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演进范文10篇

历史演进范文篇1

1、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

本文数据来自国际知名引文数据库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了包含体育学科在内的170个学科领域近6000种核心学术期刊，其选刊明确，标准严格。数据的检索策略是“TS（主题）=Volleyball，文献类型=（Article），数据库=SCI-EXPANDED,CPCI-S,CCT-EXPANDED,IC.入库时间=1982-201。共检索到773篇记录，文献类型为“Article”，检索时间为2011年4月12日，保存方式选择包括参考文献的全纪录格式，保存文件名以“download”开头，以“.txt”结尾，如“download-volleyball-1-500.txt”。

2、结果与分析

2.1、软件操作与结果

Citespace具体的操作如下：时间段为1982-2011年，年份切片选择每3年为一切片，术语类型选择“none”，节点类型为“citedreference”，阈值的设置为TOP25，即选择每一时间段被引次数最高的25篇文献最后得到由177个节点、744条连线组成的共被引网络。在次基础上，运行Citespace的自动聚类和用标题词标示聚类，点击timeline视图模式，得到文献共被引聚类的时间线图（图1）。图1：文献共被引图谱我们得到了以下聚类，依次为大众排球（聚类0）、精英女排（聚类1）、反馈（聚类3）、心搏量（聚类4）、弹性能量储备（聚类5）、应激和代谢（聚类6）、典型损伤（聚类7）、腕关节疲劳（聚类8）、球的流体力学（聚类9）、训练指导（聚类10）。（图谱中由于个别聚类距离很近、研究内容相近并且研究时期基本一致，故将其合为一个聚类）

2.2、分析结果

2.2.1、缓慢发展期

排球科研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1951年JENKINS.SA对排球运动损伤的调查分析，之后排球研究人员又从人体生理机能和运动生物化学两个方面对排球运动进行了研究，三个方面的研究都持续了很长时间。

（1）腕关节疲劳（1951-1980）。这是排球研究应用最早的一个领域，诞生于上世界50年代。当时，排球运动中主要应用的技术是传球技术，前臂垫球技术刚刚出现萌芽，当时叫下手传球，是用手掌、虎口、手背、手腕关节部位来击球，当时主要用来接大力扣球和大力发球。在这种情况下，手腕的疲劳程度加大，并且易受大力击打，特别容易受伤，所以早期的排球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研究热点，对慢性腕关节关节炎的出现机理（JENKINS.SA）和排球运动中出现的急性腕关节骨折的应对措施（BRYAN.RS）作了研究。

（2）心搏量（1954-1996）。这是运动生理学在排球领域的首次应用。20世纪50年代左右，世界体育学者热衷于运动生理学的应用，尤其是北欧，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运动生理学家。ASTRAND.PO最早对排球运动员最大摄氧量强度下脉搏变化了做了图表分析；1987年KUNSLINGER.U对排球比赛中运动的代谢变化进行了调查，涉及了电解质、排泄、激素、能量供应等多方面的内容；本聚类是图谱中年份间隔最长的一个聚类，但文献数量少，研究时间相差较远。

（3）应激和代谢（1957-1984）。本聚类是运动生物化学在排球领域的应用，20世纪60年代，运动生物化学才刚刚独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本聚类也是运动生物化学在其他体育学科的新应用。从附图4中可以看出，BARKER.ES最早于1957年对排球运动过程中肾脏对于出现的呼吸碱中毒和酸中毒的应激反应，随后的中心性比较大的文章是FEDERSOIL.G的《胰岛素分泌对三碘甲状腺氨酸的影响》。本聚类的年代范围跨度也较大，但研究大都集中在70年代。

2.2.2、蓬勃发展期

1964年，日本把排球申请进了奥运会项目，并与当年取得了奥运会女排冠军，从此，排球运动进入了告诉发展期，同时，排球学术科研也进入了蓬勃发展期。

（1）弹性能量储备（1971-1979）。该聚类在70年代十年间出现和消失，说明该聚类的学术价值只体现在该阶段。1965年世界排球竞赛规则作了一次重大变动,允许手伸过网去进行拦网,促使排球攻防矛盾从地面转向网上,拦网和破拦网成为排球比赛的主要矛盾，拦网和破拦网意味着谁能有更高的弹跳力。中国男排适应规则创造了“盖帽”拦网，但规则的改变当时并没有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视，此时国际排球研究出现了滞后性，所以当时我国男子排球运动水平出现第一次高峰，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多次击败世界强队。而国际上直到1971年才开始了对弹跳力的研究，主要是从运动生物化学的角度分析在弹跳过程中和落地缓冲过程中弹性能量的储存于利用。如在1974年ASMVSSEN.E通过实验研究分析了在骨骼和肌肉中的弹性能量的储存。KOMI,PV利用对比实验介绍了男女在利用弹性能量的情况。

（2）典型损伤（1973-2008）。该聚类是图中最大的聚类，包含文献量最多，说明该聚类所研究的问题是排球领域的一个长期的问题。聚类开始的时间是1973年，紧接弹跳力训练，训练中随之出现的膝关节损伤和踝关节损伤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这个热点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聚类中还有关于肩关节损伤等其他一些排球典型损伤。该聚类中按中心度排球的前4片关键文献都是FERRETTIA在1984-1992年间发表的，说明了FERRETTIA是该领域的重要核心作者，这个结果与本文核心作者的结果是吻合的。FERRETTIA主要研究的内容是膝关节的损伤，还有部分关于肩关节损伤的。

（3）精英女排（1973-1999）。对女排研究的关注起因于日本，日本女排却得了1964年第一届奥运会冠军，当时被称为“东洋魔女”，自1962年以来取得了170场国际比赛的胜利，全部比赛共打了513局，日本女排胜508局，仅负5局，创造了日本排球的巅峰时代。紧随其后，中国自1981年至1986年荣获“五连冠”。这些成绩极大的促进了国际上对女排的关注度。各国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女排运动员进行了研究。SPENCE.DW在1980年对国际高水平女排运动员的人体测量、力量、生理、运动技能进行了扼要描述；最近的研究有NEWTON.RU于1999的《重负荷训练对年轻和年老运动员荷尔蒙变化的不同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针对女性运动员生理的特别研究，如FRISCH.RH和SIMKIN.A根据女性生理特点分别对女排队员开始训练的年限和女排动员绝经后的骨质疏松做了分析。

(4）球的流体力学（1970-1989）。此聚类是运动生物力学在排球上的初次应用，用生物力学的方法来分析球速和距离来提高训练方式，提高成绩。关键文献有MEHTA.RD在1985年发表的《球类运动的空气动力学》反馈（1983-1992）。主要是指教学中的信息反馈。关键文献有FRENCH.KE的《网球运动中的认知与技能的相对关系》。

2.2.3、继续发展期

进入90年代之后，新的研究方向减少，构成的聚类也较少。

（1）大众排球（2001-2007）排球运动在经过了娱乐排球——竞技排球的发展之后，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是大众排球。GABBETTT对澳大利亚排球初学者进行了生理学和人体测量学分析。

（2）训练指导（1993-2005）现阶段主要是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分析排球技术，以指导训练。LOLEMAN.SGS采用三维影像分析的方法对排球扣球进行了解析；ROKITO.AS利用肌电图分析排球发球和扣球过程中肩膀的功能。

历史演进范文篇2

【论文摘要】目前，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应用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风险导向审计的比较，主要借鉴美国和德国审计模式的创新思路，从国外审计模式与目标的历史演进、审计环境对审计模式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国外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发展及现状进行了梳理分析，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风险导向审计在我国的运用进行了对比分析。

一、国外审计模式与目标的历史演进

审计模式的改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根据审计环境的变化而改进和完善。审计模式的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20世纪40年代之前为账项基础审计模式，主要以查错防弊为审计目标；20世纪40年代后为制度基础审计模式，主要以验证财务报表的公允性为审计目标；20世纪70年代后为传统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主要以查错防弊与验证财务报表公允性并重为审计目标；20世纪90年代后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主要以降低信息风险为审计目标。

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作为一种崭新的审计模式，已经得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充分重视，并率先在CPA审计中得以实施。该种模式下，CPA不仅要从更高层面评价会计报表的公允性、揭露管理层舞弊，还要分析企业经营风险对会计报表的影响程度，从而为报表使用者正确评估企业价值和进行相关决策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审计保障。

德国的内部审计是风险导向型的典型代表。由于其内部的范围涵盖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为了保证有限的审计资源得以有效利用，内部审计是根据企业内各领域发生风险的概率大小来确定审计对象、内容和时间的。而且，内审部门还要对审计项目的风险水平与审计投入产出进行分析，力求在确保控制企业主要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内部审计的经济效益性。同时，德国的内部审计执行的是一种集事前、事中、事后审计为一体的全过程审计。在审计前，内审人员通过对各领域进行风险分析，确定重点审计对象，然后对拟审计领域实施具体审计，找出存在问题的薄弱环节，根据审计结果提出改进意见，并将审计报告提交给董事长和被审部门。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不同，提交审计报告并不意味着审计任务的终结，内审人员还要对被审部门执行审计意见的情况进行后续跟踪和调查，以确保审计建议得到落实。在审计手段方面，计算机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许多企业根据自身需要，开发了不同的审计软件。如奔驰公司特别开发了一个软件系统，建立了与执行内部审计相关的资料库，以方便内审人员制定新的审计计划。

二、国外审计环境对审计模式的影响

1、政治环境

安然和世通财务舞弊案后，美国政府迅速调整，确立了一个独立的新的监督机构——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负责监督公众公司的审计和相关事项，其权力范围很大，可以制定审计和相关鉴证标准，检查、调查和惩戒事务所相关管理。PCAOB受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督，SEC通过PCAOB就可以间接、有力地监管会计职业界，同时，这种独立的监管体系并没有完全否认会计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体系。

2、经济环境

在美国式公司治理模式中，大多数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制度、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等，与此同时，采用中介机构约束、强势监管、民事诉讼等配套制度以提高管理层的违规成本。但是，美国开放的公司结构、分散的股权、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制度并非完美无缺。

在德国式公司治理模式中，内部审计一般为董事长负责制，不仅是为了确保实现企业内部良好监督管理和层级间有效沟通的一项制度安排，而且内审部门还可以为外部审计师就有关企业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等一些问题提供必要的帮助。此外，内审部门还积极向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有关企业风险管理等一些信息，以增强他们对企业内部公司治理的信心，协调与企业管理当局的关系。可见，德国内部审计的发展与公司治理的完善处于良好的互动循环中。

3、法律环境

（1）事务所的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新型事务所组织形式。事务所以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各合伙人对个人执业行为造成的结果承担无限责任，合伙人之间不相互承担连带责任。近几年，由于审计诉讼案件急剧增加迫使美国以“四大”为首的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转为有限责任合伙制，有限责任合伙制已经成为会计师事务所发展的主流组织形式。

（2）CPA的民事法律责任。虽然上世纪80年代法律诉讼爆炸的冲击，使美国国会于1995年通过了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比例赔偿责任取代了连带赔偿责任，大大减少了CPA的风险，CPA仅需对与其责任相应的损失赔偿份额负责，但是对故意违反证券法规的被告仍适用连带责任。在目前的美国市场上，如果事后发现事务所降低审计质量，投资者将会通过法律诉讼要求事务所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这种法律风险极大地提高了事务所降低质量的机会成本，使得事务所提供低质量审计服务从经济上变得无效。

（3）针对上市舞弊的萨班斯法案。安然和世通财务舞弊案后，美国政府启动紧急立法机制，针对证券市场上各种舞弊行为，强化SEC等的执法力度，制定了萨班斯法案。它实际是在法律层次上对现代会计、审计制度的系统安排，尽可能地削弱CPA和公司管理当局的利益关系，增强CPA在审计工作中客观判断、公正执业的能力，提高审计服务的质量，促使CPA行业向更规范、更独立的方向发展。

三、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在我国的应用

1、在我国推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必要性

（1）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可以有效地发现舞弊行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报告质量堪忧，管理层财务舞弊事件频繁爆发，注册会计师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动摇了社会公众对资本市场和审计有效性的信心，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尤其是在“银广夏—中天勤”案例后，国家审计署又对16家具有上市公司年报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完成的审计业务质量进行了检查，结果在抽查的32份审计报告中有23份严重失实，占抽查数的72%，涉及事务所14家，占抽查数的87.5%，造成财务会计信息虚假71.43亿元，涉及注册会计师41名，审计报告的质量如此低劣，让人不得不怀疑现行审计模式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的引入迫在眉睫。

（2）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更好的满足了环境的变化。目前，审计环境日益复杂，企业组织机构及其经营活动的方式也越来越复杂，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对审计的影响随之加深，会计准则要求的判断和估计逐渐增加，财务舞弊的动机和压力在不停地增大，注册会计师面临着更大的审计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的报表越来越依赖，这样，上市公司的责任从只负责诚实经营和合法使用资金，扩大到有效地使用资金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而，作为公司财务报表的鉴证者，注册会计师最终应对公众负责，随着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审计信息依赖范围的扩大，财务舞弊手法的隐蔽性的增强，注册会计师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也随之加大。另一方面，企业的经营环境难以预测，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的增加，经营风险随之加大。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在全国推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审计的质量才能得以保障。

2、在我国推行风险导向审计的难点

虽然在理论上，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以风险的评估为导向，能更合理地分配资源，提高审计效率，保证审计质量。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却不是一件易事。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以下困难。

（1）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所需信息严重不足。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重要特征是审计重心前移，注册会计师在实际的审计工作中需要先执行风险评沽程序，对客户整体的经营环境进行充分的了解，再针对风险不同的客户以及同一客户不同的风险领域，制定出个性化的审计程序。在整个审计过程中，会计师事务所必须获取足够多的信息，才能在风险评估时真正了解企业的战略、流程、风险管理、业绩等基本情况，最终做出恰当的职业判断。由此可见，为了实现审计目标，保证审计活动的顺利进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必须建立功能强大的信息库，存储与被审计单位相关的众多信息。然而，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对客户的关注非常有限，很多会计事务所对客户所在行业的风险和客户自身的经营风险都缺乏了解，相关信息明显储存不足，信息库的建设还达不到风险导向审计的要求，这些都严重地影响审计结果。

（2）注册会计师知识结构尚待完善。在企业经营风险评估过程中，注册会计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客户及其所在的经济环境，才能正确地评估客户的经营风险。具体包括：了解客户的行业状况、监管环境以及其他外部因素；客户的经营目标、经营战略以及相关经营风险；客户财务业绩的衡量，内部控制的评价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措施的顺利实施对注册会计师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注册会计师必须是复合型的人才，他们不仅需要熟悉会计和审计知识，而且要掌握战略管理、业绩评价。

（3）难以对企业经营风险进行恰当的评估。“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些资深人士认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求对企业的业务、市场状况、管理层，甚至企业所处行业整体的经营状况和市场状况等因素都要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而我国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实际的审计活动很少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及其所在行业的经济情况进行了解，这是在我国引进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最大障碍。此外，会计师事务所缺乏对企业经营风险进行有效评估的具体方法。所以，在我国推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企业经营状况的评估问题。

（4）法律环境尚待完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作为一项新的技术，是有供应和需求的。但是目前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基本处于很低的法律风险环境下，审计风险发生后，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更多的是受到经济处罚，行政和刑事处罚所占比例则非常少，不到总数的30%，惩治力度有待加强，以促使注册会计师主动地提高其审计质量。所以，要在实际中进一步摸索，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为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在我国的顺利推行铺平道路。

3、关于在我国推行风险导向审计的几点思考

（1）建立合理的预警指标，有效评估企业的风险。现代风险导向审计需要识别和评估企业重大错报风险，并根据评估的结果确定审计应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实际审计工作中，企业风险评估的有效性不容乐观。一方面，注册会计师在评估企业风险时往往随机确定企业风险的评估范围，难以保证企业风险评估的完整性。另一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所以建议在审计中建立预警指标，通过风险度的计算与判定帮助注册会计师及时捕捉企业风险。

（2）充分有效地借助专家的帮助，解决注册会计师综合素质不高的问题。注册会计师的专业判断贯穿在整个审计过程中，并对审计结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关注点的前移，对客户经营战略等的关注对执业的注册会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必须在审计中具备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必须是复合性人才。事实上，在我国，精通其他行业知识的注册会计师非常少，我们可以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充分借助专家的帮助，独立的企业经营专家能获取到最真实的企业经营管理信息，便于审计人员准确地评估企业经营战略风险；其独立的身份能提高信息的质量，再通过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对企业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保护广大股东的切身利益，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协调的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审计准则，细化准则在公司风险评估方面的规定。这样，只要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时遵循审计准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审计风险。

（3）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审计风险存在于审计的每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审计风险。因此，对审计风险的控制也就取决于对上述各个环节的审计风险控制。现代风险导向审计实际是将眼光放的更长一些，在关注常规的单据、账簿、报表的同时，关注企业所在行业的情况，企业自身相关战略等情况，从而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更符合实际的专业判断。但是，应该看到，在整个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采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审计风险发生的可能，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所以，对于重大的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列报和披露仍需进行实质性测试，以确保审计的质量。

总之，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从一开始就是借鉴国际惯例，并在国际审计准则的基础上制定的，体现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理念。当前的任务是在对审计风险准则推出后的情况追踪关注，吸收国际经验，结合自身情况，充分发挥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特点，提高审计质量，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马贤明、郑朝晖：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探讨[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1）.

[2]黄世忠、陈建明：美国财务舞弊症结探究[J].会计研究，2002（10）.

[3]张龙平、王泽霞：美国舞弊审计准则的制度变迁及启示[J].会计研究，2003（4）.

历史演进范文篇3

关键词：法律现代化，中国法律演进，时间挤压

作者：蒋立山，副编审，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至少20世纪最后20年里，国内法学界对法律现代化问题的法学思维仍经常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这并不是说法学家们不重视对国外经验和理论的了解，许多法学家的理论思维其实已经十分“西洋化”了，从概念述语到理论分析模式，其运用技巧都已初步娴熟。比如说，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法律问题时大多会从西方法律史中截取某一段经验性的结论，以此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某种横向的比较，看似有了一种国际比较的视野，或是经常是从世界范围内对各国的法律现代化进行某种类型划分，并以此作为理论分析的前提，但接下去的研究就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局限，主要是没有把外部世界与中国的情况内在联系起来，对外部因素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制约把握不足，对世界历史对中国法律演变方向的制约重视不够。所以，一些看似较重要的结论和较有影响的观点，单纯从中国内部看是合理的（单纯从西方历史看自然也是合理的）。然而，一旦将讨论的问题置于世界范围之内，从国际大环境中看问题，其中的立场局限和学者的一厢情愿的东西就显露出来了。对此，我想说的、也是酝酿已久而迟迟难以恰当表述的一句话就是：研究法律现代化问题，要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中国。

就本文所关心的问题而言，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中国，就是要研究自1840年这个标志性的历史转折点以来，外部世界对中国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持续性影响，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规定性，从而使中国法律的历史演变表现出了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形，而没有出现另外的、甚至说是可能更符合人们所希望的样子。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中国法律的演变，可供选择的分析角度和方法是多元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依附理论的方法和世界体系论的方法，都直接有所提示。在本文中，我将主要从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方面来分析。比方说，中国法律变革的时间条件和改革时间表，以及法律变革的价值选择空间，并不完全是由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愿意安排决定的，虽然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况比世界上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情况要更好一些。自清末以来，中国没有被完全殖民化，在形式上依然保持着政治主权的相对完整，没有哪一种外国势力能够完全左右中国的内部事务及它的改革进程，历届中国政府和社会力量都一直努力表现出了一种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和勇气。但是，中国社会的政治法律演变依然无法完全按照其内部的意愿和因素进行，它的现代化进程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仍必然受制于它的外部历史环境，受制于由这种历史环境所赋予它的内部矛盾和必然性。这方面的已有文献，较近的是景天魁借用戴维??哈维（DavidHarvey）“时空压缩”概念提出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时空结构的理论（1）。更早些时间的、90年代初期的学术文献，也是更为国内学界较熟悉的，是孙立平对国外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特别是不同类型的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时间特点的研究（2），后者点至少在法学界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研究法律现代化问题的前提性理论。本文拟在吸取“时空压缩”的概念成果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概念转换，提出和阐述“时空挤压”概念，以表征20世中国法律演进所处的特有时空环境。

在中文里，“时空压缩”与“时空挤压”是一对近义词，其间有着某些细微的差别。主要是，“压缩”概念一般是表示受到了周围方面的压力而产生了收缩的效果，受到压力的事物有可能仍处于原有的位置上，而“挤压”概念则一般表示事物受到了来自某一特定方面的压力，受到挤压的事物可能要产生方位上的变化。同时，“压缩”概念暗含着一种空间缩小的结果，这不完全适合于描述中国法律近代演变的情况。因为，近代中国法律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是被压缩了，另一方面则是被拓宽了，只不过是被一种外部力量推动着拓宽的。所以，我认为，中国法律演进的时空结构，在时间方面上表现出了压缩的特点，在空间方面则表现出了受到“挤压”的特点，而不是简单的“压缩”。

具体在本文中，我认为，中国法律演进的时间方面具有压缩的特性，而空间方面的特性主要是受到了一种来自外部的推挤和挤压的力量，致使中国法律的演变脱离了原有的轨迹，向着新方面发展。所以，本文中的“时空挤压”概念包含了“时间压缩”和“空间挤压”的两方面内容。在解释“时空挤压”概念时，我特别强调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中国，认为“时空挤压”是世界近现代史从外部赋予中国法律演进的一种历史环境，同时注意把与法律演进相关的时空因素具体分离出来，使“时空挤压”概念具有更确切丰富的法律演进的历史和现实内容。

一、“时空挤压”的世界史背景：近代西方的世界性扩张

“时空挤压”的历史背景，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及法律的世界性扩张。

在国内的世界（外国）法律史教科书上，有关西方近代法治兴起的内容无疑是其中最有光彩的一页。这对于中国这个所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似乎缺少了某种发展中国家的立场。退一步说，就算有关发展中国家立场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带有某种偏狭，至少在人们的常识记忆中，一幅完整的世界近代法律史画卷应该是由两幅画面组成的，一幅画面自然是西方近代民主法治的兴起，另一幅画面则是西方法律文化借助于殖民扩张实现的向非西方世界的单方向传播。此阶段的情形恰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是基于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生产方式和西方制度的扩展（3），这也是西方两大法系通过扩张而最终定型的历史。这段历史，从非西方国家或目前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角度看，则赤裸裸地表现为法律殖民化或强制性西化[4].法律殖民化的对象，指的自然是近代被强行纳入西方殖民体系的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强制性西化的对象，[3]指的是未被纳入或未完全纳入西方殖民体系但却被迫接受其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或是介[4]于两种状态之间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有近代的日本、俄国和中国。

在此之前，整个世界法律文化是一幅由古代中国、印度、伊斯兰、欧洲基督教和非洲、美洲等多个分散的区域性文明圈组成的多元化格局，每个区域性法律文化都在各自传统预设的空间内按各自不同的方向演变着、发展着。西方社会法律的演变轨迹清晰地表现为从基督教文明转向以形式理性为代表性特征之一的商业性法律文化；源于《古兰经》的伊斯兰法律文化在内部各学派的争执中逐渐呈现内部混乱的格局，却看不出偏离《古兰经》主旨的任何可能性；中世纪的印度社会遭遇到阿拉伯帝国的侵略，官方的伊斯兰法和作为“私法”的印度教法从明暗两方面左右着印度人的法律生活；相比之下，古代中国的法律状况，从外部看，最显稳定和内部一致――非宗教的儒家伦理是历朝历代帝国法律的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在世界版图的南半部，美洲印地安人和非洲人的“法律”仍停留在分散化的部落习俗阶段，与他们的原始宗教信条浑然一体。

西方法律文化伴随着殖民扩张向世界其它地区的强制性传播，打破了世界诸区域法律文明之间相互隔绝和方向各异的演变格局，部分地瓦解和破坏了其它民族长期形成的法律传统，改变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法律的演变方向，使它们在或多或少地保留各自法律传统的同时，开始实行传统法律与西方化的法律制度的嫁接或替换。也可以照着马克思的样子说，西方人在世界其它民族中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一个西方化的法律世界。

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向非西方世界扩张的情况，尽管是从许多史学书籍上都中可以看到的，但在正宗法律教科书（特别是法理学教科书上）上却缺乏一个公认明确的地位。这一时期大致从15世纪西欧“航海大发现”开始到19―20世纪初，先是以西班牙、葡萄牙为先锋，接下来是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借助自身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廉价商品向非西方世界进行大规模殖民扩张，用武力征服了亚洲、非洲和南北洲的古代文明，把西方人的意志（包括有选择的制度文化）强加于这些国家或地区，使大多数亚非拉民族陷入了殖民时代。殖民扩张的第一步是征服、掠夺和屠杀，第二步便是要在殖民地建立长期稳定的统治秩序，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殖民化或强制性西化阶段由此拉开帷幕。在殖民地早期时代，当时仍然是封建专制国家的西班牙，将其国内的中央集权制和法律条例制度全部照搬到殖民地中来，并添加进去了有关种族压迫制度、种植园制，和其他一些限制当地经济发展的、有利于宗主国经济剥削的法律制度。从19世纪中叶起，已经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欧洲列强狂热瓜分非洲、闯入亚洲，使带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西方法律开始有选择地移植到非洲大陆和亚洲许多地区。在非洲，一般做法是，各殖民地宗主国首先引用本国的法律制度或某些法律制度作为殖民地的根本法和一般法律，然后有选择地允许当地法律和司法制度在适用方面具有某种连续性。在有选择和有限度地保留当地传统法律制度方面，英国殖民者的做法最具代表性，法国殖民者则倾向于完全同化当地文化。上述两种管理及法律治理模式的共同结果之一是改变了非洲传统的法律状态，形成了殖民地宗主国主导下的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法律与残存但在当地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非洲传统法并存的局面。除了完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传统社会之外，在法律殖民化时代的亚洲，还有象中国、日本等一些国家，虽然同处于强大的西方列强征服的环境压力之下，但最终没有完全被西方列强所征服。其中，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和法律改制走上了“西方化”的道路，而中国近代的国运及法律变迁情况则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有很大相似之处，在外丧主权、内陷危机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以西方为样板的法律改革。所以，法律殖民化时代的最主要特征是，整个非西方世界被迫经历了强制性的法律西化过程。

近代西方法律的强制性传播（扩张）所产生的一种对应情景，就是非西方社会法律的运行空间被大大压缩和挤压，法律演变轨迹和演变节奏被迫改变。这也是中国近现代法律演进的世界史背景。由此，引发出了对于中国法律演进的时空环境问题的思考。

二、“时空挤压”与历史时空结构的转换

20世纪中后期以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学科，都在重新关注时间问题的意义。在自然科学领域，时间在物理学中的再发现（指时间的方向性或不可逆性得到理论阐明），被认为是本世纪（20世纪）自然观变革的最重要标志[5].在社会科学领域，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Toffler）认为，时间（在社会科学中）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空白领域（6）。20世纪史学领域中对时间概念的最精彩分析非布罗代尔（Braudel，F.）莫属，他提醒人们要关注不同长度的时间（时段）或时间的不同形态对人类历史的不同性质的影响（7）。在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处于不同现代化水平的国家或民族在时间观念方面所显出的差别——即时间的演进性与超赶性的差别（8）。

社会科学对于空间的关注，近代时期以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的“生存空间”概念最为著名[9].20世纪中后期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也表现出了很强烈的空间感。其中，沃勒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关于世界体系的起源及周期分析，更有一种把时间观念与空间观念统一于一体的特色[10].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Harvey）在从人文地理学研究转向后现代问题研究时提出了“时空压缩”的概念，强调后现代性是一种新的对时间与空间的经验方式，即对时间与空间的高度“压缩”，生活变的急促而空虚[11].此后，我国学者景天魁曾把“时空压缩”概念用于描述中国现代化所特有的时空结构[12].

借鉴上述学术成果，我想提出“时空挤压”概念（13），以此描述自近代以来中国法律演变所处的时空环境。

具体说，本文所谓“时空挤压”，是指自近代以来的西方法律扩张对中国所产生的时空压力，或者是西方扩张背景下中国法律演进所呈现出的一种时空结构特点。在时间方面，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原有运转节奏及相关法律遭到破坏，被迫向工业化社会及法律加速转型，仿佛要把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社会与法律演变历程浓缩于最短的时间里，产生了“时间压缩”的效果。在空间方面，主要是指西方国家实际挤占或改变了中国社会与法律的原有生存空间，迫使中国社会与法律脱离了原有的运行轨迹，产生了“空间挤压”的效果。“时空挤压”是西方扩张的结果，也是由西方扩张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时空结构转换的组成部分。

所谓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时空结构转换，从空间上说，是指近代西方的扩张在地理空间上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关系整合，正如汤恩比文明论或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把原来各民族或不同区域文明所构成的相互隔绝的若干独立空间重新铸造成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一体化空间。从法律史角度看，在古代社会早期，各国法律大致都是以民族为单位在各自狭小的地域里按照从习惯到成文法的轨迹独立缓慢发展起来的，相互之间缺乏稳定的联系与相互影响。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叫作“早期民族法时代”。在古代农业社会，相邻地区的各民族相互影响增强，形成了诸如汤恩比所说的“文明圈”，世界版图大致划分为由古代东方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代中东文明等几大文明圈为主要内容的区域性版图。在每个文明圈内部，一般都有着一个发挥着区域性主导作用的核心国家，它的法律影响辐射和影响着周围地区的其它国家与民族。在这个时代，各文明圈内部各国家的相对稳定交往和相互影响与它们对外部其它地区的相对隔绝形成了某种比照。世界法律的演进单位从以各民族为单位转变为以区域性的文明圈为单位。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之为“古典法系时代”。到了近代，自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以来，借助于殖民运动和商业扩张，西方法律制度从世界一角向其它地区的扩散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最显著特点。此时期世界上法律文明的格局似乎变得简单了，从多元法律文明并存格局变成了西方法律文明与非西方法律文明对峙和冲突的格局。其中，西方法律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并侵入和部分挤占了非西方法律的原有空间，使世界其它地区的各古老法系开始衰败解体，并在西方法律的影响下开始艰难的演变。这就如沃勒斯坦所说的进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时代”，也是西方两大法系最终形成的时期，我宁愿把它叫作“西方法的扩张时代”。在这个时期里，世界各民族法律在地理空间上显示出了从最初的区域性存在向着建立世界性联系的状态转变。最后，就是我们目前的时代了，人们现在愿意叫它“全球化时代”。也许我们确的处在“全球化时代”的初期阶段，其中的问题和趋势还尚充分显现出来，许多情况还看不清楚。但是，至少人们普遍感觉到，西方法律扩张的原有趋势仍在延续并得到加强，不同民族国家的法律在地理空间上的整合对接正在朝着更高层次的方向上发展，以WTO为代表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代表了这种发展的最新趋势。总之，西方社会法律在地理空间方面的扩张与非西方社会受到挤压构成了近代世界法律空间结构转换的主要内容。

西方扩张的结果不仅在地理空间上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关系整合，也体现在时间结构方面，即把西方工业化社会内部所开始呈现出来的社会演进的时间逻辑（线性时间逻辑）客观地强加于所有其它民族，使各民族的社会时间演进模式从原有孤立静态的自然模式向着有统一尺度的进步模式转变。

在古代社会，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虽然是分属于各自孤立的区域性社会共同体，但在社会时间的演进逻辑上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在古代社会中，自然界的节律变化是明显的、有序的和易察觉的，相比之下，人类社会的演变是缓慢的和不易察觉的。有序的自然节律似乎体现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主宰着人类命运。无序、混乱的人类秩序最终要遵循和追求高高在上的、绝对不变的自然秩序，各自处于分散孤立状态的民族分别遵循着在各自文化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形式上分散而内容上又是内在一致的社会演变模式。基督教的宇宙等级秩序和中国的“天人合一”是这种意识的内在一致的反映，而中国古代追求昔日的“大同社会”和基督教追求虚幻的“来世幸福”又是这种统一意识的有差别的外在反映（基督教的虚幻的进步观似乎与农业社会的循环时间观念相矛盾，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指向了一个静态的终极秩序：一个是作为自然秩序的虚幻反映的上帝所创造的完善的终极秩序，阿奎那对于上帝存在的本位论论征说明了这一点，另一个是把永恒不变的天道秩序作为完善秩序的顶点）。这种世界图景下的社会演变的时间意识，是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静态循环的时间意识。牛顿力学里的绝对时间观念是这种以自然秩序为中心的时间演进模式的最后的、也是最完美的体现。

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出现，使西方社会内部呈现出来一种崭新的社会演进的时间尺度，它摆脱了原有的静态自然秩序崇拜，转向了对以人的理性为动力的不断趋于合理的进步秩序的崇拜，表达了社会生活内部的有规律演进的内容。在这种社会演进的时间尺度中，自然界从高高在上的上天秩序变成了有待于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新的理性秩序的地位逐渐堀起，成为宇宙秩序中的最高层次。它的核心思想体现在孔德的“秩序与进步”的观念中。

在后来一百多年的历史里，欧洲人通过自己的扩张行为在全球范围内揭示了这样一个崭新的事实：世界正在进入一个进步时代，即从农耕时代迈向工业化时代，而欧洲则走在了这种趋势的最前列。欧洲人不仅把整个其它民族的地理空间变成了自己生存空间的拓展，而且也把它自身已经呈现出来的社会演进的时间尺度变成了统一的世界性的尺度。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统一的社会演进的时间尺度的逐渐形成，又以各古老民族的社会演进的原有时间尺度的崩溃为代价。正是在这种统一的社会演进的时间尺度前面，每个民族在原有静态的、以自然为中心的、努力遵循自然秩序的社会演进观念中所具有的合理位置丧失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原有的简单的、并列性的差异就变成了新尺度下所显示出来的进步与落后的差异。这种差别的意义当然不仅具有时间尺度的意义，在共同拥有一个统一的生存空间的历史条件下，进步与落后的差别意味着奴役他人与接受奴役，落后意味着自主生存权利的丧失。所以，每个古老民族，就象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或者成为欧洲工业化社会的资源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或者努力成为象欧洲那样的工业化社会。简单说，它要用欧洲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社会时间尺度来重新衡量和确定自己的生存位置，预设自己的社会演进方向。每一个古老民族都面临着新旧社会演进时间尺度之间的剧烈的、根本性的转换。就中国而言，过去以向往和追寻古代“尧舜之治”的“向后看”的社会演进观念就变成了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的“向前看”的社会演进观念。

在这种转换的一系列时间点上，在从孤立静态的自然时间尺度向统一的、以“进步”的特征的社会时间尺度的转换过程中，“时间压缩”的特点就体现出来了。古老社会与现代社会、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习俗与理性制度的并存与冲突集中爆发于一代人和几代人的生活里，就象一幕舞台上的戏剧，浓缩了生活里的长久变化、变迁与冲突，其矛盾爆发的速度和剧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三、“时空挤压”中的时间因素

“时空挤压”背景中的时间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比较具体的方面，它表现为外部压力对于法律改革的直接影响，表现为工业化进程对法律的内在要求与推动，在更宏观一些的层面上，它表现为一种因时代差距而导致的社会矛盾的重叠交织，加剧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时间压缩的特点，在中国近现代法律演进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法律中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被压缩在有限时间范围里，致使矛盾的爆发力度异常剧烈。无论我们把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定位于1500年，还是定位于17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各个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都大致经历了几百年时间。与现代化的后进国家相比，这是一个在时间上相当从容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较长的时段里，西方法律的传统与现代的矛盾逐渐展开，也一步一步地得到解决。举一个例子说，英国传统农民与传统土地耕作制度是受古老的习惯法保护的。按照习惯法，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公地，供村里农民放牧、拾柴，这对解决农民的日常生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土地制度下的农业生产是低效率的，土地的利用也是低效率的，土地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的开发也是受到妨碍的。这对于正处于萌生阶段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重要障碍。英国政府先是采取默认、后来又通过国会的明确立法，实行和推进圈地运动，以便为工业化进程开路。这个痛苦的过程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二百年之久。可以说，英国“传统农民的终结”（14）和传统土地制度的变革，就是在这二百年的时间里通过合法的暴力手段强行完成的。其中，包括法律因素在内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激烈矛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里被稀释和缓解，致使某一个单位时间里的冲突压力并不十分剧烈。其实，在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广泛存在，在许多领域和地区也是很激烈尖锐的，只是由于英国工业化是一个缓缓启动的过程，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帷幕又徐徐拉开，且徐徐得到处理，终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社会性矛盾。

与上述情况相类似，整个西方社会的法治近代化也是在这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逐渐完成的。在西方国家中，法治传统或相当一部分法律制度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发生、演化形成的。原先西方社会中一些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在长期的实践中，在“经济人”追求财富最大化的活动中不知不觉地被改造了、废除了。因此，一些学者指出，当西方国家政府颁布有关的法律规则或推进所谓法典运动的时候，法典内容中的很大部分内容表现为是对已通行于市民社会中的习惯性制度的认可（15）。换句话说，西方法治近代化中明确缺少一种人为的时间观念。它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是在一个自发无意识的过程中完成了或是成就了一个被后人称之为法治近代化的东西。没有人为的时间观念就没有紧迫性，一切都取决于自发的成熟起来的利益要求的主动性，一切都是成熟的产物。这是一个比较“萧洒”的过程，虽然有奋斗、流血、牺牲，但那都是为了局部性的或团体性的自我利益，阶级的自我利益。斗争胜利了，权利赢得了，仍旧正常地生活，等待有了新的权利要求，就再去奋斗，甚至再去流血，直至再次胜利，并享受胜利果实。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是在外部冲击与压力的背景下紧急启动的，由于外部因素的导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的帷幕被一下子猛然撕开，各种矛盾的展现似乎比任何国家的情况都要尖锐激烈。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众多社会上的知识精英一下子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文化教育从经史子集转变为西方式的学科体系；语言从文言文变成了以口语为基准的白话文；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特色的小农经济和传统手工业相结合为主体的经济过渡到现代工业化生产；传统的君主制度变成了近现代的科层制的管理体制。法律从诸法合一的体系演变为部门法分立的新体系。仅在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几十年时间里，从经济到制度，从政治到文化，法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对立在一个相对于过去的历史传统来说是非常狭小的时段里全部显示出来了。这种与早期现代化国家迥然不同的、传统与现代矛盾被压缩展现于一个狭小时间段里的情况，充分体现了“时间挤压”的特点。

从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来说，这种由外部环境决定的时间挤压效应给人的主观感受就是时间的紧迫感。简单地说，20世纪中国法律现代化及社会现代化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表现为缺少时间。人们相信时间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人们缺少的就是时间。在20世纪初期，是时间上的紧迫性决定清末政府要尽快修律制宪，以收回领事裁判权并挽救大清王朝的命运；20世纪后期，也是时间的紧迫性，要求中国尽快建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以实现国家的赶超目标。时间的紧迫性从根本上说，又表现为经济发展问题，表现为经济速度问题，这也内在决定着法律变革的步伐。20世纪后期中国政治家面临的挑战是：如果经济不能在较短时期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是长期落后于西方强国，甚至落后于亚洲的邻国与邻近地区（如台湾），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何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石）还从何体现？所以，时间问题至关重要。

法学界似乎有人主张，应该给法律秩序留出一种自发生长的空间出来，而不必急切地推进法治化进程。这种自发渐进主义的法治逻辑，其正确与否自以观察者的立场为转移，但显然违背了20世纪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思维进路。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从封建社会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接受了中国封建社会处于长期相对停滞和“治－乱”周期反复观点的人可能会想到，凭着中国社会内部的动力自发演变进入资本主义或许是可能的，但恐怕要再过经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过程。问题在于，自近代以来，人类历史从一种“孤立的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从一种各自独立隔绝的、地域性的历史向相互作用和各文明相互冲突的历史转变，中国也被迫卷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来。在这种背景下，历史是否允许中国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条件下走向资本主义阶段？这是人们忍不住要发问的。所以，面对自然演进主义的法治观，人们也许要做同样的发问：中国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法律秩序的自发生长？

第二、紧急启动的工业化进程（经济现代化进程）对法律变革的传导作用。格尔申克隆（Gershclone）说过这样的话：凡是研究重大事件的历史学家都懂得，原则上，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要改变后来事件的途径（16）。这番话的意图是想表明，不同工业化国家会有自己不同的工业化“前提条件”，走在前面的工业化国家所发生的现象、情况，不一定会在后来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中得到重演。

格尔申克隆（Gershclone）的研究表明，从工业化的资本供应条件看，走在工业化最前列的英国，其工业化的资本供应（即其工业化的主要前提条件）主要是依靠多种渠道的私人财富的存在，稍微落后一些的德国，则是依靠银行方面的信贷政策。工业化步伐最为落后的是俄国，在那里，工业化起飞的步伐不仅晚而且还伴随着暴力，把工业化主要归因于任何先前的资本积累都是困难的（即英国式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必须把国家的预算作为资本供应的战略因素。同时，根据工业化进程的落后程度不同，工业化前提条件越落后、工业化启动越晚的国家，其工业化的启动也就越猛烈，其工业化也越有可能按照有组织的方式进行（17）。这种研究结果提示人们，在象中国这样起步较晚的工业化国家里，借助于国家的组织力量紧急启动工业化进程，也是特定历史情境下的一种必然选择。这必然要求国家借助其它方面的诸如政治的、法律的手段来服务和配合推进工业化的努力，使法律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具有政府推进的特点。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过几次明显的启动或再启动过程，即1860年开始的洋务运动，清末改革时期的实业救国，1950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浪潮，20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现代化浪潮。除了洋务运动外，后来历次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启动均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的法律建构活动。

单就清朝末年的情况而言，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进程，始于19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最初的工业化主要以军事工业为主，是工业化进程（现代化）的局部性启动（18），它企图在对原有制度不做改变的前提下，通过局部性的技术引进与武器制造，实现国家的自救自强。最初的局部性工业化努力，并没有引发出法律方面的改革，国内有学者将此称之为“非制度化推动的工业化运动”（19）。然而，“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上步之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之后，又必须更进一步……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20）。最终，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这种局部性的现代化努力破产，导致了以法律制度改革为线索的立宪运动的开始，同时也引发出全面发展工商业的努力，全面启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这种表面情况看，近代中国的法律改革与工业化启动，是做为政府自强运动的一种并举措施出现的，似乎不存在某种相互关系。然而，从法律改革与工业化启动的内部关系看，情况就不同了。法律改革固然有其自身的目的，即收回司法裁判权和立宪救国，但法律改革本身即有另外一个内在目标，即振兴工商。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广开民厂”、“设厂自救”的呼声日渐高涨，振兴工商已经从原有的逐利行为上升到了救国的高度，改革古有的贱商之法，鼓励设厂开矿，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就成了清末修律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外部压力构成了中国确定法律改革“时间表”的重要外部制约因素，使法律改革经常处于被迫“提速”的状态。

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里，中国法律改革的外部压力具体来源不同，性质也有差异。清末立宪的外部压力来源于救亡与收回领事裁判权，清廷于1908年明确宣布预备立宪期限为9年（以日本1881――1890年的预备立宪计划为模式），是在立宪是（世界）“大势所趋，终难久抗”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21）的二难矛盾中求得一种平衡，其外部压力是显而易见的。30年代国民党三民主义指导下的法律改革则立足于民族生存和国家地位，主要采汲世界最先进之立法思想并结合于中国国情，把国际生存的压力转化为积极适应的主动行动。

20世纪后期，中国重新进入了一个开放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法律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些在西方发达国家属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如较成熟的市场制度，公民权利保障，环境保护、司法运作机制以及相应的社会财富方面的分配和保障。如果没有外部的压力存在，如果允许中国在不受外部影响的条件下从容自主地进行改革，或许人们会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它自己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也会按照一个“自然的”时间表，按照一种自然的时间顺序以自己适合的方式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全球化进程对所有国家提出的标准几乎是相同的，它不考虑你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考虑你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考虑你是处于发展初期，还是处于较发达阶段。即使有所考虑，留给中国的回旋时间也是很有限的。这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全球化和由此带来的法律影响方面。中国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并为此制定了制度建设和市场开放的时间表，固然有相当多的国内因素使然，但最关键的推动因素还是对外开放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和渴望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迫切愿望。根据国际贸易规则，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建立一个较完备的市场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别的国家就可以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不反映真实成本为理由，对该国的出口产品实行反倾销。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由于中国未承诺实行市场经济，不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企业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中屡遭打压。没有深圳特区的对外开放试点，中国就不可能初步性地、又较充分地享受到对外开放的好处；没有加入WTO因素的影响，单纯凭借国内因素的成熟与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市场的时间表也不会在随后几年中逐一敲定。市场开放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敞开国门，让外国企业进入，其中大量地和全方位地涉及国内法律制度的调整及重建问题。一国国内的法律制度建设，因其欲要融入国际经济社会而被迫提速，这是解释中国法律制度，特别是20世纪后期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加快的重要原因。

可以从国际角度再举两个具体的例子，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规定了各国通行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并建立了相关的争端解决机制。在该协议的实施方面，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享有5年的过渡期，最不发达国家为11年。按照这种时间安排，预计从2000年起，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立法的审查工作将开始启动。再比如，在世界贸易组织1999年新回合谈判的既定议程包括协议所涉及的一些方面，如版权、商标、地域说明、工业设计、专利以及对未公开信息的保护等，欧盟等国甚至强调严格审议协议的全面执行，中止现行的过渡期安排[22].类似众多问题都使得国际的、外部的因素构成了确定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法律改革“时间表”的制约因素，使得过去那种完全根据本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自主确定法律改革“时间表”的做法便行不通了，中国必须根据国际社会的要求加快本国法律的改革步伐，甚至在国内方面做出必要的利益牺牲，如给外国资本以国民待遇，消除过去某些领域中对外资的法律限制，开放国内以适应国际社会的要求。

当前全球化进程对第三世界国家法律改革“时间表”的制约，或由此形成的“改革提速”压力的负面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它使得本来就已经驶走上“快车道”的国内法律改革开始出现二次提速，虽然加快了本国法的改革步伐，同时也缩短了法律制度变迁及相应的社会行为模式变迁的某种自然周期，使迅速制定出来的新法律与变化相对缓慢的社会之间产生不适应，法律改革普遍出现吃“夹生饭”的现象。

四、“时空挤压”中的空间因素

社会人文学科中的“空间”概念是多层面的、相互交织的和难定精确定义的。波普尔在其“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实际划分出了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客观知识空间的三个层次，展示出了空间概念的一种逻辑演进序列。（23）人们日常使用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理性空间概念（目前又加上虚拟空间概念），从另一个方面表示了最初物理自然空间概念的一系列延伸，从中又衍生出事实空间、价值空间概念和社会—地理空间等混合概念。控制论初创者维纳提出的“可能性空间”为空间概念加上了时间的维度。本章主要使用了社会地理空间、演进空间和价值空间的概念，意在细分中国法律演进中的“空间挤压”的情况（24）。

回顾近代中国法律的历史演进，人们总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因素仿佛在影响或预定着中国法律的演变轨迹与目标。表面上，无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王朝，还是国民党政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几代中国政权都享有形式上的或完全意义上的内部主权，它们主持下的法律变革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即结合中国固有的民情国情，但法律演进的方向最终还是顺同于世界主流。毕竟，中国不仅是自身历史所造就的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它的演进方向不仅取决于自身历史及现状，也取决于其现实所处的世界历史环境。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从外部预设了中国法律的发展空间与价值空间。

中国法律演进的时空环境的另一面，即“空间挤压”的情况，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里也有不同的表现。19世纪后期与20世纪初期的情况主要表现为法律的社会地理空间的“挤压”，即法律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和区域失去了调整作用，后者又逐渐导致了法律演进空间的变化和价值空间的改变，在20世纪后期，法律的社会地理空间的外部挤压因素基本消除了，法律价值空间和发展空间的挤压更凸现出来。

首先，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法律在社会地理空间方面受到挤压。近代朝贡体系的崩溃从压缩了中国法律的势力影响范围。条约制度的实施，使西方列强的意志以国际法条约的形式实际嵌入中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削弱了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在一些十分重要的领域大大降低和排挤了原有法律的权威与效力。从一些重要的情况看，从1842年至1895年，中国5战5败，被迫向西方列强割地赔款，各大口岸均向外国商人开放，开放的通商口岸从开始的5个扩大到后来的100多个（25）。租借地和租界的存在，使全国几个重要的海港地区和分布各地通商口岸与城市的43处租界地区成了外国法律直接统治的区域。其中的领事裁判权制度从属人法角度排挤了中国法的适用范围，在涉外法律事务方面取代了中国法律的原有地位。这意味着外国法律处处有利于外国人，既有利于商业争端，也有利于保护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雇员，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关税税率由条约规定为按价计算的5%，这种长期固定的税率意味着中国无力控制其贸易和保护其幼小的工业（26）。由1842年开端并由1901年《辛丑条约》最终确立的各国驻兵权使北京至山海关等地的多处通海要道均有外国军队驻守，这些地区的炮台亦按条约规定被迫拆除（27）。通过1842年的《南京条约》及后来的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末中国逐渐丧失了对港口、对外贸易、财政和外国人进入国内的管理的行政与法律控制。上述情形使中国的法律秩序明显出现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区域。一个是各沿海口岸及北京地区，这是外国政治与法律势力渗入其中的地区，也是受外国影响较大的地区，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秩序。这些沿海地区虽然总面积不大，但它们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这些地区的社会变化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中占有主导地位。另一个是面积更加辽阔的内陆地区，这是外国势力未曾渗透的地区，依然大致保持着原有的社会生活状态与法律秩序。法律效力空间被挤压的状况在19世纪末期《马关条约》签订后曾经达到过危机的顶峰，该条约首次将大块的中国领土（台湾）割让给外国，随即出现了日俄争夺东北、德国把眼睛盯住山东、英国盘据长江流域、法国则在毗邻印度支那地区的南方诸省占有优势的情况。罗兹曼说，这一时期表明，中国从“通商口岸时代”进入了“列强割据中国时期”（28）。

其次，中国法律的演进空间（发展空间）通过“挤压”被迫发生了改变：从传统秩序型的静态空间（指向某种抽象理念或指向“过去”的固定空间）转变为以社会进步为特征的扩展型（指向“未来”的空间）的动态空间。在农业社会，自然界的秩序与节律对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起着根本的制约作用，农业社会的法律也必然体现着自然节律与秩序的作用与影响。古代中国历经千年演变，总没有脱离小农宗法的基础，古代法律也总是遵循着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基础而不断变化，始终没有摆脱对自然秩序的崇拜。所以，中国古代法律的演进空间是以永恒的自然为中心、以“天人关系”模式为内容的静态空间，其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天人关系”。反映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自然界的天道（天理）是不变的，是最高的理，社会人事作为自然的组成部分，是变化的，一盛一衰治乱循环，遵循着自然界的天道（天理）而变化。法律是天道（天理）的体现，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天理作为楷模在其中，法律的具体变化总是要围绕着不变的天理，总不脱不开“天人关系”的空间。在这种“天——人”关系和相对应的“理——法”关系中，由于存在一个不变的自然模式，法律只有环循变化，只有良法与劣法之分，不存在法律的历史进步和法律发展的历史阶段性的问题，法律崇尚的是永恒与不变，崇尚千年不变的太平盛世的理想，遵循的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准则，历朝历代基本上都遵循着前朝的典章律例，维持着小农经济社会的自我复制。所以说，古代中国法律是一种静态的秩序型的法律，仿佛固定在在一种永恒不变空间里面周而复始的运转。近代出现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法律开始脱离了小农经济的类型，转向工业社会，而工业社会的特点就是崇尚不断进步，社会在不断进步变化，法律也要不断进步变化。与农业社会的静态演进空间不同，这种法律演进的新方向指向的是未来，是一种不可逆的变化。这既体现在法律的价值原则要随着社会进步不断变化方面，也体现在法律部门的不断膨胀与扩展方面。由此，中国法律开始脱离原有永恒不变的空间，走进了以社会进步为中心的法律演进的新空间。

第三、法律的价值选择空间和自主创新空间受到挤压。在20世纪早期，中国走上了一条强制性（被迫性）的法律“西化”道路，在20世纪后期，西方法律的强大示范效应依然使得中国的法律改革以借鉴学习西方为途径，以“同国际接轨”为目标，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目标。

关于早期法律“西化”的情况，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张晋藩教授这样写道：“晚清修律是一个急救章，是采用最便捷的翻译西方法律和聘请西方法学家参与立法来完成的。这种紧迫性，一是适应预备立宪期限将届的需要，二是急于建立新的仿西方的法律体系以期收回治外法权。由于晚清修律基本上是移植西方的，因此在速度与数量上较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实有过之而无不及（29）。在后来的国民时期，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在法律变革的大方向上都还是沿着西方国家经验所揭示出来的目标进行的。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据称是对西方”三权分立“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发展意义“也是相当有限的。

20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治领导人始终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其间先是接受了前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又经历了的平均主义的工业化模式，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最后依然回到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来。法律也跟随着经济模式的改变而频繁变化，中间曾一度被废弃，最终的结果依然是回归法治。在某种意义上，这仿佛又回到了一百年前的起点上来，即依照西方人摸索出来的经验，实现法律的（近代化）现代化。从1986年到2001年，中国为尽快融入世界经济而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进行了15年的艰苦谈判。其中从1986年至1992年，双方的议题是中国的外贸体制即经济体制问题，争议的焦点是中国是否承诺实行市场经济。其间，中国国内实行的经济体制是由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改变而来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西方国家的谈判代表提出：“世界上只有两种经济，一个叫计划经济，一个叫市场经济”（30）。前者是不符合国际多边贸易组织原则的，显然，只有后者是出路所在，但这却是当时的中国无法接受的。第一阶段的谈判共计对中国外贸体制提出了4万多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中国搞不搞市场经济？终于，在国内特区经验的基础上，以及在国际上的有形无形压力面前，中国在1992年共产党十四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谈判代表以某种策略的语言对西方国家的谈判代表解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就市场经济而言与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区别（31）。可以说，接受市场经济、接受法治，表现出来了某种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即落后国家在西方已有高效率体制的巨大示范作用下，要想完全独立地进行制度创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创新是有成本的，尤其是在一个外部环境不甚宽容的条件下，由创新引发的失败是难以承受的。现有西方高效率体制的示范效应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封杀或抑制了与它思路反差过大的创新努力。除非能够在较短时间里，拿出一种更有效率的和可行的体制建构思路。否则，在大方向上，只有跟着别人学习。

法律自主创新空间受到挤压的情况，不只是中国20世纪历史中出现的情况，其也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法律改革目标方面本来就显露出了某种向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或源于西方国家的法律价值观念）靠拢的倾向，当前的法律全球化趋势更是强化了这种倾向。比如，确认民主与多元政治，建立竞争性政党制度，言论自由，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核心的人权原则，实行宗教自由与宽容；引进和建立进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开放性的贸易制度，向经济强国开放国内市场；注重和完善法律程序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保护知识产权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等。应该看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待这些观念的态度是矛盾的，特别是在以何种程度、何种方式和何种速度接受方面，与西方国家的立场多有冲突。仅管如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接受了这些内容，其中一些仅仅是表面上的，形式化的，甚至是的被迫的、不得不如此的。特别是由于20世纪末期，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世界格局结束、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风靡全球，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卷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之中，第三世界国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增强（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依赖），以及现代信息传媒工具对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内部的巨大影响，使得它们的国内法律改革走向很难不受到西方主宰的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牵制，基本局限在与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趋势相顺应的有限领域之中。在这种大的世界背景下，中国主观上曾欲意实现政治与法律的自主创新，客观上仍然面临着使政治法律制度合乎国际主流方向的变革压力。

历史演进范文篇4

“用字母表示数”是由自然的“算术语言”向抽象的“代数语言”过渡的起始，是学生代数学习的入门知识，是学习方程、不等式等的重要基础．大量研究发现学生对“用字母表示数”存在认知困难，如薛文叙[1]、虞琳娜[2]、ClementJ[3]、BardiniC[4]等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发现学生对“用字母表示数”的理解存在很多问题．HartKM等人研究11~16岁儿童对字母的理解，发现儿童对字母的理解大体分为6类：给字母赋值、忽略字母意义、当成物体、特定未知量、广义的数、变量[5]．HarperE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曾对英国两所文法学校1~6年级的学生，使用丟番图《算术》中的名题：“已知两数的和与差，证明这两个数总能求出．”进行测试，获得研究结论：学生对符号代数的认知发展过程与符号代数的历史发展过程具有相似性[6]．Radford[7]、汪晓勤[8]等人的研究证实：学生对某些数学概念的认知与概念的历史发展之间具有相似性．据此，若能以恰当方式将数学概念的历史发展与学校教学融合起来，必将促进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与认知发展．那么，现在的学生对“用字母表示数”的理解情况是怎样的？对此，确定如下两个研究问题：（1）学生怎样理解、运用字母？（2）学生对“字母表示数”的认知发展过程和该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否印证已发现的相似性？

2“用字母表示数”的历史概述

追溯“用字母表示数”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沿宏观与微观两条路径进行．宏观上考察符号代数的历史发展阶段；微观上查阅史料，理清字母意义的历史演进过程．

2.1符号代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中国，“代数”一词源自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Wylie）于1859年合译的第一部符号代数教材《代数术》．李善兰所创“代数”一词，正是取“用字母代替数”之义．通常数学史家认为代数学的发展经历了大致3个主要阶段：修辞?缩略?符号．如NezzelmannGH在其著作《希腊代数》（1842）中就是这样划分的．人们往往将丢番图以前时期的代数称作“修辞代数”．在那时，人们没有使用符号表示未知数，所有问题的讨论解决都是用长篇文字说明．“缩略代数”阶段以引入字母表示未知量为典型特征．丢番图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用一个特殊的记号“?”表示未知量，用专门的符号表达乘幂、减号等．后来，使用不同字母表示不同数，但是可以看到字母总是表示未知量．随后的代数学家，如阿里耶波多（AryabhataⅠ）、花拉子米等虽朝向符号代数有所接近，但只在字母表示数的类型与方程解的一般性上做出了贡献，而不是尝试表达“一般量”或说“一类量”．“符号代数”应归功于16~17世纪法国杰出的数学家韦达（FrancoisViète）与笛卡尔（RenéDescartes）．韦达在其著作《分析引论》中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系统的代数字母与符号，以辅音字母表示已知量，元音字母表示未知量，他把符号代数称作“类的算术”，同时规定了算术与代数的分界，认为代数运算施行于事物的类或形式，算术运算施行于具体的数．这就使代数成为研究一般类型的形式和方程的学问．笛卡尔则主要对韦达的符号系统进行了改进．

2.2字母意义水平的历史演进过程对应符号代数的历史发展过程，用来表示数的字母在具体意义上的历史演进过程为：记数?未知?一类．伴随着人们对字母表示数意义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字母表示数的功能逐步得到发展与完善，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公元前3世纪算起，从最初用字母只表示“记数符号”的代数思想萌芽开始，经过若干人的摸索与不断推进，直到16~17世纪，用“字母”表示“一类量”思想的形成，跨越了2000多年的时间．历史史实等呈现如表1所示．

3研究方法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测试与个别访谈，对学生“用字母表示数”问题的解答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

3.1样本为摸清学生对“用字母表示数”内容的认知情况，2010年9月对上海市某中学的一个初中预备班学生共52人进行测试，收回有效卷52份．该校是上海一所普通中学，每个年级所有班均为平行班，所选样本基本能够反映上海市初中学生的一般情况．

3.2工具测试题的设定：结合《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13]中对“用字母表示数”的基本要求，从字母表示数的具体意义：“记数符号”“未知量”“一类量”不同层面入手，共设置4题，测试卷编制如下：试题1：如图1，游乐场的大转盘的最高点、最低点分别距离地面110米、10米，那么这个大转盘的半径是多少？试题2：已知圆的周长为r，那么圆的面积是多少？试题3：学校买了x只足球，每只24元；又买了5只篮球，每只y元，式子24x+5y的意义是什么？试题4：已知两个数的和与这两个数的差，怎样求这两个数？请你设计一种情形，并给出解决办法．测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学生对“用字母表示数”的理解与运用情况，并由此分析学生对字母意义的认知过程是否与概念历史发展过程具有历史相似性．

4结果与分析

从整体情况来看，测试结果反应了学生“用字母表示数”的认知与运用水平．以下是对测试结果的逐题分析．

4.11~3题测试结果及分析（1）测试题1．测试结果：只有7名学生使用字母，而7位同学中只有两位用字母表示未知量，另外5位只用字母r表示一个表示半径的字母符号．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对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这类用算术方法与代数方法都能解决的问题，绝大多数（84.6%）的学生选择使用算术方法（不使用字母），属于符号代数的初始阶段——“修辞代数”阶段；少部分学生进入了“缩略代数”阶段．从使用字母的水平来看，大体也还停留在较低层次的“记数符号”的水平上，少部分学生达到了用字母表示“未知量”的水平．可以看到，虽然学生经过初步学习已接触过“符号代数”的思想，在教学要求上进入了“缩略代数”的阶段，但他们更喜欢用“修辞代数”解决问题．无独有偶，历史上，已跨越到“缩略代数”年代以后的花拉子米（al-Khwārizmi）在撰写其著作《还原与对消计算概要》时就是纯粹采取了修辞代数的形式，斐波那契（Fibonacci）在《计算之书》中解决问题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而当今的学生在已学习“缩略代数”并已初步接触“符号代数”的思想后，仍喜欢采用这种纯粹文字，有时显得冗长、繁琐的形式（在后面方程题目的解答中有所体现）呢？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种形式和水平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人们（无论古人还是当今的学生）的认知本源．此处体现出较强的历史相似性．对教学的启示：教学中重视学生的认知起点，为实现由修辞代数到缩略代数的过渡，教师应有意识地设计此类教学素材，为他们的思维发展设置螺旋前进的阶梯．如，在这部分内容的教学中增加诸如：“写出下列语句对应的表达式”或逆向的问题“写出下列各式的意义”等题目，为顺利实现由修辞代数向符号代数的过渡做好教学准备．（2）测试题2．

测试结果：分为3类．第一类，将r当作圆的半径并将其视作已知量求得圆面积．具体表现：有28位同学自行将题目中的“周长”二字改为“半径”，另有两人虽没有改写题目，但从所填结果看，明显是将r当作圆的半径．这样，将r当作半径的学生总数就有30人（占总人数的57.7%）．第二类，利用“周长r”能够求出正确结果；第三类，没有或不能解决问题6人（占11.5%）．对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到，超过半数（57.7%）的学生对字母意义的理解与使用还停留在“缩略代数”的较低水平上，认为一个字母只能表示某一个确定的量（虽然看到前面的限定词：周长，但仍认为字母r只能代表圆的半径．），对字母r可以表示任意未知量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达到字母可以表示“一类量”的认知水平；而能将r当作特定未知量并将其运用于计算过程的这一较高认知水平的人数只占到全班人数的不足三分之一（32.7%）．尤其将字母r当作圆的半径的情况，突出反映了在学生心目中“r”这个字母的符号意义，这与历史上古人只用某个字母代表某个具体量的做法具有相似性．当然，客观来讲，此题也与学生已经学习过圆中半径的字母表示有很大关系．排除教学造成的影响和学生粗心等因素，可以看到：认为一个字母只固定表示某一个量对其理解字母意义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011年暑假期间对初中及小学的两位数学教师的访谈，再次验证了这一点）．另外，也有6人没有解答此题．（3）测试题3．测试结果：有8人认为24x?5y不能代表什么，或者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的结果，无法解释，也即认为式子中的x，y都是未知量，无法知道“具体值”；只有少数几人能够准确表达式子意义；很多学生将x，y当作相同意义的量：要么都表示球的只数，要么都表示球的价钱，也即他们在对字母表示的量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

对结果的分析：从结果可以看到，学生对字母意义，无论从认知水平，还是运用情况，都表现出很多的不足：一是很难将字母x，y看作一类量中的已知量；二是对字母参与运算的结果不能准确进行意义建构．这与学生对字母表示“一类量”的认知不够清晰，对字母参与运算存在极大的认知障碍有着直接的关系．历史上数学家对一类量的认识以及用含有字母的式子表示一个结果亦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认知过程看，学生和历史上数学家对字母意义的理解具有相似性．测试题2、3的测试结果对教学的启示：上述测试结果显示了一定的历史相似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学生在向“一类量”的字母意义的跨越方面存在很大的认知障碍，这值得引起教学研究人员及教师的重视．另外针对测试结果出现的情况，教学中应做到周密设计，如，强调圆的半径一般用r表示，但同时也应强调字母r并不总是用来表示半径；未知量也可参与运算，其身份是作为待确定的“已知量”等等．综合3道题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到，学生对“用字母表示数”的意义认知，对应了历史上“用字母表示数”的字母意义层面的认识演进过程中的发展水平，3种类型各占一定的比例，具有历史相似性．而学生对于字母意义上“一类量”的符号代数思想缺乏足够的认识，认知水平停留在“记数符号”、“未知量”等的认知水平上．学生在朝向符号代数的认知过程中易出现反复及循环，如测试题1的结果．这为研究者从字母意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出发设计教学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较充分的证据．另外在教学心理的准备上，教师应能充分理解学生在“一类量”等的认知过程中的“缓慢”发展，因为在历史上符号代数的演进过程是如此的漫长，整整跨越了2000年左右的时间！

4.2方程求解问题的结果与分析试题4取自丢番图所解方程问题的原题，该题及其解法是反映历史上符号代数发展历程及人们对字母意义认知演进过程的极好素材．

4.2.1该问题的历史解法①修辞代数解法：文字表达．②缩略代数的解法，以丢番图的解法为代表：设和为100，差为40，较小数为x，则较大数为x+40．这样就有2x+40=100，从而得x=30．因此两数分别为30、70．③符号代数的解法，以韦达的解法为代表：设和为a，差为b．又设较小数为x，则较大数为x+b，于是2x+b=a，故得x=(a–b)/2．因此两数分别为(a–b)/2、(a+b)/2．

4.2.2学生解法与历史解法对照①与“修辞代数解法”对应的学生解法：使用“修辞代数”方法解决此题的有11人，占总数的21.2%．考虑到学生已经接触过“缩略代数”的思想——用字母表示未知量，研究者认为这一数字所占比重并不算小．②与“丢番图解法”对应的学生解法：将这类解法归为“丢番图解法”．虽然学生此类解法较之于“丢番图解法”有某种程度的进步，这是因为学生已经接触过解方程的相关知识，但在字母使用水平上，他们用x，y表示未知量，建立方程求解问题，属于“缩略代数”的解决方案．③与“韦达解法”对应的学生解法：使用“一类量”思想，用符号代数的思想解决问题的人数为6人，占总人数的13.5%．但考虑到学生还没有系统学习符号代数的做法与思想，能使用这种做法解决问题，这部分学生已经相较班内其他学生的认知水平有了较大的前进与提升．这也给教师以信心：经过精心设计的、系统的教学与训练，学生是能够理解符号代数思想的．

4.2.3各种方法使用情况统计从以上学生对该方程的解法与历史上各个阶段典型解法的对比，可以看到学生对字母表示数的认知发展水平，与该知识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较为明显的相似性．测试结果可使教师在设计教学时对学生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到事先“心中有数”，并能针对各种不同的做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与引导．同时，为使学生更快、更好地理解、运用符号代数的思想解决问题，借鉴符号代数的历史发展进程设计教学应是一条可行的、有效的途径．

5结论与启示

5.1基本结论通过上面对学生测试结果的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1）为数不少的学生对“用字母表示数”仍停留在“修辞代数”和“缩略代数”阶段；对字母意义的认知水平多数停留在“记数符号”及“未知量”的层次，只有少部分学生理解并能用“一类量”思想解决问题；（2）学生对于符号代数的“一类量”思想存在认知困难；（3）学生对“用字母表示数”的认知发展过程和“字母表示数”意义演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借鉴字母意义的历史演进过程设计教学，将史料及其蕴含的思想、方法等重构后应用于课堂教学，将能够有效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5.2教学启示以相似性分析为基础，借鉴历史对于教学而言至少有两方面作用．首先，可有效预测学生学习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障碍与疑惑；其次，依据知识形成过程设计教学符合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波利亚（GPolya）认为，“在教一门科学分支（理论、概念）时，我们应该让儿童重演人类心理演进的重大步骤．”[14]弗赖登塔尔（HFreudenthal）则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应该重蹈历史，尽管不是实际发生的历史，而是倘若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我们今天有幸知道的东西，将会发生的历史．”[15]以上教育家和数学家所言进一步证实历史于教学之重大意义．无疑，这对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都有一定的启示．

5.2.1对教学内容的启示如何借鉴历史？对教学内容来讲，包括素材与思想，在使用上分别对应显性与隐性两种方式[16]．显性方式是在教材编写及教学实施过程中，直接展示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典型问题等，如丢番图方程问题等设计教学．隐性方式则提供了教学的设计思想．通过历史相似性分析，研究者发现学生的认知发展如同知识的历史形成一样，并非直线推进，其间可能要经历在水平上的“前进与倒退交织，总体向前推进”的过程．这为螺旋设置教学内容，关注学生认知发展过程的螺旋上升提供了借鉴．如，在“用字母表示数”的教学内容中增加“修辞代数”、“缩略代数”与“符号代数”3个阶段中两个连续环节之间的衔接过渡，增加在字母意义水平上前后衔接的内容，以利于学生对新知的接纳与衔接理解．

历史演进范文篇5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除去自然科学与技术外，一切社会现象都有阶级性。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存在绝对化的误差。社会上有许多现象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是解释不通的。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是客观规律，如何用阶级斗争来解释？对于古往今来那些贪赃枉法、恃强凌弱、损公肥私、腐化淫逸的现象，任何时代的任何阶级都将其视为邪恶之事。相反，刚直不阿、清正廉洁、忧国忧民、扶危济困等等，则被视为美德。这是公理自在人心，无法判断其阶级性。就是某些政府颁行的政策，也是没有阶级性的，如人口政策、保护环境政策、食品卫生政策等等。所以，把一切社会现象都归结为阶级斗争，既不科学又无法做到。

文明是个广泛的概念，不同于文化。文化是指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包括文学与艺术以及风情民俗等等；文明则是指人类的一切创造，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制度、法规、生活方式等都属于这个范畴。从最早的人类靠采集、渔猎为生，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的生活质量、文明程度已有了多么大的提高！简直是判若云泥。依笔者浅见，探索这一过程才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使命。

当人类脱离其他兽类出现在世界之上时，他们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自己已是区别于那些兽类的会制造工具的“人”，也不懂得同类相残是一种罪恶。甚至到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还有以屠杀人来祭祖的做法，还有强迫活人殉葬的野蛮行径。可以说，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经过反复的探索，遭受了无数苦难，才渐渐有了精神觉醒，逐步反省了大量的问题，慢慢懂得了社会进步与自我完善的许许多多道理，生活得越来越文明了。

其实，阶级斗争本身也是文明演进中的组成部分。从同类相残到部族混战，再到阶级斗争；从氏族组织到建立国家；从城邦林立到大国并存；从仇杀到战争，再从战争到对话与谈判；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武力占领到经济渗透；从啸聚山林的造反活动到争取人权的斗争；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制度到代议制民主；从孤立分散到形成世界体系，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人类在精神上逐步觉醒的反映。自古以来，我们人类就在不断探索和认识客观规律，在不断总结和吸取历史经验之中前进。在付出了不知多少沉重甚至惨痛的代价后，才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文明程度。例如，先人们付出了数不清的流血与牺牲的代价，才使今天大多数人明白了战争并非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自古以来有无数人遭受疾病折磨，又有大批有志之士长久探索，才使医学和药物学取得了那么多突破性的成果。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演变，不都同样属于这个道理吗？

由此可见，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视角去看历史，实际上是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总纲。这是一种境界和高度，也是一种历史观。抱着这样的历史观去认识和研究历史，就把握了真谛，也有利于真正接受祖先留下的历史遗产，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必须如实地把握住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1]。人类出现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生产活动。从采集、渔猎到今天采用高科技手段劳动，生产活动从未中断过，也不可能间断。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某个社会阶段中的调整与调节，历来都是在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进行的。史前时期的氏族社会是旧石器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延续了几百万年，氏族社会也就存在了几百万年。距今约1万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产生了，接着又发生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结果是出现了使用奴隶的现象和贵族与平民的对立。于是，氏族社会解体，城邦国家产生，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此后的几千年里，全世界都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之下。正是这个自然经济，决定了那时只能存在农业文明和古代社会。到14-15世纪，商品经济开始取代自然经济，生产力快速发展起来，这才有了工业文明和近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开始了。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手工工场阶段，已然建立起一个跨国跨地区的国际贸易网络，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2]当时即使是在最先进的国家，农业也在国民经济中占首要地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进入蒸汽时代后，工业已在先进国家中占了首位，而且有更多的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初步形成。马克思就此写道：“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一语道破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

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带进了电气时代。在此基础上，现代意义的经济模式形成了。这就是以科技为先导，以提高生产率为主要竞争手段，以垄断为生产组织形式的模式。生产力的大发展，促成了一种“世界经济”，这已是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早期表现。与此同时，以人权自由、公民参与、政党政治、更健全的代议制度为特点的现代政治模式也基本形成了。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所发挥出来的威力，更是远胜往昔，不仅决定着各国的综合国力、群众生活、国际地位，而且对于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也发挥着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由此看来，人类文明的演进，重要文明成果的取得，都是生产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和生产力推动的结果。不过，决不应把历史上一切细微的事物都与生产力直接挂起钩来，将生产力标准庸俗化、教条化。这里强调的是总的规律，是从宏观角度论述的。

既然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那么它也是评价历史现象的根本标准。除此之外，那些伦理的、道德的、情感的评价标准，都能够说出不少理由，但是决难引出科学的结论。

与生产力标准密切关联的是实践标准。前文已经谈过，必须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多年以来，在对历史问题下结论时，常常困于若干传统的、带有权威性的论断。这些结论有不少是科学的、精辟的。但是也有些不科学、不准确的内容，甚至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结论。例如，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曾几次断言，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却没有应验。过了半个世纪后，恩格斯在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4]这里，恩格斯为我们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榜样。遗憾的是，此后很快又出现了不少资本主义即将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就要胜利的论断，自然都无法应验。这里绝无批评前辈革命导师之意。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人，包括最伟大的人物，在解释历史和推测未来时，都会有局限性，至少有时代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这是不能苛求的。当然，科学准确的结论也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在依据实践检验的结果立论时，既要接受科学的结论，还要修正不正确的结论。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遵循的原则。

还应该注意，在历史和现实中，有很多事物往往带有是非不明、黑白难辨的特点；有些人物则是功过参半、正邪相兼；更有些历史现象与血腥的罪行相伴随，但在主流上却是进步的。这一切更说明，一定要依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来立论，而且必须根据生产力标准来判断。此时尤需注意，不要使用伦理道德的标准，也不能以当时劳动群众的要求是否得到满足为尺度。譬如，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就充满了令人发指的暴行，诸如圈地运动、海外掠夺、殖民扩张、黑奴贩卖等等，但它瓦解封建制度，催化资本主义制度诞生，无疑是进步的。只有根据实践结果与生产力标准才能得出这种科学的结论。与此类似的历史现象还有许多。

在立论和评价问题上，应切忌搞繁琐哲学，不必对所有现象都进行评价。历史上有不少现象并不存在原则上的是非曲直。汉族习惯于按照天干地支纪年定出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个属相；别的民族和外国人没有这种习惯。这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现象，何必要辨明是非？对于大量存在的此类事情，大可使用“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多维逻辑对待，不必用“非此即被”的二维逻辑强行评断。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必然会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文明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代价，有时是十分沉重的代价。当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许许多多的人成了奴隶。当工业革命首次在英国发生时，大批手工工人破产，新诞生的产业工人也被迫从事着超过人体负荷的劳动，住在贫民窟中，过着极为悲惨的日子，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然而，正是从那时起，工业化有了开端，工业文明开始取代农业文明，人类进入了更高的蒸汽时代的文明发展阶段。还有，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讲了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使命问题，说那是它的积极作用，破坏旧的、过时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建设新的西方式企业和铁路等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实际是印度迈出了现代化进程上的第一步。印度人民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上类似的现象非常之多，证明重大的文明进步必定以某种相当严重的损失为代价，这是规律。“有所得必有所失”就是这个道理。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但是从中不难看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管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如果与文明进步所取得的成果相比，仍然是微小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文明成果是泽被天下、荫及后世的，至今人们还在享受着它们。机器、电器、电灯、电话、计算机，以及火车、飞机、轮船……不是正在为人们效力而且是须臾也不可少的吗！

这些说法若能成立，倒是使人产生了一种联想：多年以来我们在书本里和课堂上所着重阐述的，大部分是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以及革命、起义、暴动等等事件与过程，常常被列为重点。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事件中的大部分，多半是属于为争取文明进步而付出的代价。这一切当然是必须讲的。但是如果只讲代价部分，不讲或少讲文明进步本身，不论述文明成果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这能算是完整的历史吗？先人们历经磨难、流血牺牲所留给后人的，只剩下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和为理想而献身的气魄，而没有实际成果，也就是说只有精神财富而没有物质财富。这恐怕有些对不起先人吧！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讲了一种历史观。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历史是总纲；实事求是、注重实践是基本原则；强调生产力是评价的根本准则；辩证地看待成果与代价是一条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尊重实践检验的结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7页。

历史演进范文篇6

关键词：图腾禁忌礼仪风俗蔑言准则义务责任

道德规范是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的普遍规律的反映，是一定维上会或阶级对人们行为和关系的基本要求的概括，也是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规范对于促使人们追求道德完善，逐步从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具有极其重要的道德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形成，有着深刻的社经济根源，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道德规范不是人们抽象思维的产物，而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定道德关系的反映和概括。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具有历史性和继承性。

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规范作为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从古到今，曾有过形态各异的表现形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原始人的道德规范到现代人的道德规范，如果仅从形式上进行抽象，大体可以概括为图腾、禁忌、礼仪、风俗、咸言、准则、义务、责任等几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图腾

图腾(印第安语totem的译音)原意为“亲属”和“标记”等，是原始人认作祖先或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神物(多为动物，也有植物及别的物种)。在原始社会中，调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手段，并不是今天这样的道德和法律等规范形式，而是准宗教和原始宗教等不成文的规矩，是某种原始人所朦胧感知到的超自然的神灵、神力。图腾就是最早的这种神灵、神力的表征，是人们赖以进行各种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因此在原始人那里，怎样对待图腾物种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大事，往往直接关系到氏族的生死存亡；人们由图腾崇拜产生的图腾观念，也几乎成为人们至高无上的信念。在有些原始氏族那里，图腾物种是禁食甚至禁触禁视禁语的；而在另一些氏族那里，则必须在一定情况下食用图腾物种。但无论对待图腾物种的是什么方式，都充分显示出图腾物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致于使原始人或万分敬畏这些物种，不敢毁之于万一，或以为食用这些物种就可获得自己祖先的优良性能。正是在原始人把图腾物种与自己祖先等同起来的意义上，图腾成为人类道德规范的最初形式。

二、禁忌

与图腾崇拜紧密相关的是禁忌。在原始社会中，禁忌通常是指普通人必须避讳的人、物或事。较之图腾而言，它具有更直接的道德规范含义，而且其外在的强制约束力，在原始社会中也是最强烈的。图腾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靠相应的禁忌来维持的。因而只有把图腾与禁忌联系起来观察，才能更好地理解图腾在原始社会中的规范作用。离开了禁忌，原始人就几乎无行为准则可言。禁忌在原始社会中所具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它几乎无所不在，大至渔猎、战斗、生死、饮食，小至头发、唾沫、指甲、名字，都有专门的禁忌内容。由此看来，在原始社会中，禁忌比图腾更接近于后来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三、礼仪

与图腾、禁忌联系在一块的，是原始人的礼仪。礼仪作为原始社会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最经常地表现在人们要越过禁忌的约束，达到某种目的的活动中。在原始人中间，像氏族头人、祭司这样一些人，往往是不受一定的禁忌制约的，他们可以接触那对普通人来说是禁忌的人、事、物等。但一般来说，头人或祭司也并非天生就享有这样的特权，他们往往是在经过一定的礼仪之后，才被认为得到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和准允，不会因某一禁忌的事而摧祸于自己或氏族。在许多原始氏族中，如果整个氏族要做某一件犯忌的事，一般也有特定的礼仪活动相伴随，以此表达氏族的某种敬神祀鬼的真诚感情，从而求得避邪的法力。而对那些犯忌者，许多氏族则专门有不成文的处置规条，这些规条往往与举行相应的礼仪联系在一起。

四、风俗

礼仪在本质上是一种习俗，这种习俗由于人们经常重复，天长日久，就流化为社会风俗。风俗也是人类早年一种极为重要的行为规范，它已经不是某种个别的习惯或一时性的礼仪，而是在无数代人的承接过程中，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风气，并对某一社会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发生影响。一个社会的风俗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是非常大的。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一些古老的陈风陋俗，仍具有很强的约束力量。如我国许多地方的婚丧嫁娶风俗，竟然也会使现代人一筹莫展。足见风俗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力量之大。

尽管图腾、禁忌、礼仪及风俗作为道德规范在人类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严格说来，这些道德规范都还是比较低级、比较粗糙的，它们基本上是人类在同自然、社会、他人的交往中，自发地形成起来的，还没有更多地凝聚着人们的道德智慧，归根到底是人类幼年的产物。因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道德智慧的不断提高，它们终于或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或渐渐失去其原有的含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形式，或改变其蒙昧的面目，注人新时代的道德智慧，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五、趁言

在人类道德文明的进程中，首先发达起来的是以篇言形式出现的道德规范。篇言一反原始人的种种粗陋、蒙昧的规范形式，用富于哲理的格言警句，向人们展示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图景，并以劝诱的方式，制约人们的行为。藏言不但是人类道德智慧的结晶，而且真正属于人类的理性信念，因而它在制约人们的行为时，已不再是单纯外在的使人恐惧的祸福惩奖，而转向人们的心灵，转向人们的道德觉悟。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丰富而深刻的篇言流传下来。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人们床头桌前的座右铭中，看到篇言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六、准则

准则作为道德规范，对行为善恶的倾向性就更加明确了。从图腾、禁忌、礼仪、风俗等规范形式来看，很难看出原始人当时有什么自觉的善恶意识。原始人膜拜这个或禁忌那个，几乎完全是受一种蒙昧意识、蒙昧常识所支配。篇言尽管消除了这种蒙昧性，但基本上还是劝诱性的，把一个道理描述出来让你思考并自行选择。准则则不同，它明确认定某一行为只应该是这样的而不应该是那样的，因而这样是善的而那样是恶的。准则由于包含着道德理性的成分，从而同图腾、禁忌、礼仪、风俗等区别开来；准则又由于包含着道德命令的成分，从而又同敲言区别开来。准则已完全成为文明人最一般的道德规范形式。实际上，一切道德规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准则。

七、义务

义务作为道德规范，其道德强制性又高于一般的道德准则。准则仅仅是一种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换言之，只有当道德主体碰到相应的行为处境时，才受某项准则的制约，而任何道德主体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同时遇到各种行为准则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要道德主体的行为与某一项准则不相干，这项准则对道德主体就没有约力。义务则不同，在一个既定的道德体系中，道德义务常常是道德主体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所摆脱不掉的，道德主体必须履行这些道德义务，否则，就称不上有德的人甚至还可能是缺德的人。也就是说，道德主体在面对这些义务时，几乎不能选择是否履行，而是必须接受。例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作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就是具有“命令”性质的道德义务，一切公民，只有首先遵守这些基本道德规范，才谈得上做一个有德的人。

八、责任

历史演进范文篇7

关键词：师德师风；历史演进；现状；建设路径

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是指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1]。师风是指教师的风尚和气度。师德师风是一种将教师为人、品德、修养、育人统一起来的综合性表述[2]。儒家重要经典《礼记》中所说的“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师者也，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都说明师德师风的重要性。我国师德师风发展源远流长、内涵丰富，但当前仍然存在诸多弊端。作为教育工作者，有必要加强师德师风的学习和研究，探索师德师风建设和发展的路径，为师德师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1中国师德师风历史演进

1.1中国古代师德师风溯源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教育起源于劳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于是产生了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教师[3]。教师的起源目前已无法准确考证。《尚书·舜典》中有“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的典故，讲的是舜帝提拔契担任“司徒”一职，负责对百姓进行“敬敷五教”（即五种道德规范教育）。《列女传》解释说是因为“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其中“聪明”是指天赋和见识，“仁”是指爱心和品格，而契兼而有之，因此后世永远铭记他。“聪明而仁”是我国比较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老师，孔子提出了大量有关师德师风的原则。在对待学生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诲人不倦”；在对待过错时，孔子强调“闻过则喜”和“过则勿惮改”；对待学习，孔子倡导“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且能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还特别强调言传身教的作用，提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著名观点。孔子的师德师风对当时学子而言可谓如沐春风，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后世尊称孔子为“万世师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1.2中国近代师德师风传承

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先生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演讲中，援引古代大贤孟子“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的观点，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4]，旗帜鲜明地指出大学的实力不在于教学设施（硬件条件），而在于拥有一批学识和道德都堪为模范的大师（软件条件）。梅贻琦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达17年之久，期间清华大学学术氛围自由，师生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西南联大期间，为保证师生营养他辗转筹措经费，却要靠夫人卖糕点贴补家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招生，他坚持“一不靠权，二不靠钱，凭成绩说话”的原则，连云南王龙云的儿子也无后门可走，因为他自己的女儿也必须靠自己努力。梅贻琦先生成为一代师德楷模，被尊称为“永远的清华校长”。陶行知先生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典范，他关于师德师风的诸多观点至今仍被广泛学习和应用。关于教授的基本素养，他认为一流教授必须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有真知灼见；二是要肯说真话，最驳假话，不说诳话。他说“合于此者是吾师，立志求之，终身敬之”。他强调教师的职责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并指出“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教师要引导学生做好“眼睛、双手、头脑、嘴、空间和时间”的“六大解放”，手脑并用，劳力劳心，才能走上创造之路。他严格按照教学规律开展教学活动，强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告诫教师“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5]。

1.3中国当代师德师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师德师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论述。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6]，并鼓励教师“要敢于教，还要善于教”，认为“只有老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2002年，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要求广大教师率先垂范，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弘扬者和推动者，做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努力成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7]；2007年，同志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提出了“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他希望广大教师要不断加强师德修养，把个人理想、本职工作与祖国发展、人民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8]。总书记也十分关心教育事业建设和师德师风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师德师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14年9月9日，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并提出了一个好老师必须具备“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4个基本条件[9]；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在谈到思政课教师素养时指出，思政课教师必须“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他还引用《礼记》中“亲其师，才能信其道”“经师易求，人师难得”等古训，强调教师群体要“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10]。

2当前师德师风存在的问题分析

2.1理想信念动摇，师德师风认识不足

当前，在经济不断全球化的同时，也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部分教师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也发生动摇，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趋势，在课堂上经常发表一些不当言论，对学生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正确培养造成负面影响。某医学院对100位青年教师的调查数据显示，有25%表示“不确定”或“不知道”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否会过时，28%认为理想信念教育对青年教师而言没有必要，而关于个人信仰方面仅23%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11]。理想信念的动摇，随之而来的是师德师风的缺位。有调查显示，32%的学生认为个别教师会在课堂上讲与课程无关的内容，有学生指出教师会出现上课接听电话的情况[12]。

2.2重科研轻教学，师德师风意识淡薄

早在1200年前，韩愈就在《师说》一文中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鲜明地指出教师的最基本任务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解答困惑。在我国当前的高校教师管理体系中，教师的工作任务主要包括教学和科研两部分，由于国内高校之间竞争主要表现为科研的较量，高校对教师水平进行评价时科研成果占了相当比重，而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则退居二线。因此，部分教师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投入科学研究中，对于教学工作投入就自然大幅减少。部分教师上课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与学生缺乏深入沟通和交流，对学生日常学习过程及最终学习效果关注严重不足[13]。据某高校调查数据显示，当对师德师风状况不满意的表现进行排序时，62.70%的学生首选“教学敷衍”，可见学生对部分教师缺乏教书育人的职业道德有多么不满[12]。

2.3高校把关不严，师德师风红线失守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高等院校师德师风建设，但仍然存在一定问题。2018年1月《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严把高等学校教师选聘入口关，实行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双重考察，但实践中高校教师招聘“五唯”倾向仍然严重。据相关调查显示，43%的新入职高校教师未接受专业的师德培训，23%的教师认为其所在院校对其道德层面建设并不关心[14]。2018年11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强调高校教师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对师德失范行为实行“一票否决”。

3新时代背景下高等院校师德师风建设路径研究

师德师风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单靠任何单一方面的力量都难以成功。师德师风建设需要从国家层面、学校层面及个人层面共同努力、通力合作，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3.1国家层面：推动师德师风顶层设计

在新时代，为全面推进高等院校师德师风建设，建议国家层面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首先，要积极做好师德师风顶层设计，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建立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完善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职业行为准则，不断明确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为各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提供指引和方向。其次，要善于应用榜样示范法。主动运用各种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广泛宣传全国最美教师等优秀教师群体，让他们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持续开展全国巡回宣讲，让全国高校教师群体都能近距离接触大师、学师、效仿大师[15]。另外，要确保规则有效落地。教育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督职责，督促高校主要领导必须全面落实师德师风建设的领导责任，向广大师生提供师德失范行为的举报途径，严格保护好受害者的基本权益，严格查处师德失范责任人员责任[16]。同时，必须强化法治在师德师风建设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教师之所以出现意识形态动摇、违规套取经费、违法性侵学生等师德失范行为，根本原因是当事者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敬畏之心。推动高校师德师风建设，需要坚决采取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措施，必要时可诉诸刑事处罚。

3.2学校层面：落实师德师风管理责任

学校与教师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学校是师德师风的管理者，教师则是师德师风的被管理者，学校要落实师德师风管理的领导责任。（1）学校需要把好教师入职关，摒弃传统的“五唯”倾向，在教师招聘时引入师德师风和相关法律知识考查，确保找到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要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学习培训，确保要全员覆盖不留死角，培训内容建议包含历代名人师德师风故事、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以及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最新指示精神等。（2）要改革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合理设置科研和教学在考评的比重，加大学生在教师年度评价中的分值，倒逼教师回归课堂[17]。（3）要对违反师德师风的责任人坚决予以处理，对于师德失范者加重处理，对于已经违反法律的协助司法机关予以法律制裁，守护学校公正。（4）要制订符合本校特色的师德师风建设方案，加强校本师德师风典型的塑造，用身边的人和事打动人心，带动一批教师快速成长。在这方面，昆明医科大学已经做出了有益尝试，先后制定了《昆明医科大学教师行为规范》《昆明医科大学师德“一票否决制”实施细则》等校本规范，并挖掘了诸如蓝瑚教授、李秉权夫妇等具有重要示范意义的先进人物，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广大师生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3.3教师层面：加强师德师风个人修养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就是著名的内外因辩证原理[18]。内外因辩证原理告诉我们，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除了国家和学校提供顶层设计和履行管理责任之外，最关键的还是要教师自身加强个人修养。只有高校教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将内因与外因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取得实效，提升自己在师德师风方面的修养成效。具体而言，高校教师可以通过3个词提升师德师风。第一个词是“学习”，学习历代先贤经典故事，学习教育思想和师德师风论述，学习国家教育法律法规和高校教师道德规范；第二个词是“实践”，把学到的师德师风思想与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扎根到学生中去，让学生评价帮助自己进步，做到“知行合一”，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师德师风水平；第三个词是“反思”，在学习时“以人为镜正衣冠”，与优秀教师对标反思差距，在教学实践中时爱岗敬业，并注意做好总结反思不足。如此，通过学习、实践、反思的反复循环，不断提升自己的师德师风水平，做一个“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新时代“四有教师”。

4结语

历史演进范文篇8

论文摘要: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具有历史性和继承性。在人类漫长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规范曾有过形态各异的表现形式，大体可以概括为图腾、禁忌、礼仪、风俗、茂言、准则、义务、责任等几种主要的表现形式。道德规范表现形式的历史演进，是一个由蒙昧到理性、由自发到自觉、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道德规范是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的普遍规律的反映，是一定维上会或阶级对人们行为和关系的基本要求的概括，也是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规范对于促使人们追求道德完善，逐步从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具有极其重要的道德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形成，有着深刻的社经济根源，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道德规范不是人们抽象思维的产物，而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定道德关系的反映和概括。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具有历史性和继承性。

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规范作为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从古到今，曾有过形态各异的表现形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原始人的道德规范到现代人的道德规范，如果仅从形式上进行抽象，大体可以概括为图腾、禁忌、礼仪、风俗、咸言、准则、义务、责任等几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图腾

图腾(印第安语totem的译音)原意为“亲属”和“标记”等，是原始人认作祖先或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神物(多为动物，也有植物及别的物种)。在原始社会中，调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手段，并不是今天这样的道德和法律等规范形式，而是准宗教和原始宗教等不成文的规矩，是某种原始人所朦胧感知到的超自然的神灵、神力。图腾就是最早的这种神灵、神力的表征，是人们赖以进行各种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因此在原始人那里，怎样对待图腾物种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大事，往往直接关系到氏族的生死存亡;人们由图腾崇拜产生的图腾观念，也几乎成为人们至高无上的信念。在有些原始氏族那里，图腾物种是禁食甚至禁触禁视禁语的;而在另一些氏族那里，则必须在一定情况下食用图腾物种。但无论对待图腾物种的是什么方式，都充分显示出图腾物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致于使原始人或万分敬畏这些物种，不敢毁之于万一，或以为食用这些物种就可获得自己祖先的优良性能。正是在原始人把图腾物种与自己祖先等同起来的意义上，图腾成为人类道德规范的最初形式。

二、禁忌

与图腾崇拜紧密相关的是禁忌。在原始社会中，禁忌通常是指普通人必须避讳的人、物或事。较之图腾而言，它具有更直接的道德规范含义，而且其外在的强制约束力，在原始社会中也是最强烈的。图腾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靠相应的禁忌来维持的。因而只有把图腾与禁忌联系起来观察，才能更好地理解图腾在原始社会中的规范作用。离开了禁忌，原始人就几乎无行为准则可言。禁忌在原始社会中所具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它几乎无所不在，大至渔猎、战斗、生死、饮食，小至头发、唾沫、指甲、名字，都有专门的禁忌内容。由此看来，在原始社会中，禁忌比图腾更接近于后来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三、礼仪

与图腾、禁忌联系在一块的，是原始人的礼仪。礼仪作为原始社会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最经常地表现在人们要越过禁忌的约束，达到某种目的的活动中。在原始人中间，像氏族头人、祭司这样一些人，往往是不受一定的禁忌制约的，他们可以接触那对普通人来说是禁忌的人、事、物等。但一般来说，头人或祭司也并非天生就享有这样的特权，他们往往是在经过一定的礼仪之后，才被认为得到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和准允，不会因某一禁忌的事而摧祸于自己或氏族。在许多原始氏族中，如果整个氏族要做某一件犯忌的事，一般也有特定的礼仪活动相伴随，以此表达氏族的某种敬神祀鬼的真诚感情，从而求得避邪的法力。而对那些犯忌者，许多氏族则专门有不成文的处置规条，这些规条往往与举行相应的礼仪联系在一起。

四、风俗

礼仪在本质上是一种习俗，这种习俗由于人们经常重复，天长日久，就流化为社会风俗。风俗也是人类早年一种极为重要的行为规范，它已经不是某种个别的习惯或一时性的礼仪，而是在无数代人的承接过程中，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风气，并对某一社会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发生影响。一个社会的风俗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是非常大的。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一些古老的陈风陋俗，仍具有很强的约束力量。如我国许多地方的婚丧嫁娶风俗，竟然也会使现代人一筹莫展。足见风俗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力量之大。

尽管图腾、禁忌、礼仪及风俗作为道德规范在人类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严格说来，这些道德规范都还是比较低级、比较粗糙的，它们基本上是人类在同自然、社会、他人的交往中，自发地形成起来的，还没有更多地凝聚着人们的道德智慧，归根到底是人类幼年的产物。因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道德智慧的不断提高，它们终于或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或渐渐失去其原有的含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形式，或改变其蒙昧的面目，注人新时代的道德智慧，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五、趁言

在人类道德文明的进程中，首先发达起来的是以篇言形式出现的道德规范。篇言一反原始人的种种粗陋、蒙昧的规范形式，用富于哲理的格言警句，向人们展示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图景，并以劝诱的方式，制约人们的行为。藏言不但是人类道德智慧的结晶，而且真正属于人类的理性信念，因而它在制约人们的行为时，已不再是单纯外在的使人恐惧的祸福惩奖，而转向人们的心灵，转向人们的道德觉悟。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丰富而深刻的篇言流传下来。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人们床头桌前的座右铭中，看到篇言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六、准则

准则作为道德规范，对行为善恶的倾向性就更加明确了。从图腾、禁忌、礼仪、风俗等规范形式来看，很难看出原始人当时有什么自觉的善恶意识。原始人膜拜这个或禁忌那个，几乎完全是受一种蒙昧意识、蒙昧常识所支配。篇言尽管消除了这种蒙昧性，但基本上还是劝诱性的，把一个道理描述出来让你思考并自行选择。准则则不同，它明确认定某一行为只应该是这样的而不应该是那样的，因而这样是善的而那样是恶的。准则由于包含着道德理性的成分，从而同图腾、禁忌、礼仪、风俗等区别开来;准则又由于包含着道德命令的成分，从而又同敲言区别开来。准则已完全成为文明人最一般的道德规范形式。实际上，一切道德规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准则。

七、义务

义务作为道德规范，其道德强制性又高于一般的道德准则。准则仅仅是一种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换言之，只有当道德主体碰到相应的行为处境时，才受某项准则的制约，而任何道德主体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同时遇到各种行为准则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要道德主体的行为与某一项准则不相干，这项准则对道德主体就没有约力。义务则不同，在一个既定的道德体系中，道德义务常常是道德主体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所摆脱不掉的，道德主体必须履行这些道德义务，否则，就称不上有德的人甚至还可能是缺德的人。也就是说，道德主体在面对这些义务时，几乎不能选择是否履行，而是必须接受。例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作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就是具有“命令”性质的道德义务，一切公民，只有首先遵守这些基本道德规范，才谈得上做一个有德的人。

八.责任

历史演进范文篇9

一、英国学前课程的历史演进

（一）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双轨模式”的学前课程

19世纪中叶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率先进入工业社会。一方面，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积极寻求新的方式对其子女进行幼儿阶段教育，另一方面，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工商业无产阶级之间矛盾加重，低工资的女工和童工急剧增加，幼儿的安全和教育问题日益显著。于是，英国中上层阶级开始设立私立幼儿学校，然而幼儿学校服务的对象却按阶级划分为穷人和富人子女，于是形成了“双轨制”的学前课程模式。19世纪末，福禄贝尔思想开始传入英国，但是由于幼儿学校数量有限，福禄贝尔思想渗透较为缓慢，福禄贝尔幼儿园也多为贵族幼儿学校。19世纪20年代，欧文（Owen，R）在新拉纳克创立幼儿学校，主要招收贫儿。欧文从“性格形成”哲学出发，认为在幼儿学校中早期的性格培养将对儿童以后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课程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使儿童得到全面的发展，即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等方面全面发展［2］。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兴起了“儿童中心”课程，将儿童视为有潜力的个体，要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自由的教学内容使儿童多方面的潜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随着1870年《初等教育法》（ForsterAct）的颁布，福禄贝尔教育思想在英国广为传播，为贵族子女设置的福禄贝尔幼儿园，主张以游戏课程为主，不主张过早教授读写算知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学前课程发展的特点是：第一，课程设计双轨模式。招收贫儿的幼儿学校重视儿童性格的形成，强调儿童接受全面教育。欧文认为人的性格从出生之日起就是受外力而形成的，欧文更倾向于社会的力量对幼儿的影响，而教育就包括在社会的力量之中，因此，欧文认为幼儿学校的目的是通过创设良好的环境，使儿童形成良好的性格。而为贵族子女设置的福禄贝尔幼儿园教育目的是希望通过游戏和活动充分发挥儿童潜能。第二，课程内容基础性、多样性并存。福禄贝尔设置了幼儿园课程，包括游戏和歌谣、恩物、作业、运动游戏、自然研究等，不主张过早的接受读写算的教育，课程内容体现了多样性。欧文创办的幼儿学校主要是针对贫穷家庭子女，其课程“主知主义”倾向严重，强调幼儿基础的读写算的训练，使其进入工厂之前能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课程内容呈现基础性。因此这一时期学前课程内容因不同阶级的需要而呈现出基础性、多样性并存的特点。

（二）20世纪初到70年代“儿童中心取向”的学前课程

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并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进步理论源自卢梭、裴斯泰洛奇和福禄贝尔等人的教育思想，并深受现代科学影响［3］，杜威的教育理论对进步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时，福禄贝尔思想已渗透到幼儿学校中，自由活动和自我创造在幼儿学校中掀起一阵热潮。一般认为，英国的幼儿学校是英国实施儿童中心的进步主义教育方法的真正发源地。1933年《哈多报告》（HadowReport）即《关于幼儿学校以及保育学校》（theInfantandNurserySchool）的报告中提出了课程的基本原则，即“应该根据活动和经验，而不是那些需要掌握的知识和需贮存的事实去考虑课程”，“将‘课程（curriculum）’一词完全运用到幼儿学校的教学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与幼儿学校长期形成的自由主义方法背道而驰。”19世纪60年代，儿童中心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在实践中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幼儿学校中［4］。此时，在英国掀起了“开放学校运动”和“乡村学校实践”，开放学校力图摒弃传统的课程分科以及学科相应的教学大纲，根据儿童的活动组织课程，在教学组织形式上，以小组活动或个别活动代替传统的班级教学，打破儿童年龄限制，崇尚儿童的自由学习，发现学习和创造性学习。虽然儿童中心的思想对英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之前它尚未在学前教育机构中得到广泛的实施，直到20世纪60年代《普罗登报告》（ChildrenandPrimaerySchool），才将“儿童中心”课程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20世纪初到70年代英国学前课程的特点是：第一，“儿童中心”课程。课程重视儿童社会的、情感的和智力发展的需要，不要给儿童任何内在的压力和竞争性的考试。第二，课程内容呈现灵活性。将福禄贝尔“作业”和“恩物”等分散学前课程整合到“活动课程”中，将读写算课程延迟到幼儿园结束后开设，更关注“兴趣中心”课程，包括：训练技能的劳动、音乐、戏剧、自然研究以及演说训练游戏、语言训练等。课程依据学生的兴趣划分为几个班级主题活动，这些兴趣通常来自社会和环境研究，包括艺术、模具制造的工艺课、实践中的数学课、以及富有想象力的写作课等［5］。第三，国家开始干预学前课程。《费舍法》将保育学校纳入国民教育制度中，地方教育当局开始管理保育学校，《哈多报告》的出台是英国政府开始干预学前教育的文献，《普洛登报告》标志着进步主义教育在英国学前教育中的影响达到顶峰，也标志着英国学前课程管理的改革划时代的转变。

（三）20世纪70年代以来“统一标准”的学前课程

1973年，英国受石油危机的影响，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急剧上升，进步主义教育影响下的英国教育弊病丛生，教育质量不断下降，引发了很多人对进步主义教育的质疑，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传统教育与进步教育的教育大辩论开始了。教育大辩论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家课程。1988年英国撒切尔政府颁发了《教育改革法》（EducationReformAct1988）设立了国家课程（thenationalcurriculum）。国家课程包括三门核心课程，英语、数学和科学；七门基础课程，历史、地理、工艺学、艺术、音乐、体育以及现代外语（现代外语不属于学前教育的范畴）。对于5岁以下儿童没有实施国家统一的课程，但是出于幼小衔接的考虑，需要参考国家课程，在此基础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4］。2000年英国布莱尔政府“教育和就业部”颁发了《基础阶段课程指南》（theFoundationStageCur－riculumGuideline）首次在基础阶段（TheFounda－tionStage）设立了统一的国家课程。统一后的课程强调基础阶段的“六大领域”的课程，第一，学生个体的、社会的、情感能力；第二，交流、语言和读写能力；第三，数学能力；第四，对世界的理解能力；第五，身体发展；第六，创造力。实际上，指南提出的六大课程标准是为了支持、促进和发展儿童未来的学习，使儿童获得个人的、社会的、情感的幸福，正确的学习态度、坚持认真的品格，社会技能、身体健康、读写算的基本技能、对世界的理解、创造性的发展。2010年卡梅伦政府上台后，将“儿童、学校和家庭部”更名为“教育部”，2011年7月，政府着力对儿童早期教育中心进行改革，将要消减0～5岁早期教育课程，重点关注儿童入学准备和学习能力，将69条具体课程目标减少到17条。为了确保儿童健康快乐的学习，改革将主要关注儿童教育三大核心目的：个人、情感和社会的发展；身体发展；语言交流能力，发展四项重要技能：读写能力、数学能力、表达艺术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和构想能力，同时将基础阶段学习与初等教育第一阶段学习内容紧密衔接［6］。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学前课程的特点是：第一，统一的课程标准。进步主义教育影响下的课程由于社会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备受抨击，于是，崇尚用立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英国人，开始寻求法律的权力来设立全国统一的课程。第二、课程重构传统。20世纪以前，工业革命的发展要求英国的学前教育加强对学生读写算基本技能的训练，然而进步主义教育关注活动课程，70年代以来，随着进步教育弊端的凸显，人们开始寻求一种崭新的课程，读写算等课程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然而，进步主义仍对英国的学前课程产生影响，于是，英国学前课程在强调核心课程的同时，也兼顾了对儿童个体潜能的发挥，无疑这是对传统的回归，但却不是直线式的回归，而是对传统的重新建构，基于传统却超越传统。第三，课程设计走向自由化。布朗政府上台后对学前教育进行了改革，认为削减课程标准可以使教师自由地和幼儿交流，也可以减少对教师进行书面评价的风险，教师可以自由安排课程内容，这对教师和幼儿来说都是相对自由的［7］。

二、英国学前课程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

（一）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学前课程遵循渐进式的发展模式

“现代社会在英国的出现，似乎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传统与变革和谐的交织，恰似在同一长河中…当人们自以为是涉足在继承传统的源流中时，变革却如清新之水，已注入传统而融合与其中了”［8］。英国的学前课程也在传统与变革中，实现了渐进式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过立法的方式解决某一具体的问题。英国是一个重视立法的国家，如19世纪初期，学前教育多半是慈善机构或民间团体兴办，其发展显得分散而缺乏科学的设计。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力图建立公立教育制度。福禄贝尔教育思想深入英国幼儿学校后，理念主义的课程模糊了对教育的精确把握。1933年《哈多报告》的出台第一次以立法的方式将学前课程定位为“活动课程”，使学前课程的发展有了清晰的方向。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对英国幼儿教育的影响可是说是根深蒂固的，然而，进步主义课程的弊端也很显见，1988年《教育改革法》统一了国家课程，将个体潜能的发挥与全面的发展结合起来，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第二，发展的进程是基于传统却又超越传统。英国是一个典型传统的民族，它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进入工业社会，“教育的工业模式”非常明显，自由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传统主张最小政府的信条。浓厚的等级观念和贵族精神造成英国教育中长期存在双轨制度。然而，保守的英国人却没有囿于传统的藩篱，站在传统的基点上重构了传统，例如，自由主义的传统深深影响了英国人，即使在布朗政府出台的课程标准中，自由的理念依然贯穿在教育改革中，虽然削减了课程，但是其主要目的还是给予教师和学生更大的自由，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潜能。

（二）在多样性和灵活性之间，英国学前课程走向了统一国家课程

英国政府不干预教育的传统，使得英国的教师有了更多的操作自由，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教科书等都由校长和教师自行决定。进步主义影响下的学前课程虽然整合了课程，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学前课程凸显了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也导致英国学前教育质量一直落后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针对这种情况，撒切尔政府上台后，利用1988年《教育改革法》统一了国家课程，绘制了以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为框架国家课程蓝图，此举也表明，英国政府摒弃了不干预教育的传统，英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学前教育在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三）在预设与生成之间，英国学前课程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

历史的逻辑预设是一种基础性的叙事，它的生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人们去认知历史时，必须通过对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还原，将诸多的人类行为的特殊样式以抽象的哲学思辨的方式体现出来，才能深刻反映历史生成和预设的统一，也才能深层次的揭示人类发展过程的经验和教训［9］。历史的每一步推进似乎都在铸造着一个崭新的物态世界。工业革命的发展逻辑将对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发生彻底的、结构性的颠覆。然而，这种发展逻辑从它的辩证性来看，其辉煌的一面掩盖不了令人忧虑的另一面，资本对人性的侵蚀、财富的两极分化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平等这一系列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弊端。英国的教育中不平等的双轨制正是这种社会制度下的产物。纵观英国学前教育的每次历史演变，无不与当时英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英国学前课程的历史演变与其说是教育本身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更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历史演进范文篇10

【关键词】高校管理会计；历史演进；发展特征；应用前景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管理会计成为我国会计界探讨的热点话题之一，但对于管理会计在高校财务领域应用方面的研究则较少。通过不断引进西方管理会计理论与工具，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规范化运用，我国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制度体系，实现了管理会计体系的完善与发展。高校管理会计作为管理会计体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推动管理会计整体水平提升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党的报告将“推动”变为“实现”，强调了内涵式发展对于“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必要性，要求高校重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财务管理面临诸多新难题和新挑战。高校财务领域需要加强供给侧改革，需要扩大管理会计的应用范围。高校管理会计的应用是加强高校内部经济活动管理，提高经济事项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拟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高校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及其演进的特征、趋势加以研究探讨。

一、高校管理会计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来，管理会计在我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演变，而高校管理会计也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相应的特征，总体上，高校管理会计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引进来阶段。1978—1991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市场经济的地位得到加强，该阶段以政府监督和控制为主导，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在该阶段，我国会计界的学者们纷纷学习吸收西方管理会计的理论与方法并向国内传播，高校也是其中的传播平台之一，但这种“引进来”也并不是一味地盲目吸收，而是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双方融合，主要有以下两点具体表现：一是在传播西方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注重结合我国传统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随着西方管理会计知识理论的引进，管理会计课程开始在我国部分财经类院校中开设，管理会计也成为当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之一[1]，与此同时，我国会计学术界也同国外会计学界开展国际交流，在对话中传播我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各高校随之不断完善管理会计教材的内容和体系，编写时注重结合国内企业当时应用管理会计的实例[2]。二是高校在自发进行管理会计方法实践的同时，注重结合政府政策规定的引导。在国家拨款不足的背景下，部分高校对具有“经营性质”的主体或事项开始实行责任制，随着内部各责任单位交换关系的增多，20世纪80年代，国内许多高校自发进行“校内银行”的尝试，此举很快引起了国家的关注。随后《会计改革纲要》明确要求其他各单位也应落实经济责任制，成立诸如“内部银行”一类的内部核算机构，强化经济活动管理。1991年4月，《高等学校“八五”期间财务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又提到：“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试行校内银行。”政府政策的引导使得校内银行这一管理会计实践逐渐变得规范起来。（二）本土化阶段。1992年至21世纪初，该阶段主要进行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规范化和创新，国家结合实际情况颁布一系列相关的制度政策，对管理会计的“理论及应用”进行约束规范，使其本土化，体现“中国特色”。高校在财务核算与管理方面得到了国家重视，在国家相关制度的指引下，变得更加规范起来。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台的《高校财务管理制度》和《高校会计制度》均结合了我国高校的特点，对具体经济业务做出相关规定，积极引导高校财务核算与管理规范化。与此同时，经济责任制、成本管理、预算管理等管理会计工具和方法在这一阶段得到大力推广[3]，在高校财务领域进行了初步的实践和应用。20世纪90年代“零基预算”在财政预决算报告中被多次提及，财政部提出要扩大零基预算法在我国各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应用范围，从而推动零基预算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高校当然也不例外。零基预算法在高校的实行，规范了高校预算管理的方法，提供了预算制定的新思路，强化了高校的成本预算理念[4]。经济责任制在高校的推行也是一个不断规范化的过程，2000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经济责任制、加强财务管理的几点意见》中规定高等学校必须实行校（院）长经济责任制，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必须体现“经济责任制”内容。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一五”期间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高等学校要坚持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结合校内具体的管理层级，力求实现责任主体全覆盖。经济责任制的推行有利于高校责任会计的实施，规范了高校的责任核算机制，构成我国高校管理会计实践的一部分。（三）创新阶段。21世纪初期至今，该阶段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热点话题。从制度建设角度看，2012年，“互联网+”概念被首次提出，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三次对互联网的提及以及当年《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出台都将“互联网+”建设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战略高度。2017年“人工智能”又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亮点之一，体现了国家发展新兴科技的决心，人工智能由此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了国家的重点关注和支持。从工具和方法的应用上来看，我国部分企业开始尝试运用西方国家先进的作业成本法、平衡计分卡、标杆管理法等管理会计方法，也引发了学者在高校财务领域应用这些工具的积极探索。针对作业成本法，间接费用在人才培养成本中占比较大以及内部经济活动多样性程度较高的特点成为高校采用作业成本法的前提[5]，可以将此法运用到计算高校生均培养成本[6]、科研间接成本分摊[7]和固定资产管理[8]。针对平衡计分卡，国外学者诸如Chrisetal.得出研究结论，认为其适用于高校管理。而我国高校办学主要依靠财政资助，不会去过分关注财务指标的高低，全方面发展才是追求的终极目标，这更加符合平衡计分卡的评价机制原理[9]。高校运用平衡计分卡的尝试具有示范价值，例如西安欧亚学院应用此法的过程就成功展示了平衡计分卡各个步骤在高校的具体操作与实施方法[10]。从管理会计创新角度来看，现代科学技术创新的成果在高校财务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网络预约报销、微信扫描、电子发票、电子签章等的成功应用使得高校财务管理工作变得越来越自动化，财务报销流程进一步简化[11]，从而使会计人员能够缩短处理传统核算工作的时间，积极参与到高校财务管理决策当中，激发了对具备更高素质和能力的管理会计人才的需求。

二、高校管理会计的演进特征

（一）体系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结合高校自发性实践。高校管理会计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个例到推广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重视市场经济的建设，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我国教育经费面临着投入不足与使用效益不高两个问题。政府的财政拨款不能够满足各高校发展的需要，需要高校拓宽创收渠道弥补资金的缺口，高校的筹资形式也由以往单一的“跑部钱进”转变为财政拨款、捐赠赞助等多种形式相结合。为了日常经营运转的需要，部分学校便开始实施经济责任制，进行责任核算。校内银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其实质就是高校内各责任单位之间的一个交换场所。20世纪80年代，高校“校内银行”的实践效果明显，随后财政部在颁发政策文件中也强调了校内银行这一管理会计实践的意义。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银行”字样必须经过批准才能在名称中使用，因此各高校纷纷用“校内资金结算中心”取而代之。高校校内银行的做法经由国家政策的指引逐渐变得规范，从个别高校推广到了国内其他高校。由此可见，政府在高校管理会计体系建设过程当中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高校根据形势自发性地对财务管理进行创新实践，政府再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规定进行指引，二者相结合，构成了高校管理会计发展的显著特征。（二）变迁过程以内外环境为动因，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财政部会计司原司长刘玉廷指出，“中国特色”的形成是由于会计环境差异的客观存在，我国具体国情和时代背景的不可复制性造就了会计体系和制度的独特性。因此会计体系和制度的变迁要从会计环境中去探寻原因。影响会计发展的环境具体可分为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高校管理会计在不断适应二者变化的过程当中动态发展。从外部环境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学校资金的来源渠道比较单一，经费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拨款，经费不足时便向国家申请，高校花的是政府的钱，容易忽视用资效率，致使管理会计缺乏内生发展动力。1984年我国经济体制正式进入转轨期，在这段时期内，高校的筹资渠道开始由单一的财政拨款转变为以财政拨款为主，结合社会捐赠、贷款拆解等多种形式在内的筹资渠道，开始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益，并以此为目标进行积极的探索。例如乔春华提出的“四条线”财务管理模式。现阶段，高校逐步形成多渠道收入模式，市场化的程度也大幅度提高，但依然存在经费投入不够且分配不均的问题。这种形势下，高校需通过学历教育、转化科研成果等方式创收，加强收支管理、预算管理，并注重培养财务人员的分析思考能力，让有限的资金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充分发挥管理会计作用。从内部环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也经历了后勤社会化、非义务教育收费、产学研结合等一系列内部环境的变化，如今国家正积极推动“双一流”建设，要求各高校从传统的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从注重数量到提高质量，强调在发展中突出高校自身特色，在财务领域则要求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正确的地方，实现财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发展重心的转移也为管理会计在高校应用提供了更多契机。（三）制度构建以渐进式推进，按照规划稳步进行。会计制度的变迁如果能采用渐进式形式，在基本不触动现有格局的情况下先进行稳步的增量变革，最终达到存量变革的目的，在具体实施新制度时能循序渐进，先在局部试点，总结经验，再向全国推广，这样就可以尽量避免新制度的突然实行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减少利益相关者的不适应和不满[12]。2016年《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要求加强我国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建设，具体包括基本指引、应用指引和案例示范，三者在体系中分别起统领、指导和补充的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管理会计的制度建设将沿着“基本指引—应用指引—案例指南—咨询服务”的路径全面推进[13]。2016年财政部《管理会计基本指引》，对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会计建设提出一个总体战略布局，明确了管理会计建设框架，包括对应用原则、应用环境、应用内容和应用工具等方面的界定，为高校顺利运用管理会计工具，全面开展管理会计工作提供指引，也使管理会计不再停留在顶层设计层面，而是开始步入落地实施阶段。随后出台的803号、804号应用指引详细介绍了管理会计工具在行政事业单位各领域的具体应用方法，有助于相关工作的开展和内部经济活动管理的优化。总的来说，高校管理会计制度构建正在按部就班地渐进式推进。

三、高校管理会计的演进趋势

（一）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成本会计是高校管理会计的突破口[14]，将成本会计理念方法运用到高校财务管理是早期主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后来经济责任制、预算管理等管理会计工具在高校财务工作当中得到初步应用，责任会计和决策会计的特征得以显现，高校管理会计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作用的进一步加强，传统的管理会计缺乏关注外部环境的战略观念[13]，高校战略管理会计应运而生。战略管理会计成为当时国内外学者探讨的一个新的领域，其中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Simmondsetal.，国内学者诸如乔春华、郭永清等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此概念的提出表明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战略角度，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在重视本校财务管理时不忘观察其他高校，注重对先进做法和宝贵经验的学习借鉴，从而保障本校财务的可持续发展[14]。21世纪以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创新理念加快了管理会计的发展步伐，这个时期的管理会计愈发注重服务平台的建设，突出个体定制，具有明显的权变性特征[15]。在这种情境下，高校通过创新各自的财务管理方法，采取多种形式简化报销流程，有助于财务工作高效开展，也给管理会计增添了新的时代色彩，“权变性管理会计”概念由此产生。总之，随着时代的进步，高校的经济活动内容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也更趋于复杂化，管理会计建设面临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应用范围也在此过程当中逐步扩大，体系变得愈加健全。（二）信息化建设愈发完善，信息共享程度逐步加深。管理会计决策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信息支撑，大数据时代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递是高校有效开展财务工作的重要前提。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初期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过去的财务数据，信息不能在校内各个独立的系统间流通，形成“信息孤岛”[16]。全面整合各方面的信息，进而支持管理决策成为高校当时面临的难题之一。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信息孤岛”现象逐渐被打破，财务中心逐步变成全校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汇集点，真正成为了信息共享服务中心和大数据中心，支撑高校的战略决策。高校内部需要信息共享，高校与高校、高校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也在不断加深。2010年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2014年又在此基础上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明确高校需要主动公布的信息，旨在让高校财务工作变得更加公开化，让社会公众更好地参与到高校资金使用的监管中来。高校信息内外共享程度的不断加深为管理会计更好发挥决策作用提供了契机。（三）注重管理会计人才队伍建设，发挥财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据统计，目前我国从事传统核算工作的财务人员数量较多，占比超过85%，而高校中该类人员所占比重更高，高层次财务人员结构比例不合理[16]。就江苏而言，2017年财政主管部门指出虽然会计人才队伍的规模在稳步壮大，但整体水平与江苏省经济地位不匹配，复合型高层次会计人才比较缺乏，财务人员内部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现阶段我国正逐步加大对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重视优秀管理会计人才的供给，相关政策文件也一再强调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迎合国家发展需要，各高校势必要重视管理会计人才培养，使财务工作在传统核算监督的基础上增加管理决策和价值创造内容，使财务人员在完成传统的记账报账职责的基础上额外担任决策支持者和管理辅助者的角色，即由价值计量者向价值创造者转变[16]。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