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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观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1 10:17:07

民主观

民主观范文篇1

一、卢梭的设计

平等的民主观假定存在着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状态，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完全平等的社会。平等的民主观肯定自由的价值，为了实现自由的理想，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为了化个人的力量为集体的力量，就需要纪律，必要时还需要强制，迫使个人为集体的目标服务。这时，人虽然为纪律所强制，但是人却因此而更加自由了。平等的民主观隐含着这样一种政治观：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政治领域拥有唯一的真理，包容了人的全部存在，政治哲学包含了所有人类生活的真谛，政治民主也就包含了所有方面的民主。1

平等的民主观的思想根源在于把法国十八世纪的思想观念即自然秩序、理性、平等和自由观念极端化。平等的民主观认为，人性是善的，是可以完善的。具有良善本性的自然人是绝对的参考标准，据此所有现存传统、既成制度以及社会安排都必须推翻重造，而最终目的则是保护人的完整的权利和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把人从既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要剥夺人身上的不构成共同人性的因素，把人还原为自然的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消灭所有差别和不平等，消灭特权，消灭所有权力和服从的中介点，排除人身上的所有集团和传统利益集团的因素。所以，平等的民主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均是人，是人的理性和人的得救。它认为，为了加快人类走向自然和谐的步伐，有必要使用强权。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是平等的民主观的代表人物。卢梭思想的核心在于他的公意思想。在卢梭看来，公意是类似于数学真理或柏拉图式观念的东西，它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人民的意志，它“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它与众意不同，“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所以，公意并不是所有人的意志，而是人民的意志，并且也不是人民的考虑，因为“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能看清楚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唯有在这时候，人民才好像会愿意要不好的东西。”2不过人民不是所有的人，而只限于认同于公意和公共利益的人。为了造就认同于公意的人，就要塑造新人，在政治生活中教育和培养人们无拘无束地表达公意，根除利己主义，恢复人的自然的良善本性。塑造的方式是通过掌权者即卢梭的立法者抽掉个人所固有的因素，从而“把每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赋予个人以本身之外的、而且非靠他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把每个人都改造到“若不靠其余所有的人，就会等于无物，就会一事无成”，并且由此而导致的“整体所获得的力量等于或者优于全体个人的天然力量的总和”3。于是，个人主义为集体主义所取代，利己主义为美德所取代，个人意志也将完全服从于公意，每个人均“能够自由地服从并能够驯顺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4，人类也就进入了最完美的境界。显然，卢梭想塑造的新人是纯粹的政治动物，毫无特定的私人或社会忠诚，也没有党派利益，一心只忠于公意，一心只为公共利益服务，能够自由地祛除遮蔽了真与善的种种不符合公意的打算、利益、偏好或偏见。并且如果有人拒绝成为新人，那么就可以迫使他成为新人，因为拒绝成为新人，无异于拒绝服从公意，“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5平等的民主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无视个人权利、随时使用强权的正当理由。

公意的外在化是主权者，而主权者就是自然和谐秩序的实际代表。卢梭把外在化的公意和人民主权观念相结合，塑造了平等的民主观，它的内涵是排除党派政治，反对代议制度，尊重多数的至高权威，重人治轻法治，祈求合乎标准的人民，祈求神明式的立法者，追求政治生活规模的最大化。

排除党派政治的理由是，公意的确认只能通过全体人民而不是部分人民的努力，只能通过作为纯粹个人的人民，而不是作为某一党派成员的人民的努力。“如果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末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总会是好的。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成为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这时候我们可以说，投票者的数目已经不再与人数相等，而只与集团的数目相等了。分歧在数量上是减少了，而所得的结果却更缺乏公意。最后，当这些集团中有一个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便只不过是一个个别的意见。”所以，“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为了发扬光大公意并使人民不犯错误，就要消除党派，如果消灭不了，那么就增殖其数目并防止各个党派之间的不平等。

在卢梭看来，党派制度既然是阻碍公意正确表达的因素，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自然也会阻碍民主。因为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不过是党派的分立和制衡，而党派集团总是从自己的立场作出判断；如果一旦一个集团取得了优势，所谓平衡也随之丧失，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也就成了空话；而即使真的势均力敌，由于各个集团均在不同的方向使劲，结果也只能是无所作为。立法的目的不是获得平衡和妥协，而是根据公意行事，为人民谋福祉，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既然做不到这些，那显然是不民主的。

反对代议制的理由与排除党派因素相同，因为公意既然不能通过党派来表达，自然也不能通过某个代议团体或机构来表达。何况主权作为外化的公意既不能转让，也就不能代表。“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构成的，而意志又是决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6古代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经常集会、既行使主权又行使部分政府权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热爱自由，而英国人民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英国人民就成了议员的奴隶。因为“不管怎样，只要一个民族举出了自己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自由的了；他们就不复存在了。”7所以，卢梭心里的民主实际上就是直接民主，一种一致同意的民主，一种程序极为简单最好是不需要程序的民主。

强调极端的人民主权，其结果必然就是承认事实上的多数专制，否定宪政制度，也就是以人治替代法治。从理论上来看，卢梭并不认为多数的意志本身就是公意，甚至是所有人的意志也不是公意，因为人民也可能会受骗。公意若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该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的本质上都同样地是公意。所以，公意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对全体都适用。使意志得以公意化的与其说是投票的数目，倒不如说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但是卢梭也认为，“唯有一种法律，就其本性而言，必须要有全体一致的同意；那就是社会公约。”除去原始契约需要全体一致的同意外，“投票的大多数永远可以约束其他一切人的。”其原因则是“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即使是那些违反他们的意愿而通过的法律，即使是那些他们若胆敢违犯其中的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惩罚的法律。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公民并且是自由的。当人们在人民大会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问的，精确地说，并不是人民究竟是赞成这个提议还是反对这个提议，而是它是不是符合公意；而这个公益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于是从票数的计算里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因此，与我相反的意见若是占了上风，那并不证明别的，只是证明我错了，只是证明我所估计的公意并不是公意。假如我的个别意见居然胜过了公意，那末我就是做了另一桩并非我原来所想要做的事；而在这时候，我就不是自由的了。”卢梭虽然对此作了一个补充，“当然，这要假定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8但是，这一假定在实际上是没有保障的，所以卢梭的推理只能无条件地给予多数以至高无上的权力，给其以人民的名义指鹿为马、信口雌黄的自由。实际的政治后果则必然是多数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约束，谁反对多数，谁就是人民的敌人，谁就应当被无情地加以消灭。

多数权力至高无上的结果就是人治替代法治。卢梭的确尊重法律的价值，因为他也认识到法律对于自由的价值，但他在本质上尊重人治甚于法治，因为“国家的生存绝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9，过去的法律对于现在没有约束力，只要主权者认为不适当，就可以“千百次地废除它们”。这就在理论上摧毁了法治，从而也就摧毁了宪政制度生存的可能性。

在卢梭看来，严格的民主或者真正的民主从未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因为实现民主的条件非常苛刻：一是要有一个很小的国家，使人民很容易集会并使每个公民都能很容易认识所有其他的公民。二是要有极其淳朴的风尚，以免发生种种繁剧的事务和棘手的争论。然后，要有地位上与财产上的高度平等，否则权利上和权威上的平等便无法长期维持。三是要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奢侈，因为奢侈或则是财富的结果，或则是使财富成为必需；它会同时腐蚀富人和穷人，对于前者是以占有欲来腐蚀，对于后者是以贪婪心来腐蚀；它会把国家出卖给软弱，出卖给虚荣；它会剥夺掉国家的全体公民，使他们这一些人成为那一些人的奴隶，并使他们全体都沦为舆论的奴隶。不仅如此，而且“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并且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人民若是因此而建立起来各种机构，就不会不引起行政形式的改变。”10

不过，如果存在经常能够治理得很好的人民，他们就不需要被人统治，他们就有资格享受民主。当然，这样的人民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就有必要对新生的一代进行新式教育，对已经存在的人民大众进行再教育，塑造民主所需要的人。所谓民主所需要的人也就是具有很高德行的人，也就是所谓适于立法的人，即“那种虽然自己已经由于某种起源、利益或约定的结合而联系在一起，但还完全不曾负荷过法律的真正羁轭的人民；就是那种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与迷信的人民；就是那种不怕被突然的侵略所摧毁的人民；就是那种自身既不参与四邻的争端，而又能独立抵抗任何邻人或者是能借助于其中的一个以抵御另一个的人民；就是那种不需要其他民族便可以过活，而所有其他的民族不需要他们也可以过活的人民；就是那种既不富有也不贫穷而能自给自足的人民；最后，还得是那种能结合古代民族的坚定性与新生民族的驯顺性的人民。”11

但是，由谁来充当教育者呢？卢梭转而祈求全能的立法者。卢梭心中的立法者形象是：“为了发现能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的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所支配的最高的智慧；它与我们人性没有任何关系，但又能认识人性的深处；它自身的幸福虽与我们无关，然而它又很愿意关怀我们的幸福；最后，在时势的推移里，它照顾到长远的光荣，能在这个世纪里工作，而在下个世纪里享受。”12这个立法者显然就是神明，是在一切方面都表现非凡的人物。

卢梭也希望立法者能够拥有“不以暴力而能约束人、不以论证而能说服人的权威”13，用神圣的权威来约束那些为人类的深思熟虑所无法感动的人们，而不是直接用暴力去强迫。但是，既然立法者能够合法地运用暴力，它在无法借助信仰权威之时，就会直接诉诸暴力，这时又有谁能够制约立法者呢？祈求神明并赋予其不受制约的权力，其结果必然是引来貌似神明、自称圣灵、滥用强权的暴君。

最后，卢梭还希望人民能够时刻关心政治，把政治事务当成他们的主要事务。他认为，如果公民对公共聚会太冷漠，“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成为公民的主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钱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身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濒临毁灭了。”14他希望，人民能够时刻保持政治热情，永无休止地参与政治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自由。这势必导致社会生活的全面政治化。塔尔蒙说：“高度情感化的集体政治行动势必抹杀私人生活领域，富有激情的群体可以施加极其暴虐的压力，政治扩大到人类生活所有领域，不留丝毫余地，这是走向极权主义的最为便捷的途径。”15把政治看成人类生活的核心，把所有人花极大的精力亲自参与政治当成是摆脱奴役的关键，卢梭最终完成了设计平等的民主观的使命。

二、法国大革命的实践

卢梭的民主理论把人民主权观念推向极端，但其结果必然是把民主推向专制暴政的极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专政就是运用卢梭思想改造社会的政治实验，雅各宾专政的实践揭示了平等的民主观何以想追求民主却走向专制暴政的逻辑。

首先，雅各宾分子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民主，主张利用国家强权来塑造新人。1793年6月雅各宾分子执政，执政的第一个月就公布了教育体制改革的法令。他们的想法是以国家代替父权，把年轻的一代教育成新时代的人，爱劳动、守纪律，与被认为已经腐烂的不可救药的人隔离开来。对于成人，则实施再教育，并选举道德模范，从六十岁以上的人中选品德高尚者为道德监护。当然，由于战争迫在眉睫，这一塑造新人的措施实际上只停留在口头上和纸面上，并没有替代既存的教育制度。但为了塑造新人，雅各宾派却实施了钳制舆论、实施新闻管制的政策，查禁了所有被认为是阳奉阴违的学院、学术机构、医学机构、艺术团体、法律机构，逮捕甚至处死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作家、记者，报纸或者是被封闭，或者成为政府的喉舌。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幽灵在法国大革命中再显威风。

其次，以人治替代法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废除司法程序，废除司法独立，只要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命令就可以逮捕任何人，只要经国民公会多数决议就可以把任何人送交革命法庭，而革命法庭的审判只是一种形式，只是执行两个委员会和国民公会的决议。二是视宪政程序为无物，一旦国民公会不如其心意，他们就动员民众走进国民公会，干扰议会的正常议事活动，或者发动“广场短路”，也就是越过国民公会，越过宪政程序，敲响钟楼的警钟，直接召唤民众集会，取得人民的支持，胁迫国民公会，或者干脆直接号召人民起义，用武装力量迫使国民公会就范，重新制宪。所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国民公会总是面临着种种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当权者，来自群情激昂的民众，更来自恐怖统治的威胁。其结果就是宪政结构时刻处于不受约束的人民主权的威胁之下，大批的人由于失却了正当司法程序的保护而被随便送上了断头台。丹东派代表人物在审判之时竟被剥夺了申辩权，并匆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罗伯斯庇尔及其战友圣茹斯特等也因为其反对者利用国民公会的不受制约的多数权力而被捕，并丝毫未经司法审判而被押上断头台。卢梭说：“没有别的政府是像民主的政府或者人民的政府那样易于发生内战和内乱的了；因为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是那样强烈地而又那样不断地倾向于改变自己的形式的，也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是需要以更大的警觉和勇气来维持自己的形式的。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公民就特别应该以力量和恒心来武装自己，并且在自己的一生中天天都应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背诵。。。。。。‘我愿自由而有危险，但不愿安宁而受奴役。’”16雅各宾专政由于废除了法治，的确是充满内战和内乱的民主，但是公民却似乎也没有因此而滋生足够的力量和恒心，他们恰恰因为失去了法制的保障而丢掉了安宁，他们并没有摆脱奴役，他们想争取自由，但他们获得的却是杀人和被杀的自由，他们时时处于丧命的危险之中。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社会思想背景时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有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憾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17以废除法治来获得自由，获得的只能是杀人和被杀的自由，只能是奴役者的自由和被奴役者的不自由。

第三，清除所有党派，消灭所有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中介机构，让人民以一盘散沙的形式直接面对国家，直接表达自己的真正意志，从而澄清公意。于是所有的民众团体被强制解散。即使是雅各宾派本身，罗伯斯庇尔也曾经想取消其存在，只是由于政治活动的需要才不得不保留，但也只是允许其自由集会，只允许其作为松散的俱乐部存在，不允许其发展壮大，拒绝各民众团体合并到雅各宾派的要求，更不允许其发展成熟的组织形式。在大范围的民主政治中，广泛的民众政治参与如果没有借助一定的制度机制加以组织化，其结果就必然是民主本身无法制度化，成为骚乱的民主，不稳定的民主，短命的民主。雅各宾专政消灭党派组织，其结果就是刚刚建立的民主因为缺乏组织机制去整合人民参与而总是处于风雨之中；雅各宾派本身也始终没有及时发育成一个成熟的政党，把民众的宝贵支持组织起来，为自己执掌政权打下牢固的组织基础。雅各宾派虽然在实际上掌握了国家权力，但由于缺乏坚实的组织基础，其实际地位却非常脆弱，不堪一击。

第四，界分敌我，实施恐怖政治，消灭所有被划为人民敌人的人。先是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保皇党人和人民事业的捍卫者两个部分，然后又把人民事业的捍卫者即爱国者分为具有邪恶的公民和具有真正信仰的人，并且在具有真正信仰的人中还要划分出层次出来，从中选出道德典型。在敌我区分中，甚至反对卢梭也成了反对人民的标准。而且为了明显区分爱国者和人民的敌人，居然设想要给爱国者分发“爱国公民证书”。这种划分的直接后果是，一旦罗伯斯庇尔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以后，这些被视为不同层次的人民敌人的人就会依次惨遭屠杀。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凡是与罗伯斯庇尔不同政见者，均被视为人民的敌人，可以根据国民公会的多数表决通过的决议处死。1793年10月处死了在押的吉伦特派领导人。1794年3月，罗伯斯庇尔逮捕了违背其意愿要把恐怖统治推向极端的埃贝尔派的领导人。1793年11月，罗伯斯庇尔又逮捕并处死了违背其意愿要求终止恐怖统治、主张恢复法制、提倡司法与人道相结合的丹东派，并于1794年4月将其主要代表人物送上了断头台。救国委员会高度集权，特派员手握生杀大权，可以滥行恐怖，肆意杀人。即使雅各宾俱乐部也经历了多次内部清洗，并且每次集会均有人进行严密监视。暴力统治的高峰是1794年6月国民公会通过的牧月法令。该法令大大简化了审判程序，预审制度和辩护人制度均被取消，惩罚全部为死刑，并且没有证据也可以通过自由心证法得以定罪处死。结果大批无辜者惨遭杀害，人头纷纷落地。实施恐怖统治的间接后果则是因为支持政权的人民越划越少，而敌人则越划越多，政权的基础越来越薄弱，政权最终为自己树立的强大敌人所推翻。

雅各宾专政作为一次平等的民主的实验，并没有机会实现平等民主观所许诺的自由和平等，因为还没有等到新人塑造好，还没有等到清除掉所有人民敌人，还没有等到具备完备民主所需要的所有条件，雅各宾分子就被自己的政敌用他们对付政敌的办法清除掉了。1794年7月27日，反雅各宾分子在国民公会以多数票通过决议，逮捕罗伯斯庇尔兄弟和圣茹斯特等人，并于次日清晨未经审判便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在雅各宾专政之后，法国民主的恐怖气氛虽然有所缓和，但是并未摆脱平等的民主观的逻辑。骚乱的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最后总是以独裁制度的诞生而告终。法国民主很快便为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所取代，而1799年独裁宪法的起草者也恰恰是1789年人权宣言的作者、1791年宪法的起草者西耶士，这决不是偶然的。

三、古希腊的回顾

当然，雅各宾专政可以说成是非常时期的民主实验，因为当时处于革命的状态，处于情势紧急的战争状态，而革命、战争总是免不了要运用暴力的。但是，如果在平常时期，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的实践将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平等的民主观所包含的理想原则及其可能的政治后果。

平等的民主观的终极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当然在两者之中它更重视平等的价值，平等先于自由，平等重于自由，为了贯彻平等也可以牺牲自由。

从逻辑上来看，为了贯彻平等，我们也可以同时贯彻自由，因为在平等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贯彻每一个人具有同样的自由。但是，在民主中贯彻彻底的平等，我们必然失去自由。因为我们若只要求贯彻数字上的平等，即人头数的平等，从而赋予多数的意志以至高无上的品德和权利，认为多数的意志是公正的和终极的，那么我们的自由完全可能因为多数的绝对意志而被剥夺殆尽。于是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立刻就蜕变为数量上占优势的多数派的专制。这就是重视平等的民主在逻辑上可能而在事实上却是必然的结局。这就是卢梭虽然在理论上只承认一致同意原则但在政策层面上主张多数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原因。

平等的民主观重视平等，也可以为民主做出贡献，因为它主张人人除德行与才智的差别以外不得有任何差别，人人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人人应该均等地享受均等的法律保护并均等地接受法律的惩罚。不承认任何出身的差别，也不承认特权的世袭，人人拥有平等的普选权，人人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人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甚至人人能够过上同等的富裕生活。

但是如果继续沿着平等的路线走下去，我们就会闯入沼泽区，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观本身存在着许多陷阱，其中之一就是它并不必然保护自由，而且很可能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而自由一旦为平等所牺牲，民主就必然自趋灭亡。因为从逻辑上看，只有在人人皆有自由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发言权，人们才有可能自由地提出民主的要求。而没有自由，就意味着没有发言权，而一旦没有发言权，又有谁能够提出民主的要求呢？所以不存在自由，就不可能存在持久的民主要求，而没有持久的民主要求，民主就不可能持久。何况不存在自由的民主必然蜕化为民主的暴政，而民主的暴政也就等于民主的死亡；没有自由的平等，也必然蜕化为奴役的平等，奴役的平等不可能支撑实在的民主。所以，无视自由、只求平等的民主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阿基里斯之踵。这同时也说明，民主必须以自由为前提，无论在逻辑上还是时间上，自由均应先于民主而实现，而现实的持久的民主也应以保护自由为前提。因为民主一旦失去自由，哪怕是失去自由表达的自由，也会变成死气沉沉、荒诞无稽的民主。

陷阱之二在于它只是强调多数意志的权威，强调人民主权高于法律之上。厉行民主，把人民主权推向极端，强调多数的至上权威，必将毁灭保障自由的法律，赤裸裸地以多数意志取代正当的司法程序和法律的权威，从而退回到危险的人治，最终必将导致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东西”，“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18君主掌握绝对权力将导致暴政，多数掌握绝对权力，也将导致暴政。法治灭，暴政兴，自由就丧失了土壤，民主之树也必将枯萎。

陷阱之三是它要求每个人均能平等地参与政治，而这势必造成政治肥大症。因为要求每个人均全心全意致力于政治事务，这势必导致社会生活的结构失衡。于是，民主越完美，政治越肥大，经济生活则越萎缩，公民的生活也就越困苦。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贫穷的多数就会利用政治捷径，即运用多数的权威以均贫富为理由来没收经济境况相对较好者的财产，通过低度水平的均贫富来使大众的心理得到暂时的平衡。而一旦大众的心理暂时得到平衡，参与政治的热情也由此而达到顶峰，但是经济生活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善，相反还可能因为抑制了一部分人的经济创造力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地步。越是贫困，越需要政治捷径，越是运用政治捷径，经济生活就会越困顿，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公民参政热情的衰竭，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也必然因此而枯萎。当然，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偏爱直接民主，要求所有人均能平等地积极参与政治，其理由是堂而皇之的：亲自行使权力胜于把权力委托他人。但是直接民主实行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政治肥大与经济萎缩综合症，此外间接的结果则很可能是赋予政治实体以过分的权力，从而限制个人自由。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陷阱之四就是它祈求专家式的公民，要求每一个公民均是政治专家。由于现实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所以变通的办法可能就是：或者在观念上简化政治生活的技术难度，把复杂的政治生活简单化，公民一旦在其位，即有能力谋其政，或者公民素质有朝一日会有很大的提高，从而在逻辑上满足低素质公民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或者就干脆放弃祈求公民，转而寻求圣贤圣哲。前者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未来，所以当前的民主就被无限期地推延了；放弃对公民的祈求，就等于是承认放弃民主。所以，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灭亡。

古希腊民主的典型是雅典民主。在雅典民主政治中，“依从数学概念，则平民群众必需具有最高权力；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19个人的自由不受保护，个人的命运为集体所摆布。个人的人格不受尊重，并且时刻受到怀疑。集体对个人的评价反复无常，对个人的迫害也残酷无情。它尊重个人平等的权威，但是不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它实行贝壳流放的制度，据此，凡被认为是危害城邦安全的公民，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只要经过全体公民投票并经多数确认就可以把任何公民处死或者放逐到以弗所的埃尔蒙多5到10年。贝壳流放制度实行的结果就是很多为多数所不容的杰出公民惨遭处死或者流放的厄运，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贝壳民主的牺牲品。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每个公民的确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决策，但是它禁止存在个人独立性，不保护个人的自由。集体的决定、集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彻底服从集体的决定。于是平等参与决策权就蜕变为每个人均拥有侵犯、迫害他人的自由。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每个人支配所有人，所有人支配每个人，结果肯定是每个人均没有自由，而所有的支配权最终则可能落实在独裁者手里。而这时，民主也就消声匿迹了。这就是雅典民主既骚乱且短命的原因之一。

雅典民主是短命的，其原因之二就在于它尊重多数的意志，而不尊重法律的权威。这就意味着多数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也就是立法至上或人民主权至上取代了法律至上。这时，每个雅典公民均可以提出立法动议去满足一时突发的奇想，于是雅典的法律尽管是以书面形式加以精确表述的，是明确的，但是由于立法意志可以随时修改法律，所以没有人能够确切地保证，今天有效的法令到明天是否还能继续有效。于是所谓法治就成了表面文章，成了披着法治外衣的人治。人民高于法律，民主就会无限扩张，民主也必然变成绝对的无节制的统治。对此，萨托利精辟地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社会中的‘人民权力’作为一种越来越不可抗拒的力量发挥着作用，因为只要民众认可的就能变成法律，而他们行使这种蛮横任性、没有限度的权力则不受任何限制。”20那就是，一旦多数人掌握了未经驯化的绝对权力，也同样会不堪容忍各种束缚，甚至也不能容忍他们自己通过法律而加诸自己的束缚。

雅典民主短命的原因之三在于民主过分扩大造成的政治肥大症。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离不开城邦，所以城邦几乎是无所不管的。由于只能由城邦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公民的祸福系于城邦的命运，所以所有公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参与城邦政治活动。幸亏雅典公民有奴隶代其劳动，从而有较充分的闲暇从事政治活动，不过即便如此，奴隶劳动的替代也只能是部分的，大量的非奴隶主公民还必须亲自谋生。这时，充分参与政治就可能导致不充分从事经济，而一旦在政治上能够较方便地解决经济问题，在经济上贫困却渴望富裕、在政治上通过民主机制掌握政治权力的公民就可能经常使用政治手段来改善自己的困境。解决经济问题的最方便的政治手段莫过于均贫富，而均贫富的后果就可能是消耗掉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阻碍经济发展，进一步恶化经济状况。经济状况越是恶化，政治手段就越可能受到青睐，政治手段越受到青睐，经济状况就越恶化，整个社会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直到民主体制完全崩溃。亚里士多德曾经描述过这一现实：“平民领袖们为了讨好群众，不惜加害著名人物，以重课和捐献督责他们，使他们倾家荡产，沦为贫户，或诬告富有之家于法庭，俾可没收他们的资财；这样，最后终至逼迫贵要阶级结合成为反抗力量，”颠覆民主制度。21亚里士多德把雅典的民主政治视为恶劣的多数统治，与恶劣的少数统治即寡头政治相提并论，绝不是出于对民主的偏见，而是对城邦民主生活政治肥大症事实的确切概括。古希腊民主最终均毁于种种极端的政治斗争，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导致的政治肥大症显然就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平等的民主观思想发源于十八世纪，但作为实践却早就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卢梭在其著作中多次称赞古希腊的民主的原因就在于古希腊民主实践与平等民主观在逻辑上的耦合。法国大革命虽然是革命战争时期以卢梭思想为蓝本的民主实验，但把它看作古希腊民主教训的重演，也不为不妥。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以平等为直接目标，以自由为终极目的的平等的民主再次重演于中国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描写的古希腊民主的闹剧，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中国的大民主，除了时代、地点不同，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雷同之处：它们都是骚乱的、短命的，都是人治取代法治，多数意志最终是权力意志压制个人权利，即使手握生杀大权者也无法正常行使公民权利，无法得到司法程序的正当保护；而平等的民主所导致的政治肥大症也不仅没有解决经济问题，反而使很贫困的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四、自由的民主观

与平等民主观对立存在的民主观是自由的民主观。自由民主观把政治看作是一种试错的过程，认为政治体制是人类灵智在实践中自发创造的产物，它认可在非政治领域个人和集体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成果，不认为唯一的真理存在于政治领域。它不象平等的民主观那样，非常明确地认为人类社会有一个能够实现的美好理想，存在一个理想的自由王国；它对终极目的的描述均是否定性的，并且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运用暴力是邪恶的。自由民主人士相信，即使不使用暴力强制，人类社会总有一天会通过试错的过程达到理想和谐的状态。自由的民主观也追求自由和平等，并认为自由先于平等，自由重于平等。22所以，自由的民主观是以自由为导向的民主观。当然，即使是以自由为导向的民主，只要超越些许的限度，结果仍可能是不幸的，因为自由一旦激起了民主的欲望，民主欲望的极端化仍然可能随时因要求平等而压倒自由，从而使民主自毁长城。

所以，自由的民主观认为，持久且运转良好的民主存在着诸多界限，在此之内，民主将保护自由，从而也保护民主的基石；在此之外，民主将摧毁自由，摧毁自己的基石。因此，自由的民主观认为，为了保护自由，为了建设持久的民主，必须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国家权力；限制政治生活的正常范围；建设民主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经济条件；维护法治，维护法律的权威；通过竞争性的选拔制度和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高效率地开发并配置有限的知识资源。

自由的民主观认为，只有在有限权力的国家里，个人自由才有可能得到切实的保障。托克维尔指出，在权力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23如果民主国家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该国家就不可能是仁慈的、保护自由的国家；相反，它极有可能变成凶恶的、摧残自由而最终只追求奴役式平等的国家。因为人类生活的经验已经表明，绝对权力的国家必然意味着无限的权力，而无限的权力必然意味着最小限度的个人自由。一旦无限的国家权力成为事实，自由和民主也必将一起消失。以平等为导向的平等民主观强调多数的权威，其隐含的意味就是政治共同体拥有绝对的权力。而自由的民主观只希望国家能够提供保护以免于人际的压迫，自由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驯化国家权力使之无法压迫个人的制度设置。

自由的民主并不天真地要求所有人均能平等地参与政治。因为它不要求每个人均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政治事务。它尊重这一事实：政治事务只是人类所有事务的一部分，在人类社会中，政治事务并不是最重要的。自由的民主关心的是个人的自由：个人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个人创造经济财富、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所以，它不会导致政治肥大症，不会只运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因为与其用政治方法去解决经济问题，不如运用经济方法去解决经济问题，而一旦在政治上建立了创造财富的经济自由的保障机制，人民的生活也自然而然地会变得更好。恐怕没有什么幸福生活是政治的直接奇迹。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现实是个人的创造力创造财富、创造幸福生活，而所谓的政治奇迹不过是政治放松对个人财富创造力的压制、给予个人以创造财富的自由从而导致经济富裕的奇迹。

因此，自由的民主不偏爱直接民主，相反，它注重间接民主的真实价值。直接民主可能使得政治权力在公意的名义下不受任何制约，从而直接威胁到人类的正常生活。而间接民主虽然可能并不充分表达民意，但是它却可以排除掉许多不相干的不负责任的直接民主因素。并且，政治权力在间接民主的条件下，也无法借助至高无上的公意来对抗所有可能的制约。这就为钳制大规模的政治权力误用或滥用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

自由的民主的经济条件首先就是每个人必须先填饱肚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填饱肚子，就会有生命危险，也就谈不上自由，谈不上民主了。自由，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固然不能解决饥饿问题，但面包也同样不能解决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问题。因为填饱肚子虽然是自由的必要经济条件，但显然不是其充分条件。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的需要因时而异，并且意识到这一点。在饥饿的时侯，人们想到了面包；在被押上断头台的时侯，人们就会想到政治自由的可贵。所以，面包固然重要，但民主的关键恐怕更在于政治上免于强制、免于权力的压迫。因为民主的真谛在于自由地表示同意。一旦公民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自由地表示同意，即使公民拥有选举权，也仍然是不自由的。“在刺刀下举行的一种公民投票或选举，或只能投赞成票或不准有反对派候选人的投票或选举，显然就说明不是自由地表示同意。”24经济自由作为民主的条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表示同意的自由直接相关。暴力的限制固然可以剥夺任何人的表示同意的权利，非暴力的限制也同样可以有效地制约某个人表示同意的自由，而经济上的强制就是行之有效的非暴力的强制之一。经济上的强制既可以是私人的强制，也可以是国家的强制，关键在于被强制者的经济生活资源控制在谁的手里。如果经济生活资源控制在国家手里，那么公民的生命就在国家的控制之中，公民就不可能自由地对抗国家，哪怕是自由地表示同意或反对也不可能。如果经济生活资源控制在极少数人手里，那么公民的生命就掌握在极个别人手里，公民的自由也只能取决于极少数人的意志。不管哪种强制，公民均不可能拥有政治的自由，民主自然不是徒有其表就是彻底灭亡。所以，为所有人广开财路，为所有人提供创造财富的市场制度是自由的民主的适当的经济条件。因为在这一经济制度下，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可以自主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决肚子问题，从而自主地表示同意。只有这样，公民才能获得经济上的自由，从而为获得政治上的自由提供虽不是充分但也是很必要的条件。

自由的民主观认为，我们服从法律就可以使我们免于服从主子，只有法律才能保护自由，只有法律才能使我们持久地拥有自由。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法律如果不是既定的，那么就需要去制定。如果法律是制定的，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承认法律是多数意志的产物，在此就可能意味着意志高于法律，意味着立法者统治，或者干脆就是人治。这可能导致一种危险，即一部分人可能无视法律，甚至是自己制定的法律，从而对另一部分人实行残暴的人治。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法律可能不是制定的，而是既定的，或者是早就存在的。这时，法律就无需制定，只要执行法律的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不断发现即可。但这可能导致一种危险：法官在执法过程中可能不把自己视为法律的发现者，而是把自己视为立法者。这可能导致法官专制，其危害程度也决不亚于立法者暴政。那么自由的民主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呢？

自由的民主观设想了一种立宪制度，以维持“人治”和“法治”之间的持久均衡，从而维护法律的权威，制约任何绝对权力的可能性。立宪制度尊重“人治”即尊重立法者的立法权，但是规定立法方式受到严格的立法程序的限制，法律形式本身就包含对法律内容的限制，立法的范围受最高法律的限制。与此同时，立宪制度也尊重“法治”，在立宪制度中给予法官以独立的政治地位，使之在司法过程中掌握一定的司法审查权，以审查部分立法的合法性。在现代社会里，民主政治实际上可能更偏爱立法，但是只要存在着严格的立法程序，存在着确实的更高的法律，存在着依法独立行使的行政权，存在着实质性的司法独立，并且独立的法官还能够捍卫法理和正当的法律程序，那么自由的民主仍然可以遏制代表多数意志的立法者任意践踏法律、继而毁灭自由、葬送民主的可能性。就如托克维尔所说：“假如把立法机构组织得既能代表多数又一定不受多数的激情所摆布，使行政权拥有自主其事的权利，让司法当局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外，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而又使暴政无机会肆虐。”25

在政治思想史上，自柏拉图以来就有人一直认为，政府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福利，而只有那些具有最多知识和最高智慧的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事增进人类福利的事业。所以，从政者必须具有很高的才能。以平等为导向的平等的民主观也认为，民主意味着所有的人均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由此就得出了这一结论：民主必须以高素质的公民为前提。由于现实的公民不可能均有很高的素质，所以许多人对民主抱悲观的态度。有些人因此而祈求于“哲学王”统治，因为杰出的群众难找，杰出的个人总是要好找一些。有些人则认为无论怎样，两害相权，民主的祸害总比专制的祸害要小。这些人的误区在于他们持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观，同时又错误地以为只有大智大慧才有可能给人类创造福祉。自由的民主观敢于直面人类的无知，认为人类的知识不管如何进步，人们总是难以摆脱无知的境地。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乞求全知全能，不在于乞求哲学王，也不在于乞求高素质的公民，而在于如何高效率地开发并配置有限的知识资源。自由的民主采取的措施就是建立竞争性的民主制度，通过竞争机制发现政治人才，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通过竞争机制选拔出来的政治人才自觉地为大众的福祉服务。竞争性的人才选拔机制可以选拔出无知者中之多知者，使其有限的知识为无限的大众的福祉服务；同时也促使无知者尽力摆脱无知境地，尽最大的努力去开拓未知的领域。这就成功地解决了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观所无法解决的知识困境，从而为建立现实的民主创造了知识条件，同时也永久性地埋葬了哲学王的专制。

所以，自由的民主意味着个人自由的保障、意味着法治和宪政，而其核心则是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它认为，任何未受制约的权力，无论为一个人还是为一群人所掌握，均具有侵犯无权者的可能性。为了遏制权力的侵略性，只能运用具体的制度，把竞争性注入权力，并以竞争性替代侵略性。“竞争出现在文明进程中，恰恰是为了限制、教化、最重要的是取代侵略性。”26权力的竞争性可能使我们疲于奔命，竞争的失败也可能导致失败者的种种不幸，但是我们毕竟掌握着竞争的自由、拥有退出竞争的自由，我们毕竟拥有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而在未受制约的富有侵略性的权力面前，除了坐以待毙，无权者别无选择。

这就是平等的民主观和自由的民主观的本质区别所在：平等的民主观关心的是国家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公平分配，它以社会为中心，要在国家的权力中嵌入民众的权力，它关心国家权力的理性目标即民众的福利，但它却无意关心权力本身所具有的侵略性，也无意关心个人的自由问题，因为它不懂得个人的自由是现实且持久的民主的前提，不懂得权力的潜在危害。而自由的民主主张驯化富有侵略性的权力，主张从政治上保护所有人的自由，也就是保护公民免于国家压迫，保护任何公民未经正当程序，不得无缘无故被投入牢房。并关心可靠的保障机制，这就是法治和宪政。“（自由主义）特别关心政治约束、个人首创精神以及国家形式问题，（民主主义）则对福利、平等以及社会凝聚力特别敏感。”27一句话，平等民主观关注谁来掌权，自由的民主观关注如何掌权。

在当今世界上，国家权力由于控制技术的发展而与日俱增，“一种借助于技术力量而以指数速率膨胀的完全未经驯化的权力正在多么险恶地到处安营扎寨。”28由于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己的理性开始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人定胜天，我们整个社会可以在非凡理性的指导下设计得非常完美。这就好象是一个精巧的时钟，事先设定，并能够一劳永逸地运转下去。在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性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作怪之下，有人居然天真地以为，对于人的管理将为对物的管理所取代；免于权力压迫、侵害的自由也将为对必然性认识的自由所取代；而自由的民主，也终将为理性的民主所取代。

殊不知，这种对于理性的天真信仰，对于权力的过分轻心，必然弱化对于无知的天然防卫，必然弱化对权力的天然制约，从而导致自由的丧失，导致权力对民主的扼杀。最终我们必将不得不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体验到所谓理性的民主其实只是徒有其表的民主。因为幻象中的理性往往就是现实中的无知；而一旦无知接近权力，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并缺乏制约的机制，那么幻象中所谓对物的管理必将是现实的对人的残暴统治。而这时，民主也已经为暴政所取代了。因此，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自由的民主。因为自由的民主对人的无知有深刻的了解，对权力从未掉以轻心，它不期望任何理想的超人，它也不期望唯唯喏喏的芸芸众生，它只是希望在既有的知识范围内，解决人生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运用制度的力量，制约权力，制约无知接近权力，让每一位芸芸众生免于国家权力的压迫，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充分发挥创造性，去开拓未知的领域，去创造惊人的财富，从而过上体面而富足的生活。

哈耶克说：“当人沿着曾导致他取得伟大成就之路继续前进时，他就会陷入最深的误区之中。”29以平等为导向的平等民主观的确也创造了非凡的成就，但是如果继续往前走，就会陷入民主的泥淖，从而葬送民主。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人前赴后继，奢望追求彻底平等的极端民主，最终获得的却是专制。人类先驱为了探索真正的民主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先人的教训值得后人汲取，先人的智慧值得后人牢记。选择自由的民主观，抛弃平等的民主观，这应该是现代人的明智选择。

注释

1J。L。Talmon：TheOrig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BoulderandLondon：WestviewPress，1985，pp。1－3。

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9页。

3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4页。

4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7页。

5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5页。

6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页。

7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8页。

8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0页。

9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7页。

10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8页。

11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8页。

1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3页。

13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7页。

14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3－124页。

15J。L。Talmon。：TheOrig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BoulderandLondon：WestviewPress，1985，pp。1－3。

16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9－90页

17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9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有。

1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9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1317b。

20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2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1305a。

22J。L。Talmon：TheOrig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BoulderandLondon：WestviewPress，1985，pp。1－3。

2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9页。

24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译文出版社，1965年，第286页。

2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90－291页。

26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27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394页。

民主观范文篇2

一、卢梭的设计

二、法国大革命的实践

三、古希腊的回顾

四、自由的民主观

注释

1J。L。Talmon：TheOrig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BoulderandLondon：WestviewPress，1985，pp。1－3。

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9页。

3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4页。

4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7页。

5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5页。

6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页。

7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8页。

8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0页。

9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7页。

10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8页。

11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68页。

1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3页。

13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7页。

14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3－124页。

15J。L。Talmon。：TheOrig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BoulderandLondon：WestviewPress，1985，pp。1－3。

16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9－90页

17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79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有。

18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9页。

1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1317b。

20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2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1305a。

22J。L。Talmon：TheOriginsofTotalitarianDemocracy，BoulderandLondon：WestviewPress，1985，pp。1－3。

23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9页。

24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译文出版社，1965年，第286页。

25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90－291页。

26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27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394页。

民主观范文篇3

邓小平从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出发，突出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这个价值核心，立足人民利益看民主，把握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建设社会主义应然民主，把握人民利益的历史性发展社会主义实然民主，把握人民利益的全局性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形成了他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观。这对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怎样看待民主，怎样推进民主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民主；利益；价值观

怎样看待民主？应然民主是什么？实然民主是什么？怎样推进民主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特别是在外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谓民主的“拉动效应”，内有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等制约民主发展的因素存在的“滞后效应”的双重挤压下，中国民主化面临着浪漫与现实、应然与实然、突变与渐变、西化还是借鉴等艰难取舍的情况下，搞清楚这些问题，特别是掌握认识这些问题的价值观，更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观，正好提供了有益启示。他从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出发，突出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这个核心，把人民利益同民主、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同应然民主、人民利益的历史性同实然民主、人民利益的全局性同民主化结合起来辩证看待，强调要把握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建设社会主义应然民主，把握人民利益的历史性发展社会主义实然民主，把握人民利益的全局性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解决了应然民主是什么，实然民主是什么，怎样搞民主（民主化）的问题。我们要领会他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的价值观，把维护好、发展好和实现好人民利益作为新世纪看待民主、发展民主的价值核心，推进中国特色的民主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一、应然民主：体现人民利益至上性，把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战略目标

价值观决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民主观。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观，立足人民利益来看待民主，把人民利益至上作为他民主观的价值观，突出人民群众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了他的体现人民利益至上性，把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战略目标的应然民主观（虽然他并没有提出过应然民主和实然民主这两个词）。

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共产党人政治和民主的起点和归宿。邓小平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自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他从人民利益视角来看待民主和政治。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是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甚至还提出了合法性的观点，他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从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出发，自然就会形成他的人民民主观。

把民主提高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最高目标之一的高度看。邓小平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抓住人民利益至上这个原则不放，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要求，回答了什么是应然民主、民主的地位等问题。他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了界定，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问题就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他把民主作为毕生奋斗目标，还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宏伟蓝图。1987年，他谈到这个问题时明确指出：“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而普选正是高度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这实际就是回答了应然民主是什么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还只是理想和奋斗的目标而已。他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民主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的同等地位上看；他还强调：我们改革的总方向，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发展民主，包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坚定不移的目标和方针。可见，民主在邓小平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是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他对民主建设是目标坚定、高度重视的。

坚定不移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人民利益的价值观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使邓小平更坚定了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他心忧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提出民主是改革的方向时，也特别提到：“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横行时期遭到践踏”。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始终是义无反顾、坚定不移。他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大的原则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坚定地、持久地、全面地的把党的基本路线贯彻下去。他强调：“基本路线要关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辩证统一，“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而资本主义民主实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扎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他坚决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反对资本主义民主。“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民主。当资产阶级自由化干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时，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几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他还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大民主”和“小民主”之间的关系。早在1957年，他就说过：“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为了保护人民和人民民主，他强调要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把人民内部民主同对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专政辩证统一起来。没有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的价值观，就绝对没有这个义无反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坚定性和原则性。

可见，邓小平的民主观是建立在人民利益的价值观上的。他理解的应然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他对推进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坚定不移的。联系到当前和今后我国民主发展的实际，就是要从人民利益视角来看待民主，体现人民利益至上性，把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应然民主作为战略目标来逐步实现。要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在体现新兴阶层的合法利益同时，要维护和尊重弱势阶层的合法利益，不能把民主仅仅发展成某一部分人、某个阶层的民主。要深化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把握民主化同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积极稳妥的扩大政治参与，拓宽人民利益表达渠道，建设责任政党和责任政府，提高民主化水平。

二、实然民主：体现人民利益的历史性，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的历史利益

仅有应然民主这个目标不行，作为执政党的核心，在邓小平主政时期，民主问题，他最关心的应该是、实际也是实然民主是什么？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民主化）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人民利益具有历史性的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有不同的历史利益。因此，仅仅谈人民利益至高无上是不行的，关键要研究如何才能做到对人民的历史利益真正负责，把它维护好、发展好和实现好。超越人民利益的历史性过份去追求应然民主，会导致民主成为“奢侈品”，消化不了，就会成为形式民主，有害无利。结束后邓小平主政时期，也即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中国人民的历史利益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利用难得的外部和平环境，维护和发展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实现经济的迅速腾飞，使群众享受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利益，实现“经济建设时代”的第一次转型。从民主化角度看，就是要搞清楚实然民主是什么，优先发展实然民主，而不是过分追求形式民主和制度转型。邓小平就是这样思考和这样实践的。1989年，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那么怎样从维护、发展好和实现好人民的经济利益出发，发展实然民主呢？他强调：

民主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大局就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大局。邓小平认为，（在当时）要实现人民的利益，最根本的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的政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整体利益。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他提出要讲政治：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讲大局，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大局着眼处理问题，不搞“空头政治”。什么是大局？他把大局概括为革命、改革、建设的总形势，概括为我们奋斗的总目标、总任务，概括为党和国家为实现奋斗目标而制定的基本路线及其方针政策。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考虑任何问题（民主和民主政治自然也在内）都要着眼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所以，他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把经济搞上去是最大的政治。“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看得出，在经济先行还是民主先行的问题上，邓小平还是略微倾向于二者兼顾，优先经济，这其实也是民主服从大局的一方面。这当然也是特殊国情决定的。他认为，“在当今中国，实现和保障人权，放在首位的是生存权、发展权。不致力于发展，不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去追求什么形式上的民主、人权之类，那就不要说实现小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连最起码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民主怎样才能服从好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这个最大的政治呢？除了前面提到的略微的经济优先外，那就是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稳定同经济发展的良性平衡，即他认为的：民主政治发展只能有利于稳定，而不能有害于稳定，不搞大民主，稳定是大局。他说，“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政府的有效性是民主化发展和强化的必要前提。他强调要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他强调要善于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最基本的全局性关系就是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再强调的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他说，“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顺着这个逻辑，他还强调民主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民主和专政的统一、民主和集中的统一、民主和法制的统一、民主和人权的统一、民主与纪律的统一、民主与政治稳定的统一、民主与党的领导的统一，扩大民主与维护中央权威的统一。为了衡量政治体制改革和政策是否正确，他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加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三个标准突出的还是稳定和团结。还是顺着这个逻辑，他提出并实践了渐进型的经济和民主改革战略，在迅速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的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了良性改革和良性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一战略在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长时期内都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民主要服务经济建设这个大局。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既是目的更是手段。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和支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却长期被忽视，党、国家和人民包括邓小平本人都吃尽了没有民主的苦头，因此，推动民主发展，对邓小平来说更具有迫切感和使命感。但他更多的是从坚持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从推动经济建设，实现好人民根本利益角度出发的，突出的还是民主要服务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着权力过份集中、党政不分、官僚主义等种种弊端，他呼吁全党充分认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因此按照兴利除弊和用扎扎实实、稳步推进的办法去解决制度的改革和创新问题的思路，他领导和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了政府内部民主，促进了经济发展；针对党政不分，党委干预政府，政府自主性不高的问题，他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推进了党政民主；针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之间存在的上级集中过多，下级民主过少的情况，他提出权力下放即正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以及地方与基层的权力，激活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内容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他还说，“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他进一步说明了下放权力的实质是发扬民主，“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调动积极性就是为了更快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改革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不调动社会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不激发亿万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现代化便不可能实现。这实际就是推进基层民主。总之，无论是推进党政民主、政府民主还是发展基层民主，调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

可见，当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他的民主观偏重的还是民主要服务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的，还是突出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把人民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这个价值核心的，这就是他的“民主要讲大局”思想，这就是他的实然民主观。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了经济建设第一次转型的同时，实现了社会的政治稳定，这与我们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实然民主的思路是分不开的。我们要领会他把握人民利益的历史性发展社会主义实然民主的精神实质，把握新时期人民利益的历史内容发生的新变化，发展新的社会主义实然民主。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和民主也是硬道理。新时期人民的历史利益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小康社会和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使人民获得除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利益、社会利益，实现人和社会、自然的协调全面发展。因此，必须把民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发展以民主建设、制度转型同经济发展并重的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实然民主。

三、民主化：体现人民利益的全局性，实现实然民主与应然民主的动态平衡

民主化，也就是怎样发展民主，实质就是处理应然民主和实然民主的问题。人民利益还具有全局性的特点。它包括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等。因此，执政党和政府，就要在民主的实践中一定要讲全局，从大局出发，既要照顾当前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物质利益，也要着眼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整体利益和非物质利益。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推进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更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民主化的理想路径应是从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的价值观出发，把握人民利益全局性特点，以应然民主为目标，优先发展实然民主，渐进、稳妥推进实然民主走向应然民主，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这方面有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教训。这也是第三波民主化回潮的重要原因之一。邓小平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在怎样发展民主（民主化）的问题上，提出了渐进、稳妥推进民主化的战略思路，既保证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又推进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

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就要考虑到中国民主化的特殊国情。邓小平始终强调要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那么中国民主化的特殊国情是什么呢？在邓小平看来，就是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和经济落后的历史以及人口众多、文化水平低下（特别是公民政治实践锻炼程度相当低）的现实，就是“中国国家这么大，乱不得”的现实。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就是第一要务，经济建设就是中心和大局；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主化就只能是渐进和稳妥的推进，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实现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如果突然实行普选等应然民主，公民的政治行为只会被一些政客和野心家利用，社会只会陷入动乱，倒头来，人民利益不但得不到维护，反而受到损害。这就是他强调的，“如果我们现在十亿多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在这样的条件下，“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总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

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就要走渐进式、阶段式民主化道路，实现实然民主和应然民主的动态平衡。围绕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以及实现实然民主与应然动态平衡的思路，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原则、目标、内容、要求：

关于原则。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一个是人民利益至上，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但归根结底还是人民利益至上。他强调：“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目标和内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目标包括长远目标和具体目标，这体现了民主建设的渐进性和阶段性。他认为，“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长远目标即应然民主就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际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就是在条件成熟下“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彻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具体目标和内容即实然民主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服从服务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等方面的建设，这包括：完善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议会民主；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党外民主和协商民主；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族民主；简政放权，推行机构改革，完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扩大基层民主和社会民主；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加强人民监督；加强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坚持民主与专政结合，保障人民民主。这样使我国的民主化基本上保持了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既使公民享受的民主权利越来越广泛，创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稳定局面，促进了经济建设第一次转型。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关于要求。最能体现邓小平对实现应然民主和实然民主动态平衡，推进渐进式、阶段式民主化道路关注的还是他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出的要求方面，就是他对要正确处理民主与稳定、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民主与人权等问题关系的论述上。他说，“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强调发展民主要处理这么多对关系，从人民利益角度看，就是要把握人民利益全局性特点，正确处理好人民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就是要在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发展好和实现好；从民主化角度看，就是要处理应然民主和实然民主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在稳定中推进民主，在经济发展中推进民主，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

人们往往把中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归因与经济建设的第一次转型，却忽视了20多年来在邓小平民主观指导下，渐进式、阶段式民主化道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这条道路是我们今后必须要坚持走下去的，他提出的有关原则、要求也是我们应该领会和把握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我们民主化的特殊国情正在和已经发生的新变化，那就是有利于民主化的各种因素不断形成和壮大（如市场经济发展、主体分化、主体意识增强、新的政治文化等），民主对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人民对保障民主权益和经济权益的呼声越来越大，等等。渐进不是不进，过程不等于无程。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渐进式的民主化道路同时，要适当加快民主化的进程，促进实然民主向应然民主转化。这也是邓小平希望的，“改革总要有个期限，不能太迟。”

世纪之初，第一次转型完成后，以民主化为核心的第二次转型（制度建设）日见迫切，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宏伟事业已全面铺开。这正是人们越来越关注民主、越来越需要正确认识民主，搞清楚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看待民主，搞清楚什么是当今中国的应然民主、实然民主和怎样推进民主化的时刻。邓小平从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的价值观出发，阐述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观，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我们不仅要学习他关于民主的具体思想，更要掌握他对人民利益真正负责的价值观，把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发展好和实现好作为看待民主、发展民主的价值观核心，把握人民利益的至高无上性、历史性、全面性特点与应然民主、实然民主和民主化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握人民历史利益的新变化和中国民主化国情的新变化，积极、稳妥的推进民主化。也就是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的，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参考书目：

[1]候少文著《邓小平的政治观》，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北京；

[2]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北京；

[3]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北京；

[4]潘小娟、张辰龙主编《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长春；

[5]乔·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北京；

[6]屠春友著《邓小平战略思维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北京；

[7]王惠岩主编《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长春；

[8]候远长主编《邓小平理论的风格》，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郑州；

[9]宁骚、关海庭主编《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北京、哈尔滨；

民主观范文篇4

【关键词】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机制

在旅游社区建立后，居民们的幸福感是否得到满足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不能因为盲目的追求旅游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当地居民的感受，所以对旅游社区居民的幸福感评价和影响机制的研究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关系着整个旅游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任何行业的发展其实都是以人为本，只有在居民的幸福感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旅游社区的发展才具有它的真正价值，才会构建一个和谐的旅游社区环境，使社区的各项发展可以持续的进行下去。

一、旅游社区的定义和作用

(一)旅游社区的定义。旅游社区的定义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字描述，旅游社区也是近几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才逐渐被应用到了行业的发展之中，但是国外从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对旅游社区的研究，所以旅游社区可以是发展旅游业的一种方法，是从社区的角度展开一系列的进展的，也是发展旅游市场的一种途径，按照这个说法来解释旅游社区的概念显然是比较抽象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旅游社区还可以有很直观的定义，现在新时代的旅游社区，是结合旅游地区的文化生活和区域特性开发建设出来的，所以旅游社区也可以代表一个具体的旅游区域和地点。(二)建立旅游社区的作用。首先说建立旅游社区可以增加旅游城市和地区的经济收入。第二，可以有利于提升旅游地区和城市的形象。第三，可以改善旅游城市和地区的建设规划。第四，可以改善旅游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第五，有利于旅游地区历史文化遗迹和自然环境的保护。

二、建立旅游社区的条件

任何一种行业的发展都是需要一些特性的条件的，旅游社区自然也不例外，旅游社区是旅游业发展的新模式，在建立的过程中自然离不开和旅游相关的因素，但是也离不开社区的一些特性。(一)旅游社区的文化。旅游社区在现在的旅游业中，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旅游社区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一个特定的地区，我们统一称之为社区，在这些有条件开发和建设旅游业的社区中，每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特定的居民，也有特定的文化生活和历史文化遗产，这些都是建立旅游社区的关键条件，这些社区独有的生活习惯和历史传统也会在当地形成自己的特色，形成一种独具魅力的旅游资源，这些都是发展旅游社区的前提条件。(二)旅游社区的经济效益。在旅游行业里，建立旅游社区的目的基本上有两点，除了促进整个旅游行业的转型发展之外，第二个目的就是使旅游社区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从而进一步的发展旅游经济，旅游社区的经济效益也是有很多的影响因素存在的。第一点自然就是旅游社区当地的旅游开发价值和原有的旅游资源基础，第二点就是开发资金的影响，投入的资金量直接影响社区的基础建设，所以对旅游社区的经济效益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第三点就是旅游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对于旅游行业而言，之所以建立旅游社区，也是想把当地的居民发展到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建设中来，既能更高效率的发展旅游社区，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又可以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三)旅游社区的管理制度。要开发建设成一个规范的旅游社区，科学的制定社区的管理制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旅游社区的未来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谓的社区就是聚居在一定区域内人们生活的利益共同体，人们在社区内的和谐生活才是创建旅游社区的基础，这就需要一个科学的管理制度来加以协调和约束。

三、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

旅游业作为我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行业之一，不但发展了各地的旅游文化建设，也为旅游地区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随着全国各地旅游社区的建立，旅游社区的居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不但提高了收入，相关的幸福指数也不断的提高，旅游社区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是相辅相成的。(一)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的概念和重要意义。所谓的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人对自我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旅游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就是该区域的居民对于生活质量的评价，也是相对于旅游社区建设后来说的，所以旅游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直接影响着旅游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所以发展旅游社区的过程中如何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其在旅游业发展中的意义如下:(1)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可以评测出当地旅游发展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社区居民的幸福感评价也可以作为如何发展当地旅游业的一个重要参考，能丰富旅游产业的形式，也能提高居民自身的经济收益。从而促进旅游业的整体发展。(2)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能够完善主观幸福感评价的体系，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都能够使相关的政府部门从中了解到很多的旅游区民生问题，使旅游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的提高(二)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的调查对象和方法。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对象就是旅游社区的居民，也就是普通的居民家庭，可以选取部分居民家庭的带进幸福感的评价调查，可以对居民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进行，也可以选用现场采访的形式来进行，这样的调查结果也更直观有效。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问卷可以从经济效益和文化生活两个角度来进行设计。(三)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的现状。随着社会各界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视，旅游业为了持续健康的发展，展开对旅游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评价的研究也是尤为重要的，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评价对旅游社区的环境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旅游社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和旅游社区的建立有很大关系，是社区建成以后，居民从生活质量上反映出来的心理和认知上的整体评价。我国的旅游部门也对一些旅游社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表明:(1)对于旅游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评价的调查结果显示，具体的调查人群的主观幸福感评价也有较大的差异，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和比较年轻的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评价的结果是比较满意，而在居民家庭中承担较多责任的中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评价的指数是低于前者的。这也和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有很大的关系。(2)调查结果中显示，在旅游社区的居民中，参与到当地社区旅游的经营当中的居民的主观评价指数要高于没有参与到社区旅游经营中的居民。旅游社区的建立其中一个目的也是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所以参与旅游经营的居民，比如当地的导游，经营旅游商品的当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数是比较高的。

四、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随着社会各界和旅游业相关的部门对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视，也在全国各地的旅游社区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有以下几点:(一)旅游社区的基础建设。在我国的旅游社区中，地域性的发展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依托型的旅游社区，自身具有很好的旅游资源基础，比如一些自然风景区和历史文化遗迹，为旅游社区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基础，可是在一些新兴旅游社区没有这些先天的优势，就需要后期进行投入，建设一些旅游必备的基础设施和旅游项目，只有这样才能够吸引到旅游者，也能够使当地居民能够有条件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来(二)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状况。在全国范围内对旅游社区居民进行的主观幸福感评价的调查中显示，社区居民的收入状况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数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有的旅游社区的发展没能够充分的给社区居民提供很好的经营条件。其次有的旅游社区在建设中没能够给当地居民进行参与经营的宣传和培训，所以使得当地居民的参与意识较差，旅游社区的建设和人家关系不大，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数自然就不会高了。(三)旅游社区的季节性差异。众所周知，有些地区的旅游产业受季节性的影响比较大，并不是所有的旅游地区都是四季如春的，旅游社区的经营也是有淡季和旺季的，旅游社区的旺季和淡季会直接影响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所以对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评价是有重要影响的。(四)旅游社区规划对当地居民的影响。旅游社区在进行规划建设的时候，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基础设置的建设，道路的规划，绿化的建设，如果在一个科学合理的社区规划下，不但能提高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还可以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数自然就会很高，反之，在规划建设中，影响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也就谈不上所谓的主观幸福感了。

五、提高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策略

旅游社区的发展和旅游社区居民的主管幸福感是紧密结合的，所以要使旅游社区健康的可持续性发展下去，就要提高旅游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一)加强旅游社区的基础建设。近几年我国旅游产业的高速发展，给旅游地区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应，也带动了当地的人文发展，从而带来很好的社会效应，所以结合新时代的发展建设需求，加强一些旅游社区的基础建设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一些没有先天资源的旅游社区，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创新开发一些创新的旅游项目，比如一些依靠现代化的手段建设出的古镇项目，虽然不是历史的遗迹，但是利用现代手段对历史做出了还原，效果也十分显著，当地居民也愿意投入到旅游经营中去，还是比较不错的，对于一些有自然风光资源的旅游社区，除了完善旅游管理手段外还要加强自然环境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使旅游社区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下去。(二)全方位的提高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建立旅游社区除了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提高社区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由于各旅游社区的先天资源情况不同，所以逐渐缩小这个差距也是很有必要的。(三)规划改善旅游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旅游产业的发展可以为社会建设带来很多的变化，科学完善的发展旅游产业和旅游社区，不但可以提升城市的形象，还可以促进城市建设的规划，所以建设发展旅游社区的同时结合改善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也是提升社区居民主管幸福感的重要手段之一。科学合理的旅游社区建设可以对城市建设的布局产生很多的影响，比如旅游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设区绿化的建设和旅游景点的建设，这些全都能够影响到城市的建设发展，以发展旅游产业为前提，能够使城市化建设更加的适合居民的生活，提高了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使居民在生活中有更多的娱乐休闲场所，使居民生活的环境也更加舒适，

综上所述，旅游社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机制的研究对于发展旅游业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旅游社区的建立也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经阶段，旅游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不但要依靠相关的政府部门，也要依靠社区居民的参与，旅游社区的发展和社区居民的主管幸福感是一个完整的结合体，旅游社区的完善不但可以给当地的居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还可以改善当地居民的居住环境，社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自然就会得到提升了，从而就能勾践一个健康和谐的旅游环境，使旅游产业能够在新时代可持续性的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高园．旅游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外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实证调查［J］．生态经济，2012(11)

民主观范文篇5

主题词：宪法修正，“革命”民主，宪政民主，政治文明，人权保障

宪法是人民的圣典。每当修宪时，它都要氤氲一层神圣而美丽的光环。这不仅是因为媒体的聚焦会使修宪议题演变为公共话语，更因为现代修宪已成为与社会各阶层、公民个人密切相关的利益博弈，对利益安排的预期和憧憬使它吸引人们的凝视与关怀。但宪法终究不是凡器，它高贵得让人陌生，抽象得让人疑惑，灿烂得让人不能亲近。因此，宪法修正案的正式出台，不是宪法行程的归宿，而只是漫漫征程的起点。我们要认真对待、深入解读宪法修正所折射出的宪政民主理念。纵观中国的修宪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八二年以来的四次宪法修改特别是新近的宪法修正案，不仅使宪法内容和形式更完善，更凸显了朝野关于国家权力的新认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的内容置于“国家机构”之前，反映了人们关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孰本孰末的认知变迁。公民权利的“顺序在先”引导着公民意识的复苏和勃兴，并为法治理念的导入储备力量。九九宪法修正案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树立宪政民主观的重要里程碑，它表达了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法律之下的权力的法治信念。而二零零四年宪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则表达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良宪治国的坚定决心，是对“宪法者，公民权利之保障书也”这一法治普遍真理的回归，是对国家权力价值的鲜明认知。二十年，四次宪法修改，“权利优位”、“法治模式”和人权理念随之确立。显然，这样的价值和制度选择，昭示了人们对宪政民主观的趋近。新近的修正案对“政治文明”和“人权”等的宣示，正是这一理念的写照和固化，它反映了人们关于国家权力正当性基础和价值根基的新认知。

一、宪政民主论构成现代国家政治权力正当性的首要基础

权力何以能正当存在并保持持久一直是政治国家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垄断有组织的暴力以抵御外来侵扰、维持国内政治社会秩序，是任何政权得以存在、统治得以施行的现实基础。但暴力并不能为政权提供正当性的支持。正如卢梭所言，“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①].事实上，没有获得某种普遍性的认可，单纯凭籍暴力和强制统治，只会使整个社会处于持续的紧张之中。自政治权力存在以来，人们便不断追问其存在并为少数人执掌的正当性，并创造种种理论来论证其合法性。在现代政治国家，宪政民主论构成了政治权力存在和运行的首要正当性基础。

（一）权力正当性理论的演变

在近代以前，为政权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天命论”。近代以前的集权主义政治形成了心理动机、思想逻辑到行为方式三者合一自成体系的政治模式，为其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提供了几个重要来源：一是“君权神授论”，借助原始宗教意识并虚拟超世俗社会的神秘主体，来论证政治权力操于一人之手的正当性；二是“奉天承运”，借助主宰自然界的所谓“天道”、“天命”的神秘力量，来论证政治权力建立和更替的正当性。天子乃“君权神授”和“奉天承运”派生而来。通过这样的意识形态铺垫，“天子”与皇帝合二为一而获得独掌国家大权的正当性。《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这一“天命论”的注脚。“祀”的重要性排在“戎”的前面。祈天祭祖，神道设教，为政治权力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正当性基础，并塑造了人民对对统治权的认可。

取代“天命论”的是社会契约论-其发展最终形成宪政民主论的意识形态。自然法思想家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建立贡献了汗马功劳。近代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过程中，重新阐释了自然法理论，从自然状态推衍出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主权、限权政府、公民自由等概念。与亚里士多德视城邦国家与社会为一体的一元观不同，他们主张国家与社会相区分的二元主义观念，将政权（主权、国家权力所有权）和治权（国家权力行使权）成功分离。主权属于人民，治权委托给政府。宪法是人民的委托书，也是政府权力的构成书；它坚定地守护着主权者的意志，通过宪法这个“高级法”和平地解决了封建社会靠刀光剑影、宫廷阴谋或世袭传承才能解决的权力交接问题；通过权力制约制度初步解决了权力的无限膨胀和腐败难题，并在试错与纠错的过程中给现代社会带来一种政治稳定与政治创新的动态平衡。

宪政民主论作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是公众对于保障基本人权和限制权力行为的共识，与“天命论”相比，具有鲜明的特征。[②]第一、民族国家观念。在宪政民主论中，对民族的忠诚取代了对帝王天子的忠诚，进而形成对建立在民族之上的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美国宪法开篇便宣称“我们美国人民”。第二、人民主权。国家的合法性从纵向盟约（即与上帝的盟约）转向横向盟约（社会契约），国家权力是被构建的权力，是人民主权逻辑运动的产物。统治者必须效忠于人民，而不是相反。第三、宪法权威至上。宪政民主在否定人格性权威的同时建立制度性权威，即宪法的权威，并通过法制的统一性来实现理性治理。第四、一系列的“共和”制度。人民通过代议制、选举制等共和制度将权力委任给政府。第五，人权保障。宪政民主国家的宪法以人权保障为终极目标，并通过分权制衡、划定公私域以及权利救济来实现人权保障的宪政价值。

（二）宪政民主论构成一国政治权力的首要正当性基础

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可以说宪政民主论是一种政治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它不反对至高权威的存在和必要性，但将这一至高权威附着于宪法之上；它承认国家和政治权力不可或缺，但却坚持认为它们是必要的“恶”，必须受到制度性的制约；它承认权力所有者与权力行使者之间的分离，但建构了代议制、选举制和政党制等制度来保证主权者的意志得到充分表达和实现；最为重要的是它倡导公民文化和身份平等，它并不否认多数和少数的存在和相互之间的差异，但它允许少数和多数之间的相互分化；它坚持任何社会成员不得被固定化为特定的少数身份并受到与多数完全不同的宪法待遇。易言之，宪政民主论关注的核心是政府怎样代表每一个公民并保障个人权利，以及公民通过怎样的程序来制约自己选出的代表，最终实现个人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增进的协调。

无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对宪政、民主和人权的解读是如何的不同，但在现代政治国家，宪政民主论及其制度化形态的宪法所确立的权力渊源制度（人民主权）、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所达致的程序性正义和实质正义，已构成了一国政治权力的首要正当性基础。人民主权原则为权力的正当性规定了逻辑前提。人民主权原则从渊源上规定了权力的正当性。它表明具有原构性质的原始权力唯有人民享有才是正当的，它的逻辑运动使具体宪法权力得以产生并从这一逻辑运动中获得正当性支持。自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宣布“全部主权的本原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以来，人民主权原则作为一国宪法权力存在和运行正当性的逻辑基础便获得了根本法的确认和精心呵护。在现代各国宪法中，人民主权原则已成为基本原则，得到了宪法规范或直接或间接或原则或具体的承认和表达。

以选举制为核心的种种民主制度为宪法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和程序性基础。任何权力，要么是授予的，要么是篡夺的。人民主权原则从根源上说明只有人民的权力让渡才构成宪法权力产生的正当途径，任何篡夺的权力都是非法的。但是，它更多地是预设了一种前提，并未将这一让渡行为本身实证化和制度化为稳定可操作的程序，因而只是提供了宪法权力正当存在的可能性。以选举制为核心的种种民主制度则使这样一种预设成为一种制度性和程序性共识、一种制度化的程序。它使宪法权力从这些制度和程序中获得正当性，从而为宪法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和程序性基础。易言之，只有当宪法权力由公民普遍选举产生才具有正当性。正是如此，选举制度构成了当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

人权保障的终极目标为宪法权力正当性提供了价值基础。人民主权原则和以选举制度为核心的民主制度只是从终极来源、获取途径两个方面规定了宪法权力的正当性。即使宪法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并通过合法的民主程序而获得，宪法权力只不过是获取了程序性的正当性支持。宪法权力设置和行使的合目的性才是宪法权力正当性的实质性要素。依人民主权理论，宪法权力是人民固有权力的转化，其逻辑设定的首要功能在于满足民主对公共权力行使正当性的要求。尽管关于国家权力有所谓“自然生成说”、“上帝创造说”、“社会契约说”等学说，但在民主政治下，一切国家权力只能来源于人民，政府及其机关和公务员都是服务于人民的。人权保障是宪法权力存在的价值根基。美国《独立宣言》对宪法权力的这一正当性理念进行了全面的表达：“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了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按照上述理念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宪法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公民权利及人权的广泛实现并防止了公共权力的危害性，获得了存在近几个世纪的正当性。人权保障已成为现代政治国家宪法的核心原则。如果一国宪法权力践踏人权，侵害生命、财产和自由，无论其是否是通过正式的民主程序而获得，必将立即丧失其继续存在的事由或者只能依靠暴力来维持统治。

二、宪法修正与权力正当性诉求的转变

（一）“革命”民主的权力正当性理论

无论是在革命过程中还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们理解和建立的都是一种不同于宪政民主的民主形式。本文将之称为“革命”民主，它构成了我国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革命”民主有其独特的内涵，其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③]“革命”民主首先是指“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④].在这一形态的“革命”民主下，民主的主体是绝对数额巨大、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广大工人和贫困人民，专政对象是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剥削阶级。此时，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一个完整的阶级或集团。这一形态的“革命”民主持续的历史十分短暂。它是无产阶级由一个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进而掌握国家权力机器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两个阶级激烈的革命斗争。“革命形式”的民主是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动态民主，它更多的是一种斗争原则和策略，而不是表现为一套系统的国家制度。

“革命”民主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说：“对人民内部的民和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⑤]在这一阶段，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掌控了国家权力。民主的主体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二者都是完整的阶级，而专政的对象则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它们已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与“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而言，“革命”民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形态并不是以激烈的革命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中心。虽然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

从理论的层面而言，“革命”民主两个发展阶段的分界清晰明了，其特征也十分的明显。首先，“革命”民主论是一种社会分层的理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下，社会中存在一个潜在的身份划分：一部分人属于民主的主体，通常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被称之为“人民”，另一部分人则属于专政的对象，它们是少数的社会制度破坏者，也是一部分独特的刑事犯罪分子，被称之为“敌人”。人民与敌人的分界并非总是清晰明了，而且相互之间会转化。但是，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总有一小部分人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其次，“革命”民主论是一种国家权力正当性的理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革命”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从理论上讲，“革命”民主论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建立提供了路径、方法和意识形态支持。从实践上讲，“革命”民主从“革命形式”向“国家政权形式”转变的过程，奠定了国家权力获取来源、途径的正当性。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国家得以产生，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成就奠定了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另外，“革命”民主的目的性追求也是人民民主国家权力正当性的重要因素。依“革命”民主论，国家权力正当性的根基在于它作为一个斗争工具，必须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并有效地对“敌人”实行专政。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使国家权力失去正当性存在的理由。

“革命”民主论构成了我国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首先，新中国国家权力诞生的过程恰是“革命”民主从“革命形式”向“国家政权形式”转变的过程。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一直交织着两大使命：独立和富强。随着历史的渐进，各种社会力量竞相登上历史舞台，舞刀弄墨，各显风骚。最终，以马列主义和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独立的历史使命并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民主专政正是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法宝。在这一对外求独立对内求民主的历史过程中，每个社会成员阶层归属和身份特征明确。每个人都被贴上“朋友”或“敌人”的标签；一部分人的民主与对另一部分人的专政紧密相联。在这一身份甄别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的独立诉求得以实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得以诞生，而作为斗争得来的国家执政权自然地由“代表最广大人民”并领导人民走向独立、实现民主的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共产党当然地成为执政党。

其次，民族的独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与权力行使的正当性紧密相联，并获得了新中国历部宪法的支持。从1954年宪法始，我国宪法都有一个独特的序言，它详尽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建设的成就，并宣告“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82‘宪法中更是从如下方面明确规定了国家权力的性质、功能和存在的正当性。一是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权力的存在、设置和行使都由这一国家性质决定。宪法第一条第二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明确地限定了我国国家权力的归属和和存在价值。二是国家权力具有独特的功能。一方面国家权力由人民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获取，它的行使必须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宪法第二条为此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意味着宪法权力的首要功能是创造条件建立便捷可行的制度和程序使人民享有作为权力所有者的决策权利。另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决定国家权力依旧是专政的工具，对少数人实行专政还是宪法权力的一个重要功能。宪法序言规定：尽管“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显然，在与“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过程中，国家权力自然要扮演重要角色。

（二）从“革命”民主论到宪政民主论

“革命”民主论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权力存在的正当性支柱，自有其合理的地方。正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一大批不同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得以产生。但是“革命”民主有其致命的缺陷。首先，“革命”民主论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别，使社会中人与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革命”民主论的指导下，“人民”与“敌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分和紧张的对立关系。如果人民试图享有民主权利，那么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其数量多寡不断变化）处于国家权力的专政之下。处于两个集团中的个体将受到“冰火两重天”的宪法待遇。如果说从古到今的进步运动可以归结为从身份到契约-也就是从不平等到平等-的运动，那么“革命”民主的社会依旧是一个身份性的社会。尽管“革命”民主的运动使大多数人摆脱了被破压迫的状态，但它是一种“跷跷板”式的运动。社会一个群体的地位上升与另一部分人的地位下降形影相随。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平等并不是“革命”民主的关注点。

其次，“革命”民主是一种无限民主。依“革命”民主的理论，民主与专政不可分离。民主的享有以对部分人的专政为前提。为了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国家权力的功能之一是排除少数人对民主制度的破坏、确保民主制度的安全运作。这一民主理论同时要求人民具有重大事件的决定权。因此，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受到威胁时，是否对破坏者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并采用何种措施全由人民决定，而人民决定权行使的唯一标准或者说约束是确保民主权利的安全。在“革命形式”的阶段，为了夺取民主权利，以战争为首的暴力行为并不会受到任何制约。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必须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即使在“国家政权形式”的民主形态下，人民决定权也是不受限制的。一旦某一个体被视作国家的“敌人”，他将受到国家权力的专政对待。在不同的时期，“革命”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专政演变到“工农联盟”的民主专政再到“人民”民主专政。尽管民主的主体和专政的对象不断变化并在总体上民主的主体范围越来越大，但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的划分并不遵循明显的价值规则和客观事实。当某一权威人物试图对民主主体和专政对象的既定分界予以变更并且获得多数人的认同时，曾经的“人民”便瞬间成了“敌人”而受到非人的对待。中国的“”历史便是明证。

我国过去的宪法理论长时间尊奉列宁所谓“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国家形态，民主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的观念和一种阶级斗争的哲学，可谓是一种“革命宪法学”[⑥].其典型表现之一是，在同志关于宪法宪政理论[⑦]的启示下，将宪法视为民主事实的法律化，将宪政视为民主政治，无视宪法宪政与民主之间的根本差异。我国的革命历史使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更多的带有“阶级性”的色彩，偏重于将民主视为一种实现阶级理想的工具。这使我国的宪法学研究长期来被囚禁在阶级斗争论的牢笼中。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理论入宪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预示着一种新型的权力正当性认识，并特别要求我们更重视目的意义的民主而直面工具主义民主的局限，在认识国家权力时树立一种新的宪政民主思维。

文明的政治是人人平等、社会关系和谐的政治。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政治生活史显示，政治生活在不断演进的历程中始终表现为特权阶层对普通大众的对立政治统治关系，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对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利侵犯形式。任何不文明的政治类型有其共同的特征，即公民被分作三六九等，受到国家权力的不平等对待；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人并不是统一地作为大写的“人”而有尊严、安全、自由的存在；而国家权力则在维持这样一种对立关系的过程中获得正当性。政治文明入宪表明我们对平等政治的诉求。社会主义中国要建设的政治文明，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她首先要建立一种平等的价值主导格局、和谐的政治生活状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呼唤宪政民主的建立。在政治文明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应当认识到：一切国家权力属于国民，国民享有构成性的权力，由主权派生而形成并由宪法严加看管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只是一种委托性的权力，其形成、存在的正当性不是由一种革命或运动成就先验地予以证明，而在于它们通过民主程序获得了公民的赞同，并为每个公民的权利而不是部分阶层提供平等、充分的保护。

人权保障既预设了宪政民主的存在前提，也是宪法民主的核心要素。从一般的层面而言，人权是指“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人权”这一字眼本身即表明，无论每个人的禀赋、体魄、长相、出生、宗教信仰和财富占有存在多大的差距，他们都必须被看作无差异的“人”而存在。不管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因前者重视人权的普遍性后者强调人权的阶级性而存在的认识差异是如何重大，他们对这样一个前提都置信不疑：每一社会成员都首先是一个独立、平等存在的人，他作为人的尊严、价值不容否定-这正是宪政民主的核心价值。因而，人权保障入宪意义重大，意味着我们必须抛弃从阶级属性的视角来认识社会个体和国家权力存在正当性的陈腐观念，建立一种新型的宪政民主观。

“三个代表”伟大理论入宪使其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它说明国家权力行使者只是公仆而不是主人。“政治文明”、“人权保障”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写进宪法并和谐共存预示着每个公民都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国家权力并不只是人民的代表，它必须对共和国领域内每个公民负责并从他们的授权中获得存在的正当性。总之，政治文明、人权保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入宪是对一种新型宪政民主观的承认和渴求。它表明，宪政民主在本源上是一种善的理念，是一种应该“始终把人当作目的，总不能把它当作工具”的理想（康德语），是对每个人智识平等的承认和尊重。从本质上讲，宪政民主主义也是平等主义。新的民主思维追求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要在动态中抹平人民和公民的界限；未经审判不为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可预设“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贯彻“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我们就必须树立人民不断接近或等于公民的思维，就必须打破逾越法制的约束而进行“革命运动”的旧见，在宪政民主论的指导下重新认识国家权力和国家性质。

参考文献：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一编第三章。

[②]参见冯向辉：《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载《学术交流》2002年第2期。另参见陈端洪：《由富强到自由：中国宪法的价值取向与司法化的可能性》，载北大法律信息网，2004年4月1日访问。

[③]参见张锡恩：《无产阶级专政的三个发展公式透析》，载《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④]《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⑤]《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版，第1364页。

民主观范文篇6

行政法是有关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调整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与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来看，行政法调整着广泛而重要的社会关系，与国家权力和公民个人权利息息相关。

现代行政活动领域，不限于传统的治安、军事、税务、外交，还包括工商、食品、卫生、环境、劳务等，可以说几乎所有社会生活和经济领域都有行政活动，因此，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有行政法加以调整。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行政法的政治功能，把行政处罚作为重点，而往往忽视了行政法的经济功能。在市场经济时代，虽然行政法的政治功能依然存在，但行政法在保障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应上升为首要功能。这要求我们应该树立行政法经济观，即从行政立法到行政执法的各个环节，都要增强经济意识，树立行政法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服务观，充分认识和发挥行政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首先，要认识和发挥行政法对市场经济形成的巩固和促进作用:我国所要建立的市场是现代的、全方位的、开放式的市场，以目前情况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环境，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打破，但还未完全改变;市场发育已经开始，但还米完善;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已经开始，但距到位还任重道远;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公平竞争的观念和环境已经出现，但要真正形成尚需时日;破坏正常经济秩序的种种不正之风和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受到司法机关的打击，但仍然是一大隐患等等。要真正建立起完备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和艰苦的努力。在新旧体制交替转型过程中，一方而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快，另一方面市场的各项配套措施跟不上，给不法分子和以权谋私者以可乘之机，在经济活动中出现了诸如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现象。为了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对市场的法律竹理，特别是在目前的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强有力的行政法手段对于革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法运用法律手段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离，保证市场主体独立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通过一系列市场管理法规，明确统一的市场行为规范，将市场逐步地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通过制止不正当竞争，反对垄断、制裁违法行为，泥进统一的，开放的现代市场的形成。

其次，要认识和发挥行政法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和调节作用:法律作为少、们的行为准则，调整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行政法规范占行政机关和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以一肯定、明确、普遍的行为规范，调节和规范不厂自甭价法的行为，排除和制序或非法行为。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民法、商法的人地，了两行政法在市场经济中其作用将大大削弱，其实不然，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既具有利益原动力和竞争机制所驱使的使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规律所魏含的一定自我调节能力，又具有自发性、盲的性、时滞时、波动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弧调卞泣物质利益的消极方面。为避免经济发展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震荡，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必须加弧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行政法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调节半之一，它把符合客观规律的一整套市场运行规则上升为法律规则，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和调节市场经济，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行政法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在宏观上控制和调节市场，以此引导企业的生产经酋活动。从某种意义仁.看，在政企职责分开，在转变和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以后，许多经济立法实际土是经济方面的国家行政怜理法规，是行政立法，有的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1993年国务院制定和的48件行政法规以及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10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中，直接关系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立法项目达2。抓飞件。这些行政法规一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经济活动秩序方面的，如《商标法实施细则(修汀)》、《证券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发票管理办法》等，这些行政法规的施行，及}:通地配合了全国人大的有关法律，对于确立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规范市场主体的活动，调整市场主体的关系，保护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销售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都具有积极的和重要的作用。二是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如《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资源税暂行条例》等，这些法规的施行，为进一步转变和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加强和完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以及增那国家财政收入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三是深化企业改革，保护职工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的，如《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企业移:券管理条例》等，这些法规的颁布和施行，适应了当前深化企业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建立和迅速发展的而要，对于进一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加强职工劳动保护，提高企业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及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不断改进生产方式经营方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最后，要认识和发挥行政法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监督和保障作用:市场经济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同，在计划经济中，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之间基本上是靠计划指令联结起来的，而在市场经济中则是靠自主的市场主体间的契约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保证这些契约的公正和得到遵守，就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保障。行政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保障作用用主要表现在保阵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意志自由和正当权益、企业职工的合法利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等等。实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是其重要的运行机制，但在竞争中会产生种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对竞争秩序的破坏，反不正当竞争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认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行政法在反不正当竞争方面具有童要的作用，行政法授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检查监督权、强制权、处罚权，而行政机关则以市场竞争的“裁判员”的身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对市场竞争参与者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经营活动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对市场参与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其他组织或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及其他不正出竞争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制裁，并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保证制裁内容的实现。同时行政法又设定了各种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和行政救济制度，监督、控制行政权的行使，保证有序的竞争秩序不受行政权的非法干扰和破坏，防止滥用职权，并为竞争主体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使其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权的不法侵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行政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耍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纳入法律轨道的计划调控和市场调节是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法治运作中不可缺少的两翼。而行政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程度依赖于人们的行政法观念的不断更新和行政法的健全和完备。

树立行政法民主观

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逐步带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国民经挤一的迸一步发展，要求把更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准则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法律成为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这为我国行政法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国家不仅制定了一系列行政管理法规，使行政管理活动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更重要的是对管理者进行管理、监督的法律、法规开始出现，特别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监察条例》的相继颁布标志着我国的行政法开始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迈进。但由于我国行政法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如法律结构的不均衡性，既在整个行政法律规范中，属于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占了绝大部分，而管理、监督行政的法律、法规为数极少;在行政管理法规中，追究、惩治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的法律规范比较详细和具体，而对行政权力的控制监督和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保障救济的规定则非常简单和原则;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关系上，注重实体法的制定而轻视程序性的立法。马克思曾经说过，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遵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产生的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P107)市场经济具有开放性和横向性，它的实现不仅要以商品的等价交换为墓础，而且必然要求市场主体具有自由意志、平等观念、行为能力和竞争意识。诚然，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体系中的地位和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是，强烈地追求行为主体的利益和权利，并且力求在符合社会需要，为社会作贡献的前提下，应付瞬息万变的环境变化，作出正确的有利于白身的判断和选择，实现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却应该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因此，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不仅被称为横面或水平活动频繁的社会，能够映醒人们由内在需要而引起的竞争欲望，加速社会历史财富的积累，而且都比较重视人的价值存在、现实利益和平等要求，表现在法的建构中，就是要求法更多地贯彻公道、平等、民主原则，体现人的价值和利益要求，也就是说要求法律更加明确地确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保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排除各种影响这些合法权益实现的行为和因素。行政法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行政法保障行政权有效合法地行使，另一方面，具有保护行政管理相对方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无效、违法地运用。行政法的两方面作用是互相依赖，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但是从行政法的特性和我们今天的环境来看，强调行政法保护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对发展市场经济具有特别的意义。

首先，从行政法主体的地位来看，公民个人处于弱者地位，在行政法上，行政机关与公民个人地位极不对称。行政机关握有行政权一一以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权力，而公民个人只佣有宪法、法律所确定的各种权利，自身不备有强大的物质力量来实现这种权利。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无论设立什么样的制度，都不能改变行政机关的优越地位。公民个人滥用权利的行为通常比较容易纠正，而且法律、法规中都规定了各种手段防止公民个人滥用权利。而对于行政机关滥用权力行为，通常由于考虑公共利益，需要更多的程序才能加以纠正。不仅如此，行政机关本身就是制止公民个人滥用权利的管辖主体之一，而公民个人却不可能成为制止行政滥用权力的管辖主体，而只能通过司法机关、立法机关等才能制止行政滥用权力行为。此外，行政法往往又赋予行政机关种种权力如强制执行，而公民个人在行政法上通常并不享有任何特殊权益。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人成了行政法上的“弱者”而行政机关是“强者”。因此，从法理学上的“公平”或“正义”观念出发，需要更多地强调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强调行政法在这方面的作用。

其次，从行政法意识发生原理来看，行政法是因为制止行政违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人们需要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需要法律来限制不法行政。行政法的形成，它本身又具备了保障行政权的作用，但只是具备保障合法行政权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行政权有效、合法地行使也就是防止行政权无效、违法地运用。因此“保权”在“合法”的前提下也就是“控权”，“保权”和“控权”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强调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是符合行政法产生的政治需要的。再则，从行政法保权作用的目的来看，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权力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作为国家工具的国家机器衍生功能。因此，保权从统治的角度来看不是目的，而只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手段。统治阶级利益或“公共利益”虽然不能与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划等号，但从政治与法律的一致性及法律的统一性的角度来看，合法的公民权益就是统治阶级要保护的利益，因此也可以说属于统治阶级利益范围。

民主观范文篇7

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党员的民主素养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基础，对发展党内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需要采取措施着力提高党员的民主素养。

深化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教育。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提高党员民主素养的理论基础。不把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学深悟透，就不可能有很高的民主素养。因此，提高党员民主素养的第一位要求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学习，通过学习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把握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精神实质。应坚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纳入日常学习教育之中，做到制度化、经常化，使广大党员每学一次就有一次思想境界的升华，就有一次民主素养的提高。同时，联系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结合党内民主建设的形势，不断探索加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学习教育的新路子、新举措，不断创新学习的形式和载体，切实增强学习的质量和效果。

加强党内民主生活的实践锻炼。民主素养的提高离不开民主实践，而党内民主生活是党员提高民主素养最直接的实践活动。应进一步严格党内民主生活，帮助广大党员在民主实践中提高民主素养。一是开展积极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开好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开展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广大党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是形成党内民主监督的浓厚氛围。目前，一些单位党内民主监督之所以难以开展起来，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形成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良好环境，广大党员存有顾忌，不愿监督，也不敢监督。应严格落实党内民主监督的有关制度规定，努力消除那些不利于广大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因素，形成党内民主监督的浓厚氛围，使广大党员在关心和监督党内事务中养成良好的民主作风和民主习惯。三是坚持平等议事。只有坚持发扬民主、集体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才能博采众长、集思广益，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应坚持党内同志间相互平等的政治生活习惯，坚持重大问题民主讨论决定，坚决防止和克服“家长制”、“一言堂”，使广大党员在平等参与党内事务的过程中提高民主素养。

运用民主规章进行制度熏陶。学习贯彻党章，严格执行党内民主制度，是广大党员行使民主权利、提高民主素养的根本保证。应帮助广大党员在落实民主制度、行使民主权利中提高民主素质，培育民主作风。一是进一步提高民主集中制的质量。严格按照“十六字”原则规定的程序、方法和方式议大事作决策，不论决策环境多么特殊，“集体领导”的观念不能淡化；不论决策内容多么繁多，“民主集中”的过程不能虚化；不论决策时的意见是否一致，“个别酝酿”的环节不能变味；不论决策中遇到的情况如何复杂，“会议决定”这一形式不能变通。通过认真贯彻落实这一原则规定，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的民主作风。二是进一步完善民主规章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发挥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这一基本思想和总体要求具有丰富的内涵，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贯彻，积极研究探索体现民主原则的相应规章制度，不断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实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广泛参与、有效管理和切实监督。三是严守党的组织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是党的最高组织纪律，每一名党员都必须坚决执行。“四个服从”的实质是少数服从多数，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在党内，无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年龄大小，人人都有一票权、人人只有一票权，任何人都不能有超越其他党员的特殊权利，更不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广大党员应严格执行党的决议，自觉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加强民主素质的自我修养。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广大党员在提高民主素养过程中，应当注意发挥自我修养这个内因的作用。一是不断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是不断强化主体意识。把民主素养的提高融入到工作和学习中，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强化主体意识，关心和参与党内事务，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不断强化民主意识。我国是一个有两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广大党员要从历史和现实上认清其危害性，把行使民主权利作为光荣的责任、神圣的使命来对待，强化民主意识、提高民主素养，为发展党内民主扫清思想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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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建立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之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靠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民主政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证。《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念和实践的全面阐述，表明党和国家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建设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同时它也宣示出党和国家继续高举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继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办法兴利除弊，用促进政治建设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克服发展中遇到的障碍的决心和理念。

白皮书的发表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和澄清了某些西方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误解。国外的一些舆论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不小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对中国的民主发展或视而不见或干脆予以否定。这种观点在国外颇有一些市场，对我们国内也有一定影响。针对这种观点，白皮书系统、全面、准确地介绍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说明了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民主性质。白皮书还特意运用大量事实、数据介绍和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全面发展、快速推进的情况。

西方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存在误解，一方面是由于不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民主观念上的差异。许多西方舆论是站在西方立场，从西方的概念出发，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的事情，评判中国政治的，自然很难认同中国的政治发展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对此，白皮书不仅用大量事实尽可能详尽的介绍中国实际的政治发展，也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形成的民主理念，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符合中国的历史与国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政治制度。

二、宣示中国的民主观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当中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观点是，即肯定民主的一般价值，又强调民主的内生性，强调了民主的多样性，反对把民主的具体形式绝对化。论述民主政治的白皮书通篇并没有给民主下一个定义，并非不能对民主进行定义，而是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而这一回避本身恰恰透视出中国对民主问题的一种看法，这也许是了解中国民主观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

白皮书开篇肯定了民主的一般价值，指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但在这一普世价值之下，各个国家的民主实践各有不同，民主形式各具特色，民主理念也并不尽相同。民主从理论到实践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将一己之民主观念与政治模式强加于人。正是考虑到民主观念和模式多样性，白皮书没有从主观上抽象地定义民主，而是着眼于实践，提出了衡量民主客观标准，这就是要看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符合这样标准的就是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

在此基础上，白皮书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的民主政治是适应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政治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民主政治的真实性、广泛性，首先体现在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性质与作用上，即由人民选举、受人民监督的国家各级政权为人民服务。不仅如此，中国民主政治，还更加直接地体现为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即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过程、直接参与社会管理。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色和优点。

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保护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全面进步。一个好的民主制度，应当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当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当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法律上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但不同的阶级、种族、宗族以及各式各样的政治势力之间，相互争斗，甚至相互残杀，使国家陷于动乱，社会苦于内耗。这样的民主政治，不能说是一种好的政治制度。一个好的民主制度，应当带来国泰民安，文明进步。这是白皮书所蕴涵的一种新的民主理念。

三、宣示中国民主政治的未来走向

作为一份具有权威性的政府文告，白皮书要回答国内外人士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走向的关心。人们不仅要从白皮书中了解中国民主的过去和现在，更希望从中读出有关中国民主未来的一些信息。

白皮书没有回避中国民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白皮书坦言：虽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有许多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指出了中国民主政治目前尚存在的六个方面的不足：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滋生和蔓延；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社会的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尚需扩大。

面向未来，白皮书表明了我们党和政府进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决心和方略。白皮书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通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