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范文10篇

导语：这里是公务员之家根据多年的文秘经验，为你推荐的十篇派范文，还可以咨询客服老师获取更多原创文章，欢迎参考。

派范文篇1

派范文篇2

作为机关报类的派报刊将如何生存发展，笔者认为，还要从新闻的基本理论，从新闻规律和市场规律中去寻找答案，不断提高报刊质量，来求得生存和发展。

一、明确派报刊的定位。

派作为参政党，其主要职能是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因此，派报刊的中心内容应是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中心，运用自己的优势，参政议政，参加国家各种形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活动，深入调查研究，建言献策。所以，派报刊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的同时，要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为各级政府建言献策，为群众排忧解难，对一些社会热点、焦点、难点，利用派的优势，提出高质量，前瞻性的建议。在百姓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为政府帮忙，替百姓排忧，促进社会安定。

二、遵循新闻规律，不断提高派报刊的宣传报道艺术水平。

报刊在体现对受众的指导性的同时，还应避免办得呆板乏味。报纸不生动活泼，不吸引人，同样没人愿看。因此，派报刊应从提高宣传报道艺术水平上下手，增强报纸可读性。

1．突出派报刊的独特视角。

今天的独家新闻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不仅意味着“第一时间”，还意味着独家观念，独家视角，独家方法，而这正是派报刊努力发挥自己特色的地方。派报刊要特别善于从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三者结合上从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角度，挖掘新闻资源的新意和独特视角。

2．让受众“吃饱”、“过瘾”，全面充分确定受众的信息需求。

派报刊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从时效性上，以及趣味性上无法与综合类日报、晚报、都市报，相比，但派报刊可以从充分满足受众多方面信息需求方面展示自己的优势。要做到这点，需要做好两个饱和度：(1)信息饱和度：从新闻信息的背景过程、结果、影响、前景、意义，后续发展，社会各界的不同看法，专家学者的评估等方面从参政议政的角度展示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深度。(2)感情饱和度代替读者抒发感情，说读者的心里话，通过开辟《读者之声》栏目，让读者自己说话，发表意见，抒发感情，以增强媒体和受众的交流，激发受众的积极参与意识。

3．发挥言论“轻骑兵”的作用，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

派参政议政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小到一般百姓的日常生活，可谓无所不包。派成员一般素质较高，忧患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感也很强，因此在参政议政过程中会发现不少问题，并能提出高水平的建议和观点，给言论这种文体提供丰富的材料。

派报刊要善于对当前形势和中心工作，从中共中央有关精神和实际情况的结合点上发现并提出迫切、新颖的论题，善于从方针，政策的贯彻过程中去洞察矛盾的新苗头，尤其善于关注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不正确的，阴暗的、落后的、消极的，违背中共中央精神和人民利益的思想、言行进行批评和揭露，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三、发挥派报刊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特色

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派的重要职责，自然也是派报刊的主要内容，这是与其他报刊相比较而独具的优势和特色。派报刊应不断开掘和发挥这一优势特色，这也是派报刊与其他报刊竞争的基础和资本。

派报刊的优势包括：

1．派成员绝大多数是中高级知识分子，有许多是在各个领域中的旗帜性人物，有众多的院士，专家、学者和各类专业人才，有众多的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各种形式的监督员、人民建议员、信息员等。他们不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因而具有很高的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能力。

2．新闻资源优势

派中的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各种形式的监督员、建议员、信息员以及一些在政府部门任实职的派成员，他们在参政议政，协助政府开展各项工作中，广泛深入地进行社会调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政策水平，理论水平，以及丰富社会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每年仅就各级政协、人大代表和各派提供的成千上万的党派提案、调查报告，以及各种信息、建议中，既有对国家重大问题的高水平、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也有关系百姓日常生活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建言献策，内容十分广泛、丰富、深刻，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丰富庞大的新闻资源。

四、派报刊也要增强读者意识和服务意识。

媒体的竞争最终是对读者的竞争。派报刊要适应市场经济，走出一条新路，一定要调整读者的定位。

派报刊要依据自己的定位，确立自己的受众对象，只有全方位，多角度地满足自己的受众对象才能占有一定的市场。由于派报刊的特点，它的读者群不同于其他报刊。读者群大致分为三个层次：1．广大派成员；2．广大知识分子；3．一般普通读者。

派成员和知识分子是派报刊的主体读者，因为派成员就是知识分子，无论是派中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般知识分子，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对国家大事有积极的参与意识，忧患意识。他们关注社会问题，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愿望。因此，派报刊要研究分析这个主体读者群，充分地、全方位地，多方面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派范文篇3

在思想史上，很少有象思孟学派这样既有着显赫的地位，又产生不断的争议。说它地位显赫，是因为至少从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传，居儒学大宗；说它争议不断，乃是因为对于“思孟学派”具体何指，其特色为何，甚或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都一直是个存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说，我们所知道的只能是流传下来的历史。这句话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典籍文献（广义的）在历史传播中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思想总是要以各种文献记录为载体才能被后人认识、了解，而一旦因为某种原因，这些作为载体的典籍文献意外失传，那么，不管你的事迹如何轰轰烈烈，也不管你的思想如何高明深刻，都只能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而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而这一切正不幸发生在思孟学派身上。当然，我们说思孟学派在历史上争议不断，决不仅仅是因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后已经失传，[1]更重要的，乃是因为后代学者在争论中往往搀杂了自己的意志、观念，他们真正关注的也许并不是思孟学派的真实面貌，而是思孟到底从夫子那里传下了什么样的“道”。在这种情况下，典籍的遗失、缺乏固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理解、判断，但又何尝不会为后人的借题发挥、“六经注我”提供了便利；而这种借题发挥、“六经注我”虽然不无其自身价值，但它终归已不是思孟学派的原貌。所以，要想揭开思孟学派身上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目，除了依赖新发现的材料外，一种客观、历史的态度同样显得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从春秋战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探究思孟学派的演变、发展；同时更要将其原有的内容与后人的发挥区别开来，终归我们探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而不是作为“道统”化身的思孟学派。

那么，思孟学派是如何提出来的呢，它在思想史上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让我们首先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探讨吧。在先秦典籍中，明确把思、孟作为学派看待的应该是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他在《显学》篇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这里虽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们看作“儒分为八”中的两派，对于二者关系如何，则根本没有提到。不过韩非子“儒分为八”的说法也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说的八派并不处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子张、漆雕氏（漆雕开）等属于孔门的七十二子，约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则已到了战国后期，前后相差约二百余年，所以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显然不能仅仅作为并列的学派看待。又比如，八派中有“颜氏之儒”，孔门弟子中除颜回外，还有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何、颜浊邹等人（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但多数学者还是倾向认为是指颜回一派。如果是这样，那么颜氏之儒就应该是由颜回弟子创立，但又尊奉颜回；因颜回先于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乐正氏之儒”，先秦儒家为乐正氏者有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前人考订乐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儒分为八”中有曾子弟子创立的乐正氏之儒，却没有曾子；如果是后者，则孟子与其弟子分别创立了两个学派。此外，韩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并不能概括孔门后学的全部。象《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贱儒”共有“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韩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张氏”一家；还有，《孟子·离娄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提到的“从弟子百人，设取予去就”的澹台灭明等，显然也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但均没有被韩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费解，搞不清韩非分派的根据是什么。与此不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则思、孟前后相续，认为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

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按照荀子的说法，子思、孟轲不仅前唱后和，主张一种五行说，而且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一批俗儒的支持、拥护。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说法自然有一定根据，所以后世所谓的思孟学派实际也就是由这条材料而来。那么，如何看待韩非与荀子不同的说法呢？我们认为这可能同二者的着眼点不同有关，韩非所说的可能是历史上产生的具体学派，而荀子强调的则是学派间的归属和联系。

我们知道，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主要是通过收徒设教的形式，据刘向《新序》，“孔子年二十三岁，始教于阙里，颜路、曾点、琴张之徒，往受学焉。”是孔子第一次收徒设教，后不断通过这种形式，孔子在其门下汇聚了庞大的弟子徒众，形成了最早的儒家学派。从《论语》、《礼记》等典籍来看，孔子与其弟子的关系往往是宽松、自由的，弟子由于信奉孔子的思想，推崇孔子的人格，来到孔子门下；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离孔子而去，[2]儒家内部似乎始终没有形成严格的组织系统，更没有对学派的传授作出明确规定，体现了儒家不同于一般宗教的特点。所以孔子以后，儒家内部虽然出现分化，但各家立派依然是通过收徒设教的形式。当儒家的某一人物，在门下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弟子，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甚或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便形成所谓的“派”。这种“派”的数量自然会是很多，远远不止于八家，韩非的“儒分为八”只是后人一种笼统、模糊的印象，并不能以此为据。同时，由于韩非乃法家人物，对儒家情况不可能十分了解，他只注意到子思、孟子都曾立派，故从旁观者的立场将其分为两派，至于二者关系如何，自然不是他所关心的了。荀子的情况则不同，他主要是从儒家内部的派别划分来看待思、孟的关系，认为二者在儒家内部处于同一思想路线。在十二子之外，荀子又提出仲尼、子弓，称赞其为“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是“是圣人之不得执者也”，认为自己即是出于仲尼、子弓之后。因此，子思、孟轲与仲尼、子弓实际代表了荀子所理解的儒家内部的两条不同路线，他将思、孟联系在一起，并给予批判，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就荀子而言，他也并没有肯定思、孟就是一个学派。[3]因此严格说来，思孟学派应该是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通称，因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将其联系在一起，称为思孟学派；但在历史上二者则可能是分别独立的，当“孟氏之儒”出现时，“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但由于只是在墨守师说，缺乏创造，所以真正发展了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后起的孟子学派。

荀子在批判思、孟时，特别说到“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表明思、孟一系曾自认为出于仲尼、子游之后。对于这个子游，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子弓之误，理由是荀子“屡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后云‘子游氏之贱儒’，与子张、子夏同讥，则此子游必子弓之误”（王先谦《荀子集解》引）。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别处之所以屡言‘仲尼子弓’者，是荀子自述其师承；本处之所以独言‘仲尼子游’者，乃子思孟子的道统。这是丝毫也不足怪的。”[4]所以按照荀子的记载，子游应该是对思、孟产生过影响的重要人物。子思与孔子年龄相差较大，不可能接受孔子的教诲，子思的父亲孔鲤也早卒，说子思受到孔子弟子的影响，完全符合情理。不过从思、孟的言论来看，他们似乎较少谈到子游，而是更多地谈到孔子的另一个弟子曾子。如在《礼记》中，子思常与曾子讨论孝亲执丧；孟子也常将曾子、子思并举：“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於我室，毁伤其薪木。’……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这里的“同道”是说曾子、子思具有相同的思想方法，而并不是说在传授“道统”，但也说明在孟子眼里，二人确实具有某种联系。此外，《孟子》一书提到曾子九次，对曾子十分推崇。在孟子笔下，曾子常常被描绘成刚强、弘毅，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

昔者曾子谓子让、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公孙丑上》）

曾子曰：“普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公孙丑下》）

这里的曾子显然就是孟子的化身了。孟子在思想上也受到曾子的影响，“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与曾子以“忠恕”释“一以贯之”相同。正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往往认为思、孟实际是出于曾子一派。不过仔细分析，以上两种观点其实也并不矛盾。前面说过，子思虽为孔子之后，但他既未及遇孔子的垂教，又经幼年丧父的变故，主要是在孔子弟子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样一来，与其发生联系的人物自然不在少数，而曾子、子游可能是其中较为重要者，子思与其二者在思想上也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荀子说思、孟一系曾经推崇子游，应该是有根据的。至于曾子，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则较为复杂，除了对思、孟产生影响外，可能与荀子也具有某种联系。据笔者统计，《荀子》一书多引曾子的言论，对曾子似乎也十分重视（详见第三章）；而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吴起乃早期法家人物，竟然也曾受学于曾子门下，这样看来，曾子便是思想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从曾子的思想来看，孟子虽然称其“守约”，突出了其重视内在精神的一面，但史书也不乏曾子有关论礼的记载，说明他对于外在礼仪同样十分关注，这样以后的孟、荀实际都有可能与他发生联系，产生共鸣。而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当荀子在对儒家各派进行批判总结时，便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只将子游划归思、孟一系而不谈及曾子，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可能曾子、子游都对思、孟产生过影响。

及至汉代，思、孟一系的说法得到当时学者的进一步确认。《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司马迁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据学者考证，子思约生于公元前483年，卒于公元前402年，而孟子一般认为约生于周烈王4年，公元前372年左右，[5]所以孟子一生实际并没有见到过子思。但孟子虽然不及见子思，却受业于子思弟子，仍然间接受到子思的影响，二者在思想上可能具有某种一致性，后人所谓的思孟学派也应该主要是对此而言。不过当时似乎更流行的是孟子师事子思的说法，如刘向《列女传》：“（孟轲）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班固《汉书·艺文志》：“名轲，邹人，子思弟子。”赵歧《孟子题辞》：“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应劭《风俗通义·穷通》：“孟子受业于子思。”《孔丛子》甚至杜撰出孟子拜见子思的一幕：“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子思之子）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杂训第六》）这里似乎在暗示人们，孟子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影响，乃是因为得到子思的提携、欣赏。《孔丛子》还编造出孟子请教子思的内容：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同上）

孟子十分重视仁义，曾批评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但这里的“子思”却似乎对孟子已有所不满，教导他要“先利之”，并讲了一番“利”与“仁义”的大道理。这里内容虽然是虚构，却表露了这样一种信息，即编造者在有意借子思之口对孟子的某些言论作出修正，把子思说得比孟子更高明。此外，编造者还有意将孟子的言论套在子思头上，让子思以此对孟子进行训导：

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赴时，商之趣利，恶有不至者乎！”（《居卫第七》）

《孟子·告子下》有曹交向孟子请教“人皆可以为尧舜”，问“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孟子回答：“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不难发现《孔丛子》的这一段文字实即来自于《孟子》，只不过对原话作了改动，孟子也由教导者变成了受教导者。

“《孔丛子》一书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6]全书共二十一篇，其中前四篇记孔子事，第五至第十篇记子思事，第十二至十四篇记子高（子思玄孙）事，第十五至第十七篇记子顺（子高子）事，第十九篇至二十一篇子鱼（子顺子）事。除了第十一篇《小尔雅》、第十八篇《诘墨》性质较特殊外，全书可分为五大段，记录前后二三百年之事。据黄怀信先生的研究，书中“记孔子、子思、子高的三部分均有原始材料，其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7]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述文字就有可能是出自子思后学之手，由子思后学加工而成。而他们这样作，显然是要借孟子来抬高自己，属于思、孟一系的内部纷争。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后孟氏之儒已经不传，“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而子思之儒却因为孔氏家族的缘故流传下来。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子思以下的世系为：子上——子家——子京——子高——子顺——子鱼。其中子思是孔氏家族中仅次于孔子的人物，在家族内占有显赫的地位，其思想不可能不对以后的孔氏家学产生影响，并被后者继承下来，这样子思之儒便融合在孔氏家学之中，“子思学派的思想也就是孔氏家学所主张的”。[8]但孟氏之儒虽然已不传，孟子的思想在汉代仍有较大影响。“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同上）不仅《孟子》一书在文帝时曾一度立于学官，设置传记博士，孟子的仁政说更是影响到包括贾谊、贤良文学等在内的众多人士，成为总结历史、评论现实的重要理论依据。可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子思后学故意篡改了思、孟二人的关系，将孟子说成是子思的弟子，编造出子思训导孟子的具体情节，将孟氏之儒归入子思之儒，将历史上曾经相对独立的两个学派说成是同门的师徒相传，这本来不过是子思之儒的宣传手段，却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影响到对思孟学派的理解和判断。[9]

唐宋以后，思孟学派的面貌又有新的变化，这一时期随着道统论的出现，思孟学派开始与道统结合在一起，成为道统的传递者，与此相应，其地位也不断提高，几乎成为儒学正统的代名词。汉魏以降，佛老流行，儒学衰微，逮至唐代，韩愈崇儒学，批佛老，首倡道统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之传之舜，舜以之传之禹，禹以之传之汤，汤以之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集·原道》）儒学之道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传授系统，它从尧舜时代就已经开始，远比佛老要久远的多，这一传授系统后经孔子传与孟子，孟子以后却不传。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送王秀才序》）这实际是将思孟学派置于尧舜以来儒学道统传人的位置，而这个思孟学派在韩愈的眼里是指：曾子——子思——孟子。韩愈的道统说得到宋明理学家的普遍认可，二程、朱熹都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

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

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观其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底言语，可见。虽是做工夫处比颜子觉粗，然缘他资质刚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朱子语类》卷十三）

二程、朱熹不仅肯定了曾子、子思、孟子的传授系统，还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独立出来，与《论语》、《孟子》一起合为四书，并将《大学》定为孔子之传而“曾子作为传义以发其意”。这样理学家所推崇的四书便成为思孟学派的传世文献，是了解思孟学派道统的依据，而理学家则成为道统的承继者，一部宋明理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思孟学派重新理解、阐释的历史。由于理学家是用道统论看问题，而道统论并非一种历史观，而是一种文化观，它所关注的不是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而是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所以他们不是将思孟学派看作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注重其内部思想的分歧和差别，而是认为孔、曾、思、孟“一以贯之”，传递着相同的“道”。这个“道”他们认为主要是“性与天道”的问题，是心性的问题，并以各自的理论形式对此作了重新阐释和发挥，形成理学、心学的不同派别。可以说经过理学家之手，思孟学派呈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晰的面貌，其每一个概念、命题都得到细致的分析和梳理，并深深影响着后人的理解，不过由于理学家主要是在“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这种分析和梳理越是细致，越是可能偏离了本来的面貌。

理学家将思孟学派说成是道统的传递者，而这个道统又主要是指内在的心性问题，这一看法在当时已受到学者的非议，如南宋学者叶适认为曾子以“忠恕”解“一以贯之”，并没有得到孔子的认可，未必符合原义，只能算是个人的理解。“以为曾子自传其所得之道则可，以为得孔子之道而传之则不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习学记言》卷十三）说孔子传道于曾子，并无事实根据。叶适还非常重视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一语，认为它才真正是孔子所传之道：

孔子曾告曾子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既唯之，而自以为忠恕。案孔子告颜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己不必是，人不必非。克己以尽物可也。若动容貌而远暴慢，正颜色而近信，出辞气而远鄙倍，则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不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且其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尊其所贵，忽其所贱，又与一贯之指不合。故曰：非得孔子之道而传之也。”（同上）

“克己复礼”是以外在的礼仪为实践原则，“盖欲此身常行于度数折旋之中”。而曾子临终前告诉孟敬子的仅有“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三事而已”（见《论语·泰伯》），对于“度数折旋”等外在礼仪则有所忽略。所以“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遗略，未可谓至”。既然曾子并不曾得道，那么，说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自然就没有了根据。可见，即使在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对于思孟学派也是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清代以降，考据学盛行，宋儒推崇的四书自然成为人们考证的对象。据说戴震十岁入塾读《大学》章句，便向塾师质疑说：周朝、宋朝相去二千年，《大学》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朱子何以知其然？（见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在清代考据学者看来，宋儒将《大学》归于曾子，本身根据不足，是个需要证明的问题。以后陈沣、陆奎勋等清代学者通过考证认为《大学》成书较晚，不可能为曾子所作；而袁枚、叶酉、俞樾等人根据《中庸》“车同轨、书同文”等语，断定《中庸》一书晚出，同样非子思所作。既然理学家据以立论的经典并不可靠，那么，他们所宣扬的道统自然也就有了疑问。为了反对宋儒空谈心性，清代学者提倡躬行践履，对于礼学尤为重视，一度出现礼学复兴，于是有学者主张孔门真传实际是礼，如黄以周说：

圣门之学者重约礼，礼者理也。曾子之学尤湛深于礼，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孔圣一贯之传。《大戴记》录《曾子》十篇立言制事，悒悒勿勿，深有得于礼教者，其受学孔圣也。内验身心，外究事理，于礼之大本大经，聆之，审体之，退而与游、夏诸子互商节目，吊之裼袭，奠之东卤，祖之反宿，一一讲明，必求礼义之安而后已。初未尝偏执己见，悻悻自是，曾子忠恕气象乃尔。……曾子之穷理，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故卒能得见孔圣一贯之传，又何闲焉？（《儆学杂著·曾子论礼说》）

孔子的“一以贯之”并非是忠恕，而是礼，曾子得孔子之传也主要是礼，这里曾子又被说成“本末兼澈，经权并明”，“深有得于礼教者”。不过到了晚清，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早期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均力排曾子，认为传道统者实为子游。如康有为说：“著《礼运》者，子游。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颜子之外，子游第一。”（《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孟子微·序》）梁启超说：“《春秋》太平世之义，传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篇攻子思、孟子云：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可见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孔子也。此派为荀派所夺，至秦而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康、梁之所以重新提出子游，除了学术的原因外，恐怕还是因为从子游那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大同”说吧。看来思孟学派已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还往往被赋予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内容，由此呈现出一幅幅不同的面貌。

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和资料的缺乏，当代以来的思孟学派研究难以取得较大突破，不过仍有学者作出了有益的探讨，如郭沫若先生考察了儒家八派，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孟氏自然就是孟轲，他是子思的私淑弟子。乐正氏当即孟子弟子乐正克。但这一系，事实上也就是子游氏之儒”。郭氏还对思孟五行进行了考证，认为可能是指仁义礼智诚。[10]

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中专门列有思孟学派一章，并对其作了重新评价。“我们认为，曾子与思、孟的思想确是在一条线上发展的，然而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则绝非事实。因为，曾子思想本来是思、孟学派的理论来源或其萌芽形态，但不是孔子思想的真传。这就是说，曾子虽然在文字形式上‘言必称师’，而在思想实质上，则抛弃了孔学的积极成分，而片面地承继了并且扩大了孔学的消极的成分。我们在第六章里，所以将曾子列为孔学优良传统萎缩阶段的一个支派的开端，正指此事。”[11]

1973年马王堆帛书出土，其中《老子》甲本卷后附录古佚书四种，庞朴先生经过研究，将佚书之一命名为《五行篇》，认为其中谈到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即是人们争论不休的思孟五行说，由此揭开了思孟五行之谜，同时将思孟学派研究向前推进一步。[12]不过由于帛书的年代较晚，当时学者一般倾向将其看作思孟后学的作品，这多少使帛书的学术价值打了折扣，加之在《五行》的理解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思孟学派的研究虽出现一缕曙光，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观，有学者甚至针锋相对，提出不同意见，根本否定帛书的“五行”说。[13]

（二）

王国维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郭店竹简的出土，给思孟学派研究带来新的转机。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批竹简，经整理有文字的共有730枚，其释文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一经公布，立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掀起研究的热潮。郭店竹简的内容，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著作。经整理者编连后，属于儒家的著作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二、三等十四篇。目前的编连结果可能不是最佳的，研究者已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其中尤集中在《成之闻之》一篇，类似的调整还可以进行，不过总体来看，各篇的内容基本是清楚的。由于郭店竹简的形制不完全一致，十四篇儒家简的形制可分为三类：（1）简长三二·五厘米左右，两端修成梯形，编线两道：有《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五篇。（2）简长二六·五——三○·六厘米，编线两道：有《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等四篇。其中《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简长二六·四厘米，两端修成梯形；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简长二八·一至二八·三之间，两端平齐。（3）简长一五——一七·五厘米，编线三道：有《语丛》一、二、三等三篇。

据发掘报告，[14]郭店一号墓属于战国中期后段，约当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初。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该墓位于楚国郢都外墓地的范围之内，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这一带楚墓的时代序列已经排定，因此整理者对墓葬年代的推断应该是可信的。通过对相邻楚墓的分析，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断定郭店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三○○年；竹简的书写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竹简著作的年代自然还要早些，均在《孟子》成书之前。而从竹简的内容看，其中有据记载原属于《子思子》的《缁衣》一篇，有曾经在马王堆出土，记录思孟“五行”说的《五行》一篇，更有明确提及子思的《子思见鲁穆公》一篇，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人们一个信息：这批竹简会不会属于已遗失的《子思子》中的一个部分？有没有可能早已失传的《子思子》不经意间被我们重新发现？如果是这样，透过这批竹简我们将看到思孟学派怎样一副面孔？围绕这些问题，学者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时间思孟学派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李学勤先生率先著文，根据墓葬的年代以及竹简的内容，认为“简中的一部分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孙孔伋一系的作品，这些简的发现对于学术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子思子》，李先生认为“同其他子书一样，不一定是子思一人的手笔。《韩非子》说‘儒分为八’，有‘子思氏之儒’，是子思的徒裔颇多。子思卒于公元前五世纪末，到郭店墓下葬不过百年，估计竹简《子思子》不会晚于子思的再传弟子”。至于竹简哪些属于《子思子》，李先生认为有《缁衣》、《五行》、《鲁穆公》三篇。[15]在另一文中，李先生肯定《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与《子思子》也有一定关系，并指出郭店竹简对于理解《大学》、《中庸》等传世文献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儒书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中庸》出于子思，而且可以推论《大学》确可能与曾子有关。《大学》中提出的许多范畴，如修身、慎独、新民等等，在竹简里都有反复的论述引申。……由此可见，宋以来学者推崇《大学》、《中庸》，认为《学》《庸》体现了孔门的理论理想，不是没有根据的。”[16]

姜广辉先生进一步推断郭店竹简多数应属于《子思子》，他提出四条判断标准：（1）以《荀子·非十二子》之语为参照，（2）以《中庸》为参照，（3）从子思“求己”的学术主旨出发，（4）透过子思的思想性格。通过以上标准的审查，他认为竹简中《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达以时》、《成之闻之》前半部分、《鲁穆公问子思》、《六德》诸篇应为子思所作。姜广辉先生还对孔门后学进行了重新划分，以此来确定思孟学派的传承。他认为所谓的思孟学派是指子游、子思、孟子一系的“弘道派”，“在早期儒家之中，这一派人民性、主体性、抗议精神最强，是早期儒家的嫡系和中坚。”而曾子一系属于重孝道的“践履派”，“这一派重孝道的践履，其基点在家庭父子关系上。这一派所讲的孝道是广义的。”认为子思出于曾子一系，是朱熹等理学家出于建构道统论的需要，并无事实根据。此外还有子夏一系的“传经派”和子张一系的“表现派”。姜广辉先生根据新出土的竹简资料，对儒家道统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它并非是由理学家所宣扬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真传，而是“由‘大同’说的社会理想、‘禅让’说的政治思想和贵‘情’说的人生哲学所构成的思想体系。”[17]这一思想体系主要由思孟学派所倡导、发扬，并在今日依旧显示出积极的意义。

庞朴先生则着眼于儒家思想的发展线索，将郭店竹简定位为“孔孟之间”，对思孟一系的心性说作了有益探讨。他认为孔门后学“在解释为什么人的性情会是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大体上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两种致思的路数。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明心见性；向外探寻的，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大学》而荀子”。郭店竹简在思想上代表了向内求索的方向，“它也谈天，甚至很有可能是从天开始构筑自己体系的。但它着眼之点不是天道，而是天命；不是天以其外在于人的姿态为人立则，向人示范，而是天进入人心形成人性，直接给人以命令和命运。”并由此展开为性与命、性与情、性与心三方面的问题。[18]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如李泽厚先生认为郭店简“虽有《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诸篇，却并未显示出所谓‘思孟学派’的特色（究竟何谓‘思孟学派’，其特色为何，并不清楚）。相反，竹简明确认为‘仁内义外’，与告子同，与孟子反。因之断定竹简属‘思孟学派’，似嫌匆忙，未必准确。相反，竹简给我的总体印象，毋宁更接近《礼记》及《荀子》。……就总体说，竹简重视外物对‘心’‘性’‘情’的作用，强调陶冶、教育的人为造作，分析、论述具体细密，而不是孟子那种模糊、笼统而神秘的‘扩而充之’‘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类的说法。此外，竹简专注于‘人道’，‘知天’处于次要位置，……凡此种种，其基本倾向似更近荀而不近孟；更可能是当时派系分化尚不鲜明，只是处于某种差异中，因此不能判其属于某派某子”[19]。此外，还有学者反对将郭店竹简多数归于《子思子》，而是认为应将其看作类似于《礼记》的儒家总集。[20]

郭店竹简与《子思子》的关系似难以否定，即使最有怀疑精神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至少竹简中的几篇与《子思子》具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对于思孟学派而言，分歧的焦点可能就不仅仅是资料的问题，同时还是理解的问题。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一代一代学者的“六经注我”、借题发挥，使思孟学派被涂上各种色彩，显得班驳陆离、面貌杂驳，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何谓‘思孟学派’，特色为何”的疑问，应该说并不奇怪；同时，由于道统论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在讨论思孟学派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思、孟将等量齐观，而忽略了从子思到孟子乃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既然是发展过程，其间自然有差别、有变化，当然也有统一；人们往往认为思孟学派突出、发展了孔子的仁，具有“内在性”的特点，却忽略了在儒学那里，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起初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所谓“内在性”和“外在性”本来也只是相对而言，就思孟学派来说，其“内在性”的一面也是逐步发展而来，一开始并不可能那么绝对、纯粹；人们往往用孟、荀的差别看待早期儒学的历史，总是要在儒学内部划分出泾渭分明的不同阵营，并由此产生非此即彼的无谓争论，而忽略了儒学内部的分化乃是逐步形成的，不同阵营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和渗透。我们认为在思孟学派研究中，历史的观念是十分重要的，要想揭开思孟学派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貌，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将思孟学派看作一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不应以任何形式的“道统”论先入为主；同时我们坚信，思想、学说的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具有自身的规律，而不应是杂乱无序的。在儒学的发展中，思、孟因处于同一思想路线，因而前后相续，具有某种思想上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是“具体中的同一”，只能在具体的历史中表现出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我们最为强调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对以下问题作出讨论，以期对思孟学派有一全面、客观同时是全新认识。

孔子的思想如何？他提出了怎样的问题？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线索是什么？从这一线索出发，思孟学派处于何种地位？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具有哪些特点？

孔子到子思的中间环节是谁？是荀子所说的子游？还是孟子经常提到的曾子？抑或是他们二者？尤为重要的是，将曾子或子游与思孟看作一系，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因为曾子或子游与子思、孟子有“道统”的一脉传授？还是因为子思曾经从曾子或子游问学，有学术上的交流、讨论、启发、影响等等，而子思与他们的思想也具有某种一致性？

《大学》、《礼运》、《大戴礼》“曾子”十篇等传统文献的作者、成书如何？《大学》是否是如宋儒所言，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礼运》与子游氏之儒关系如何？其成书大致是在什么时间？《大戴礼》“曾子”十篇与《汉书·艺文志》儒家类的“《曾子》十八篇”是一种什么关系？它是否即是“十八篇”中的一部分？透过这些文献，我们能否对曾子、子游的思想有一新的认识？

竹简《性自命出》的作者和思想如何？它对于理解早期儒家心性论具有何种意义？竹简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命题，与《中庸》“天命之谓性”形式相近，但所谈人性有所不同，有学者提出“后儒直到今天的现代新儒家对‘人性’和‘天命’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阐释，似乎值得重新考虑”，那么，早期儒学是如何看待“性命”、“天道”问题，其道德形上学有何特点？具有哪些类型？

子思的作品有哪些？竹简中哪些可能与子思有关？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五行》的内容如何？它是否即是思孟的五行说？《中庸》的成书又如何？根据新出土和传统文献，子思将会呈现出一幅怎样的思想面貌？其思想是否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还有，从子思到孟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他们思想具有哪些内在联系？又具有哪些差别？我们将思孟看作一系，真正根据是什么？

郭店竹简有大量“仁内义外”的论述，结合《墨子》、《管子》、《孟子》等文献，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存在一个“仁内义外”思潮，那么，这一思潮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具体内容如何？与思孟学派是什么关系？孟子批判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

与早期儒家重“情”的思想特点相应，孟子的“四端”说似乎更应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它又是如何产生、提出的呢？在孟子思想中又居于何种地位？孟子对孔子的仁作了哪些发展？他的“仁义内在”说在思想史上具有何种地位？

郭店简中有大量谈“生”的文字，提示我们古代“生之谓性”的传统曾对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儒家人性论包括孟子性善论，均不应与这一传统对立起来，而应放在这一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那么，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我们将对儒家人性论将获得怎样新的认识？对思想史研究的范式又将带来怎样革命性的变化？

注释：

[1]除《汉书·艺文志》外，《隋书·经籍志》也提到“《子思子》七卷”，但对这个“七卷”的内容有学者表示疑义，如宋濂《诸子考》说：“《子思子》七卷，亦后人啜辑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故暂不讨论。

[2]《战国策·赵策》：“楼缓（对赵王）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之母乎？公甫文伯宦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者二八。其母闻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者，（《新序·善谋》作“孔子”）贤者也。逐于鲁，是子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这位公甫文伯就曾作过孔子的弟子，后因孔子“逐于鲁”，又离开了孔子。

[3]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判的对象如它嚣与魏牟，陈仲与史鰌，墨翟与宋鈃，慎到与田骈，惠施与邓析等等，往往是由于其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或同属于某一家，而并没有肯定它们就是一派，子思、孟轲的情况应该与此相同。

[4]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14页，群益出版社民国三十五年版。

[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子思生卒考》及《孟子生年考》，第173～175页、第18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6]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60～64页。

[7]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31～37页。由于《孔丛子》提到孔子十九代孙孔季彦之死，没有再下一代，可知其最后的编定者离孔季彦不远。黄氏推定为“东汉桓帝永康元年（167）至灵帝建宁元年（168）之间”。

[8]王葆玹：《晚出的“子曰”及其与孔氏家学的关系》，《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国际学术论文会》，第927～931页，国际儒学联合会1999年10月编。

[9]如《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司马贞索隐云：“王邵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反倒以后来的“宣传”修正历史的原貌。

[10]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13～123页。

[1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版。

[12]参见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7月版。

[13]赵光贤：《新五行说商榷》，《文史》第14辑，第341～346页；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第290～299页,人民出版社1983版。“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14]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35～48页。

[15]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第28～30页；又见《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第75～8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6]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人民政协报》1998年6月8日；又见《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第13～1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

[17]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56～61页。（又见《中国哲学》2000年第20辑，81～92页。）及《郭店楚简与道统攸系——儒学传统重新诠释论纲》，《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第13～40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18]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88～95页；又见《中国哲学》第二十辑，第22～35页。

派范文篇4

下派之初，我通过调查走访，了解掌握了社区基本情况。我所任职的碾盘社区位于县城涡河以北的城乡结合部，现已被列为城市规划区，目前属于过渡时期的城郊型社区。1.社区基本概况：总人口2105人，有5个自然庄，分9个村民小组。1个党支部，3个党小组，26名党员，其中女党员2名，35岁以下党员6名，高中以上文化6人，致富能手4人，流动党员3人。2.经济发展特点：因为靠近涡河岸边，社区内现有4个码头，一个归社区集体所有，另外3个为私人码头，码头收入成为社区集体和个人收入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一部分居民多以养殖（养鸡）为主，现有一千只以上养鸡户31家，养鸡存栏量达到6万只左右。有三分之一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城市打工，从事第三产业。3.工作难点：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碾盘社区土地逐渐被征用，目前人均耕地日益减少，又加上社区集体收入很少，仅有码头承包费每年15000元，社区居民失地后的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都增加了工作的难度。4.存在问题：从党员队伍来看，年龄上老党员多，青壮年党员少；文化结构上文盲半文盲多，有知识有发展头脑的少；性别结构上男党员多，女党员少，特别是年轻有知识的女党员少。这样“三多三少”的党员队伍很难体现党的先进性。

基于以上基本情况，根据下派任职工作目标，我和社区两委主要做了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组织，规范各项工作制度。

“加强组织”是省委对下派干部“六句话目标要求”的第一句话，社区支部作为党的最基层的战斗堡垒，能否肩负起带领群众致富的重任，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党员干部队伍，有没有一个以社区支部为核心的团结坚强、富有号召力、领导力的社区两委班子。到社区任职以后，我把这项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具体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加强阵地建设，规范党员活动室。刚到任那天，我曾经面对社区“一贫如洗”的党员活动室而一筹莫展：门窗残缺不全、墙面斑驳陆离、室内仅有的物品是一张破旧的乒乓球桌和几条长凳。这样的条件显然不能适应党员教育的新形势、无法满足党员活动的新需求。为此，我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实事就是把党员活动室按照组织上要求的“八有”标准进行完善。经过一年的努力，社区党员活动阵地已经展现新貌。

2.加强班子建设，提高班子战斗力。今年5月份，为了加快漆园办事处园区建设步伐，促进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在办事处领导的重视和领导下，对社区两委班子做了重大调整，调整后的两委班子成员精诚团结，思想解放，有很强的发展意识和服务意识，战斗力较以前有很大的增强，为社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培养发展新党员，为社区党组织输入新鲜血液。通过“双培双带”活动，目前已有3名致富能手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被支部列为党员发展对象，。有1名预备党员按期转为正式党员，并列为社区后备干部。党员队伍建设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4.规范各项工作制度。建立了党员远程教育学习制度，建立健全了党员学习生活制度，党员双向承诺制度，完善了社区干部日常工作考勤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确保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和党员活动的正常开展。

5.实行党务公开和村务公开.社区于今年三月份按标准建了公开栏，每季度首月的15日为党务公开和村务公开日。让社区各项工在阳光下操作，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

二·发展经济，富裕居民，加快园区建设步伐。

“发展经济，富裕农民”是我们下派干部工作的重点。鉴于碾盘社区的地理优势及特点，我们社区两委将社区发展方向定位为“抓住码头求效益，立足养殖求规模，依托园区求发展”。

1.利用涡河沿岸的地理优势，在码头上求效益，这是增加集体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我们给予了保护和扶持。

2.居民以养鸡为主的养殖业渐成规模。成为社区居民收入的又一主要来源。对于养殖大户，我们不断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鼓励，政策上的引导，还帮助他们申请项目资金，帮助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

3.加快园区建设步伐，促进社区经济发展。自下派以来，社区两委在园区征地方面，配合办事处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年来社区已征地256亩，有9家招引资企业进驻。其中，春雷驾校占地70亩，阿康肥业占地45亩，利大利肥业占地10亩，艳阳天肥业占地10亩，南通远洋肥料有限公司占地25亩，阿迪特斯服装有限公司占地20亩，华良木业有限公司占地40亩，凯祥食品厂占地6亩，源森木业占地30亩。这些企业目前正在投资兴建中，这将为蒙城解决一大批劳动力就业，并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增加社区居民收入的又一个有效途径。

4.加快社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社区两委在上半年配合县、办事处，做了很多对涡河大坝加固拆迁的宣传工作，目前此项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按照规划要求，辖区内的村村通工程蒙王路已于上半年修好，赵庄居民组还修复了水泥路面1500米，方便了群众出行，改善了社区路况，提高了群众生活质量。

一年来，居民的年均收入由去年的2660元增加到2860元。其中码头收入200万元，养殖业收入180万元，种植业收入50万元，外出务工收入170万元左右。随着园区建设的发展，居民的收入还有望增加。

三·抓好综合治理，注意矛盾排查，维护社会稳定。

“维护社会稳定”也是下派干部的重要职责之一。为此我们社区两委做了以下具体工作：

1.开展法制教育。今年是“五。五”普法第二年，3月份是宣传月，社区两委对不同人群先后进行了4次法制讲座。4月份，社区两委组织40多人到县大戏院听取县委、县政府关于打击“两违”工作动员报告，回来后成立了“两违”整治工作小组，对社区违法建房、私自买卖土地进行规范，对现有房屋进行逐人逐户登记，严格一户一宅制度。

2.做好矛盾化解。上半年，社区两委先后调处矛盾6期，阻止了上访户2期，一些矛盾在基层得到了处理，并使一起治安案件未能转为刑事案件。

派范文篇5

二、制作工艺创新：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为内画艺术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市场空间，内画市场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制作工具的改进和制作技法的创新将为提高生产率而适时产生。从传统的竹签笔、竹勾笔到金属勾笔再到“钻石粉勾笔”，从纯手工内画到照相技术的引进，冀派内画就是在适应市场需求的过程中发展壮大。

三、题材风格创新：载体和制作工艺的创新为题材风格的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冀派内画精皴细染、造型准确、风格典雅、色彩丰富、生动传神，除临摹古代经典题材作品如山水、人物、花鸟、动物、书法、博古外，还提倡内画的首创作品。它融入西洋的写实风格，借鉴西方油画不用墨线勾勒而采用明暗过渡和投影的手法，增加了现代题材的动物、山水和人物。各种商业文化和时尚文化闯入内画，使内画这一传统艺术焕发了勃勃生机，更易为时代和国际所接受，从而也更具市场价值与收藏价值。

四、人才培养创新：行业体制的创新对于促进和发现、培养更多的内画高精尖人才，提高内画行业的整体素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冀派内画专门成立了衡水习三工艺美术中等专业学校，通过多媒体教学等现代化教育手段，为内画艺术培养现代化后备人才。从这里毕业的学子，为冀派内画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办学至今，该校已为社会输送了2000多名优秀人才，多名学生先后10多次在全国工艺美术大赛上获得大奖。

派范文篇6

1会计委派制述评

会计委派制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义，一般是指由政府有关部门，包括财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经贸委等部门，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主管、财会机制负责人和一般会计人员，经考核录用后，派到需要进行监控的单位从事财务会计工作。这一制度时下正在不少地区积极试行，如湖北、四川、江苏、重庆等地，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长远战略来看，“会计委派制”不是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价值取向，因为它存在以下缺陷：

1.1会计委派制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要求[1]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价值取向，独立的法人财产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要求。现代企业依靠独立的法人财产具有了“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立的人格”使现代企业不服从行政权威，而服从于市场权威，使现代企业对行政命令产生了“抗逆机制”，以维护单位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而在现代企业内部形成了一套客观、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现代企业制度最根本的要求是现代企业必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因此，不能将产生于企业内部管理需要，服务于企业管理，企业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职能机构-企业会计与会计机构独立出去。会计委派制割裂了会计与企业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与现代企业制度水火不相容，是会计委派制最根本的缺陷。

1.2会计委派制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关系，将会计人员置于“两难”的尴尬的境地

衡量一种企业制度是否是现代企业制度，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关键的一点是看这种企业制度是否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责任与权利相统一的本质要求。现代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认为：一个人或组织不能接受来自于两个以上的命令来源。因此，会计委派制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国家与企业的双重领导机制能够协调一致，形成事实上的一个命令源。会计委派制一方面意味着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的外倾化，另一方面意味着动力结构基本内倾化。权力结构和动力结构的脱节，导致了企业会计人员责任与权利的脱节，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与国家在利益分配、目标、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矛盾，当国家与企业存在矛盾时，委派的会计人员怎么办？倾向国家就可能被“炒鱿鱼”或“穿小鞋”，偏向企业又与会计委派制的初衷相悖，会计人员必将处于两难境地。

1.3会计委派制与《会计法》立法宗旨相悖，是对会计监督的误解

提出会计委派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计监督乏力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严重。根据《会计法》，企业内部会计监督作为一种经济监督形式，主要是衡量和评价企业内部其它管理控制行为的有效性。企业内部会计监督的成败并不取决于会计本身，而取决于决策机构对会计的认识程度、利用程度和信任程度，取决于决策机构对会计合理化建议的采用率。根据《会计法》，我国会计监督体系是由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企业内部会计监督四部分组成。司法监督主要通过司法机关对违法会计案件的判决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会计行为依法进行。如对“琼民源”聘用的会计班文绍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的司法判定。[2]行政监督主要是政府有关机构通过服务和支持等方式约束规范会计行为，这主要体现在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监督上。社会监督主要是会计职业人员和自律性组织通过业务活动来矫正会计行为，从而起到维护会计秩序的作用。社会监督的主体是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主要是指会计机构和会计工作在单位“管理层”的授权下，对单位的财务经济活动进行监督控制，对授权“管理层”负责。《会计法》突出了内部控制的要求，体现了单位负责人对法律负责、单位其他人员对单位负责人负责的立法基本精神。形成我国目前会计监督不力的根源在于企业内部监督承担了部分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职责，这是一种“错位监督”，这种“错位监督”是使会计人员处于两难境地的根源。为强化会计监督力度进行会计委派是对《会计法》会计监督体系的误解，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定国安邦的长久战略之策。

1.4会计委派制实际操作问题

1.4.1企业会计人员的身份问题

会计委派制意味着会计机构中的负责人、主管会计和会计人员不再属于企业，而是属于政府或者其职能部门的委派人员。企业财会人员就由企业的“内当家”变成了企业的“外管家”，其工作范畴属企业财务，身份却变成了准国家干部或委派的监督人员。实际工作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诸如董事、监事、经理）必然对委派人员怀有戒备之心，要么违背委派初衷，与企业管理人员“同流合污”，要么被架空，认认真真做假账。

1.4.2委派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待遇问题

企业经济效益有好坏之分，则其所属的会计人员待遇也应有差异。如果委派人员按原标准执行，则工作相同，待遇不同，不合理；如果按折衷标准进行，则原经济效益好的会计人员不愿接受委派；若委派人员的开支纳入国家预算，统一收取，势必倒退回到以财政代替财务的尴尬境地。若要以行政手段强制“均贫富”，按统一的标准执行，则委派会计人员势必吃“大锅饭”，无法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分配原则。

1.4.3机构设置庞大的问题

会计委派制后，财政部门对会计工作管理变为直接管理，会计人员的考核、提拔、培训、交流、资格认证等都需要有专门的班子和人员负责，原财政部门下属的会计管理机构设置必然增加，不符合政府是“守夜人”的经济学理念。

1.4.4委派会计人员业绩考核和考评问题

委派会计人员是由委派单位提供证明，写出鉴定，还是由会计局直接考核；考核和考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考核和考评成绩优秀或不合格的会计人员如何奖惩等问题，很难确定科学的方法与措施。

1.5会计委派制忽略了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的作用

现代企业制度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会计监控服务体系。注册会计师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拿薪水的“经济警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国有企业会计报表质量，加强注册会计师的作用，财政部制定了《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暂行办法》，企业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不再实行财政审批制度，实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3]

1.6会计委派制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为实现财政监督方式的转变，国务院决定取消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开展13年的财税物价大检查这种直接监督形式。正如财政部纪检组长金莲淑指出“取消大检查，不是取消或弱化财政监督，而是调整财政监督的方式，更好地履行财政监督职能。”[4]有些人认为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就应对会计人员进行委派是错误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会计的管理已经转变为间接管理（主要是通过制定会计法规，颁布会计准则；通过对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支持与约束；对会计案件的审判等手段来完成。）

1.7“会计委派制”存在的其它问题

1）割裂了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两项基本职能的内在关系：会计的核算与控制职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没有核算，控制就失去了依据；反之，没有控制，核算就没有真实性。

2）为加强会计监督对会计人员进行委派，那么，为加强统计监督是否需要对统计人员进行委派呢？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是否需要对厂长、经理们进行委派呢？

3）会计委派制缺乏法律依据，与《公司法》等法律矛盾。

4）与国际惯例不协调，其他国家政府没有介入对企业会计人员的管理，会计人员的聘用、职务待遇、升迁等由企业自行确定。[5]

诚如刘玉延副司长指出的那样，“会计人员委派制”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它的提出和实践是受一定环境因素制约，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认为它是灵丹妙药，适合于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我们认为，“会计人员委派制”仅适合于行政事业单位、中小型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村级单位和企业集团对下属企业，不适用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值得指出的是：向国有企业委派财务总监，根据《公司法》等相应法律法规应属于投资者委派监事，属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事会范畴，不应属于委派会计人员范畴，有不少同志将两者混为一谈。[6]有关委派财务总监的问题将在审计运行机制中进行研究。综上所述，会计委派制是高风险的改革方案，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背道而驰，不应成为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改革的主流目标，我国会计人员管理体制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会计法》的立法宗旨，建立有中国特色并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立法主导型”会计人员管理体制。

2“立法主导型”会计人员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新模式

“立法主导型”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宏观措施国务院财政部门与其它部门运用立法手段，通过颁布实施统一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认定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等，政府部门与会计职业团体相结合的宏观会计运行机制。《会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明确了全国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国务院财政部门。财政部门主管会计工作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是以间接管理为主的“立法主导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务院财政部会计司的主要职责是：

1）负责制订、完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会计系统的协调运行创造条件。《会计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实行统一会计制度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而且按统一会计制度进行企业会计核算，相对比较容易，简单，主要适用于非上市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是按会计要素、分经济事项制定，对某个会计要素或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定义、特征、确认、计量和披露等进行阐述，主要适用于会计事项复杂，经营规模较大，股票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似应考虑上市公司采用会计准则形式，中小企业采用会计制度形式；”[7]

2）积极与立法部门合作，完善会计法律、法规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为此必须加快会计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国务院财政部门应为会计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如《税法》、《公司法》、《证券交易法》、《商法》、《会计法实施细则》等）涉及会计内容的制订和修改提出建议。通过法律手段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披露加以制约和规范，强化对会计工作的宏观指导，依法惩处违法行为，为会计行业的发展提供服务；

3）负责我国会计发展的战略性研究，预测我国会计发展的前景和趋势，及时、合理地制订、完善统一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体系，尽快解决我国会计研究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矛盾问题；

4）负责国际会计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将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的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协调好我国会计的本国化与国际化，为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和会计行业参与世界分工与合作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客观上要求建立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企业内部会计监督相结合的监督管理体系。以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依据《注册会计师法》和独立审计准则，接受客户委托，独立、客观、公正地执行查帐、审计和咨询服务业务；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会计法》第三十三条）；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会计法》第二十七条）。3种监督管理体系相互结合，形成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同时，建立司法监督体系，加大对会计违法案件的惩处力度，推动会计工作规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大力发挥会计职业团体的作用。国务院及地方财政部门对会计工作的管理不可能过细、过多，应大力发挥会计职业团体的积极作用。我国会计职业团体（如中国会计学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应是非营利组织，其主要作用是负责会计管理日常工作。诸如组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和评定工作；组织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组织实施会计专业继续教育；制订颁布实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标准；对违反职业道德标准的会员进行处理（触犯刑律的，依法惩处）；协调会计行业、会员之间的矛盾等。与国外发达国家的会计职业团体相比，我国的会计职业团体数量比较少、规模比较小，应大力发展诸如高级会计师协会、管理会计师协会等民间会计职业团体。

2.2微观上：会计人员和会计机构是企业管理人员和职能部门

会计人员须取得相应会计资格认证后，由企业根据客观需要聘请。“单位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持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8]被聘请的会计人员依法为单位服务，向单位相应经理层负责。被聘请会计人员的工资关系、人事关系以及组织关系等属单位权限范畴。会计人员在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体系的约束下，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下，有权根据单位相关利益者的偏好，进行资金、财产、成本、费用和利润等的会计核算，有权根据单位内部和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编制各种会计报表。单位对外编制的财务报告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应作为单位纳税、贷款等的依据。会计责任应分为两类：有意过失责任和无意过失责任。前者指会计人员及单位负责人由于获利动机驱使，有意违反会计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的会计责任。根据《会计法》，单位负责人是会计行为的第一责任主体。后者是指由于会计人员个人原因（如会计业务不熟、自身贪污受贿等）形成的会计责任，此类责任会计人员为第一责任主体。若分不清责任主体，单位负责人是会计行为的第一责任主体。

“立法主导型”会计管理体制框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基于如下考虑：

1）体现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的基本指导思想。这种管理体制既有利于政府对全国会计事务的宏观调控，又有利于单位会计工作为单位经营管理服务，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服务；

2）理顺企业会计与国家财政的关系。建立“立法主导型”会计管理体制有利于财政部门集中精力，从国家宏观调控的角度出发，运用财政杠杆和财政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有利于企业会计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更好的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

3）与国际惯例协调。大多数国家对会计事务的管理，也采用“立法主导型”管理模式；

4）有利于“抓大放小”；[9]

5）建立“立法主导型”会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与实行会计人员委派制运行机制相比，其改革成本、风险都较小，而且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方向一致，是现实和理性的必然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此运行模式将游戏规则制定权赋予宏观会计运行机制，而将具体从事会计工作，从属于企业的会计人员的管理权限赋予微观会计运行机制，使企业会计人员回归企业，使会计机构和财务机构等一样，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一个职能部门，体现企业行为，维护企业利益，这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机制中的游戏规则。

参考文献：

[1]中国会计学会会计理论与会计准则研究组会计准则问题专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10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收入[S]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11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制度[S]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4

[4]（美）罗伯特C.希金斯，沈艺峰等译财务管理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0

[5]MBA必修核心课程编译组理财：资金筹措与适用[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

[6]梁汉星资本委托管理制度〔M〕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7]郭复初财务专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

派范文篇7

论文摘要:当传播主义盛行于德语国家时,法国则成了社会学思想的堡垒,涂尔干开创的法国社会学派因其理论思想和社会学方法上的贡献而成为后来英国结构功能学派的当然先驱者之一。

Keywords:FrenchSociologySchool;EmileDurkheim;socialfacts

Abstract:WhilediffusionismwasverypopularinGerman-speakingcountries.Francebecamethestrongholdofsociologicalideas.EmileDurkheim,whofoundedFrenchsociologySchool,isinevitablyoneofthepioneeresofStructura-functionisminU.Kbecauseofhisachievementsinsociologicaltheoryandmethod.

几乎在传播学派诞生的同时,从19世纪末起,西欧大陆文化学中又出现另一个学派,即社会学派。法国社会学者涂尔干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他的《社会学方法论》(1895)一书可说是该学派的宣传书,涂尔干培养了一批门生,并于1896年创办了《社会学年刊》,故此派也被称为“涂尔干学派”或“社会学年刊”学派。

古典进化学派认为民族学的主要对象是人,传播主义者认为是文化,而社会学派的代表,则把人类社会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总体上说,法国社会学派是属于进化论派的一个支派,他们并不反对摩尔根,同样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但他们却反对进化论的心理学说,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哲学基础是孔德的实证论。

涂尔干(EmileDurkheim,1858~1917),又译作迪尔凯姆或杜尔干,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早年求学于巴黎,受过良好的哲学训练,并深受实证思潮影响,后在波尔多大学和巴黎大学任教。他利用民族学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看法,同时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民族学资料,主要著作有:《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等。

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所谓社会事实,就是所有可能对个体施加一种外在约束的行动方式,而不论这种方式是否限定不变;或者,也可以说是所有可能普遍存在于一个既定的社会,同时又独立于在个体身上的显现而自主存在的行动方式。”[1]这个定义包括三点要素。之所以认定一个社会事实,首先是因为它外在于个体,即社会事实存在的原因外在于我们自身,因为它们是以前的世代传承给我们的。但它们存在的原因不能通过我们的内省来揭示。相反,社会事实的原因只能通过一种科学研究或经验研究来确立。第二,社会事实之所以是实在的,是因为它们对个体施加约束。通常,如果一个人想要否定一种社会事实的存在,那么他就会遇到一些强制性或劝服性的实践,正是这些实践切实地确立了社会事实的实在。第三,社会事实独立于任何单一个体的行动,普遍渗透于一个社会群体或整个社会。但这不意味着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加入到某个社会事实中,这一社会事实才算是实在的。

涂尔干坚持认为,对社会事实的说明,必须分别探索产生此一现象的有效原因及此一现象所发挥的功能。功能有别于原因,原因是现象存在的理由,功能是现象存在的作用。同时有些现象虽然存在,却已无作用。因此研究者不能拿现在存在的作用来说明其存在的理由。此外,一种功能是可以由多种事物来完成的。功能也不同于目的,功能可能只是由于现象存在而产生的,未必是基于预先存在的目的而存在。因此“要寻找一个社会事实的决定原因应该看在这一社会事实之前的社会事实,而不是看个体意识的现有状态。”[2]他批评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理论,虽然把社会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还是用心理因素来说明社会事实。前者假定人性有追求进步的倾向,后者认为人的本性会追求更大的快乐,借以说明社会的进步。他认为这是倒果为因,人并不是天生就知道追求进步,也不是天生就知道组织社会借以获得更大的幸福。相反,是先有社会才使人有了多种知识与追求更大的快乐。更进一步,涂尔干又指出对社会事实原因必须从社会内部环境去寻找,这个社会环境有两个层面,而被认定具有较高水平的因果效力:一是组成社会的社会单位数量,即社会环境的规模;二是群体的集中程度,即群体成员之间纽带的强度和深度。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事实存在的基本条件,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他提出了各种具体方法,如:剩余法是从众多原因中削剩一个原因;相同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同情形;相异法,是在众多状况中仅比较某些相异情况。在各种方法中,共变法是最适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它只需把两种性质虽然不同,但在某一时期中有共变价值的现象找出来,就可以做为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关系的证据。《自杀论》一书,是运用比较法从社会内部去解释社会事实的最突出的例子。

涂尔干还从生物学借来功能观念,提出功能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他关于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的研究上。在涂氏看来,社会团结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在社会环境不断变动的条件下,是什么社会事实能够满足这种需要。这里的社会环境基本变迁就是上文提及的两个层面,即社会规模和道德密度的增长。随着这种增长,社会因在经济、政治及其他方面连接纽带的确立而变得更为统一。同时,随着不同社会单位之间越来越有可能发生交易和交换,各社会单位的专门化程度也趋于上升。劳动分工的增长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相似性大大减小,但相互依赖性却逐渐增加。因此,为了维护整个系统的持续存在,他们以集体良知瓦解后所提供的新的团结形式——有机团结而紧紧凝聚在一起。在宗教研究上,涂尔干考察了宗教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他把宗教定义为“一种与神圣事物(即被分离出来的带禁忌性的事物)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和实践把所有的信奉者团结为一个叫作教会的道德团体。”[3]他排除了泛灵论者把宗教定位于信仰、迷信之类的思维之中的做法,而首先确定宗教兴起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以证明其社会真实性,再提出宗教实质是一种力量体系,而宗教力量就是道德力量,它赋予了人超越自身的力量,以战胜本性并对其进行控制,而这种力量在个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动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社会结构的理解上,涂尔干坚持认为,每个社会是由实质更简单的社会各个部分构成的,所以应把最简单的社会作为分类基础,这就是“原始群”。这种纯粹的“原始群”如今已不复存在,当“原始群”进入更复杂的社会时,它就成为“氏族”,这是不可再分的单位。氏族的联合和各种结合形成了“部落”,氏族组合成“胞族”、“一般多元社会”和“一般复杂多元社会”,这些社会又形成了“加倍复杂多元社会”,所以在涂氏看来,任何社会的结构都只是同一原始社会的一定组合。

总体而论,涂尔干以其开创性工作建立起法国社会学派,他把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特殊对象,强调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制约性。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认为只能通过其它客观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坚决反对进化论者在个体主观和心理层面上进行解释。他区分了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认为不能混淆社会事实的原因和功能,用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来解释因果关系,而要用比较法来证明社会中的因果关系,并身体力行,对社会团结和宗教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其中的功能分析直接影响到英国结构功能学派,例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1881-1995)一直把涂氏的理论奉为圭臬,始终想把这一理论应用到民族志的发现上。布朗认为,所谓社会结构就是指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是科学探索的最根本之处;要研究社会实际上就是要考察社会结构,建立起结构的模式,再用这种模式去帮助理解社会关系。在他看来,“功能”指的是社会上标准的行为方式或思想方式的作用。[4]

涂尔干的理论和方法所存在的缺陷:第一,理论上表现了唯心主义世界观。他认为社会现象或制度的功能使社会整体的要求一致,获得协调,而看不到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他赋予了集体意识独立自主性质,没有提到它是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代的产物,更看不到统治阶级意识的强大的约束力。第二,方法上虽坚持严格的客观研究态度和整体优于局部的思想并强调用集体状态去解释个人现象,而不是用个人现象解释集体状态,但他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机械的,他把一切社会都看成由各个最简单的社会构成的聚合体,且每个联合体互不依赖、相互独立。既然互不关联,就无所谓进步,仅仅简单分类而已。另外,在功能分析时只注重功能维护秩序的一面,看不到负功能也看不到功能替代的可能。

随涂尔干之后的法国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还有莫斯(MarceMauss,1872-1950)和列维·布留尔(LucienLevy-Bruhl,1857-1936)等人,他们的理论是对涂尔干理论某一方面的侧重和发挥。我国留学法国的著名民族学家杨曾概括了法国社会学派的传统和特点,不仿也以此作为行文的一个小结:一是法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和社会学关系甚为密切;二是偏重理论研究;三是以社会进化说进行民族研究,是民族学中进化学派的一支,他的社会分析法比起进化学派的人类心理一致说还是有可取之处。[5]

参考文献:

[1]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4.

[2]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各著提要[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9.

[3]迪尔凯姆论宗教[M].贺志雄,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47.

派范文篇8

（一）在基层行实行会计主管委派制，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处理好与委派行的关系委派会计主管直接对委派行负责，确保委派行有关制度规定的贯彻执行，按要求向委派行报告工作。所以委派会计主管在处理好与派驻基层行的关系时，也要处理好与上级委派单位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要同时向双方领导汇报，当双方领导意见不太一致时，委派会计主管要积极进行协调，确保二者经营目标的一致性。处理好与派驻基层行内部的各种关系虽然委派会计主管的行政关系、工资福利等隶属于委派行，但由于其工作在派驻基层行的时间长，经济关系也较多，既有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又有与下属会计人员之间的关系，所以处理好这些关系尤为重要，如果这些关系处理不好，工作就难以开展。

（二）先试点、后推广，稳步、有序地推进我国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

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并取得明显的成效。我国人民银行实行会计委派制也需要不断探索，及时总结，逐步完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成熟。在我国人民银行经营管理中推行会计委派制，必须先选择内部管理相对较好的分支行进行试点，边试点、边摸索、边总结经验，以便建立适合我国人民银行经营特点和规律的会计委派体系，真正把会计委派制的思想和内涵运用到我国人民银行内部管理中来。同时，在推广会计委派制的过程中，应该在人民银行这个大范围内结合各分支行的经营状况和发展环境，因地制宜地运用会计委派制。

（三）委派会计主管的岗位轮换频率

委派会计主管的岗位轮换制度是其职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步骤和环节。而轮换的频率对会计主管能否充分履行职责起到重要作用。委派会计主管更换频繁，不利于其充分履行职责，使得委派会计主管无法充分地了解受派行的工作环境、受派行存在的影响工作效率的主要问题，更难以实施行之有效的改善措施。而更换频率过低，会使会计地位的独立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利于对基层行财务状况的有效监督。因此，岗位轮换的频率适中既能保证委派会计人员自律性的发挥，又能保证会计委派制对基层行现行会计管理弊端的修正和完善。

二、实行基层会计主管委派制的有效举措

（一）不断完善与会计主管委派制度相配套的管理制度

完善的会计委派管理制度是保证委派人员有效开展工作的基础。要重视与会计主管委派制工作有关的各项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会计主管选拔聘用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轮岗制度、继续教育制度、业务考核制度、奖惩制度、离任审计制度、受派行人员监督举报制度等，加强委派会计主管的后续管理，委派工作绝不是“一派了之”、“一派就灵”。同时，要善于总结经验、研究对策，在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促进委派会计主管的工作取得成效。

（二）构建良好的会计内部控制环境

会计内部控制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会计委派制能否顺利实施或实施的效果。良好的会计内部控制环境，受派行的内部控制措施和规章制度就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委派会计主管工作氛围就比较好。反之，委派会计主管就很难开展工作，监管的阻力就会很大。因此，构建良好的会计内部控制环境，对会计委派制的实施非常重要。

（三）处理好委派会计主管的独立性

1.做到地位独立一是独立的人事管理权。会计主管由委派行任命管理，人事关系、工资待遇等都在委派行，由委派行委派到受派行开展工作。二是独立行使职责。要赋予委派会计主管明确的职责和管理权限，使其独立地行使对受派行的会计核算和监督职责。

2.做到权限独立一是独立的会计核算权。委派会计主管对受派行的会计事项按照《会计法》和人民银行的会计财务制度独立进行核算和管理，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和影响，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二是独立的参与权。委派会计主管有权参与受派行经营管理的决策会议和财务审批事项。三是独立的审核权。凡需要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业务，委派会计主管有权依据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对重要业务处理的合规性、业务资料要素的完整性和会计凭证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四是独立的监督权。对违反国家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和人民银行各项会计规章制度的事项，有权拒绝办理或按职权予以纠正。五是独立的报告权。委派会计主管对受派行的经营决策有重大意见分歧，向受派行行长提出书面意见，受派行行长拒不接受所提意见的；对于受派行涉及会计(含出纳、结算)业务的经济案件、诉讼事件和异常情况，均应及时向委派会计部门报告。六是独立的否决权。委派会计主管对辖内会计进行系统的培训和指导，对受派行会计人员的任职资格有权予以否决。

3.做到管理独立委派会计主管的考核激励、责任追究、定期轮岗、离任审计等都是独立的，不受受派行影响。

（四）严格委派会计主管选拔程序

委派会计主管的选拔必须按照组织报名、资格审查、考试竞聘、考察考核、公示、培训、委派等程序严格规范进行，确保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确保将政治合格、精业务、懂管理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委派会计主管的岗位上。同时，选择委派人员时务必考虑周全，首先应充分考虑委派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技能以及道德素质；其次，还应充分考虑受派行原有财会工作状况和委派人员能力适应度。

（五）强化会计人员的管理

派范文篇9

1、会计委派制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要求。（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企业改革的价值取向，独立的法人财产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要求。现代企业依靠独立的法人财产具有了“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立的人格”使现代企业不服从行政权威，而服从于市场权威，使现代企业对行政命令产生了“抗逆机制”，以维护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进而在现代企业内部形成了一套客观、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现代企业制度最根本的要求是“会计主体”（现代企业）必须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因此，不能将产生于企业内部管理需要，服务于企业管理，企业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职能机构——企业会计与会计机构独立。会计委派制割裂了会计与企业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与现代企业制度水火不相容，是会计委派制最根本的缺陷。

2、会计委派制违背了现代企业制度责任与权利的统一关系，将会计人员置于“两难”的尴尬境地。衡量一种企业制度是否是现代企业制度，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关键的一点是看这种企业制度是否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责任与权利相统一的本质要求。现代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认为：一个人或组织不能接受来自于两个以上的命令来源。因此，会计委派制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国家与企业的双重领导能够一致，形成事实上的一个命令来源。会计委派制一方面意味着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的外倾化，另一方面意味着动力结构基本内倾化。权力结构和动力结构的脱节，必然导致企业会计人员责任与权利的脱节，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与国家在利益分配、目标、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矛盾，当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存在矛盾时，委派的会计人员怎么办？偏向国家就可能被“炒鱿鱼”或“穿小鞋”，偏向企业又与会计委派制的初衷相逆，必将置会计人员于两难境地。

3、会计委派制是对会计监督的误解。提出会计委派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会计监督乏力。其实，会计作为一种经济监督形式，主要是衡量和评价其它管理控制行为的有效性。会计监督的成败并不取决于会计本身，而取决于决策机构对会计的认识程度、利用程度和信任程度，取决于决策机构对会计合理化建议的采用率。会计监督体系由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三部分组成。司法监督主要通过司法机关对违法会计案件的判决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证会计行为依法进行。如对“琼民源”聘用的会计人员班文绍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的司法判定。（2）行政监督主要是政府的有关机构通过服务和支持等方式，约束规范会计行为，这主要体现在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监督上。社会监督主要是会计职业人员和自律性组织通过业务活动来矫正会计行为，从而起到维护会计秩序的作用。形成我国目前会计监督不力的根源在于社会监督承担了部分行政监督的职责，这种“错位监督”常使会计人员处于两难境地。为加强会计监督而进行会计委派是对会计监督的误解，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最多是一种权宜之计，绝非长久之策。

4、企业会计人员的身份问题。会计机构本身是企业组织结构的一个职能部门，企业财会人员应是企业职工，其工作诸如会计核算、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筹资、投资和分配活动应是企业财务范畴，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会计委派制意味着会计机构中的负责人和主管会计不再属于企业，而是属于政府或者政府职能部门的委派人员。企业财会人员就由企业的“内当家”变成了企业的“外管家”，他们的工作范畴属企业财务，身份却变成了准国家干部或委派的监督人员，属国家财政的范畴。实际工作中，企业的其他人员必然对委派会计怀有戒备之心，工作将很难协调。

5、委派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待遇问题。企业会计人员的工资福利等待遇属于企业财务的范畴，企业经济效益有好坏之分，则其所属的会计人员待遇也有差异。如果委派人员按原标准执行，则工作相同，待遇不同，不合理；如果按折衷标准进行，则原经济效益好的会计人员不愿接受委派；若委派人员的开支纳入国家预算，统一收取，势必倒退回到以财政代替财务的尴尬境地。若要以行政手段强制“均贫富”，按统一的标准执行，则委派会计人员势必吃“大锅饭”，无法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分配原则。6、机构设置庞大的问题。实行会计委派制后，财政部门对会计的管理就是直接管理，会计干部的考核、提拔、设置、培训、等都需要有专门的班子和人员负责，原财政部门下属的会计管理机构设置必然增加，这与当前政府部门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大气候不符。

7、委派人员的考核和考评问题。委派的会计人员是由委派单位提供证明，写出鉴定，还是由会计局直接考核；考核和考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考核和考评成绩优秀或不合格的会计人员如何奖惩等问题，很难确定科学的方法与措施。

8、会计委派制忽略了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的作用。现代企业制度在客观上要求建立以注册会计师为主体的社会会计监控服务体系。注册会计师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拿薪水的“经济警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国有企业会计报表质量，发挥注册会计师的作用，财政部制定并了《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审计暂行办法》，规定企业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不再实行财政审批制度，实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

9、会计委派制与转变政府职能相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为实现财政监督方式的转变，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取消在全国范围内连续开展13年的财税物价大检查这种直接监督形式。正如财政部纪检组长金莲淑指出“取消大检查，不是取消或弱化财政监督，而是调整财政监督的方式，更好地履行财政监督职能。”（4）有些人认为强化政府管理职能就得对会计人员进行委派是错误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会计的管理已经转变为间接管理（主要是通过制定会计法规，颁布会计准则；通过对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支持与约束；对会计案件的审判等手段来完成。）

10、“会计委派制”还存在以下问题：（1）割裂了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两项基本职能的内在关系；（2）为加强会计监督就需要对会计人员进行委派，那么，为加强统计监督是否需要对统计人员进行委派？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与监督是否需要对厂长、经理们进行委派？（3）会计委派制缺乏推广的法律依据；（4）与国际惯例不协调，其他国家的政府没有介入对企业会计人员的管理，会计人员的聘用、职务、待遇、升迁等由企业自行确定。（5）

派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从2000年至2007年连续8年派现的152家上市公司中选取了21家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盈利能力、现金流量状况以及资产质量与派现正相关。

为研究上市公司派现动机，分析上市公司派现的影响因素，本文在选取了2000年至2007年连续8年派现的152家上市公司的基础上，采用了统计抽样法选取了21家研究样本，运用了SPSS11.5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为A股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制定及投资者决策提供参考。

一、A股上市公司派现现状

(一)派现公司比例呈递增趋势，派现方式多样化(图1)显示，2000年至2003年的派现公司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而2005年至2007年的派现公司比例却呈现递增趋势。这是因为，2004年我国证监会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此项规定把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条件与派现状况联系起来，使得2004年以后，派现上市公司的数量和比例均有了明显的增加。截至2008年4月30日，已有259家上市公司有送股和转增股本预案，约占17.20%，比2006年增加了83.69%。从(图2)可以看出，2005年至2007年A股上司公司派现并送股(或转增)的数量和比例也呈递增趋势，尤其是2006年和2007年之间，发生了大幅度的增加。

(二)派现公司比例下降，“不分配”现象依然突出从(图3)可以看出，A股上市公司采用仅派现分配形式所占的比例并不大。2000年至2007年仅派现公司所占的比例整体呈现递减趋势。2005年、2006年和2007年的仅派现公司总数分别为476家、556家和505家，由此看出，2007年仅派现公司总数~L2006年下降了9．21％。从各年综合比较来看，虽然最高的是在2001年，该比例达~1]51．80％，但和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平均85％的比例相比还是较低的。尽管我国近年来多次相关管理办法，但连续3年未派现的上市公司多达172家，不分配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三)股利支付率普遍偏低从(表1)可以看出，在所统计数据的三年间，平均每股股利最高为2006年每lO股15．04元，最低为2007年每10股10．03元。同时，各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参差不齐，相互间的差异较大。统计结果显示，每年每股现金股利的标准差相对均值来说是比较大的，~I2006年最高达到每10股30元，而最低仅为每l0股0．06元，充分说明了不同公司的派现差异之大。

(四)连续派现能力较差(表2)显示，每10股派现金额在1元(含1元)以下的所占比例均在50％，同时每10股派现金额在1到3元的比例也呈递减趋势。据统计，2000年至2007年期间，连续派现公司总数为152家，仅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10％。

(五)超能力派现现象严重超能力派现是指每股派现额超过公司现金能力水平的派现。即每股派现额大于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据统计，2007年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为负数，但仍坚持派现的公司为l4家，详见(表3)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2ooo~至2007年连续8年派现的A股上市公司，而J~2007年年末每股派现金额为3元以上(含3元)为必要条件，剔除了其他的上市公司，最终取得研究样本21家。本文的样本数据来源于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一巨潮资讯和上市公司资讯网。为确保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资料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所涉及的公司财务数据还和证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进行了核对。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设计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通过相关系数来检验多重共线性；采用Durbin—Waston~检验序列相关性；利用R2来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用t值来检验解释变量的显著性，运用SPSS11．5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根据研究需要设计相关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结果如(表4)。并建立模型如下：=u+aXl+bXz+cX3+dx4+ex5。其中：u、a、b、c、d、e为常数。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影响因素本文认为，影响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因素如下：(1)盈利能力。盈利能力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公司盈利能力越强，可供分配的利润越多，公司发放股利的可能性越大，发放的股利数额也会越多。(2)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是指全部股东因持股比例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数量化指标。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绩效。按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多少，可以将股权结构类型分为三类:股权高度集中(第一大股东持股50%以上)、股权高度分散(第一大股东持股20%以下)和股权相对集中(第一大股东持股20%}50%)。不同的股权集中分散程度会对公司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对公司的股利分红产生影响。(3)现金流量状况。现金流量是指反映企业实际收到和付出的现金。税后利润是公司分配股利的基础，但若公司现金流量不足，则虽然有分配现金股利的愿望也无力支付。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是公司分派现金股利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公司就要借款分红。(4)负债状况。若公司债务包袱较重，到期偿还债务压力较大，财务风险也会加大，这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为了应付可能的财务风险，负债率越高的公司通常越不愿意将利润分配出去，而是选择保留更多的留存收益以偿还债务。

(5)资产质量。资产质量是指资产流动性大小。资产的流动性好，变现能力强，能随时满足对资金的需求，则公司防范债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公司财务灵活性也就越好。(6)资产规模。一般地，规模大的公司竞争能力较强，现金持有量比较充裕，但交易成本较高，对外扩张的欲望并不强。而规模较小的公司交易成本相对要低，为了吸纳资金流入、增强竞争能力，扩张欲望很强。因此，小公司倾向于发放股票股利，而大公司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7)公司管理效率。公司管理效率是指管理层经营资产的效率。一般地，管理效率越高，管理层对公司的前景越是看好，越愿意支付股利。(8)其他因素。如公司的行业特点、所处的发展阶段、融资偏好、投资机会、筹资能力等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在此基础上进行变量设计。

(二)回归分析本文以每股现金股利为因变量，以共7个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取向后剔除法，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然后再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显著性、多重共线性和序列相关性，置信度水平为0．05。从(表5)分析得出，在进行向后剔除不显著变量的过程中，在第一步骤时，把7个自变量进行向后回归分析，得出第4个自变(X)具有不显著性，即把它剔除。从而获得第二个步骤的6个自变量，以此类推，直到第五步骤得到最优值，即R=O．533，R=0．440，DW=I．111。根据(表6)的输出结果，可以把最后的回归方程写出，即：=一0．027+0．313Xl+0．097X2+0．068X3(一0．192)(2．034)(2．240)(2．232)根据回归方程可知，当每股收益增加1个单位时，每股现金股利则增加0．313个单位；当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1个单位时，则每股现金股利增加0．097个单位；当流动比率增加1个单位时，则每股现金股利增加0．068个单位。从而得出：第一，每股收益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证监会根据企业的年报合理监管上市公司，可以有效防范上市公司“恶性分红”现象，也可以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合理的投资信息，以利于其根据已有信息“用脚投票”，实现金融资源合理配置。第二，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现实生活中，有的公司尽管账面上有较大的当期或以前积累的利润，却因理财不善，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差。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对现金流量表的关注，可以防范一些上市公司强行支付现金股利，以谋取“配股”资格的圈钱行为。第三，流动比率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即表明资产的流动性越好，变现能力也就越强，也就能满足投资者派发现金股利的需要。

四、A股上市公司派现政策建议

(一)规范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行为，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立法部门应当根据现在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相关法律，使中小股东的权利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如不断完善现有的所得税税制，充分发挥所得税的调控功能。一直以来，很多上市公司利用投资者避税的心理，减少现金股利的发放，增加其他形式的股利发放，从而实现其圈钱的目的。为了使税法真正发挥调控的功能，应对其不足之处进行合理调整，使税法能合理有效地促进现金股利的派发。对于上市公司中小股东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应加大监督和法律制裁力度，并建立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专门机构，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约束更加有效。增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深度和透明度，使中小股东能够更好地行使知情权。主要应该从规范我国证券市场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着手：一是尽快实施国有股减持，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二是加强法制法规建设，硬化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约束；三是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健全上市公司的退市和破产制度；四是完善所得税税制，发挥所得税对股利政策的调控功能。

(二)改进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稳定性，加强上市公司再融资监管2004年证监会把现金分红作为再融资的基本考核条件，其根本目的是在现金分红方面进行硬约束。但随后再融资的条件的提高，丧失再融资能力的公司也逐步放弃了现金分红，而其他参与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分配比率也极低，现金分红政策基本成了再融资的软约束。在股权分置大股东内部控制没有得到根本遏制之前，现金分红和再融资有着本质的区别，大规模现金分红的公司同时进行更大规模的再融资，将会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构成损害。而且，再融资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多，监管层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再融资制度的主要矛盾——股权分割下的恶意融资和随便给社会闲置资金制造出使股价下跌的套利机会。要让上市公司自己主动地进行股利分配来提高企业的再融资吸引力，而不是被动地进行股利分配来满足自己的圈钱欲望。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与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上市公司对股利政策制定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或者说还未能从战略的高度、从全局的角度、从公司长远的发展方面对股利政策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为此，本文建议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应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所制定的股利政策不仅要反映企业的短期盈利状况，还要考虑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同时必须保持股利政策的连续性，减少因股利政策异常波动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