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逻辑范文10篇

内在逻辑范文篇1

关键词：中庸、时中、中正、中和

TheInheritLogicalityofConfuciusTheoryof“TheMean”

Abstract:Confuciustheoryof“TheMean(Zhongyong)”hasitsInheritLogicality,(Zhongyong,usuallytranslatedas“TheMean”,meanstoattainduemeasureanddegreeandtoavoidextremes.)theauthor’sviewpointcanbesummarizedasthefollowingfourpoints:

First,thelogicalstartof“theMean”theoryis“Shangzhong”,(whichmeanstolaygreatstresson“theMean”always.)Theessenceof“theMean”is“Shizhong”,(meaningtoadheretotheprinciplesof“theMean”allthetime.Thiscanalsobeexplainedas“toseizetherighttimeandattainduemeasureanddegree”.)“Zhongzheng”isthe“canon”of“theMean”,(whichmeanstofollowtheprinciplesof“theMean”inaccordanceofthemornsofthesociety.)“Zhonghe”,(meaningtoattainahighlyharmoniousstate,)istheidealtargetofthetheoryof“theMean”.

Thebasicconnotationof“Shangzhong”is“nottooverdoandnottounderdo”or“nomuchandnoless”.“Shizhong”means“nothingwrongandnothingrightbecauseofthatjudgementtoathingvariesatdifferenttime”.“Zhongzheng”is“proprietyandrighteousness”.“Zhonghe”ahighlyharmoniousstateofthenature.“Shangzhong”isaconceptbelongingtotraditionaltheoryoriginally.Andtheconceptsof“Shizhong”,“Zhongzheng”and“Zhonghe”weredevelopedfromthe“Shangzhong”byConfucius.Theseconcepts,whicharethemajorpartof“theMean”theoryofConfucius,hadgreatlyenrichedandexpandedthetheoryof“Shangzhong”.

KeyWords:theMean、Shizhong、“Zhongzheng、Zhonghe

“中庸”思想，起源甚古。相传早在氏族社会，帝喾便“溉执中而遍天下”。[1]（五帝本纪）尧舜时代，又有所谓“允执其中”的说法。[2]（尧曰）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一书，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尚中”的倾向，如在《易经》六十四卦中，被《易传》及后来的易学称为“中爻”的二、五两爻吉辞最多，合计占47.06%，差不多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其凶辞最少，合计仅占13.94%。[3](p146)足见其对“中”的重视。春秋末期的著名哲学家孔子，十分重视对三代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他的思想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尚中”观念。以此为出发点，孔子建构了自己的“中庸”思想体系。本文即对此予以简要的剖析。

一、尚中：中庸的逻辑起点

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

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棘子成，卫国大夫。“鞟”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4]（P105）“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雍也）。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

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其曰：“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子罕）“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6](p160)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毋必”，不绝对肯定。“毋固”，不拘泥固执。“毋我”，不唯我独是。“子绝四”，则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我”四种毛病。[4](p87-88)在这里，“四毋”的核心仍是“中”。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则，或许可以谓之“允执其中”。这说明，对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的。

二、时中：中庸的内在本质

如果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

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8]（二三子）。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8]（二三子）

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代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孔子说，不动摇自己意志，不辱没自己身份，这是伯夷、叔齐的特点。柳下惠、少连降低自己意志，屈辱自己身份了，可是言语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虑，那也不过如此罢了。虞仲、夷逸逃世隐居，放肆直言。行为廉洁，被废弃了也是他的权术。[2](p197)而孔子认为自己与他们不同，乃是“无可无不可”。

如何理解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孟子·公孙丑上》的一段评论正好可以做其注脚：“（公孙丑）曰：‘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又《孟子·万章下》载：“孟子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由孟子的评论可知，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就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不难看出，孔子与其他诸人的区别在于，其他诸人固守一节，而孔子则“无可无不可”。所以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4]（万章下）“圣之时者”即“随时而处中”。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或“时中”观念，还可以从下面的几则材料中体现出来：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2]（公治长）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2]（公治长）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卫灵公）

孔子在这三则材料中谈到的三位人物，其具体境况虽或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能“识时务”：南容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总有官做，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也不致被刑罚。孔子看中了他这一点，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宁武子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便显示聪明，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便装傻。孔子很佩服他“装傻”的本领，慨叹其中有一般人学不到的奥妙。蘧伯玉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就出来做官，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孔子因此誉之为“君子”。三位人物的“识时务”，虽然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算是“随时而处中”吧。由此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因应时变，或见或隐，或贫或富，其准则在“时”；所以孔子强调“君子而时中”。

孔子晚年，对《周易》情有独钟，在其研究《周易》的过程中，对“时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在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中，“时中”的观念更为突出。如《艮》之《彖传》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9]本则《传》文，特别申明了“时止”、“时行”之意。强调或止或行，或动或静，都要因其时。“时止时行”，就是“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也就是“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趣时，即变化日新。能趣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此所谓“日新之谓盛德”[9]（系辞传）。

三、中正：中庸的规范原则

前面说，“时中”就是变通趋时，这种“变”，并非没有标准，其标准就是“礼”，“礼”是孔子中庸思想的规范原则。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里仁）朱熹《集注》引谢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4]（P71）“无适”、“无莫”正是“无可无不可”。然而，“无可无不可”必须服从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义。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礼乎礼，所以制中也。”[10]（仲尼燕居）

在《论语》中，有不少材料反映了“中庸”与“礼”的关系，如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2]（泰伯）过分恭敬，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分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分敢作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盲动闯祸；过分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尖酸刻薄。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认为，如果发挥不当，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很明显，在这里，“礼”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规范原则。又如：“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2]（雍也）“博学”是孔子所提倡的一种学习态度，如其曰：“君子不器。”[2]（为政）即君子不应当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处。而如果想有多种用处，无疑需要博学。但孔子同时又强调，“博学”不能走极端，必须“约之以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离经叛道。

孔子特别重视“礼”在“中庸”中的意义和作用，要求“君子之行也，度于礼”[11]（哀公十一年）。“度于礼”，即是“就有道而正焉”。[2]（学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于礼就是“正”。孔子很强调“正”，如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2]（子路）“身正”就是行为合于礼。由“正身”，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颜渊）也就是要以礼为规范，衡量人们的等级名分，以使人们的等级与其名分相当。名分相当，就合乎礼，也就是“正”。

其实，“正身”也好，“正名”也好，实质都是“以礼制中”。“以礼制中”，就是把礼作为中的规范准则，可以说，孔子讲中，其尺度就是礼[1]。而其讲礼，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中”。前引“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以礼“制中”的很好例证。《礼记》说，“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10]（曲礼上），“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10]（礼器），也说明礼具有致中的作用。这诚如荀子所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为中？曰：礼义是也。”[12]（儒效）

四、中和：中庸的理想目标

从“中”的层面理解“礼”，则“礼”的实质可以谓之“和”。“和”也是先民十分重视的观念之一。孔子很注意体会“和”的价值和意义。其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子路）“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这一点，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的有关论述，或可作其注脚。晏婴说，“和”，如果用烹饪形容即是：“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婵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11]（昭公二十年）用现代术语说，“和”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同”，如同“以水济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同上）用现代术语说，“同”就是没有差别的绝对的同一。

“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实际上也就是“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与“和”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孔子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中和”观念，但于相关文献中也不难发现，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包含着“中和”观念的：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1]（昭公二十年）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同上）。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并引《诗经》“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的诗句，称赞子产的为政之道是“和之至也”。孔子所引诗句，出自《商颂·长发》。大意是说，不相争也不急躁，不强硬也不柔软，施政行令很宽和，百样福禄集如山。[13](p681)孔子以此形容子产的“宽猛”之论，认为这是达到了“和”的极点。子产死后，孔子“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同上）孔子用“和”概括子产的“宽猛”之论及《商颂·长发》中所表现出来的“适中”思想，表明孔子已经意识到了“中”与“和”的内在关系。

关于“为政”，孔子还说道：“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为政）“北辰”，即与地球自转轴正相对应的天球北极，在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反映出来的恒星周日和周年视运动中，天球北极是不动的，其他恒星则绕之旋转。故古人称北辰为“天枢”。孔子认为，统治者以德治国，就会使自己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围绕着它。可见，“德政”所体现出来的和谐，犹如天体运行之和谐，自然而然。也许正是基于这层体认，孔子曾对其弟子子贡说：“我不想说话了。”孔子不想说话的原因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阳货）不难想象，当孔子说这段话时，其对天人和谐的感受是何等的强烈。

孔子是一位音乐大师，其音乐欣赏水平之高，常人难以企及。他在齐国听到《韶》乐，竟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2]（述而）。这种境界的获得，恐怕与他对天人中和之美的独特体认不无关系。而孔子对音乐作品的评价，也常常以中和之美为原则。如其评价《关雎》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八佾）而当孔子听到鲁国太师挚演奏该乐时，感觉满耳朵都是音乐。[2](泰伯）

生活中的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2]（述而），即温和而严厉，有威仪而不凶猛，庄严而安详。“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孔子在家闲居，很整齐，很和乐而舒展。这大概就是圣人的中和之象吧。这种气象，看似平常，却体现了“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所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2]（子罕），其境界深不可测。《易传》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9]（系辞传），或许就是这种“中和”境界的写照吧。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孔子的中庸思想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传统的“尚中”观念为其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孔子结合“时”与“中”，使传统“尚中”思想由静态单一的结构（“无过无不及”），发展成为一动态变易的系统（“无可无不可”）。同时，孔子又发挥自己精研礼学的优势，以礼制“中”（“礼乎礼，所以制中也”），使“无可无不可”的动态变易系统始终遵循着“经天纬地”之礼而展开，并由此直契天人秩序之美，使中庸上升为一种对天人和谐之美的体认与追求。

孔子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理想目标。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能使人适其“度”；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能使人合于“礼”；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它则帮助人们体认并受用宇宙自然的和谐之美。“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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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逻辑范文篇2

儿童户外游戏空间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课堂，在培养和提高儿童自信心、锻炼团结协作能力和积极思考的主动性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儿童户外游乐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的重心不仅在于有形的实体造型、设计色彩、材质肌理和人因工程，还更应注重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功能参与性和情感互动性。作为大型的城市环境设施，其设计与建造应满足儿童行为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并参与城市公共空间与交往关系的塑造。笔者从内在逻辑层面，结合具体案例，对儿童户外游乐空间的角色和设计法则进行系统论证。

二、户外活动的承载者

在同一空间下，不同年龄阶层、性格喜好的人们呈现出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户外活动特点。根据扬•盖尔的观点，社会公共空间中的户外活动分为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必要性活动是指行为主体都要参与的互动，通常受周围环境影响较小；自发性活动体现了人们参与活动的主观意愿，在环境、气候、情绪合适的条件下发生；社会性活动则依赖于不同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必要性活动发生条件最为宽泛，自发性活动与社会性活动的高频发生需要较理想化的景观环境条件。[1]儿童户外游乐空间绝不仅仅是设计“游乐场”，它还是一种激活城市的手段。除了必要的功能性设计，它还承担了促进人们自发性与社会性活动发生的职能，成为人们户外活动的重要承载者。经调查与研究表明，人们户外活动的发生与儿童户外活动空间及设施设计存在紧密的相关性——良好的儿童户外活动空间及设施设计有宜于促进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的发生。在必要活动发生频率一定的情况下，具有儿童游戏场所及设施，且环境较为开阔、游戏设施完善、内容层次丰富的公共空间，人们短暂停留并相互问候的意愿较高，自发性活动与社会性活动的频率也随之增加；而在缺乏儿童游戏场所及设施，且环境较为闭塞、游戏设施品质较差、内容单调的公共空间，人们产生交流与交往的意愿较低。因而，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游乐设施本身，更应注重其在公共领域中所承担的角色。

三、差异化需求的满足者

儿童户外游乐空间作为必要的城市空间，究其根本是为人服务的，设计的出发点和标准应充分考虑并满足使用者的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有低至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对于儿童户外游乐空间而言，虽然存在服务人群的特殊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层级上的递进关系。更为关键的是，设计中应充分遵循不同年龄阶层的儿童群体的生理、心理、行为特征，对空间与设施进行合理配置，以满足使用者的差异化需求。[2]我们将儿童户外活动设施大致分为认知启发类、创造模拟类和冒险竞争类三大类别（表1）。1．认知启发类儿童户外游戏空间婴儿时期（1～3岁），孩童的感觉、知觉逐渐形成，对周围陌生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攀爬和触摸。因而，户外游乐设施应以认知和启发类型为主，以满足该时期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差、活泼好动等生理、心理及行为特征，帮助儿童感知周围的世界。这一时期设施通常是固定的，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如简易攀爬架、小型滑梯、彩色卡片墙等。并且，出于安全的考虑，此时期儿童活动需在家长或志愿者的监护下进行。视觉和触觉是影响儿童感知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在清晰明快的色彩环境下能够有效激发儿童的视觉和智力发育，丰富的色彩环境对儿童记忆力和观察力大有裨益。[3]据此，认知启发类儿童户外游乐空间应具有清晰、明亮、丰富的色彩。例如瑞典PLIKTA公园彩虹鸟巢成为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场所（图1）。2015年武汉国际园博会“掌园儿”儿童活动空间设计中，利用彩虹墙和风铃设计强化儿童的视觉与听觉感知：视觉上，彩虹墙采用明度、纯度较高的色彩，并在区域内配置了丰富多彩的花境植物，满足儿童对丰富明亮色彩的需求（图2）；触觉方面，尽可能采用自然素材本身无可取代的触感、温度和气味，在与孩子们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感性思维。日本大阪KM幼儿园庭院内设有一排绿色的楼梯，种植了天然的草坪和花、树木，让孩子们可获得更多的、真实的生活体验（图3）。2．创造模拟类儿童户外游戏空间幼儿时期（3～6岁），孩童的体力增强，能够直立行走和操控事物，感知与心理活动迅速发展，开始独立思考并形成个性。适于该阶段儿童生理、心理行为特征的游乐设施应以创造和模拟类型为主，注重培养儿童的个性、参与性与创造性。不同于认知启发类设施，创造类设施通常是“非固定”的，即可以由行为主体的主观创造决定玩法，在“随机”的游戏模式中培养和鼓励儿童的创意行为。模拟类的设施通常具有较强的主题性，通过提供角色道具和模拟现实场所，使儿童通过模拟扮演虚拟角色参与游戏。在游戏的人物交往中，学会理解他人和调节自我，培养儿童人际交往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该时期儿童已经开始拥有较强烈的领域意识，通常表现为领地占有、带领小伙伴进行聚众性游戏等行为。[4]因此，在儿童景观空间设计中，领域性塑造对于整个儿童空间来说至关重要。需要提供多样化地形地貌、活动设施供儿童活动，让儿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参与和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注重引导和培养儿童的独立精神。3．探索冒险类儿童户外游戏空间童年时期（7～12岁），儿童的体力进一步增强，可以进行低强度体育活动，智力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团队和竞争意识增强。因此，户外游乐设施应注意对运动和协作能力方面的锻炼，借助游戏鼓励儿童自我探索、独立，并使其懂得寻求外界帮助，加深儿童对自我和周围世界的认知，在游戏中锻炼自主学习与交往协作的能力。日本长崎Obama幼儿园通过在各个楼层应用不同建筑材料，在楼层之间布置游乐绳索网等，试图将孩子们乐于探索的天性充分发挥，激发出更多创意（图4）。安全问题是儿童户外游乐空间中首先被考虑的问题，这在探索冒险类的游戏设施中显得尤为重要。儿童户外游乐空间应该进行的安全防护主要包括：（1）交通防护——场址内无机动车辆，保证活动安全；（2）视线可达——围墙、灌木等维护性设施应保证视线的可达性，以兼顾自然监视的需要；（3）设施防护——游乐空间的地面一般铺设具有缓冲作用的弹性材料（塑胶、细砂等），大型攀爬装置的表面应选用橡胶垫或填充材料，当设施高度高于1m时，应设置护栏（间距＜13cm），以防儿童的头部探出，如有水池设计，水深应控制在30cm以内，以防溺水。[5]应被明确的是，安全保护应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游乐场应该成为教会儿童学习如何识别风险并与之相处的场所：通过跑、跳、攀登、预估、合作等活动，锻炼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运动技能，为未来生活中的类似危险做好准备。以比利时矿山游乐场为例，该游乐场将通往65m高的煤渣山山顶的坡面改为用于玩耍的趣味坡道——冒险山。在安全保障和探索乐趣中寻找平衡点：在保证儿童身体机能不受到损害的前提下，鼓励孩子们尝试冒险（图5）。

四、城市公共空间的塑造者

儿童户外活动设施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承载并满足人们户外活动的需要——不仅为儿童的户外生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并且吸引、容纳了青年父母、老年人群体的参与，催生出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因此，儿童户外活动设施与公共空间的关联愈发紧密，成为公共空间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1．参与碎片空间重塑碎片空间是指被道路、水系等廊道系统分离出来的不完整空间。区别于完整区域空间，碎片空间之间关联性较小，更加独立。在城市环境中，碎片空间表现为被城市道路系统割裂的分散小空间，甚至由被遗忘的城市空间发展而来。儿童游乐设施具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可以成为“塑造区域凝聚力的有效构筑”，为推动人们交往与联系提供有益平台。[6]例如Ann&RobertH.Lurie儿童医院皇冠天空花园以“大自然”为主题，利用充足的阳光、水、声、色，交织塑造出一个仿若真实的梦幻花园。花园中心设有安全树脂墙壁和当地再生木质雕塑玩具，病人可以放心接触，同时也为其他人群的驻足和交谈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交流环境，形成公共交流的“小型客厅”（图6）。巴塞罗那Badalona公园位于三条道路交汇处。设计将现有斑马线进行整合，将城市中碎片化的绿地系统有机联系在一起；场地内设有沙丘、草地、攀爬植物和灌木丛，并为不同年龄段儿童提供了游乐设施及空间；预制的混凝土模块弥合了游戏区和道路间的高差，同时可以用作休息的长凳；成年人可以在此休息并观察儿童活动，开敞的视野保证了场地活动的安全性（图7～图12）。2．“有效诱导空间”“有效诱导”的目的在于通过“必要性的活动”，激发“自发性及社会性活动”的发生。“有效诱导”设计要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围合式空间塑造相比开放式空间而言，围合式空间更有益于领域感的营造，更有利于交往行为的开展。在空间形态上，儿童户外游乐空间应以内聚的围合空间形态为主，易于满足儿童活动安全以及监护人休息、观察等多方面的需要。同时，围合式空间形态为公共交往提供了较为隐蔽的场所，满足公共交往和保护隐私的双重需要。（2）适宜尺度适宜尺度则是形成有效诱导空间的关键。在儿童户外游乐空间设计中，应考虑合理的尺度。理论上讲，空间宽度小于3m时，容易形成面对面的亲切交往，5～6m时易于形成交往，当宽度达到10～12m时，交往难以形成，而在25～30m宽的空间则不具有交往的可能。（3）便捷可达便捷可达包括交通可达和视线可达两方面，在儿童户外游乐空间的具体布局上应考虑到儿童的舒适步行距离（约300m），以增加空间的可用性[7]。并且，应采取合理的环境标识和场地设计引导与组织人流，使人们进入和离开的路线清晰、便捷。

五、结语

儿童户外游乐空间的设计与建造具有广泛的意义，应从全局进行把握，在内在逻辑和环境要素的协调和影响下进行整体建构。作为独立设施，其在造型、色彩等方面应满足儿童户外活动的阶段化需要，在安全性、启发性、环保性等多方面予以考虑。作为城市景观构成元素之一，应更好地参与公共空间的组织与营造，成为公共空间中具有基本性、环境性、装饰性的复合型产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城市对儿童的人文关怀，满足大众户外生活基本的物质功能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这也是未来儿童友好空间设计的重要命题。

参考文献

[1]盖尔．交往与空间[M]．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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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仕鉴，应放天，李佃军．儿童产品设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4]胡正凡，林玉莲．环境心理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5]王艳婷，李欣．城市中儿童户外游戏空间及设施的设计与研究[J]．包装工程，2014，35（24）：50-53．

[6]亚历山大．建筑模式语言[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

内在逻辑范文篇3

一、各层次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1、食物能量：它是人类最基础、最原始的价值形态，因而被定义为“标准的有序化能量”，其它所有的价值形态都以它为参照系和基本尺度进行统一度量，食物的使用价值量等于它所等价的标准食物中所含有的生物化学能量。

2、温饱类价值（包含食物能量）：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机体的能量代谢，节约体能，减少体热散失，在数值上等于它所节约的标准的食物能量。

3、安全与健康类价值：在一般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生理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生理化劳动潜能都能最终转化为个人的实际劳动潜能，这是由于人的寿命总是有限的，任何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因为内部的健康原因和外部的安全原因而丧失其劳动能力，即个人所积累的生理化劳动潜能总会存在一定大小的失效率。因此安全与健康类价值主要通过提高机体的自然有效生命，降低机体的生命失效率，来提高温饱类价值的有效性，其价值量在数值上等于：自然生命失效率的改变量×能量代谢率×效用时间。

4、人尊与自尊类价值：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下，并不是所有的个体化劳动潜能都能最终转化为社会认可的劳动能力，这是由于任何个人都会因为某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其劳动岗位并不能完全与其劳动能力相匹配，或者找不到可以释放劳动能力的劳动岗位，从而造成部分个体化劳动潜能的失效和浪费，即个人所积累的个体化劳动潜能总会因劳动岗位的不匹配而存在一定大小的失效率。因此人尊与自尊类价值主要是通过提高人的社会有效生命，降低人的社会生命失效率，来提高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价值的有效性，其价值量在数值上等于：社会生命失效率的改变量×温饱类与安全与健康类价值的消费率×效用时间。

5、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价值：在一般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化劳动潜能都能最终转化为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有用的劳动能力，真正用于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这是由于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存在各种社会性弊病，如贪污腐败、思想僵化、分配不公等，这些社会性弊病必然引导部分社会化劳动潜能投入不合理的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而造成流失与浪费，即社会总会因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其部分社会化劳动潜能不符合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真正需要或理想需要，而存在一定大小的失效率，这种失效率称为“理想失效率”。因此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价值主要是通过提高人的理性有效生命，降低人的理性生命失效率，来提高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人尊与自尊类价值的有效性，其价值量在数值上等于：理性生命失效率的改变量×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人尊与自尊类价值的消费率×效用时间。

二、生产资料使用价值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为了更好地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高等的耗散结构（即人类）通过改造环境中的某些事物，使其功能特性发生变化，来替代、放大、加强、增补机体组织的生理功能。例如，衣服可以用来御寒，以替代和加强机体上皮毛的保温防护功能；劳动工具可以用来替代、放大、加强、增补机体某些运动组织或思维组织的劳动功能；人们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取长补短，使原有的劳动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放大。这些外部事物与机体各细胞组织之间不存在任何生理性质上的联系，不参与机体的能量代谢过程，因而在本质上区别于机体的细胞组织，不属于耗散结构的范畴，但是它们可以依附于一定的耗散结构，并在耗散结构的作用下完成一定的功能服务，来替代、放大、加强、增补机体某些组织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精神功能，而且这些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与耗散结构的细胞组织一样，也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在许多方面具有与一般耗散结构相似的特性，是人类本体的延伸，因而称之为“扩展耗散结构”，而人类自身就是“本体耗散结构”。显然，人类建立和发展“扩展耗散结构”的根本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地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

生产资料就是人类用以构筑扩展耗散结构的基本材料，其目的在于提高生活资料的功能价值或降低生活资料的耗散价值（使用价值=功能价值－耗散价值），即增长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量，因此它的使用价值大小通过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来体现。也就是说，所有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它本身不会产生增值，在正常情况下，只能以折旧的形式逐渐地、分批地将其使用价值等量转移到生产系统的产品之中。生产系统的产品可能是生产资料，也可能是生活资料，由于任何生产系统的最终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地生产更多更好的生活资料，因此任何生产资料使用价值最终都会转移到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之中，从而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

三、劳动价值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人在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耗费自己的劳动力，即不断地付出劳动价值。由于劳动力的形成和恢复只需要通过足够多、充分丰富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消费来完成，劳动力的直接耗费实际上就是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间接耗费，因此人的劳动价值的付出量实际上可以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来衡量。

政治经济学把“劳动价值”概念抽象化、神秘化了，把它与使用价值对立起来，提出具有“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劳动价值”的观点。事实上，使用价值与劳动价值是价值的两种基本形式，劳动价值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种能够创造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它是由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转化而来，又服务于使用价值的增值。人类的机体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价值投入产出系统，投入使用价值（以生活资料的形式），产出劳动价值（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具体过程分为三个基本阶段：一是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在“消费过程中”转化为人的劳动潜能；二是劳动潜能在“劳动过程”中释放出来并转化为劳动价值；三是劳动价值又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在信息的驱动下产生相干作用和协调作用（注意，劳动过程通常与生产过程同时进行），并与之一起等量转移到产品之中，同时产生一定的价值增值，也凝聚于产品之中。理论证明，劳动价值可采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来进行度量，且劳动价值与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劳动熟练度等变量之间存在特定的函数关系（详见拙著《统一价值论》）。

四、各类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价值增值的内在机理

人在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不断地生产出（产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会不断地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既包括生产资料自身使用价值的不断丧失，还包括劳动力的不断耗费（即劳动价值的不断付出）。在没有信息参与作用的情况下（既没有正信息的参与作用，也没有负信息的参与作用），生产系统所产出的使用价值总量与所投入的使用价值与劳动价值总量是完成相等的，即产品的使用价值总量等于投入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总量与劳动力所付出的劳动价值总量之和，从而不产生任何的价值增值，此时，生产系统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要想使生产系统的价值总量产生增值，就必须向该生产系统输入信息。

笔者在拙文“对耗散结构论进行重大改造”中指出，信息的基本特征是消除不确定性或提高有序性，然而，系统的有序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结构有序性，二是功能有序性。任何耗散结构的有序性应该是指其功能上的有序性，而不是指其结构上的有序性，人类获取和运用信息的客观目的不是为了抽象意义地消除其结构上的不确定性，而在于实实在在地增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即增强其功能上的有序性，信息的本质应该从它的功能特性去理解和定义，而不能从它的结构特性去理解和定义。由于耗散结构的功能有序性实际上就是价值性，因此信息的本质特性就是改变耗散结构的价值率，即“一切能够改变事物价值率的内外因素称为信息”。根据信息的定义，自然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信息是一切价值的唯一源泉”，信息的原始积累来源于生物进化，虽然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和微弱，但它形成了价值的原始基础，构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生物之所以不断进化，关键在于生物信息的不断积累；人类社会之所以高速发展，关键在于信息和知识的高速积累。对于人类来说，其机体的进化过程主要是通过劳动来带动的，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也都是通过劳动创造的；劳动促进了手与脚的分工，使人学会了使用工具；劳动促进了语言的产生，形成和加速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劳动之所以被确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不是因为抽象意义上的定义，而是因为劳动在信息（包括人类机体的生物信息）的形成、传播、处理和运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此时，“信息是一切价值的唯一源泉”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唯一源泉”。

由于人在劳动过程中通常总会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携带一些新信息（注意：常识不是信息，不会产生价值增值）参与各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因此生产系统通常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价值增值，这些新信息可能来源于基础教育时期的书本知识与社会见闻，也可能来源于生产过程中自身的经验积累、技术熟练与思维悟性，还可能来源于他人的技术传授与前人的经验教训。人类劳动由于含有创造性成份，能够自发地、积极地积累、吸收和运用信息，因此是构成价值增值的根本性动力。当然，人在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中，由于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积累、吸收和运用有关新的消费信息，也会使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产生价值增值；人在接受基础教育或技术培训的过程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积累、吸收和运用有关新的知识信息，也会使原来的常识性知识体系的使用价值产生价值增值。因此，价值增值现象不仅只发生在生产领域，也会发生在消费领域；不仅只发生在制造性的生产领域，也会发生在流通性的生产领域；不仅只发生在经济领域，也会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

参考文献：

内在逻辑范文篇4

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者。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外扩张而实施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性早在资产阶级的环球航海时就已经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实际上，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东亚的黄金和市场，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段历史对于西欧的意义，“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这种变化就是指欧洲向全球扩张而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页。）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其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表现。

在早期的殖民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伴随着军事征服和殖民战争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使得西欧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造成这些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从沿海贸易商人、航运商和领事的‘非正式影响’到对种植园主、铁路建造人和采矿公司进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关系中，还表现在对探索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西方弊病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的信仰中。……如果说，‘西方人的影响’，譬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页。）

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内市场的狭小远远不能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要扩大市场，有两种办法，一是向深度发展，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市场容量不断增大；二是向广度发展，即将“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推广到新的领土”，（注：《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545页。）这“新的领土”就是非资本主义环境。于是，进行资本输出，向海外移民，就成为西欧向外扩张的新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向外扩张已不可能，只能借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机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战后迅速发展的跨国公司和资本输出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又是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维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工具，“战后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全世界的内涵式的扩张，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内化于资本再生产过程，资本增殖的循环与周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即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注：房宁、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重盘剥，加重它们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恶化和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注：甄炳禧：《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枯》，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本来是为维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而服务的，但由于美国及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操纵这些组织，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西方国家推行扩张政策和干预别国内政的机器，甚至联合国也不能幸免。正如布热津斯基说的：“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在政治上影响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决策，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些实际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

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长期与之分庭抗礼的对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还会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扩张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注：［埃及］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ZedBooks,1997.）所以，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理性地思考，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抵制西方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主义，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稳定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经济全球化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推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所以它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它又是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加强。任何民族或国家要想求得发展，都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能绕过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又是各个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世界历史”概念本是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世界历史是通过民族精神的阶段更替来发展的，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是历史演进的规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确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扩大，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不断转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通过向外扩张，把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和国家相继卷入到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体系中来。

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并进而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在这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不再可能是狭小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而是日益被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及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马克思、恩格斯进而以实例来论证了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的，并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历史；这种走向是由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形式的变革，不仅取决于本国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还取决于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国家内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受世界历史的制约；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对外扩张，扩大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消除了狭隘的“民族历史”和经济民族化、地域化状态，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加入到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进程中来，从世界历史整体的角度看，是符合区域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93页。）历史上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未来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就是造成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而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就为人类的相互交往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看待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作用的，从这一点看，人类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地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条件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所以，任何民族要发展，就必须不断走向世界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也就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内在逻辑范文篇5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者。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外扩张而实施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性早在资产阶级的环球航海时就已经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实际上，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东亚的黄金和市场，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段历史对于西欧的意义，“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这种变化就是指欧洲向全球扩张而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页。）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其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表现。

在早期的殖民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伴随着军事征服和殖民战争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使得西欧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造成这些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从沿海贸易商人、航运商和领事的‘非正式影响’到对种植园主、铁路建造人和采矿公司进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关系中，还表现在对探索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西方弊病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的信仰中。……如果说，‘西方人的影响’，譬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页。）

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内市场的狭小远远不能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要扩大市场，有两种办法，一是向深度发展，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市场容量不断增大；二是向广度发展，即将“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推广到新的领土”，（注：《列宁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545页。）这“新的领土”就是非资本主义环境。于是，进行资本输出，向海外移民，就成为西欧向外扩张的新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向外扩张已不可能，只能借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机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战后迅速发展的跨国公司和资本输出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又是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维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工具，“战后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全世界的内涵式的扩张，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内化于资本再生产过程，资本增殖的循环与周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即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注：房宁、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重盘剥，加重它们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恶化和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注：甄炳禧：《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枯》[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本来是为维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而服务的，但由于美国及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操纵这些组织，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西方国家推行扩张政策和干预别国内政的机器，甚至联合国也不能幸免。正如布热津斯基说的：“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在政治上影响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决策，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些实际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

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长期与之分庭抗礼的对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还会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扩张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注：［埃及］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ZedBooks,1997.）所以，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理性地思考，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抵制西方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主义，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稳定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经济全球化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推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所以它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它又是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加强。任何民族或国家要想求得发展，都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能绕过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又是各个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世界历史”概念本是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世界历史是通过民族精神的阶段更替来发展的，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是历史演进的规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确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扩大，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不断转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通过向外扩张，把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和国家相继卷入到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体系中来。

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并进而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在这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不再可能是狭小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而是日益被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及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马克思、恩格斯进而以实例来论证了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的，并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历史；这种走向是由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形式的变革，不仅取决于本国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还取决于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国家内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受世界历史的制约；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对外扩张，扩大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消除了狭隘的“民族历史”和经济民族化、地域化状态，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加入到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进程中来，从世界历史整体的角度看，是符合区域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93页。）历史上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未来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就是造成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而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就为人类的相互交往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看待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作用的，从这一点看，人类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地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条件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所以，任何民族要发展，就必须不断走向世界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也就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文明并一度被欧洲各国奉为学习典范的中华民族，即使在17、18世纪还出现了100多年“康乾盛世”的满清帝国，为什么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就迅速衰落了呢？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了。其实在此时，正是欧洲乃至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形成并日渐明显、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之时，但当时的中国却走着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相左的道路，对内固守传统，反对变革；对外则闭关锁国、反对开放，盲目排外，最终失去了与世界交流、走向世界历史的大好机会，也失去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机遇。

所以，从经济全球化形成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民族发展的道路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就是民族国家不断走向世界、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进这一进程，尽管经济全球化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但毕竟已经成为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面对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走向现代化，就不能背离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能失去历史又一次给我们提供的机会，要主动地、审慎地、不失原则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获得更好的外部条件。

三、经济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曲折过渡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客观趋势，它的发展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作为由西方发达国家开创和主导的、至今众多国家都要参与的客观进程，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这种矛盾和冲突除了表现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各种派生矛盾扩散到世界各地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地区化的冲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制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并大力推行经济和文化殖民主义、政治霸权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及价值观，欲使经济全球化变为“西方化”或“美国化”，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同时全球性的加强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以及国家主权带来严重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迷失方向。因此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都强烈。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之间就会出现冲突，这些冲突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同时，地区化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区域性经济集团。但还是以北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主的地区化，对他们而言，地区化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在这一区域内的各种利益，并依靠地区化从外部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还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政治工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也要借地区化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由于立足于本地区的发展，所以一些地区性经济组织在制定协议和政策、采取行动时就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排他性，它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的“民族化”，难免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其他地区化之间产生冲突。

第二，国际性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全球化的发展。

从另一个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全球性问题的扩散，全球性问题包括很多方面，如人口、资源、环境和贫富差距等，但更重要的是，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和平问题是政治问题，即东西问题，主要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发展问题是经济问题，即南北问题，反映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和剥削，造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贫困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贫富鸿沟和“数字鸿沟”即信息技术差距在不断加大。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跨国犯罪也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总之，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的两极分化、环境退化、资源匮乏、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的存在注定了全球化不会是一路赞歌的。

第三，经济全球化要求超越国家主权与国家作用加强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经济的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和投资跨国化为基础的、由市场力量所推动的、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金、技术、劳务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金融领域的自由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追求的是垄断利润，其经济决策要求不受国家边界的约束，一些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大力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些都会对民族国家传统的经济管理和控制功能构成严重挑战，从而逐渐销蚀民族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的中心，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交融正无一例外地在销蚀掉每个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受到全球和地区机构及其规则的限制。……国家权力的被迫缩小令人十分担忧，这对于发展中世界的弱小国家尤其如此。”（注：马来西亚副总理巴达维：《全球化——风险与前景》[N]，参见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2000年6月7日。）但是，另一方面，单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往往势单力薄，很难化解风险，加上经济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要求各国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加强对本国经济的宏观干预和国际调节的力度，这就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冲突。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扩散与反全球化的冲突。

内在逻辑范文篇6

依据我国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性质的界定等因素，本文将医疗卫生政策70年的变迁大体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1949—1978年：作为社会福利的医疗卫生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医疗卫生事业视为一项社会福利，制定了带有普惠性质的医疗卫生政策，承担起医疗卫生领域的主导性角色。鉴于新生的共和国一穷二白，且绝大多数地区缺医少药，为了建立惠及全民、低投入、高产出的医疗卫生体系，政府明确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①的工作方针，但受限于身份制度的分隔，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针对城乡不同身份的人群，政府确立了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合作医疗等三种不同的政策安排。公费医疗主要针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其政策依据是1952年6月政务院的《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和1952年8月卫生部的《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办法》。《指示》明确了政策受益群体，即“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2］。劳保医疗主要针对城镇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的工人，旨在“保护工人职员的健康”，其政策依据源于1951年2月政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劳保医疗与公费医疗在覆盖对象和经费来源上有所不同，公费医疗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统一拨给各级卫生主管部门统筹统支；劳保医疗的费用则由企业承担，并由企业自行管理。二者并无根本差异，劳保医疗本质上也是国家保险，企业作为国家力量的延伸，无须独立承担风险，无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职工均可享受劳动保险的各项待遇，因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是一项福利性极强的制度安排［3］。上述两项政策几乎覆盖了所有城镇职工及其子女，政府财力无法涵括的广大农村则“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农民的一项“集体福利事业”［4］。与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相比，合作医疗较为缺乏顶层的制度设计，也缺乏具体的制度性文件的规范，更多是农村自发合作的产物。合作医疗最早源于1955年5月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乡“医社结合”联合保健站的成立。在米山经验不断推广的基础上，1957年，卫生部发出《关于加强基层卫生组织领导的指示》，认可“农业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卫生福利事业机构”［5］。1965年6月26日，指示卫生部要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六•二六指示），随后，卫生部做出了《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使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达到了新高潮。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村达到93%，近九成的农村人口获得了基本医疗保障［6］57。简言之，在这一阶段，政府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为基础，将医疗卫生视为计划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大包大揽”的方式承担起绝大部分医疗卫生责任，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统一计划、统一配置、统一管理的政策，初步建立起基本覆盖全民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本。（二）1979—2004年：通过市场化改革增加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浪潮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政策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减少政府的支出责任，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政策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侧发生了改变，政府责任开始退出，市场和社会力量进入，最终形成了多元主体、“自负盈亏”的办医格局。1980年8月，国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要看到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卫生力量弱，在目前条件下发展卫生事业，光靠国家办、国家包，是包不下来的，还要靠集体办，并且要允许医生个体开业，以补充国家和集体力量的不足”［7］。政府责任退出与市场化最为彻底的改革样本出现在21世纪初期的江苏省宿迁市。截至2006年，宿迁的135家公立医院基本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形成了合伙制、混合所有制、股份制、个人独资等办医主体。宿迁医改的核心是政府资本完全退出医疗服务市场，民间戏称为“卖光式”改革［8］。二是在医院管理上引入市场机制。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表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1979年4月，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1981年3月，卫生部《医院经济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医院实行经济管理”，简单说，就是运用经济方法管理医院的业务活动和财务收支［9］。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卫生事业发展缓慢，与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医疗需要不相适应”，为了加快发展，“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活”［10］。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放开搞活，提高医院的效率和效益，改革的基本手段是“只给政策不给钱”，即所谓“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这一政策标志着中国的全面医改正式启动，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9］。三是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的比重有所下降。在城镇，受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以国有经济为依托的劳保医疗制度陷入困境。为了化解困境，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引入社会统筹的概念，突出个人责任，强调家庭是社会保障的第一道防线。个人责任主要表现在居民个人在医疗卫生支出上的比重增加。1980年，居民个人负担的费用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足23%，到2000年，已高达60.6%［11］。与个人投入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投入的大量削减。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预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为36%，到2000年，比重下降为14.9%［6］65。在农村，原本脆弱的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被削弱，加之集体经济的衰落，合作医疗迅速崩溃［6］60。要言之，在这一阶段，政府的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医疗卫生事业性质的界定也发生了变化，与经济建设相比，医疗卫生服务“在公共政策议程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2］，医疗卫生政策陷入了市场化改革的“迷思”。（三）2005年至今：在公益性导向中回归政府责任。市场化改革未能有效解决医疗卫生领域的供需问题，甚至加剧了医患矛盾。2003年的“非典”危机，更是充分揭示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2005年5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马晓华严厉批评了当下公立医疗机构忽视公益性的倾向，强调“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引入市场机制。产权制度改革不是医疗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我们决不主张民进国退”［9］。同年6月，《中国经济时报》以专访的形式披露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关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报告。7月，《中国青年报》登载了该报告的部分研究成果，并特别突出了“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研究结论［10］。“一石激起千层浪”“医改应向何处去”的争论之声自此不绝于耳，医疗卫生领域全面改革的大幕亦由此拉开。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确立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并明确提出“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13］，这一顶层设计，给医疗卫生事业的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平息了“政府主导抑或市场主导”的争论。经过两年多的深入调研和反复酝酿，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9年3月17日出台《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新一轮医疗改革的政策制定画上了完美的句号［6］98。《意见》呈现如下四个亮点：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将人民的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摆在首位；二是重申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明确提出“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并做出一系列体现公益性的规定；三是明确“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要求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四是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既突出强调政府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主导地位，逐步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又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努力提高医疗卫生的服务质量与效率［14］。新医改十年来的重要举措，基本都可视为《意见》这一顶层设计的落实与具体化。2016年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工作机制，堪称我国今后医改坚定迈向深水区和攻坚期的“行动指南”［15］。

二、中国医疗卫生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中国医疗卫生政策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体系，而是深嵌于整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受特定的意识形态和宏观制度的影响，并总是从属和服务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形势，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调整医疗卫生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但不管怎样调整，政策的设计总是体现一条主线，即着力平衡政策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并走出了一条从“卡里斯玛型（charis-ma）高正当性、低水平的高有效性”到“低正当性、低有效性”再到“制度化的高正当性、健康导向的高有效性”的发展之路。（一）医疗卫生政策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任何国家治理都必须解决好治理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两个基本问题，并能够从二者的关系说明国家治理的逻辑和问题［16］。医疗卫生领域的政策过程同样要处理好政策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问题。作为一种道义上的合法性，正当性体现为公众对某个政体或某项政策的认同。根据认同对象的差异，正当性可被分为政治的正当性和政策的正当性。前者是对作为整体的政治体系之合理性的认同，后者是对具体政策之合理性的认同［16］。政策的正当性有助于增强政治的正当性，后者主要体现为社会公众发自内心地服从、认同和忠诚于国家与政府，并落实在每一项具体的政策过程中。医疗卫生政策涉及国民健康权的实现，良好的医疗卫生政策有利于强化国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和提升政府的正当性。早在中华苏维埃时期，主席就阐述了医疗卫生政策与政治正当性的联系：“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7］也多次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18］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也在发展变化，“医疗需求不再简单地为了修复劳动力，而是逐渐从治愈疾病向促进健康方向转变”［19］。政策的正当性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形式正当性，即政策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二是实质正当性，即社会公众能否将其视为合理或正当的东西加以接受［20］。因而，医疗卫生政策的正当性主要通过如下指标呈现出来：一是医疗卫生政策过程的公众参与度；二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是否使每一位国民都能够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三是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是否使每一位国民都能够平等地享受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并向最弱势的群体倾斜；四是医疗卫生政策的价值导向———是否明确健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明确公民的健康权是改善社会质量、提升社会发展能力的重要基础。如果说正当性指向政策的价值旨归，那么有效性就指向政策的实际绩效。所谓政策的有效性，是指政策实际能够达到的效果，即政策能否实现预期的目的，能否实现预期目标的最优化，用利普塞特（MartinLipset）的话来说，是政策在受众眼中“能满足政府基本功能的程度”［21］。医疗卫生政策的有效性是指政府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提供高质量低负担的医疗卫生服务。一项政策如果缺乏有效性，其正当性就会遭受质疑。若一国无法透过公共政策向国民提供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就会降低政策的正当性，甚至诱发政治上的正当性危机。比如，传染病的大面积蔓延就不仅损害国民健康，还会影响到政府形象和国家安全；反过来，行之有效的医疗卫生政策既能够提升国民健康，也能缓和医患冲突，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府的正当性。一般来说，衡量医疗卫生政策有效性的指标主要有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医保覆盖面等。（二）从“卡里斯玛型的高正当性、低水平的高有效性”到“低正当性、低有效性”。前文将我国医疗卫生政策的70年变迁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医疗卫生政策表现出卡里斯玛型的高正当性与低水平的高有效性的组合。新中国成立之前，绝大多数国民生活在无医无药的窘境中，孱弱多病却得不到救治，被讥讽为“东亚病夫”。其时，“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1400万人，死亡率在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死于可预防的传染病。在旧法接生等因素的作用下，全国每年有20余万妇女和100多万新生儿被夺去生命，婴儿死亡率在200‰左右。全国人口平均寿命仅为35岁”［22］。“东亚病夫”这一贬称，不仅示意国民健康水平低下，还是对国家能力羸弱的隐喻，对国家政权的正当性构成强烈的冲击。新中国成立后，为安定民心，巩固国家政权，同时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政府在资源极其匮乏的前提下，仍然坚持将医疗卫生事业当作一项社会福利，主导并承担了医疗卫生领域的几乎全部责任，也因此赢得了国民的衷心拥护与支持。国民对医疗卫生政策的认同是与其对整体政治体系的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典型的“卡里斯玛型”特征。以爱国卫生运动为例，这一源自于抗美援朝时期的卫生政策，被冠以鲜明的“爱国”二字，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项重在预防疾病的卫生政策的正当性。爱国卫生运动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其他群众性运动一样，最初主要是基于有效性的考虑。当时，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政府没有更多的财政投入来改变卫生状况，于是采取了人民办卫生的方式，即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动手改善卫生环境。疾病少了，国民健康提高了，国家竞争力增强了，无疑是一种爱国的善举［23］。改革开放前，虽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但政府却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以最低费用构建起基本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有效实现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它以占全国20%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创造了卫生史上的中国奇迹，被世界银行称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24］111。虽然改革开放前的医疗卫生政策总体上是有效的，但这种有效性仍然停留于较低水平。一是因为医疗卫生高度依赖国家财政，而当时的国家财政总体上水平不高；二是因为医疗卫生服务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即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城乡二元差异。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与权力的不断集中，全能型政府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原本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就越发显得捉襟见肘。为了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提升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性，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开始在医疗卫生领域实施市场化改革，福利性医疗卫生体制自此松动，但事与愿违，市场化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相反，在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和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方面，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6］，中国的医疗卫生政策也由此步入一个“低正当性、低有效性”并存的阶段。这种不成功主要体现在医疗服务公平性和卫生投入宏观效率的下降。市场化改革后民众获得的医疗服务水平与其收入密切相关，富人们可以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中产阶级出现因病致贫现象，贫穷人民甚至看不起病。农村经济的落后难以满足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需求，加上政府责任的大幅退出，城乡之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扩大。农村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从1980年的约90％降至1989年的10%。直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之前，覆盖率还在不断下降。（三）从“低正当性、低有效性”走向“制度化的高正当性、健康导向的高有效性”。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是通过市场来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受这种观念的支配，决策者更多关心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政策文本中，就是随处可见“市场主导”“激励”“竞争”等关键词，而“政府责任”“公众健康”“社会公平”等不再占有优先的位置。事实也是如此，1978年以前，超过50%的公立医院收入来自政府预算；到20世纪末期，政府补贴比重仅占医院收入的6%［25］。经过20多年市场导向的改革，到21世纪初期，可以看到，市场的力量促进了医疗事业的极大发展和医疗资源的极大丰富，整体上缺医少药的局面已然一去不复返，但是市场化改革使得医疗卫生政策无论是在有效性上还是在正当性上，都遭遇了严峻的挑战。从有效性的角度看，这种挑战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虽然市场化拓展了医疗卫生领域的融资渠道，推动医疗卫生的多元化发展，但公众对医疗卫生供给的获得感与满意度反而下降，人们变得越来越看不起病。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评估报告显示：在191个成员国中，中国仅列第144位；在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则列第188位，倒数第四［6］67-68。2003年，卫生部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我国有48.9%的群众有病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应住院而未住院［26］。其次，虽然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增加，但利用效率却降低。具体说来：一是结构效率较低，市级及以上高级别的医院运行成本较高，治疗费用也较高，但只提供了区级、社区等低层级医院应提供的服务；二是医疗设备利用效率较低，医院大型设备的工作能力发挥不足20%［27］。市场化改革对政策正当性的挑战显得尤为引人注目。首先，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2008年，农村每千人口平均拥有不到一张病床，而城市居民平均拥有4.05张；2010年，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是农村的2.5倍多［28］。其次，政府责任的退出，使得计划经济时代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被打破了。当医疗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时，即使最穷的人也有机会获得最基本的卫生服务。当费用落到个人身上时，收入和财富的多寡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获得卫生资源的多寡：享有更好医疗保障或更有能力支付相关费用的人能通过市场获得更多的医疗卫生服务，而穷人却难以通过支付市场价格来获得必需的服务［25］。最后，公众对医疗卫生政策某些方面表现出的极大不满，表明医疗卫生政策的正当性不被公众认可。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拉开了走向“制度化的高正当性、健康导向的高有效性”的新帷幕。从政策的有效性来看，新医改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个目标，将体制外的人群都纳入进来，基本上实现了医保全覆盖。从政策的正当性来看，新医改在形式正当性与实质正当性上都获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可。新医改的政策过程有利于“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29］。鉴于市场化医改的失败，新医改从一开始就备受瞩目，因而决策层不惜花费很长的时间广开言路、问计于民。“一时间，各种意见和建议源源不断地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来，也成为医改方案制定者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一做法让中国的社会民众也有机会成为医改政策的决策者，是一次重大变革”［30］。新医改为公共政策正当性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是中国公共政策正当性供给取向与方式走向民主化、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31］。

三、进一步的讨论：医疗卫生领域中的政府责任与边界

纵观中国医疗卫生政策70年的发展演变，可以发现，我国医疗卫生政策的发展经历从政府“大包大揽”到市场导向再到回归政府主导的三个阶段。新医改为什么会回归政府主导的路线呢？医疗卫生领域何以需要政府主导？政府主导意味着什么？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边界何在？应该说，对市场主导抑或政府主导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歇，只不过2009年以来，坚持政府主导的主张占据了政策上的优势。这种主张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能获得优于私营市场的成就”［24］55。这一信念又是以人们对政府责任、医疗卫生服务的性质与市场缺陷的认识为前提的。在现代行政国家与福利国家兴起之前，人们普遍信奉自由放任、个人主义与国家不干涉的信条，认为在福利渗透方式上，应以市场主导和社会救助为主，穷人应该为他们所处的不幸境地而负责，政府仅承担“补缺型”的责任。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个社会应该为所有人而运行，贫穷与疾病等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人，政府应该起到积极的、保护性的作用，担负起反抗经济专制、保障公民福祉的责任［3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银行断言：“减少和减轻贫困是在医疗卫生方面进行政府干预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24］55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是政府干预的重要前提。学界关于医疗卫生服务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论。一部分学者主张医疗卫生服务属于公共产品，因此需由政府主导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有些学者坚持医疗服务不是公共产品，因为医疗卫生服务并不同时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人数的增加将带来供给成本的增加。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对医疗卫生服务做具体分类，只有那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才属于公共产品［33］。虽然医疗卫生服务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但政府主导应是大势所趋，因为医疗卫生服务的供需双方存在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患者无法全面掌握治疗信息，且医疗卫生服务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存在规模效应［34］。争论的焦点其实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即在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和市场如何合理分工以实现公平、高效地提供医疗产品的问题。主张政府主导的观点，还有一个更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即市场存在“有害选择”和“道德危害”的缺陷，而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会加剧这些缺陷。王绍光等人在分析中国医疗卫生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弊端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其一，经济增长不能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卫生服务，如何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同等重要；其二，不论市场的力量如何强大，也无法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和患者、保险人以及医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赖自由市场经济来筹措资金和提供医疗服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穷人以及弱势群体对公共卫生服务使用的减少［6］。既然政府主导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的责任与边界何在呢？政府有责任创建一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基本卫生服务，但全部免费医疗并不是政府的责任，也不是医改的最终目标。我们要恰当地区分一般性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性以及特殊医疗卫生服务的市场性。政府只能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特殊的医疗卫生服务主要靠市场选择。具体来说，政府要承担起如下责任：一是维护公平。通过制定维护公平的政策，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二是发挥好保障功能。既要建立普遍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地惠及全体国民，又要特别保障弱势群体看得起病，不至于因病致贫。三是履行好监管市场主体的职责。既要堵住各种医疗违规事件、医药品安全的监管漏洞，让市场主体不敢越雷池半步，又要严格法纪，加大对各种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防止公平的市场环境被扭曲［35］。

四、结语

内在逻辑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广告跨文化传播内在逻辑广告表现

在广告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学界和业界多热衷于讨论究竟是“全球化”还是“本土化”，是“创意标准化、制作地方化”，还是“全球策略、本土执行”或“全球观感、本土策略”。这些讨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广告受众，应该采取的不同广告策略、广告表现形式。对该问题的探讨，人们习惯于从思维方式、文化传统、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角度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广告的跨文化传播，从广告本身着眼，找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广告传播的相同内在逻辑。这个不变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广告必须同消费者特性紧密结合，而不同文化中消费者的复杂多样，只是反映在广告表现形式的多姿多彩。

一、“欲望”及其对广告表现的制约

1、广告的内在逻辑之一:欲望叙事

在现代消费过程中，人与产品的实用关系变得次要了，更重视产品蕴涵的意义，这个意义包括感觉、态度、幻想、体验等等，“平凡与日常的消费品，与奢侈、奇异、美、浪漫日益联系在一起，而它f门原来的用途或功能则越来越难以解码出来”。产品本身是相对固定的，其意义是被赋予的。那么意义是如何从一个抽象的幻影凝聚到具象的产品上去的?广告为它们架起了“欲望之桥”。欲望源于匾乏感所带来的不满足，这种匾乏感是由于现实体验与理想状态之间存在差距，所以，广告中欲望的具体表达方式就在于制造差距。广告不断地展现出让人眼花缭乱的美好景象，不断地拉大现实体验与理想状态的差距，“让人们因为视野扩大而痛感被排除在外并因此而产生匾乏感，(广告)又不断推出消解匾乏的对象，使人们去按照广告形象的指示购买，以缓解僵乏的焦虑”。由匾乏而欲望，由欲望而购买，广告的使命完成了。“欲望”是现代广告的根本话语方式，成为广告的内在逻辑之一。

围绕欲望而进行的广告叙事有两种方式:其一，发现目标消费者的欲望之后，尽量按照受众的动机和欲望来创造广告的形象，在广告中利用各种广告元素的编织与叙述(最终落脚点是产品)对其进行满足。在这里，被满足的欲望应该是真实的欲望。其二，创造出消费者本来没有的或是揭示消费者尚未发现的欲望，然后再由广告继而产品对其进行满足。在此，广告自身完成了一个“造梦—圆梦”的过程。在这里，欲望是虚假的欲望或称深层的无意识需求，广告正是把那些最深层次的欲望通过形象引人到消费中。

2、欲望对广告表现形式的制约

欲望的存在，使广告脱离了单纯的经济功能而具有了社会维度。在跨文化传播中，广告利用欲望进行叙事，就必然要考虑到不同文化因素对广告形式的制约。

广告中所包含的欲望分为真实欲望和虚假欲望，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消费者群体来说，这两种欲望都不尽相同。就真实欲望而言，不同的消费者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因为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水平、生活情境会有很大差别:因此，广告中所含的真实欲望离不开目标消费群体的特点。就虚假欲望或称深层次无意识需求而言，创造出消费者本来没有的欲望，并不是说可以忽略消费者本身的特点而随意制造。有人说广告是“把我们的梦想偷去加以重新包装，然后又高价卖给我们，那么这里的‘梦想’就肯定不是真实的欲望，而是虚假的欲望”，这里的“我们”即指目标消费者。虚假欲望的造梦材料是被消费者自身所限定的，广告所创造的虚假欲望的原初形态是早已存在于消费者内心的，只是广告将其组合、整理、外化、包装，最后展现给原本制造它的人。因此无论真实欲望还是虚假欲望，无论“满足—创造”模式，还是“创造—满足”模式，它们在使用中的具体形态都要因消费者的具体特点而定。

欲望在广告中体现为广告所展示的理想状态优于消费者的现实体验，这其中的变量有二，即消费者的现实体验和理想状态。不同消费者所处环境不同，主观感受不同，因此现实体验千差万别。广告必须了解影响消费者主观感受的文化因素。而广告展示给消费者的理想状态虽不是现实的客观存在，但不能不顾现实、漫无边际，否则就失去了它被应用于广告的意义。总之，理想状态与消费者的自身因素密切相关，欲望永远是关于目标消费者的欲望，永远要以消费者的特性为根据。

二、遵从性心理及其对广告表现的制约

1、广告的内在逻辑之二:利用遵从性心理降低产品的心理成本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成本由两部分构成: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产品一旦生产出来，经济成本是一个定量，心理成本是一个变量;降低经济成本的任务由生产厂家完成，降低心理成本的任务由广告来完成;经济成本制约着商品的价格，心理成本则制约着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的难易程度。而群体压力是决定心理成本的重要因素。“只要某一商品的形象是被社会认同了的(比如认定它是某种身份的象征)，那么，不管它的经济成本是高还是低，你在购买它时花费的心理成本都别氏的(不存在社会的‘拒绝心理’)。反之，你所花费的心理成本则会很高”。这里的“社会”指的并不是社会学或人口学意义上的社会，而是指群体，因此，广告在考虑心理成本时就不得不考虑“群体”、群体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遵从性心理。

遵从性心理反映在消费活动上，就是消费者倾向于购买群体所认同的产品。广告常常通过展示或告知消费者所在的群体中的所有或大多数成员正在做广告中所宣传的事，从而使消费者感受到群体压力，产生遵从性心理，以此达到降低心理成本、促使购买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那些标榜个性张扬、鼓吹标新立异的广告，其背后所依仗的仍然是遵从性。首先，这个“个性”是广告提供给消费者的。手机的多种彩色外壳，“给你提供个性化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只能在广告(产品)所限定的范围之内进行，于是手段的自由多样性掩盖了目的的强制单一性。其次，“我选择，我喜欢”(安踏运动鞋)之类的广告张扬自我，“喝贝克，听自己的”(德国贝克啤酒)之类的广告标榜不随波逐流，其实，这里面的“我”、“自己”指的都并非具体的消费者个人，而是指该细分市场中所有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正是对“我”、对“自己”最有影响、最能施加压力的群体。“我”选择，是因为和“我”相似的这一群体中的别人都这样选择;“听自己的”，其实是听和“自己”具有相同特征、爱好、兴趣的“大家”的。表面上个性张显的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无意识的遵从性心理。广告是让消费者忘却他们所选择的个性化产品、个性化理念、个性化生活方式是早已有人为他们限定好了的，而且为他们所属的整个群体共同拥有。消费者也因所属群体的认可而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样一来决定购买产品变得容易，使用产品也变得心安理得了，于是心理成本随之降低。

2、遵从性心理对广告表现的制约

遵从性心理来自群体压力，社会文化的不同决定了群体压力的作用方式也不同。

第一，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这两个群体都对消费者的购买决定产生重大影响，都是广告表现的重要元素。初级群体特别是家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家庭耐用消费品，如冰箱、空调、家用汽车等的购买通常由家庭成员共同决定。初级群体在不同社会文化中有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功能，对消费者也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西方，“初级群体，尤其是家庭，其重要性出现了历史性的下降，而相应地次级群体的重要性在上升”。在中国，虽然家庭结构也从大家庭走向核心家庭，但由于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间的往来比西方家庭要密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家庭整体意见的决定作用都比西方社会要大得多。因此，西方染发剂广告说:“你的朋友都在用它，而你甚至还不知道”，中国大宝SOD蜜广告则说:“我们全家都在用”。

第二，内群体和外群体。群体成员对于他们的内群体都有信任的感觉，而常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外群体。广告在利用消费者这一心理特征时要充分肯定其内群体，以博得消费者对广告的好感;同时还可以反其道而用之，通过对外群体的否定来获取消费者对广告的认同。这在广告的跨文化传播中时有体现，国外广告在传播中通常要进行目标地的本土化，消除当地消费者的文化戒心，自然而然地接纳该产品。

第三，参照群体。参照群体“比别的群体更大地影响了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怎样的意识”，因此，广告可利用消费者对参照群体的心理依赖，通过展示参照群体的态度、行为、观念来说服目标消费者。比如目标消费者是处于创业阶段的年轻人，广告就可以成功企业家的形象来推销产品、服务或观念，因为成功企业家正是目标消费者所期望成为的人，也是他们的参照群体。

三、利益及其对广告表现的制约

1、广告的内在逻辑之三:对广告主体利益进行易容

无论现代广告包含了多少经济、社会、文化功能，帮助广告主体获得最大利润是最根本的，是各项功能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点。然而，只要涉及利益，整个问题就变得敏感起来。加之各方利益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甚至在大多数清况下，利益是冲突的，于是广告就巧妙地将自身利益改头换面，使消费者在“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眩晕中把自己的利益拱手出让了。这就是广告的内在逻辑之三:利益的易容术。利益的易容术通常有3种方式:

第一，转化。在广告中，消费者的利益被扩大，被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广告自身的利益则被缩小，甚至隐匿于无形，比如，“价格实惠、量又足，我们一直用它”(“大宝”)，“天天特价样样动心”(华联超市)。

第二，提升。广告中产品的优势被无限提升、扩大，如洗发水能“美化您的生活”(P&G)、牙膏就能让你“健康清新每一天”(黑妹牙膏)。此时，广告不再做具体利益点的承诺，而是将产品的优势提升到了这种形而上的层面，消费者为了这些无形的东西心甘情愿地付出有形的代价，快快乐乐地接受了广告也接收了它的产品。

第三，涵盖。使广告的利益被更大群体的利益所涵盖，而这个更大群体一定是包含消费者在内的。当传播者的利益同受传者的利益方向一致时，信息更容易被接收，劝服更容易成功。在广告传播中，设法使广告主体与消费者双方利益的方向“看起来”似乎一致，以期消除消费者的拒绝或戒备心理，比如“长虹，以民族昌盛为己任”。

2、利益的易容术对广告表现的制约

或者突出消费者的利益，使广告主体的利益隐而不见，或者通过种种手段使广告主体利益同消费者利益方向一致，从而达到促进购买的目的，这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准确把握目标消费者的利益。不同消费者的利益体现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消费者对同一利益的理解也不同，这既受个人具体状况的制约，也受他所处的文化整体环境的制约。公务员之家

第一，物质利益是消费者最优先考虑的利益，这些利益既优先于对公正和福利这样的普遍价值的认同，也优先于对于一些非物质利益的追求。因此，在广告中对消费者关心的物质利益点的把握尤为重要。不同消费者关心的具体物质利益点是不同的，这个利益点由其经济状况、文化程度、思维习惯、社会地位、角色身份等决定。很显然，针对工薪阶层提出的“老百姓买得起、用得上的名牌。”(高路华彩电)对高收人阶层并不具诱惑力。

第二，有些利益是人类共同的，比如世界和平、环境保护、受教育的权利，但共同利益在不同的消费者面前展示出来的具体形式不同，不同消费者对共同利益内涵的理解和渴望程度也不同，这同消费者的自身条件和所处的文化整体环境有密切关系。战火纷飞的阿富汗人民对和平的理解和追求就同远离硝烟的瑞典人不一样。这一点在使用宏大概念覆盖广告双方利益以掩盖利益冲突时尤其要注意。

内在逻辑范文篇8

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奠基-法家思想的成熟法家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法家思想的成熟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形成起到了奠基作用.

法家认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法者,国之权衡者也"①、"法之所加,各以其分"势、"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③,即法是民众的行动规则、是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法令、是确定等级名分的制度、是关于赏罚的规定.法家认为法应该具有强制性和制裁力、客观性和公平性、等级性的规范.法律的功效应该是"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命者,吏民规矩绳墨也."④法家"法治"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公布法律,"法者编着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以此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心的法律秘密状态:二是厉行法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心也就是说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照法律论刑定罪:三是轻罪重刑,"fi示刑,重其轻者,轻者一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构-儒家思想的注入在百家争鸣时期,孺、法处于并立地位.着一来格格不入的注重德行教化的儒学.与严刑苛法的法家在西汉时期却出现了儒、法合流,礼入于法的趋势,并对后世两千年的法律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孺、法实现合流并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形式,即董仲舒的"新孺学"思想.这种"新儒学"是以濡家学说为主,儒、法结合的产物,并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殷商西周以来的天命神权思想等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因素.其核心理论就是建立在天命神权、大人合一和阴阳五行等学说基础上的"天人感应"思想.儒、法合流对后世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而就是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以礼入法使得礼教的伦理纲常具有了法律上的效力和强制力,同时,法律也反过来维护着礼教的存在和权威.二者相互结合,共同维护和强化着传统宗法礼制的社会制度.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

三、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情理法儒、法合流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法律的儒家化,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很强的伦理色彩.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理念是古代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法观念.情,即亲情、人情;理,即天理.法,即国法.情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代表一种可变的人的因素,可作亲情、人情.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注入,使中国的法律思想具有伦理法的特点.儒家思想以亲亲、尊尊作为其维护宗法秩序的工具,强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等级关系,因此中国的法律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亲情伦理性.理即天理,而从古至今的中国人所理解的"天理"就是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法即国法,是人所制定的严格的行为规范,它不同于情和理,是具体的、稳定的.在古代封建社会,国法即"王法","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心、"法政独制于君而不从臣出"气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这样突出的伦理色彩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在逻辑-情、理、法,而区别于西方的法、理、情.我们常说情理法兼顾和合情合理合法,这样的法才是我们认为的好的法律,三者缺其一,都不能称为完整意义上的法.情理法的三位一体,并不是简单的机械相加,有着亘古未变的排列顺序-情、理、法,这种排位顺序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内在逻辑.在长达少L千年的法律发展史上,情与理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情与理位于第一位阶,法位于第二位阶.当法与情理发生冲突时,要舍法而取情理,是谓"法不外乎人情"或"人情大于法".

内在逻辑范文篇9

投资者到底该如何进行资金管理，从而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应对自如呢？

我们先来看看几位著名的价值投资大师是如何做进行资金管理的。

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的鼻祖，巴菲特最尊敬的恩师，《证券分析》、《聪明投资者》的作者。格雷厄姆很早就开始进行投资，为客户管理资金，但在1929年大危机中，损失惨重，几乎破产。在经历过九死一生的大危机后，格雷厄姆在资金管理方面提出了“75—25”法则，即：持有普通股的资金比例控制在25%至75%的范围，现金及债券则控制在75%至25%的互补区间之中，当股票资产因占比超过75%时，卖出一定数量的股票，增加现金或债券比例，当因股票资产占比到低于25%时，则卖出一定的债权增加股票的比例。当然，股票资产与债券（现金）的比例并不是完全铁定的75%至25%，投资者可以根据市场的高估或低估情况以及投资自身的特点设定一个合适的比例，如50%至50%等。格雷厄姆说，这样的做法有两个好处：克服人性的弱点；让投资者总是有点事情可做，不至于太单调。同时，格雷厄姆的投资组合非常分散，持有很多数量的证券，单只证券的占比很小。

巴菲特——价值投资集大成者，在54年的投资生涯，累计获利62021.72倍，年复合收益率22.67%。巴菲特投资业绩还表现出了极高的稳定性，在54年的漫长投资生涯中，只有两个年份出现小幅亏损（2001年的-6.2%和2008年的-9.6%），这是业绩的稳定性是众多职业投资者梦寐以求的。巴菲特在1956年至1969年管理合伙投资期间，13年里没有发生一次亏损，累计获利28.88倍，年复合收益率29.5%。在此期间，巴菲特将投资机会类型分为低估类投资、控制类投资、套利类投资三类，并将资金分散投资于这些不同的投资机会上，巴菲特单只股票投资比例最大的股票是美国运通，从1964年开始陆续投入了1300万美元，占到所管理的合伙资产的40%左右。在巴菲特后期的投资生涯中，投资比例最大的是可口可乐，先后陆续投资了10.24亿美元，占到当时伯克希尔34亿美元净资产的30%左右。巴菲特认为：控制不好的“集中投资”有点类似于再乱流中行驶的飞机，它比地下的火车快，可上下左右摇晃的幅度太大，让人受不了，尽管最后安全着陆。在现金管理方面，巴菲特喜欢总是保留一定数额的现金，在近10年以来，巴菲特总是保持至少200亿美元的现金，截止2011年6月30日，伯克希尔持有的现金是478.9亿美元。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期间投资了通用电气和高盛后，巴菲特减持了部分股票，他减持的理由是：现金偏少，让他觉得不踏实。他对于保持大量现金的理由是:不希望命运掌握他人手中，而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大量的现金可以让人睡得踏实等。事实上，正是由于总是喜欢持有一定的现金，巴菲特才可以安然度过多次经济危机及金融危机，并能够在危机中优秀公司出现非常低估的价格时，还有能力买入，而大部分投资者此时已经失去买卡入能力。巴菲特在资金管理方面堪称完美，是最值得借鉴、学习的投资大师。

卡拉曼——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最受投资者尊敬的价值投资大师之一，他的代表作《安全边际》（MarginofSafety）已成为重要的投资经典著作。卡拉曼管理的基金从1982年到2009年的27年间年均收益率为19%，而同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仅为10.7%，更为难得的是，这25年里仅有一年亏损记录。卡拉曼投资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持有大量的现金。他在《晚上睡得着比什么都重要》的演讲说到：“在过去的25年中，我们试图每天为客户做正确的事情，从不使用融资杠杆，且有时会持有大量现金”，他有时候会持有40%多的现金（如1999年4月30日投资组合现金比例为42.1%）。他认为：“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满仓投资简化了投资任务，投资者似乎只要找到的最好的投资就可以了。相对诱人成了唯一的投资准绳，而无需满足绝对的价值标准。此类投资顶多只会带来普通的回报，最糟糕的情就是会产生高昂的机会成本——指错过了下一个出色的投资机会——并承受了出现巨大损失的风险”。同时，卡拉曼的投资组合比较分散，单只证券投资比例不高。

分析这三位价值投资大师的资金管理模式后，可以看到有两个共同特点：总是保留一定的现金；控制单只证券的投资比例，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散。这种特点后面其实有说深刻的逻辑：

“保留一定的现金”的内在逻辑：对市场保持敬畏，市场未来的发展是无法预测的，必须为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做一定准备；当没有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时，保留现金，宁缺毋滥；追求绝对回报，而不是相对表现；在意所管理资产表现的稳定性等。

“进行一定的分散”的内在逻辑：投资判断可能出错，或者发生小概率事件，避免判断失误或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带来致命的损失；考虑到其它机会成本；在意资产整体的稳定性等。

上面三位价值投资的大师都是价值投资者的精神导师，他们资金管理模式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事实上，一个投资者的资金管理模式反映了他的投资哲学、世界观甚至性格。如：

总是保留部分现金的投资者，他的投资哲学或性格可能是：认为对市场的未来持难以预测，对市场总是保持敬畏，担心会发生更为极端的情况，并为此对有所准备；追求绝对回报，坚持严格的投资标准，当没有满足符合条件的投资机会时，宁愿保留现金等；担心自己的判断有错误的可能，并为此留有余地等。而总是满仓的投资者：对自己的判断具有绝对的信心；希望资金总是处于高效使用状态；担心错过现在的投资机会；在意跑赢市场，而不是追求绝对回报等。

只持有一只或两只股票的过度集中投资者，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的判断有绝对信心，总是认为有十足的把握；投资的证券是最好的等。而适当分散的投资者，则：担心自己判断可能出错；担心发生不利的小概率事件；希望保持资产组合表现一定的稳定性等。

我自己经过多次惨痛的教训后，认识到了资金管理的重要性，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的资金管理的模式，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之后，形成了适合自己的资金管理模式，比如：总是喜欢保留至少10%的现金；单只证券的投资比例一般控制在20%以下，确定性特别高的投资机会则控制在40%以下；当确定投资目标后，喜欢分批建仓等。在这种资金模式下，我会觉得非常坦然，晚上睡觉也非常非常踏实。

每个投资者可能因为自身投资哲学、性格等方面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资金模式，只有这种模式是经过深思熟虑并适合自己的，都无可厚非。

内在逻辑范文篇10

摘要: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现代国家的特征。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决定了社会平等的特性。人民权利平等是现代社会大厦的基石。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决定了人们的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的属性。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造就了人们关系的和谐；因此，权利平等与社会和谐具有因果关系。社会平等与社会和谐是内在的逻辑。

关键词:社会平等；人民权利；权利平等；权利保障；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权利及共同愿望，是当代中国迈进新世纪新阶段新时代的理性选择、奋斗目标和重大战略任务。如果说现代政治学、法学已经阐明了现代国家的本质核心是人民主权，其基点是人权和公民权，那么，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现代政治学、法学、人学则进一步注重于人民权利和公民权的实现问题。贯穿起来看，人民权力和人民主权、人民权利和人权与公民权，既是国家的基本问题，也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依此推理,它也应当是和谐社会的基本问题。而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及其权利平等和权利保障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从理论和现实实践上来看，社会平等与社会和谐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一、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是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的本质与核心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弄清社会和谐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即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

为了弄清社会主义本质，则必须从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问题入手。运用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的原理来考察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问题，依据和概括2500年来人类社会和国家发展史的经验教训，依据和概括400年来世界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经验教训，依据和概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以来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或者从人权的视角看，即为人权与主权的统一。现代政治理论科学诠释了国家权力是来自于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的授予这一真理。[1]“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2]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这一观点，标明人民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性质及其功能和作用。它所指向的对象是国家权利和权力，所辨别和廓清的是在国家社会存在的关于主人和主体、权利和权力、最高权利和最高权力、治理和管辖、运行和进程、结果和影响这六大基本要素和主要环节中，谁为主人和主体、谁的权利和权力、国家的一切权利和权力属于谁、国家的最高权利和最高权力属于谁并由谁来掌握和管辖、谁来统领和主导国家权利和权力的运行和进程、国家权利和权力运行和进程的结果和影响等这些本质性的问题。它所明确的诠释是：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和主体、国家的一切权利和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最高权利和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管理国家、人民统领并主导国家的运行和进程、以服务人民并对人民有利和有益的结果和影响为宗旨和发展方向。

为了弄清人民权利在现代国家社会、在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就要对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人民主权）与国家权力（国家主权）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系作进一步的梳理。首先，人民是权利和权力的来源，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泉源”和“原始权威”[3]。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这是民主政治科学赖以确立的柱石，是人类国家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和创造。人的权利和权力即人权是现代国家学说的逻辑起点和基点。而不承认人的权利和权力，则是神权论国家、君权论国家、极权论国家的共同的本质特性。在神权论国家、君权论国家、极权论国家里，人、人民没有一点权利和权力，国家社会的一切权力和权利都属于神（上帝）、君主（帝王、皇帝）、统治者。但政治科学理论和人民以人、人民为核心和基点，以社会基本事实和人类考古学为依据，彻底揭穿了神权论国家、君权论国家、极权论国家的谬论邪说，推翻了这三种政体的统治地位，科学地阐明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农业社会的产物，公共管理组织成为它的标志。人们的群居生活和定居生活（农业社会开始）形成社会，在个人和家庭可以独立生活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公共需要。在这种长期的过程中便发育形成了公共组织、公共管理、公共权力、公共设施，于是形成了国家及其权力。为了使国家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需要赋予这个组织一定的权力。另外，公共管理组织及其权力的运行以消耗一定的物质财富为基础，“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4]物质财富（捐税）由人民的劳动所创造。因此，从本源上，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利。在现代国家和法治社会发育过程中，源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公民权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国家（国家机构）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是人民委托出去的。国家权力的配置，行使权力的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方式和程序，国家核心公务人员的产生，都是公民行使权利和权力的结果。第二，国家权力实质上是国家社会这个共同体中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权力。国家社会的一切权力和权利属于人民。国家权力的集中便是国家主权；而国家权力及其国家主权均归属于人民，即人民权力。人民权力的核心主体是人民主权。人民主权决定了国家权力是人民的公共权力，决定了国家主权是人民公共的主权。“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每个公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5]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虽然作为多数人的人民并不自己直接行使政治管理权力，但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不是由具体行使权力者自行决定而是最终由人民裁决，具体行使权力者的权力大小以及行使权力的途径和目的皆是由人民自己控制和决定。在法律程序上，“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他们必须完全握有这个最后的权力。”[6]中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表明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这一真理。第三，国家权力服务于人民权利。全体社会成员组建国家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戕害自己，而是为了使它为自己服务。权力为权利服务，是由人民主权这一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也是权力的理性所在。权力来源于权利，那么权力为权利提供服务，便是合乎逻辑的结论。人民设立国家权力的目的，国家权力自身的价值，国家权力存在的正当性，都在于为人民（公民）的权利服务，即服务于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尊重和保护人权，维护公平，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防止侵犯和剥夺人权，遏制和惩罚邪恶，宏扬正义。权力服务于权利，不仅是要防止对权利的侵害，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权利的行使和实现创造条件，并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不断承认和保障更多的权利。权力服务于权利也意味着服从权利；不服从权利，也就不可能服务于权利。总之，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有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相互侵犯，维护和促进权利平衡，才是合法的、正当的、合理的。国家权力只有以公民权利为轴心，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宪法保障，才能得以巩固和发展。如果国家权力偏离了这一核心，那就会形成权力为权力而运作，就会造成权力侵犯权利、戕害权利、剥夺权利、威胁权利，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和政权的颠覆，乃至生灵涂炭，生产力停滞，文明破坏。封建社会存在的历史周期率的根源在于掌权者背弃了这一宗旨。没有人民主权的决定性作用，国家权力不可能服务于人民权利。第四，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限制并制约国家权力。人类国家社会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就是绝对权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已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广泛共识。人民主权决定了对权力制约的特性。没有人民主权，不可能形成对权力的制约。权力来源于权利，但又独立于权利。国家权力从产生开始，就成为一种脱离社会的独立力量。它支配社会财富，并给掌权者带来特殊的利益，形成了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状态。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这种对立带有根本冲突的性质。因此，对制约权力、防止其异化成为近现代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并形成了权力制约观。因而，要使得人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就必须运用权利尤其是人民主权制约权力。人民主权下的权力制约机制，就是宪政机制。第五，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统摄并主导国家权力。人民权利产生并形成公共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因而，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决定、统摄国家权力，而国家权力则服从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这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统摄并主导国家权力的结论。总而言之，权利是目的，权力是手段；权利决定并主导权力。实现权利与权力的统一，才能达到平衡与和谐的目的。梳理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来龙去脉及其关系，可以得出结论，国家社会的一切为人民所有，国家社会的一切由人民治理，国家社会的一切由人民共享。进一步地说，国家社会的一切财富和文明由人民创造，国家社会的一切权利和权力为人民所有，国家社会的一切事业和活动由人民治理，国家社会的一切成果和福利由人民共享，国家社会的一切安全和责任由人民承担。

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近现代政治学说，坚持并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问题，进一步确认了“人民主权”、“人权”和“人民权利”、“公民权”等重要思想观点及其概念。他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指出，（1）“现代国家起源的历史或者法国革命。”（2）“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自由、平等和统一。人民主权。”（3）国家和市民社会。（4）代议制国家和宪章。（5）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7）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8''''）司法权力和法。(8”)民族和人民。（9''''）政党。（9”）选举权，为消灭［Aufhebung］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

马克思还明确提出了“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和“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的重要观点。马克思在分析批判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国家观点时写道：“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也许有人会说，在一定意义上，这对于君主立宪制也是正确的。然而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政治制度本身在这里不能组成国家。”“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正如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的关系一样。基督教是……宗教，是宗教的实质，是作为特殊宗教的神化了的人。民主制也是一样，它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的社会化了的人。它对国家制度其他一切形式的关系，正好像类对自己的各个种的关系一样。然而在这里类本身也表现为一个存在物，所以对其他不适合于自己的实质的存在形式说来，它自己就是一个特殊的种。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就像对自己的旧约全书的关系一样。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其他一切国家结构都是某种确定的特殊的国家形式。而在民主制中，形式的原则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则。因此，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在民主制中，同这种内容一起形成而又有别于这种内容的政治国家，对人民说来，本身只是人民的特殊内容和人民的特殊存在形式”。“在一切不同于民主制的国家形式中，国家、法律、国家制度是统治因素，但国家并没有真正在统治，就是说，并没有从物质上贯串在其他非政治的领域中。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因为国家就是一种政治制度。”“可是，一切国家形式在民主制中都有自己的真理，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有几分不同于民主制，就有几分不是真理，这是一目了然的。”[7]人民绝对有权利为自己制定新的国家制度。[8]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和人民权利的实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统一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人民权利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国家制度则是人民权利的保障。”[9]

从以上分析表明，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既是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没有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及其权利平等，便没有现代国家社会，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民权利及其权利平等的实现程度，将标志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程度。权利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当它为国家权力所尊重和保护时就成为一种法律权利。国家权力的工具价值功能是实现人民权利、维护人民权利、发展人民权利和维持社会秩序。而只有维护权利，才能维持秩序。现代国家社会的一种基本实事是，国家权力除了维持社会秩序使得社会安全、有序并稳定运行以外，它自身还含有追求和趋向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效益、文明、和谐等价值理性。很难设想，现代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只追求秩序和安全而漠视人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还能够使权力存在下去。中外历史实事表明，只有在一个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人们才会意识到社会价值的存在。一个社会只有实现了人的权利，才能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产生主体的自觉性、自主性、自律性，才能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更高层次的安全、稳定、文明与理性。价值关系充分反映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一方面，权利需要国家权力的承认和保护以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不是通过侵犯、剥夺和任意限制权利而是通过广泛地承认并充分保障权利，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全、文明与理性；这是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人民权利平等是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本质特性

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的统一，既是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内涵，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涵，还是制约和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枢纽和关键。这就需要对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这两个概念作一番分析，使之精细准确、清晰具体。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是由以权利为本质和核心的一簇权利所组成的，可以将这一系列的权利统称为人民权利体系。将人民权利与人民权力这一本质和核心进一步深化、细化、具体化，从内涵上可以具体划分为以下十个层面的要点：（1）人民权利；（2）人民主权；（3）人民利益；（4）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平等；（5）所有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6）发展权平等；（7）尊重和保障人权；（8）人民安全；（9）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10）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第一，人民权利是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所在。“权利”一词是人类文明创造的科学概念。所谓人民权利，就是人民拥有和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最高权利和最高权力，就是人民追求和实现、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权利。社会主义社会，应是“人民完全有权利”[10]的社会。自从国家社会形成以来，人民就一直追求和实现、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不断地否认并反对神权、君权、特权，反对和推翻任何统治与奴役、压迫与剥削自己的制度，清除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理论已经揭示了人民权利这一政治社会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商品经济和新历史观视角进一步科学地阐明了人民权利思想，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统治和剥削、实现人民权利的社会。权利是近现代政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石。历史上，资产阶级权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恩格斯指出：“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11]而“无产阶级的第一批政党组织，以及它们的理论代表都是完全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只不过他们为自己奠立的‘权利基础’和资产阶级的‘权利基础’不同而已。”[12]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以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权利为宗旨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已经指明，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在俄国革命时期，列宁明确指出：“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不宣布这些权利，不立即为实现这些权利而斗争，不用这种斗争精神教育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13]对于怎样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强调：“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14]列宁要求国家宪法和法律要表达、体现和保护人民权利的宗旨，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与以往的一切剥削阶级统治型社会不同，社会主义是在消灭了统治、压迫和剥削阶级的前提下，人民第一次自觉地主动地追求和实现、维护和发展自己权利的社会。人民没有权利，便不是现代国家社会。

第二，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社会在国家权力层面的本质属性。人民主权是人民权力的深化。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的根本原则和价值理念。人民主权是人民拥有国家一切权力的权利。人民主权是指国家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所拥有、为人民所控制；政府以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为宗旨；一切国家制度和法律以及决策、政策和治理由人民来统领和主导。人民主权是国家赖以存在并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根源。人民主权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转让性、不可侵犯性、不可剥夺性的特性。任何侵犯和剥夺人民主权和人民权利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不合理的、非法的，任何侵犯和剥夺人民主权和人民权利的行为都应当被清除，重新恢复其本来状态。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人民的公意在国家中表现为最高权力，主权是公意的具体表现，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主权属于人民，它具有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性。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可以废除原来的契约，重新制定新的契约，组织新政府”。马克思主义以新的视野诠释了人民主权的理论。列宁清楚地指出了民主共和制的本质，就是“全体人民享有全部权力，即统一的、完全的和整个的权力。”[15]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是人民利益、权利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发展权平等和人民和谐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便没有人民的利益、自由、平等与和谐。

第三，人民利益是现代国家社会在利益层面的归宿。人民利益是人民权利的目的和重要内容。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利益有关。从哲学视角上看，利益是在人的需要基础上形成的，而需要则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表现，是人作为需要主体对需求对象的直接欲求，反映了人作为需要主体对需求对象的直接依赖关系。这就产生了在社会范围，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对需求对象的分配关系。人们要获得生活需要的满足，必须首先占有生产资料或资源，然后经过一定的分配方式才能获得。于是，人对物质、精神、生活条件的直接需要，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是关系范畴，一定的物质、经济关系是利益的社会本质。利益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人们之间的物质、经济、生产关系。物质、经济利益是人的根本利益，决定精神、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利益。人是利益的主体。所谓利益主体，就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生产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以便直接或间接地追求自身需要满足的人，即利益的追求者、承担者、生产者、实现者、消费者和归属者。利益主体可以分为利益个体和利益群体这两大部类。利益个体是作为单个人存在的利益主体，利益群体是结合起来的利益个体的集合体。人民利益是对人民的一切利益的概括。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发展目标与广大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社会政策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因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所在。

第四，人民权利平等是现代国家社会在人与人之间权利关系层面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原则。人们的权利平等是近现代以来人类追求的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原则和方向；因而成为人类的普遍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现代文明社会的主导性观点是给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继承并发展了西方文明关于平等权的学说，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国家社会关于所有人的权利平等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工人阶级所要求和实现的是“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16]现代的平等观不同于古代的平等观，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时代的新内涵。恩格斯强调：“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7]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者说平等，一向是指社会的平等，指社会地位的平等”。“在政治方面是指权利平等，在经济方面，……是指消灭阶级。”列宁所主张的权利平等，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消灭阶级──这就是使全体公民在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全体公民都同样可以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公有的土地、公有的工厂等进行劳动。”[18]平等，首先是指人们在本质上的平等，即生命、道义和人格上的平等；在社会实践层面，是指人们的自然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和法律面前的平等；还包括国家政府看待和对待公民的立场与态度及标准平等。可以看出，平等权所主张和保护的是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权利的平等始终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理想和目标。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等，尤其不存在结果的绝对平等。当自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时候，它只能是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即所有人能享受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平等的权利即公平的待遇，指的是人们在若干方面享有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而不管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平等的结果则要求人们在分配结果上不应当有差别，而平等的权利并不排除结果的差别。但平等并不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道德观会破坏私有财产和社会道德。人既然在能力上是不平等的，在社会中就会表现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多样性与复杂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平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宪法的原则，就其适用范围而言，平等权适用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即表现为政治生活的平等、经济生活的平等、社会生活的平等与文化生活的平等。每一领域的平等原则通过具体的平等权适用而得到体现。如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宪法原则，它具体表现为男女平等权，适用于男女平等的所有领域，任何违犯男女平等原则的行为都要受法律或行政责任的追究。

第五，所有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是现代国家社会在个人权利层面的基本态度。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对所有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人人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是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和重要目标，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标志。理所当然，它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在和谐社会里，所有人在道德和法律面前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现代社会文明的主流共识体现在联合国会议文件和国际公约之中，即所有国家庄严承诺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文书和国际法，履行其促进普遍尊重、遵守和保护所有人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性质不容置疑。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地位上，用同样重视的眼光，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全面看待人权。固然，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要考虑，但是各个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因此，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国家政府的首要责任。这样，当今时代的精神和现实，要求世界人民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再接再厉，献身于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全球任务，以确保这些权利能被充分和普遍地享受。这表明，所有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共同标准，它理所当然地也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目标。

第六，发展权平等是现代国家社会在人的发展层面的重要价值和原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发展权平等的社会，而不应当是发展权不平等的社会。发展权是个人和人民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并公平地享有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发展权平等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项重要原则。发展权是一项普遍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发展权这个概念，概括了现代社会中个人和人民以及国家和民族应当享有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总和。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的一项特有权利。在现代社会中，发展应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因此，发展政策应使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由于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人民和每个人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人是发展的主体，因此，人应成为发展权利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对实施、增进和保护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应予以同等重视和紧急考虑。所以，国家应采取步骤以扫除由于不遵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而产生的阻碍发展的障碍，以达到人民和个人的发展权平等的实现。

第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国家社会在人权层面的基本价值和原则。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社会。人权是人类的普遍价值，是人的存在形式。它是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权利，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线、保障线、幸福线。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核心价值、根本属性和时代标志。现代社会文明的主流共识，承认并肯定一切人权都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人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中心主体，因而应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主要受益者，应积极参与这些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充分实现和享受人权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与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已经论证了人权的历史必然性和普遍性。恩格斯指出：“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只要为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这一要求，就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19]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基本价值与根本目标。与此同理，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基本价值和根本目的。明确指出，“充分实现和享受人权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各国政府的神圣职责。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照国际人权文书，并结合本国国情和有关法律，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20]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全国人民的富强、民主、自由和人权。可见，社会主义应是人类历史上比资本主义更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在经济方面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共同富裕，尊重和保障人权。

第八，人民安全是现代国家社会在安全层面的重要原则。所谓人民安全，是指人民权利的稳固及其维护体系。安全，就是社会为了保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人民安全就其本质来看，是人民维护和保卫自己的权利、主权、利益、自由和平等的权力及其能力。人民安全就其社会性来看，是指人民权利、人民主权、人民利益、人民自由和平等具有稳定性、持续性、长久性、基础性的一种社会状态。人民安全，意味着人民权利、人民主权、人民利益、人民自由和平等不受侵犯、不受威胁、不受戕害、不被剥夺，是颠扑不破的。人民安全是由人民所决定的，由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所决定的。人民安全是人民和个人的共同需要，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没有安全，那么人民权利、人民主权、人民利益、人民自由和平等、人权便是没有保障的。对于人民安全的重要意义，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认为，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人民和个人极易受到侵犯、威胁、戕害和剥夺。当人民和个人受到一部分人、组织、官员、国家、政府或外国的侵犯、威胁、戕害和剥夺时，那么人民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此，安全是人民的普遍要求，人民安全是维护人民权利的重要保障。

第九，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和方向。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未来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1]，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22]在这种联合体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第十，人民和谐从本质上是由人民权利平等与权利保障造就的结果和状态。人民权利、人民权力、人民利益、权利平等的确立和实现，就决定了人民之间的关系呈现和谐状态，就最终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和谐状态。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那种统治与被统治、奴役和被奴役、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被消灭了，那种阶级与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根本矛盾和冲突被消除了，从而实现了人人平等，人人权利和义务平等，即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就会造就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关系，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状态，因为是人民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状态，所以可称作人民和谐。人民权利的一致性、人民权力的一致性、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人民目的的一致性、人民权利平等的一致性、人民价值观的一致性，就决定了人民和谐的这种特质，进而就决定并主导着人民和谐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就规定着人民和谐的行动指南和规范，就指引着人民和谐的发展道路和途径。人民和谐，就其内涵层面来看，包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协调与和谐，阶层与阶层之间关系的平等、协调与和谐，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人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与和谐地发展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未来的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23]

三、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在现代国家社会中的特性

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在现代国家社会中具有鲜明的特性，即具有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自律性。所谓自主性，就是人民作为国家社会的主人、作为法权的主体，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人格。这就意味着他不是按照别人的旨意或指定方式或在某种外在的压力下活动，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进行活动。这也就是说他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别人的奴隶。所谓自觉性，简单地说，就是人民作为权利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地说，就是主体能够认知自己活动的对象与性质、自己活动的规律与进程、掌控和把握自己活动与对象的素质和能力。自觉性是主体的认知素质和掌控能力的集中表现。所谓自为性，就是主体具有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以实现自我的行为与能力。所谓自律性，就是主体以对社会规范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为基础而实行自我约束，以使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平等的合法利益相协调的意志和品格。

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在现代国家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最高地位具体表现为四个层次，即核心地位、统领地位、主导地位、规范作用。所谓核心，一般是指构建并决定事物的特质的基因要素和内在组织部分。所谓核心地位，一般是指居于整个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要素和社会运动的中心地位。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的核心地位，意味着它居于整个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要素和社会运动的中心地位，居于全部国家社会权利体系的中心地位，是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要素和社会运动的源泉和根本动力，还是一切社会政策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最终归宿。舍此则本末倒置，陷入混乱。所谓统领地位，就是指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统辖和率领全部国家社会权利和权力及其活动。所谓主导地位，就是人民主体缔造、支配、变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要素。它的主导地位，意味着主体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受制于他人的影响和制约，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以其意志和行为作用于他人和社会，引导他人和社会。所谓规范作用，是指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的核心地位性质，规定并限制了政治权力、政治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范围，将其纳入规范化轨道，使之具有规范性。

以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为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来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以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为核心、为根本、为基础、为指南的社会。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决定、规定并主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民权利和权利义务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内涵的社会。它决定、规定并主导现代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建设，决定、规定并主导现代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方略，决定、规定并主导现代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社会的发展途径，决定、规定并主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政策措施。这样，以人民权利和人民权力为本质和核心，就意味着它同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型国家社会的根本区别：它同神权型国家社会的本质划分开来；同君权型国家社会的本质划分开来；同资产阶级统治型国家社会的本质划分开来；总之，同一切剥削阶级特权型国家社会的本质划分开来。

四、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人民平等权利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使全社会向着社会和谐的目标走上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理性化的轨道。

第一，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协调统一和全面发展进步，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线和方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科学发展观体现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最根本的就是促进和保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和谐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谐社会建设不是独立于现实社会形态的孤立的实践活动，它始终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进步相伴随的，是以后者为前提条件的。物质文明始终是和谐社会建设必需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不是物质贫乏、普遍贫穷的社会，而是一个物质文明发达、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社会。物质文明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关系、政治意识、政治行为和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等，也制约着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物质文明上不去，和谐社会的实现就成了一句空话。政治文明是和谐社会建设必需的政治保障。政治文明的体制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它不仅体现为不断完善的制度规范，也表现为不断提升的政治伦理；不仅体现为井然的政治秩序，也表现为人们普遍享有的民主权利和平等关系；不仅体现为管理者较高的政治素质，也表现为社会成员对人类现代文明基本原则的尊重和崇尚。政治文明建设搞好了，和谐社会建设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精神文明是实现社会和谐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人们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才能为和谐社会建设所必需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否扎实推进，取决于能否按照科学发展观与权利保护的要求，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社会和谐建设一起抓好，使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融洽贯通，浑然一体。其中政治文明起着中枢和关键作用。

第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和协调健康的发展，为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形成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第三，建构共建共享社会，努力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和强大动力。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归宿；显然，它也应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归宿。2004年3月10日，同志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面向新时期新阶段的发展问题，同志特别强调：“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坚持人民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营造全体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形成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24]2007年3月7日，同志在看望工会、共青团、青联、妇联的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指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这就指明了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的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不是单纯为了GDP而发展，而是为了富裕人民、造福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发展。发展必须把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而落脚点是人的利益和发展。因此，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人民是否高兴和满意，是我们考虑一切发展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是检验我们的发展是不是科学发展的最高标准。离开了以人为本，离开了人民利益，发展便失去了人民这一根本意义，就会误入歧途。关于利益问题，在现实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呈多元化趋势，人民和公民既有共同利益，又有不同利益。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从社会价值取向上讲，就要协调好全社会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明确，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因此，发展政策应使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的实现。建设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必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包括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同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利。应当本着范围适中、标准适度的原则，在就业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公共信息等公共事业性服务，公益基础性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服务，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方面，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干部和公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应当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要积极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效地调节过高的收入，取缔非法的收入，大力缓解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群体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共同富裕。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举措，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健全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地区津贴补贴标准，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实行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的合理比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保障所有者权益。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征管和调节。

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适应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加强基金监管，保证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强化保险基金统筹部分征缴，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积极推进省级统筹，条件具备时实行基本养老金基础部分全国统筹。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发展社会医疗救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进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建设。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完善城市低保、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救助、灾民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制度。完善优抚安置政策。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老龄服务。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的慈善意识。发挥商业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拓宽资金筹集的渠道，加快廉租住房的建设，规范和加强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的困难。通过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城乡居民的发展权平等，共享发展的成果。

第四，加快政府转型，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在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的主导下，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所谓政府转型，是指从过去传统的管制型、权力型、人治型、封闭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民主型、法治型、公开型、责任型、廉洁型政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分成办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促进转移支付的规范化、法制化。保障各级政权建设的需要。完善财政奖励补助政策和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着力解决县乡财政困难，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逐步增加国家财政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一是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二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原则，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责范围，加强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权责。加快推进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三是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以及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推行政务公开并逐步实现制度化，完善政府新闻的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实行综合执法，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建立执法责任追究制。推行政府问责制，完善行政赔偿制度。四是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缩小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核准范围，健全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和中央与地方的投资事权，改进和完善决策规则和程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制。同时，建立和完善投资调控体系。

第五，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政治文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障。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完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发挥社会自治功能，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源。只有扩大和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保障人民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的各项权利，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最广泛最雄厚最强健最持久的力量支持，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民主法治通过对权利与权力、义务与责任这些规范要素的合理安排，形成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确保社会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价值目标得到确认、尊重和实现。民主法治是整个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重心，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起着关键作用。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不同社会关系主体的各种利益要求不断提出又不断协调，以形成全社会各种正当利益和谐共存的局面，而民主法治就是这一局面形成的重要机制。就此而言，社会能否实现和谐，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完备的民主法治。无民主法治则无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的程度，决定社会和谐的程度。同时另一方面，民主法治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政治保障。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有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有条不紊的社会生活秩序。如果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矛盾激化、冲突频发，那么显然社会就不是和谐的了，人们就不可能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古今中外的历史和实践表明，民主法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解决问题、克服矛盾、消除冲突、弥合分裂的理性选择与根本途径。民主法治是被人类文明发展史和当代世界文明实践证明的具有普遍性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民主法治的魅力，就在于它是运用制度正义和程序公正的力量来首先征服人们的心智，实现协调各方、达成主流共识、求同存异、各得其所、多元共存的和平理性的社会局面，从而达到解决问题、克服矛盾、消除冲突、弥合分裂的目的。具体地说，法治以法律的规范性、明确性和强制性为特点，通过立法与法律实施来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尊重法制，人们才能以理性与平和的方式消除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真正做到政治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安定，达到社会的全面和谐。

第六，健全法制，建设法治国家和宪政社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坚持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人权保障、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进司法体制与司法工作机制的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与司法权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质，形成全国普遍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社会风气。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权威，建立宪政社会。建设宪政社会，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公民权利和自由。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监督。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形成全体公民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治、司法鉴定、刑事赔偿、司法考试等制度。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健全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制度，发挥律师、公证、和解、调解、仲裁的积极作用。加强司法救助，对贫困群众减免诉讼费。健全巡回审判，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方便群众诉讼。规范诉讼、律师、仲裁收费。加强人权司法保护，严格依照法定原则和程序进行诉讼活动。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维护司法廉洁，严肃追究徇私枉法、失职渎职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建议加快制订并通过中国民法典。

第七，保障人权，发展权利，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我国宪法的根本性法律原则。扩大民主，就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重要标志，是当代国际政治和联合国系统工作的核心价值与主题。《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都将人权列为联合国系统的基本价值与原则。这就使人权成为同民主、法治一样的当今时代文明的水准。理所当然，它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和原则。从现代国家社会的本质逻辑关系上看，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对自己的成员实行保护的原则。当前，伴随着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发展，要进一步促进和发展人权事业，切实保障人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教育权益、社会权益，使人权保障与政治文明、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协调一致。保护人民和公民的权利，根据权利运行的一般原理，需要通过权利的立法保障、执法保障、司法保障这样三个环节。保障人权，发展权利，实现权利的平等与和谐，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一环。因此，要加强实施我国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建议制定中国人权保障法。

第八，健全和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当前，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原先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管理体制已不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要求。因此，要把加快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作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其目标，就是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管理格局。为此，要在强化政府社会服务管理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