往往是基于责任外在于企业的前提,这种责任外在化往往表现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将企业作为经济实体,对于企业的一系列责任要求是在企业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外赋予企业的。这可以看做是“经济决定论的企业责任观”。美国学者普拉利认为,“在最低水平上,企业须承担三种责任:1)对消费者的关心,比如能否满足使用方便、产品安全等到要求;2)对环境的关心;3)对最低工作条件的关心”[1]。这里,普拉利显然将企业首先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认定企业所承担的首要责任便是对于消费者要求的实现。在“经济决定论的企业责任观”下,本着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企业如何去承担后经济范畴外的两种责任,是肯定不能在第一种责任的前提下延续的,这里显然就出现了企业作为主体的断裂,也就是说在普拉利的观点中,企业作为责任主体实际不是单一的。这导致的问题就是企业必然面对“道德悖论”,即在谋求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难以抉择。

第二种方式是将企业认定为经济实体的同时,又将企业作为其他层面的主体,从而使企业在担负作为经济实体所应担负的责任的同时又担负了其他的责任,这可以看做是“企业责任平行论”。斯蒂芬·罗宾斯(S.P.Robbins)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需要的、企业为谋求有利于社会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而不是法律和经济所要求的义务”[2]。这里,罗宾斯有着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认为企业作为经济实体的同时,也是社会责任的无条件承担者,这里的社会责任显然是外在于企业的经济行为的,即不能在准确给定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基础上赋予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所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似乎没有一个既可以为学界所认同,同时又为企业所认同的标准,因此容易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

第三种方式是在对“斯密问题”的解构的基础上界定企业责任,即试图消弥在亚当·斯密那里的“道德人”与“经济人”的分裂前提下将伦理学中的责任要求赋予企业。可以说,在前两种对企业责任的界定方式也隐含着这样的一种理路。“现代社会,企业作为经济人和道德人统一的社会角色,不仅承担着为社会提供财富、效率、经济发展和进步的使命与责任,而且承担着为社会提供良知、信任、道德发展和进步的使命与责任。企业的道德责任是企业伦理的核心并构成企业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基本规定性,是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3]。这是在伦理学内普遍存在的一种企业责任界定方式,却明显地与经济学科的理论前提有着不可调解的矛盾,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的理论基础上认为企业是“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从而使企业担负“道德责任”往往只能成为伦理学者的一种情怀。另外这种企业责任的界定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前两种界定方式的一种理论前提,即将企业首先界定为一种不负担责任或只负担经济责任的“经济实体”。

综上所述,在以往的企业责任的界定方式中,都首先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然后将“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概念外赋予它,这就是企业责任外在化的表现。企业责任外在化的后果就是没有在学理上理清企业作为经济实体与“责任”的关系,从而存在着理论与实际上的差距。现在普遍存在的一种疑惑就是:理论界已经条理清晰地界定了企业的责任,为什么企业在实际的行为活动中却置若罔闻呢?孰不知,是理论界自身遵循着一条错误的逻辑进路在界定企业责任。

二、企业责任的内在性

企业责任的内在性是指从“企业”的概念本身去探究其所蕴涵的责任,从而指出责任、尤其道德责任不是如现代学者所一贯坚持的那样是外在于企业,而是内在于企业,是企业作为主体存在于社会中的基本要求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