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范文10篇

内在范文篇1

第一，创新是由艺术反映生活的任务所决定的。生活是发展的，因此，反映生活的艺术也是发展的，这是艺术创新的客观必然性。罗丹曾说过：“艺术就是情感。”情感是各种生活经历的体现。我们翻开音乐史来看，沿着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代派时期这条主线，可以发现：一是当一种艺术风格达到顶峰而走下坡路时，会被一种新的流派悄然替换；二是涌现出来的各种流派并辔争驰、竞秀骋妍。这几百年来，各个时期的人们生活环境不同，物质基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审美观和理想不同，反映到艺术上也是各有不同。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广泛运用线条轻快的尖拱、造型挺秀的尖塔，造成一种向上升华、天国神秘的幻觉，表现出与上天接近的意向，反映了当时基督教盛行的宗教观念，也反映出中世纪城市发展的状况。相应地，中世纪的音乐由宗教音乐占统治地位，为了服从宗教礼拜活动，教堂里圣歌的音乐单纯肃穆、稳重节制，最大限度地排除世俗的感伤欲念。其旋律音调平缓，整个音乐音域较窄。到了巴洛克时期则追求一种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艺术境界。到16世纪末期，艺术中感情的因素日益增加，于是，艺术家们打破四平八稳的艺术追求。巴洛克时期音乐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对比”的概念，包括音的高与低、快与慢、强与弱对比。各个声部（通常为四至五个声部）相互交织，同步进行。到浪漫主义时期，主调音乐占主导地位，音乐自由奔放，形式较少拘束，喜用抒情和描绘，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在文学方面，巴洛克时代的作品追求形式，内容空虚，语言雕琢浮夸。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强调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有强烈的主观性。创作的重心是追求理想，如同席勒所说：“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具有史诗般雄壮的风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把通俗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极致。

第二，创新是由艺术的本性所决定的。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郭沫若曾把文艺叫做“发明的事业”。19世纪初，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是随着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当时人们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提出强烈的抗议，但对美好的未来却充满了信心。追求新的社会理想，寻找新的思想出路是当时艺术家们最关心的问题。艺术家们从文学作品里找到了灵感，找到了理想的方向。

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创新象条狗，它在满街行走。”贝多芬最伟大的创作是《第九交响乐》，他成功解决了交响乐与合唱的巧妙联姻。将合唱引入交响乐，扩大了交响乐的原有规模，集交响乐队、合唱、独唱、重唱于一体，壮美浩大、气势恢宏，艺术感染力十分强烈。贝多芬以精湛娴熟的技法和深刻博爱的思想征服了全世界，他的重要作品成为暴风雨革命年代的一面镜子。翻开中国诗歌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脉络：古典诗歌———诗经———楚辞———乐府诗———近体诗（唐以后形成的绝句、格律诗）———词———曲———新诗。历史上没有一种风格能够占垄断地位，而是呈百家争鸣之象。我们来看大家最熟悉的唐诗，唐朝之前的诗叫古体诗，唐之后叫近体诗，因为唐朝诗人们的大力创作，形成一种风格被定型下来。它讲究对仗、合乎韵律、语言平仄。在唐朝，从宫廷到塞外，从街头到巷尾，上至老人下至小孩，很多人都能吟出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等人的诗。但是到了宋朝，诗歌的辉煌渐退，随之而起的是词，并成为一代“独艺”，宋词进入了极盛时期，内容大都是抒发个人的情感为主，如怀才不遇的激愤以及浪子羁旅行役的愁苦等。随着宋朝被元朝取代后，宋词渐衰弱，另一种风格———元曲又出现。

第三，创新是由欣赏者的审美需求所决定的。人类的感性体验是丰富多样的，欣赏者在艺术欣赏时总是求新、求异、求变。巴洛克时期伟大的音乐大师亨德尔1712年定居英国，他写了40多部意大利式歌剧，一度轰动了英国和欧洲。但是，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市民，对外国艺术逐渐表示厌烦，人们的审美出现了疲劳，听觉上出现了乏困，加之派系的嫉妒，亨德尔的歌剧遭到了挫折。失败令亨德尔清醒，使他重新认识观众的艺术口味，为了新兴的英国市民阶层的理想和愿望能实现，他开始创作崭新风格的清唱剧。亨德尔以圣经内容为题材，配上庄严强劲、气势雄伟的领唱、合唱，赋予清唱剧前所未有的英雄性和史诗性。这些作品生气盎然的情绪、清新明快的风格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强烈共鸣，亨德尔大获成功。如今，世界级的声乐比赛中，男高音第一轮的比赛必唱的曲目就是亨德尔写的《每条路都为他铺平》。清唱剧的创作给亨德尔带来了崇高的荣誉，他被英国奉为“民族音乐家”。

第四，创新是由艺术家的个性和思想感情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古往今来，艺术家层出不穷，不但人数众多，而且性格各异，有的热情奔放、有的冷峻深沉、有的抒情柔美、有的雄伟流畅，等等，但很少人会既是这样又是那样。

内在范文篇2

一、建设精神文化塑造企业灵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龙头。它是员工共同的价值标准、信念和行为准则。我们在深刻剖析公司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全员参与，挖掘企业精神内涵，并与国家电网公司“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和建设“一强三优”现代公司目标相结合，形成了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引导各单位以“创争”活动和班组文化建设为载体，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制定各自的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合理引导需求，培养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使员工能够配合默契、快乐工作；大力宣传企业发展理念、企业目标、企业道德与行为准则，采取多种方式对员工进行灌输和教育，充分发挥企业精神的导向、激励和凝聚作用，为企业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二、建设制度文化提高管理水平

制度文化与管理科学息息相关，它体现了一个企业在管理过程中的规范程度，并影响着企业行为。我们在制定企业发展方向和目标、加强企业管理过程中，主动导入企业文化概念，使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得到充分体现和落实。

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企业各类管理制度，进行了专业化、扁平化管理流程再造。制定首席工程师、首席技术能手评选办法和最佳管理实践评选办法，引导员工围绕公司整体目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树立正确的导向。把同业对标工作与业绩考核紧密结合，建立企业、部门、员工一体化的绩效考评体系，建立有利于公司整体协调、高效运转的管理机制。完善生产管理制度，进一步细化设备管理责任，提高设备的安装、检修、验收和运行维护质量。引导广大员工有效推动制度、标准的落实，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行动，形成以人为本、依法治企、特色鲜明的管理文化。

三、建设行为文化规范员工行为

行为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主体，是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和人际关系中形成的活动文化。我们积极倡导先进的行为文化，制定员工行为规范，开展礼仪培训。参照先进企业员工行为规范，结合供电企业的特点，在公司范围内认真开展“5S”(清扫、清洁、整理、整顿、素养)管理工作。加强“四好”领导班子建设，引导公司各级领导班子争创政治素质好、经营业绩好、团结协作好、作风形象好的优秀团队。大力开展培训，提高干部员工的素质和技能。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建设“廉政文化长廊”，开展廉政文化进企业、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开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提高员工道德修养。树立和宣传优秀典型，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

四、建设物质文化改善整体形象

内在范文篇3

政治意识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观念形态。政治意识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在内的人类政治意识系统。政治意识文明就是上述政治意识不同层面的进步状态。从构成要素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包括文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文明的政治心理、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明的政治道德。从价值取向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则是包括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难以一一列举的进步的政治理念。

政治意识文明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必然地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社会存在的变迁推动着政治意识文明的发展。因此，研究政治意识文明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条件。罗素说过：“政治理想必须根植于个人的生活理想。政治学的目标就是要使个人的生活达到最优。政治家所考虑的应当是各式各样具体的人——男人、妇女、儿童——而不是别的或凌驾其上的什么东西，因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世界。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政治学的使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2](p381)

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必要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同时也要尽快提高公民的自主意识。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使“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3](p441)。列宁也特别强调群众的自觉性是国家力量的表现，他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且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4](p234)

就目前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政治意识文明发展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政治意识文明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基础来谈政治意识文明，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政治意识文明的独立作用。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时代，直至现代的信息时代，其中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时代意识，而且这种时代意识制约着整个文明的发展。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总之，在每一时期，在每一文化阶段，这种单一的‘内在精神’都制约着从道德、艺术、政治体制到哲学的全部形式。”[5](p55)

那么，这种“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说，究竟什么样的政治意识才称得上是政治意识文明呢？

1914年5月，我国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章士钊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本》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性问题。他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6]

有容才有异，有异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选择，有选择才有进步——这就是人类社会政治进步的奥秘所在。如果不容许差异存在，社会中只有一个人，一个团体，一种行为，一种观点，一个声音，或者说，社会的一切存在物都是整齐划一的，那么，根本就没有政治存在的必要。恩格斯就说过，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缓和阶级冲突，将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里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社会政治必须具有宽容性的道理。

如果就政治意识来看，大凡称得上文明的政治意识，无论是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抑或是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等，都内涵了宽容、容纳、容许等基本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容则有政治意识文明，无容则无政治意识文明。

在政治意识的范围内，“有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同政治意识的并存。这是政治意识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不同的政治意识，主流政治意识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第二，不同政治意识的碰撞。既然是不同政治意识的并存，其前提是不同政治意识的差别。有差别，就有矛盾，就有碰撞，就有冲突；有差别，就有比较；有比较才有发展。第三，不同政治意识的融合。由于政治意识的特殊性，政治意识的发展往往不能采取消灭不同政治意识的方式来实现，而只能在不同政治意识的融合中来实现。因为政治意识也是一种观念形态，人的观念是不能通过暴力等强制手段来改变的。第四，主流政治意识的主导地位。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主流政治意识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主流政治意识，就像没有灵魂一样不能成其为国家。第五，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合法存在。一个国家既然有主流政治意识，就相应地必然有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存在。否则，没有非主流政治意识，也就无所谓主流政治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非主流政治意识的存在，才反衬出主流政治意识的必要性，并促使主流政治意识的完善和发展。因此，对于非主流政治意识，应该允许其合法存在。通过主流政治意识的积极引导，推动非主流政治意识向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对于非主流政治意识的消极方面，只能用法律的方式加以规范，而不能简单地采取行政手段一概加以消灭。总之，政治意识的良性发展需要“有容”，政治意识文明内涵着“有容”，“有容”是政治意识文明的精髓。二、政治制度文明之魂——“有衡”

200多年前，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了一个事关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觉选择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7](p3)？美国当代政治学家文特森·奥斯特罗姆认为，汉密尔顿的这一问题“对政治理论十分重要”，甚至“对人类文明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8](p15)。

从历史上看，在多数时期，人类对于政治制度的选择，的确是由强力和偶然性即当时的情势决定的，人类似乎还没有能够根据深思熟虑和自由式选择来设计良好的政治制度。然而，当一种政治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就应该经过深思熟虑和理性选择来发展和改进它，以使其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否则，即使是已经确立的制度也会自蔽、凋落乃至覆亡。这就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所要做的工作。

人类所进行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工作，从来都有着明确的目的。奥斯特罗姆通过对《联邦党人文集》的深入研究后认为，美国复合共和制的建立，称得上是深思熟虑之作。之所以说是深思熟虑之作，是因为美国复合共和制是严格按照以下十三条定理设计的：(1)假定所有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2)没有人适合审理自己涉及他人利益的案件；(3)人的团体不宜于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4)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5)个人的利益必须与立宪权利地位联系起来；(6)手段必须与目标相称，期望通过自己的作用达到目的的人，应该具有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7)在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应有自由裁量权；(8)安排公职应彼此有所牵制，从而使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力的保护者；(9)权力集中一个人手里，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者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10)党派就是一些公民为了某种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团体；(11)自由于党派，如同空气于火；(12)如果一个党派不构成多数，可通过共和制的原则来解决；(13)当一个党派构成多数时，大众政府就能够为了多数的情感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8](p72-78)。尽管奥斯特罗姆将这些定理称之为“智慧的美玉”，但它只是从美国的立宪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不过，当年联邦党人精心设计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的精神倒是值得全人类学习的。

那么，美国联邦党人当年设计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有衡”。政治制度的“有衡”包括两层涵义：其一，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第二，不同利益之间的相互均衡。制衡不是卡死，均衡不是平均。制衡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均衡是为了防止无谓的利益冲突。一项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往往是内涵了权力制衡和利益均衡精神的。换句话说，只有内涵了权力制衡和利益均衡原则的政治制度才会被创造出来。

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中最难也是最具有意义的是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不断地进行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制度创新受到历代政治学家和思想家的高度重视。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托克维尔、密尔、凡勃伦、康芒斯，再到现代的拉斯维尔、亨廷顿、戴维斯、诺斯等大批思想家都曾钟情于制度和制度创新的研究。

纵观人类政治发展史就会发现，任何政治制度的创新都具有两个共同点：即制度创新既是一个选择问题，也是一个成长问题。也就是说，制度创新既要重视主观因素，同时也不能忽视客观条件。

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政治制度的创新过程是一个成长过程，它依赖于诸多的条件因素。他虽然十分欣赏美国的联邦宪法，但他又指出不能夸大它对民主制度所作的贡献。他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制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是处的美丽艺术品。”[9](p186)墨西哥照搬美国宪法，并未使墨西哥马上富强。因此，他将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得以维持的原因归结为三点：第一，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幸运的地理环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习惯和民情。同时，他强调：“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的民主共和国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9](p354)。

如果说托克维尔比较注重制度创新的成长因素的话，那么英国杰出思想家密尔则偏重于强调“制度和政府形式是个选择问题”。他反对将制度看成是“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物”的观点，认为“政治制度（不管这个命题是怎样有时被忽视）是人的劳作；它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10](p6-7)。与密尔的观点大体相似，以拉斯维尔为代表的主流派政治学家也认为“行动就是选择，选择则根据对结果的预期作出，意义被组织起来是为了影响选择，象征性符号是遮掩真实的帷幕”[11](p357)。因此，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谁得到什么和如何得到”这样的思路去思考政治和政治行动，而将制度的选择、决策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视为政治生活关注的焦点。

密尔和拉斯维尔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他们强调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将制度创新仅仅看成是选择的问题就无法回答这样的诘难：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上，为什么只有在欧罗巴文明中逐步发展出了民主制度，而在其他文明中生长出来的都是专制制度？显然，东方国家出现的专制主义并不单纯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在这方面，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通过对现代民主实际运行结果的研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1984年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题为《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的论文。在该文中他们批判了现代西方主流派政治学，并对新制度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初步的总结。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旧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就制度论制度的陈旧框框而力图把制度研究与行为研究结合起来。他们认为，新制度结构运作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其运行其中的社会环境；一国的政治制度的创新，必须有现实的基础、前提和条件，应该的东西必须与可行性结合才能变为现实；理论上良好的制度不见得就可以成为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12](p250)。

制度创新中必须有互惠，没有互惠，创新就会受阻，甚至夭折。罗纳德·奥克森指出：“互惠在各种政治发展形式中的重要性在于，确保发展使有关的人和共同体都相互受益。没有互惠，政治就成为零和竞赛。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会使用政治的手段损人利己。长此以往，其结果就很容易成为‘其和为负’，从而导致贫困、暴力和革命的逐步升级。”[13](p119)

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限不断扩大，这固然有种种需要和原因，但主要的却是通过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来实现的。我国在港澳台实行的“一国两制”，也充分体现了互惠原则[14]。由此可见，互惠实质上就是一种均衡，由于互惠，有关方面的利益实现了新的均衡，从而获得了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当然，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均衡，“制”即是规制，“度”即是一种限度，无论规制抑或限度，都是为了谋取某种均衡。没有均衡，制度就会因缺乏必要的张力而松弛，如同长短不一的桌子难以支撑起平展的桌面一样。因此，“有衡”对于政治制度文明来说，犹如大坝之于河水。没有均衡，就没有制度，一项新的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权力或利益的均衡。制度因有均衡而存在，也会因打破均衡而消亡。

制度创新的理想境界是达到某种均衡——即“纳什均衡”。所谓纳什均衡，是指在给定其他人战略的前提下，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并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成一组战略组合。也就是说，在给定别人战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参与人有积极性选择其他战略，从而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或者说，如果其他任何人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任何一个参与人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来获得更大的效用。因而，一项制度能否被创新，或有效实施，取决于各方参与人是否愿意遵守这个制度。如果愿意，那么这个制度就构成一个纳什均衡，在给定别人遵守制度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偏离制度的规则或改变自己的战略选择。如果说一项制度不构成纳什均衡，它就不会被实施，因为至少有一个人会背离这个协议，不能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制度是不能被创新的。

纳什均衡对于政治制度的创新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第一，任何政治制度要有效力，都必须取决于参与各方的同意，如果没有参与各方的同意，那么这种政治制度是不可以维持下去的。第二，政治制度虽然为参与各方同意，但并不意味着各方都赞成，而是由于某些参与人虽然不赞成，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维持现有制度对自己的损失最小。第三，纳什均衡还提醒人们，制度可能已经陷入某种僵滞状态之中，但仍然没有参与人有积极性去打破这种僵滞，从而使制度继续在某种不良的状态下运行，这时如何打破这种僵滞就成为主要矛盾。总之，纳什均衡揭示了制度创新的悖论状态：制度要被创新，需要维持纳什均衡，但纳什均衡又会造成制度陷入僵滞而不能创新。因此，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更好的选择，将制度的创新与制度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均衡中谋求创新，通过创新达到新的稳定。

三、政治行为文明之魂——“有序”

政治行为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与政治环境发生关系，介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便是政治行为。简单地说，政治行为就是人们涉及政治生活的各种活动。换言之，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就是政治行为。

政治行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政治行为的常规形态来说，政治行为包括政治斗争、政治管理、政治统治和政治参与等不同层面。在如此之多的政治行为中，哪些行为称得上是文明的政治行为呢？或者说判断政治行为文明的标准是什么呢？合理、合法、和平、理性、公开、公平、公正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政治行为文明的要求，但似乎又都不能涵盖政治行为文明的全部内涵。

如同政治文明一样，政治行为文明也是相对而言的，抛开社会历史背景，脱离具体社会条件和时代要求的政治行为文明是不存在的。但是，作为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也应该是普遍适用的。

由于政治本身是“众人之事”，因而，任何形式的政治行为都是一种群体行为或涉及群体的行为。而只要是群体行为，必然就会有一定的程序和规范。程序和规范的形式，具体反映出政治行为文明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将“有序”称为政治行为文明之魂。

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一译：《我们文明吗？》）一书中提出了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两难：“人类老是在两个交替办法之间翻来覆去。有时候他要想建立秩序，有时候他渴望自由；把秩序和自由合而为一，似乎在他们的力量之外”[15](p155)。而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试图实现秩序和自由两者的契合，尽管要真正达到秩序和自由的完全契合是相当困难的，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却必须是在有序的状态下进行。

为了说明政治秩序之于政治行为文明的重要性，我以西方社会的主要政治模式——议会政治为例。以下是美国国会立法的基本程序：

美国国会立法程序相当复杂，一个议案成为法律，一般要经过6个步骤：(1)提出议案；(2)委员会审议；(3)一院全院辩论和表决；(4)另一院审议和通过；(5)两院协商；(6)总统签署。这六个阶段紧密联系，前后相继，缺一不可，而委员会审议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阶段。

美国国会制定法律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其程序犹如一条“障碍跑道”，一个法案提出后要经过许多关卡，越过重重障碍，才能成为法律。除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之外，一个法案在两院迅速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情况十分罕见。这样复杂的立法程序准确地反映了国会权力多元的特征。在国会里，政党领袖和国会党团、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议员等不同的权力中心共同掌握着一个议案的命运。而权力的多元性又反过来为外界各种力量对议员施加影响提供了种种机会。在国会立法程序的每一个阶段，院外各种力量（总统、行政机关、利益集团、新闻媒介等）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影响议员，使立法符合自己的要求。这样，法案的通过往往是多种利益关系妥协、综合的产物。

美国国会的这种繁琐的立法程序，往往受到人们的诟病，认为这是美国国会政治不可消除的弊病。诚然，美国国会的确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且美国国会的一些做法也只适合美国，但仅就立法程序的内在联系和基本精神来看，不能不说真实、科学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多元利益需求的现实。因而，应该承认这套立法程序是基本上符合美国实际的政治文明的具体表现。我们不必照搬这样的立法程序，但应该从中吸取能够为我所用的精华。

孙中山也十分重视政治运作过程的程序建设。针对中国人缺乏民主政治习惯的情况，他把教导人们怎样开会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第一步。为此，他专门写了《民权初步》一书，具体地介绍了议会开会的程序和方法。他说：“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国家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般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之众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16](p384)在《民权初步》中，孙中山全面而具体地介绍了开会的程序和规则，堪称是关于开会的百科全书。比如，关于临时集会之组织，他提出了会议之定义、会议之规则、会议之种类、会议之通知、开会之程序、主持之选举、书记官之选举、委员会之组织等规程。又如，关于附属动议的程序，他列举了（一）权宜问题；（二）秩序问题；（三）散会问题；（四）搁置问题；（五）停止讨论动议；（六）延期动议；（七）付委动议；（八）修正动议；（九）无期延期动议等具体环节。对于孙中山这样具体的会议设计，许多学者都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设计对于民主政治来说，只是雕虫小技，算不得什么学问。可是，旅美华裔学者唐德刚在论及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时，则认为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三民主义》。他指出，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表决，决议后如何执行。这一点如果办不到，则民主远不如真独裁之能福国利民。有人认为这种小道怎能与“总理遗嘱”的经典并列？殊不知，中国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所缺少的不是建国的方略或大纲，缺少的正是这个孔子认为“亦有可观”的小道！

贺卫方在读到唐德刚的文章后十分感慨地说：“读此文，真有振聋发聩之感。”比如开会，现在我们的问题并非会多，而是会而无效或无果。我们什么时候认真考虑过，为了便于真正的审议，一个立法机构由多少代表组成方为合适，是否对发言者的用时加以限制，以确保不同意见都可以得以表达；代表以怎样的方式产生能够实在地代表相关的利益，怎样的表决程序才有利于代表们表达自己真实意图？他还指出，在法制建设上，为什么我们总是摆脱不了“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的怪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把宏大的价值与不弃微末的具体制度与程序建设结合起来。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当我们对照政治生活的现实就会发现，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不少原则和权利缺乏具体的制度和程序作保障，从而流于“口惠而实不至”的境地。离开了具体的法治，那种宏大而高扬的法治只不过是引起空气振动的口号而已[17]。

以上事例足见程序和秩序对于政治行为文明建设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就政治行为文明来说，完全可以说，没有程序和秩序就没有政治行为文明，“有序”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之所以说“有序”是政治行为文明的精髓，是因为程序和秩序在不同政治行为方式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

就政治斗争来说，尽管政治斗争通常都是以对抗的方式出现的，但在开展政治斗争时也必须讲究战略和策略，而战略和策略都按照有序的原则确定的。政治斗争的战略必须有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必须把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政治斗争策略必须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把进攻和退却、暴力斗争和非暴力斗争、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全无序的政治斗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这已被无数政治斗争的事实所证明。

政治管理更是不能在无序的状态下进行。从纵向看，有效的政治管理必须做到决策——执行——反馈——监督的整个管理过程的连续和畅通。从横向看，有效的政治管理必须做到管理规则的完善化、管理权威的法制化、管理责任的明确化、管理过程的程序化。而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政治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增强政治管理的有序性，减少政治管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政治统治虽然主要是以通过强制手段来实施的，但是有效的政治统治往往都是有序的政治统治，无序的政治统治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因为政治统治的失序本身就意味着其统治合法性遇到了挑战，如果不能迅速转入有序状态，政治统治地位就会很快坍塌。这在历史上也是不乏其例的。

政治参与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发展趋向也是逐步由无序向有序发展的。就政治参与的模式来说，基本上是从消极参与到动员参与再到自动参与逐步演进的；就政治参与的形式来说，也是从低级的单一形式逐步向高级的多样化形式发展的。而且，随着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其有序化程度。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程度越高，政治参与的水平就越高，就越有可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从而对政府的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总之，政治行为的有序性是政治行为文明之魂，政治行为文明建设就是要围绕着如何促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这个中心来进行，切实有效地推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

当然，强调“有序”，并非否定竞争，而是竞争与合作的统一。政治行为由于总是要涉及到他人和群体，因此特别需要提倡合作行为。尽管政治竞争有利于增强活力，但政治的进步还在于协调和合作。美国政治学家莱斯特·里普森在比较分析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说、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竞争制造分裂，而合作产生团结；竞争具有破坏性，而合作是建设性的；竞争导致自我与他人的对立，而合作使自我与他人和谐相处。事实上，甚至为攻击他人而结合起来的团体也有内部的合作措施。因此，竞争的需求导致一些合作，但后者从不将人们引入竞争。所以，对于社会及其政治而言，合作行动是最重要的”[18](p32)。这里实际上探讨的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从总体上来说，竞争与合作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都是必要的。竞争是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竞争，就无所谓合作；合作是竞争的目标和归宿，没有合作，竞争就没有意义，会成为无谓之争。人类的政治组合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政治利益的合理整合，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精诚合作，推动政治生活的和谐发展。

另外，当我们追求秩序的时候，千万不可忽视了社会的活力，不能以牺牲社会的活力来获得秩序的井然。因为那样的秩序不仅有悖追求秩序的初衷，而且由于社会缺乏活力，最终获得的秩序也只能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的秩序。正如弗格森所指出的：“我们看到臣民死气沉沉就断定文明社会秩序井然，这一思想往往是错误的。”因为“社会成员秩序井然在于他们各适其位、各尽其职。前者是由死气沉沉的部分构成的，后者是由生龙活虎的成员构成的。当我们只是在死气沉沉、安居乐业的人们中寻求井然的社会秩序时，我们忘了臣民们的本质，我们获得的秩序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的秩序”[19](p296)。因此，真正文明的秩序是内涵了自由和社会活力的秩序。秩序因为内涵自由而不乏活力，自由由于遵循秩序而充满生机。这才是政治行为文明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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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贺卫方.我们需要“具体的法治”[N].工人日报，2001-03-16.

内在范文篇4

一、科技期刊的内在质量特性

1.相对不稳定性期刊是由许多作者的不同作品汇编而成的。由于种种不确定的原因，期刊每一期的质量是不相同的[2]。在某一期中，可能由于稿件的来源很好，或者由于所探讨的问题的时效性很高，或者编辑人员对文章审稿比较严格等许多因素使这一期刊物的文章水平均较高。每一期的期刊质量是有所波动的，因此，我们对科技期刊质量高低的判断是运用期刊的一些评价指标经过较长时间的综合考察来确定的。

2.衡量的多角度性期刊是一种具有精神与物质双重性质的产品，所以对一个期刊的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首先，要从期刊的内容入手，对于科技期刊要看其内容是否准确真实，作者对某一观点的论述是否全面，是否具有前沿性，是否有创新点，是否运用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该期刊中是否有很大的信息含量。其次，要从读者的角度看，读者能从阅读的期刊中获得多大的效益，期刊中的信息能否给读者带来帮助，期刊能否在他所研究的领域推动理论的继续发展，能否将理论转化成经济效益或社会生产力。第三，还要衡量该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衡量期刊的国际地位等。由于期刊本身的特点，期刊的质量不能简单的用定量或定性的方法来衡量，而应该从多个角度不同方面进行综合评价、长期的动态的衡量。

3.期刊内在质量的功能性期刊的功能性是指期刊发挥的作用和效能，满足顾客需要的程度。期刊的所有功能都由期刊的内容来体现，期刊有传播知识传递信息的功能，有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的功能，还具有导向功能，可以对某一学科的理论知识进行前沿研究。期刊为学者、科学工作者和理论研究人员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一些高质量的期刊还有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其刊载的前沿理论可以运用到实际生产、管理、医疗等社会的方方面面，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4.经济性期刊内在质量的经济性是指读者读到不同质量的期刊所需支付的费用是不同的。期刊同其他的商品一样，都包含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高质量的期刊要比低质量的期刊投入更多的时间、人力、资金。不仅如此，对于好的科技期刊来说，一项前沿科技理论的研究不是短期的加工和制造就可以生产出来的，而是众多学者在不断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其中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和潜在价值都是极大的。期刊内在质量上的差别显示在出售价格上，那些信息量大、时效性和可用性强、具有权威性的科技期刊的价格就会高于普通的科技期刊。

5.知识性科技期刊与其他的出版物相比其内容的知识性、学术性、专业性更强，而娱乐性相对较弱。学术期刊的内容没有专业的教材系统、完整，但它的信息更具有前瞻性、导向性，它所涉及的知识更具有创造性。

6.期刊质量与销售量的相悖性高质量的科技期刊并不一定有较高的销售量，也可以说并不一定会有较高的经济利益，这是期刊质量的又一特点。因为科技期刊特别是学术期刊主要是以传播科技知识为主要目的，其传播的主要是一些前沿性、专业性、导向性很强的学术研究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对国际上比较热点的高科技知识理论的探讨，所以，这类期刊的消费人群与我国广泛的消费者相比还是很少的。这类期刊的消费群体主要是一些专门的科研人员、高级知识分子、高校的专业教师以及一些大学中的学生，因此一本质量很高的科技期刊并不一定会有很好的销售业绩。也就是说不能简单以科技期刊的发行量以及发行期刊产生的经济利益来简单的衡量，而应看科技期刊的信息含量、他所提供信息的有用性和该期刊在间接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科技期刊质量评价指标

目前，国内较具权威性的期刊评价系统主要有6种，包括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GCJC）、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被誉为“中国的SCI”）、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分析数据库（CSTPCD）、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CAJ-CCR）。这6种评价系统普遍基于加菲尔德文献集中定律和布拉德福文献分布定律，采用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即年指标、他引率、被引半衰期等评价指标。部分评价系统还补充了期刊载文量的地区分布、基金资助论文比例、平均引用率、普赖斯指数、反映速率等指标[4]。

1.影响因子。指的是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平均被引用次数，即该刊前两年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总数。影响因子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它是一个相对数量指标，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越多，影响因子越大，表明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也越大，期刊质量越高。影响因子反映了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它以科技期刊刊载的论文质量为评价基础的，高质量的论文才会使期刊提高被引频次，高被引频次又是计算影响因子时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

2.总被引频次。总被引频次是个绝对数量指标，是指某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总被引频次是一个既具体又客观的定量评价指标，这一指标体现了某科技期刊论文被使用和受读者重视的程度，同时也体现了某科技期刊在科学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某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那么该论文受人关注的程度也就越高，其学术影响力越大。通过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序和总被引频次排序可以确定某科技期刊在同类期刊中所处的位置，从而对该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学科地位进行评价和评估。还可以通过这两个指标的评价排序在不同学科领域中进行横向比较，确定该期刊的位置。

3.即年指标。也称当年指数，是指被评价科技期刊当年发表的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除以这一科技期刊当年发表的科技论文的总数。内容具有新颖性、指导性，特别是实用性很强的期刊显然比理论性强的期刊即年指标高。

4.他引率。指某期刊的总被引频次中，被其他期刊引用次数所占的比例。

5.被引半衰期。是衡量期刊老化速度的一种指标，即指某一科技期刊论文在某年（1年时间内）被引的全部次数中，较新的一半是在最近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一般来说，被引半衰期长的期刊要比短的期刊的影响更深远些。被引半衰期是测度期刊老化速度的一种指标，通常不是针对个别文献或某一组文献，而是对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文献的总和而言的。

6.期刊载文量的地区分布。衡量被评价科技期刊全国性水平的评价指标，通常用于描述期刊科技交流中的范围和程度。

7.基金资助论文比例。该数值高说明科技期刊学术水平高，是用来表明被评价科技期刊所载论文的学术水平和质量高低。

8.平均引用率。是在给定时间内被评价科技期刊引用参考文献的平均数量，即这一科技期刊发表的每一篇科技论文引用参考文献的平均水平。这个指标是描述被评价科技期刊吸引外部信息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9.普赖斯指数。用以描述科技期刊文献老化速度及相应学科发展特点的指标。指出版年限不超过5年的被引文献数量除以被引文献总数的数值。

内在范文篇5

关键词：纺织品；内在质量；检测抽样

1.纺织品的安全性能

1.1制品外观安全要求

制品外观安全主要指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尺寸稳定性。纺织品的尺寸稳定性是衡量纺织品性价比以及穿着效果的重要依据。尺寸稳定性主要是指纺织品在经过洗涤、干燥后的尺寸变化率，洗涤主要包括水洗和干洗。尺寸稳定性越高说明制品越安全。2）粘合衬部位剥离强度。粘合衬的主要作用是支撑服装，确保服装具有回弹性，且看起来立体有型。国家标准对粘合衬部位的剥离强度有明确的要求，即≥6N/2.5cm×10cm，否则会对衣服的外形与穿着质量造成不良影响。3）起球。服装面料如果起球既影响美观又影响舒适度，织物的抗起毛起球性能是影响服装质量与性能的重要因素。

1.2面料、辅料安全要求

影响面料、辅料的主要安全因素有：1）有害染料。比如致癌染料、致敏染料、环境激素等等。2）可萃取重金属。重金属超标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特别是儿童，对重金属的吸收能力远高于成人，吸入过量会对身体各个系统造成较大的伤害。3）游离甲醛。甲醛在纺织品的应用主要是为了提高助剂的耐久性。4）含氯酚。五氯苯酚及四氯苯酚是纺织品中最常用到的含氯酚，具有较大的毒性。5）挥发性物质和特殊气味。化学品在纺织品的过量残留会导致纺织品的味道刺鼻，闻起来有恶臭味、鱼腥味等其它特殊气味，会对人体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造成伤害。

2.纺织品内在质量检测抽样的重要性

2.1是执行我国纺织品安全标准的具体实践

自1982年起，我国先后制定了纺织品甲醛实验方法标准、PH值实验方法标准等近90项关于纺织品安全的相关标准。近年来，我国与纺织品安全相关的法律规范也越来越成熟，先后颁布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纺织品致敏性分散染料的测定》等19项法律法规，其根本目的在于严格控制纺织品的质量，减少纺织品污染，促进纺织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较之于过去，我国的纺织品安全标准已经相当成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明显的差距，比如，我国的安全标准存在内容不够详细、专用性不强等问题，因此，政府要不断完善纺织品的安全标准，为纺织品安全提供法律依据。

2.2是确保纺织品安全的重要途径

随着化工产业的不断发展，纺织品印染技术也在逐步提高，各式各样的纺织品可充分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求，然而，纺织品中的化学物品残留会给人体健康造成巨大危害，比如甲醛、重金属、含氯酚等等。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对纺织品内在质量检测抽样，可有效降低纺织品的安全风险，保障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迎合消费者追求绿色、健康、安全的消费理念。

2.3是促进纺织品行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为纺织品出口大国，如果不能确保纺织品的安全，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纺织品行业的声誉，不利于纺织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因此，纺织品内在质量检测抽样是促进纺织品行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不断的提高纺织品的质量，确保纺织品安全，我国纺织品产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3.做好纺织品内在质量检测抽样的具体措施

3.1把握好纺织品内在质量抽样的自由裁量权

国家相关规定要求质量抽样要按照百分比进行，在实际的抽样检测工作中，检验人员对抽样批次拥有自由裁量权，目的在于使抽样更具有针对性。原则上来说，纺织品内在质量检测要对哪些容易产生质量问题的品种和款式进行抽样，除非客户指定了具体的面料。在对出口产品进行抽样检测时，外贸发货人的诚信程度也是决定抽样批次的重要衡量依据。

3.2充分了解纺织产品的相关信息

在进行抽样工作前，要充分了解纺织产品的相关信息，比如供货方是否有质量保证书，原材料价格是否合理，该批次产品将销往何地等等。美国对纺织品的阻燃性能有较高的要求，并将燃烧性能分为了三级，分别为常规可燃性、中等易燃性以及快速剧烈燃烧。在对销往美国的纺织产品进行抽样时，要特别注意对易燃性能进行检测，以免因质量标准不同而给企业造成损失。

3.3抽样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进行

我国对纺织品安全项目检验具有完整的检验规范，检验人员在进行抽样及检测工作时必须要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比如，要依据检验批中颜色、品种的不同随机进行抽样；在对布匹进行取样时，不得在布匹的布端位置进行取样，而是要距离布端2m以上才能进行取样；样品抽取之后必须密封保存等等。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在送样时往往选择有瑕疵的布料、衣物等，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无法反映出纺织品的真实质量，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

4.结语

综上所述，纺织品内在质量检测对提高纺织品的安全性、促进纺织品产业的健康发展均具有积极意义，因此，相关企业必须要深刻认识到纺织品内在质量检测抽样的重要性，依据国家的相关标准及具体的抽样需求做好抽样检测工作，促进我国纺织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张海宁 邱晓青 单位:图木舒克纤维检验所

参考文献

内在范文篇6

中国古典政治是伦理政治。古典思想家大都是伦理政治思想家。在古典思想史中，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同化的。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体现出古典政治与古典思想的特质。如果说伦理与政治的同构同化，只是伦理政治思想家的主观构思与理论推定，那么，它可以为后起的思想家所推翻。伦理政治对中国社会的长时期影响，也就变得不可思议。因为纯粹主观的思想产物，是不可能长久地制约社会运作的客观进程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伦理政治必须既获得历史运作的支持，又获得思想家的确证，才可以成为长久运转的政治型态。换言之，伦理政治的构想必须获得深厚的历史支持，才能获得思想得以推行的最有力条件。倘若一个思想家要致力于伦理政治的建构，那么相应地也必须在觉解中国古史的秘密的基础上，才可以阐释可行的伦理政治观念形态。站在系统建构伦理政治的理论起点，孔子恰好以自己对中国古史的全面关注和高度领悟，又以自己对伦理政治双要素的相关性把握，既历史地又理论地揭示了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涉。从而，为后起的伦理政治思想家奠立了精神方向、价值关怀、致思方式。

面向历史:沿伦理与政治的相关线索求解上古政治史秘密

作为伦理政治理论运思的背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运作，构成了最佳的思想资源与历史前提。当一个思想家怀抱深厚的历史感去注视这段历史，又以建构社会政治秩序的自觉去升华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那么，他就可以在觉解历史的基础上，为历史筹划一条顺利延续之路。而且，如果历史变局使得这种双重致思，变成为一种极为迫切的任务时，那就更使其具有了源于历史而又负载历史的双重功能了。

孔子历史性地承担了这一责任。就他对溯他而上的中国古史的理解而言，他具有觉解历史秘密的两种优势。一方面，他生于长于具有浓厚历史气氛的鲁国，沿夏殷而来的周礼，在鲁国较为完整地保存和发挥着实际政治—社会功能，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使他可以观察体验初期伦理政治实践的基本状态。从中，领悟中国历史的政治结构隐秘，并以之为思考的现实根据，去寻求建构更系统健全的政治模式。加之“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成年后以“志于学”而“不惑”、“不逾矩”①，使他具有了深入伦理与政治意涵蕴于其中的综合社会规范体系周礼的个人经历，从而深知其中意味，得以凭个人经验去解读中国上古政治历史。另一方面，孔子在个人为学的理智态度上，解立起“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的原则，使他得以在整理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基础上，从自觉的思考与领会的高度与个人经验相契合，进一步强化他的伦理政治信念以及稳固他对中国历史之道的理解，并为他对社会历史的伦理与政治合一见解，获得个人经验之外、事实经历之上的理智支持，提供了条件。从伦理与政治的相关性上揭示中国历史的构成秘密，当然就得首先面向历史才行。孔子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都较熟络，加之“每事问”(《八佾》)的态度，使他得以洞察历史，明了历史作用机制中伦理与政治的相辅相成关系。根据统计，孔子提到或评论过的历史人物及其事件有黄帝、尧、舜、禹、稷、汤、文王、武王、周公、微子、箕子、比干、泰伯、伯夷、叔齐、虞仲、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祸，以及羿、升、桀、纣等。对同时代的知名人物，孔子也大都有议论，如柳下惠、臧文仲、季文子、臧武仲、叔孙昭子、孟僖子、孟公倬、微生高、孟子反、卞庄子、齐桓公、管仲、陈文子、齐景公、晏平仲、鲍庄子、晋文公、叔向、令尹子文、楚灵王、楚昭王、子西、孔文子、宁武子、遽伯玉、公子荆、史鱼、裨谌、子大叔、子羽、子产等等。这些人物，就其与伦理政治的早期实践及其中断、重建的关系而言，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伦理政治的规范倡导者、实践家:一类是伦理政治失序的戴罪者、祸首人;再一类是伦理政治中断后政治时局的弄潮者、当局者。显然，前两类人物更关乎孔子对自己政治理想的表达。孔子正是通过对第一类人物的评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赞赏，表白自己对伦理政治的偏爱。也正是通过对第二类人物的品鉴，如桀纣的批评，表明自己对伦理政治失序的痛心疾首。话分两头。以其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而言，通过褒而表明了孔子对历史秘密的觉解:正是伦理政治使夏商周国泰民安;通过贬而表明了孔子对伦理政治的作用悟解，失去了伦理与政治的平衡作用机制，“天下无道”。孔子以崇敬的口吻赞扬的上古政治传说人物有尧舜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同上)可见，在孔子眼里，尧舜禹之所以能够成为造就一个美好时代的政治奇迹，正是在于他们以没有功利羁绊的道德心，作为治理天下的中心和依托，以致于不论从他们的政治业绩上去评价，还是从他们的道德抉择上去估量，都没有批评的必要和可能了。古史传说时代的政治人物兼综伦理与政治，创造了“巍巍乎”的政治成就。而将目光投射于孔子所关注的周代文王周公的“郁郁乎文哉”的政治创制，则更引起孔子的赞叹，以及对伦理与政治做“综合治理”的满意后果的激赏。孔子以文王作为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一句话典型表达了孔子对文王事业的崇敬。至于周公，则直接成为孔子理想的人格化身，人生寄托的政治偶像。以致于可以忘记生理年龄(“不知老之将至”)的孔子，却以不能梦见周公而自认衰老(“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以孔子对真实的历史人物的赞赏，没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了。

为什么孔子对文王周公如此颂扬与崇敬呢?追溯原因，与他对历史事件的评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王周公以其创制的周代礼乐之制，引发了政治史的突破性事件:以兼得前代伦理政治早期实践的经验，而臻于系统和完善，使伦理政治的实践型态轮廓分明，趋于成熟。可以说，孔子正是以社会政治成就而盛赞文王周公的。因此，他发出如下的个人志愿道白就是顺理成章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进一步追问，周礼之于孔子对伦理政治的理解，意义何在呢?其一，周礼作为伦理政治的实践形态，成为人的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设准。对此，可从孔子在公共生活中谨行周礼加以证明。《乡党》篇在这方面记载颇多。

他在乡里的恭顺、在宗庙的恭谨、在上朝时的仪态、接待外宾时的庄重、出使外国的气度、衣着上的考究、斋戒时的谨严、饮食用餐的精细、接受馈赠的安然、意外发生后对人的关切，无不表现出孔子认定的安定、有序、雅致的生活，源自于有规有矩的既成制度，否则人的衣食住行状况就难以想象了。其二，周礼是很好地节制人的思想、言语、行为的规范体系。一方面只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就可以达到个人生活状态与公共秩序要求的一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同上)另一方面，礼制秩序一旦为社会所普遍遵循，也就可以成就“天下有道”的社会治理效果。在这一点上，正的方面讲，是“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的方面讲，是“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季氏》)。其三，周代礼乐之制作为一套社会政治与伦理规范合一的规则体系，在形成形式化作用方式之后，规则本身已成为社会得以各按其则运行的前提条件。否则，便会导致引起社会危机的连锁反应，“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事，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可见，由礼乐而定的名分，已成为社会合伦理要求与政治亟需地运转的前提;而政治与伦理共同囊括其中的礼乐也已成为大众心安理得生活的根据。孔子对周礼的历史觉解，确已他发现了完满政治的原型:古典史中伦理与政治的合一，正构成中国历史令人赞叹的那一页的实质内容。这种历史觉解，亦构成孔子自觉开创伦理政治的理伦预制先河的条件。他的“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哲学大思路，在此隐约可见;以仁与礼的同构接通伦理与政治的努力，在此依稀可辨。而他在对时局的“有道”与“无道”的艰苦寻思中，更强化了这一思维进路。

疏解问:以仁礼结构确认伦理与政治的内在联系

如果说孔子的伦理政治观念完全依于对历史的觉解，那他的思想意义与穿透力就十分有限。只有在历史觉解的基础上，对伦理政治加以更自觉的理论分疏，才可以强化信念，化解危机(东周以来伦理政治的权威失落)，重整旗鼓。孔子在历史觉解的同时，确实做出了自觉的理智尝试。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周及其以前的伦理政治实践记录欠完整、理论致思缺文献，使孔子不得不在思维中重组伦理政治。此即所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另一方面，变迁着的历史，也总要求后起者根据具体的历史情景对前在的社会政治格局进行修缮、观念进行修正。这种历史态势，要求孔子建构与春秋时代相呼应的伦理政治模式。对此，他也有自觉意识，“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文献的系统性不够，就要求以思想弥补;损益的客观性要求，就促使历史主体重构社会。前者使孔子伦理政治构思富有余地;后者，使孔子伦理政治建构有客观需要。而孔子是在“有道”与“无道”，“是礼”与“非礼”，“与命”与“与仁”，“文”与“质”的辩证致思中，在“吾日三省吾身”(《学而》)的反复自省深察中，在“举一隅而三隅反”(《述而》)①的慎重推论中，建构起以仁恢复道德感召，以礼恢复政治权威，二者合一的伦理政治理论格局。

由此可见，仁与礼是互相发明，标志着伦理与政治内在关涉的范畴，二者对孔子思想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二者同构方为孔子思想中心，②，这从“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的相关性互释上可以看出。自然，仁礼同构，以其具有差异为前提。这为分别的理想提供了根据。先看仁。孔子对仁的解释是情景性的。即是针对不同人物、不同意向、不同情境而提出的不同解释。它不是一个学理化的严格概念或准确定义。但是，孔子对仁的解释有明显的思想轨迹可寻。仁者“爱人”的阐释，可以说是从一个字源学意义上对仁最简单明了的规定。《说文》讲“仁，亲也，从人，从二。”《中庸》谓“仁者，人也”。同时点明“仁”作为伦理规范的性质。因为，“爱人”必有爱者被爱者，爱者如何去爱被爱者就成为伦理据以诞生和发生作用的契机，当然也为社会政治组织中统治者怎样爱被统治者的规则设定，埋下了伏笔。至于如何爱人，孔子沿两个思路构思，一是最低限度意义上的不利己损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最高限度意义上的成己成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在这里，两点都具有典型的伦理意义。前者，是对人际规范的起码规定;后者，是对人际和谐所抱的崇高期望。对前者，孔子曾以“恕”来提炼其精髓。而“恕”的理解，从“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切入，最得其意。因为，恕道正是以发生关系的人际双方内心同情、互谅互让、互动而得成就的。倘若任何一方缺乏起码的心理共鸣，也就蕴藏了向另一方强加某种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危险。以此为基准向上提升人人均具爱人之仁心仁性，并以此制约使人疏远的习得规范，保证“性近”，拒斥“习远”。那么，己一立，人就立了;己欲达，人就达了。人己就共同进入一个互信互爱的伦理境地。这种思路，很自然地将仁的存在与作用寄托在个人品性德行之上:一个人能够依于仁，并相信人人能依于仁，那么正己正人成己成物就成为一个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孔子讲“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求仁而得仁”、“仁以为己任”，道理也就在于此。仁可谓对个人品德的一种规定。

再看礼。孔子强调“立于礼”。与“吾欲仁”相比，礼带有一定的强迫性，“约我以礼”(《子罕》)。前者的伦理色彩更浓，后者的政治意味更强。而礼的实际构成即周礼。周礼恰好是“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①，其中容有上古氏族血缘伦理的原始成份，但更主要的是社会政治生活公共规范的汇集。如政治权力使用的等级规定性，以礼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失礼，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大夫陪臣出。再如因权力等级而享有的利益而言，天子之礼与臣下之礼，有严格的规定，“季氏富于周公”，“八佾舞于庭”都违背礼制，故小则“鸣鼓而攻之”(《选进》)，大则“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又如礼制社会，人们寻求利益满足的方式，不是随意妄为而获得，而是有规则可循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理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可见，礼作为一套公共礼法，是在原始宗法血缘伦理基础上构成的政治汉理方略。所以，孔子强调“为国以礼”(《先进》)。

到此为止，孔子以伦理释仁、以政治说礼，但如果就此打住，那他并未比其前辈对伦理政治提供得更多。孔子的独特性在于，他以仁作为礼的内化根据，又以礼作为仁的外推规则，对仁与礼进行了合一致思。一方面，“克己复礼为仁”，即克制自己调整自己，并使个人言行符合公共生活规则，这就成就了仁的伦理精神和政治要求。在此，伦理精神是政治要求的基础，政治抉择是伦理精神的归结，有仁必有礼。否则，“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所，能够克己复礼，在外在行为方面，也就需要非礼勿视、听、言、动了。另一方面，达到仁的境界，自然具有礼的外在功用。“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这是对个人存善祛恶而言。“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这是对公共生活的舒惬而言的。但“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外在规范的礼对内在修养的仁，还是有强大制约作用的。再一方面，仁与礼的作用同时发挥于政治活动的过程之中。总体上讲，“政者，正也”。这里的正，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克己”之心，即以仁的伦理规范端正言行;二是“为政”之正，即以仁心仁术对待大众。分开来讲，对统治者而言，“为政以德”;对臣民而言，“谋事以忠”。前者，强调统治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强调其“使臣以礼”(《八佾》)强调其“怀德”(《里仁》)，强调其“以礼让为国”(同上)，强调其“喻于义”(同上)，以期收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的统治效果，收到“有耻且格”(《为政》)的人心归附的社会效果，收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同上)的普遍认同的结局效果。可见，伦理与礼法合一对统治者多么重要。后者，强调臣民“事君以忠”(《八佾》)，“事君尽礼”(同上)，“事君，能致其身”(《学而》)。这样，以仁为原动力、以礼为调节器，社会政治便进入一个秩序井然的满意状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有道”。但是，如果仁与礼的伦理—政治共同规范不被信守，社会状态就会陷入令人忧虑的格局之中。对统治者而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对臣民而言，“民无信不立”(《颜渊》)。正反两方面的推论，使人可以见到仁礼的相互为用，互为中心，对人心纯化、社会治理，是一种最佳抉择。

以仁收拾人心、以礼规范行为，是孔子针对春秋政局境况做出的反应，将之兼综并统合在社会运作过程、政治治理进程中，则是孔子对伦理政治总体构思的反映。这从孔子另两个思想观念上可以得到侧面的印证。孔子曾倡“正名”。“正名”在现代多被解释为端正名份，或名物相符，使之成为孔子为身份格局或固有礼制辩护的证据。其实思量一下，“正名”指向应有两个，一个要正的“名”，首先是伦理的，即正伦理规范，如仁义等之名，俾使道德的行为抉择有规范可依，这从孔子对“身正”、“身不正”的仔细区分上可以觉察。另一个要正的“名”，才是政治的，即正政治规则，如天子、诸侯、陪臣、庶民的行为规范(礼)，使君臣爷子各居其位各符其名各行其事。所以，“正名”的要求关乎伦理与政治两个领域，是以孔子伦理政治构想为原则的。孔子还倡导“中庸”，并认定，“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雍也》)在这里，“中庸”明显具有方法论的双重意涵，“作为方法论，它提出了处理问题的尺度，主张执两用中，强调‘过犹不及’;作为道德观念，它又具有统率诸德的普遍作用”。前者，一用于日常的为人处事评论，如评“师也过，商也不及”(《先进》)，另一则用于为政的举措分寸的把握，如“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后者，则强调“义之与比”(《里仁》)，使“好人”、“恶人”有适中的法度，使仁德能够落实在社会政治生活之中，驱人完全“喻于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执两用中”可谓宜。在这个角度看，中庸反映出孔子适切地利用伦理规范与政治规范于社会进程、个人生活的调整的祈求。面对人心秩序的混乱，社会秩序的丧失，孔子以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关涉立论，阐发了仁礼合一结构的伦理政治观念。简单讲，这种内在关涉表现于三个方面:其一，仁与礼需互相诠释，内蕴方可凸显。换言之，伦理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私德与礼法，不可能自存自明。其二，仁与礼的效用需相互激发，潜力方能突现。“欲仁”而仁之人，必要求“立于礼”;“好礼”而行礼之人，必能够“依于仁”。两者都不可能离对方而有效用。其三，仁与礼各有侧重，仁源意志，礼自外作。但就其走势而言，内外趋于一致:

由仁推开看，“吾欲仁”必进于“修己”，必再进于“爱人”，“安百姓”，处处有“礼”由礼往回看，行礼能“博施济众”，源于“己立立人”，再源于“己不欲不施人”，归结在仁处。内外谓相得益彰。;

表达理想:在秩序重建中构想政治应当状态

孔子对伦理与政治作统合观，从而以仁礼结构说明了二者的内在关涉性。他当然也从中勾画了由此造就的社会情景。但是，孔子毕竟是现实的社会情景中思考问题的，他的理论意图，也必然与现实对接才行。同时，他的政治设计，也总要去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寻求有利的思想资源，以资伦理政治的理论致思。据此，他对伦理政治应当状态的构想与勾画，只有社会文化运动中获得动力。

孔子时代，是一个社会文化的转型时代。这种转型在双线上展开:一是神圣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转型;二是世俗文化自身构成的转型。前者，以“绝地天通”(《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下》)为标志性事件的神权垄断，随世俗权力载体的失去感召，在孔子时代已日益向“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的现实清醒理智滑落，这使孔子可以在一个重人的现实思想环境中，去清理人如何可以更合理地生活的政治哲学问题，去构思社会如何可以更健合地运作的政治社会学问题。而孔子也一向具有远离神秘文化的思想性格(“子不语怪力乱神”)，并对天怀抱一种任其自然的理智态度(“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或把主体意志式的人格化之天，重塑为一种人的意志难以抗逆的强大力量，如“天丧予”(《先进》)一类的慨叹，即表现了这种倾向。尤其是涉及到政治问题的议论，他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强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可以说，孔子之能够将心思集中于人伦与政治问题上，与远神近人的时代思潮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孔子时代的世俗文化也发生着重大转型。一方面统一的中央权威早已丧失，礼乐征伐，已由诸侯和陪臣执掌，“天下无道”的政治秩序混乱已非一日。另一方面，“礼崩乐坏”，传统中用以维系人心秩序的礼法合一性规范，已失去其权威性和感召力。“犯上”、“作乱”日显频繁;人心浮动、各为其利的现象日益普遍。社会陷入摒弃道义的“喻于利”的紧张状态。再一方面，在既有的人心与社会秩序紊乱的情况下，新的人心与社会秩序又未能在实践中浮现、在理论上重构。在统治者一方，对政治层阶关系的处理已显得手足无措，以致于君臣关系的处理这种基本的政治事务，也要询之于人(如鲁定公问君臣关系于孔子，参见《论语·八佾》)。而在民众一方，能以孝悌为人、忠恕对人、见利思义为行为原则的，为数也不多。具有传统社会悠久深厚根基的伦理根源孝悌，已被动摇;具有原始契约性质的伦理行为原则———忠信，已然浇薄。但是，不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整个社会都处在一种任其自然的状态之中。这种局面，对孔子这种自信承继传统文化，又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主观战斗精神的人来讲，意味着他必须提当起重振文化纲纪、重建双重秩序(人心与社会秩序)的责任。在此，孔子的文化致思与政治探求，与现实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无疑印证了现代文化学的一个基本思路，“文化研究拒绝在不断变动的知识地图上被圈死在一个小领地中，因为文化研究的关怀不仅仅，或者甚至不首先是知识性的。文化研究声明要从活生生的生活中关心生活。这就促使文化研究去关心影响特定社会结构中具体复杂生活的种种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关心具体生活对这些因素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这样的文化研究在选择知识资源时，以是否符合当时任务的需要为准”。孔子在春秋时代文化转型情景中所做的思考，自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化研究，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以实用性的品格为生活逼近美好而构思。所以，孔子的思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直接为了解决春秋混乱格局而做出的政治考虑，二是为了超越世俗社会的不完满而做出的政治应当状态的构想。前者以其现实性品格为特征，后者则以现实的超越为追求。

就前一个层面而言，孔子更多地依托于已有政治资源的利用与转述上，因而也就表现出更多的宗法血缘伦理与世袭等级政治的孑遗。对这一层面的总体构思，孔子思想的原型是周礼的尊尊亲亲原则。孔子取这一原型为其思想母体，是因为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任务非常紧迫，从容地设计崭新的政治架构非常困难，只有循历史做法而稍加“损益”，可以较及时地满足社会政治运作的需要。孔子以为“孝悌其为仁之本占”(《学而》)，孝、悌都是基于血缘关系而引申出来的人际伦理规范。但这种规范一旦约束了人的行为，就会有它的政治效用。一是它是家庭之内、社会活动共同生效的规范，“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二者它也使人的行为循规蹈矩，由伦理自理变成政治自制，“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原始宗法血缘伦理所具有的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功能，皆竟对亟于重建秩序的孔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从这一原则设定出发，孔子自然在政治运作的构想上，要凸出君王的伦理榜样与政治权威合一式的崇高地位，与其不可取代的独特功能。一方面强烈要求“臣事君以忠”，另一方面要求臣民严格遵照礼乐之制进行行为抉择，《八佾》篇对管仲、季氏的批评可证此点。但是，时局启迪孔子，单纯的孝忠已难以维持。以“时中”与“权”来“损益”规则的孔子，尤其强调伦理关系的对应性，处理政治关系的对等性。所以与“臣事君以忠”对等的有“君使臣以礼”的规则;治民而使其不致犯上作乱，相应的有“庶之”、“富之”、“教之”的要求。在此，伦理感化与政治控制两环相扣:一方面治人者心怀两手，“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另一方面各致其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颜渊》)从而，收到人心秩序重拾、政治秩序重整的社会治理效果。

内在范文篇7

关键词:政府利益;政府信用;内在性

政府利益内在性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追求自身组织目标或自身利益,而非全社会或非国家整体利益的现象。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主流派别之一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利益内在性的存在意味着政府组织或政府官员的利益可能支配公共政策的制定,并且决定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的行为。这一观点使人们对政府的认识从理论回到了现实。但是,其偏执的分析会对政府产生不信任,使政府出现信任危机。所以,需要充分认识政府信用产生和运作的客观规律,通过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以及各种监督机制,有效抑制政府利益内在性倾向,这对于转型时期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信用及其在现实中的运作

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由此可以看出,政府信用是社会各主体对政府行政行为的一种期待,希望政府践行其宗旨,对公众的期待作出合理的反应。

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直接关系到政府信用的高低。那么,政府宗旨是什么呢?政府一切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对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与西方古典政治学家都有明确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从政府社会性的角度分析指出,社会性(即公共性)是政府的一个本质属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昭示:先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后有国家和政府。而且国家和政府最初是借着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发展为特殊机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共事务越来越复杂,政府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否则就难以为继,无法维护政治统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2］由此可见,政府只有代表了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的目的来运用公共权力,才有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西方政治思想家卢梭也认为:“政府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3］既然“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一个国家政府能否很好地实现公众福利(或公共利益),就成为公众衡量政府是否实现其宗旨的最重要指标。

虽然政府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政府一旦获得主权者(即公众)的授权,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就可以独立地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直至政府解体。这样,政府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和个人的组织,对于社会整体、其他组织和个人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政府的相对独立性,促使政府并不总是以公共利益或公众福利为唯一宗旨,它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政府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组织。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对此为我们作出了解释:政府不仅是“社会人”,也是“经济人”,他们都是利己的,其行为的首要和最高的目标都是追求个人利益,能实现个人目标的行为才是理性的,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收益和成本来选择行为。所以,从他们的视角看,政府被称之为“理性的经济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是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的政府。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讲,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且日益增多的外部性再加上政府“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动机,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有可能会违背契约承诺(为公众谋利),追求自身利益,甚至牺牲公共利益以达成自身利益的诉求。诚如谢庆奎所言:“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这么说,完全自私、自利的人或群体,完全不顾自身得失的人或集体,在现实生活中都存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在通常情况下,为了自身的权力、声誉、荣辱、奖惩、升降、福利、待遇等,而去做事或工作,这里都含有自利的动机和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同样不是唯物主义。”［4］由此可见,政府利益客观存在,在现实中也出现了种种表现形式:部门利益膨胀,地方保护主义,政绩工程以及政府官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等等。在对政府利益的追求过程中严重地损害了政府形象,对政府信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势必要尽量消除政府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尽可能地避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践踏,最大限度地履行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法定职责。

二、政府利益缺乏制约对政府

信用的影响良好的政府信用得以产生和有效运作的根本在于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促进,在理想层面,政府应当是超利益存在的。而在现实中,政府利益却是客观存在的,它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组织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承认政府的合法利益比让政府追求超越一切的法外利益更符合实际。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承认每一个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鼓励他们为争取合法利益而竞争。但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是一个根本前提。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与其他利益主体相比,应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得更为密切。当政府的权力运用和利益追求是增进了社会的公共福利,或者是与社会公共利益方向一致时,就是政府作用的正效应,它就会保证和增进政府信用;否则的话,就会破坏政府信用。政府利益缺乏有效抑制时,必将对政府信用产生重大影响。

1对政府经济信用的影响

政府具有公共管理者和普通“经济人”的双重角色,虽然市场经济严格限制政府以普通“经济人”角色出现在市场中,但政府仍然会以公共管理者身份从事普通“经济人”的行为。这就存在着一个政府越位的问题,因为政府行为会对其他的利益主体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在传统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经济人’是如此小的参与者以致他自己只能采取其他参与者所采取的行动;而当政府作为普通‘经济人’出现在模型中时,它的行动将影响所有的参与者。”［5］所以,政府的经济活动要自觉遵守市场经济规则,这对社会其他经济主体具有示范效应。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注重自身信用,自觉遵循市场规则,那么,其他经济主体会认为政府的信用可靠;反之,如果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不注重自身信用,随意改变市场规则或不遵守规则,在市场游戏中谋取优惠的游戏待遇,从而破坏市场经济体制准则,则会恶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2对政府政治信用的影响

政府信用是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政府宗旨是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增进社会福利。因此,政府是否能够

正确地行使公共权力、履行公共责任,既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府自身的权威,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如果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时,违背了政府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的宗旨,产生公共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等现象,政府信用就会严重降低,从而失去民众的信任,导致社会产生针对政府的强大异己力量,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完全消解,影响政府的建立和存续。邓小平指出:“一切企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6］可见,政府信用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重要作用,政府信用不足与缺乏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3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

对政府社会信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和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福利增进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廉政而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增进社会福利。一个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制止政府权力的寻租活动,防治腐败,这就有助于减少或消除社会资源的浪费,从而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社会的福利总量。诚如乔林碧所言:“寻租行为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资源的浪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了获得政府的特殊保护,寻租者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游说,或者用礼品或金钱去疏通层层关系。这种对寻租者极有效率的活动,对社会来说没有任何效率。其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作为‘经济人’的受贿者也需要学习和寻找方法,让寻租人支付的贿赂达到使受贿者满意的水平,这可不是天生就会的。即使政府的廉政工作做得好,能够保证每个工作人员都不受贿,但是寻租者出于自身利益,仍然有游说与行贿的企图,为此,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仍需耗费时间和精力进行反游说与反行贿。再次,如果寻租行为得以实现,相关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将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之和比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额还要高,因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7］另一方面,政府对和谐社会建立所产生的积极意义。社会是否和谐,最主要的是取决于两个因素:客观因素(即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主观因素(即人们对收入差距的观点和承受力)。只有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因此,政府对社会利益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态度与调适措施直接影响着社会和谐,所以,“十六大”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8］。

三、创新政府管理体制,

增强政府信用

政府权力的运作是由具体的“经济人”(政府组织及官员)执行的,自利、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支配着“经济人”的行为。当政府“经济人”的利益内在性倾向缺乏有效抑制时,权力者本能的利益扩张必定会侵犯社会公众的利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限制的地方才休止。”［9］转型时期,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各级政府组织中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以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及竞争日益明显。这些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使政府信用降低。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转型时期,我们应该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增强政府信用。

1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即政府管理方式应由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法律、法规为主要管理手段。只有法律的权威性才能逐步消弭政府行政的随意干预,弥补“人治”造成的随意性、不稳定性缺陷。法律对社会公众和政府行为具有同等的约束力,而且政府应该带头执行法律,诚如卢梭所言,“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对全体人民,下列的说法都是同样毫无意义:‘我和你订立一个担负完全归你而利益完全归我的约定,只要我高兴的话,我就守约;而且只要我高兴的话,你也得守约’”［10］。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共管理者应该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只有严格地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政府才能在民众中真正树立起信誉,获得公众的信任。

2创新政府信用的监督约束机制

政府权力的终极源泉是人民的授予,必须对人民这个政治权力的终极源负责,而且政府要得到社会公众的信任并提升政府信用,必须接受监督。首先,建立法制的监督约束机制。制定和完善政府信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如制定颁布《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配套的法制体系。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始终坚持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应涉及社会信用相关的法制建设,更应该包括政府信用的法制建设。其次,建立政府信用的大众监督机制。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建立舆论表达与反馈的常设机构。如我国设立信访机构以及各种制度化的接待日等,这些都为公众提供了对许多社会问题表达自己思想和主张的场所。另一方面,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的解说责任,即加强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对上级以及向社会公众解释已做、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情的正当性,强化官员的责任和义务,改变监督方和政府机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以便监督方充分掌握有关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督［11］。因为,政府信用是在和政府的互动中、通过政府官员的行为表现经由社会公众的评价而产生的,加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和交流可以缓解政府和公众因信息的不对称、行为的不了解而容易产生的信任危机。

3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

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政府官员的荣誉、地位和收入的获得都与其政绩密切关联,政绩考核成为政府官员晋升的最主要参考指标,是政府官员行为的风向标。因此,要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使之恪守政府信用,就要创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随着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的逐步确立,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应该不断革新,评估政府,不是看它投入多少资源、做了多少工作,而是要考核它所做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企业和公众的需求。“满意原则”应该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最终制度。政府绩效考核应包含以下内容:经济性评估是要求政府树立成本意识,节约开支,少花钱多办事;效率测定的是政府的投入产出比;效益评估关注的是组织工作的质和社会最终结果,效益最终要体现在人民满意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由此可见,创新的绩效评估不仅仅考虑GDP问题,更应体现全面发展观,这是维护和增强政府信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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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范文篇8

儿童户外游戏空间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课堂，在培养和提高儿童自信心、锻炼团结协作能力和积极思考的主动性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儿童户外游乐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的重心不仅在于有形的实体造型、设计色彩、材质肌理和人因工程，还更应注重其在城市环境中的功能参与性和情感互动性。作为大型的城市环境设施，其设计与建造应满足儿童行为主体的差异化需求，并参与城市公共空间与交往关系的塑造。笔者从内在逻辑层面，结合具体案例，对儿童户外游乐空间的角色和设计法则进行系统论证。

二、户外活动的承载者

在同一空间下，不同年龄阶层、性格喜好的人们呈现出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户外活动特点。根据扬•盖尔的观点，社会公共空间中的户外活动分为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必要性活动是指行为主体都要参与的互动，通常受周围环境影响较小；自发性活动体现了人们参与活动的主观意愿，在环境、气候、情绪合适的条件下发生；社会性活动则依赖于不同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必要性活动发生条件最为宽泛，自发性活动与社会性活动的高频发生需要较理想化的景观环境条件。[1]儿童户外游乐空间绝不仅仅是设计“游乐场”，它还是一种激活城市的手段。除了必要的功能性设计，它还承担了促进人们自发性与社会性活动发生的职能，成为人们户外活动的重要承载者。经调查与研究表明，人们户外活动的发生与儿童户外活动空间及设施设计存在紧密的相关性——良好的儿童户外活动空间及设施设计有宜于促进户外活动和邻里交往的发生。在必要活动发生频率一定的情况下，具有儿童游戏场所及设施，且环境较为开阔、游戏设施完善、内容层次丰富的公共空间，人们短暂停留并相互问候的意愿较高，自发性活动与社会性活动的频率也随之增加；而在缺乏儿童游戏场所及设施，且环境较为闭塞、游戏设施品质较差、内容单调的公共空间，人们产生交流与交往的意愿较低。因而，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游乐设施本身，更应注重其在公共领域中所承担的角色。

三、差异化需求的满足者

儿童户外游乐空间作为必要的城市空间，究其根本是为人服务的，设计的出发点和标准应充分考虑并满足使用者的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求有低至高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对于儿童户外游乐空间而言，虽然存在服务人群的特殊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层级上的递进关系。更为关键的是，设计中应充分遵循不同年龄阶层的儿童群体的生理、心理、行为特征，对空间与设施进行合理配置，以满足使用者的差异化需求。[2]我们将儿童户外活动设施大致分为认知启发类、创造模拟类和冒险竞争类三大类别（表1）。1．认知启发类儿童户外游戏空间婴儿时期（1～3岁），孩童的感觉、知觉逐渐形成，对周围陌生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攀爬和触摸。因而，户外游乐设施应以认知和启发类型为主，以满足该时期儿童好奇心强、安全意识差、活泼好动等生理、心理及行为特征，帮助儿童感知周围的世界。这一时期设施通常是固定的，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如简易攀爬架、小型滑梯、彩色卡片墙等。并且，出于安全的考虑，此时期儿童活动需在家长或志愿者的监护下进行。视觉和触觉是影响儿童感知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在清晰明快的色彩环境下能够有效激发儿童的视觉和智力发育，丰富的色彩环境对儿童记忆力和观察力大有裨益。[3]据此，认知启发类儿童户外游乐空间应具有清晰、明亮、丰富的色彩。例如瑞典PLIKTA公园彩虹鸟巢成为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场所（图1）。2015年武汉国际园博会“掌园儿”儿童活动空间设计中，利用彩虹墙和风铃设计强化儿童的视觉与听觉感知：视觉上，彩虹墙采用明度、纯度较高的色彩，并在区域内配置了丰富多彩的花境植物，满足儿童对丰富明亮色彩的需求（图2）；触觉方面，尽可能采用自然素材本身无可取代的触感、温度和气味，在与孩子们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感性思维。日本大阪KM幼儿园庭院内设有一排绿色的楼梯，种植了天然的草坪和花、树木，让孩子们可获得更多的、真实的生活体验（图3）。2．创造模拟类儿童户外游戏空间幼儿时期（3～6岁），孩童的体力增强，能够直立行走和操控事物，感知与心理活动迅速发展，开始独立思考并形成个性。适于该阶段儿童生理、心理行为特征的游乐设施应以创造和模拟类型为主，注重培养儿童的个性、参与性与创造性。不同于认知启发类设施，创造类设施通常是“非固定”的，即可以由行为主体的主观创造决定玩法，在“随机”的游戏模式中培养和鼓励儿童的创意行为。模拟类的设施通常具有较强的主题性，通过提供角色道具和模拟现实场所，使儿童通过模拟扮演虚拟角色参与游戏。在游戏的人物交往中，学会理解他人和调节自我，培养儿童人际交往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该时期儿童已经开始拥有较强烈的领域意识，通常表现为领地占有、带领小伙伴进行聚众性游戏等行为。[4]因此，在儿童景观空间设计中，领域性塑造对于整个儿童空间来说至关重要。需要提供多样化地形地貌、活动设施供儿童活动，让儿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参与和享受游戏带来的乐趣，注重引导和培养儿童的独立精神。3．探索冒险类儿童户外游戏空间童年时期（7～12岁），儿童的体力进一步增强，可以进行低强度体育活动，智力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团队和竞争意识增强。因此，户外游乐设施应注意对运动和协作能力方面的锻炼，借助游戏鼓励儿童自我探索、独立，并使其懂得寻求外界帮助，加深儿童对自我和周围世界的认知，在游戏中锻炼自主学习与交往协作的能力。日本长崎Obama幼儿园通过在各个楼层应用不同建筑材料，在楼层之间布置游乐绳索网等，试图将孩子们乐于探索的天性充分发挥，激发出更多创意（图4）。安全问题是儿童户外游乐空间中首先被考虑的问题，这在探索冒险类的游戏设施中显得尤为重要。儿童户外游乐空间应该进行的安全防护主要包括：（1）交通防护——场址内无机动车辆，保证活动安全；（2）视线可达——围墙、灌木等维护性设施应保证视线的可达性，以兼顾自然监视的需要；（3）设施防护——游乐空间的地面一般铺设具有缓冲作用的弹性材料（塑胶、细砂等），大型攀爬装置的表面应选用橡胶垫或填充材料，当设施高度高于1m时，应设置护栏（间距＜13cm），以防儿童的头部探出，如有水池设计，水深应控制在30cm以内，以防溺水。[5]应被明确的是，安全保护应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游乐场应该成为教会儿童学习如何识别风险并与之相处的场所：通过跑、跳、攀登、预估、合作等活动，锻炼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运动技能，为未来生活中的类似危险做好准备。以比利时矿山游乐场为例，该游乐场将通往65m高的煤渣山山顶的坡面改为用于玩耍的趣味坡道——冒险山。在安全保障和探索乐趣中寻找平衡点：在保证儿童身体机能不受到损害的前提下，鼓励孩子们尝试冒险（图5）。

四、城市公共空间的塑造者

儿童户外活动设施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承载并满足人们户外活动的需要——不仅为儿童的户外生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并且吸引、容纳了青年父母、老年人群体的参与，催生出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因此，儿童户外活动设施与公共空间的关联愈发紧密，成为公共空间的重要参与者和塑造者。1．参与碎片空间重塑碎片空间是指被道路、水系等廊道系统分离出来的不完整空间。区别于完整区域空间，碎片空间之间关联性较小，更加独立。在城市环境中，碎片空间表现为被城市道路系统割裂的分散小空间，甚至由被遗忘的城市空间发展而来。儿童游乐设施具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可以成为“塑造区域凝聚力的有效构筑”，为推动人们交往与联系提供有益平台。[6]例如Ann&RobertH.Lurie儿童医院皇冠天空花园以“大自然”为主题，利用充足的阳光、水、声、色，交织塑造出一个仿若真实的梦幻花园。花园中心设有安全树脂墙壁和当地再生木质雕塑玩具，病人可以放心接触，同时也为其他人群的驻足和交谈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交流环境，形成公共交流的“小型客厅”（图6）。巴塞罗那Badalona公园位于三条道路交汇处。设计将现有斑马线进行整合，将城市中碎片化的绿地系统有机联系在一起；场地内设有沙丘、草地、攀爬植物和灌木丛，并为不同年龄段儿童提供了游乐设施及空间；预制的混凝土模块弥合了游戏区和道路间的高差，同时可以用作休息的长凳；成年人可以在此休息并观察儿童活动，开敞的视野保证了场地活动的安全性（图7～图12）。2．“有效诱导空间”“有效诱导”的目的在于通过“必要性的活动”，激发“自发性及社会性活动”的发生。“有效诱导”设计要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围合式空间塑造相比开放式空间而言，围合式空间更有益于领域感的营造，更有利于交往行为的开展。在空间形态上，儿童户外游乐空间应以内聚的围合空间形态为主，易于满足儿童活动安全以及监护人休息、观察等多方面的需要。同时，围合式空间形态为公共交往提供了较为隐蔽的场所，满足公共交往和保护隐私的双重需要。（2）适宜尺度适宜尺度则是形成有效诱导空间的关键。在儿童户外游乐空间设计中，应考虑合理的尺度。理论上讲，空间宽度小于3m时，容易形成面对面的亲切交往，5～6m时易于形成交往，当宽度达到10～12m时，交往难以形成，而在25～30m宽的空间则不具有交往的可能。（3）便捷可达便捷可达包括交通可达和视线可达两方面，在儿童户外游乐空间的具体布局上应考虑到儿童的舒适步行距离（约300m），以增加空间的可用性[7]。并且，应采取合理的环境标识和场地设计引导与组织人流，使人们进入和离开的路线清晰、便捷。

五、结语

儿童户外游乐空间的设计与建造具有广泛的意义，应从全局进行把握，在内在逻辑和环境要素的协调和影响下进行整体建构。作为独立设施，其在造型、色彩等方面应满足儿童户外活动的阶段化需要，在安全性、启发性、环保性等多方面予以考虑。作为城市景观构成元素之一，应更好地参与公共空间的组织与营造，成为公共空间中具有基本性、环境性、装饰性的复合型产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城市对儿童的人文关怀，满足大众户外生活基本的物质功能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这也是未来儿童友好空间设计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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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范文篇9

关键词：中庸、时中、中正、中和

TheInheritLogicalityofConfuciusTheoryof“TheMean”

Abstract:Confuciustheoryof“TheMean(Zhongyong)”hasitsInheritLogicality,(Zhongyong,usuallytranslatedas“TheMean”,meanstoattainduemeasureanddegreeandtoavoidextremes.)theauthor’sviewpointcanbesummarizedasthefollowingfourpoints:

First,thelogicalstartof“theMean”theoryis“Shangzhong”,(whichmeanstolaygreatstresson“theMean”always.)Theessenceof“theMean”is“Shizhong”,(meaningtoadheretotheprinciplesof“theMean”allthetime.Thiscanalsobeexplainedas“toseizetherighttimeandattainduemeasureanddegree”.)“Zhongzheng”isthe“canon”of“theMean”,(whichmeanstofollowtheprinciplesof“theMean”inaccordanceofthemornsofthesociety.)“Zhonghe”,(meaningtoattainahighlyharmoniousstate,)istheidealtargetofthetheoryof“theMean”.

Thebasicconnotationof“Shangzhong”is“nottooverdoandnottounderdo”or“nomuchandnoless”.“Shizhong”means“nothingwrongandnothingrightbecauseofthatjudgementtoathingvariesatdifferenttime”.“Zhongzheng”is“proprietyandrighteousness”.“Zhonghe”ahighlyharmoniousstateofthenature.“Shangzhong”isaconceptbelongingtotraditionaltheoryoriginally.Andtheconceptsof“Shizhong”,“Zhongzheng”and“Zhonghe”weredevelopedfromthe“Shangzhong”byConfucius.Theseconcepts,whicharethemajorpartof“theMean”theoryofConfucius,hadgreatlyenrichedandexpandedthetheoryof“Shangzhong”.

KeyWords:theMean、Shizhong、“Zhongzheng、Zhonghe

“中庸”思想，起源甚古。相传早在氏族社会，帝喾便“溉执中而遍天下”。[1]（五帝本纪）尧舜时代，又有所谓“允执其中”的说法。[2]（尧曰）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一书，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尚中”的倾向，如在《易经》六十四卦中，被《易传》及后来的易学称为“中爻”的二、五两爻吉辞最多，合计占47.06%，差不多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其凶辞最少，合计仅占13.94%。[3](p146)足见其对“中”的重视。春秋末期的著名哲学家孔子，十分重视对三代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在他的思想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尚中”观念。以此为出发点，孔子建构了自己的“中庸”思想体系。本文即对此予以简要的剖析。

一、尚中：中庸的逻辑起点

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2]（先进）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

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2]（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棘子成，卫国大夫。“鞟”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2]（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4]（P105）“好勇而不安分”就是孔子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孔子所谓的“直而无礼”[2]（泰伯）。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雍也）。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

事实上，孔子本人也正是以“中”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的，其曰：“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子罕）“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5](p26)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6](p160)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就道德修养和行为修养的层面说，孔子“用其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毋意”，不悬空揣测。“毋必”，不绝对肯定。“毋固”，不拘泥固执。“毋我”，不唯我独是。“子绝四”，则是指孔子没有“意”、“必”、“固”、“我”四种毛病。[4](p87-88)在这里，“四毋”的核心仍是“中”。这种思维观念、行为原则，或许可以谓之“允执其中”。这说明，对于传统文化持“因、损、益”态度的理性主义大师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是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的。

二、时中：中庸的内在本质

如果说“尚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是其“中庸”思想的逻辑展开。

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7]（尧典）。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2]（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8]（二三子）。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2]（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8]（二三子）

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4]（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用《论语》所记孔子的话说，就是“无可无不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2]（微子）这段话，记载了孔子对那个时代公认的几位贤人的评论和比较。透过这种评论和比较，孔子说明了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孔子说，不动摇自己意志，不辱没自己身份，这是伯夷、叔齐的特点。柳下惠、少连降低自己意志，屈辱自己身份了，可是言语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虑，那也不过如此罢了。虞仲、夷逸逃世隐居，放肆直言。行为廉洁，被废弃了也是他的权术。[2](p197)而孔子认为自己与他们不同，乃是“无可无不可”。

如何理解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孟子·公孙丑上》的一段评论正好可以做其注脚：“（公孙丑）曰：‘伯夷、伊尹何如？’（孟子）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又《孟子·万章下》载：“孟子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由孟子的评论可知，孔子的“无可无不可”就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或“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不难看出，孔子与其他诸人的区别在于，其他诸人固守一节，而孔子则“无可无不可”。所以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4]（万章下）“圣之时者”即“随时而处中”。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或“时中”观念，还可以从下面的几则材料中体现出来：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2]（公治长）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2]（公治长）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卫灵公）

孔子在这三则材料中谈到的三位人物，其具体境况虽或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能“识时务”：南容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总有官做，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也不致被刑罚。孔子看中了他这一点，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宁武子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便显示聪明，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便装傻。孔子很佩服他“装傻”的本领，慨叹其中有一般人学不到的奥妙。蘧伯玉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就出来做官，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孔子因此誉之为“君子”。三位人物的“识时务”，虽然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算是“随时而处中”吧。由此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因应时变，或见或隐，或贫或富，其准则在“时”；所以孔子强调“君子而时中”。

孔子晚年，对《周易》情有独钟，在其研究《周易》的过程中，对“时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在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中，“时中”的观念更为突出。如《艮》之《彖传》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9]本则《传》文，特别申明了“时止”、“时行”之意。强调或止或行，或动或静，都要因其时。“时止时行”，就是“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也就是“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趣时，即变化日新。能趣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此所谓“日新之谓盛德”[9]（系辞传）。

三、中正：中庸的规范原则

前面说，“时中”就是变通趋时，这种“变”，并非没有标准，其标准就是“礼”，“礼”是孔子中庸思想的规范原则。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里仁）朱熹《集注》引谢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4]（P71）“无适”、“无莫”正是“无可无不可”。然而，“无可无不可”必须服从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义。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礼乎礼，所以制中也。”[10]（仲尼燕居）

在《论语》中，有不少材料反映了“中庸”与“礼”的关系，如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2]（泰伯）过分恭敬，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分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分敢作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盲动闯祸；过分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尖酸刻薄。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认为，如果发挥不当，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很明显，在这里，“礼”是成就人之恭、慎、勇、直四德而使之适中的规范原则。又如：“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2]（雍也）“博学”是孔子所提倡的一种学习态度，如其曰：“君子不器。”[2]（为政）即君子不应当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处。而如果想有多种用处，无疑需要博学。但孔子同时又强调，“博学”不能走极端，必须“约之以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离经叛道。

孔子特别重视“礼”在“中庸”中的意义和作用，要求“君子之行也，度于礼”[11]（哀公十一年）。“度于礼”，即是“就有道而正焉”。[2]（学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于礼就是“正”。孔子很强调“正”，如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2]（子路）“身正”就是行为合于礼。由“正身”，孔子进一步提出了“正名”的主张，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颜渊）也就是要以礼为规范，衡量人们的等级名分，以使人们的等级与其名分相当。名分相当，就合乎礼，也就是“正”。

其实，“正身”也好，“正名”也好，实质都是“以礼制中”。“以礼制中”，就是把礼作为中的规范准则，可以说，孔子讲中，其尺度就是礼[1]。而其讲礼，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中”。前引“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就是以礼“制中”的很好例证。《礼记》说，“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10]（曲礼上），“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10]（礼器），也说明礼具有致中的作用。这诚如荀子所说：“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为中？曰：礼义是也。”[12]（儒效）

四、中和：中庸的理想目标

从“中”的层面理解“礼”，则“礼”的实质可以谓之“和”。“和”也是先民十分重视的观念之一。孔子很注意体会“和”的价值和意义。其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子路）“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这一点，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的有关论述，或可作其注脚。晏婴说，“和”，如果用烹饪形容即是：“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婵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11]（昭公二十年）用现代术语说，“和”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同”，如同“以水济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同上）用现代术语说，“同”就是没有差别的绝对的同一。

“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实际上也就是“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与“和”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孔子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中和”观念，但于相关文献中也不难发现，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包含着“中和”观念的：孔子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1]（昭公二十年）这是孔子评论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临终遗言”时所说的一段话。据《左传》记载，子产临死前，曾告诉他的接班人子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同上）。孔子称这种宽猛相济所达到的适中状态为“和”，并引《诗经》“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的诗句，称赞子产的为政之道是“和之至也”。孔子所引诗句，出自《商颂·长发》。大意是说，不相争也不急躁，不强硬也不柔软，施政行令很宽和，百样福禄集如山。[13](p681)孔子以此形容子产的“宽猛”之论，认为这是达到了“和”的极点。子产死后，孔子“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同上）孔子用“和”概括子产的“宽猛”之论及《商颂·长发》中所表现出来的“适中”思想，表明孔子已经意识到了“中”与“和”的内在关系。

关于“为政”，孔子还说道：“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为政）“北辰”，即与地球自转轴正相对应的天球北极，在地球自转和公转所反映出来的恒星周日和周年视运动中，天球北极是不动的，其他恒星则绕之旋转。故古人称北辰为“天枢”。孔子认为，统治者以德治国，就会使自己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围绕着它。可见，“德政”所体现出来的和谐，犹如天体运行之和谐，自然而然。也许正是基于这层体认，孔子曾对其弟子子贡说：“我不想说话了。”孔子不想说话的原因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阳货）不难想象，当孔子说这段话时，其对天人和谐的感受是何等的强烈。

孔子是一位音乐大师，其音乐欣赏水平之高，常人难以企及。他在齐国听到《韶》乐，竟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2]（述而）。这种境界的获得，恐怕与他对天人中和之美的独特体认不无关系。而孔子对音乐作品的评价，也常常以中和之美为原则。如其评价《关雎》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2]（八佾）而当孔子听到鲁国太师挚演奏该乐时，感觉满耳朵都是音乐。[2](泰伯）

生活中的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2]（述而），即温和而严厉，有威仪而不凶猛，庄严而安详。“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孔子在家闲居，很整齐，很和乐而舒展。这大概就是圣人的中和之象吧。这种气象，看似平常，却体现了“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所以“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2]（子罕），其境界深不可测。《易传》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9]（系辞传），或许就是这种“中和”境界的写照吧。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孔子的中庸思想有一个内在的逻辑，传统的“尚中”观念为其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孔子结合“时”与“中”，使传统“尚中”思想由静态单一的结构（“无过无不及”），发展成为一动态变易的系统（“无可无不可”）。同时，孔子又发挥自己精研礼学的优势，以礼制“中”（“礼乎礼，所以制中也”），使“无可无不可”的动态变易系统始终遵循着“经天纬地”之礼而展开，并由此直契天人秩序之美，使中庸上升为一种对天人和谐之美的体认与追求。

孔子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理想目标。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能使人适其“度”；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能使人合于“礼”；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它则帮助人们体认并受用宇宙自然的和谐之美。“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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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7]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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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寿祺等.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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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内在范文篇10

关键词：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优先购买权农地互换

Abstract:Thepurposeofthepaper:thetransferof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ishelpfultodevelopscaleoperationstepbystep,theexternaleconomyisaphenomenonthatthebuyercanobtainextrabenefitandneedn’tcompensatethesellerinthetransferof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Theexternaleconomyleadstotheinsufficientsupplyofthefarmlandintherurallandmarketandisdisadvantageoustotheestablishmentandtheconsummationoftherurallandmarket.Soitissignificanttocorrecttheexternaleconomybyusingsomecorrespondingmethods,thenrealizessupplyanddemandbalanceintherurallandmarket;Meansoftheoreticalanalysisandeconomicalanalysiswasemployed;Theconclusion:thereasonofinsufficientsupplyofthefarmlandisthattheseller’sbenefitdon’tobtainedthecompleterealization,sothesystemwhichbuyergivessellersubsidyineconomyisestablishedtocorrecttheexternaleconomy;Atthesametimefarmlandshouldbesendinlargescare,andtheneighboringfarmland’speasant-householdshouldhavetheprioritytoobtain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soastoincreasethepossibilitytodevelopscaleoperation.

Keyword:thetransferofthecontractualrightoflandexternaleconomycorrectionthepriorityrightfarmlandexchange

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可见农地流转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和支持，并把土地流转作为促进农地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进而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农村改革第二次飞跃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土地的有序、合理流转不仅面对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缺陷的制约，还受到城市化水平不高，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及农业比较效益低下，投资农业的积极性不高等因素的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土地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承包人转出土地因自身权利在经济上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再加上对农地转出后对“后路”的顾虑重重，造成农地市场上供给量的不足，这是[1]农地流转正外部性造成市场失灵的一个体现.因此研究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对于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由于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等都制约着农村土地流转的产生、发展以及利益的合理分配.因此在研究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时，应首先提出假设条件是农村土地市场是完全竞争性市场，即农村土地市场满足完全竞争性市场的4个基本条件：（1）市场上有大量的农地供应者和需求者；（2）市场上提供的农地都是完全无差别的；（3）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在承包期内承包人对其享有的承包经营权具有处分权，所有农地在市场上具有完全的可流动性；（4）信息是完全的.

一、农地内部流转正外部性的概念

外部性是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外部性的存在使市场难以单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外部性是指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不经过市场交易而对其他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产生影响.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使其他当事人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并且该当事人并不需要为获得该外溢的利益而对行为人进行补偿；负的外部性是指经济当事人的行为使其他当事人遭受了额外的损失，并且该当事人不能因遭受该外溢的成本而得到相应的补偿．外部性的最终结果是收益或者成本的外溢.同时根据经济活动的类型，外部性还可分为生产上的外部性和消费上的外部性.

农地内部流转是指不改变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农地上所附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具体的表现形式有农地的转让、转包、作价入股、出租、互换、继承、反租倒包等.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是指原承包人（转出方）的农地流转行为带来的收益外溢而使他人（如转入方）受益，转出方却不能从中得到额外的补偿.

二、农地内部流转正外部性的表现形式

（一）农地规模化经营

虽然家庭承包联产经营制带来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是也造成了农地的零碎化经营，不利于机械化和规模经营程度的提高.万光华等经过研究发现“土地零碎化不但降低了土地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严重地影响粮食产量”（万光华程恩江，1996）；车裕斌认为“在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制度框架下，通过加快农地市场化流转的进程和扩大农地流转规模以获取合理的农地经营规模，并相应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方法以及高效的管理手段，农业经营的获利空间仍然存在”（车裕斌，2004）.可见合理得农地流转能够带来规模化经营的额外利润.

农地流转的目标就是促进农村土地的合理集中，为农地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创造条件.就目前而言，农地流转对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农地资源原始配置

我国耕地面积占世界总耕地不足7%，而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来说较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按人口、按位置、按质量平均分配的思想，进一步使耕地零碎化.

表1-1世界各国平均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耕地面积情况表（单位：公顷/人）

国家

面积

中国

0.3

日本

1.7

韩国

0.7

加拿大

120.1

美国

59.1

法国

21.5

德国

12.2

意大利

6.4

俄罗斯联邦

15.5

英国

11

资料来源：2004年国际统计年鉴（2001年）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的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并且低于世界和亚洲的同期平均水平，就连人口密度大于我国的日本和韩国此指标也远远高于我国.

有研究表明，我国现有农村经济体制下，户均30亩左右的耕地规模的土地产出率最高，粮食产量可达2.07万千克（郑建华罗从清，2005），按户均人数为4人来计算，我国的户均耕地规模还处于低规模的经营状态.因此通过农地流转使土地向种田大户或者专门的农业经营公司集中，并充分发挥其在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及市场驾驭能力，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农地经济效益.

2、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和管理水平

家庭承包经营制下的耕地面积小、地块分散，不利于现代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引进和采用，这直接影响着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目前农地机耕率为53%，机摘率为27%，机收率为14%，灌溉水利用率为35%，可见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张术环，2005）.

表1-2亚洲各国单位耕地面积机械使用台数情况（单位：台/公顷）

国家

单位耕地面积拖拉机使用量

单位耕地面积收割机使用量

亚洲

15

4.1

中国

7.7

1.4

日本

456.2

234.4

韩国

118.6

51.8

印度

9.4

---

泰国

14.7

4.6

越南

25.1

35.7

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单位面积耕地的机械使用台数低于亚洲其他国家的水平，机械化程度低直接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成为制约我国农地规模化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因此通过农地流转实现农地的适当集中，对于先进农业机械的引进及国外农业先进管理方法的采用，进而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现代化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3、提高土地利用率

农地流转提高土地规模化程度，可以实现耕地集中连片经营，这样就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起土地临时边界作用的田坎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农地集中可以使地埂的数量减少，这样就节约了不必要的土地浪费，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根据2003年柳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表资料显示，耕地面积为334849.3公顷，其中田坎面积为50533.8公顷，田坎与耕地的比例约为7：1.因此通过农地流转归并小田块，减少田坎的数量，相应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

（二）提高耕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

通过农地流转带来的地块合并，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承包户的总数量会减少，这样可以避免相邻农户之间相互行使通行权而引起的人行或者牲畜对土地耕作层的过度踩踏.

农地流转后踩踏率的降低，有利于提高土壤的疏松程度，使土壤表层保持良好的通气性，土壤通气性良好，O2充足，土壤有机质分解速度快而彻底，氨化过程加快，也有利于硝化过程的进行，故而土壤含氮量高[1]，这有利于土壤肥力的提高，改善土地质量.

同时农地流转后农地的规模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可以更加合理地对农地进行沟路渠及抽水站等田间配套设施进行综合布置，并提高配套设施的利用效率.因此农地流转后规模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农地踩踏率，改善了田间配套设施，这样不仅提高农地质量，同时也有利于田间生态系统的改善，使田间的物质能量循环向着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方向集聚，提高土地产出率.

三、农地流转正外部性不效率的经济学分析

各种形式的外部效应都将造成不利的后果，即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有效状态.因为无论是正外部效应还是负外部效应，它们的存在都会引起私人成本（利益）与社会成本（利益）的差异，因而外部经济总是供给或消费不足，而外部不经济总是供给或消费过渡.所以一旦存在外部效应，价格体系就不能有效运转，经济运行结果也将不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效率受到损失，从而导致市场失灵[2].

农地流转有利于规模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及农地质量的提高，这都有助于农作物产量的提高，进而使农地流转的转入方的收入有所提高.假如农地流转前的双方的种地收入分别为w1和w2，农地流转后转入方的种地收入为w3，根据前面的分析，一般情况下w3>w1+w2，即农地转入方获得了一部分额外的收入.而在农村农地流转过程中，由于流转行为往往具有自发性，并且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农地转出方的利益常常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因此承包人往往缺乏进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

农地流转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将导致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上供应量小于需求量，影响到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运转，导致土地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用图分析如下.

上图中的MSR代表农地流转的边际社会收益，MPR代表的是农地流转所带来的边际私人受益，由于农村土地市场为完全竞争性市场，所以价格（农地出让方从受让方出得到的补偿费用）完全由市场决定，并且供给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重合.根据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均衡条件：P=MR，则根据市场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收益所决定的均衡数量（市场上的可供流转的农地数量）q2*大于根据市场价格等于边际私人收益时所决定的市场均衡数量q1*.故而在农村土地市场上的，土地市场上可供流转的农地总体表现为供应不足.这主要是由于承包人流转土地产生的正外部性收益外溢部分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而产生的.

四、农地流转正外部性内在化的途径

（一）经济途径

关于外部性的解决途径，著名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这样一个法则：如果要使社会福利达到极大化，必须使得任何经济活动的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对于外部经济，政府可以通过补贴使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边际个人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收益，从而克服其均衡产量过低的市场配置低效率[4].农地流转所产生的正外部性，使农地流出者的利益在经济上没有完全得到体现，直接导致了农地市场上可供流转的农地数量供应不足，大量农地供应者处于徘徊状态.

因此，根据庇古理论，可以采取对农地转出方给与经济上的补贴的形式，使得其的边际个人收益等于或者接近边际社会收益，通过这样的经济补贴提高无力耕种或者不愿耕种的承包户转出其承包地的积极性，弥补市场上农地供应不足的状况，提高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且保护农地流转双方的经济利益.

对于农地流转正外部性采取的补贴，需要解决的主要是：补贴的主体和数额.因为农地流转使得农地转入方获得因农地规模经济的额外利益，因此补贴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农地转入方向农地转出方进行相应的经济补贴；因为国家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是间接收益者，故而地方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农地流转，对农地转出方在就业及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相应的优惠照顾；关于农地转入方对于转出方的补贴数额，本文认为应该根据一定的比例关系，在流转双方之间对农地流转外溢的收益部分进行分配，至于各方取得比例应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二）制度途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各农户所承包经营的地块不仅面积小，而且比较分散，据研究表明平均每户仅有0.65公顷耕地，且被分散为9.7块（曾维忠何训坤，2002）.单纯依靠经济手段解决农地流转正外部性，虽然能够刺激农村土地市场上的农地供应量，弥补市场上农地的供给不足问题，但是存在的问题就是：转入与转出的农地不一定恰好相邻，并通过流转刚好实现地块合并.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的产生是建立在农地流转带来的规模经济基础之上的，如果农地流转不能实现农地合并和促进规模化经营，那么农地流转的正外部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在采取经济补贴的手段刺激市场供应的同时，还应该采取相应的手段，解决土地流转后的土地合并经营等问题.具体措施如下：

1、成片发包

就是集体经济组织在向农户发包土地的时候，要尽量地把成片的土地发给承包方.具体措施是把全村的土地按质量分成优（Y）、中（Z）、劣（L）三等，然后再将优等地和劣等地搭配起来发包、中等地单独发包，按照本地各种质量土地的产量情况，计算出多少优等地和劣等地的年产量刚好等于同等面积的中等地的年产量，据此确定每户承包地的数量.这样各农户的承包地的数量将控制在1-2片，大大减少了各农户的承包地块的数量.这样就有利于农地的成片流转，降低农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难度.

2、赋予农地转出者相邻地块的承包经营者以优先购买权

所谓优先购买权是指在农地承包者转让其承包经营权时，在流转价款、流转期限等主要内容相同的条件下，其相邻地块的承包人享有优先于其他人获得该承包经营权的权利.这样通过赋予相邻地块的承包经营者以优先购买权，可以使农地流转时相邻地块合并经营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3、农地互换

在赋予相邻地块承包经营者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如果出现某些特殊情况，比如相邻地块的承包经营者放弃其优先购买的权利时，这样在农地流转后，并没有实现流转地块合并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流转后，通过新农地经营者之间通过互换的方式，实现农地地块的合并.互换就是土地承包户之间互相串换土地.这种流转形式一般都是为了实现连片种植，以便耕种、管理、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实现农业机械化作业，以求降低成本和发展规模经营[4].但是互换一般应该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协调下完成，并且签订书面协议.

4、成立农地储备中心

在通过以上两种方法仍不能解决地块合并经营时，可以仿照城市土地储备的方法，成立专门的农地储备中心.先将需要农地流转的农地在农地储备中心储备起来，由储备中心负责经营管理，然后实现农地的成片流转.例如余姚市建立土地流转储备制度，把有意向的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对外招租，实现成片流转[4].农地储备中心代为流转土地，在选择交易的另一方时，应考虑一下几个因素：（1）尽可能实现农地的合并经营；(2)保护农地转出者的利益；(3)不得转变农地的农业用途.

参考文献：

[1]白朴.农业的栽培环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3:120.

[2]肖殿荒，何德.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3: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