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化范文10篇

派系化范文篇1

一、产生“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的原因分析

由于历史、地理、习惯、利益等因素，亲属、同族等同处一村现象较为普遍，为此形成一些村部分党员彼此之间沾亲带故，部分党支部被亲属党员控制，部分村党支部派系现象严重，造成农村党支部、党员队伍出现“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

1、选举因素。由于当前村党支部班子成员是通过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为此部分村党支部成员特别是支部书记，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个人势力，维护家族亲朋的小集团利益，使自己能在党员中站稳阵脚，保住支委成员特别是支部书记这一职位，不考虑发展对象的个人素质和群众基础，而是以亲疏关系确定党员发展对象，搞“近亲繁殖”，使本村党员队伍成为清一色的家族党员。同样，村支委成员之间，为了使本族、本派成员通过选举占据村党支部重要职位，彼此之间进行拉帮结派，形成派系，导致村党支部成为两个甚至多个派系同时存在的派系支部。

2、利益因素。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加大力度对“三农”工作的投入，特别是注重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注重对农村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注重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而作为村级事务中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组织—村党支部，根据上级的帮扶政策，使的手中可以支配的权力很大，为此，农村党员特别是支部班子成员通过“近亲繁殖、拉帮结派”等，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导致出现农村党支部“家族化、派系化”现象。

3、素质因素。农村党员是农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先锋模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党员受教育培训的时间总的来说还较少，农村党员整体素质与机关党员相比，基础还比较弱，底子还比较薄，加之农村党员教育培训不系统、不规范等，目前农村党员整体素质还不高，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还不强，部分党员为了维护自己的不正当利益，沾亲带族、抱成团伙、形成宗族、派系。

二、“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的弊端分析

农村党支部、党员队伍的“家族化、派系化”现象危害较大，它使党的政策方针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使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力下降，使农村党员队伍整体素质降低、农村党员发展困难等。

1、党支部战斗力下降。存在家族化现象的农村党支部，家族党员因为亲情、宗族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他们在村级事务管理过程中，往往不广开言路，排斥家族以外的党员参与决策管理，工作独断专行，以家族意见代替党支部决策，村里原有的一整套民主管理制度形同虚设，使支部表决因宗族或亲属势力而失去民主意义，从而容易造成工作决策失误。更有甚者，在村级监督网中，相互制约的权力监督机制遭到破坏，工作不规范、作风不民主、导致党群、干群关系异常紧张，甚至出现支部领导班子成员违法犯罪的情况。同样，派系现象严重的党支部，在对村级事务进行决策时，各个派系都希望结果都朝着符合本派系利益而作出决策，因此往往也因为势力相当，意见不统一，导致工作长期难以开展，久拖未决。而对于上级党委来说，如果下属支部因为派系斗争的关系而使支部失去战斗力，则也渐渐的不会再把一些项目或工作交给该支部去做，这也使得村党支部失去很多发展的机会，战斗堡垒作用无法体现。

2、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下降。家族党员在村党员中占的比例较高或者在村里影响较大时，家族党员势力则对发展党员工作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往往优先考虑把自己的家族亲属作为发展对象，施行“近亲繁殖”的手段。导致部分政治觉悟不高、素质能力不强的人被吸收进党员队伍。而那些优秀的青年人才因为不是他们的家族成员，不管其是否具备入党条件，都被拒之门外。存在派系现象的党支部，各个派系因为各种利益关系，彼此间会进行各种明争暗斗，很难和谐相处，因此，上级党委为提高党员素质能力而组织开展的各种学习培训、集中活动、主题教育等，因为该支部派系斗争的情况而难以正常开展。同样，上级要求支部组织开展的如党员学习日等活动也无法开展，党员失去很多提高个人素质的机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派系斗争上面，长期以往，致使农村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下降。

3、农村党员发展困难。派系党员因为在党支部中彼此间实力势均力敌，为此无论哪一派系都不愿意发展另一派系的人为党员，导致支部长期无法发展党员，优秀青年难以进入党员队伍，支部缺乏活力。同时，村党支部如果长期存在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给村里优秀青年树立了错误导向，使他们缺乏对党的正确认识，认为入党了不但要开会、交党费、受约束等，还要卷入村党支部的复杂关系和派系斗争中去，还不如不入党，使党支部后继乏人、青黄不接。

三、对消除“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的几点对策建议

1、提高思想认识。如果农村党员特别是家族党员、派系党员自身素质过硬，那么对于村党支部建设还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如有利于意见统一，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加强内部团结，形成合力；能利用各种情感因素，群策群力，共同做好村党支部各项工作等。这要求每位农村党员要有很高的个人素质修养，但是当前农村党员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一方面，乡镇党委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乡镇党委可以利用各种宣传载体，通过各种会议、发放宣传单、悬挂横幅标语等方式，特别是要及时抓住村级组织换届这一契机，广泛开展防止农村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的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农村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的危害性，宣传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严重的村的典型案例，宣传如何预防和制止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换届时，要教育引导党员把思想集中到选出公平公正做好事、善作善成有本事、不贪不沾不出事的带头人上来。平时，教育引导各党支部、广大党员要按章办事、为民办事，要自觉按党章和组织原则办事，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农村党支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可以建立农村党支部定期召开“民主恳谈会”制度，对于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严重的党支部，乡镇党委可以适时组织党支部召开民主恳谈会。在召开恳谈会之前，先广泛听取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反馈给党支部成员。在民主恳谈会上，乡镇党委要派人参加，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下，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身作则，做出表率，认真、正确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位支部成员认真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明确这种现象的危害性，并实事求是的提出下步整改措施。对于党支部提出的整改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乡镇党委也要及时监督检查措施落实情况。确保取得消除宗族、派系，加强交流、增进团结的效果。可以积极组织谈心活动。针对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严重的党支部，乡镇党委在开展宣传教育、召开民主恳谈会的前提下，还要积极组织开展谈心交心活动。乡镇党委成员与村党支部成员之间、村党支部成员之间、党支部成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彼此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乡镇领导帮助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善意的指出谈话对象的不足之处，并明确危害性。支部成员和党员要虚心的接受批评，诚恳地求得帮助。支部委员、党员之间谈心交心彼此放下架子、实实在在、敞开思想、以心交心，真正解决问题。对亲属党员、派系党员组织经常性谈话，针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分清是非，找准问题根源，总结经验教训，及时指出并纠正错误，真正使其在思想上得到转变。

2、制定整改措施。一是实行回避制度。明确村两委干部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实行亲属回避。回避对象主要是村主职干部的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如有亲属要求入党，村两委主要干部必须主动向乡镇党委说明并进行回避，不得做入党介绍人，不得利用职权和工作关系影响发展党员程序等；二是实行干预制度。村主职干部在任期间，一般不得发展其亲属入党，确需发展的，乡镇党委要实行工作干预。干预包括考察、报告备案和审批三个方面。村主职干部亲属被确定为发展对象前，需报乡镇党委审查，由乡镇党委考察认定其是否具备培养条件。乡镇党委在审批村主职干部亲属入党时，要严格把关，执行标准，确保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凡是村主职干部亲属入党的，一律实行全程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群众不认可的，予以“一票否决”；三是实行监督制度。接受村民代表监督：要求在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严重的村，党支部确定入党积极分子时，除必须由全体党员会议表决通过外，还要单独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表决，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表决均过半数的方可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和村民代表交叉任职比例较高的村，可直接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联席会议表决，赞成比例超过党员和村民代表应到会总数半数的，方可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接受广大群众监督：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定的入党积极分子预备人选，必须进行公示，接受全村村民监督。如村民有反映，经调查核实其个人素质确实影响任职资格或不符党员条件的，镇党委要严格把关，及时予以调整。一是加大人员调整力度。敞开党员队伍出口。加大对不合格党员和违纪党员的处理力度，健全党员处理的有关制度，明确、细化党员出党标准，改变党员队伍“进多出少”的局面，将不合格党员清除出党的队伍；下派支部领导班子。家族化、派系化现象严重的村党支部，往往是由于村党支部领导班子存在家族化、派系化现象，进而影响到全体党员。为此，乡镇党委对于家族化、派系化现象严重的党支部，可以将乡镇干部下派到村党支部任主要领导职位，打破僵局，切实改善村党支部工作环境；支部班子成员回避。在进行党支部换届选举时，可以出台相关规定，明确亲属党员不能在同个党支部里任职支部成员，从源头上防止亲属班子的产生；二是调整组织机构设置。对于家族化、派系化现象严重的，且村党支部人数不多，村级规模不大的村党支部，上级党委也可以采取调整组织机构设置的方式，遏止家族化、派系化现象。可以以区域为单位，与附近村党支部组建联合党支部，打破原有单独的僵持局面；

派系化范文篇2

关键词派系农村基层政治组织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进入了社会转型期。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村社会成员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分化，过去那种均质同构的农村社会逐渐为异质性社会所取代。随着农村社会异质性的增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非正式组织——“派系”。不同派系的农民相互竞争和博弈，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

这种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目前尚未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国家法律和制度对其运作没有做相应规定，学术界也未曾给予充分研究。但是，派系组织正以其自身的行为逻辑演绎着一场场农村政治生活的戏剧，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的特点、功能及形成原因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所谓派系是指人们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当代中国农村，联结派系的纽带可以是血缘、地缘等传统性因素，也可以是利益、文化、业缘等现代性因素，甚至可能源于性格和兴趣等个体人格性因素。各种因素在派系形成、发展和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当前向市场经济迈进的经济导向型农村社会中，利益无疑是派系的最终诉求和终极定位。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

第一，独立性。这首先表现为派系组织成员具有相对独立性。与主要由农村精英分子组成的正式组织不同，派系成员中普通村民占很大成分，他们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形式独立表达自身意愿，行使自己的权利。其次，表现为派系组织的功能发挥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农村基层社会生活中，作为功能组织的派系往往通过自身功能的独立发挥，来维护和扩大组织成员的利益，实现派系及其成员的利益最大化。

与此同时，国家在构建乡政村治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过程中，没有借助制度手段把派系这一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纳入村民自治的体制框架，这就进一步突出了派系作为农村非正式组织所具有的相对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特性。

第二，利益性。随着理性(利益)原则全面渗入农村社会关系中，派系成员间的结盟虽然有可能出于人性的关怀、亲情的关照、道义的责任等，但是，在导致派系结盟的因素中，利益因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获利成为人们加入派系、参与派系竞争的最重要目的。正如新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机。虽然人们从事政治活动时，除了个人的利益欲外，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动机，但是这些动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向是非常不确定的，唯有增进利益这种动机比其他动机更直接、更稳定、更具一致性。”

派系的存在及其运作，首先被人们用来满足其利益获得，成为人们实现地位、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利益交换关系成为派系成员的行为准则。当派系作为整体进行运作时，其内部成员已经意识到利益的一致性，形成了组织认同，并外化为参与中的一致行为。由此可见，无论是派系的结盟，还是派系的竞争行为，都具有明显的利益驱动特征。

第三，自愿性。人们加入派系这一非正式组织是自愿的，是村民自己的自主抉择。已经加入派系的成员如若想要退出派系，也是自由的。派系作为其结盟成员的利益载体，建立在其成员自愿参与的基础上。自愿加入的成员自然会形成对派系的认同，这种认同感正是派系组织对其成员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础。当然，这种自愿的原则还表现为派系成员退出派系的自由。当派系成员发现自身参与的成本大于收益而无法获利时，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成员出入的自由，是维持派系活力的条件。

第四，易变性。派系是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组织，组织化程度较低，变动性大。首先，组织的聚合边界不清晰。很多派系成员对派系只存在意向性倾向，并没有强烈的派系认同和公开的行为反应，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搭便车”的投机分子。当参与的成本大于收益时，这些边缘人群就会四散逃逸。其次，派系成员的结盟基础不稳固。虽然派系在交往和行动中会培养出一定的群体心理和价值规范体系，但这尚未强大到足以维护派系的永久结盟。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化和利益多元化，导致村民个体间缺乏永久结盟的利益基础。唯其如此，派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是村民群众基于某种利益的随机组合，其离散和重组的机率较高。

可见，现阶段中国农村新出现的派系组织，是一种新型的非正式组织类型，它与传统的农村宗族组织存在极大的差别：(1)从发生学分析，宗族是将由生育构成的血亲群体和由婚姻构成的姻亲群体同时包容进来而以前者为主干的一类社会群体。派系则不单单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如前所述，其联结纽带是复杂的。尽管其中包含着血缘和亲缘等传统因素，但利益因素在派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随着村民主体寻求个体利益的诉求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合法化而日益凸显出来。(2)从结构上分析，宗族有着明显的支房结构，并且通过宗族的习俗和礼仪形成了稳定的关系模式。派系则是一种基于利益的随机聚合，虽然根据与派系领导和核心人士利益相关的紧密度，以及对派系竞争的介入程度，可以将派系成员大致分为派系精英、中坚人士及普通成员等，但这种划分边界是相对模糊的，且相互间没有稳定的关系模式。(3)从运作机制上分析，宗族制度更多地基于相关主体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靠情感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取向的共同性，以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在某种意义上说，宗族组织主要是依靠情感和道义运作的。派系组织的运作则更多的是根据理性判断、利益权衡基础上的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行动。据此，我们把派系定性为一种有别于宗族的农村非正式组织，是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特殊功能组织。

二

组织的功能，简单地说是某种组织的属性和作用。据现有的实证资料分析，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派系，具有如下主要功能：

1.利益的表达和保护。

派系首先是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农村功能组织，表达和保护派系及其成员的利益，无疑是派系组织最基本的功能。如前所述，派系的形成以利益为主要纽带，派系的存在及其运作是其成员实现利益表达的手段和工具。

其一，表达派系成员的需求。村民主要受利益驱动加入特定派系组织，目的是寻求利益获得的途径。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派系采用独特的方式表达其成员的意愿和利益需求。比如，通过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内部的派系成员，在公共决策和管理过程中表达本派系成员的意愿；通过派系领袖或其中的精英人士向村庄公共权力组织表达派系及其成员的需求；号召派系成员配合和支持有利于本派系的公共决策，以积极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认同；组织本派系成员集体抵制有损本派系利益的公共政策，以对抗的形式表达派系要求，等等。

其二，引导和整合派系成员的需求。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村民的利益日益多元化。无论是村民个体还是村民家庭，都不再是单一利益主体，而是多元利益的复合主体。具有多重利益来源的村民，势必会有多种利益需求，因而需要在社会行动中做出倾向于何种利益的行为抉择。面对这些拥有多种利益要求，且可以自由进出的派系成员，派系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引导和整合需求。即把派系成员的各种需求汇集起来，整合成派系的综合需求，并以这种综合需求号召其组织成员，引导派系成员的利益追求和社会行为，从而使派系形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据我们调查，派系成员正是主要基于对这种综合需求的利益认同而自愿地加入派系组织的。

其三，保护和实现派系成员的利益。获利是人们加入派系、参与派系竞争的最重要目的。派系组织常常通过派系竞争等方式保护或扩大其成员的利益。派系借助集团力量构建了成本疏散机制，通过协调其成员的行动增强了利益博弈的能力，从而使减损或增收成为可能。

2.公共参与的动员和组织。

公共参与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是指村民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影响村庄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它是村民与村庄政治系统发生直接的行为联系的过程，是村民表达自己意愿于村庄政治体系之中的显性行为①。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参与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形成的派系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动员和组织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功能。

第一，派系精英借助多种资源实施参与动员。在当前的农村基层政治生活中，派系精英常常是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动员力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精英们会使出浑身解数，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动员村民追随其参与村庄公共生活，谋取更多权力和利益。(1)利益动员，即派系精英以共同利益要求和共同目标为号召，动员村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2)派性动员，即派系精英以派性为号召，动员普通村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这种组织方式在村委会选举中特别常见，它构成了普通村民参与选举的一个重要诱因。(3)关系动员，即派系利用各种关系资源动员普通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诸如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友缘关系、宗族关系、业缘关系等，都可以成为精英实施公共参与动员的资源。

第二，派系参与的示范动员。随着体制的解体，原来的全能型政治宣告结束。但是，在农村社会组织重构过程中，一时未能将广大农民群众重新有效地组织起来，相当部分的村民游离在村庄公共生活的边缘，表现出政治上的无力感。而派系参与在有较高政治素质的派系精英的协调组织下，实现了其成员的有机整合，使原子化的村民聚合为一个整体，凭借自身的组织、资源优势，提高了参与公共生活的能量。同时，派系构建的集团防范机制和成本疏散机制，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共参与的效益。因此，派系通过自身的参与行为诠释了民主理念，并向村民证明了众多个体能够高质量地介入基层政治生活。这无疑发挥着引导村民公共参与的示范作用，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欲望，从而使民主、参与、竞争等原本抽象、空洞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现实的行为，以前所未有的形式为村民所感受，吸引广大村民投入到村庄公共生活之中。

3.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中，派系往往以反叛角色进入社区公共生活，向公共权威提出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及其运作，构建了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首先，当前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务管理机构——村民委员会由村民群众民主选举。派系的介入，使村庄民主选举更具有竞争性。在派系竞争的背景下，村委会选举逐渐形成了类似于多党制下的议会选举和总统竞选的制衡机制。为了能够让更多本派系支持的人当选，在选举中实现有利于本派系的结果，各派系总是一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在派系精英的动员和领导下，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和资源积极地争取选票；另一方面则严密监督竞争派系的选举行为，以防范对立派系通过违规行为争取选举中的主动，导致自己的损失。一旦发现对立派系在选举过程中有违规行为，派系精英有可能组织派系成员并动员其他村民采取激烈的抗议行为，抵制不公正选举。在过去的村委会选举中，为此而中止选举或推翻选举结果的事件并不少见。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性监督中，村委会选举逐渐走向了公正、公平、公开、有序。

其次，在社区公共权力的日常运作中，各派系基于维护本派系利益的目的，必然要求社区公共权力对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符合公平原则，同时密切关注和监督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对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决策和管理施加影响，并及时纠正公共权力运作中的错误行为。同时，在派系竞争的背景下，竞争派系总是尽可能地发现和揭露主政派系的不当行为和公共权力运作中的失误，以便为自己在下一轮的村委会选举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有的甚至直接号召和动员村民启动罢免程序。

三

派系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兴起绝非偶然，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

1.农村调控模式转换的产物。

转型时期国家对农村调控模式的转换为派系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契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制度这一政治调控模式失去了其经济基础。为了改变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为了获得农民更多的政治支持，降低调控成本，国家顺应农民的变革要求，国家行政权力从村落调控体系中撤出，并启动“乡政村治”新体制的构建。这种体制的转换意味着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在宏观上实现了从行政性分配向竞争性分配的转变。以行政性分配为特色的传统的农村社会调控体系，使村民个体权利的让渡、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传承具有深厚的行政色彩，限制了社区公共权力在不同的治理精英之间的流转。现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拥有自主选择村民自治组织干部的权利，三年一度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成为社区公共权力资源的直接配置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公平、公开、公正特性的村委会民主选举，为多元的派系势力竞争社区公共权力提供了新的“游戏规则”和演绎空间。与此同时，体制的转换也扩大了农村自由政治空间。现行的农村基层政治体系一定程度上容忍了正式权力中心与多个非正式权力组织并存于同一社区的现象，也默认了村民个体间基于某种利益或价值取向一致基础上的结盟。正是转型时期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派系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表现。

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为派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要标志，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所谓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简单地说，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多样化。在体制下，中国农村是一个均质同构性社会，农村社会成员的差异不明显，几乎都是在乡村集体组织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社会成员，具有一致的身份和地位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成员在单位之间、产业之间、社区之间出现了急剧的流动，由此实现身份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农村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上的差异，导致了身份转换的非同步和不一致，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具体表现为：

(1)农村社会成员的等级化和阶层化。农村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旨在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流动过程中，不同的农村社会成员实际获得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有所差异，因此造成了农村社会成员的垂直分化，农村社会成员被分化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占有不等的多个阶层和等级。

(2)农村社会成员的分枝化和群体化。农村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来源、扮演了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获得了多重性的身份，因此导致了农村社会成员的水平分化。过去均质性的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枝化，形成了多种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倾向、类似地位特征的社会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派系就是农村社会成员分枝化和群体化的产物，也是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具体表现。

3.农村社会组织重构的结果。

随着制度的解体，中国农村社会开始了组织重构。现阶段中国农村原有的组织体系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农村社会组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正处在新旧农村组织体系的转换过程中，这为派系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凸现创造了机会和空间。

派系化范文篇3

一、产生“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的原因分析

由于历史、地理、习惯、利益等因素，亲属、同族等同处一村现象较为普遍，为此形成一些村部分党员彼此之间沾亲带故，部分党支部被亲属党员控制，部分村党支部派系现象严重，造成农村党支部、党员队伍出现“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

1、选举因素。由于当前村党支部班子成员是通过党员直接选举产生，为此部分村党支部成员特别是支部书记，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个人势力，维护家族亲朋的小集团利益，使自己能在党员中站稳阵脚，保住支委成员特别是支部书记这一职位，不考虑发展对象的个人素质和群众基础，而是以亲疏关系确定党员发展对象，搞“近亲繁殖”，使本村党员队伍成为清一色的家族党员。同样，村支委成员之间，为了使本族、本派成员通过选举占据村党支部重要职位，彼此之间进行拉帮结派，形成派系，导致村党支部成为两个甚至多个派系同时存在的派系支部。

2、利益因素。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加大力度对“三农”工作的投入，特别是注重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注重对农村困难群众的帮扶力度，注重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而作为村级事务中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组织—村党支部，根据上级的帮扶政策，使的手中可以支配的权力很大，为此，农村党员特别是支部班子成员通过“近亲繁殖、拉帮结派”等，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导致出现农村党支部“家族化、派系化”现象。

3、素质因素。农村党员是农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先锋模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农村党员受教育培训的时间总的来说还较少，农村党员整体素质与机关党员相比，基础还比较弱，底子还比较薄，加之农村党员教育培训不系统、不规范等，目前农村党员整体素质还不高，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还不强，部分党员为了维护自己的不正当利益，沾亲带族、抱成团伙、形成宗族、派系。

二、“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的弊端分析

农村党支部、党员队伍的“家族化、派系化”现象危害较大，它使党的政策方针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使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力下降，使农村党员队伍整体素质降低、农村党员发展困难等。

1、党支部战斗力下降。存在家族化现象的农村党支部，家族党员因为亲情、宗族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他们在村级事务管理过程中，往往不广开言路，排斥家族以外的党员参与决策管理，工作独断专行，以家族意见代替党支部决策，村里原有的一整套民主管理制度形同虚设，使支部表决因宗族或亲属势力而失去民主意义，从而容易造成工作决策失误。更有甚者，在村级监督网中，相互制约的权力监督机制遭到破坏，工作不规范、作风不民主、导致党群、干群关系异常紧张，甚至出现支部领导班子成员违法犯罪的情况。同样，派系现象严重的党支部，在对村级事务进行决策时，各个派系都希望结果都朝着符合本派系利益而作出决策，因此往往也因为势力相当，意见不统一，导致工作长期难以开展，久拖未决。而对于上级党委来说，如果下属支部因为派系斗争的关系而使支部失去战斗力，则也渐渐的不会再把一些项目或工作交给该支部去做，这也使得村党支部失去很多发展的机会，战斗堡垒作用无法体现。

2、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下降。家族党员在村党员中占的比例较高或者在村里影响较大时，家族党员势力则对发展党员工作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往往优先考虑把自己的家族亲属作为发展对象，施行“近亲繁殖”的手段。导致部分政治觉悟不高、素质能力不强的人被吸收进党员队伍。而那些优秀的青年人才因为不是他们的家族成员，不管其是否具备入党条件，都被拒之门外。存在派系现象的党支部，各个派系因为各种利益关系，彼此间会进行各种明争暗斗，很难和谐相处，因此，上级党委为提高党员素质能力而组织开展的各种学习培训、集中活动、主题教育等，因为该支部派系斗争的情况而难以正常开展。同样，上级要求支部组织开展的如党员学习日等活动也无法开展，党员失去很多提高个人素质的机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派系斗争上面，长期以往，致使农村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下降。

3、农村党员发展困难。派系党员因为在党支部中彼此间实力势均力敌，为此无论哪一派系都不愿意发展另一派系的人为党员，导致支部长期无法发展党员，优秀青年难以进入党员队伍，支部缺乏活力。同时，村党支部如果长期存在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给村里优秀青年树立了错误导向，使他们缺乏对党的正确认识，认为入党了不但要开会、交党费、受约束等，还要卷入村党支部的复杂关系和派系斗争中去，还不如不入党，使党支部后继乏人、青黄不接。

三、对消除“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的几点对策建议

1、提高思想认识。如果农村党员特别是家族党员、派系党员自身素质过硬，那么对于村党支部建设还能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如有利于意见统一，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加强内部团结，形成合力；能利用各种情感因素，群策群力，共同做好村党支部各项工作等。这要求每位农村党员要有很高的个人素质修养，但是当前农村党员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一方面，乡镇党委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乡镇党委可以利用各种宣传载体，通过各种会议、发放宣传单、悬挂横幅标语等方式，特别是要及时抓住村级组织换届这一契机，广泛开展防止农村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的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农村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的危害性，宣传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严重的村的典型案例，宣传如何预防和制止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换届时，要教育引导党员把思想集中到选出公平公正做好事、善作善成有本事、不贪不沾不出事的带头人上来。平时，教育引导各党支部、广大党员要按章办事、为民办事，要自觉按党章和组织原则办事，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农村党支部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可以建立农村党支部定期召开“民主恳谈会”制度，对于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严重的党支部，乡镇党委可以适时组织党支部召开民主恳谈会。在召开恳谈会之前，先广泛听取和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反馈给党支部成员。在民主恳谈会上，乡镇党委要派人参加，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下，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以身作则，做出表率，认真、正确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位支部成员认真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明确这种现象的危害性，并实事求是的提出下步整改措施。对于党支部提出的整改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乡镇党委也要及时监督检查措施落实情况。确保取得消除宗族、派系，加强交流、增进团结的效果。可以积极组织谈心活动。针对党员家族化、派系化现象严重的党支部，乡镇党委在开展宣传教育、召开民主恳谈会的前提下，还要积极组织开展谈心交心活动。乡镇党委成员与村党支部成员之间、村党支部成员之间、党支部成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彼此推心置腹，坦诚相见，乡镇领导帮助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善意的指出谈话对象的不足之处，并明确危害性。支部成员和党员要虚心的接受批评，诚恳地求得帮助。支部委员、党员之间谈心交心彼此放下架子、实实在在、敞开思想、以心交心，真正解决问题。对亲属党员、派系党员组织经常性谈话，针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分清是非，找准问题根源，总结

经验教训，及时指出并纠正错误，真正使其在思想上得到转变。

派系化范文篇4

关键词派系农村基层政治组织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进入了社会转型期。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村社会成员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分化，过去那种均质同构的农村社会逐渐为异质性社会所取代。随着农村社会异质性的增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非正式组织——“派系”。不同派系的农民相互竞争和博弈，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

这种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目前尚未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国家法律和制度对其运作没有做相应规定，学术界也未曾给予充分研究。但是，派系组织正以其自身的行为逻辑演绎着一场场农村政治生活的戏剧，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的特点、功能及形成原因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所谓派系是指人们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当代中国农村，联结派系的纽带可以是血缘、地缘等传统性因素，也可以是利益、文化、业缘等现代性因素，甚至可能源于性格和兴趣等个体人格性因素。各种因素在派系形成、发展和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当前向市场经济迈进的经济导向型农村社会中，利益无疑是派系的最终诉求和终极定位。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

第一，独立性。这首先表现为派系组织成员具有相对独立性。与主要由农村精英分子组成的正式组织不同，派系成员中普通村民占很大成分，他们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形式独立表达自身意愿，行使自己的权利。其次，表现为派系组织的功能发挥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农村基层社会生活中，作为功能组织的派系往往通过自身功能的独立发挥，来维护和扩大组织成员的利益，实现派系及其成员的利益最大化。

与此同时，国家在构建乡政村治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过程中，没有借助制度手段把派系这一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纳入村民自治的体制框架，这就进一步突出了派系作为农村非正式组织所具有的相对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特性。

第二，利益性。随着理性(利益)原则全面渗入农村社会关系中，派系成员间的结盟虽然有可能出于人性的关怀、亲情的关照、道义的责任等，但是，在导致派系结盟的因素中，利益因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获利成为人们加入派系、参与派系竞争的最重要目的。正如新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机。虽然人们从事政治活动时，除了个人的利益欲外，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动机，但是这些动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向是非常不确定的，唯有增进利益这种动机比其他动机更直接、更稳定、更具一致性。”

派系的存在及其运作，首先被人们用来满足其利益获得，成为人们实现地位、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利益交换关系成为派系成员的行为准则。当派系作为整体进行运作时，其内部成员已经意识到利益的一致性，形成了组织认同，并外化为参与中的一致行为。由此可见，无论是派系的结盟，还是派系的竞争行为，都具有明显的利益驱动特征。

第三，自愿性。人们加入派系这一非正式组织是自愿的，是村民自己的自主抉择。已经加入派系的成员如若想要退出派系，也是自由的。派系作为其结盟成员的利益载体，建立在其成员自愿参与的基础上。自愿加入的成员自然会形成对派系的认同，这种认同感正是派系组织对其成员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础。当然，这种自愿的原则还表现为派系成员退出派系的自由。当派系成员发现自身参与的成本大于收益而无法获利时，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成员出入的自由，是维持派系活力的条件。

第四，易变性。派系是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组织，组织化程度较低，变动性大。首先，组织的聚合边界不清晰。很多派系成员对派系只存在意向性倾向，并没有强烈的派系认同和公开的行为反应，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搭便车”的投机分子。当参与的成本大于收益时，这些边缘人群就会四散逃逸。其次，派系成员的结盟基础不稳固。虽然派系在交往和行动中会培养出一定的群体心理和价值规范体系，但这尚未强大到足以维护派系的永久结盟。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化和利益多元化，导致村民个体间缺乏永久结盟的利益基础。唯其如此，派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是村民群众基于某种利益的随机组合，其离散和重组的机率较高。

可见，现阶段中国农村新出现的派系组织，是一种新型的非正式组织类型，它与传统的农村宗族组织存在极大的差别：(1)从发生学分析，宗族是将由生育构成的血亲群体和由婚姻构成的姻亲群体同时包容进来而以前者为主干的一类社会群体。派系则不单单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如前所述，其联结纽带是复杂的。尽管其中包含着血缘和亲缘等传统因素，但利益因素在派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随着村民主体寻求个体利益的诉求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合法化而日益凸显出来。(2)从结构上分析，宗族有着明显的支房结构，并且通过宗族的习俗和礼仪形成了稳定的关系模式。派系则是一种基于利益的随机聚合，虽然根据与派系领导和核心人士利益相关的紧密度，以及对派系竞争的介入程度，可以将派系成员大致分为派系精英、中坚人士及普通成员等，但这种划分边界是相对模糊的，且相互间没有稳定的关系模式。(3)从运作机制上分析，宗族制度更多地基于相关主体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靠情感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取向的共同性，以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在某种意义上说，宗族组织主要是依靠情感和道义运作的。派系组织的运作则更多的是根据理性判断、利益权衡基础上的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行动。据此，我们把派系定性为一种有别于宗族的农村非正式组织，是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特殊功能组织。

二

组织的功能，简单地说是某种组织的属性和作用。据现有的实证资料分析，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派系，具有如下主要功能：

1.利益的表达和保护。

派系首先是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农村功能组织，表达和保护派系及其成员的利益，无疑是派系组织最基本的功能。如前所述，派系的形成以利益为主要纽带，派系的存在及其运作是其成员实现利益表达的手段和工具。

其一，表达派系成员的需求。村民主要受利益驱动加入特定派系组织，目的是寻求利益获得的途径。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派系采用独特的方式表达其成员的意愿和利益需求。比如，通过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内部的派系成员，在公共决策和管理过程中表达本派系成员的意愿；通过派系领袖或其中的精英人士向村庄公共权力组织表达派系及其成员的需求；号召派系成员配合和支持有利于本派系的公共决策，以积极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认同；组织本派系成员集体抵制有损本派系利益的公共政策，以对抗的形式表达派系要求，等等。

其二，引导和整合派系成员的需求。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村民的利益日益多元化。无论是村民个体还是村民家庭，都不再是单一利益主体，而是多元利益的复合主体。具有多重利益来源的村民，势必会有多种利益需求，因而需要在社会行动中做出倾向于何种利益的行为抉择。面对这些拥有多种利益要求，且可以自由进出的派系成员，派系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引导和整合需求。即把派系成员的各种需求汇集起来，整合成派系的综合需求，并以这种综合需求号召其组织成员，引导派系成员的利益追求和社会行为，从而使派系形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据我们调查，派系成员正是主要基于对这种综合需求的利益认同而自愿地加入派系组织的。

其三，保护和实现派系成员的利益。获利是人们加入派系、参与派系竞争的最重要目的。派系组织常常通过派系竞争等方式保护或扩大其成员的利益。派系借助集团力量构建了成本疏散机制，通过协调其成员的行动增强了利益博弈的能力，从而使减损或增收成为可能。

2.公共参与的动员和组织。

公共参与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是指村民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影响村庄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它是村民与村庄政治系统发生直接的行为联系的过程，是村民表达自己意愿于村庄政治体系之中的显性行为①。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参与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形成的派系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动员和组织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功能。

第一，派系精英借助多种资源实施参与动员。在当前的农村基层政治生活中，派系精英常常是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动员力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精英们会使出浑身解数，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动员村民追随其参与村庄公共生活，谋取更多权力和利益。(1)利益动员，即派系精英以共同利益要求和共同目标为号召，动员村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2)派性动员，即派系精英以派性为号召，动员普通村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这种组织方式在村委会选举中特别常见，它构成了普通村民参与选举的一个重要诱因。(3)关系动员，即派系利用各种关系资源动员普通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诸如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友缘关系、宗族关系、业缘关系等，都可以成为精英实施公共参与动员的资源。

第二，派系参与的示范动员。随着体制的解体，原来的全能型政治宣告结束。但是，在农村社会组织重构过程中，一时未能将广大农民群众重新有效地组织起来，相当部分的村民游离在村庄公共生活的边缘，表现出政治上的无力感。而派系参与在有较高政治素质的派系精英的协调组织下，实现了其成员的有机整合，使原子化的村民聚合为一个整体，凭借自身的组织、资源优势，提高了参与公共生活的能量。同时，派系构建的集团防范机制和成本疏散机制，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共参与的效益。因此，派系通过自身的参与行为诠释了民主理念，并向村民证明了众多个体能够高质量地介入基层政治生活。这无疑发挥着引导村民公共参与的示范作用，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欲望，从而使民主、参与、竞争等原本抽象、空洞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现实的行为，以前所未有的形式为村民所感受，吸引广大村民投入到村庄公共生活之中。

3.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中，派系往往以反叛角色进入社区公共生活，向公共权威提出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及其运作，构建了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首先，当前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务管理机构——村民委员会由村民群众民主选举。派系的介入，使村庄民主选举更具有竞争性。在派系竞争的背景下，村委会选举逐渐形成了类似于多党制下的议会选举和总统竞选的制衡机制。为了能够让更多本派系支持的人当选，在选举中实现有利于本派系的结果，各派系总是一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在派系精英的动员和领导下，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和资源积极地争取选票；另一方面则严密监督竞争派系的选举行为，以防范对立派系通过违规行为争取选举中的主动，导致自己的损失。一旦发现对立派系在选举过程中有违规行为，派系精英有可能组织派系成员并动员其他村民采取激烈的抗议行为，抵制不公正选举。在过去的村委会选举中，为此而中止选举或推翻选举结果的事件并不少见。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性监督中，村委会选举逐渐走向了公正、公平、公开、有序。

其次，在社区公共权力的日常运作中，各派系基于维护本派系利益的目的，必然要求社区公共权力对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符合公平原则，同时密切关注和监督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对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决策和管理施加影响，并及时纠正公共权力运作中的错误行为。同时，在派系竞争的背景下，竞争派系总是尽可能地发现和揭露主政派系的不当行为和公共权力运作中的失误，以便为自己在下一轮的村委会选举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有的甚至直接号召和动员村民启动罢免程序。

三

派系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兴起绝非偶然，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

1.农村调控模式转换的产物。

转型时期国家对农村调控模式的转换为派系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契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制度这一政治调控模式失去了其经济基础。为了改变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为了获得农民更多的政治支持，降低调控成本，国家顺应农民的变革要求，国家行政权力从村落调控体系中撤出，并启动“乡政村治”新体制的构建。这种体制的转换意味着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在宏观上实现了从行政性分配向竞争性分配的转变。以行政性分配为特色的传统的农村社会调控体系，使村民个体权利的让渡、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传承具有深厚的行政色彩，限制了社区公共权力在不同的治理精英之间的流转。现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拥有自主选择村民自治组织干部的权利，三年一度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成为社区公共权力资源的直接配置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公平、公开、公正特性的村委会民主选举，为多元的派系势力竞争社区公共权力提供了新的“游戏规则”和演绎空间。与此同时，体制的转换也扩大了农村自由政治空间。现行的农村基层政治体系一定程度上容忍了正式权力中心与多个非正式权力组织并存于同一社区的现象，也默认了村民个体间基于某种利益或价值取向一致基础上的结盟。正是转型时期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派系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表现。

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为派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要标志，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所谓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简单地说，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多样化。在体制下，中国农村是一个均质同构性社会，农村社会成员的差异不明显，几乎都是在乡村集体组织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社会成员，具有一致的身份和地位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成员在单位之间、产业之间、社区之间出现了急剧的流动，由此实现身份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农村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上的差异，导致了身份转换的非同步和不一致，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具体表现为：

(1)农村社会成员的等级化和阶层化。农村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旨在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流动过程中，不同的农村社会成员实际获得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有所差异，因此造成了农村社会成员的垂直分化，农村社会成员被分化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占有不等的多个阶层和等级。

(2)农村社会成员的分枝化和群体化。农村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来源、扮演了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获得了多重性的身份，因此导致了农村社会成员的水平分化。过去均质性的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枝化，形成了多种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倾向、类似地位特征的社会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派系就是农村社会成员分枝化和群体化的产物，也是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具体表现。

3.农村社会组织重构的结果。

随着制度的解体，中国农村社会开始了组织重构。现阶段中国农村原有的组织体系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农村社会组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正处在新旧农村组织体系的转换过程中，这为派系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凸现创造了机会和空间。

派系化范文篇5

【论文摘要】民国时期派系斗争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成因有很多，其中不注重自身建设则是主要的。具体而言，国民党在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缺陷。

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派系斗争史。国民党的众多派系，大致可分为的嫡系派系和非蒋嫡系派系，后者指不以拥戴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为最高宗旨，甚至力图否定其统治地位的派系。前者主要有CC系、中统、复兴社、军统、新政学系、陈诚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朱家骅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蒋经国系、侍从系等。后者主要有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派、孙科派、丁惟汾派、唐生智系、桂系、晋系、冯玉祥系、李济深系、邓演达派、张学良系、陈济棠系、陈铭枢系、杨虎城系、韩复榘系、西北诸马系、川I康实力派、宋哲元系、盛世才系、龙云系等。国民党派系斗争给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严重危害，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丧失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成因有很多，不注重自身建设就是其中之一。具体而言，就是在国民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拟通过介绍国民党忽视自身作风、理论、组织建设和领导制度建设的情况，分析其对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促成作用。

一、领导制度建设方面

国民党在早期曾把孙中山奉为全党的领袖。《中国国民党总章》“总理”第一章第二十一条规定，中国国民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总理一职只归于孙中山一人；总理职权有四项：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权。这给予了孙中山总理在国民党内至尊地位和最高决策权。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没有了总理。孙中山逝世时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领导核心出现了权力真空，在当时的国民党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由谁来继承孙中山的职务，成为焦点问题。为此，、、胡汉民三者之间展开了较量。这是1928年以后国民党派争纷纭的一个主要根源。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胜利，军事领袖的权势日益提高，逐渐在权力斗争中居于优势。他借处理“廖仲恺遇刺案”，赶跑了右派领袖胡汉民，又借“中山舰事件”气走了“左派”领袖，然后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公上提出“整理党务案”，从而把持了国民党党务大权。

“四·一二”政变后，建立南京政府，与为首的武汉政府相对抗，造成了国民党的一次大分裂。而党内的丁惟汾派，、陈公博的改组派，孙科的再造派，邹鲁、谢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却都与他争夺正统。即使南京政府内部的胡汉民也想让蒋效法土耳其的凯末尔，只当名义领袖，而把政权交给自己。1930年的北平扩大会议、1931年的广州非常会议等一系列反蒋运动，以及蒋桂、蒋冯、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都是以反对独裁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指责搞“家民党”，“蒋就是党，党就是蒋，蒋外无党”等等。

所以，虽然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篡夺党权”的罪名，在孙中山逝世后的20多年中，他一天也没有担任过国民党最高职位——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除了1926年任过短暂的中常会主席外，在其他时间内中常会也不设主席。这既使他处境尴尬，又成为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主要根源之一。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一些代表提出一项提案，“请恢复本党领袖制度并推蒋中正同志为领袖”。大会决定国民党施行“总裁制”，总裁代行原来所规定的总理之职权。建立总裁制以后，国民党内部关系更强调集中权力，采取“领袖、干部及细胞呼应灵敏之原则”，“补救通常委员制之缺点”，总裁职权的外延比总理扩大。如规定了国民党中央的正副秘书长、正副部长、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与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秘书长等的任命，均由总裁提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央的会议均以总裁为主席。1940年7月五届七中全会又规定每年的7月7日为全党党员效忠总裁之宣誓日，届时全国各级干部召集党员举行宣誓，在全国宣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思想。这才觉得自己做到了名符其实，不无感慨地说：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本党动摇已十有五年，至今方得稳定。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9月继任，同时兼任行政院长，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主席负责制，政府主席不再仅仅是原来那种名义上的国家元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抗战期间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使党政军权力一体化，全部集中于委员长之手。

而总裁制的建立，使一直以国民党领袖自居的相形见绌，他无法容忍的“总裁”，这是他愤而脱离国民党而投日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汪派的出走，客观上使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有利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治。

二、政治理论方面

等许多国民党人认为，国民党的政权是通过革命而取得的，既然不是法统的承继，也不是人民所赋予，所以主张“革命的政权”，即。国民党不会自动交出自己通过革命而夺来的政权，它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无限期地统治国家。国民党是要奉行其主义，所以主张以党治国。

但孙中山早年为动员民众进行反对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专制，曾把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理念向民众作出许诺。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他把它分为三个时期：军政时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宪政时期——宪法颂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期。民国初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又曾一度赞同代议政体下的政党政治模式，主张国民党、共和党以英美为模范。但随着革命的实践，他逐渐认识到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开始主张国民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绝对的政治领导权。主要受苏俄的影响，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的思想，认为革命党的责任不仅要建国，把国家再造一次，革命胜利后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的中枢，即一切军国庶政都由国民党它负责。这种苏俄式的以党治国，是“将党放在国上”。

上述几方面对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派系斗争产生了如下影响：一是不少国民党人以民主和自由为口号，反对专制；二是一些国民党人要求国民党速行宪政，反对蒋在国民党内的专制；三是地方实力派以训政和宪政时期地方理应分权为依据，反对蒋的中央集权；四是许多国民党人以“党权”至高为依据，反对蒋凭借军事优势而实行独裁。

首先，以自由和民主反对在党内的专制，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一个主要形式。如改组派倡导恢复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精神，实行党的民主化。它要求废除总理独裁制，抨击的专制，要求恢复选举制，党员在不违背本党主义范围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因此，改组派曾拥有一大批追随者。

以要求国民党速行宪政的方式反对的专制，这类浪潮在1928—1949年问曾起伏不断。1932年在国民党“再造派”的极力支持下，孙科公开宣布其抗日救国纲领，筹备实施宪政。国民党内部坚持主张速行宪政的人士则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派系即宪政派。从某一角度来说，在大陆统治时期，与国民党内主张速行宪政者的摩擦没有停止过。1929年6月国民党的三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行政时期之规定案》，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至民国二十四年完成。这个日程安排为带来了无穷的尴尬。宪政派、一些派、共产党和广大民众不断呼吁国民党实现承诺，而蒋总是尽量延缓行宪的日期。国民党改变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在1935年3月12日之后又有十次以上。(注：1935年12月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936年10月国民党中常委决定国民大会延期；1937年2月五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于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939年11月五届六中全会议决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940年9月国民党中央157次常务会议决定国民大会延期至战后再行召集；1943年9月五届十一中全会议决于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1945年元旦宣布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待战后，战局稳定即可举行；同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宣布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同年11月国民政府命令，延于1946年5月5日召开民国大会；1946年4月国民政府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举行。)每次的许诺和违约，都会引起国民党内主张行宪的人士与展开激烈斗争。直到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要召开国民大会，行宪已不可阻挡时，仍不死心，仍想坚持五权宪法下的总统制，反对政协决议所规定的议会制与责任内阁制。

以“党权”为号召反对借军事独裁而行政治独裁，这是国民党派系中又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派曾以“护党”为由反对，并鼓动一些军事实力派进行“护党救国”活动。在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中，“护党”也是一项主要内容，它抨击是“以军治党”，“以军分党”。而胡汉民派更是以“党权”来与抗衡。他是孙中山“党权”主张的极力拥护者，认为军队若不党化，可以成为军阀。所以他处心积虑地想限制蒋依仗军事独裁而实行政治独裁。他主持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做为全国的最高决策机关，由他主持工作；他以第一党务专家自许，出席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一切会议。他精心设计了国民党在训政时期以党驭政的基本原则和实施纲领，提出了“训政保姆论”，规定党是国家的政治核心，政府是国民党意志的执行机关，中央政治会议代表国民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胡与蒋的矛盾日益尖锐。要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做独裁一切的总统，胡以训政时期无需什么约法为由进行坚决抵制，二人的矛盾公开化，胡汉民派便开始成为蒋一大敌对的政治派系。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它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许多地方实力派不愿把权力轻易交给中央，与蒋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理论依据便是孙中山所曾阐述的训政时期的地方自治权。所以1930年中原大战时，反蒋派太原“扩大会议”制定的《约法》中，便有保证地方自治权力的内容。

三、组织建设方面

国民党曾高倡“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作为一条重要的组织原则。1929年国民党三大和1938年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都曾作出过解散党内小组织亦即党内派系的规定。但国民党内部存在激烈的派系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与国民党组织建设方面的不成功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国民党系统中的资历，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的资历，明显地不及胡汉民、和其他许多所谓的国民党元老，这些人总是在蒋面前摆老资格。这样，蒋对国民党的态度是极为复杂的。在与共产党以及其他党外势力进行对抗时，他自然是以维护国民党的权威的姿态出现；但当他与党内异己势力，特别是以党内老资格的身份出现的异己势力作斗争时，他一方面是尽量指责对手不是国民党的正统，一方面又总想以一种可以由自己控制的、新的政治势力来取代国民党。他为此进行了多次尝试，但结果都是事与愿违，反而使本来就已十分激烈的党内派系斗争更加纷繁复杂。

1932年组织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复兴社，便有取代国民党政治地位的企图。复兴社分子也以新生势力自许，宣扬说要以复兴社取代国民党。蒋的企图首先遭到当时正与之合作的派的反对。1935年华北事变后，北平和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被迫撤消。蒋希望借机取消国民党，以复兴社代之。他支持国民党“宪政派”对国民党的抨击，并授意上海的社会名流等发动民意请愿要求取消国民党。而坚信“无党则无汪”的汪派坚决抵制这一企图。另外，还遭到了当时以两广为基地进行反蒋活动的胡汉民派的反对。胡认为中国没有法西斯主义的土壤，揭露了以法西斯主义为宗旨的复兴社的反动性。而复兴社与国民党的主流派——CC系的互相倾轧及其带来的巨大内耗，则是蒋在国民党组织建设方面失败的后果。

1938年又一次企图从组织上削弱甚至取消国民党，这便是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但三青团自始至终却变成了各嫡系派系互相争斗的载体。首先是CC系因自己没有获得对三青团的领导权而不满，其次是复兴社与蒋经国系、陈诚系、朱家骅系等为控制三青团而展开了混战。在内心是倾向于三青团的，有以党代团的想法，起码希望团做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弥补国民党的不足。但他顾忌很多，再三踌躇，他说团要接受党的领导，但又说团员可以入党，党员可以入团，又说三青团要“独立发扬革命创造精神”，使得人们对党、团的政治关系无法清晰了解。结果是CC系想以党统团，把三青团做为国民党的组织，把三青团员做为党的预备党员；而复兴社则借口曾说三青团是国民党的“新血轮”和“先锋队”，强调团的独立性，大搞党、团对立，甚至想以团代党；蒋经国系更是迫切希望三青团独立组党，以蒋经国为新党的领袖，以为旧国民党和新党的兼任领袖。这引起了CC系的极度恐慌和坚决反抗，受到极大阻力，被迫放弃，而折中的结果是党、团合并。但他的各个嫡系派系对合并后的国民党的争夺战，并未因此而罢休。在1948年行宪后的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中，三青团、复兴社、黄埔系等为反对CC系的继续得宠，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以抵制CC系支持的、属意的孙科，结果是李宗仁当选，桂系在与的斗争中获得了优势。

可见，在国民党组织建设方面的不成功，激化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为国民党派系斗争提供了条件。

四、作风建设方面

在作风方面，“帮会”习气深刻影响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国民党的派系政治具有江湖习气化的特征，而帮会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派系的形成，这便是国民党派系斗争与帮会势力的大致关系。

在民国年间与国民党派系斗争有密切关系的帮会，是青帮、红帮和袍哥等。帮会是中国的秘密社会或日黑社会、地下社会的一种。青帮是仅次于红帮的第二大帮会。对国民党派系斗争有较大影响的青帮，是上海的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为代表的青帮势力，这是众所周知的。红帮又称洪门、洪帮，是天地会的代称。在时代对国民党派系斗争有较大影响的红帮，是红帮的五圣山和海外的致公堂。

国民党与帮会的关系可谓历史悠久。孙中山为壮大革命力量，曾加入红帮。在他领导的多次反清起义中，会党成员出了大力。而其他许多革命党人如陶成章、谭人风、陈其美等都是会党中人。蒋在早期的军事政治斗争乃至建立南京政权的过程中也受到帮会的大力支持。在以后蒋控制上海乃至全国局面，在他进行统治的过程中，帮会势力仍然为他立下大功。的各嫡系派系也深受帮会势力的影响。军统是与帮会势力关系密切的派系之一。戴笠与杜月笙是早年的结拜兄弟，二人互相关照，杜月笙给予戴笠以很大的帮助。复兴社和CC系的组织的活动，如果离开了帮会势力的支持，简直是寸步难行。

国民党非蒋嫡系派系的维系和发展，也是多与帮会势力密不可分的。如李济深、韩复榘、阎锡山、四川许多军阀等，都曾是帮会中人。四川的袍哥是哥老会的一支。四川是“袍哥”的势力王国，党、政、军、工、商、农学等各界均遍布袍哥组织。四川军阀与袍哥组织更是密不可分。f注：1941年阎锡山成立了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立起“明德堂”帮号，自封为“嘉白帮大字班老前人”，拉人山西的许多文武官员，让他们再向外发展他们自己的徒子徒孙。

1942年他又成立了洪帮组织“进步总社”，立起“民众山”山头，自封为“山主”。他提出“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的口号，利用帮会的形式以图壮大其力量。请参见赵瑞：《阎锡山的反动组织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0期。)帮会势力在帮助巩固其地位的同时，也助长了国民党非蒋嫡系派系与蒋抗衡的力量，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派系化范文篇6

“家族化”，即村中的大多数党员同属一个姓氏、家族，或者大多数党员之间存在亲戚、血缘关系；“派系化”，即村中由于居住环境、利益纠葛等原因形成几个派系，而大多数党员仅属于其中的一个派系。

党员队伍“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员发展工作不正规。少数村居党支部书记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个人势力，维护家族亲朋的小集团利益，在发展新党员时，以亲疏关系决定发展对象，不考虑发展对象的个人素质和群众威信，从而使党员队伍成为清一色的“自己人”，或者让“自己人”在党员队伍中占绝对多数。二是党员教育管理不正常。由于少数村居党组织疏于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导致了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下降，部分党员为了维护自己的不正当利益而抱成团伙，形成派系。

村居党员队伍的“家族化”、“派系化”，严重地影响了该村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导致了该村党员发展现状不容乐观。

一是党员发展缓慢，党员队伍老龄化现象严重。据调查个别村党员发展呈急剧下降趋势，上几年还出现6、7年没有发展一个党员的村居。党员老龄化现象严重，其中某一村党员平均年龄达56岁之高。造成这些原因的村党组织不发展党员，怕发展党员，重要原因就是怕“新党员”抢了自己的位子，疑虑重重，怕危及小集团利益。即便是发展党员，也往往只发展自己家族成员，非家族成员就会受到排斥。由于党员家族垄断，非利益集团的人选在党员大会上很难通过表决。有些村年青人入党申请书上交几年、甚至十几年也不见组织回音，极大地挫伤了年青人的积极性。严重的是某村20多个党员中有6个是有亲族关系的。这种党员发展“出必吾家”，以人论事，以人划届的现象，忽视和损害了群众利益，引发群众不满，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极大地削弱了党支部领导核心地位。

二是党员素质参差不齐，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严重削弱。党一直以来，在人民群众中有着良好的光辉形象，这是共产党人经过长期艰苦的共同努力铸就的。但由于党员队伍存在的“家族化”、“派系化”现象，使得少数党员在工作、思想、作风等方面出现退坡，作风散漫，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根本没有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有的党员甚至连一名普通老百姓的素质都不如，更谈不上起模范带头作用了。这些都不同程度削弱了党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使少数群众产生信任危机。

三是党支部引领作用发挥不明显，个别村居党员的集体荣誉感弱化。一些村由于党支部的组织生活流于形式，加上党的宣传阵地、载体作用不够突出，宣传教育工作内容形式结合也不紧密，造成部分群众对党的事业，党的工作不了解或知之甚少，甚至少数党员对党的要求、党的知识一知半解，很少参与组织生活，游离在组织之外，有的甚至连党费都不交，不履行党员义务，成了名副其实的“下岗”党员。由于党组织生活贫乏单调，党员管理涣散，客观上弱化了部分村居党员的集体荣誉感，部分党员的言行也逐渐以普通群众的标准来自我衡量和认可，有的甚至连普通群众都不如。严重损害了党员形象。

为了进一步加强发展党员机制建设，确保发展党员的质量，真正把立场坚定、思想进步、文化素质高、群众可信度高的同志吸纳进党组织，针对某些村居发展党员工作中存在的发展程序不规范、素质把关不严、长期未发展、家族化倾向严重等弊端，提出以下几点针对性的措施：

一、严把党员入口关。

发展优秀党员，必须加大党员发展对象的考查把关力度，加强对党员发展工作的指导监督，不断扩大群众在党员发展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定权。

根据发展党员的现状，我街道积极探索农村入党积极分子公推优选新机制，从源头上保证新发展党员的质量。一是采取公开报名，公推优选，动态管理等方式。要求有意愿加入党组织，并提交入党申请书一年以上的同志公开报名，再由全体党员及村民代表对报名对象进行分别推荐，党内党外推荐都较集中的同志方可纳入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对经公推优选产生的入党积极分子街道予以建档，实行跟踪管理，并将街道党校作为对其进行教育管理的常设机构和责任单位，制定出具体的培训方案，每季度对入党积极分子集中教育培训一次。各村党支部也落实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教育培养，条件一旦成熟及时吸收其入党。二是街道党工委每年将各村居入党积极分子的空缺人数进行公示，要求各村居通过公推优选及时加以补充。对原先已确定的入党积极分子不定期进行考核，对那些表现较差，离入党条件差距较大的及时予以淘汰。对于3年内未被发展为党员的，其入党积极分子资格自动取消，需重新参加公推优选。三是对在本村因派性矛盾、支部家族化或其他人为因素导致特殊优秀人员无法入党的，经街道党工委同意后，可向街道党组织申请入党。入党积极分子公推优选新机制能提高农村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的整体素质，从源头上优化农村党员队伍；增强农村发展党员工作的透明度，有效地完善和规范农村发展党员工作；形成正确的发展党员导向，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村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

二、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

加大对党员的经常性教育力度，提高党员的威信，不断增强农村党员队伍的党性观念和综合素质。作为党员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比如牵头建设公益事业，带头履行计划生育政策，以身作则遵守村规民约，关心孤寡老人生活等。因此，各党支部要注重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可利用街道党校、各村居远程教育网点等载体，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理论武装广大农村党员，使农村党员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价值观，强化农村党员的宗旨观念，打好农村党员提高威信的基础。

三、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

建立团结和谐、威信高的村班子，合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内生活，健全党员处理的有关制度，加大对不合格党员和违纪党员的处理力度。

一是村居党支部要重视村级后备干部的培养。在今后的工作中，要重点引导党员群众把那些愿意为群众服务、有领导能力、有致富本领、有更高威信的农村党员推选到村级后备干部队伍中来，并利用压担子的形式加以培养，以防后继乏人。二是组织生活要不断完善。要经常性组织党员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充分利用村居党员活动室，通过召开党建座谈会、经验交流会、理论学习会等形式，增强党员的集体责任感和荣誉感，促进党员的团结，压下农村党员日趋家族化、派系化的势头，让农村党员时刻注意身份与普通群众不同，避免在市场经济中迷失方向变成落后群众的危险；三是要畅通党员队伍的“出口关”。街道严格村居党支部的“”制度，对村党支部每月开展的党员活动要求有场所、有记录、有一定时间，街道党工委不定期进行检查。规范每年的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注重表彰一批党性观念强，致富、带富能力强、在工作中起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对少数履行义务不好，在党员中拉帮结派、损害群众利益、民主评议较差的党员采取专人帮教、领导谈心、群众监督的方式做好教育转化工作；对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不做党组织分配工作，民主评议不合格的党员及时进行严肃处理。该清退的决不手软，坚决杜绝农村党员队伍的“家族化”、“派系化”现象，确保党员队伍的纯洁性。

四、试行有关发展党员的制度。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村居党支部中试行发展党员工作“回避+干预”制度，规范村主要干部亲属入党工作，致力于从制度上杜绝党员队伍的家族化、派系化现象。

派系化范文篇7

【摘要题】理论园地•理论探讨

【关键词】“5•31”讲话/政治生活民主化/政治文明

【正文】

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和时展潮流，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对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内民主的实质决定党内民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权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和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程序及基本架构，目前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

（一）党代会制度

在制度层面上，党内民主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最基层组织以党员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的各级组织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党代会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判断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标志。党代表大会是党内的最高机关，是党员意志的集中表现。为了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的八大曾决定采取一项根本改革，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遗憾的是，八大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机会。党的九大废除了这项改革。党的十二大曾有人提议恢复常任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恢复，仅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了调整（全国党代会5年1次，省、自治区、直辖市5年1次，县3年1次，基层党组织每年1次），后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在党章中恢复八大提出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基层，有的党组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探索和实践党代会常任制。例如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已有1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椒江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员民主参与，提高区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对领导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代表制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形式。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1次，代表平时无法履行职责，对权力机关形不成指导和监督。这种状况同广大党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派系化范文篇8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内民主的实质决定党内民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权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和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程序及基本架构，目前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

（一）党代会制度

在制度层面上，党内民主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最基层组织以党员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的各级组织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党代会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判断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标志。党代表大会是党内的最高机关，是党员意志的集中表现。为了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的八大曾决定采取一项根本改革，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遗憾的是，八大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机会。党的九大废除了这项改革。党的十二大曾有人提议恢复常任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恢复，仅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了调整（全国党代会5年1次，省、自治区、直辖市5年1次，县3年1次，基层党组织每年1次），后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在党章中恢复八大提出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基层，有的党组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探索和实践党代会常任制。例如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已有1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椒江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员民主参与，提高区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对领导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代表制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形式。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1次，代表平时无法履行职责，对权力机关形不成指导和监督。这种状况同广大党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派系化范文篇9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同志曾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党的建设的实践看，这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哪个地方、部门什么时候党内监督工作抓得比较紧，民主集中制执行得比较好，个人专断、滥用职权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就比较少，消极腐败现象也会受到抑制，出了问题一般也能得到及时解决。

派系化范文篇10

【作者简介】李秀潭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教授（北京100091）

【内容提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党代会制度、党委会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目前情况下可考虑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挥党委会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的重要作用，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

【摘要题】理论园地•理论探讨

【关键词】“5•31”讲话/政治生活民主化/政治文明

【正文】

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和时展潮流，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对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内民主的实质决定党内民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权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和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程序及基本架构，目前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

（一）党代会制度

在制度层面上，党内民主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最基层组织以党员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的各级组织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党代会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判断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标志。党代表大会是党内的最高机关，是党员意志的集中表现。为了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的八大曾决定采取一项根本改革，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遗憾的是，八大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机会。党的九大废除了这项改革。党的十二大曾有人提议恢复常任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恢复，仅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了调整（全国党代会5年1次，省、自治区、直辖市5年1次，县3年1次，基层党组织每年1次），后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在党章中恢复八大提出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基层，有的党组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探索和实践党代会常任制。例如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已有1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椒江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员民主参与，提高区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对领导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代表制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形式。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1次，代表平时无法履行职责，对权力机关形不成指导和监督。这种状况同广大党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