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范文10篇

民主德国范文篇1

【摘要题】世界当代史研究

【关键词】昂纳克/民主德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正文】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开始解冻。由于担心两德交往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与稳定，统一社会党政府竭力削弱两国在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的联系，企图通过德国国家与民族分裂的永久化来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然而，这一政策最终加速了民主德国的消亡。本文主要对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一

建国初期，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但德国的分裂实际上却是进一步扩大。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使东西方以及两德之间的分裂现状被稳定下来，西方国家还视之为德国分裂的最终完成[1](P.198)。此后，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国家地位也不断提高，而且还努力争取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以实现在维持分裂现状基础上的两德的和平共处。但是，联邦德国坚决反对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还试图通过扩大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来扩大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包围。1967年初，独立自主意识较强的罗马尼亚率先和联邦德国建交，东欧其它国家也对和联邦德国发展关系持积极态度。

联邦德国取得在东欧的外交突破后，民主德国迅速采取了拉开两德距离的措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初现端倪。如：1967年2月2日，民主德国将“全德问题秘书处”改名为“西德问题秘书处”；2月2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法出台；4月，民主德国教会被勒令与联邦德国教会分开举行会议。统一社会党在4月17日到22日召开的“七大”上明确宣布：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联邦德国与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统一难以想象；民主德国和现在的联邦德国政府建立邦联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联邦德国统治力量阻碍了两德建立正常的关系[2](P.71—74)。

在联邦德国的勃兰特政府实行新东方政策后，民主德国的安全和稳定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和挑战。1969年10月28日，社会和自由联合组阁。在政府声明中，勃兰特开始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称呼民主德国，并提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20年后，我们必须阻止德意志民族继续互相分离地生活下去，我们要尝试通过一种正常的并存关系达到一种合作关系。”[3](P.329)但勃兰特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前，在共同的种族、语言、艺术、习俗基础上，共存共荣的德意志族群意识得以产生。二战后德国的分裂和两个德国的差异，没有改变文化的整体性，共同的文化使两德人民仍维持着强烈的共属感[4](第181,182页)；因而，两个德国互不为外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特殊关系。随着东方集团形势的稳定和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开始积极推动东西方缓和，对联邦德国新政府及其和解政策的态度十分积极。虽然美国担心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会脱离控制，但为了避免难以应付的苏联的挑战在欧洲出现，又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它也欢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在这种形势下，东西方缓和在欧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于无法抵挡东西方缓和趋势及苏联的压力，民主德国不得不参与了缓和进程，然而在谈判条件、谈判内容以及谈判方式上又不断设置障碍。在苏联东欧盟国倾向于与勃兰特政府进行无条件谈判后，乌布利希及统一社会党政府决定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1970年12月，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确立了与帝国主义联邦德国完全划分界限的政策[5](P.261)。由于势单力薄，民主德国无法阻止东西方的缓和趋势，乌布利希被迫辞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在坚持民主德国的利益问题上，接任的昂纳克与乌布利希毫无差别，两人的不同是前者更为现实和灵活，愿意与苏联合作。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初，两德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两国进入条约关系时代。但是，民主德国并没有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更不用说让其放弃德国统一目标，反而面临着如何在新环境下继续保持政权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威胁也是明晰于心的，他指出：“联邦德国有些颇有影响的势力，他们决不甘心民主德国的存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些势力所使用的手段是利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两德民众中存在的亲戚关系，以改变民主德国存在的现状”[6](第340页)。尽管昂纳克生长于联邦德国的萨尔地区，但他极力否定两德存在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他指出，“关于民族问题，历史已经有了定论……”[6](第334页)，即战后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而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昂纳克更强调的是民主德国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此，他采取了范围广泛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对内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认同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对外促进和苏东盟国的经济政治联合，其目的是尽量划分两德的界限和继续冲淡因长期隔绝而疏离的民族感情，从而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

二

分离政策，即德语“abgrenzungpolitik”。abgrenzung字面含义是“确定界限”[7](第7页)。为了防范与联邦德国交往给民主德国造成的生存威胁，民主德国有意突出和扩大两德在各方面的不同，以在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实质上，民主德国的目的是实现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永远分裂，即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而，本文将民主德国的“abgrenzungpolitik”意译为“分离政策”。在两德关系方面，统一社会党政府一方面充分利用两德合作的好处，一方面尽量削弱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公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此还采取了阻止两德人员来往、限制两德经济关系、强调民主德国主权地位以及塑造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等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限制两德人员往来：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人员来往更加频繁，从1969到1980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增长了158％[8](P.69)。随着民间交往和交流的增多，两德人民了解增多、情谊加深，民众的联系也使民族联系得以保持，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也更为民主德国人民所了解，而这些都是主张两族论和反对德国统一的民主德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此外，民主德国也需要对两德人员来往的经济后果进行干预，因为联邦德国公民的大量涌入会使货物供应更加紧张，并会扰乱货币秩序。虽然保持两德人道联系得到了有关条约的法律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民主德国可以采取种种合法措施来施加限制，其主要手段是：（1）通过申请程序对人员进行选择性的限制。在前往联邦德国之前，民主德国公民需要向国内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的多为退休者或政治可靠者，在涉及国家机密部门工作的人员被禁止前往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公民申请前来民主德国的程序也比较复杂，如必须提供一份有关“特殊家庭事务”的探亲证明，并要得到民主德国亲属的认证。通过申请程序，民主德国官员可以拒绝不受欢迎的联邦德国公民入境。（2）通过提高入境货币兑换额限制来访的联邦德国公民数量。在《基础条约》签订后的1973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从1972年的1540381人猛增至2278989人。为了限制联邦德国人入境的大幅度增长，1973年11月5日，民主德国将原定每天10联邦马克的入境兑换额提高到20联邦马克，并取消原来的退休者入境不需兑换的规定，这使1974年来访的联邦德国人数降至1919141人[9](P.94,95)。

限制两德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从1949年起，两德的经贸合作就一直存在，从70年代起两德的经济关系发展更加快速，如1970年两国贸易额是45亿联邦马克，1979年增长到99亿，1982年则达到141亿[10](第252页)。尽管民主德国从两德经济关系特别是联邦德国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民主德国并不愿过多地依赖联邦德国，如80年代中后期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恶化，统一社会党政府仍有意减少对无息透支贷款的使用，1984—1986年使用额不足最高额的1/3，而1981年使用量是80％，1983年是71％。民主德国领导人还限制两德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987年民主德国还限制和联邦德国建立合资企业。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经济的依赖，民主德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最积极的提倡者。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

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身份：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就试图获得与联邦德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在法理上，民主德国认为德意志国家随着希特勒政权的溃败而灭亡，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在德意志领土上建立的两个新国家；因而，两德都拥有德意志国家的部分继承权，两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德国也需要通过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来巩固其国家地位。两德建交后，统一社会党政府仍然努力争取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因此，民主德国极力否认德国问题的存在[11](P.97,98)，主张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发展两德关系，反对联邦德国统一全德的要求。民主德国还彻底删除了法律文件中的德国统一目标，如1974年新宪法和1976年的统一社会党新党纲都去掉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规定。此外，民主德国还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的主权国家地位，与《基础条约》内容相违的是，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设立的是驻外大使馆，隶属外交部，还极力强调其单独的国籍，反对联邦德国坚持一个德国国籍和在第三国援助民主德国公民。

塑造民主德国独立的民族身份：建国初，国家的分裂没有动摇德意志人的一个民族信念，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夺德意志民族的正统继承权，积极争取德国的统一，强调自己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保卫者，指责联邦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出卖民族利益。依据自身情况，民主德国哲学家阿尔弗莱德·科森还从阶级结构角度论证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民主德国是民族利益的“惟一代表”以及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社会[12](P.25)。20世纪60年代，面对联邦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外交攻势，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开始采取一些扩大民族分裂的防守措施。为了反对勃兰特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德国统一的意图，民主德国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年1月15日，乌布利希在记者招待会中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13](第175页)。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新上台的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出了更大的调整，提出在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和在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的“两个民族理论”[14](第600,601页)。然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联系难以很快地人为消除，为了取得群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昂纳克也不得不对其两个民族理论加以调整。1974年，在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13次会议上，昂纳克指出：民主德国公民的国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族是社会主义民族、民族性是德意志。

为了将两个民族理论变成现实，民主德国极力消除公民的德意志民族意识。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去德意志化”政策，如将大多数机构组织名称中的“德国”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连民主德国的国歌也因歌词内容有“德国，统一的祖国”而被禁止演唱，改为以演奏或哼曲的方式表达。此外，民主德国试图建立独立的民主德国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昂纳克上台后，他采取了加强执政党的领导、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改善政府与宗教团体之间关系等等政策，目的是通过加强政治控制和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措施来增强群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从而接受政府的民族政策。昂纳克还利用民主德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来促成公民对独立的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如：以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成就来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以民主德国在苏东集团的经济成就和地位来形成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民主德国超过联邦德国的历史进步性来强调公民对民主德国独立身份的认同感。因体育竞赛方面的成绩显著，民主德国还利用体育成就来提高公民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15](P.539—545)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强化公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系的发展。80年代，民主德国的学者们还提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试图在德意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民主德国民族身份。

三

面对联邦德国的实力优势和外交攻势，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最初，昂纳克的这一政策确实使民主德国成功地经受住两德交往带来的挑战。然而，1990年德国快速统一显示，这一政策并没有最终解决民主德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反而加速了其消亡。

在昂纳克执政早期，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在两德交往开始后，民主德国一直对联邦德国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与联邦德国开展合作的同时，还推行了限制两德交往和扩大两德差距的政策。两手政策使民主德国经受住了两德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在1989年前，民主德国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移民潮，反而还从两德关系中获得了许多利益特别是经济好处，如仅1985年，民主德国就从联邦德国政府和过境的联邦德国公民那里获取了9.28亿马克的收入[4](第197页)。此外，在两德关系正常化后，联邦德国放弃了坚持惟一代表权的“哈尔斯坦主义”，从而使民主德国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而且，两德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维护两国之间以及欧洲的和平局面。可见，两德交往不仅没有直接危害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还促进了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昂纳克成功的基础却是德意志民族分裂的扩大，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使两德人民之间的民族隔阂进一步加深。从20世纪60年代起，民主德国政府就有意识地强化公民的对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的认同，新的国籍法是在政治上确立民主德国公民不同的民族身份，两族论和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是要塑造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身份。尽管两德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会导致巨大的民族差异很快产生，民主德国最终也没有建立一种统一而清晰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但统一社会党政府有意识地强调两德的差异和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确实也能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德国长达40余年的分裂局面在1990年结束。民主德国的消亡和德国的快速统一显示，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是统一社会党政府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在世界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民主德国无法切断两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建立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十分担心两德人民直接接触增加的“不良影响”，从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但联邦德国往往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民主德国放松对人员交往的限制。如为了续签1975年到期的无息透支贷款协定，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的放宽入境兑换额的要求让步。而两德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等使新的民族意识难以在民主德国形成。70年代初，民主德国官方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最初并没有获得民主德国人民的普遍认同，有的人还发出“难道我不是德意志民族”的质问，一些民主德国群众不愿意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将两个德国的运动员分为两个代表团[12](P.96)。因为否定德意志民族属性不为群众接受，1974年昂纳克承认民主德国人的民族性是德意志，从而放弃了在民族问题上彻底的“去德意志化”。为了不再纠缠于复杂的民族问题，昂纳克还强调“历史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但是，分裂国家的民族问题并不因一方的否认而得到解决，两德交流与合作也使分裂的德意志民族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80年代中后期，为了通过历史联系和民族自豪感来保持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革潮流下的稳定以及顶住苏联的改革压力，统一社会党政府在外交上更重视联邦德国的援助和两德的友好关系，在内政上开始重新评价历史[12](P.131)，而两德纪念共同的历史人物马丁·路德等使民主德国出现了重新关注民族问题的情况[16](P.90)。因而，尽管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认同存在模糊、复杂化和多样化等问题，但统一社会党政府也未能建立独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所以，尽管分裂达40多年，但两个德国的人民在文化、语言、宗教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共同的历史渊源是无法改变的。两个德国的统一何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实现，这也正是一个重要原因[17](第17页)。

其次，统一社会党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极大地削弱了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基础。由于高估了联邦德国的威胁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这使其失去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力量的忠心耿耿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政策是将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的话语权拱手相让，从而使联邦德国真正成为德意志民族的“惟一代表”。直到1989年动乱前夕，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还是延续70年代以来的政策。1989年夏，由于难以控制的移民潮不断涌现，昂纳克被迫下台，继任的克伦茨政府不得不逐渐放宽旅游限制，并于11月9日宣布出国旅行和移居国外可以经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柏林（西）之间的所有边境站出境[18](第156—161页)，这意味着开放了柏林墙。在柏林墙开放和倒塌后，两德人民的德意志民族情绪高涨并使事态的发展变化很快超出了统一社会党政府的控制。统一社会党不得不快速调整民族政策，放弃“两个民族理论”，提出了分阶段实现两德统一的方案。然而，由于无法化解社会危机，民主德国政府无法改变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在民主德国深陷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极力在民主德国群众面前塑造其德意志保护人形象，并很快就夺取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克伦茨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视为已经结束，撒手不管，而没有保留一种左的民主解决的前景，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18](第106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分离政策使民主德国成功地克服了被迫开放国门后的挑战，但这种实为割裂民族联系的政策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人为割断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以及血缘等维系的民族情结是不可能的，而正是民族情感成为德国民族和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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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德国范文篇2

【摘要题】世界当代史研究

【关键词】昂纳克/民主德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正文】

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开始解冻。由于担心两德交往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与稳定，统一社会党政府竭力削弱两国在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等方面的联系，企图通过德国国家与民族分裂的永久化来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然而，这一政策最终加速了民主德国的消亡。本文主要对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探讨。

一

建国初期，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取实现德国的快速统一，但德国的分裂实际上却是进一步扩大。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使东西方以及两德之间的分裂现状被稳定下来，西方国家还视之为德国分裂的最终完成[1](P.198)。此后，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快速发展，国家地位也不断提高，而且还努力争取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其主权国家地位，以实现在维持分裂现状基础上的两德的和平共处。但是，联邦德国坚决反对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还试图通过扩大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来扩大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包围。1967年初，独立自主意识较强的罗马尼亚率先和联邦德国建交，东欧其它国家也对和联邦德国发展关系持积极态度。

联邦德国取得在东欧的外交突破后，民主德国迅速采取了拉开两德距离的措施，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初现端倪。如：1967年2月2日，民主德国将“全德问题秘书处”改名为“西德问题秘书处”；2月21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法出台；4月，民主德国教会被勒令与联邦德国教会分开举行会议。统一社会党在4月17日到22日召开的“七大”上明确宣布：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联邦德国与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统一难以想象；民主德国和现在的联邦德国政府建立邦联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联邦德国统治力量阻碍了两德建立正常的关系[2](P.71—74)。

在联邦德国的勃兰特政府实行新东方政策后，民主德国的安全和稳定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和挑战。1969年10月28日，社会和自由联合组阁。在政府声明中，勃兰特开始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称呼民主德国，并提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20年后，我们必须阻止德意志民族继续互相分离地生活下去，我们要尝试通过一种正常的并存关系达到一种合作关系。”[3](P.329)但勃兰特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前，在共同的种族、语言、艺术、习俗基础上，共存共荣的德意志族群意识得以产生。二战后德国的分裂和两个德国的差异，没有改变文化的整体性，共同的文化使两德人民仍维持着强烈的共属感[4](第181,182页)；因而，两个德国互不为外国，彼此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种特殊关系。随着东方集团形势的稳定和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开始积极推动东西方缓和，对联邦德国新政府及其和解政策的态度十分积极。虽然美国担心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会脱离控制，但为了避免难以应付的苏联的挑战在欧洲出现，又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它也欢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在这种形势下，东西方缓和在欧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于无法抵挡东西方缓和趋势及苏联的压力，民主德国不得不参与了缓和进程，然而在谈判条件、谈判内容以及谈判方式上又不断设置障碍。在苏联东欧盟国倾向于与勃兰特政府进行无条件谈判后，乌布利希及统一社会党政府决定依靠自身力量来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1970年12月，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确立了与帝国主义联邦德国完全划分界限的政策[5](P.261)。由于势单力薄，民主德国无法阻止东西方的缓和趋势，乌布利希被迫辞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在坚持民主德国的利益问题上，接任的昂纳克与乌布利希毫无差别，两人的不同是前者更为现实和灵活，愿意与苏联合作。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初，两德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两国进入条约关系时代。但是，民主德国并没有取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更不用说让其放弃德国统一目标，反而面临着如何在新环境下继续保持政权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昂纳克对联邦德国的威胁也是明晰于心的，他指出：“联邦德国有些颇有影响的势力，他们决不甘心民主德国的存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些势力所使用的手段是利用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共同的历史文化以及两德民众中存在的亲戚关系，以改变民主德国存在的现状”[6](第340页)。尽管昂纳克生长于联邦德国的萨尔地区，但他极力否定两德存在于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他指出，“关于民族问题，历史已经有了定论……”[6](第334页)，即战后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而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民族。昂纳克更强调的是民主德国国家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为此，他采取了范围广泛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对内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认同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对外促进和苏东盟国的经济政治联合，其目的是尽量划分两德的界限和继续冲淡因长期隔绝而疏离的民族感情，从而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

二

分离政策，即德语“abgrenzungpolitik”。abgrenzung字面含义是“确定界限”[7](第7页)。为了防范与联邦德国交往给民主德国造成的生存威胁，民主德国有意突出和扩大两德在各方面的不同，以在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实质上，民主德国的目的是实现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永远分裂，即民族分离主义政策。因而，本文将民主德国的“abgrenzungpolitik”意译为“分离政策”。在两德关系方面，统一社会党政府一方面充分利用两德合作的好处，一方面尽量削弱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公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此还采取了阻止两德人员来往、限制两德经济关系、强调民主德国主权地位以及塑造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等民族分离主义政策。

限制两德人员往来：在《基础条约》签署后，两德人员来往更加频繁，从1969到1980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增长了158％[8](P.69)。随着民间交往和交流的增多，两德人民了解增多、情谊加深，民众的联系也使民族联系得以保持，联邦德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也更为民主德国人民所了解，而这些都是主张两族论和反对德国统一的民主德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此外，民主德国也需要对两德人员来往的经济后果进行干预，因为联邦德国公民的大量涌入会使货物供应更加紧张，并会扰乱货币秩序。虽然保持两德人道联系得到了有关条约的法律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民主德国可以采取种种合法措施来施加限制，其主要手段是：（1）通过申请程序对人员进行选择性的限制。在前往联邦德国之前，民主德国公民需要向国内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的多为退休者或政治可靠者，在涉及国家机密部门工作的人员被禁止前往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公民申请前来民主德国的程序也比较复杂，如必须提供一份有关“特殊家庭事务”的探亲证明，并要得到民主德国亲属的认证。通过申请程序，民主德国官员可以拒绝不受欢迎的联邦德国公民入境。（2）通过提高入境货币兑换额限制来访的联邦德国公民数量。在《基础条约》签订后的1973年，访问民主德国的联邦德国人数从1972年的1540381人猛增至2278989人。为了限制联邦德国人入境的大幅度增长，1973年11月5日，民主德国将原定每天10联邦马克的入境兑换额提高到20联邦马克，并取消原来的退休者入境不需兑换的规定，这使1974年来访的联邦德国人数降至1919141人[9](P.94,95)。

限制两德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从1949年起，两德的经贸合作就一直存在，从70年代起两德的经济关系发展更加快速，如1970年两国贸易额是45亿联邦马克，1979年增长到99亿，1982年则达到141亿[10](第252页)。尽管民主德国从两德经济关系特别是联邦德国的优惠政策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民主德国并不愿过多地依赖联邦德国，如80年代中后期民主德国的经济形势恶化，统一社会党政府仍有意减少对无息透支贷款的使用，1984—1986年使用额不足最高额的1/3，而1981年使用量是80％，1983年是71％。民主德国领导人还限制两德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987年民主德国还限制和联邦德国建立合资企业。为了避免形成对联邦德国经济的依赖，民主德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最积极的提倡者。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提高自身的经济竞争力。

建立民主德国独立的国家身份：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就试图获得与联邦德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在法理上，民主德国认为德意志国家随着希特勒政权的溃败而灭亡，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在德意志领土上建立的两个新国家；因而，两德都拥有德意志国家的部分继承权，两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主德国也需要通过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来巩固其国家地位。两德建交后，统一社会党政府仍然努力争取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因此，民主德国极力否认德国问题的存在[11](P.97,98)，主张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发展两德关系，反对联邦德国统一全德的要求。民主德国还彻底删除了法律文件中的德国统一目标，如1974年新宪法和1976年的统一社会党新党纲都去掉了对德国统一问题的规定。此外，民主德国还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的主权国家地位，与《基础条约》内容相违的是，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设立的是驻外大使馆，隶属外交部，还极力强调其单独的国籍，反对联邦德国坚持一个德国国籍和在第三国援助民主德国公民。

塑造民主德国独立的民族身份：建国初，国家的分裂没有动摇德意志人的一个民族信念，民主德国一度积极争夺德意志民族的正统继承权，积极争取德国的统一，强调自己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保卫者，指责联邦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出卖民族利益。依据自身情况，民主德国哲学家阿尔弗莱德·科森还从阶级结构角度论证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民主德国是民族利益的“惟一代表”以及民族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社会[12](P.25)。20世纪60年代，面对联邦德国大联合政府的外交攻势，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有所调整，开始采取一些扩大民族分裂的防守措施。为了反对勃兰特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德国统一的意图，民主德国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年1月15日，乌布利希在记者招待会中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来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13](第175页)。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上，新上台的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出了更大的调整，提出在民主德国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和在联邦德国继续存在资产阶级民族的“两个民族理论”[14](第600,601页)。然而，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联系难以很快地人为消除，为了取得群众对政府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昂纳克也不得不对其两个民族理论加以调整。1974年，在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13次会议上，昂纳克指出：民主德国公民的国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族是社会主义民族、民族性是德意志。

为了将两个民族理论变成现实，民主德国极力消除公民的德意志民族意识。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去德意志化”政策，如将大多数机构组织名称中的“德国”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连民主德国的国歌也因歌词内容有“德国，统一的祖国”而被禁止演唱，改为以演奏或哼曲的方式表达。此外，民主德国试图建立独立的民主德国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昂纳克上台后，他采取了加强执政党的领导、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改善政府与宗教团体之间关系等等政策，目的是通过加强政治控制和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措施来增强群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从而接受政府的民族政策。昂纳克还利用民主德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来促成公民对独立的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如：以20世纪70年代的外交成就来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感；以民主德国在苏东集团的经济成就和地位来形成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民主德国超过联邦德国的历史进步性来强调公民对民主德国独立身份的认同感。因体育竞赛方面的成绩显著，民主德国还利用体育成就来提高公民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15](P.539—545)此外，民主德国还努力强化公民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认同，积极推动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系的发展。80年代，民主德国的学者们还提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试图在德意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民主德国民族身份。

三

面对联邦德国的实力优势和外交攻势，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最初，昂纳克的这一政策确实使民主德国成功地经受住两德交往带来的挑战。然而，1990年德国快速统一显示，这一政策并没有最终解决民主德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反而加速了其消亡。

在昂纳克执政早期，民主德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政策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在两德交往开始后，民主德国一直对联邦德国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与联邦德国开展合作的同时，还推行了限制两德交往和扩大两德差距的政策。两手政策使民主德国经受住了两德关系正常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在1989年前，民主德国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也没有出现难以控制的移民潮，反而还从两德关系中获得了许多利益特别是经济好处，如仅1985年，民主德国就从联邦德国政府和过境的联邦德国公民那里获取了9.28亿马克的收入[4](第197页)。此外，在两德关系正常化后，联邦德国放弃了坚持惟一代表权的“哈尔斯坦主义”，从而使民主德国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而且，两德关系的改善也有利于维护两国之间以及欧洲的和平局面。可见，两德交往不仅没有直接危害民主德国政权的稳定，还促进了民主德国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是，昂纳克成功的基础却是德意志民族分裂的扩大，民族分离主义政策使两德人民之间的民族隔阂进一步加深。从20世纪60年代起，民主德国政府就有意识地强化公民的对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的认同，新的国籍法是在政治上确立民主德国公民不同的民族身份，两族论和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是要塑造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身份。尽管两德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会导致巨大的民族差异很快产生，民主德国最终也没有建立一种统一而清晰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但统一社会党政府有意识地强调两德的差异和所谓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感，确实也能对民族意识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德国长达40余年的分裂局面在1990年结束。民主德国的消亡和德国的快速统一显示，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是统一社会党政府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在世界日益走向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民主德国无法切断两个德意志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建立独立的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十分担心两德人民直接接触增加的“不良影响”，从而千方百计加以限制，但联邦德国往往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民主德国放松对人员交往的限制。如为了续签1975年到期的无息透支贷款协定，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的放宽入境兑换额的要求让步。而两德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等使新的民族意识难以在民主德国形成。70年代初，民主德国官方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最初并没有获得民主德国人民的普遍认同，有的人还发出“难道我不是德意志民族”的质问，一些民主德国群众不愿意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将两个德国的运动员分为两个代表团[12](P.96)。因为否定德意志民族属性不为群众接受，1974年昂纳克承认民主德国人的民族性是德意志，从而放弃了在民族问题上彻底的“去德意志化”。为了不再纠缠于复杂的民族问题，昂纳克还强调“历史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但是，分裂国家的民族问题并不因一方的否认而得到解决，两德交流与合作也使分裂的德意志民族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80年代中后期，为了通过历史联系和民族自豪感来保持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革潮流下的稳定以及顶住苏联的改革压力，统一社会党政府在外交上更重视联邦德国的援助和两德的友好关系，在内政上开始重新评价历史[12](P.131)，而两德纪念共同的历史人物马丁·路德等使民主德国出现了重新关注民族问题的情况[16](P.90)。因而，尽管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认同存在模糊、复杂化和多样化等问题，但统一社会党政府也未能建立独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所以，尽管分裂达40多年，但两个德国的人民在文化、语言、宗教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共同的历史渊源是无法改变的。两个德国的统一何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实现，这也正是一个重要原因[17](第17页)。

其次，统一社会党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极大地削弱了统一社会党的执政基础。由于高估了联邦德国的威胁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统一社会党政府推行了民族分离主义政策，这使其失去了德意志民族主义力量的忠心耿耿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政策是将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的话语权拱手相让，从而使联邦德国真正成为德意志民族的“惟一代表”。直到1989年动乱前夕，民主德国在民族问题上还是延续70年代以来的政策。1989年夏，由于难以控制的移民潮不断涌现，昂纳克被迫下台，继任的克伦茨政府不得不逐渐放宽旅游限制，并于11月9日宣布出国旅行和移居国外可以经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柏林（西）之间的所有边境站出境[18](第156—161页)，这意味着开放了柏林墙。在柏林墙开放和倒塌后，两德人民的德意志民族情绪高涨并使事态的发展变化很快超出了统一社会党政府的控制。统一社会党不得不快速调整民族政策，放弃“两个民族理论”，提出了分阶段实现两德统一的方案。然而，由于无法化解社会危机，民主德国政府无法改变在民族统一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在民主德国深陷危机而不能自拔之时，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极力在民主德国群众面前塑造其德意志保护人形象，并很快就夺取了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克伦茨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视为已经结束，撒手不管，而没有保留一种左的民主解决的前景，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18](第106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分离政策使民主德国成功地克服了被迫开放国门后的挑战，但这种实为割裂民族联系的政策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人为割断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以及血缘等维系的民族情结是不可能的，而正是民族情感成为德国民族和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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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德国范文篇3

1．地理环境资源的差异

资源分布在东西两德之间存在着差异。东德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位置，国土面积仅为西德的1/3，境内自然资源贫乏，"全德出铁量仅占1.3%，煤占2%，钢占7%"。（3）相对而言，"全德78%的矿山、84%的冶金铸造产品出自西部地区"。（4）由于地理形势的影响和相对缺乏工业原料，造成东德强烈依赖于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一旦与东西方的经济联系被切断，其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必然会受到影响。而事实是，东德作为苏联的卫星国，不仅拒绝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援助，而且不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相协调一致，也不能参加整个欧洲经济整顿和重建传统贸易关系的工作。1961年"柏林墙"的建立虽有效地阻止了劳动力的外流，却也隔绝了与西方的联系。这对东德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消极、长远的。

从历史发展看，东西部一直存在着工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紧邻法国的西部地区是工业发展最早，也最为先进的地区。二战前德国的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大多集中在西部?quot;1936年德国西部地区在全国整个工业产值中占61%，其中，原料和基础材料生产占66%，基础设备生产占61%"。（5）东部则寥寥无几。战后西德又承袭了战前德国的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德国分裂后，英、美、法占领区的工业产值占1944年的63%，而基础材料占63%，消费品工业占60%"。（6）包括鲁尔和萨尔两大工业区。相比较，西德拥有的原有工业基础雄厚，使经济的重建置于高水平起点上。

2．人力资源的差异

战后的西德满目疮痍，然而德国一贯重视教育而培养出来的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却没有因战争而耗尽，这些人才成为战后西德复兴必不可少的"非物质资本"。为迅速恢复经济，西德企业极重视将受到专业培训的人才安排到工业领导岗位上，而且银行也以专家担任业务领导作为进行贷款的先决条件。各种人才进入企业后，给各企业带来了革新和诸种专业知识，使资本能适应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并已此推动企业的发展。因此历届西德政府均着眼于科技投资和发展教育。

而东德，从建国之初，就不断有公民往西边跑，这多半与不习惯、不认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生活方式有关，加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剥夺一部分人的财产，促使一些有产者的逃亡。另外，也与西方的渗透、影响、诱惑和"放血政策"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人民不满足于东德的现状，而向往西德的消费文化水平。因此，到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前从东德跑到西德的总人数有260万之多。大量人口的涌入，使西德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并改善了劳动力分布不均的状况，提高了竞争能力，最重要的是许多具有专业知识及管理人才的难民涌入和参加重建。"例如，1954-1961年，从东德前往西德居民中，约有6000名医生和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7）实际上，东德以巨大的代价为西德培养了建设人才，使西德减少了对生产"人力"所需的投资，也解决了短期内无法培养出来的人才问题。这使本来就劳动力奇缺的东德元气大伤。为了赶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东德不断扩大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从西德进口尖端技术。这就需要设法换取硬通货，从而导致了经济上依赖资本主义世界。

二、战胜国对战争结局的处置

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国为彻底摧毁德国战争潜力而对德国实行"非工业化政策"。通过拆迁德国工业设备作为对盟国的战争赔偿，将德国经济改造成农业经济。然而，西方盟国很快意识到"一个强大的欧洲，一个虚弱的德国"这一原则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并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期内，德国在欧洲市场上的强大地位并不是体现于它对欧洲经济的主宰，而是反映欧洲各国之间紧密的经济关系，对许多国家来说，德国在正常的年代里，既是最重要的供货国家，也是最重要的接受货国?quot;。（8）"人为的遏制德国的工业将非常有害于欧洲复兴计划。"（9）随着冷战的加剧，西方盟国也感到需要一个强大的西德作为盟友。因此1947年8月美英两国制定了"修正的工业计划"，"允许两国占领区的工业能力达到1938年的70%~75%"。1948年5月，又停止向苏联提供了拆迁的西德工厂设备。到1948年时，西德的设备资产总额仍以超过1936年水平的11%左右。这是西德得以迅速重建的物质基础。

反观东德，在盟国制订索取赔偿计划之前，苏联就开始拆迁了1200家工厂。"至1948年初为止，总计拆除了1900家工厂，其中1700家完整的工厂。由于拆迁和战争影响而造成的损失，使生产能力下降了40%"（10）除工业外，受拆迁之害最深的是交通业，几乎所有的复线铁路均拆除一条线路，"以致于铁路网点总计减少了135000公里"。（11）苏战区的经济损失惨重。而且，工业设备尤其是精密机械在拆迁过程中损失严重，到苏联重新组装后，往往难以达到原有的生产水平。从1946年6月起，苏联政府开始采用将赔偿企业就地收归苏联所有的办法，213家较大的工厂改组成苏联的股份公司，这些企业约占苏战区工业生产能力的1/3。此外，苏联还要求无偿使用德国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战俘。"据个别估计，苏联占领当局在1945年-1953年拆除和取走产品的总价值为300亿美元，事实上的赔偿额为苏联原来要求的三倍。"（12）这就影响了东德经济重建的物质条件。

三、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首先，从国外援助看，考虑到东西方的对抗和西德的战略位置，西方盟国认为要想抵制苏联，必须有一个经济强大的西德作为盟国。而战后初期，西德经济复兴面临巨大困难，需要外援来加强经济的"造血功能"。当时西德所受外援主要来自西方盟国占领区政府的救济金拨款和马歇尔计划。它对西德来说尤如雪中送炭。通过马歇尔计划，西部免费得到了新设备、原材料和食品。同时，马歇尔计划还通过设立"马克对等基金"来扩大其能量，即把马歇尔计划援助款项进口的原料和货物，出售给西德消费者，所得款项再由国家通过重建银行，供给紧张部门用于投资。到1956年，西德利用这笔基金进行的投资达100亿马克，几乎遍及一切经济部门，从而大大缓解了资金缺乏的状况，有力改善支付平衡。东德则受苏联的影响，视马歇尔计划为美国资本主义统治扩张到全欧洲的一项战略，而把这一援助拒之门外，这就缺乏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支援?quot;有人估计，联邦德国由于从1949年参加马歇尔计划，人均获得140马克的补助，而民主德国由于赔款，人均负债2500马克"。（13）

其次，朝鲜战争的爆发给西德经济重建带来了特殊机遇。1950年，由于生产军需物品的需要，西方盟国取消或削弱了对西德某些工业部门，如造船、钢铁等生产的限制，西德工业生产及其对外贸易因此大受刺激。据统计，1950年第四季度工业生产水平比1949年同期增长了1/3，就业人数从1360万增至1420万。1951年下半年外贸第一次出现顺差，半年的出口额几乎可以平衡全年的进口额。这就使西德迅速积累资本，扩大市场占有额，为经济起飞作好准备。

四、两德的经济模式差异

1．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在总结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和纳粹时期的专制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失败教训后，德国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其基本观点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保证这种制度的执行，并采取措施缓和竞争引起的社会矛盾，防止产生专制、国家计划化、经济管制以及卡特尔化所带来的私人垄断。经过民众的多数投票，西德选择了这条发展经济的特殊途径。但战后经济崩溃、通货膨胀、黑市猖獗，又盛行"卷烟经济",在这些条件下是不能推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必须采取一些有力措施来为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创造条件。

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币制改革。在占领当局的主持和准备之下，1948年6月19日正式宣布实行货币改革，6月20日兑换货币，6月21日起帝国马克正式作废，德国马克开始生效，并规定：每个西占区居民可用60帝国马克兑换到40德国马克，到8月份可再得到20德国马克，每个企业职工可以得到60德国马克；工资、薪金、养老金、房租等以1:1的比例进行调换。新币发行后，最初几周就把100亿德国马克中的61亿兑换出去了，一下子把价值数千亿帝国马克的证券、储蓄金、银行往来帐、抵押金、各种债券、股票一笔勾销了。这使德国看起来似乎一贫如洗，实际上这次货币改革对几近瘫痪的社会经济动了一次大手术，是使经济走向复兴的第一步。虽然又出现了抢购物品的现象，但随着商品的不断增加，人们收入的稳定，抢购现象逐渐消失，物质生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开始重新振奋。

但是，如果单有货币改革而没有相应的措施紧紧跟上，效果也不会这么显著。货币改革后，是放弃经济管制还是继续进行经济管制，需要迅速作出决策。占领当局认为取消对经济的管制，有可能危及新货币，因为放开控制必然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只有在新货币运行一段时间，形势较稳定时，放开控制才是可取的。但当时任西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的艾哈德则坚持迅速、彻底地放开控制。他认为，多年来的黑市腐蚀了企业主、消费者、政府官员，实际上已难以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只有最大可能的使市场自由化，减少经济管制，使价格自由波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整个国家的生产能量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从纳粹党实行的统制经济，到战后占领当局实行的配给制和价格管制，都是背在德国身上的经济包袱，对未来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如果不能抛弃它，经济复兴的可能微乎其微。事实证明艾哈德的大胆措施是行之有效的。从1948年7月开始，相继废除了90%的价格规定，大部分的日常必需品可以自由购买。取消配给制和价格管制后，食品和消费价格开始上涨，鸡蛋在一个月内涨了两倍，其他商品开始出现短缺。但艾哈德认为，降低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的有效办法不是恢复控制，而是刺激生产，提供更多的商品。他采取降低进口关税，吸引外国商品进入德国市场，以促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接着，他又为国内制造商提供生产皮鞋、服装所需的原料，鼓励他们增加生产，供给市场。到1950年中期，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从冬季的最高峰降下来。与货币改革，放开控制同时采取的第三项措施是减免税收，刺激投资和生产。艾哈德坚信：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刺激，它是一股动力，能推动经济发展。因此，他?quot;免税图自强"为口号，颁布以减税为标志的新税法，重点降低所得税和财产税税率。由于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时，实行了一项严厉的新所得税计划，税率很高，所以，降低税率会使德国居民、工商业者有更多的钱用于消费、储蓄、投资。对于能促进和加强经济的工商业建设项目，政府将不征收存款税和利润收益税，还可以用投资作抵押向银行贷款。国家则通过贷款和补贴援助私人投资。这些税收优惠条件刺激了企业家们将利润源源不断地循环投入生产过程。而加速折旧和建立免于征税的折旧基金，也促进了企业自筹资金进行投资。大规模资本积累和固定资本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以建筑业为例，由于战争的损坏和难民的涌入，造成住房奇缺，国家为鼓励私人建房，规定一切用于建房的投资都免税，还鼓励工人把储蓄存入住房银行，这部分存款不仅可以免缴所得税，还可以得到少许利息，这就大大加快了住房建设。

在实施上述几项措施的过程中，并非是一帆风顺，而是常常风潮迭起。阿登纳的后任者勃兰特、施密特以及科尔均继续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为两德统一提供了坚定的基础。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一致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保持了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明确性和一贯性，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这在当代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制度史上是少有的现象。

2．民主德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战后，由德国共产党和社会强制合并建立的统一社会党在实践的经济政策方面没有经验，它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以苏联为样板，建立了计划体制，即由中央进行全面干预经济。首先建立起一整套各级计划机构，其最高领导为计划部。1950年11月改名为"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其职责是统一计划和指导经济，进行生产和分配。由统一社会党提出符合莫斯科路线的任务，通过计划委员会制定计划，提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宏观经济比例，用数字确切说明发展过程，再由各个生产单位严格完成计划。但问题是，计划越是由中央干预，干预越具体，制定计划的过程就越长，结果计划执行时，计划数据已失去了它的实际效益了。由于各部门和各地方发挥的作用不同，若不互相协调各自的计划，就容易造成物资不平衡。最矛盾的莫过于最基层的计划机构，为了完成确定的计划指标，其采取的部分措施是破坏中央计划机构的意图的。工厂领导往往只求完成计划而不计后果，即使设备负荷过重，或者不能充分维修机器设备也在所不惜，并尽量避免采用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因为这可能威胁计划的完成。他们不象市场经济，有着销售利益，或面对迫切需要更新更好的产品销售部门而进行革新。生产厂家只关心数量而牺牲质量，更忽视产品的服务。这导致了设备利用率低，库存积压，生产成本特别高。自从50年代中期以来，迅猛增加的库存，特别是由于一味追求高产而造成的商品积压，更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国民经济总的估算方面的经济失误。最大的缺点是造成劳动力浪费，这对于就业人口增长停滞的国家经济是难以承受的。这种失算也反映了苏联类型的计划和管理体制结构庞大，极为不灵活。

为了改善不平衡的经济结构，推进重工业基础建设，从1951年到1955年东德建立起基础原料工业工厂以及生产资料工业工厂，投资大量资金，兴建起远洋舰队，并开采本国褐煤矿，以提高电力生产。相对而言，农业、消费品工业、住宅建设、交通设施及设备的现代化方面投入的资金较少。这一投资政策不仅反映了东德优先发展重工业，也表面它以严格的斯大林主义为根据，建设和扩大一切工业部门。这对一个工业化了的国家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一个发展中的国民经济而言，则意味着很大程度上拒绝专业化、工业大规模生产以及背离国际分工。由此造成的增长率下降，进一步扩大了原来接受苏联做法(农业集体化、干预生产的计划、强制劳动)而带来的损失以及缺点。因为在缺乏有效的物质刺激，特别是不能满足消费者物质需要的前提下，要想保证达到所期望的劳动生产率，就只能推行斯大林主义对劳动和工作量的监督体制。但强加的监督体制加上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引起的普遍不满，导致了1953年6月17日柏林和其他较大城市工业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

1956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则强调用最新技术改造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确保技术革新。并对工农业产量、劳动生产率提出了具体指标。由于一些东欧国家出现了人民反对政府的现象，1958年东德效仿苏联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改组，把日常领导的重心从部门转移到地方，这次改组虽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由于仓促行事，出现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没有能触动高度集中管理体制本身，因而未能解决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不高的弊端，以及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东德工业生产率仍在增长。1956年为7。4%。1957年为11。1%，1958年为12。4%。(14)受这些统计数据的鼓励。1958年7月，统一社会党"五大"提出了到1961年在人均占有重要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联邦德国的口号。1959年11月政府宣布停止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另行实施赶超联邦德国的1959年-1965年"七年计划"，预定在计划实行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为每年7%。以此来响应苏联的"赶超美国"的口号，从时间上和苏联的第一个七年计划协调一致。然而，实际情况同预期相反，由于主客观原因，东德国民经济从1959年后持续下降"195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约为11%，1960年降为6%，1961年为4%，1962年为2%"。(15)1962年夏，东德政府被迫放弃七年计划。这正是苏联老大哥乱指挥和民主德国盲目跟从的后果。

在1961年，柏林墙建成后，东德领导人意识到：中央全面的计划对一个不发达的国民经济而言是不切实际的。于是，从1963年开始经济改革，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在坚持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广泛利用经济杠杆，推行经济核算制，实行工业品价格改革，改革国家投资拨款制，推行以自筹资金和银行贷款为主的企业投资制。改革初期经历了一个"红色经济奇迹"，到80年代东德排在世界工业国的第10位。但是指令性经济仍存在着大量突出的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电子、电气、科学仪器和机器制造等尖端工业，却忽视了动力等基础工业和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失调，供应品的短缺；谨小慎微的管理政策以及8.75小时的工作日导致工人生产主动性的下降。同时，由于引进了一些市场经济机制，企业自主权扩大，许多企业利用价格等经济杠杆体系不完备，在质量和技术规格上弄虚作假以谋取高额盈利。因而出现了经济的盲目状态和重复生产，特别是财政基金和物资基金的比例失调，原材料、交通和建筑业的发展滞后于加工业的发展，使不平衡现象显著。这些本应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但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下，1971年5月昂纳克上台后，否定了市场经济机制的措施，停止执行"新经济体制"，重新加强中央集权的体制。到80年代内部管理体制的矛盾又开始尖锐，于是建立了以联合企业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但依旧没有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总的说来，民主德国的经济是持续稳步增长的，保持了平均4%的较高速度。但是，越到后来，困难越大。1989年的前10个月，增长率已降到2%，而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已日益削弱，整个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同联邦德国比较，各个方面的差距都拉大了。到8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的产品已很难打入西方市场。但是，以昂克纳为首的国家领导人还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只能完善，不能改革。80年代，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后，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紧随其后进行改革,而民主德国领导人则以强调符合自己特点的建设方法为由，来拒绝模仿苏联，并认为民主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是引人注目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民主德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东德经济上落后于西德的原因之一就是领导人的思想太僵化了，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没有对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东德的经济管理体制是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即使是"新经济体制"也是以计划经济为主。所以，40年来，东德的经济管理体制只在如何实行计划管理方面作了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进行了某些完善，却没有根本性的变革，整个经济体制还是比较僵化的，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阻碍。对于这点，东德的领导人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两个德国存在的特殊性，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相结合才是造成战后两德经济发展差异的真正历史原因。但从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自然资源、战争损失程度、赔偿数额及外援支持等方面的外在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逐渐降低的，管理体制所焕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对经济发展才是最有影响力的。因为是战败国，两德按照东西方大国所期望或能接受的社会模式，分别被纳入东西方对抗与争霸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之中。西德不得不走"西方化"的道路，其制度、国家结构、政策体系都带有美、英、法等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民主德国也同样走上"苏联模式"的道路。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德国人是没有选择自由的。然而，在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运行过程中，对于具体问题，特别是有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政策设计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传统性和民族性。显然，西德政府和人民更早地看到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点。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立足点是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婆婆式管理的计划经济之间找出一条不同与凯恩斯主义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设法解决"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从而在绝对自由与集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英美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它是适应德国国情，也是成功的。

相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在具有的运转不灵、浪费太大、效率较差的弊病已为人们所公认。实际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行工业化和工业化的初期是有效的，是能动员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较高速度实现工业化的。但它不能适应科学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质变的需要。不改革僵化的计划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在这一点上，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思想的确太僵化。民主德国的建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它并没有满足人民群众在各方面的需求，否则为何稍微放松控制，东德的人民群众就潮涌般向西方奔跑呢？一个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国家必然会遭到失败。

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就是经济，衡量国力和对世界影响力的真正标准也是经济实力和财力资源。因此，在逐渐完善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单单使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命令左右经济，或听从别国的指挥制定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从长远来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要想保持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强盛，就应该主动融入世界发展的主导趋势，主动创造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机遇。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面临的即是机遇，也是挑战，而首要的任务并不是从数字上赶超发达国家，应该先满足人们温饱、住房等方面的物质需求。因为这种简单，明了的主张比任何意识形态，比任何哲学都更容易赢得人民的支持和依赖，更重要的是要走人民自己选择的道路。

注释：

(1)姚先国，（德）H缪尔德斯：《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45页

(2)姚先国，（德）H缪尔德斯：《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48页

(3)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422页

(4)孙炳辉，郑寅达：《德国史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435页

(5)《德国统计手册》慕尼黑1949年版，第273页，转引自肖辉英：《西德50年代经济奇迹探析》《世界历史》1998年第5期，第41页

(6)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1页

(7)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7页

(8)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7页

(9)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6页

(10)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3页

(11)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4页

(12)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5页

(13)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5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59页

民主德国范文篇4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贯通东西柏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选择，并不像《逃出柏林》中表现的那样，仅仅是在“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也是在国家公民与“二等公民”的选择，如果扩展来说，也可以说是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一种奴隶与另一种奴隶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的现状，就会明白“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上只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招式，而东德被纳入西德之中而统一，可以说是一种隐蔽的解体，正因为隐蔽在同一个“德国”之中，它现存的问题不如俄罗斯等国家清晰，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所能做出的主要历史观察是：除了在中期维持其实力地位和优势外，大国几乎从不由于其它原因而采取干预行动。他们使用的说辞，无论是人权还是国家安全，大多都是空话，主要用来蒙蔽我们的眼睛。”[4]由此，我们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并非自由民主的胜利，而是国际政治局势转变带来的结果，《逃出柏林》的处理过于简单化或理想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赞助，可以说富有深意，让我们看到在逃亡的背后，不仅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美国及其媒体的支持，而后者虽然若隐若显，却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逃出柏林》对东德的批判是尖锐的，但它没有以同样尖锐的目光审视西德。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超越，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苏联与东欧失败了，但这一失败是乌托邦的失败，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不存在问题，影片简单地将西德作为自由的象征，论证其现实的合理性，正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年曾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解散东德人民军的特奥多尔·霍夫曼将军，也认为现在“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同时他指出，“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5]他让我们看到一种较为复杂、理性的态度，这与《逃出柏林》的态度截然不同，《逃出柏林》的问题在于，不能以新的历史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而以意识形态的单一向度来规约叙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上的丰富性。

如果我们将柏林墙视作一种边界，那么弱小者无疑更需要它，正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弱小国家更需要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一样，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存在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任何价值观都首先是一种文化政治，东德的失败首先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其次在于行政领导权的丧失。只有拥有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合法性与说服力，《逃出柏林》让我们看到，一个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是如何失败的。

2、《窃听风暴》与现代性问题

《窃听风暴》描述了东德安全局监视一对作家夫妇的故事，在影片的结尾，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这成为了故事的转折点，从此“自由”获得了胜利，历史在这里“终结”，东德不存在了，人类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仿佛从此摆脱了黑暗与阴霾，迎来了一片明媚的艳阳天。

影片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人的“背叛”上，一个是作家的妻子，一个是负责监视的特工。作家的妻子背叛他们向往的自由民主，首先在身体上，其次在政治上，她都背叛了作家，投向了文化部长的怀抱，尽管她良心未泯，但求生的本能使她选择了告密。特工的背叛是对其职业的背叛，他在监听的过程中，对作家逐渐产生了同情，最后在紧要关头保护了作家，这一背叛在影片的中间已经开始，但并没有明确交代，随着结局的临近，才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与复杂性。而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背叛，则丰富了“追求自由”这一故事的主线。但电影中为了突出这一主题，也显示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文化部长”的描绘，影片通过将他进行道德上的丑化（如强迫作家的妻子与他保持肉体关系等），而达到否定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的目的。影片中，当德国统一后，这位文化部长再次见到作家，语含讽刺地说道：“现在的联邦德国，真的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爱……”这样的问题不应只看作是他对过去世界或者个人权位的留恋，而应看作对当下社会的一种质疑。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不少书籍和电影都在攻击与嘲笑社会主义，这或许不仅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与人类天性中的一个弱点有关，那就是要“审判失败者”，胜利者仿佛一切都对，而一切责任都在“失败者”一方，而许多影片包括好莱坞大片，之所以把假想敌设定为苏联、东欧，也与人类的另一个天性有关，那就是要确认自己是安全的，“危险”或“黑暗”已经过去了，是与现在的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忆苦思甜”，才能更加确认现在的生活的合理性。所以不少观众看完这部影片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社会终于结束了”，而这或许正是编导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规训与惩罚”的社会，是一个监视性、控制型的社会，所以《窃听风暴》中的监视，是人类现代社会本身的痼疾，而不只属于“东德”或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也是存在的，而它之所以能战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于它是自由的，没有监视与控制，相反却在于它的监视与控制更有效，正如军备竞赛一样，在这一点上它是超过苏联的，不同的或许只是，它在监视与控制的方法上更加巧妙、更加隐蔽、更加不易于被人察觉而已。《窃听风暴》表现了特务政治的失败，但却将这种特务政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审判”，而没有反省当下的世界。沃勒斯坦最近在上海的演讲中谈到，苏联与东欧在其内部是国家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则不过是复制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不具备多少社会主义的因素[6]，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指出，当时的国家是工农政权加国家资本主义，一旦工农政权不存在或变质了，是很容易滑向资本主义的，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需要人类不断去探索与实践的。在这一点上，《窃听风暴》的批判过于简单化，它没有以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对社会主义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

因此，《窃听风暴》中没有呈现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而只是以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确认当前的世界秩序，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比如其中只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却缺乏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表现，而这正是德国统一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比不上《逃往柏林》，但正因为简单而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欢迎。

《窃听风暴》一经推出，便一路斩获了个大奖项，在德国本土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此外还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及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剧本奖。这些奖项的获得，有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影片中的“不确定性”、“衬托与反衬”与“戏剧性转折”运用得比较好，使故事更曲折、人物更丰满，也更加耐人咀嚼，——但更多的或许是对其意识形态倾向的肯定，当然很值得反思。

3、《再见，列宁》：母亲与社会主义

与上述两部影片稍有不同，《再见，列宁》对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持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它以一种精巧的构思呈现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将之与现实世界相对比，既有反思，又有怀旧，在艺术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1989年秋天，克里斯蒂娜突然心脏病发作，昏迷过去。在她不省人事的这段时间里，德国天翻地覆，她所挚爱的民主德国也解体了。“她的沉睡使我们尊敬的社会主义党主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同志的辞职变得没有意义，柏林墙被拆除了，在她的沉睡中，西柏林的市政厅举行了一场古典音乐会，这在后来引起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母亲在沉睡着，我第一次前往西德，……她沉睡中，第一次没有参加投票，在她的沉睡中，姐姐阿理娜放弃了她的经济学专业，在‘皇牌’汉堡连锁店上班，她的男友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餐厅经理……1990年6月初，东德的边境已经没有意义！”[7]

克里斯蒂娜苏醒后，为了不打击卧病在床的母亲，阿历克斯只好小心翼翼地隐瞒起德共下台、德国统一的消息，假装柏林墙还依旧矗立。于是就在他们那间公寓里，阿历克斯演出着一场民主德国繁荣昌盛的悲喜剧，他虚拟了另外一种历史的方向：母亲知道了西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批西德人逃离家园来到民主德国，民主德国也敞开博大的胸襟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西德人民……

影片中的母亲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代表，自父亲1978年逃往到西德后，她就将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影片对待东德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也像对待“母亲”一样，认为尽管她不那么美好，却仍然是令人怀念的，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在理性上并没有足够的反思，但编导却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影片中代表社会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人是列宁，他在开头与结尾以铜像的方式出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导演选择的是列宁，而不是德国人马克思，或者通常认为代表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不选择马克思或许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学说，而不选择斯大林，则显示了导演并不强调在西方通常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专制、极权、残暴等，而希望以列宁的形象表达出一种对社会主义更温和，也更复杂的态度。此外，从宇航员到出租车司机，西格曼·简恩身份的变化代表了原东德精英阶层与高端产业的尴尬处境，他不仅联系着主人公童年的梦想，也显示出了德国统一后残酷的一面。

对西德，影片也没有表现出简单化的态度，在阿历克斯第一次去西德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以脱衣舞为代表的物欲文化与消费文化，这固然是自由的，但却也是动物性的。影片中的父亲，也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性态度，对于阿历克斯来说，他虽然是父亲，但已不是留在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了，在现实中他有了另一个家庭与另外的生活，而且他是从西德归来的，又处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些伦理、国家、阶级上的区别都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如果说母亲代表着东德，那么父亲则代表着西德，尽管他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冷漠的、不负责任的、有隔膜的。同样，姐姐的男友，一个来自西德的“资产阶级敌人”，在具体的生活中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并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

《再见，列宁》对历史的反思，站在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日本NHK关于柏林墙倒塌的纪录片《欧洲野餐计划》，曾经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改革”默许的态度，柏林墙倒塌也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之一，但《布拉格群岛》的作者、前苏联著名的“反对派”索尔仁尼琴，也对当年支持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行了反思，他在今年7月接受德国《明镜》报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8]这一批评不仅适合戈尔巴乔夫，也适合当时东欧与东德的政治家。如何重新评价柏林墙事件，如何重新认识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思想文化界应该探讨的。

在《再见，列宁》中，作者表现出了对东德与西德的双重性反思，他对东德有批判也有留恋，对西德有向往但也有反省，这一切以一种喜剧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历史并没有在柏林墙倒塌时“终结”，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如果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冷战的结束，那么这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契机，可以使以前相互敌对的思想与体制可以互相交流与激荡，如何以一种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审视与总结二者的经验与思想，而不是以一种叙述压倒另一种叙述，或者以所谓“普适性”的文明来解释与抹杀其他传统，这是我们应该思考并面对的。

在被冷战分裂的民族国家中，德国是目前唯一实现和平统一的，既有社会主义历史，也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已得到充分合理化的今天，应该更充分地正视东德与社会主义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文化，以面对人类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但就《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这几部作品来说，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如果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似乎只看好莱坞就够了，没有必要关注更加丰富多彩的其他地区的电影，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似乎是一种通行的思考模式，但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中，却隐藏着同质化与单一化的危险，而如果一个国家不想让民族文化与民族记忆在“全球化”中沦亡，就应该在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思考范式，从而发展出新的电影与新的艺术，而这，不独德国电影为然。

[1]《柏林生活》德国2000年剧情片，荣获德国电影评论协会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柏林墙倒塌前，东德装甲兵马丁因为失手杀人被判处11年刑罚。在他服刑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德国实现了统一。11年后马丁出狱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摆在他的面前，他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影片主要描写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民主德国范文篇5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贯通东西柏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选择，并不像《逃出柏林》中表现的那样，仅仅是在“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也是在国家公民与“二等公民”的选择，如果扩展来说，也可以说是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一种奴隶与另一种奴隶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的现状，就会明白“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上只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招式，而东德被纳入西德之中而统一，可以说是一种隐蔽的解体，正因为隐蔽在同一个“德国”之中，它现存的问题不如俄罗斯等国家清晰，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所能做出的主要历史观察是：除了在中期维持其实力地位和优势外，大国几乎从不由于其它原因而采取干预行动。他们使用的说辞，无论是人权还是国家安全，大多都是空话，主要用来蒙蔽我们的眼睛。”[4]由此，我们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并非自由民主的胜利，而是国际政治局势转变带来的结果，《逃出柏林》的处理过于简单化或理想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赞助，可以说富有深意，让我们看到在逃亡的背后，不仅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美国及其媒体的支持，而后者虽然若隐若显，却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逃出柏林》对东德的批判是尖锐的，但它没有以同样尖锐的目光审视西德。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超越，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苏联与东欧失败了，但这一失败是乌托邦的失败，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不存在问题，影片简单地将西德作为自由的象征，论证其现实的合理性，正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年曾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解散东德人民军的特奥多尔·霍夫曼将军，也认为现在“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同时他指出，“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5]他让我们看到一种较为复杂、理性的态度，这与《逃出柏林》的态度截然不同，《逃出柏林》的问题在于，不能以新的历史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而以意识形态的单一向度来规约叙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上的丰富性。

如果我们将柏林墙视作一种边界，那么弱小者无疑更需要它，正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弱小国家更需要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一样，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存在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任何价值观都首先是一种文化政治，东德的失败首先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其次在于行政领导权的丧失。只有拥有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合法性与说服力，《逃出柏林》让我们看到，一个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是如何失败的。

2、《窃听风暴》与现代性问题

《窃听风暴》描述了东德安全局监视一对作家夫妇的故事，在影片的结尾，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这成为了故事的转折点，从此“自由”获得了胜利，历史在这里“终结”，东德不存在了，人类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仿佛从此摆脱了黑暗与阴霾，迎来了一片明媚的艳阳天。

影片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人的“背叛”上，一个是作家的妻子，一个是负责监视的特工。作家的妻子背叛他们向往的自由民主，首先在身体上，其次在政治上，她都背叛了作家，投向了文化部长的怀抱，尽管她良心未泯，但求生的本能使她选择了告密。特工的背叛是对其职业的背叛，他在监听的过程中，对作家逐渐产生了同情，最后在紧要关头保护了作家，这一背叛在影片的中间已经开始，但并没有明确交代，随着结局的临近，才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与复杂性。而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背叛，则丰富了“追求自由”这一故事的主线。但电影中为了突出这一主题，也显示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文化部长”的描绘，影片通过将他进行道德上的丑化（如强迫作家的妻子与他保持肉体关系等），而达到否定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的目的。影片中，当德国统一后，这位文化部长再次见到作家，语含讽刺地说道：“现在的联邦德国，真的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爱……”这样的问题不应只看作是他对过去世界或者个人权位的留恋，而应看作对当下社会的一种质疑。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不少书籍和电影都在攻击与嘲笑社会主义，这或许不仅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与人类天性中的一个弱点有关，那就是要“审判失败者”，胜利者仿佛一切都对，而一切责任都在“失败者”一方，而许多影片包括好莱坞大片，之所以把假想敌设定为苏联、东欧，也与人类的另一个天性有关，那就是要确认自己是安全的，“危险”或“黑暗”已经过去了，是与现在的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忆苦思甜”，才能更加确认现在的生活的合理性。所以不少观众看完这部影片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社会终于结束了”，而这或许正是编导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规训与惩罚”的社会，是一个监视性、控制型的社会，所以《窃听风暴》中的监视，是人类现代社会本身的痼疾，而不只属于“东德”或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也是存在的，而它之所以能战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于它是自由的，没有监视与控制，相反却在于它的监视与控制更有效，正如军备竞赛一样，在这一点上它是超过苏联的，不同的或许只是，它在监视与控制的方法上更加巧妙、更加隐蔽、更加不易于被人察觉而已。《窃听风暴》表现了特务政治的失败，但却将这种特务政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审判”，而没有反省当下的世界。沃勒斯坦最近在上海的演讲中谈到，苏联与东欧在其内部是国家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则不过是复制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不具备多少社会主义的因素[6]，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指出，当时的国家是工农政权加国家资本主义，一旦工农政权不存在或变质了，是很容易滑向资本主义的，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需要人类不断去探索与实践的。在这一点上，《窃听风暴》的批判过于简单化，它没有以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对社会主义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

因此，《窃听风暴》中没有呈现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而只是以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确认当前的世界秩序，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比如其中只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却缺乏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表现，而这正是德国统一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比不上《逃往柏林》，但正因为简单而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欢迎。

《窃听风暴》一经推出，便一路斩获了个大奖项，在德国本土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此外还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及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剧本奖。这些奖项的获得，有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影片中的“不确定性”、“衬托与反衬”与“戏剧性转折”运用得比较好，使故事更曲折、人物更丰满，也更加耐人咀嚼，——但更多的或许是对其意识形态倾向的肯定，当然很值得反思。

3、《再见，列宁》：母亲与社会主义

与上述两部影片稍有不同，《再见，列宁》对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持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它以一种精巧的构思呈现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将之与现实世界相对比，既有反思，又有怀旧，在艺术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1989年秋天，克里斯蒂娜突然心脏病发作，昏迷过去。在她不省人事的这段时间里，德国天翻地覆，她所挚爱的民主德国也解体了。“她的沉睡使我们尊敬的社会主义党主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同志的辞职变得没有意义，柏林墙被拆除了，在她的沉睡中，西柏林的市政厅举行了一场古典音乐会，这在后来引起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母亲在沉睡着，我第一次前往西德，……她沉睡中，第一次没有参加投票，在她的沉睡中，姐姐阿理娜放弃了她的经济学专业，在‘皇牌’汉堡连锁店上班，她的男友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餐厅经理……1990年6月初，东德的边境已经没有意义！”[7]

克里斯蒂娜苏醒后，为了不打击卧病在床的母亲，阿历克斯只好小心翼翼地隐瞒起德共下台、德国统一的消息，假装柏林墙还依旧矗立。于是就在他们那间公寓里，阿历克斯演出着一场民主德国繁荣昌盛的悲喜剧，他虚拟了另外一种历史的方向：母亲知道了西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批西德人逃离家园来到民主德国，民主德国也敞开博大的胸襟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西德人民……

影片中的母亲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代表，自父亲1978年逃往到西德后，她就将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影片对待东德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也像对待“母亲”一样，认为尽管她不那么美好，却仍然是令人怀念的，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在理性上并没有足够的反思，但编导却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影片中代表社会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人是列宁，他在开头与结尾以铜像的方式出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导演选择的是列宁，而不是德国人马克思，或者通常认为代表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不选择马克思或许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学说，而不选择斯大林，则显示了导演并不强调在西方通常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专制、极权、残暴等，而希望以列宁的形象表达出一种对社会主义更温和，也更复杂的态度。此外，从宇航员到出租车司机，西格曼·简恩身份的变化代表了原东德精英阶层与高端产业的尴尬处境，他不仅联系着主人公童年的梦想，也显示出了德国统一后残酷的一面。

对西德，影片也没有表现出简单化的态度，在阿历克斯第一次去西德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以脱衣舞为代表的物欲文化与消费文化，这固然是自由的，但却也是动物性的。影片中的父亲，也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性态度，对于阿历克斯来说，他虽然是父亲，但已不是留在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了，在现实中他有了另一个家庭与另外的生活，而且他是从西德归来的，又处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些伦理、国家、阶级上的区别都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如果说母亲代表着东德，那么父亲则代表着西德，尽管他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冷漠的、不负责任的、有隔膜的。同样，姐姐的男友，一个来自西德的“资产阶级敌人”，在具体的生活中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并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

《再见，列宁》对历史的反思，站在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日本NHK关于柏林墙倒塌的纪录片《欧洲野餐计划》，曾经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改革”默许的态度，柏林墙倒塌也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之一，但《布拉格群岛》的作者、前苏联著名的“反对派”索尔仁尼琴，也对当年支持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行了反思，他在今年7月接受德国《明镜》报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8]这一批评不仅适合戈尔巴乔夫，也适合当时东欧与东德的政治家。如何重新评价柏林墙事件，如何重新认识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思想文化界应该探讨的。

在《再见，列宁》中，作者表现出了对东德与西德的双重性反思，他对东德有批判也有留恋，对西德有向往但也有反省，这一切以一种喜剧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历史并没有在柏林墙倒塌时“终结”，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如果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冷战的结束，那么这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契机，可以使以前相互敌对的思想与体制可以互相交流与激荡，如何以一种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审视与总结二者的经验与思想，而不是以一种叙述压倒另一种叙述，或者以所谓“普适性”的文明来解释与抹杀其他传统，这是我们应该思考并面对的。

在被冷战分裂的民族国家中，德国是目前唯一实现和平统一的，既有社会主义历史，也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已得到充分合理化的今天，应该更充分地正视东德与社会主义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文化，以面对人类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但就《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这几部作品来说，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如果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似乎只看好莱坞就够了，没有必要关注更加丰富多彩的其他地区的电影，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似乎是一种通行的思考模式，但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中，却隐藏着同质化与单一化的危险，而如果一个国家不想让民族文化与民族记忆在“全球化”中沦亡，就应该在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思考范式，从而发展出新的电影与新的艺术，而这，不独德国电影为然。

[1]《柏林生活》德国2000年剧情片，荣获德国电影评论协会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柏林墙倒塌前，东德装甲兵马丁因为失手杀人被判处11年刑罚。在他服刑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德国实现了统一。11年后马丁出狱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摆在他的面前，他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影片主要描写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2]《一墙之隔》的故事发生在1982年的柏林，德国当时被柏林墙分为两个国家——西边的联邦德国和东边的民主德国。17岁的尼乐出生在西德在那里长大。在她去东德参加祖母的葬礼时偶然间结识了热爱朋克摇滚的卡普汀。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一道柏林墙不仅仅从地理上将德国分开，也将两个相爱的人分开了。本片获得2002年德国摄影机奖最佳影片奖、2002年德国影剧学院最佳剧本奖；并被提名2002年德国电影奖优秀电影奖及杰出个人成就奖。

[3]黄刚：《德国纪念柏林墙倒塌18周年》，《工人日报》2007年11月10日

[4]《错误选择还是媒体圈套》，

[5]《最后一道命令》：他解散了东德人民军，

[6]《生活在后美国世界——在上海大学的演讲》/Article/Class27/200711/16336.html

民主德国范文篇6

这些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有《柏林生活》（2000）[1]、《逃出柏林》（2001）、《一墙之隔》（2002）[2]、《再见，列宁》（2003）、《窃听风暴》（2006）等，这几部影片都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获得了一些大奖，德国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将这些影片中的价值视作德国的主流观念，可以发现支撑其核心的仍然是关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而缺乏对这一价值观被意识形态化的反思，由此德国与德国电影在整个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美国与好莱坞的笼罩性影响之下，而不能发出更为独立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与德国区域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的，也是与丰富悠久的德国文化不相称的。

1、《逃出柏林》：空洞的自由

《逃出柏林》的故事发生在1961年柏林墙初建之时，主人公哈里伙同三名友人，花了九个月时间在围墙下面挖掘了一条145米长的隧道,贯通东西柏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亲人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资助下,终于完成这一壮举，让29名东德人能够跟家人在西柏林团聚，也让全球数千万观众目睹隧道的挖掘工作及逃亡过程。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前半部分较为缓慢，后面则逐渐紧张起来，推向高潮，整个故事细致但不冗长，多条线索相互交织但不紊乱，将真实性与戏剧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让人生发出对自由的向往，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

这部影片把东德人逃往西德，视为对自由民主的一种追求，但逃到西德的人，在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出来有多么“自由”，他们所可以做的事，似乎就只是“挖洞”，影片很少展示他们另外的生活，故事的焦点由“自由”转换成了一种感情与责任，一种拯救的热望，一种能否逃出的悬念。在这里，“自由”的命题被回避了，但同时也被绝对化了。仿佛西德天然地代表着“自由”，东德则代表着“不自由”。此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影片的主人公逃离了一种体制，进入另一种体制，但影片对前一种体制的表现是具体的，因而也是丑恶的、专制的，而对后一种体制的表现是抽象的，它被赋予了象征性的美好却没有真实地展现，虽然是美好却是空洞的。影片的结构较为复杂，共有四五条线索相互交织，但每条线索都只是主题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包容更加丰富的意蕴，在总体上呈现出了逃亡这一现象的多种可能，但却没有对逃亡本身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为什么《逃出柏林》中的“自由”是空洞的呢？这是因为一，西德的自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任何一种体制的自由总没有想象得多，西德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其民主自由是并不广泛也不彻底的；二，相对于西德人，东德人在西德所得到的自由就更加少了。事实上，在西德人眼里，东德人是一种“二等公民”，不仅当时是这样，即使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也是这样，“柏林墙倒塌了，但不少德国人担心，一道隐形的‘柏林墙’仍然横亘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德国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上半年经济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东部地区的失业率持续上升，是德国西部的两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西部，东西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而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国庆节一点儿也不值得欢庆，因为目前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东部联邦州的人口也在逐渐减少，因为年轻人出于就业原因更愿意搬到西部。迄今为止，德国政府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德国经济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的德国东部公民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3]《逃出柏林》没有涉及到这些具体的社会矛盾，而只是以抽象的自由民主来加以掩饰。

在东德与西德之间的选择，并不像《逃出柏林》中表现的那样，仅仅是在“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的选择，也是在国家公民与“二等公民”的选择，如果扩展来说，也可以说是在“主人与奴隶”之间的选择，或者说是在一种奴隶与另一种奴隶之间的选择，如果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的现状，就会明白“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上只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招式，而东德被纳入西德之中而统一，可以说是一种隐蔽的解体，正因为隐蔽在同一个“德国”之中，它现存的问题不如俄罗斯等国家清晰，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地缘政治所能做出的主要历史观察是：除了在中期维持其实力地位和优势外，大国几乎从不由于其它原因而采取干预行动。他们使用的说辞，无论是人权还是国家安全，大多都是空话，主要用来蒙蔽我们的眼睛。”[4]由此，我们可以说柏林墙的拆除并非自由民主的胜利，而是国际政治局势转变带来的结果，《逃出柏林》的处理过于简单化或理想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赞助，可以说富有深意，让我们看到在逃亡的背后，不仅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美国及其媒体的支持，而后者虽然若隐若显，却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逃出柏林》对东德的批判是尖锐的，但它没有以同样尖锐的目光审视西德。作为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超越，社会主义现代性在苏联与东欧失败了，但这一失败是乌托邦的失败，而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不存在问题，影片简单地将西德作为自由的象征，论证其现实的合理性，正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当年曾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解散东德人民军的特奥多尔·霍夫曼将军，也认为现在“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同时他指出，“柏林墙对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5]他让我们看到一种较为复杂、理性的态度，这与《逃出柏林》的态度截然不同，《逃出柏林》的问题在于，不能以新的历史视野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而以意识形态的单一向度来规约叙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上的丰富性。

如果我们将柏林墙视作一种边界，那么弱小者无疑更需要它，正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弱小国家更需要关税壁垒保护幼稚产业一样，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存在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任何价值观都首先是一种文化政治，东德的失败首先在于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其次在于行政领导权的丧失。只有拥有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合法性与说服力，《逃出柏林》让我们看到，一个丧失了文化领导权的国家是如何失败的。

2、《窃听风暴》与现代性问题

《窃听风暴》描述了东德安全局监视一对作家夫妇的故事，在影片的结尾，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倒塌，这成为了故事的转折点，从此“自由”获得了胜利，历史在这里“终结”，东德不存在了，人类也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金光大道”，仿佛从此摆脱了黑暗与阴霾，迎来了一片明媚的艳阳天。

影片的戏剧性表现在两个人的“背叛”上，一个是作家的妻子，一个是负责监视的特工。作家的妻子背叛他们向往的自由民主，首先在身体上，其次在政治上，她都背叛了作家，投向了文化部长的怀抱，尽管她良心未泯，但求生的本能使她选择了告密。特工的背叛是对其职业的背叛，他在监听的过程中，对作家逐渐产生了同情，最后在紧要关头保护了作家，这一背叛在影片的中间已经开始，但并没有明确交代，随着结局的临近，才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增强了影片的戏剧性与复杂性。而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背叛，则丰富了“追求自由”这一故事的主线。但电影中为了突出这一主题，也显示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文化部长”的描绘，影片通过将他进行道德上的丑化（如强迫作家的妻子与他保持肉体关系等），而达到否定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的目的。影片中，当德国统一后，这位文化部长再次见到作家，语含讽刺地说道：“现在的联邦德国，真的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人们没有信仰，没有爱……”这样的问题不应只看作是他对过去世界或者个人权位的留恋，而应看作对当下社会的一种质疑。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不少书籍和电影都在攻击与嘲笑社会主义，这或许不仅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与人类天性中的一个弱点有关，那就是要“审判失败者”，胜利者仿佛一切都对，而一切责任都在“失败者”一方，而许多影片包括好莱坞大片，之所以把假想敌设定为苏联、东欧，也与人类的另一个天性有关，那就是要确认自己是安全的，“危险”或“黑暗”已经过去了，是与现在的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忆苦思甜”，才能更加确认现在的生活的合理性。所以不少观众看完这部影片的感受，就是“这样的社会终于结束了”，而这或许正是编导所要达到的目的。

但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规训与惩罚”的社会，是一个监视性、控制型的社会，所以《窃听风暴》中的监视，是人类现代社会本身的痼疾，而不只属于“东德”或社会主义，在西方的“自由世界”也是存在的，而它之所以能战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在于它是自由的，没有监视与控制，相反却在于它的监视与控制更有效，正如军备竞赛一样，在这一点上它是超过苏联的，不同的或许只是，它在监视与控制的方法上更加巧妙、更加隐蔽、更加不易于被人察觉而已。《窃听风暴》表现了特务政治的失败，但却将这种特务政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以“审判”，而没有反省当下的世界。沃勒斯坦最近在上海的演讲中谈到，苏联与东欧在其内部是国家资本主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则不过是复制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并不具备多少社会主义的因素[6]，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中也指出，当时的国家是工农政权加国家资本主义，一旦工农政权不存在或变质了，是很容易滑向资本主义的，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一个新事物”，是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需要人类不断去探索与实践的。在这一点上，《窃听风暴》的批判过于简单化，它没有以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对社会主义传统进行深入的反省。

因此，《窃听风暴》中没有呈现出德国经验的复杂性，而只是以一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来确认当前的世界秩序，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单向性的思维，比如其中只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却缺乏对民族主义与民族感情的表现，而这正是德国统一的重要动力之一，在这一点上，它甚至比不上《逃往柏林》，但正因为简单而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广泛欢迎。

《窃听风暴》一经推出，便一路斩获了个大奖项，在德国本土创下了德国国家电影奖“金罗拉奖”提名最多的记录——11项提名，并最终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7项大奖。此外还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及欧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剧本奖。这些奖项的获得，有对其艺术价值的认可，影片中的“不确定性”、“衬托与反衬”与“戏剧性转折”运用得比较好，使故事更曲折、人物更丰满，也更加耐人咀嚼，——但更多的或许是对其意识形态倾向的肯定，当然很值得反思。

3、《再见，列宁》：母亲与社会主义

与上述两部影片稍有不同，《再见，列宁》对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持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它以一种精巧的构思呈现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将之与现实世界相对比，既有反思，又有怀旧，在艺术上具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1989年秋天，克里斯蒂娜突然心脏病发作，昏迷过去。在她不省人事的这段时间里，德国天翻地覆，她所挚爱的民主德国也解体了。“她的沉睡使我们尊敬的社会主义党主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席昂纳克同志的辞职变得没有意义，柏林墙被拆除了，在她的沉睡中，西柏林的市政厅举行了一场古典音乐会，这在后来引起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母亲在沉睡着，我第一次前往西德，……她沉睡中，第一次没有参加投票，在她的沉睡中，姐姐阿理娜放弃了她的经济学专业，在‘皇牌’汉堡连锁店上班，她的男友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餐厅经理……1990年6月初，东德的边境已经没有意义！”[7]

克里斯蒂娜苏醒后，为了不打击卧病在床的母亲，阿历克斯只好小心翼翼地隐瞒起德共下台、德国统一的消息，假装柏林墙还依旧矗立。于是就在他们那间公寓里，阿历克斯演出着一场民主德国繁荣昌盛的悲喜剧，他虚拟了另外一种历史的方向：母亲知道了西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批西德人逃离家园来到民主德国，民主德国也敞开博大的胸襟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西德人民……

影片中的母亲是社会主义传统的代表，自父亲1978年逃往到西德后，她就将自己“嫁”给了社会主义。影片对待东德与社会主义的态度，也像对待“母亲”一样，认为尽管她不那么美好，却仍然是令人怀念的，这只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系，在理性上并没有足够的反思，但编导却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度。影片中代表社会主义传统的另一个人是列宁，他在开头与结尾以铜像的方式出现，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导演选择的是列宁，而不是德国人马克思，或者通常认为代表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不选择马克思或许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而不是学说，而不选择斯大林，则显示了导演并不强调在西方通常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专制、极权、残暴等，而希望以列宁的形象表达出一种对社会主义更温和，也更复杂的态度。此外，从宇航员到出租车司机，西格曼·简恩身份的变化代表了原东德精英阶层与高端产业的尴尬处境，他不仅联系着主人公童年的梦想，也显示出了德国统一后残酷的一面。

对西德，影片也没有表现出简单化的态度，在阿历克斯第一次去西德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以脱衣舞为代表的物欲文化与消费文化，这固然是自由的，但却也是动物性的。影片中的父亲，也表达了作者的复杂性态度，对于阿历克斯来说，他虽然是父亲，但已不是留在童年记忆中的父亲了，在现实中他有了另一个家庭与另外的生活，而且他是从西德归来的，又处于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些伦理、国家、阶级上的区别都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如果说母亲代表着东德，那么父亲则代表着西德，尽管他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冷漠的、不负责任的、有隔膜的。同样，姐姐的男友，一个来自西德的“资产阶级敌人”，在具体的生活中也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并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

《再见，列宁》对历史的反思，站在了一种新的历史高度，日本NHK关于柏林墙倒塌的纪录片《欧洲野餐计划》，曾经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对东欧“改革”默许的态度，柏林墙倒塌也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之一，但《布拉格群岛》的作者、前苏联著名的“反对派”索尔仁尼琴，也对当年支持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行了反思，他在今年7月接受德国《明镜》报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西方对他赞赏，他感到这是对他的行为方式的认可。”[8]这一批评不仅适合戈尔巴乔夫，也适合当时东欧与东德的政治家。如何重新评价柏林墙事件，如何重新认识东德与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思想文化界应该探讨的。

在《再见，列宁》中，作者表现出了对东德与西德的双重性反思，他对东德有批判也有留恋，对西德有向往但也有反省，这一切以一种喜剧性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历史并没有在柏林墙倒塌时“终结”，冷战虽然结束了，但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

如果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冷战的结束，那么这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契机，可以使以前相互敌对的思想与体制可以互相交流与激荡，如何以一种更复杂、多元的态度审视与总结二者的经验与思想，而不是以一种叙述压倒另一种叙述，或者以所谓“普适性”的文明来解释与抹杀其他传统，这是我们应该思考并面对的。

在被冷战分裂的民族国家中，德国是目前唯一实现和平统一的，既有社会主义历史，也有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已得到充分合理化的今天，应该更充分地正视东德与社会主义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新的思想与新的文化，以面对人类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但就《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这几部作品来说，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如果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我们似乎只看好莱坞就够了，没有必要关注更加丰富多彩的其他地区的电影，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似乎是一种通行的思考模式，但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中，却隐藏着同质化与单一化的危险，而如果一个国家不想让民族文化与民族记忆在“全球化”中沦亡，就应该在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与新的思考范式，从而发展出新的电影与新的艺术，而这，不独德国电影为然。

[1]《柏林生活》德国2000年剧情片，荣获德国电影评论协会最佳影片奖，最佳男主角奖。柏林墙倒塌前，东德装甲兵马丁因为失手杀人被判处11年刑罚。在他服刑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德国实现了统一。11年后马丁出狱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摆在他的面前，他是否能适应新的生活？影片主要描写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2]《一墙之隔》的故事发生在1982年的柏林，德国当时被柏林墙分为两个国家——西边的联邦德国和东边的民主德国。17岁的尼乐出生在西德在那里长大。在她去东德参加祖母的葬礼时偶然间结识了热爱朋克摇滚的卡普汀。两人迅速坠入爱河。然而，一道柏林墙不仅仅从地理上将德国分开，也将两个相爱的人分开了。本片获得2002年德国摄影机奖最佳影片奖、2002年德国影剧学院最佳剧本奖；并被提名2002年德国电影奖优秀电影奖及杰出个人成就奖。

[3]黄刚：《德国纪念柏林墙倒塌18周年》，《工人日报》2007年11月10日

[4]《错误选择还是媒体圈套》，

[5]《最后一道命令》：他解散了东德人民军，

[6]《生活在后美国世界——在上海大学的演讲》/Article/Class27/200711/16336.html

民主德国范文篇7

涉外礼仪

在德国，忌讳“13”。要是13日碰巧又是个星期五，人们会特别小心谨慎。此外，德国人祝贺生日的习惯也不同于中国人。在中国，友人生日临近，你方便时，送他生日礼物并祝他生日快乐，他一定会为你的关心及热情而感激不尽。但如果这事发生在德国，则只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这是因为按德国的习俗，生日不得提前祝贺。

在原联邦德国，年龄、职业、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政治面目甚至个人收入都是隐私，相识或共事多年而不知对方底细是司空见惯的事。另外，别人买到一样东西，即使喜欢，也不要问价格。遇到别人生病，除伤风感冒或外伤等常见的病外，不要问及病因及病情，否则会招来好窥视别人秘密之嫌。访友时，切不可搞“突然袭击式”的登门拜访，都要事先约定。

原民主德国居民楼的烟囱都比较大，因此，城市中有一种专门从事清扫烟囱的工人。人们相信，谁要是出门在半路遇见烟囱清扫工，谁一整天就会顺利；如果有人在和烟囱清扫工擦肩而过时在他身上摸一下，他这一天就会交好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过去德国人的房子都比较简陋，炉灶、烟道都比较简单，很容易引来火灾，有烟囱工人清扫就会避免这类灾难。这种习惯延续至今。

民主德国范文篇8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失误呢？除了冷战对抗中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变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体制上存在的弊病和意识形态上的误区之外，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处理社会重大问题和突发事件时领导能力的严重弱化，也是东德在1989年社会动荡中失控的重要原因。

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能力严重削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党为民众谋利益的主观愿望简单地等同于民众的意志和想法。

1989年的时候，在当时党的总书记昂纳克的坚持下，东德在主要生活消费品方面（像面包、果酱和住房、交通等）仍然保持50年代中期的物价水平。就是说，30多年来在原材料不断涨价的情况下，这些老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须的消费品一直没有涨价，而由国家财政补贴涨价的部分，以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在70年代末期，东德政府新建和翻建了达到全国住宅总量的2/3以上的民用住宅，基本上保证了人有所居。同时，东德还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此，国家长期背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在这种为广大民众造福的愿望和努力下，昂纳克不能理解，也不相信东德的群众会对这种社会不满意。因为昂纳克以他对社会主义信念的理解而坚信：一代东德人创建起来的这种社会主义社会与追求利润、被资本所控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它完全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昂纳克以为，共产党人为民众谋利的主观愿望以及努力解决百姓的衣食住行就是民众的意志，就是民众最根本的利益。

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经过了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很多东德人在经历了长期低物价、有保障的生活之后，他们要求有更精美的物质生活、更丰富的精神生活、更多的自由和民主参与。他们想买质量更好、品种更丰富的高档商品，像汽车、高档电器、时尚衣服、精美食品等，想到西柏林和国外自由旅行。因此，他们不仅对国家严格控制出入境的高度集中管理体制越来越不满，而且也对虽然有保障并且便宜的低档商品也愈加不满足。但是，生活简朴、信仰坚定的昂纳克却认为，他为民众做的事情就是民众所需要的，这种有保障的生活是理想社会的生活，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社会形态。于是，他固执地认为，东德民众在1989年春夏时表现出来的不满是受敌人的挑拨和煽动，是冷战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因此，对这些来自敌人的挑衅必须用强力镇压。这更加激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事态越闹越大，最后失控。为扭转国内混乱的局势，在1989年10月18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中央全会上，昂纳克被迫辞职。但是，昂纳克强调，东德的问题不是党和领导人的问题，是国际大环境的问题，东德只是冷战双方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东德国内的问题是阶级敌人挑动的。

克伦茨是接任昂纳克职务的东德最后一任党的总书记、国家首脑和军队领导。他在回忆录中说：“昂纳克错误地判断了民主德国民众的情绪。”“昂纳克总是把过去年代里使用的阶级斗争方法，作为民主德国社会进步的基本路线。他的生活准则总是把现实社会与君主时代相对照。……昂纳克似乎一直生活在过去的时代里。他对我们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东西视而不见。对各项决策进行科学的论证仿佛根本不在昂纳克的视野里。”但是，对于昂纳克的人品和他的政治信念是没有人怀疑的。克伦茨说：“就在那个严重的时刻，尽管他听不进正确的意见和政治局委员、各级基层党组织、知识界、文艺界的劝告，无视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在民主德国固守着教条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仍然坚信艾里希·昂纳克个人品格的正直性。”（克伦茨：《89年的秋天》，孙劲松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52、49页）笔者在德国东部地区调研时，问过很多曾与昂纳克共事的人，没有一个人指责他的人品，或怀疑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而且敬佩他与法西斯斗争的英勇无畏精神，但是，大家都认为昂纳克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长达18年的昂纳克，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可以说是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了一生。但是，他后来为自己的国家和民众的努力，并没有被民众所接受。问题就出在了方法和能力上。昂纳克的悲剧人生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

第二，把党的先进性简单地等同于党的领导。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来源于它的阶级性，而阶级属性又依附于其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因此，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就必然体现为党的领导。所以，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是宪法赋予的。东德在1968年经过全民讨论通过的宪法中规定了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能把党的先进性简单地看作是天然的，并简单地等同于党的领导，以为党的任何决策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先进性，都是高于群众的觉悟和认识的。

由于东德统一社会党从建立到执政都是在苏联的直接影响下实现的，甚至1953年6月17日东德几十万工人抗议增加工作量的游行示威，也是被苏军镇压下去的。因此，东德党在执政实践中，长期依赖苏联的力量，把苏联党看作榜样和依靠，把与苏联党和国家关系看作是第一要务，而没有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必须基于民众认同。在1989年处理民众不满情绪的时候，东德党习惯性地以为，有宪法规定的领导权是天然合法的权力，是一劳永逸的，而没有意识到要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提高为群众服务的意识，才能保持党的领导。同时，东德党也没有明确意识到，党的领导权是人民赋予的，而人民是有权修改宪法的。相反却错误地认为，民众的很多意识或者是落后的，或者是受国外敌对势力的挑拨和煽动，党的任务就是教导和带领群众，规定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才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这些对党的先进性加以简单化理解的定式思维影响着东德党的领导人。

对于民众从1989年春夏就开始表现出来的不满情绪，曾英勇不屈地与法西斯作斗争，并长期担任东德党政军领导的昂纳克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却无动于衷，我行我素，根本没有意识到在没有苏联庇护的情况下，群众的不满将导致政权丧失的严重后果。在这年10月6日东德举行的建国40周年庆典大会上，昂纳克仍然依照惯例发表了形势一片大好的演说。这个天下太平的演说充分表明，广大民众与党的领导人对社会和国家的看法已经脱节，而昂纳克始终坚持认为他的看法才是正确的，他的经验是经过火与血的历史考验的。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东德人民议院于1989年12月1日通过取消宪法第一条关于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领导地位的规定的提案。提案中提出取消这一规定的理由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对造成东德目前的社会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9年12月3日，在广大基层党组织的要求下，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党的基层组织的意见是，党的领导集体对国家危机的形成和领导不力负有巨大的责任。换句话说，党的基层组织认为：党的领导层必须对自己的不作为负责。而造成这种不作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德党的高层领导自认为高群众一等，漠视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把党的先进性简单地等同于一种政治责任，即党带领群众向前进的责任。

毋庸讳言，我们确实不能忽视西方国家在1989年东欧动荡时期的作用。但是，东欧国家1989年发生的重大变故是多方面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所以，东德党的领导把大规模的民众行为简单地归结为敌对势力的影响，显然是忽视了国内民众的自身愿望。而对于执政党来说，准确地把握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在民众能接受的条件下引导社会情绪，正确地运用国家政策来调控经济，的确是执政能力强和执政经验丰富的重要标志。

第三，用良好的动机和个人品格代替必要的透明的规章制度。

透明、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对于执政党非常重要。一方面，能杜绝违背民众利益的现象发生，因为程序上的公开透明能让民众知道决策和政策实施的过程，便于公众的监督；另一方面，公开和信息对称的制度也使别有用心的造谣者无机可乘。东德党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可谓不大。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东德党内也有一些关于党的领导干部待遇方面的特殊规定，比如特供商店，休假别墅，党和各级领导人的车队先行和特殊医疗服务等。但是，很多规定和具体制度都与普通民众没有沟通，人们只能从传闻中窥视。1989年夏秋，就在东德民众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各个城市都举行游行集会的时候，忽然从西德媒体传来许多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最高领导层的特权、腐败和滥用职权的消息。这对群情激愤的社会情绪来讲，无疑是火上浇油。可是，根据德国统一后做了定案的事实来看，这些来自西德媒体的消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传闻或造谣。

有些谣传简直都是不着边际的。比如说，1989年10月底，忽然传出消息说，昂纳克在某家瑞士银行开有私人账户，其私人存款高达3亿6753万4192瑞士法郎。其实，这个银行在瑞士根本不存在。可就是这一编造出来的谣言，却在东德社会几乎是立即获得了很多民众的认同。而此时的昂纳克因为住房被查封，没有住处，不得不在教会的安排下住在一个牧师处的情况却无人关注。昂纳克因病获释，为与家人团聚，飞往智利。可是有谁知道连这张机票都是国际民间组织提供的。

德国统一社会党虽然存在政治失误和官僚作风，但并不是一个腐败的党，也没有特别严重的特权差别，可是为什么党却被这些关于腐败、特权的谣言击垮了呢？而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在某些方面有一些比东德范围更大、规格更高的特权规定，可是他们却能为本国民众所容忍呢？东德党这个惨痛的教训表明，以为自己的主观动机是好的，以为只要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就可以了的观点是幼稚的，任何好的动机和愿望都要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向公众展示。执政党的所有活动都要纳入法规法则，都应该公开透明，让老百姓有知情权。这是执政技巧和执政经验问题。

民主德国范文篇9

1.用朗读的方式学习本课的语言

2.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3.品味北京胡同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对胡同文化有自己的见解

教学重点

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教学难点

品味北京胡同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对胡同文化有自己的见解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

问题：1.你对汪曾祺有什么了解？

2.你了解北京的胡同吗？

3.你能用简短的语言概括文化的含义吗？

自读课文并讨论

1.概括北京胡同的特点。

第一段：北京城四方四正。

第二段写胡同的原意，胡同取名的来源有很多种。

第三段写胡同的宽窄。

第四段写“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

第五段写胡同与四合院是一体。

2.学生朗读课文6-9段，教师配乐范读10-12段，概括胡同文化的特点。

第六段：北京人大都安土重迁。

第七段：北京人愿住“独门独院”，平时过往不多。

第八段：北京人易于满足，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

第九段：北京人爱瞧热闹，不爱管闲事。

第十段到十二段：举例说明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

3请概括作者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感情。

亲切、欣赏、不满、批评、怀旧、怅然低徊。

4品味语言：

1让学生自己读第8段、第11段对话部分找同组同学分角色朗读、第12段读“这二位同声说”后面的部分、第13段。读的过程中体味句中蕴含的感情。

2仿照“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的形式表达一种感情。

语言特点总结：

汪曾祺的语言文白夹杂，有时极雅，有时极俚，时能出人意表。他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他的语言有文人气，但又和现代语言融合无间，是一种纯熟，寓绚烂于平极的语言。

延伸讨论

随着时代的进步，北京的胡同日渐被高楼大厦取代，更多的在高楼中长大的人认同“高楼文化”“社区文化”，你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作业布置

以居住环境与人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二三百字的短文。

教案示例一

《胡同文化》

教学目的

1.用朗读的方式学习本课的语言

2.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3.品味北京胡同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对胡同文化有自己的见解

教学重点

概括文章的内容要点

教学难点

品味北京胡同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对胡同文化有自己的见解

教学时数

一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

问题：1.你对汪曾祺有什么了解？

2.你了解北京的胡同吗？

3.你能用简短的语言概括文化的含义吗？

自读课文并讨论

1.概括北京胡同的特点。

第一段：北京城四方四正。

第二段写胡同的原意，胡同取名的来源有很多种。

第三段写胡同的宽窄。

第四段写“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

第五段写胡同与四合院是一体。

2.学生朗读课文6-9段，教师配乐范读10-12段，概括胡同文化的特点。

第六段：北京人大都安土重迁。

第七段：北京人愿住“独门独院”，平时过往不多。

第八段：北京人易于满足，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

第九段：北京人爱瞧热闹，不爱管闲事。

第十段到十二段：举例说明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

3请概括作者在文章中所表达的感情。

亲切、欣赏、不满、批评、怀旧、怅然低徊。

4品味语言：

1让学生自己读第8段、第11段对话部分找同组同学分角色朗读、第12段读“这二位同声说”后面的部分、第13段。读的过程中体味句中蕴含的感情。

2仿照“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的形式表达一种感情。

语言特点总结：

汪曾祺的语言文白夹杂，有时极雅，有时极俚，时能出人意表。他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他的语言有文人气，但又和现代语言融合无间，是一种纯熟，寓绚烂于平极的语言。

延伸讨论

随着时代的进步，北京的胡同日渐被高楼大厦取代，更多的在高楼中长大的人认同“高楼文化”“社区文化”，你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作业布置

以居住环境与人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二三百字的短文。

教案示例二

教学目标

1.概括北京胡同文化内涵的内容要点，体会作者由对胡同文化的描述流露的情感内蕴。

2.学习作者用平时朴素的语言叙事抒情的手法。

3.初步培养学生对文化的感悟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

4.培养学生一种全新思维方式，即善于透过现象看到事物隐含的文化现象。

教学重点

1.总体把握文章的内容，用简要的语言从不同方面加以概括。

2.理清作者思路的基础上，体味作者的思想感情。

教学难点

1.通过对具体的词语的品味，体会作者对北京胡同文化的感情。

2.通过对北京胡同文化的理解，初步体会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教具准备

北京胡同的相关照片、图片、投影仪、录音机、胶片、磁带

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步骤]一、导语

同学们，说起胡同，我们并不陌生，有的甚至熟视无睹了，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往来于胡同之中的经验是有的。但对于胡同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却不大注意。北京的胡同独具特色，一般人习以为常，有一位作家却能以独到的眼光，凭深厚的文化底蕴，审视北京的胡同，发掘出了北京胡同的文化意蕴，认为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今天要学习的汪曾祺的《胡同文化》。

二、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8），江苏高邮人，作家。1939年考入西南职大中国文学系。此后，当过教师、编辑等。不平凡的生活经历，使之对社会、对人生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尤其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汪先生对市井民居的熟悉，经他的描述，那一方水土中鲜明特色的生活，就像一幅幅立体感强的油画，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难以忘怀。其人有“短篇圣手”之称，代表作有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

三、《胡同文化》概说

汪先生的《胡同文化》是篇序文，原文有小标题“摄影艺术集《胡同文化》序。”这是一篇匠心独运，充分显示作者个性风格的小品文。

作者把这普普通通的胡同，从来源到起名分类和这数不清的胡同中凝聚浸透着独有的胡同文化自然融化起来，使我们对北京胡同文化和那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北京人的文化心态有了如些生动、深刻的理解，从中也流露出作者对胡同文化怀旧伤感的感情。

四、有关“文化”的概念（使用投影仪）

五、自读练习

1.北京的胡同有何特点？（出示图片或照片或投影仪）

明确：（提示学生用找关键词语和关键句子的方法寻找）可以得到如下概括：方正、取名、宽窄、网络等。就其“方正”而言，使得北京人方位意识极强；从“取名”而言，其原因很多，有计数、物件、行业、人物、形状等但都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从“宽窄”而言，可反映出人的阶层不同；就“网络”来说，也体现了生活方便、安静这一特点。

2.胡同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明确：“封闭”“满足”“袖手”“忍安”。

3.让学生回答在胡同文化的众多特点里，他喜欢哪一点，不喜欢哪一点，为什么？

4.作者是如何从“胡同”里发现“文化”意蕴的？

明确：作者通过介绍评论北京的胡同来剖析北京市民的文化心态，从而揭示胡同文化的丰富内涵。共15个自然段，文章开始从方正的胡同写起，写了胡同名称的来源，胡同的宽窄，胡同的作用，并由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谈到了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说明了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引用、举例将其具体化：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文化、居民们似乎都承袭了祖宗安土重迁传统，蜗舍再破也不舍得“挪窝儿”；北京人的理想住家是独门独院，但也讲究处街坊，婚丧嫁娶随份子，但“休管他人瓦上霜”却也浸透着胡同文化的特点；由于北京市民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易满足；北京人爱瞧热闹，但不爱管闲事；并用事例说明其文化精义是“忍”，即所谓安分守己，逆来顺受。

5.作者对胡同文化的描写中，包含了什么感情？

明确：作者对胡同，对胡同中的市民生活，对胡同文化的同情、理解、批判及文末的怀旧、留意略带伤感的情感。

6.放录音：“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再见吧，胡同。”思考如下问题：

（1）第一段写了北京民居房屋残破，地基柱下沉，拴马栓，上马石已失原形，井眼、石头棋盘供人凭吊，意在说明什么？“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的隐含义是什么？

明确：意在说明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

隐含义是北京的胡同将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而消失。

（2）作者谈到看了照片后人们会产生“怀旧感情”和“伤感”又可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如何理解？

明确：胡同文化也将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而日趋消失，这是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3）从“再见吧，胡同”一句，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

明确：胡同和胡同文化将一起随着商品经济改革的大潮而逐渐消失，改革之后新思想新文化将会兴起。

7.完成思考和练。

六、作业

课外阅读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一文，进一步体味其语言特色。参见第一册语文《读本》第194页。

冯骥才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有人能看到，有人看不到，这就需要文化眼光。

何谓文化眼光：这要先弄清何谓文化。

文化一词多义，大致有三。

一是把它视为一种教育状况或知识程度。比方说某某人“有文化或没文化”“文化高或文化低”。

二是作为一种考古用语。如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

三是人类所创造的总财富。主要指精神财富。

长久以来，对文化的普遍解释多是第一种。而一个阶段，还把文化单一地、生硬地、干瘪地当作意识形态，那时的社会生活变得多么空虚与空洞！这种解释，遗害殊深，很少有人把人类生活视为一种文化。生活便只剩下赤裸裸的生存需要，文化退到生活之外，成了可有可无。可以说，文化一直在狭义中存在，而对文化广义上的解释不过是近些年的事。一些有识之士为了改变世人对文化偏狭的成见，区别以往的文化定义，便创造出一个词儿来，叫做“大文化”。

大文化像猢狲，从身上拔一把毫毛，吹一口气，变成千万种文化。从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到城市文化、山水文化、商业文化、农业文化、企业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民俗文化、民居文化、服饰文化、案头文化、药文化、食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再到钱币文化、武林文化、兵刃文化、京剧文化、风筝文化、生肖文化、祭祀文化、电视文化、咖啡文化、牛仔文化、年文化、鞋文化、性文化、鬼文化、梦文化……于是，不断听到惊呼：“什么都成了文化，难道厕所也是文化吗？”差不多，这里又有一个“厕所文化”的概念出现。

只要用文化眼光来看，文化便无所不在，对事物也会产生新的认识与发现。比如对于酒，用先前那种非文化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一种佐餐助兴的饮料而已，最多能以酒浇愁，一醉方休；倘若换个文化眼光来看，则必然还要关注酒的历史、酒的制造、酒的储藏、饮酒方式、售酒方式、酒器酒具、酒曲酒令、酒的诗与画，以及酒和地域、民俗、气候的关系……那就会发现还有一个比酒器的本身大得多的酒文化。由于酒一直处在历史的、民族的、地域的、人文的等环境中，必然浸入这些因素，成了一种文化载体，具有认知和享用这些文化的价值，那么，酒对于我们，不只是清香醉人的佳酿，还是醇厚醉心的文化溶液。所以，聪明的酒厂老板，都是一边靠酒一边靠酒文化发财。如果进一步，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生活的一切，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丰实与深邃。

然而，生活文化以两种状态存在着：

一是活着的状态，一是历史的状态。

活着的状态是一种生活，历史的状态才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文化。

当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被时代淘汰了，消失了，它的精神便转移到曾经共存的物品上和环境中。过一段时间，人们就从这器物和环境中了解、感受认识昔日生活的形态与精神了。这样，器物与环境便发生了质变，在“活着”的时候，它们是实用性的生活物品与生活环境；进入“历史”之后，就变成纯精神的文化物品与人文环境了。同一件事物，它们本身并没有变化，还是原来模样，这变化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其实它是人们的一种认识，也就是人们用文化眼光看出来的。

文化眼光不是一般目光。它必须具有文化意识和文化素养。

眼光，也就是眼力。

一般人没有这种眼光。所以，当这些环境与器物由“活着的状态”转变为“历史的状态”时，常常被当做无用的东西丢弃了。昔时器物被当作破盆破罐，旧时房舍被当做危房陋屋。看来这眼光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面对这一切，人们只是从现实的角度而来看的。

一个相反的例子，能够做最好的说明：

当柏林墙将拆除时，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派人跑到德国，去购那些涂满图画与文字的墙体碎块。出价之高惊骇一时。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觉悟到，这座被时代淘汰的墙恰恰是一种过往不复的珍贵的历史象征。德国政府被惊动了，于是决定那一段尚未拆除的柏林墙不拆了，保护起来，永世珍存。

这种眼光说明了什么？它说明——

有些事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必须站在未来才能看到。文化，不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在。

那么，文化眼光不只是表现为一种文化素养，一种文化意识，更是一种文化远见和历史远见。

注释：柏林墙：1961年民主德国沿西柏林边界构筑的隔离设施，原称“反法西斯防卫墙”，后一般称“柏林墙”。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决定开放柏林墙。1992年，柏林墙被拆除，民主德国解体。

1.“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有人能看到，有人看不到，这就需要文化眼光。”这句话中“看”的意思是：（）

A使视线接触人或物B观察并加以判断

C访问D照料

2.“这种解释，遗害殊深，很少有人把人类生活视为一种文化。生活便只剩下赤裸裸的生存需要，文化退到生活之外，成了可有可无。”对句意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把人类生活视为一种文化，也就是把文化看做人类所创造的总财富。

B生活与生存的意义相同。

C“文化退到生活之外”，这是对文化的狭义理解

D狭义地理解文化，也使生活变得空虚与空洞

3.“于是，不断听到惊呼：‘什么都成了文化，难道厕所也是文化吗？’差不多，这里又有一个‘厕所文化’的概念出现。”对此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作者认为，就是说“厕所文化”，也不是对文化的侮辱，人类生活的一切都应视为文化，厕所也不例外。

B作者认为把文化与厕所联系起来，这是对“大文化”的误解和嘲弄。

4.对“酒文化”这个例子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每一种生活资料都是一种文化载体，与此有关的历史，都具有文化的意义。

B中华文化不能狭窄地理解为儒家学说

C中华文化存在于中华民族生活的一切方面

D文化眼光有助于生产者推销商品，也使消费者在物质享受的同时获得精神享受。

5.“活着的状态是一种生活，历史的状态才是一种完完全全的文化”，意思就是（）

A活着的状态还谈不上文化，历史的状态才是文化。

B活着的状态还谈不上文化，历史的状态才有全部文化意义。

C活着的状态作为文化载体发挥着实用价值，历史的状态才是文化。

D活着的状态作为文化载体在生活中发挥着实用价值，而历史的状态则是纯粹的文化。

答案：1.B2.B3.A4.B5.D

教案点评：

首先简要介绍作者及其作品风格，之后以资料的形式让学生对“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一个初步的理解，最后以自读练习的形式，引导学生理清思路，概括重点，品味语言，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写作意图。

探究活动

民主德国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平;公平性指标;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收入满足度差距

在经济学领域中,人们一直把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指标来运用。但经济发展到今天,可分配的财富已不仅仅是货币,也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在财富内容多样化的条件下,如果仍然用基尼系数作为分配公平性指标,则不免有失偏颇。公平是公众认为合理的、愿意接受的规范与准则,公平的结果是公众满意和社会的和谐。因此,能否作为公平性指标,其实质就是指标能否测定公众满意的程度和社会和谐的程度。本文试图建立能反映公众满意程度与社会和谐程度的公平性指标论文。

一、基尼系数作为公平性指标的缺陷分析

(一)基尼系数不能全面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整体福利分配的差距

基尼系数是按照居民货币收入多少累计计算的百分比,计算的结果是货币收入差距,反映货币收入差距的程度。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整体福利分配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除了货币收入分配以外,社会财富分配还有许多非货币收入的分配。例如,福利分配、公共产品分配、资本分配、政策分配等,这些非货币收入因素直接影响着人们拥有的实际财富数量。可见,基尼系数反映的货币收入差距仅仅是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整体福利分配差距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二)基尼系数不能准确反映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

基尼系数可以反映货币收入差距,但货币收入差距不能体现居民实际的经济生活水平差距。当国民收入分配和社会整体福利分配(财富分配)一定时,实际经济生活水平差距还与生活方式和物价水平有关。如果一个国家各地区以及各地区城乡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物价水平完全一致,那么,基尼系数所反映的收入差距与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就相一致。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生活方式和物价水平通常是有差异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物价水平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考虑生活方式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基尼系数,要反映真实的生活水平差异是困难的。

(三)基尼系数的有效性会随货币边际效用的递减而下降

随着货币收入量的绝对增长,货币边际效用递减,基尼系数的有效性下降。货币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生活的差别,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低,财富形式仅为货币时,货币收入的差距几乎就决定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差距。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货币收入绝对量的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货币收入的增量对经济生活水平的决定作用减弱,反映货币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有效性也会随着货币收入量的增加而下降。

(四)基尼系数不能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更加富裕。物质生活富裕是为了幸福和快乐,但物质生活富裕并不等于幸福和快乐。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并不是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还包括其它非经济因素,如精神上的满足、心理上的需要、个性化的发展等。

人们追求幸福与快乐,这才是生活质量的标准,而幸福与快乐并不一定与货币收入量相联系。所以,生活质量差距,或者说幸福与快乐差距,不是由单一的货币收入差距所决定的。

(五)基尼系数构造本身的缺陷基尼系数构造的局限性主要是基尼系数所对应的洛伦兹曲线的非惟一性,即不同的洛伦兹曲线可能有着相同的基尼系数(见图1)。

ba线b线a图1洛伦兹曲线

图1中有两条不同的洛伦兹曲线a和b,对应着相同的基尼系数。如果利用基尼系数比较两种分配结构的差异程度,得出的结论是两种分配结构的收入差异程度相同。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线a与线b对应的分配结构是不同的,线a对应的低收入群体相对贫困程度要大于线b对应的低收入群体。如果仅依据基尼系数所反映的结果,两种收入分配结构相同,因而就不能发现其中的差异,政策制定者也就无法依据基尼系数作出最合理的决策。[1]

综合上述因素,一国财富分配差距、生活方式和价格水平的差距、货币边际效用递减和评价生活质量标准的不同,以及基尼系数的构造本身的缺陷,都可能降低货币收入差距的有效性。

二、构建反映社会公平与和谐程度的指标———收入满足度差距

在经济社会里,人们追求货币,并用于换取物质财富。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有效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富裕让人感到幸福和快乐,因此,财富是提高幸福程度的手段。物质财富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追求财富增长最大化,从而使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成为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当货币收入是一切活动的目的时,规范和衡量社会财富分配的尺度与标准自然是货币数量,社会公平与否也主要表现为货币分配公平与否,货币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也就成为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个人的财富都在增加,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财富初期带来的幸福效应下降,财富与幸福之间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满足后,人们往往会引发其他方面的需求,如文化教育、社会保障、自然环境、诚信、公平、廉洁等物质与非物质的需求,这些需求与对财富的需求一起共同构成影响生活满意或幸福的因素。当人们对满意与幸福评价的因素由财富的唯一性转化为多元性时,再用货币收入数量作为规范和衡量分配的计量单位,用货币收入差距作为分配公平性指标就太狭窄了,因而必须构建新的公平性指标。

(一)从萨缪尔森幸福公式到收入满足度由于对生活满意或幸福的评价因素包含了物质与非物质因素,评价指标一定是一个包含多种因素的复合指标。在这个复合指标中,既有客观的物质因素,也有主观的心理因素。能否建立带有主观性因素的指标呢?2002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颁给了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其核心思想是:人的经济行为不仅受人的理性因素影响,而且受心理因素影响。这种观点得到经济学界认同。这标志着当今经济学主流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由以物为本的财富观转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的变化趋势。[2]这就为主观性指标的存在和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著名的萨缪尔森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在这个公式中,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越幸福;当效用既定时,欲望越大,越不幸福。虽然公式涉及的所有变量都是用于主观判断的概念,既不能量化又不能计量,但它揭示了与幸福相关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思路。

依据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笔者建立了收入满足度的测算公式:收入满足度=实际收入/希望收入。用收入满足度测定国民幸福实现程度,其详细建立过程可参见笔者2004年11月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的论文《上海居民收入满足度测试与分析》。[3]显然,收入满足度指标使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数量化,采用可以计量的实际收入替代了不可计量的效用,并用可以计量的希望收入替代了不可计量的欲望,使幸福程度可以用精确的数量来计算和比较。

(二)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的建立

收入满足度可以反映居民生活满意或幸福实现的程度,但是,该指标是一个均值。均值反映的是社会整体的满意或幸福水平,既不能反映个体居民的实现水平,又不能反映个体居民的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和结构。为此,笔者将建立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来反映个体居民生活满意或幸福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和结构,而收入满足度与收入满足度差距的关系犹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基尼系数的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或低,代表的是社会总体的收入水平高或低,但它既不能反映个人实际收入水平的高低,又不能反映个人收入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和结构。所以,要反映个体收入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与结构,就需要用基尼数来表达。同理,收入满足度高或低,可以认为是整个社会平均的生活满意或幸福实现程度的高或低,但要反映个体居民的实现水平和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和结构,就需要有类似表现货币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这样的指标,笔者把这个指标定义为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并用它来反映个体居民生活满意程度和幸福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分布和结构。

一般说,收入满足度差距小,说明全社会居民个体的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差距小,都比较接近收入满足度的均值,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各社会成员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评价比较一致。这表明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社会成员之间没有重大的矛盾与冲突,社会比较和谐。相反,收入满足度差距大,说明社会成员个体对自身生活状态的评价相差很大,完全偏离了收入满足度的均值。这表明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各社会成员之间有较大的分歧,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社会不和谐。

下面运用计算货币收入差距建立基尼系数的方法来计算收入满足度差距。将洛伦茨曲线(见图2)坐标系中的横轴OP设定为按收入满足度从低到高分组的人口累计百分比,纵轴OI表示收入满足度的累计百分比,ObY曲线即为收入满足度差距曲线。收入满足度差距曲线ObY将OYP所包围的面积分成A与B两块,A表示不平等面积,A+B表示完全不平等面积。与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一样,收入满足度差距的计算公式为:收入满足度差距=AA+B收入满足度差距是大于0,且小于1的数值。数值越接近于0,则收入满足度差距越小,代表大多数居民个体收入满足度与社会总体的收入满足度均值相接近,社会比较公平与和谐;收入满足度差距数值越接近于1,代表大多数居民个体收入满足度与社会总体的收入满足度均值偏离越大,社会比较混乱与动荡。IYABba100%80%60%40%20%020%40%60%80%100%P人口累计百分比收入满足度累计百分比O图2收入满足度差距曲线(三)两个指标组合的社会经济意义有了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结合收入满足度,可以解读多种社会状态:高的收入满足度,高的收入满足度差距;高的收入满足度,低的收入满足度差距;低的收入满足度,高的收入满足度差距;低的收入满足度,低的收入满足度差距。对于具体的社会状态,就可以作出具体的分析。

第一种组合,高的收入满足度,高的收入满足度差距。社会整体的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高,但社会成员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对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的感受极不一致。这表明尽管社会总体精神物质高度文明,但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各社会成员之间有较大的分歧和矛盾,社会各种关系不够和谐。

第二种组合,高的收入满足度,低的收入满足度差距。社会整体的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高,社会成员之间的实现程度基本相同,对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的感受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满意、很幸福。这表明社会精神物质高度文明,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各社会成员之间又没有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社会各种关系高度的和谐。高的收入满足度,低的收入满足度差距,将是和谐社会追求的最理想的组合指标。

第三种组合,低的收入满足度,高的收入满足度差距。社会整体的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低,社会成员之间有很大的的差距,对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的感受极不一致,这表明不但社会整体的精神物质文明程度低,而且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各社会成员之间又有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社会非常不和谐。低的收入满足度,高的收入满足度差距,应是最不理想的组合指标。

第四种组合,低的收入满足度,低的收入满足度差距。社会整体的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低,大家感受比较一致,都觉得不满意、不幸福,这表明社会存在一些比较集中且是公认的社会问题,社会不够和谐。再结合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差距还可以对货币收入差距作进一步的分析。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以0.4为警戒线,在0.4以下为安全区域,超过0.4意味着社会面临动荡的威胁。但由于基尼系数存在缺陷,加入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后,就可以全面地评价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超过0.4,如果收入满足度差距小,意味着综合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真正生活水平差距没有货币收入差距大,因此,不一定会引起社会动荡;反之,基尼系数小,但是收入满足度差距很大。就是说,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真正差距比货币收入差距要大得多,即使基尼系数很小,同样会引起社会动荡。

三、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相关性检验由于国内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我们选择使用德国经济研究院(GSOEP)关于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库资料,作为实证分析的依据。由此,我们获得了连续19年的收入满足度数据。

(一)相关性系数的计算和分析运用GSOEP数据,我们计算了1984-2002年德国抽样人群的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和收入满足度差距,如表1所示。然后,再计算同期的收入满足度、收入满足度差距和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1984年至2002年德国抽样人群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差距和收入满足度的线性几何关系,如图3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的相关系数为0.19,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不存在相关性。收入满足度差距和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为-0.34,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不存在相关性。收入满足度与收入满足度差距的相关系数为-0.61,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即收入满足度差距缩小,则收入满足度提高;收入满足度差距扩大,则收入满足度下降。这些结果证实了我们在理论上的推导:基尼系数只反映货币收入数量差距,货币收入数量不是决定人们生活满意和幸福的程度以及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差距的唯一因素,货币收入差距与人们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以及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差距不具有绝对正相关关系,收入满足度差距与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明显负相关。表11984年—2002年德国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及其差距年份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收入满足度差距19840.300.640.2319850.300.640.2119860.310.650.2019870.310.650.1919880.310.650.2019890.310.650.1919900.310.660.1819910.350.620.2219920.320.610.2119930.310.620.2119940.310.610.2219950.310.610.2119960.310.620.2019970.310.600.2119980.320.610.2119990.330.620.2020000.350.640.2020010.350.650.1920020.410.650.19资料来源:根据德国经济研究院GSOEP(1984-2002)年数据库数据计算。

表21984-2002年德国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及其差距的相关系数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收入满足度差距基尼系数1收入满足度0.191收入满足度差距-0.34-0.611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的差距收入满足度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年份0.70.60.50.40.30.20.10差距值及满足度图31984-2002年德国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和收入满足度差距比较结合表1,可作进一步分析,并可得到以下结论:1.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即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不相关。当货币收入差距扩大,即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30上升至1988年的0.31,从1992年的0.32上升至2002年的0.41时,收入满足度却逐渐提高,即从1984年的0.64上升至1988年的0.65,再从1992年的0.61上升至2002年的0.65。基尼系数上升时,收入满足度不降反升,这说明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没有因为货币收入差距扩大而下降,反而有所提高,即居民主观认定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没有因为货币收入差距扩大而下降。

2.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不相关。当货币收入差距扩大,即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30上升至1988年的0.31,再从1992年的0.32上升至2002年的0.41时,同期收入满足度差距却在缩小,收入满足度差距分别从1984年的0.23下降到1988年0.20,再从1992年的0.21下降到2002年的0.19。收入满足度差距的数值始终小于基尼系数数值,这表明德国居民生活满足度差距要比货币收入差距小。这也说明,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不相关,当基尼系数上升时,收入满足度差距不升反降,即货币收入差距扩大,收入满足度差距缩小,居民满足度差距没有因为货币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反而缩小。

3.收入满足度与收入满足度差距数值关系负相关,社会经济意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当收入满足度差距逐渐缩小,即从1984年的0.23下降到1988年0.20,再从1992年的0.21下降到2002年的0.19时,收入满足度却逐渐提高,即从1984年的0.64上升至1988年的0.65,再从1992年的0.61上升至2002年的0.65;当收入满足度差距扩大,从1990年的0.18上升至1991年0.22时,收入满足度却下降,即从1990年的0.66下降到1991年的0.62。收入满足度反映生活满意程度和居民幸福实现程度,收入满足度差距反映社会和谐程度。当收入满足度差距缩小,社会比较和谐时,则收入满足度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就高;当收入满足度差距扩大,社会不太和谐时,则收入满足度低,居民的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低。

(二)德国社会经济实际情况与数据含义相吻合德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也印证了数据的正确性。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德国居民的货币收入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居民货币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30上升到2002年的0.41。但是,在货币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政府完成了使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相接近的社会福利制度,政府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社会福利水平高,福利差距小,物价稳定,社会安定,这些因素弱化了居民的货币收入差距,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差距或感觉的生活水平差距要比货币收入差距小。所以,德国居民收入满足程度依然较高,生活满意和幸福实现程度也较高。

从图3可以直观地看到,19年来德国的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和收入满足度差距数据的具体特征可以分成四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1984-1989年,在基尼系数较稳定的情况下,收入满足度差距逐步下降,同期的收入满足度逐步上升。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实力居欧洲首位,属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人们生活富裕、社会安定、福利保障水平较高,这时期虽然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格局没有很大变化,但人们的生活幸福程度得到了提高。

第二阶段:1990-1991年,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走势一致,呈现出货币收入差距和收入满足度差距同时突然扩大,尤其是1990年到1991年,基尼系数从0.31上升到0.35,收入满足度差距从0.18上升到0.22,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同时收入满足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与19个计算样本总结论相反,这是突发事件的结果。1990年10月3日,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合并,德国实现统一。1991年,GSOEP加入了原民主德国居民的样本,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差异,居民生活水平的差异,以及合并后种种社会矛盾造成问卷数据上的变化,这些都是两国合并后社会经济矛盾在统计数据上的反映。

第三阶段:1992-1996年,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和收入满足度基本上恢复到第一阶段的态势。在德国统一后,随着东部经济计划的实施,l992年后原民主德国地区经济开始走出谷底,逐步回升。经济稳定,社会经济矛盾解决后,社会和谐程度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和幸福程度提高。

第四阶段:1997-2002年,基尼系数与收入满足度差距呈显著的负相关态势,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31持续上升至2002年的0.41,是19年来的最高水平;收入满足度差距却持续下降,一直到2002年的0.19,是19年来的较低水平;收入满足度也持续上升至2002年的0.65,达到19年来的次高水平。这一时期,德国的失业率较高,失业者增加是货币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但在德国强大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失业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也没有影响居民的幸福感,社会和谐指标和生活满意、幸福实现程度指标都较好。

四、结语

基尼系数只反映货币收入数量差距,货币收入数量不是决定财富多少的唯一因素,货币数量差距也不是决定财富分配差距的唯一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形式的多样化,货币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差距的相关性下降。因此,基尼系数不能成为分配公平性的指标,或者说,不能作为分配公平性唯一的指标。

分配公平的结果是公众满意,公众满意的结果是社会和谐。让公众满意的分配因素有物质性的,也有非物质性的。用包含多种因素的收入满足度指标反映公众的满意程度,用收入满足度差距表现公众满意的结果———社会和谐。当人们的价值理念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时,追求生活满意和幸福就成为人类所有活动的最终目标,提高收入满足度就是一切工作的核心。提高收入满足度的方案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收入满足度差距就是选择和评价方案的指标。

综合基尼系数、收入满足度和收入满足度差距指标,可以正确地评价和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参考文献:[1]封建强.基尼系数与满意度曲线[J].统计研究,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