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功绩范文10篇

历史功绩范文篇1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音乐开始传入我国，后经“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等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初许多音乐志士（如萧友梅、青主、李叔同等）留洋回国后的传播，西方音乐的内容、理论、形式、技法等在我国得以大量地介绍和运用。

西方音乐的传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使我国的民族音乐受到全方位的冲击，但也促使国人对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中国音乐如何发展？二十世纪初对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一是“国粹派”，主张“复兴雅乐，不闻西乐”，对西方音乐采取抵制的态度；第二是“崇洋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只有西洋音乐才是最先进的音乐，甚至把西洋音乐说成是“蓝眼金发的美少女”，而把中国传统音乐说成是“不堪入目的黄脸婆”；第三是包括刘天华先生在内的“中西融合派”，主张“洋为中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出现了大批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他们创办了许多社团，展开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探求。一部分人主张把我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引向西方化的道路。而“国粹派”则死守阵营，拼命维护雅乐，极力主张只有复兴雅乐才是我国音乐的出路。两种势力在当时都各持己见，各行其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天华先生通过认真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承认西方音乐的优势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音乐具有的优良传统及其特色。同时，他也认识到我国的民族音乐面临的境况，主张把西方的长处融合进来，革新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使之与“世界同步”。

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刘天华先生1895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32年在收集民间音乐时染上猩红热而病逝。他在少年时代就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并掌握了一些技能，1910年上中学时开始学习军号，1912年考入上海开明剧社（注：当时演文明戏的团体（以演出西洋内容为主）。），得以更广泛地学习西洋乐器。之后又向著名的民间音乐家周少梅、沈肇洲学胡和琵琶，同时也向众多的民间艺人、和尚、道士等求教，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及欧罗伯学习小提琴，同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范天祥一起学习西洋音乐理论、和声及作曲技法。在学习中，决定选择音乐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立志“改进国乐”。

刘天华先生对“改进国乐”作出的贡献，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1、倡导音乐的普及教育

十九世纪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提出了学校设立音乐课的主张，以及后来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美育”思想，得到社会的拥护，随即产生了“学堂乐歌”，教育机构采用的教学模式是西方的模式，对象以学生、文人、上层人士为主，有“贵族式”的格调。这些做法很难使音乐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此时，刘天华先生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国的音乐教育并非造就几个专门的音乐人才去当教员，去做高等吹鼓手，乃是人人必备的一种养生之具……，要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注：引自《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刘天华），载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28年2月。）深刻地指出了当时音乐教育的局限性，并提倡把音乐普及到社会各阶层。

刘天华先生1915年被聘为常州中学的音乐教师，这一时期，他组建学生课余乐队、丝竹合奏乐队，受到民众称赞，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气。之后他三次发起组织“暑假国乐研究会”，研究探讨我国音乐的状况及如何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等问题，同时号召与会者：“合力工作，以救此国乐残生。”（注：引自《国乐改进社缘起》（刘天华），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6月。）参加研讨会的有学生、教师、民间艺人、和尚等各阶层人士。1927年刘天华先生主持组建“国乐改进社”成功，并创办了《音乐杂志》刊物，发表了许多音乐教育观点、音乐研讨、评论文章。此间，“国乐改进社”的一项任务就是面向社会举办音乐培训学校，刘天华先生提出对学员的学费收得愈低愈好，担任教师的社员不但不给薪水，还得捐资用于办学，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扩大音乐普及教育的影响。刘天华先生还利用业余时间给社会上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层的学员上课，不取分文学费，而自己的孩子因无钱交学费，只好在家中自习钢琴，刘天华先生的学生知道后，以先生周末补课为借给先生学费，帮助先生的孩子去上钢琴课。

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刘天华先生高尚的人格和致力音乐普及教育的崇高精神。他克服困难，多方奔走，招募人才，筹措资金，组建社团，创办刊物，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音乐教育的新路子。然而，没有政府的支持，仅靠几个“穷秀才”来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困难显而易见，以致于刘天华先生的许多计划没有完成。但他的精神和行动对当时不重视音乐教育的政府及音乐教育中存在的片面性、盲目性、极端主义等现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热心拯救民间音乐

我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封建统治时期，民间音乐从来不受重视，即使在“五四”新思想风糜的时期，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很少有人过问。“崇洋派”更认为民间的东西低下、落后，不值得花力气。一些民间艺人虽然充满创造力，可他们所处的地位非常低下，对社会的影响力极小。很多优秀民间音乐渐渐失传，刘天华先生力图改变民乐的地位，并首先从学习、传播入手，他指出：“习乐之法有三，曰耳听，曰目视，曰言传。三者虽相辅而行，不可缺一，然难记易忘为耳听之弊，模棱失真为言传之弊，惟目视最为真切。故欧西作曲家，咿唔斗室，一纸谱成，各国乐坛便可发其妙响”（注：引自《梅兰芳歌曲谱·序》（刘天华）。）他在传统工尺谱的基础上加注一些辅助符号，在左边加上近似简谱减时线的直线等等，并向我国民间音乐界大力推广线谱记谱法。他在《音乐杂志》上发表的音乐作品，采用工尺谱与五线谱相对照的形式，此举对推动音乐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收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方面，刘天华先生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直至生命的最后。他在“国乐改进社”文件中制定了严格而完整的方案，如在各地招收致力于民间音乐的社员，调查各地域民间音乐的种类、形式、结构特点；了解各地对国乐和国乐改进的意见及各地学校对中、西乐教学的态度；向社会征集各种民间传统的乐谱、乐器、书籍、文章；计划成立国乐征集图书馆、器乐博物馆等等。这么宏大的计划和任务靠一个自发组织的小小的“国乐改进社”显然是难以完成的，然而刘天华先生就是凭着对我国民族音乐的热爱和顽强的意志，执着地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迈进。他自己经常到各类民间艺人聚集地（如北京天桥杂耍场等）收集记录各类民间音乐，为此曾使他染过多种疾病。他还经常把民间吹打的、街头卖艺的、耍猴的民间艺人请到家中，同他们一起演奏并记录他们的音乐。刘天华先生一生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手稿，其中有《佛曲集》、《安次县吵子会乐谱》、《瀛州古调》、《梅兰芳歌曲集》以及大量的民间锣鼓乐谱、吹打乐谱和民间小曲乐谱。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困难，《音乐杂志》只不定期地出版了十期，且篇幅有限。凝结他多年心血的许多手稿未能及时出版，他去世后，大部分失散。

刘天华先生不辞辛劳地拯救我国的民间音乐，体现了他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也正是受他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音乐家致力于收集、整理我国的民间音乐，诸如《二泉映月》等精品才得以留传于世。

3、积极改进民族乐器

二胡产生于北方少数民族，流传到中原后，许多年过去了，其技法却一直没有大的发展，用途仅局限于民间歌舞、戏曲及宗教音乐的伴奏，还被许多人视为“粗鄙淫荡”或是“叫花子的象征”，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刘天华先生开始学胡时就遭到父亲的严厉斥责，甚至把二胡摔于地上。在后来的学习中，其妻子一开始也不理解，认为是没有出息之举。可刘天华先生认为二胡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挖掘的潜力，他冲破封建的传统意识，坚持不懈地学习，并多方请教，技艺不断长进。1922年，刘天华先生先后被聘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国乐及小提琴教师。由于他教学突出，很快被提升为教授，声誉和地位得以大大提高，他趁机创立专业二胡学科，将流行于民间的这一民族乐器引进了高等学府，使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为现代专业二胡教育奠定了基础。同时刘天华先生结合教学经验，借鉴钢琴和小提琴的技巧，创作了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和十五首琵琶练习曲，初步奠定了这两件乐器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一批富有才干的演奏家，这些演奏家的风格对今天的民乐演奏家影响极大。

在传统的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结构和演奏技巧方面，刘天华先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如把二胡传统的三把位演奏发展到七个把位，规定了固定的定弦音高(d[1]-a[1])和琴码到千斤的基本距离（45厘米左右）；规范了弓法、指法，明确了揉弦、下滑、上滑、颤音、顿音、泛音等技巧的运用规范。在其兄刘半农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了琵琶定位等律计算，确立了琵琶的“六相十三品”，并在传统琵琶品位上安装可以拆卸的半音品位装置等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扩展了二胡、琵琶的演奏技巧，丰富了它们的表现力。

此外，刘天华先生在民族乐器的研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把老乐工请到家中，共同探讨各种民族乐器的传统特点、发音结构原理等，并研究制作了古代的箜篌及一些少数民族乐器。由于他的过早去世，更多的研究项目没有来得及完成，先生去世后，家中还存放着许多用于民族吹管乐器改良的长短不齐的管子。

4、创造性的作品创作

刘天华先生的创作始于1915年，当时他处于丧父、失业、不得志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之中，每天拉奏二胡，渐渐产生了《病中吟》的音调。在后来的艺术道路中，经过广泛地学习和探索，得出了“国乐之今日，有如沙里面藏着的金，必须淘炼出来，才能有用”和“一国的文化，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的认识。（注：引自《国乐改进社缘起》（刘天华），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6月。）他冲破传统的束缚，吸取外来技法进行民族器乐的作品创作，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把西洋技法应用于民族器乐创作的人，掀开了民族器乐发展的新篇章。刘天华先生一生共创作了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一首丝竹合奏曲，还有一些整理的传统乐曲和根据民间小曲改编的独奏曲。

他的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1、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苦闷、彷徨及对理想的追求。如二胡曲《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和琵琶曲《虚籁》；2、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如二胡曲《良宵》、《空山鸟语》、《月夜》、《闲居吟》和琵琶曲《歌舞引》；3、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如二胡曲《光明行》和琵琶曲《改进操》等；4、对理想得不到实现的忧虑与痛苦，如二胡曲《独弦操》等。这些作品的内容不仅表现了刘天华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反映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思想情绪，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心声。其作品的创作技法运用了我国民间常见的核心音调的重复变奏法、自由延伸、模拟等手法，采用以凡代宫、变宫为角的调性游移对比，乐句结构多采用起、承、转、合及合头、合尾等形式。同时巧妙地吸收了西洋技法中的三部曲式、变奏曲式、前奏曲式、进行曲式等结构形式以及移调、转调、离调及各种音程的跳进、大三和弦分解等乐曲发展手法，3/8、12/8节拍的应用等等。

三、大力弘扬刘天华先生的精神

刘天华先生毕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的探索与发展，对中、西音乐有着辩证的认识，既不盲目推崇西洋音乐，同时也能正确对待我国民族音乐的优点和弊端，他开创了全新的创作形式，创作了极具说服力的作品，向世人证明了我国悠久的音乐文化是其他任何形式无法替代的，这既是对“全盘西化论”的有力回击，也给死守陈规的“国粹主义”者以深刻的教育。

我们传统的音乐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社会风貌以及音乐特点，应该得到完整的继承和保存，但它只有发展才会光大，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继承和保存。如果总是强调传统而拒绝新的内容，也无从谈论发展。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音乐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外来音乐形式被我们的音乐文化所吸收融合的事实。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气魄宏大的体现。然而，到十九世纪后期，我们的音乐文化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并受到了西方音乐的挑战，尽管它也并非弱不禁风，但确实有被击败乃至同化的危险。正是刘天华先生的创新形式，使我们民族音乐的民族性得以巩固，后来者在其精神的鼓舞下，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使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文化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当然，后来也有人对刘天华先生的功绩提出质疑，说是“中国就因为有了刘天华，导致我国现在的民族器乐洋不洋，中不中的”，这其实是一种复古思想的再现。刘天华先生的创作形式并非抄袭西洋，而是有选择地借鉴，目的是吸取一些外来的营养增添我们民族音乐的活力。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创作技法基本上以我国的传统为本，这一点，只要对其作品深入了解，就能清楚地体会到。刘天华先生在西洋音乐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他精通西洋音乐理论和多种西洋乐器，小提琴的演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很受托诺夫的赏识。然而他致力于国乐改进，这不能不说是高度的爱国精神。他为了改进国乐，一生都是在贫困和勤奋中度过的。他所付出的劳动是“非一般人所能及的”，对民族音乐的贡献是巨大的。由于他的努力，使古老的音乐形式焕发出了无限生机，尤其是二胡，今天在民族乐器中已是佼佼者，但如果没有刘天华先生的努力，很难想象这门艺术现今会是什么样子，最起码也要落后许多年。

近些年来，我国民族音乐从收集、整理、研究、体系规范到作品的创作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民族器乐的演奏技巧更加多样，有的甚至把西洋的作品移植到民族乐器上演奏，这说明我们的民族乐器不仅能表达我们民族的韵味，也能表达异国的风格，体现出其多样性的功能特点，应该说这是一个尝试性的突破，可它并没有改变我们民族的特性。

历史功绩范文篇2

为了精简机构,改革吏治,把军政大权集中于中央,炀帝明令废除诸州总管府。又下令改革封爵制度。他下诏:“自今以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又规定“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须德行功能显著者,才能升级。大业三年,炀帝下《求贤诏》,批评各级臣僚,举贤不力,要求从德行、文武才干等各个方面荐举人才,指出人才“不必全备”,只要“一艺可取,亦宜录用”。北周官制,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员冗杂。隋文帝虽改周之六官,但基本上仍依前代之法。炀帝即位后,作了大胆改革。如废除三师、特进官;废除都督以上至上柱国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将光禄、金紫、银青等九大夫,建节、奋武等八尉定为散职。又改三卫为三侍,废除直阁将军、直寝、奉车都尉、别将等武官。文帝时设置了九等爵位,炀帝只保留了王、公、侯,其余都予以废除。尚书省六曹,原各设侍郎六人,共计三十六名侍郎,炀帝改为每曹各设侍郎一名。这些改革,不仅裁减了冗官,精简了机构,同时又削弱了北周的贵族势力,是切中时弊的。

南北朝以来,人口大量流徙,形成“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百家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现象。致使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州郡县的数量越来越多。隋灭陈后,全国总计有州253,郡689,县1562。这么多的各级地方机构,供养那么多的官吏,势必加重黎庶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文帝废郡,改为州县两级制。炀帝即位,又废州改郡,大量压缩裁并地方官僚机构。大业三年,全国仅设郡190,县1255,郡县数目较前大为减少。

南北朝时,豪族地主拥私兵,建坞堡。农民罹于战乱,又不堪赋役负担,纷纷依托豪族,加之当时盛行部曲佃客制,士族豪门便隐占大量户口。造成“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局面。丁口不载国家户籍,国家就无法征收赋役,这就减少了朝廷对劳动力与财富的占有。隋文帝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大索貌阅,检括出443000丁,1640500口。隋炀帝即位后,继承文帝的政策,任命裴蕴主持貌阅,进一步取得了成效。“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负租赋。裴蕴历为御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诸郡计账,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二、对经济的贡献

隋场帝即位，继续推行均田制，于大业四年(608年)和五年(609年)连续两次“诏天下均田”。在均田的同时，坚持打击豪强兼并的行为，专门派司隶台负责纠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者，对赋役制度也进行改革。“场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裨、部曲之课”。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男子服役年龄文帝时二十一岁，到大业时规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多次减免租税，对农业生产也比较关注。“赖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还在今青海地区“大开屯男”，解决了边防军粮的问题。由于有效的农业政策，垦田数大业二年，达到“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其邑居道路，山河沟恤，沙债碱卤，丘陵叶陌，皆不预焉”。国家积蓄更加充盈。大业五年(609)，隋场帝继文帝后，在裴蕴的建议下，再次在江南括户，“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结果，“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这一措施既打击了豪门大族的势力，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有利于促进生产的发展和隋朝的强盛。大业元年(605)场帝在宫城东又建筑含嘉仓城，在宫城内右掖门“街西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八千石”；次年，“置洛口仓于巩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粮食库藏之多，直到唐朝立国二十多年，西京府库的粮食还未用完，为唐朝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商业也进一步发展，商业城市进一步繁荣。场帝“徙洛州郭内人及天下诸州富商大贾数万家，以实之”，又迁徙河北诸郡工艺户三千余家到东都，设置十二坊于洛水，东都的商业空前的繁盛。

三、对文化的贡献

炀帝为晋王时就在藩邸开馆网罗文士。“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等百余人以充学士”。炀帝不仅喜爱文学,且对南北朝以来的浮华文风有所厘革。正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载:“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淫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炀帝还积极倡导撰修典籍。他“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二十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炀帝多才多艺,对音乐也有贡献,他设置了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兼容并蓄,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乃至外国的音乐舞蹈。大业年间东都演出的散乐百戏,大部分是由西域传入的。

扩大各级学校的教育,这是炀帝重视文化的又一表现。《隋书·儒林传序》说:“高祖暮年,不悦儒术,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求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炀帝颇能重用名儒,且不存南北地域门户之见,他拔擢原陈朝名士许善心为礼部侍郎,对许荐岸的儒生亦授为学官。

创立进士科亦是炀帝所为。在九品官人法衰落的情况下,文帝采用州县举荐人才的办法取士,选拔官员,遂有了科举制的萌芽。“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这是科举制确立的标志。从此授官不凭门荫,全凭考试,适应了阀阅士族衰落和庶族地主兴起的潮流。隋行进士科虽因国祚短促而成效不著,但却为唐所继承和发展。“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可见唐代的进士科已成为选拔高官的重要途径。此后,终封建之世,进士科始终是科举取士的最主要科目。

四、对外交的贡献

东突厥臣服于隋后，隋与西域各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场帝派裴矩驻于张掖，主持与西域的交通事宜。大业年间，西域“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大业十年，突厥、新罗、勒蝎、毕大辞、诃咄等西域十七国遣使朝贡。长安与东都“西域胡往来相继”，西域的九部乐也在这时传入中国。与南亚和东亚诸国中，除了同高丽和林邑发生冲突外，隋与百济、新罗、日本、赤土、真腊、波斯等国保持友好关系。这种对外交往的盛况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综上所述，隋场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关系等方面均有建树，是一个

有“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之志的封建君王。仅在短短的四年中，

就把隋朝推向极盛时期，其开拓进取精神可谓“过于秦汉”，可恰是这位堪称“功

业隆显”的君王，却步秦二世的后尘，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深重的。

参考文献：

[1]袁刚:《隋场帝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2]林家有:《史学方法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历史功绩范文篇3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音乐开始传入我国，后经“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等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初许多音乐志士（如萧友梅、青主、李叔同等）留洋回国后的传播，西方音乐的内容、理论、形式、技法等在我国得以大量地介绍和运用。

西方音乐的传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使我国的民族音乐受到全方位的冲击，但也促使国人对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中国音乐如何发展？二十世纪初对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一是“国粹派”，主张“复兴雅乐，不闻西乐”，对西方音乐采取抵制的态度；第二是“崇洋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只有西洋音乐才是最先进的音乐，甚至把西洋音乐说成是“蓝眼金发的美少女”，而把中国传统音乐说成是“不堪入目的黄脸婆”；第三是包括刘天华先生在内的“中西融合派”，主张“洋为中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出现了大批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他们创办了许多社团，展开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探求。一部分人主张把我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引向西方化的道路。而“国粹派”则死守阵营，拼命维护雅乐，极力主张只有复兴雅乐才是我国音乐的出路。两种势力在当时都各持己见，各行其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天华先生通过认真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承认西方音乐的优势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音乐具有的优良传统及其特色。同时，他也认识到我国的民族音乐面临的境况，主张把西方的长处融合进来，革新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使之与“世界同步”。

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刘天华先生1895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32年在收集民间音乐时染上猩红热而病逝。他在少年时代就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并掌握了一些技能，1910年上中学时开始学习军号，1912年考入上海开明剧社（注：当时演文明戏的团体（以演出西洋内容为主）。），得以更广泛地学习西洋乐器。之后又向著名的民间音乐家周少梅、沈肇洲学胡和琵琶，同时也向众多的民间艺人、和尚、道士等求教，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及欧罗伯学习小提琴，同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范天祥一起学习西洋音乐理论、和声及作曲技法。在学习中，决定选择音乐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立志“改进国乐”。

刘天华先生对“改进国乐”作出的贡献，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1、倡导音乐的普及教育

十九世纪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提出了学校设立音乐课的主张，以及后来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美育”思想，得到社会的拥护，随即产生了“学堂乐歌”，教育机构采用的教学模式是西方的模式，对象以学生、文人、上层人士为主，有“贵族式”的格调。这些做法很难使音乐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此时，刘天华先生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国的音乐教育并非造就几个专门的音乐人才去当教员，去做高等吹鼓手，乃是人人必备的一种养生之具……，要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注：引自《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刘天华），载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28年2月。）深刻地指出了当时音乐教育的局限性，并提倡把音乐普及到社会各阶层。

刘天华先生1915年被聘为常州中学的音乐教师，这一时期，他组建学生课余乐队、丝竹合奏乐队，受到民众称赞，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气。之后他三次发起组织“暑假国乐研究会”，研究探讨我国音乐的状况及如何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等问题，同时号召与会者：“合力工作，以救此国乐残生。”（注：引自《国乐改进社缘起》（刘天华），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6月。）参加研讨会的有学生、教师、民间艺人、和尚等各阶层人士。1927年刘天华先生主持组建“国乐改进社”成功，并创办了《音乐杂志》刊物，发表了许多音乐教育观点、音乐研讨、评论文章。此间，“国乐改进社”的一项任务就是面向社会举办音乐培训学校，刘天华先生提出对学员的学费收得愈低愈好，担任教师的社员不但不给薪水，还得捐资用于办学，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扩大音乐普及教育的影响。刘天华先生还利用业余时间给社会上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层的学员上课，不取分文学费，而自己的孩子因无钱交学费，只好在家中自习钢琴，刘天华先生的学生知道后，以先生周末补课为借给先生学费，帮助先生的孩子去上钢琴课。

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刘天华先生高尚的人格和致力音乐普及教育的崇高精神。他克服困难，多方奔走，招募人才，筹措资金，组建社团，创办刊物，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音乐教育的新路子。然而，没有政府的支持，仅靠几个“穷秀才”来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困难显而易见，以致于刘天华先生的许多计划没有完成。但他的精神和行动对当时不重视音乐教育的政府及音乐教育中存在的片面性、盲目性、极端主义等现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热心拯救民间音乐

我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封建统治时期，民间音乐从来不受重视，即使在“五四”新思想风糜的时期，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很少有人过问。“崇洋派”更认为民间的东西低下、落后，不值得花力气。一些民间艺人虽然充满创造力，可他们所处的地位非常低下，对社会的影响力极小。很多优秀民间音乐渐渐失传，刘天华先生力图改变民乐的地位，并首先从学习、传播入手，他指出：“习乐之法有三，曰耳听，曰目视，曰言传。三者虽相辅而行，不可缺一，然难记易忘为耳听之弊，模棱失真为言传之弊，惟目视最为真切。故欧西作曲家，咿唔斗室，一纸谱成，各国乐坛便可发其妙响”（注：引自《梅兰芳歌曲谱·序》（刘天华）。）他在传统工尺谱的基础上加注一些辅助符号，在左边加上近似简谱减时线的直线等等，并向我国民间音乐界大力推广线谱记谱法。他在《音乐杂志》上发表的音乐作品，采用工尺谱与五线谱相对照的形式，此举对推动音乐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收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方面，刘天华先生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直至生命的最后。他在“国乐改进社”文件中制定了严格而完整的方案，如在各地招收致力于民间音乐的社员，调查各地域民间音乐的种类、形式、结构特点；了解各地对国乐和国乐改进的意见及各地学校对中、西乐教学的态度；向社会征集各种民间传统的乐谱、乐器、书籍、文章；计划成立国乐征集图书馆、器乐博物馆等等。这么宏大的计划和任务靠一个自发组织的小小的“国乐改进社”显然是难以完成的，然而刘天华先生就是凭着对我国民族音乐的热爱和顽强的意志，执着地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迈进。他自己经常到各类民间艺人聚集地（如北京天桥杂耍场等）收集记录各类民间音乐，为此曾使他染过多种疾病。他还经常把民间吹打的、街头卖艺的、耍猴的民间艺人请到家中，同他们一起演奏并记录他们的音乐。刘天华先生一生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手稿，其中有《佛曲集》、《安次县吵子会乐谱》、《瀛州古调》、《梅兰芳歌曲集》以及大量的民间锣鼓乐谱、吹打乐谱和民间小曲乐谱。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困难，《音乐杂志》只不定期地出版了十期，且篇幅有限。凝结他多年心血的许多手稿未能及时出版，他去世后，大部分失散。

刘天华先生不辞辛劳地拯救我国的民间音乐，体现了他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也正是受他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音乐家致力于收集、整理我国的民间音乐，诸如《二泉映月》等精品才得以留传于世。

3、积极改进民族乐器

二胡产生于北方少数民族，流传到中原后，许多年过去了，其技法却一直没有大的发展，用途仅局限于民间歌舞、戏曲及宗教音乐的伴奏，还被许多人视为“粗鄙淫荡”或是“叫花子的象征”，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刘天华先生开始学胡时就遭到父亲的严厉斥责，甚至把二胡摔于地上。在后来的学习中，其妻子一开始也不理解，认为是没有出息之举。可刘天华先生认为二胡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挖掘的潜力，他冲破封建的传统意识，坚持不懈地学习，并多方请教，技艺不断长进。1922年，刘天华先生先后被聘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国乐及小提琴教师。由于他教学突出，很快被提升为教授，声誉和地位得以大大提高，他趁机创立专业二胡学科，将流行于民间的这一民族乐器引进了高等学府，使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为现代专业二胡教育奠定了基础。同时刘天华先生结合教学经验，借鉴钢琴和小提琴的技巧，创作了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和十五首琵琶练习曲，初步奠定了这两件乐器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一批富有才干的演奏家，这些演奏家的风格对今天的民乐演奏家影响极大。

在传统的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结构和演奏技巧方面，刘天华先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如把二胡传统的三把位演奏发展到七个把位，规定了固定的定弦音高(d[1]-a[1])和琴码到千斤的基本距离（45厘米左右）；规范了弓法、指法，明确了揉弦、下滑、上滑、颤音、顿音、泛音等技巧的运用规范。在其兄刘半农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了琵琶定位等律计算，确立了琵琶的“六相十三品”，并在传统琵琶品位上安装可以拆卸的半音品位装置等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扩展了二胡、琵琶的演奏技巧，丰富了它们的表现力。

此外，刘天华先生在民族乐器的研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把老乐工请到家中，共同探讨各种民族乐器的传统特点、发音结构原理等，并研究制作了古代的箜篌及一些少数民族乐器。由于他的过早去世，更多的研究项目没有来得及完成，先生去世后，家中还存放着许多用于民族吹管乐器改良的长短不齐的管子。

4、创造性的作品创作

刘天华先生的创作始于1915年，当时他处于丧父、失业、不得志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之中，每天拉奏二胡，渐渐产生了《病中吟》的音调。在后来的艺术道路中，经过广泛地学习和探索，得出了“国乐之今日，有如沙里面藏着的金，必须淘炼出来，才能有用”和“一国的文化，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的认识。（注：引自《国乐改进社缘起》（刘天华），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6月。）他冲破传统的束缚，吸取外来技法进行民族器乐的作品创作，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把西洋技法应用于民族器乐创作的人，掀开了民族器乐发展的新篇章。刘天华先生一生共创作了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一首丝竹合奏曲，还有一些整理的传统乐曲和根据民间小曲改编的独奏曲。

他的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1、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苦闷、彷徨及对理想的追求。如二胡曲《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和琵琶曲《虚籁》；2、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如二胡曲《良宵》、《空山鸟语》、《月夜》、《闲居吟》和琵琶曲《歌舞引》；3、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如二胡曲《光明行》和琵琶曲《改进操》等；4、对理想得不到实现的忧虑与痛苦，如二胡曲《独弦操》等。这些作品的内容不仅表现了刘天华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反映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思想情绪，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心声。其作品的创作技法运用了我国民间常见的核心音调的重复变奏法、自由延伸、模拟等手法，采用以凡代宫、变宫为角的调性游移对比，乐句结构多采用起、承、转、合及合头、合尾等形式。同时巧妙地吸收了西洋技法中的三部曲式、变奏曲式、前奏曲式、进行曲式等结构形式以及移调、转调、离调及各种音程的跳进、大三和弦分解等乐曲发展手法，3/8、12/8节拍的应用等等。

三、大力弘扬刘天华先生的精神

刘天华先生毕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的探索与发展，对中、西音乐有着辩证的认识，既不盲目推崇西洋音乐，同时也能正确对待我国民族音乐的优点和弊端，他开创了全新的创作形式，创作了极具说服力的作品，向世人证明了我国悠久的音乐文化是其他任何形式无法替代的，这既是对“全盘西化论”的有力回击，也给死守陈规的“国粹主义”者以深刻的教育。

我们传统的音乐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社会风貌以及音乐特点，应该得到完整的继承和保存，但它只有发展才会光大，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继承和保存。如果总是强调传统而拒绝新的内容，也无从谈论发展。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音乐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外来音乐形式被我们的音乐文化所吸收融合的事实。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气魄宏大的体现。然而，到十九世纪后期，我们的音乐文化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并受到了西方音乐的挑战，尽管它也并非弱不禁风，但确实有被击败乃至同化的危险。正是刘天华先生的创新形式，使我们民族音乐的民族性得以巩固，后来者在其精神的鼓舞下，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使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文化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当然，后来也有人对刘天华先生的功绩提出质疑，说是“中国就因为有了刘天华，导致我国现在的民族器乐洋不洋，中不中的”，这其实是一种复古思想的再现。刘天华先生的创作形式并非抄袭西洋，而是有选择地借鉴，目的是吸取一些外来的营养增添我们民族音乐的活力。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创作技法基本上以我国的传统为本，这一点，只要对其作品深入了解，就能清楚地体会到。刘天华先生在西洋音乐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他精通西洋音乐理论和多种西洋乐器，小提琴的演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很受托诺夫的赏识。然而他致力于国乐改进，这不能不说是高度的爱国精神。他为了改进国乐，一生都是在贫困和勤奋中度过的。他所付出的劳动是“非一般人所能及的”，对民族音乐的贡献是巨大的。由于他的努力，使古老的音乐形式焕发出了无限生机，尤其是二胡，今天在民族乐器中已是佼佼者，但如果没有刘天华先生的努力，很难想象这门艺术现今会是什么样子，最起码也要落后许多年。

近些年来，我国民族音乐从收集、整理、研究、体系规范到作品的创作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民族器乐的演奏技巧更加多样，有的甚至把西洋的作品移植到民族乐器上演奏，这说明我们的民族乐器不仅能表达我们民族的韵味，也能表达异国的风格，体现出其多样性的功能特点，应该说这是一个尝试性的突破，可它并没有改变我们民族的特性。

历史功绩范文篇4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音乐开始传入我国，后经“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等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初许多音乐志士（如萧友梅、青主、李叔同等）留洋回国后的传播，西方音乐的内容、理论、形式、技法等在我国得以大量地介绍和运用。

西方音乐的传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使我国的民族音乐受到全方位的冲击，但也促使国人对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中国音乐如何发展？二十世纪初对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一是“国粹派”，主张“复兴雅乐，不闻西乐”，对西方音乐采取抵制的态度；第二是“崇洋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只有西洋音乐才是最先进的音乐，甚至把西洋音乐说成是“蓝眼金发的美少女”，而把中国传统音乐说成是“不堪入目的黄脸婆”；第三是包括刘天华先生在内的“中西融合派”，主张“洋为中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出现了大批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他们创办了许多社团，展开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探求。一部分人主张把我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引向西方化的道路。而“国粹派”则死守阵营，拼命维护雅乐，极力主张只有复兴雅乐才是我国音乐的出路。两种势力在当时都各持己见，各行其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天华先生通过认真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承认西方音乐的优势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音乐具有的优良传统及其特色。同时，他也认识到我国的民族音乐面临的境况，主张把西方的长处融合进来，革新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使之与“世界同步”。

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刘天华先生1895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32年在收集民间音乐时染上猩红热而病逝。他在少年时代就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并掌握了一些技能，1910年上中学时开始学习军号，1912年考入上海开明剧社（注：当时演文明戏的团体（以演出西洋内容为主）。），得以更广泛地学习西洋乐器。之后又向著名的民间音乐家周少梅、沈肇洲学胡和琵琶，同时也向众多的民间艺人、和尚、道士等求教，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及欧罗伯学习小提琴，同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范天祥一起学习西洋音乐理论、和声及作曲技法。在学习中，决定选择音乐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立志“改进国乐”。

刘天华先生对“改进国乐”作出的贡献，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1、倡导音乐的普及教育

十九世纪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提出了学校设立音乐课的主张，以及后来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美育”思想，得到社会的拥护，随即产生了“学堂乐歌”，教育机构采用的教学模式是西方的模式，对象以学生、文人、上层人士为主，有“贵族式”的格调。这些做法很难使音乐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此时，刘天华先生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国的音乐教育并非造就几个专门的音乐人才去当教员，去做高等吹鼓手，乃是人人必备的一种养生之具……，要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注：引自《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刘天华），载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28年2月。）深刻地指出了当时音乐教育的局限性，并提倡把音乐普及到社会各阶层。

刘天华先生1915年被聘为常州中学的音乐教师，这一时期，他组建学生课余乐队、丝竹合奏乐队，受到民众称赞，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气。之后他三次发起组织“暑假国乐研究会”，研究探讨我国音乐的状况及如何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等问题，同时号召与会者：“合力工作，以救此国乐残生。”（注：引自《国乐改进社缘起》（刘天华），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6月。）参加研讨会的有学生、教师、民间艺人、和尚等各阶层人士。1927年刘天华先生主持组建“国乐改进社”成功，并创办了《音乐杂志》刊物，发表了许多音乐教育观点、音乐研讨、评论文章。此间，“国乐改进社”的一项任务就是面向社会举办音乐培训学校，刘天华先生提出对学员的学费收得愈低愈好，担任教师的社员不但不给薪水，还得捐资用于办学，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扩大音乐普及教育的影响。刘天华先生还利用业余时间给社会上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层的学员上课，不取分文学费，而自己的孩子因无钱交学费，只好在家中自习钢琴，刘天华先生的学生知道后，以先生周末补课为借给先生学费，帮助先生的孩子去上钢琴课。

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刘天华先生高尚的人格和致力音乐普及教育的崇高精神。他克服困难，多方奔走，招募人才，筹措资金，组建社团，创办刊物，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音乐教育的新路子。然而，没有政府的支持，仅靠几个“穷秀才”来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困难显而易见，以致于刘天华先生的许多计划没有完成。但他的精神和行动对当时不重视音乐教育的政府及音乐教育中存在的片面性、盲目性、极端主义等现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热心拯救民间音乐

我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封建统治时期，民间音乐从来不受重视，即使在“五四”新思想风糜的时期，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很少有人过问。“崇洋派”更认为民间的东西低下、落后，不值得花力气。一些民间艺人虽然充满创造力，可他们所处的地位非常低下，对社会的影响力极小。很多优秀民间音乐渐渐失传，刘天华先生力图改变民乐的地位，并首先从学习、传播入手，他指出：“习乐之法有三，曰耳听，曰目视，曰言传。三者虽相辅而行，不可缺一，然难记易忘为耳听之弊，模棱失真为言传之弊，惟目视最为真切。故欧西作曲家，咿唔斗室，一纸谱成，各国乐坛便可发其妙响”（注：引自《梅兰芳歌曲谱·序》（刘天华）。）他在传统工尺谱的基础上加注一些辅助符号，在左边加上近似简谱减时线的直线等等，并向我国民间音乐界大力推广线谱记谱法。他在《音乐杂志》上发表的音乐作品，采用工尺谱与五线谱相对照的形式，此举对推动音乐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收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方面，刘天华先生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直至生命的最后。他在“国乐改进社”文件中制定了严格而完整的方案，如在各地招收致力于民间音乐的社员，调查各地域民间音乐的种类、形式、结构特点；了解各地对国乐和国乐改进的意见及各地学校对中、西乐教学的态度；向社会征集各种民间传统的乐谱、乐器、书籍、文章；计划成立国乐征集图书馆、器乐博物馆等等。这么宏大的计划和任务靠一个自发组织的小小的“国乐改进社”显然是难以完成的，然而刘天华先生就是凭着对我国民族音乐的热爱和顽强的意志，执着地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迈进。他自己经常到各类民间艺人聚集地（如北京天桥杂耍场等）收集记录各类民间音乐，为此曾使他染过多种疾病。他还经常把民间吹打的、街头卖艺的、耍猴的民间艺人请到家中，同他们一起演奏并记录他们的音乐。刘天华先生一生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手稿，其中有《佛曲集》、《安次县吵子会乐谱》、《瀛州古调》、《梅兰芳歌曲集》以及大量的民间锣鼓乐谱、吹打乐谱和民间小曲乐谱。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困难，《音乐杂志》只不定期地出版了十期，且篇幅有限。凝结他多年心血的许多手稿未能及时出版，他去世后，大部分失散。

刘天华先生不辞辛劳地拯救我国的民间音乐，体现了他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也正是受他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音乐家致力于收集、整理我国的民间音乐，诸如《二泉映月》等精品才得以留传于世。

3、积极改进民族乐器

二胡产生于北方少数民族，流传到中原后，许多年过去了，其技法却一直没有大的发展，用途仅局限于民间歌舞、戏曲及宗教音乐的伴奏，还被许多人视为“粗鄙淫荡”或是“叫花子的象征”，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刘天华先生开始学胡时就遭到父亲的严厉斥责，甚至把二胡摔于地上。在后来的学习中，其妻子一开始也不理解，认为是没有出息之举。可刘天华先生认为二胡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挖掘的潜力，他冲破封建的传统意识，坚持不懈地学习，并多方请教，技艺不断长进。1922年，刘天华先生先后被聘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国乐及小提琴教师。由于他教学突出，很快被提升为教授，声誉和地位得以大大提高，他趁机创立专业二胡学科，将流行于民间的这一民族乐器引进了高等学府，使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为现代专业二胡教育奠定了基础。同时刘天华先生结合教学经验，借鉴钢琴和小提琴的技巧，创作了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和十五首琵琶练习曲，初步奠定了这两件乐器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一批富有才干的演奏家，这些演奏家的风格对今天的民乐演奏家影响极大。

在传统的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结构和演奏技巧方面，刘天华先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如把二胡传统的三把位演奏发展到七个把位，规定了固定的定弦音高(d[1]-a[1])和琴码到千斤的基本距离（45厘米左右）；规范了弓法、指法，明确了揉弦、下滑、上滑、颤音、顿音、泛音等技巧的运用规范。在其兄刘半农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了琵琶定位等律计算，确立了琵琶的“六相十三品”，并在传统琵琶品位上安装可以拆卸的半音品位装置等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扩展了二胡、琵琶的演奏技巧，丰富了它们的表现力。

此外，刘天华先生在民族乐器的研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把老乐工请到家中，共同探讨各种民族乐器的传统特点、发音结构原理等，并研究制作了古代的箜篌及一些少数民族乐器。由于他的过早去世，更多的研究项目没有来得及完成，先生去世后，家中还存放着许多用于民族吹管乐器改良的长短不齐的管子。

4、创造性的作品创作

刘天华先生的创作始于1915年，当时他处于丧父、失业、不得志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之中，每天拉奏二胡，渐渐产生了《病中吟》的音调。在后来的艺术道路中，经过广泛地学习和探索，得出了“国乐之今日，有如沙里面藏着的金，必须淘炼出来，才能有用”和“一国的文化，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的认识。（注：引自《国乐改进社缘起》（刘天华），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6月。）他冲破传统的束缚，吸取外来技法进行民族器乐的作品创作，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把西洋技法应用于民族器乐创作的人，掀开了民族器乐发展的新篇章。刘天华先生一生共创作了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一首丝竹合奏曲，还有一些整理的传统乐曲和根据民间小曲改编的独奏曲。

他的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1、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苦闷、彷徨及对理想的追求。如二胡曲《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和琵琶曲《虚籁》；2、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如二胡曲《良宵》、《空山鸟语》、《月夜》、《闲居吟》和琵琶曲《歌舞引》；3、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如二胡曲《光明行》和琵琶曲《改进操》等；4、对理想得不到实现的忧虑与痛苦，如二胡曲《独弦操》等。这些作品的内容不仅表现了刘天华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反映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思想情绪，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心声。其作品的创作技法运用了我国民间常见的核心音调的重复变奏法、自由延伸、模拟等手法，采用以凡代宫、变宫为角的调性游移对比，乐句结构多采用起、承、转、合及合头、合尾等形式。同时巧妙地吸收了西洋技法中的三部曲式、变奏曲式、前奏曲式、进行曲式等结构形式以及移调、转调、离调及各种音程的跳进、大三和弦分解等乐曲发展手法，3/8、12/8节拍的应用等等。

三、大力弘扬刘天华先生的精神

刘天华先生毕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的探索与发展，对中、西音乐有着辩证的认识，既不盲目推崇西洋音乐，同时也能正确对待我国民族音乐的优点和弊端，他开创了全新的创作形式，创作了极具说服力的作品，向世人证明了我国悠久的音乐文化是其他任何形式无法替代的，这既是对“全盘西化论”的有力回击，也给死守陈规的“国粹主义”者以深刻的教育。

我们传统的音乐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社会风貌以及音乐特点，应该得到完整的继承和保存，但它只有发展才会光大，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继承和保存。如果总是强调传统而拒绝新的内容，也无从谈论发展。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音乐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外来音乐形式被我们的音乐文化所吸收融合的事实。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气魄宏大的体现。然而，到十九世纪后期，我们的音乐文化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并受到了西方音乐的挑战，尽管它也并非弱不禁风，但确实有被击败乃至同化的危险。正是刘天华先生的创新形式，使我们民族音乐的民族性得以巩固，后来者在其精神的鼓舞下，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使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文化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当然，后来也有人对刘天华先生的功绩提出质疑，说是“中国就因为有了刘天华，导致我国现在的民族器乐洋不洋，中不中的”，这其实是一种复古思想的再现。刘天华先生的创作形式并非抄袭西洋，而是有选择地借鉴，目的是吸取一些外来的营养增添我们民族音乐的活力。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创作技法基本上以我国的传统为本，这一点，只要对其作品深入了解，就能清楚地体会到。刘天华先生在西洋音乐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他精通西洋音乐理论和多种西洋乐器，小提琴的演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很受托诺夫的赏识。然而他致力于国乐改进，这不能不说是高度的爱国精神。他为了改进国乐，一生都是在贫困和勤奋中度过的。他所付出的劳动是“非一般人所能及的”，对民族音乐的贡献是巨大的。由于他的努力，使古老的音乐形式焕发出了无限生机，尤其是二胡，今天在民族乐器中已是佼佼者，但如果没有刘天华先生的努力，很难想象这门艺术现今会是什么样子，最起码也要落后许多年。

近些年来，我国民族音乐从收集、整理、研究、体系规范到作品的创作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民族器乐的演奏技巧更加多样，有的甚至把西洋的作品移植到民族乐器上演奏，这说明我们的民族乐器不仅能表达我们民族的韵味，也能表达异国的风格，体现出其多样性的功能特点，应该说这是一个尝试性的突破，可它并没有改变我们民族的特性。“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历史功绩范文篇5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音乐开始传入我国，后经“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等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初许多音乐志士（如萧友梅、青主、李叔同等）留洋回国后的传播，西方音乐的内容、理论、形式、技法等在我国得以大量地介绍和运用。

西方音乐的传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它使我国的民族音乐受到全方位的冲击，但也促使国人对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中国音乐如何发展？二十世纪初对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一是“国粹派”，主张“复兴雅乐，不闻西乐”，对西方音乐采取抵制的态度；第二是“崇洋派”，主张“全盘西化”，认为只有西洋音乐才是最先进的音乐，甚至把西洋音乐说成是“蓝眼金发的美少女”，而把中国传统音乐说成是“不堪入目的黄脸婆”；第三是包括刘天华先生在内的“中西融合派”，主张“洋为中用”。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出现了大批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他们创办了许多社团，展开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探求。一部分人主张把我国音乐的发展方向引向西方化的道路。而“国粹派”则死守阵营，拼命维护雅乐，极力主张只有复兴雅乐才是我国音乐的出路。两种势力在当时都各持己见，各行其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天华先生通过认真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承认西方音乐的优势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音乐具有的优良传统及其特色。同时，他也认识到我国的民族音乐面临的境况，主张把西方的长处融合进来，革新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使之与“世界同步”。

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刘天华先生1895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1932年在收集民间音乐时染上猩红热而病逝。他在少年时代就广泛接触民间音乐，并掌握了一些技能，1910年上中学时开始学习军号，1912年考入上海开明剧社（注：当时演文明戏的团体（以演出西洋内容为主）。），得以更广泛地学习西洋乐器。之后又向著名的民间音乐家周少梅、沈肇洲学胡和琵琶，同时也向众多的民间艺人、和尚、道士等求教，还跟随俄籍教授托诺夫及欧罗伯学习小提琴，同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范天祥一起学习西洋音乐理论、和声及作曲技法。在学习中，决定选择音乐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立志“改进国乐”。

刘天华先生对“改进国乐”作出的贡献，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1、倡导音乐的普及教育

十九世纪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提出了学校设立音乐课的主张，以及后来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美育”思想，得到社会的拥护，随即产生了“学堂乐歌”，教育机构采用的教学模式是西方的模式，对象以学生、文人、上层人士为主，有“贵族式”的格调。这些做法很难使音乐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此时，刘天华先生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国的音乐教育并非造就几个专门的音乐人才去当教员，去做高等吹鼓手，乃是人人必备的一种养生之具……，要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注：引自《向本社执行委员会提出举办夏令音乐学校的意见》（刘天华），载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28年2月。）深刻地指出了当时音乐教育的局限性，并提倡把音乐普及到社会各阶层。

刘天华先生1915年被聘为常州中学的音乐教师，这一时期，他组建学生课余乐队、丝竹合奏乐队，受到民众称赞，在社会上渐渐有了名气。之后他三次发起组织“暑假国乐研究会”，研究探讨我国音乐的状况及如何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等问题，同时号召与会者：“合力工作，以救此国乐残生。”（注：引自《国乐改进社缘起》（刘天华），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6月。）参加研讨会的有学生、教师、民间艺人、和尚等各阶层人士。1927年刘天华先生主持组建“国乐改进社”成功，并创办了《音乐杂志》刊物，发表了许多音乐教育观点、音乐研讨、评论文章。此间，“国乐改进社”的一项任务就是面向社会举办音乐培训学校，刘天华先生提出对学员的学费收得愈低愈好，担任教师的社员不但不给薪水，还得捐资用于办学，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扩大音乐普及教育的影响。刘天华先生还利用业余时间给社会上不同阶层和不同年龄层的学员上课，不取分文学费，而自己的孩子因无钱交学费，只好在家中自习钢琴，刘天华先生的学生知道后，以先生周末补课为借给先生学费，帮助先生的孩子去上钢琴课。

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刘天华先生高尚的人格和致力音乐普及教育的崇高精神。他克服困难，多方奔走，招募人才，筹措资金，组建社团，创办刊物，不断地总结经验，探索音乐教育的新路子。然而，没有政府的支持，仅靠几个“穷秀才”来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困难显而易见，以致于刘天华先生的许多计划没有完成。但他的精神和行动对当时不重视音乐教育的政府及音乐教育中存在的片面性、盲目性、极端主义等现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热心拯救民间音乐

我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封建统治时期，民间音乐从来不受重视，即使在“五四”新思想风糜的时期，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很少有人过问。“崇洋派”更认为民间的东西低下、落后，不值得花力气。一些民间艺人虽然充满创造力，可他们所处的地位非常低下，对社会的影响力极小。很多优秀民间音乐渐渐失传，刘天华先生力图改变民乐的地位，并首先从学习、传播入手，他指出：“习乐之法有三，曰耳听，曰目视，曰言传。三者虽相辅而行，不可缺一，然难记易忘为耳听之弊，模棱失真为言传之弊，惟目视最为真切。故欧西作曲家，咿唔斗室，一纸谱成，各国乐坛便可发其妙响”（注：引自《梅兰芳歌曲谱·序》（刘天华）。）他在传统工尺谱的基础上加注一些辅助符号，在左边加上近似简谱减时线的直线等等，并向我国民间音乐界大力推广线谱记谱法。他在《音乐杂志》上发表的音乐作品，采用工尺谱与五线谱相对照的形式，此举对推动音乐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收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方面，刘天华先生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直至生命的最后。他在“国乐改进社”文件中制定了严格而完整的方案，如在各地招收致力于民间音乐的社员，调查各地域民间音乐的种类、形式、结构特点；了解各地对国乐和国乐改进的意见及各地学校对中、西乐教学的态度；向社会征集各种民间传统的乐谱、乐器、书籍、文章；计划成立国乐征集图书馆、器乐博物馆等等。这么宏大的计划和任务靠一个自发组织的小小的“国乐改进社”显然是难以完成的，然而刘天华先生就是凭着对我国民族音乐的热爱和顽强的意志，执着地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迈进。他自己经常到各类民间艺人聚集地（如北京天桥杂耍场等）收集记录各类民间音乐，为此曾使他染过多种疾病。他还经常把民间吹打的、街头卖艺的、耍猴的民间艺人请到家中，同他们一起演奏并记录他们的音乐。刘天华先生一生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手稿，其中有《佛曲集》、《安次县吵子会乐谱》、《瀛州古调》、《梅兰芳歌曲集》以及大量的民间锣鼓乐谱、吹打乐谱和民间小曲乐谱。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困难，《音乐杂志》只不定期地出版了十期，且篇幅有限。凝结他多年心血的许多手稿未能及时出版，他去世后，大部分失散。

刘天华先生不辞辛劳地拯救我国的民间音乐，体现了他高度的民族责任感。也正是受他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更多的音乐家致力于收集、整理我国的民间音乐，诸如《二泉映月》等精品才得以留传于世。

3、积极改进民族乐器

二胡产生于北方少数民族，流传到中原后，许多年过去了，其技法却一直没有大的发展，用途仅局限于民间歌舞、戏曲及宗教音乐的伴奏，还被许多人视为“粗鄙淫荡”或是“叫花子的象征”，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刘天华先生开始学胡时就遭到父亲的严厉斥责，甚至把二胡摔于地上。在后来的学习中，其妻子一开始也不理解，认为是没有出息之举。可刘天华先生认为二胡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挖掘的潜力，他冲破封建的传统意识，坚持不懈地学习，并多方请教，技艺不断长进。1922年，刘天华先生先后被聘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国乐及小提琴教师。由于他教学突出，很快被提升为教授，声誉和地位得以大大提高，他趁机创立专业二胡学科，将流行于民间的这一民族乐器引进了高等学府，使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为现代专业二胡教育奠定了基础。同时刘天华先生结合教学经验，借鉴钢琴和小提琴的技巧，创作了四十七首二胡练习曲和十五首琵琶练习曲，初步奠定了这两件乐器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一批富有才干的演奏家，这些演奏家的风格对今天的民乐演奏家影响极大。

在传统的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的结构和演奏技巧方面，刘天华先生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如把二胡传统的三把位演奏发展到七个把位，规定了固定的定弦音高(d[1]-a[1])和琴码到千斤的基本距离（45厘米左右）；规范了弓法、指法，明确了揉弦、下滑、上滑、颤音、顿音、泛音等技巧的运用规范。在其兄刘半农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了琵琶定位等律计算，确立了琵琶的“六相十三品”，并在传统琵琶品位上安装可以拆卸的半音品位装置等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扩展了二胡、琵琶的演奏技巧，丰富了它们的表现力。

此外，刘天华先生在民族乐器的研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把老乐工请到家中，共同探讨各种民族乐器的传统特点、发音结构原理等，并研究制作了古代的箜篌及一些少数民族乐器。由于他的过早去世，更多的研究项目没有来得及完成，先生去世后，家中还存放着许多用于民族吹管乐器改良的长短不齐的管子。

4、创造性的作品创作

刘天华先生的创作始于1915年，当时他处于丧父、失业、不得志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之中，每天拉奏二胡，渐渐产生了《病中吟》的音调。在后来的艺术道路中，经过广泛地学习和探索，得出了“国乐之今日，有如沙里面藏着的金，必须淘炼出来，才能有用”和“一国的文化，断然不是抄袭些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的认识。（注：引自《国乐改进社缘起》（刘天华），载《新乐潮》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6月。）他冲破传统的束缚，吸取外来技法进行民族器乐的作品创作，成为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把西洋技法应用于民族器乐创作的人，掀开了民族器乐发展的新篇章。刘天华先生一生共创作了十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一首丝竹合奏曲，还有一些整理的传统乐曲和根据民间小曲改编的独奏曲。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他的作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1、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苦闷、彷徨及对理想的追求。如二胡曲《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和琵琶曲《虚籁》；2、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如二胡曲《良宵》、《空山鸟语》、《月夜》、《闲居吟》和琵琶曲《歌舞引》；3、对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如二胡曲《光明行》和琵琶曲《改进操》等；4、对理想得不到实现的忧虑与痛苦，如二胡曲《独弦操》等。这些作品的内容不仅表现了刘天华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反映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思想情绪，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心声。其作品的创作技法运用了我国民间常见的核心音调的重复变奏法、自由延伸、模拟等手法，采用以凡代宫、变宫为角的调性游移对比，乐句结构多采用起、承、转、合及合头、合尾等形式。同时巧妙地吸收了西洋技法中的三部曲式、变奏曲式、前奏曲式、进行曲式等结构形式以及移调、转调、离调及各种音程的跳进、大三和弦分解等乐曲发展手法，3/8、12/8节拍的应用等等。

三、大力弘扬刘天华先生的精神

刘天华先生毕生致力于民族音乐的探索与发展，对中、西音乐有着辩证的认识，既不盲目推崇西洋音乐，同时也能正确对待我国民族音乐的优点和弊端，他开创了全新的创作形式，创作了极具说服力的作品，向世人证明了我国悠久的音乐文化是其他任何形式无法替代的，这既是对“全盘西化论”的有力回击，也给死守陈规的“国粹主义”者以深刻的教育。

我们传统的音乐作品真实地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社会风貌以及音乐特点，应该得到完整的继承和保存，但它只有发展才会光大，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继承和保存。如果总是强调传统而拒绝新的内容，也无从谈论发展。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音乐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上还出现过许多外来音乐形式被我们的音乐文化所吸收融合的事实。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气魄宏大的体现。然而，到十九世纪后期，我们的音乐文化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并受到了西方音乐的挑战，尽管它也并非弱不禁风，但确实有被击败乃至同化的危险。正是刘天华先生的创新形式，使我们民族音乐的民族性得以巩固，后来者在其精神的鼓舞下，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使中国民族音乐在世界音乐文化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当然，后来也有人对刘天华先生的功绩提出质疑，说是“中国就因为有了刘天华，导致我国现在的民族器乐洋不洋，中不中的”，这其实是一种复古思想的再现。刘天华先生的创作形式并非抄袭西洋，而是有选择地借鉴，目的是吸取一些外来的营养增添我们民族音乐的活力。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创作技法基本上以我国的传统为本，这一点，只要对其作品深入了解，就能清楚地体会到。刘天华先生在西洋音乐方面有着极深的造诣，他精通西洋音乐理论和多种西洋乐器，小提琴的演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很受托诺夫的赏识。然而他致力于国乐改进，这不能不说是高度的爱国精神。他为了改进国乐，一生都是在贫困和勤奋中度过的。他所付出的劳动是“非一般人所能及的”，对民族音乐的贡献是巨大的。由于他的努力，使古老的音乐形式焕发出了无限生机，尤其是二胡，今天在民族乐器中已是佼佼者，但如果没有刘天华先生的努力，很难想象这门艺术现今会是什么样子，最起码也要落后许多年。

近些年来，我国民族音乐从收集、整理、研究、体系规范到作品的创作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民族器乐的演奏技巧更加多样，有的甚至把西洋的作品移植到民族乐器上演奏，这说明我们的民族乐器不仅能表达我们民族的韵味，也能表达异国的风格，体现出其多样性的功能特点，应该说这是一个尝试性的突破，可它并没有改变我们民族的特性。

历史功绩范文篇6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869(2000)03-0063-04

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定，近两年将大学开设的公共理论课《中国革命史》改为《思想概论》。在教学以及同学们反馈的信息中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对于思想还存在着许多错误或者说糊涂的认识。例如：分不清思想与个人思想的含义；不能正确评价的功绩与错误，等等。

为了使当代大学生尽快澄清对于思想认识的误区，加强《思想概论》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认知水平和能力，我认为，在教学中首先应该认识和澄清以下几个问题，从而准确把握思想。

误区之一：思想等同于个人的思想。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理论体系。而个人思想则是指个人的全部思想（包括他的错误思想）。关于这两个概念，在教材中已有论述。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弄清楚，思想首先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中国革命的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中国式的阐释，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同时又成为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是伴随着许多的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的探索和实践，也正是他们集体智慧的合力才是思想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思想并不只是个人的思想。当然，在总结集体智慧并加以理论概括的方面确实作了突出的贡献，所以这一理论成果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思想”。

在阐明这一理论观点时，要向学生讲清楚几个关系。

首先，要讲清楚，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的贡献与其他领导人的贡献的关系，也就是要把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点突出出来。为此，在讲述的时候，针对教材的特点，既要突出的思想，又要注意其他领导者的思想，同时还要突出主创者的地位。根据教材编写的原则，在讲清楚在中国革命实践各个时期的理论贡献的同时，也要突出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贡献。

其次，要注意处理好思想与个人的思想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把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同志个人的思想，把同志的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都置于思想的科学体系之内，那是对思想的扭曲和篡改，只会损害思想。在这里，就有一个坚持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性，就是要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体系，就是要突出思想严格科学规定性的一面，突出思想是真理，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检验过的正确的科学体系。而那些属于个人的，和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言论应该不属于思想的范畴。

误区之二：的理论探索脱节与社会实践。思想是在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正如教材中概括的，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80年中，思想从无到有，从初步形成到日趋成熟，从多方面展开到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若干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到总体上产生历史性飞跃，从比较顺利的条件下的继续发展到复杂环境中的曲折前进，其本身的历史命运始终同党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只有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和中国国情的发展变化中理解、认识思想，才能真正了解它是怎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在一步一步的具体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怎样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的，从而才能真正把握思想的特点和精髓，领会它的精神实质。

同时，还需要让学生理解和认识，思想具有的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优点。从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形成到四五十年代的广范应用，思想的内容和思想体系的建构，都是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而提出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有机结合的过程。

正如研究思想的杨超先生所概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的问题，讲了三次，专门论及了马列主义从来没有专门论及问题。第一次论‘结合’，是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要点是三个：理论、历史、现实。所谓理论，就是必须明确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所谓历史，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一百多年的革命传统；所谓现实，是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了根这个现实。第二次论‘结合’，是在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也讲了三次，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时就说到实事求是了，说共产党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第二次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第三次是《战争和战略问题》，从理论的高度明确了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三个讲话，已经反映出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三大法宝’问题。这一次论‘结合’，也是‘理论、历史、现实’这三个论点，虽然有时讲的次序不同。第三次论‘结合’，以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全党整风的开始。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讲得更充分，他明确指出马列主义必须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次是用哲学的语言作了更深刻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就必然同中国的国情，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长期的武装斗争的实践相结合。……所以说‘结合’是和理论、历史、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注：张素华、边彦军等编著《说不尽的》下册第29～3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版。）

事实上，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除了自觉实现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外，还为了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并没有停留于一般的号召上面，而是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一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使它在形式上中国化，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特点，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等传统思想来阐发和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它在内容上带有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二是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些方法论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理论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当然，晚年的思想由于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或者说不能科学地反映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是在社会实践要求下的理论探索，因而就造成了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完全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而且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理论成果，但是，也有在实践中的曲折发展，这就形成了短期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脱节与偏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教学中一再重申，这些错误的理论已经不属于思想的范畴。而且我们应该把正确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区分开来，把错误的思想和实践排除在思想科学体系之外。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搞清楚，我们不能因为晚年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短期脱节而否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创立思想的过程中，将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自觉结合的这一事实。也就是不能以晚年的短期脱节而掩盖长期的自觉结合。

误区之三：的功绩与错误是量的关系。

关于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的晚年错误，邓小平给我们指出了把握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他在1980年8月的《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中说：“尽管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最伟大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它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的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践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347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邓小平又说：的“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是不正确的。这个错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的。……一九六二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作出了正确评价，奠定了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我认为，要让学生正确理解、认识、评价的功绩与错误，在讲述、学习和讨论中应注重掌握以下两个原则：

首先，的功绩与错误定位的原则。《决议》指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这就是说，的伟大功绩与他的错误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两件事。它们之间既不可颠倒位置又不能同日而语。因为，的伟大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和比拟的。正如邓小平在前面指出的，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所以说，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的错误是无法和他的功绩等量齐观的。

其次，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决议》指出，“因为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思想，同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所掌握的历史的、客观的和《决议》中所说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一致的。所谓历史的，就是要把的功绩和错误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认识和评价。尤其是对晚年错误的认识，更要放在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国际大环境中去认识和理解。应该把一生的活动包括他的功绩与错误放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发展中，以及世界近代现代的历史发展中去认识和理解；所谓客观的，就是不戴有色眼镜，不带感情色彩和不凭主观映象，客观、公正的原则；所谓实事求是的，就是要尊重事实，以客观事实来认识、理解和评价的原则。对于的功绩与错误，既不能以功绩掩盖错误，既不能以功绩掩盖错误，也不能夸大错误而抹杀功绩。这就是我们在评价的功绩与错误的时候应该掌握的主要原则和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历史功绩范文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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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869(2000)03-0063-04

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定，近两年将大学开设的公共理论课《中国革命史》改为《思想概论》。在教学以及同学们反馈的信息中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对于思想还存在着许多错误或者说糊涂的认识。例如：分不清思想与个人思想的含义；不能正确评价的功绩与错误，等等。

为了使当代大学生尽快澄清对于思想认识的误区，加强《思想概论》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认知水平和能力，我认为，在教学中首先应该认识和澄清以下几个问题，从而准确把握思想。

误区之一：思想等同于个人的思想。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的正确的理论体系。而个人思想则是指个人的全部思想（包括他的错误思想）。关于这两个概念，在教材中已有论述。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弄清楚，思想首先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中国革命的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中国式的阐释，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同时又成为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是伴随着许多的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的探索和实践，也正是他们集体智慧的合力才是思想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思想并不只是个人的思想。当然，在总结集体智慧并加以理论概括的方面确实作了突出的贡献，所以这一理论成果才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思想”。

在阐明这一理论观点时，要向学生讲清楚几个关系。

首先，要讲清楚，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的贡献与其他领导人的贡献的关系，也就是要把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点突出出来。为此，在讲述的时候，针对教材的特点，既要突出的思想，又要注意其他领导者的思想，同时还要突出主创者的地位。根据教材编写的原则，在讲清楚在中国革命实践各个时期的理论贡献的同时，也要突出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贡献。

其次，要注意处理好思想与个人的思想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个关系，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把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同志个人的思想，把同志的每一个观点、每一句话都置于思想的科学体系之内，那是对思想的扭曲和篡改，只会损害思想。在这里，就有一个坚持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性，就是要坚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的科学体系，就是要突出思想严格科学规定性的一面，突出思想是真理，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检验过的正确的科学体系。而那些属于个人的，和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言论应该不属于思想的范畴。

误区之二：的理论探索脱节与社会实践。思想是在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理论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正如教材中概括的，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曲折的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的80年中，思想从无到有，从初步形成到日趋成熟，从多方面展开到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若干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到总体上产生历史性飞跃，从比较顺利的条件下的继续发展到复杂环境中的曲折前进，其本身的历史命运始终同党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只有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和中国国情的发展变化中理解、认识思想，才能真正了解它是怎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在一步一步的具体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怎样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的，从而才能真正把握思想的特点和精髓，领会它的精神实质。

同时，还需要让学生理解和认识，思想具有的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优点。从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形成到四五十年代的广范应用，思想的内容和思想体系的建构，都是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而提出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有机结合的过程。

正如研究思想的杨超先生所概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的问题，讲了三次，专门论及了马列主义从来没有专门论及问题。第一次论‘结合’，是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要点是三个：理论、历史、现实。所谓理论，就是必须明确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所谓历史，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一百多年的革命传统；所谓现实，是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了根这个现实。第二次论‘结合’，是在1938年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也讲了三次，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那时就说到实事求是了，说共产党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第二次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观点。第三次是《战争和战略问题》，从理论的高度明确了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三个讲话，已经反映出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三大法宝’问题。这一次论‘结合’，也是‘理论、历史、现实’这三个论点，虽然有时讲的次序不同。第三次论‘结合’，以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这个报告，实际上是全党整风的开始。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讲得更充分，他明确指出马列主义必须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次是用哲学的语言作了更深刻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就必然同中国的国情，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长期的武装斗争的实践相结合。……所以说‘结合’是和理论、历史、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注：张素华、边彦军等编著《说不尽的》下册第29～3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5月版。）

事实上，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除了自觉实现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外，还为了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并没有停留于一般的号召上面，而是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一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使它在形式上中国化，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特点，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等传统思想来阐发和充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它在内容上带有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二是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些方法论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理论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成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当然，晚年的思想由于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或者说不能科学地反映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是在社会实践要求下的理论探索，因而就造成了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的脱节。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完全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而且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的理论成果，但是，也有在实践中的曲折发展，这就形成了短期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脱节与偏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教学中一再重申，这些错误的理论已经不属于思想的范畴。而且我们应该把正确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区分开来，把错误的思想和实践排除在思想科学体系之外。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搞清楚，我们不能因为晚年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短期脱节而否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同时，也不能否认在创立思想的过程中，将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自觉结合的这一事实。也就是不能以晚年的短期脱节而掩盖长期的自觉结合。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误区之三：的功绩与错误是量的关系。

关于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的晚年错误，邓小平给我们指出了把握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他在1980年8月的《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中说：“尽管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最伟大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它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的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践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5～347页。）

邓小平又说：的“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是不正确的。这个错误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的。……一九六二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

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作出了正确评价，奠定了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我认为，要让学生正确理解、认识、评价的功绩与错误，在讲述、学习和讨论中应注重掌握以下两个原则：

首先，的功绩与错误定位的原则。《决议》指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这就是说，的伟大功绩与他的错误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两件事。它们之间既不可颠倒位置又不能同日而语。因为，的伟大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和比拟的。正如邓小平在前面指出的，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所以说，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的错误是无法和他的功绩等量齐观的。

其次，历史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决议》指出，“因为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思想，同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所掌握的历史的、客观的和《决议》中所说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一致的。所谓历史的，就是要把的功绩和错误都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认识和评价。尤其是对晚年错误的认识，更要放在5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国际大环境中去认识和理解。应该把一生的活动包括他的功绩与错误放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发展中，以及世界近代现代的历史发展中去认识和理解；所谓客观的，就是不戴有色眼镜，不带感情色彩和不凭主观映象，客观、公正的原则；所谓实事求是的，就是要尊重事实，以客观事实来认识、理解和评价的原则。对于的功绩与错误，既不能以功绩掩盖错误，既不能以功绩掩盖错误，也不能夸大错误而抹杀功绩。这就是我们在评价的功绩与错误的时候应该掌握的主要原则和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历史功绩范文篇8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873（2000）02—0079—04

胡乔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他长期担任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特殊的岗位和素养使胡乔木对和思想研究有其独到的认识。

粉碎“”后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评价和思想，成为一个在国际国内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课题。“两个凡是”和否定、思想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出现，说明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胡乔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吸收进中央领导层。此后，在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和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才华。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和领导下，胡乔木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反映到了他所主持起草的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在党中央、邓小平主持下由他具体负责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文献中。他在多次谈话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阐述了解决好关于的历史地位和思想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胡乔木反复强调，对的评价应采取谨慎的态度，既要实事求是，又要顾全大局。这个大局就是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党和国家的前途。他指出，对怎么提，“这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1]他告诫人们，全盘否定和思想只能引起思想混乱和政局动荡。“如果我们把这面旗帜丢掉，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2]当然，胡乔木也绝不主张维护的错误。他指出，纠正的错误正是维护的历史地位，正是维护思想的指导作用；纠正过去的失误是为了发展开创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和发展思想以及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胡乔木对理论研究工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他主张思想工作者应站在与错误思潮斗争的最前线，以科学理论批判错误观点，教育人民。他不是一般的理论研究者，而是一位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政治家、党的理论家，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思想理论，常常是通过他的论著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的，因此，他的一些评论、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党中央的有关主张。粉碎“”后的一段时期，不少人在对的评价问题上缺乏清醒的认识，看不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胡乔木从党和国家前途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既宣传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观点，又有自己的精辟理论分析，这对于澄清人们的模糊思想有重要的意义。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忧党忧国的拳拳之心。

从理论上辩证地分析了的功过是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主张，驳斥了一些错误观点和认识。胡乔木一向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他提出“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3]他所说的科学的态度，是指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科学的方法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借鉴和完善那些在历史研究中已被广泛运用的理论和方法。科学的论证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分析、论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他的这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在他对功过是非的评价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既高度评价了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也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他晚年的错误。胡乔木运用其丰富的党史知识，多方面、多角度地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他指出，我们应充分肯定的历史功绩，客观地承认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立下的不朽功勋。他不仅高度评价了从1927年民主革命失败后到新中国成立和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这段时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重大贡献，而且还肯定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某些正确决策，如在党的八大前后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胡乔木还认为，“同志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有许多重大决策，到现在还使我们受益，如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的外交工作的新决策，打开了国际斗争的新天地，现在可以看到它的根本方向是完全正确的。”[4]此外，胡乔木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理论建树也给予高度评价：“同志的大量光辉著作，解释了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也解释了中国革命中如何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同志在建国以后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这些同以前很多光辉著作一样，永远是我党前进的指路明灯。”[5]在充分肯定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严肃地指出了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煽动的对他个人崇拜的狂热；以自己的权力和威信取代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扩大化的阶级斗争以及发动了灾难性的“”等。胡乔木多次谈到随着威信的提高和个人崇拜的推行，从遵守党内民主制度到越来越独断专行的过程，指出：“骄傲自满，个人专断，这种情况根本就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6]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功绩不能替代过失，同样，过失也不能掩盖功绩。胡乔木强调，看待的错误，一定要从全面考虑，恰如其分。其一，应该摆好的错误与的历史功勋的位置。虽然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一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他的功劳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在提到同志还有一些缺点、错误时，应该看到他的功绩要伟大得多。”[7]不能因为他的错误而连他的正确的东西也否定了。其二，对于犯错误的性质、原因、责任的分析也应该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胡乔木指出，虽然犯了错误，但从性质上说，“他确是（至少主要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他在‘’问题上基本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8]的错误与、“”的破坏有本质的不同。对于犯错误的原因、责任，也应具体分析，如关于“”的发动，胡乔木分析指出，有本人的主观原因，同时也有其他客观原因，“‘’的发生有其国内历史原因，也有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否则即无法解释，何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忽然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9]把一切失误的责任都推给一个人不是科学的、辩证的态度。胡乔木指出，对于“”的全局性错误，“同志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10]“我们应该承认，对于国内国外实际情况研究很少，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很少，这不能说是一个人的责任，这是整个党中央，以及我们整体党都应该承担的责任。”[11]在对功过是非的分析上，胡乔木发挥他对中共党史异常熟悉的优势，以大量史实客观地评价了的伟大功绩和所犯的错误。他从历史实际出发，采用历史主义的理性分析方法，把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他，肯定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伟大功绩，同时也不讳言他的错误，而不以现代标准、个人好恶、主观臆测去随意地拔高或贬底。他强调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对于的错误，他也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其性质、原因、责任，使人觉得公证、可信。历史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和多种因素催化的结果。胡乔木在分析中考虑到历史发展的这种全面性，他考察了各种力量、各种因素彼此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是一种综合的、立体的研究。

论述了思想的正确含义及对其应持的科学态度。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影响极大，始终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胡乔木指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着重强调两点：其一，思想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的理论概括。胡乔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长时期内充满了关于是否和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和探索，而为了把两者成功地相结合，就必然要在许多重要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的发展。思想正是两者相结合的最高成果。”[12]对此，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但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现在我们说，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比较合乎历史。”[13]其二，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证明了的思想真理同晚年所犯错误区别开来。有人对的言论搞“两个凡是”，以为凡是说过的话都是真理，只能照搬照抄；还有一些人因为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否认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胡乔木指出，这两种态度都是完全错误的。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的思想里面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完全正确的方面。特别在后半期，有把马克思主义愈来愈简单化的一种倾向，把一些复杂的问题搞得极端简单……”[14]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把洗小孩的水和小孩一块倒掉。”[15]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把“思想”与“的思想”区别开。“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在作这样的说明的时候，我们把同志在晚年所犯的错误抛弃了。抛弃了他的错误的东西不等于连他的正确的东西也要抛弃。”[16]“思想不包括的错误。”[17]“所谓思想，就是的学说。他既然成为一种学说，那么，当然它是有逻辑的，不然怎么能成为学说呢？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18]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的思想体系，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证明了的真理。

胡乔木多次强调对思想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其一，对思想的评价应恰当。胡乔木认为，对思想的作用既不能贬低，也不应夸大。他指出：“思想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它与马列主义的已有的论点相比较又有所不同，有所发展。”[19]但“我们不把思想鼓吹到它应有的程度以外，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思想当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阶段。”[20]胡乔木反对随意地用什么什么思想的提法，“同志在某些方面都有独特研究的，例如军事思想、哲学思想，但是恐怕也不能说在各个方面都有一套系统的完整的思想。”[21]“每个学科都要搞什么什么思想，这是自寻烦恼。不要随意地用什么什么思想的提法，这种宣传没有好处。”[22]“对思想的作用不合理的夸大只会误导人们对它的科学体系的了解与把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其二，充分肯定思想的伟大作用，强调这笔财富不能丢。他指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至少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七年的这三十年胜利的历史，跟思想是不可分的。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23]不讲思想，单讲马克思主义行不行？那也不行。“如果就讲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胜利不了。”[24]“中国革命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那么多的曲折，那么多的牺牲，并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很不容易，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25]这一段时期的著作，正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典范。胡乔木认为，思想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或共产国际的文件所替代不了的。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著作也很难与的著作相提并论。如果我们从坚持思想这道防线退却，那么马克思主义这道防线也就不能坚持，因为思想就是马克思主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因此，“这些著作是决不能丢掉的，这种财富是决不能丢的。”[26]其三，思想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胡乔木始终强调要继续坚持、发展思想。他曾提出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自力更生为主、两条腿走路、两类社会矛盾等，要求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习运用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坚持和发展思想。1993年，胡乔木在与郑惠的谈话中对思想产生的背景有了新的分析。他认为，思想的产生有其国际、国内的需要。在国内，是为了形成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思想统一。更重要的是对国外的一面。苏共一直在把它的影响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提出思想，就是对着苏共的，苏共因而始终拒绝承认思想。胡乔木指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伟大的民族，要革命，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历史证明他们也能够依靠自己。这是中国立国的根基，也是认识中国这样一切问题的立足点。思想正是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胡乔木对思想的这一新论述从一个新的高度说明了思想的重大意义，也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必须正确对待、认真研究、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思想。

胡乔木在各种场合的多次讲话和有关论述中对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鲜明立场，但他不仅仅是给出结论，而是用大量事实和精辟的理论分析告诉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评价。对这个问题，胡乔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有一些思想极有价值，如反对随意用什么什么思想的提法，对思想产生的背景的新分析，对思想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等，都值得我们深思。

胡乔木对的历史地位和思想的论述是对邓小平的有关理论、中央决议、文件观点的阐发，同时也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党史知识。他的这些论述为新时期和思想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开辟了新的境界。更值得指出的是，从他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认识成果，并得到研究方法的启示。这对于我们今天学习、研究思想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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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乔木《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光明日报（京）1990年3月27日。

历史功绩范文篇9

【关键词】邓小平；；科学评价

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如何评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做到正确评价的历史功绩，客观分析晚年的错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教条式对待思想的错误做法和个人崇拜观念依然盛行。另一方面，彻底否定的历史功绩和个人地位的思想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这样的历史关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持起草并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历史决议的方式，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领袖功过是非的评价，进一步肯定了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不但为正确对待历史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中国进一步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的意义。

一、正确评价的重要性

评价“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1]思想是中华民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武器，是指引他们团结奋进的行动指南。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在世界上站立了起来。随后便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开始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原先那种极度贫困落后的面貌。在上述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着不朽的历史功绩。科学评价有着极端的重要性。第一，它关系到党和国家历史奋斗的成就问题。伟大成就和思想理论，是党和人民事业，人民革命斗争的结晶，否定及思想就是在否定党的光辉历史；第二，它关系到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邓小平指出，不提思想，对的功过评价不恰当，势必民心混乱，导致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第三，这关系到全党全中国的发展事业。思想是一个新时代的精神典范和重要基础，它推动中国社会建设发展进入全新的阶段，它是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必须切实维护这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邓小平对的科学评价

（一）实事求是地摆正的功过。实事求是是评价人物的重要原则，邓小平坚持了这一原则来评价，他多次强调：“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2]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邓小平指出，的功绩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他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使中国从战争混乱的年代走向幸福生活的时代，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的智慧结晶，它指引和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奋发图强。晚年所犯的错误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他的过错与“”的罪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邓小平特别指出:所犯之错，是一个整体的过失，而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过去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和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也受到一些不好的风气和思想的影响。也因如此，我们更不能因为一些人借同志所犯的错误之名，否定他的历史功绩，玷污他的崇高形象，丑化思想的旗帜。正如邓小平所言：“对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3]（二）恰如其分评价晚年的错误。邓小平曾说过，评价是需要一个原则的。在谈到批评的错误时，他认为还要加上“恰如其分”四个字，也就是说要更加客观、公正、理性、综合地来研判，不以小见大，不能夸大的错误而忽视了他的成绩。所谓恰如其分，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一方面，切勿把所有责任全揽在身上，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分析党在历史上所犯错误的责任问题时，犯的错误是在历史发展和创新中不可避免又灾难深重的错误，这些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伤痛和苦难，要负主要责任，但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有责任，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是正确的，就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中央一些领导人也应该承担责任，不应该认为所有问题都是一个人提出来的，而无视别的领导在整个过程中所发挥的消极作用。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我们需要总结教训，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分析解读，不能过度批判某一个人，这不仅会抹黑，同时也会抹黑整个党和国家。（三）把思想与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邓小平指出，需要对个人生活、工作、思想方面进行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认识思想。一方面，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它是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出来的理论。也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新的伟大胜利，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长期卓绝奋斗在实践中形成的。晚年的过错就是违背了他提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邓小平将其“智慧的思想”和“晚年错误的思想”作了科学的区分。另一方面强调要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会犯错误，正是这些教训强化了其思想的力量，使其能够发展前进。因此，思想的范围，它并不包括的晚年错误思想，而是思想之外所衍生出的“经验”。邓小平坚决地批评了借口晚年的错误而从根本上否定、否定思想的错误倾向。指出正是因为我们遵循了思想，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思想这面大旗不能弃，否定思想的伟大，我们必将犯更大的历史性错误。显然，对思想的分析一定要客观、全面、深入，这不是仅牵涉到本人的原则问题,也同我们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成立这段辉煌的历史息息相关。

三、历史启示

（一）用唯物主义的态度评价领袖。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要以条件、实践和地点为转移。这就要让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注重历史和事件的统一。人的活动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区别的，不全面把领袖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而是孤立地评价一个人，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必然是荒谬的，在一些人看来，伟大人物的思想、行为、语言都应该是正确和推崇的，这种盲目认同的观念也是以“神”而非“人”的标准来苛求领袖人物。然而，一个人不犯错是不可能的。而后人要做的应该是反思犯错误的根源所在。邓小平对的评价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选择，随着中国发展到一定时期，对历史领袖人物的评价是客观需要的，因为它是处于历史重大转折关头的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最根本的并不是对某个领袖个人的评价，而是是否将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科学务实的态度转入正轨的历史选择，以科学理性评价联系事实为出发点，从其一生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上来说，并受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制约，应当恰当地评价领袖人物的是非功过。在评价的过程中，邓小平立足于党的历史、党当时的历史条件，充分肯定了的伟大历史功绩，客观地评价了，第一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他提出:“对于错误,包括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4]邓小平同时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5]从当时历史复杂的背景和缺乏发展经验的因素来看待的悲剧，我们才可以科学、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有力反驳了针对思想和经历的指责和非议。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研判历史重大人物的功与过，并非是他给后人带来了多少物质需求，而是他们是否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为后人提供了多少新的历史条件和基础。正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真理，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事实,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对同志作出了客观科学的评价，从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领袖人物评价树立了光辉典范。（二）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评价伟人。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去看待的一生，这是客观的选择，邓小平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邓小平站在民族的高度，十分客观地指出：“没有也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哲学家。特里尔曾经说到：只有罗斯福和列宁才能与相提并论。这样的评价并非夸大其词。因为，当我们回顾一生的传奇历史中，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巨大的困难和辉煌般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只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才会孕育这样的奇才、伟人。的思想不是他独有的思想，而是在同中华文化思想和世界文化的汲取中形成的，是关乎国家和人民事业孕育出来的精华。邓小平提出：“必须以国家民族的高度去客观评价本人及其思想，时时刻刻都要铭记在中国历史中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时刻都不能动摇思想的伟大旗帜。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强大力量和伟大旗帜。”（三）无产阶级政党要勇于自我批评。早期，中国古代就有“吾日三省吾身”的思想，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认清自我才能真正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6]伟大领袖曾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7]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维护党的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无产阶级革命家经过无数次重大挫折和反复自我批评，不断完善在革命运动中的问题，不断推动着中国革命胜利走向新征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从事社会发展这一伟大的征途中，错误是难以避免的。这些错误是处于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党的领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然而，观察其犯错根源时，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些失误包括党的领袖所犯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深刻揭露和批评，也就是党进行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那么，我们党和党的领导人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批评和揭露历史伟大领袖的过失呢?对此列宁认为:“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8]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党的领袖威信和思想是必须维护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领袖的“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9]“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10]

参考文献：

[1][2][4][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9,344,301,119.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84.

[6][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

[7]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5.

历史功绩范文篇10

今年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全国各地的纪念活动都陆续展开，如兰州举办了亥革命100周年革命先驱诗词名言书画展；天津史学界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南开大学举办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黄埔论坛；上海影视公司又拍摄了《辛亥革命》，并收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接见等，这一条条新闻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百年之前的岁月。

靠窗坐着，偶尔出神的想想，一个个革命先烈正义凛然的熟悉面孔，一声声激愤人心的爱国口号，一道道饱含沧桑的岁月深沟，都好像把我们带回了从前，一瞬便逝去的时光，在眼睛闭合与睁开的瞬间，犹如隔世。历史的那段记忆，都跟随季节一起流进了脑海最深的那个地方。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以袁世凯上任大总统而结束，虽然它未能将历史的任务完成，但是它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颁布了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其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改变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如此巨大，理应拥有我们的纪念，但是我们大学生究竟该如何去纪念它呢？

首先，我们应该主动走进图书馆，进入百度，通过广泛阅览相关资料让历史客观的重现，并且在不带任何个人主观因素的情况下正确评价它，可以深入地了解其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地位，方能产生一种将其纪念并且传承的主观意识。如果只靠内部人员的宣传将其传递，那只是浪费气力洗刷油彩和涂彩笔墨。这个世界，不该是“前人负责革命、后人负责纪念革命”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