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源融资范文10篇

内源融资范文篇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实施明确的“增税”政策，只是对税制进行过局部性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开征或停止征收某些小税种。1994年新税制规范了增值税的内容、计税依据和标准，这不属于增税，而是对原流转税税种的调整。1997年税收增长出现良好势头，国务院据此向税务系统下达了1998年税收增收1000亿元的任务。在外部需求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背景下，税务系统勉强完成了任务。1999年和2000年税务系统继续加强征管，同时由于开征了利息税，以及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开始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交易规模大增，使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所以这两年税收增长幅度超过了1998年。加强征管的做法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税收“寅吃卯粮”现象，征了“过头税”，也有些地方出现“税收贮藏”，为以后年度完成指标做准备。

那么，税收的正常增长应该怎样评判呢？税收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税收增长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弹性系数来描述。如果税收可以完全征管，不存在流失的前提下，税收弹性系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那么，税收弹性系数一般会大于1，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税收的弹性系数一般不会大于1，税收增长等于或略高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中国的税制结构属于后一种，税收弹性系数应该在1左右。从实际情况看，1979年—2001年中国税收名义增长速度为15.3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5.84%，平均弹性系数为1.035。近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991年—2001年GDP的名义增长速度是16.1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6.61%，税收弹性系数为1.031。1997年以来，税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GDP的名义增长速度，平均弹性系数达到2.41。如果考虑近年来证券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较快，使印花税、利息税增加较多的因素，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应高于1.035。运用移动平均法剔除随机干扰因素后，本文测算出1997年—2001年税收的弹性系数为1.48。税收弹性系数1.48可以作为判断政府是否实施增税融资的标准。研究表明，最近5年中国政府加强征管带来的税收增长占税收年度增长的比重在25%-54%之间（见表1）。

二、政府增税内源融资规模的经济约束

政府依靠增加税收的内源融资途径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是比较强的，这可以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一般认为，税收具有负的经济增长效应，政府做出增加税收的决策时必须谨慎。不过，增加税收的负效应是从私人部门经济出发的，税收强制分配国民收入，使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减少，降低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负激励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政府通过税收收入来维持公共部门的运转，在政府支出中，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如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转移性支出虽然不能直接形成政府部门的消费或投资，但是能形成私人部门的收入，从而影响社会总需求，对社会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稳定作用。因此，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有可能抵消税收对私人部门的负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有可能出现正的情况。

从实证角度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两种情况。国外学者，如Peden(1991)、Sculley(1995)等通过经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税收是负相关关系；而Garrison&lee(1992)研究得出平均税率、边际税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国内学者马拴友(2001)通过对我国1985年—1999年税收、政府支出与GDP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每增加1元，就会使GDP减少2.4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长1%，会促进GDP增长0.36%。按照马拴友的推算标准，2000年税收比上年增加1898.93亿元，使GDP减少4557.43亿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加935.6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69%。将增加的购买性支出的资金看作是全部来自税收增长，那么，政府购买性支出可以带动GDP实际增长3.49%，名义增长4.39%，换算成绝对数为3602.76亿元。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与增加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是使GDP减少954.67亿元，也就是使2000年经济名义增长速度下降1.16%，实际增长速度下降0.26%。

当然，政府支出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是稳定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一定水平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减弱。Peden(1991)测算了美国1929年—1986年的经济生产率与政府支出的关系，发现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7%前促进生产率提升，大于17%后反而会降低生产率。如果政府预算是平衡的，那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观税率）不超过17%，对经济影响是积极的。

中国的情况是当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基本平衡时，广义宏观税负介于14%-24%之间经济是可以承受的，但由于政府预算在绝大多数年份是赤字，所以对应的宏观税负为22.9%，宏观税负低于22.9%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小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中国GDP增长对税收融资的总量约束基本上是宏观税率不超过22.9%为宜，但也不能太低。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差不应超过3个百分点，否则会影响政府支出水平。

三、政府境税内源融资结构的经济约束

除了总量约束外，政府增加税收的结构也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不同性质的税种受到的经济约束程度是有差异的。按照征税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可以将税种划分为三类：资本收入税类、劳动所得税类和消费支出税类。目前我国开征的税种当中属于资本收入税类的税种有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资源税、城建税以及资本性的流转税；属于劳动所得税类的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和农牧业税，另外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也属于劳动税类性质的财政收入（目前还未纳入预算管理，只进行财政专户管理）；属于消费支出税类的税种有筵席税、屠宰税、特产税、流转税以及1994年前的盐税、集市税和特别税。这三类税收的实际有效税率是对各要素征税总额分别与资本收入、劳动所得和最终消费的比率。资本征税的有效税率用Ktar表示，劳动征税的有效税率用Ltar表示，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用Ctar表示。

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主要是投资、劳动投入和全

要素（含技术进步等）的贡献。另外，经济开放度、货币和财政政策因素也影响经济增长。GDP增长与投资率(Invr)或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Lo-br)和经济开放度(Openr)直接相关。货币供给因素可以从物价变动中反映出来，将通货膨胀(Infr)纳入经济增长决定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采用名义增长率(Ngdpr)，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经济增长与各要素以及三种税收之间的关系：

Ngdpr=β0+β1Invr+β2Openr+β3Lobr+β4Infr+β5Ktar+β6Ltar+β7Ctar

各变量的样本数据见表2，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算，结果如下：

Ngdpr=-1.693+0.142Invr+0.07Openr-0.399Lobr+1.118Infr-0.109Ktar-0.471Ltar+1.029Ctar

(-0.095)(0.317)(0.374)(-1.734)

(5.574)(-0.562)(-0.380)(0.967)

表2经济增长与税收融资回归数据单位：％

附图

说明：GDP增长为名义增长率，投资率用资本形成率代替，开放度为贸易口径，通货膨胀是GDP平减指数的变化。1979-1984年资本税收额中包括财政来自企业的收入以及能源交通和重点建设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1985-1999年的资本税率、劳动税率和消费税费转引自马拴友(2001,P285、P288、P290)，其余年份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有关数据推算。

说明：西方国家为1965-1991年平均的平均有效税率，德国是指原西德。中国为1979-2000年的平均税率。

资料来源：西方国家的数据引自mandozaRazin&Tesar(1994),MendozaMlesi-Ferretti&Asea(1997).中国的数据根据表1推算。

R=0.958,R2=0.917,Adi-R2=0.879,D.W.=1.704,F=23.78

从估算结果看，样本数据的总体相关系数高达0.958，有91.7%名义GDP增长可以被解释。统计检验中，除了T检验值稍差外，其他统计检验都可以接受，说明该估计参数的解释功能较强，可信度较高。从表2中看，GDP增长与投资率、贸易衡量的开放度、通货膨胀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其中，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比较大，与劳动力供给负相关似乎不符合经济增长原理，这可能与中国人口众多，素质较低有关，低素质劳动力供给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三种有效税率与名义GDP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不同，对劳动征税和对资本征税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且对劳动征税的负经济影响大，而对消费支出征税的经济影响是正的。本文还测算了三种有效税率分别与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和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资本有效税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为-0.633，劳动有效税率与劳动力供给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302，消费有效税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86。表明，对资本征税的经济约束度较强，资本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下降0.1个百分点；对劳动所得征税的经济约束度也相对较强，劳动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55个百分点；提高消费征税的有效税率不会抑制消费，因此消费征税的经济约束度最弱。

通过增加消费税类或提高消费税率融资是有一定空间的。1999年消费征税额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31.7%，有效税率为6.8%，与发达国家相比，略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但不及英国、加拿大的一半，法国的三分之一。以消费支出为税基增加税收是今后内源融资的最主要政策选择。尽管对劳动所得征税的有效税率很低，是最有潜力增税的领域，但是，由于广大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还不高，个人所得税增长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而不是靠调整税率或税基就可以实现大幅度增长的。农村居民的农牧业税税率不高，但除了农牧业税外还要负担各种集体收费，实际负担并不轻。最具潜力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将社保基金缴款改为社保税收纳入预算统一管理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目前社保收入只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而不能作为统一的预算内资金与其他支出调剂使用。可见，对劳动征税融资空间非常有限。

【参考文献】

[1]JohnC.GurleyandEdwardS.Shaw"FinancialDevelopmentandEeonomic

Development",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Vol,15No.3,April1967.

[2]Peden,E.A,,1991:"ProductivityintheUnitedStatesandItsRelationshiptoGovernment

Activity:AnAnalysisof57years,1929-1986"PublicChoiee69:pp153-173.

[3]Sculley,GW,1995;"TheGrowthTaxintheUnitedStates",PublicChoice85:pp71-80.

内源融资范文篇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实施明确的“增税”政策，只是对税制进行过局部性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开征或停止征收某些小税种。1994年新税制规范了增值税的内容、计税依据和标准，这不属于增税，而是对原流转税税种的调整。1997年税收增长出现良好势头，国务院据此向税务系统下达了1998年税收增收1000亿元的任务。在外部需求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背景下，税务系统勉强完成了任务。1999年和2000年税务系统继续加强征管，同时由于开征了利息税，以及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开始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交易规模大增，使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所以这两年税收增长幅度超过了1998年。加强征管的做法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税收“寅吃卯粮”现象，征了“过头税”，也有些地方出现“税收贮藏”，为以后年度完成指标做准备。

那么，税收的正常增长应该怎样评判呢？税收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税收增长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弹性系数来描述。如果税收可以完全征管，不存在流失的前提下，税收弹性系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那么，税收弹性系数一般会大于1，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税收的弹性系数一般不会大于1，税收增长等于或略高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中国的税制结构属于后一种，税收弹性系数应该在1左右。从实际情况看，1979年—2001年中国税收名义增长速度为15.3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5.84%，平均弹性系数为1.035。近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991年—2001年GDP的名义增长速度是16.1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6.61%，税收弹性系数为1.031。1997年以来，税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GDP的名义增长速度，平均弹性系数达到2.41。如果考虑近年来证券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较快，使印花税、利息税增加较多的因素，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应高于1.035。运用移动平均法剔除随机干扰因素后，本文测算出1997年—2001年税收的弹性系数为1.48。税收弹性系数1.48可以作为判断政府是否实施增税融资的标准。研究表明，最近5年中国政府加强征管带来的税收增长占税收年度增长的比重在25%-54%之间（见表1）。

表1中国税收增长因素

19971998199920002001

名义GDP增长9.75.24.88.97.3

税收名义增长19.212.515.317.721.5

GDP增长带来税收增长14.47.77.113.210.8

其他因素引起税收增长4.84.88.24.510.7

非经济增长因素的比重2538542550

二、政府增税内源融资规模的经济约束

政府依靠增加税收的内源融资途径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是比较强的，这可以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一般认为，税收具有负的经济增长效应，政府做出增加税收的决策时必须谨慎。不过，增加税收的负效应是从私人部门经济出发的，税收强制分配国民收入，使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减少，降低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负激励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政府通过税收收入来维持公共部门的运转，在政府支出中，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如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转移性支出虽然不能直接形成政府部门的消费或投资，但是能形成私人部门的收入，从而影响社会总需求，对社会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稳定作用。因此，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有可能抵消税收对私人部门的负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有可能出现正的情况。

从实证角度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两种情况。国外学者，如Peden(1991)、Sculley(1995)等通过经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税收是负相关关系；而Garrison&lee(1992)研究得出平均税率、边际税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国内学者马拴友(2001)通过对我国1985年—1999年税收、政府支出与GDP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每增加1元，就会使GDP减少2.4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长1%，会促进GDP增长0.36%。按照马拴友的推算标准，2000年税收比上年增加1898.93亿元，使GDP减少4557.43亿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加935.6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69%。将增加的购买性支出的资金看作是全部来自税收增长，那么，政府购买性支出可以带动GDP实际增长3.49%，名义增长4.39%，换算成绝对数为3602.76亿元。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与增加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是使GDP减少954.67亿元，也就是使2000年经济名义增长速度下降1.16%，实际增长速度下降0.26%。

当然，政府支出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是稳定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一定水平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减弱。Peden(1991)测算了美国1929年—1986年的经济生产率与政府支出的关系，发现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7%前促进生产率提升，大于17%后反而会降低生产率。如果政府预算是平衡的，那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观税率）不超过17%，对经济影响是积极的。

中国的情况是当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基本平衡时，广义宏观税负介于14%-24%之间经济是可以承受的，但由于政府预算在绝大多数年份是赤字，所以对应的宏观税负为22.9%，宏观税负低于22.9%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小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中国GDP增长对税收融资的总量约束基本上是宏观税率不超过22.9%为宜，但也不能太低。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差不应超过3个百分点，否则会影响政府支出水平。

三、政府境税内源融资结构的经济约束

除了总量约束外，政府增加税收的结构也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不同性质的税种受到的经济约束程度是有差异的。按照征税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可以将税种划分为三类：资本收入税类、劳动所得税类和消费支出税类。目前我国开征的税种当中属于资本收入税类的税种有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资源税、城建税以及资本性的流转税；属于劳动所得税类的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和农牧业税，另外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也属于劳动税类性质的财政收入（目前还未纳入预算管理，只进行财政专户管理）；属于消费支出税类的税种有筵席税、屠宰税、特产税、流转税以及1994年前的盐税、集市税和特别税。这三类税收的实际有效税率是对各要素征税总额分别与资本收入、劳动所得和最终消费的比率。资本征税的有效税率用Ktar表示，劳动征税的有效税率用Ltar表示，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用Ctar表示。

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主要是投资、劳动投入和全要素（含技术进步等）的贡献。另外，经济开放度、货币和财政政策因素也影响经济增长。GDP增长与投资率(Invr)或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Lo-br)和经济开放度(Openr)直接相关。货币供给因素可以从物价变动中反映出来，将通货膨胀(Infr)纳入经济增长决定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采用名义增长率(Ngdpr)，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经济增长与各要素以及三种税收之间的关系：

Ngdpr=β0+β1Invr+β2Openr+β3Lobr+β4Infr+β5Ktar+β6Ltar+β7Ctar

各变量的样本数据见表2，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算，结果如下：

Ngdpr=-1.693+0.142Invr+0.07Openr-0.399Lobr+1.118Infr-0.109Ktar-0.471Ltar+1.029Ctar

(-0.095)(0.317)(0.374)(-1.734)

(5.574)(-0.562)(-0.380)(0.967)

表2经济增长与税收融资回归数据单位：％

附图

说明：GDP增长为名义增长率，投资率用资本形成率代替，开放度为贸易口径，通货膨胀是GDP平减指数的变化。1979-1984年资本税收额中包括财政来自企业的收入以及能源交通和重点建设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1985-1999年的资本税率、劳动税率和消费税费转引自马拴友(2001,P285、P288、P290)，其余年份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有关数据推算。

表3中国与西方国家有效税率比较单位：％

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中国

资本征税42.726.934.157.324.140.926.728.35

劳动征税25.436.821.325.539.723.339.12.39

消费征税5.615.75.214.620.912.512.38.14

说明：西方国家为1965-1991年平均的平均有效税率，德国是指原西德。中国为1979-2000年的平均税率。

资料来源：西方国家的数据引自mandozaRazin&Tesar(1994),MendozaMlesi-Ferretti&Asea(1997).中国的数据根据表1推算。

R=0.958,R2=0.917,Adi-R2=0.879,D.W.=1.704,F=23.78

从估算结果看，样本数据的总体相关系数高达0.958，有91.7%名义GDP增长可以被解释。统计检验中，除了T检验值稍差外，其他统计检验都可以接受，说明该估计参数的解释功能较强，可信度较高。从表2中看，GDP增长与投资率、贸易衡量的开放度、通货膨胀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其中，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比较大，与劳动力供给负相关似乎不符合经济增长原理，这可能与中国人口众多，素质较低有关，低素质劳动力供给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三种有效税率与名义GDP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不同，对劳动征税和对资本征税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且对劳动征税的负经济影响大，而对消费支出征税的经济影响是正的。本文还测算了三种有效税率分别与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和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资本有效税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为-0.633，劳动有效税率与劳动力供给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302，消费有效税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86。表明，对资本征税的经济约束度较强，资本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下降0.1个百分点；对劳动所得征税的经济约束度也相对较强，劳动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55个百分点；提高消费征税的有效税率不会抑制消费，因此消费征税的经济约束度最弱。

通过增加消费税类或提高消费税率融资是有一定空间的。1999年消费征税额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31.7%，有效税率为6.8%，与发达国家相比，略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但不及英国、加拿大的一半，法国的三分之一。以消费支出为税基增加税收是今后内源融资的最主要政策选择。尽管对劳动所得征税的有效税率很低，是最有潜力增税的领域，但是，由于广大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还不高，个人所得税增长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而不是靠调整税率或税基就可以实现大幅度增长的。农村居民的农牧业税税率不高，但除了农牧业税外还要负担各种集体收费，实际负担并不轻。最具潜力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将社保基金缴款改为社保税收纳入预算统一管理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目前社保收入只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而不能作为统一的预算内资金与其他支出调剂使用。可见，对劳动征税融资空间非常有限。

【参考文献】

[1]JohnC.GurleyandEdwardS.Shaw"FinancialDevelopmentandEeonomic

Development",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Vol,15No.3,April1967.

[2]Peden,E.A,,1991:"ProductivityintheUnitedStatesandItsRelationshiptoGovernment

Activity:AnAnalysisof57years,1929-1986"PublicChoiee69:pp153-173.

[3]Sculley,GW,1995;"TheGrowthTaxintheUnitedStates",PublicChoice85:pp71-80.

内源融资范文篇3

政府依靠增加税收的内源融资途径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是比较强的，这可以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一般认为，税收具有负的经济增长效应，政府做出增加税收的决策时必须谨慎。不过，增加税收的负效应是从私人部门经济出发的，税收强制分配国民收入，使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减少，降低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负激励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政府通过税收收入来维持公共部门的运转，在政府支出中，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如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转移性支出虽然不能直接形成政府部门的消费或投资，但是能形成私人部门的收入，从而影响社会总需求，对社会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稳定作用。因此，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有可能抵消税收对私人部门的负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有可能出现正的情况。

从实证角度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两种情况。国外学者，如Peden(1991)、Sculley(1995)等通过经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税收是负相关关系；而Garrison&lee(1992)研究得出平均税率、边际税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国内学者马拴友(2001)通过对我国1985年—1999年税收、政府支出与GDP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每增加1元，就会使GDP减少2.4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长1%，会促进GDP增长0.36%。按照马拴友的推算标准，2000年税收比上年增加1898.93亿元，使GDP减少4557.43亿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加935.6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69%。将增加的购买性支出的资金看作是全部来自税收增长，那么，政府购买性支出可以带动GDP实际增长3.49%，名义增长4.39%，换算成绝对数为3602.76亿元。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与增加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是使GDP减少954.67亿元，也就是使2000年经济名义增长速度下降1.16%，实际增长速度下降0.26%。

当然，政府支出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是稳定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一定水平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减弱。Peden(1991)测算了美国1929年—1986年的经济生产率与政府支出的关系，发现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7%前促进生产率提升，大于17%后反而会降低生产率。如果政府预算是平衡的，那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观税率）不超过17%，对经济影响是积极的。

中国的情况是当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基本平衡时，广义宏观税负介于14%-24%之间经济是可以承受的，但由于政府预算在绝大多数年份是赤字，所以对应的宏观税负为22.9%，宏观税负低于22.9%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小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中国GDP增长对税收融资的总量约束基本上是宏观税率不超过22.9%为宜，但也不能太低。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差不应超过3个百分点，否则会影响政府支出水平。

二、中国政府内源融资规模有多大：税收快速增长剖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实施明确的“增税”政策，只是对税制进行过局部性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开征或停止征收某些小税种。1994年新税制规范了增值税的内容、计税依据和标准，这不属于增税，而是对原流转税税种的调整。1997年税收增长出现良好势头，国务院据此向税务系统下达了1998年税收增收1000亿元的任务。在外部需求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背景下，税务系统勉强完成了任务。1999年和2000年税务系统继续加强征管，同时由于开征了利息税，以及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开始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交易规模大增，使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所以这两年税收增长幅度超过了1998年。加强征管的做法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税收“寅吃卯粮”现象，征了“过头税”，也有些地方出现“税收贮藏”，为以后年度完成指标做准备。

那么，税收的正常增长应该怎样评判呢？税收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税收增长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弹性系数来描述。如果税收可以完全征管，不存在流失的前提下，税收弹性系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那么，税收弹性系数一般会大于1，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税收的弹性系数一般不会大于1，税收增长等于或略高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中国的税制结构属于后一种，税收弹性系数应该在1左右。从实际情况看，1979年—2001年中国税收名义增长速度为15.3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5.84%，平均弹性系数为1.035。近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991年—2001年GDP的名义增长速度是16.1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6.61%，税收弹性系数为1.031。1997年以来，税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GDP的名义增长速度，平均弹性系数达到2.41。如果考虑近年来证券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较快，使印花税、利息税增加较多的因素，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应高于1.035。运用移动平均法剔除随机干扰因素后，本文测算出1997年—2001年税收的弹性系数为1.48。税收弹性系数1.48可以作为判断政府是否实施增税融资的标准。研究表明，最近5年中国政府加强征管带来的税收增长占税收年度增长的比重在25%-54%之间（见表1）。

三、政府境税内源融资结构的经济约束

除了总量约束外，政府增加税收的结构也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不同性质的税种受到的经济约束程度是有差异的。按照征税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可以将税种划分为三类：资本收入税类、劳动所得税类和消费支出税类。目前我国开征的税种当中属于资本收入税类的税种有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资源税、城建税以及资本性的流转税；属于劳动所得税类的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和农牧业税，另外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也属于劳动税类性质的财政收入（目前还未纳入预算管理，只进行财政专户管理）；属于消费支出税类的税种有筵席税、屠宰税、特产税、流转税以及1994年前的盐税、集市税和特别税。这三类税收的实际有效税率是对各要素征税总额分别与资本收入、劳动所得和最终消费的比率。资本征税的有效税率用Ktar表示，劳动征税的有效税率用Ltar表示，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用Ctar表示。

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主要是投资、劳动投入和

要素（含技术进步等）的贡献。另外，经济开放度、货币和财政政策因素也影响经济增长。GDP增长与投资率(Invr)或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Lo-br)和经济开放度(Openr)直接相关。货币供给因素可以从物价变动中反映出来，将通货膨胀(Infr)纳入经济增长决定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采用名义增长率(Ngdpr)，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经济增长与各要素以及三种税收之间的关系：

Ngdpr=β0+β1Invr+β2Openr+β3Lobr+β4Infr+β5Ktar+β6Ltar+β7Ctar

说明：GDP增长为名义增长率，投资率用资本形成率代替，开放度为贸易口径，通货膨胀是GDP平减指数的变化。1979-1984年资本税收额中包括财政来自企业的收入以及能源交通和重点建设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1985-1999年的资本税率、劳动税率和消费税费转引自马拴友(2001,P285、P288、P290)，其余年份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有关数据推算。

从估算结果看，样本数据的总体相关系数高达0.958，有91.7%名义GDP增长可以被解释。统计检验中，除了T检验值稍差外，其他统计检验都可以接受，说明该估计参数的解释功能较强，可信度较高。从表2中看，GDP增长与投资率、贸易衡量的开放度、通货膨胀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其中，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比较大，与劳动力供给负相关似乎不符合经济增长原理，这可能与中国人口众多，素质较低有关，低素质劳动力供给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三种有效税率与名义GDP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不同，对劳动征税和对资本征税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且对劳动征税的负经济影响大，而对消费支出征税的经济影响是正的。本文还测算了三种有效税率分别与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和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资本有效税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为-0.633，劳动有效税率与劳动力供给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302，消费有效税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86。表明，对资本征税的经济约束度较强，资本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下降0.1个百分点；对劳动所得征税的经济约束度也相对较强，劳动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55个百分点；提高消费征税的有效税率不会抑制消费，因此消费征税的经济约束度最弱。

通过增加消费税类或提高消费税率融资是有一定空间的。1999年消费征税额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31.7%，有效税率为6.8%，与发达国家相比，略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但不及英国、加拿大的一半，法国的三分之一。以消费支出为税基增加税收是今后内源融资的最主要政策选择。尽管对劳动所得征税的有效税率很低，是最有潜力增税的领域，但是，由于广大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还不高，个人所得税增长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而不是靠调整税率或税基就可以实现大幅度增长的。农村居民的农牧业税税率不高，但除了农牧业税外还要负担各种集体收费，实际负担并不轻。最具潜力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将社保基金缴款改为社保税收纳入预算统一管理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目前社保收入只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而不能作为统一的预算内资金与其他支出调剂使用。可见，对劳动征税融资空间非常有限。

【参考文献】

[1]JohnC.GurleyandEdwardS.Shaw"FinancialDevelopmentandEeonomic

Development",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Vol,15No.3,April1967.

[2]Peden,E.A,,1991:"ProductivityintheUnitedStatesandItsRelationshiptoGovernment

Activity:AnAnalysisof57years,1929-1986"PublicChoiee69:pp153-173.

[3]Sculley,GW,1995;"TheGrowthTaxintheUnitedStates",PublicChoice85:pp71-80.

内源融资范文篇4

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在与外部环境有一定关系的同时，与其自身的内部环境也很可能相关。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呈现规模小，盈利能力较差的特点，造成中小企业转换为内源融资的盈余较少，内源融资能力不足，这很有可能是造成中小企业自身信贷融资成本偏高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目前我国融资渠道过于狭窄，民间金融等发展不规范，导致中小企业很大部分的资金缺口依赖向银行贷款，中小企业的债务上升过快，使我国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不合理，信贷融资成本偏高，从而有了“融资贵”的现象。因此，本文旨在以中小企业内源融资能力、资本结构角度研究对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从而为中小企业如何摆脱自身融资贵的现状提供思路。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内源融资能力与信贷融资成本

关于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研究较多，但对于内源融资能力与信贷融资成本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Myers（1984）的融资优序理论认为企业融资活动会依照内源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顺序，即一个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进而影响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信息不对称理论、理论同样认为影响企业内源融资能力的企业日常经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也影响着企业的债务融资，进而影响信贷融资成本。唐新贵、冯宇（2006）认为我国的企业由于规模小、人才缺乏、科技含量小、资信等级较低等企业素质问题是制约中小企业融资贵的原因，即我国中小企业自身素质不健全、内源融资能力不足推高了我国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王耀财（2011）认为中小企业具有经营成本高、规模小、内源融资不足等特性，无法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假设1：内源融资能力与信贷融资成本呈负相关，即内源融资能力越弱，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越高；内源融资能力越强，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越低。

（二）资本结构与信贷融资成本

关于资本结构与信贷融资成本间的关系，国外早有研究。如Modigliani和Mille（r1958）在研究时发现财务杠杆并不影响企业的成本。Weston（1963）在设置了附加解释变量后，发现企业的成本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Robichek，Higgins和Kinsman（1973）通过对电力公用事业公司进行考察，发现财务杠杆对融资成本有可度量的影响。国内对于资本结构与信贷融资成本间关系的研究，有姚菲（2012）认为上市公司的信贷融资成本与其自身的资本结构直接相关。李晓华（2013）认为资本结构不同，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也不同。《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认为近几年来，我国整体债务率特别是非金融企业债务上升较快，由于前期杠杆率较高和融资较多，会产生持续的融资需求并可能推高利率水平，造成了我国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偏高。假设2：资本结构越倾向于债务融资，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越高；资本结构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性越弱，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文选取深证证券交易所中小板2007-2013年共7年7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样本，其中有15家中小上市企业在最近7年内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之和为零，因此予以剔除。本文2007-2013年共7年55家中小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来源于金融界网站和国泰安数据库。

（二）指标选取

本文研究的是内源融资能力、资本结构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关系，所以拟建立一个以信贷融资成本为被解释变量，以内源融资能力、资本结构为解释变量的计量模型。1、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财务费用与银行借款的比值对信贷融资成本进行度量，即信贷融资成本=财务费用（/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对于信贷融资成本的度量，不同的研究方法所采用的相关度量指标不尽相同。Ahmed（2002）认为上市公司的风险越高，该企业的债务评级就会越低，因而相关金融机构对其的贷款利率越高，即一个公司的风险直接关系着它本身的债务评级，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公司的债务评级制定贷款利率，因此可以利用上市公司的债务评级来衡量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Zou等（2006）用利息支出和资本化利息的和与公司总负债的比率度量上市公司的信贷融资成本。姚菲（2012）认为虽然采用债务评级法对上市公司信贷融资成本进行度量在美国是合理、可操作的，但是鉴于目前我国的债务评级系统不完善，还没有类似国外的对上市公司债务进行评级的系统，又无法找到债务评级方面的相关指标，因此这种方法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来说却并不现实，因此采用Zou等（2006）的公式对信贷融资成本进行计量。吴晓俊（2013）使用融资成本率来衡量样本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融资成本率=财务费用（/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如果该指标越高表明融资成本越高，也即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越差；该指标越低表明融资成本越低，也即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越好。经过对其他学者研究进行分析比较，本文认为应采用利息支出与银行借款的比值作为信贷融资成本，财务费用主要由利息费用产生，银行借款如果用总负债不够准确，因而采用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之和对银行借款进行准确度量，因此最终的信贷融资成本指标=财务费用（/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解释变量（1）内源融资能力本文采用留存收益的增加额与总资产的比值对内源融资能力进行度量。陈程（2011）用当年的留存收益与前一年的留存收益的差额表示内源融资能力。张自巧（2014）分别用留存收益与股东权益的总额、留存收益与资产总额的比值作为内源融资能力的替代变量。经过对其他学者的研究进行分析比较，本文采用留存收益的增加额来衡量中小企业当年的内源融资能力，但因其差额是绝对值，不利于比较，因此本文最终采用留存收益的增加额与总资产的比值构造成相对数指标，从而有利于比较。（2）资本结构本文采用资产负债率，即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对资本结构进行度量。企业的资本结构指的是企业的各种资金构成情况以及相关的比例关系。鹿梅，张丽君（2012）分别用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长期负债率作为资本结构的变量，戴钰（2013），李勇、李鹏（2013）均采用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作为资本结构的度量指标，张亮亮，李强，黄国良（2014）分别用资产负债率、有息负债比率衡量资本结构，]傅利福（2014）采用有息负债与总资产账面价值的比例对资本结构进行度量，经过对其他学者的研究进行分析比较，鉴于使用资产负债率作为资本结构变量的较多，且本文是以中小企业整体角度研究资本结构对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因此采用资产负债率对资本结构进行度量。3、控制变量（1）银企关系中小企业在向银行借款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银行为规避风险，向中小企业贷款手续繁琐、数额较少且贷款利率较高。因此，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越紧密，其对中小企业信息越了解，更易以较低的成本向其贷款。本文用中小企业上市的月数取自然对数表示银企关系。（2）盈利能力企业的盈利能力能够衡量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取利润的大小，反应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因此，企业盈利能力越好，越能向银行和投资者传递公司利好信号，企业就更有机会从银行获取贷款，因此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其信贷融资成本有一定的关系。本文用净经营资产收益率反应企业的盈利能力。（3）速动比率该指标衡量了中小企业企业变现能力的强弱，同时也反映了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大小。而中小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与信贷融资成本有着直接的关系。偿债能力越强，银行越放心将资金带给中小企业，贷款成本越低。（4）企业成长性公司的成长性与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也有一定的关系。企业成长的越好，银行更易以较低的成本将资金贷给中小企业。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在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之前，应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来说明数据的合理性和变异性被解释变量、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量如表2所示。表2提供了深圳证券交易所2007-2013年7年55家中小上市企业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总体来看，所选样本数据较为合理，其中在统计中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时，个别样本出现了负值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个别企业的个别年份向银行贷款额较少，造成存款高于借款，该中小企业获取利息，因而财务费用为负值所致；中小企业的净经营资产收益率平均维持在10%左右，仅有个别样本出现稍高或稍低的情况；个别企业的个别年份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或者较低，这可能是由于该企业在某一年突然由盈转亏或由亏转盈且数额较大、企业重组或并购等原因造成。

（二）模型选择

进行检验时，根据数据的具体情况，一般可使用混合最小二乘回归（pooledols）、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model）三种形式。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前，本文首先从以上三种模型中选出最优模型从而得出结果更准确。1、混合OLS与固定效应模型选择首先进行固定效应检验对混合OLS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选择。固定效应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由表3可知，其p值为0，因此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个体效应显著，不能使用混合回归，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2、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选择在利用固定效应检验得出放弃使用混合最小二乘回归的结论后，还要继续使用豪斯曼（Hausman）检验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选择。豪斯曼检验的显示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5可知，豪斯曼检验的p值较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随机影响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是相关的，应将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模型。3、多元回归分析以Y为因变量，以X1、X2、SSYS、ROE、SDBL、ZZL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利用Eviews6.0软件输出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内源融资能力（X1）、资本结构（X2）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控制变量银企关系（SSYS）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控制变量盈利能力（ROE）、速动比率（SDBL）、企业成长性（ZZL）虽未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但差距不大。此外，该回归结果的联合显著性检验F的p值为0.0000，即通过了F检验；D.W.值为1.964001，表明序列不相关。综上结果均表明该模型拟合的很好。对于内源融资能力，其系数为-0.08464，t值为-2.800677，p值为0.0054，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信贷融资成本与内源融资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内源融资能力每提高1%，信贷融资成本就会降低0.08464%，该回归结果与假设1预期一致：表明中小企业的内源融资能力越强，其信贷融资成本就会越低。对于资产负债率，其系数为0.076898，t值为5.358507，p值为0.0000，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信贷融资成本与资产负债率呈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每降低1%，信贷融资成本就会降低0.076898%，该回归结果与假设2预期一致：表明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低，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性越弱，其信贷融资成本就会越低。

五、结论与建议

内源融资范文篇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实施明确的“增税”政策，只是对税制进行过局部性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开征或停止征收某些小税种。1994年新税制规范了增值税的内容、计税依据和标准，这不属于增税，而是对原流转税税种的调整。1997年税收增长出现良好势头，国务院据此向税务系统下达了1998年税收增收1000亿元的任务。在外部需求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背景下，税务系统勉强完成了任务。1999年和2000年税务系统继续加强征管，同时由于开征了利息税，以及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开始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交易规模大增，使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所以这两年税收增长幅度超过了1998年。加强征管的做法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税收“寅吃卯粮”现象，征了“过头税”，也有些地方出现“税收贮藏”，为以后年度完成指标做准备。

那么，税收的正常增长应该怎样评判呢？税收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税收增长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弹性系数来描述。如果税收可以完全征管，不存在流失的前提下，税收弹性系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那么，税收弹性系数一般会大于1，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税收的弹性系数一般不会大于1，税收增长等于或略高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中国的税制结构属于后一种，税收弹性系数应该在1左右。从实际情况看，1979年—2001年中国税收名义增长速度为15.3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5.84%，平均弹性系数为1.035。近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991年—2001年GDP的名义增长速度是16.1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6.61%，税收弹性系数为1.031。1997年以来，税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GDP的名义增长速度，平均弹性系数达到2.41。如果考虑近年来证券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较快，使印花税、利息税增加较多的因素，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应高于1.035。运用移动平均法剔除随机干扰因素后，本文测算出1997年—2001年税收的弹性系数为1.48。税收弹性系数1.48可以作为判断政府是否实施增税融资的标准。研究表明，最近5年中国政府加强征管带来的税收增长占税收年度增长的比重在25%-54%之间（见表1）。

表1中国税收增长因素

19971998199920002001

名义GDP增长9.75.24.88.97.3

税收名义增长19.212.515.317.721.5

GDP增长带来税收增长14.47.77.113.210.8

其他因素引起税收增长4.84.88.24.510.7

非经济增长因素的比重2538542550

二、政府增税内源融资规模的经济约束

政府依靠增加税收的内源融资途径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是比较强的，这可以从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一般认为，税收具有负的经济增长效应，政府做出增加税收的决策时必须谨慎。不过，增加税收的负效应是从私人部门经济出发的，税收强制分配国民收入，使私人部门可支配收入减少，降低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负激励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而政府通过税收收入来维持公共部门的运转，在政府支出中，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会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如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转移性支出虽然不能直接形成政府部门的消费或投资，但是能形成私人部门的收入，从而影响社会总需求，对社会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稳定作用。因此，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有可能抵消税收对私人部门的负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有可能出现正的情况。

从实证角度研究的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两种情况。国外学者，如Peden(1991)、Sculley(1995)等通过经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税收是负相关关系；而Garrison&lee(1992)研究得出平均税率、边际税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国内学者马拴友(2001)通过对我国1985年—1999年税收、政府支出与GDP的回归分析得出：税收每增加1元，就会使GDP减少2.4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长1%，会促进GDP增长0.36%。按照马拴友的推算标准，2000年税收比上年增加1898.93亿元，使GDP减少4557.43亿元，而政府购买性支出增加935.6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69%。将增加的购买性支出的资金看作是全部来自税收增长，那么，政府购买性支出可以带动GDP实际增长3.49%，名义增长4.39%，换算成绝对数为3602.76亿元。政府通过增加税收与增加购买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是使GDP减少954.67亿元，也就是使2000年经济名义增长速度下降1.16%，实际增长速度下降0.26%。

当然，政府支出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是稳定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一定水平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会减弱。Peden(1991)测算了美国1929年—1986年的经济生产率与政府支出的关系，发现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17%前促进生产率提升，大于17%后反而会降低生产率。如果政府预算是平衡的，那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即宏观税率）不超过17%，对经济影响是积极的。

中国的情况是当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基本平衡时，广义宏观税负介于14%-24%之间经济是可以承受的，但由于政府预算在绝大多数年份是赤字，所以对应的宏观税负为22.9%，宏观税负低于22.9%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小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中国GDP增长对税收融资的总量约束基本上是宏观税率不超过22.9%为宜，但也不能太低。宏观税负与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差不应超过3个百分点，否则会影响政府支出水平。

三、政府境税内源融资结构的经济约束

除了总量约束外，政府增加税收的结构也受到经济增长的约束，不同性质的税种受到的经济约束程度是有差异的。按照征税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可以将税种划分为三类：资本收入税类、劳动所得税类和消费支出税类。目前我国开征的税种当中属于资本收入税类的税种有企业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印花税、房产税、契税、车船税、资源税、城建税以及资本性的流转税；属于劳动所得税类的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和农牧业税，另外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也属于劳动税类性质的财政收入（目前还未纳入预算管理，只进行财政专户管理）；属于消费支出税类的税种有筵席税、屠宰税、特产税、流转税以及1994年前的盐税、集市税和特别税。这三类税收的实际有效税率是对各要素征税总额分别与资本收入、劳动所得和最终消费的比率。资本征税的有效税率用Ktar表示，劳动征税的有效税率用Ltar表示，消费支出征税的有效税率用Ctar表示。

经济增长决定因素主要是投资、劳动投入和全要素（含技术进步等）的贡献。另外，经济开放度、货币和财政政策因素也影响经济增长。GDP增长与投资率(Invr)或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Lo-br)和经济开放度(Openr)直接相关。货币供给因素可以从物价变动中反映出来，将通货膨胀(Infr)纳入经济增长决定模型中，经济增长速度采用名义增长率(Ngdpr)，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经济增长与各要素以及三种税收之间的关系：

Ngdpr=β0+β1Invr+β2Openr+β3Lobr+β4Infr+β5Ktar+β6Ltar+β7Ctar

各变量的样本数据见表2，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算，结果如下：

Ngdpr=-1.693+0.142Invr+0.07Openr-0.399Lobr+1.118Infr-0.109Ktar-0.471Ltar+1.029Ctar

(-0.095)(0.317)(0.374)(-1.734)

(5.574)(-0.562)(-0.380)(0.967)

表2经济增长与税收融资回归数据单位：％

附图

说明：GDP增长为名义增长率，投资率用资本形成率代替，开放度为贸易口径，通货膨胀是GDP平减指数的变化。1979-1984年资本税收额中包括财政来自企业的收入以及能源交通和重点建设基金收入。

资料来源：1985-1999年的资本税率、劳动税率和消费税费转引自马拴友(2001,P285、P288、P290)，其余年份由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有关数据推算。

表3中国与西方国家有效税率比较单位：％

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中国

资本征税42.726.934.157.324.140.926.728.35

劳动征税25.436.821.325.539.723.339.12.39

消费征税5.615.75.214.620.912.512.38.14

说明：西方国家为1965-1991年平均的平均有效税率，德国是指原西德。中国为1979-2000年的平均税率。

资料来源：西方国家的数据引自mandozaRazin&Tesar(1994),MendozaMlesi-Ferretti&Asea(1997).中国的数据根据表1推算。

R=0.958,R2=0.917,Adi-R2=0.879,D.W.=1.704,F=23.78

从估算结果看，样本数据的总体相关系数高达0.958，有91.7%名义GDP增长可以被解释。统计检验中，除了T检验值稍差外，其他统计检验都可以接受，说明该估计参数的解释功能较强，可信度较高。从表2中看，GDP增长与投资率、贸易衡量的开放度、通货膨胀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其中，投资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比较大，与劳动力供给负相关似乎不符合经济增长原理，这可能与中国人口众多，素质较低有关，低素质劳动力供给越多，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三种有效税率与名义GDP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不同，对劳动征税和对资本征税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且对劳动征税的负经济影响大，而对消费支出征税的经济影响是正的。本文还测算了三种有效税率分别与资本形成率、劳动力供给增长率和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资本有效税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为-0.633，劳动有效税率与劳动力供给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302，消费有效税率与最终消费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86。表明，对资本征税的经济约束度较强，资本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增长下降0.1个百分点；对劳动所得征税的经济约束度也相对较强，劳动有效税率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下降0.55个百分点；提高消费征税的有效税率不会抑制消费，因此消费征税的经济约束度最弱。

通过增加消费税类或提高消费税率融资是有一定空间的。1999年消费征税额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31.7%，有效税率为6.8%，与发达国家相比，略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水平，但不及英国、加拿大的一半，法国的三分之一。以消费支出为税基增加税收是今后内源融资的最主要政策选择。尽管对劳动所得征税的有效税率很低，是最有潜力增税的领域，但是，由于广大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还不高，个人所得税增长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而不是靠调整税率或税基就可以实现大幅度增长的。农村居民的农牧业税税率不高，但除了农牧业税外还要负担各种集体收费，实际负担并不轻。最具潜力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将社保基金缴款改为社保税收纳入预算统一管理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目前社保收入只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而不能作为统一的预算内资金与其他支出调剂使用。可见，对劳动征税融资空间非常有限。

【参考文献】

[1]JohnC.GurleyandEdwardS.Shaw"FinancialDevelopmentandEe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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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den,E.A,,1991:"ProductivityintheUnitedStatesandItsRelationshipto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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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culley,GW,1995;"TheGrowthTaxintheUnitedStates",PublicChoice85:pp71-80.

内源融资范文篇6

一、企业内源性融资的特征分析

内源性融资是将本企业的留存收益及折旧等转化为投资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减少企业的现金流出挖掘内部资金潜力，提高内部资金使用效率。相对于外源性融资，内源性融资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一）具有内生性。内源性融资是企业原始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资本化过程，不需要其他金融中介，因而具有内生性。内源性融资取得的资金是企业产权所有者的自有资本，是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基础，也是企业进行外源性融资的保证，因为投资者将根据企业的内源性融资能力，来衡量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进而影响企业进行外源性融资时所能取得的融资规模和资本成本。

（二）融资成本较低。相对于外源性融资，内源性融资不需要支付利息或股利，不会减少企业的现金流量，也不需支付任何融资费用，因而融资成本相对较低。

（三）具有产权控制权。企业权益资本的多少及分散程度对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有决定性作用。内源性融资具有产权的控制性特征，通过内源性融资方式融资，既可以避免因向银行贷款或向债权人发行债券而使债权人对企业进行相机控制，又可避免因对外股权融资而使原股东对企业控制权稀释，增加原股东的剩余索取权，使原股东享有更多的实际利益。

（四）有利于企业降低财务风险。财务风险是指企业由于举债而给企业财务成果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进行内源性融资，不存在偿付风险，不会产生到期还本付息或支付股利的压力。企业内源性融资取得的资金在资本结构中所占比例越大，企业的财务风险越小。

二、我国企业内源性融资匮乏的原因分虽然内源性融资可以为企业带来种种发展优势，但我国企业仍缺乏寻求内源性资金的热情，探寻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国有资本的产权界定不清晰。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的产权均属国家，银企之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必担心因不能按时偿债而对自身的信誉与生存发展的威胁，因而没有还款的内在压力和自我约束能力，本应成为硬约束的银行债务在我国却变成了软预算约束。同样由于国有资本的产权界定，融资成本本应很高的股权融资却因其约束较少且实际成本低廉而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最为偏好的融资方式。因此，我国企业在融资结构安排上，内源性融资较少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委托-关系不明确、所有者虚位问题，没有真正建立起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者之间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经营者只拥有剩余控制权而没有剩余索取权，容易使经营者产生作出逆向选择，在融资方式上倾向于选择外源性融资。

（三）长期低折旧率政策的影响。我国对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用有着严格规定，除某些科技含量较高、技术进步较快的行业可采用加速折旧方法外，一般都必须采用平均年限法。而且，我国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较长，如1978年~1995年，我国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平均折旧率在5%左右，这意味着固定资产使用年限长达近20年。这使得我国企业折旧计提严重不足，内源性融资能力有限。

三、改善我国企业内源性融资现状的建议

为改善我国企业融资结构，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明确国有资本的产权边界。明确国家作为出资者的身份，提高企业外源性融资的门槛，使国有企业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获得外部资金成为不可能，使企业真正融入市场经济竞争，从观念上重视内源性融资。

内源融资范文篇7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融资；内源融资

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并不如之前那么有发展前景。当前，房地产的供应和需求基本已经完全平衡，短时间分析，楼市依然需要降低库存量，就算取消限购，降低利息等帮助房地产提升活力的政策，也不能改变中国楼市需要降低库存的事实。现在房地产融资渠道非常单一，房地产外部环境需要进一步健全，风险防范体系很脆弱，融资结构缺乏协调性。这给房地产投资者、金融业、房地产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问题。政府要尽力给金融市场建立比较好的外部环境；房地产企业也要不断分析其他融资渠道，创建科学的融资风险防范体系和融资结构，从而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能力，提供稳定的资金链条给企业发展和生存。

1房地产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1.1长期融资比例偏低

短期融资和长期融资，按照融资的期限来划分融资，房地产行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比较密集。因为房地产企业开发一个项目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在进行融资时，必须要非常高地长期负债比例。因为，如此，就会有比较稳定的资金，可以让企业资金链完整，从而让房地产企业生产经营需求获得满足。一直以来，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没有很高的长期融资比例，就算是一些大型的房地产上市公司的长期融资比例在20%～30%之间，这些大型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对于短期负债更加依赖，如此的融资结构会造成资金非常不稳定，由于需要在短期来还款，更容易让资金周转不灵，无法防范市场风险能力。

1.2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窄

房地产投资信托、股权融资、银行贷款共同组成了现在房地产企业主要融资渠道。现在，不断上升的融资成本，以及经济的不断下行，让房地产行业更加恶劣，房地产企业融资更加艰难，现在需要不断调整房地产企业过去高杠杆和大规模发展的模式。同时，房地产企业缺乏金融知识，这样房地产企业不会利用其它的融资方式，导致现在，我国房地产企业还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融资方式。但是实践反映，房地产企业在进行间接融资时，金融机构审查房地产企业的资格非常严格，导致房地产企业发展环境非常恶劣。

1.3内源融资偏少

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包括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方式，外资、股权融资、银行借款、共同构成了外源融资渠道。内源融资只有比较低的融资比率。从2010年到2015年每年的全部融资额内源融资占全部融资额的比例为0.166748、0.187274、0.186946、0.187667、0.227779、0.181128，都保持在大约18%，其中最低为2010年的16%左右。而2014年的数值达到了22%。房地产外源融资中，都是依赖外部融资，股权融资和银行借款更没有大的差别，但是相对于整个行业而言，相比股权融资，银行借款所占比例要高一些。

2房地产融资的对策

2.1运用各种融资手段降低成本和风险

在经济的不断全球化发展下，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更多的房地产企业都利用多渠道进行融资。在这种状况下，怎样将融资成本降低，怎样保持其融资成本是最低的，逐渐变成了房地产行业最重视的问题。应该让其他融资方式逐渐代替银行贷款，不断健全和培养企业债权和商业票据的企业债券等融资的方式。资金占用减少，资产资金流转是非常有帮助的。项目融资，因为具有风险分担和多元融资的优势，让一些只有有限财力的公司也可以参与到这项投资中，得到更多的收益。总而言之，很多种类的融资工具彼此间是可以互补的，并让资源配置得到优化，这些对于房地产企业减少风险，降低融资成本非常有帮助。

2.2借金融监管突破增加渠道优化融资

一些比较大型的房地产企业，很早就开始创新融资手段了，但是还是处于创新融资的早期阶段。虽然，我国对于金融创新，非常鼓励，而非常大的公信力大型房产企业拥有很强大的整体资金背景，在大型房地产企业中，实验成果后，将这些创新的融资手段能更好地推广到中小型房地产企业，从而促进房地产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养老、产业、商业的长期发展有很大帮助，也能提高房地产企业的运营能力。

2.3加大企业内源融资比例

企业在进行内源融资的时候，完全不用支付利息给外界，因此就没有产生融资费用，这让内源性融资比外源性融资的融资成本低，同时，可以防止免普通股稀释控制权。所以，在西方国家，内源融资成为了最重要的融资方式，只有当内源性融资不能达到企业的融资需求时，企业才可以转向外源性融资。

3结束语

伴随着不断升高的经济水平，城市化建设需要更深层次地加强。房地产行业也在飞速地发展。因为房地产行业需要大量资金觉得才可以推进发展。所以，融资信贷功能，提供了大量资金给房地产企业，房地产企业遇到此融资信贷能够为房地产提供大量的资金。要加强房地产企业融资，关键是要运用各种融资手段降低成本和风险、优化融资、借力金融监管突破，增加融资渠道、加大企业内源融资比例。

作者:孙文伟 单位:泸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参考文献：

[1]罗振华.政府调控背景下房地产企业财务风险控制分析[J].财会研究.2013(6)

[2]何小雨.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民营企业融资风险控制[J].财会月刊.2013(4)

[3]杨玉龙.紧缩政策下我国房地产企业融资问题研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4]陈开琼.企业成长不同期间调整融资策略的思考[J].财会研究.2013(1)

内源融资范文篇8

按照现代融资结构理论，公司融资主要有两类：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是指从公司内部筹集的资金，包括留存收益和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两种方式。外源融资是指从公司外部筹集的资金，包括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两种方式。股权融资是指公司通过首次发行股票，配股和增发股票等方式筹集的资金。债务融资是指公司通过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以及通过商业信用等方式筹集的资金。

现代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在融资过程中应当首选内源融资，然后才考虑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又以债务融资优先，而把股权融资作为最后的选择。其理由是：内源融资无需花费融资成本，也不存在还本付息与分红派息问题，是最理想的融资方式。外源融资中，债务融资比股权融资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债务融资所支付的利息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具有抵税效应，能减少公司交纳的所得税，而只有在债务融资超过一定点时，破产成本和成本增加才会抵消企业节税收益（陈柳钦，2003）；二是债务融资对管理者具有激励作用，可以降低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因债务融资可以迫使经理努力工作以避免破产，如果一家企业靠股权融资，并且多少赚了一些钱，那么经理们就可能不会有进一步提高效率的激励；三是债务融资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因大多数投资者相信，与外部人相比，企业的经理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企业的前景。如果经理认为没有什么风险，他们就愿意扩大债务，因为他们这样做并不会增加破产的风险。他们愿意发行债券这一事实以一种有力的、具体的方式传达了经理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其说服力远胜于辞藻华丽、慷慨激昂的企业前景报告。由于债务融资促使经理努力工作，又使潜在的股东相信公司发展的价值，所以举债降低了企业资本的总成本，并且提高了公司的市场价值（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2000年）；四是债务融资不会侵蚀老股东的既得利益，因债务融资的利息支出在所得税前扣除，不会影响老股东的既得利益，而股权融资，要么增加老股东的投资（如配股），要么增加新的股东，必然会稀释每股收益，增加老股东的投资风险，降低老股东的投资收益，从而损害老股东的利益。

现代融资结构理论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公司融资的实际情况相符，经济最发达的西方七国，公司的融资大部分是依靠自身来解决的。

二、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现状及分析

（一）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现状

截止2002年，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共有48家，根据48家农业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2年的财务资料，经计算汇总，得出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实际情况（见表1）。

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顺序是：先是外源融资，而后才是内源融资。这与西方七国实际融资结构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也与现代融资结构理论不相符合。在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中，外源融资四年平均所占比例为79%，比西方七国平均数44.29%高出34.71个百分点，比美国的25%更是高出54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主要依靠外源，农业上市公司自身的造血功能较弱。在外源融资中，股票融资占29%，比西方七国的10.86%高出18.14个百分点，说明外源融资中股票融资占很大的比重。

从这些资料的分析中可以反映出：农业上市公司实际融资结构不尽合理，内源融资比例过低，而外源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比例过高。

（二）农业上市公司实际融资结构背离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的原因分析

针对农业上市公司实际融资结构背离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的这一现状，经深入分析，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经营业绩不理想，成长性低。前已述及，内源融资的主要来源是公司的留存收益，而留存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公司的盈利。因此，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不仅关系到股东投资收益的高低，而且关系到公司资本积累的大小，进而关系到公司发展所需资金的自我解决程度。通过对48家农业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2年平均税后利润、平均每股收益和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农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整体呈下降的趋势，尤其是2000年经营业绩大幅度下降，与1999年相比，平均税后利润下降67.54%.平均每股收益下降68.18%.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65.71%.2001年持续下降，到2002年才有所回升。且这三个指标各年数值除1999年外均低于同期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尽管全部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并不高，但农业上市公司相对而言更不理想。由于经营业绩偏低，影响了内源融资，在内源融资不能满足公司对资金需求的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唯有通过外源融资。

2.对股权融资尤为偏好。按现代融资理论，内源融资成本最低，债务融资成本次之、而股权融资成本最高。所以在融资顺序上才会首选内源融资，其次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但是由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所处内外环境的特殊性，使得股权融资尤其受欢迎。1999年至2002年农业上市公司平均股权融资占总融资的比重为29%，最高达到37%，最低也有20%，而西方七国平均为10.86%，最高为19%，最低只有3%.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股权融资实际成本并不高。表现在：一方面。农业上市公司普遍享受着政府给予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使实际税负降低，从而大大降低了融资的实际成本。据统计，1999年至2001年45家农业上市公司实际年平均所得税率分别为13.36%、18.06%和17.62%（汤新华，2003），大大低于国家规定的一般税率33%.另一方面，农业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很低，不分配、少分配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分配股利，也时常偏好股票股利，而较少采取现金股利的方式进行分配。因此，低股利支付率就意味着低融资成本。二是股权融资具有软约束。公司如进行债务融资。必须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无法或不按借款合同约定的期限还本付息。将遭致冻结存款、封存资产等结果。必将影响公司的信誉，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因此，按期还本付息是一种“硬约束”。相对于债务融资，进行股权融资不存在还本付息问题，再加上没有太大的股利支付方面的压力。公司完全处在软约束之中。宽松的环境，使上市公司对股权融资趋之若骛也就毫不奇怪。

3.公司股本普遍偏小。通过对农业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分析发现，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本普遍偏小，规模普遍不大。截止到2002年，48家农业上市公司平均总股本仅2.85亿股（中国证监会网站的统计资料），不仅低于境内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4.80亿股（中国证监会网站的统计资料），而且与美国和欧盟的农业合作化组织相比，其规模更是微不足道。由于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单靠自有资本，难以满足公司不断扩张对资金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公司的扩张和发展

，只有通过外源融资即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和向金融或非金融机构借款等途径来实现。由此，在内源融资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外源融资的扩大。

4.股权结构不合理，一股独大现象严重。农业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十分严重，而大股东大多为国家，国有股所占比重平均在60%以上。一股独大的结果，必然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其直接后果是降低公司经营管理的透明度，增加了公司的非系统性风险。影响了公司融资结构的改善。

（三）农业上市公司实际融资结构对农业上市公司产生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这种不合理的融资结构正在对农业上市公司产生不利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1.融资成本上升，盈利水平下降。内源融资基本上不存在融资成本问题，如果内源融资能基本上或大部分满足需要，则公司的融资成本很低，融资成本低，则意味着公司盈利水平的提升。由于农业上市公司内源融资的有限性（只能满足约五分之一的资金需要），难以满足公司对资金的需求，导致外源融资的扩大。外源融资的扩大，必然引起融资成本的大幅度增加（如股票发行手续费、银行借款利息等），进而推动公司成本的上升，成本的上升，其最终结果就是公司盈利水平下降。

2.降低了公司的市场价值。公司的融资结构也会影响市场对公司发展前景的看法。因大多数投资者相信，与外部人相比，公司经理能够更准确地判断公司的前景（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2000年版439页）。如果公司经理认为公司存在破产风险，他们就会减少或放弃债务融资，而增加股权融资，因为他们这样做能够降低破产的风险。他们偏好发行股票这一事实说明了经理对公司发展前景信心不足，这不仅使现有股东失去了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大量抛售所持股票，使公司市场价值下降，而且也使潜在的股东开始怀疑公司的投资价值，放弃了对公司股票的购买。此外，自1999年至2002年内源融资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更让市场各方感到公司发展前景的不容乐观，也反映出公司的市场价值在不断下降。

三、优化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建议与对策

农业上市公司实际融资结构与现代融资理论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有其产生的现实原因，也对农业上市公司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优化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改善财务状况，提升农业上市公司的竞争能力，促进农业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拟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一）对经理人实行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在激励方面，主要通过将经理人的报酬与其经营业绩挂钩的办法采实现。即合理的报酬向经理人提供了努力工作，创造利润的激励。其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将经理人的报酬与公司利润直接挂钩；二是给予经理人部分股票，使经理人的收入与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挂钩（2002，陈柳钦）。在约束方面，应明确经理人的职责与权限，尤其是要有明确的、可操作的处罚措施，避免由于经理人的恶意行为给公司造成损失。总之，无论是激励机制还是约束机制，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经理人个人利益最大化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和谐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加公司的留存收益，提高公司内源融资的比例。

（二）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为了优化公司的融资结构，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必须采取有效方式，稳健实施国有股减持，优化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减持的原则应当是，采取分阶段实施的办法，逐步降低国有股所占比重，在适当的水平上实现股权分散化，让更多的投资者加入到公司中来，关心公司的发展，监督公司的发展。

内源融资范文篇9

关键词：融资；融资风险；融资渠道

一、河南青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融资渠道现状与风险分析

（一）河南青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简介

河南青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河南青成），成立于2016年11月，注册资金1000万元，是世界五百强美国约翰迪尔工程机械产品河南省总、壳牌工程机械专用油河南省总、美国唐纳森河南、德国MATO黄油枪河南省总，并有自主品牌艾普松润滑脂，同时全面开展了工程机械交易、维修、寄售、租赁等业务，是一家工程机械整机与后市场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企业。公司总部位于郑州市，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建有办公室、仓库、大修车间、展示场、宿舍、职工食堂等。目前，公司设立了整机事业部、润滑油事业部、零件管理部、二手机部、财务部、综合管理部等部门。截至目前，河南青成已经成立了信阳分公司、南阳分公司、新乡分公司及洛阳分公司，在全省各地市与一百多家网点建立了后市场合作关系。

（二）河南青成融资渠道现状

河南青成融资渠道包括两种：一是外源融资，二为内源融资。1.内源融资。内源融资即公司生产经营所获得的资金，也就是公司内部积累的资金，大多由折旧与留存收益组成。内源融资属于公司筹集资金的不二选择，属于公司资金的一种核心来源。通过表1可知，河南青成内源融资资金主要来自于公司的留存收益，公司三年间的内源融资占比逐年提升，2020年比2018年提升了35.52%，达到了80.82%。表12018—2020年内源融资数据来源：河南青成2018—2020年财报。2.外源融资。如果公司内部积累的资金无法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则将选择外部融资方式进行筹资。外部融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公司债券、银行贷款等。通过表2和表3发现，河南青成的外源融资渠道有两种，具体是银行贷款与股东投资。公司三年间的外源融资占比逐年减少，2020年减少到19.18%，比2018年减少了35.54%。第一，银行贷款。通过表3发现，银行贷款是河南青成外源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在2018年到2020年间，该公司银行贷款额度同比处于上升态势，说明公司由于业务和规模的扩大，使得对资金的需求进一步加大。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三年的银行借款都是短期借款，没有出现长期借款，说明公司的信用周期短，公司有待提升银行对其信用评估等级。第二，股东投资。通过表3发现，2018年，河南青成采取股东投资方式进行融资。就股东投资而言，其是公司的一种股权资本，可以提高公司的信誉和融资能力，融资成本较低，但会出现产权不清晰的问题，对产权交易形成了阻碍。

（三）河南青成融资风险分析

通过分析公司财务状况能反映其融资风险状况，二者呈负相关，也就是说，当公司财务状况变好，融资风险会减少；当公司财务出现经营亏损的情况时，筹资的风险系数就会相应提升。本文以河南青成2018—2020年财务报告为数据基础，同时参考行业值，通过分析公司财务状况来判断其融资风险的高低。2018—2020年这三年，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7400.18万元、9582.16万元和11612.42万元，负债总额分别为1864.47万元、2601.09万元和2974.26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分别为5535.71万元、6981.08万元和8638.16万元。1.偿债能力。由表4可知，公司2018—2020年三年的偿债能力指标变化幅度较小，结合行业标准值54%来看，公司资产负债率偏低，长期偿债能力较好，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高于行业标准值2和1，再结合应收账款周转率，说明该公司经营状况较为谨慎，融资风险较低。2.盈利能力。由表5可知，公司2018—2020年的盈利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基于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公司研发升级了一系列新产品和应用系统，增加了收入；再加上公司在燃气市场领域的开拓取得显著成效，净利润增长，不管是总资产报酬率，还是净资产收益率，都超过行业值的10.8%与6.4%，这意味着企业盈利水平高，融资风险相对低下。3.营运能力。由表6可知，公司2018—2020年营运能力指标数值变化不大，但是各指标同行业值3.00次、3.00次和0.80次相比，总资产、应收账款及存货周转率，都比标准值小，这意味着，企业变现能力不强，应收账款的回收速度慢，资产没有得到很好利用，导致营运能力不佳，融资风险较高。

二、河南青成融资渠道存在的问题

（一）外源依赖银行贷款，融资渠道单一

由表3可知，河南青成目前采取银行贷款和股东投资这两种外源融资渠道，其中，股东投资所要达到的融资条件较高，以至于公司三年只发生了一笔融资，导致公司外源融资对银行贷款比较依赖，从而出现了融资方式单一的问题。虽说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有了部分积累，也能够通过资产抵押在银行获取部分资金，但公司在面对未来良好市场前景和机遇时，资金问题仍然可能制约其发展；而且采取银行贷款这一方式很难继续扩大规模，具有局限性。在融资上，尤其是对于成长并不成熟的公司，在出现通过传统融资方式难以满足现阶段正常经营所需资金要求的情况下，必须及时另辟蹊径，以免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二）内源融资占比大，融资比率失衡

通过对河南青成内源融资进行分析，发现公司内源融资占比大，2020年内源融资占比达到了80.82%，较2018年上升了35.52%，说明公司积累多，负债小。但内源融资在总融资中占比较大的话，会造成公司融资比率失衡，内源融资的弊端也会出现。公司的积累与盈利水平制约着公司内源融资，导致无法进行大额度的融资。股利分配上，一些股东会从私人利益出发，强调分配股利的占比需在某一水平上，制约了股利分配；若公司的股利分配太低，则无法吸引到对股利分配有倾向的投资者，公司投资吸引力会由此下降，对未来外源融资产生影响，对公司可持续发展不利。

（三）营运能力不足，融资风险较高

通过对河南青成的融资风险进行分析，发现公司营运能力各项指标均低于标准值，公司没有进行强有力的应收账款催收工作，造成其无法在合同规定时间内收回资金，导致出现坏账风险。公司的存货变现时间长，变现能力不足，流动性弱。总资产上，公司应收账款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处于上升态势，前者出现问题，总资产周转率会低下，资产没有得到较好的利用，使得公司虽然盈利能力较好，但营运能力不足，导致融资风险较高，进一步加大了融资困难。

三、解决河南青成融资渠道问题措施

（一）提升企业竞争力

河南青成应进一步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制度、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等，减少私营企业中权力的重合，扩大经营区域，多多招揽人才，改进生产技术和产品创新，提高企业自身在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自身决策的可靠性；为自身营造良好的信用形象，让自己的财务信息更加完善，增加自身在市场上的透明度。为了赢得银行认可，也为了持续发展，顺应时代的潮流，要不断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管理者素质，增加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同时，制定切合实际的融资目标任务，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融资。一是争取得到投资公司投资风险资金；二是加大技术革新力度，力争得到政府部门的政策性支持，取得更多的科技创新支持资金补贴；三是多想办法从民间、同行及大小额贷款公司等渠道融通资金，使得企业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四是另辟蹊径，尝试把外资银行作为自己融资的来源渠道。

（二）创新融资渠道

目前河南青成融资方式单一，融资渠道过于狭窄，一旦主要融资渠道出现问题，会造成资金流断裂，应该选择多种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要。目前公司根据实情可选择以下方式创新。一是融资租赁。作为一种进行设备投资及盘活现有固定资产的重要金融工具，融资租赁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快速的发展。近两年，融资租赁行业在我国以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快速发展。融资租赁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可以提高资产的流动性。有的企业固定资产占用了资金的绝大部分，资产的流动性差；而利用融资租赁公司的固定资产设备售后回租业务，可以将企业的设备类固定资产盘活为流动资金。其次，可以优化企业财务报表、均衡各年经营情况。通过灵活地安排租金支付，可以调节设备租赁企业的经营业绩；同时，售后回租可以将企业的固定资产转化为货币资金，有效提高了企业财务数据的流动性指标。再次，可以延迟缴纳所得税。融资租赁两种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加速折旧，减少当前缴纳的所得税，取得递延所得税收益。此外，对于收取的租金，融资租赁公司在扣除设备本金的利息部分后会给企业开具增值税发票，可以抵扣企业增值税销项税额。河南青成工程机械交易、维修、寄售、租赁业务中，可能会出现急需设备但资金不足的情况，在这时公司可以向租赁公司租赁设备，等到审核通过后，租赁公司会融资并采购相应的设备，并把设备交给公司。在使用设备的过程中，公司需要按期交付租金给租赁公司，待期满后，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继续租赁或是留下设备。该方式不但达到了融资目的，而且做到了融物，风险程度下降，同时在融资租赁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对企业筹资很有帮助。二是私募债劵。企业债券通常又称公司债券，是企业按照相关规定，通过金融机构向投资者销售的，按照约定方式付息并偿还本金的一种有价证券。根据河南青成的性质，可知其属于典型的中小企业，该公司能够通过私人的形式，转让或者发行企业债券；另外还可以订立本金以及利息偿还的时间。它具有无行政许可、备案制度、无财务指标要求、鼓励融资双方独立协商资金成本等优点。私募债券能够一定程度上节约企业的融资成本，并且对于企业应对融资风险也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三）合理调配融资比率

经过分析，发现河南青成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之间占比差距大，其中内源融资占比大，造成了融资比率失衡。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公司需要做出以下举措：一是加大产品的市场宣传力度；二是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优化产品质量；三是提升公司的社会价值，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四是提升自身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由于该公司的发展目标、经营策划以及未来规划能够被资产市场全面了解和分析，它的发展信息能够充分地披露给投资者，因此外源融资的比例才能增加。从实际融资角度看，在公司内部积累的同时，也应结合相应的外源，两者彼此促进，对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有利。

（四）完善运营管理

河南青成自身管理水平是制约其融资能力的内部因素，是提高营运能力的重要因素，也是降低融资风险的关键。公司可以从应收账款、存货和总资产三方面来完善公司的运营管理，进而降低融资风险。在应收账款方面，公司可以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控制。事前，公司要将赊销业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后要完善客户评审制度，在销售产品前对客户进行调查，建立客户档案，及时解决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事中，赊销发生后，要与客户签订相应的合同，并由销售与财务部门开展合同管理工作，监督与跟踪合同执行情况。事后，建立还款激励措施，在合同中制定一定的优惠政策，分时间阶段给予客户优惠，提高客户的还款积极性，从而提高公司的按时还款率；再者，公司对应收账款催收时，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催收程序。在存货方面，公司和供应商进行平稳合作，一方面能够产生良好的成效，另一方面采取作业标准化、改进工装与优化工艺等诸多手段，进而高效地开展产品综合生产工作，使销售数量大幅度增加，从而提高存货周转率。生产适应市场销售的产品，及时将技术不先进的产品进行淘汰处理，结合市场实际第一时间对库存结构进行调整。就滞销产品而言，如果库存时间比较长，可通过促销等手段进行处理。由于公司的主要资产包括应收账款和存货，所以这两方面的管理有所提高，也就意味着总资产方面也就提高了。公司自身管理水平的不断加强，提高了公司的营运能力，也降低了融资风险。

参考文献：

[1]付宪涛.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J].轻工科技，2019，35（12）：35-40.

[2]任丽英，尚姿含.郑州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及改进策略研究[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9（09）：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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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继莹.新常态下中小企业融资途径探析[J].财会通讯，2018（32）：20-22.

内源融资范文篇10

企业由于所采取的融资方式不同，而产生其各异的融资结构。一般而言，企业的融资方式可分为二类：一是通过留存收益和折旧而进行的内源性融资；二是通过来自公司外部现金流的外源融资，如银行贷款、企业债券和发行股票。

一、融资理论支持

现代企业融资理论认为：（1）由于企业负债利息在税前列支带来的节税效应，债务融资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企业的价值。（2）企业负债比例的提高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破产的可能性增加，从而导致企业价值下降。因此，企业最佳资本结构应该是在负债所带来的财务收益与债务上升所带来的财务危机成本之间的平衡点。（3）债务融资对外部投资者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传递着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的信心，由此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4）债务融资带来的控制权损失最小，比股权融资更能有效地防止企业被兼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最佳的融资模式是先内源融资，再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

二、西方国家融资结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融资结构都具有明显的内源性融资特征，在其融资结构中内源融资的比重都超过50%，其次是债务融资，股权融资的比重最小。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债券的发行规模远远超过股票。（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内源融资在各国均是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方式。其中美国的内源融资比率高达77%，最低的日本也达到44%。债权融资在所有国家企业的外部融资中也是较为重要的方式，在日本甚至是最为重要的融资方式，占到了全部资金来源的约48%。即使在股票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债权融资仍是重要的融资方式。股权融资中，各国的比例都相对较低，其中法国最高达到21%，美国最低为-8%。

三、西方国家融资结构现状原因分析

（一）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相对成本的差异。融资成本应该说是企业制定融资策略首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各有相应的成本，但其成本主要都为利息或股息支出、筹资费用及纳税等。在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上，债务融资成本通常是低于股权融资成本。因为债务融资包括银行贷款和发行企业债券，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的利息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具有节税效应；而股息却存在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双重纳税问题”，而且银行贷款手续简便，筹资费用可忽略不计，而债券发行的程序较股票简单，要求也比较低，从而发行费用也较股票少，因而债务融资的成本一般低于股权融资成本，由此成为发达国家企业融资的优先选择。

（二）融资风险的影响。内源融资的风险最小，而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都存在资金募集不足的风险，是市场性的风险。一般认为债务融资风险高于股权融资，但由于银行贷款在西方国家的债务融资中占有较大比重，银行贷款属于私下募集，风险也较小。债务融资具有到期还本付息的特点，若企业负债率过高，到期不能支付将产生财务风险。股权融资会扩大股本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负债比率，并且二者都有信用评级的风险，若企业不能到期偿本付息或支付股利将影响企业的信誉和再融资。现实中由于西方国家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善的银行贷款和严格的证券发行审批程序，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都处于可控制的状态中，因此，二者的风险差别不是很大。

（三）公司治理与市场效率的差异。企业融资结构是企业各利益关系人相互博弈的结果，尤其是公司经理与股东的博弈。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企业制度相当成熟，企业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对企业拥有强大的控制权，经理的行为受到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激励和约束，如经理人员的聘任和罢免，企业高级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及股票期权等，从而能够有效地保证企业经理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在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上，股票价格是企业价值的真实表现。企业经营不善、业绩不佳，股票价格就会下跌，这不仅直接影响到企业进一步在股票市场的融资，而且将使企业陷入被收购的危机，企业经理同样面临着声誉下降及可能丧失其在职利益的风险。所以，发达国家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使得股权融资对公司经理来说也并非是“免费的午餐”。

（四）证券市场发展的差异。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债券市场迅猛发展，债券发行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股票，债券年平均发行额占证券年平均发行额的93.1%，而股票发行只占6.9%，成为发达国家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如，美国企业外部长期资本的70%是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的。

（五）企业制度的差异。对企业原有股东来说，内源融资是最优的，既可节约交易费用、减少个人所得税支出，又有利于提高投资收益，因为一方面内源融资的收益不用与其他投资者分享，另一方面将利润转投资有助于公司资产的增值，股价上升，股东可从资本增值中受益；债务融资次优，因为债权人享有固定收益索取权，而发行新股会稀释原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与资本的增值收益。在发达国家成熟的现代化企业制度下，企业受股东控制，股东的利益直接制约着企业融资结构的安排，所以企业融资通常是先内部融资，再债务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内源融资在企业融资结构中占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