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原则范文10篇

民主集中制原则范文篇1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巴黎公社，议行合一，基本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界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有诸多错误认识。其一是误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当成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二是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倡导民主集中制原则；其三是混淆议行合一制与民主集中制。这些错误认识不仅滞碍了宪法学，甚至也影响到宪法的权威。[①]因此，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归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中的应有之位，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民主集中制”的由来

（一）“民主集中制”首先是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而出现的。

首先正式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与活动原则的是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章程第5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及其支部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1、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基层机关或最高机关都由选举产生（由全体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选举）；2、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选举人报告工作；3、上级党机关的决议，下级必须服从，保持严格的党的纪律，共产国际及其机关以及党的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立即执行”。[②]第3条的规定，明显有别于第一国际章程，集中色彩较浓。这反映了列宁的党建思想。早在1905年，列宁为了克服党内的小组习气，统一社会民主工党的意志，就主张在社会民主工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在自己的刊物上一面坚持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也从未反对党内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③]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列宁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19项条件，其中第13项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④]因此，列宁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小组习气，统一党的意志。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说：“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⑤]二是共产国际建立之初，苏俄处于内战状态，党的中心任务是赢得战争，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9年7月，列宁在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的信中号召：“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应按战时要求紧张起来，把自己的工作、努力和关心尽量用来解决直接的战争任务，……。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⑥]战争需要高度集中统一领导。所以列宁所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特殊条件下的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二）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出过“民主集中制”原则

国内许多学者误以为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甚至最严谨的学者也认为马克思在指导正义者同盟改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实际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⑦]实际上马克思在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改造过程中，从未提及“民主集中制”或“集中制”。马克思更多强调的是组织内部的民主。因为无论是正义者同盟，还是布朗基四季社，都是主张以少数人的密谋来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组织。把这样的组织改建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其民主建设。1847年6月，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规定：全盟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各区部、支部的领导人均由民主选举产生，如果领导人不适宜，可以随时撤换。[⑧]在马克思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⑨]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委托马克思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71年9月底至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所有各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准备了新版文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章程第3条规定“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很明显，这一条规定的是民主选举，而非集中。那么总委员会是否是集中的机关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章程第6条规定“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⑩]实际上，马克思开篇就对制定章程的精神作了明确的表述，这种精神，不是民主集中制，更不是片面的集中。马克思写道“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而不是其他。即使我们不能据此认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但也无法得出国际工人协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真实意图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将国际建成协调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889年在恩格斯指导下成立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第二国际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第二国际不仅没有提及任何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甚至连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那样的机构都没有成立。如果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德国党、英国党、法国党、荷兰党，甚至美国工人阶级政党活动的一系列文章与信件中，怎么无法找到哪怕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字样呢？

（三）列宁在什么意义上将“民主集中制”引入国家制度

列宁不仅是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与活动原则的第一人，也是在理论上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制度的第一人。但列宁是从俄国民族民主、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民族问题解决的角度论述民主集中制的。首先，俄国存在着深重的民族压迫。“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民族占据着巨大的整块地区，人口约有七千万。这个民族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的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其次，列宁强调民族自决。他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列宁说：”正是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特点，才使我们在目前时代承认民族自决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什么是民族自决权呢？”‘自决权’意味着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即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有一般的民主，而且特别不能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分离问题的事情。……无产阶级要求的是那种排除用暴力将某一民族强行控制在一国范围内的民主“。[??]再次，列宁主张用民主集中制实现民族平等的联合。列宁说：”我们赞成有分离的权利（但不赞成所有民族的分离！）……我们绝对不宣传分离。总的来说，我们反对分离“。[??]那么怎样解决民族自决权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矛盾呢？列宁认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承认各地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多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实行单一制，而不应实行联邦制。但是为了俄国的统一，为了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列宁认为”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

除了从民族自决和建立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角度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结构形式之外，列宁并不主张所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实行民主集中制，更没有说过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就没有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列宁逝世之初制定的1924年苏联宪法和对后世社会主义宪法产生广泛影响的苏联1936年宪法，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规定。所以我们不应把列宁为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特殊做法当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组织与活动原则的一般原理。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使用过“民主集中制”这一名词；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人们所广泛引用的马克思所指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有关文件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主张民主集中制。从根本上说来，他们更关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建设，反对神秘主义，主张权利与义务的一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指导第二国际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从未在名和实上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要求各无产阶级政党，这也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民主集中制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同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篮图的勾画中，也没有涉及到民主集中制。

第三，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党建思想的一部分。列宁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主要是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倾向和小组习气。共产国际成立时，俄国又处于内战时期。

第四，列宁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制度主要针对俄国特殊的民族问题，不具有普遍意义。列宁也没有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更没有上升为宪法的基本原则。1918年苏俄宪法、1924年苏联宪法没有写入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民主集中制的应有之义

（一）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学内涵

在我国，涉及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学方面的著作多得不可胜数，但没有一本真正说清了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典型的论述是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缺一不可。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集中制才能得到确立和贯彻。坚持这一原则，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论述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泛化的表现。[??]

实际上，同志很早就从国家政权的角度准确地论述过民主集中制。早在1937年10月，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过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21]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政体时说：“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22]1945年4月，同志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准确地阐释了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23]

我们认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宪政意义上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确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法学定解。概括地说：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政权组织”、“政权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第二，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是基础。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意机关、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选举政府。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决定性方面，是基础。

第三，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集中地处理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行政事务，并以此来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这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

第四，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统一的，这构成了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指行政机关集中行使的行政权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的授予，“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指通过行政机关的集中统一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促进和保障民主。切不可将民主集中制理解为一个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

所以从本质上说，民主集中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

（二）议行合一制不是民主集中制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界之所以误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议行合一制等同于民主集中制，误认为马克思所充分肯定的巴黎公社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的。如吴家麟主编的《宪法学》认为：“人民代表大会是公社式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应当是‘议行合一’的机关。这里所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比起巴黎公社来有所发展”。[24]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宪法教程》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兼管立法和行政’，即‘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不仅继承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而且也有所发展”。[25]魏定仁主编的全国自考教材《宪法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确认的是权力的统一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个原则由巴黎公社所创建而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充实和具体化”。[26]许崇德、何华辉二先生在所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中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议行合一是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政权组织与活动的指导原则。[27]

我们认为，巴黎公社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度，这种制度与我们今天所描绘的民主集中制并不一致。议行合一制实行的是立法与行政的合一，而民主集中制则不是。

马克思对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从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黎公社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

马克思认为，1871年法国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所向往的“社会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巴黎公社是摆脱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新型人民政权，是实行人民普选制、人民代表随时撤换制、立法与行政统一的“工作机关”。[28]“巴黎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29]公社由巴黎各区无产阶级直接选举产生的86名代表组成的公社委员会行使一切权力。公社委员会有权通过一切法令，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同时直接执行，行使行政权和审判权。公社委员会虽下设执行、财政、军事、司法、公安、粮食、劳动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教育共10个委员会，但公社委员兼任各委员会委员。公社委员既是人民的代表，又同时扮演政府官员的角色。他们既参加公社法令、决议、命令的制定，又组织执行公社的各项法令、决议、命令。各区选出的公社委员还直接领导该区政府的工作。所以公社委员会集立法与行政为一身。对此，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有生动的描述。“我们每个人都兼任某个委员会的工作，每个委员会都相当于国家的一个部，分别负责管理公共教育、军事、物资、外交和治安等，领导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就足以耗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区长和民事官员，负责管理各自的区。我们中很多人还在国民自卫军中担任指挥，……”。[30]因此，巴黎公社的公社委员会成员既是代表机关的成员同时又是执行部门的领导者。他们既负责制定法律同时又“亲自”负责执行法律，因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议行合一。

那么巴黎公社为什么实行议行合一原则呢？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巴黎公社是在炮火中成立的。公社成立时，巴黎的一半以上在代表封建势力的普鲁士占领军的占领之下，而代表反动资产阶级势力的梯也尔政府则盘踞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也就是说，巴黎公社一诞生就面临着被扼杀的危险。事实上巴黎公社也仅存72天。“的确不应该忘记，公社刚刚组成，就遭到凡尔赛分子无情的打击。公社成立还不到一星期，一场内战，一场立即变得惨无人道的野蛮战争，一场可以和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教派相比拟的战争，打破了精神上的稳定……”。[31]“针对特殊的形势，当然应当用特殊的措施来对付；而针对新的，或许是史无前例的情况，同样应该找到新的，史无前例的措施”。[32]这种措施就是议行合一。在严峻的形势下，虽然“议”也很重要，但“行”更为重要。在公社存在的72天里，军事斗争始终处于第一位，有许多公社委员本身就是军事指挥员。而军事斗争需要把执行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第二，巴黎公社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自治政权，管辖范围有限，人口不多。“巴黎在宣布公社自治时，想的是什么呢？”“人民在3月18日宣布，必须跳出邪恶的圈子，根除弊端，不是交换主人，而是不再要主人；人民看清了真理，看清了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人民宣告了巴黎公社的自治和公社的联邦”。[33]自治的巴黎公社治下的人口是有限的。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说，选举公社委员有“23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可以说这23万人相当于选民人数的三分之二强”。[34]管辖范围仅限于巴黎和人口数量不多，使得巴黎公社有条件实行议行合一。

第三，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和1793年雅各宾派思想的影响。尽管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它深受着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人民主权学说和雅各宾派思想的影响。卢梭实际上是第一个阐述议行合一的思想家。卢梭认为，主权不能转让，也不能被代表。他反对权力分立，认为最好的立法者就是人民自己，而立法者比任何人更清楚法律应该怎样执行。所以在民主制下，全体人民不仅是立法者，而且还是执行官。[35]卢梭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793年的雅各宾派宪法就是对卢梭思想的实践。在宪法的序言，即新《人权宣言》中，删去了1791年宪法《人权宣言》中体现孟德斯鸠分权思想的第16条，而按照卢梭的“权力不可分割”的思想，写进了第25条：“主权属于人民，它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1793年宪法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规定设立立法议会和执行会议。立法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立法议会产生并领导执行会议。执行会议必须根据立法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法令行使权力。

从本质上说，雅各宾派宪法是一部集权宪法，它带有议行合一的色彩。直接影响了巴黎公社。阿尔蒂尔·阿尔努在《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说，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中，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自称革命的雅各宾派”。[36]“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是1793年巴黎公社的继续”。“在革命的雅各派内，有相当数量的国际成员和主要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而闻名的人物”。[37]因此，巴黎公社在组织与活动上，采取与雅各宾派宪法相类同的议行合一制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实际上，公社失败后不久，坚定的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就对公社的议行合一提出了批评。“我们工作繁忙，疲劳过度，得不到一分钟休息，没有片刻可以冷静地思索以避免考虑不周”。[38]由于每个公社委员既要开会议事，又要兼任某个委员会（相当于国家的一个部）的工作，同时还是区长和民事官员。“我们每个人都要担当并做好难以胜数的工作，这些工作足以使七、八个人忙得不可开交”。[39]阿尔努认为，不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周到设计，而是包办代替思想、集权思想是形成议行合一模式的原因。“支配绝大多数公社委员会的集权思想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种思想使他们以为自己不但无限忠诚，而且有无穷的精力；为了把一切做好，应该一切都由公社包办”。“通过实践我发现这项措施存在严重的弊病”。[40]

因此，议行合一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是明证。

实际上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把巴黎公社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形式”，它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所向往的“社会共和国”的“一定形式”。马克思之所以肯定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制度，主要由于这种制度使“普选权被用于真正的目的”。“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经被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41]所以马克思关心的是真正的民主。只要有使“普选权被用于真正目的”的原则、制度、方式出现，不管是不是议行合一制度，就不违背马克思的原意。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从努力实践议行合一到放弃议行合一也说明这一制度的欠缺。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喊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型国家的再造，是民主制的最好形式。他主张“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合而为一”。[42]应该说，列宁是高举巴黎公社旗帜的，在十月革命前，一直主张要按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原则建立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仍力求在国家政权机关建设中体现议行合一原则。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仿照巴黎公社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苏俄宪法第32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的指导工农政府及全国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活动。统一协调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负责执行。第36条规定“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各部（各人民委员部）中工作，或执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项特别委托”。1924年苏联宪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议行合一原则的集权性质，使得苏维埃政治制度很快出现了背离民主原则的变化。具体说来，第一，从人民直接管理制转变为政党代表制；第二，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转变为一切权力归政治局；第三，由苏维埃民主选举制、罢免制转变为党的委任制；第四，从独立的人民监督权转变为从属于国家监察机构；第五，从强调革命法制转变为赋予肃反委员会以特殊权力。[43]尽管此后的苏联1936年宪法完全摒弃了议行合一原则，但议行合一带来的集权影响没有消除。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宪法内涵是：由人民通过民主的程序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民代表集中人民的意志，议决国家大事，组织行政机关，行政机关集中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法律。它不同于既负责议定大事、制定法律，又负责执行的议行合一制。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一）什么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张庆福教授在他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一书中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制宪者在制宪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在规定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时所遵循的根本标准”。“是调整整个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集中体现宪法的基本精神，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贯穿于宪法的始终，它决定和影响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定”。[44]也就是说，一项原则能否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体现宪法基本精神，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贯穿宪法的始终，决定和影响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定。

李龙教授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至少有如下特点：（1）能集中体现宪法的实质与宪法的价值；（2）决定宪法规定的稳定性与统一性，具有宏观指导作用；（3）覆盖面宽，是一国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45]

我们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那些能总领宪法的精神，贯穿宪法始终，决定具体宪法原则和规范的宪法原则。它能左右具体的宪法原则、宪法规范的制定、适用和发展方向，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至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贯穿宪法的始终；第二，决定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范，而不是被决定；第三，代表宪法的发展方向。

（二）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具体的宪法原则，而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1982年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我国宪法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局限在国家机构。“世界各国宪法条文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不外是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国旗国徽和首都，宪法的保障与修改程序等问题”。[46]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只是宪法内容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对于决定宪法全部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来说，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能是一个具体原则。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被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所决定

1、人民主权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也叫主权在民原则，是指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它贯穿宪法的全部内容，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从某种意义说来，宪法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产物。作为最高法，它与君主专制水火不容。只有承认人民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有宪法。

17、18世纪，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以自然权利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创立了人民主权学说。他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由、独立、平等的自然状态中。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不平等，自然权利被践踏，于是人们相约组成国家，把自然权利交给社会，同时又从社会那里得到自由、平等和生命、财产权利；卢梭认为主权是“公意”的体现。人民的“公意”在国家中表现为最高权力，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主权属于人民。主权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分割。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可以废除原来的契约，组织新的政府。

法国大革命后，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得到确认。[47]人民主权的第一要义在于承认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全体是主权的所有者，人民全体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第二要义在于承认政府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只是“人民的雇员（commisdupeuple）”。

从人民主权的要义来看，人民主权学说是政治假说。因为“人民全体（除瑞士实行直接民主和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之外）是无法真正行使权力的，因此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是也只能是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的做法──代议制，，只不过是要求政府出自民选。人民行使主权也只限于投票选举。即令当选的人或机关在形式上代表人民全体，实际上也只是代表人民多数，……。”[48]何华辉先生认为：“人民主权应由人民直接行使，才是最理想、最完善的形式。由于近代和现代国家已远非小国寡民，国家的一切主权权力都由主权者直接行使确有困难，因而采用代议制度由主权者选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代表主权者行使主权权力，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49]这种政治假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不断被验证，不断被完善。它不仅成为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逻辑起点，还是人类崇高的政治法律理想。王世杰、钱端升先生认为，人民主权学说“虽属虚拟的理论，他的实际的效用，确属不可湮没”。[50]

这种实际的效用体现在宪法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宪法的始终。在公民的权利自由方面，人民主权原则直接体现在选举权上，而选举权的真正实现，又有赖于公民的经济文化权利、平等权、宗教信仰自由、人身权利、表达意见的自由等等权利的实现。所以人民主权总括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在国家制度方面，无论是三权分立制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主权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我国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首先就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张庆福先生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人民主权原则的形式。“社会主义宪法不仅确认了人民主权原则，而且还确认了实行人民主权原则的形式。这就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机关。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机关组织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它们都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受人民代表机关监督。总之，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由人民选出的人民代表机关行使”。[51]因此民主集中制原则仅是宪法的一个具体原则，是人民代表大会正确产生和正确行使权力的原则。一句话，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人民主权原则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体现。

2、基本人权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应当享有的权利的总和。[52]宪法所体现的是基本人权。所谓基本人权，是指人不可或缺的权利。一般的人权不以法律规定为前提，而基本人权必须由宪法规定。[53]宪法规定基本人权的形态各异。有的在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并以公民的基本权利表现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如战后的德国、意大利、日本宪法都采取这种表现形式；有的不显人权字样，只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以表现基本人权的内容，如美国宪法、中国宪法等；有的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以其他法律来对基本人权具体化，如法国宪法等。基本人权还具有原则性、派生性，可以推导或派生出许多其他的具体人权。基本人权原则是资本主义宪法与社会主义的共有原则，贯穿宪法的始终。[54]

从结构的角度说，各国宪法千差万别，五花八门，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55]是宪法的基本内容。毋庸置疑，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就是基本人权原则的直接反映。从国家制度的层面来说，宪法所确立的民主制度也是为保障人权而设立。《人权宣言》明确指出：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李步云先生认为：“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56]实现和保障人权是宪政国家中国家机构的任务。立法机构通过立法、行政、司法机构通过适用法律来实现和保障人权。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57]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必须符合实现和保障人权要求。从这个意义说，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服从和服务于基本人权原则。

3、法治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对我国现行宪法进行修正，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13修正案）正式将法治原则写入宪法。法治是什么？《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58]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界有大量的有关法治的论著问世，虽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但一般认为，法治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它对广大公民、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政党、武装力量是普遍适用的。法治的精髓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规制政府的权力。[59]俄国法学家拉札列夫认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现实保证。人权是法治国家的精髓，也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因素之一。”[60]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的进步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的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61]《牛津法律大辞典》在“法治”条下如是说：“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大量的、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用本身利益的法律。”[62]宪法恰恰就是为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而存在的。何华辉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体现法治原则的宪法规范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的立法权，二是严格的依法办事。社会主义宪法一般都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代表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它们还规定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享有立法权。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人民立法权十分明显，社会主义国家宪法通常都规定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其中包括各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准则；同时还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机关保障这些权利使之得以实行的职责，公民行使这些权利应该遵守的准则。社会主义宪法一般都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一切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依法办事的精神也十分明显。[63]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宪法中，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及保障等均是法治原则的体现。

因此，相对于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宪法的基本原则来说，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宪法的局部的、具体的原则。它服从和服务于宪法的基本原则，被宪法的基本原则所决定。

（四）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所有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我国的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国家主席、军事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如果将所有的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都视为民主集中制，不仅在理论上牵强，而且在实践中有害。

国家主席是我国的国家元首，是个人组成的国家机关。如果一定要认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的话，那么国家主席行使国家元首权的活动无论如何与民主集中制无关。实际上我国国家主席的产生和职权行使同议会共和制资本主义国家元首相比较并无大的不同。

我国的军事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宪法第9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军队是高度集中的武装集团，国家军事机关的建设必须更多地体现在对军队集中、统一的要求，而不是民主的要求。到今天为止，世界上从未出现过一支官长全部由选举产生，命令根据多数士兵意见下达的军队。所以军事机关不能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活动。

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最终裁判机关，担负着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按照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的确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活动的。具体表现为：1、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宪法第128条）2、选举与任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5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3、报告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4、审判委员会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按照这种模式运作的人民法院，现在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不适应法治国家建设对司法公正的呼唤。[64]具体说来：

首先，是法官还是法院对法律负责。法官是什么？法官是“对其职责是裁决纠纷和其他提交给法院决定的事情的人的总称。”[65]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对公平、正义负责；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对法律负责。在我国，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际上是法院负责。尽管判决以法官的名义做出，但法官并不总是对案件的判决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法官和法院是对法律负责还是对人大负责。在英国，法官“被女王所任命，付给一个固定的俸禄，但他们不是皇室的臣仆，不受女王和其他大臣们、政府机构或议会的控制和指挥。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在美国情况也是如此，司法独立于政治干涉和压力被认为是根本”[66].在我国，除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和全国大常委会负责之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对产生它的地方人大负责。这就产生了一个现实的风险，即当地方人大的行为不合法时，地方人民法院及其法官是向法律负责还是向地方人大负责。在实践中，地方人民法院往往选择了后者，法律让位于权力。

第三，人民法院如何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宪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习惯做法是人民法院院长代表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近年来，随着司法腐败的严重和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未获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情况。也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法院不信任。出现这种情况，是法院总辞职，还是人民代表大会解散法院？显然都不合适。实际上，工作报告没有被通过的人民法院仍然存在，而且照样行使职权，只是对少数院长的工作调整了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1月6日颁行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这样，实际上就把人民法院对人大负责制度变成了人民法院院长对人大的负责制，这不仅对法院院长不公平，而且有违宪法原意。

近年来，地方人大对法院开始进行个案监督，这被认为是法院对人大负责的好形式。但人们常有这样的疑问：难道人大比专事审判的法院在审判工作上更为专业？实际上，个案监督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为干预司法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

所以，为了建设法治国家，为了司法公正，人民法院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法院和法官只对法律负责。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我国国家主席、军事机关等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不应该是人民法院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民主集中制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不是对民主集中制的否定。从宪法意义上说，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会议式的国家机关仍然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即人民按自己的意志选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集中讨论议决国家大事，制定法律，选举国家机构。人民选举代表的过程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而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议决国家大事，制定法律、选举国家机构的过程就是集中的过程。所以，从本质上说，民主集中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提法。

在当前，准确地把握经典作家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原意，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的法律内涵，有助于突破法治建设中的理论瓶颈，为宪法的进一步完善，宪法的监督实施，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奠定理论前提。

注释：

[①]以至于有的学者撰文《无所谓合宪不合宪——论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及解决》，洪世宏文，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

[②]《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章程汇编》，第9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1卷，第405页，人民出版社。

[④]《列宁选集》，第4卷，第311-3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⑤]《列宁选集》，第1卷，第4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列宁选集》，第4卷，第24页。

[⑦]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9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何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英国宪章派、法国布朗基四季社、德国正义者同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

[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575页。

[⑨]《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页。

[12]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正好相反。何华辉先生认为：“这个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进一步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比较宪法学》，第96-97页。林举岱先生认为“章程还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国际的最高机关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大会产生协会的总委员会”。林举岱主编《世界近代史》，第4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列宁选集》，第2卷，第519-52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列宁选集》，第2卷，第520页。

[15]《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238页。

[16]《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379页。

[17]《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73页。

[18]《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7页。

[19]参见《宪法词典》，第12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0]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另文论述。蔡定剑认为，54年以后“民主集中制被普遍化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被用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准则，被作为强调加强纪律的一种手段”。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86-87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修订版。

[21]《选集》，第2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2]《选集》，第2卷，第637-638页。

[23]《选集》，第3卷，第1006页。

[24]《宪法学》，第189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25]《中国宪法教程》，第16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6]《宪法学》，第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7]《宪法与民主制度》，第5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9]《法兰西内战》，第55页。

[30]（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译本，第1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1]《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1页。

[32]《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5页。

[33]《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348页。

[34]《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42页。

[35]参见法国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87-8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6]《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65页。

[37]《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64页。

[38]《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6页。

[39]《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7页。

[40]《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7页。

[41]《法兰西内战》，第141页。

[42]《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

[43]参见龚廷泰《列宁法律思想研究》，第172-177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44]在我国，几乎每一部宪法学教材或系统的宪法学专著都涉及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张庆福先生是以一节内容专门阐述“宪法基本原则的概念”的第一人。他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也是第一部讲宪法基本原则而没有讲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专著。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第七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3月版。

[45]李龙《宪法基础理论》，第12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6]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44页。

[47]参见王世杰、钱瑞升《比较宪法》第4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学说，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并尝屡次以文宣示。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3条说：‘主权全体，根本的属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行使未经国民赋予的职权’。1791年宪法则云：‘主权是唯一的，不可分的，不可割让的，不受限制的。主权属于国民。’以后法国宪法，屡有此类的宣示；其他各国宪法亦往往设有此种规定，吾国亦非例外”。

龚祥瑞先生认为：“国家主权属于人民，这一条几乎已成为举世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在其序言中也开宗明义写道：‘我们美国人民为美国制定并确定了这部宪法。’即使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日本国宪法第一条也规定：天皇的地位‘基于主权所存在之日本国民’。”参见《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57页，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

[48]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58页。

[49]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58页。

[50]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44页。

[51]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第133页。

[52]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未给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人权定义。国外学者有关人权的观念可参阅：（1）沈宗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载《当代中国人权论》第12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2）（英）米尔思《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中译本，第3页，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3）（美）路易斯·亨金《人权概念的普遍性》，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

国内学者有关人权的观念可参阅：（1）何华辉《比较宪法学》；（2）董云虎等《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韩德培、李龙等《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4）孙国华《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胡锦光、韩大元《当代人权保障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6）郑杭生《人权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7）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8）罗中立、万其刚、刘松山《人权与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9）公丕祥《权利现象的逻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3]美国学者爱德华·S·科尔认为：“个人权利，既然它仍高于宪法，先于宪法而存在，宪法中对个人权利的罗列并不给予其任何权威，而只是一种保障。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宪法提到这些权利它们才是基本的，相反，它们是基本权利，所以才写在宪法中。”《密西根法律评论》，第247期，第247－248页。转引自，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第129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4]前苏联学者法尔别洛夫认为：“宪法是规定国家政治形式、国家机关体制、国家机关成立和活动的程序，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根本法。”参见库德里亚夫果夫等著，刘向文译《苏联宪法讲话》，第1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何华辉教授在他的《比较宪法学》中列举了加拿大学者柯里、美国学者特里索利尼、日本学者小林直树等10位外国学者的宪法定义“他们所阐述的宪法关于国家机关体系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以及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把宪法的形式显得十分清晰。”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11－15页。

中国台湾宪法学家林纪东认为：“宪法者，规定国家之基本组织、人民之权利义务，及基本国策之根本法也。”林纪东《民国宪法释论》，第1页，台湾明文印刷厂，1981年出版。

[55]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第23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6]李步云《宪政与中国》，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2）第2页，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

[57]《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8]《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第79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59]关于这一问题，童之伟教授创立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法权”之说。参见《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权利本位说再评议》，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兼答刘旺洪教授》，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法权中心说补论》，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他与刘旺洪教授的论争，更是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研究推到了新起点。

[60]B·B拉扎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译本，第349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译本，第35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2]《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第790页。

[63]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80页。

[64]近年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法学界多次召开高规格的司法公正研讨会，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民主集中制原则范文篇2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教学;人民代表大会;政治生活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三层两面式”剖析法的疑惑

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和活动原则。作为必修2•政治生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一课的教学难点，多数教师习惯于在讲解时将课本列举的三层表现分解为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在人民与人大的关系上，人民民主选举、代表民主决策体现民主；人大统一行使权力体现集中。在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人大代表民主选举其他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各司其职体现民主；权力机关集中行使国家权力体现集中。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地方充分发挥积极性体现民主，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体现集中。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存在误区：将民主集中制分为“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似有将二者人为割裂之嫌，有悖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真谛。

二、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民主的丰富形式

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先生曾在《民主集中制正误》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在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上，往往把它解释成是‘民主（制）’和‘集中（制）’两个实体构成的，然后再说它们是对立统一的或辩证统一的。这就有想当然地贴辩证法标签之嫌。”按照王贵秀先生的考证，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与“集中”是“属性”与“实体”的关系。“‘民主的’这种属性是内在地规定‘集中（制）’这一实体的性质的。具有了‘民主的’这种属性、性质或规定性，‘集中（制）’就成为‘民主的集中制’；不具有或失去了‘民主的’这种属性、性质或规定性，‘集中（制）’就不是或不再是‘民主的集中制’，而成为‘非民主的或专制的、官僚的集中（制）’”。因此，“民主集中制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础的集中制。”[1]不难看出，这个定义更强调集中制的民主属性，也更符合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没有民主的过程，就不可能有集中的意志。因此，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时，可把民主集中制具体化为两个过程，即在民主基础上最后达到人民意志集中的过程和在业已形成的集中意志指导下进一步推进民主的过程：1.从人民与人大的关系看，直接的民主形式是选举民主。这层关系的重点是强调国家权力机关的产生基础，也即只有经过法定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机关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也正是因为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才必须坚持民主议事的方式，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离开了民主选举这一过程，国家权力机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这层关系体现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已故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主任蔡定剑先生特别指出：“民主的本意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少数人要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表现形式，而不是集中的表现形式”。[2]2.从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看，直接的民主形式也是选举民主。这层关系的重点是强调其他国家机关的产生基础。其他国家机关由人大代表民主选举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这体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一府两院”必须在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法律框架内活动，其权力不能“越雷池一步”，则体现了在法律这一人民集中意志指导下的民主。3.从中央国家机构和地方国家机构的关系看，直接的民主形式是分权民主。这层关系的重点是强调地方国家机关的活动基础是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强调的是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比如上下级人大之间的关系是工作指导关系，地方人大的民主活动必须在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法规指导下进行。因此这层关系主要体现了一种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过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教学应突出其时代意义，特别是其在今天所折射出的民主法治理念：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它是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国家性质的证明。借民主集中制的准确剖析，引领学生走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误区，感受人民当家作主的魅力，树立高度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参考文献：

[1]王贵秀.民主集中制正误[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1）：66-67

民主集中制原则范文篇3

「关键词」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巴黎公社，议行合一，基本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界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有诸多错误认识。其一是误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当成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二是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倡导民主集中制原则；其三是混淆议行合一制与民主集中制。这些错误认识不仅滞碍了宪法学，甚至也影响到宪法的权威。[①]因此，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归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中的应有之位，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民主集中制”的由来

（一）“民主集中制”首先是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而出现的。

首先正式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与活动原则的是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章程第5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及其支部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1、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基层机关或最高机关都由选举产生（由全体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选举）；2、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选举人报告工作；3、上级党机关的决议，下级必须服从，保持严格的党的纪律，共产国际及其机关以及党的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立即执行”。[②]第3条的规定，明显有别于第一国际章程，集中色彩较浓。这反映了列宁的党建思想。早在1905年，列宁为了克服党内的小组习气，统一社会民主工党的意志，就主张在社会民主工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在自己的刊物上一面坚持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也从未反对党内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③]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列宁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19项条件，其中第13项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④]因此，列宁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小组习气，统一党的意志。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说：“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⑤]二是共产国际建立之初，苏俄处于内战状态，党的中心任务是赢得战争，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9年7月，列宁在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的信中号召：“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应按战时要求紧张起来，把自己的工作、努力和关心尽量用来解决直接的战争任务，……。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⑥]战争需要高度集中统一领导。所以列宁所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特殊条件下的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二）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出过“民主集中制”原则

国内许多学者误以为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甚至最严谨的学者也认为马克思在指导正义者同盟改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实际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⑦]实际上马克思在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改造过程中，从未提及“民主集中制”或“集中制”。马克思更多强调的是组织内部的民主。因为无论是正义者同盟，还是布朗基四季社，都是主张以少数人的密谋来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组织。把这样的组织改建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其民主建设。1847年6月，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规定：全盟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各区部、支部的领导人均由民主选举产生，如果领导人不适宜，可以随时撤换。[⑧]在马克思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⑨]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委托马克思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71年9月底至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所有各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准备了新版文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章程第3条规定“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很明显，这一条规定的是民主选举，而非集中。那么总委员会是否是集中的机关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章程第6条规定“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⑩]实际上，马克思开篇就对制定章程的精神作了明确的表述，这种精神，不是民主集中制，更不是片面的集中。马克思写道“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而不是其他。即使我们不能据此认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但也无法得出国际工人协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真实意图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将国际建成协调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889年在恩格斯指导下成立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第二国际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第二国际不仅没有提及任何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甚至连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那样的机构都没有成立。如果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德国党、英国党、法国党、荷兰党，甚至美国工人阶级政党活动的一系列文章与信件中，怎么无法找到哪怕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字样呢？

（三）列宁在什么意义上将“民主集中制”引入国家制度

列宁不仅是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与活动原则的第一人，也是在理论上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制度的第一人。但列宁是从俄国民族民主、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民族问题解决的角度论述民主集中制的。首先，俄国存在着深重的民族压迫。“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民族占据着巨大的整块地区，人口约有七千万。这个民族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的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其次，列宁强调民族自决。他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列宁说：”正是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特点，才使我们在目前时代承认民族自决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什么是民族自决权呢？”‘自决权’意味着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即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有一般的民主，而且特别不能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分离问题的事情。……无产阶级要求的是那种排除用暴力将某一民族强行控制在一国范围内的民主“。[??]再次，列宁主张用民主集中制实现民族平等的联合。列宁说：”我们赞成有分离的权利（但不赞成所有民族的分离！）……我们绝对不宣传分离。总的来说，我们反对分离“。[??]那么怎样解决民族自决权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矛盾呢？列宁认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承认各地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多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实行单一制，而不应实行联邦制。但是为了俄国的统一，为了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列宁认为”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

除了从民族自决和建立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角度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结构形式之外，列宁并不主张所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实行民主集中制，更没有说过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就没有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列宁逝世之初制定的1924年苏联宪法和对后世社会主义宪法产生广泛影响的苏联1936年宪法，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规定。所以我们不应把列宁为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特殊做法当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组织与活动原则的一般原理。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使用过“民主集中制”这一名词；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人们所广泛引用的马克思所指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有关文件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主张民主集中制。从根本上说来，他们更关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建设，反对神秘主义，主张权利与义务的一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指导第二国际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从未在名和实上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要求各无产阶级政党，这也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民主集中制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同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篮图的勾画中，也没有涉及到民主集中制。

第三，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党建思想的一部分。列宁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主要是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倾向和小组习气。共产国际成立时，俄国又处于内战时期。

第四，列宁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制度主要针对俄国特殊的民族问题，不具有普遍意义。列宁也没有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更没有上升为宪法的基本原则。1918年苏俄宪法、1924年苏联宪法没有写入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民主集中制的应有之义

（一）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学内涵

在我国，涉及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学方面的著作多得不可胜数，但没有一本真正说清了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典型的论述是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缺一不可。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集中制才能得到确立和贯彻。坚持这一原则，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论述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泛化的表现。[??]

实际上，同志很早就从国家政权的角度准确地论述过民主集中制。早在1937年10月，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过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21]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政体时说：“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22]1945年4月，同志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准确地阐释了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23]

我们认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宪政意义上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确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法学定解。概括地说：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政权组织”、“政权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第二，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是基础。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意机关、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选举政府。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决定性方面，是基础。

第三，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集中地处理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行政事务，并以此来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这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

第四，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统一的，这构成了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指行政机关集中行使的行政权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的授予，“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指通过行政机关的集中统一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促进和保障民主。切不可将民主集中制理解为一个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

所以从本质上说，民主集中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

（二）议行合一制不是民主集中制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界之所以误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议行合一制等同于民主集中制，误认为马克思所充分肯定的巴黎公社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的。如吴家麟主编的《宪法学》认为：“人民代表大会是公社式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应当是‘议行合一’的机关。这里所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比起巴黎公社来有所发展”。[24]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宪法教程》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兼管立法和行政’，即‘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不仅继承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而且也有所发展”。[25]魏定仁主编的全国自考教材《宪法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确认的是权力的统一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个原则由巴黎公社所创建而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充实和具体化”。[26]许崇德、何华辉二先生在所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中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议行合一是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政权组织与活动的指导原则。[27]

我们认为，巴黎公社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度，这种制度与我们今天所描绘的民主集中制并不一致。议行合一制实行的是立法与行政的合一，而民主集中制则不是。

马克思对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从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黎公社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

马克思认为，1871年法国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所向往的“社会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巴黎公社是摆脱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新型人民政权，是实行人民普选制、人民代表随时撤换制、立法与行政统一的“工作机关”。[28]“巴黎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29]公社由巴黎各区无产阶级直接选举产生的86名代表组成的公社委员会行使一切权力。公社委员会有权通过一切法令，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同时直接执行，行使行政权和审判权。公社委员会虽下设执行、财政、军事、司法、公安、粮食、劳动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教育共10个委员会，但公社委员兼任各委员会委员。公社委员既是人民的代表，又同时扮演政府官员的角色。他们既参加公社法令、决议、命令的制定，又组织执行公社的各项法令、决议、命令。各区选出的公社委员还直接领导该区政府的工作。所以公社委员会集立法与行政为一身。对此，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有生动的描述。“我们每个人都兼任某个委员会的工作，每个委员会都相当于国家的一个部，分别负责管理公共教育、军事、物资、外交和治安等，领导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就足以耗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区长和民事官员，负责管理各自的区。我们中很多人还在国民自卫军中担任指挥，……”。[30]因此，巴黎公社的公社委员会成员既是代表机关的成员同时又是执行部门的领导者。他们既负责制定法律同时又“亲自”负责执行法律，因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议行合一。

那么巴黎公社为什么实行议行合一原则呢？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巴黎公社是在炮火中成立的。公社成立时，巴黎的一半以上在代表封建势力的普鲁士占领军的占领之下，而代表反动资产阶级势力的梯也尔政府则盘踞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也就是说，巴黎公社一诞生就面临着被扼杀的危险。事实上巴黎公社也仅存72天。“的确不应该忘记，公社刚刚组成，就遭到凡尔赛分子无情的打击。公社成立还不到一星期，一场内战，一场立即变得惨无人道的野蛮战争，一场可以和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教派相比拟的战争，打破了精神上的稳定……”。[31]“针对特殊的形势，当然应当用特殊的措施来对付；而针对新的，或许是史无前例的情况，同样应该找到新的，史无前例的措施”。[32]这种措施就是议行合一。在严峻的形势下，虽然“议”也很重要，但“行”更为重要。在公社存在的72天里，军事斗争始终处于第一位，有许多公社委员本身就是军事指挥员。而军事斗争需要把执行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第二，巴黎公社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自治政权，管辖范围有限，人口不多。“巴黎在宣布公社自治时，想的是什么呢？”“人民在3月18日宣布，必须跳出邪恶的圈子，根除弊端，不是交换主人，而是不再要主人；人民看清了真理，看清了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人民宣告了巴黎公社的自治和公社的联邦”。[33]自治的巴黎公社治下的人口是有限的。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说，选举公社委员有“23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可以说这23万人相当于选民人数的三分之二强”。[34]管辖范围仅限于巴黎和人口数量不多，使得巴黎公社有条件实行议行合一。

第三，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和1793年雅各宾派思想的影响。尽管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但它深受着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人民主权学说和雅各宾派思想的影响。卢梭实际上是第一个阐述议行合一的思想家。卢梭认为，主权不能转让，也不能被代表。他反对权力分立，认为最好的立法者就是人民自己，而立法者比任何人更清楚法律应该怎样执行。所以在民主制下，全体人民不仅是立法者，而且还是执行官。[35]卢梭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793年的雅各宾派宪法就是对卢梭思想的实践。在宪法的序言，即新《人权宣言》中，删去了1791年宪法《人权宣言》中体现孟德斯鸠分权思想的第16条，而按照卢梭的“权力不可分割”的思想，写进了第25条：“主权属于人民，它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1793年宪法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规定设立立法议会和执行会议。立法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立法议会产生并领导执行会议。执行会议必须根据立法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法令行使权力。

从本质上说，雅各宾派宪法是一部集权宪法，它带有议行合一的色彩。直接影响了巴黎公社。阿尔蒂尔·阿尔努在《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说，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中，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自称革命的雅各宾派”。[36]“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是1793年巴黎公社的继续”。“在革命的雅各派内，有相当数量的国际成员和主要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而闻名的人物”。[37]因此，巴黎公社在组织与活动上，采取与雅各宾派宪法相类同的议行合一制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实际上，公社失败后不久，坚定的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就对公社的议行合一提出了批评。“我们工作繁忙，疲劳过度，得不到一分钟休息，没有片刻可以冷静地思索以避免考虑不周”。[38]由于每个公社委员既要开会议事，又要兼任某个委员会（相当于国家的一个部）的工作，同时还是区长和民事官员。“我们每个人都要担当并做好难以胜数的工作，这些工作足以使七、八个人忙得不可开交”。[39]阿尔努认为，不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周到设计，而是包办代替思想、集权思想是形成议行合一模式的原因。“支配绝大多数公社委员会的集权思想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种思想使他们以为自己不但无限忠诚，而且有无穷的精力；为了把一切做好，应该一切都由公社包办”。“通过实践我发现这项措施存在严重的弊病”。[40]

因此，议行合一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形式，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是明证。

实际上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把巴黎公社当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形式”，它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所向往的“社会共和国”的“一定形式”。马克思之所以肯定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制度，主要由于这种制度使“普选权被用于真正的目的”。“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经被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41]所以马克思关心的是真正的民主。只要有使“普选权被用于真正目的”的原则、制度、方式出现，不管是不是议行合一制度，就不违背马克思的原意。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从努力实践议行合一到放弃议行合一也说明这一制度的欠缺。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喊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型国家的再造，是民主制的最好形式。他主张“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合而为一”。[42]应该说，列宁是高举巴黎公社旗帜的，在十月革命前，一直主张要按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原则建立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仍力求在国家政权机关建设中体现议行合一原则。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仿照巴黎公社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苏俄宪法第32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的指导工农政府及全国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活动。统一协调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负责执行。第36条规定“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各部（各人民委员部）中工作，或执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项特别委托”。1924年苏联宪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议行合一原则的集权性质，使得苏维埃政治制度很快出现了背离民主原则的变化。具体说来，第一，从人民直接管理制转变为政党代表制；第二，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转变为一切权力归政治局；第三，由苏维埃民主选举制、罢免制转变为党的委任制；第四，从独立的人民监督权转变为从属于国家监察机构；第五，从强调革命法制转变为赋予肃反委员会以特殊权力。[43]尽管此后的苏联1936年宪法完全摒弃了议行合一原则，但议行合一带来的集权影响没有消除。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宪法内涵是：由人民通过民主的程序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民代表集中人民的意志，议决国家大事，组织行政机关，行政机关集中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法律。它不同于既负责议定大事、制定法律，又负责执行的议行合一制。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一）什么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张庆福教授在他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一书中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制宪者在制宪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在规定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时所遵循的根本标准”。“是调整整个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集中体现宪法的基本精神，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贯穿于宪法的始终，它决定和影响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定”。[44]也就是说，一项原则能否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体现宪法基本精神，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贯穿宪法的始终，决定和影响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定。

李龙教授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至少有如下特点：（1）能集中体现宪法的实质与宪法的价值；（2）决定宪法规定的稳定性与统一性，具有宏观指导作用；（3）覆盖面宽，是一国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45]

我们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那些能总领宪法的精神，贯穿宪法始终，决定具体宪法原则和规范的宪法原则。它能左右具体的宪法原则、宪法规范的制定、适用和发展方向，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至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贯穿宪法的始终；第二，决定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范，而不是被决定；第三，代表宪法的发展方向。

（二）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具体的宪法原则，而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1982年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我国宪法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局限在国家机构。“世界各国宪法条文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不外是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国旗国徽和首都，宪法的保障与修改程序等问题”。[46]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只是宪法内容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对于决定宪法全部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来说，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能是一个具体原则。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被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所决定

1、人民主权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也叫主权在民原则，是指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它贯穿宪法的全部内容，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从某种意义说来，宪法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产物。作为最高法，它与君主专制水火不容。只有承认人民主权的国家，才可能有宪法。

17、18世纪，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以自然权利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创立了人民主权学说。他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由、独立、平等的自然状态中。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不平等，自然权利被践踏，于是人们相约组成国家，把自然权利交给社会，同时又从社会那里得到自由、平等和生命、财产权利；卢梭认为主权是“公意”的体现。人民的“公意”在国家中表现为最高权力，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主权属于人民。主权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分割。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可以废除原来的契约，组织新的政府。

法国大革命后，人民主权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得到确认。[47]人民主权的第一要义在于承认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全体是主权的所有者，人民全体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第二要义在于承认政府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只是“人民的雇员（commisdupeuple）”。

从人民主权的要义来看，人民主权学说是政治假说。因为“人民全体（除瑞士实行直接民主和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之外）是无法真正行使权力的，因此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是也只能是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的做法──代议制，，只不过是要求政府出自民选。人民行使主权也只限于投票选举。即令当选的人或机关在形式上代表人民全体，实际上也只是代表人民多数，……。”[48]何华辉先生认为：“人民主权应由人民直接行使，才是最理想、最完善的形式。由于近代和现代国家已远非小国寡民，国家的一切主权权力都由主权者直接行使确有困难，因而采用代议制度由主权者选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代表主权者行使主权权力，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49]这种政治假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不断被验证，不断被完善。它不仅成为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逻辑起点，还是人类崇高的政治法律理想。王世杰、钱端升先生认为，人民主权学说“虽属虚拟的理论，他的实际的效用，确属不可湮没”。[50]

这种实际的效用体现在宪法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宪法的始终。在公民的权利自由方面，人民主权原则直接体现在选举权上，而选举权的真正实现，又有赖于公民的经济文化权利、平等权、宗教信仰自由、人身权利、表达意见的自由等等权利的实现。所以人民主权总括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在国家制度方面，无论是三权分立制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主权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我国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首先就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张庆福先生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人民主权原则的形式。“社会主义宪法不仅确认了人民主权原则，而且还确认了实行人民主权原则的形式。这就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机关。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机关组织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它们都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受人民代表机关监督。总之，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由人民选出的人民代表机关行使”。[51]因此民主集中制原则仅是宪法的一个具体原则，是人民代表大会正确产生和正确行使权力的原则。一句话，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人民主权原则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体现。

2、基本人权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应当享有的权利的总和。[52]宪法所体现的是基本人权。所谓基本人权，是指人不可或缺的权利。一般的人权不以法律规定为前提，而基本人权必须由宪法规定。[53]宪法规定基本人权的形态各异。有的在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并以公民的基本权利表现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如战后的德国、意大利、日本宪法都采取这种表现形式；有的不显人权字样，只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以表现基本人权的内容，如美国宪法、中国宪法等；有的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以其他法律来对基本人权具体化，如法国宪法等。基本人权还具有原则性、派生性，可以推导或派生出许多其他的具体人权。基本人权原则是资本主义宪法与社会主义的共有原则，贯穿宪法的始终。[54]

从结构的角度说，各国宪法千差万别，五花八门，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55]是宪法的基本内容。毋庸置疑，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就是基本人权原则的直接反映。从国家制度的层面来说，宪法所确立的民主制度也是为保障人权而设立。《人权宣言》明确指出：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李步云先生认为：“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56]实现和保障人权是宪政国家中国家机构的任务。立法机构通过立法、行政、司法机构通过适用法律来实现和保障人权。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57]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必须符合实现和保障人权要求。从这个意义说，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服从和服务于基本人权原则。

3、法治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对我国现行宪法进行修正，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13修正案）正式将法治原则写入宪法。法治是什么？《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58]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界有大量的有关法治的论著问世，虽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但一般认为，法治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它对广大公民、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政党、武装力量是普遍适用的。法治的精髓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规制政府的权力。[59]俄国法学家拉札列夫认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现实保证。人权是法治国家的精髓，也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因素之一。”[60]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的进步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的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61]《牛津法律大辞典》在“法治”条下如是说：“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大量的、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用本身利益的法律。”[62]宪法恰恰就是为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而存在的。何华辉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体现法治原则的宪法规范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的立法权，二是严格的依法办事。社会主义宪法一般都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代表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它们还规定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享有立法权。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人民立法权十分明显，社会主义国家宪法通常都规定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其中包括各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准则；同时还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机关保障这些权利使之得以实行的职责，公民行使这些权利应该遵守的准则。社会主义宪法一般都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一切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依法办事的精神也十分明显。[63]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宪法中，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及保障等均是法治原则的体现。

因此，相对于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宪法的基本原则来说，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宪法的局部的、具体的原则。它服从和服务于宪法的基本原则，被宪法的基本原则所决定。

（四）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所有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我国的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国家主席、军事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如果将所有的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都视为民主集中制，不仅在理论上牵强，而且在实践中有害。

国家主席是我国的国家元首，是个人组成的国家机关。如果一定要认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的话，那么国家主席行使国家元首权的活动无论如何与民主集中制无关。实际上我国国家主席的产生和职权行使同议会共和制资本主义国家元首相比较并无大的不同。

我国的军事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宪法第9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军队是高度集中的武装集团，国家军事机关的建设必须更多地体现在对军队集中、统一的要求，而不是民主的要求。到今天为止，世界上从未出现过一支官长全部由选举产生，命令根据多数士兵意见下达的军队。所以军事机关不能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活动。

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最终裁判机关，担负着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按照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的确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活动的。具体表现为：1、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宪法第128条）2、选举与任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5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3、报告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4、审判委员会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按照这种模式运作的人民法院，现在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不适应法治国家建设对司法公正的呼唤。[64]具体说来：

首先，是法官还是法院对法律负责。法官是什么？法官是“对其职责是裁决纠纷和其他提交给法院决定的事情的人的总称。”[65]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对公平、正义负责；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对法律负责。在我国，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际上是法院负责。尽管判决以法官的名义做出，但法官并不总是对案件的判决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法官和法院是对法律负责还是对人大负责。在英国，法官“被女王所任命，付给一个固定的俸禄，但他们不是皇室的臣仆，不受女王和其他大臣们、政府机构或议会的控制和指挥。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在美国情况也是如此，司法独立于政治干涉和压力被认为是根本”[66].在我国，除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和全国大常委会负责之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对产生它的地方人大负责。这就产生了一个现实的风险，即当地方人大的行为不合法时，地方人民法院及其法官是向法律负责还是向地方人大负责。在实践中，地方人民法院往往选择了后者，法律让位于权力。

第三，人民法院如何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宪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习惯做法是人民法院院长代表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近年来，随着司法腐败的严重和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未获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情况。也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法院不信任。出现这种情况，是法院总辞职，还是人民代表大会解散法院？显然都不合适。实际上，工作报告没有被通过的人民法院仍然存在，而且照样行使职权，只是对少数院长的工作调整了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1月6日颁行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这样，实际上就把人民法院对人大负责制度变成了人民法院院长对人大的负责制，这不仅对法院院长不公平，而且有违宪法原意。

近年来，地方人大对法院开始进行个案监督，这被认为是法院对人大负责的好形式。但人们常有这样的疑问：难道人大比专事审判的法院在审判工作上更为专业？实际上，个案监督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为干预司法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

所以，为了建设法治国家，为了司法公正，人民法院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法院和法官只对法律负责。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我国国家主席、军事机关等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不应该是人民法院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民主集中制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不是对民主集中制的否定。从宪法意义上说，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会议式的国家机关仍然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即人民按自己的意志选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集中讨论议决国家大事，制定法律，选举国家机构。人民选举代表的过程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而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议决国家大事，制定法律、选举国家机构的过程就是集中的过程。所以，从本质上说，民主集中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提法。

在当前，准确地把握经典作家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原意，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的法律内涵，有助于突破法治建设中的理论瓶颈，为宪法的进一步完善，宪法的监督实施，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奠定理论前提。

注释：

[①]以至于有的学者撰文《无所谓合宪不合宪——论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及解决》，洪世宏文，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

[②]《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章程汇编》，第9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1卷，第405页，人民出版社。

[④]《列宁选集》，第4卷，第311-3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⑤]《列宁选集》，第1卷，第4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列宁选集》，第4卷，第24页。

[⑦]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9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何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英国宪章派、法国布朗基四季社、德国正义者同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

[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575页。

[⑨]《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页。

[12]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正好相反。何华辉先生认为：“这个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进一步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比较宪法学》，第96-97页。林举岱先生认为“章程还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国际的最高机关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大会产生协会的总委员会”。林举岱主编《世界近代史》，第4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列宁选集》，第2卷，第519-52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列宁选集》，第2卷，第520页。

[15]《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238页。

[16]《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379页。

[17]《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73页。

[18]《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7页。

[19]参见《宪法词典》，第12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0]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另文论述。蔡定剑认为，54年以后“民主集中制被普遍化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被用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准则，被作为强调加强纪律的一种手段”。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86-87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修订版。

[21]《选集》，第2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2]《选集》，第2卷，第637-638页。

[23]《选集》，第3卷，第1006页。

[24]《宪法学》，第189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25]《中国宪法教程》，第16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6]《宪法学》，第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7]《宪法与民主制度》，第5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9]《法兰西内战》，第55页。

[30]（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译本，第1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1]《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1页。

[32]《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5页。

[33]《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348页。

[34]《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42页。

[35]参见法国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87-8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6]《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65页。

[37]《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64页。

[38]《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6页。

[39]《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7页。

[40]《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7页。

[41]《法兰西内战》，第141页。

[42]《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

[43]参见龚廷泰《列宁法律思想研究》，第172-177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44]在我国，几乎每一部宪法学教材或系统的宪法学专著都涉及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张庆福先生是以一节内容专门阐述“宪法基本原则的概念”的第一人。他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也是第一部讲宪法基本原则而没有讲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专著。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第七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3月版。

[45]李龙《宪法基础理论》，第12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6]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44页。

[47]参见王世杰、钱瑞升《比较宪法》第4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学说，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并尝屡次以文宣示。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3条说：‘主权全体，根本的属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行使未经国民赋予的职权’。1791年宪法则云：‘主权是唯一的，不可分的，不可割让的，不受限制的。主权属于国民。’以后法国宪法，屡有此类的宣示；其他各国宪法亦往往设有此种规定，吾国亦非例外”。

龚祥瑞先生认为：“国家主权属于人民，这一条几乎已成为举世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在其序言中也开宗明义写道：‘我们美国人民为美国制定并确定了这部宪法。’即使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日本国宪法第一条也规定：天皇的地位‘基于主权所存在之日本国民’。”参见《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57页，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

[48]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58页。

[49]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58页。

[50]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44页。

[51]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第133页。

[52]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未给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人权定义。国外学者有关人权的观念可参阅：（1）沈宗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载《当代中国人权论》第12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2）（英）米尔思《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中译本，第3页，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3）（美）路易斯·亨金《人权概念的普遍性》，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

国内学者有关人权的观念可参阅：（1）何华辉《比较宪法学》；（2）董云虎等《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韩德培、李龙等《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4）孙国华《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胡锦光、韩大元《当代人权保障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6）郑杭生《人权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7）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8）罗中立、万其刚、刘松山《人权与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9）公丕祥《权利现象的逻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3]美国学者爱德华·S·科尔认为：“个人权利，既然它仍高于宪法，先于宪法而存在，宪法中对个人权利的罗列并不给予其任何权威，而只是一种保障。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宪法提到这些权利它们才是基本的，相反，它们是基本权利，所以才写在宪法中。”《密西根法律评论》，第247期，第247－248页。转引自，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第129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4]前苏联学者法尔别洛夫认为：“宪法是规定国家政治形式、国家机关体制、国家机关成立和活动的程序，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根本法。”参见库德里亚夫果夫等著，刘向文译《苏联宪法讲话》，第1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何华辉教授在他的《比较宪法学》中列举了加拿大学者柯里、美国学者特里索利尼、日本学者小林直树等10位外国学者的宪法定义“他们所阐述的宪法关于国家机关体系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以及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把宪法的形式显得十分清晰。”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11－15页。

中国台湾宪法学家林纪东认为：“宪法者，规定国家之基本组织、人民之权利义务，及基本国策之根本法也。”林纪东《民国宪法释论》，第1页，台湾明文印刷厂，1981年出版。

[55]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第23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6]李步云《宪政与中国》，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2）第2页，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

[57]《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8]《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第79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59]关于这一问题，童之伟教授创立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法权”之说。参见《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权利本位说再评议》，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兼答刘旺洪教授》，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法权中心说补论》，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他与刘旺洪教授的论争，更是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研究推到了新起点。

[60]B·B拉扎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译本，第349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译本，第35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2]《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第790页。

[63]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80页。

[64]近年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法学界多次召开高规格的司法公正研讨会，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民主集中制原则范文篇4

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比较好地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党的事业就兴旺、就发展，就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什么时候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受到损害。程维高、李真等是我们党内少数公然践踏民主集中制的反面典型，他们的所作所为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反面教材。在一段时间里，程维高、李真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既破坏了党内民主，又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突出表现在：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搞一言堂、家长制；以人划线，搞小圈子，排斥打击异己；不顾大局，无视纪律，自由主义严重。这些问题影响和危害极大，损害了党的集体领导，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败坏了干部队伍的风气，助长了消极腐败现象，一些人的权力得不到监督和制约，走上违纪违法的道路。对出现的这些问题和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警惕。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切实增强民主集中制的观念，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建设，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自觉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上级与下级、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关系，防止个人专断和各自为政，反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具体来说，我认为党员领导干部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力。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中，在党组领导下开展工作。

（一）必须摆正个人与组织的位置。每个领导干部都要自觉接受组织的监督、管理，按照组织原则办事，不能搞特殊化、特权化，或凌驾于组织之上，或游离于组织之外。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要正确看待手中的权力，决不能“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谋”。要不断加强党性锻炼，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决不能因为职位高、资历老，就放松政治理论学习和世界观改造。要模范地遵守廉洁自律的规定，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人员，切实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管理，决不能放任和纵容。

（二）必须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组织的决定既包括对单位重大问题所作的决议、决定，也包括对具体工作、具体问题所做出的决议、指示和规定。在组织决定或决策过程中，作为班子成员，可以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决定一旦由党组做出之后，必须保留自己的意见，无条件服从并贯彻落实。不能计较个人利害得失，或凭个人好恶有所取舍。

（三）正确对待个人工作成绩和进步。个人的进步和取得的工作成绩离不开组织的培养、支持和帮助。没有组织的支持、班子其他成员的配合以及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个人是不可能取得良好成绩的。因此，要清醒的认识到个人进步的根源，不能居功自傲，把成绩作为资本跟组织讨价还价，拒绝组织的监督、管理。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自觉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决不能把自己置于监督之外，逃避监督、滥用权力。应作到成绩越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二、坚持党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分工不分家，提高班子的战斗力。坚持党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增强领导班子团结和战斗力，提高领导水平，促进事业发展。

（一）强化集体领导观念。集体领导能有效减少失误，少走弯路。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决策，对重要决策和重大事项，必须集体研究决定，决不能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搞一言堂、个人说了算。

（二）正确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首先，领导干部要强化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工作的决策和决定，都要通过集体讨论产生。在讨论过程中要听取多方意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作到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其次，要善于正确集中。当集体讨论意见一致或多数人意见趋于一致时，要根据意见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绝不可优柔寡断、延误时机，出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被动局面。

（三）实行个人分工负责。在坚持集体领导的同时，必须实行个人分工负责。工作由党组决定之后，必须明确落实责任。班子成员既要积极参与集体领导，关心全局工作；又要根据集体决定和分工，切实负起责任，认真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领导干部要敢抓敢管，敢于承担责任。作为一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有全局思想和民主作风，善于集思广益，自觉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贯穿于实际工作，充分发挥副职作用，为班子成员做出表率。班子成员都要增强民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认真执行各项制度，积极参与集体领导，提高集体决策水平。各级领导班子要注重民主生活会质量，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思想多交流，工作多补台，提高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班子的团结，增强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民主集中制原则范文篇5

一、充分认识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和集中指导与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在这个制度中，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两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集中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没有集中，也实现不了真正的民主。

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最大限度的凝聚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智慧，充分发挥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委（党组）决策的正确执行，一旦工作中发生失误也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才能造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只所以有力量始终保持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在组织上坚持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同志曾告诫全党：民主集中制执行的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从一些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命运看，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因此近十几年来，党中央在不断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时，始终把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并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近年来，我们司法行政系统党组、各级党委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情况总体是好的，是取得明显成效的。各级领导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提高，有关制度在不断健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建设不断加强。但也存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的结合上处理不很好，集体领导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有时对哪些该讲民主、哪些该讲集中两者有机统一把握的不准，调查研究不深，民主集中制相关的制度还不细，上级对下级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检查、指导、监督还需加强等。因此，我们必须要从十六大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要求出发，从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不断进行民主集中制的再学习，再教育，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着力解决好存在的问题。

二、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原则，坚持和维护集体领导

坚持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核心。坚持和维护集体领导，必须严格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重大问题由党组（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同志对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自觉性不强，对应由集体讨论的重大问题把握不准，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少数领导把大事当作小事，未经集体研究独自处理；一种是事无巨细都拿来上会。要解决好这类问题，一要增强党性观念确保大事上会。重大问题应由党组（党委）集体讨论是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不能想研究就研究，不想研究就不研究，更不能由个人包办。二是要分清大事小事，做到“抓大放小”。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部署，干部的任免、调动和处理，重大财务开支，基本设施建设，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等应由会议集体讨论的问题，都必须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所谓大事，一般来讲，就是带有政治性，影响单位建设的方向；带有全局性，关系单位全面建设；带有阶段性，是一个时期单位的中心工作和倾向性问题；或带有特殊性，要综合分析，准确把握。三是要严格界定行政领导职权，防止擅权越位。

第二，党组（党委）成员一律平等的原则。党委（党组）成员，包括“一把手”在党委（党组）内部都是平等的一员，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都只有一票的权利。在发言权、表决权、监督权和纪律等方面都要做到一律平等，绝不能搞“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要摆正自己与班子成员的关系，做到谦虚谨慎，胸襟开阔，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充分发挥成员参与集体领导的积极性。其他成员，要有强烈的民主意识和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勇于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积极参与决策，克服消极应付、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现象。

第三，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如果没有集体领导，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正确的决定；没有个人分工负责，决议就难以落实。只有把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各种重大问题议而有决，决而有行，行而有果。班子成员都要服从集体领导，认真执行集体决议，各负其责，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到思想上要合，职能上要分，目标上要分，工作上要分，重大决策上要合，落实责任要分。通力合作分工不分家，才能发挥班子整体优势。

第四，友谊、谅解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的原则。一个班子的成员由于年龄、性格、阅力、能力上的差异，想问题、办事情的态度和方法不尽一致，工作中难免出现磨擦和矛盾。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班子团结，不仅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遵循友谊、谅解和支持的原则，这是团结的基础。讲友谊就是要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不搞“小圈子”。讲谅解就是在大事上讲原则，小事上讲风格，不斤斤计较，多沟通，求大同，存小异，不闹无原则纠纷。讲支持，就是要顾大局识大体，增强团结协作精神，勇于承担责任，善于做补台的工作。在谅解、支持的问题上，笔者认为，作为班子的主要领导，眼界和胸怀一定要非常开阔，做到能容得下人，容得下事，容得下话，绝不能鸡肠小肚，疑心太重。

三、正确实施民主集中，尽可能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正确实施民主集中，是决策的事项确保正确性、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目的和要求，也是领导班子整体素质和工作水平的综合反映。尽可能实现决策的民主科学化、我认为应注重抓好以下三个环节：

一是调查研究的环节。调查研究的过程，是依靠群众，发扬民主的过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体现，特别对事关全局长远的问题和难点、热点问题，更要听取大家意见，增强决策的民主化程度。调查研究，要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既要看到眼前利益，还要看到长远利益；既要看到问题的一方面，还要看到问题的另方面。总之，在调查研究决策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基本表现为客观实际的全面性同领导个人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因此，自觉克服调查研究和决策中的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有利于解决这一矛盾，从而使决策比较符合实际，取得好的效果。

二是个别酝酿的环节。会议决定前充分酝酿，互相交换意见，有利于决策时形成共识。开会前应出“安民告示”，不能搞突然袭击，要让成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成员之间要提前进行沟通，交流思想和看法，通过充分酝酿，把有分歧的意见逐渐统一起来，为会议决策打下基础。防止会上不好说，意见难统一，甚至产生误解，影响团结。

三是会议决定环节。是否把会开好，是正确决策的关键。要提高决策质量，就要研究把会开好。班长要有良好的民主作风和领导艺术，会主持、会引导、会集中。会议要做到，一是程序要规范、纪律要严明。平等讨论、尊重别人不同意见，不犯自由主义。二是汇报要具体，原则要明确。一般讲应先学习、后讨论、先定原则后议事。三是引导要得当，讨论要充分。要启发大家思维，消除不必要顾虑，积极发言，让人把话说完。四是归纳要全面，决策要科学，主要领导要既不主观，还要有主见。要综合多数人的意见，采纳少数人正确的意见，吸取反对意见中的合理成份。不能用个人的意见代替大家的意见。通过科学归纳和集中，使党委（党组）决策真正体现集体领导的意志。

四、领导班子成员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增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情况是衡量一个领导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强弱的标志，是领导班子成员综合素质的反映。因此，解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要从提高班子成员的自身素质抓起。只有这样，才能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当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

一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提高政策理论素养，这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基础。理论学习，对于领导干部、各级领导班子成员，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全体党员，在全党兴起一个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党员干部要成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模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模范，勇于实践，锐意创新的模范”。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目标和任务中，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更需要我们加强理论学习。当前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年轻化步伐不断加快，但他们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了解不深，用之不熟，在具体工作中，对于什么时候应当民主，什么时候应当集中，怎样民主、怎样集中还难以很好的把握。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教育，促使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从理论上弄懂弄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明确其中的基本规定、原则、具体内容和运行程序，解决在贯彻民主集中制过程中思想认识不到位，制度建设不落实，监督管理不得力等问题，不断提高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是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努力提高党性原则素养，这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关键。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必须努力做到牢记根本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确立甘为党的事业群众利益勇于奉献的世界观、价值观，要经得起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冲击，要努力做到廉洁自律。公生明，廉生威，正人则先正己，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解决先做人后做官的问题，只有堂堂正正做人，才能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领导干部还要学会依靠非权力因素的影响力树立自己的威信和良好形象，强化纪律观念，提高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能力，在许多特殊情况下，注意“限制自己”如在认为“情有可原”时要注意限制自己，在无人监督时要注意“限制自己”，在个人成长进步比较顺利时，要注意“限制自己”，自觉地约束个人的欲望，珍惜手中的权力，珍惜自己的历史。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还要注意做到顾大局、识大体、重团结。想问题、办事情，不能先替个人打算。以权谋私，耍弄权术，就会破坏团结，失信于群众。

民主集中制原则范文篇6

把民主集中制等同于党内民主、甚至认为高于党内民主的有之；以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来冲淡甚至代替发展党内民主的亦有之；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把“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混为一谈、进而把党内民主简单归结为民主集中制的一部分。这种观点认为: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先民主、后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领导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上，强调先群众民主，后领导集中；二是在党委会内部的关系上，强调先委员民主，后书记集中。这就把“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看成是一前一后两个阶段的关系，把民主集中制变成了“群众民主，领导集中”、“委员民主，书记集中”一前一后两个过程的机械相加，从而使领导者和书记个人成了“集中”的主体，其个人意志成为统一意志。

正因为如此，“实行民主是为了集中，集中是目的，民主只是手段”、“既是手段，就表明民主的从属地位，就表明集中高于民主；为了集中，就可以抛开甚至牺牲民主”等模糊和错误认识就出现了。这些认识割裂了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内在有机的联系，并且由于把领导者个人和书记个人看成是“集中”的主体而极易导致民主集中制扭曲变形为个人集权制。同时，这些认识又把“民主集中制的民主”等同于“党内民主”，进而把“党内民主”看作是民主集中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民主集中制的一半是民主，而另一半是集中。这种看法相当普遍。这就带来了不适当地夸大民主集中制的作用，相应地贬低党内民主的作用的问题，导致了民主集中制功能的泛化，使得民主集中制的地位高于党内民主了。

事实上，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

民主集中制原则范文篇7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先进性、凝聚力和战斗力，不仅在于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思想统一，而且还在于这种思想统一是由民主集中制原则所确立的组织统一和行动一致来保证的。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和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理论升华：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的具体体现，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是科学合理和有效率的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对于坚持党的先进性，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党的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民主集中制是维系党的生命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个原则和制度，什么时候我们党就坚强团结，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就有了根本的制度保证；反之，“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这凸显了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党是按照一定原则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这种组织原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它集中体现了党组织起来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正确反映了党内生活的基本关系，规定了党员个人与党的组织、党内少数与多数、上级与下级、党的各级组织之间以及全党与中央等方面关系的原则和方法，是党的建设协调发展、党内生活有序进行、党的领导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科学表述。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才能使党的各项制度体现党的建设客观规律的要求，形成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准则，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在党的建设实践中不断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充分调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统一基础上的组织统一和行动一致。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深刻反映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本质要求。民主集中制是贯穿党的制度体系和各方面建设中的根本制度。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中突出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个重点，就抓住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根本，抓住了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关键。党的制度建设是一个统一而严密的系统工程。在党内制度体系中，既有根本制度，也有具体制度。根本制度决定具体制度，具体制度体现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不是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单项具体制度，而是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制度，是我们进行各项具体制度建设的准绳和依据。党内各项具体制度的建立，实质上都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化，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内容在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与应用。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运用到党的活动的各个领域，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各个方面，才能使党的各方面制度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实践中有效发挥党的制度体系的整合功能和互动作用，从整体上推进党的建设的发展。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既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注入了巨大活力，也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在制度建设中突出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个重点，就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在新的实践中把坚持、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有机结合起来。

在新的实践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首先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制度不动摇。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断巩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制度基础。要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的高度，深刻认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到越是解放思想，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要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础，始终坚持党的制度建设的正确方向，注意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要从坚持根本制度的要求出发，进一步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重点的各项制度建设，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

民主集中制原则范文篇8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先进性、凝聚力和战斗力，不仅在于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思想统一，而且还在于这种思想统一是由民主集中制原则所确立的组织统一和行动一致来保证的。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和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理论升华：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的具体体现，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是科学合理和有效率的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对于坚持党的先进性，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党的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民主集中制是维系党的生命的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个原则和制度，什么时候我们党就坚强团结，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就有了根本的制度保证；反之，“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这凸显了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深刻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党是按照一定原则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这种组织原则，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它集中体现了党组织起来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正确反映了党内生活的基本关系，规定了党员个人与党的组织、党内少数与多数、上级与下级、党的各级组织之间以及全党与中央等方面关系的原则和方法，是党的建设协调发展、党内生活有序进行、党的领导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科学表述。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才能使党的各项制度体现党的建设客观规律的要求，形成正确处理党内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准则，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能在党的建设实践中不断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充分调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统一基础上的组织统一和行动一致。

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深刻反映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本质要求。民主集中制是贯穿党的制度体系和各方面建设中的根本制度。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中突出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个重点，就抓住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根本，抓住了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关键。党的制度建设是一个统一而严密的系统工程。在党内制度体系中，既有根本制度，也有具体制度。根本制度决定具体制度，具体制度体现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不是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单项具体制度，而是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制度，是我们进行各项具体制度建设的准绳和依据。党内各项具体制度的建立，实质上都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化，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本内容在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与应用。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运用到党的活动的各个领域，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各个方面，才能使党的各方面制度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实践中有效发挥党的制度体系的整合功能和互动作用，从整体上推进党的建设的发展。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既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注入了巨大活力，也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在制度建设中突出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个重点，就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在新的实践中把坚持、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有机结合起来。

在新的实践中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首先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制度不动摇。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断巩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制度基础。要从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的高度，深刻认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到越是解放思想，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要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础，始终坚持党的制度建设的正确方向，注意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要从坚持根本制度的要求出发，进一步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重点的各项制度建设，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

民主集中制原则范文篇9

一、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含义及其历史发展

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指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制度上的集中体现。民主集中制既是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制度，也是我们党的基本的政治原则和制度，我们党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和制度实施领导和开展工作的，也是按照这一原则和制度组织和发展壮大起来的。

民主集中制，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经历了从自由解放发展到民主自由，再从民主自由到高度民主集中的历史进程。在原始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彼此之间过着平等的生活，人与人的关系贫乏而又单调，人们过着近似于动物式的生活，人的自由受到自然力严重束缚，实质上是极不自由的表现。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人类从此进入阶级社会，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人从自然力中争得了一定的自由，而且表现在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野蛮状态。但是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压迫是残酷的，奴隶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可以被奴隶主当牲口一样地买卖。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使历史发展进程又获得重大进步。这种进步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农民同“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相比总算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但是封建社会的农民对地主仍然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经济的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终日被束缚在土地上辛勤耕耘但所得无几，他们的这种自由和解放是极其有限的。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使人类的解放和自由获得了全面发展，它不仅使人们对自然力争得了更大的自由，而且也加速了人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进程。人的权利得到了一定的尊重，无产者出卖劳动力和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双方自愿的平等交易，在这点上双方是自由的。尽管这种平等和自由，是建立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残酷剥削工人基础之上，但它说明了社会更替使人类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在整个人类解放的过程中，从自然力控制下获得解放是人解放的基础，思想解放是人解放的前提，从社会关系的压迫下解放才是人解放的根本。自然和社会对人的压迫与束缚，必然伴随着反映在思想上的禁锢与奴役。种种陈旧思想观念犹如精神枷锁，统治着人们的头脑。随着人们从自然和社会中的解放，特别是随着各个历史时代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科学日益战胜愚昧、偏见，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斗争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社会关系制约着人们征服自然的程度和效果。人们只有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才能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从而实现思想上的彻底解放，获得对于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意志自由，成为精神上自由的人。有了自由才能有民主，没有自由就没有实现民主的可能。人从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它总是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存在发展的。从民主自由到民主集中，都是通过人的价值来实现的。人的价值就整个人类来讲，就是人类对世界的改造及其成果能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程度和状况；就个人来讲，则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以及个人对集体、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以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在抗日战争时期，首先在党内建立了民主集中制，并迅速在各抗日根据地推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从战争年代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打败蒋家王朝，推翻三座大山，到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再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一条最基本的历史经验，就是不但充分发扬了民主，而且建立和实行了民主集中制。

二、省直机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海南省直机关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总体来讲是好的，许多机关的党组（党委），具有很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已成为团结、带领本部门干部群众，出色完成省委、省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的领导核心，是全面建设海南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也有一些机关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怎么好。主要表现：

（一）对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在理解上存在偏颇。认识上的偏差导致行动上的失误。主要是对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理解太窄，把它仅仅看成班子内部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制度和政治纪律，其中的“民主”不仅是党组织内部的民主，还包括广大群众的民主，即在充分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基础上的班子内部的充分民主。是两个民主的结合，即班子内部充分民主和广大群众的民主的结合。有的机关执行民主集中制，但效果不太好，同对“民主”的理解不广泛不深刻有关。有的党组（党委）书记只重视班子内部的民主，认为决策是领导班子的事情，普通群众不懂决策，或者怕麻烦、图省事，不积极动员群众参与决策。当然，班子内部的民主是重要的，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首先而且很重要的是班子内部的民主，没有班子内部的民主就没有民主集中制可言了。班子内部没有民主不行，民主不充分也不行，由个人说了算，或者走走民主的形式更不行。但这样理解还不够，还应从更广的范围和更深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民主”。班子讨论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应在党内、群众中充分听取意见，有一个更广泛的民主。决策前，班子成员应深入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必要时还应发动群众讨论，收集党内外各种不同意见，再在班子内部深入讨论，这样班子内部的民主才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把班子内部的民主建立在充分的党内民主和广泛的群众民主的基础之上，这才是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的真正含义。只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形成的决策才能称得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决策，也只有这样的决策才可能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决策。

（二）对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理解不全面。有的机关把“集中”理解为仅仅是集中一把手或一二个主要领导人的意见。表面上是执行民主集中制，实际是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把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变成“你民主我集中”，把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变成“按照我的意志来民主”，使民主成为一种愚弄人的工具，实际上同专制主义别无二致。还有的机关把“集中”理解为每个人的意见都要集中，开会讨论来，讨论去，就是集中不了意见，形成不了决议，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无原则，无休止的讨论中。事实上要求集中每个人的意见是不可能做到的，只能走到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的歧途。这不符合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还有的机关在决定重大事项时，不经充分酝酿和讨论，大家的意见还没有充分发表出来，就简单地来表决，搞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这也不是正确的集中。“集中”既不是仅仅集中一把手或一两个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也不是简单的集中多数人的意见，更不是集中每个人的意见。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就是要求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这就决定它既区别于专制主义的集中制，又区别于极端民主化的无政府主义。“集中”是要集中多数人认为比较正确的意见，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的少数服从多数，而不是简单的流于形式的少数服从多数。

在执行民主集中制中，既要集中正确意见，又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并不是可以简单地划上等号的。集中正确意见和少数服从多数都是贯彻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二者都是为保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服务的。我们党为什么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为了在党内和领导班子中，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了使党的领导机关制定和贯彻执行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工作指导上作出符合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意志的决策和部署。民主集中制首先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需要充分发扬民主。而在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意见，有的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意见，而且许多意见都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零碎的而不是系统的。这就有一个不仅需要集中而且集中什么的问题，因而也就有一个区分正确与不正确、适当与不适当、适时与不适时、全面与不全面、可行与不可行的问题，有一个判断是否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邓小平同志强调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问题。这就不是简单地来一个少数服从多数能够解决问题的。这就需要同时坚持集中正确意见和少数服从多数这两个原则并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集中正确意见的过程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来集中多数人认为比较正确的意见。如果只讲少数服从多数，而不讲集中正确的意见，那个少数服从多数就只是一个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为了把那些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意见，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意见，充分地表达出来，集中起来，并以此为据作出决策，把事情办好。

（三）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少数人的意见。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听取多数人的意见，而且要特别注意听取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的意见，并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有的机关在研究讨论重要事项时，大家还没有充分发表意见，就仓促的表决，作决策，轻率地对待少数人的不同意见。有的机关党组（党委）书记认为：真理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少数人保留个人意见，是思想僵化固执，有意与组织顶牛，闹别扭，他们不但不尊重少数人的意见，而且还给持少数意见的人穿小鞋，这是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一般来说，多数人的意见正确性比较高，特别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大家都把真实的意见说出来之后，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的集中意见或决策，是比较正确的。但有时候多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正确。这是同主观和客观因素包括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关的。主观因素就是认识上的局限性，这对于多数人来说也在所难免。客观因素就是事物的复杂性，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是复杂性的一种表现。局限性加复杂性，有时还要加上从外界的一些非正确因素的影响，这就难免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性，那怕是多数人的意见，有时也会不全面、不正确。因此，我们要谨慎的对待少数意见，保护少数人。不仅要保护少数人发表意见的积极性，主要是为了保护某种可能是真理性的意见。由于立场、观点、学识、才能、阅历、经验、思想方法等方面的原因，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时少数人的意见比多数人的意见更带正确性，更能反映客观实际，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情况，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有的单位为什么按多数人的意见做出了不适当，甚至于错误的决定呢？并不是因为完全没有不同意见，而是少数人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所谓多数少数，只是相对而言，并非绝对不变的。在一个班子里少数还只能说是狭义的少数、简单的少数，还不能说就是事实上或真正意义上的少数。如果把它放到班子以外更广的范围，扩展到班子所在的整个党组织、整个单位、整个地方，那么这个少数就不见得一定是少数了，就有可能呈现出另一种或者根本相反的情况。在一个班子内，如果多数人的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听取了广大群众的意见，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呼声，那么这个多数可说是事实上的多数。如果相反，那就不能说是真正的事实上的本质意义上的多数了。只有当少数人的意见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得不到人民的拥护，那才是真正的少数。如果少数意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那么，这个少数实际上是代表了多数。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少数，实际上是保护多数。当然，在执行中，要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检验决定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那就要重新审视少数人的意见；如果认为还是少数意见比较正确，那就要按少数意见纠正过来。

三、与时俱进推进省直机关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

同志在纪念建党78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讲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到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面前。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民主集中制坚持好、贯彻好。笔者认为要抓好三项工作：

（一）加强任职前的培训工作。要组织党组（党委）一班人学习有关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提高其党性修养和领导艺术；特别要举办培训班，对新任命的党组（党委）书记，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首先要帮助党组（党委）书记摆正自己的位置，要当好班长。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实施集体领导的制度，要求领导班子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能否执行好，班长是关键，班长的作用至关重要。书记是一班之长，在讨论问题时起主导作用，班长的意见举足轻重。特别在班长威望较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就需要班长特别注意做到：（1）自觉地防止和克服唯我独尊的心理，不能听不得不符合自己的想法和口味的意见，而是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包括反对自己的意见；（2）善于启发和引导委员们充分发表意见，特别是发表不同意见，细心听取委员之间各种意见的讨论和争论；（3）不要轻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要深思熟虑地发表意见，最好是在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再发表意见，而且要善于根据大家的意见来修正、补充自己的意见；（4）防止委员们根据自己的意见来发表意见，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暗示大家要服从自己的意见。如果能做到这么几条，民主集中制就比较好贯彻了。

其次要帮助党组（党委）成员准确定位，积极主动配合，当好配角。班长的作用至关重要，成员的作用也不能低估。如果只有班长的积极性而没有党组（党委）成员的主动配合，民主集中制也不能真正贯彻好。因而党组（党委）成员要注意做到：（1）克服盲目服从和随意从众的心理。自己不开动脑筋，思考问题，不认真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愿望，班长说好就说好，大家说行就行，这样也不能执行好民主集中制。（2）敢于发表意见，特别是要敢于发表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同意见，还要善于坚持和阐明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不要怕人家说你固执己见，也不要怕伤了和气、影响团结，而轻易放弃自己的还没有被别人说服的意见。（3）善于在尊重集体决定的前提下保留意见。一旦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吸收，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了决定，有权放弃或保留自己的意见，但行动上必须坚决执行集体的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在执行过程中检验哪种意见更正确，而确定对所保留的意见的取舍。（4）如果班长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不高，就要有敢于冒得罪班长的风险，坚持从大局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提出善意的批评，努力在班子内部营造一种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良好气氛。只要班长和委员都能注意从各自的角度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有了组织上的保障。

（二）建立保障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和制度

坚持民主集中制，需要提高认识和觉悟之外，还要有具体的程序和制度作保证，否则自觉性也难以提高，提高了也难以坚持。党内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之所以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缺乏具体制度的规范和能够实际操作的程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强这种制度和程序的建设比提高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觉悟，更重要、更带有长远的和普遍性意义。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和程序，执行起来就有了具体的参照和遵循，有利于上级机关进行督促和检查，也有利于班子内部成员和党内外群众的监督。

在建立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程序方面，许多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领导工作的同志，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笔者认为在操作程序方面，至少要规定如下几点：

1、提出议题。领导班子在讨论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决策时，事先要提出议题，预先告之，不要在大家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提出重大议题进行讨论，更不要草率作出决定。

2、调查研究。班子成员应围绕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收集情况，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并准备好发言材料。

3、开会讨论。会议要在班子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之后进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要在大家都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没有做好准备时就开会。开会讨论时，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并把话讲完，对自己的重要主张或主要观点，要作出必要的说明和论证。

4、进行表决。这要在经过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对主要问题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的情况下，在会议上进行。如果在主要问题上有重大意见分歧，就暂不表决。

5、再调查，再讨论。班子成员要围绕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分歧，再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必要时将不同意见在一定范围内的群众中进行讨论。在经过再次调研之后，再次召开班子会议，对分歧意见再进行充分讨论，必要时进行充分辩论，尽可能达成共识。

6、最后表决。在对分歧意见经过反复讨论或辩论之后，在会议上付诸表决，最后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同时，要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意见。

（三）建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监督制度。我想监督制度至少也要有以下几点：

1、重大的决策，重要的人事任免，决定任何重要的事项，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都必须符合民主集中制执行程序，都必须坚持充分酝酿，集体讨论，会议决定。不符合民主集中制的执行程序不能形成决议。对没有召开领导班子会议、经过酝酿和讨论的决定决策，应宣布无效，班子成员应坚决抵制，拒绝执行，并有权提出召开会议，重新决定。

2、在讨论重大问题时，如果发生原则分歧，要经过两次或两次以上会议讨论才能付诸表决，做出决定。如果未经两次以上会议讨论就付诸表决，班子成员可以拒绝参加，应宣布这样的表决结果无效，不予执行。

民主集中制原则范文篇10

敬爱的党组织：

在第五次党课上，韩老师跟我们详细讲述了有关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理论。其中“民主”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创造性的充分发挥，“集中”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党应当坚持的理论，是可以使我们党长存的理论。

实行民主集中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时期，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特别是在的晚年，由于一言堂、个人崇拜、个人说了算等家长作风的滋生和蔓延，党的民主集中制出现了严重挫折，直接导致了的爆发。所以在我们今天看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简单的八个字很容易说出做到，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文化下能清楚地提出这样的口号是一件具有先进性、科学性意义的事，这正说明了民主集中制在当时在慢慢形成与发展。我们呼吁一种有集中由民主、有纪律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

众所周知，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而要全面实行坚持民主集中制理论，就要明白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和前提，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归宿，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可能形成党的共识。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这样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兴衰成败。我们看到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党内民主作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灵魂，把制度的建设作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核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理论。

我们党八十多年来对民主集中制的实行过程中，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提出了六条相关原则，体现了民主也体现了集中，并正确规定了处理包括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党组织与党员个人等的原则，我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些原则，就可以在党内形成上述“六有”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