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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1 16:54:52

历史沿革

历史沿革范文篇1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干部选拔工作一度被“左”的思想左右，把革命时代的选拔标准“神圣化”和教条化，只强调阶级出身，不重视干部才能，导致了干部结构的单一化以及干部队伍整体能力的下降。显然，这种情况无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说，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干部选拔的“四化”标准就此提出。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选拔干部的基本原则，也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提出的新要求。随着一大批“四化”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成功地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确保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特别强调领导层的年轻化。他在*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年轻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一要保持政治的活力，第二要保持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年轻不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对于干部选拔的认识也具有了更广的视野。同志就曾经谈到，“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的竞争。这种人才竞争是全面的，包括领导人才在内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才，都面临着各种竞争和斗争的检验与考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人才选拔与干部选拔具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相互之间开始建立通畅的流动机制。人才队伍建设为干部选拔提供了更宽广、更坚实的基础。同志也一再强调，要正确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把那些群众公认是执行党的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及时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历史沿革范文篇2

【关键词】后沟古村;文化遗产;旅游价值

后沟古村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沟、垣、坡、滩纵横交错的独特风貌[1]。后沟古村历史悠久，极具鲜明地方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具有丰富的游观赏资源和文化旅游价值。

一、后沟古村的历史沿革

后沟古村建村年代久远，曾经有古建专家通过对后沟古村观音堂内古柏树身打眼儿，判断后沟村有近700年的历史；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协会主席冯骥才判断该村观音堂南殿大梁彩绘龙纹的画风似为金元时期作品。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古村修建观音堂的碑文记载，后沟古村“年代替远，不知深浅”，所有这些都使后沟村的历史起源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2003年12月文物大普查中，在后沟古村发现了一块唐代墓志铭，其中记载张氏祖先张春晖在唐朝元和十四年（819年），由山东清河迁来，避地于兹。以此推断后沟古村历史距今至少有1200年余年。

二、旅游文化遗产调查分析

（一）地域文化遗产特色。关于后沟古村在选址及村落布局等方面，从传统的“风水学”和宗教观念出发，不论在村落选址、布局还是建筑形态等多方面都体现了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体现了传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选址方面，后沟古村背依太行山支脉要罗山。要罗山连绵起伏，蜿蜒雄壮，气象万千。龙门河发源于要罗山腹地，并依山阳之势在后沟村立村处形成四灵之地，形成古代中国传统风水学中“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的地势特点。后沟古村的村落布局方面，村东黄土梁称为黑龙，村西黄土梁称为黄龙，整体上就形成了“二龙戏珠”的仿生学意境；“四十里龙门河正当中，二龙戏珠后沟村”，村中民谚精练概括了后沟古村选址的风水特点。村内目前还有大量保存完好的神庙建筑和窑洞建筑，具体涵盖了元、明、清三代的建筑风格，其中较为经典的古建筑如关帝庙、古戏台、张氏祠堂等依旧完好，整体上保留了历史的原型，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二）民间美术特色。2002年11月，以冯骥才先生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在后沟村开展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实地采样考察，后沟村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独有特色相继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这其中，后沟村独有的民间美术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特色。纵观后沟古村全貌，处处体现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互融合的特点。村内各处明、清特色风格的民居建筑和神庙等建筑群自然环境优美，功能布局合理，并随地势高低而呈现起伏跌宕和高低错落之势，其古朴的建筑造型完美的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相融，创造出一个既合乎科学又富有情趣的生活居住环境，整个村落在建筑风格上给人一种清静、厚重的艺术效果。后沟古村这些独具特色的古建筑群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保存了真实、完整的历史遗存，同时还附带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充分反映和表现了地方文化艺术在村落规划、建筑学、景观设计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后沟古村已经成为中国古代黄土旱塬农耕文明在住宅和人居环境建设方面的成功范例，引起了历史学家、建筑学家浓厚的兴趣。（三）民间建筑特色。从民间建筑的角度来看，后沟村民间建筑的主要风格特点可用“古朴、自然、成熟”来概括。后沟村主要民居特色是窑洞式民居，几乎每个院落中都有，并按建筑材料可划分为土窑、石窑和砖窑，以土穴式窑洞为主。窑洞主要类型包括窑中窑、窑上窑、窑套窑等样式，建筑年代多为清、民国年间；从数量上看包括四合院三进院32处和七八处靠崖窑洞为主的院落；按建筑形式分明券窑、土挖窑、独体窑、里外窑、山窑等，后沟村的窑洞堪称北方窑洞大全。在建筑的选址方面，后沟村民居充分体现了自然的特点，所有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建造，尤其在建筑的取向和高低等方面都顺应地形地势。后沟村民居的成熟不只是建筑样式的成熟，而且在建筑布局、建筑改造和建筑内部设置等方面都独具匠心。后沟村院落基本都形成四合院，营造安详、幽雅的生活环境，院落门前一般都有抱鼓石、门枕石等。为了整洁美观和实用，还采取多种形式对土窑洞实施改造，并创造了上下窑、窑中窑等形式。在居室内炕的设置上，有窑掌炕、窗前炕和一边挎多种形式，另外灶包括有独体和连体两种，都能够形成合理利用资源和自然的效果[2]。

三、乡村旅游价值分析

（一）旅游观赏价值。后沟古村的旅游观赏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艺术价值和自然风光价值两个方面。人文艺术价值是古村落旅游价值的核心所在。后沟村内的各种保存极好的传统古建筑经历了历史的沉淀，外在显示为古朴厚重和耐人寻味的风格特征，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后沟村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衍生和流传至今的风俗、生活方式等也都具有特殊的人文价值，这种原始古朴的风貌对现代人的吸引是非常强烈的。自然风光价值也是古村落旅游价值体现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结合古村落旅游产品的划分，自然风光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舒缓压力、乡土情结和参与体验。（二）历史文化价值。农耕文化、信仰文化及自然和生态文化，共同构成了后沟村的民间历史文化体系。后沟古村历经了千百年来黄土旱塬的农耕文明，已经成为北方汉民族自给自足的传统文明的典范。虽然后沟村规模不大，但生活设施如豆腐坊、酒坊、醋坊、香油坊等应有尽有，日常生活用品如酒、醋、香油、杂粮、笨鸡蛋、梨、枣果品等也都能实现自给自足，而且都保留了原始的耕作加工方工式，传统手工艺产品布老虎、剪纸等都完整的保持了后沟古村的独特品位，形成一个具有自我循环能力的、自给自足的古村落。（三）现实功能价值。后沟古村的大量寺庙遗存保存非常完整，多数至今还在使用。后沟村的民间建筑均保存完好，至今发挥着居住功能，还在被继续使用。后沟古村的具有丰富特色的旅游资源，在“食”“住”“行”“娱”等方面均有自身的特色。后沟村有豆腐坊、酒坊、醋坊、香油坊等，美食农家饭菜如炒笨鸡蛋、农家烩菜、清炖笨鸡、酱梅肉等鲜嫩醇香，特色五谷杂粮如小米、红面、豆面、玉米面等；作为榆次区传统的水果产区，后沟的梨、枣、葡萄、苹果等水果口味和质量俱佳。

总之，古村落资源除了可供游人欣赏、观摩及探究以外，还具有功能方面的现实性，即能够直接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这在村落的发展和传承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文.山西榆次后沟古村落景观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3.06.

历史沿革范文篇3

关键词: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体制;政府—单位制;政府—社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重申和强调了要建立这一社会管理格局。这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社会建设和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和完善,为推进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本文试图从历史沿革的角度,梳理新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发展演进过程,从而深化对我党提出的这一社会管理格局的理解。

一、“政府—单位”制为主、“政府—街居”制为辅的社会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我国效法苏联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实行高度集权、计划管理的方式,政府包揽一切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企业只是作为政府的附属物而存在。政府对企业实行统一计划、统负盈亏、统购统销、统收统支,一切经济活动以政府的计划为中心。社会组织则基本上没有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一些相同的设想。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1］。也提出:“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2］

基于这样的认识以及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建立起一套以“政府—单位”制为主、“政府—街居”制为辅的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在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下,国家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管理职工,通过街道居委会体系管理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当然,政府通过单位实施社会管理的体制无疑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因为当时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隶属于某一单位,没有单位隶属关系的只是少数人,街居体系只是起到拾遗补漏的作用。

单位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各种单位尽管因专业性质不同而区分为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但都必须隶属于一定的上级部门或政府部门。企业、学校、医院等各类组织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个下属“单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既是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中国政府过程的“末梢”。

“从政府与单位的关系看,政府把单位看作自己的一个个‘纽结’,单位接受政府的各种保护,并按照政府制定的计划得到各种资源。”单位和职工之间是一种“单位既全面控制、又全面照料其职工,职工既全面服务、又全面依赖其单位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3］。“单位不仅通过社会成员的工作使之取得一定的经济报酬,通过分配住房保证单位成员基本的生存空间,通过公费医疗制度满足人们基本健康的需要,通过兴办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澡堂及为职工子女就业需要的服务公司或集体企业等等,为单位成员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的服务,更多地,单位还给予单位成员在单位内或单位外行为的权利、社会身份以及社会政治地位。”［4］

政府主要通过单位实施社会管理的体制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加强了社会的组织性,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和组织动员力。但另一方面,也严重束缚了社会自身和公民个人的发展,就像捷克著名戏剧家哈维尔所描述的:个人变成了社会这架庞大机器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和螺丝钉,他的意义仅限于他在这架机器里的作用。总之,个人的工作、住房、活动等都被牢牢地钳制。事事受到预先决定,受到限制和控制。每一个越出规矩的行动都被看做放纵、违章、违法之举。从餐馆厨师到歌唱家,每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一张官僚规定文牍的罗网笼罩。这张罗网以自己的目标束缚一切生活的目标,而它的目标就是它自身平稳、自动运转的既得利益［5］。

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一方面造成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国家化,使政府成为包办一切的全能型政府,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将社会成员牢固束缚在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单位中,造成了社会流动性差,社会自身缺乏自主性,各种社会组织无法得到正常发育,社会内部难以形成一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从而造成社会的僵化,缺乏活力,社会成员思想的僵化,缺乏创造力。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也造成了企业包袱沉重,缺乏生产积极性和竞争力,从而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二、“政府—社区”制与“政府—单位”制并存的社会管理体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个体私营经济等新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与此同时,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市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以“政府—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项旨在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社会工程－社区建设运动兴起,社区制被建构为一种替代单位制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随着“政企分开”、“社企分开”的推进,企业剥离出来的大部分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的职能都转移到了街道办事处及其所属的社区。

经过十几年的社会变迁和社区建设,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从“政府—单位”制为主、“政府—街居”制为辅过渡到以“政府—社区”制为主、“政府—社区”制和“政府—单位”制并存的社会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社区承担了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逐渐成为社会管理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仍然承担着许多重要的社会职能,但这些社会职能正处于不断的剥离中。

在我国当前这种以“政府—社区”制为主,“政府—社区”制和“政府—单位”制并存的社会管理体制中,“政府—单位”制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很充分,成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这种模式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是我们当前正在大力推行的“政府—社区”制社会管理模式,也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政府—社区”两极式社会管理体制并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政府试图借用社区这个地域概念,将其操作为一个城市基层管理单位,以解决市场经济兴起和单位制解体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通过社区建设加强基层政权建设。”［6］正因为如此,本应发挥自治功能、进行自我管理的社区表现出了严重的行政化、单位化倾向。“政府几乎包揽了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的一切事务,多样化的基层社会的社区事务基本上变成了单一的政府事务。与‘政府—单位’式体制不同的只是,上级政府和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不过是转移或‘下移’给了基层政府的派出单位－街道办事处－而已。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区的责任和职能被不切实际地夸大,所承担的社会事务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的单位化倾向愈益严重,日益蜕变为一个什么都得管的‘小而全’的、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单位化社区’。”［7］由于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承担着大量的行政事务,而社区委员会所掌握的人员、资源、资金又极其有限,因此,很难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同时,社区的行政化倾向也使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度和参与感难以提升,这也制约了社区的社会管理功能的发挥。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城市中实际存在的“市—区—街道—社区委员会”垂直管理体制,把政府的触角一直延伸到社会的最基层,客观上压缩了民间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致使“单位制”解体下的“原子化”个人并未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而政府通过原子化的单个人去了解、协调和保护各个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市场经济张力所引发的社会分化和非稳定性的紧张要素就难以降低［7］。

三、“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随着转型期我国社会矛盾的凸显,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被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社会管理问题也因此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政府明确把“社会管理”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一起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重申,“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一社会管理格局的提出,明确了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在社会管理体系中的角色,有利于避免社会管理中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在这一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领导”是根本。党委领导主要是政治性、方向性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委要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握好社会建设和管理发展的大方向,确定正确的大政方针,提出具有感召性、纲领性的口号;把党的意志和主张体现到国家的法律法规中,支持政府依法管理社会事务;引导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有序地参与社会建设和管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只有坚持党委的领导,才能确保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正确方向,才能有效地整合各种社会管理资源,团结和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

“政府负责”是有效进行社会管理的前提。政府要担负起全面组织社会管理的责任,对整个社会管理事业进行整体规划,为社会管理工作“掌舵”。政府要切实担负起应尽的社会管理责任,不能缺位,要建立健全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法规,制定基本社会服务的标准,加大社会发展投入在政府整个预算中的比重。要依法管理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社会事务、社会事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同时,政府在社会管理中也不能越位。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中介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政府不应过多进行行政干预。政府负责不等于政府包办,政府可以通过合同、协议等方式委托社会组织、企业等提供社会服务。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应扮演服务的角色,既要直接服务于民众,又要为其他社会管理主体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现管理。

“社会协同”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依托。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有利于改变单位制解体后公民一盘散沙的“原子化”状态,增强公民的组织性,使公民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在社会管理中,要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这是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必要环节,也是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当前要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发展社区自治,培养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发挥城市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要真正贯彻“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鼓励、引导各种合法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同时加强对其管理和监督,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

“公众参与”是有效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社会管理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公众充分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来,社会管理才能取得实效。同时,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也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效形式,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要通过大力培育公众的参与意识,使公众牢固树立主人翁意识和当家做主观念,使广大公众认识到建设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建设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最终要靠人民群众自己。与此同时,要不断拓宽公众参与渠道,规范公众参与行为。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一社会管理格局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发展的最新成果,它必将有利于我国社会管理的有效实施,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列宁.国家与革命［M］∥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2.

［2］.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M］∥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9－10.

［3］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308.

［4］李汉林,王奋宇,李路路.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与单位现象［J］.管理世界,1994(2):192－200.

［5］刘军宁.有限政府与政体改革［J］.领导文萃,2004(11):13－18.

历史沿革范文篇4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司法贯彻罪

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简而言之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逐步确立的过程

(一)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关于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古代的有无，在我国理论界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古代无论是《唐律疏议》抑或是《宋建隆重详定刑统》，这些仅仅是规定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古代皇权高于一切其他权力，皇帝可以任意修改法律，其一言便可变更法律，这种社会制度缺少罪刑法定原则生存的土壤。古代的罪刑法定仅仅是穿着“罪刑法定的外衣”，其限制地方官员的权力更多是为了保护皇权以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但罪刑法定原则其核心价值是为了限制权力，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自由。我国古代与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在其内在的核心价值上相距甚远。笔者认为，在我国古代，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存在的。(二)清朝时期罪刑法定原则首次引入。《大清新刑律》第十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为罪。”本条法规是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首次明文体现。新刑律中删除了我国引用千年的比附援引，限制了法官的权力———不能再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行为援引类似的法条，同时限制了君主对定罪量刑的干预。在这次改革中，刑法对溯及力、未遂犯、从犯等也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其在刑罚体系中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具体罪名和刑罚的种类也进行了明确的归定和细化分类。但该律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一是其罪名的排序并不是十分合理，没有按照犯罪的危害程度排列;二是每个罪名其后对处罚的限度没有给予明确的标准，导致法官的裁量权过大。(三)民国时期的罪刑法定。1912年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是在《大清新刑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关于该原则的规定，本法与《大清新刑律》中第十条的表述基本一致，使得清末在我国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得到延续和发展。1927年集团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1928年刑法典中罪刑法定原则被该法继续沿用，但是在一些方面的规定还是不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例如:在拘役期限方面规定严重时可加刑———至少两个月，却没有规定它的上线［1］;判决前若要把羁押日抵消为刑期，刑期一日需要两个抵押日才能抵消。所以，此后对该法进行了完善。1935年刑法典在1928年刑法典的基础上没有作任何改动而直接沿用的法条只有45条，但该法继续保留了罪刑法定原则，表述改为“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之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在溯及力方面也继续沿用从新兼从轻的原则。但是，1935年刑法典依然存在不足之处:在法益保护方面其优先维护国家利益，当个人法益与国家法益相冲突时会舍弃个人法益，这是与人权保障原则相抵触的;同之前的几部法律一样，其赋予了法官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79)的罪刑法定原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统的法律体制和刑法理论被摈弃，转而全面学习苏联的法律思想。在同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一篇指示，至此，国民党时期的六法全书被正式废止，其中罪刑法定原则也被一起删掉了。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6条是这样规定的:“以反革命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经本条例规定者，得比照本条例类似之罪处刑。”由此可看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适用的是类推制度。(五)1979年刑法典与罪刑法定原则。1949—1979年间，在长达30年间我国都没有一部刑法典，这使得我国的法制建设不仅仅是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法治的退化现象。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加快基本法的制定速度。在次年的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颁布了第一部刑法典，但该法中没有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明确的规定，反而在第79条中明确规定了类推原则;还规定了范围非常宽泛的著名口袋罪，如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等。(六)1997年刑法典———罪刑法定的重新确立。在1997年的新刑法典中，在1979年刑法中确定的类推制度被本次立法删除，在本法的第三条中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该原则在刑法的总则和分则中也是贯彻了这一观点，如对从旧兼从轻的原则的规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化规定，删除了1979年刑法中三大口袋罪把其分为众多具体化的罪名，等等。继《大清新刑律》后时隔97年，我国罪刑法定原则被再次确立，这次确立其先进性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在清朝时期该原则仅仅是法条中的表述———形式意义，当时的社会性质及人民群众的思想都意味着当时没有适合该原则生存的土壤。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思想的不断开拓具备了这个原则被实施的条件，但还是要细化刑法条文中关于刑罚限度和具体划分标准的的规定，虽然该原则再次确立有其不足，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忽视其在我国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二、关于罪刑法定原则发展历史的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几经删改才被最终确定下来，我们必须要深究其如此反复的原因。在笔者看来，罪刑法定原则要真正确立并贯彻实施，并不仅仅是制定出成文法律条文就能快速解决问题。这就要求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的判断达到一定程度，法律并不仅仅是一种立法规定，其还承载着社会的价值观念。清末引进罪刑法定是从西方移植来的法律思想，但并没有实现该原则的现代化，反而是先进的西方法律思想与本土传统的法律文化发生冲突，该原则的核心人权保障是当时那片社会土壤所实现不了的。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也在其法律中规定了该原则，但当时的社会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该原则的核心精神得不到认同，更得不到真正的实现。在1997年刑法典中确定的该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先进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渐提高，多方面条件的积累才使得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精神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刑法的现代化以及中国整个法律系统的现代化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操之过急，那样由于观念的冲突社会现状的不适应反而会适得其反。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贯彻

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在司法层面上相对于立法层面要难很多，虽然该原则在立法上已被确立多年，但在司法实践中却仍没有被贯彻实施。近代以来，法律思想的转变相对来说比较快，我国的法律又是立法指导型的，随之法律条文就会被修订。先进法律思想被社会大众所接受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整个社会群体对罪刑法定的认识度来看，甚至一些领导干部对该原则的认识也是很不到位的，该原则的司法贯彻的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随着法律思想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演变到相对，由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到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行使自由裁量权。在贝卡利亚时期，贝卡利亚认为法官在适用法律时要逐字逐句，不能含有主观臆断，法官要像一个机器机械地联系案件与法律，但法律文本具有其局限性，这就需要人的能动性去调整，所以，自由裁量在司法实践中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法官的该项权力能让法条在适用个别案例时更能实现个别正义，让法律的适用更为灵活。虽然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需要人为因素———自由裁量权的辅助，但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若要让自由裁量没有限度地、自由地发展，会导致法官的权力过大，造成权力滥用，人权会也就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所以，笔者认为，若要让该原则在司法中得到贯彻，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要对自由裁量的限度进行严格且合理的限制。这就需要在相关法律立法时，对刑罚的限度等级以及相关的量刑标准进行具体的规定，而不是泛泛而谈。

四、结语

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中能被贯彻实施需要健全相应的法律机制以及一定的时间。在我国，该原则要贯彻实施关键是要确保法官合理适用自由裁量权。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既不能完全限制，那样会使法律不能得到充分实施，丧失灵活性;又不能给予法官过大的裁量权，这样会造成权力滥用，不利于保障人权。随着法律思维不断发展，人们的人权保障意识不断增强，罪刑法定原则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中，都能得到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历史沿革范文篇5

【正文】

国内图书俱乐部资金壁垒较厚，缺乏资源优化配置与整合，“单兵”战术未向“军团”战略转型，市场重组与并购鲜有发生，尚未形成有效的规模经济，市场博弈技术稍逊，未来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一、引言

图书俱乐部是为会员读者购书及其他文化活动而搭建的平台，起着图书营销、文化交流、凝聚客户、社群组织的重要作用，是会员的载体和组织形式；而会员则是俱乐部的组织主体和实质内容物，成员的多寡、文化素养、人口特征、购买行为等诸多因素决定着俱乐部的成功与失败。

会员制营销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图书零售会员制、图书连锁经营会员制和图书互联网络会员制三种形式。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探讨只限于直接面对终端读者的图书零售会员制。

会员制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开始被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于饭店、零售、干洗、美容、唱片、娱乐等行业。作为一种营销推广方法，会员制从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以后也被应用到商业零售业、服务业、房地产业、餐饮业、娱乐业等促销实践当中，其运用范围也正在逐渐扩大。

图书俱乐部在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占零售市场的份额只有8%～12%（平均10%）左右，国内2%～5%左右，但是全球传媒业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时代华纳和沃尔特·迪斯尼集团），欧洲第一大传媒集团，世界出版业排名第一，1999年全球《财富》500强排名第341位的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Bertelsmann)却是以图书俱乐部起家和发迹的。其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图书俱乐部，分布在19个国家和地区的35家图书俱乐部，目前拥有3000余万会员，广泛分布在欧洲、美洲、大洋洲和亚洲，占全球图书俱乐部市场份额的60%。在过去的5年当中，图书销售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上升态势，图书经营所创造的利润每年以7%的速度增长，成为集团最赢利的业务之一。

贝塔斯曼创造了图书俱乐部，图书俱乐部成就了贝塔斯曼。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内出版、发行界不得不深入探讨图书俱乐部领域的诸多问题。

二、欧美国家图书俱乐部的百年历史沿革

（一）图书俱乐部的创始阶段

最早的图书俱乐部出现在1891年的德国。但严格地讲，1900年瑞士兴起的合作运动才是现代图书俱乐部的雏形。从国际范围来讲，图书俱乐部的初始起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出版商为了规模经营降低图书成本，扩大读者群体，从而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济萧条、书价居高不下的困境，创立了图书俱乐部。1924年德国共有4家图书俱乐部，到1933年会员总人数已发展到80万人。

1926年4月16日，美国出现了第一家图书俱乐部——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oftheMonthClub)，其经营方式为预订图书，向其4750名俱乐部会员推荐了第一本书。同时期成立的还有另一家图书俱乐部——文学会(LiteraryGuild)，1934年文学会卖给了双日公司(Doubleday)。

在英国，1929年阿兰·波特(AlanBott)创办了第一家图书俱乐部——图书学会(BookSociety)，虽然没有图书销售折扣，但当时的会员人数已达2万人，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英国图书俱乐部创办的另一个标志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立的“重印书”学会(TheReprintSociety)。同时期成立的还有左翼图书俱乐部(LeftBookClub)、弗伊尔斯图书俱乐部(FoylesBookClubs)和奥达姆斯良友图书俱乐部(OdhamsCompanionBookClub)等。

（二）“二战”的结束、电视的出现——图书俱乐部的发展阶段

1.德国贝塔斯曼图书俱乐部的成立

20世纪40年代末期，“二战”结束。从美国的收容所和前苏联俘虏收容所回到德国的莱茵哈特·默恩(MrReinhardMohn)、西格贝尔特·默恩兄弟和鲁道夫·温塔夫，1947年在年仅26岁的贝塔斯曼第五代接班人——莫恩的儿子莱茵哈特·默恩的带领下改制了家族企业，将其重组为股份公司，由莱茵哈特·默恩出任董事长。他倡导的“分权管理，权责分明，自由创新，遵守公司规章制度”的理念被誉为“贝塔斯曼模式”，一直沿用至今。

股份制的改造使得公司增强了抗风险和应变能力，扩大了资本量，为公司的腾飞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新组建的公司进行了广泛的市场调查和研究分析，在发行部经理韦克斯福首创的“走出书店，主动将图书送至读者手中，变被动为主动”直销理念驱动下，莱茵哈特·默恩决定将图书俱乐部作为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重点。1950年6月1日莱茵哈特创办了公司的第一家图书俱乐部——莱赛林图书俱乐部。

俱乐部成立的初期，推销员们采用的是挨家挨户敲门的方法，使得人们怨声不断；物流系统只能使用自己的车队，向德国各城市和边远的村镇运送图书。

后来他们摒弃了上述方法，与全德国的4000余家书店签订经销合同，依托书店网络发展其俱乐部会员。1951年俱乐部会员人数达到了10万人，1954年会员达到100万人，1960年会员人数攀升至300万人，1967年俱乐部跨国经营，1970年达到450万人。

1962年贝塔斯曼开始开辟海外市场，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图书俱乐部(CirculoDeLectores)，开始了迈向国际化的第一步。

如今，经过50余年的艰苦发展和扎实经营，莱赛林图书俱乐部在全球19个国家和地区拥有50余家图书俱乐部，会员人数3000余万，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的图书俱乐部。

在此，应当提到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彩电刚在美国露面，多数成年人并不理解甚至抵制“猫王”的疯狂演出，而年轻人却为之痴迷。电视影响到了人们的娱乐读书生活。

在德国，战后第一次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展出了3万册图书。贝塔斯曼于此时建立起自己的读者圈，形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市场，公司业绩迅猛发展。贝塔斯曼在莱茵哈特·默恩带领下由家庭所有型公司向企业规模化发展。为积累资本，贝塔斯曼开始应用“利润分享”这一新举措，公司将赢利分给员工，而员工再将此基金返回投入以供公司发展所需。同期，印刷工厂得以发展，物流系统建立成型。

2.英国方面

20世纪50年代，电视的产生改变了人们娱乐的习惯，读书人愈发稀少，英国的图书俱乐部生意极其惨淡，会员人数还不及“二战”前的一半。

英国的图书俱乐部虽然早在1929年就已经建立，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健全的图书俱乐部市场。

为了应对电视的大力普及对图书俱乐部产生的不利影响，1958年，英国出版商协会对图书俱乐部的管制条例进行了修改，将原书出版之后推出的俱乐部重印版周期由2年改为1年，同时规定，俱乐部出版计划周期可以超过半年，而且必选数目可以是6本。

1963年俱乐部管制条例又允许俱乐部使用包括奖励书籍在内的优惠措施以吸纳新会员。

1968年，英国出版商会和英国书商协会同意准许俱乐部在出版社出书的同时推出俱乐部同步版(SimuhaneousPublication)并以25%的标准折扣向会员供书。

引进美国同步版概念的英国图书俱乐部将有利于图书营销的“同步版”作为俱乐部市场发展的战略重点。

1968年9月，集同步版与重印版为一体的俱乐部——文学会开张，该俱乐部隶属于图书联合俱乐部。

1977年4月由德国出版集团贝特尔斯曼创办娱乐圈有限公司(LeisureCircleLTD)。1979年秋由考林斯出版社、海纳曼与赛克斯出版社与瑞典波尼尔斯·佛拉格合资创立了全国图书服务公司(NationwideBookService)。

截至目前，娱乐圈有限公司、全国图书服务公司、良友俱乐部和弗伊尔斯图书俱乐部经营的均属“同步重印书”类型。其中“良友”和“弗伊尔斯”经营的大多是重印小说，经营投入资金不大，70%多的人士是女性会员。

（三）互联网的诞生，新经济的到来——图书俱乐部的成熟期

如果说电视的出现是图书俱乐部的第一次灾难的话，那么知识经济的到来和互联网的普及则引发了图书俱乐部的更大震动。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研究机构NPD公布的《1999年购书消费报告》中称：美国图书俱乐部一度受网络书店的冲击，市场占有率自18%降至17.7%。欧美国家的图书俱乐部市场占有率一度降低至10%的新低，近年才逐渐回暖。但俱乐部的家数越来越多，竞争愈发激烈。

为了应对网络书店以“低价、服务、书评及社群经营”抢走会员的不争事实，许多俱乐部开始建立自己的网站，纷纷推出“试阅读、与顾客互动、快捷配送、评论文章”等服务，建立起除纸质书目外的第二个运行平台，扩大俱乐部辐射范围，增加媒体目标受众，吸纳和巩固新老会员。

新经济时代的图书俱乐部发展呈现以下态势：

1.专业图书俱乐部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图书俱乐部的变革和发展。在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定位营销原理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专业图书俱乐部”和按阅读兴趣划分的“主题图书俱乐部”。如美国的“化学家图书俱乐部”、“土木工程师图书俱乐部”、“计算机专家图书俱乐部”等。为满足阅读兴趣而产生的有“古典文学俱乐部”、“高尔夫图书俱乐部”、“侦探图书俱乐部”、“历史选书俱乐部”、“军事选书俱乐部”等。

目前美国有11家专业图书俱乐部。

2.强强联合，跨国发展

古语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为了应对互联网书店的冲击，占有美国图书俱乐部1/2份额约6亿美元销售额的两大图书俱乐部进行了合并，共组网上书店，它们就是时代华纳集团旗下的每月一书俱乐部(BOMC)和德国贝塔斯曼集团旗下的Doubleday。

两家世界媒体巨头的合作，产生了市场垄断、版税、折扣压价等方面的新问题。

3.网络图书俱乐部的建立，纸质书目的改进

在网络书店硝烟四起、群雄逐鹿的互联网争域圈地战中，传统的图书俱乐部会员人数急剧下降。为了应对这种被动局面，图书俱乐部开始将大量书目放到了互联网上，以弥补纸质书目的不足。会员可以在网上选书，阅读部分章节，进行图书评论。会员之间还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聊天、BBS讨论等。俱乐部网站的发展推动了纸质书目的改进。由过去的纯粹书目变成了一本生活杂志。书目增添了许多鲜活的内容，包括短文、诗歌、评论、专栏、访谈、会员交流等时尚流行元素。

同时，会刊的四色彩印愈发精美，纸张高档，赏心悦目，使人爱不释手，案头寿命变长。

网站的建立和纸质书目的改进的确大大地增加了会员人数，提高了俱乐部的竞争力。但这种提高销量的变革却不是最终目的，在谈及网络图书俱乐部的主要目的时，美国Crossings图书俱乐部的主编米歇尔·罗宾克说：Crossings变革的主要目的不是提高销量，而是培育以俱乐部为核心的宗教社区，诱使人们都纷纷以成为这个社区的一员为荣。

罗宾克的这席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是啊，对俱乐部的忠诚达到了宗教信仰的地步，那么又何必苦恼招募不到会员？何必担心赚不到钞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法国有20余家图书俱乐部，德国有30余家，意大利有10多家，英国有40家，丹麦有20家，瑞典有40多家，美国有200多家。

俱乐部从无到有，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史，受到了电视、互联网的两次大的冲击，可谓“浊浪滔天船自坚，拨云见日艳阳天”。如今，进入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图书俱乐部已驶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积极应对新经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变革”和“创新”是图书俱乐部赖以生存发展的不变“法宝”。

三、国内图书俱乐部20余年的发展历程

（一）图书俱乐部的雏形——读者服务部

与国外图书俱乐部的百年发展历史相比，国内的图书俱乐部起步很晚，仅仅才有20余年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初期，神州大地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党和国家开始重视文化教育出版事业。西方的一些先进思想和经营管理理念传入中国，在此环境下，国内的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和新华书店等机构开始设立“读者服务部”。主要办理本社本店少量的图书期刊邮购业务，规模很小且没有商业计划，也没有图书目录。被动地等待极少数偏远地区的读者汇款购书，业务量很小，主要强调的是社会效益和精神文明的公益性。

（二）图书俱乐部的第一次高潮——读者俱乐部

1995年前后，受贝塔斯曼即将进入中国的消息和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组织号召全国青年读书活动的积极影响，国内形成了开办图书俱乐部的第一次小高潮。

其间成立了中国职工读书网、中华青年读者俱乐部、东方书林图书俱乐部等俱乐部组织。成立之初，这些读者俱乐部大都抱有宏伟的理想和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商业野心。但是先天性的资金不足、营养不良；会员人数稀少，难成规模；市场营销管理欠缺和组织结构的松散、随意，导致了他们最终关门的结局。

（三）贝塔斯曼上海书友会的成立，掀起国内俱乐部的第二次高潮

1997年，中德合资的贝塔斯曼书友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虽然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合作试验项目，但却显示着贝塔斯曼集团已经正式登陆中国。

受此“狼来了”的“利坏”消息影响，国内的出版机构和发行单位群起效之，依托自身的图书和读者资源优势，纷纷扛旗竖杆建立起自己的图书俱乐部。比如：三联书店、外研社、少儿社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2000年成立的“中图读者俱乐部”公开向贝塔斯曼叫板，要做中国第一图书俱乐部。发展目标是在3年内会员人数达到150万或200万。这种精神是国内出版界的骄傲，虽然比贝塔斯曼的时间表晚了三年。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目前包括出版社、国有新华书店、民营书店在内的大大小小的图书俱乐部有300多家。

四、图书俱乐部成功的十大要素

纵观世界出版，笑看风云变幻，失败的俱乐部各有各的失败，成功的俱乐部却都一样，究其要义，有十大成功要素。

（一）强大的资本保障

资本问题一直是困扰、制约国内书业和俱乐部不能做大做强的瓶颈，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撑，俱乐部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图书的采购与供应链，仓储物流配送平台的运作，高额的广告费用，书目会刊和图书俱乐部电子商务平台的搭建，劳动成本、办公场地费用等不菲的投资需要的是大量的资金。

目前贝塔斯曼在上海有9处会员中心，在北京有7个会员中心，开辟的有纸质书目俱乐部、书友会在线和2万多平方米的物流中心。对于已有150万会员的俱乐部来说，现在尚未赢利。贝塔斯曼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柯子范拒绝透露在中国市场的投入，但他表示这是一笔“巨资”，虽声称“赢利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在中国发展一个健康长期的业务”。但赢利必然是公司的最终目标，只不过贝塔斯曼有足够的耐心可以“慢慢地等待”，为等待而付出的代价必然是要得到回报的。

俱乐部可开辟多渠道融资途径。包括向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发行股票、企业债券、吸纳外资、信托投资、进入资本市场等路径。相信高额的投入必然会有高额的回报。强大的资金支撑是俱乐部成功的重要因素。

（二）一流的选书专家和高超的图书编辑

浩瀚如海的各类图书出版物中，哪些是俱乐部会员喜欢阅读的书籍？研究了解图书本身的内容和会员的喜好、阅读习惯，同时能够产生巨大的市场空间和经济效益，编辑出精美的会刊目录。离开这些一流的选书专家和编辑队伍，一切则无从谈起。人力资源是俱乐部的无形资产，脱离了人的存在，俱乐部只是一个空壳而已。

（三）适销对路的图书商品

国内每年有10多万种的各类出版物，不是每一种图书都适合俱乐部营销，也不是每一本书会员都会产生兴趣。市场调查研究，分析俱乐部会员的阅读共性、购买行为，从而筛选出俱乐部适销对路的优秀图书商品，扩大俱乐部的图书品种，丰富图书门类，进行目标市场细分、市场定位是俱乐部的重要营销手段。

（四）合理的图书折扣和促销活动

向出版机构的大宗采购使得俱乐部的进货成本很低，甚至直接购得“印刷权”和俱乐部“同步版”或“重印版”，而使图书成本更低，所以俱乐部的图书折扣往往比连锁和独立书店更有魅力和诱惑力，这是人们愿意加入俱乐部的主要动因之一。

贝塔斯曼的优惠常在6折～9折，促销活动常有1元、3元的入会促销价格，刺激工具有“10元礼券”、“数码相机”、“IPOD”、“SWATCH手表”等。

（五）壮大的会员人数

有会员才能谈得上营销，没有会员把书卖给谁？会员是图书营销的前提和基础。庞大的会员人群、壮大的组织队伍可以使图书的采购经营成本降得很低，同时便宜的价格又维护挽留着已有的老会员和未来产生的新会员。

贝塔斯曼上海书友会登陆中国8年来，已发展会员人数160余万人，外界普遍认为贝塔斯曼公布的这个数字有些保守。

（六）图书目录和俱乐部在线双平台

网络图书俱乐部补充了纸质图书目录的容量有限性和时间延迟性。俱乐部和会员之间、会员和会员之间的沟通交流更加迅捷便利，同时也起到凝聚网络社群的前瞻性作用。但是，必须指出每季度一期的传统纸质书目的重要作用，也是不可替代和缺少的。——尤其是对那些没有上网条件、不爱上网或喜欢阅读期刊的会员人群来说。

贝塔斯曼书友会运行有传统的“书友会杂志”和“书友会在线”双平台。

其图文并茂、赏心悦目、精致美观的免费书友会杂志，如满载佳音的鸿雁，定期向会员问候，并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七）强劲的图书广告与直复营销

精选有影响的杂志媒体，常年连续不断的强劲广告轰炸，广告与通路相融合的会员直复营销，构成了图书俱乐部成功的另一道亮丽风景线。

贝塔斯曼在《读者》、《青年文摘》、《女友》等杂志每期封二、插页做常年连续不断的广告。诱惑的广告词、促进销售(SalesPromotion)的礼品刺激工具和贝塔斯曼的国际品牌是书友会惯用的营销技巧。

（八）迅捷高效的物流平台

建立现代化的物流配送体系，是现代企业物资流通的重要基石。采购、仓储、物流、配送是俱乐部运行链条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高效的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和迅捷的配送队伍，提供送书入户和邮寄服务，变被动为主动是现代化图书俱乐部成熟的标志。由于配送的原因不能按时将图书送到会员手中，而会永远失去会员的信任，影响俱乐部的口碑。

贝塔斯曼的物流中心是全球一流的，它不但承担本集团的出版物物流活动，而且是欧洲多家手机制造商和美国微软公司指定的第三方物流承包商。

贝塔斯曼在上海和北京搭建的两个2万平方米的物流平台，每天运送1500个至2500个邮包，达到一年约1000万本的图书销量。

（九）高素质的员工团队

人力资源是俱乐部的第一资源要素，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均需要人去完成。高素质的人才包括以下主要内容：自动自发、不断创新、锐意进取、忠诚责任、工作绩效、主人翁精神、经营目标和销售任务的高效完成。强调团队合作精神和员工发展、提升嘉奖的高素质管理队伍已是现代化图书俱乐部成功发展的重要砝码。企业的竞争本质上讲就是人力资本的竞争，高素质的人才智力体力资源成就高速发展、高额回报的企业，可以说“谁赢得了人才，谁就赢得了市场”。

贝塔斯曼每年在上海招聘大量大学毕业生的精英，他们都具有本科甚至研究生以上学历。

在其员工结构方面，柯子范先生表示：“在中国工作的贝塔斯曼员工外籍人士仅占1%，属决策层的岗位，如：总经理、首席代表、销售经理等均由年轻精干的中国人担任。”

（十）优秀的企业文化

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和企业文化是现代图书俱乐部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如果说上述九条要素是俱乐部的硬件要求的话，那么企业文化则属于俱乐部软性环境。

成功的俱乐部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重视本俱乐部的企业文化建设。优秀的精神理念凝聚着团队组织，指导俱乐部规范内在约束，美化俱乐部的良好形象。员工发展合作精神和畅通有效的内部交流机制，使他们之间相互协助、独立自主，共同实现俱乐部的发展愿景和目标。

在贝塔斯曼的公司文化中，充满积极性的员工是企业发展进程中的火车头，而非CEO和“管理层”，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思索。

五、图书俱乐部的未来趋势

图书俱乐部的未来发展呈现以下走势：

（一）社区便利会员店

贝塔斯曼倡导的图书进入社区、企业、机关的小型社区便利店即将开业。服务内容有图书、咖啡、音乐、胶卷冲印、文化沙龙等。营业面积100平方米～200平方米，类似于商业零售的社区便利店，如“山姆”便利店。

社区便利店提供温馨、体贴、方便、周全、多功能的文化体验和图书文化营销服务。

社区便利俱乐部的商业半径较小，应以空降散兵式在城市呈蜘蛛网状撒开。多密度、多网点设立，避开与超级连锁书店的地盘之争，多数应设置在大型连锁店的盲区为宜。

（二）创造顾客价值最大化的内容服务

俱乐部应进行文化产业的多元化经营，增强俱乐部的延伸增值服务。

贝塔斯曼对会员数据库的调查分析，发现有5万名汽车爱好者，于是书友会提供杂志内容，与上海科技出版社共同推出了《车迷》杂志，并参与该杂志的发行领域。

基于会员为中心的多元化文化销售是多种多样的，应充分挖掘经营，实现会员价值的最大化。

（三）大型仓储式会员中心将会出现

目前各省会及大的中心城市新华书店及民营书店均设有面积数万平方米的大型物流中心，平时承担连锁店的配送。为了减少图书资源浪费，合理开发利用终端读者，那么，像大型百货超市一样，仓储中心发展俱乐部会员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这种仓储式图书超市“会员中心”应定位高端市场。采用VIP贵宾会员制，会费较高，抬高入会门槛。同时应要求会员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精而不烂，便于管理，减少丢书现象发生。

（四）行业协会

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会成立地方性、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俱乐部协会组织，成为监管自律俱乐部发展的社团力量，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防止不正当竞争。

（五）联盟会员卡

在未来的数年内将会产生“图书俱乐部”、旅游景点、金融银行、酒店餐饮、零售商业、服务业的“联盟会员卡”，使图书俱乐部的会员享受诸如旅游景点门票打折等优惠。——也就是说“一卡通”，既是图书俱乐部会员卡又是旅游景点门票卡，同时也是酒店住宿卡。

（六）个性会员卡

为了满足年轻一代追求潮流时尚的心理需求，即时生成制作的个人照片式会员卡将会出现。另外，卡通式的会员卡也会受到学生会员们的欢迎。笔者调查，大多数会员普遍反应“卓越”的卡通式个性会员卡要比贝塔斯曼的精美。

六、结语

图书俱乐部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进入中国才是短短20年的事情。

在西方国家可以说是行之有年、行之有效、行之有道、行之有获。它的运行模式成就了伟大的出版事业，铸成了世界传媒业的巨头。

图书俱乐部“一箭多雕”。俱乐部是一种深层次的频繁市场交易类型，属关系营销范畴。

图书俱乐部的最大竞争对手是互联网络书店，而非连锁书店和个性独立书店。“水泥”加“鼠标”，俱乐部上网，建立电子商务网站和电子会刊运行平台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国内的图书俱乐部遍地开花，诸侯割据，群芳争艳，各显其美。

会员制作为一种新型的、具有无穷魅力的营销方法，其优越性是很多的，已被广大的图书企业接受、认同和实施。但是应充分认识到会员招募不易，邮寄图书较慢，同行竞争激烈，会员有时不能履行购买义务等缺点。

历史沿革范文篇6

［关键词］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 ;基层党组织;党建质量

重视党员教育管理，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全党上下保持自我革新的利器。随着党的中心任务和时代使命的变化，党员教育管理的内容、功能和模式在探索中不断走向成熟，并将在新时代肩负起新的伟大使命。

一、党员教育管理的定义及其内在关系

党员教育管理中的“教育”和“管理”，一般而言特指与党员相关的教育和对党员的管理。“党员教育是由各级党组织进行的、旨在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员党性的活动总称。”[1]党员教育包括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等方式。党员管理是指“党组织按照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党员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利的活动”。党员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用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规范党员的言行，使每一个党员都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贯彻落实，保证党的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完成。[2]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对党员教育管理的认识也需要与时俱进。党员教育管理是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保障，是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先进性、纯洁性为建设目标的一项日常基础工作。党员教育管理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思想建设为脉络，以能力建设为支撑，以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为基点，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队，经得起各种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曾指出，共产党员“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3]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坚定革命信念、纯洁党员思想，他还设想“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4]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指导基层党组织工作时也强调要使党支部“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5]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要求“严格党员教育管理，严格组织生活，加强理论教育、形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6]并强调党章在党员教育管理中的核心位置，“‘两学一做’，基础在学，首先要学好党章。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依据和总遵循，也是全体党员言行的总规矩和总遵循”。[7]党员教育和党员管理，功能上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持。其中，党员教育侧重引导，党员管理偏重约束。实践中，党员教育是从理想信念出发，教育广大党员坚持党的宗旨、发挥优良作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认真解决党员在思想、组织和工作上的问题，增强党员队伍的创造力、凝聚力、组织力和战斗力。党员管理，则是严格党组织的生活，进行党员日常行为的监督；吸收符合标准的成员入党，管理党员在组织中的生活、教育、保障、监督等内容。党员教育需要依靠制度化的党员管理来执行，党员管理则有赖于党员教育的效果来进行提升。党员教育的范畴在于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党员管理的工作内容主要落在制度建设层面。一方面，党员教育充分尊重党员的主体权利，以激发党员的自觉和自励，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来强化党的建设质量；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有着高度纪律性和组织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持续推动党员管理的制度化才能切实增强党员教育。所以，政治性、组织性、先进性、使命性就成为党员教育管理的根本属性。在党员教育管理的日常实践中，党员教育是党建工作的“发动机”，而党员管理更多的是起到“方向盘”的作用。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时，必须坚持教育、管理、监督、服务相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制度常态化，教育与管理双管齐下，结合信息化时代的整体要求，深化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技术背景下党员教育和党员管理的规律认知，并不断总结、提高、更新党员教育管理的方式方法，才能确保其政治性、组织性、先进性和使命性的根本属性不断得到加强，而不是弱化或虚化。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员教育管理的经验来看，党员教育管理包含两个部分：其一是基层党组织的党员教育管理。基层党员的教育有理论学习、政治实践训练、党纪党规党章等党内法规教育，还有包括以党章为核心的宗旨教育、革命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及技能本领教育等多方面内容。其二是干部的教育管理。干部是党员的天然组成部分。对于干部的教育管理，在标准上要严于普通党员，内容上要宽于普通党员。除了对普通党员教育和管理的内容，干部教育管理的核心要更加聚焦“讲政治”，要“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基本要求是“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8]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发挥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模范性是始终不渝的目标。在党员教育管理的坐标系中，以党章为中心，围绕党章增强党员的政治素养和能力建设，始终是党在每一时期进行党员教育管理的基本范式。以党章的发展为脉络，勾勒党员教育管理的历史长卷，并从中梳理其一般规律和特殊表现，就成为能够准确、深入地理解党员教育管理，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达到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这一目标的必经之路。

二、以党章为基本遵循把握党员教育管理的历史沿革

党章是政党为了实现其政治纲领、规范党内事务、指导活动开展而制定的基本法规，是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必须遵守的最高行为规范。党章主要是对党员的政治性提出规范指导，因此，政治性在党员教育管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另外，党章还突出强调基层党组织在党员日常教育管理中的支柱作用。从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发展史看，正是这一个核心和一个支柱，构成了党员教育管理体系的鲜明特点。历部党章中有关党员教育管理的内容，主要是在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和基层党组织基本任务中加以体现，具体名称和要求随历史时期的变化有所不同。党员教育最早是以“组织与训练”为名在党的二大所制定的第一部党章中出现的。“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同期，《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也指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9]党的三大后，党员教育目标开始确立，并走上制度化发展之路。1923年10月，党中央决定成立教育宣传委员会，通过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委员会的职责是“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并在各地方委员会中设立教育委员负责工作。[10]党的四大首次明确了党员教育管理是党支部的具体职能之一。《关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提到党支部须担负“教育党员”、“吸收党员”的重要责任；《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要求支部成为“党的基本教育机关”，支部应当“注意于政治报告和党的策略之解释”。[11]中央局在《党刊》第七期上发表的《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一文指出，“支部是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支部是党的实际监督党员工作的机关”，并要求教育宣传员少采取灌输式的报告，多用启发式的方法，引导同志提出问题、互相讨论，解决同志中存在的疑问，以发挥党员的学习主动性和能动性。[12]在早期党员教育管理的发展过程中也有深刻的教训。大革命时期，各地党支部把工作重心放在“吸收新的党员”上，全国党员从党的四大时的不到1000人，迅猛发展到5.7万多人。党员教育管理等工作未能及时跟上，政治性缺位、党支部失位，“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导致组织力和战斗力严重下滑，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党员人数锐减到1万人左右。在总结这一教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13]此后，无论对党员教育管理的规划还是工作的安排，党中央都将其放在了更高的位置，对政治教育和支部日常管理都有具体的规定。党的六大党章规定支部的任务除了“征收”之外还包含“教育”新党员。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会议决议案》指出：“支部的政治教育工作，是党内教育工作的主要部分，党必须利用支部在生活与工作中所感觉的一切问题，以加紧支部的政治教育。”[14]“同志的数量不求多，质量则必须健全，不能实行右述支部生活的，宁肯让其出去”，[15]“凡是不遵守或是故意违犯这些条件的分子应当驱逐出党，吸收新的党员也必须按此原则。”[16]党的七大党章把党员教育管理政治性的要求提到了全新的高度，明确规定：党员必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层党组织必须“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党员必须“严格地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基层党组织必须“审查与鉴定党员，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在党员教育管理的发展史上，党的十二大党章的意义在于首次对基层党组织的责任做出了系统总结。第一，要求“基层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和管理，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遵守纪律，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第二，基层党组织要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科学、文化和业务”。第三，党员的日常管理不仅包括之前党章中所要求的“审查和鉴定党员”、“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同时也要求基层党组织通过“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监督党员切实履行义务，遵守纪律，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党的十四大党章在继续强调党员政治性要求的同时，还将基层党组织的任务从“对党员进行监督和管理”发展为“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并且进一步提出了“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性”的要求。党的十五大党章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明确为“邓小平理论”，并纳入党员教育的内容。党的十六大党章中，党员教育的内容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党的十七大党章对党支部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的要求，同时在党员教育内容中增加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建设主线之一。2013年1月，指出：“要强化党员管理，严格党内组织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改进对流动党员的管理”。[17]2013年6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2014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要求“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谋划推进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把增强党性作为第一任务，将理想信念教育和能力建设贯穿始终”。2016年2月，党中央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将党内教育从集中性教育发展为经常性教育，引导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着力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党的不仅强调要强化党的领导与基层的治理功能，同时明确指出要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内部管理功能与政治功能。党员教育管理的主体责任要落实到基层党组织层面，党支部必须承担起“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基层党组织同时担负着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任。尤其是要求党员强化“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强调了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管理和监督要求。在推进党员教育管理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过程中，把握政治性的引领作用，方向性才能有根本性的保证；发挥党支部作为党员教育管理的枢纽作用，激活基层，才能让党员教育管理真正符合时代的要求。这不仅是从党章发展中概括的经验总结，更是指引党员教育管理体系进一步发展，完成新时代使命的基本保障。

三、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的模式与方式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理论，它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增强执政能力，把握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就必须实现内容、模式、方式、成效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切实提高党的建设质量。2018年《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与2019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相继颁布，明确了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的主体、范围、内容、模式和途径，为全面提高党员教育管理的质量、提升党员教育管理的格局、提炼党员教育管理的内核提供了遵循。发展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体系的具体要求体现在：第一，保持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要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最重要的就是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18]要教育引导党员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学深悟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党员的日常生活和实际工作出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政治建设的核心地位和统领作用，将政治理论教育落在实处。强调：“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19]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条例》规定了政治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党章党规党纪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和知识技能教育等党员教育管理内容。其中，政治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将创新理论学习和党内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要求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章党规党纪教育的目的是让党员不忘初心、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不断夯实党员思想和行为准则的基础。革命传统教育和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世情、国情、党情相连接，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得失、坚定信仰。在当前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的形势下，党员加强知识技能学习才能够有效克服“本领恐慌”，更好地提高履行党员义务的能力。这几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对党员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都有关键性和全局性的意义。在全党上下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是新时代党员教育管理方法的一次重要传承和实践，也是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切实贯彻执行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整体性、系统性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强化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举措。第二，突出党员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长期以来，诞生于革命与战争年代的党员教育管理模式偏重于运动式和整风式，缺乏长效规范和长期监督。随着《条例》的颁布和施行，党员教育管理将呈现出集中性和常规性紧密结合的特点，通过“”、主题党日、集中培训等基本方式，使得广大党员在工作中融会贯通教育成果；另一方面，党组织也可以通过了解党员思想状况和心理状况、经常性谈心谈话等活动，使党员教育管理更有力度，也更有温度。“党支部要履行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的职责，不断提高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水平。”[20]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基层党组织应当将党员教育管理的优良传统与技术手段相融合。比如，应用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党员教育管理网站、APP学习移动端等，使党员教育管理的日常性开展获得更多技术保障和支持。但如何统筹各级资源，融合催化出合力，使得党员能够从教育中学有所获、管理中行而有悟，是基层党组织在现阶段要切实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条例》指出，要“注重利用信息数据，对党员队伍状况和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进行实时分析研判，及时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工作”。这也意味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将进入党员教育管理领域，技术的迭代将推动党员教育管理进入“智能”和“智慧”时代，无论党员自身还是各级党组织对此都需要有必要的准备和储备。具体而言，就是要抓住未来社会必然是信息化社会这一基本判断，加强党建方式方法的预研和预判。深度理解高速率、高频谱、多节点的技术特性，万物互联、信息融合等方式对社会协作、党内职责与岗位的影响，并及时融入党员的信息化教育和管理中，改变以往那种教育落后于技术创新、现状倒逼现实管理的状况。第三，主动改进工作方式，由“自上而下”的管控方式向“自上而下”的规划与“自下而上”的主动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转变。坚决执行上级指令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组织形态日趋扁平化，组织要获得更深厚的发展潜能，必须充分吸取和利用来自基层的自主性动力。根据不同领域基层党组织担负的任务和党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分类教育培训，同时建立长效性的反馈机制，形成“教育—吸收—反馈—优化”的正向发展链条，将是工作方式改进的主体目标。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方式的转变中，党委的主体责任不可或缺，要继续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组织书记抓总的能力和水平，将党员教育管理作为事关全体党员成长的重要事项加以统筹。同时，要充分尊重党员在教育管理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避免仅靠单纯的行政命令与党务工作人员来维系，使党员主动学、参与学、建议学，将自上而下的有序规划与自下而上的积极主动结合起来，才能凝聚全党的智慧与力量。第四，由结果考核型转变成为结果与过程考核并重的新模式。党员的教育和学习结果，以往是通过考试、报告、汇报的形式反馈给上一级党组织，并作为上级党组织考核的依据。这种考核形式，随着基层党组织工作内容的扩充和管理机制发展的要求，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形势的发展。“结果考核+过程管理”的新模式，将成为党员教育管理前行的必由之路。在实际管理中，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大局出发，从基层需求出发，因材施教；同时提倡学有所用，将党员教育管理的目的贯彻始终。在目标任务上，要构建起符合时代要求，与党建原则、规章相适应的，层次分明、可操作性强、开放务实的教育培训体系，并从管理体制、内容体系、培训模式、保障机制、制度体系等方面明确具体要求。在研究制定各级党组织的党员教育管理目标及配套规定时，要建立健全各单位党员教育培训基本制度、学时制度和考核评估机制等具体要求，同时建立起可实施、可衡量、可修订、可追溯的过程考核标准。

历史沿革范文篇7

按照现代家庭法的观念，婚姻关系解除后，各方都有另行结婚的权利。古代的情形却大不相同，男性拥有再婚权，当属无疑，而女性行使再婚权，往往受到很大限制，甚至根本不可能。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人类进入父权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兴起，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骤然下降。文明社会以后的各种人类文化无一例外地都将男尊女卑作为当然的社会观念和道德规范。妇女的各种权益，包括再婚权，也必然受到限制，中国古代妇女的情况也不例外。不过，始终处于独立发展状态下的中国文明，在社会组织结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意识形态观念上，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相应地，中国古代妇女再婚权的演变历史也就具有明显的独特之处。《儒林外史》中王三姑娘在父亲鼓励下绝食而死和《祝福》中祥林嫂再嫁后的悲惨命运，作为艺术中的形象早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省份的农村至今还保留的贞节牌坊，更使人们为旧时代妇女的命运唏嘘不已。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古代妇女是被严格要求从一而终、决不可以再嫁的。艺术作品、野史记载甚至某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都只能从一个角度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要精确地了解中国古代妇女再婚权，应该从正式的法律文献和严肃的历史记载中去考证。

一、先秦时代——妇女再婚现象普遍存在，同时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现禁止再婚的言论

脱离初民社会不久的先秦时代尚处于人类文明的幼年时期。形成于原始社会的一些习惯制度还留有遗存，诸如女子地位较高、自由婚姻尚普遍这些事实，都是这一点的体现。同时，奴隶主阶级的宗法制度也在不断强化，从原始社会仪式演变来的礼制经过改造，在西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益增大，并为春秋时期兴起的儒家思想所尊崇和提倡。表现在婚姻制度上，一方面，宗法制下的男尊女卑、包办婚姻在西周以后已经成为社会观念普遍尊崇的婚姻原则。另一方面，某些问题上，仍留有一定的早期社会男女平等的痕迹。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如果元配妻子亡故，理论上男子不能再娶妻，再婚的配偶只能称作继室，而必须保留亡故妻子的元配正妻地位。《公羊传》上讲：“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个习俗在礼制上流传到后代。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地主统治的大王朝——明朝，就有这样的惯例：每一个帝陵中的附葬皇后不止一位，有生前取得皇后地位的，还有凭“母以子贵”死后追封的。但只有元配皇后可以享受先于皇帝葬入地宫的优待，继任的皇后或者本无皇后名分而追封的只能死后先葬别处，待皇帝入殡后，再行迁葬。同样道理，虽然早在西周，礼制上就已经出现了反对妇女再嫁的言论，如《礼记·郊特性》篇：“一与夫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再嫁”，但是，在中国的民间，这一观念还未广泛地流行。这是因为：一方面，原始社会中女性的高地位还有一定的遗存；另一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使得繁衍人口成为早期人类社会的重大任务，而严格地限制妇女改嫁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旧有的礼制传统和社会秩序崩坏净尽，同时，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则出现了各派学说异彩纷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个时期，主张限制丧偶妇女再嫁的只是一般的学说，没有什么普遍性的约束力。同时，这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当然，丧偶妇女的再婚是有一定限制的，即必须为丈夫服满丧期，必须遵守社会习惯中对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等等。

二、秦汉时代–限制再婚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再婚行为的依然普遍存在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秦始皇“会稽刻石”的一句“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千百年来被看作是限制有子孀妇再嫁的规范，经现代一些学者考证，认为并非限制丧偶妇女，而是对未婚先孕作出否定性的评价。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对同性的自由作出严格限制，千百年来贻害深远。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颖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规范的因袭前朝和社会舆论的由宽渐严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当时遇有凶荒战乱之年，“六礼”可以不备，只要见过舅姑，拜堂成亲，就算履行了仪式。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后来失宠，据说是与曹植有染，后人还从中附会出了著名的洛神传说。

西晋统一全国后，礼教纲常曾在短时间内又有所抬头，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东晋十六国以及随后的南北朝对立，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动乱时代。多年的战乱使社会生产倒退、人口锐减，尤其是北方，不但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内，文化亦停滞不前。反映在婚姻法律制度上，各统治王朝由于时间短暂，忙于应付内乱和战争，无暇创制，因此对汉晋制度改变不大。大体来讲，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但是，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梁书·顾宪之传》：“有贞妇......少孀居，无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夺而嫁之，誓死不许，宪之赐以束帛，表其节义。”这样的例子在梁、陈两代渐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风气和舆论导向。同样，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政府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这也是效仿历史上汉、晋这些汉族政权的措施的一种举动。

四、隋唐时期–盛世之下对妇女的束缚再次放松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观念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同时，由于北方异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之前几百年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具有北方民族血统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为天下垂范的情况下，自身对妇女的再婚曾经毫不在意。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守节”说不定才是不正常的。与此相对应，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妇女，也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子寿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乱伦的行为，却在唐代皇室中公开地存在。至于朝廷大员、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妇更是司空见惯。

关于唐代妇女再婚的普遍性，前人已颇多论述，笔者这里只强调两点：

1．唐代丧偶妇女的再婚，并不是毫无限制。居夫丧不得改嫁的古老规定，继续得到贯彻。《唐律疏议·户婚》“居父母夫丧嫁娶”条曰：“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由于唐以前的具体立法资料缺乏，这是我们所知的违反居夫丧不得改嫁的古训所受处罚的最早规定，从中看出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另外，在唐代中前期，社会规范虽然没有大力提倡妇女守志，但妇女若自愿终身不再嫁，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唐律疏议》在“夫丧守志而强嫁”条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在疏议中解释到：“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不过，从条文来分析，其实女子守节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个社会风气并不特别注重贞节的时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儿改嫁。

2．唐代妇女地位之高，不但和其后的封建王朝相比，给人以极深的印象，而且也超出了在它之前的时代。所以，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临朝的事情屡见不鲜。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韦氏、肃宗后张氏，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政治女性。本来两汉以降，社会规范中关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已经趋严，至南北朝，虽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贞节烈女的事迹还是被大力提倡。而唐代前期，这种道德观念简直就处在为社会舆论所忽略的境地。究其原因，和中华文明此时处在极盛之时，全民族充满了自信，统治手段空前绝后地宽容，思想文化道德各方面的钳制明显地低于其后历代王朝等原因不无关系。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思想控制反而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因此，盛唐时期对于女子再婚问题的宽容，是中国法制史和社会习惯史中的特例。今人研究此段历史，固然应为我们民族在一千多年前就拥有的宽容、先进的制度规定和社会风尚而倍感自豪；另一方面，也不要妄自尊大，给予其过高的评价。须知，这点理性的光芒马上就被继起的礼教的浓雾所吞噬了。

五、宋元时代–法律条文的固定少动和礼教思想渐趋严酷下社会风气的改变

盛唐的辉煌之后，南北宋在政治、军事实力上都明显地孱弱无力。但是，笔者以为，宋代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很高的地位的。这个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票据在交易中广泛使用；文化继唐朝之后继续发展，文官政治的实行、科举制度的完善都值得今人研究、参考。不过，宋代中国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影响了其后近一千年的思潮，那就是儒学的变体–理学。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维护封建纲常、摧残人性需要。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下，从宋初到南宋的几百年间，民间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舆论评价和社会风气本身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宋初，仍乘唐代遗风，社会上妇女再嫁之风流行。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的多年变乱，甚至连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后改适高怀德。社会名人中，大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宋仁宗时颁布了类似唐宣宗当年的规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间改嫁之风终北宋年间，未见式微。周敦颐、程颐等所宣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程颐的侄子亡故，媳妇也未能守节。但是，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一面有朱熹等不遗余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另一方面，其在社会生活中也开始显出巨大的影响。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史》、《元史》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强。本来《列女传》这种体裁是刘向所创，范晔在《后汉书》中首次将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几部史书所赞扬的列女系各个领域优秀的妇女，如拯救父亲的缇萦，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辅佐丈夫的乐羊子妻等，相当于一部“各行业出色妇女传”。但《宋史》之后，所谓列女几乎全都是保持贞操、不事二夫的节妇，当然有立志守节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与之同归于尽的。总之，修史者认为妇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坚守节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传》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传”。当然，南宋时的著名妇女，和其后几个朝代相比，还是可以发现偶尔改嫁之例的。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与赵明诚为夫妇，恩爱美满，生活幸福。金兵的铁蹄踏碎了她悠闲的生活，南渡以后不久，赵明诚就去世了。李清照又改嫁给周汝舟为妻，婚后发现丈夫人品低劣，有违法行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检举其夫，其夫被法办。宋朝法律规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为实，也要“徒二年”。清照为友人救助，才免于身陷囹圄，并与其夫离婚。但是，李清照后半生的这段经历却往往被欣赏她才华的文人所隐去，可能是认为她的行为不大光彩，有损于冰清玉洁的形象吧。和上文举过的蔡文姬的例子相比，人们在妇女改嫁问题上道德评价的改变，可见一斑。本来，在礼教中反对妇女再嫁是早在西周时就如此的。但是，长期以来，儒者提倡是一回事，民间百姓的观念是另一回事。禁止妇女再嫁的思想向民间渗透得十分缓慢，顶多在贵族和士大夫中间蔓延。而且，在特定的时期，如唐代，还出现过回潮。但是，宋代以后，这一观念开始向民间延伸，并愈益成为主导平民道德评价的社会整体规范。其原因非常复杂，详细分析显然非本篇小文所能承载。笔者以为，大略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众所周知，随着封建制的渐趋腐朽，统治者已丧失了盛世时的博大胸怀和宽容气度，为了维护自己王朝的地位，不断加大对平民、对社会的控制力度，法律和道德规范也越来越干预人们的私生活。第二，科举制的逐渐推行为贫苦的平民阶层子弟提供了走上仕途的机会，促进了社会的纵向流动、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但这同时也促使礼教思想开始在贫民阶层的读书人中间扎根，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有些大的宗族，祖上有一人作过高官，许多代之后，还会严格遵守其订立的家规族规，而这些成文族规往往有着极浓厚的礼教色彩。当然，从表面的法律条文上看，《宋刑统》中关于妇女再婚的条款照搬了《唐律》中的规定，仍然只有“居夫丧改嫁”和“立志守节而强嫁”两条罪名，规定的刑罚也完全一样。但是，法律规范的沿袭并不意味着宋代妇女在再婚问题上可以和唐代妇女处在同一地位上。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一方面由于蒙古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广大中原和南方的人民忍受着空前的不平等待遇；另一方面，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些习俗也在这一时期流传到了全国，使元代的社会风俗和法律规定都呈现出一些独特之处。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于弟的习俗。这个古老习惯从当年的匈奴族起就已存在。西汉初年，汉王朝和匈奴签定和亲之议，高祖和单于以兄弟相称。高祖死后，冒顿单于致书吕后，要求吕后嫁给她。其实这在匈奴来说是正常风俗，但这在中原汉族看来是奇耻大辱。吕后大怒，但这个强悍的女人在国力虚弱的情况下也无可奈何，只得致书单于说：“您没有忘记我，真是我的万幸。但我年老体衰，齿发脱落，不能侍奉您，今献上车驾几辆，权当我在您身边侍奉。”堂堂一国皇太后，这样哀求别人，也算是颜面丧尽。[22]这一习俗建国初还在某些少数民族中流传。元代时，该习俗不但在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继续存在，还进入了汉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记载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亲，在汉族传统习俗中，本属于亲属间相奸，这是少数民族习俗对中原文化发挥影响的一个实例。但是，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伦理上使汉族人难以接受，而且也产生了法律冲突。元代法律对于汉族男女婚姻继续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强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无所适从。基于此，元中期以后，对于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的限制，如：嫂仅订婚不收继、叔已有妻不收继、叔嫂年龄相差悬殊不收继等。而且，蒙古族风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继制度，象侄儿收养婶母、兄收养弟媳，因为和汉族传统礼教太不相容，不在汉族地区实行。当然，其中最严的一条，还是沿袭前代规定立志守节的妇女不得被强制改嫁。至元十三年三月，户部在上奏中认为“今后此等守志妇人，应继人，不得骚扰，听从所守，如却行召嫁，即各断罪，仍领收继。”对于守志孀妇，元政府和前代一样给予表彰，大德八年正月的诏书讲：“妇人服阕守志者，从其所愿。若志节卓异，无可养赡，官为给粮存恤。”《元史》所收入的节妇烈女也不比前代为少。随着蒙古统治者的北退，小叔收嫂这种在中原人看来多少有些奇特的风俗，也就在法律中被重新禁止。

六、明清时代–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愈发严厉和实际生活中再婚现象仍然存在

明清时代，我国的封建制度渐趋腐朽和没落。反映在社会风尚和道德规范上，两宋以来摧残人性的礼教的势力在继续扩张，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但是明朝的法律为了集中精力维持其王朝的统治，着重惩罚那些谋反、谋大逆等侵犯政权利益的行为，而对于婚姻之类的私事，则能宽就宽，不过多干预。即所谓“轻其轻，重其重”的原则。所以，处刑减轻未必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妇女可以享有更宽松的选择。《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注：指上文所引关于居夫丧改嫁的规定），追夺并离异。”关于禁止官员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时就有规定，但不久就废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复。其理由解释为“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剥夺了有爵位的贵族之妇的再婚权。封建法律剥夺了无数普通群众的幸福，也没有给其维护者以任何照顾。《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自古以来，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顾孀妇的意愿，强行逼其改嫁，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清代的这一崭新规定，决不是为了尊重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只不过因为当时鄙夷妇女再嫁之风，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立法者经过考虑，认为维护纲常名教，阻止妇女改嫁的意义已经可以和同为封建伦理最高规范之一的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权相抗衡了。这一立法上的改变，是很值得注意的。明清时代，封建的宗族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量的乡规族约充斥着迫害妇女、剥夺妇女再婚权利的条款。在当时，国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规范，实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广大的乡村，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明清时代，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从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我们都能感受到广大妇女的不幸和封建礼教的残忍。不过，笔者以为，明清时代的妇女再婚在实际中受到很大阻碍，并为社会舆论所歧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当时的妇女再婚，也并不象某些大学者所言“虽然为法律所不禁，但已极其困难”[28]。从明清人所留下的大量案例记录、笔记实录等文字资料中，都能看到在普通百姓中，妇女再婚现象还是存在的。当然，因为有上文所引的法律的明文禁止，在官宦之家或是有较严的族规的大宗族内，此类事件是决无可能发生的了。明清时代的一些文学作品，虽然不能据以作法制史的实证分析，但还是可以折射出许多当时的社会风尚、生活习惯，弥补正史记录的不足。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再婚现象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平民阶层中间，并不是极其困难，而仍然时有出现。如《红楼梦》中尤二姐、三姐之母，便是带着女儿改嫁到尤家的[29]。当然，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较多地反映了市民阶层和有反封建意识的文人的思想感情。在广大农村，妇女再婚的问题恐怕不能得到类似宽容的待遇。不过，透过文学作品的记载，也使得我们了解了该问题的各个方面，或者可以说，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丝新兴阶层所带来的亮色。

七、封建法律规定的废除和民间意识转变的艰难

清末起过渡作用的《大清现行刑律》仍是诸法合体的体例，其中基本沿用了《大清律》中对妇女再婚问题的规定：“凡男女居父母丧及妻妾居夫丧，而自嫁娶者，处罚。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不同的只是去掉了过去身体刑的规定。制定《大清民律草案》之时，守旧派对于草案中的婚姻家庭部分，极力主张沿用传统的宗族、家长、服制等规定。对于夫妻间的权利、义务，也主张作出不平等的规定。最后结果虽然在其“亲属编”引入了不少先进的西方理念和制度，但也保留了诸如宗祧继承、嫡庶之别等中国传统的陈旧规定。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国民国民法典》，在亲属编仍然保留了很多封建宗法制的残余，如夫妻间地位不完全平等、实质上承认纳妾的合法化、保留亲属会议制度等。但在妇女再婚问题上，终于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废止了关于妻子再婚必须服完夫丧的规定，命妇不得再婚的荒谬制度也随着封建等级制的废除而不复存在。这部民法在987条规定：“女子自婚姻关系结束，六个月内不得再行结婚。”这是仿照西方国家的待婚期制度而设定的。表面来看，这和中国古代的制度有类似之处，实际上完全出于不同的立法目的。中国古制主要是为了体现宗族制下的伦理道德，体现夫权在其死后的延伸。而现代“待婚期”制度主要是基于这段时间内如果有子女出世，便于确定其生父。所以一旦妇女生产完毕，就不受待婚期制度的约束而可以自由再婚。虽然如此，广大妇女在二十世纪初还远没有取得自由的再婚权利。大量的族约乡规不顾成文法的规定，继续限制妇女的再嫁。再加上国难不已、经济发展有限，文化教育的推广也成效不大。这使得当时的《中国民法典》没有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广大乡村得以切实地遵守、执行，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纸具文。妇女再婚权的束缚，一直非常严重。直到解放初期推行新《婚姻法》之后，由于大规模的宣传和经济基础的改变，民间对于此问题的认识才渐趋转变。

结论和思索

1．在研究中国古代妇女再婚问题上，一定要区分法律的规定、道德的要求以及社会舆论的评价。中国古代历代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正式法律规定，始终变化不大。那就是，女子再婚应被允许，只有特殊情况除外。如“居夫丧不得再嫁”等限制是周礼中已有的原则，只不过贯彻得越来越严。命妇不得改嫁虽然正式进入法条是在元明以后，但这之前实际中早有了类似的观念。而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对于该问题的道德评价也差异不大，那就是从《礼记》时开始的对妇女再婚行为的鄙夷和否定。其理论基础两千多年也未变，就是基于对夫妇关系有如天与地的区别这种尊卑关系式的理解[32]。妻子当然要生前侍奉其夫，丈夫死亡或者被夫抛弃后仍要在夫权的余威下度过余生。

但是，几千年来，对于该问题的社会舆论评价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最初社会舆论和法律的规定是几乎一致的。那就是：节妇是应受到崇敬的，但再婚行为也不是什么大罪过。从先秦至于唐末，基本都是如此。其间，两汉和南北朝晚期，官方言论一度对于妇女贞节问题比较强调，社会舆论，尤其是贵族社会的舆论，曾倾向于对妇女再婚的负面评价，但都没有走到凌虐人性的地步。宋以后，社会舆论明显地偏离法律的规定，而趋近于儒家传统道德的要求。把一项本来只有少数品行高洁之人才能做到的道德要求向社会公众提出，或者只能使该要求彻底虚伪化、无人遵守；或者会造成弱势团体的大量悲剧。而中国古代的妇女，恰恰不幸属于第二种情形。

所以说，妇女再婚问题的社会舆论评价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由法律层面向道德层面的逐渐变迁。考察这一过程，既使我们在学习研究中避免混淆不同问题、作出错误结论，也能为我们在法理学研究中对法的不确定性、法与道德的关系、法律的价值评价等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资料。

2．中国历史上社会舆论和法律对妇女再婚问题比较宽容的几个时段，恰恰都是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可否认，游牧民族历次入主中原，都曾经给中华大地带来巨大的灾难。作为较低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代表，他们的到来经常使社会发展停滞、经济文化产生暂时的倒退。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存在。少数民族文化相对地受礼教思想影响较少，比较丰富地保留了一些人类幼年时代男女平等、原始民主等思想的遗存。表现在妇女生活的领域，少数民族妇女往往较多地具有展示自身才能的机会，其在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的地位也不绝对地低于男子。对于妇女再嫁，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法律规定中也少有限制。比如北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皇后都有夫君驾崩后改嫁的例子。这些思想风尚随着民族的融合在中原地区传播，对于中国历史上几次妇女地位的相对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北齐时，民间就有以女性为户主的习俗。隋唐时代妇女地位的相对提高与此也有很大关联。及至元代，社会风气对妇女再嫁问题的评价也暂时地缓和。虽然，这些清新的风气都在延续一段时间后渐渐消退，汉族传统的礼教思想随着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加深而重又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仍应该肯定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历史沿革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思想政治教育

一、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定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学者白秀银[1]认为，“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大厦的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指导之一”。此外，有许多学者都曾对灌输理论进行过定义，但目前尚未形成定论。从灌输理论的产生过程来看，经由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和后续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完善才形成的科学理论，其本质是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种原则,它包含了灌输的主客体、内容和方法等。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基本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工人阶级不能也无法形成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以必须让掌握先进思想的人对其进行教育；第二，灌输的基本内容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观念；第三，无产阶级政党充当着教育者的角色，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则是被教育和被灌输者；第四，灌输的方式主要有理论结合实际、宣传教育等。另外，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灌输和灌输理论，以便更全面地了解灌输理论。灌输是从实践层面上来讲的，它旨在剔除受教育者错误的观点，使之接受正确的观念，是由灌输者有针对性地向受教育者宣扬统治阶级的理论和政治观点。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则是从理论层面来讲，它不同于开展实践活动，同时又来源于实践活动。它将实践层面上升到思想层面，重点在于指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更深入地看待问题，从本质上剖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立存在的，最后明确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此外，认识起源于实践活动，同时，认识的主观能动性会反过来指导实践的开展。所以两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共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产生的形成和发展

（一）灌输思想最先被马克思、恩格斯论述。1844年1月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无产阶级和先进的思想意识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是客观存在的，哲学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不能只是停留在观念上，需要借助无产阶级这一物质基础来实现其作用。[2]9而无产阶级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理论基础薄弱，那么哲学就能为其发展指引方向。工人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撑，就能摆脱剥削，最终实现自由，[2]16这是马克思首次表述灌输思想。而恩格斯是在1844年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灌输”一词，在信中提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些不好的习气会影响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明确提出灌输思想是在1844年10月完成的《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一文中，他观看了描绘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绘画作品后，认为用报纸和书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远不如绘画作品带来的成效大。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一定要重视对工人的教育，要让他们明白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2]434而解决对立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夺取政权。共产党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即向工人阶级宣传和灌输先进的思想，以便提高其思想觉悟更好推动共产主义的发展。通过以上的引证，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系统的论述过灌输理论，大多分散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灌输思想为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灌输理论提供了重要借鉴。（二）考茨基将灌输理论体系化。对于考茨基，后人的评价褒贬不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与马克思互相交流想法，为马克思主义作了很大贡献。但是到了后期他走上了机会主义的道路。19世纪后期，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无产阶级沉迷于合法斗争并开始倾向于通过议会等温和的方式来取得权益，放松甚至放弃了先进理论对于共产主义的指导。考茨基根据时代的变化，积极进行理论研究工作。1886年在《新时代》杂志上考茨基发表了他的灌输思想，主要内容有：第一，工人运动中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意识，而那些处在生产过程之外的领导人物才有可能产生进步的思想；第二，马克思完成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从而使工人阶级有了明确的方向；第三，指出社会主义政党在工人运动中发挥的作用。1888年，在《海因菲尔德纲领》的制定过程中，考茨基使用了“灌输论”意义上的灌输含义，提出无产阶级必须要有政治观念，在知道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任务后，与资产阶级做长期斗争。1901年10月，他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灌输体系，总的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无产阶级斗争并不会产生先进的科学理论，他们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而是有着不同的前提。其次，资产阶级分子中知识渊博且有较高政治觉悟的人更有可能形成进步的思想。再次，资产阶级中个别有能力的人会向无产者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最后，将灌输的任务赋予了无产阶级政党。（三）列宁进一步完善灌输理论。上个世纪初，以伯恩施坦等人为主的机会主义者宣扬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他们在杂志上刊登大量文章来传播其机会主义的观点。针对这些情况，列宁及时予以反击，认为经济斗争只能在短期内给工人带来利益，而工人要想彻底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制度。政治斗争的开展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灌输理论便随之产生。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人》中，列宁认为社会离不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共同发展，一个政党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经得起考验。指出社会主义工作者的任务是要剖析在俄国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最后将这些研究理论通俗化，传播到无产阶级中去。实际上，这也指出了灌输的主客体和内容。1897年在《俄国社会人的任务》中列宁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革命运动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理论，强调了理论对于革命的重要性，[3]同时，还要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1901-1902年间列宁所写的《怎么办？》一文，是对灌输理论最为全面的总结，他的主要观点是先进的思想不在工人阶级中而在资产阶级中那些有觉悟的人的头脑里，所以工人阶级只能处于一个被教育的地位。同时，要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处于对抗状态，两者此消彼长，所以对意识形态的灌输不可懈怠。此外，列宁还提出了一些灌输的方法，例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宣传教育等。（四）灌输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灌输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部分，与我国社会状况相结合，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各届领导人都普遍注重灌输理论在社会主义中的作用，积极推进该理论在我国的发展。[4]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将灌输理论视为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并在所写的文章中多次强调了灌输。而且提出了灌输的“十大教授法”，批判强制性的方法，主张采用民主、平等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此外，还对灌输的客体作了补充，因为农民人数在我国占很大的比重，所以要将农民纳入宣传教育对象。邓小平结合国内外环境，又适当地发展了灌输理论，突出了该理论的历史地位。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拓展灌输内容，对于灌输的方法，邓小平认为要灵活多变，不要照搬照抄过去的方法，还要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最后，提出将青少年列为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要把对青少年的灌输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开展。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环境日益复杂，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强调必须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把道德教育和新时代的精神，如抗洪精神等加入到灌输内容中。此外，他强调灌输一定要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让百姓清楚地了解党的各项政策。党要牢牢把握舆论的风向标，保证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给外来敌对分子任何可乘之机。进入新时期后，共产党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不断探索执政规律，提出在思想上建党，增强党的理论建设，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加强全党全社会的理论学习并密切联系我国实际，做到一切为了人民。而且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的后继者，是灌输的重点对象，要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

三、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面临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持续深入，人们面对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灌输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强制性的方法而遭到人们的反感，还有人们自我独立意识的加强，不愿接受千篇一律的灌输方法，一些错误的思想出现在思想教育中，而在实际运用该理论时，人们即使以灌输理论为指导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其取得的成效也较小。关于灌输的错误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一）灌输“无用论”。一些人将灌输理论看成“无用论”，他们认为灌输理论虽然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现在看来其实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空话。灌输理论产生于无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的时代，当时的工人没有精力和相应的知识去创造理论。而现在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世界文明成果为人们所借鉴，人们学习的能力和掌握的知识都有所提高，而且随着人们实践经验的增加，思想水平和觉悟也会自发提升。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还进行灌输，不仅压制了人们的主动性而且还浪费时间，最终引发人们的抵触情绪。所以灌输在理论上是不足的，在实践中是基本无效的，我们应该摒弃灌输理论。（二）灌输“过时论”。另有一些人则把灌输理论看作“过时论”，该观点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以带有强制性特点的灌输方法向那些文化水平低的工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是必不可少也是有显著成效的。[5]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政治意识也逐渐觉醒。尤其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中国人民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政治觉悟也远比“列宁时代”高得多，教育环境也大不相同，所以灌输就过时了。况且，当前人们把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进步看成因果关系，夸大了经济的作用。（三）灌输“强制论”。还有一些人则把灌输理论看作“过时论”，他们简单地从字面意思来解释灌输，突出“灌”，理论学习在他们看来完全就是被动接受而不需要自己理解，而且西方的道德教育强调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关注人的兴趣和爱好的理念受到欢迎，使人们对灌输理论有所抵触。此外，信息化网络在方便人们交流的同时，也加速了不良信息的扩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报纸、课堂教学等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如何利用新兴媒体进行灌输，是灌输理论面临的又一挑战。

四、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当代价值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年代，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自我独立意识的加强以及思想多元化发展，在灌输理论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对灌输理论带来极大的冲击。但实践证明，灌输理论在当代仍然有现实的价值，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有很大作用，在保持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抵御各种错误观点方面有重要意义，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助推“中国梦”的实现。（一）捍卫意识形态阵地。1.国内环境的变化，必然要坚持灌输理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在政治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推进，公民的政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在文化方面，进步的思想观念和落后腐朽文化并存。在多方面的作用下，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和人们的价值观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倾向。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各种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不断渗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出现偏差，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要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时，灌输理论就要展现它应有的作用，教育群众学习正确观点，能够辨别并抵制各种腐朽的思想。2.应对国际环境的改变，灌输理论尤为重要。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动力，世界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各国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也逐步扩大，经济全球化不仅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使各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相互交融，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但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利用一些新兴媒介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文化和价值体系，吹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何等优越，来贬低我国的政治制度。[6]上个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就是放松意识形态造成的恶果。在当代，要吸取历史教训，正确看待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时刻保持忧患意识，防止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坚持正确的政治制度，加强灌输，确保无产阶级统治思想掌控意识形态的发展，不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留下任何空隙。（二）推动“中国梦”实现。在新时代提出“中国梦”这一理念，所谓的“中国梦”是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古代走过了辉煌历程，发明创造不计其数，文献著作流传世界各地。但近代以来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遭受了世界所罕见的压迫，曾经的辉煌不复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也愈加强烈。“中国梦”是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联系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提出的，在新的条件下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将“中国梦”增添到灌输的内容中。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形成凝结了无数人的智慧，它形成之后并没有停滞不前，它在实践中被赋予新的内涵。在早期的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思想是灌输的主要内容。先进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观念是列宁向俄国工人阶级宣传的内容。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产生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灌输的内容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在2012年提出“中国梦”的理念，为我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梦”是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不断追求的目标，其核心内容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基本一致。我国必须坚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中国梦”是社会主义理论最新成果，保证了社会主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就要把“中国梦”作为灌输的重要内容，将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来。2.把灌输方法应运于实现“中国梦”的大众化进程中。国家与个人休戚相关，国家强大，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反之，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会一片光明。指出“中国梦”这个概念形象生动，而且群众易于接受。可见在“中国梦”的宣传过程中，既不能把它简单化轻视其作用，也不能过于复杂而使群众难以理解。灌输主体要提高理论水平和自身素质，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梦”的内容，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最后设法传递给群众。灌输内容要切合群众利益，反映群众的呼声。灌输的方法要灵活多样，借助现代媒体，[7]比如制作关于“中国梦”的影片、歌曲等。同时，“中国梦”的实现，是一个充满艰辛的过程,必须做好长期准备。将“中国梦”的内涵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话，使“中国梦”被群众所理解、熟知从而得以践行。那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要将那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术语，转变为学生能够接受，易于接受的语言，从而更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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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谭兰.列宁“灌输理论”的现代价值[J].广西社会科学,2005(6)：21-23.

历史沿革范文篇9

一、1900～1950年:兴起与探索

(一)政府支持与引导，多元兴办职业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国家政治改良，清政府开始倡导新学，举办实业学堂(中等职业教育前身)。政府充分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视为“强国富民”的一项重要举措。具体体现在设立职业教育管理机构、颁布职业教育规章制度、给予特别的教育经费补助、鼓励多方参与职业教育等方面。1931年，广西建立视导机制监督管理省县教育实施情况，全省八区教育以及各县市地方教育行政均由该区省督学负责视察。1933年，教育部颁布《职业学校规程》和《各省市推行职业教育程序》，要求各省大力扩充职业学校，鼓励私人兴学，将部分公私立中学改为职业学校。1939年广西省政府颁布了《广西省推进农工职业教育实施办法》，成立省职业学校辅导委员会，划定职业教育区。随着实业教育作用的逐步彰显，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批民办实业学校先后建立，既有教育家、实业家、爱国主义者个人办学，又有政府、组织团体办学，还有教会和慈善组织办学。例如，巡抚林绍年1906年令梧州道府在长洲创设蚕业学堂;基督教浸信会桂南分会在1927年设立梧州思达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中华职教社1938年创办广西职工训练所以及广西妇女工读学校，1939年创办广西平乐初级实用职业学校等;抗日名将戴安澜的夫人王荷馨1943年在广西全州开办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等等。到1944年，全省职业学校发展到24所［3］。

(二)省教育行政机关督管教育，管理制度初成体系。

1905年中央设学部管理全国教育。同年，广西巡抚李经羲、学政汪诏书奏设广西学务处，成立了最早的广西省临时性教育行政机关———提督学政。1906年，撤提督学政，设提学使司，直隶中央学部，管理广西省教育事宜。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议绅、视学等，分管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6科。提学使司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广西省级教育行政机构的正式建立。在教育督管事务上，省最高行政长官直接督管教育;切实制订并落实兴学方案和措施，奖优罚劣［4］。广西历届巡抚亲自担任主要学务官或督办教育，如巡抚黄槐森亲自督办学堂。1909年广西制定全省教育发展方案(1909～1916年)，设劝学所80所，劝学员280名，大力宣传新学［5］。民国建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和教育行政机构也逐步完备。从1912年到1923年间，中央政府逐步制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法规制度，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立法体系和教育行政机构体系。1912年，中央设教育部，广西省设教育司管理全省教育事宜;1913年教育司并入内务司改设教育科;1925年设教育厅，教育厅内设总务、普通、专门、社会四科，地方设劝学所(后变更为教育局)专门负责兴办学堂;1938年，教育厅增设第五科，管理职业教育事宜。同时，建立视导机制，监督管理省县教育实施情况，各区教育以及各县市地方教育行政均由各该区省督学负责视察［6］。

二、1950～1978年:革新与挫折

(一)政府包办教育，民办教育基本停滞。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为稳定社会，以公私兼顾的原则管理私立学校。1950年底，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对解放前遗留的旧教育进行全面接管和改造，对接受外国津贴、有教会背景的学校由国家接收改为公办或民办。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的确立标志着教育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并为意识形态服务，至此，私立学校不复存在。据《广西通志•教育志》记载，到1957年，广西全省共接管改造和设立了17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2所技工学校;“”期间，各部门各地区纷纷举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但量多质低;“”期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被批为资本主义“双轨制”的化身，整个中等职业教育事业濒临绝境。直到1972年企业、工厂等因生产需要逐渐开办技工班，职业教育才开始复苏。

(二)政府统一领导，多部门分工管理。

新中国成立初，广西职业教育归属各级人民政府管理，基本上沿袭了民国时期的教育管理机制，但在管理上更加规范、具体、细致。具体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省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1950年由文教厅统一领导全省中等职业教育事务，对省立中等职业学校有直接管辖权;行政专署、市政府负责指导本地中等职业学校;1955年规定教育厅在普通课的业务指导上对其他业务部门举办的中等专业学校给予必要的协助。第二，多部门分类管理。在省教育厅的统一领导下，农业职业中学由自治区教育厅工农教育处主管，由举办和直接管理;技工学校1953年由劳动部门管理，1964年改为教育部门管理，1978年起又划归劳动局管理;半工半读职业学校1964年成立工读局主管，自治区、设区市、县教育(文教)科(局)设有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7］。第三，教育管理权力下放、地方办学自主权增大。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地方政府可自行决定新建中等工科技术学校以及一般中等专业学校的设置和发展事宜，地方办学自主权增大。

三、1978～2005年:恢复与发展

(一)办学由统一向多元发展。

1978年以来，在政府的推动下，民办职业教育逐步恢复和规范，多元办学格局形成并发展，广西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85年，各级领导对“教育为本”的认识不断提高，积极落实“分级办学，分工管理”，即鼓励厂矿、企事业单位办学，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实行以各级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实行“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1988年，广西厂矿企业办职业高中26所，在校学生4500余人［8］。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颁发，提倡“行业、企事业单位办学和各方面联合办学”、“鼓励派、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规定了政府、行业企业和社会各方面兴办职业教育的职责和义务，以及建立职业教育体系、完善职业教育体制和保障条件等内容，有力地调动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发展职业教育的积极性。2002年，广西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将民办中等职业学校设置审批权、专业设置审批权下放至地级市教育行政部门，将职业教育资源开发使用权由设区市、县和办学行业、企业掌握，同时加强对民办学校的依法管理，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二)管理权限由高向低转移。

国家教育管理权限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和学校。1980年教育部规定:面向地(市)的中等专业学校，实行省和地区(市)两级业务主管部门分工管理，实行分工分级、按系统归口的管理制度。自治区所属中等专业学校，由自治区政府举办，有关业务部门主管。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对本地区所有中等专业学校负责业务指导，会同计委统筹规划、综合平衡地方所属学校的布局、专业设置、招生计划和事业发展规划，组织本自治区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1981年，中专教育工作划归自治区教卫办公室。1985年，广西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若干规定》，改革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实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实验，并进一步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把一批普通中学改办为职业高级中学。

(三)管理策略由分散向集约发展。

为解决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克服由齐抓共管所带来的管理权限分割和教育与培训资源分散等弊端，广西在制度创新上有所突破。1996年广西从政策和投入上引导职业教育向由政府统筹、部门联合、资源共享的集约化方向发展，以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9］。在地方政府统筹下，广西集中农、科、教、林、牧、渔等各方力量，办好一两所骨干示范学校，以在当地起推广、普及、辐射农业科技的作用，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各部门联合建立多功能的，集教学、科研、培训为一体的职业教育中心或基地，实行资源共享，优化配置;打破中专、技校、职校之间的类别界线，从大职教出发，让有实力的学校(专业)作为龙头，以大带小，开展联合办学。

四、2005年至今:深化与完善

(一)继续发展和完善多元化办学格局，实行“集团化、规模化、连锁化”办学。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印发后，广西在中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方面，通过继续发展和完善多元化办学格局、强化设区市人民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的管理职责和主动性、实行“集团化、规模化、连锁化”办学等途径，增强了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的活力。2007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关于全面实施职业教育攻坚的决定》，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推动职业教育资源优化配置”［10］。稳步推进以市为主的职业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实行自治区、设区市、县(市)三级办学管理体制，并遵循归口管理和属地管理的原则。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鼓励行业组织、企业、学校联合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发挥集团优势，为重点产业提供集约化、规模化、动态式的服务。对应广西工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园区建设，以设区市为主开展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重点建设和完善城市职业教育园。

(二)继续推行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实行自治区、设区市、县三级管理制度。

200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决定的实施意见》，强调要“按照‘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要求，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已建立的自治区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区职业教育工作，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级地方政府、自治区各部门在相关职责范围内，负责职业教育的相关工作”。2007年12月出台的《关于全面实施职业教育攻坚的决定》规定实行“以市为主”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2009年自治区教育厅下发《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科学发展三年计划(2008－2010年)》，提出继续“实行‘以市为主’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地级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职业教育攻坚工作的全面实施，整合优化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依法规范办学审批程序，加强职业学校管理;设立职业教育财政专项资金，保证本市职业教育攻坚经费投入;建立完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就业制度和工学结合管理制度;每市要重点建设职业教育中心和若干所骨干职业学校”。

五、未来:挑战与思考

从广西中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管理体制变迁已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当前，广西职业教育进入攻坚成果巩固与深化阶段，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成为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现实基础与挑战。

总体来看，当前广西已经初步形成以自治区、设区市、县(市)三级政府管理，自治区以行业办学为主，设区市教育部门办学、行业办学、社会力量办学共存，县(市)以教育部门办学为主的格局;自治区、设区市、县均建立了由教育、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部门组成的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强化了地级市政府统筹规划、政策制定、规范办学、资源配置、经费管理等职能，把职业教育的发展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积极探索“集团化、规模化、连锁化”新办学模式。现行管理体制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职业教育运行机制具有行政集权的特点，通过行政方式来管理教育，社会与企业参与的力度不大，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对市场反应不敏感［11］。二是行业部门办学过度分散，不利于办学资源优化配置，不利于明确学校办学的专业面向和定位，从而导致专业重复建设和学校间过度竞争的现象。三是县级职业教育办学面临当地就业需求不旺、专业师资人才不足、学校办学吸引力不高等诸多挑战，不少地方出现办学困难，甚至难以为继的状况。

(二)改革思考。

历史沿革范文篇10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同时，就非常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并详细阐明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一切党的机关和部门产生和运行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它不同于秘密团体和宗教团体的根本点。这实际上提出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根本制度和核心制度的重要思想。他们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章程中明确规定：所有盟员一律平等，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盟各级组织的领导人都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党的代表大会要定期召开。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已经把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党内民主的载体明确规定下来了。列宁在建立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在俄国社会制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的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1905年7月，列宁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中明确指出，“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即一切享有全权的组织的代表的会议，这些代表作出的决定应当是最后的决定”。列宁还特别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度，他指出，应当把中央全会完全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有益探索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并始终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机关，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初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党委制这一集体领导的原则，并使其逐步完善起来。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有利于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有利于党的正确领导。确定：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任命、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等重要问题方面的决策，必须由党委会进行集体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他指出，党要在坚持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实行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制度，做到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三、建国初期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积极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党的工作环境、工作任务和党的自身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设想。他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认为“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党的八大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发扬党内民主方面有重大的创新，即把长期以来“全党服从中央”的提法改为“全国的各个组织必须统一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把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年会制和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每届代表任期五年。党的八大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设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代表常任，任期与党委相同；二是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会议。这一设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特别是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思想的重大发展。1956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召开的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问题的规定》。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代表改选、补选问题的规定》。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代表大会（除西藏外）和1500个左右的县（自治县、市），基本上都实行了常任制。

四、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恢复与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也随之步入了恢复和快速发展的正确轨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展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党的十二大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出了调整和规定，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一次；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党代会，每三年举行一次；设立委员会的基层组织的党代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从1988年起，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批准，浙江、黑龙江、山西、河北、湖南等5省的11个市县区先后开展了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创造了许多好的做法，在改革地方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党代表制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委员会的产生逐渐正常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逐渐走上了有章可循、依法办事的规范化、制度化的正确轨道。首先，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有了明确的规范。党的十四大对地方党委的任期时限作了调整，将县一级党的委员会的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并明确规定，县以上的各级党代会的时限都是五年。由此，党代会的时限规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时限规定相衔接，保持了一致性。其次，党的委员会制度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党的十三大从中央做起，建立了一系列有关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全会的定期报告工作制度与工作规则，并要求地方各级党委组织也要建立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党委集体讨论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1996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对地方党委如何有效地实行集体领导作了比较全面的制度安排。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为进一步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与此同时，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工作逐步规范，工作质量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