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思想范文10篇

民主思想范文篇1

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领袖人物，他是一位造诣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他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始终不忘对政治民主原则的关怀。有关他的政治民主思想，尚少见有论述者。本文拟就此试作研讨。

一、共和国国民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出生成长于清末民初。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是先后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清王朝，尽管当时也颁布了民主共和的宪法，但是政权仍为军阀官僚所把持。强烈地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作为的积极参加者，虽然还处在学生时代，但已关注着民主共和制的真正实施。针对广大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连他们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利都不了解，曾做过启蒙民众政治意识的工作。他撰文将民初约法中关于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条列出来，除各种自由权利之外，人民享有“请愿于议会之权”、“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之权”，“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应任官考试之权”，“应选举及被选举之权”等。他提醒民众：共和国国民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吾们何论做哪厢（项）事情，终总要自己主张，不要服从他人。吾说应该做的做上去，不过不要溢出公认法律外就好了”。他还对平等、自由作出解说：“从前专制国家……因势利而享特权，这不是共和政治所宜有的。所以，共和政治的法律，必以万民平等为原则……无论他资格上地位上什样，公法上私法上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就是凡为国民人格同一。”这说的是平等。关于自由，他说：“在共和时代，国家以人民组织……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权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国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的。但是人人要自由，而以他人的自由为限”。1这里，在启发民众，要懂得和实施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要有独立的人格去享受法律范围内的平等、自由的权利。显然，年轻的早就在宣传和呼唤民主和人权了。

五四时期，也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他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观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应实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成两步走有了初步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社会，第一步要实行民主政治。“大家要干涉政治，具体说起来：第一，实行普通选举，选举真正代表吾们说话的人。第二，遇有什么重大问题，大家公开讨论，发表国民的主张。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等到这一次的革命和振兴教育等成功了，后来再讲第二步”。第二步就是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所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纲领。2从上述可知，当政治上觉醒，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他即对实行民主政治非常关注，着意宣传，并认为，只有先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方可进入社会主义，实行共产主义纲领。

二、实行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

于1925年秋赴苏联留学，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后任教，亦讲授列宁主义。他自述：“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第三年内，对于这门课，曾担任教课，曾加以特别研究。”3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精通的。1931年他回国后先在中共中央做理论宣传工作。1933年初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后来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从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工作。尽管当时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均在中共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之下，但是无论从列宁主义学理出发，还是从苏维埃政权工作实践出发，或者说，正好是从这二者的结合出发，都对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要贯彻德谟克拉西（民主）的原则非常重视。

从理论上论证，苏维埃政权对工农大众要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他说道：“这一工农民主专政对于最大多数的工农民众则是最大限度的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主义的意思）。它真正实现了广大群众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的自由，使广大群众真正参加苏维埃政权，开始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4他引用了列宁的论点：“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是依靠而且完全依靠在大多数群众的信任。最自由的，最广泛的，最有力量的吸引一切民众参加政权，没有任何隐藏，没有任何秘密，没有广告，也没有形式。”（一九二0年十月二十日《关于政治问题的历史》）5当时周遭弥漫着的是强调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即暴力专政的气氛，而却很重视苏维埃政权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民众的民主，这无疑包含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反映了这位学者型革命家执着追求民主的精神。

虽然在理论上说，苏维埃政权对广大劳动民众应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但实际情况如何呢？观察到的却是许多相反的情况：“在有系统的发展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方面，我们是异常的不够，甚至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与行动方面，表示出对于这一根本问题的无知与错误的了解。这主要的表现在我们苏维埃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往往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一方面，即是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一方面，而不看到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的一方面，以至（致）常常发生绝不能容许的对于群众的强迫命令的现象。”中国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看到，“在我们党内，对于苏维埃的工作，显然还是存在两种倾向。或者是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直接下命令给苏维埃，要苏维埃执行党的命令，甚至在县苏（维埃）、区苏（维埃）的会议上，党的县委或区委的书记直接出席做报告，决定县苏区苏的工作。或者是党根本不理苏维埃的工作，把苏维埃的工作当作无关紧要。甚至把党内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都往苏维埃政府送。”6

这里所说的两种错误倾向，实际上是一回事。既然党对苏维埃直接下命令，以党代政，包办代替，自然把苏维埃看作可有可无，无关紧要，把犯过错误的同志往苏维埃送（本来是装饰品，装装样子有什么要紧），就毫不奇怪了。值得注意的是，的文中用的语汇是“许多同志”，“异常的不够”，“往往”，“常常”，“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等等。它说明，当时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不是个别或少数地方，而是相当多的地方，或者普遍存在以党代政，党委包办代替政府工作的情况，而且直接从党的中央起就有这种情况。可见，这是“左”的错误路线、方针在党政关系方面的错误表现。无怪乎专门撰文批评这种违反并障碍苏维埃民主的现象了。

结合当时改选苏维埃的具体工作，提出了发展苏维埃民主的作法。他要求，“吸收每一个苏维埃的选民，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在改选之前，各级苏维埃必须向选民做他们的工作报告”，必须在候选人与工作报告中，发展极大的自我批评，揭发过去的一切错误，同官僚主义与贪污腐化等现象做最坚决的斗争。党不但不应该掩盖苏维埃过去的错误，而且应该领导这一自我批评的发展，消灭群众对于苏维埃负责同志的畏惧心理，使他们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苏维埃的主人翁，只有他们有权选出或撤回他们自己的代表。”7

是理想主义者，他文中用的字眼，如“每一个”选民，揭发“一切”错误，做“最坚决的”斗争，都是很理想化的要求，实际上当时是很难做到的。

又写道：“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首先必须利用一切官僚主义的事实向群众解释官僚主义的罪恶”。这里他又用了“一切”这个词，没有为考虑照顾某些高级干部的面子或是防止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在揭露官僚主义事实时要经过选择和领导机关批准手续留下余地。这恐怕又是纯学理化的思维方式。他接着写道：“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也是如此）的斗争中，苏维埃的领导者必须使苏维埃的公民学习他们的召回权与改选权。关于苏维埃公民的这一召回权在苏维埃的宪法上是分明的写着，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告诉群众如何使用这一权力。”8事实确实如此，宪法上怎样写着是一回事，实际上怎么做着又是一回事。想使实践与学理相一致的思维，面对着的却是行动与书面不相一致的现实。不过，确实真诚地孜孜以求地想在苏维埃政权下实现德谟克拉西（民主），实现选民真正的选举权、召回权（即罢免权）、改选权。接受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仍然信奉着民主主义精神。在他的思想里，这二者是能统一的。

为实施苏维埃民主，还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里可以引用他批评报纸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只空喊口号而不揭露官僚主义事实的一段话。

在我们的报纸中差不多经常议论到应该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然而，关于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的记载则少到再不能少的地步。

我从《红中》（指〈红色中华〉——引者）一百0六期翻到一百二十八期，似乎只有两个关于官僚主义的事实的新闻，而且这些新闻都登在最不重要的地位，这些新闻都是拿旁观者的笔调随便写来充充报纸的篇幅的。除了空喊反对官僚主义而外，我们很难找到真正有名有姓的官僚主义者，他的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与他的官僚主义在群众中所发生的恶果的记载。如若这样去空洞的反对官僚主义，那不但官僚主义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失，而且官僚主义者也会双手赞成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这种反对决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官僚主义。9

看来，在当年江西苏区就存在着报纸空喊反官僚主义而又不敢揭露官僚主义的事实及其严重危害的情况。对这种情况批评得多么深刻，讽刺多么尖锐！这反映了他对舆论工具报纸不能如实揭露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是何等不能容忍！这反映了他对实施苏维埃民主的心情是何等真切和热诚！

三、不要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

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下，要实行政治民主必然遇到如何看待和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的理论问题。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既然党的决定指示总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还要强调发扬政治民主呢？或者，党的组织预先决定了的事情再经过一道民主的程序，就是走走形式吧？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和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施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迅速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如何处理党与党外群众的关系，关系到共产党能否迅速扩大革命势力和革命根据地能否扩展和巩固。专门撰文论及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这也是他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除了论述党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照顾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满足群众切身的局部利益，等待和帮助群众一道前进等观点外，专门论及党与其他群众团体的关系，和党的决定须要由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是否正确等问题。而这恰恰是实施民主政治的出发点。

认为：“党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同时尊重这些团体的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依靠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他批评有些同志“不懂得党必须经过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去实现对全国最大多数群众的领导”；“在那些党已经取得领导的群众团体中，他们却不去估计群众团体的特殊性，而一律使之‘党化’；或者不去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依靠他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使自己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他们不懂得党是群众的领导者，而又是为群众服务的公仆。”10尊重群众和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不作包办一切、命令一切“党老爷”，这是实行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党必须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的道理，为贯彻民主原则作理论论证。他说：“没有群众的革命实践，就不会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与革命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而预测未来，指导未来。但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它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所以，党必须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实践中一切新的经验，以丰富发展马列主义，使他们能更好的领导群众。”11不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明确指出，群众的实践“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复杂得多，丰富得多”，马列主义现有的原理终归是有限的，而“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如果党只管自己作决定发指示（纵然这些决定指示都是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不向群众学习，发扬民主，总结群众实践的经验能行吗？

进一步指出：“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之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党要根据群众的实践来考验党的决定的是否正确，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党的决定是不完全正确的，那党必须根据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或修改党的决定；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了党的决定是错误的，那党必须抛弃过去的决定，根据群众实践的新的经验，来重新采取新的决定。”12勇敢地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党的决定有可能不完全正确，或是错误的，那时要由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修改党的决定，或是“党必须抛弃”错误的决定，采取新的决定。这里涉及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的民主程序的关系问题。那种认为党的决定天生地或永远地是正确的（正像后来所说：“有些人以为只要党决定了的东西就一定是正确的。”13），无须发扬民主，尊重群众意见的观点，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论述尊重群众和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不作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和要由群众实践经验来检验党的决定的正确与否，从实际工作程序和认识论两方面论证，为实施政治民主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不能以共产党的去同国民党的相对立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中华民国特区。原先的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府，设置了参议会。为了保证边区政府中有一定比例的非共产党员成份，中共中央还规定过实行“三三制”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一些“左”的思想和作法。指出，在党与党外关系方面，在政权建设方面，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左’倾危险，表现在民主精神的不足与党包办一切的工作作风”。在党领导的地区，“既然党领导整个工作，那党就应该包办一切——这就是这些同志的‘哲学’，因此对于各种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也就表示了消极。”他分析说，没有民主，统一战线就无法存在，“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没有民主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就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的合作。既然是合作，那一切事情就要经过共同商讨，共同决策，共同遵守，共同实行，谁也不能包办。既然是统一战线，那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的地位，就应该受到尊重，他们的意见就应该受到注意，他们自己就应该积极的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允许一党一派的包办。”14他批评说：“党包办一切的办法好像是‘最革命的’，甚至似乎是在发扬高度的‘党性’，其实这是一种使党脱离群众的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因此，这种倾向必须适时纠正。”15对实行民主，是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不能由一党包办的道理，分析得非常清晰明白。

那么，在统一战线党派合作中如何实行民主呢？指出：基本原则“就是一切要取决于大多数，经过大多数。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意见，但经过共同讨论之后，最后的意见必须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只有为大多数人所采纳的意见，才能经过大多数而见诸实行。”共产党提出主张，“必须采取提议的商讨的方式，而不采取强迫人家接受的方式”，同时“欢迎其他党派其他人们的其他提议、其他意见，而且一样郑重的讨论他们的提议与意见。”这里最要紧的是，不能认为共产党提出的主张都是对的，其他党派和党外人士提出的主张都不好。说：“如果在讨论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张中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就应修改。如果发现其他党派的意见中有很好的地方，我们就应该采纳。务使大多数最后所通过的决议不是一党一派的意见，而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所有人们共同的意见。”16这种尊重其他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按照大多数意见办事的主张，浸透着真正的民主主义精神。

最警辟的观点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但自己也不能搞。他说：“民主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均应加以贯彻。我们一方面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应该自己做出实行民主的模范，首先在我们自己领导的地区内……处处表示我们拥护民主、尊重民主、实行民主。”他特别提醒：“我们不是拿共产党的去同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派专政对立。在我们领导的地区，凡是我们向国民党所要求的一切民主权利，我们都应该首先自己实行起来。”17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思想是彻底的，因而也是非常真诚的。

统一战线中还包括党外的无党无派人士。要做好党派合作和与无党无派人士合作，首先要解决正确看待党外人士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对人要有伟大胸怀和气魄，要有宽宏大量待人的态度，规劝共产党人要正确看待党外人士。他说：“决不要把党派的偏狭成见去看待无党无派的人，似乎除了本党本派的人之外那些无党无派的人都是不中用或不好的人。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一党一派所吸收的优秀分子究竟有限，而人民大众间有才干与有用的人却是无穷的”。“如果人们的眼光，只限制在现时自己党派内的几个人身上，只相信这些人是可靠的，甚至想以这些人来包办一切，甚至‘包而不办’亦在所不惜，那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决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业的”。18只有这样具有宽阔胸襟和有容乃大的气度，才能对党内偏狭关门主义和垄断政治的错误倾向作出如此深刻的批评，说出这样正大光明磊落无私的话来。而宽大胸怀和包容气度正是实施政治民主所必需的文化心理素质。

五、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党内领导的权力应在党员群众之下

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体察到实施民主的重要性，对发扬民主问题作过深刻的思考和精辟的论述。其内容非常丰富，这里只能撮要介绍几点警妙的见解。

警觉地认识到，共产党执政后最容易犯，也是最危险最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党（同时还有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容易将自己与人民群众之间应为勤务员与主人的关系“颠倒过来”，“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号施令”。从这一根本点出发，他提出要“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19“吸收人民参加管理……发展各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监督”。20

在党与政府关系方面，他提出：“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21由此，他提出，要“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则办事”，不能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组织形式”。22当然，也不能把人民代表的会议只当作形式，关键还在于它的内容。他指出：“人民代表会要能开得好，必须发扬民主……让到会代表自由大胆地发表意见……没有丝毫顾虑”。“干部要由人民代表来选举”，人民有权“清除那些贪污蜕化分子”，“可以将他撤换”。23

在党与社会团体方面，认为，“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包办代替一切。党包办代替一切，（就）把国家、工会、青年团的单独工作给否定了”。他认为，“党领导一切……必须经过各该组织的党员……说服群众接受党的指示”。“如果各该组织中多数人坚持他们的意见，党也不能强迫群众服从党的决定”。24他还提出重要论断：“集中统一下的民主...容许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完全自由”。25

感受最深、思索最多的，是共产党内发扬民主问题。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方面，他重视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重视民主在民主集中制中的基石作用。他提出了党的领导权力，包括党的中央机构的权力“应该在党员群众之下”26的论断，道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真谛。他强烈感到，党内应该创造民主气氛，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应该实行集体领导。针对50年代后期起“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27的情况，深感忧虑。他就提出学习海瑞精神的说法，发表意见说：“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空气，使人敢于说话而不害怕”。28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又针对的话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29当时，连、这样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的成员都感到：中央内部有些问题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30后来总结说：“每个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在党内都有发表不同意见和相互批评的平等权利。”31他并针对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压制发表不同意见的作法，提出：“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即使两个马列主义者，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能完全一样，而常常不一样，从而发生争论。这种争论当然不能说是阶级斗争。”32有关党内批评，他指出：“领导者对于下级同志和下级机关，不应该提出过高要求，否则就谈不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的关系。”33他的论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必须勇于负责，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34

对党内民主问题感受最为痛切，论述亦最透辟。但他从实际生活中也清醒地认识到，真正实施政治民主并非易事。他说：“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作风不容易。”35他又写道：“无产阶级民主……要在长时期内经过不断斗争，才能逐步实现。”何以如此呢？他分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实行民主还缺少经验”。36六实施民主是的政治理念

大致从参加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奋斗中，始终抱着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由于他成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他想把德谟克拉西融入苏维埃政体之中，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下，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实施民主自由，共产党在党内实行民主生活。身上浸透着追求民主的顽强精神，心中树立着实现民主的坚定理念。他真诚地执着地希望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实现。

当“左”倾错误思潮竭力强调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就是暴力镇压，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对全部社会生活实施强力控制，在一切领域包括上层建筑思想意识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将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曲解为脱离民主的绝对集权制甚至领袖个人独裁制（以领袖讲的每一句话都作为“最高指示”，若稍有异词，就要全党全国共讨共诛）的时候，却在列宁主义那里寻求民主原则，从学理上加以论证。在他的思想里，民主制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相容的，能够统一的。他在晚年读列宁著作时体悟到，应“容许国家生活社会生活方面多种形式的完全自由”，应吸收人民参加管理，发展各种形式自下而上的监督等。37他是努力将列宁主义学说与中国社会实际、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他从列宁谈到对苏维埃政府实施监督，中央监察委员在实施监督时，要想出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行动时，联想到中国古代大官化装微服私访。38在共产党人中，是一位在中国实施民主的不懈思考者。

的政治民主思想渊源于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自1917年他进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起，就接受了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新青年》启发了的思想觉醒。从此，“他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39积极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通晓英文，能阅读和翻译外国论著和文学作品，视野开阔，通晓西方历史文化。他到过日本，特别是在美国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体察过西方的生活、制度和文化。他从阅读、翻译西方作品和自己的文学创程，观察社会，剖析人生。在他的思想深处，种下了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种子，“永远追求着的只是真理和正义”。40因此，与其他许多共产党人不同，接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浸染薰陶较深，当他成为列宁主义者后，心灵深处仍然埋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底蕴。

的民主政治思想基于他的人民本位观念。他反复强调的是，人民群众是主人，党和政府的干部是勤务员，党不能超过国家，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国家要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使人联想起古代以孟子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代表的民本思想。41深深挚爱人民，为了人民的疾苦，他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反对浮夸冒进，反对个人专权。他反对党的干部骑在人民头上作“党老爷”。在党内不拉帮结派，对党外也主张不要以共产党的与国民党的相对立。他是真正毫无偏狭私心胸怀博大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共产党人身上和思想里才真的达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是位学者型革命家，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似乎不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要求在苏维埃政权下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人民对政府干部除了有选举权，还有“召回权”（罢免权）、改选权，报刊要揭露官僚主义的真相；他主张尊重群众团体的自主独立性，尊重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自由；在党内，党的领导权力应该在党员群众之下；他要求领导者对于一般党员和下级组织提出的批评即便是完全不正确也要虚心倾听等，距离实际生活显然相当的远。但他关于国家生活、党内生活民主的各种原则，无疑是民主政治应有的轨范。事实上，正如前述，从切身体验和晚年冷静思索中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政治民主还要经过长期不断的斗争，他在所处历史环境里感到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从这一方面看，还是个现实主义者。

总体而论，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框架之内所作的思索，是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成果。他许多有关政治民主的论述还是以党的领导、群众路线这样的角度作出发点的。他对民主的思考有时还只限于要求营造民主气氛（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希望领导人发扬民主作风，能容忍发表反面意见。他还不可能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从制度上考虑政治民主问题，提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高度民主这样的目标。这些无疑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历史局限。但这无损其政治民主思想的理论光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像这样对实施民主政治不倦思索、作出理论思考，并提出那么多精辟见解的，尚罕见其匹。

为实施自己应有的党员民主权利和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应有的政治权利遭受过打击迫害，无疑他是民主政治实践的失败者。但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探讨政治民主问题的思想财富而给人启示。从这一点来说，又是民主政治理想的胜利者。在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上，人们不应忘记的名字。注释：

1：《中华民国平民注意（评论）》，1919年7月22日，引自《早期文集》，选集传记组、故居、北京大学图书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2：《社会问题》，1919年8月19日－22日，引自《早期文集》第24页。

31928年填写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员班登记表》，引自程中原著《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0-101页。

4：《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1933年8月1日，《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文集》第二、三、四卷出版版次均同），第394页。

5同上，第393页。

6同上，第394-396页。

7同上，第399页。

8同上，第398页。

9：《关于我们的报纸》，1933年12月1日，《文集》第一卷，第423页。

10：《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1939年11月7日，《文集》第三卷，第31-32页。

1112同上，第32页。

13：《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1973年1月8日，《文集》第四卷，第496页。

1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1940年8月10日，《文集》第三卷，第105-106页。

15同上，第109页。

16同上，第106-107页。

17同上，第108页。

18《论待人接物问题》，1938年7月16日，《文集》第二卷，第431页。

19《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76-478页。

20《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21《正确建立党和国家的关系》，《文集》第四卷，第508-509页。

22《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张四卷，第479-480页。

23《革命胜利后的干群关系问题》，《文集》第四卷，第124页。

24《社会主义若干经济理论问题》，《文集》第四卷，第369页。

25《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26《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第四卷，第505页。

27《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18－819页。

28萧扬：《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同志》，引自《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一书，选集传

记组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32-33页。

29《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文集》第四卷，第337页。

30萧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第36页。

31《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第四卷，第502-503页。

32《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文集》第四卷，第486页。

33《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张四卷，第502-503页。

34同上，第503页。

35《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文集》第四卷，第338页。

36《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81页。

37《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38同上，第419页。

39《洛甫自传》，1941年1月14日，引自张培森主编《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9页；又见《1943年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传》修订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8-19页。

民主思想范文篇2

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领袖人物，他是一位造诣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他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始终不忘对政治民主原则的关怀。有关他的政治民主思想，尚少见有论述者。本文拟就此试作研讨。

一、共和国国民应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出生成长于清末民初。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是先后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张勋复辟清王朝，尽管当时也颁布了民主共和的宪法，但是政权仍为军阀官僚所把持。强烈地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作为的积极参加者，虽然还处在学生时代，但已关注着民主共和制的真正实施。针对广大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连他们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利都不了解，曾做过启蒙民众政治意识的工作。他撰文将民初约法中关于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条列出来，除各种自由权利之外，人民享有“请愿于议会之权”、“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诉讼于法院受其审判之权”，“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应任官考试之权”，“应选举及被选举之权”等。他提醒民众：共和国国民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吾们何论做哪厢（项）事情，终总要自己主张，不要服从他人。吾说应该做的做上去，不过不要溢出公认法律外就好了”。他还对平等、自由作出解说：“从前专制国家……因势利而享特权，这不是共和政治所宜有的。所以，共和政治的法律，必以万民平等为原则……无论他资格上地位上什样，公法上私法上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就是凡为国民人格同一。”这说的是平等。关于自由，他说：“在共和时代，国家以人民组织……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权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国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的。但是人人要自由，而以他人的自由为限”。1这里，在启发民众，要懂得和实施自己依法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要有独立的人格去享受法律范围内的平等、自由的权利。显然，年轻的早就在宣传和呼唤民主和人权了。

五四时期，也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他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观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应实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成两步走有了初步的理解。他认为，中国社会，第一步要实行民主政治。“大家要干涉政治，具体说起来：第一，实行普通选举，选举真正代表吾们说话的人。第二，遇有什么重大问题，大家公开讨论，发表国民的主张。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等到这一次的革命和振兴教育等成功了，后来再讲第二步”。第二步就是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所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纲领。2从上述可知，当政治上觉醒，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时，他即对实行民主政治非常关注，着意宣传，并认为，只有先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方可进入社会主义，实行共产主义纲领。

二、实行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

于1925年秋赴苏联留学，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后任教，亦讲授列宁主义。他自述：“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第三年内，对于这门课，曾担任教课，曾加以特别研究。”3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精通的。1931年他回国后先在中共中央做理论宣传工作。1933年初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后来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从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工作。尽管当时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均在中共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之下，但是无论从列宁主义学理出发，还是从苏维埃政权工作实践出发，或者说，正好是从这二者的结合出发，都对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要贯彻德谟克拉西（民主）的原则非常重视。

从理论上论证，苏维埃政权对工农大众要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他说道：“这一工农民主专政对于最大多数的工农民众则是最大限度的德谟克拉西（即民主主义的意思）。它真正实现了广大群众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的自由，使广大群众真正参加苏维埃政权，开始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4他引用了列宁的论点：“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是依靠而且完全依靠在大多数群众的信任。最自由的，最广泛的，最有力量的吸引一切民众参加政权，没有任何隐藏，没有任何秘密，没有广告，也没有形式。”（一九二0年十月二十日《关于政治问题的历史》）5当时周遭弥漫着的是强调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即暴力专政的气氛，而却很重视苏维埃政权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民众的民主，这无疑包含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反映了这位学者型革命家执着追求民主的精神。

虽然在理论上说，苏维埃政权对广大劳动民众应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但实际情况如何呢？观察到的却是许多相反的情况：“在有系统的发展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方面，我们是异常的不够，甚至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与行动方面，表示出对于这一根本问题的无知与错误的了解。这主要的表现在我们苏维埃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往往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一方面，即是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一方面，而不看到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的一方面，以至（致）常常发生绝不能容许的对于群众的强迫命令的现象。”中国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看到，“在我们党内，对于苏维埃的工作，显然还是存在两种倾向。或者是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直接下命令给苏维埃，要苏维埃执行党的命令，甚至在县苏（维埃）、区苏（维埃）的会议上，党的县委或区委的书记直接出席做报告，决定县苏区苏的工作。或者是党根本不理苏维埃的工作，把苏维埃的工作当作无关紧要。甚至把党内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都往苏维埃政府送。”6

这里所说的两种错误倾向，实际上是一回事。既然党对苏维埃直接下命令，以党代政，包办代替，自然把苏维埃看作可有可无，无关紧要，把犯过错误的同志往苏维埃送（本来是装饰品，装装样子有什么要紧），就毫不奇怪了。值得注意的是，的文中用的语汇是“许多同志”，“异常的不够”，“往往”，“常常”，“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等等。它说明，当时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不是个别或少数地方，而是相当多的地方，或者普遍存在以党代政，党委包办代替政府工作的情况，而且直接从党的中央起就有这种情况。可见，这是“左”的错误路线、方针在党政关系方面的错误表现。无怪乎专门撰文批评这种违反并障碍苏维埃民主的现象了。

结合当时改选苏维埃的具体工作，提出了发展苏维埃民主的作法。他要求，“吸收每一个苏维埃的选民，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在改选之前，各级苏维埃必须向选民做他们的工作报告”，必须在候选人与工作报告中，发展极大的自我批评，揭发过去的一切错误，同官僚主义与贪污腐化等现象做最坚决的斗争。党不但不应该掩盖苏维埃过去的错误，而且应该领导这一自我批评的发展，消灭群众对于苏维埃负责同志的畏惧心理，使他们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苏维埃的主人翁，只有他们有权选出或撤回他们自己的代表。”7

是理想主义者，他文中用的字眼，如“每一个”选民，揭发“一切”错误，做“最坚决的”斗争，都是很理想化的要求，实际上当时是很难做到的。

又写道：“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首先必须利用一切官僚主义的事实向群众解释官僚主义的罪恶”。这里他又用了“一切”这个词，没有为考虑照顾某些高级干部的面子或是防止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在揭露官僚主义事实时要经过选择和领导机关批准手续留下余地。这恐怕又是纯学理化的思维方式。他接着写道：“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也是如此）的斗争中，苏维埃的领导者必须使苏维埃的公民学习他们的召回权与改选权。关于苏维埃公民的这一召回权在苏维埃的宪法上是分明的写着，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告诉群众如何使用这一权力。”8事实确实如此，宪法上怎样写着是一回事，实际上怎么做着又是一回事。想使实践与学理相一致的思维，面对着的却是行动与书面不相一致的现实。不过，确实真诚地孜孜以求地想在苏维埃政权下实现德谟克拉西（民主），实现选民真正的选举权、召回权（即罢免权）、改选权。接受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仍然信奉着民主主义精神。在他的思想里，这二者是能统一的。

为实施苏维埃民主，还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里可以引用他批评报纸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只空喊口号而不揭露官僚主义事实的一段话。

在我们的报纸中差不多经常议论到应该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然而，关于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的记载则少到再不能少的地步。

我从《红中》（指〈红色中华〉——引者）一百0六期翻到一百二十八期，似乎只有两个关于官僚主义的事实的新闻，而且这些新闻都登在最不重要的地位，这些新闻都是拿旁观者的笔调随便写来充充报纸的篇幅的。除了空喊反对官僚主义而外，我们很难找到真正有名有姓的官僚主义者，他的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与他的官僚主义在群众中所发生的恶果的记载。如若这样去空洞的反对官僚主义，那不但官僚主义不会受到丝毫的损失，而且官僚主义者也会双手赞成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这种反对决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官僚主义。9

看来，在当年江西苏区就存在着报纸空喊反官僚主义而又不敢揭露官僚主义的事实及其严重危害的情况。对这种情况批评得多么深刻，讽刺多么尖锐！这反映了他对舆论工具报纸不能如实揭露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是何等不能容忍！这反映了他对实施苏维埃民主的心情是何等真切和热诚！

三、不要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

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下，要实行政治民主必然遇到如何看待和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这样的理论问题。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既然党的决定指示总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还要强调发扬政治民主呢？或者，党的组织预先决定了的事情再经过一道民主的程序，就是走走形式吧？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和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施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迅速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如何处理党与党外群众的关系，关系到共产党能否迅速扩大革命势力和革命根据地能否扩展和巩固。专门撰文论及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这也是他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除了论述党必须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照顾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满足群众切身的局部利益，等待和帮助群众一道前进等观点外，专门论及党与其他群众团体的关系，和党的决定须要由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是否正确等问题。而这恰恰是实施民主政治的出发点。

认为：“党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同时尊重这些团体的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依靠它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他批评有些同志“不懂得党必须经过各种各样的群众团体去实现对全国最大多数群众的领导”；“在那些党已经取得领导的群众团体中，他们却不去估计群众团体的特殊性，而一律使之‘党化’；或者不去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依靠他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使自己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他们不懂得党是群众的领导者，而又是为群众服务的公仆。”10尊重群众和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不作包办一切、命令一切“党老爷”，这是实行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还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述党必须向群众学习，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的道理，为贯彻民主原则作理论论证。他说：“没有群众的革命实践，就不会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与革命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而预测未来，指导未来。但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它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所以，党必须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实践中一切新的经验，以丰富发展马列主义，使他们能更好的领导群众。”11不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明确指出，群众的实践“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复杂得多，丰富得多”，马列主义现有的原理终归是有限的，而“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如果党只管自己作决定发指示（纵然这些决定指示都是符合马列主义原理的），不向群众学习，发扬民主，总结群众实践的经验能行吗？

进一步指出：“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之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党要根据群众的实践来考验党的决定的是否正确，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党的决定是不完全正确的，那党必须根据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或修改党的决定；如果群众的实践证明了党的决定是错误的，那党必须抛弃过去的决定，根据群众实践的新的经验，来重新采取新的决定。”12勇敢地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党的决定有可能不完全正确，或是错误的，那时要由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修改党的决定，或是“党必须抛弃”错误的决定，采取新的决定。这里涉及决策的科学性与决策的民主程序的关系问题。那种认为党的决定天生地或永远地是正确的（正像后来所说：“有些人以为只要党决定了的东西就一定是正确的。”13），无须发扬民主，尊重群众意见的观点，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论述尊重群众和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不作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和要由群众实践经验来检验党的决定的正确与否，从实际工作程序和认识论两方面论证，为实施政治民主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不能以共产党的去同国民党的相对立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中华民国特区。原先的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府，设置了参议会。为了保证边区政府中有一定比例的非共产党员成份，中共中央还规定过实行“三三制”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一些“左”的思想和作法。指出，在党与党外关系方面，在政权建设方面，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左’倾危险，表现在民主精神的不足与党包办一切的工作作风”。在党领导的地区，“既然党领导整个工作，那党就应该包办一切——这就是这些同志的‘哲学’，因此对于各种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也就表示了消极。”他分析说，没有民主，统一战线就无法存在，“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没有民主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就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的合作。既然是合作，那一切事情就要经过共同商讨，共同决策，共同遵守，共同实行，谁也不能包办。既然是统一战线，那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的地位，就应该受到尊重，他们的意见就应该受到注意，他们自己就应该积极的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允许一党一派的包办。”14他批评说：“党包办一切的办法好像是‘最革命的’，甚至似乎是在发扬高度的‘党性’，其实这是一种使党脱离群众的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因此，这种倾向必须适时纠正。”15对实行民主，是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不能由一党包办的道理，分析得非常清晰明白。

那么，在统一战线党派合作中如何实行民主呢？指出：基本原则“就是一切要取决于大多数，经过大多数。参加统一战线的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意见，但经过共同讨论之后，最后的意见必须是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只有为大多数人所采纳的意见，才能经过大多数而见诸实行。”共产党提出主张，“必须采取提议的商讨的方式，而不采取强迫人家接受的方式”，同时“欢迎其他党派其他人们的其他提议、其他意见，而且一样郑重的讨论他们的提议与意见。”这里最要紧的是，不能认为共产党提出的主张都是对的，其他党派和党外人士提出的主张都不好。说：“如果在讨论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主张中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就应修改。如果发现其他党派的意见中有很好的地方，我们就应该采纳。务使大多数最后所通过的决议不是一党一派的意见，而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所有人们共同的意见。”16这种尊重其他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按照大多数意见办事的主张，浸透着真正的民主主义精神。

最警辟的观点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但自己也不能搞。他说：“民主主义的工作精神与工作作风，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均应加以贯彻。我们一方面向国民党要求民主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应该自己做出实行民主的模范，首先在我们自己领导的地区内……处处表示我们拥护民主、尊重民主、实行民主。”他特别提醒：“我们不是拿共产党的去同国民党顽固派的、一派专政对立。在我们领导的地区，凡是我们向国民党所要求的一切民主权利，我们都应该首先自己实行起来。”17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思想是彻底的，因而也是非常真诚的。

统一战线中还包括党外的无党无派人士。要做好党派合作和与无党无派人士合作，首先要解决正确看待党外人士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对人要有伟大胸怀和气魄，要有宽宏大量待人的态度，规劝共产党人要正确看待党外人士。他说：“决不要把党派的偏狭成见去看待无党无派的人，似乎除了本党本派的人之外那些无党无派的人都是不中用或不好的人。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一党一派所吸收的优秀分子究竟有限，而人民大众间有才干与有用的人却是无穷的”。“如果人们的眼光，只限制在现时自己党派内的几个人身上，只相信这些人是可靠的，甚至想以这些人来包办一切，甚至‘包而不办’亦在所不惜，那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决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业的”。18只有这样具有宽阔胸襟和有容乃大的气度，才能对党内偏狭关门主义和垄断政治的错误倾向作出如此深刻的批评，说出这样正大光明磊落无私的话来。而宽大胸怀和包容气度正是实施政治民主所必需的文化心理素质。

五、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党内领导的权力应在党员群众之下

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体察到实施民主的重要性，对发扬民主问题作过深刻的思考和精辟的论述。其内容非常丰富，这里只能撮要介绍几点警妙的见解。

警觉地认识到，共产党执政后最容易犯，也是最危险最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党（同时还有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容易将自己与人民群众之间应为勤务员与主人的关系“颠倒过来”，“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号施令”。从这一根本点出发，他提出要“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19“吸收人民参加管理……发展各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监督”。20

在党与政府关系方面，他提出：“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21由此，他提出，要“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则办事”，不能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组织形式”。22当然，也不能把人民代表的会议只当作形式，关键还在于它的内容。他指出：“人民代表会要能开得好，必须发扬民主……让到会代表自由大胆地发表意见……没有丝毫顾虑”。“干部要由人民代表来选举”，人民有权“清除那些贪污蜕化分子”，“可以将他撤换”。23

在党与社会团体方面，认为，“决不能把党的领导等同于党包办代替一切。党包办代替一切，（就）把国家、工会、青年团的单独工作给否定了”。他认为，“党领导一切……必须经过各该组织的党员……说服群众接受党的指示”。“如果各该组织中多数人坚持他们的意见，党也不能强迫群众服从党的决定”。24他还提出重要论断：“集中统一下的民主...容许在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的完全自由”。25

感受最深、思索最多的，是共产党内发扬民主问题。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方面，他重视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重视民主在民主集中制中的基石作用。他提出了党的领导权力，包括党的中央机构的权力“应该在党员群众之下”26的论断，道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真谛。他强烈感到，党内应该创造民主气氛，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应该实行集体领导。针对50年代后期起“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27的情况，深感忧虑。他就提出学习海瑞精神的说法，发表意见说：“海瑞精神固然要提倡，但更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空气，使人敢于说话而不害怕”。28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又针对的话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29当时，连、这样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的成员都感到：中央内部有些问题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30后来总结说：“每个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在党内都有发表不同意见和相互批评的平等权利。”31他并针对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压制发表不同意见的作法，提出：“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即使两个马列主义者，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不能完全一样，而常常不一样，从而发生争论。这种争论当然不能说是阶级斗争。”32有关党内批评，他指出：“领导者对于下级同志和下级机关，不应该提出过高要求，否则就谈不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内常常出现的知而不言，言而不尽的情况，同党内那种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家长作风、军阀作风有直接的关系。”33他的论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必须勇于负责，但是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34

对党内民主问题感受最为痛切，论述亦最透辟。但他从实际生活中也清醒地认识到，真正实施政治民主并非易事。他说：“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作风不容易。”35他又写道：“无产阶级民主……要在长时期内经过不断斗争，才能逐步实现。”何以如此呢？他分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实行民主还缺少经验”。36转六实施民主是的政治理念

大致从参加开始的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奋斗中，始终抱着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由于他成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他想把德谟克拉西融入苏维埃政体之中，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下，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实施民主自由，共产党在党内实行民主生活。身上浸透着追求民主的顽强精神，心中树立着实现民主的坚定理念。他真诚地执着地希望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实现。

当“左”倾错误思潮竭力强调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就是暴力镇压，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对全部社会生活实施强力控制，在一切领域包括上层建筑思想意识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将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曲解为脱离民主的绝对集权制甚至领袖个人独裁制（以领袖讲的每一句话都作为“最高指示”，若稍有异词，就要全党全国共讨共诛）的时候，却在列宁主义那里寻求民主原则，从学理上加以论证。在他的思想里，民主制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相容的，能够统一的。他在晚年读列宁著作时体悟到，应“容许国家生活社会生活方面多种形式的完全自由”，应吸收人民参加管理，发展各种形式自下而上的监督等。37他是努力将列宁主义学说与中国社会实际、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他从列宁谈到对苏维埃政府实施监督，中央监察委员在实施监督时，要想出特别巧妙的办法来掩护自己的行动时，联想到中国古代大官化装微服私访。38在共产党人中，是一位在中国实施民主的不懈思考者。

的政治民主思想渊源于西方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自1917年他进入南京河海工程学校起，就接受了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新青年》启发了的思想觉醒。从此，“他对中国旧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怀疑与反抗，而景仰欧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与生活”。39积极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通晓英文，能阅读和翻译外国论著和文学作品，视野开阔，通晓西方历史文化。他到过日本，特别是在美国生活工作了一段时间，体察过西方的生活、制度和文化。他从阅读、翻译西方作品和自己的文学创程，观察社会，剖析人生。在他的思想深处，种下了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种子，“永远追求着的只是真理和正义”。40因此，与其他许多共产党人不同，接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浸染薰陶较深，当他成为列宁主义者后，心灵深处仍然埋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底蕴。

的民主政治思想基于他的人民本位观念。他反复强调的是，人民群众是主人，党和政府的干部是勤务员，党不能超过国家，党不能高踞于国家之上，国家要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这使人联想起古代以孟子论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代表的民本思想。41深深挚爱人民，为了人民的疾苦，他顶着压力、冒着风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反对浮夸冒进，反对个人专权。他反对党的干部骑在人民头上作“党老爷”。在党内不拉帮结派，对党外也主张不要以共产党的与国民党的相对立。他是真正毫无偏狭私心胸怀博大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共产党人身上和思想里才真的达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是位学者型革命家，他的民主政治思想似乎不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要求在苏维埃政权下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人民对政府干部除了有选举权，还有“召回权”（罢免权）、改选权，报刊要揭露官僚主义的真相；他主张尊重群众团体的自主独立性，尊重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自由；在党内，党的领导权力应该在党员群众之下；他要求领导者对于一般党员和下级组织提出的批评即便是完全不正确也要虚心倾听等，距离实际生活显然相当的远。但他关于国家生活、党内生活民主的各种原则，无疑是民主政治应有的轨范。事实上，正如前述，从切身体验和晚年冷静思索中清醒地认识到，实现政治民主还要经过长期不断的斗争，他在所处历史环境里感到共产党对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从这一方面看，还是个现实主义者。

总体而论，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框架之内所作的思索，是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成果。他许多有关政治民主的论述还是以党的领导、群众路线这样的角度作出发点的。他对民主的思考有时还只限于要求营造民主气氛（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意见），希望领导人发扬民主作风，能容忍发表反面意见。他还不可能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从制度上考虑政治民主问题，提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高度民主这样的目标。这些无疑是民主政治思想的历史局限。但这无损其政治民主思想的理论光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像这样对实施民主政治不倦思索、作出理论思考，并提出那么多精辟见解的，尚罕见其匹。

为实施自己应有的党员民主权利和党的领导核心成员应有的政治权利遭受过打击迫害，无疑他是民主政治实践的失败者。但关于民主政治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探讨政治民主问题的思想财富而给人启示。从这一点来说，又是民主政治理想的胜利者。在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上，人们不应忘记的名字。转注释：

1：《中华民国平民注意（评论）》，1919年7月22日，引自《早期文集》，选集传记组、故居、北京大学图书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2：《社会问题》，1919年8月19日－22日，引自《早期文集》第24页。

31928年填写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员班登记表》，引自程中原著《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0-101页。

4：《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1933年8月1日，《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出版（《文集》第二、三、四卷出版版次均同），第394页。

5同上，第393页。

6同上，第394-396页。

7同上，第399页。

8同上，第398页。

9：《关于我们的报纸》，1933年12月1日，《文集》第一卷，第423页。

10：《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1939年11月7日，《文集》第三卷，第31-32页。

1112同上，第32页。

13：《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1973年1月8日，《文集》第四卷，第496页。

1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1940年8月10日，《文集》第三卷，第105-106页。

15同上，第109页。

16同上，第106-107页。

17同上，第108页。

18《论待人接物问题》，1938年7月16日，《文集》第二卷，第431页。

19《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76-478页。

20《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21《正确建立党和国家的关系》，《文集》第四卷，第508-509页。

22《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张四卷，第479-480页。

23《革命胜利后的干群关系问题》，《文集》第四卷，第124页。

24《社会主义若干经济理论问题》，《文集》第四卷，第369页。

25《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26《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第四卷，第505页。

27《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18－819页。

28萧扬：《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同志》，引自《在庐山会议的发言》一书，选集传

记组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32-33页。

29《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文集》第四卷，第337页。

30萧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第36页。

31《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第四卷，第502-503页。

32《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文集》第四卷，第486页。

33《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文集》张四卷，第502-503页。

34同上，第503页。

35《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文集》第四卷，第338页。

36《人民群众是主人》，《文集》第四卷，第481页。

37《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经济政策论述的批注》，《文集》第四卷，第418页。

38同上，第419页。

39《洛甫自传》，1941年1月14日，引自张培森主编《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9页；又见《1943年整风笔记》，引自程中原《传》修订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8-19页。

民主思想范文篇3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这些思想表明：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本质的上述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现存制度下两种类型的民主作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揭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坚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观点，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要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民主。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现，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使多数人的统治第一次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

二关于民主的地位问题

在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和邓小平都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把建设民主政权视为革命的根本目标和首要任务。早在1925年11月，就提出“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的主张。1939年5月4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名讲演中明确指出：“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1945年7月，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我们党如何跳出“其兴也＠①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注：黄炎培：《延安归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作为国家制度的人民民主的实现。民主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发展民主、实现民主也被赋予全新的涵义。把民主

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紧密结合起来，揭示出民主的重要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发扬民主，有利于正确的集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发扬民主，有利于全党、全民的团结，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等等。正是由于对民主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1957年我们党进行整风时，提出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就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重申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指出：“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联系这段话的上下文，我们不难看出，所指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

需要说明的是，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国内也出现少数人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两党制。对此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显然，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得出民主是一种手段的结论的。作为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民主必然为其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据此推断出只是或者主要是把民主当作手段，而忽略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正确主张，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曾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据此有人认为，在这里仅仅是把民主当作达到集中的手段，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本人认为，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只凭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没有民主，没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毋庸置疑的，在实践上对于当时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大有裨益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毫无疑问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克服经济决策、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倾向。能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经济建设的成败。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拥护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观，坚定不移地把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革命的奋斗目标。1941年4月，邓小平就对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发表过精辟的、全面的论述。他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新中国诞生以后，邓小平一贯坚持关于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阐述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更是从“”的沉痛教训中深深认识到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多次重申要造成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指出这一论述是建党学说的新的发展。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为创造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奋斗。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结合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1）“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人们因担心被追查，被扣帽子，不敢讲真话，讲实话，思想僵化，因循守旧。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向全党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他把民主问题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强调民主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调动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等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2）“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

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就是要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对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特见解和高度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三关于民主的形式问题

学术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是主张搞大民主的，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二是大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四大”是持肯定态度的。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观点。

第一，揭示了大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大民主在本质上就是西方的议会民主；搞大民主是错误的。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明确表示：“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页。）第二，虽然提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但这只是借用了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因为他觉得这种讲法很形象化。这种大民主是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页。）。这种大民主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上述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其正确性。第三，不能将“四大”简单地等同于“大民主”。无论是大民主、小民主，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提法，都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的著作中，这两种提法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存在差距的。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主要反映在1956年11月至次年3月初的有关文章和讲话中。“四大”的提法则主要是在1957年3月中旬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的有关文献中提出来的。曾充分肯定过“四大”形式，称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要把这种形式传下去。随着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结束，1958年以后，也基本不提“四大”了。但是，在实践中，“四大”形式在“”期间被广泛采用，成为一些人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5年宪法还错误地把“四大”规定为人民的民主权利，直到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才最终取消。“四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显著特点是参与者的自发性、运动过程的无序性和运动后果的破坏性，与着重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大民主显然是有差别的。

民主思想范文篇4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这些思想表明：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本质的上述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现存制度下两种类型的民主作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揭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坚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观点，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要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民主。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现，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使多数人的统治第一次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

二关于民主的地位问题

在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和邓小平都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把建设民主政权视为革命的根本目标和首要任务。早在1925年11月，就提出“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的主张。1939年5月4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名讲演中明确指出：“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1945年7月，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我们党如何跳出“其兴也＠①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注：黄炎培：《延安归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作为国家制度的人民民主的实现。民主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发展民主、实现民主也被赋予全新的涵义。把民主

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紧密结合起来，揭示出民主的重要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发扬民主，有利于正确的集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发扬民主，有利于全党、全民的团结，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等等。正是由于对民主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1957年我们党进行整风时，提出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就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重申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指出：“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联系这段话的上下文，我们不难看出，所指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

需要说明的是，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国内也出现少数人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两党制。对此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显然，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得出民主是一种手段的结论的。作为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民主必然为其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据此推断出只是或者主要是把民主当作手段，而忽略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正确主张，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曾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据此有人认为，在这里仅仅是把民主当作达到集中的手段，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本人认为，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只凭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没有民主，没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毋庸置疑的，在实践上对于当时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大有裨益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毫无疑问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克服经济决策、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倾向。能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经济建设的成败。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拥护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观，坚定不移地把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革命的奋斗目标。1941年4月，邓小平就对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发表过精辟的、全面的论述。他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新中国诞生以后，邓小平一贯坚持关于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阐述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更是从“”的沉痛教训中深深认识到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多次重申要造成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指出这一论述是建党学说的新的发展。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为创造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奋斗。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结合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1）“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人们因担心被追查，被扣帽子，不敢讲真话，讲实话，思想僵化，因循守旧。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向全党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他把民主问题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强调民主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调动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等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2）“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

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就是要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对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特见解和高度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三关于民主的形式问题

学术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是主张搞大民主的，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二是大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四大”是持肯定态度的。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观点。

第一，揭示了大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大民主在本质上就是西方的议会民主；搞大民主是错误的。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明确表示：“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页。）第二，虽然提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但这只是借用了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因为他觉得这种讲法很形象化。这种大民主是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页。）。这种大民主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上述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其正确性。第三，不能将“四大”简单地等同于“大民主”。无论是大民主、小民主，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提法，都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的著作中，这两种提法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存在差距的。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主要反映在1956年11月至次年3月初的有关文章和讲话中。“四大”的提法则主要是在1957年3月中旬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的有关文献中提出来的。曾充分肯定过“四大”形式，称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要把这种形式传下去。随着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结束，1958年以后，也基本不提“四大”了。但是，在实践中，“四大”形式在“”期间被广泛采用，成为一些人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5年宪法还错误地把“四大”规定为人民的民主权利，直到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才最终取消。“四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显著特点是参与者的自发性、运动过程的无序性和运动后果的破坏性，与着重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大民主显然是有差别的。

民主思想范文篇5

一、演进论的民主运作论

民主制度有一种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能力。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为一系列思想、事实所推动，构成一种社会运动。从运动的形式来看，民主运动有着渐进的量变和突发的质变两种形式：当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时，社会冲突不断地得到解决,从而不断地演进；当危机与矛盾的积累超出民主制度自身的最大张力时，突发的质变就会不可避免，民主制得以重新建构。民主制度的两种运作方式衍生出两种民主运作的认识：一种是演进论，以渐进的量变为理论的主要形式；一种是建构论，以突发的质变为思考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我们很难将这两种认识做一个截然的区分。杜威民主哲学的思维方式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在美国改革时代[①]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里，杜威以那个时代的政治变迁为主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积极演进的民主运作论，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杜威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人们“所能犯的最大错误”是“把民主主义看成是某种固定的东西，看成为在观念上和外部表现上都是固定的东西。”[②]在杜威看来，正是这种认识上存在的错误使民主制度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面前无所作为。

正因为如此，杜威指出，“向前走”是民主的一个特性，同时，也只有向前走，民主才会继续存在。杜威指出：

“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主义不能站着不动。如果它要继续存在，它亦应往前走，去适应当前和即将到来的变化。如果它不往前走，如果它企图站着不动，它已开始走上导引到灭亡的道路。”[③]

杜威将民主视为一种不断演进的存在。杜威对民主的认识就是这样的：民主从理论上必须要“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重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④]而对于“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必须要“加以改造和改组，以适应由于人们所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的发展所引起的种种变化。”[⑤]

杜威的演进民主理论带有激进的性质。在杜威看来，每代人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是再造民主，民主就是在不断的再造中不断演进[⑥]；而民主实际上也正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它是某种必定会坚持下去的东西”。[⑦]这表明，杜威对民主运作论的认识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演进思维，而带有一种激进的性质。这不但是当时美国社会资产阶级进行大胆改革的一个总结，而且也为改革时代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论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危机的打击使资产阶级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并在政治上做深刻的反思，这使得美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为特征的时代。在这场改革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在平民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成了被骂为落伍的保守主义者；甚至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美国出现。作为传统自由主义的合法继承人，现代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对传统自由主义作了一番修整：一方面主张对现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将这场改革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作为现代自由主义在美国的代言人，杜威的民主理论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二、协调论的民主功能论

尽管民主制度的功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范围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是，就民主实现自身所凸显的功能来讲，其过程化的外壳正体现了其大致相似的功能形态：民主在采集公民偏好方面所具有的无可代替的特质。

事实上，民主的功能远不止这样简单。民主从它运行的开始就浸润了从不同角度出发的利益。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人们对采集的信息进行处理，这就使得民主的功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对于这种处理一般会采取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协调论，认为民主制度在采集偏好的基础上，有一种内在的求同存异的功能；一种是斗争论，认为民主制度在对采集信息分类整合的基础上，有一种党同伐异的功能。这两种认识只代表了两个极端，更常见的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不同选择。

对民主的功能，杜威基本上持协调论的观点。在其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对民主社会做了一个细致的描述：

“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的社会。”[⑧]

在杜威描述的民主社会的图景中，他着重突出了“调整”、“相互影响”等内容，共同利益和对它的依赖成为民主的应有之意。民主就在于这种调整，其表面是一种制度的渐进变迁，实质是多种利益集团之间共同利益的协调。因此，共同的利益和协调成了民主的两个要素。杜威明确地指出了这两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不仅表明有着数量更大和种类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且更加依赖对作为社会控制因素的共同利益的认识。第二个要素，不仅表示各社会群体之间更加自由地相互影响（这些社会群体由于要保持隔离状态，曾经是各处孤立的），而且改变社会习惯，通过应付由于多方面的交往所产生的新情况，社会习惯得以不断地重新调整。这两个特征恰恰是民主社会的特征。”[⑨]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杜威对民主功能的认识基本上是持协调论观点的。但是，杜威同时亦强调了“社会控制因素”、“共同利益的认识”等内容，从而使他的民主思想具有更为明显的积极特征。

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过程中，垄断资本的无限膨胀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资产阶级传统的民主理论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只有顺应时势、进行调整。杜威的积极演进的民主运作论承认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并更多地强调了个人对这种“共同利益”的依赖和国家的指导。作为共同利益的“社会控制因素”被搬了出来，成为改革的理论依据。同时，为了不激化已经十分严重的阶级矛盾，还要在某种程度上吸取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意见，在他们中间做出协调。杜威激进的民主协调论正是这一时代的一个写照，杜威所极力主张的实用主义哲学能够成为美国的官方哲学，个中缘由昭然若揭。

在协调的方式上，杜威重视教育的作用。杜威杜威认为民主同教育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交互关系。杜威视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教育的原则”，[⑩]而且，如果没有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11]杜威重视教育的作用，并身体力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教育改革，为美国，甚至是世界的民主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批评亦作为杜威民主协调功能实现的一个手段。杜威指出，我们精神上的不协调和麻烦源于“我们不能正确地领会到创新与批评之间那种自然的和谐。”[12]杜威突出了批判的重要性，使其立论更带有激进的性质。但杜威并没有走向相反的极端，而是更理性地伸展了民主的功能，在协调论与斗争论的夹缝中找到了生长点。三、手段论的民主本质论

在对民主的认识上，人们一直有着目的论与手段论之分。持目的论的人认为，民主是一种目的，一种价值取向，是人们值得追求的目标，甚至各种不民主的方法是必要的；持手段论的人则认为，民主本身是一种手段，是一个工具，是达到一个终极目标的途径。

从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来看，手段论占有主导地位。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人们将民主视为达成某种目标的手段，甚至包括国家在内的政治体系亦具有工具意义。事实上，在一个民主制还没有建成的国家里，人们追求这种工具的完善，并将民主作为政治目的亦无可厚非。然而，目的论的民主本质论常常成为人们极权统治的籍口。实际上，将民主的本质视为一种手段，在当今社会已为更多人接受，理论争论更多的是民主手段的选择本身和这一选择的性质。

杜威并非不同意将民主既视为目的，又视为手段，但他区别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情况。他认为，在一个基本的民主观念还没有树立的国家里，将民主表达为一种终极的理想或是视为达到理想的手段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杜威不认为这对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可以容忍的事情。正相反，在一个有着民主传统的国家中，将民主既视为目的又视为手段只是“意味着一个阶级对权力所特有的攫取和保留的欲望”。[13]

杜威将民主视为“一种真正人类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杜威曾明确指出：

“普遍的选举权、重复的选举、在政治上当权的人们对投票者负责以及民主政府的其他因素，这些都是我们所曾发现的实现以民主为一种真正人类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它们都不是最后的目的和最后的价值。”[14]

当时，欧洲法西斯势力甚嚣尘上。杜威语重心长地劝告他的读者提高警惕：民主不是一个目标，而且是一种手段，将暂时的独裁作为更民主的一种手段在概念上是自相矛盾的。杜威指出：

“民主的政治和政府的这一方面是实现目的的一个手段，至今所发现的一个最好的手段，而目的则在人类关系与人格发展的广大领域之中。”[15]

人们在各种各样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中最终选择了民主。杜威认为，民主这种方法不是一般的方法，而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民主的政治形式仅仅是人类的智慧在一个历史的特殊时期以内所设计的一些最好的方法。”[16]

杜威将民主的方法视为一种以同意为基础的方法、一种参与的方法。他认为，民主的发展是用互相商量和自愿同意的方法来代替用强力从上面使多数人屈从于少数人的方法，[17]民主观念的基础是：

“没有一个人或有限的一群人是十分聪敏和十分良善的以致于无需别人的同意就去统治别人；这句话的积极意义是：凡为社会制度所影响的一切人们都必须共同参与在创造和管理这些制度之中。”[18]

作为一种手段，民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主手段的每一次变化都带来了民主本身的革命。民主的不断发展也是民主手段的不断发展，这使民主制度变得更加地复杂，同时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四、平等论的民主价值论

民主是一种制度的框架，在它厚重的外壳下，深埋着各种各样的政治价值取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些深藏于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赋予了民主制以鲜活的血肉。

现代政治理论认为，民主制度就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之上的，自由和平等相容的可能性决定了民主制度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民主价值论出现了自由论和平等论两种取向：自由论的民主价值论认为，民主的目的是自由，自由不但高于民主的其它价值，而且优先于民主本身。平等论的民主价值论认为，民主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平等优先于自由。

传统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中占有主流地位。受自由主义的影响，自由民主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理论的主流，实践政策的核心。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人们更多地强调平等以消解存在于现实中的越来越加剧的贫富分化。杜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更强调平等的民主价值论。

杜威将自由和平等视为民主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民主同自由是不可分的，自由是民主的要件。杜威指出：仅当“自由的社会探索与充分而活动的交流之术不可分解地结合起来的时候，伟大社会（thegreatsociety）才变成为民主的共同体（thedemocraticgreatcommunity）”[19]另一方面，杜威也相信平等，平等是民主信念。杜威指出：“相信平等，这是民主信条中的一个因素。”[20]

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杜威更多提到平等。在杜威那里，平等并不是自然天赋的平等，[21]而是这样一个信念：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来贡献他可能贡献的任何东西，而他贡献的价值是由它在由类似的贡献所组成的这个整体中所占有的地位和功能来决定的，而不是根据任何类型的先天地位来决定的。”[22]

在杜威看来，平等仅仅意味着：不能把世界看作是一种固定的序列，不论种类、等级和程度。

杜威以哲学上的“存在之名”，论证了每一存在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新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它既否定了孤立的个人主义，又向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开战。他一方面将平等看成是质量上的，强调个体的现实性和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又强烈指斥原子个人主义的自我封闭。在杜威看来，平等是社会序列不断演进形成的平等，不存在静态的平等，也没有终极的平等模式。任何寻求终极平等的努力最终会打破平等，从根本上阻碍平等的发展。

然而，自由与平等是存在矛盾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失败使得这一矛盾更加激化。针对民主制度下这一对矛盾，杜威的解决办法是，让平等和自由始终处于一种动态之中，民主制度对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动态发展进行协调。所以，“将平等与自由统一起来的民主理想承认，机会与行动事实上的、具体的自由，取决于政治与经济条件的平等，在此条件下，个人独自享有事实上的而不是某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23]

从杜威论述的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中，我们看到杜威抛弃了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却并没有走向其绝对的对立面，而是调和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

杜威还论述了权威与自由、稳定与变革之间的关系。他将这四个概念看作两个相关的序列，提出了正确解决两者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为权威和自由、稳定和变革划定分隔的“疆域”，而是要使两者融会贯通。[24]社会变革不会在缺少权威指导的绝对自由中找到方向。演进的民主需要权威来指导和调控，但这种权威又绝不是旧形势中的权威。因此，新的自由观念也绝不同于无限制的个人自由，而是“一种普遍的、共享的个人自由，且这种自由得到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理性控制的支持与导向。”[25]

事实上，杜威并不是将平等视为民主的目标，而是更多地突出了平等在民主制中的作用。在杜威那里，自由的重要性也未被忽视，但平等的重要性却更多地体现，自由取决于平等，具有先于自由的首要性。由于持一种动态发展的态度，杜威在自由与平等的矛盾之间抓住了问题的主要方面。

注释：

[①]美国史学家霍夫施塔特将美国内战到1890年的美国历史看作是工业化、大陆扩张和政治保守的时代，将1890年后到二战的历史称为改革时代，本文使用此称呼。考虑到延续性，在时间上亦略有出入。参见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愈敏洪、包凡一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页。

[③]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35页。

[④]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35页。

[⑤]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35页。

[⑥]约翰·杜威著，孙有中等译：《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另参见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29页。

[⑦]约翰·杜威著，孙有中等译：《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第27页。

[⑧]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⑨]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第7页。

[⑩]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25页。

[11]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27页。

[12]JohnDewey:ConstructionandCriticis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30,p.21.

[13]JonhDewey:Liberalismandsocialaction,G.P.Putnam`sSons,NewYork,1935,p.86.

[14]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4页。

[15]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3页。

[16]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4页。

[17]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4页。

[18]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4页。

[19]JohnDewey:ThePublicandItsProblems,NewYork,1927,p.184.

[20]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5页。

[21]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5页。

[22]约翰·杜威著，傅统先、邱椿译：《人的问题》，第46页。

[23]约翰·杜威著，孙有中等译：《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第33页。

民主思想范文篇6

一、民主思想运用在小学班级管理中的意义

(一)民主思想能提升学生的管理和约束能力。小学生因为心智和年龄都不成熟，班主任管理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在小学班级管理中运用民主思想，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管理和约束能力。民主思想的运用，可以给学生更多参与班级管理的机会，让学生自己做班级管理者。其好处在于：一是学生自己作为管理者，他们就会有“正人先正己”的这种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会努力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二是参与班级管理的学生，他们都会肩负责任。久而久之，这些学生的心里也会增强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三是学生可以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成为学习的主人。(二)民主思想更能服众。传统的班级管理模式，对班主任的管理，学生表面上是顺从和服从的，但从心底里对班主任的这种工作模式并不能理解。民主思想的运用，能够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这种心理，学生能够信服和信赖班主任。这对班主任能够顺利开展班级活动是很有益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明白班主任的“良苦用心”，能够理解班主任的管理模式对自己的好处。因此，运用民主思想，让学生自己去体验班主任这个角色所承担的责任，能让学生“心悦诚服”。学生也就能够主动地约束自己，努力地配合班主任的管理工作。

二、民主思想在小学班级管理中的运用措施

(一)聆听民意。民主思想在民主思想的前提是教师要尊重学生，要以学生为主体。班主任要尽量多地去聆听学生的想法，尽量多地去了解学生真正的心理活动。班主任要学会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能让学生真正地体会到班集体的凝聚力。一个好的班级管理是平等的、自主的、有责任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敞开心扉，吐露心声。而且，师生关系也能够慢慢地得到改善。[1]班主任要坚持一个原则：威严并济。在原则性问题上，班主任不能放任学生；在班级管理模式上，班主任要灵活多变。这对所有的学生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聆听民意能够真正、有效地实施民主管理，让班级管理的质量稳步提升。(二)放权于民。班主任管理班级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民主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教师放权，让学生自主管理。这可以弥补班主任管理中的不足。学生之间的互相监督，能够提升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一些自制力较差的学生也能够尽可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教师在这个过程中，一是要时刻注意到每个学生的情况；二是放权给学生。其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严于律己，让学生之间互相约束，从而有效地管理班级。例如，增强小组长的责任感。教师可以把学生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委任一个组长，组长要承担的任务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小组。组内的每个成员都要有相应的任务，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要主动帮助学习差的学生；有号召力的学生可以管理小组的纪律；活动能力强的学生负责组内的卫生和活动组织。每个学生在小组中都能得到应有的锻炼，每个学生的能力都会得到提升。于是，班级管理在“民主、公平、公开”的原则下得到了加强。[2](三)关注民心。民主管理就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每个学生都是平等的。班主任在班级管理工作中，要特别关注班级的后进生。这些学生经常受到批评，班主任应该细心地去发现这些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让这些学生也能够真正地融入到班级中去。班主任在实行民主管理模式时，一是要激励每一个学生都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发展；二是要建立和谐的班级文化氛围，让学生在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主思想在班级管理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班主任将民主思想渗入到班级管理模式中，能够赢得学生的信赖。运用民主思想的班级管理模式，能够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能力，也能够有效地改善师生关系。班主任在此过程中，可以用聆听民意、放权于民、关注民心这些举措，让民主管理真正、有效地实施。

参考文献：

[1]张善海.浅谈小学班主任管理艺术[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2(6).

民主思想范文篇7

一、“经济民主”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特征”时，特别强调人的自由发展，因为社会发展最终是以人为根本和终极目的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作了这样的描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他们进一步提出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中，人们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也就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行科学、民主管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不愿意对未来社会做出具体描述，他们认为这是危险的，未来的状况是由未来的具体实践决定的，所以对“经济民主”他们也没有做出太多阐释，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础上原则性地提出“经济民主”应该具有这样一些内容：生产资料社会化，国家权力归还社会，经济自治等。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必然把资本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质”［1］（P287）；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也意味着还劳动权于人民，也就是将支配资本的权力还于人民，而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支配，即“把资本转化为公共的属于社会主体成员的财产”，也就促进“生产向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1］（P287）。可以看到，这种生产方式可以说是实现了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自由。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在一切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占有劳动的物的条件的阶级，因此，这些条件的承担者，即使在劳动的场合，他们也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在阶级社会中，这一优势地位是剥削阶级的特权，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已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条件本身以赤裸裸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2］（P297－298），而表现为劳动条件与劳动相一致，从而真正实现经济民主。

二、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内涵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对中国国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把握上，确认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的经济民主思想体现了长时段的发展性涵义。

（一）作为经济改革启动钥匙的经济民主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经济民主很值得注意”。1978年，他在改革开放的宣言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强调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应该有计划的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3］（P145－146）。很显然，发扬经济民主的命题为中国之后的改革确定了基调，为经济建设确定了方向。人们会认为，邓小平并没有在以后使用过“经济民主”，所以认为邓小平具有经济民主思想未免牵强。事实上，邓小平确切地具有经济民主思想，并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把经济民主思想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落到了实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于在提出“经济民主”后，他以后再也没有使用这一说法，应该是这个睿智的政治家通过认真思考后的选择，因为“经济民主”必然地与“政治民主”联系在一起，按照唯物史观以及实事求是原则，抽象的讨论代替不了现实的发展，所以他事实上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把经济民主付诸实施，并不断丰富它的内涵，而不是抽象地讨论它。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也就是说改革是针对已有的问题，寻求对策，有了思路，付诸试验，成功后再一步步推进的。而经济民主也就是对以往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错误的纠偏。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初始阶段是照搬照抄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验，这种模式理所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就必然是先进生产力，而不顾国家的现实基础；认为只要依靠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就足以推动社会的大幅度前进；片面地追求生产关系领域的“一大二公三纯”，从而为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的推行铺平道路。在这样的中央集权体制之下，不可避免地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统得太多，管得太死，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智慧无法得到发挥和运用，以至于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就是针对这一历史形成的困境，邓小平提出了“发扬经济民主”的对策，概念清晰，目标明确。但在这里，经济民主还仅仅是就狭义上的经济管理模式而言的。而从整个邓小平的思想发展来看，其“经济民主”思想经过实践的反复论证逐渐发展，最后丰满了起来。

（二）经济民主是市场化的要求

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民主经济。可以认为，中国改革最大的成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中国的市场化从改革之初的探索，到邓小平南方讲话最后定调和定向，都是以经济民主思想作为主线的。一般来说，市场机制的作用总是同决策的分散、商品生产者的自主经营联系在一起的，而整个市场化改革就是不断践行和深化经济民主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民主本质大体可以表现在以下方面：

1．市场主体多元化。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生产主体多元化，这样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中国以往的所有制结构使得市场主体单一化，这也是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的根本原因，而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也就是市场主体多元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生活在原有的国有和集体经济之外，出现了很多新鲜的主体形式，如私营、中外合资、外资独资、联营组织、企业集团、个人独资、农村承包经营、个体工商和个人合伙等。这些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灵活选择，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各个层次，并在社会需求中形成“物质流动”，使市场日益活跃、经济快速增长。

2．政府管理经济民主化。按照市场经济民主本性的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政府管理经济模式由以前单一的计划行政模式转变为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综合模式，直接的微观管理变为间接的宏观管理，强制性行政命令转变为非强制性的行政指导。

3．经济运作体制民主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经济生活的任何领域都经历了运作体制的民主化进程，其中最为典型的应该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经历了国有国营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厂长责任制到构架企业法人内部治理结构，从工厂制到公司制改造，从资产经营到资本经营，从分散经营到横向联合和集团化，从两步利改税到承包制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内部改革到制度创新，从试图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到通过有抓有放从而搞活整个国有经济，从单向改革到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所有这些转变，都是寓于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之中的。

4．市场主体内部管理民主化。经历了市场浪潮的大洗礼，为了在市场中站稳脚跟，市场主体内部必然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民主管理来确保生产者的主人翁地位，保护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从而也最大程度地调动其生产的积极性。为此，中国通过立法来支持和保障相关民主权利，如企业法规定的职工代表大会、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等。

（三）经济民主目标的落脚点在于共同富裕

经济民主必然落脚于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上。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中，他提出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经济民主思想的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人的解放，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始终坚持这个理想，又要紧密结合中国脱胎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实践，确立发展的阶段性目标。邓小平针对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4］（P110），“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4］（P155），“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4］（P373）。应该说，这是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准确把握。如果社会主义改革不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是少数人垄断了改革成果，那改革就会背弃人心，就会最终“转向”。而要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就是在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前提下，确保经济发展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当然邓小平倡导的“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坚持一个基本的前提，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里又有一个逻辑结构，以前由于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导致的普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应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富”。在这个框架里，中国制定了很多富民政策，有效调动了生产积极性，激发了人们的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实现了经济腾飞，走上令世人瞩目的致富道路。

三、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在当前的实践意义

从经济民主的逻辑演进来看，当前中国在启动改革激发活力和市场化改革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第三个层次上遭遇了现实的困境：在“蛋糕做大”之后，那些为做蛋糕付出艰巨劳动的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分享到蛋糕的甜蜜，这是与“共同富裕”这一经济民主内在要求相悖的，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是“危险”的。而这些年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背离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题中应有之义“共同富裕”上来看，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表现得极为严重：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拉大。资料显示，197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为2．37∶1，1985年缩小为1．72∶1，2003年扩大为3．2∶1。如把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和福利等因素考虑进去，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要大得多，有人认为达到了5∶1或6∶1，为世界之最。

2．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明显拉大。资料显示，2002年收入最高的5％人群组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近20％，最高收入的10％人群组占社会总收入的32％。在富裕阶层扩大的同时，低收入人群也在不断扩大，大量农村人口陷入绝对贫困。

3．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据各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行榜显示，最发达省份是最不发达省份的10倍多。

民主思想范文篇8

即使在民主传统深厚的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民主概念也进行了持续二十余年的辩论，结果是理性主义、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被经验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所取代，约瑟夫·熊彼特的概念被普遍接受。他说：“民主的方法是为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2亨廷顿将这种程序性定义表述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3遵循熊彼特的传统，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是竞争，一是参与。用这个概念既可以评判现代民主，也可以考察古代民主。

笔者系心民主开端问题已经十余年，就材料、知识所及，略陈管见，难免贻笑大方。本文拟以熊彼特的严格概念为参照，将中国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置于世界民主思想和制度的时空坐标之中，本着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精神，作出假设：公元1844年以前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从农耕文明开始的中国历史，均为君主专制时代。中国这数千上万年的历史中，既无民主思想，更无民主政体，是民主史前期。4《易纬》“上者专制，下者顺从”5的表述，概括了中国的核心专制思想。所谓“原始民主”、“民主与人类历史相始终”之类，不过神话而已。中国民主思想是外源性的。1844年春，福建布政使徐继畬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进行了历史性对话，中国人始知以古希腊为母体的西方民主思想制度，始知通过竞争选民手中的选票取得合法性、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他5年数十易稿，1848年出版《瀛环志略》，推崇西方民主价值体系。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惠顿《万国公法》中译本出版，创造了“权利”、“民主”、“君主”等民主话语体系。上述两书分两步，完成西方民主思想的中国本土化，开创中国民主新思维。黑暗的皇家时代，出现公民时代的曙光。民主思想入中国，不过160年的短暂历史。

徐继畬和雅裨理的生平

徐继畬（XuJiyu,1795.12.4-1873.3.30），山西五台县人，字健男，号松龛，早年师从将《石头记》增补为《红楼梦》的高鹗作八股文。道光六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浮沉宦海43年，任编修，转御使，直言敢谏，揭露贪官，指陈时弊。道光帝读其《政体宜崇简要疏》,“大感动，因召对前席，与谈时事，至为流涕”，次日擢浔州知府。6鸦片战争中任福建汀漳龙道员，奋勇抗英。道光帝叠加召见，倚之为长城，战后升任广东按察使，处理战争善后事宜；1843年调福建布政使。五口通商章程初定，以“久任福建道员，曾任广东臬司，历办夷务，素为该夷所信服”，成为钦派专员，专心经办厦门、福州两个开放口岸的通商通行事宜。7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任，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畬兼署总督。刘韵珂曾上奏：“是闽省夷务日形繁重，其得以无误并可数年相安者，徐继畬之力十居八九，臣实不敢掠人之美，以为已有也。”81848年版《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民主化浪潮风行欧洲、南北美洲许多国家的重大史实。1850年春道光帝逝世,咸丰帝登位,福州巨绅挑起神光寺事件,总督刘韵珂、巡抚徐继畬均不安于位。次年春被召回京，内贬为太仆寺少卿，即“副弼马温”。1852年上《三渐宜防止疏》，劝咸丰勿大兴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听偏信。咸丰上谕：“意深辞婉，置诸座右，时时省览，可当箴铭。”9未经考差，授四川乡试正考官。吏部追论继畬在闽抚任内军台犯官逃脱未报,请议处,罢官归里。其《瀛环志略》在中国因此不甚流行；日本则一再翻刻，普及到一般读书人之中，大有助于其明治维新。太平军北伐,命继畬督办上党防堵。事竣后主讲平遥超山书院以自给。其间研读《后汉书》，探索历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规律，有批语两千余条、十余万字。同治元年回民、捻军起义,又命督率官绅总办山西各府州团防。四年（1865）两宫皇太后命驱其入京，十月,以三品京堂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五年总理衙门重印《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六月补授太仆寺卿。10六年正月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进入初创期。他与总署王大臣推出激进的同文馆改革计划,因倭仁等守旧派的阻挠而受挫,日歔欷不自得。11同年秋，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徐继畬,并举行赠送仪式，蒲安臣热情洋溢致辞，最后说：“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徐继畬答辞称:“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一如既往地赞美美国的制度创新，预言民主制度在时空上的适应性和生命力。12七年，为美国新教传教士、同文馆教习丁韪良编的中国第一部系统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著作《格物入门》作序。八年二月（1869.3）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顶戴致仕。同治十二年值继畬中举60周年,奉旨准其重赴鹿鸣宴,以惠耆年,并赏给头品顶戴。同年卒。美国学者称他为世界公民，而他意识到自己毕竟是大清的奴才，曾在给咸丰的奏稿中调侃：“奴才生平没有出息，不会赚钱，单爱坟前立的那个石头，刻上些兼满、蒙、西洋三体合成的那唐古忒的些字，甚是别致。”13

雅裨理(DavidAbeel,1804.6.12—1846.9.4)祖籍阿姆斯特丹，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新拔兰士威城。1823年毕业于该城皇后学院，立志献身传教,入新拔兰士威神学院就读。1826年毕业后到纽约雅典村任牧师，肺、心等病从此困扰终生。1828年到西印度圣约翰岛布道，次年回纽约。适有美国在华贸易商人奥利芬特得知广州有美国海员之友传道会的筹设，鼓励雅氏前往工作，捐助他一年生活费用。雅氏与裨治文牧师(ElijahC.Bridgman1801-1861)于1828年10月14日乘罗马号前赴广州，次年3月25日抵华，二人成为美国第一批来华教士。其时西方首位来中国大陆新教教士马礼逊（明末即有荷兰新教教士到台湾）正在澳门、广州，对两位美国教士至为热诚，并介绍华人教士梁发相助。雅氏身体欠佳，未及一年就转赴爪哇巴达维亚(雅加达)，获英国教士麦都思(Walter.HMedhurst1796-1857)接待，深受麦氏感动，并随麦氏学习华文及闽南方言。1831年6月到新加坡，与英国汤雅各牧师乘船，到曼谷传教，以派发宗教书册和医疗药物接触华人，及暹罗官员、亲王、僧正。1832年返新加坡，到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教育、翻译、印刷成就，使雅氏深受鼓舞。雅氏因病于1833年5月离新加坡回美，途经英国、法国、瑞士等地，均到教会访问。1834年返纽约，成为首位自东方回国教士，深得各教会热烈欢迎，应邀前往各神学院、礼拜堂、妇女团体演说，言论轰动一时。雅氏1838年10月17日与应邀任澳门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校长的勃朗牧师(SamuelR.Bromn1810-1880)再度来华，次年2月到澳门。逢林则徐广州禁烟，雅氏与裨治文、伯驾、卫三畏等美国教士留在澳门，藉机学习华文。中英爆发战争，1842年2月7日，雅氏与美国圣公会的文惠廉(WillamJ.Boone1811-1864)乘船沿岸北上，24日抵达厦门鼓浪屿，曾到同安传道。6月文惠廉的妻子、麦拔莱夫妇、甘明医生(WillamH.Cumming)同到厦门。厦门官员宴请了这些外国教士。11月美国长老会的合文(JamesC.Hepburn1815-1911)也来厦门，后到日本，是日本假名拉丁化的首创人。雅氏1843年10月到漳州漫游。1844年1至2月，担任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的翻译，与徐继畬认识并多次对话。同年5月又与徐氏促膝交谈。这年秋、冬，他两次到香港调息，又返厦门。11月到金门勘察。同年夏，获新泽西乐泽学院颁赠荣誉神学博士，表扬他在中国传教的成就。因病情恶化，于1844年12月9日离厦门。次年1月从香港启程，4月回美国，于1846年9月4日病逝于他的出生地。2004年是他诞辰200周年。14

厦门对话的历史记录

160年前，徐继畬在与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谈判的场合，认识了“西土淹博之士”雅裨理，进行了历史性的厦门对话。自称“曾为史官”、有地理考证爱好、又因鸦片战争中西方和中国的强弱悬殊而深受刺激的徐继畬，与雅裨理这位西方学者、旅行家的连续对话真是天缘巧合，双方对此均很珍视。双方的原始记录，及事后不久的中英文出版物，又幸运地保留至今。

1997年，美国麻省大学龙夫威教授，带领笔者到雅裨理母校新拔兰士威神学院NewBrunswickTheologicalSeminary,在康斯菲劳德院长(Dr.NormanJ.Kansfield,President)和图书馆长布拉克女士(Mrs.MarshaJ.Blake)接待下，有幸获观雅裨理1843年至1844年的日记本原件，以及雅裨理带回美国的袖珍中文手写本《金刚经》等遗物。布拉克女士还应请寄来雅裨理日记复印件，并不辞辛劳做了部分誉清。雅裨理这些日记在匆忙中写成，文意不太连贯，却是这次历史性对话的原始记录。谨将有关部分识别、翻译如下：

“（1844年）1月27日为了交涉平常事件，一位钦派专员来到厦门,他的目标是确定外国漫游者的活动范围的界线，以防止他们侵犯内地。第一个计划是把外国人限制在厦门的几条街道内。这种待遇是不友好的。但在另一方面，英国领事提出了一个内地旅行日程，并拒绝听从更大的限制范围，他逐步扩大了他的范围。在交换了一两件文件，并经过亲自或由人的多次访问之后，他（指徐继畬）逐渐离开了此前已经展开的话题。

我们多次见到阁下。他是我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人。在他询问了我们许多关于地理和各国情形的问题后，我们提出，带一本地图集来，尽我们所能地给他说明情况。对此他欣然同意。我们与他通过一两个小时，给予他世界上重要国家的概要观点，而且这些事实是我们竭尽全力想要提供给他的。

他已经在他的一本历书中，夹了一些自制的地图，这些是我们给出去的，在里边有基督教的伟大真理。他显然很看重这些。他询问耶稣诞生的国家。我们许诺，赠送他一些基督教书籍，并且在昨天为他打包了一件包裹，其中包括新约全书和我们的几本最好的书籍。

“1月29日在付出许多劳动和耐心之后，我们终于在厦门获得可以做小礼拜堂和医院的两座商行。大约一星期之前，甘明医生转移到这个地方开始他的业务。其中一所，好像量体裁衣一样合适。合文医生和我用一天的部分时间忙于各自的约会，昨天小礼拜堂开放，大约70人与我们一起礼拜真正的上帝。我们十分感激这一进步，并且谦恭地希望神圣的祝福会注意我们的努力。

“2月19日昨天（星期天），是中国的新年。今天，我们与满清官员进行新年聚会。当款项分批付出后，在协商好外国人的住处之前，钦派专员未能返回省城。他说，鼓浪屿不是一个问题。皇帝已经降旨，允许外国人逗留在那里，并将给予他们厦门及附近的任何地方。……

我们对钦派专员的访问，令人特别心满意足。他说他已经读了我送给他的基督教书籍，并请教某些事情的数据。他想弄清楚约翰是耶稣的教师，还是信徒——混淆了施洗约翰和心爱的信徒。他询问叛徒犹大为什么还和12使徒数在一起，为什么建筑物上必须贴上彼得拒绝他的（图案）。他谈起斯蒂芬、保罗、亚伯位罕，还询问关于犹地亚——耶路撒冷和拿撒勒。他表现出已经理解耶稣是上帝的化身。他的问题思路精确，许多意见迫近真理。他身边那位年轻人，是一位罕见的语言学家，他可以在瞬间理解任何意思，然后转译成官方口头语；我们的交谈是很鼓舞生气的。

“（2月）20日每逢假日，建筑物差不多连续两三次被喜悦的人们填满。在用一个上午与来到这里的人交谈后，我们访问了韩红（音），他是很友好往来的清朝官吏之一。他说专员正在忙碌地阅读我们给他的基督教书籍。也许是神圣的精神开启了他的眼睛，在他们看来感到非常惊奇。我希望能从他那里听到反驳的意见。他嘲笑那些谬论，对我演讲中指出的、他听到的关于自然的伟大真理，显示出信仰。我和他之间的交谈，令人极其满意。

“（2月）29日与钦派专员呆了近3个小时。在我赠送他一本地图集之后，他已经制作了六到八幅地图，并希望我给他说出各个不同国家的名字。我们的许多读音他们全不知晓。的确，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你在他们追踪我们的语言目标和他们真实摹仿的发音之间，几乎不能描绘一个共同之处。英格兰德变为“英格赖特利”——佛郎西是“泼兰赛”，——罗刹是“俄罗叟喝”。

“3月26日拜访了一位第一次在专员身边遇到的人，他已经阅读了我们的书籍。他说，这些书籍是违背中国法律的。

“5月13日钦派专员再一次有时间处理机密事务。我付出一下午时间给他进行地理知识教授。我和他一起专心探究。他制作的地图是很准确精密的佳作。在他视野中，十分看重的是世界的概要的观念——疆域、政治重要性、商业贸易，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相比其他平常国家，他对英吉利、米利坚、佛郎西的知识，予以最深切的特别关注。”15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室，藏有徐继畬《瀛环志略》最初手稿——《瀛环考略》第一稿全套图文连封面100页（每页双面）。去台湾的方闻先生生前将此稿本复印，寄回家乡的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第1页写道：

“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馀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环考略》，未得其详，故名之曰略也。中土之山经地志，代有撰述，其书充栋。至於方域之外，文士亦多卮言，然其说恢谲，其文瑰异，考之事实，或不尽然。泰西人工於泛海，数万里一苇可航，所至辄绘图而归，故其图颇为可据，非尽如博望之凿空也。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樯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已於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云尔。

甲辰秋七月山右徐继畬识”16

从这段题识判断，此稿完成于1844年。对美国独立战争后，推举统领（州长）、总统领（总统）的过程，继畬作了兴趣盎然的记载：

“兀兴腾既得米利坚之地，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以四年为任满，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於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部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兀兴腾至今，开国六十馀年，总统领凡九人。今在位之总统领，勿尔吉尼阿部所推也。……

按，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於胜广，割据雄於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17

上述记载和评论，抓住了通行世界的民主政治程序的选票、竞争、参与、任期等本质特征，尽管他没有把“各以所推书姓名”的那张纸叫做选票。写了删，删了加的“几于天下为公”六字，智慧地实现了西方民主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接轨。这就充分表明他成功地为中国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价值体系。

香港李志刚牧师注意到，《瀛环志略》仍旧保留上述按语，只是将“兀兴腾”改为“华盛顿”。徐继畬撰写《瀛环考略》之前，裨治文于1838年已出版《美利哥合省国志略》，1844年梁廷枬撰《合省国说》,两书均译称“华盛顿”。足见徐继畬撰写《瀛环志略》之时，论及美国民主政制及对华盛顿的赞词，实非参引他书，而是从雅裨理牧师直接传授。18

1832年5月裨治文在广州创刊并主编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出版长达20年，全部20卷保存在中外多家图书馆，是研究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关系的重要文献。该刊于1844年5月号选登雅裨理从鼓浪屿寄出的1843年11月至1844年3月的日记。这段时间内，除2月29日的以外，关于与徐继畬及其部下接触的日记都刊登出来，经过增删，文意更加连贯，限于篇幅不再征引。

接替裨治文主编《中国丛报》的卫三畏(SamuelW.Williams1812-1884)，在1851年即该刊的最后一年发表评论,用25页篇幅,详细分析了《瀛环志略》的内容和意义。他赞扬徐书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提出,徐继畬已经充当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创造者和宗师的历史性角色。卫三畏在评论中追记徐雅厦门对话时说：“他于1844年1月到达那里，通过水师提督、舰艇军官和其他官员，听到许多关于停留在那里的外国人的情况。也许他在这时，已经计划撰写他的著作，因为雅裨理牧师谈起他时曾说，‘他是我迄今见过的中国高级官员中最爱寻根究底的人’；雅裨理在同时的日记中写道，他曾向徐继畬提供过地图和地理资料。同年5月，徐继畬再次来到厦门。雅裨理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和他面对面交谈，给了他更多地理和历史的知识。‘他是大方和友好的’，雅裨理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当我尽力而为之后，显然他已经获得相当可观的知识；然而，徐继畬如饥似渴想了解的是世界各个中央王国的真实状况，这远胜过他对天堂真理的追寻。’”卫三畏显然利用了雅裨理寄给《中国丛报》的日记底稿。19

卫三畏对徐继畬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此后若干年,他在修订关于中国的不朽报道、19世纪在美国有相当广泛的关心中国的读者的《中国总论》时,至少四次提起徐继畬。卫三畏书中说,徐是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官员中能够看到其结果很可能是持久的和严重的”“少数几个富有思想的人”之一。他“比他们在京城的上级能更好地领悟,‘西洋人’在五个开放口岸的出现,对(中国)输入了持久的势力”。卫三畏引证说,徐继畬是在厦门接待美国传教士雅裨理、文惠廉以及甘明博士的地方官员之一。徐“到他们的住处，在这里,他们就有机会回答他关于域外国土、风俗习惯的理性询问”。20

东方伽利略也是东方卢梭

中国的专制时代，是臣民被专制君王和孔丘、朱熹之流牵着鼻子走的时代，政治话语体系可以用“专制话语体系”来概括。尤其是12世纪之后，由宋元明清历代帝王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取代了《五经正义》的首要地位，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执中国思想界牛耳达六七百年，将中国带入东方中世纪。朱学的恶劣影响，至今未得到应有重视。早在明末耶稣会士东来，中西方发生实质性的文化交流初期，士大夫在长期专制重压下形成的不良心理，就为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成果造成巨大障碍。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指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并说：“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惟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2119世纪初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大陆和南洋。从1810年代，新教传教士在南洋和广州等地印的中文出版物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面介绍了英、美、法民主制度和“自主之理”，有如东风吹牛耳，未见中国有接受、响应之人（帮助他们翻译出版这些读物的梁亚发、梁进德父子可能是最早接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中国人，但有待史料证明）。这些传教士的苦恼在于，他们长期找不到明末徐光启那样的接受他们的学术以至宗教信仰的高层人物。因而鸦片战争前新教传教士的这些出版物在当时的实际影响究竟有多大？值得怀疑。在今天来说，充其量只有学术研究的价值，不过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序幕。魏源及其《海国图志》的思想局限性，周振鹤博士1996年《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畬诞辰二百周年》一文已经有详细论述。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情绪化地对待中外关系的“民族主义者”仍大有人在，他们将外国人称为“鬼子”、“夷狄”而毫无歉疚。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仍是稀世珍宝，臣民意识、奴才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亿万人之中。

在勇猛借鉴世界政治文明成果的恢宏气度方面，徐继畬不仅超越同时代士大夫，也超越时下许多人，是一个很另类的“异人”。笔者试图从徐继畬编辑的、1848年与《瀛环志略》同时刊刻于福州的其父徐润第《敦艮斋遗书》，破解徐继畬的奇异思想。

徐润第（XuRundi1761.10.8—1827.11.6）,少年颖悟，对朱熹启蒙读物《敬斋箴》产生怀疑。师从五台县令王秉韬，研读王阳明编《大学古本》。乾隆六十年中进士，与高鹗会试同年，又同官内阁中书，论文最相契。历任储济仓监督、湖北施南府同知等小官。专主良知，见诸躬行，宦游20年后，重操授徒旧业。道光七年秋，病逝于介休县富商侯家的私塾。继畬评价父亲“生平於儒先之书读之殆遍，旁涉道藏、内典、壬遁风角。中岁专心学易，前后近四十年，剡精造微，所读儒书皆以易象证之，一一吻合。”22继畬不能明言的还有，润第毕生打破朱熹《四书集注》，“处处背注”，“正言直指，无所避忌”；23兼容并包，智周无外，借鉴西方文化，熔气学、易学、心学于一炉，根本否定执牛耳达六七百年、用做八股取士标准、将中国带入东方中世纪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存理灭欲、奴化教育的朱熹理学，倡导心灵自由、独立独行、与天为徒。试以天论、人论、知论的三分架构介绍其学术。

润第的天论，是一元论的气本论。他学习耶稣会士传入的天文学，反对朱熹的理本论：“朱子不识天。天者，气也。气岂但实在山中，凡物之中莫不有气，即莫不有天。天之所以体物不遗也。……朱子岂即以苍苍在上者为天耶？由此观之，则孔子之以气言天也，明矣。自有明以前，推步多差。自西洋人来，而时宪之精，超绝千古，其言天者精也。天者，浑沦一气，其大无外。其中成形之大者，日、月、地三物而巳。”“六合之内，充塞流行，贯彻万物，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者，只有一气耳。”“太极图，空虚者也。故人不敢填实。伊川以道实之，朱子以理实之，盖谓道理实而无形，不空而空，不虚而虚，可以还太极之面貌耳。殊不知天地间无空虚，凡所谓太空、太虚者，皆气也，以其清和之极，既不可见，亦不可触，谓之空虚，非无物也。借令两间有针锋芥子许无气之处，久而久之，覆载亦有崩陷之虞矣。无物之空虚，所谓妄也。此说惟西洋之明天文者言之最凿。”24

润第的人论，是“人者天之心”、独立独行的人本论。他认为：“我性命於天，我即天也。”言外之意，贵为天子的皇帝，与常人一样，皆为宇宙的产物，与常人平等。“人者，天之心也。人即天也。我者，千万人中之一也。”“人以气为体，便是以天为体。视听者，气之灵也，即天之灵也。”“心者，气之所结也。五脏皆气之所结，而心尤气之灵者也。心之自然而恻隐羞恶者，性也。性之自然而喜怒哀乐者，理也。就其自然处言之，则曰天性、天理。”他针对朱熹的奴化教育，拈出“独”字加以阐发，主张“其量与天地同大”的独立人格：“独者，道心之本体也，惟精惟一，毫无染杂，故独；合天地万物为一体，更无一物足以对待，故独。……若第以‘独知’诂之，须防看小了规模，掂轻了分两。”他针对“明天理，灭人欲”的谬论，提出“人欲即是天理”。“形气之具而为人。孔子曰，仁者，人也，此以知形气之不恶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以知人心之不恶也。孔子曰，我欲仁，子欲善，己欲达，已欲立；《书》曰，俾予从欲以治：此以知人欲之不恶也。……自（朱熹）《中庸·序文》以人心为形气之私，为人欲之私，而曰，人心每听命焉。‘听命’云者，使不得行也，置之不用也。而欲仁、欲善、欲立、欲达、欲治之义，仁者人也之义，仁人心也之义，践形养气之义，一时皆废矣。”25润第《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说：“世之人每思绝欲存理以为道，而卒苦於欲之不可绝。君子谓是为不知道也。夫妇一伦，所谓大欲所存者，第授之以节，而天则见焉（所谓衽席之上，天命流行也）。端造於此，欲之所在，正理之所在，从欲从理，不分两事。其於道也，有秩然者矣。世之人又欲抑气伸理以为道，而恒苦於气之不可抑。君子亦谓是为不知道也。夫妇一伦，所谓二气相与者，乃观其所感而神应妙焉。端造於此，气之所流，即理之所流，行气行理，止此一机。其於道也，有沛然者矣。”26

润第的知论，是抛弃儒家道统，敦艮背，争自由，以虚受人，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空灵法界。《遗书》第一页就开宗明义：八卦中的坎卦为人和人心的定位。人心是大体，肉体四肢是小体。坎卦是一阳居中，被二阴上下拘束，是不自由之象；爱自由是人的天性，经过奋斗，转到艮卦，一阳升到二阴之上，心灵就自由了，光明了：“天与人以大体，不能不予之小体以载之，而载大体者，反致累大体。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梏之，反覆，而心之存焉者，寡矣。是亦天之所无如何也。……大体之被累於小体也，以其陷於形器，如水为岸束，曲湾转折，不能自由。艮之为象，一阳止於二阴之上，以尊临卑，则向之拘束大体者，莫不俯而听令焉。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又天之所以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与由乎天，立由乎人。人事无穷，而此为先。……阴暗阳明，乾纯阳而坎得其中气，全乾之明属之矣，是谓明德。初、上两（阴）爻，气之拘也，物之蔽也，超乎两阴则明矣。……艮一阳止於二阴之上，其静如山，不但能明，且能常明而不迁，是为明明德。故艮之彖传曰，其道光明。”“背者，性地之真境也。其境《大学》以一言状之，曰明，又以一言赞之，曰至善……止於至善者，艮其背也。艮其背者，其道光明。”“人心本体，虚而已矣。唯虚故明，以其无蔽也；唯虚故灵，以其无障也。至虚之地，不但安不得欲，并‘理’字亦安不得。声色货利，凡情则尔，大贤以下，岂有是哉？意必固我，只是一‘理’字作祟耳。自伊川以太极为道，晦庵以太极为理，於是人心中空明法界，重安一层道理在内，而人乃苦矣。境遇与愿违，所安道理，硬要去使，使上则坏事，使不上则疚心，无适而可。吾人只奉一句，以虚受人可也。”他嘲笑株守朱学的“椒目之儒”，畅游于中外知识的海洋：“《易》者，五经之原也，三教之本也。不窥易理，庄老之书，西方之书，儒家之书，皆不可读，以其游谈无根，无天地法象之可据也。噫！脱气言理，蔽也久矣！”27润第用的“自由”一词，未见于宋元人注《四书五经》。《礼记·少仪》“请见不请退”，汉郑玄注：“去止不敢自由”。“自由”出现在1848年出版的《敦艮斋遗书》第一页，数十年后自由思想大行其道。二者有无联系？值得探讨。

润第继承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的反理学传统。他的人生楷模，是不食专制皇粮、直斥宋儒为“奴儒”的傅山（1607—1684）：“白沙由静虚得手，实非朱子之学，然不敢显驳（朱熹）《补传》，第曰“何用窥陈编”而已。姚江乃显驳之，然集朱子晚年定论，不忘欲同之意。两夫子非骑两头马，诚以世之服朱已久，久则难变，姑为委曲接引之计耳。自后孙夏峯、汤文正师徒罔不皆然。惟颜习斋、李恕谷师徒，昌言驳之。然颜李之学，全然驳去心性之谈，而专尚六艺，主於事功。用其教者，卒归伯道，一转而为法术，再变而为诈力，其教不足称也。以上所说，皆不能脱道学习气，皆要嗣孔孟，皆要辟异端。若夫孔孟、异端之两忘，斩尽名根、化尽俗气，四面无倚，独立独行，与天为徒者，吾於傅青主先生见之而已矣。”28

润第去世后，时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继畬丁忧在籍27个月，编成《敦艮斋遗书》共17卷，约20万字。继畬精心建构了全书结构。润第思想历程是破朱学，立气学、易学、心学；继畬在表述父亲思想体系时，是先立后破，采用倒金字塔结构，如前所引，他将父亲心学的宗旨，放在第一卷第一页，对人心在宇宙中的地位做了定位，揭示出追求心灵“独立”、“自由”、“光明”是人生第一要义。卢梭《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句的“题旨”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卢梭论证的不外两点：自然权利论，人民主权论。以前译作“天赋人权”。徐润第《敦艮斋遗书》的卷首，也有“自由”、“梏”、“天与”等关键词。这表明：一、东西方哲人关注着同样的人生大问题；二、徐继畬在他编辑的父亲这部遗著付梓时（迟至1848年），对以卢梭这篇名著为理论纲领的法、美民主革命的真谛，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理解。29

《敦艮斋遗书》与《瀛环志略》，是互相辉映的双璧，甚至可以说，《敦艮斋遗书》是体，《瀛环志略》是用。《敦艮斋遗书》对朱学的否定，等于挖了中国古典政治思维的一大祖坟。如果不读《敦艮斋遗书》，就不能了解《瀛环志略》的政治哲学底蕴。继畬在福州同一书铺同时出版这两部著作，似有深意。润第的这部与朱熹的所谓“正学”较劲的著作出版，也有一定火候。乾隆末年出了空前贪污大案，国运由盛转衰，用做八股取士标准和奴化教育的朱学，被深入思想者视为罪魁祸首，话语权也随之削弱。1831年上书房总师傅汤金钊的序言，竟敢揭示此书的反朱学倾向：“广轩徐先生，博综群书，精研《周易》，著《敦艮斋遗书》十七卷，深有得於周子主静之传，溯其源於艮背，默契心融，旁推交通。谓孔、孟、《诗》、《书》言性言天，以气不以理，辨后儒分理气为二之非；谓主敬之说，或误会而操持太严，反失静之本体，明周子主静之善。之二说者，最有益於后学。”汤序冷落朱学表明，绝对专制主义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30

徐润第、徐继畬父子，可算是19世纪中国卓而不群的独立自由思想家。继畬继承父亲上述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是他接纳西方民主思想的根本思想基础。早在1867年纽约时报就高度评价徐继畬是东方伽利略，说他是东方卢梭也决非过甚其辞。20世纪中国一位学者型书画家、有浓厚民主底色的无党派人士董寿平先生1995年致信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称：“兹因吾晋忻州地区五台徐继畬先生的学问事业，为世所称，一百年前首先接收宣传西方文化，并着重赞扬华盛顿及美国民主制度，著有《瀛环志略》一书，实为东亚赞扬民主的先驱者。在日本明治维新江户时代，即将徐公著作翻印，从而对日本明治维新传播了影响。我在日本，与该国政界人物谈起，无不赞扬。”

《万国公法》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形成

在厦门对话之后2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惠顿《万国公法》(the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byHenryWheaton1785-1848)出版，在徐继畬引进西方民主价值体系之后，又构筑了民主的话语体系。

咸丰登基，起用对外强硬派，企图改变南京条约确定的中外关系格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又挨了痛打。即使内乱外患，连皇帝都被赶出北京，死于承德，仍是一片颂歌：“咸丰皇爷坐北京，五谷丰登贺太平。风调雨顺民安乐，各国进贡京都城。”31然而主政的两宫皇太后和辅政的恭亲王的共识则是：“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于是改弦更张，有了同治中兴即自强运动。被称为“洋务内阁”的总理衙门即总署，推出一系列改革政策。

总署急于了解国与国之间的游戏规则，1863年文祥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推荐国际法著作。驻于上海由中国同事协助，翻译美国哈佛大学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字冠西，1827-1916），于是被调到北京。在恭亲王等督导下，此书由陈钦等删改，确定书名，总署资助了500两银，于次年铅印出版。书名页显示：“万国公法，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孟冬月镌，京都崇实馆存板”。总署大臣董恂和丁氏友人、宁波张斯桂分别作序。从董恂序可知，此书面世于这年腊月即1865年春。可能是铅印本不适合宫廷的阅读和审美，随后又有木刻小字本和聚珍大字本出版。此书白纸聚珍版大字本，开本大方，镌刻刷印尤其精美。

在《万国公法》翻译过程中，总署就将此书作为外交指南并取得效果。1864年俾斯麦正与丹麦开战，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于这年来到中国，发现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他当即命令把它们作为战利品捕获。总署利用领海概念和中普条约的有关条款抗议普鲁士将欧洲争端带到中国来。恭亲王拒绝接见普鲁士新任使节，责怪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他的任期。事件最后成功解决，李福斯释放了三艘丹麦船，并赔偿1500英镑。32

对只知道惟一君主政体的中国君臣来说，《万国公法》的副作用，就是输入了民主宪政思想，并创造了在专制语言环境中颇有生命力的“权利”、“君主”、“民主”等民主话语体系。

惠顿原书分四卷十二章，551节，700多页。据曹廷杰《万国公法释义》稿本统计，丁译分四卷十二章二百三十一节，标目二百九十有五，79193字。“第一卷，释公法之义，明其本源，题其大旨”介绍欧美国际法学派时说：“海付达，日耳曼国名公师也。……海氏以公法分为二派：论世人自然之权，并各国所认他国人民通行之权利者，一也；论诸国交际之道，二也。今时所谓公法者，专指交际之道，可称之曰‘外公法’，以别于各国自治内法也。”33书中3次出现“人民权利”，77次出现“权利”，56次出现“主权”。惠顿原书“Humanrightsingeneral”，丁译为“世人自然之权”。丁韪良在后来的同类著作中说，他对权利等词的创造是颇费苦心的。中国古代，惟有帝王一人受命于天，是权力的主体，亿万臣民均为权力的客体。《荀子·劝学》说：“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盐铁论·水旱》说：“罢盐、铁，退权利”。34但这些“权利”的含义，与西方民主思想家揭示的人民的“自然权利”截然不同。《万国公法》传播的“人民权利”学说，为光绪年间的天赋人权论开了先河。

丁译从不同视角将全世界国家进行了分类。“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据此世界各国分为“自主之国”和“半主之国”两类。从政体划分，他又将世界各国分为“君主之国”和“民主之国”两类。“第二卷，论诸国自然之权”，丁将惠顿书中的“constitution”译为“国法”、“大法”。书中出现“国法”120次，“大法”4次。在第十二节丁氏特别注释：“所谓‘国法’者，即言其国系君主之，系民主之，并君权之有限、无限者，非同寻常之律法也。”第十三节称：“美国合邦之大法，保各邦永归民主，无外敌侵伐。”“第十四节，立君举官，他国不得与闻：若民主之国，则公举首领、官长，均由自主，一循国法，他国亦不得行权势于其间也。”“第三卷，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第四节，国乱通使：在君主之国，无论其权之有限、无限，通使之事大抵归国君定夺。在民主之国，或系首领执掌，或系国会执掌，或系首领、国会合行执掌。”第一卷第二章“第二十四节，美国系众邦合一”，介绍了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分别标出“上国制法之权”、“首领行法之权”、“司法之权”，而原书有关内容只分两小节：第53节的书旁小标题是“LegislativePoweroftheUnion”,第54节的书旁小标题是“ExecutivePower”.丁氏将第54节中有关judicialpower司法之权的内容分析开来，另外醒目地提要为“司法之权”标示出来，这大约是他最早向中国客观上也向东亚、东南亚汉字国家介绍了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原书第55节书旁标题是“Treaty-makingPower”,丁氏标为“立约之权”。

此书出现“君主”35处。古代称帝王叫君王、君上，而不叫君主。查《辞源》“君主”条：“公主。《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伯）”。据现有资料，鸦片战争前后偶然有用君主指称帝王的。此书出现“民主”16次。丁韪良用“民主”这个词分别翻译惠顿原书中Republic、republican、democratic、democraticrepublic、elective等；今天则分别用共和、民主、选举来翻译这些词。从本质上说，这些英文词的意思是可以互换的。“民主”一词，《尚书》、《左传》等经籍中就有，如“商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等，但这个“民主”的意思是“民之主”。《万国公法》旧瓶装新酒，将其偷换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含义。“民主”乃吾家之没有者，这样就被误认为吾家之本有者，真是接引得天衣无缝。这很有利于在中国这样有特殊民族心理的大国传播外源性的西方民主思想。以至今天仍有不少人将民主思想当作中国的一大发明。后来有人试用“庶建”取代“民主”一词，也没存活下来。

综上所述，《万国公法》用的“权利”、“君主”、“民主”，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熟词，却赋予全新的含义。

同文馆首批英文生之一张德彝，1866年在斌椿等带领下到欧洲游历，日记中已能用《万国公法》的新思维、新名词进行观察和思考：“五月十九日未正至酣博尔。地势不大，周三十余里，乃民主小邦，介诸大国之间。”“六月初八日……至美国乃官天下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称‘伯理玺天德’。如人胜其任，公正廉明，仍领之，然至多者不过十二年而已。”“六月十六日……过韩挪尔界，乃小国也，属日尔曼二十七邦之一，亦系民主小国。”“六月二十日……今合众国丁韪良冠西先生所译之《万国公法》，于泰西各约俱备志之……夫阿美利坚……民主是邦，称为合众国……时下国富民强，几甲泰西，前后不越六十年而竟若是，盛衰兴废之间，在天耶，抑在人耶？”35

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路标

南开大学刘泽华教授主编的143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从商代甲骨文，考察到鸦片战争前的龚自珍，在这三千多年的时段内，均未发现民主思想的蛛丝马迹。书中对民本论与民主思想的区别，剖析得甚为透彻。最后一章的题目是“龚自珍与古典政治思维的终结”。那么，谁是中国民主新思维的开创者呢？本文的考证论述意在说明，徐继畬和雅裨理的厦门对话，构成中国民主思想的最早传播链。中国民主思想的第一座路标，应该设定在厦门对话和《瀛环志略》初稿写成的1844年；另一座重要路标，应该设定在《万国公法》出版的1864年。

这两部书在日本、在美国也产生广泛深远影响。1848年,美国为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向世界征集纪念物。传教士帮助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高约1.3米、宽约1米的花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书赞美华盛顿总统的两段按语。这块石碑至今嵌在该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碑文略）。

华盛顿纪念塔高555英尺，是美国首都最高的建筑物。哥伦比亚特区市政府规定，所有华府的建筑不得高于该纪念塔。徐继畬为中国引进西方民主思想的标志性言论，被安放在美国首都的标志性建筑中。台湾学者张其昀认为:“松龛先生当满清专制之时代,独能远识美国开国政治,符于孔子天下为公之遗意,创为推举之法,公器付之公论,实为中国首先倡导民主政治之人物。其后,国父（孙中山）革命,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共和国,而溯其渊源,当以松龛先生之议论为称首。此则《瀛环志略》一书,最早亦最大之贡献也。”36

1998年6月29日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PrecidentBillClinton)在北大演讲说：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想。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想。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想。”37

克林顿热情的演讲再次表明，这个星球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人民的心灵沟通，并不很难。克林顿演讲中的碑文汉译英，采用了我在1997年华盛顿纪念徐继畬仪式上提供给双方人士的译法,说明参加仪式的美方人士参与了他的访华准备。美国严格保护这块汉字碑，我想拓一张拓片却未能如愿，但并不令人失望。应该坚信，如徐氏父子所言，人的天性是爱自由的。徐继畬的这些精思伟论，不但镌刻在石碑上，也镌刻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心坎中！

注释：

1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3同上，第4页。

4参见费正清著，薛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

5《易纬·乾凿度》，转引自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29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6沈桂芬：《皇清诰授资政大夫例晋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翰林院编修松龛徐公墓志铭》。

7引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集第302页，《钦差大臣耆英奏为请派各口办事人员并请将咸龄留在苏省委用片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朱折)》，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又据白清才等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徐继畬集（三）》第3页，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徐继畬《奏报接印署理福建巡抚日期并谢恩折》：“至福州、厦门通商事务，臣系奉旨专派之员，尤当揆度机宜，禀商督臣妥协办理。”参照当时英文材料，可称他为“钦派专员”。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藏有他让书手抄录的五口开放初期的在关奏疏一册，徐继畬在封面题写了“通商通行事宜”六字。“通行”二字，指处理传教士传教漫游等与通商无关的事项，一般只说的“通商”概括不了这些后来引起重大麻烦的事务。

8引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集第752页，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军录)《闽浙总督刘韵珂奏为密陈闽省洋务繁重急须得人请敕鹿泽长来闽襄办折》。

9参见常赞春编：《山西献征》民国铅印本，《清史稿》咸丰帝本纪。

10沈桂芬：《皇清诰授资政大夫例晋光禄大夫头品顶戴太仆寺卿前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翰林院编修松龛徐公墓志铭》。

11关于徐继畬、同文馆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创问题，参加2002年山西省纪念徐继畬暨中国高等教育开创研讨会的中外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不久可集集出版。台湾已经有关于同文馆的两部专著。同文馆事件参见拙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有关学者的论述。

1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同治朝》第475—476页，台北1968年。

13引自笔者从五台县购得徐继畬手写朱色奏稿。

14对雅裨理的这段简短介绍，主要参考：李志刚：《从〈瀛环考略〉探究徐继畬与美国基督教士雅裨理牧师之交游》，见李志刚编：《基督教与近代中国论文集（二）》，台北，基督教宇宙光传播出版中心，1993年；卜沃文著、李华德译：《雅裨理的生平》，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3年。

15《雅裨理日记》1844年原件的复印件，美国新泽西州新拔兰士威神学院图书馆提供。

16徐继畬：《瀛环考略》手稿第1页，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室藏，复印件存于五台县徐继畬纪念馆；又见台湾文海出版社清本百种汇刊第40种，影印本。

17同上，第96—97页。

18李志刚：《从〈瀛环考略〉探究徐继畬与美国基督教士雅裨理牧师之交游》，见拙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19《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1844.Vol.8;1851.Vol.20.

20龙夫威撰、任复兴译：《徐继畬与美国：一种特殊的关系》，见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第24—2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1何兆武、柳卸林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3页、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2徐继畬《五台徐氏本支叙传》第36页，咸丰庚申版。

23《敦艮斋遗书》卷6页1上，卷16页20下。

24《敦艮斋遗书》卷4页12上，卷14页29上，卷9页9上。天论、人论、知论的三分法，参考李存山：《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之学”》，光明日报2003年9月23日。

25《敦艮斋遗书》卷6页20下，卷10页18下，卷14页19上，卷4页13上，卷13页21下，卷14，页1上。

26徐润第《敦艮斋时文·学庸》第53页，道光庚戌版。

27《敦艮斋遗书》卷1页1，卷1页4上，卷10页27上，卷8页13下。

28《敦艮斋遗书》卷6页32下。

29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第4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

30《敦艮斋遗书》道光戊申版，汤金钊序。

31这段话是同治年间山西广泛传抄的关于轰动一时的《太谷案》即《*血计》的开场白，见于其时的两种手抄本。

32刘禾：《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公法〉与十九世纪国际法的流通》，原载《视界》第1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

33惠顿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同治三年木刻大字本。同年的铅印本、木刻小字本北图分馆有藏本。又见上海书店2002年点校本。HenryWeaton: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Oxford:AttheClarendonPress,London:HumpheryMilford.1936国家图书馆藏。

34转引自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第214页，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12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35张德彝：《航海述奇》，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册，第540页、556页、565页、570页。

民主思想范文篇9

关键词：；邓小平；民主；比较

Abstract:AComparativeStudyofanumberofMaoZedongandDengXiaoping’sthinkingofscholarsbelievethatdemocracy:thestatusofdemocracyintheissue,stressedthatdemocracyisonlyameansofMaoZedong,DengXiaopingstressedthatdemocracyisthegoal;intheformofdemocracy,thegreatdemocracythatMaoZedong,DengXiaoping,theDemocraticadvocatedsmall.PersistinseekingtruthfromfactsinascientificapproachtostudyMaoZedongThoughtandDengXiaoping’sdemocracy,wewillfindthattheyarethesamestrainofthescientificsystemofMaoZedongandDengXiaopingforthebuildingofdemocracysomeofthemajortheoreticalissuesisthefundamentalline,DengXiaoping,MaoZedongThoughtofdemocracyThedirectsuccessionofdemocraticideas,enrichanddevelop.ThekeyisthatsomeofMaoZedong’scorrectthatinpracticehasnotbeenseriouslyadheretoandimplement,MaoZedongalsosupportsanumberofwrongpractices.DengXiaopinginthenewhistoricalperiodcouragetocorrecttheseerrorsandensureourcountry’sdemocracy-buildingintherightdirectionandsounddevelopment.

Keywords:MaoZedong;DengXiaoping;democracy;comparison

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这些思想表明：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本质的上述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现存制度下两种类型的民主作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揭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坚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观点，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要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民主。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现，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使多数人的统治第一次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

二关于民主的地位问题

在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和邓小平都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把建设民主政权视为革命的根本目标和首要任务。早在1925年11月，就提出“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的主张。1939年5月4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名讲演中明确指出：“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1945年7月，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我们党如何跳出“其兴也＠①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注：黄炎培：《延安归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作为国家制度的人民民主的实现。民主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发展民主、实现民主也被赋予全新的涵义。把民主

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紧密结合起来，揭示出民主的重要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发扬民主，有利于正确的集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发扬民主，有利于全党、全民的团结，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等等。正是由于对民主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1957年我们党进行整风时，提出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1962年1

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就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重申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指出：“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联系这段话的上下文，我们不难看出，所指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

需要说明的是，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国内也出现少数人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两党制。对此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显然，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得出民主是一种手段的结论的。作为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民主必然为其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据此推断出只是或者主要是把民主当作手段，而忽略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正确主张，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曾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据此有人认为，在这里仅仅是把民主当作达到集中的手段，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本人认为，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只凭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没有民主，没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毋庸置疑的，在实践上对于当时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大有裨益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毫无疑问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克服经济决策、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倾向。能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经济建设的成败。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拥护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观，坚定不移地把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革命的奋斗目标。1941年4月，邓小平就对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发表过精辟的、全面的论述。他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新中国诞生以后，邓小平一贯坚持关于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阐述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更是从“”的沉痛教训中深深认识到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多次重申要造成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指出这一论述是建党学说的新的发展。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为创造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奋斗。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结合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1）“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人们因担心被追查，被扣帽子，不敢讲真话，讲实话，思想僵化，因循守旧。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向全党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他把民主问题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强调民主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调动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

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等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2）“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

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就是要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对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特见解和高度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三关于民主的形式问题

学术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是主张搞大民主的，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二是大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四大”是持肯定态度的。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观点。

第一，揭示了大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大民主在本质上就是西方的议会民主；搞大民主是错误的。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明确表示：“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页。）第二，虽然提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

“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但这只是借用了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因为他觉得这种讲法很形象化。这种大民主是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页。）。这种大民主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上述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其正确性。第三，不能将“四大”简单地等同于“大民主”。无论是大民主、小民主，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提法，都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的著作中，这两种提法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存在差距的。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主要反映在1956年11月至次年3月初的有关文章和讲话中。“四大”的提法则主要是在1957年3月中旬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的有关文献中提出来的。曾充分肯定过“四大”形式，称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要把这种形式传下去。随着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结束，1958年以后，也基本不提“四大”了。但是，在实践中，“四大”形式在“”期间被广泛采用，成为一些人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5年宪法还错误地把“四大”规定为人民的民主权利，直到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才最终取消。“四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显著特点是参与者的自发性、运动过程的无序性和运动后果的破坏性，与着重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大民主显然是有差别的。

民主思想范文篇10

关键词：；邓小平；民主；比较

Abstract:AComparativeStudyofanumberofMaoZedongandDengXiaoping’sthinkingofscholarsbelievethatdemocracy:thestatusofdemocracyintheissue,stressedthatdemocracyisonlyameansofMaoZedong,DengXiaopingstressedthatdemocracyisthegoal;intheformofdemocracy,thegreatdemocracythatMaoZedong,DengXiaoping,theDemocraticadvocatedsmall.PersistinseekingtruthfromfactsinascientificapproachtostudyMaoZedongThoughtandDengXiaoping’sdemocracy,wewillfindthattheyarethesamestrainofthescientificsystemofMaoZedongandDengXiaopingforthebuildingofdemocracysomeofthemajortheoreticalissuesisthefundamentalline,DengXiaoping,MaoZedongThoughtofdemocracyThedirectsuccessionofdemocraticideas,enrichanddevelop.ThekeyisthatsomeofMaoZedong’scorrectthatinpracticehasnotbeenseriouslyadheretoandimplement,MaoZedongalsosupportsanumberofwrongpractices.DengXiaopinginthenewhistoricalperiodcouragetocorrecttheseerrorsandensureourcountry’sdemocracy-buildingintherightdirectionandsounddevelopment.

Keywords:MaoZedong;DengXiaoping;democracy;comparison

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这些思想表明：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本质的上述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现存制度下两种类型的民主作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揭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坚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观点，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要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民主。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现，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使多数人的统治第一次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

二关于民主的地位问题

在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和邓小平都认为，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民主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把建设民主政权视为革命的根本目标和首要任务。早在1925年11月，就提出“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注：《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的主张。1939年5月4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名讲演中明确指出：“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1945年7月，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我们党如何跳出“其兴也＠①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注：黄炎培：《延安归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作为国家制度的人民民主的实现。民主的地位和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变化，发展民主、实现民主也被赋予全新的涵义。把民主

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政权的巩固紧密结合起来，揭示出民主的重要作用。主要内容包括：发扬民主，有利于正确的集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发扬民主，有利于全党、全民的团结，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等等。正是由于对民主的作用有充分的认识，1957年我们党进行整风时，提出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页。）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重点就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的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再次重申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指出：“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联系这段话的上下文，我们不难看出，所指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是别的东西，正是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

需要说明的是，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国内也出现少数人要求实行西方的议会制民主和两党制。对此指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显然，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得出民主是一种手段的结论的。作为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民主必然为其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无疑是正确的。据此推断出只是或者主要是把民主当作手段，而忽略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正确主张，显然是不科学的。另外，曾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据此有人认为，在这里仅仅是把民主当作达到集中的手段，间接地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本人认为，这种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只凭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没有民主，没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发挥出来。这些观点在理论上是毋庸置疑的，在实践上对于当时克服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是大有裨益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毫无疑问必须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克服经济决策、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倾向。能否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直接关系到经济活动、经济建设的成败。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拥护的正确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观，坚定不移地把建立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革命的奋斗目标。1941年4月，邓小平就对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发表过精辟的、全面的论述。他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新中国诞生以后，邓小平一贯坚持关于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阐述了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更是从“”的沉痛教训中深深认识到发扬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多次重申要造成提出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指出这一论述是建党学说的新的发展。他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为创造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而奋斗。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结合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民主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1）“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人们因担心被追查，被扣帽子，不敢讲真话，讲实话，思想僵化，因循守旧。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向全党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他把民主问题与解放思想结合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强调民主的作用：只有解放思想，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调动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为此，邓小平特别强调，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等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2）“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

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上就是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就是要发展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才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是基于对民主的地位和作用的独特见解和高度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

三关于民主的形式问题

学术界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是主张搞大民主的，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二是大民主的主要形式就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四大”是持肯定态度的。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这种观点。

第一，揭示了大民主的本质，明确指出主张搞大民主是错误的，有极大的危害性，必须坚决予以制止。指出：“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大民主在本质上就是西方的议会民主；搞大民主是错误的。强调，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明确表示：“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8页。）第二，虽然提出“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页。），但这只是借用了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因为他觉得这种讲法很形象化。这种大民主是专门用来“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页。）。这种大民主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上述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具有其正确性。第三，不能将“四大”简单地等同于“大民主”。无论是大民主、小民主，还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提法，都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在的著作中，这两种提法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存在差距的。大民主、小民主的提法主要反映在1956年11月至次年3月初的有关文章和讲话中。“四大”的提法则主要是在1957年3月中旬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的有关文献中提出来的。曾充分肯定过“四大”形式，称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要把这种形式传下去。随着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结束，1958年以后，也基本不提“四大”了。但是，在实践中，“四大”形式在“”期间被广泛采用，成为一些人造反夺权、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75年宪法还错误地把“四大”规定为人民的民主权利，直到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才最终取消。“四大”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显著特点是参与者的自发性、运动过程的无序性和运动后果的破坏性，与着重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大民主显然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