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十篇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1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马克思主义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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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2

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是给大家提供非自愿的收益或成本，这种目的就是经济法的外部性，集体经济行为和个人经济行为都存在一定的外部性，在经济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同时就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外部影响，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就是为了将这些出现的外部影响解决，但是经济法在实施过程中会存在外部性，这些外部性的存在会对整个社会经济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将经济法的内在转化为外部性制造者的成本或者收益则是校正经济法外部性的主要方法。

【关键词】

经济法；制定和实施；外部性；内在化

一、前言

经济法的核心就是经济法的实施，法学界人员都认为经济法在实施过程中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正当性的特点，但是他们却很少研究经济法实施的外部性，经济法的外部性也是经济法的重要属性之一，本文主要对经济法制定和实施的外部性和内在化探索进行了分析。

二、经济法制定和实施的外部性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当中将经济法的外部性也称为经济法的外部效益，经济法的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对另外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外部影响，这种外部影响是和公共物品有联系的，它和公共产品都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些特点都导致经济主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等“自立性”属，这些行为都会促使经济学理论中的外部效应产生。经济法的外部性问题的产生的首要原因就是经济法的经济性、政策性等特征，其次就是经济法具有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性质，这种外部性则在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环节都有体现。

三、制定和实施经济法的外部类型与内在化

（一）制定经济法时的外部性与内在化

在制定经济法时可以将将其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我们所说的正外部性就是指在经济法的制定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依据收集的材料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法律法规给予工作人员一定的奖励和福利，这些奖励和福利甚至会大于制定经济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这就能够给整个社会带来正的社会效益，提高社会的公共利益水平，这部分收到奖励和福利的工作人员可以认为他们是在制定经济法时获取的额外收益，增加了社会公共效益，这种情况还具有一定的争议性。在制定经济法的过程中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相互配合，要想保证经济法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合理性就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制定，在完成经济法的制定工作后，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和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对经济法不太合理的条文进行修改，整个法律法规的修改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就是经济法在建立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成本耗费，经过调查，这种成本耗费和经济法制定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基本可以相互抵消，在制定经济法的过程中也会增加额外影响，因此应该保证在制定经济法的时候其成本要比社会付出的陈本低，否则就会导致经济法在制定的过程中出现负外部性。

（二）实施经济法过程中的外部性与内在化

在经济法制定的初始阶段经济法制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因此实施经济法的正外部性在经济行为外部性的解决上有所体现。在实际的经济法实施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外部性，其他购买者也会在经济活动中收益，但是实施经济法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经济法滥用的现象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会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经常表现的就是执法人员收受他人贿赂对违法现象不理会的行为，而且经过调查我国的经济市场具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一些不法分子都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进行违法活动，虽然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不断修改、完善经济法，但是工作人员的思维也是不全面的，总有部分不法分子会找到法律空子，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有很多案例的违反人员都是利用不完善或者模棱两可的条例违法犯罪的，由于这是经济法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就是实施经济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解决这些问题具有较大的工作难度。经济法的实施外部性是基于经济法主体的某个要求或者某个动机开始的，但是经济法本质上是将公共利益作为主体，因为让经济覅外部性的发展机制会比个人利益为本文的市场行为的外部机制要复杂多变。

四、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环节的外部性控制需要立法部门工作人员和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的相互配合，而且需要工作人员认真负责，而且需要每个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积极学习经济法，了解经济法的大致内容，经济法对经济的外部性调控具有明显的作用，需要采取措施尽量促进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环节尽可能发生内在化，就会促使整个经济市场向着更好的发展方向发展。

作者：李昂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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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3

关键词：开放经济内部均衡外部均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趋势在不断加快，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的互动性也在逐渐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内外均衡矛盾。就内部失衡而言，一方面生产能力过剩、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存在结构性的局部过热；就外部经济失衡而言，主要表现为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应该说，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回归均衡发展乃是当今中国经济非均衡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为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的含义及相互关系的一般规律，这对于进一步探讨我国内外部均衡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寻找协调内外失衡的方法和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涵义

（一）内部均衡

内部均衡是指一国国内经济运行所达到的理想状况，因此其本身包含着价值判断。对内部均衡与否的判断标准与人们对经济运行的理解有密切的联系。随着人们对经济运行看法的改变，对内部均衡的界定和理解也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最早提出内部均衡这一概念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米德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经济划分为生产贸易品的贸易部门与生产非贸易品的非贸易部门，那么，内部均衡是指对国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足以保证非通货膨胀下的充分就业，即非贸易品市场处于供求均衡状态。或者简单地说，内部均衡是指国内经济处于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菲利普斯曲线的出现，由于菲利普斯曲线给出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各种不同的组合，那么内部均衡概念就进一步解释为菲利普斯曲线上的某一个最优点，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的最优组合点。6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Phelps）与米而顿·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自然失业率假说背景下的内部均衡就是指国内的失业率水平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状况。一般将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归为内部均衡目标。

（二）外部均衡

由于没有类似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等具有社会福利意义的参考指标来衡量，外部均衡比内部均衡更难定义。许多国内外学者（最早是米德）和宏观决策者将国际收支平衡当作外部均衡的目标，但实际上，国际收支平衡不一定意味着外部均衡，国际收支平衡和外部均衡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国际收支平衡是指在某一段时期内，一国对外货币收支的正好相抵，不存在差额。国际收支平衡是一静态概念，它是动态性质的外部均衡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外部均衡应该是一个国家理想的国际收支平衡或理想的国际收支状态，它不但表现为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最佳规模状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而且表现为内部均衡基础上或以较小的调节成本为代价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部均衡或国际收支均衡总目标又被分解成若干子目标，于是，经常帐户差额、贸易帐户差额、外汇储备帐户差额以及资本与金融帐户差额等均被列入外部均衡目标的范畴，所以，外部均衡可以理解为与一国宏观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不是短期的各项目收支平衡的概念，而是长期的、动态的各项目收支差额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内外均衡的性质

一般均衡。从以上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含义中我们可以理解，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概念，而是一个与一国经济发展、物价水平、就业状况、资本流动、货币汇率、国际储备等宏观经济变量有密切关系的综合性的经济概念。因此，内外部均衡不应是局部的均衡，而应是一般均衡，亦即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相互影响和作用下的共同均衡，内部均衡是基础，外部均衡反作用于内部均衡。

长期均衡。内外部均衡不应只是一年两年的短期均衡，而应是一个较长时期(中长期)的均衡，而且短期的内外失衡也并不一定影响一国中长期的内外均衡。影响一国经济短期内外失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我们只有分析较长时期起作用的因素才能准确的判断宏观经济是否实现了内外部经济的均衡。

动态均衡。内外部经济均衡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应属于动态均衡的范畴。静态均衡是某一时点的存量均衡，而动态均衡则是一定时期内流量的均衡，即宏观经济各个经济变量合理运动、在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运动中达到和谐一致。

总量均衡。内外均衡的目标往往体现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理想的国际收支状态目标，因此，内外均衡首先表现为总量均衡，即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结构。并且，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总量关系上，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

结构均衡。内外均衡除了表现为总量均衡外，也要表现为结构上的协调。如果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即使在总量上达到平衡，但存在供求的结构性差异，那么国内经济就会出现一方面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出现投资过热的局面。同时，国内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可以由外部经济来弥补，从而使外部经济亦出现失衡。

优化均衡。尤为重要的是，宏观经济内外部均衡应当是一种优化的均衡。事实上，内外部均衡的实现存在着究竟是高水平均衡还是低水平均衡的问题，只有在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下的内外部共同均衡，才是高水平的、理想的、最优的经济均衡。

刃锋均衡。在动态的环境中，宏观经济总是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内外失衡乃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而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同时实现均衡便是一种刀刃情况。也就是说，优化的内外均衡其实只是宏观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而已，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它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现实中的内外经济运行状态就是围绕着这个目标上下波动。

内外均衡的“神秘四角”间的关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是宏观经济四大目标的具体化和形式化，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价格稳定这三个内部均衡目标与国际收支平衡这一外部均衡目标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以上四个目标合标“神秘四角”），由于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再加上我国目前还缺乏能够真实反映充分就业水平的失业率指标，所以我们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价格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内部均衡决定外部均衡，而外部非均衡也会反作用于内部均衡，即一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和物价的稳定状况，会对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帐户余额起到决定作用，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较大盈余或赤字，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外均衡之间关系的最终表现，正是上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共同结果，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内部均衡状况对外部均衡状况作用程度更大，而如果条件发生变化，外部均衡状况对内部均衡状况的反作用力很可能被加强，所以现实经济中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一）假设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供求平衡

根据吸收论（AbsorptionApproach），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收支与国民收入和国民支出的关系可通过以下关系式联系起来：国民收入（Y）＝消费（C）＋投资（I）＋［出口（X）－进口（M）］，移项得：X－M＝Y－（C＋I），其中将贸易收支差额（X－M）用B表示，简称为经常项目差额，将（C＋I）用A表示，称为国内总支出，即国民收入中被国内吸收的部分，由此，国际收支差额（经常项目差额）实际上就可由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间的差额来表示，即B＝Y－A。当国民收入大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为顺差；当国民收入小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为逆差；当国民收入等于总吸收时，经常项目平衡。并假定一经济体系初始状态为内外均衡，即B=Y-A=0。

从内部经济决定外部经济的角度看，国际收支盈余往往是国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外在表现。当国内经济出现高速增长时，国内需求旺盛，如若超出本国的供给能力，则需要增加进口来弥补供求缺口，此时,即导致经常项目顺差缩小甚至出现逆差，同时也会通过大量引进外资来发展本国生产，提高供给能力，因而资本项目会出现顺差；相反，当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国内需求不振，于是进口减少，出口增加，此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缩小或出现顺差，而资本项目则会出现逆差。当国内价格水平较平稳或较低时，外贸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同时外资大量流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会出现双顺差；相反，当国内价格水平较高即出现通货膨胀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能会出现双逆差。从外部经济对内部经济的影响或反作用看，一般而言，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顺差会增加有效需求，在国内供给不变的条件下，会导致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提高了国内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从而提高厂商的利润率，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和投资，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反之，国际收支逆差会增加国内市场的有效供给，在国内需求不变时，会导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降低国内的价格水平，尤其是降低产品市场的价格水平，从而会降低厂商的利润率，进而抑制国内的生产和投资，严重时会促使经济衰退。

（二）假定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存在供给约束

一般而言，对于“供给约束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假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全部开放，并实行浮动汇率制），内部均衡对外部均衡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经济增长速度与经常项目余额之间的关系一般具有负相关性，即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常项目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经常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顺差；而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本项目余额之间往往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资本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顺差，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资本项目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国内价格水平与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之间则常常表现为负相关性，即国内价格水平稳定或较低时，经常项目、资本项目逆差减少或出现双顺差，国内价格水平较高即存在通货膨胀时，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则顺差减少或出现双逆差。

（三）假定经济体系的初始运行状态：存在需求约束

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当一国经济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资源和过剩的供给能力时，总产出水平就取决于有效需求。如果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就可以通过扩大出口或外贸顺差来利用本国过剩的生产资源，从而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并且会产生一个正的乘数效应，大大促进经济增长，而逆差则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一个负的乘数效应，导致经济衰退。所以，对于“需求约束型”且“外向程度高”的国家而言（假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全部开放，并实行浮动汇率制），外部均衡状况对内部均衡状况具有较强的反作用力，国际收支变化在先，国内经济运行变化在后，经济增长速度、国内价格水平与国际收支余额之间一般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国际收支顺差，将增加总需求，会加快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带来国内价格水平的上涨；而国际收支逆差，却会阻碍国内经济增长，并促使国内价格水平下降。

参考文献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4

笔者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今天，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这个概念的这种界定，显然存在着局限性，主要是将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混为一谈，使得人们不能正确使用这个概念来研究有关对外贸易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指导中国的对外贸易实践。因此，正确认识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局限性以及重新定义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基本概念以及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在合理界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这个概念之前，必须首先搞清楚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如果能够使用较少的要素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同时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其所需要的商品，则经济效率就越高；反之，经济效率就越低。经济效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经济利润越多而总成本越低，则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经济效益就越差。

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主要联系表现为，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建立在企业讲究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的，这是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根本联系。如果企业是理性的，即企业以利润或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其根本目标，则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为了实现利润或经济效益最大化，企业就会不断提高生产与经营技术水平以及加强企业管理，从而使得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进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相反，如果一个经济社会并不讲究经济效益，那么企业就会缺乏改进生产与经营技术的动力，也不会加强企业管理，从而不会追求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进而也就谈不上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就是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的过程。企业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会不断实现技术创新，同时在技术外溢的作用下，就会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会促进市场竞争更为充分，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又会使得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从而又迫使企业不断地实现技术创新；如此循环往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会在市场竞争的均衡中不断变化；市场竞争的结果会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波动变化，而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则总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总的来说，对于整个经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要使得所有企业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而是要使得企业在公平、公正、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形成并具有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

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主要区别表现为：一方面，提高经济效率是整个经济社会的根本目标，而提高经济效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这是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一个根本区别。对于整个经济社会来说，如果能够使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同时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消费支出获得最大的效用，则经济社会的生产就能够节约经济资源，减少资源耗费和浪费，从而提高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其产品的销售价格越高而成本支出越少，则其经济效益就会越好。现代微观经济学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假设为基础来研究如何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影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多的差别：(1)从市场结构来看，在市场的长期均衡中，相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来说，完全竞争市场具有最高的经济效率，但完全竞争厂商的利润或经济效益是最低的；随着市场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会下降，但企业的经济效益会越来越好。(2)从同一个时点的单个行业内部的不同企业来看，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生产或经营技术水平较高或管理能力较强的企业，显然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3)产业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未必能给企业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以中国彩电行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水平明显低于当前的水平，那时彩电行业的经济效率明显低于当前的经济效率，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大多数彩’电企业的经济效益好于当前的经济效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较为简单，20世纪90年代虽然中国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比较落后，但那时市场供小于求，因此，那时彩电企业普遍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而当前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比较先进，但市场供大于求，因此，当前的彩电企业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由这一点来看，产业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经济效率，而市场供求关系则是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重新合理界定

本文认为，应该将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作重新界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经济利润越高而总成本越低则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经济效益就越差。从企业、产业和国家层次来说，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又可以分外三个层次，(1)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这是对外贸易的微观经济效益；(2)单个行业的对外贸易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单个行业(如纺织服装或机械电子或化工等等行业)内所有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企业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总和与所投入的成本总和之比，这是行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3)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所有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企业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总和与所投入的成本总和之比。影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同时影响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因素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是影响三个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水平的重要因素。

为了更好地理解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本文同时定义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概念：对外贸易经济效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产出越多而投入越少则对外贸易经济效率就越高；反之，对外贸易经济效率就越低。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论类似，对外贸易经济效率也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1)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

动的产出与所投入主比，这是对外贸易的微观经济效率。例如，出口生产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可以一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降低产品的废品率，在不需要增加较多投入的情况下便可能获得较多的产出，于是，出口生产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就提高了经济效率。(2)单个行业的对外贸易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单个行业内所有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这是行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率。(3)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所有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在开放经济中，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重要内容；提高外贸企业经济效率是提高单个行业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基础，而这两者又是提高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基础。当然，影响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同时影响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因素也是不同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率，就是要以较少的经济资源投入通过国际交换来获得较多的产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以促进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的问题。

从整个经济社会来看，经济社会所关注的是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会通过市场竞争影响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推动外贸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如此循环反复，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外贸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理性动机就会推动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如果缺乏公平竞争的、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外贸企业就缺乏通过实现技术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或者通过“寻租”之类的非公平竞争的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就不可能推动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和整体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最为重要的是社会经济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完善的市场环境，并促使外贸企业具有追求较好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

三、当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局限性以及对该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重要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有关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实际上混淆了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概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人们对于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认识出现一定的偏差，也难以根据当前的概念来分析如何提高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和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率。笔者认为，当前的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概念基本上就是本文的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概念：然而，根据本文的概念界定，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和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本文通过重新合理定义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至少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能够从理论上分清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与对外贸易经济效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运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能够分别明确政府部门与外贸企业在当前不断深化发展的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不同目标与作用。政府部门的目标与作用并非一定要取得较高的行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和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公平、公正、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以及实施合理的宏观调控来促使企业通过实现技术创新追求对外贸易微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外贸企业的根本目标就是要追求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作用就是为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而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如果将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与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概念混为一谈，就无法区分清楚政府部门与外贸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不同目标与作用。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5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人们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效益这个基本概念出发对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这个概念进行了界定。人们认为，经济效益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耗费的劳动和由此取得的成果之比，即产出与投入之比；产出越多而投入越少则经济效益越好，反之经济效益就越差。根据经济效益的这个概念，人们进一步定义，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投入对外贸易活动的劳动和取得的成果之比。笔者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今天，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这个概念的这种界定，显然存在着局限性，主要是将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混为一谈，使得人们不能正确使用这个概念来研究有关对外贸易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指导中国的对外贸易实践。因此，正确认识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局限性以及重新定义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基本概念以及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在合理界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这个概念之前，必须首先搞清楚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如果能够使用较少的要素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同时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其所需要的商品，则经济效率就越高；反之，经济效率就越低。经济效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经济利润越多而总成本越低，则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经济效益就越差。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主要联系表现为：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建立在企业讲究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的，这是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根本联系。如果企业是理性的，即企业以利润或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其根本目标，则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为了实现利润或经济效益最大化，企业就会不断提高生产与经营技术水平以及加强企业管理，从而使得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进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相反，如果一个经济社会并不讲究经济效益，那么企业就会缺乏改进生产与经营技术的动力，也不会加强企业管理，从而不会追求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进而也就谈不上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就是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的过程。企业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会不断实现技术创新，同时在技术外溢的作用下，就会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会促进市场竞争更为充分，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又会使得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从而又迫使企业不断地实现技术创新；如此循环往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会在市场竞争的均衡中不断变化；市场竞争的结果会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波动变化，而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则总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

总的来说，对于整个经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要使得所有企业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而是要使得企业在公平、公正、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形成并具有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主要区别表现为：一方面，提高经济效率是整个经济社会的根本目标，而提高经济效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这是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一个根本区别。对于整个经济社会来说，如果能够使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同时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消费支出获得最大的效用，则经济社会的生产就能够节约经济资源，减少资源耗费和浪费，从而提高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其产品的销售价格越高而成本支出越少，则其经济效益就会越好。现代微观经济学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假设为基础来研究如何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影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多的差别：（1）从市场结构来看，在市场的长期均衡中，相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来说，完全竞争市场具有最高的经济效率，但完全竞争厂商的利润或经济效益是最低的；随着市场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会下降，但企业的经济效益会越来越好。（2）从同一个时点的单个行业内部的不同企业来看，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生产或经营技术水平较高或管理能力较强的企业，显然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3）产业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未必能给企业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以中国彩电行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水平明显低于当前的水平，那时彩电行业的经济效率明显低于当前的经济效率，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大多数彩电企业的经济效益好于当前的经济效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较为简单，20世纪90年代虽然中国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比较落后，但那时市场供小于求，因此，那时彩电企业普遍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而当前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比较先进，但市场供大于求，因此，当前的彩电企业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由这一点来看，产业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经济效率，而市场供求关系则是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重新合理界定

本文认为，应该将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作重新界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经济利润越高而总成本越低则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经济效益就越差。从企业、产业和国家层次来说，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又可以分外三个层次：（1）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这是对外贸易的微观经济效益；（2）单个行业的对外贸易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单个行业（如纺织服装或机械电子或化工等等行业）内所有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企业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总和与所投入的成本总和之比，这是行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3）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所有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企业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总和与所投入的成本总和之比。影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同时影响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因素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是影响三个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水平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理解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本文同时定义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概念：对外贸易经济效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产出越多而投入越少则对外贸易经济效率就越高；反之，对外贸易经济效率就越低。#p#分页标题#e#

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论类似，对外贸易经济效率也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1）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所投入之比，这是对外贸易的微观经济效率。例如，出口生产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可以一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降低产品的废品率，在不需要增加较多投入的情况下便可能获得较多的产出，于是，出口生产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就提高了经济效率。（2）单个行业的对外贸易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单个行业内所有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这是行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率。（3）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所有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在开放经济中，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重要内容；提高外贸企业经济效率是提高单个行业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基础，而这两者又是提高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基础。当然，影响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同时影响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因素也是不同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率，就是要以较少的经济资源投入通过国际交换来获得较多的产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以促进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的问题。从整个经济社会来看，经济社会所关注的是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会通过市场竞争影响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推动外贸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如此循环往复，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外贸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理性动机就会推动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如果缺乏公平竞争的、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外贸企业就缺乏通过实现技术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或者通过“寻租”之类的非公平竞争的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就不可能推动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和整体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最为重要的是社会经济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完善的市场环境，并促使外贸企业具有追求较好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

三、当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局限性以及对该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重要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当前有关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实际上混淆了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概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人们对于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认识出现一定的偏差，也难以根据当前的概念来分析如何提高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和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率。笔者认为，当前的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概念基本上就是本文的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概念；然而，根据本文的概念界定，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和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本文通过重新合理定义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至少具有以下重要意义：首先，能够从理论上分清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与对外贸易经济效率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运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能够分别明确政府部门与外贸企业在当前不断深化发展的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不同目标与作用。政府部门的目标与作用并非一定要取得较高的行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和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公平、公正、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以及实施合理的宏观调控来促使企业通过实现技术创新追求对外贸易微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6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效应;泛珠三角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综述

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正式提出。之后,到2006年7月底,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伴随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区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一度方兴未艾。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1]。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政府是制定各级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当前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开始面临困境,内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有增无减。伴随200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尤其是批准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不言而喻,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的战略地位和功能进一步下滑。基于此,目前广东的区域经济战略有所收缩,战略重心转向全面推进粤港澳紧密合作的大珠三角战略。与此同时,务实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2]。2009年1月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泛珠合作中面临的战略前景问题与不确定因素有所缓解。

伴随区域经济战略调整与形势演变,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国内学者从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层面一度展开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例如,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有的学者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概括起来,现有成果是以经济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为主[3]。然而现有关于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政绩博弈与理性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4]。有的省区政府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存在战略缺失。作为一种相对开放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始终缺乏战略效应的系统研究,区域经济合作缺乏明确的整体利益指向和战略效应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因此,本文基于宏观研究视角,侧重诠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问题。

二、区域战略效应的分析框架

在西方区域经济学中,通常关注经济增长的空间特性,市场和制度等因素作为外生条件一般不予考虑,而中国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因未引入体制转轨和制度变迁的变量,仅从政府行为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难以深刻揭示当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全部复杂内涵。制度增长分析关于经济增长的主流理论的着眼点主要是整体经济结构变动中的资源有效配置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并不关心制度变迁的空间差异性[5]。当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以分税制的建立为标志,建立了以地方分权化管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在充分释放了放松管制,发挥地方优势以推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以后,已经开始显出诸多负面战略效应。从战略效应的特征来看:一是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占有主导地位,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影响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在市场条件、经济基础和地区优势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的空间特征。二是区域经济向相对独立且具有封闭倾向的综合经济系统发展,使地区经济增长空间受到限制。在宏观经济层面,这一倾向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整体经济结构的失衡,并伴有逐渐加剧的趋势,这已经成为制约国内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三是由于地方性企业在成长中的空间扩散,率先打破了地区经济的封闭性,进而有可能引发地区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和竞争加剧。这一空间结构能否向着合理化方向演进,关键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能否为此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与保障。

在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背景下,市场化进程是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动力。在转轨经济学理论看来,我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客观上是由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因此,市场深化发展有着自身的演化逻辑,在国内国际两个不同层面上,按照一定次序深化发展[6]。就目前经济发展演进所处的阶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旦对外承诺开放某个领域的市场,则立即构成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本地市场规则逐步与外部市场规则接轨。由于转轨过程中改革和开放同时作用于市场化进程,而中国泛珠三角区域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大,市场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国内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因地区差异而已经形成市场化在地区间的战略效应差异。差异化的地区战略效应表现为不同地区在改革和开放两方面进程的非同步性,并在市场容量、结构、范围和规模上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统一的大市场只能首先通过区域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来推进。从理论上分析,区域对外经济战略可以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和创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就业。前者是由于区内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刺激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后者主要是由于区域贸易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带来的,是由于对区外维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使区外出口商丧失某些竞争优势,而使区内原先与区外的贸易转向区内。对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合作进程,对于国内的区域整合进程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利益相关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国内各地区提升竞争力的现实选择。

三、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效应分析

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具有整合地区要素资源的功能,它对加快构建和完善区域市场体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改进区域资源配置方式,建立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机制,兼顾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另外,区域经济合作扩大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已经成为宏观经济调控在不同国家、地区、产业以及经济微观层面产生实际效果而无法逾越的一个中间环节和层次[7]。对于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进程来说,区域合作的战略效应研究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贸易模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地区与地区等多层次复杂关系的综合性战略效应研究。

1.促进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

中国经济学家在借鉴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模型,较为成型的有梯度开发战略、“T”字型战略、“∏”字型战略以及由“∏”字型战略加京广线构成的“开”字型战略等[8]。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针对现实情况,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按照功能区构建区域发展格局和健全区域互动机制的总体战略。然而,泛珠三角不少内部成员在区域整合概念提出以前,已经分别与其他区域经济体系保持着某种联系,而且目前仍然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在区域合作格局多元化的情势下,每一个成员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进行开放式的多元化选择。例如江西利用区位优势,制定了和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联动融入全球化的发展战略;福建则北承长三角、南接珠三角、东连台湾、西进湘赣;广西与云南则要连接东盟等。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合作可以多种形式进行。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首先会从地缘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面实现要素优化,提升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整体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以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和疏浚因中部崛起与西部开发而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难题,解决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现阶段,泛珠三角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缓慢,特别是西部发展滞后制约着广东、福建乃至港澳等东部沿海地区的持续发展,地区差距的负面效应加速累积最终会超过积极效应。由于泛珠三角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东西部开放先后次序不同和对外开放程度悬殊而造成的。因此,应该想办法尽快提高中西部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层次,既要向外资开放,也要向东部投资者开放,以解决中西部的发展资金和动力机制问题。鉴于泛珠三角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区内经济体发展水平迥异,产业分工与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空间极其广阔。如果能按照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统筹规划、共同发展的原则,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弱化行政区域,打破地域界限,统一规划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协调区域经济政策,整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构建区域产业链条,提升区域资源配置能力,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构建巨大的南中国经济圈,可以把中西部省区纳入大珠三角和东盟的辐射范围,使泛珠三角区域内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对加快中部崛起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贯彻落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

2.融合区域经济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从区域经济合作程度、自然地理位置等条件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尝试勾画出未来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基本框架:一个经济核心区及两个紧密和半紧密的经济圈。香港和广州是泛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广东及其周边的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福建将构成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云南、贵州、四川以至东盟国家将形成泛珠三角区域的半紧密层经济圈。泛珠三角经济协作区客观上形成各具特色、各具优势的不同发展层次。香港和广州将以中心城市的角色,引领大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大珠三角再带动泛珠三角的紧密层经济圈的发展,进而推进至半紧密层经济圈。

与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相比较,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走的是一条梯度开放战略的渐进道路。从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对外战略模式带有明显的渐进性战略调整的意味。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经济不同的是,前苏联等国家采取的是完全打破旧有体制和制度规则,直接在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中进行分工调整的“休克疗法”,是先开放后学习,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市场分工。而中国的道路则是先学习后开放,先试点后推广。先在最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然后通过对试点地区、试点部门市场分工经验的获得,扩大开放领域[6]。这种渐进性的开放模式,采取的是风险可控模式,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经济冲击。同时,这种开放战略也伴随着高昂的学习成本和调整成本。它使得我们出现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利益冲突甚至出现利益寻租集团等严重问题。当前,跨国公司内部在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导致国家与国家之间按照价值链不同环节分工的现象。国际分工利益不再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产地,而是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9]。由于泛珠三角地区的外贸是外资驱动模式的,我们的贸易更多是中低端性质的加工贸易,贸易的附加值比较低,赢利空间也有限,而且还始终面临巨大的汇率调整压力。因此,泛珠三角区域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数额,关键取决于泛珠三角地区参与了何种层次的国际产业分工?对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控制能力有多大?在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上,我国泛珠三角落后省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应是发展外向型经济,改变原来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内向型的封闭式发展模式,以自身的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循环中去,在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寻找发展机会,从而带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加速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探索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对接,从贸易投资一体化和要素分工的高度,从全面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和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为导向,进而规划泛珠三角区域的内部整合战略与对外经济战略。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7

[摘要]从生态系统的视角分析，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创建了一个开放、多元、协同、创新的生态空间，改善了京津冀区域间交互作用、催化影响的互动态势。在发展演化过程中，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逐渐形成了动力机制、整合机制、创新机制、控制机制和保障机制等多层面机制。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运作机制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概念与内涵

在多数学者看来，京津冀区域之间形成的经济系统具有类生物性，其中区域内任何一个城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某一个城市的发展必然会对其他城市产生影响，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协同演化的共生关系。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认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将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视为以功能聚类的社会经济系统，由北京、天津与河北省诸城市构成；二是将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划分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5个子系统；三是将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归结为区域内部城市之间通过物质、信息、技术、人员和能量的交换流通而形成的具有特定结构与功能的复杂系统。从整体上看，现有研究的多是基于微观角度来探究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相关问题，从区域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进行研究的论及较少。本文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就是以区域经济与相关要素、环境之间关系为主体要素，以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物质转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为客体因素，以区域内部城市之间功能、优势和地位互补为介体要素，以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持续发展为目标要素所形成的复杂有机系统。

作为一个复杂共生的有机系统，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多样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诸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合作、活动等，其中，每一个要素都不可或缺，它们既是构成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最基本要素，也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存在的基础条件。第二，复杂的关系结构，区域内城市之间的不同性质、类型、行业的经济往来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有机联系，进而在内部形成一定结构，在外部表现一定秩序，区域内部任何两个城市组成的经济生态系统又是从属于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第三，特定的功能表现，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具有特定的功能，这是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具有不同于各个构成城市的新功能，这种新功能是由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共同决定的，而单个构成要素则不具备。如果一个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消失了，其独有的特定功能就将被取代，它将面临消亡或解体。

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主体要素、客体要素、介体要素和目标要素的复杂系统，也是一个具有多样构成要素、复杂关系结构和特定功能表现的有机系统。除具有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之外，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还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时空承接性。从空间结构来看，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教育系统、文化系统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物能联系，这些系统的发展变化总是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制约其内部结构的形态与变化。从时间发展来看，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北京、天津、河北省诸城市长期适应外部环境，在彼此交往协调、相互适应过程中形成的有机功能体，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绝非彼此独立、互不影响，而是一种网络式交叉的结构关系。

2．动态适应性。主要体现在系统对所依存环境的适应与各构成要素对其所依赖环境的适应两个方面。前者既表现为系统主体通过内部结构调整、功能机理优化和运作机制健全来适应环境条件，也表现为有机体通过适当改变环境条件、有效变更资源取向，使得环境朝着有利于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演化。后者表现为系统主体通过内部资源结构的优化整合，要素目标内容、丰度效度的不断改变，来提高京津冀地区的区位优势与综合实力，增强京津冀地区发展的西同性与互补性，达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规模和效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目标。

3．自校平衡性。与其他生态系统一样，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也具有自校平衡性。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不是完全被动地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它会根据环境发展走向及时完善内部结构，主动适应环境变化。环境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在短时期大量的输入系统内部，会引起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不平衡。为了确保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通常会合理协调内部要素的结构关系，有效搭配要素组分的比例关系，充分挖掘要素的功能潜质，及时与外部环境进行多层面的交往活动。

二、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

1、在性质特征上，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具有特定结构、功能和外在关系的，体现生态关联、生态适应、生态共生和生态平衡并不断遗传、变异和演化的复杂自组织系统。作为经济发展生态化趋势影响下的区域经济活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北京、天津和河北省诸城市以彼此经济交往的融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的一种共生现象，为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条件。北京、天津和河北省诸城市之所以能形成联结共生态势，除了区域经济交往需要外。更在于这种共生态势能够产生多元复合、排列合理、组合有序的生态关系。由于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内部的协同适应性，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交往具有更加有利的生态环境。不仅如此，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还通过内部要素的有机协同与外部环境的适应互动，产生北京、天津和河北省诸城市简单叠加所不具有的新的功能，即系统整体性。在区域内部城市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自组织产生的对内和对外的共生效应，正是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本质的集中表现。

2．在形态表现上，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由要素形态、结构形态、功能形态和价值形态等多种表现形态构成的有机系统。在要素形态层面，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由具有意识性的主体要素、丰富性的客体要素、多样性的目标要素、现实性的内容要素、能动性的介体要素以及客观性的环境要素所组成。在结构形态层面，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主要由内部构成要素之间、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共同决定。在功能形态层面，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实质是不同要素间的物能流转和信息流动。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能、信息“由上游向下游”流动方式不同，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中的物能、信息流动主要是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双向可逆互动。在价值形态层面，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由外部价值形态和内部价值形态集合而成。外部价值是指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做出外向化行为需要综合考虑自身行为对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环境变化对区域内部结构、运作机制、经济效益的影响；内部价值是指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对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位置排列和功能组合需要进行合理搭配。

3．在沟通方式上，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实现经济交往、沟通的网络化系统。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通过准确定位要素功能，有效整合要素关系，合理设置内部结构，及时调整资源取向，有力构筑发展空间以及动态构建外部环境关系等方式，来达到区域内部经济交往活动内外相渗透、纵横相交错、动静相结合的健康互动效应。较之传统的区域经济交往，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在沟通方式上实现了系统内外信息共享的网络化。随着经济发展、体制重组、文化变迁和教育进步，京津冀区域经济越来越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多表现为一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织共生，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融通叠加的复杂态势。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可根据外部生态环境状态，构建内外高效互动渠道与平台，打破传统区域经济交往的时空局限。

4．在整合机理上，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是通过内部物能整合、信息整合、结构整合以及功能整合等方式。成为结构与功能最优协调化的有机整体。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内部构成要素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多重的、非线性的复杂关系。虽然构成要素之间的容错性、自组织性，以及相关经济制度的和谐交互机制能够有效整合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但由于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动态自组织性和不可重复性，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都会随着要素关系的重新组合而不断变化，准确判断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最优功能和最优结构就显得非常困难。为此，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必须具有较强的整合机制来有效规范和协调每一个构成要素的经济行为，维持经济发展秩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管理水平，增强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凝聚力。

三、京津冀区域经济生态系统的运作机制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8

摘要：文章以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为分析起点，构建了一个中美内外部经济失衡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图，以揭示全球经济失衡的政策性触发机制。在分析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的相互关系之后，文章基于斯旺图形和修正后的蒙代尔政策搭配图形，提出了中美两国应对内外部失衡的“三位一体”的政策搭配组合。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内外部经济失衡；政策搭配；次货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4-0009-06　收稿日期：2008-11-10

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的程度不断加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总裁Rato(2005)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出现巨额经常账户赤字，而与美国巨额赤字相对应的是其他一些国家，即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石油输出国的盈余日益增大。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加，其可持续性和潜在的风险一直危及着全球经济的稳定。2007年美国爆发次货危机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面临着不确定性，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进一步深入分析失衡的机制并结合次货危机的影响探讨相应的对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相关研究的回顾

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国内外学界有多种不同的观点，Eichengreen(2006)总结了四种影响最大的解释，分别是美国储蓄不足论、新经济论、全球储蓄过剩论和中美相互依赖论；Dooley等(2003)回顾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历程，认为如今的变化不过是原来体系的自我调整完善，国由原来的欧洲和日本演变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吴晓灵(2006)认为亚洲国家的对外贸易顺差，特别是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是在比较优势原则下跨国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结果：此外，也有学者从资本流动(Summers，2006)、经济结构(赵夫增，2006)、金融一体化(张礼卿，2007)等角度进行分析。

华民(2006)认为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的失衡是导致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和触发机制。段平方(2007a)以结构图的形式描述了美中两国经济失衡的关系，指出通过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实现了整体的平衡。此后，段平方(2007b)进一步构建中国内外部经济失衡传导机制，即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中国采取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计划经济时期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到开放经济下的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国内生产过剩导致出口过快增长、顺差扩大，在央行维持汇率稳定的背景下，“双顺差”导致央行基础货币供应及银行流动性增加，引致的信贷增加促使国内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国内失衡)更加严重。此外，陈乐一等(2008)给出了我国当前内外部失衡关系的相互作用图，但仅从实体经济层面进行分析，缺乏从金融经济层面的考虑。

鉴于石油国家的贸易盈余来源于石油出口，国际油价波动性很大，而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亚洲新兴经济体总盈余中比重最大，增长速度最快，因此本文将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集中在中、美国两个经济体上，从国别经济的视角探讨中美两国的内外部经济失衡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笔者认为政策性因素在中美两国内外部经济失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存在着“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中美内外部经济失衡――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将以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为分析起点来阐述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主要有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其中前三个是内部经济目标，第四个是外部经济目标。由于经济增长是个长期目标，非短期政策所能及，经常账户反映国际收支中最为重要的实体经济部分，因此本文中一国内部经济失衡仅指经济出现高通胀或高失业，外部经济失衡仅指经常账户出现的不可持续的高额赤字或盈余。当我们把全球经济失衡问题集中在中美两个经济体上时，该问题即转化为中美两国的外部经济出现严重失衡，而一国外部经济失衡通常对应着其内部经济失衡，内外部经济失衡无论是转型经济体还是市场经济体，都与其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内外部经济失衡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资金短缺、技术匮乏、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的背景下，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中国逐渐走上了一条引进外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战略模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2001年末“人世”之后，中国全方位地推进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468.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1％，2002年增加为527.43亿美元，结束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持续6年之久的500亿美元以下阶段，并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到2007年该数额增加到835.2亿美元。大量引进的外资在中国东南沿海投资建厂，形成众多的加工贸易基地，由此形成了庞大的“民工潮”，这使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同时，政府为招商引资、促进出口，在土地使用、项目审批等方面向外资提供诸多便利，对外贸企业长期实行优惠的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贸易顺差自2001的下半年开始明显地进入上升通道，在2003、2004年小幅微调之后，从2005年开始迅猛增长。

大量的贸易顺差意味着高额经常账户盈余，在现行结售汇制下即对应着央行外汇储备的增加，除去货币政策对冲操作(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冻结的资金，由这些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成为我国银行体系进而整个宏观经济的重要问题，过剩的流动性首先聚集在房市和股市，引起资产价格非理性上涨；大量的贷款增加使得国内投资需求增加，带动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迅速攀升。不仅仅如此，国内消费品价格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CPI在2008年2月达到8.7％的水平。因此。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使得外贸顺差引起的外部经济失衡经外汇储备传导，引起国内资产价格及一般商品价格上涨，即出现内部失衡。可以说，中国的内外部经济失衡与我们所选取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而与采用的经济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金融经济层面来看，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有关系。因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是人民币将坚持小幅升值的步伐，此时外资进入中国可以赚取利差和汇差的双重收益，如果将资金投放到资产市场上运作，将获取更大的利润。由此大量外

资通过资本项目渠道，或以“高报出口、低报进口”等多种方式从经常项目渠道进入中国，使2005年以来我国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如果抛开汇率升值预期和国内资产价格飙升的因素，我们很难解释贸易顺差这一井喷式的增长。同时中国的楼市和房市价格上涨显著，上证指数于2005年6月创下自199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之后，进入长达两年之多的牛市行情，上涨幅度最高曾达到513％。如果没有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热钱”流入，我们很难理解在中国基本面没有明显改变的情况下股市的这一轮非理性繁荣。

(二)美国经济政策与内外部经济失衡

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经济政策调控逆经济周期行事，当经济下滑时政策趋松，当经济过热时政策趋紧。货币政策由独立的美联储制定实施，财政政策的选择则与当选政党的执政理念有关，倾向于维持较大的政府开支，通过政府行为提高社会福利，而共和党一直坚持“小政府”理念，希望减少税收、控制政府支出。

2000年新经济泡沫破灭，美国的失业率大幅上升，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为扭转经济局面，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多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这种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得到进一步强化。2001年上台的布什政府开始推行其竞选期间承诺的大幅减税计划，美国国会先后于2001年和2003年通过1.35万亿美元和3500亿美元的减税方案，如此大的减税幅度在美国历史上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三。“双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美国经济迅速恢复增长，2004年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2.5％上升到3.6％，失业率出现新经济泡沫破灭以来的首次下降(由上年的6％下降到5.5％)。鉴于失业率下降、通胀指数回升，联邦基金利率结束了近三年的低利率时期，于2004年6月开始逐步上调，然后一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美联储的这种货币政策才改变方向。

以上事实表明，美国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反经济周期性质，在经济下滑时放松，在经济回暖时适度从紧，力图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美国的财政政策则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与执政党理念有着很大的关系。总体而言，美国政府为应对失业率上升、经济下滑风险(即内部失衡)而实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确实起到了稳定国内经济的作用，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也同时使美国居民无意于增加储蓄，反而更加增加消费，在进口品的价格优势下贸易逆差急剧攀升，进而经常账户出现高额赤字，即严重的外部失衡。由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自2004年已经开始转向，而减税计划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有效，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政府的减税政策对其外部经济失衡负有更大的责任。

如果说上述货币、财政政策主要是影响美国实体经济运行，那么从金融经济层面来看，美国能维持其巨额经常账户赤字，与其资本与金融账户的融资能力高度相关。在美国储备资产特别是外汇资产没有显著改变的前提下，其经常账户的赤字由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盈余来填补，这些盈余主要来自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和石油国家的贸易顺差资金。而美国能获得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入，一方面与其高效的金融体系有关，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有关。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仍是世界各国的重要储备资产，美国债券也是世界各国的重要投资对象，美国以货币的独特地位为其经常账户的赤字融资。因此祝丹涛(2007)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从性质上讲只是历史的某种重演，重演历史的背后有相同的逻辑――“特里芬难题”和n-1问题的“不对称解”。大量流入的资金支撑着美国居民的超前消费，也促使美国资本市场呈现繁荣，进而财富效应的产生使公众更加倾向于高消费、高进口，经常账户赤字加剧即由此而来。

由Rato(2005)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定义，若从中美两国来考察，全球经济失衡乃指两国经济的外部失衡特别是经常账户失衡，而这种外部失衡分别对应着两国的内部失衡，前文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策角度分别阐述了政策如何引致了内外部失衡，这种政策性的全球经济失衡触发机制如图l所示，之所以考虑金融经济层面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状况，是因为金融经济是实体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状况对两国的经常账户和全球经济失衡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的相互关系

如果全球经济失衡仅按照既有的模式发展，那么这有可能是全球经济一种新的均衡状态，胡晖、张自如(2006)即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于中心国在金融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以及国在产品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而导致储蓄一投资缺口，同时在美国过度消费和国储蓄过剩的情况下互为补充，形成了共生模式和双赢格局。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失衡程度的扩大，其包含的风险也与日俱增，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正是这一风险的集中爆发。

(一)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的产生

始于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市场的危机从表象来看是由于各类贷款机构将资金贷给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居民，且美联储在贷款机构将贷款进行资产证券化打包出售、金融市场进行衍生品交易的过程中监督不力，但从深层次看，次贷危机与全球经济失衡有着深刻的渊源。首先，次贷危机产生于美联储加息的过程中，不断上升的利率在提高贷款人还款成本的同时，又使资产价格下跌，使房屋居住者无法变买资产履行还款，遂造成放贷机构严重损失或破产；其次，如前文所言，美联储加息主要是参考通胀率和GDP增长率，于2004年6月开始的加息操作正是为了应对潜在的通胀压力；再次，通胀压力的显现与美国前些年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及全球流动性过剩密切相关，而全球流动性过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加剧所引起的，因为全球经济失衡使盈余国家积累大量的美元储备。这些美元储备又纷纷流向美国的金融体系，使美国的长期借款利率一直保持低位。由此，我们将这一连串事件重新整理一下，便可得到“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性通胀(包括美国)―美联储加息―美国资产价格下跌―次贷危机”这样的逻辑。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全球性通胀之后，欧元区、日本也先后加息，却没出现次贷危机，美国出现危机与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消费型经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等有关。

(二)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可能影响

笔者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如下影响。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这次危机将使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出现大幅下降将使美国的进口出现萎缩，通过国际贸易的传导中国等对美出口大国的出口将相应减少，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而言这将意味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降低，经济将出现下滑。从金融经济层面来看，次贷危机使美国众多金融机构的资金链断裂，流动性出现严重不足，除了美联储向市场注资外，之前活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美国资本也将回流至美国，然

而如果美国金融市场调整缓慢，呈现疲软态势，这部分回流的资金可能重新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套利，推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当价格高到一定程度被市场看空且美国的市场景气指数回升时，这些资金又将从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至美国，这种资本的“无常”流动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陈雨露等(2008)的观点与此基本一致。

从美中两国的国际收支来看，美国居民消费下降和美元汇率的下跌均有助于其经常账户赤字的减少。资本与金融账户余额的变化则取决于美国内部经济的恢复程度，因为美联储为应对危机的降息政策不利于资本内流。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短期内还将保持，诸如财富基金等国际资本将流入美国进行长期投资；中国方面，对美出口的减少一方面将迫使出口企业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另一方面这将使出口贸易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升级将引起众多的中小企业倒闭，就业问题不容忽视；另外，在全球经济面临增速下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将更加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这将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通胀问题有再次升级的可能，如果产业结构升级不尽快推行。内需没有得到大幅提升，“滞胀”可能是中国经济未来的一大隐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次贷危机将使全球经济失衡开始调整，除去资本与金融账户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从经常账户来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将逐步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相应减少，而中国对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有可能增加。

四、中美两国应对内外部失衡的政策搭配组合

由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国内外部均衡的状况可概括为通胀，顺差，美国则为失业／逆差，中国的通胀是由顺差引起的，美国的逆差是为了解决失业而导致的。虽然次贷危机的爆发有利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但如果中美两国的外部失衡(进而内部失衡)得不到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化解将无从谈起。那么如何调整两国的内外部失衡呢?开放经济下内外部均衡政策搭配的斯旺图形、蒙代尔政策搭配图形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思路。前者是从支出转换政策与支出增减政策的角度考虑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后者则是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模式，其结论表明：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经济目标，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经济目标才能使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实现经济均衡，否则，整个经济将远离均衡点。之所以如此指派是因为货币政策对外部经济的影响更大。财政政策对内部经济的影响更大。两个图形中IB曲线和EB曲线将二维平面分为四个区域，分别对应为内外部经济均衡的四种情况。

斯旺图形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我们能否直接应用蒙代尔政策指派图形呢?否。鉴于中美两国的具体情况，本文将对假设条件进行修正。首先分析中国的情况，在出口导向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各级政府纷纷创造有利条件供外贸企业建厂生产，土地政策、出口退税政策等等均为外贸部门的发展提供优惠，而这些很难说是货币政策的能力所及；相反，在中国利率水平一方面要根据通胀率、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供求情况决定，另一方面还受制于美国的利率水平，以防止因利差引起的套利资金流动，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财政政策对外部均衡影响更大，货币政策对内部均衡影响更大，故蒙代尔政策搭配图形中EB曲线比IB曲线更陡峭。再看美国方面，由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指出美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反经济周期操作，主要参考指标是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指数，而美国的减税政策则间接地对经常账户赤字产生更大影响，因此我们认为，美国的利率对国内经济变量(通胀率)影响更大，财政政策对外部经济变量(经常账户)影响更大，同中国一样，EB曲线比IB曲线更陡峭。综上所述，斯旺图形及修正后的蒙代尔政策搭配图形分别如图1和图2所示。

在两图中。IB曲线左边代表失业或衰退。右边代表通胀，EB曲线左边代表顺差，右边代表逆差，因此中国经济在两图中分别处于A点和A’点，美国经济处于B点和B’点。四个点之所以均靠近内部均衡线，离外部均衡线相对较远，是因为对于两国来说经常账户失衡的程度较大，而中国的通胀和美国的失业问题都已得到政策当局的重视并已采取明确措施予以治理。由此我们便可得到两国治理内外部失衡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三位一体”的搭配组合。中国方面，支出转换政策要求实际汇率趋于升值，由公式“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外国物价指数／本国物价指数)”，那么中国要么让名义汇率升值，要么抬高国内物价，由于物价上涨将会给经济带来不稳定，名义汇率升值则成为题中之义；斯旺图形中支出增减政策要求中国增加国内支出，进一步的在蒙代尔政策搭配图形中，增加支出具体是要求财政政策放松，即政府支出增加。这很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近些年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大多集中到政府手中，而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GDP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缓慢加上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存在，居民消费不足成为一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难题，在中国投资率一直很高的情况下，斯旺图形中国内支出的增加当然要依靠政府支出的增加：同时在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年大幅增加的背景下，政府有财力也应该大力推行公共财政、建设民生工程，以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进而促进内需的增长。货币政策方面，中国物价水平自2005年底开始进入明显的上升趋势，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抗通胀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冻结流动性、还是发行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抑或是加息收缩银根。只是治理通胀的工具不同而已，实质是一样的。综合看来，只要未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仍保持顺差，国内通胀压力没有明显降低，我们认为中国应对内外部失衡应采取“升汇率、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

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呢?斯旺图形给出的政策含义即美元贬值、紧缩国内支出。其实美元贬值既是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必然结果(这由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可以解释)，也可作为美国政府降低外部失衡的主动性政策之一。美国的国内支出近些年一直很高，尤其是消费支出和政府支出，因此美国调整失衡必须实行紧缩性的支出政策。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中，美国一方面需要压缩财政支出，另一方面需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下滑，同时货币的扩张即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将减少国外资金流向美国的数量，从而改变国际资本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提供融资的局面。因此，我们认为美国调节其内外部经济失衡的对策应是“降汇率、紧财政、松货币”的组合。

五、结论及未来展望

全球经济失衡是近年来世界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如何扼制失衡程度的加剧将波及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本文的分析表明：第一，中国出口导向型战略下的引进外资政策导致了中国外部经济失衡，外部失衡引起了内部失衡；美国为应对内部失衡而采取的减税政策导致了其外部失衡。第二，全球经济失衡与次贷危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传导关系，具体为“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流动性过剩―全球性通胀(包

括美国)―美联储加息―美国资产价格下跌―次贷危机”。第三，次贷危机将是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开始，中美两国外部失衡程度将下降，但这一过程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第四，中国应对内外部失衡应采取“升汇率、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组合。美国则应是“降汇率、紧财政、松货币”的组合。

2008年9月，次贷危机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这无疑加大了各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难度。在危机的背景下，如何提振市场信心、防止实体经济衰退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除了全球各大央行纷纷降息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外，美国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国政府的政策方针由年中的“一保一控”转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通过总额达4万亿人民币的中央刺激经济方案，这些政策措施均有利于缓解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

显然，这与本文得到的结论有所不同。其本质原因在于本文的分析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两国经常账户的顺差和逆差)为中美两国首要的经济目标，而2008年下半年两国均把遏制本国经济衰退和刺激经济增长作为当下的首要任务，外部经济失衡问题成为次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危机背景下采取宽松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度过时艰，这些宽松政策与减缓全球经济失衡的作用是相反的，当危机渐渐平息经济重新回升时，这些短期应急性的政策也需转向以应对长期的外部经济失衡。因此长期来看，中美两国应采取更广泛的政策来调整各自经济。

从中国方面来看，引进外资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必须调整，引进外资更重其质量而不能仅追求数量，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需适时取消，以创造公平的内外资竞争环境；出口导向型战略的调整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升级现有贸易部门，出口产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转向劳动和资本结合型，二是继续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将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进一步地，要促进消费增长和扩大内需，改革现有工资制度、增加中低中收阶层收入的努力就必须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政府公共财政的建立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将有利于居民降低储蓄、增加消费。制度方面，除完善现有企业制度外。中国应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以解决由“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所揭示的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同时，应审慎开放资本账户，有步骤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9

为什么国内需求主导21世纪的经济增长

构成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投资与消费属于内需，出口属外需。经济制度背景、资源禀赋、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历史发展轨迹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力，因此有外需主导的国家发展模式，也有内需主导的发展战略。就我国而言，内需是21世纪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倡立足资源禀赋。我国具有至为重要的三项内需主导禀赋：人力资源、差异化的市场和后发优势。13亿人口本身就是庞大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支撑起空间巨大的国内消费。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不会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代际上升。经济发展阶段、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国内不同地区间具有类似国际的比较优势，经济互补性很强。21世纪初期和中叶，经济仍将处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高速增长期，“后发”效应持续，消费结构升级所创造的需求将持续拉动经济增长。虽然面临资源能源消耗巨大、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等一些制约因素，外需无法替代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

由经济制度变迁释放的外需增长激增，已经逐步被消融于经济增长的常规发展之中。单纯追求外汇增长的管理目标被宏观经济协同发展目标所取代，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超常规发展的驱动力也不复存在。更近的研究指出，入世效应带来的经常性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带来的外需增长将很快为购买力平价所平衡，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借力于外需终将是不稳固的。统计结果也印证了经济制度转轨中不同变量对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贸易顺差占总需求的比重很低，根据1978—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三大需求相关性分析，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是投资，其次是消费，净出口最小。

近几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贸的现状，需要国内需求的增长来防范和化解可能带来的风险。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30%上下波动。1996—1999年间，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当中属于最低位。本世纪以来，外贸依存度急剧升高，大大高于世界同期水平，2005年达到64%。美国、日本、巴西、印度等国家1980-2001年之间该指标平均波动幅度为14-20%，最高的年份也一直没有超过30%。尽管有汇率、贸易结构、统计口径等一些争论，但我国外贸依存度明显偏高是不争的事实。在剔除了微观层面套汇的行为(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与调高利润以流入外汇)后分析，出口结构中多数是劳力与资源密集型的产品，粗放型数量扩张导致经济福利输入与输出严重不对等。维持外贸高增长对我国技术进步、经济安全和资源的可持续已经构成威胁。

国际经济环境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尽管世界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减弱，但美国经济的影响力无法躲避。领头羊经济增长的脆弱性正在改变国际市场的预期，美国正面临“双赤字”、养老金体系难以持续、产业外移后结构升级困难等问题，如果不能在吸收国际资本流入来平抑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维持国内资本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美国经济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无疑会首当其冲。由此带来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如果美元持续走软，将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时机把握不当，会对我国外贸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甚至金融安全造成较大冲击。国际贸易保护手段日益多样化，环保、知识产权等问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制约。对外需依赖的脆弱性将要增加经济发展的泡沫，无论从何种希冀出发，购买力平价最终平衡了外需增长的短暂激增。如果把眼光深陷于短期贸易利益中，21世纪宏观经济的大势反而看不清晰。比较优势和规避经济发展的风险时常在提醒我们，坚持以内需为主导、充分有效地利用内源性要素加快发展，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内需导向型财政政策选择：宏观政策认知的变通？货币政策的陷阱？

侵消货币政策天空氤氲的往往是普遍式的财政政策阳光。单纯过于松动或者紧张的货币政策常常置货币流动性于难控的境地，与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形一致，不够完善的资本市场减弱了金融产品多样性。然而控制货币流动性更为核心的冲突来自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在改善国内需求的结构和质量的努力中，货币政策似乎缩手缩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央行票据失效之时，就是祭出财政政策之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经济宏观调控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财政政策取向经历了紧缩-扩张-中性的转换。最近一轮的宏观调控始于2003年，货币投放增长过快和社会的投资规模庞大引发宏观经济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显现。尽管持续高投资风险在增加，货币政策并没有及时降低货币供给的速率，当已经演绎成为问题时，过剩的流动性涌入房地产的开发和投机，这无疑加重了国内需求结构的不协调。货币政策对于当下的流动性过剩似乎束缚了手脚：非但无益于调整内需的结构，且反向激励了投资的激增。然而，过剩的流动性并没有流向待改善的产业部门和待鼓励的潜在消费需求：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也已注意到2006年第三产业所显露的疲惫之态，主要原因是来自该产业的投资乏力和消费结构落后引起的消费不足。

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造成货币政策新的压力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可能会在短期内使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供给相应形成国内货币的供给也就是流动性的增加，最终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过剩流动性显然与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形成冲突。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里，此时是可以选择提升利率作为反向的操作手段，但是利率的提升会进一步加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利率工具所能影响到的微观经济主体多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它们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并不很高，所以利率的提升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倒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进而甚至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后果。流动性供给增速加快的压力一部分来自于经济内在结构的不合理性：显著的问题是内需与外需的构成不尽合理、国内需求的结构性困境与需求质量待改善，使新增的流动性无法流入到需要资金支持的领域中(如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是流向了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产业，如房地产业和证券业这样的领域中。显然，这将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健康增长。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快速的经济发展需要经济中较多的流动性给以支持，如果经济结构有更好的调整，内需的结构和质量得到改善，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一定会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政策选择的困境，让我们看到货币政策挣扎于“流动的陷阱”中而左右为难。货币政策的限度，仿佛看到了重新评估财政政策的意义：以需求为导向的财政政策是否应成为引领宏观经济的主要政策层面？

财政政策改善经济结构、矫正流动性过剩的“杀手锏”在于治理国内需求的结构矛盾，改善的过程是为“短腿”公共产品的融资和为制度改革注资的过程。

    第一，财政政策是疏通国内需求释放渠道的核心环节。我国高速经济增长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资源、环境约束增大了经济成本；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受到威胁；体制改革滞后，抑制经济增长的活力，这些制约了经济内在增长机制形成。驱动今后5-15年的国内市场需求，必须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这些改革和社会问题的核心就是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政策的调整和实际财力上的支持。

第二，财政政策效果的选择重于宏观经济的“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货币政策长于总量调节和币值稳定，政策手段简单，对需求的调节作用比较间接和宽泛，是“中药”。财政政策手段丰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调节，是“点打”。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减少不可控性和不确定风险。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10

一、相关理论回顾

关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问题，早在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著作中就有所体现。其中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约翰穆勒的贸易的动态利益思想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亚当斯密认为对外贸易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斯密从需求角度出发,在其“剩余出口”论(VentforSurplusTheory)中指出剩余产品的出口，不仅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而且由此带来的收益或增加的进口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Cordon澳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供给启动”论,分析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937年D.H.Robertson提出了“增长引擎”论(TheEngineofGrowth,主张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技术变动引入了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并论证了贸易与技术变动的相互关系将保证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同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及推论提出质疑和挑战。其中，RPrebish、HSinger^G-Myrdal等人认为对外贸易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进步。1970年，I.B.Kravis明确将对外贸易称为“增长的侍女”他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国内因素决定,外部需求只对增长起到额外的剌激作用。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经济学家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专注于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角度,对一些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检验。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国家1960~1973年间的数据,运用秩相关(RA)检验分析了实际GDP平均增长与实际出口平均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Feder(1983)利用1964~1973年一些半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检验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Kavoussi(1984)采用了73个发展中国家1960~1978年的数据研究了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出口商品的机构对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影响。Moschos和Demetrios(1989)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验证了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另外，Karunaratne(1994)、Sachs和Wanshall(1995)、McNab和Moore(1998)等人的研究也得出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在后期，经济学者们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Taylor(1993)sHelleiner(1996)sBleaney(1997)等人的研究，得出了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此外,Chow(1987),Dutt和Ghosh(1996)等人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中性的结果。

国内学者对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内经济增长与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上。赖明勇（1998、沈程翔（199§、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刘小朋(2001)、赵陵、宋少中和宋泓明（2001)、姚丽芳(2001)、周申（2001)、许启发等（2002、石传玉(2003)、王坤（2004)及减旭恒(2004)等人的研究，均表明对外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有关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研究，国内比较少,而且大多是从逻辑层面进行剖析,进行实证分析的非常少。张仲深(199()从外贸大发展带动经济多元化、贸易赤字与经济增长呈良性循环、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相辅相成三个角度论证了外贸是香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张光南、陈广汉，(2009)通过对香港1987~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验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内在机制。本文将从实证角度出发,初步考察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以后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发展方向提供一种参考。

二、理论模型与数据处理

从支出角度来考察国民经济，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由总消费、总投资、政府对物品和劳务的购买及净出口构成。本文仅分析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假设其他因素,如投资、消费、政府购买等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或影响是平稳的。

(一)模型设定在国内，有关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模型，比较全面的是林毅夫和李永军的模型。模型包括四个方程,即国民收入恒等式和消费、投资、进口函数,这四个函数都是上期消费、当期利率、出口和有效汇率的函数。本文只是初步考察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这里假设消费和投资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或影响是平稳的、进口和出口是独立变动的,并且将利率和有效汇率度进出口的影响抽象掉。计量公式可设为：

进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度为,则进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最终贡献率为

因为香港从中国内地的进口是其进口的一部分，因此，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增长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度为,则出口增长Xt-1Yt对经济增长的最终贡献率为,同理可知，Xt-1Yt香港对中国内地出口增长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Yt。

(二）数据处理本文采用1984年到2008年之间香港向中国内地出口额(EXHoc)、香港从中国内地进口额（lMam()、香港的总出口额（EX和总进口额&M)以及香港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年度数据共25个。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用消费价格指数(2004年10月至2005年9月=100>对数据进行平减，见表1。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对数据进行了自然对数变换,相应的变为LnGDP、LnIM、LnEX。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在检验一组时间序列的协整性或长期均衡关系之前应首先检验时间序列的单整

阶数，即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免因为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而导致伪回归现象。检验方法主要有DF检验、ADF检验和PP检验。本文米用ADF(AugmentDickey-Fuller)检验来确定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一阶单整序列（见表2）。

(二）协整检验和回归方程协整检验目前应用最多的有EG两步法和Johnsen迹统计检验法,本文米用Johnsen迹统计检验(见表2)。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香港GDP和进口或者出口之间均具有协整关系，因此可以直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并且不具有伪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从得到的a和p值计算出1984年以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进出口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如表4。

从表中，可以看到，中国内地从香港的进口对香港的经济增长贡献度和贡献率总体均要比内地对香港的出口作用小很多。因此，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出口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进口的作用则比较弱，这和我们前面分析的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进口依存度非常大是一致的。

我们还可以从表4观察到，1997年成为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出口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变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分水岭。因此，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84~1997)。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比较大。香港从内地进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达到1994年的0.043,低谷出现在1993年的-0.104,波动幅度为0.147,平均进口贡献率为0.006香港对内地的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峰值出现在1988年的0.017,最小为1994年的-0.008,波动幅度为0.025,平均出口贡献率为0.004。很明显,这个时段香港从内地的进口极不稳定,进口的贡献率波动大大高于出口贡献率波动。可以推断，这个时期，香港和内地的贸易还处于初期阶段，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未形成长期稳定的依赖关系。

第二个阶段(1997~)。这个时间段的显著特征是香港对内地的进出口对香港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和贡献率不断增加，且波动幅度也较大，总体趋势不断攀升。进口贡献率的高峰值出现在2004年，为0.098,最低值则为1998年的-0.031,波动幅度为0.129,平均进口贡献率为0.081；出口贡献率基本保持稳定，与第一阶段相差不大。最高值为2008年的0.019,最低值为2002年的-0.006,波动幅度与第一阶段一样为0.025,平均出口贡献率为0.04。此时进、出口贡献率明显都比1997年之前要高，这说明香港回归后内地和香港的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进口贡献率依旧居于主导地位,成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这一时期，中港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稳定依赖性正在加深。

四、结论与相关建议

通过前面的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