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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9 00:03:27

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范文篇1

着眼于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推荐环节中扩大民主。针对过去民主推荐中提供资料过少，参会人员知情不够的问题，我们探索根据推荐的岗位职责要求，除提供干部名册外，还发放职位说明书，提供干部的述职述廉、推荐职位职数、人选资格条件、班子结构要求等材料，让参加推荐的人员充分了解干部情况和职位要求，以便其作出理性、准确的选择。在确定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的范围时，坚持知情原则，并适度扩大参加对象，科学合理地确定对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类型干部进行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的范围。如在县（区）推荐县级干部人选，扩大到曾经担任过县（区）副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和乡（镇）人大主席。在市直部门推荐县级干部人选时，单位人数较少的，一般扩大到机关全体人员，有的扩大到县（区）对应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为客观、公正、准确评价推荐人选，根据参加人员的身份和职业，制发“ABCD”等多类推荐票，分别填写、分类汇总，对推荐结果票数大分散小集中或经过分析有可能存在“拉票”嫌疑的，把第一轮推荐得票相对集中、靠前的人选在原推荐范围内进行第二次推荐。在研究确定考察对象时，对那些敢抓敢管、埋头工作、业绩突出，推荐票相对少一些的人选，也列为考察对象。

着眼于提高考察信息获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考察环节中扩大民主。我们在逐步扩大考察预告内容，提高群众参与考察工作程度和深度的同时，对拟提拔人选在现岗位工作不满两年的考察对象,不仅考察干部在现职岗位上的表现，还要考察在原工作岗位上的表现。推行考察组集体与考察对象面谈，按1：2或1：3比例对推荐票相对集中的人选进行差额考察等，提高识人选人的准确性。市委组织部部务会议在听取干部考察情况汇报时，运用视频播放考察人选情况和考察人选1分钟的即兴发言，让与会人员直观地观察、分析考察人选气质特征和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开展民意调查，把干部选拔的标准、要求和程序交给群众，发挥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作用，将民意调查对象扩大到不同层次、行业、界别的群众代表，充分考察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

着眼于丰富和拓宽征求意见的形式和范围，在酝酿环节中扩大民主。对重要岗位拟任人选，在常委会召开前几天，将所要研究的干部情况（拟任方案、考察材料等）提交党委委员（常委），让他们有充分时间了解干部的综合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对需要提交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选任制干部，采取发函信的方式征求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意见，在函询意见与拟任免职务意见取得一致后，再按照有关规定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任免。根据职位和拟任人选的不同情况，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实际需要，扩大征求意见的对象和范围。如，在市直单位中市管职务的任免前，分别征求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的意见；属于二级单位的副县级职务，征求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非中共党员拟任人选，征求市委统战部门和派、工商联主要领导、无党派人士中代表人物的意见。对拟提拔担任县级职务的干部，在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前，对拟任干部遵守党纪政纪、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方面的情况，书面征求市纪委的意见，书面复函通过，才能作为拟提拔对象人选。

着眼于增强集体决策功能和发挥会议决定作用，在讨论决定环节中扩大民主。市委常委会在讨论决定干部任免时邀请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列席会议，列席的人大、政协领导，虽然不参加表决，但享有在市委常委会上客观反映情况、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权利，为常委会决策提供参考。党委常委会讨论研究干部任免时，做到“五个不研究”，即没有经过民主推荐的不研究；没有经过组织考察的不研究；程序不对、材料不齐的不研究；出席常委会的成员达不到三分之二的不研究；群众反映有问题的，在没有核实清楚之前不研究。在党委常委会讨论任免干部时，先由组织部负责人介绍拟任免人选的基本情况、考察情况和任免理由，然后逐人讨论，保证每个与会人员有足够的时间听取情况介绍，充分发表意见。意见分歧较大的，则先作出暂缓表决或不予表决的决定。实行常委会、全委会干部任免事项无记名票决制度，对县（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和市直部分部门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或推荐人选，全委会闭会期间，常委会票决之前，要先征求市委委员的意见。常委会票决对象扩大到提任非领导职务和平级调整干部。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扩大民主

民主改革范文篇2

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在法制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自身在设计与结构方面的缺陷，也日渐突出，主要问题表现如下：

（1）代表人数太多，近3000人，（再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两会总计五千多人），导致会议成本很高，运作不便，效率却不高；

（2）代表非职业化、非专业化，严重影响立法质量与监督职能。多年的司法实践与暴露出来的立法问题表明：立法水平很低，很不理想，有的法律刚公布，就发现问题需要修改，有的无法执行。监督作用更低。从人大代表的性质来看，作为民意的代表者，其所组成的议事机构的活动内容，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公民权利、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和国家建设等许多领域。所以人大代表是否职业化、专业化，涉及到议案质量与工作效率，应当引起关注。从人大代表的权限、职责、工作范围来看，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

（3）代表的产生办法不够民主。就是代表产生的方式：县、区以下的是直接选举，县、区以上的都是间接选举，事实上应当按“民主选举”的宪法原则，应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这样人民可以直接参与优选代表，代表也应当竞争上岗。这是成本最低的优选法方式。

（4）代表成分大多数为党政官员，工人、农民与广大基层的代表较少，代表性有限，并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样的会议只能相当于党政官员扩大会议。

（5）代表与人民距离很大，平时又很少接近人民群众，很难全面反映广大人民的意见，并为人民负责。造成一些代表的“代表意识”存在偏差，因而不能很好履行其法定职责。这与新加坡“一个议员一年最多接待了5万选民”的政绩差距太大。据山东省某市2000年人大代表工作状况的报告中统计数字提到：代表的人均提案、建议不到0.15件，履行职责的效果不佳。其中，被调查的代表中有51.3%是因为对情况不了解；有40.3%的代表是因为受时间、精力和能力限制；还有4%的代表因为不愿意得罪人，剩下的是因为自己职责意识不强。这个统计数字尽管不是全国性的，但是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条件的也可自行调查；

（6）人大常委会结构与不当兼职（司法与行政官员兼任人大委员，例如，前武汉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柯昌信被改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委副主任），使人大监督职能大大下降。例如，内司委和法工委成员主要是政法界的官员担任或兼任；（7）按宪法规定，人大对“一府两院”有监督职责，但实际却非常薄弱，流于形式；许多问题长期拖延，年年提出，“年年办复”，但是却长期不能解决；

而对人民群众直接提出的问题往往置之不理；不答复。为什么？

按新信访条例，第二十二条中，“有关行政机关收到信访事项后，能够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应当当场书面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之日起15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但是，很少有部门这样做！为什么？

（8）“权力机关”一年一度会议，会期又短，一年中积压了大量问题，难以深入讨论重要问题，难以实现权力机关的国家与社会职能，难以及时解决问题。

（9）人大的基本工作程序大致是：开会-报告-讨论-提案-表决-散会。代表的大量提案与立法难以深入讨论，往往是会后由其他人来决定是否立案和通过。显然，大会所具有的宪法权力难以落实。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许多议案，并不能及时有效通过、实施与监督。例如，“反腐败法”、“反垄断法”、“新闻法”、“民权保护法”等。

（10）政治指导思想与理论，远远落后与实际需要。例如，如何摆脱旧的国家机器的影响？如何摆脱落后的极端主义（“专政说”没有科学依据，背离民主法治，造成损害）的影响？国家机构设置的科学性、民主性？包括目的、民主、功能、职责、运作、效率、成本费用、廉洁、监督、问责、制约、人员配置与优选法等问题。

虽然，中国已经制定了数百种法律、法规；但由于体制原因，这些法律、法规大多难以得到正确、公正实施；必然加剧社会矛盾。各地在落实2007年《人大监督法》，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2006，2号文件，查办渎职侵权案件，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合法权利时，显得软弱无力，常常拖拉不办！为什么？

因此，这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看似拥有很大权力的机构，其权力行使的效果却不甚理想。去人大工作有时被认为是退居二线；它具有许多重要的权力，却从不行使；它具有极高的宪法地位，却遭人轻视；甚至被讥讽为“橡皮图章”。

中国实行了半个世纪的人大制度，早已暴露其弊端甚多，十分有必要认真反思，并进行相应的重大改革，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人大制度的改革应借鉴先进发达国家议会制的成功经验，朝着民主化、职业化、专业化、精简化、扩大直选、加强监督的方向迈进。

3、应当借鉴发达国家议会民主的成功经验

据查，议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人民参与国家与地方管理的基本方式。具有立法权、并监督政府与财政。世界各国的议会大多称国会，一般分为参议院（按地方选举）与众议院（按人口选举），立法多为两院通过生效。一些小国为一院制，也有三院制的。除少数王权有影响的国家（如英国）指定参议员或部分参议员外，大多数国家的议员都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专业化，有一定任期（2，4，5年不等），要改选。这体现“主权在民”，古人说：“天下人管天下事。”

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专制时代，少数人享有特权，多数人没有基本权利，社会长期缓慢发展。从18世纪，欧美人民革命开始，标志人类社会进入民主时代。

共和国、社会主义、共产党等概念都是近代革命从西方引进。其中，共和国（Republic）的概念，词根（public）包含公共的，公众的涵义。同样，社会主义、共产党的词根都包涵社会、共同、公众等涵义。概括为民主。民选国会与民选政府是民主时代共和国的主要标志。

当前，议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象征性议会，即弱势议会；一种是实质性议会，即强势议会。一般而言，在弱势议会中，权力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极易导致“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公民缺乏有效的制度性渠道，实现政治参与。历史表明：在许多国家，议会都有一个从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程。因此，要进一步确立宪法的权威，全国人大就要实质化，并与世界接轨。

4、政治协商会议也应改革

而政治协商会议原为1945年的旧政治协商会议的继续，本来是建国前各方面的临时协商机构，为新的政权建立做准备工作。新政权成立后，其任务已经完成。一直保留到现在，只起咨询机构的作用，两千多人参会的会议，太过庞大，没有实权，又没有宪法规定的地位与权限。显得无法可依，应当改革。

众所周知，一些政协全国委员，对会议也不感兴趣，经常缺席；2007年政协全国委员缺席率达标10%。势在必改！

5、议（案）不在多，治本则灵

回顾2007年北京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之际，大陆近百万网民上网议政，针砭时弊，表达了他们对诸多问题的关切。此外，众多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也纷纷于千里之外透过网络，陈情、献言。据文汇报3月15日报导，记者招待会前凤凰新媒体收到提问8,000余条，新浪网录得提问近4万条，而新华网的“我有问题问总理”专栏，阅览者逾50万，提问万余条。人们所关心的事情大到对反腐、民生，小至对身边不法现象的痛斥，而其中房价高、上学难、看病贵三大民生问题仍然最为引人关注。

据2007年全国人大会议大会秘书处公告：已收到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5116件。其中,代表团和代表提出的796件议案，大会主席团已全部交付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

又据2007年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公告：共收到提案4516件，经审查，立案4245件。参与提案的委员2023人，占委员总数的89.24%。此外，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以来，共收到提案5158件。经审查，立案4999件，其中，委员提案4742件。98.94％已办复。

可以看出两会，每年共收到建议、提案上万件。但究竟真正解决了多少问题？实际上，许多问题年年提，年年办复，但年年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为什么？因为没有治本。

根本在于政治制度。

因此，应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落实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第二章“公民权利”的原则规定；

国家机构设计与改革应当按照必要性、民主、功能、责任、效率、廉洁、权力制约、成本核算等原则，进行科学论证，方案比较，试用改进等科学决策程序来完成；

学习先进发达国家议会制的经验，改革人大、政协两会，并与国际接轨；

成立两会改革委员会，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公布与讨论改革方案；

修改宪法中与民权、民主、法治矛盾的相关条款；取消早已落伍的“专政”文字，改为民主法治。

应当逐步扩大人民直接选举议会、政府主要官员、议员，竞争上岗，民主监督，媒体开放等。这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与时代潮流。

实际上，普选条件早已成熟，应当推进改革，实施宪政，及时迈出直接选举的第一步。

参考资料:

1、王学东，评德国社会的转型，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2005-05

2、丁刚，瑞典工人怎样维权，【2007.01.2912:39】来源:长江商报

民主改革范文篇3

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在法制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自身在设计与结构方面的缺陷，也日渐突出，主要问题表现如下：

（1）代表人数太多，近3000人，（再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两会总计五千多人），导致会议成本很高，运作不便，效率却不高；

（6）人大常委会结构与不当兼职（司法与行政官员兼任人大委员，例如，前武汉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柯昌信被改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委副主任），使人大监督职能大大下降。例如，内司委和法工委成员主要是政法界的官员担任或兼任；

（7）按宪法规定，人大对“一府两院”有监督职责，但实际却非常薄弱，流于形式；许多问题长期拖延，年年提出，“年年办复”，但是却长期不能解决；

而对人民群众直接提出的问题往往置之不理；不答复。为什么？

3、应当借鉴发达国家议会民主的成功经验

4、政治协商会议也应改革

众所周知，一些政协全国委员，对会议也不感兴趣，经常缺席；2007年政协全国委员缺席率达标10%。势在必改！

5、议（案）不在多，治本则灵

根本在于政治制度。

因此，应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落实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第二章“公民权利”的原则规定；

学习先进发达国家议会制的经验，改革人大、政协两会，并与国际接轨；

成立两会改革委员会，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公布与讨论改革方案；

修改宪法中与民权、民主、法治矛盾的相关条款；取消早已落伍的“专政”文字，改为民主法治。

应当逐步扩大人民直接选举议会、政府主要官员、议员，竞争上岗，民主监督，媒体开放等。这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与时代潮流。

实际上，普选条件早已成熟，应当推进改革，实施宪政，及时迈出直接选举的第一步。

参考资料:

1、王学东，评德国社会的转型，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2005-05

民主改革范文篇4

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在法制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自身在设计与结构方面的缺陷，也日渐突出，主要问题表现如下：

（1）代表人数太多，近3000人，（再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两会总计五千多人），导致会议成本很高，运作不便，效率却不高；

而对人民群众直接提出的问题往往置之不理；不答复。为什么？

3、应当借鉴发达国家议会民主的成功经验

4、政治协商会议也应改革

众所周知，一些政协全国委员，对会议也不感兴趣，经常缺席；2007年政协全国委员缺席率达标10%。势在必改！

5、议（案）不在多，治本则灵

根本在于政治制度。

因此，应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落实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第二章“公民权利”的原则规定；

学习先进发达国家议会制的经验，改革人大、政协两会，并与国际接轨；

成立两会改革委员会，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公布与讨论改革方案；

修改宪法中与民权、民主、法治矛盾的相关条款；取消早已落伍的“专政”文字，改为民主法治。

应当逐步扩大人民直接选举议会、政府主要官员、议员，竞争上岗，民主监督，媒体开放等。这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与时代潮流。

实际上，普选条件早已成熟，应当推进改革，实施宪政，及时迈出直接选举的第一步。

参考资料:

1、王学东，评德国社会的转型，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2005-05

民主改革范文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会议改革弊端分析人民参与扩大直选

1、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按规律办事，一切理论、制度、主义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按其实际效果，分析优劣，再决定取舍。切忌主观片面，封建迷信，思想僵化，固守落后。

当代公众社会客观规律有很多，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必须相适应的原则，人民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主力；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主要趋势的原则，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规律，任何专制和专制制度是社会问题和腐败的总根源；等等。

本文重点讨论人大民主改革

2、人大体制的制度性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在法制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自身在设计与结构方面的缺陷，也日渐突出，主要问题表现如下：

（1）代表人数太多，近3000人，（再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两会总计五千多人），导致会议成本很高，运作不便，效率却不高；

而对人民群众直接提出的问题往往置之不理；不答复。为什么？

3、应当借鉴发达国家议会民主的成功经验

4、政治协商会议也应改革

众所周知，一些政协全国委员，对会议也不感兴趣，经常缺席；2007年政协全国委员缺席率达标10%。势在必改！

5、议（案）不在多，治本则灵

根本在于政治制度。

因此，应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落实宪法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第二章“公民权利”的原则规定；

国家机构设计与改革应当按照必要性、民主、功能、责任、效率、廉洁、权力制约、成本核算等原则，进行科学论证，方案比较，试用改进等科学决策程序来完成；公务员之家:

学习先进发达国家议会制的经验，改革人大、政协两会，并与国际接轨；

成立两会改革委员会，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公布与讨论改革方案；

修改宪法中与民权、民主、法治矛盾的相关条款；取消早已落伍的“专政”文字，改为民主法治。

应当逐步扩大人民直接选举议会、政府主要官员、议员，竞争上岗，民主监督，媒体开放等。这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与时代潮流。

实际上，普选条件早已成熟，应当推进改革，实施宪政，及时迈出直接选举的第一步。

参考资料:

1、王学东，评德国社会的转型，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2005-05

民主改革范文篇6

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开启了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梦想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变”，1959年3月悍然发动了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强烈支持和要求下，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解散旧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民坚决平息了叛乱，并对西藏原有社会制度实行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推翻了以达赖为总代表的三大领主的统治，解放百万农奴，开创了西藏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家做主人的新时代。为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将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50载沧桑巨变，西藏经历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西藏社会的发展活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新西藏；只有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不移的地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文明发展道路，西藏各族人民才有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公务员之家:

民主改革范文篇7

【正文】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0）06—0073—04

民族理论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民族理论反映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著述中，其中以的著述最丰富、系统、深刻，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19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至1970年《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共约50年间的著述中，直接提到民族、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民族革命等民族理论的文章有近60篇，这些文章主要是讲国内民族问题理论、政策和策略的，也讲到一些国际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和策略，都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

——揭示了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问题的特殊性。

在具体分析中国民族、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认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总称的概念，他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少数民族的特殊性，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的民族起源具有特殊性。关于民族共同体产生、发展和消亡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讲过。对于民族概念，民族消亡的理论，斯大林有突出的贡献。但是，斯大林和苏联理论界长期以来认为在资本主义民族形成以前，没有民族，只有“部族”，这显然是与恩格斯关于“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论断是相违背的，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没有作系统的评述。但他对民族和部族的区分有看法。他说部族的提法，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从中国民族的实际出发，确认中国古代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都是民族，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就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关于中国民族形成的时间，他又说：“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1〕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还说：“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2〕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了汉族的形成是“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的，这个论断不仅同恩格斯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论断相吻合，而且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的形成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正因为揭示了中国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所以1956年前后，他发动和组织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使一大批本来还处于奴隶社会制度、封建领主制度、封建地主制度，甚至是原始社会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族群被确认为民族，而成为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中国的民族结构具有特殊性。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3〕而却从根本上否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他在1948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中，就公开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4〕

中国的民族传统关系具有特殊性。根据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相互影响也很多的历史特点，明确地指出：1.“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5〕2.“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6〕3.“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4.“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5.“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7〕归纳起来，这就是说中国各民族大分散、小聚居，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状况，形成了中国民族关系中各民族人民互相合作、互相通婚、互相影响、友好往来、追求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就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中国自秦汉统一以来，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三国的鼎立，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南北朝的对峙，五代十国的分裂，辽、夏、金的割据，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各民族的互相依存，友好往来的关系是中国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内聚力的坚实基础。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这种主流的作用作了论述。他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8〕

中国在民族观问题上具有特殊性。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从中国民族关系中，汉族人口比例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汉族几乎遍布所有民族地区；汉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相对先进；汉族长期占统治地位，始终占居主导地位的基本事实出发，指出大汉族主义是中国传统民族观问题的主要倾向，强调要着重批判和反对大汉族主义，他反复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9〕“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也有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10〕说明始终如一地认为中国民族观问题上的主要倾向就是大汉族主义，是我们必须着重反对的，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反对民族主义指明了大方向，1952年和1956年，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这两次大检查都以批判大汉族主义为中心，同时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纠正了民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落到实处。

——通过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引导各民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东方落后民族在特定的条件下也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且在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那些还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

中国各少数民族解放前以及民主改革前都处在前资本主义制度，除了朝鲜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白族、纳西族等比较先进的少数民族有少量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之外，其余分别处在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制、农奴制、封建地主制（牧主制）的社会发展阶段。落后的社会制度严重束缚各民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早在1954年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11〕广大的少数民族劳动人民遭受本民族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剥削，他们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盼望早日从残酷的剥削压迫制度下解放出来。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改革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少数民族得以发展和繁荣，成为建国初期彻底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首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少数民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通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来实现的。这种社会改革分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阶段，民主改革的任务是实行，废除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压迫、剥削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和改变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

党和国家为顺利地完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制定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和一系列的政策，由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在改革的时间、方式、方法和步骤上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依照各民族的发展特点，根据本民族人民群众及与人民有联系的公众领袖的意愿，并且依靠本民族中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去进行。对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时间、步骤进行改革。在党和的正确领导下，从1951年至1953年，在汉族和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在一部分情况特殊的少数民族地区，则分别于1955年至1959年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主和奴隶主所有制；接着又在全国各民族地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此中国各民族便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先后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2月，宣布：“经过各民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2〕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在旧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落后。有的民族仍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或奴隶制阶段，还有十多个民族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愿望，经过同各方面的协调，从多种社会形态并存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方式，先后在民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解决了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原来发展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跨越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巨大飞跃，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13〕

——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完整纲领和一系列政策。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说来就是：其一，中华各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外取得民族独立；其二，在国内，反对民族压迫政策，反对封建割据，主张实行民主政治，各民族一律平等；其三，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族群众和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结成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其四，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在统一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还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民族平等团结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基本政策；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宗旨和现实目标。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纲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其实践经验，对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民族平等，是古今中外民族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也是民族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主张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平等，并把民族平等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根据中国“少数民族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实际”，提出了民族平等的理论和政策，其主要之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4〕“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15〕二是“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16〕三是各民族在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平等权利；四是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民族平等政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关于民族平等的理论与实践，有显著的中国特色。1、进行民族识别。这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由于各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情况复杂，所以在1953年就明确指出，不论民族社会发展程度如何，政治上不要去区别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和部落。同时，民族识别也并不照关于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而是坚持从中国各民族实际出发。经过科学识别，国务院正式确认了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全国共有56个民族。民族识别工作的成功，使我国历史上长期深受民族歧视、压迫，甚至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民族成分的各少数民族，从此有了自己受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统一族称。2、民族不分大小，都有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凡是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区，各级人大、政协均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历届少数民族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人数，据统计，都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应占的比例，充分体现了中国各民族政治上参政议政的平等权利。3、各民族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平等权利。1952年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的谈话中着重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7〕4、民族团结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在马列经典著作中，很少见到“民族团结”四个字，一般都是讲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团结与联合。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各民族的实际，提出“民族团结”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民族团结理论是各民族人民“平等的联合”的理论。它包括中华民族整体的“全民族团结”，包括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即“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包括中华民族“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等三个层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阶级基础来看，中国民族团结，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农牧民的团结，中心是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而不是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与团结。从对象和范围来看，中国民族团结，既包括各民族工农劳动大众，又包括各民族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和剥削阶级。所以中国的民族团结，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性和民族性。

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运用到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的史无前例的创举，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制度。各个国家的民族情况不同，历史发展不同，因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但是，都以实现民族平等、联合、自主、自治、发展繁荣为主要内容。和我们党从30年代起就明确提出让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主张，并且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和内蒙古为蒙、回等民族建立了一些民族自治区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决民族问题采取的国家形式却是联邦制。因此，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国家形式是采取单一制的自治地方制，还是联邦制，对此，有过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经过深入研究，党中央和决定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载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此，我国民族区域自治，不仅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且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成为与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并列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特点是：第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集中统一与各民族充分享有平等自治权利的正确结合。第二，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的正确结合。第三，民族区域自治是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正确结合。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成功道路。

民主改革范文篇8

在字面意识上人民民主主义和民权主义是相近似的内涵，但是，在革命实践中确是全然不同，其主要是因为在两者在政治动员和政治对象上存在差异，中国共产党是将农民阶级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对象，这也是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在革命斗争中，通过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充分的调动了农民的革命兴趣和革命的积极性，使得政治纲领和政治实践实现了高度统一，为后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现代民主可以说是程序性的术语，中国共产党认知到，在中国民主政治实践中，制度建设和创新和民主实践进步的重要突破点。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村民自治，自上而下的人民民主政治体系，在开展制度建设的时候，党内民主需要不断地开展党内民主活动，推进权利制衡机制，在党外应该鼓励民主参与和监督，确保政协结构的合理化，制定民主改革决策和民主改革方针。在民主政治理念上，逐渐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社会主义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还应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任期制、党代常任制，不断地推进人民民主制度的创新，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执政党对民主政治的创新改革，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保障。在民主思想上要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转化为大众民主理论，精英民主到多元化民主的转变。在对不同民主思想潮流的揭示，直接转化了民主政治的特征，例如：自由民主思想潮流朝着宪法、政治、人权的转变，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潮流强调的是社会和正义的结合。各类思想潮流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不断地丰富着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内涵，推动着当代民主的发展。

二、中国民主政治的渐进策略

在现代社会中，横向应该建立政治共同体，纵向应该建立经济阶级，其中的关键因素，能够扩大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力度，在稳定政治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政治制度，使得政治体制的发展和政治参与力度保持统一的步伐。民主政治渐进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参与，在民主政治实践中，应该将动员性参与和自主性参与区分开，用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参与方式协调应用，使得民主政治能够表达多数人意愿的同时，确保少数人的利益需求。要知道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中，仅仅依靠执政党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明确民主政治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社会生活方式的体现，只有将执政党民主和社会主义结合，才能形成强大的民主政治推动力，当代社会需要不断的孕育出社会主义力量，根据中国现阶段，公民政治参与水平，民主政治发展的现状，得到如下图1所示的民主实践民意结构图。民主政治改革的关键在于，要使人民了解政府的导向，确保人民能够全心全意支持政府。满足这类要求的前提是———要保证群众信息的完整性，将政府政务进行合理化、透明化处理，使得人民能够实现自身的监督权利，这也是正是社会的前提，在进行民主体制阶段性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尊重民意，政策的反馈信息，在此基础上实现民主政治实践的深入，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进行民意综合的过程中，党要充分利用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将政府的工作范围扩大，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提升民众的参政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公民社会的利益化、社会阶层的复杂性，民意的表达定然会损失一部分公众的利益，但也不可能得利于任何易一阶层。因此，民意的表达既存在合理性，也存在着不合理性。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下，民主政治建设的合理性是为了确保民主的权利，实现民主政治的效应，执政党应该在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综合民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经过党外的政治协商形式开展民主政治建设，民主阶段性实践的政治合法性为民主阶级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需要明确的是民主政治阶段性是一项动态变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公民的政治意识水平也在不断地增加，对政治参与的要求愈加强烈，这类发展趋势要求执政党要进行制度化的建设，满足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基础要求，民主政治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制度化建设。民主的阶段性建设实践需要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现代化转型要求的民主制度，使得人民信任、支持政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民主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要及时规范民主政治实践制度，使得组织和程序获得规范、稳定的发展，新的民主制度就是将民主政治的价值推广出来，不断的培育人民群众的参政意识，完善民主政治制度的体系。在进行民主实践的过程中还应该拥有与时俱进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将社会、国家、人民团结在一起，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实现社会民主，最大程度的扩大民主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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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改革范文篇9

（一）村民自治情况

1.村民选举：本届村委会是由村民2005年11月选举产生的。据村干部解释：村书记由党员内部选举决定，而村主任，村长等其他职位由村民选举决定。事实上，一些村民在接受调查时一致反映选举存在内定，走关系等问题，并不能代表民意。有一位村民告诉笔者，好些干部都是由上级政府委任的，村民名义上是被赋予选举自己的干部的权利，实际上村民选出的干部若不是内定的人选，那么选举就被村政府推翻，视为无效的选举，直到村民选出内定的干部为止。甚至有些村民对新任的干部毫不知情。这实质上是上届村干部操纵了选举，致使新选举出来的村干部不得民心，干群矛盾突出。

2.村民大会：笔者调查出在过去的2年任期中，村委会很少召开全村村民大会，9个组共召开过十次村民小组会议，都是跟所要讨论的事务有关小组的单独召开的。村委会绝大多数会议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来决定本村事务，而据村民透露每个组4－5个村民代表都是村干部指定的。而且指定的都是些“老实”代表，所谓的老实就是开会不怎么提出异议的人。据反映，村干部在会上排除异己

3.村务公开：虽然有村务公开，但成果不鲜明

（二）村民反映的问题

1．土地租赁不透明。据笔者访谈所得资料显示，林湾村村土地租赁或开发工作不是很透明，很少有村民明确知道是出租了还是卖出去了。笔者在访谈过程中还发现，村委会干部对此也是含糊其词.

2．村民搬迁赔付不合理：村干部在执行国家规定的村民搬迁赔偿的相关条款时阳奉阴违，克扣实际应发给因征地而搬迁的农户的赔偿费，，村干部私自瓜分，以致村民怨声载道。我们在采访林湾村6队一位中年妇女时，她在确认我们只是学生不是记者后谨慎地拿出了藏在家里2份文件，一份是国家规定的赔款要求，一份是村干部私自规定并执行的赔款文件，她说等到以后可以证明自己是受冤的。我们问她为什么不联合村民去揭发，她很无奈地回答怕遭到村干部的打击报复，她说揭发只能躲得了一时却躲不了一世。因为只要村干部还在村里，举发的人就少不了麻烦，法院不可能成天到村里来保护举发的人。

3．村干部工作问题。据调查交大对面繁华地段的房屋大多被村干部和交大的重要人物占有，而村民则取得那些偏僻的地段；村民新建的房屋拥有权不明确，他们没有房产证；村民不能私自转卖自己的房产，得需要村干部的批准，由村干部作为中介转卖，村干部从中收取高额的转手费，严重影响村民自由交易。

我们需要从以上案例思考一些问题：为什么村干部的选举会被操纵呢？有没有其深层次的制度性原因呢？为什么号称村民自治的村庄村民无法完全参与村庄的治理呢？

二、理论分析

（一）村民自治的制度困境

村民自治的制度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民选的村民委员会依法自治与村党支部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之间的权力冲突。2.村民自治与上级乡镇政府的权利冲突。首先我们来研究民选的村民委员会依法自治与村党支部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之间的权力冲突。根据《村组法》规定，农村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就规定了农村基层党支部在村民自治组织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在党支部领导下进行工作。从理论上分析，党支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是不矛盾的。但是实践上在以党代政的传统体制影响下，导致基层农村组织中的权力“二元制”：来自于上的执政党的执政权力和来自于下的村民民选的权力，形成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权力冲突。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政权结构形式虽是“二元制”，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往往是“一元化”，党组织是农村最高领导者，又是农村最高管理者。民选权力与党支部领导权力的冲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实际的村务活动中，党支部居于中枢地位，支部书记是决策中心，对村里大小事务负总责。村民自治的本质意义在于还政与民，当政府确定试图通过选举重新认定基层干部权力合法性的时候，一种新的村庄内生的、由村民选举所形成的权力关系出现了，这种自下而上的权力在进入实际运作时，必然与宪法规定的由上而下的权力发生冲突。在村庄内部，代表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的主要是党支部书记，代表自下而上的权力体系的是村委会主任，两种权力体系的纷争往往是在书记与主任之间展开。由于村委会以民选的形式产生，村委会的权力合法性有了更广泛的民意基础。党支部为核心甚至包揽一切的格局开始松动，甚至受到直接挑战，村委会主要成员往往会依据法律，要求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权力。这些权力都是实在的具体的。一是财产管理权。集体资产管理权、土地、村办企业等发包权。在土地的第二轮承包中，有的地方新产生的村主任撇开党支部自己组织发包事务。二是财务管理权。核心是报帐的签字权。过去通常是书记签字报帐，为解决权力纷争，有的县市政府公开发文，明确要求必须是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共同签字才能报帐。三是人事安排权。对会计、保管、电工等重要职位的安排，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矛盾也日渐增加。这种矛盾在农村正在多起来，而且，越是选举动员充分的地方，书记和主任之间的冲突越多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村民自治与上级乡镇政府的权利冲突。村民自治制度是伴随着（分田到户，私人承包责任制）代替当年的而成长起来的，它经历过一段制度变迁时期，制度变迁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农村公共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涉及主要是国家、乡镇基层政府和农民这三方。一种形式的制度变迁所花费的成本要被社会接受，既取决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更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利益分配结构，这在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更加突出。由于制度安排的变迁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社会集团对财富、收人和政治权力等社会价值要素的重要分配，这必然会引发不同集团的摩擦，从而导致制度变迁动力的损耗。在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的政治构架中，权力都是自上而下运行而责任则自下而上地承担，每一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权威来源于上一级的授予。相反，民主改革的意义在于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自下而上获得的。而村民自治的制度化使得农村公共治理中的权力运行的转向在法理和合法性上获得双重认可，因而使得两种合法的权力在乡村发生碰撞，因此改革中的利益冲突是可想而知的，而这种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必然是一方控制另一方。对于国家来说，农村基层民主改革有着重大意义及长远利益;但在从基层政府来看，这种民主改革试验仅仅是一项行政任务，与其它由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并没有质的不同，而且从现实性来看这种改革不仅不能获得显著的政绩性效益，反而会制造矛盾冲突、损害汲取政绩资源的能力。尤其是在国家实行了财政体制及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大为削弱，财政收人和国家财政性补贴根本不能满足乡镇政府追求政绩的扩张性行政行为。面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国家不可能给出具体、详细、严正的实施程序，因此只能给出一个法律制度框架，由地方政府补充相关的程序性规定。这样，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的大部分也随着权力构架一步一步下移，最后由县、乡镇政府来承担，而且在承担成本的同时却不会有预期净收益。为了平衡村民自治带来的控制力的削弱，很多地区的基层政府要求在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中，作为基层政府在乡村的合法代表的村支部一定要获得村委会的控制权。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说既推行了民主改革又保持对乡村的控制力就成为基层政府的理性选择。因此，村民自治中暴露出来的矛盾也大多集中在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人员以及具体管理运行上。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林湾村的干部选举被上级政府操纵以及村民为什么无法实现自治。

（二）由村民自治制度困境引发的系列问题的反思

由村民自治制度困境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农民政治参与的缺乏和冷漠，村庄的治理权实际上被乡镇政府控制，由村政府全权掌握，以致村里诸多事务被村干部只手掌控，村民很少真正参与进去。由此也引发系列问题。

以下我们以林湾村为例来探讨由村民自治制度困境引发的系列问题。为什么村政府急于开发林湾村？为什么林湾村干部敢冒险克扣国家下发的赔款？为什么农民一开始就处于受损者的地位？

⑴政治创租：政治创租是指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的方法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

在城市化加速进行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着失去土地甚至背井离乡的地步，而政府和企业又充当了急先锋。政府为了实现政府目标，扩大财政收入，积累政绩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通过政治创租来拉拢企业、学校共同获利。而农民往往获利最少者，甚至完全受损，于是产生了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目前城市化加速伴随着利益冲突的加剧。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其实质是拆迁方和被拆迁方双方利益的博弈。利益的巨大冲突，必然导致博弈的程度异常激烈。利益是社会领域中最普遍、最敏感，同时也是最易引起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林湾村干部敢冒险克扣国家下发的赔款？村民自治困境引发的村民政治参与不足，村政府一手掌握村里事务是一大原因，它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个因素就在于利益的诱惑，这一点可以从成本---收益的经济学方法来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冲突产生于资源的稀缺性这一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经济人"假设。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用"经济人"假设来加以解释。对稀缺资源的追求和竞争，使得冲突不可避免。同样在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活动中，这一假设也不例外。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中政府与失地农民/被拆迁人之间存在问题的根源是利益冲突，

在征地拆迁和失地农民安置的实施过程中，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和弱势状态。首先农民对征地的前期工作参与不够，对征地、工程建设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被征地农民对不合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缺乏抵抗能力，由于信息不对称，缺少民主程序、缺乏透明度，也是失地农民有抱怨、不满情绪的重要原因；其次申请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裁决的成本太高而往往难以实行；最后在补偿费用的分配机制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甚至乡村干部起着决定性作用，被安置的农户的个人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证。

政府征用土地的收益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府的目标，促进了公共利益，政府获得了一定的财政收入。由于这种潜在收益的大量存在，使的政府对征用权的使用就存在极大偏好。征地和拆迁成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和旧城改造唯一来源。目前，我国土地不能交易，最终导致土地产权的拥有者（农民或被拆迁人）在法律上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与谈判。当前，土地出让金与征地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有关资料显示，土地增值收益占51－93%，政府通过“征用-转让”这一过程，获得了大量的权利租金，这也是旧城改造（扩张）遍地开花的一个原因，利益的驱动，为政府“政治创租”创造了环境。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征地转让过程，政府从农民身上拿走了大约20000亿元，而经济利益的实现，又伴随着项目引进、开发区的设立、政绩积累的政治利益。

三、弱势的农民

为什么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呢？

在农民与政府的博弈中，虽然双方都有各自的共同利益，但农民作为一个分散的集团，其共同目标的确定只能是单个农民利益偏好的加总，而且农民还要承担实现加总的成本;与之相反，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其利益汇聚和实施的成本相对而言是非常低的。作为中国整个压力型行政体系的末梢，基层政府虽然无法公开抵制国家的法律与政策，但作为民主改革的指导者，如何实施具体村民自治就成为基层政府所垄断的技术优势。因此，在许多地方实行的村民自治改革中，乡镇政府全面介人了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决策和监督之中，从而不断地压缩村民自治的空间。从另一个层次上看，当前村民自治改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困境，实质上也是现实政治体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映射。即使在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乡镇政府控制村委会选举的现象被遏制之后，村民自治的实际运行也没有多大起色，连所谓的“乡政村治”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今天，地少人多的广大农村中农业生产也逐渐成为次要的经济收人来源，大批青壮年农民常年在外打工，这也使得村民自治丧失了农村中最具活力的群体。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人们的政治参与又常常是感情结果，在感觉到他们的身份处于危险之中时，参与才会不计可能发生的成本和效益。

而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村民自治改革却无法与村民的切身利益关联在一起。因此，在国家不断规范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对基层政府的约束的情况下，村民自治又面临着农民政治参与的缺乏和冷漠就可以理解了。由此可见，村民自治所实现的制度变迁过程的最大阻碍不在于村一级。即使在村一级的自治中存在着许多现实的问题，也是自治的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不完善所致。村民自治难以为继或流于形式的现实根源在于自治本身的存在空间窄化，乡镇基层政府自身的利益诉求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政治秩序下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村民自治的出路不在于村一级的村委会、村支部的选举与运行调试，而在于向上拓展自治的空间。所以，乡镇长一级的基层政府、党委主官的直选就成为村民自治能够真正实现重要因素。

四、问题的解决方法

1．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制度，最重要和最首要的是完善村民民主选举制度。民主选举是村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也是村民自治的基础，能否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村民选举权利能否落到实处，要求制定并严格遵循直接选举的民主程序。鉴于当前农村操纵选举的恶劣现象，笔者建议在社会上广泛招募志愿者（比如大学生社会实践队、青年志愿者协会等）进驻农村选举现场，跟踪监督村民选举，将选举过程曝诸公众之眼，有外界参与的选举将更为规范和透明。其次是完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村里的大事，要广泛听取村民意见，由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和切实实施“一事一议”制度，坚持村务公开、财务公开、资源公开、分配公开，提高村级事务决策的透明度

2.对于当前村民自治体制的缺陷，笔者建议可以尝试引进NGO组织的发展模式。。NGO组织是目前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种自治组织管理模式，并且在中国，NGO是政府的行政参与最少的组织。参考NGO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村民自治摆脱政府行政压力，使其自治性得到更好的体现。再者，国家为了解决税费改革后基层资金缺口实行了合村并组的村组改革，但村组规模调整与自治制度变革都是涉及9亿农民的大事，必须先取得成熟经验，而后逐步推广，而NGO管理模式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较为成功的经验。

民主改革范文篇10

一、循序渐进，累积创新

党内民主在基层的发展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村支部竞争性选举到乡镇党政领导公推公选，再到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班子公推直选，基层党内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累积创新的过程。公推公选建立了一种干部选拔的竞争机制，但仍然是干部选干部，于是产生了公推直选，公推直选作为对公推公选的一种改进性创新，既体现了竞争原则，又落实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四川平昌县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班子公推直选就是在经历了乡镇领导班子公推公选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而来的。公开选拔作为省、市、县地方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选拔领导干部的一种方式，由于笔试环节不利于选拔出真正能干的人才，而且缺乏民意的体现，于是公开选拔和民主推荐相结合，公开选拔向公推公选演变。例如，2006年4月至8月，江西省对公开选拔的方式进行改进，取消了笔试环节，完善民主推荐环节，通过公推公选产生9名正厅级领导干部。党内民主创新是一个在原有制度基础上扩大民主空间的过程，在创新的基础上再创新，呈现出累积创新的态势。

党内民主的演进和扩大也是一个先易后难，由低到高的过程。进行公开选拔和公推公选的领导岗位先是低职位的领导岗位，然后到较高级别领导岗位，先是副职岗位，然后再是正职岗位，先是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的岗位，然后再是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岗位。徐州市在进行公推公选党委政府副职的基础上，于2003年开始公推公选县区长候选人推荐人选，江西省在公推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的基础上，于2006年公推公选正厅级领导干部。随着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制度设计的改进和完善，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的成本也不断降低。

二、解决问题导向，

而非理想导向

解决问题导向说明党内民主创新主要是针对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创新；理想导向意味着根据一个从理论角度设计的理想制度而进行的根本性创新，党内民主发展是解决问题导向的，而不是理想导向的。问题和矛盾、冲突表现最突出的地方，往往是党内民主改革和创新的生长点。很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表现得最突出，基层党组织直接面临这些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直接推动着基层党组织进行民主创新。例如，四川平昌县较早地进行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重要的原因就是平昌县乡镇十分贫困，乡镇财政负债累累，党群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乡镇党委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和凝聚力下降，实行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不仅有利于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来领导乡镇的发展，还有利于赢得党员和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化解党群干群的矛盾，总之，公推直选有利于从发展和稳定两个方面解决乡镇的实际问题。截止2005年10月，全国已经有200多个乡镇进行了公推直选的试点，2006年公推直选进一步在更大范围推广。五年开一次党代会，党代表只存在几天，党代会和党代表的作用难以发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县市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为发挥党代会和党代表的作用提供了组织平台。

三、创新型领导者的直接推动

基层和地方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并不是同步在各地展开，有一些地方率先进行改革和试点。为什么有些地方党内民主试点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有些地方却迟迟未动？通过对党内民主试点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创新型领导者的直接推动是基层和地方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凡是基层和地方党内民主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必定与创新型领导者联系在一起。这些创新型领导者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有关党内规定，同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扩大党内民主空间，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尽管推动党内民主发展是党内的普遍需求，但是党内民主发展不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党内民主发展需要创新型领导者的直接推动，使得党内民主在一些地方首先取得突破，为党内民主的提升和推广提供经验。这些创新型领导者在党内民主改革和创新过程中功不可没。

四、党内民主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