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博士论文十篇

历史博士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X1-0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6-0071-02

2012年10月26日至28日，“环境历史与人类文明”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在天津举行。该论坛是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在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指导、众多兄弟院校大力支持下，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组织举办。是为中国环境史学科领域首次全国博士生学术聚会。

本次论坛下设“环境问题的多学科关怀”“环境·空间·社会”“动植物资源与人类活动”“环境·水利·经济”“外国环境史探研”“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等六个主要议题，共收到学术论文36篇，来自18个高校、科研单位包括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的60余位博士生参加了交流和讨论。论坛邀请美国著名环境史家唐纳德·沃斯特、北京大学包茂红、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和南开大学鞠美庭、王利华、陈志强、朱彦民、余新忠、付成双等知名教授，及侯深、夏炎、曹志红等新锐学者发表专题]讲或现场评点。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高国荣研究员还对论坛评奖活动予以了特别协助。与会青年学者和专家、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针对中外环境史研究和当代环境问题分别发表了学术观点。论坛安排密集、紧凑，气氛热烈，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现简要综述如下：

1.对当代环境问题的多学科思考

为推动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交流，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学术接口，论坛特别邀请了部分从事当代环境问题研究的青年学人参加。面对当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现状，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生从专业角度为应对现实的生态环境危机给出了自己的专业见解和多角度的剖析。兰州大学王兰以青海省河南县为例，提出建立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牧民专业合作社对于有效地对抗自然灾害、更好地保护草场的意义。南开大学王瑜阐明了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起“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环境伦理观。南开大学王舒鸿认为必须采用有效措施加大对中西部省区环境问题的政府规制，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中国环境效率整体提升。厦门大学周飞考察了新世纪以来以滇池为重点的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污染防治过程。云南大学和六花通过对云南丽江、大理、楚雄三地传统农耕方式和血吸虫病流行关系的研究，来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中的环境疾病观。

2.关于外国环境史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在环境史理论、方法的引介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与此同时，有关世界环境史的实证研究也正呈现丰富之势。北京师范大学施雱以二战后美国畜牧养殖业滥用抗生素问题为中心，考察了其造成的严重公共卫生后果，并分析了问题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王玉山认为殖民时期美国东北部移民的杀狼行为，不但满足了其生存需求，也通过传说承续了传统，并制造了英雄杀戮恶棍的正义，使其精神需求得以满足。广西师范大学刘榕榕总结了公元6世纪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复发的特征及其影响，认为瘟疫的不断复发令拜占庭帝国遭受了沉重打击。北京大学乔瑜认为在殖民背景下，“干旱说”被作为关键词写入了澳大利亚的白板论，用以证实殖民地开拓的正当性。北京师范大学严玉芳以美国资深环境史学家卡洛琳·麦茜特为例，认为她的研究在宏观上比较全面、清晰地展现了性别与环境关系]化的历史脉络。首都师范大学杜宪兵考察了19世纪的印度霍乱，并就其流行模式进行了分析。

3.关于历史上的动植物资源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研究

作为生态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动植物资源，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必不可缺，这方面的议题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重视。复旦大学黄权生考察了武陵民族地区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北京大学李欣指出秦汉时期社会常规性取材活动可分为薪炭消耗和材木利用，两汉社会频繁的自然灾害亦与此紧密相关。石家庄学院赵九洲考察了明代华北的燃料危机，并就其产生的原因、社会影响、社会应对进行了分析。复旦大学张蕾认为早期江南的野生水竹资源十分丰富，对宋元文人宅院产生了重要影响，曲水修竹成为经典的造园法式。北京大学罗玮主要针对元明时代中央政府所颁布关于树木保护各项法令政策进行梳理。复旦大学徐文彬考察了明清福建地区的虎患，并就其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

4.关于水资源以及相关作物种植、水利设施、水利工程研究

清华大学王炳文对中古时期敦煌吐鲁番水利研究学术史进行了整理。南开大学方万鹏就水磨在中国起源的时间问题、唐代官方水碾硙政策的转变以及五代、北宋时期水磨发展的新特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杜新豪考察了明清畿辅种稻运动的生态背景，厘清了先前畿辅种稻史中的若干观点。南开大学朱华就隋唐时期关中水资源状况进行了研究。南开大学刘小朦梳理了金元以来张家口坝上地区的盐湖周边生态与人类活动的历史变迁。厦门大学许博考察了清代“石羊河”名及其指向，认为其名的出现，与下游镇番县河源水权观念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复旦大学穆俊研究了1930—1937年间绥远省大黑河水利工程计划。

5.关于居住空间和区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南开大学张野认为以贵族为主体的游闲者与以苑囿为中心的游闲空间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文化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兴成提出隋大兴城官员贵族住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西密东疏特点，此格局与城市地形地貌有关，受风水观念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荣华剖析了“含沙射影”一词从汉到唐词义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汉唐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陕西师范大学聂传平考察了北宋政府在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互动。陕西师范大学刘超建以1757—1795年天山北路东段屯垦为例，探讨了在国家政策下所进行的移民开垦—农耕技术选择—生态环境变迁三者之间的相应机制。上海理工大学刘振华在生态史的视野下考察了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生态衰败的过程。西北师范大学雷兴鹤认为清代几百年间，甘肃陇东地区的经济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6.环境史理论方法与史料整理

南开大学连雯从环境角度考察中西传统人天观之差异。南开大学潘明涛评介了加州学派、裴宜理和周锡瑞等人的研究中如何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历史尺度的考量中。南开大学陈林博考察了威廉·克罗农对单向度“自然—文化”观的批判。清华大学张景平介绍了清华大学历史、水利两系合作开展的“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抢救性整理计划”相关情况。南开大学曹津永讨论了环境史研究中的文化视角。

以上诸议题在会议探讨中进一步得到深化，与会人员对于何谓环境史和如何进行环境史研究有了更深刻地理解。作为新兴学术领域的环境史，国内的研究一直受到欧美环境史研究的影响，继续加大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和对海外进行实证研究是当前研究必不可缺的一环。另一方面，如何汲取、融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资源，结合中国实情建立起有自己特色的环境史研究，亦是我们急需解决之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一直重视环境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率先在全国高校中成立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并于2005年、2008年先后组织召开“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会议和生态史圆桌会议。本次论坛旨在给有志于环境史研究的青年学子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发现环境史研究优秀青年人才，推动中国环境史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相信此次论坛的举行，将对环境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历史博士论文篇2

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有五经博士之类的名目，但主要是指学官。后来随着现代教育的引入，才开始出现学位意义上的博士。有些可谓名副其实，如长期担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的王宠惠，即为正宗的法学博士；但也有些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过争议。比如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的孙中山，后来常被尊为“孙逸仙博士”；而1917年即归国执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1927年才获得博士学位。近年来，随着国内培养的博士群体的扩张，当然也为了吸引眼球、扩大影响，报纸上、电视中、网络里自称或被称为博士者亦复不少。其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往往颇多陷阱，稍不留神就可能出错。

最近偶然观看湖南卫视的一期《岳麓实践论》，节目挺不错，只是字幕有些怪：几位出镜者中，有的分明是仍然在校就读的博士生，但屏幕上打出来的介绍却称之为博士。这样的误会尚不在少数。比如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中登台的那位安田，自我介绍仍然在读，但各种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论大都直谓“安田博士”。这显然有误。简单来说，按照现代教育制度，大学本科毕业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其后继续研修，可获得更高学位。只有通过资格考试和学位论文答辩等特定程序者，才能被称为博士。有报道称，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质量如何是另一回事）；各种媒体上有些自称博士或被称为博士者，其实往往只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甚至可能连通过资格考试的博士候选人即Candidate都不是。国内高校这方面的称谓确实比较乱。而与港台、日本等的求学者进行交流时，则往往发现他们在名片上或者口头介绍时会特意说明，自己就读于某博士班，或者正在研修某博士课程，而不会贸然自称博士。

由博士和博士生的混淆，笔者又想起一些相关的误解。比如有报道称，某某“博士后毕业”即调到某处任教。博士后并非像硕士、博士那样的学历教育，也不是一种学位，而是一种工作经历，因此只有出站而无所谓毕业。上述报道显然不确切。类似的，某报有篇访谈称费孝通说“菲斯只是我的Reader(读者)”。按英式教育体制，Reader是一种职位，略低于Professor，而又高于Senior Lecturer。而且费曾说过，自己到伦敦后最初的导师Raymond Firth博士“是一位Reader（高级讲师），相当于副教授”。所以把Reader说成读者，显然亦误。

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曾有研究者给一家发表过某抗日老兵回忆文章的杂志打电话，对其中所述情节提出质疑。但得到的回复是，“他们只对错别字与病句负责，对具体的口述史实，并没有鉴别的能力”。编辑并非什么都懂的专家，对相关口述之具体史实缺乏鉴别力，这可以理解。但有些东西根据普通常识而无需专业知识，似亦足以作出适当判断。比如荣孟源先生当年编辑八一南昌起义史料，发现有篇回忆一开头就说当晚月亮如何美丽；而1927年8月1日为阴历七月初四，怎么可能会见到美丽的明月？故断定此回忆不确，难予采信。这说的虽然是历史杂志编辑，但推而广之，新闻采编人员似也不应仅满足于整理错别字和病句，最好能在相关社会历史文化常识的基础上来进行采访和编辑。

像前述这种违背社会文化常识，甚至令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报道，在目前的新闻界其实还有不少。个中原因虽多，而“文化的缺失”尤不容忽视。遗憾的是，人们在对新闻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不少误区。多半是有感于此，著名新闻人范敬宜2007年在那篇著名的演讲《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中，明确强调：“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是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

历史博士论文篇3

我是中国首批博士生，并于1993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作为亲历者，我赞成杨玉良的意见，从实际出发，目前博士生的培养规模不应再扩大。每年新增5万多博士，确实够了。

仅就数量而言，似乎并不多――中国的人口数倍于美国；中国培养博士生只有二十几年，到最近几年才有快速增长；并且中国的现代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大量高水平的人才。要计算出中国拥有多少博士最合理，每年培养多少博士最合适，或许需要复杂的理论和数据，并且未必能取得一致意见。但从我有限的经验出发，近年来，至少有一部分博士是没有必要培养的，他们占据了宝贵的教育资源。

大量现职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且不说其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名实不符，即使完全合格，也没有必要。并不是说官员不需要在职进修，或者不可以业余攻读学位，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研究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或者是晋升的需要。另外，对某些高官来说，博士学位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

这同样影响到包括教授、研究员、工程师、艺术家在内的专业人士。其实他们大多数人的专业水平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博士水平，只是没有这个头衔，但因为主管部门有了硬性规定，才出现当了多年教授，已经指导过多名博士生的人，却要在职读博士的怪事，甚至当了校长、院长再读博士的也屡见不鲜。难怪连社会上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演员、画家、运动员都要在自己的巅峰阶段读取博士学位。

在对博士盲目崇拜的影响下，不少用人单位也抬高门槛，非博士不招。中学教师岗位招博士早已不是新闻，博士当小学教师或到幼儿园任职也不再引人注目。问题是这些博士的专业往往与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真正起作用的只是他们的学位。近年我接触到的一些博士生直言不讳，他们读博士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求职。

博士生导师已成为一种职称和身份，特别是在不设院士的人文社会学科，博士点和博士生的数量成为一所大学、一个院系的统计指标，所以与其说为了培养博士，还不如说是为了本单位或自己的利益而招生，而扩招。出于这样的目的，自然不会考虑所设专业是否有社会需要，是否合理，培养的博士能否合格，是否有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不合格的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也就毫不奇怪了。

历史博士论文篇4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等历史时期,于1950年更名为南京大学。

1994年,南京大学被确定为国家“211工程”重点支持的大学;1999年,南京大学进入国家“985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行列。

南京大学目前设25个学院、71个系,共有全日制学生28000余名。学校设本科专业82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2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1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23个,博士后流动站28个,并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3个;共有国家实验室(筹)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个,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2个,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4个。学校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2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4人。

四川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布局在中国西部、“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

四川大学学科门类齐全,覆盖了文、理、工、医、经、管、法、史、哲、农、教11个门类,有30个学科型学院及研究生院、海外教育学院等学院。现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7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2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346个,专业学位授权点13个,本科专业126个,博士后流动站28个,国家重点学科46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4个。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近4000人,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1395人,具有博士学位的1841人。学校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3人。

西南财经大学原名四川财经学院,是中国办学历史悠久的综合性财经大学之一。1952～1953年经两次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由西南地区17所财经院校、综合大学的财经系科合并组成。

建校初期学校由国家高教部和四川省主管,1980年起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1985年更名为西南财经大学。1995年,学校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2000年,学校以独立建制划转教育部直接管理,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学校以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为主体,金融学科为重点,多学科协调发展,形成经、管、法、文、理、工相结合的学科特色。学校拥有38个博士学位培养专业、67个硕士学位培养专业(含4个硕士专业学位),32个本科专业,设有27个学院(中心、部)等教学单位。拥有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会计学和统计学4个部级重点学科,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等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及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并设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3个博士后流动站。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1912年始称西北大学。1958年归属陕西省主管,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现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院校和国家“一省一校”计划重点支持建设院校。

学校现设25个院(系),71个本科专业。现有10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84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152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5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及高等学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授权点,1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7个国家人才培养基地。现有1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涵盖5个二级学科)、4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财经大学已有90多年历史,现为教育部直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进入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行列。

学校现已成为一所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经、管、法、文、理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重点大学。在全国财经院校中,最早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也是首批设立社会科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的高校之一。

学校目前拥有会计学、财政学、经济思想史3个部级重点学科,金融学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拥有4个财政部重点学科、6个上海市重点学科;设有国家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会计与财务研究院3个部级基地;并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4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3个博士后流动站,44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华中科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由原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于2000年5月26日合并成立,是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和国家“985工程”建设高校之一。

学校拥有哲、经、法、教、文、史、理、工、农、医、管11个学科门类。设有86个本科专业,25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8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3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一级国家重点学科7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15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7个。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3000余人,其中教授1000余人,副教授1300余人。

辽宁大学发端于1948年11月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建立的商业专门学校,建校之初即招收四年制本科生。1958年9月15日,东北财经学院、沈阳师范学院、沈阳俄文专科学校三校合并,组建成辽宁大学。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辽宁大学已经成为一所具有文、史、哲、经、法、外、艺、理、工、管等多学科的辽宁省唯一的综合性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院校之一。

学校设有24个学院,现有专任教师1305人,其中教授208人,副教授426人,博士生导师7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84人;现有62个本科专业;109个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现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具有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33个,有3个博士后流动站;设有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学和金融学3个国家重点学科,32个省重点学科。

兰州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之一。学校创建于1909年,始为甘肃法政学堂,1928年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1945年定名为国立兰州大学。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799人,其中教授等正高职397人,副教授等副高职833人,博士生导师327人。

历史博士论文篇5

丹曲1983年毕业于西北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专业，大学刚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夏河县拉卜楞寺文物管理委员会从事文物研究和佛经翻译工作。藏族悠久的历史，辉煌灿烂的文化，深深地感染着他，利用业余时间，大量翻阅整理有关文史资料，笔耕不懈。

1984年，他凭借扎实的藏汉文功底，参加了夏河县地名考察工作，走遍了夏河县的村村落落，搞清了每个地名的来由，为民政部门提供了一份切实可信的资料，使一些错误地名得以纠正。

1985年，他又到甘南州博物馆从事文物普查工作，尽管这项工作十分辛苦，但他还是走遍了甘南地区的三河一江（大夏河、洮河、黄河、白龙江）流域，摸清了新石器时代甘南古人类的活动遗迹，初步搞清了甘南的史前史，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1986年元月，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刚刚成立，丹曲作为第一批藏学研究人员进入该所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从不被别人所左右。多少年来，他在藏族历史、医学、文化艺术等研究方面倾注了无限心血和汗水，是当代藏族青年学者中影响较大且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之一。在藏学研究当中，他纵论古今、旁征博引，他以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思维、扎实的艺术功底，把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本质内涵剖析得淋漓尽致。丹曲先后从著名的藏传佛教格西、学者，嘉央加措、华旦、罗桑等高僧学习了藏族《因明学》、《中观论》、《天文历算》、《语言学》等课程，遇到问题虚心请教，一定要弄个明白。他的这种谦虚、钻研、刻苦攻读的精神，受到大家的高度赞扬和厚爱。期间，他撰写了多篇具有参考和学术研究价值的论文，为藏学研究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他受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佛学院院长、第六世嘉木样活佛的委托，给拉卜楞寺文化学习班讲授汉语文，结合教学，他编写了内容充实的《藏族历史概要》教材，使甘肃省佛学院的第一期学员既学到了汉语文知识，又对藏族历史有了系统的学习。

1995年，丹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藏族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通过进一步深造，使他在藏学研究领域里崭露头角。

1998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丹曲又回到藏学研究所。他用百倍的努力，在三尺案头挥洒青春，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与追求而书写春秋，用一颗炽热的心拥抱他所热爱的藏学研究事业。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他仍旧埋头工作，渴了，喝一杯浓茶；饿了，啃一包方便面，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丰硕的成果。

从事藏学研究以来，丹曲先后在《中国藏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研究》、《艺术研究》、《西北民族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等部级、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试论嘉木样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简述藏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及国内外影响》、《藏族古代医学教育初探》、《安多地区藏族绘画概述》等40余篇。其中，《试论嘉木样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简述藏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及国内外影响》等论文分别获甘肃省民族宗教学会优秀论文奖和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部分作品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人民大学・情报资料》等报刊杂志转载。近年来他出版的专著有：《拉卜楞简史》、《安多地区藏文化艺术》、《拉卜楞史话》。这些研究课题构成了他自身藏学研究的两大特色，即地方民族文化艺术研究和拉卜楞寺专题研究。安多地区的藏族文化艺术独具魅力，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丹曲将这一领域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完成了专著《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该书将安多地区的藏族文化艺术与整体的藏族文化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出了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兼容地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的独特风貌，赢得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赞赏。丹曲的《拉卜楞简史》和《拉卜楞史话》引起藏学界的广泛关注。2000年又出版了专著《甘肃省藏传佛教寺院录》,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史料价值。他还曾应邀参加“92国际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和“96第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0年，由国家民委、北京电视台等部门组织专门的摄制组，联合拍摄了大型纪录片《话说〈格萨尔〉》，丹曲是从事格萨尔学研究的硕士，遂被邀请为该剧组的翻译和责任编辑。追寻着英雄格萨尔的足迹，跑遍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寻访了60多位不同类型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为此后的史诗研究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2001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他撰写了学术论文《凝固在黄河源头的历史――藏民族灵魂观念的现代遗存》、《魂寄山水间――藏民族圣山圣湖崇拜及其生态意蕴探幽》等。与此同时，丹曲在广泛收集和整理有关藏汉文史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专著《甘肃藏族史》，该书的出版，填补了甘肃藏族历史研究的空白，书中较好地把握了甘肃藏族的整体历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颇具现实意义，正如藏学专家陈庆英先生所言，该书“是在藏族历史的研究中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这又构成了他从事地方民族史的特色。2004年5月，丹曲撰写了毕业论文《〈格萨尔〉所反映的山湖寄魂观念与古代藏族的自然观》，文中涉及到藏族古代宗教、文学、哲学等重大学术领域，抓住了格萨尔学的精髓，论文的选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由于论文资料选择精当，考辨准确，运用合理，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于7月份获得了博士学位，为家乡人民争得了荣誉。

2004年10月底，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专著《萨迦王朝的兴衰》。

丹曲出生在河西走廊，长期在甘南拉卜楞藏区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他从一个牧民家庭走来，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而苦苦追求着，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为繁荣藏民族的文化事业而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出于对家乡和民族的无限热爱，对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他以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苦钻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依靠多年的辛勤工作和扎实丰富的艺术积累，终于完成了很有分量的6本学术专著。他兼通藏、汉、英三种语言文字，能够自如使用国内外文献资料，擅长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的研究。在藏学界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2004年6月份，丹曲又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学系博士后工作站录取，从事敦煌学研究工作，在段晴教授的具体指导下专门从事题为《藏文文献中的“李域”（于阗）研究》的课题研究。

历史博士论文篇6

修海林，中国音乐史学家、音乐美学家、音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心主任。1952年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先后任教于中国音乐学院（1983-1989；2006-）、中央音乐学院（1989-2000）等院校。中国音乐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中国音乐美学会理事。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河南大学特聘教授、绍兴文理学院蔡元培艺术学院院长。曾兼任《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副主编，长期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务院有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第八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中国唱片总公司第二届艺术顾问。

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音乐史、音乐美学以及音乐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音乐学论文百余篇，曾有学术论文被译为英文、日文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任“八五”课题“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成果《学校艺术教育研究丛书》副主编、“九五”课题“学校艺术教育实践研究”项目成果《学校艺术教育实践研究丛书》主编、“十五”课题“民族文化传承与学校艺术教育”主要负责人之一。担任《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乐类”特邀编纂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重点项目）、《中华美学历代文库》“乐论分部”主编（北京大学“985”项目），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华名著要籍精铨》、《国学通览》等辞书撰稿人。

撰写的主要学术著作与教材：《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1997年再版，1991年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999年获教育部第二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音乐美学通论》（合著，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乐妓史》（合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西方音乐的历史与审美》（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3年台湾版，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看得见的音乐：乐器》（合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2004年台湾版）；《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9年获“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专业课程教材建设”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小学艺术课程与教材》（师范司审定专业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音乐学之统合》（上海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大学音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郑祖襄，中国音乐史学家。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音乐研究》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委。1952年生于上海，籍贯杭州。1978年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读书，1983年毕业并留院任教。1986年获讲师职称，1990年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1994年至1997年任音乐学系副主任，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2008年调入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长年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教学与研究。从中央音乐学院到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分析、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古代音乐史部分）、专业论文写作等。培养中国古代音乐史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数十名。由他领头的教学团队所教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课程现已被评为浙江省省级精品课程。他本人所教授“中国古代音乐史”全套课程被超星学术网站拍摄制作后在网站放映。

迄今已出版个人专著五种（《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华夏旧乐新证》、《华夏旧乐新探》、《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发表学术论文、音乐评论、学术综述等近百篇。其中，《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已成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院校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读参考书，并被日本学界翻译成日文公开出版。《中国古代音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出版，已为全国各地多所高校教学所采用。

历史博士论文篇7

钱基博作为近现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学者,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近代文学研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作品。清末民初,是一个社

会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由古典转入现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转折时期。本书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以近代文学为主,兼顾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断代文学史以这一

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学术着作。虽然,此前的同类着作尚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近三十年中国之文学》等。但它们的篇幅都

较小,评述也颇为简略。钱基博立足近代,上溯明清,下探民国,正本溯源,以阔大的学术视野为这部断代文学史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史学价值。同时,作者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界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

想根源等也有深层次的挖掘。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在于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谈樊增祥与易顺鼎,归于“中晚唐诗”;谈陈三立与郑

孝胥,则归入“宋诗”。本书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胡适等为代表。

全书体例与史书中的《儒林传》相仿佛,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文献丰富,网罗广博,时有一些文坛掌故穿插于中。与其他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钱着叙述旧文学则较为详尽,立论对旧

文学也多有回护。

传统中国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审美价值,更牵涉政治、学术、人生等。离开了确定的时代氛围与作者生平,散文研究很难做深入的探讨。在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以专章的形

式为每一个值得在历史上留名的作者记录下了第一手的研究信息,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到师承,既标明了每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又解读了作家创作的源流和创新之处。钱基博将自己的心血之作

命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却不限于对作家作品的简单介绍,而是广泛涉及作家的交游、行止、论争及参与时事的情况,往往对于同一事件的双方,都能从论述两方的不同单章中运用各自的角度加以

析理,从而更加真实地再现历史真相,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实的史料。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正如钱基博以现代的学术观点品评近代作品,在强调作品承继古代文化精粹的同时,也能以现性态度看待这些作品在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型中的尴尬与失落。他在增订序言中

说:“此次增订,有郑重申叙,而为原书所未及者三事:第

一、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

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

二、桐城古文,久王而厌,自清末以逮民国初元,所谓桐城文者,皆承吴汝纶以衍湘乡曾文正公之一脉,暗以汉帜易赵帜,久矣;惟姚永概

、永朴兄弟,恪守邑先正之法,载其清静,而能止节淫滥耳。第

三、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则是桐城之文,在清末虽久王而厌,而桐城之诗,在民初颇极盛难继也。此三事,自

来未经人道,特拈出之。”以钱基博为代表的批评流派,他们承袭清末李慈铭的批评,但认识已有很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与旧的对立和交叉。他们承认“一代有一代之文”,不再一味为“旧

文学”辩护;也不同意“新文学”干将们全面西化的激进主张。

在钱基博看来,近代社会,亦或是近代文学,最大的物质在于转变,在于西学东渐。如何看待这汹涌而来的西学浪潮,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风气极速异化的时代,确立自己的创作和评判原则,则是

判断一个近代作者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一味守旧、视西洋学术如洪水猛兽固然不对,全盘西化也无异于削足适履,只是冲动地自乱阵脚而已。这种看似折衷的学术观点在当时轰轰隆隆的新旧文学斗争

中,无疑是一种两头不讨好的做法。而这也正是钱基博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一直遵循的秉心直言的学术规范。所以,在这本《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不仅以专章形式分别论及清末民初的新、旧两

派文学及其代表人物,在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叙事中也注意到了新、旧两方面的融合。以林纾为例,一方面,钱基博着力肯定了林纾在古文创作中为发展桐城文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当清之季,士大

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又能不执于言,详细剖析林纾一生创作风格的变迁,并结合时政,述清源流脉络,从而得出“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昵

于陈宝箴、郑孝胥,遂助西江张目”的结论,明确指出林纾在文学主张上多受人事影响的特点,进而将林纾与真正的桐城家区别开来。这一叙述不但澄清了这一段历史中纷繁复杂的文论之争,使林纾的

文学史身份得以明确,同时,明确提出林纾与章炳麟、胡适之争一蹶再蹶,其根源正在于“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抱残守缺,不思新进,从而被时代新风的车轮远远抛下,正是犯下了钱基

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言中所指的“执古”的错误。钱基博本人也同样倾心于古文的创作与教学,然而正是他“顺应为用,阐变方今”的学术理念使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得以拨开历史的迷雾,

在立论上多了一份客观理性。

第三,在钱基博手中,中国近代散文的研究范式基本得以建立。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进,作为“杂文学”的“散文”,由中心文类一转而为边缘文类。清末民初的文白之争,吸

引了众多读者及专门家的注意力;而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文体变革”中,落败一方的古文,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却也同时面临着无人理会的尴尬境地。而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恰恰正是以

近代诗词及文章变革的论述最为精彩。在作品中,钱基博既强调“历史感”,又力求突出“问题意识”,在理清“旧文学”在近代时期异变的过程的同时,也能抓住其中一些重点问题,如桐城文脉的转

变等,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来构建近代“旧文学”的发展脉络。钱基博以散文为中心建立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并达成了“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这也使得《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其它一些仅仅突

出史学特色的文学史拉开了差距,它的理论研究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可以说,钱基博在这一时候逆潮流而动,选择以近代“旧文学”尤其是近代散文为中心,一方面是其深厚的国学修养使之对传统散文艺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代宿儒不随波逐流的学术品格。

钱基博对中国近代地方文学史研究也贡献良多。在其所着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中,他条分缕析,就近百年来湖南出现的一大批学者、文人的学术成就、文学造诣、创作风格及诗人特点作出了明晰

且极具个性的评述。从中展现出了钱基博作为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一代学人的良好学术风范。钱基博在书中开篇即明言湖南一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用。“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

西接黔晚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

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含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

厉已,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从地域的独立论及文学的独立,再及思想、学人之独立,钱基博以“独立”一词作为了湖南近代文学的基调。

本书为论述辛亥革命以前湖南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着作。《近百年湖南学风》采用传记的形式,分群别类,合传诸人,旨在彰显湖南学人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书名立足于“学风”而

不是“文风”,所涉及人物也不仅限于文士,书中所论列的十三位人物,虽然籍贯限于湖南,大多数(如魏源、曾国藩)却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有的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构想展现出钱

基博意图借文学指点山河,以文学为引,勾勒湖南乃至全国文学、社会风潮走向的勃勃雄心。

更值得嘉许的是,钱基博与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直接进行了文学创作的实践。他的文学作品涉及诗、词、序、传等多种文学样式,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莫过于他的短篇小说集《技击余闻补》。

“技击”即是人们常说的武术,书中所列的全部是以武功见长的市井人物的传奇故事。全书由26个短篇小说组成。钱基博在序言中提到:“友人有以林侯官技击余闻相贻者,叙事简劲,有以承祚三国,

以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正是友人赠阅的林纾所撰的《技击余闻》一书激发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多年沉身于古文研究的一代学儒也禁

不住一时技痒,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创作了这部以“补”命名,然则欲与原着一争高下的武侠短篇小说集。书中集中描绘了一群出身市井却武艺超群的英雄侠客,他们或力大无穷,或技艺不凡,都以

其超群的武功演绎出一段不凡的人生。小说人物形象鲜明,叙事简劲,往往能于一二语中勾勒出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小说集《技击余闻补》作为近代文学文库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近代小

说的时代烙印。

首先,小说中洋溢着极其浓郁的平民色彩。《技击余闻补》中所叙的26个故事,其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平民百姓,他们或为僧侣隐士,或为厨师渔父,或是无名妇人,往往都与官府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他们作为普通的市井人物,全是凭借着自己的一身好武艺行走江湖,谋生糊口,这些人物所遵循的社会道德规范也多是“量敌虑胜,饬己自修”的市民生存法则。甘凤池身怀绝技却谦逊待人,因而

得以颐养天年。秦大、秦二事母至孝,才能在危急关头得以脱身。马永贞恃才自傲,终引火烧身,惨死于群贩手下。这些故事言不及怪力乱神,所描绘人物也都不是道德完人,但凭着一身神力和一片赤

子之心,为钱基博等文士所赞赏,为之写心立传。在近现代社会,政治风潮风起云涌,多变的时局早已让普通百姓无以适从。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平民武侠小说才在市民中有了一席之地,也才能

为钱基博这样的学者喜爱。毕竟乱世之中,就算是学富五车,也难有一分安全感。一介书生对武学之士的仰慕,也正来源于这样一种安全感的渴求吧。

其次,小说中饱含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作者借此表达出讽世的良苦用心。钱基博虽生长于清末,思想中却仍然保留着汉族文人一以贯之的汉族正统观念。小说中他明确指出清廷“诛锄武勇,摧戮文

士”,其目的在于他们“自知外夷僭盗,不为人心所归往,惴惴惧天下不靖”。《范龙友》、《南杨北朱》等篇更是为汉人武士张目。如《范龙友》中“生有神力”,本是赫赫有名的“十八武师之一”

的范龙友由明入清后,“浙督李疑其有异志,移檄名捕。系狱,毙焉。或谓谳定,龙友戍极边,不知所终云”。仅仅是由于清人之“疑”,便将其陷害致死。小说叙写他们受清人猜忌,含冤而死的悲剧

不仅表达出作者对他们的同情,更透露出钱基博强烈的民族情绪。

同时,近代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其中尤以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作品中多次提到甲午海战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在《嘉定老人》中,钱基博借老人之口表达了普通百姓对这场战争

的看法:“汝吾敌也,吾国将士死于辽阳之役者不知几何,吾今授子以武术,子或尽吾技以授子国人,而反刃于我国,子之计则得矣,而吾何以对国人哉?吾不忍也!”话虽出自老人之口,却表达了钱

基博这一类文人的心声,民族大义当前,视钱财如粪土,身怀武艺之人更重武德,而德之大者莫过于爱国之心,钱基博在小说集中反复强调练武之首,习武之德,正是自身严谨的道德观念与至诚的爱国

之心的展现。

其三,小说中展现出近代社会所特有的过渡性特征。小说创作于1913、1914年,这正是全国上下响应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掀起近代最大的一次小说创作热潮的时期。作为一代宿儒,钱基

博一生潜心学术,受到的是最正统的儒家教育,然而却屈身投入到短篇小说这一历来为正统文人所不屑的文学样式中,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近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小说创作热潮的影响。小说既宣传了传统的

道德伦理,也不分种类地对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才华予以了肯定;既遵循了古典小说的史传传统,又溶入了一些现代小说的技巧;既坚持了文言写作的士大夫风味,又以一种平民的平等的眼光来审视社会

百态,这一系列特点都使它与传统小说拉开了一定距离,钱基博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现代转型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新晨

总之,钱基博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一生笔耕不辍,秉持着“阐变方今,顺应为用”的学术研究思想,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学术成果,尤其是为近代文学的研究、整理及发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对近代文学史的研究不仅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公允的史料,也以他开阔深澈的学术眼光为后人理清了研究思路,树立起学术范式。在近代文学创作的亲身实践中,他熔铸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赤诚的爱

国之心,也为近代中国文学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参考文献

[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陈平原.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J],中山大学学报,2004,(6)。

历史博士论文篇8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华侨学府，创办于1906年，是目前全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暨南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办领导，1996年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综合性大学。学校设有25个学院，55个系，170个研究机构和84个实验室，86个本科专业。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15个，具有二级学科授权的博士学位授予点4个；具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38个，具有二级学科授权的硕士学位授予点5个。历暨南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曾有过马寅初，郑振铎、梁实秋、王亚南、周谷城、钱钟书、周建人、夏衍、许德珩、胡愈之、严济慈、楚图南、黄宾虹、潘天寿等一大批学者。现今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有专任教师1869人，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6人，博士生导师434人，教授501人，副教授670人。截至2013年4月，有各类学生44369人，在校研究生10354人（其中，博士研究生1164人、硕士研究生7851人，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339人），在校全日制本科生18737人。在校的华侨、港澳台和外国学生11124人。建校至今，暨南大学共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137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3个地区的各类人才20余万人，堪称桃李满天下。

二、学院概况

暨南大学文学院创办于1929年，是我校成立最早的学院之一，现有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所4个系级教学科研单位，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5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2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1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不含一级学科覆盖点）。现有专职教师110人，其中：获博士学位87人，占79%；正高职称40人，占37%；博士生导师39人，占35%。共有在校全日制学生1107人，其中：本科生433人、硕士生501人、博士生173人，另有在职兼读研究生122人。文学院设有汉语言文学（国家文科基地、师范教育方向）、戏剧影视文学、历史学（含师范教育方向）3个本科专业。其中汉语言文学是广东省专业和教育部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始建于1927年，是中国语言文学国家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拥有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海外华人文学、高级秘书与行政助理学、海外华语及华文教学等11个博士学位点，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广东省重点学科，也是教育部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和海外华语研究中心、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和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全国高校文学学科排名中位居前列。

三、专业介绍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设立于2004年，依托文学院、中文系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以及省级专业的强大实力，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果。本专业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着力于增强学生人文、艺术学科方面的厚重知识，掌握戏剧影视的基本技能，培养具备戏剧和影视文学基本理论及剧本创作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1.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戏剧影视文学基本理论及剧本创作、评论、编辑的高级专门人才，具有较强的故事创意、剧本创作、影视批评等写作能力，以及影视、网络新媒体等策划、编导与制作能力，能够胜任广播电视、影视剧团、文化传播等相关领域工作。

2.主要课程

除中文基础课程外，主要开设艺术概论、文学创意写作、编剧、戏剧概论、外国话剧、中国话剧、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史、外国电影史、视听语言、影视精品分析、影视文化、摄像基础、剪辑基础等专业课程。

四、招生计划

招生专业

学制

层次

招生人数

招生范围

戏剧影视文学

四年

本科

15

历史博士论文篇9

历史学专业培养目标

历史学专业培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和系统的专业基本知识，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史学专门人才，以及能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新闻出版、文博档案及各类介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培养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掌握历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有一定的了解;

(2)掌握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分析方法;

(3)具有从事历史研究的初步能力和较强的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

(4)熟悉古文字学、版本目录学、音韵学、史料学、历史地理学及考古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5)了解国内外史学界景重要的理论学术前沿和发展动态趋势;

历史学专业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适应策划、咨询、管理和教学、研究等方面工作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从事行业：

毕业后主要在教育、互联网、新能源等行业工作，大致如下：

1 教育/培训/院校;

2 互联网/电子商务;

3 新能源;

4 房地产;

5 金融/投资/证券。

从事岗位：

毕业后主要从事文案策划、销售代表、历史老师等工作，大致如下：

1 文案策划;

2 销售代表;

3 历史老师;

4 销售经理;

5 会计。

因为历史学专业属于基础性长线学科，社会需求以教学单位为主，且由于近年多数高校盲目扩招、毕业生数量急剧增多，使得本就趋于饱和的就业市场始终处于供大于求的不良局面，竞争激烈。除了毕业生相互间竞争激烈之外，用人单位对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多数大中城市的高等教学科研单位均要求毕业生具有硕士、博士学位。

历史博士论文篇10

一、中国完全具备撰写一部《中国会计通史》的条件

财政部、教育部和原商业部，以及中国会计学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十分重视会计史研究与会计史教育，在这些部门的领导和推动之下，三十多年来，我国会计史研究与会计史教育已步入世界先进之列。近年来，从国内与国际各种会计学术会议上表达出来的意见看，不少中外学者认为，当今中国最具备写一部《中国会计通史》，填补这个领域空白的条件，原因在于：（1）中华原始会计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它对世界会计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史前考古成果与对史前会计文化的研究成果，已为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中国有着上下5000年悠久而伟大的历史，中式会计曾经长期在世界会计发展史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古代会计文化的发展具有鲜明特色，有很多地方值得大书特书；（3）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中国当代会计的发展发生了重大转折与史无前例的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会计改革成就，对全球会计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已公认中国近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体系。所以，中外学者认为，无论是新中国的60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都在一部《中国会计通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基于以上原因，中外学者认为只有中国可以把以上三方面融会贯通起来写出一部《中国会计通史》，而这是目前其它一些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加之有中外会计界的支持，并且可以上世纪八十年代郭道扬教授所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下册）作为基础，故项目评审专家认为，这项研究完全可以达到预定的目标。

二、重大立项的研究构成及其最终成果

《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分为三个分支课题：“中国会计通史”研究；“中国会计史教程”研究；“会计史比较研究”。以上三方面，以“中国会计通史”研究为中心成果，以会计史教材系统建设为服务于会计教育改革的落脚点，从总体上形成中国会计通史研究与会计史比较研究的体系。这个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体现为三部著作：

（1）《中国会计通史》。该书将由郭道扬教授著，它将全面系统研究中国会计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运行的基本规律，科学预测我国会计发展的大趋势。预期研究成果《中国会计通史》作为具有填补空白意义与价值的通史，其研究所涵盖的时间，上至以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为研究起点的中国会计的史前时代，下截止于2009年12月31日以前的当代中国会计发展史，其历史时空跨度约为20～30万年之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全书将突出对新中国60年的会计史研究，而60年中又将以会计改革三十年的历史成就作为研究重点。

（2）《中国会计史教程》。该书将由曹大宽博士主持，其核心成员均为博士，其研究目标在于改革会计学课程设置体系，为推进我国会计史教学服务。预期研究成果《中国会计史教程》在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审查，并通过教育部认可后，可直接作为会计专业的教科书，以通过教学提高学员对会计的认识水平及其科研能力，以及对会计学、审计学与财务管理学中的前沿性问题的研究能力。

（3）《会计史比较研究》。该书将由许家林博士主持，其核心成员均为博士，其研究格局系通过设计系列研究专题，最终形成会计史比较研究的专题体系。预期研究成果《会计史比较研究》一书，在于通过教学引导硕士、博士与博士后研究会计、审计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重要问题，有助于其写好学位论文与研究报告，以提高中国高端会计人才的科研素质及其创作水平，为实现中国会计研究走向全球化服务。

“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是一个具有一定研究规模与难度的系统工程，其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治学修史方面，而且体现在为当代中国会计改革服务方面。课题研究所确定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所展开的会计史研究，培养善于把历史、现实与未来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人才，以及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研究培养出一批中青年会计史研究人才、教育人才，以开创中国会计史科学研究与教育的新时代，进一步树立与提高中国会计科学研究与会计教育的国际地位。

三、研究创新及其特色

填补“中国会计通史”研究空白的立足点在于创新，在创新中研究中国会计通史乃至比较研究中外会计史中的重要问题，使研究解决历史问题与研究解决现实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中国会计通史系列问题研究的基本特色在于：

（1）通过考证与论证，阐明中国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产生的历史起点，明确最初它与中国史前人类及其社会生存、发展密切关联的这个重大历史问题。同时，通过研究彻底改变以往在会计起源问题研究中的模糊认识，纠正世界范围以往放弃对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错误做法，将以可以信赖的研究结论，确定中国起源之际的会计思想与行为，在解决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问题方面作出重大历史性贡献，并就此阐明中华原始会计文化对世界会计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从而显示中国会计史研究在全球范围的领先地位。

（2）以考古成果为依据，本研究将致力于解决中国原始会计文化与夏商会计文化的连接问题，并将其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中所要解决的一个具体问题对待。通过考证研究两个不同时期在会计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确定会计文化对接目标，寻找对接的会计文化承续性历史渊源关系，使解决会计文化对接问题成为《中国会计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点与创新性研究点。

（3）通过研究明确中国会计的历史成就在世界会计通史中所应当占有的重要地位，尤其是通过战国至唐宋时期会计史的研究，明确中国在会计组织制度、会计法律制度，以及在会计方法技术体系建设中在推动世界会计科学与文化发展方面的重大历史贡献，并以史实充分证明中国会计的历史成就显示在“世界会计通史”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与价值。

（4）在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古为今用”与古今研究一体化原则，一方面首次系统研究中国旧式金融机构的会计，明确其在会计发展方面的特殊性与具有特别意义的贡献，另一方面，将以中国近代银行会计史的研究作为过渡，系统研究新中国银行会计乃至资本市场会计的改革与发展，从而融中国古代、近代与现代商业及金融会计史乃至财务管理史研究为一体，并切实把握其历史演进规律，阐明发展的大趋势。

（5）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会计、审计与财务管理发展史，首次阐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会计思想及其重要指导性作用，并把近三十年来的会计改革与发展成就，通过历史性总结与评价公诸于世，确定当代中国会计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先进地位与作用，以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同时，课题研究充分体现薄古厚今的精神，把弘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会计改革成就放在研究最突出的位置之上。

（6）通过对三个分支课题的设计，把“中国会计通史研究”与中国会计教育改革、会计学科建设结合起来，以此显示会计史系统研究为会计教育改革、为各层次会计人才培养服务的精神。三个分支课题的研究成果，形成为一个科学的研究成果体系，其中《中国会计通史》是具有填补空白与全面创新价值的专著，该书的出版将产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中国会计史教程》为中国第一部用于会计本科教学的教科书，而《会计史比较研究》则既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用于会计高学位教育与博士后研究的专题教材，其研究创新格局将是前所未有的。

（7）在总体上，本课题研究创新还集中体现在把历史、现时和未来三方面有机结合为一体的思想与做法，尤其是 “中国会计通史研究”，始终坚持写史重在写规律的原则，既有分阶段对历史运行规律的总结，也有从总体上对历史运行规律的揭示，并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会计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体现治史致用的精神。

（8）对中国古今与中外会计史重要问题的分析与比较研究，既具有跨学科研究特色，也具有融合性研究特色及其比较会计史研究的特色；通过纵横方位的比较研究，既突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文化，也通过所作出的科学结论确立中华会计文化在世界会计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9）最终成果具有图文并茂特色，通过珍贵会计文物图片的收藏挽救了中国的大量会计文物，显著提高了最终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著作的收藏价值，以及在会计史教学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