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范文10篇

历史变迁范文篇1

一、白银的广泛使用

在我国古代，金是指一切金属的统称，人们还按照金属颜色的不同，把金属分为“五金”，五金包括：黑铁、青铅、赤铜、白银、黄金。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因为金银的稀缺，有了贵金属的高贵地位。可以说，金的开采之后，才有了银的开采及冶炼，在我国战国时期的史册里，就开始有了对银的记录。由于战国时期不是以白银作为主要货币进行流通，白银更多是起到仪仗、装饰、宝藏等的作用。到了秦始皇时期，秦始皇规定，不能把白银作为货币进行流通，而只能起装饰、宝藏的作用。元狩四年（119），张汤向汉武帝进谏铸造白金币，汉武帝采纳了张汤的建议。白金币由银锡合金铸造而成，在历史上被称为“白金三品”。当时，因为白金币币值太高，出现了许多盗铸者，由于假币与真币真假难辨，致使白金币使用受到很大影响，即便在遭受贬值的情况下仍不受大家欢迎，政府虽然一再维持，但收效甚微，于是，白金币铸造发行一年后就被废除。到了两汉时期，随着中西方的贸易往来，我国有了丝绸之路，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也开创出了华南沿海的贸易路线，于是，亚洲中部地区和西方的金银币流传到了中国。到了隋唐和南北朝时期，在外来金银币的启示下，中国一些达官贵族也开始铸造金银币，作为进贡及赏赐的礼品。宋代和元代，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白银货币开始被广泛使用，政府的主要收入和开支，都是使用白银。由于贸易经济的相互往来，到了明朝中叶，白银在我国被广泛使用，人民群众对白银的需求量增大。在当时，我国白银的来源主要有：

（1）在万历年间，在世界上兴起了一股开矿的浪潮，而明政府由于自身对白银的需求量增大，也开始有了开矿的举动，使得我国白银的产量大大增多；

（2）政府库藏的白银流入市场。明朝前期，政府曾经命令，禁止白银在民间进行流通。后来，由于国外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我国对外贸易得到发展，使得当朝政府不得不解除了禁止使用白银的禁令，禁令解除后，库存的白银在发放俸禄或军饷时流入市场，这些白银对贸易流通进行参与，使得市场上增加了白银数量；

（3）因为国内外银价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又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张，外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使得中国白银数量大大增多，白银、黄金的比价由此受到影响，明清政府为了压低金价，开始推行纸钞，明清政府规定，白银和黄金的比价为4∶1。到了15世纪初，白银和黄金的平均比价则为6∶1，16世纪上半叶，比价则为7∶1，由于中国产生贸易逆差，外国白银不断涌进中国，到了19世纪下半叶，白银和黄金的比价则由原来的8∶1升到10∶1，到崇祯年间上升到13∶1。值得一提的是，银钱比价和金银比价的这种变动，并不是表明市场上的需求减少，这是由于到了明朝后期，黄金成为贵重商品，而白银已经成了主要的流通货币，而铜钱即使在一些交易中被偶尔使用，地位仍然不够显著，所以，白银的比价并不随着黄金、铜钱的比价而变动。由于贸易逆差的出现，国外的白银大量流入我国，也说明了当时我国的商品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国外白银涌入中国，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货币的改革

明朝中后期，白银被大量使用，当时流通的货币还有铜钱等一些货币。到了清朝，铜钱等货币的流通越来越少，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国内外的贸易往来和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大部分都是使用白银，由此，白银逐渐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货币进行流通。那时，在中国流通的货币包括国外的一些货币，也叫白银货币，又叫洋银、洋钱等。到了清朝初期，对外贸易得到持续发展，外国白银流入中国的越来越多。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个自产自销的社会，无需用到外国的一些商品，而外国商人却要到中国买瓷器、茶叶等物品，由于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使用白银，迫使外国商人不得不以白银作为交易的手段，中国出现贸易逆差后，外国商人经常是带着很多白银到中国采购货物。

在当时，从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元种类繁多，其中有墨西哥的“鹰洋”、西班牙的“本洋”以及日本的“龙洋”等，据有关资料记载，流入中国最早的外国银元是西班牙的“本洋”。在明万历年间，也就是16世纪末，就开始出现西班牙商人持“本洋”在我国使用。大家都以为“本洋”是西班牙银元，而实际上“本洋”是由墨西哥制造而成，这是因为“本洋”的表面有双柱，还有西班牙的国王像。在当时，墨西哥的产银在世界排名第一，而墨西哥独立以后，才有了“鹰洋”的出现，由于墨西哥银币的表面刻有栩栩如生的鹰，所以又叫“鹰洋”。墨西哥“鹰洋”的纯色为94%以上，相比于其他外国银元，显得更为纯正。而日本的“龙洋”，由于表面刻有龙的花纹，所以被称为“龙番”或者“龙洋”，在日本“，龙洋”在明治时代曾被广泛使用。然而，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虽然促进了中国商品贸易往来，但也同时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使我国的币种种类繁多，由于每种货币都有它自己流通的范围，使得中国的货币呈现出混乱的局面；第二，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助长了资本主义列强的歪风邪气，甚至对中国进行掠夺与侵略。当然，凡事有弊也有利，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同时也对中国的币制改革起着促进作用。洋钱的流入，使得人民群众把本国的银币跟外国的银币相互对照，发现外国的银币不仅分量具有统一的标准，且制作精巧，方便使用，更重要的是便于计算，所以很受中国人民的喜欢。当朝政府受此影响，也终于下定决心，决定铸造出计量准确，能够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中国银元。于是，光绪十三年（1887），清朝开始有了自铸银元的举动，清朝在自铸中国银元的时候，把明朝铸钱的习惯沿袭下来，并且，为了和最早使用的古钱进行区别，把本朝铸造的铜钱叫做“制钱”。可以说，从明朝到清朝初期，中国都是保持贸易逆差的局面，所以，银元一直被当做主要货币来使用。不过，我国商品如果要对外交易，则是通过国际商家承认的贵金属白银进行交易，所以，中国的贸易逆差使得我国流入了大量的外国白银。但在清朝中后期以后，当我国的人民群众已经习惯把中国白银作为流通货币以后，白银却开始不停地向国外流进，这种局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冲击，也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的对外关系与本国的政治稳定。

历史变迁范文篇2

关键词：侯官村；历史文化；传承与变迁

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的侯官村，是千年古村落，古称“候官市”。她坐落于闽江畔，是闽江流域重要的交通要道。东、西、南被龙台山、华棣山、凤凰岭（赤塘山）三座青山环抱，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历史上侯官村曾作为古候官县的治所，长达160多年。城隍庙、汉镇闽将军庙、镇国宝塔、龙台石塔遗址等文物，见证了古候官县历史的兴衰。2019年，侯官村入选第一批福建省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镇（古村落）”名单，成为福州市唯一入围的古村落。本文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田野调查，走访乡贤老者，以挖掘侯官村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展示侯官千年古村历史风貌，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让更多的人记得住乡愁，带动更多的人关注中国乡村文化。

一、千年古村文脉相承

“侯官”原为“候官”（清朝时“候”均写作“侯”），为汉代时的官名，次于县令。汉朝无诸从诸侯灭秦，又佐汉击楚有功，汉高帝五年（前202）汉封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于东冶（今福州市屏山）。这是福建政区建置史上的第一个县，县治设在今福州鼓楼区屏山东南麓。冶县范围几乎包括了今天福建全境，甚至江西的铅山也在它辖管范围内。据《闽都记》载:“（汉）孝昭元始二年（公元前85年）闽越遗民自立冶县，属会稽南部都尉。光武建武二年（26年）改冶县为候官都尉，仍隶会稽”。东汉建安元年（196年）冶县正式改名候官县，候官作为地名亦由此时开始。侯官作为古县，其管属区域和名称亦不断改变。南朝时，从候官分出的原丰与候官合并为东部候官。隋开皇九年（589年）改东部候官为原丰县，不久更名为闽县，县治在闽都坊内（今东大路省立医院附近）。唐武德六年（623年），再置候官县，县衙搬到现在的上街镇侯官村，地依县名。古代福州以水路交通为主，候官通临江滨，是福州西部的水陆交通和集市贸易中心，商贩云集，热闹非凡。故而，在侯官置县衙无可置疑。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候官因水而兴，也因水而毁。因为它地处闽江下游，是闽江、螺江、乌龙江三江交汇处，所以洪水到来时容易遭到灭顶之灾。据明王应山《闽都记》记载:“侯官市，古县治也。唐武德六年，置县螺江之北。贞元五年为洪水漂没，观察使郑叔则奏移入州城”。民国《闽侯县志》有更详细记载：“侯官故城，在府西北三十里。唐武德中，析闽县重置，治于此，通临江浒。贞元五年，为洪水漂没，八年，迁入郭内。故址侯官市。”从中得知唐贞元八年（792年），因水患严重，观察使郑叔奏请朝廷将县治迁入福州道山路，初名“候官坊”，故址改称为“候官市”。前后算来，唐代在侯官村设县达160多年。到了清代，“候官县”改为“侯官县”，原“候官市”也随之改为“侯官市”。“候官”建制地名究竟何时改为“侯官”？历史上无明文记载，但从方志等史籍载述看，从汉、吴至明代记述“候官”时均用“候”，闽侯县博物馆馆藏明万历间的墓葬“买地券”仍称候官，清初以后皆改称“侯官”。其改字（称）缘由，也无文字记载，只有《闽都记》卷六这样记述：“官贤坊，在候官县街口。旧名候官里，人以候阙日久，更今名。”据此说明，仕宦者忌讳“候官日久”，以为不吉利，故改里名候官为官贤，但并未说明县名“候官”改为“侯官”的缘由，理由应相同。民国元年（1912年），闽县、侯官县合并为闽侯府。民国2年，改为闽侯县，即民谚所说“闽县与侯官领（合并）好”一事。自此，“侯官市”改为“侯官村”至今。民国22年刊本的《闽侯县志》，对涉及闽地名“候”全以“侯”字替代。国家文字委员会与民政部曾联合发文认定：在福州地域的地名中“候、侯”通用，但“侯”仍循旧音读为“候”。《辞海》《四角号码新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等辞书也增加了相应条目，如《辞海》（1999年缩印本）:“候官，旧县名，即侯官。……清以后“候”通作“侯”。侯官千年延续不断的地名传奇，是其成为福建省千年古村的重要依据，因此，有文史专家以“七代不变半毫音，千年只少一笔画”来赞誉这段历史佳话。

二、商贸重镇市井繁华

侯官村地处闽江下游的江滨，自古以来以水上商贸、客船码头著称。唐贞元八年（792年），候官县衙迁入福州城内后，候官虽然失去了县治（城）的政治地位，因其地理位置优势，仍然保持交通和贸易通商的重要地位。百货云集，商旅络绎不绝，市井繁华，被里人和商贩称为“候官市（集市）”。历代在候官市都设有驿站和航运稽查管理等机构，至今码头还设有“上街镇船舶管理站”“闽侯县侯官运输站”。明清时期，候官市被辟为水埠码头，上乡土风物XIANGTUFENGWU游通南平至闽北各地，下游通福州，至马江入海，是旧福州城西部地区极为重要的大集市和货物集散地。侯官周边十里八乡百姓出行要到侯官码头乘坐渡船；福州西行的轮船要在此靠泊运载旅客、装卸货物；渡口有高水位客船码头，作为横江渡船及客班船停靠地。清《侯官县乡土志》记载：“侯官市杂姓四百余户”，成为大集市是理所当然的。明朝礼部尚书曹学佺《游侯官市》诗曰：“解缆已更市，榜歌犹未残。镇村垂桔庙，拍水漂麻竿。日泻帆光淡，江澄塔影寒。驿楼经再宿，亦觉别情难。”诗中反映了作者对古侯官历史地位变迁的惊叹以及旧地重游，再宿驿楼离别时依依不舍的心情。古诗“潮回画歌楫三百只，香满红楼千万家”，也是对侯官古码头热闹场景的生动描述。新中国成立后，侯官村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侯官村成立了运输社、搬运站，办起了闽侯县榨油厂、供销社等企业，发展集体经济。改革开放前，侯官码头依然是南来北往的集贸中心、交通要道。此时码头因水势影响，自然形成了深水码头（镇国宝塔下方）和浅水区（沿江约1000米沙滩）；深水码头停泊大型船只装卸货物，浅水区停泊帆船，上百艘帆船依序排列在沙滩上，颇为壮观。时至今日，“侯官市”“上市”“中市”“下市”古地名仍在使用，在城隍庙旁、乌龙江边，依稀可见古街市模样。

三、杂姓聚居和睦相处

侯官古村因临近水路、码头，交通便利、商业繁荣，相对其他地方生活门路多，因此人口流动量大，搬迁到侯官村的外来人口大部分留得住，长住的住户大多是来自四面八方生意人和他们的后代。清代侯官市就有“杂姓四百余户”（约2000多人口），他们沿袭杂姓聚居传统，大多数村民借助天时地利，或经商做小买卖，或从事水路运输，或靠做“甲哥”（搬运工）营生；还有一些人利用仅有的田地种植果树，以经营柑橘、龙眼干、橄榄、荔枝干等加工业谋生。新中国成立前，侯官市经济状况比其他地方相对好，周边的姑娘都愿意嫁到侯官。民间流传一句话：“嫁了侯官婿，没吃睏也快”（福州方言），意思是嫁到侯官不必起早摸黑务农。侯官村原有上市、中市、下市、过洋厝、后门厝、塍岸、芝山、港里、凤岭9个自然村，新中国成立初期，凤岭自然村（姓氏以邱、范、谢为主）全体搬迁到中市居住。至2018年，侯官村辖有上市、中市、下市、过洋厝、后门厝、塍岸、芝山、港里8个自然村，全村人口900户、3325人，仍沿袭杂姓聚居传统，其中，上市自然村880人，姓氏以吴、陈为主；中市自然村885人，以赵、杨为主；下市自然村475人，以陈、王姓为主；过洋厝自然村165人，以陈姓为主；后门厝自然村380人，以王姓为主；塍岸自然村195人，以刘姓为主；芝山自然村120人，以张姓为主；港里自然村225人，以翁、郑、卞、陈姓为主。时至今日，只有3000多人口的侯官村仍保留20多个姓氏，这在我省村一级行政管理单元中十分罕见。

四、历史胜迹古邑遗风

（一）置县标志—侯官城隍庙。侯官城隍庙位于侯官村华棣山之南，坐北朝南，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城隍庙东侧与汉镇闽将军庙连成一体；西侧有两座铁将军庙和一座八角凉亭，凉亭旁几棵巨榕，枝叶繁盛、遮天蔽日。据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重修城隍庙》记载：“吾乡之祀城隍也，自唐武德中置县而始，厥后县有治。贞元初，邑改，庙仅存焉。”由此可知，城隍庙始建时间与候官置县时间相同，距今已有1397年历史，是置县的标志。城隍庙虽几经修缮，但是唐代带柱础的圆柱、宋代梁柱与木构件等文物，都完整保留下来。1999年10月，侯官城隍庙被列为闽侯县文物保护单位。城隍庙前台阶旁竖立一块石碑，上书金字“城隍庙”，由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题写。紧依该石碑旁另竖立一石碑，上书金字“民辨忠奸”，显示了城隍庙之威严。顺着台阶拾级而上，庙前是铺着大理石的小广场，每年城隍千秋华诞大典就在此举办。进大门是戏台，戏台四根立柱为花岗石打制，上部接木柱，戏台为翘角歇山顶，有圆形七层叠涩藻井。戏台两侧为谯楼，单坡顶，内为双坡藏暗厝。戏台前为天井，条石铺地，前有拜亭；正面两根立柱为花岗石打制，上部接木柱，为歇山顶。拜亭两边为钟鼓楼，单侧飞檐翘角，内塑黑白无常像。钟鼓楼与谯楼相接，后部有楼梯上下谯楼。拜亭之后为大殿（分前后殿），大殿面阔三间，进深五柱，为明代穿斗式减造木架构，双坡顶，两侧各列五尊神像。后殿为双坡顶，有层级天花板，前后殿屋面相接，有天沟。后殿中间奉祀城隍，左右分别为阴阳主宰神像。城隍庙正面大门上方嵌有“唐城隍庙古迹”的青石门额横匾，四周饰以仿木匾棱边框直径约20厘米，此匾为唐天复四年（904年）重修时所制，距今有1100多年历史。庙内还有一副清道光年间重修时的楹联“西土沛恩膏千百载犹蒙感应；南邦资捍卫六一都共仰声灵”，道出了侯官城隍庙的悠久历史以及具有统辖方圆六十一都的祖庙地位。侯官城隍庙文物古迹为侯官村曾是侯官县治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二）汉镇闽将军庙。传说侯官建城隍庙时，地下挖出硋（陶的福州方言）、铁、石三尊神像，将军庙根据其造型塑了三尊神像，即铁将军（红脸将军）、硋将军（金脸将军）、石将军（白脸将军）供奉祭祀。传说三位尊神是闽越王无诸部将。侯官当地百姓却说，此三人系汉武帝派兵征服闽越国时留下来的将军。每年节庆期间，百姓都要抬着三尊将军塑像在村内外巡游。因为当地居民姓氏繁多，各姓氏组织巡游活动时，难免会出现争夺三尊将军塑像现象。基于诸姓和睦相处之愿望，村内长者商定三位将军由上、中、下市分别供奉，上市供的是铁将军，中市供的是硋将军，下市供的是石将军。位于城隍庙东侧的汉镇闽将军祖庙是清代建筑，虽规模不大，但古色古香，距今200多年，是闽侯县文物保护单位。西向二座铁将军庙是现代建筑，高大宏伟，分别于1997年、2009年修建，庙内有许多对联，其中“北望旗山水，东连宝塔山；旗江千人拜，华棣万盏灯”尤其引人瞩目。1996年，汉镇闽将军庙修复时，发现一尊石雕将军像。该像高58厘米，戴盔披甲，双手直握三棱剑，赤脚竖立，一对眼炯炯有神，注视前方，神态威武。神像雕刻刀法冷峻，刻工细腻，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和考古价值，现为闽侯县文物馆所珍藏。将军庙内有一副对联“麒阁威灵安福省，虎堂显赫镇闽疆”，“麒阁”是汉代未央宫中的麒麟阁，专门供奉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大臣像，“虎堂”指“持节将军”的幕府。民间流传有三位将军于大风大浪中拯救过往船只的故事，侯官百姓感念其功德建庙祀之。每逢三位将军诞辰日，百姓必设宴供祀，大办酒席，演闽剧、讲评话。每年农历正月十三至十五，三将军神像分别由上、中、下市开道巡游，各自迎神拜祭。（三）守护神———镇国宝塔。在侯官村北埠，浮镇岐旧码头，临江矗立一座侯官古邑标志性建筑物———镇国宝塔。镇国宝塔与侯官城隍庙同期建造，簇拥着镇国宝塔的是八九棵百年古榕。传说，当年侯官村常受闽江洪水之患，洪涝灾害严重，危及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一游方僧人在观察了浮镇岐的地理位置和水情后，认为此处水下有一条瞎眼龙，经常兴风作浪，致使年年水患祸害民众，建议在此地建造一座宝塔镇住水妖。知县听从游方僧人之言，建起宝塔以震慑水妖。塔以花岗岩为材料，仿木楼阁式建筑，通高6.8米，单层须弥座。宝塔整体雕琢简朴、端庄别致。塔座东面镌刻楷书“镇国宝塔”四字，塔身每层各面均设有神龛，并有浮雕佛像、团窠花卉等图案，四面转角处雕饰大力士。1984年，镇国宝塔维修时，曾出土开元铁钱、铅钱、铜钱、铜镜、舍利子、玛瑙等珍贵文物，全部交由闽侯县文物馆收藏。2013年，镇国宝塔被列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四）侯官地标—龙台石塔。侯官村东向有一座龙台山，是福州市公布的第一批名山保护对象。龙台山上曾有座“凌梅庵”（因年久失修已倒塌），当地人也称龙台山为“凌梅山”。龙台山上有座石塔“龙台山塔”。据《闽都记》记载：“侯官市里社巍峨，有石塔临于江滨，其山龙台”。民国《闽江金山志》中《闽江金山左近疆域全图》标有“龙台山”和“龙台石塔”。据村中乡贤回忆，龙台石塔六角七层，壮观华丽，几经修复，后毁于日寇炮火，石塔遗址尚存。1981年文物普查记载“龙台石塔”四个大字在龙台山塔旁，塔身西面刻铭“皇唐贞观五年八月吉旦”，东面刻铭“旗阳十方大众募建”，北向刻铭“大宋淳熙八年九月吉旦”，南向刻铭“兴乐里信士林居广重修”。石塔旁有棵大樟树，树龄上千年之久。古樟树旁有半边花岗石须弥座，座各面均有一尊坐佛像浮雕。后人集资在古樟树上建造齐天大圣庙，庙内供奉孙、黑、白三位大圣，并在山脚下建造山门及水泥登山小道。20世纪70年代，龙台宝塔遗址被盗墓者破坏，塔基四周被挖掘出2米宽、l米多深的深沟，宝塔内的文物大部分散失，唯有“阿育王铜塔”被追回，现被省博物院收藏。此塔造形精巧，纹饰繁缛，精雕细琢。形似方座烛斗，高约20厘米，塔身刻有“吴越”二字，塔底座浮印覆莲瓣纹，塔座四侧五人盘腿坐状支撑座顶。塔中心凹拱形门内有五人作战场面，门外浮印花纹。四边角各自突起呈仰莲叶瓣形，叶瓣饰有人物图案。正中刹杆为圆柱形，套有七圈圆盘，杆尖雕饰宝珠一颗。从龙台宝塔遗址遗留文物分析可知：该塔始建年间应为盛唐时期，其后经五代闽国、南宋重新修葺而绵延后世。

五、传承城隍民俗文化

城隍信仰自古有之，起初城隍信仰属自然崇拜，所祭之神只是城与隍建筑物本身。汉代，人们把城隍作为独立的人格神予以崇拜和祭祀，城隍信仰从自然神崇拜向人格神崇拜转化。据传楚汉战争时，周苛为刘邦守荥阳被项羽活捉，项羽劝周苛降楚，并许以重用为上将军，封万户侯。周苛不但不降，还反讥项羽决非刘邦对手，项羽盛怒之下将周苛投入油鼎处以烹刑。刘邦建立西汉后，为悼念周苛的忠烈，封他为郡县之神。因此，周苛成为城隍神的始祖。城隍神无固定人物，为人刚正、廉直者死后都可以成为城隍。如上海城隍庙城隍是陈文龙，西安城隍是汉代纪信，杭州城隍则是文天祥，福建都城隍是周苛。中国最早的城隍庙为三国东吴赤乌二年（239年）修建的安徽芜湖城隍庙，福州冶山城隍庙（清代改为福建都城隍庙）仅比它迟43年。侯官城隍庙由冶山城隍庙分灵，奉祀周苛。宋代，城隍成为全国性的神明，福建境内各县城隍庙大多建于宋朝，侯官城隍庙则建于唐武德年间。宋代以后，随着城隍信仰的发展，城隍神从原先城池的保护神，发展为司民之神，掌理“阴、阳”二界，具有司掌人间生死荣辱、立降祸福的职能。信众有疑难之事便到城隍庙祈祷，城隍神成为冥冥世界的父母官，俗称“城隍爷”。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天下城隍一律称“城隍之神”，诏令每个府州县设立城隍庙奉祀，从而城隍庙遍及全国各地。朱元璋曾规定，凡新官上任前必须斋宿城隍庙中致祭设誓，保证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清代沿袭明代制度。城隍神在侯官古村民众中极有影响力，侯官城隍神俨然是众神世界的“地方官”，扮演东道主角色。每有神灵齐出的赛神大会，城隍神须尽地主之谊，除帝王级别的大神外，地方性的小神灵都要服从城隍神管理。城隍信仰成为侯官民众的精神维系，代代相传。每年正月初一，城隍庙均于凌晨开庙，虔诚的香客从四面八方赶来争先上头炷香，祈求消灾袪厄，阖家安康。农历十月初一是周苛诞辰日，都要举行城隍祭拜活动。村民们在城隍庙大办酒席，以三牲大礼供奉城隍爷，祈求风调雨顺，合境平安。有的村民还献戏（闽剧），连续四五天昼夜上演，与十里八乡的村民共度千秋神诞。最隆重的还是每十年的逢甲“普度”（民间的中元节），这是侯官村最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村民从农历十月初十零点开始至十月十五日晚十二点戒荤素食，以超度孤魂野鬼。城隍庙设主坛，各自然村设分坛，从城隍庙请出阴阳司（城隍的第一辅吏）主宰“普度”事宜。左脸为黑色，右脸为白色（或红色、金色）的阴阳司之造像，象征审理阴阳，善恶分明、大公无私。“普度”最后一夜，城隍神巡安场面隆重而热烈，城隍爷出巡，俨然朝廷命官气派。前有马牌击鼓，金锣开道，后有“肃静”“回避”开路牌紧随；接着是高照、执事牌，京鼓、十番、腰鼓队、舞狮队、舞龙队等；然后是端坐八抬大轿中的城隍爷，轿前有执香童子和鬼判引路，轿后簇拥着旌旗飘舞、兵器森列的仪仗队；随后是手捧香炉，身佩香袋的信众队伍。城隍神浩浩荡荡巡视全村每个地方，夹道观众甚多，十分热闹。巡安后，众神灵在信众、鼓乐队的欢送声中回銮安座。为扩大侯官城隍民俗文化品牌的影响力，2019年10月，侯官村成功举办了第八届闽台城隍庙联谊会，以传承闽台城隍信仰文化内涵，彰显两岸城隍信俗同根同源。

参考文献：

1.〔清〕徐景熹主修：乾隆《福州府志》，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点校，海风出版社，2001年7月。

2.〔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点校，海风出版社，2000年8月。

3.〔清〕郑祖庚：《侯官县乡土志》，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点校，海风出版社，2001年7月。

4.〔明〕王应山：《闽都记》，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点校，海风出版社，2001年7月。

5.〔民国〕欧阳英：《闽侯县志》，民国22年（1933年）刻本。

历史变迁范文篇3

关键词:征地补偿;历史变迁;创新探索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是必然趋势,因此土地征收是各个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张全景、王万茂,2003)。在征地过程中如何给予失地农民合理的补偿、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早已成为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回顾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历史变迁,指出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进而阐述了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征地补偿制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暴露出的缺陷。最后研究了几个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的创新探索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关于征地补偿制度的若干改革构想。

一、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历史变迁

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历史变迁,三个阶段的主要政策及其核心内容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12月5日中央政府出台了新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征地制度法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规定首次提出了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概念,强调“评议商定”以及“公平合理”。1958年实施的新《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补偿标准的年限发生变化,补偿范围有所扩大,对补偿费的发放也做了详细规定,并且提出了安置失地农民的问题。这一阶段制度的特点是:补偿标准很低,灵活、不具有强制性,符合当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随后的10年,土地征收制度的发展基本停滞。(柴涛修等,2008)

第二阶段:1982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出台,明确规定了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并对各项费用的补偿标准和补偿主体做出明确规定。1986年6月25日获得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中关于补偿的规定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相同。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则提高了补偿标准,同时还提出了“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补偿原则。在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补偿制度在这种环境下引发了许多问题。

第三阶段:1999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征地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新一轮征地制度改革拉开帷幕。2001年、2002年国土资源部先后共确立19个城市(区)开展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土地管理法》再次修订实施,但未对补偿标准做改动。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指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订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2004年11月3日、2005年7月23日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对《决定》做了补充。2008年9月《土地管理法》修订工作再次展开。在这一阶段,各界已充分认识到“补偿标准低、范围窄”等制度问题,并且积极探索着征地补偿制度的改革方向。

征地补偿制度从建立伊始至今,在补偿内容、标准上都有较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首先,“产值倍数法”的弊端体现在多方面,比如作物年产值的不确定性;倍数法无法体现土地的市场价值以及“涨价归公”的补偿思想无法让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收益;其次,补偿范围过窄且分配方式欠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所拥有的重要权利之一,却未纳入到征地补偿范围中。其他一些国家(地区)还对征地过程中产生的诸如邻接地损失、营业停止等内容进行了补偿。(林玉妹,2005)在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上,据有关专家调查,征地费的约60%为农村集体和农民所得,40%为地方政府所得。(陆红生、韩桐魁,2005)这使得本身就偏低的补偿费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上时已经所剩无几;最后,原则的模糊性:我国征地补偿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是“保证被征地农民能够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这一原则出发点是好的,乍看也合乎情理,但在实践过程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究竟怎样才算是生活水平不降低?用什么来衡量?

二、征地补偿制度的创新探索

经过几年的改革探索,国土资源部确立的试点地区不断完善着其当地的征地补偿机制。各地做法呈现出的普遍特点是:补偿标准有很大提高,更加注重失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一些地区开创了创新的补偿安置办法,如嘉兴的“土地换社保”、温州的“留地安置”以及南海、昆山的“第三种模式”。现选取三个地区介绍其征地补偿制度改革的创新探索。

1、区片综合补偿及规定统一年产值——温州。200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土地征用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提高年产值以及推行区片综合价。2003年4月1日《温州市市区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旧《办法》),规定了补偿的三项原则:(1)采取片区综合补偿标准,区别不同地段,给予不同补偿;(2)区别被征用前的不同地类,给予不同补偿;(3)根据不同的地类依法合理确定年产值。2008年新的《温州市市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获得通过,该办法在征地补偿方面有两方面的改革:第一,区片的划分由原来的三类改为以黄海标高为界划分为两类。实际上,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改善,使得原来划分的三类地区之间差异逐渐减小,而补偿标准不一样的话显失公平。第二,开始实行统一年产值标准。市区统一年产值标准确定为每亩0.2万元。一类区片农用地和二类区片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均采用法定最高标准,达到10倍和20倍,这样每亩土地补偿费达到2万元,安置补助费达到4万元。这一标准综合考虑了温州市区经济发达程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土地区位等因素,且均达到法定最高限,提高了对农民的补偿。

2、以综合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标准——佛山。广东省佛山市于2004年6月23日的《佛山市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测算做出了创新的规定。新的测算方法采用综合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标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再与各具体地块的年产值直接挂钩。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产值倍数法的不合理性。最重要的是新的规定考虑了土地的区位、各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地价的因素,使得计算的补偿费更加接近公平的市场价格。同时,《通知》还明确要求某些经济发达的区域按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高档次的补偿标准,尽可能地提高被征地农民的补偿费。

3、征地补偿费保障长远生活——南京。南京市2000年4月20日颁布的《南京市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和安置办法》(已废)规定:“土地补偿费用依法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2004年4月10日起施行的《南京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改变了这种一次性的支付方式,建立起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从土地补偿费中取出70%,作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其余30%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纳入公积金管理,用于发展生产和公益性事业。同时,2005年9月1日,《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开始实施,其规定政府要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专户。南京市征地补偿分配一改以往的一次性货币支付方式,充分考虑了农民的长远利益,还有效避免了各级政府层层截留补偿费问题的产生。农民能够分享到一定的土地增值收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举措。

三、结论

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土地征收是政府因此代表国家而实行的权利。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诸多缺陷,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因此遭受损失。新的《土地管理法》出台在即,征地补偿标准应逐渐向公平的市场价格转变,做到“同地同价”;同时,应扩大补偿范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补偿项目。完善的征地制度不仅能够实现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还可以保障大批失地农民的生活及其合法权益。这是一个国家法制化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部分。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全景,王万茂.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理论考察及改革思考[J].经济地理,2003.23.6.

历史变迁范文篇4

关键词：北狄乐；历史变迁；流传；华胡音乐交流

“北狄乐”是对北方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音乐的总称，最早见于杜佑《通典》。《通典》曰：“北狄三国。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北狄乐’，皆为马上乐也。”[1]《旧唐书·音乐志》曰：“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2]从《通典》、《旧唐书》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中人名、地名及《古今乐录》的注解可知，“北狄乐”之名是一个函盖极广的概念，时间上函盖了自汉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空间上函盖北方的各民族，是鲜卑、匈奴、羌、氐、羯等各民族的音乐总称。《旧唐书》所列曲名《慕容可汗》，《乐府诗集》载梁鼓角横吹曲《慕容垂歌辞》、《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等当为慕容氏歌曲。《北史·吐谷浑传》载：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是为慕容氏。涉归之在也，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若洛廆追思吐谷浑，作《阿干歌》，徒河以兄为阿干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3]可见，《阿干之歌》为前燕慕容鲜卑的歌曲，与《慕容可汗》当是一个部落的歌曲。《钜鹿公主》当为羌族歌曲。《旧唐书·音乐志》云：“梁有《钜鹿公主歌辞》，似是姚苌时歌，其辞华音，与北歌不同。”[4]《部落稽》当为南部匈奴歌曲。因其国名北周才见于史籍，此歌有可能是北周后产生的。此外，梁鼓角横吹曲中尚有《企喻歌辞》、《琅琊王歌辞》、《高阳乐人歌》三首可考知其族别。《古今乐录》曰：“《企喻歌》四曲，或云后又有二句‘头毛堕落魄，飞扬百草头’。最后‘男儿可怜虫’一曲是苻融诗，本云‘深山解谷口，把骨无人收。’”[5]符融乃前秦符坚之弟，则此曲为氐族歌曲。《琅琊王歌辞》有“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之句，《乐府诗集》引《晋书·载记》曰：“广平公，姚弼，兴之子，泓之弟也。”[6]是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之后。可见，此歌为羌族歌曲。《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魏高阳王乐人所作也。”[7]高阳王即元雍，其事迹《魏书·高阳王传》有载。由此可知，《高阳乐人歌》产生于元魏太和、永安年间，属拓拔鲜卑歌曲。其它尚无可考定的曲调中可能亦有羯族歌曲，因为石勒灭前赵，建立后赵，到冉魏灭赵达三十年之久。

由上可知，《北狄乐》是对汉魏南北朝时期北方鲜卑、匈奴、羌、氐、羯等诸少数民族歌曲的通称，因为中国古代中原汉人多以北狄、西戎、东夷、南蛮蔑称四方少数民族，《唐书·音乐志》因其旧。自唐代始，便以“北狄乐”总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陈）智匠《古今乐录》著录的“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首歌辞是“北狄乐”歌辞的主要文献，现存于《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北狄乐”的发展变迁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一使用母语歌唱时期

东晋十六国前期，亦即北魏代都时期的北方民歌多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歌唱，以描写本民族生活、歌颂民族部落首领和英雄为主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史诗的性质。“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8]其间，慕容鲜卑发展较快，其音乐文化亦最发达。

从《旧唐书》所引曲目看，《土谷浑》、《慕容可汗》二曲，都是歌颂部落首领的歌曲。《阿干歌》则有记载慕容鲜卑历史的史诗性歌曲，所以“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也记载慕容廆“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于歌》（于当为干之讹），……及俊、垂僭号，以为辇后大曲”。[9]《旧唐书·音乐二》云：“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竟不可晓。”[10]关于《阿干歌》产生的具体时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慕容鲜卑音乐论略》认为在西晋太康十年（289）之后。[11]《土谷浑》、《慕容可汗》大概也是前燕初期的歌曲。

拓拔鲜卑代国时期的歌曲称为《簸逻回歌》和《真人代歌》。

《簸逻回歌》隋唐时称之为“大角”。《隋书·音乐志》对大角有详细描述。《新唐书·礼乐志》云：“金吾所掌有大角，即魏之‘簸逻回’。工人谓之角手，以备鼓吹。”[12]可见《簸逻回歌》乃鲜卑军阵之乐。

《魏书·乐志》：“太祖初，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13]

《隋书·音乐志》：“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14]

天兴元年（398），北魏迁都平城，开始着手礼乐建设。从邓彦海奏“杂以《簸逻回歌》”可见，《簸逻回歌》、《真人代歌》是拓拔鲜卑族早期歌曲，歌辞为鲜卑语，产生于代都及以前，在代都时期的宫廷雅乐建设中被引入宫廷音乐机关。如《旧唐书·音乐志》所言：“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15]

《南齐书·魏虏传》：“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16]

可见，“真”是北魏拓跋鲜卑族常用的鲜卑语，至于具体是什么意思则不得而知。

二汉胡杂揉时期

从淝水之战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383-493），即北魏的平城时期。北方经过前秦短暂的统一，淝水之战后，又陷入分裂。公元384-386年间，先后有后秦（羌）、西秦（鲜卑）、后燕（鲜卑）、北魏（鲜卑）、西燕（鲜卑）、后凉（氐）建国，又经东晋刘裕北伐灭后秦、南燕，北魏灭北燕、吐谷浑灭西秦、夏（匈奴），到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匈奴），北方再度统一于北魏拓跋鲜卑族手中。这期间，鲜卑族得到空前发展。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通过吸纳“坞壁”头人入朝为官等措施达到其学习借鉴汉族先进文化之目的，因此，在北方长期的动乱中，汉胡民族的交流与渗透则进一步加强。北魏统治层在国家制度、文化建构等方面大量借鉴吸收汉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还在各行政部门设置翻译官员。从此，北魏鲜卑文化与汉文化开始进入深层的交流与渗透时期。

就音乐言，此期间，开始出现了汉虏杂揉的倾向。一方面，北魏对北方的再度统一，使原来各民族的歌曲都归于北魏，并与北魏的《真人代歌》相融合，统称之为“北歌”。公元397年，拓跋珪定中山，获得后燕乐器，使慕容音乐移到北魏。并于次年“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初步建立起北魏的宫廷音乐。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合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与《真人代歌》。所谓“燕、赵、秦、吴之音”，即慕容燕、石勒赵、符坚秦与江南的音乐。而在这些音乐的基本构成中，就包括西晋流散中原的宫廷雅乐。另一方面，歌辞传唱中，开始有汉语与胡语杂歌的情形。这一点从现存汉胡杂写的歌辞中可探得些许信息。

《古今乐录》：“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雍台》、《扌翕台》、《胡遵》《利丘女》、《淳于王》、《捉搦》、《东平刘生》、《单迪历》、《鲁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来》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17]

就曲目看，《鲁爽》以人命名。据《宋书》、《南史》记载，鲁爽是一名武将，其祖父鲁宗之东晋末年为雍州刺史，后入北仕北魏荆州刺史。其父鲁轨，还有他自己，都先后任过荆州刺史。他“幼染殊俗，无复华风，粗中使酒，数有过失。”[18]得罪魏太武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南奔宋，为司州刺史。其在北魏生活的时期刚好是平城时期，他“幼染殊俗，无复华风”，所以此曲当为平城时期的歌曲。《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二曲，其曲名当是汉胡杂写的。《古今乐录》引《琅琊王歌辞》最后云：“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郭茂倩按语引《晋书·载记》曰：“广平公，姚弼，兴之子，泓之弟也。”[19]《乐府诗集·慕容垂歌辞》解题引《晋书·载记》：“慕容本名垂夬，寻以谶记乃去夬，以垂为名。慕容隽僭号，封垂为吴王，徙镇信都，太元八年自称燕王。”[20]《折杨柳》解题引《唐书·乐志》：“梁乐府有胡吹歌云‘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辞元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枝》是也。”[21]《宋书·五行志》：“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22]

可见，以上歌曲皆产生于燕、魏时期。

三汉胡同化时期

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大量起用汉族文人进入北魏统治阶层，其官制修定、礼仪建立等重大的仪礼文化活动都是在汉族文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在孝文帝全面汉化的过程中，鲜卑族上层人物已经有很深的汉族文化修养，具备用汉族音乐表达其情志的能力。

在音乐上，孝文帝努力追求汉民族音乐的传统：一是收集整理尚存的汉魏古乐；二是改造本民族的民歌，使之进入雅乐系统。

《魏书·高祖纪》：“十有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23]《魏书·乐志》：“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24]

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公元491）《简置乐官诏》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25]

《隋书·音乐上》：“晋氏不纲，魏图将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统万，或得其宫悬，后收其古乐，于时经营是迫，雅器斯寝。孝文颇为诗歌，以勖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骋汉魏，旁罗宋齐，功成奋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扬庙舞，自造郊歌，宣畅功德，辉光当世，而移风易俗，浸以凌夷。”[26]

《洛阳伽蓝记》载：“河间王琛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27]并能使羌人闻之流泪。

《陇上声》本事见于《晋书·载记》：“刘曜围陈安于陇城，安败，南走陕中，……安善于扶接，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及其死，陇上为之歌。曜闻而嘉之，命乐府歌之。”[28]

朝云可能是一名华人歌女，她唱的《团扇歌》、《陇上声》歌辞应该是汉语的。

《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黄淡思歌辞》、《高阳王乐人歌辞》等就是此期歌曲。高阳王为孝文帝之弟元雍，《魏书》有传。

《洛阳伽蓝记》：“高阳王有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娥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火凤舞》。’士康闻此，遂常令徐鼓《绿水》、《火凤》之曲焉。”[29]

在此要说明的是，用汉语改造胡语民歌，使之进入宫廷音乐系统，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民间用鲜卑语歌唱自己本民族的歌曲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普遍的。北魏代都及代都以北广大鲜卑族聚居地区尤其如此。那些没有被汉化的、没有进入宫廷音乐系统的民歌，仍当是用鲜卑语歌唱的，只是文献没有记载而已。这种格局当从北魏末延续到北齐、北周。

除“梁鼓角横吹曲”以外，《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中还保留了几首北朝的歌曲。如《咸阳王歌》、《北军歌》、《郑公歌》、《裴公歌》、《长白山歌》、《敕勒歌》等。《敕勒歌》据《乐府广题》所引是北齐神武攻周玉璧时用于军中的，郭茂倩补充曰：“其歌辞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30]可知，此歌是一首很早的鲜卑族民歌，流传到南方前用北齐语言歌唱，所以长短不齐。《乐府诗集》中存录的歌辞亦长短不齐，由此可以断定这首歌曲传入南方当在北齐或以后。

“北狄乐”分化后，一部分歌曲传到梁代，成为军乐，陈继梁制，未有多大变化，在陈当还有北歌传唱。《古今乐录·地驱歌乐辞》解题曰：“‘侧侧力力’以下八句，是今歌有此曲。最后云‘不可与力’，或云‘各自努力’。”[31]“今歌”当指陈。《陇头流水歌辞》、《隔谷歌》也为陈乐工所提供。《隋书·音乐志》：“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32]

隋统一后，与清商乐一并入隋太乐署，成为鼓吹四部之一，唐因隋制，将四部改成五部。“自隋已后，始以横吹用之卤簿，与鼓吹列为四部，总谓之鼓吹，并以供大驾及皇太子、王公等”[33]。

在北方，“北歌”继续在上层与下层两个空间流传。《隋书·音乐志》：“周太祖发迹关、陇，躬安戎狄，群臣请功成之乐，式遵周旧，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挥文，而《下武》之声，岂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34]《旧唐书·音乐志》：“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传于清乐，人各习其旧风。”[35]以上北齐、北周宫廷音乐中有关北歌的记载说明北歌在北方上层尚一直流传。在民间，特别是鲜卑族聚居区，歌唱北歌也是相当普遍的。《北史·尔朱荣传》：（尔朱荣）“及酒酣耳热，必自匡坐唱虏歌，为《树梨普梨》之曲。见临淮王彧从容闲雅，爱尚风素，固令为敕勒舞。日暮罢归，便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36]《北齐书·徐之才传》：“太宁二年（562）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范为尚药典御，勒令诊侯。内史皆令呼太后为‘石婆’。盖有俗忌，故改名以厌制之。之范出告之才曰：‘童谣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斩冢做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岂有好事？斩冢做媒人，但令合葬自斩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为字‘此’下‘系’，‘綖’者熟，当在四月之中。’之范问靴是何义？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宁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37]

可见，北方民间的虏语歌曲是一直存在的。虽然，在东西魏及北齐、北周时期鲜卑化政治思潮与文化思潮十分明显，但是，并不能以此否定北魏全面汉化与北歌汉语化之历史事实。南北统一后，上层汉语的北歌与民间鲜卑语北歌都进入隋太乐署，但认识鲜卑语歌曲的人已很少了。

从原始的部落歌曲到与汉民族歌曲交融、北魏朝廷制礼作乐过程中的提升改造，再到南朝、北朝的广泛流传，“北狄乐”的发展经历了原创、交融、同化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其中一部分歌曲被改造提升，开始汉化，进入北魏音乐机关，与从西凉所得的汉魏古乐一起成为祭祀、郊庙和朝会享宴音乐的一部分，其歌辞是华语系统；一部分未进入音乐机关，继续在民间流传的歌曲，其歌辞仍为鲜卑语。华化的这部分歌曲因为可以与江南交流，所以在这期间通过战争、外交、民间等各种方式流传到了南方，因此，《乐府诗集》在梁鼓角横吹曲和杂曲歌辞中得以存录北歌歌辞。因为北魏时期传统的鲜卑语歌辞系统在民间一直未断其血脉，所以唐代音乐机关还能见到辞曲均不可晓的鲜卑语歌曲。

参考文献：

[1]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25页。

[2][4][10][15][35]刘煦：《旧唐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71、1072、1072、1072、1040页。

[3][36]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79、1762页。

[5][6][7][17][19][20][21][30][31][33]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3、364、371、362、361、367、328、1212、366、310页。

[8][14][26][32][34]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13、313、286、309、287页。

[9]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第2579页。

[11]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慕容鲜卑音乐论略》，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8页。

[12]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9页。

[13][23][24][25]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28、162、2826、2829页；

[16]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85页。

[18][22]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22、914页。

[27][29]周祖谟校释、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139页。

历史变迁范文篇5

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全球化，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区域经济政治组织在主权国家平台上脱颖而出，欧盟在这方面展示了成功经验，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通过对整个欧洲国家历史进程的反思，既可以看到欧洲走向统一的必然性，也能从欧盟的内部斗争和曲折发展中，看到旧欧洲秩序的影子。“利益至上”、“均势原则”的传统思想发挥的作用，严重障碍着真正统一的“大欧洲”的建立，而同样产生于近代，以合作代替对抗的“欧洲协调”却展现出强劲力量，使我们对欧洲的未来充满希望。

关键词：均势主权国家利益至上欧盟统一

绪论

“欧罗巴”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点，它对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并且有时可以说是主导影响。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无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走上统一道路。

九十年代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快了这一进程。欧盟成立以后，它在强化市场统一的同时，正谋求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同一声音。这里，我试着从欧洲两千多年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谈谈今天欧盟统一下的欧洲格局思想。

本论

奥古斯都大帝的铁骑巡弋三洲，拿破仑军团横亘大陆，欧洲就如古罗马的大竞技场，有着暴力传统，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次大战，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它为核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战争、流血、野心和独裁充斥的欧洲，却始终孕育着将区域文明导向统一的内在精神。

一、无边界的古欧洲，各种文明的杂糅哺育了同质的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塑就欧洲内在的统一精神。

从历史现象看，所有伟大的帝国文明都是建立在强大武力上的，在东征西讨中，奠定帝国辽阔疆域。既已建立，为巩固其秩序，统治者往往又借征服而来的政权和宗教之力将帝国的经济和文化推向一体化，古代欧洲也是这样。

古罗马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血腥战争，建立了囊括地中海为内湖的“大霸国”（1）。经过“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的个人独裁的临时结合体时代。屋大维作为帝国的开创者登上罗马帝国的宝座，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罗马内战结束了。公元1－2世纪，除边疆外，帝国境内广大地区出现了长期所没有的“和平局面”（2）。在罗马力量的强化作用下，“从古代意义来讲，欧洲在公元前后就融成了一个整体”（3）。罗马帝国给它权力所及的地区烙上了深刻的印迹，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屋大维及继承者，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思想带给了被他们称为“蛮族”的欧洲的各类原始民族。罗马人以强大的武力和文化，把欧洲建立为“无邻邦帝国”。

公元二世纪末起，游牧民族，特别是日耳曼人开始入侵，帝国的统一出现危机，以民族迁徙为形式出现的日耳曼部落集团以“汪达尔主义”为代表对奴隶制罗马帝国进行侵扰，以至征服。在征服基础上，罗马与日耳曼的两种制度、两大民族逐步结合起来。至此，在纷乱的欧洲，基督教只好以另一形式延续和维持欧洲文化的一体，欧洲由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过渡。

法兰克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在侵吞罗马版图后，打破旧的帝国秩序，推动着欧洲封建化进程。与此同时，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人，为获得教会支持，使征服合法化，从克洛维到查理，皈依和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教会成为新世界里最大的赢家，它得到世俗统治者捐赠的大量领地，成为最大的封建主；《圣经》也成为欧洲最高法律。但是，教会仍不满足，为建立罗马天主教为领袖的世界帝国，教皇不惜编造言，发动十字军东征，直接隶属于教皇的“神庙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4）力图再次以武力一统西方世界（5）。

同时，在中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尚未确立，没有国家概念上的固定疆域，领土是国王的私有财产，恩格斯说过“欢乐的奥地利，你不用去打仗，赶快结婚去吧”。显然，在这一主导思想下的欧洲，疆域模糊而且混乱，便利了欧洲在世俗和精神分别统一于神圣罗马和罗马教皇，因此，从历史渊源来看，欧洲的政治和精神甚至经济生活方式的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近代欧洲，主权国家思想诞生后，从均势到霸权，从战争到协调，理性指导下的欧洲国际关系，成为欧洲国家相互联系的纽带。

十字军东征，培养了封建主的黩武性格，封建主的世俗欲望，在经济和军事的扩张中不断膨胀，伴随着他们的强大，基督教国走向分裂和衰落。文艺复兴也借古欧洲人的思想精萃力量冲击曾经囊括四方的基督国度；于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目的，摆脱罗马教皇约束的宗教改革在欧洲广泛开展起来。

宗教的民族化（6）的进程推动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英、法、西班牙的国王们以摧毁封建贵族领主势力为代价，相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虽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还遥遥无期，但15世纪末的欧洲基本成了一个“由不同国家构成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基督教国度”。

随着主权民族国家产生，紧接着欧洲面临的是各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的分歧，亚平宁再次成为新欧洲格局的缔造者，一种理性的近代政治秩序逐渐代替崩溃的基督教国来统治欧洲。

（一）主权国家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打破中世纪以来的联姻式的“国家家庭”，开创理性的国际关系。

15世纪中期，意大利形成了五个权力中心，北部的米兰，南部的那不勒斯，中部的教皇国、佛罗伦萨、威尼斯域邦，构成五级格局，形成微型多级世界；阴谋联盟、武装，退出同盟为手段的交往艺术，欧洲各主权国家纷纷效仿，到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相互派驻和接纳常驻使节，建立外交档案，众多常驻使节的存在和活动，加强了欧洲各国联系，把近代欧洲结织成一张国际关系网（7）。为维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近代国际法应运而生，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它们在确认国家主权同时，让各国同样认同国际法地位。

（二）“利益至上“成为主权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外交革命后的国际关系，不再有传统敌人，只有利益。

“我们没有永久有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巴麦尊如此评价国家间关系。这种违背传统结盟，透视出国家利益，在外交史称为外交革命，这也是欧洲理性思想在外交上的体现。

英法七年战争就是这样，这全欧洲性战争，战争的结盟与传统结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奥地利要价太高，英国放弃了传统朋友，转而与普鲁士结盟。普鲁士三面环敌，迫使普鲁士愿意与英妥协，达成同盟。由此奥地利为抵制普鲁士，法国的外交目标是在欧洲孤立英国，当然就要寻找反普同盟，很快与奥地利签订和约，结为同盟，在军事同盟军形成了两个核心。七年英法战争，实质上也是欧洲列强外交冲突的结果（8）。

在欧洲近现代史上，英、法、荷、西班牙的霸权斗争，二战前期英法美的绥靖政策，从本质上讲，都是利益斗争。

（三）在务实外交中，近代欧洲多级世界，均势原则被广泛运用。

从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和二十世纪初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无疑都张扬手着均势原则，曾在一定程度上迎得暂时和平安定，但却付出牺牲小国的代价。

以争夺“遗产”为目的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前，亲法力量上升。按“遗嘱”内容，路易十四的孙子可以继承王位，但不能继承法国王位，即西班牙与法国不能合并，如果法国拒绝这条件，就将王位转让给奥地利，以保持欧洲势力均势。路易十四接受了遗嘱，但又违反不能继承法国王位的规定，表明法国有意合并西班牙，法国的强大，造成了英、奥、荷三国不安，结成同盟，同法国战争（9）。

1814－1815年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为达到欧洲的“长久和平”，俄、英、普、奥操纵下召开维也纳会议，经过激烈争吵，作出限制法国，保证欧洲均势，按大国意志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在分割殖民地和领地时，体现了欧洲大国的“补偿原则”（10）。芬兰从瑞典划给俄国，将挪威划给瑞典进行“补偿”，丹麦失去扫地威，把德意志两小邦国荷尔斯秦因和不勒苏益格，它以大国意愿，以“补偿原则”，保持欧洲均势，英国为了在东、西欧大国间产生一种均势，甚至选择了德国和意大利分裂，使西欧、中欧形成缓冲地带。

（四）历经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当每一战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的政客们试图以合作来代替对抗，此时就会出现“欧洲协调”（11）。路易十四以后的“英、法”为核心的大国协调，拿破仑战争后的神圣同盟体系，都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创始，也是本着这一目的建立的，但在近代欧洲，它不是主流。

三、欧盟使欧洲走向一体化，但在其统一思想的内部却透出欧洲过去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欧洲国际格局的特征。

（一）欧盟的主要历史沿革。

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形成，西欧国家感到要在美、苏两大国间保证自己安全，提升国际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必须密切联系，加强合作。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在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巴黎签订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7年，又签订《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1973年后，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告捷加入欧共体，成员扩大到12个，12国间建立起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创立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

1991年，欧共体马斯特里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生效，欧洲联盟成立。其宗旨指出“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个性”。

此后，欧盟成员国同北向东不断扩大，1993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1999年成功启动欧元这一欧洲统一货币。2002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盟东扩的10国名单，到2004年，欧盟将成为一个拥有25个成员国，4.52亿人口的区域性多国联盟。

（二）欧盟的统一思想，既是欧洲历史传统相近性的现代化产物，更是经济、政治、利益趋同，市场一体化，世界全球化潮流的试点。

第三次科技革命，随着电信、新闻、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和推广，特别是因特网和计算机的平民化带来的信息革命，地球开始变小，文化通过各种媒介传到世界各地，交通工具的发达，人们已不满足狭小的国土空间，于是由于地缘原因和历史所沉淀下来的“大欧洲”思想，欧洲的居民有着近似的民族意识，生活思维方式和相同的本原文化，于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它率先举起统一大旗。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早已突破一国国界，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以获得最大发展。于是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模式迅速兴起，欧盟的兴起最初就基于这一思想。

另外，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列强，已丧失了十九世纪时的“光荣”，不管是世界霸主，还是资本主义世界霸主，都让位他人。但传统的心理，使一些欧洲大国积极筹促。希望重塑昔日国家的辉煌，至少保留昔日“大欧洲”的辉煌。近代以来的理性思维外交告诉他们，要与美国抗衡，就必须统一欧洲，建立一个比美国还要大的统一市场，必须统一政治外交思想，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内务甚至军事等方面全面联合的欧洲。

所以，欧盟的统一，除了地缘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外，现代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特别是交通和信息革命以及市场经济的国际化的共同产物。

（三）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延用着欧洲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欧洲国际格局思想，并影响着欧盟的未来。

第一，欧盟的统一思想，仍保留着主权民族国家和处理国家关系的传统方式。

欧盟的主导的一体化，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在对欧盟的统一思想有两种设想，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将欧盟发展成为一种松散的“国家联盟”，主权仍归各成员国。一种以法、荷为代表，把欧洲发展成一个“联邦制欧洲国家”，弱化国家主权。但不管哪种都仍保留着欧洲近代初期产生的国家主权思想。并且从欧盟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欧盟仍以条约形式，即“欧洲国际法”方式维系各主权成员国，并以会议形式解决着欧盟内部和外部事物。

第二，欧盟成员国仍崇尚“利益至上”原则。可以说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演绎的是利益的统一和对立。

在经济市场的统一上，欧盟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惊人的。10年来，统一的大市场使欧盟国民收入增加了8770亿欧元，创造了250万个就业机会，年经济增长率增加1.8个百分点（12）。随着欧洲一体化深入以及东扩的即将实现，它的GDP将占世界总产值的1/3，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13）。但是，大欧盟的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利益之争。

英国与大陆国家从来就是若即若离，欧盟（欧共体）成立之初，英国出于观望当中，直到后来，实属大势所趋，看到其中利益的确不小时，才加入欧共体，但为了自身利益，到现在，英国仍未加入欧元区。

在去年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布莱尔与法国总理若斯藩，为法国对英国牛肉的禁令闹得沸沸扬扬，一个“直接警告”，一个“视若没见”，让人似乎又看到昔日的英法世仇，其实这正是利益至上的真实写照。

经济尚如此，政治、外交更是如此。

第三，在政治、外交上，“均势”原则仍然沿用于欧盟内外事务。

在利益为本的核心思想指导下，长久以来欧洲列国奉行的“均势原则”并没有因为欧洲走向统一而寿终正寝。相反于里于外都得到了运用，并且它让欧盟的未来变得模糊起来。从欧盟内部看，英、法、德三国关系主宰着近代以来的欧洲。在欧洲的统一进程中，法国和德国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原动力。但在两德统一问题上，英、法政府都对统一后的德国怀有戒心，曾一度打算阻碍德国统一。无独有偶，在今年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英国又走到了法、德对立面，与美国为伍，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声音”的形象落空。同时，在处理整个欧盟与其他大国问题上，这种传统的“均势”思想仍得到运用。比如，欧盟不希望俄罗斯强大，但也不希望俄罗斯衰败（14），在欧盟看来，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首先殃及的是欧洲各国，也不利于欧盟与美国抗衡地位的确立。

第四，在近代外交上出现过的“欧洲协调”，欧盟正担负着把它推向全世界的任务。

今年的对伊战争，欧盟虽然有提出为维持欧洲内部和外部安全，建立一支欧洲的军队的设想，但在外交活动中，欧盟充分地展示着的是以合作代替对抗“欧洲协调”。这可以说是较二战结束以前的最大进步，也是近几十年来欧洲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持续和平发展的重要原因。欧盟本身可以说就是消除欧洲内部对抗变为积极合作的产物。从产生至今，虽矛盾重重，有时甚至举步维艰，但谈判代替对抗，对话代替对立，总是在向前发展。毕竟，欧盟各国在文化、传统、法律方面还是存在差异，欧盟要建立单一市场，就必须以协调观念消除传统对抗思想，这一点，在欧盟东扩中表现得很明显。

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使中东欧入盟国家产生报怨，认为条件过于苛刻，同时，欧盟成员国内也因自身利益出现了反对东扩的声音。但是我们看到，从前期接触，到1993年欧盟向中东欧国家扩大的合法化，从2000年开始的入盟谈判到2002年欧盟轮值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宣布波兰等十国于2004年5月1日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无疑“协调”取得了巨大成功。

除此这外，欧盟在外交上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合作，1993年以来，欧洲理事会在外交上有70次共同立场，涉及了巴尔干半岛到东帝汶，从核不扩散到打击恐怖主义，同期，还有50次采取了共同行动，包括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排雷和因巴尔干和中东发生危机地区派遣特使等（15）。这除了表明欧盟的“一个声音”口号，也表明它的协调机制正在完善和发挥作用。

在国际舞台上，欧盟将和平、合作推广全世界，除加强与美国经济合作关系，也积极致力于巴尔干和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并且与地中海12国签署了《巴塞罗那宣言》，其旨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地区，并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除双边关系外，欧盟与国际组织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发展广泛的多边关系，使身处世界特殊地区的国家也能有效参与全球事务。

结论

可以看出，现代欧洲的统一思想仍延续着近代的欧洲传统，坚持着理性的国际关系及原则。欧盟的统一欧洲过程中，来自主权国家利益，均势原则思想仍普遍存在，障碍着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博尔克斯泰因甚至断言，即使仅仅在经济运作上，欧盟也许永远无法建成象美国那样真正的单一市场。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欧盟的统一思想中，“欧洲协调”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为世界的全球化提供着宝贵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30页；

（2）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54页；

（3）计秋枫的《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4）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下册，54页；

（5）转引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6）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7）计秋枫《略论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8）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9）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0）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1）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12）田帆《欧盟单一市场之路》；

（13）胡荣花《欧盟东扩与欧美贸易关系》；

（14）文汇报《俄罗斯拉紧欧盟的手》，2000年11月2日；

历史变迁范文篇6

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全球化，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区域经济政治组织在主权国家平台上脱颖而出，欧盟在这方面展示了成功经验，取得了重大成就。我们通过对整个欧洲国家历史进程的反思，既可以看到欧洲走向统一的必然性，也能从欧盟的内部斗争和曲折发展中，看到旧欧洲秩序的影子。“利益至上”、“均势原则”的传统思想发挥的作用，严重障碍着真正统一的“大欧洲”的建立，而同样产生于近代，以合作代替对抗的“欧洲协调”却展现出强劲力量，使我们对欧洲的未来充满希望。

关键词：均势主权国家利益至上欧盟统一

绪论

“欧罗巴”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点，它对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并且有时可以说是主导影响。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无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走上统一道路。

九十年代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快了这一进程。欧盟成立以后，它在强化市场统一的同时，正谋求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同一声音。这里，我试着从欧洲两千多年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谈谈今天欧盟统一下的欧洲格局思想。

本论

奥古斯都大帝的铁骑巡弋三洲，拿破仑军团横亘大陆，欧洲就如古罗马的大竞技场，有着暴力传统，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次大战，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它为核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战争、流血、野心和独裁充斥的欧洲，却始终孕育着将区域文明导向统一的内在精神。

一、无边界的古欧洲，各种文明的杂糅哺育了同质的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塑就欧洲内在的统一精神。

从历史现象看，所有伟大的帝国文明都是建立在强大武力上的，在东征西讨中，奠定帝国辽阔疆域。既已建立，为巩固其秩序，统治者往往又借征服而来的政权和宗教之力将帝国的经济和文化推向一体化，古代欧洲也是这样。

古罗马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血腥战争，建立了囊括地中海为内湖的“大霸国”（1）。经过“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的个人独裁的临时结合体时代。屋大维作为帝国的开创者登上罗马帝国的宝座，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罗马内战结束了。公元1－2世纪，除边疆外，帝国境内广大地区出现了长期所没有的“和平局面”（2）。在罗马力量的强化作用下，“从古代意义来讲，欧洲在公元前后就融成了一个整体”（3）。罗马帝国给它权力所及的地区烙上了深刻的印迹，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屋大维及继承者，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思想带给了被他们称为“蛮族”的欧洲的各类原始民族。罗马人以强大的武力和文化，把欧洲建立为“无邻邦帝国”。

公元二世纪末起，游牧民族，特别是日耳曼人开始入侵，帝国的统一出现危机，以民族迁徙为形式出现的日耳曼部落集团以“汪达尔主义”为代表对奴隶制罗马帝国进行侵扰，以至征服。在征服基础上，罗马与日耳曼的两种制度、两大民族逐步结合起来。至此，在纷乱的欧洲，基督教只好以另一形式延续和维持欧洲文化的一体，欧洲由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过渡。

法兰克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在侵吞罗马版图后，打破旧的帝国秩序，推动着欧洲封建化进程。与此同时，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人，为获得教会支持，使征服合法化，从克洛维到查理，皈依和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教会成为新世界里最大的赢家，它得到世俗统治者捐赠的大量领地，成为最大的封建主；《圣经》也成为欧洲最高法律。但是，教会仍不满足，为建立罗马天主教为领袖的世界帝国，教皇不惜编造言，发动十字军东征，直接隶属于教皇的“神庙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4）力图再次以武力一统西方世界（5）。

同时，在中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尚未确立，没有国家概念上的固定疆域，领土是国王的私有财产，恩格斯说过“欢乐的奥地利，你不用去打仗，赶快结婚去吧”。显然，在这一主导思想下的欧洲，疆域模糊而且混乱，便利了欧洲在世俗和精神分别统一于神圣罗马和罗马教皇，因此，从历史渊源来看，欧洲的政治和精神甚至经济生活方式的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近代欧洲，主权国家思想诞生后，从均势到霸权，从战争到协调，理性指导下的欧洲国际关系，成为欧洲国家相互联系的纽带。

十字军东征，培养了封建主的黩武性格，封建主的世俗欲望，在经济和军事的扩张中不断膨胀，伴随着他们的强大，基督教国走向分裂和衰落。文艺复兴也借古欧洲人的思想精萃力量冲击曾经囊括四方的基督国度；于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目的，摆脱罗马教皇约束的宗教改革在欧洲广泛开展起来。

宗教的民族化（6）的进程推动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英、法、西班牙的国王们以摧毁封建贵族领主势力为代价，相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虽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还遥遥无期，但15世纪末的欧洲基本成了一个“由不同国家构成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基督教国度”。

随着主权民族国家产生，紧接着欧洲面临的是各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的分歧，亚平宁再次成为新欧洲格局的缔造者，一种理性的近代政治秩序逐渐代替崩溃的基督教国来统治欧洲。

（一）主权国家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打破中世纪以来的联姻式的“国家家庭”，开创理性的国际关系。

15世纪中期，意大利形成了五个权力中心，北部的米兰，南部的那不勒斯，中部的教皇国、佛罗伦萨、威尼斯域邦，构成五级格局，形成微型多级世界；阴谋联盟、武装，退出同盟为手段的交往艺术，欧洲各主权国家纷纷效仿，到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相互派驻和接纳常驻使节，建立外交档案，众多常驻使节的存在和活动，加强了欧洲各国联系，把近代欧洲结织成一张国际关系网（7）。为维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近代国际法应运而生，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它们在确认国家主权同时，让各国同样认同国际法地位。

（二）“利益至上“成为主权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外交革命后的国际关系，不再有传统敌人，只有利益。

“我们没有永久有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巴麦尊如此评价国家间关系。这种违背传统结盟，透视出国家利益，在外交史称为外交革命，这也是欧洲理性思想在外交上的体现。

英法七年战争就是这样，这全欧洲性战争，战争的结盟与传统结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奥地利要价太高，英国放弃了传统朋友，转而与普鲁士结盟。普鲁士三面环敌，迫使普鲁士愿意与英妥协，达成同盟。由此奥地利为抵制普鲁士，法国的外交目标是在欧洲孤立英国，当然就要寻找反普同盟，很快与奥地利签订和约，结为同盟，在军事同盟军形成了两个核心。七年英法战争，实质上也是欧洲列强外交冲突的结果（8）。

在欧洲近现代史上，英、法、荷、西班牙的霸权斗争，二战前期英法美的绥靖政策，从本质上讲，都是利益斗争。

（三）在务实外交中，近代欧洲多级世界，均势原则被广泛运用。

从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和二十世纪初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无疑都张扬手着均势原则，曾在一定程度上迎得暂时和平安定，但却付出牺牲小国的代价。

以争夺“遗产”为目的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前，亲法力量上升。按“遗嘱”内容，路易十四的孙子可以继承王位，但不能继承法国王位，即西班牙与法国不能合并，如果法国拒绝这条件，就将王位转让给奥地利，以保持欧洲势力均势。路易十四接受了遗嘱，但又违反不能继承法国王位的规定，表明法国有意合并西班牙，法国的强大，造成了英、奥、荷三国不安，结成同盟，同法国战争（9）。

1814－1815年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为达到欧洲的“长久和平”，俄、英、普、奥操纵下召开维也纳会议，经过激烈争吵，作出限制法国，保证欧洲均势，按大国意志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在分割殖民地和领地时，体现了欧洲大国的“补偿原则”（10）。芬兰从瑞典划给俄国，将挪威划给瑞典进行“补偿”，丹麦失去扫地威，把德意志两小邦国荷尔斯秦因和不勒苏益格，它以大国意愿，以“补偿原则”，保持欧洲均势，英国为了在东、西欧大国间产生一种均势，甚至选择了德国和意大利分裂，使西欧、中欧形成缓冲地带。

（四）历经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当每一战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的政客们试图以合作来代替对抗，此时就会出现“欧洲协调”（11）。路易十四以后的“英、法”为核心的大国协调，拿破仑战争后的神圣同盟体系，都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创始，也是本着这一目的建立的，但在近代欧洲，它不是主流。

三、欧盟使欧洲走向一体化，但在其统一思想的内部却透出欧洲过去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欧洲国际格局的特征。

（一）欧盟的主要历史沿革。

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形成，西欧国家感到要在美、苏两大国间保证自己安全，提升国际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必须密切联系，加强合作。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在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巴黎签订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7年，又签订《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1973年后，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告捷加入欧共体，成员扩大到12个，12国间建立起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创立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

1991年，欧共体马斯特里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生效，欧洲联盟成立。其宗旨指出“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个性”。

此后，欧盟成员国同北向东不断扩大，1993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1999年成功启动欧元这一欧洲统一货币。2002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盟东扩的10国名单，到2004年，欧盟将成为一个拥有25个成员国，4.52亿人口的区域性多国联盟。

（二）欧盟的统一思想，既是欧洲历史传统相近性的现代化产物，更是经济、政治、利益趋同，市场一体化，世界全球化潮流的试点。

第三次科技革命，随着电信、新闻、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和推广，特别是因特网和计算机的平民化带来的信息革命，地球开始变小，文化通过各种媒介传到世界各地，交通工具的发达，人们已不满足狭小的国土空间，于是由于地缘原因和历史所沉淀下来的“大欧洲”思想，欧洲的居民有着近似的民族意识，生活思维方式和相同的本原文化，于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它率先举起统一大旗。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早已突破一国国界，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以获得最大发展。于是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模式迅速兴起，欧盟的兴起最初就基于这一思想。

另外，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列强，已丧失了十九世纪时的“光荣”，不管是世界霸主，还是资本主义世界霸主，都让位他人。但传统的心理，使一些欧洲大国积极筹促。希望重塑昔日国家的辉煌，至少保留昔日“大欧洲”的辉煌。近代以来的理性思维外交告诉他们，要与美国抗衡，就必须统一欧洲，建立一个比美国还要大的统一市场，必须统一政治外交思想，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内务甚至军事等方面全面联合的欧洲。

所以，欧盟的统一，除了地缘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外，现代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特别是交通和信息革命以及市场经济的国际化的共同产物。

（三）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延用着欧洲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欧洲国际格局思想，并影响着欧盟的未来。

第一，欧盟的统一思想，仍保留着主权民族国家和处理国家关系的传统方式。

欧盟的主导的一体化，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在对欧盟的统一思想有两种设想，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将欧盟发展成为一种松散的“国家联盟”，主权仍归各成员国。一种以法、荷为代表，把欧洲发展成一个“联邦制欧洲国家”，弱化国家主权。但不管哪种都仍保留着欧洲近代初期产生的国家主权思想。并且从欧盟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欧盟仍以条约形式，即“欧洲国际法”方式维系各主权成员国，并以会议形式解决着欧盟内部和外部事物。

第二，欧盟成员国仍崇尚“利益至上”原则。可以说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演绎的是利益的统一和对立。

在经济市场的统一上，欧盟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惊人的。10年来，统一的大市场使欧盟国民收入增加了8770亿欧元，创造了250万个就业机会，年经济增长率增加1.8个百分点（12）。随着欧洲一体化深入以及东扩的即将实现，它的GDP将占世界总产值的1/3，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13）。但是，大欧盟的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利益之争。

英国与大陆国家从来就是若即若离，欧盟（欧共体）成立之初，英国出于观望当中，直到后来，实属大势所趋，看到其中利益的确不小时，才加入欧共体，但为了自身利益，到现在，英国仍未加入欧元区。

在去年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布莱尔与法国总理若斯藩，为法国对英国牛肉的禁令闹得沸沸扬扬，一个“直接警告”，一个“视若没见”，让人似乎又看到昔日的英法世仇，其实这正是利益至上的真实写照。

经济尚如此，政治、外交更是如此。

第三，在政治、外交上，“均势”原则仍然沿用于欧盟内外事务。

在利益为本的核心思想指导下，长久以来欧洲列国奉行的“均势原则”并没有因为欧洲走向统一而寿终正寝。相反于里于外都得到了运用，并且它让欧盟的未来变得模糊起来。从欧盟内部看，英、法、德三国关系主宰着近代以来的欧洲。在欧洲的统一进程中，法国和德国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原动力。但在两德统一问题上，英、法政府都对统一后的德国怀有戒心，曾一度打算阻碍德国统一。无独有偶，在今年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英国又走到了法、德对立面，与美国为伍，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声音”的形象落空。同时，在处理整个欧盟与其他大国问题上，这种传统的“均势”思想仍得到运用。比如，欧盟不希望俄罗斯强大，但也不希望俄罗斯衰败（14），在欧盟看来，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首先殃及的是欧洲各国，也不利于欧盟与美国抗衡地位的确立。

第四，在近代外交上出现过的“欧洲协调”，欧盟正担负着把它推向全世界的任务。

今年的对伊战争，欧盟虽然有提出为维持欧洲内部和外部安全，建立一支欧洲的军队的设想，但在外交活动中，欧盟充分地展示着的是以合作代替对抗“欧洲协调”。这可以说是较二战结束以前的最大进步，也是近几十年来欧洲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持续和平发展的重要原因。欧盟本身可以说就是消除欧洲内部对抗变为积极合作的产物。从产生至今，虽矛盾重重，有时甚至举步维艰，但谈判代替对抗，对话代替对立，总是在向前发展。毕竟，欧盟各国在文化、传统、法律方面还是存在差异，欧盟要建立单一市场，就必须以协调观念消除传统对抗思想，这一点，在欧盟东扩中表现得很明显。

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使中东欧入盟国家产生报怨，认为条件过于苛刻，同时，欧盟成员国内也因自身利益出现了反对东扩的声音。但是我们看到，从前期接触，到1993年欧盟向中东欧国家扩大的合法化，从2000年开始的入盟谈判到2002年欧盟轮值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宣布波兰等十国于2004年5月1日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无疑“协调”取得了巨大成功。

除此这外，欧盟在外交上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合作，1993年以来，欧洲理事会在外交上有70次共同立场，涉及了巴尔干半岛到东帝汶，从核不扩散到打击恐怖主义，同期，还有50次采取了共同行动，包括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排雷和因巴尔干和中东发生危机地区派遣特使等（15）。这除了表明欧盟的“一个声音”口号，也表明它的协调机制正在完善和发挥作用。

在国际舞台上，欧盟将和平、合作推广全世界，除加强与美国经济合作关系，也积极致力于巴尔干和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并且与地中海12国签署了《巴塞罗那宣言》，其旨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地区，并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除双边关系外，欧盟与国际组织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发展广泛的多边关系，使身处世界特殊地区的国家也能有效参与全球事务。

结论

可以看出，现代欧洲的统一思想仍延续着近代的欧洲传统，坚持着理性的国际关系及原则。欧盟的统一欧洲过程中，来自主权国家利益，均势原则思想仍普遍存在，障碍着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博尔克斯泰因甚至断言，即使仅仅在经济运作上，欧盟也许永远无法建成象美国那样真正的单一市场。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欧盟的统一思想中，“欧洲协调”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为世界的全球化提供着宝贵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30页；

（2）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54页；

（3）计秋枫的《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4）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下册，54页；

（5）转引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6）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7）计秋枫《略论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8）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9）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0）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1）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12）田帆《欧盟单一市场之路》；

（13）胡荣花《欧盟东扩与欧美贸易关系》；

历史变迁范文篇7

从建国以后到结束的近30年间，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活动所形成的传统范式，主要是一种单向度的政府选择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国家中心与行政机关中心。因此，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目标选择就是政府选择，价值目标的实现就是党和政府意志的贯彻执行。教育的价值目标从确立到实施都是通过政府的强制机制来实现的。高等教育活动的计划、资源配置、过程管理、教育服务的提供等全部由政府负责。这一时期在我国教育领域，一方面面临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大量人才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则面临着使劳动人民充分享受教育权利的现实任务。因此，当时教育政策的两大目标或者价值取向，一是培养国家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大量人才，二是为工农大众服务，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2］。显而易见，这是当时教育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宏观战略目标，在这个根本的价值目标指导下，一方面国家选择了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实行了贯彻阶级路线的政策导向。首先，效率优先价值目标的选择及实施。国家经济要尽快地恢复与发展并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这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就要优先发展高等教育。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3］据统计，1953—1963年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约占国家教育投资总额的30%，而在大多数国家和正常情况下，这一比例应该不高于20%［4］。为了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教育部提出“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195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院系调整，主要是强化工科，建立了大量的工学院。其次，贯彻阶级路线的政策导向及实施。“为工农大众服务，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也是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高校招生政策向工农大众倾斜，后期发展为“阶级路线”政策。这一时期，从工农干部和革命干部可以优先录取、政治保送，到高校招生贯彻阶级路线、政治挂帅，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再到期间高校停了5年恢复招生后取消文化考试，招收初中毕业即可、但需经两年以上劳动锻炼或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于是，“效率优先”让位于贯彻阶级路线，高等教育领域不再顾及效率和教育质量。这个时期，一方面，在效率优先、贯彻阶级路线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下，高等学校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组建和新建了许多单科性的工科院校，并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培养了大量的国家建设急需的高质量专门人才，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国家实行政治优先、面向工农的高校招生政策，满足了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扩大了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机会，从制度上保证了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利。另一方面，虽然教育公平一直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选择，但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理论氛围下，对教育公平的理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贴上政治标签，并打上时代烙印，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高等教育社会排斥问题。优先发展高等教育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教育政策，体现了对“效率”的注重，排斥了普通教育的发展。而院系调整的政策更是对短期效益的追求，优先发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工科专业和工科院校，拆散综合性大学，建立大量的工学院，强化了工科，削弱了文科，严重排斥了短期内对经济帮助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我国就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这影响了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融合，阻碍了学校水平的提高，良好的人文科学环境被破坏。1949年，工科院校为28所，占13．7%;而1953年院系调整基本结束以后，工科院校增加为38所，占21．0%;到了1965年，工科院校猛增为127所，占当时高校总数的29．3%。这一时期最严重的高等教育社会排斥是高校招生政策所导致的政治排斥。前17年的高校招生政策，保证广大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利，是以限制和排斥非劳动人民家庭子女的教育权为代价的，随着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日益严重，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高校要为工农大众开门”、“工农群众优先录取”的“血统论”政策演变成为歧视性的“阶级路线政策”。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社会排斥，基本上都是显性社会排斥，即通过明确的制度、政策等将一部分人排除于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权利之外。在传统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中，国家中心的视角在社会结构中突出政治领域的价值，教育公平实际上只是阶级内公平，阶级内大众主义，从而导致高等教育领域严重的政治排斥，并且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既没有体现公平，也失去了效率。

二、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的变迁及价值目标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其政策活动范式也开始了转变，即由单向度的政府模式逐步转变为政府一元主导，市场、社会、学校等多元并存模式。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的变迁，首先是公共教育权力的变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问题，这意味着我国高校管理权的下放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一方面，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放权，原先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权适度地向地方政府和学校下放;另一方面，它又是由内而外的权力转移，高等教育管理权由体制内部分地转到体制外。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的变迁，既带来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和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又导致了高等教育政策价值目标多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带来了价值目标实现过程中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多方博弈。从国家来说，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宏观战略目标是:为适应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高民族素质，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显而易见，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标。在教育领域公平与效率之价值目标是永恒的主题，然而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总是两难的选择，公共教育权力的变迁给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及其关系带来新的涵义。随着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政策的活动范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高等教育政策价值目标从精英主义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效率优先”特征明显。首先，恢复高考制度，择优录取，以知识标准取代政治标准，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重新确立，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竞争制度环境重新建立，从而保证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效率的提高。其次，高等教育公共权力逐步下放和转移，使高校有了一定的招生自主权，社会也有了办高等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不仅拓宽了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缓解了办学经费的紧张与不足，也使更多有志青年一圆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之梦。再次，1999年以后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这对加快高等教育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度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迅速造就规模宏大的专门人才队伍，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第四，在此期间为了“出好人才”，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了重点大学制度。1978年2月国务院转发了当时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院校的报告》，决定恢复原有的64所重点高校，并适当增加数量，使全国重点大学增至88所。到1981年底，又增至96所。此后国家确立了几所重点大学作为国家“七五”、“八五”重点投资的学校，由此，拉开了“重点大学重点建设项目”工作的序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两次确立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即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核心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从教育公平方面来说，教育具有公益性。我国《教育法》也明确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5］实现教育公平一直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选择。高等教育政策关于教育公平的价值目标主要在两个层次实现:第一层次是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公平;第二层次是教育资源分配和提供教育服务的公平。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的公益性是通过由政府垄断公共教育，利用政府的强制机制来实现的，因此垄断公共教育使教育的公益性成为教育活动的一个必然结果。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既可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也可能具有私人物品的属性。在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利用市场机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提高现有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是一种应然的选择。但是市场机制介入高等教育领域却给实现教育公平带来新的问题，其将导致追求公益与追求私益并存，因此公共政策对利益主体间关系的调整要比计划经济时代面对更多的冲突和矛盾。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及其价值追求越来越多地影响决策主体的选择和决策过程。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高等教育政策逐步消除了以往的排斥性政策，如家庭出身、年龄、婚姻等，在教育公平价值目标实现的第一层次重视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公平，在第二层次致力于教育资源分配和提供教育服务的公平。但是在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和矛盾中，特别是在追求公益还是私益的博弈中，高等教育政策价值目标由观念系统到行为系统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由于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参与、渗透和影响，使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分配和提供教育服务无法做到公正公平，严重损害了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高等教育领域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转型时期高等教育不平等，主要表现为隐形社会排斥，即在一些看似平等的高等教育政策规定之下，却因为文化传统、金钱、权势或政策规定执行过程中执行者的原因而造成某些群体在参与高等教育的活动中遭受到实际的不公正。比较突出的有高校扩招政策、重点大学制度和高考加分政策。高校扩招政策，一方面扩大高校招生规模，迅速培养规模宏大的专门人才队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度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加快了高等教育发展。另一方面，高校扩招政策导致了高等教育社会排斥，过高的学费，导致大学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生”阶层，排斥了低收入居民和贫困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还带来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在国家重点高校，具有较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而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所占份额逐渐减少。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聚集了较多的农村学生，同时，也集中了较多的高校贫困生。重点大学制度亦是有利有弊。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科学技术以及高级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国家先后两次确立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核心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是重点大学制度也带来一定的高等教育社会排斥问题。首先，重点大学制度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其次，重点大学制度逐渐形成了新的高校分级制度;最后，重点大学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东西部之间、地区之间高等教育的差距。作为公共政策的高考加分制度是为维护教育的公平与公正而出台的，其初衷一是照顾“老、少、边、穷”教育相对薄弱地区的考生，二是对有特长的学生、有贡献的家庭考生予以奖励，从而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正义，鼓励学校和家长培养学生的专长，引导学生发挥特长，促进教育全面发展。但是，在现实中，高考加分政策的执行违背了初衷，滋生了教育腐败，严重损害了一部分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产生了社会排斥。

三、反思与展望

历史变迁范文篇8

“欧罗巴”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就和特点，它对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直接的深刻影响，并且有时可以说是主导影响。它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先进性，无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走上统一道路。

九十年代前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快了这一进程。欧盟成立以后，它在强化市场统一的同时，正谋求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同一声音。这里，我试着从欧洲两千多年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谈谈今天欧盟统一下的欧洲格局思想。

本论

奥古斯都大帝的铁骑巡弋三洲，拿破仑军团横亘大陆，欧洲就如古罗马的大竞技场，有着暴力传统，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次大战，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以它为核心。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战争、流血、野心和独裁充斥的欧洲，却始终孕育着将区域文明导向统一的内在精神。

一、无边界的古欧洲，各种文明的杂糅哺育了同质的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塑就欧洲内在的统一精神。

从历史现象看，所有伟大的帝国文明都是建立在强大武力上的，在东征西讨中，奠定帝国辽阔疆域。既已建立，为巩固其秩序，统治者往往又借征服而来的政权和宗教之力将帝国的经济和文化推向一体化，古代欧洲也是这样。

古罗马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血腥战争，建立了囊括地中海为内湖的“大霸国”（1）。经过“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的个人独裁的临时结合体时代。屋大维作为帝国的开创者登上罗马帝国的宝座，延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罗马内战结束了。公元1－2世纪，除边疆外，帝国境内广大地区出现了长期所没有的“和平局面”（2）。在罗马力量的强化作用下，“从古代意义来讲，欧洲在公元前后就融成了一个整体”（3）。罗马帝国给它权力所及的地区烙上了深刻的印迹，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方式接受了来自同一渊源的文化，屋大维及继承者，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思想带给了被他们称为“蛮族”的欧洲的各类原始民族。罗马人以强大的武力和文化，把欧洲建立为“无邻邦帝国”。

公元二世纪末起，游牧民族，特别是日耳曼人开始入侵，帝国的统一出现危机，以民族迁徙为形式出现的日耳曼部落集团以“汪达尔主义”为代表对奴隶制罗马帝国进行侵扰，以至征服。在征服基础上，罗马与日耳曼的两种制度、两大民族逐步结合起来。至此，在纷乱的欧洲，基督教只好以另一形式延续和维持欧洲文化的一体，欧洲由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过渡。

法兰克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在侵吞罗马版图后，打破旧的帝国秩序，推动着欧洲封建化进程。与此同时，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人，为获得教会支持，使征服合法化，从克洛维到查理，皈依和接受了基督教的精神；教会成为新世界里最大的赢家，它得到世俗统治者捐赠的大量领地，成为最大的封建主；《圣经》也成为欧洲最高法律。但是，教会仍不满足，为建立罗马天主教为领袖的世界帝国，教皇不惜编造言，发动十字军东征，直接隶属于教皇的“神庙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4）力图再次以武力一统西方世界（5）。

同时，在中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尚未确立，没有国家概念上的固定疆域，领土是国王的私有财产，恩格斯说过“欢乐的奥地利，你不用去打仗，赶快结婚去吧”。显然，在这一主导思想下的欧洲，疆域模糊而且混乱，便利了欧洲在世俗和精神分别统一于神圣罗马和罗马教皇，因此，从历史渊源来看，欧洲的政治和精神甚至经济生活方式的相似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近代欧洲，主权国家思想诞生后，从均势到霸权，从战争到协调，理性指导下的欧洲国际关系，成为欧洲国家相互联系的纽带。

十字军东征，培养了封建主的黩武性格，封建主的世俗欲望，在经济和军事的扩张中不断膨胀，伴随着他们的强大，基督教国走向分裂和衰落。文艺复兴也借古欧洲人的思想精萃力量冲击曾经囊括四方的基督国度；于是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最终目的，摆脱罗马教皇约束的宗教改革在欧洲广泛开展起来。

宗教的民族化（6）的进程推动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英、法、西班牙的国王们以摧毁封建贵族领主势力为代价，相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虽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还遥遥无期，但15世纪末的欧洲基本成了一个“由不同国家构成的”世界，而不再是一个一统天下的“基督教国度”。

随着主权民族国家产生，紧接着欧洲面临的是各主权国家的利益和意志的分歧，亚平宁再次成为新欧洲格局的缔造者，一种理性的近代政治秩序逐渐代替崩溃的基督教国来统治欧洲。

（一）主权国家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打破中世纪以来的联姻式的“国家家庭”，开创理性的国际关系。

15世纪中期，意大利形成了五个权力中心，北部的米兰，南部的那不勒斯，中部的教皇国、佛罗伦萨、威尼斯域邦，构成五级格局，形成微型多级世界；阴谋联盟、武装，退出同盟为手段的交往艺术，欧洲各主权国家纷纷效仿，到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相互派驻和接纳常驻使节，建立外交档案，众多常驻使节的存在和活动，加强了欧洲各国联系，把近代欧洲结织成一张国际关系网（7）。为维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近代国际法应运而生，如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它们在确认国家主权同时，让各国同样认同国际法地位。

（二）“利益至上“成为主权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永恒原则，外交革命后的国际关系，不再有传统敌人，只有利益。

“我们没有永久有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巴麦尊如此评价国家间关系。这种违背传统结盟，透视出国家利益，在外交史称为外交革命，这也是欧洲理性思想在外交上的体现。

英法七年战争就是这样，这全欧洲性战争，战争的结盟与传统结盟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奥地利要价太高，英国放弃了传统朋友，转而与普鲁士结盟。普鲁士三面环敌，迫使普鲁士愿意与英妥协，达成同盟。由此奥地利为抵制普鲁士，法国的外交目标是在欧洲孤立英国，当然就要寻找反普同盟，很快与奥地利签订和约，结为同盟，在军事同盟军形成了两个核心。七年英法战争，实质上也是欧洲列强外交冲突的结果（8）。

在欧洲近现代史上，英、法、荷、西班牙的霸权斗争，二战前期英法美的绥靖政策，从本质上讲，都是利益斗争。

（三）在务实外交中，近代欧洲多级世界，均势原则被广泛运用。

从十八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到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和二十世纪初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最终形成，无疑都张扬手着均势原则，曾在一定程度上迎得暂时和平安定，但却付出牺牲小国的代价。

以争夺“遗产”为目的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前，亲法力量上升。按“遗嘱”内容，路易十四的孙子可以继承王位，但不能继承法国王位，即西班牙与法国不能合并，如果法国拒绝这条件，就将王位转让给奥地利，以保持欧洲势力均势。路易十四接受了遗嘱，但又违反不能继承法国王位的规定，表明法国有意合并西班牙，法国的强大，造成了英、奥、荷三国不安，结成同盟，同法国战争（9）。

1814－1815年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为达到欧洲的“长久和平”，俄、英、普、奥操纵下召开维也纳会议，经过激烈争吵，作出限制法国，保证欧洲均势，按大国意志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在分割殖民地和领地时，体现了欧洲大国的“补偿原则”（10）。芬兰从瑞典划给俄国，将挪威划给瑞典进行“补偿”，丹麦失去扫地威，把德意志两小邦国荷尔斯秦因和不勒苏益格，它以大国意愿，以“补偿原则”，保持欧洲均势，英国为了在东、西欧大国间产生一种均势，甚至选择了德国和意大利分裂，使西欧、中欧形成缓冲地带。

（四）历经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当每一战大战结束以后，欧洲的政客们试图以合作来代替对抗，此时就会出现“欧洲协调”（11）。路易十四以后的“英、法”为核心的大国协调，拿破仑战争后的神圣同盟体系，都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创始，也是本着这一目的建立的，但在近代欧洲，它不是主流。

三、欧盟使欧洲走向一体化，但在其统一思想的内部却透出欧洲过去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欧洲国际格局的特征。

（一）欧盟的主要历史沿革。

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形成，西欧国家感到要在美、苏两大国间保证自己安全，提升国际地位，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必须密切联系，加强合作。

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在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巴黎签订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7年，又签订《罗马条约》，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5年，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机构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1973年后，英国、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告捷加入欧共体，成员扩大到12个，12国间建立起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创立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

1991年，欧共体马斯特里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1993年生效，欧洲联盟成立。其宗旨指出“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个性”。

此后，欧盟成员国同北向东不断扩大，1993年奥地利，瑞典、芬兰加入。1999年成功启动欧元这一欧洲统一货币。2002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欧盟东扩的10国名单，到2004年，欧盟将成为一个拥有25个成员国，4.52亿人口的区域性多国联盟。

（二）欧盟的统一思想，既是欧洲历史传统相近性的现代化产物，更是经济、政治、利益趋同，市场一体化，世界全球化潮流的试点。

第三次科技革命，随着电信、新闻、交通工具的迅速发展和推广，特别是因特网和计算机的平民化带来的信息革命，地球开始变小，文化通过各种媒介传到世界各地，交通工具的发达，人们已不满足狭小的国土空间，于是由于地缘原因和历史所沉淀下来的“大欧洲”思想，欧洲的居民有着近似的民族意识，生活思维方式和相同的本原文化，于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它率先举起统一大旗。

更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早已突破一国国界，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以获得最大发展。于是全球范围内的区域经济模式迅速兴起，欧盟的兴起最初就基于这一思想。

另外，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列强，已丧失了十九世纪时的“光荣”，不管是世界霸主，还是资本主义世界霸主，都让位他人。但传统的心理，使一些欧洲大国积极筹促。希望重塑昔日国家的辉煌，至少保留昔日“大欧洲”的辉煌。近代以来的理性思维外交告诉他们，要与美国抗衡，就必须统一欧洲，建立一个比美国还要大的统一市场，必须统一政治外交思想，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内务甚至军事等方面全面联合的欧洲。

所以，欧盟的统一，除了地缘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外，现代人类物质文明发展，特别是交通和信息革命以及市场经济的国际化的共同产物。

（三）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延用着欧洲历史进程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欧洲国际格局思想，并影响着欧盟的未来。

第一，欧盟的统一思想，仍保留着主权民族国家和处理国家关系的传统方式。

欧盟的主导的一体化，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在对欧盟的统一思想有两种设想，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将欧盟发展成为一种松散的“国家联盟”，主权仍归各成员国。一种以法、荷为代表，把欧洲发展成一个“联邦制欧洲国家”，弱化国家主权。但不管哪种都仍保留着欧洲近代初期产生的国家主权思想。并且从欧盟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欧盟仍以条约形式，即“欧洲国际法”方式维系各主权成员国，并以会议形式解决着欧盟内部和外部事物。

第二，欧盟成员国仍崇尚“利益至上”原则。可以说欧盟的统一思想内部，演绎的是利益的统一和对立。

在经济市场的统一上，欧盟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惊人的。10年来，统一的大市场使欧盟国民收入增加了8770亿欧元，创造了250万个就业机会，年经济增长率增加1.8个百分点（12）。随着欧洲一体化深入以及东扩的即将实现，它的GDP将占世界总产值的1/3，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13）。但是，大欧盟的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其根本原因就是利益之争。

英国与大陆国家从来就是若即若离，欧盟（欧共体）成立之初，英国出于观望当中，直到后来，实属大势所趋，看到其中利益的确不小时，才加入欧共体，但为了自身利益，到现在，英国仍未加入欧元区。

在去年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英国首相布莱尔与法国总理若斯藩，为法国对英国牛肉的禁令闹得沸沸扬扬，一个“直接警告”，一个“视若没见”，让人似乎又看到昔日的英法世仇，其实这正是利益至上的真实写照。

经济尚如此，政治、外交更是如此。

第三，在政治、外交上，“均势”原则仍然沿用于欧盟内外事务。

在利益为本的核心思想指导下，长久以来欧洲列国奉行的“均势原则”并没有因为欧洲走向统一而寿终正寝。相反于里于外都得到了运用，并且它让欧盟的未来变得模糊起来。从欧盟内部看，英、法、德三国关系主宰着近代以来的欧洲。在欧洲的统一进程中，法国和德国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原动力。但在两德统一问题上，英、法政府都对统一后的德国怀有戒心，曾一度打算阻碍德国统一。无独有偶，在今年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中，英国又走到了法、德对立面，与美国为伍，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声音”的形象落空。同时，在处理整个欧盟与其他大国问题上，这种传统的“均势”思想仍得到运用。比如，欧盟不希望俄罗斯强大，但也不希望俄罗斯衰败（14），在欧盟看来，俄罗斯经济崩溃，社会动荡，首先殃及的是欧洲各国，也不利于欧盟与美国抗衡地位的确立。

第四，在近代外交上出现过的“欧洲协调”，欧盟正担负着把它推向全世界的任务。

今年的对伊战争，欧盟虽然有提出为维持欧洲内部和外部安全，建立一支欧洲的军队的设想，但在外交活动中，欧盟充分地展示着的是以合作代替对抗“欧洲协调”。这可以说是较二战结束以前的最大进步，也是近几十年来欧洲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持续和平发展的重要原因。欧盟本身可以说就是消除欧洲内部对抗变为积极合作的产物。从产生至今，虽矛盾重重，有时甚至举步维艰，但谈判代替对抗，对话代替对立，总是在向前发展。毕竟，欧盟各国在文化、传统、法律方面还是存在差异，欧盟要建立单一市场，就必须以协调观念消除传统对抗思想，这一点，在欧盟东扩中表现得很明显。

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使中东欧入盟国家产生报怨，认为条件过于苛刻，同时，欧盟成员国内也因自身利益出现了反对东扩的声音。但是我们看到，从前期接触，到1993年欧盟向中东欧国家扩大的合法化，从2000年开始的入盟谈判到2002年欧盟轮值主席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宣布波兰等十国于2004年5月1日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无疑“协调”取得了巨大成功。

除此这外，欧盟在外交上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合作，1993年以来，欧洲理事会在外交上有70次共同立场，涉及了巴尔干半岛到东帝汶，从核不扩散到打击恐怖主义，同期，还有50次采取了共同行动，包括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排雷和因巴尔干和中东发生危机地区派遣特使等（15）。这除了表明欧盟的“一个声音”口号，也表明它的协调机制正在完善和发挥作用。

在国际舞台上，欧盟将和平、合作推广全世界，除加强与美国经济合作关系，也积极致力于巴尔干和中东的和平与稳定，并且与地中海12国签署了《巴塞罗那宣言》，其旨是要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地区，并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除双边关系外，欧盟与国际组织和地区性国际组织发展广泛的多边关系，使身处世界特殊地区的国家也能有效参与全球事务。

结论

可以看出，现代欧洲的统一思想仍延续着近代的欧洲传统，坚持着理性的国际关系及原则。欧盟的统一欧洲过程中，来自主权国家利益，均势原则思想仍普遍存在，障碍着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博尔克斯泰因甚至断言，即使仅仅在经济运作上，欧盟也许永远无法建成象美国那样真正的单一市场。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欧盟的统一思想中，“欧洲协调”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为世界的全球化提供着宝贵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1）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30页；

（2）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上册，254页；

（3）计秋枫的《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4）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上中古史》下册，54页；

（5）转引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6）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7）计秋枫《略论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8）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9）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0）李方正《国际关系史》讲义；

（11）计秋枫《略论近代欧洲国际体系建立与演变》；

（12）田帆《欧盟单一市场之路》；

（13）胡荣花《欧盟东扩与欧美贸易关系》；

历史变迁范文篇9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竞技体育是在政府的支持、培养和直接管理下发展起来的。我国政府对待竞技体育的根本态度以及发展竞技体育的方法论等意识领域内涵即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想文化构成,这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主观动因,也可称作我国政府和社会的竞技体育意识。其具体内容包括了我国坚持和发展竞技体育文化的基本观念、根本态度、核心价值导向和重要思维方式。

2新中国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思想文化变迁及其特征

2.1竞技体育思想形成初期:意识单纯化(1949~1978年)

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在国际上还深受西方国家的排斥和抵制。为了在国际上确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开拓与国际间交流和合作的环境,十分需要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展示新中国,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这个新兴的国家,记住她的名字、特征和形象。而竞技体育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这就是赛场上的奏国歌升国旗。因此,利用竞技体育的这一特殊文化活动形式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形象,为国家的政治目的服务,这正是当时我国参与国际竞技体育大赛的重要政治诉求,充分体现了当时我国竞技体育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意义。1952年,新中国首次参加了奥运会。但离开幕式只有2天时国际奥委会仍然拒绝新中国参加奥运会。后来国际奥委会在赫尔辛基开会,以33票对20票通过了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决定。当邀请电到达北京的时候,赫尔辛基奥运会已经开幕。此时,总理就对中国代表团出征赫尔辛基的意义作出了批示:“一定要去,告诉大家,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赛场就是胜利”[1]。1952年7月29日,“迟到”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赫尔辛基奥运村举行了升旗仪式,期间还参加了一些社交活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赫尔辛基掀起了一阵“中国热”,许多国家的运动员都为能够得到一枚像章而感到荣幸[2]。1952年6月20~24日,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分别为成立大会作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的重要题词;大会通过的章程中明确写道:“本会宗旨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共同纲领第48条:‘提倡国民体育’的规定与人民政府有关发展体育的政策,协助政府组织、领导并推进国民体育运动,为增进人民身体健康及为国防与生产服务。”[3]题词内容和大会章程充分体现了“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思想。1959年,容国团为我国获得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激励和鼓舞了运动健儿为国争光,还激励着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奋发向上。随着第1届全国运动会的召开,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便形成了“为国争光”的意识核心。1971年,“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僵持,揭开了两国改善关系的序幕,最终促使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建交。在“乒乓外交”之后,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乒乓外交”的成功,体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功能的拓展,在原来单一的“为国争光”目标的基础上增加了为政治外交服务的功能和任务。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思想早期形成阶段,保家卫国、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凝聚力,在国际舞台上为政治外交做贡献等,组成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意识体系。而总体来看,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体现出当时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思想结构简单、性质单纯的基本特征。

2.2竞技体育思想文化的发展时期:价值多元化(1979~2008年)

1978年以后,我国的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经济发展迅速,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质量不断完善。在思想文化领域,价值观念体系的重整,使得开拓创新、改革开放、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成为了时代典型,也相继出现了信息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和代价观念等等,这些也为指引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思维方式提供了较为广阔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思想一方面继续了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强调要通过奥运会、世锦赛等大型国际赛事的渠道,以金、银和铜牌的数量及奖牌数名次排位的形式来实现“为国争光”;另一方面则开始了多元发展,注入了产业化、社会化的发展思想。从延续性上看,展现国家形象,为政治目的服务,我国竞技体育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连续5次夺得世界冠军,“女排精神”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随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等体育口号便响彻了一个时代;1984年在美国举办的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也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象;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展示了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发展;2001年北京成功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举国欢庆,这也极大的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荣誉感和爱国热情,也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和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决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新辉煌之后,以竞技体育为桥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文明成果成为了强烈的愿望,这些都是我国竞技体育思想文化当中关于国家政治诉求的集中体现。从变革发展上看,1978年以后,我国的竞技体育单一的为政治服务的发展思想已经逐渐改变。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到“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从“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攀登世界体育运动高峰”到“建设体育强国”;从“奋力拼搏,为国争光”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到“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从“以青少年为重点的群众体育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战略”到“奥运战略”和“体育社会化”,这些都反映了我国竞技体育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及其思维方式的多维性和多层次性。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的社会转型时期,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社会价值体系逐渐形成,人们开始了注重个体自身的兴趣和需要,开始了关注自己生活质量的提高。此时,呼吁竞技由“工具论”向“玩具论”转变,竞技体育价值取向的思辨与更新在体育学术界的参与下呈现出了复杂化、多元化的态势。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普遍增强,但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和一定程度的模糊性[4]。社会多种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逐渐增强,在竞技体育思想上则集中表现在:是“锦标主义”还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更高、更快、更强”还是“重在参与”,是“找回自我,渴望成才”还是“注重实用、偏求功利”等,这也最终造就了我国竞技体育思想文化多元意识体系的形成。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建立,我国竞技体育思想的发展也逐步面向了多元化、全面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践当中,从管理机制、训练模式与方法等客观条件的发展上,甚至在其人文价值取向上,也逐步体现了讲究科学效益和人性化的思想要求。价值目标趋于多元化和思想文化结构朝着层次化方向发展是这一时期我国竞技体育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2.3竞技体育思想的全面发展与深化改革时期:科学发展(2008年后)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后,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人们早已经认识到不能停留在“锦标主义”里只注重金牌,注重竞技体育文化发展结构的调整,关注竞技运动及其人才的健康发展,让竞技体育文化走向社会为群众的健康文化生活及其质量的提高服务,市场化、社会化、规范化、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思想理念,正在不断的充实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想体系。近年来,践行“体育强国”战略,注重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结构和质量,关注竞技体育对社会带来的文化价值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内在需要。现实中,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管理方式和运行模式也都在发生着变革,社会化、市场化、职业化运作真正实现了突破,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网球、田径、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等都以适合自己的模式进行着运作发展,最近李娜获得法网大满贯的冠军,社会上热议网球的单飞模式,就是网球项目在管理体制上创新的结果。目标紧盯国际化和现代化,标志着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维方式日渐科学合理。新时期,为了引导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的更有生气更加强大我国的竞技体育思想文化体系依然在不断的推成出新。与时俱进,践行科学发展观,理论化、科学化、体系化则是目前我国竞技体育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历史变迁范文篇10

[关键词]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中国教育

Abstract:DuringthehistoricaldevelopmentsincemodernChina,overseaseducationhasbeenplayinganactiveandimportantroleinideasenlightenment,culturalexchange,talentcultivation,socialchangeandsoon.BasedonthecharactersiticsofChina''''soverseaseducation,withtheconsiderationonthestagedivisionofmodernChinesehitory,thispaperdividestheprocessofoverseaseducationintofourstages.Thenitreviewsthecontributionsandlessonsofeachstage.Finally,itdrawsaconclusion.

Keywords:overseaseducation;highereducation;Chineseeducation

中国留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留学教育政策，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留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晚清时期的留学教育（1872～1911年）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书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

1．晚清时期的主要留学教育运动

在晚清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留学运动包括派遣留美幼童、派遣留欧学生、留学日本浪潮，以及派遣庚款留美学生。

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从纽约启程回国。他回国后始终坚持“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教育理想，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形成。1870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当即表示同意，次年与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清廷并获准。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留学生监督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此后三年，每年均按计划派出幼童留美，这四批幼童共120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学生。然而，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绝大多数幼童没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仅2人大学毕业）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剩余94名原留美幼童分三批遣送回国，由容闳提出、洋务派促成的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这一项开拓性举措就此功败垂成[2]。

继幼童赴美之后，洋务派主持设立的福建船政局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创办水师、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培养海军专门人才，增强海防力量。与此同时，他们提出“造材异域”，通过向造船、驾驶等方面技术先进的法英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求得其知识技术，进而达到“自强”的目的。1877年初，由李鸿章领衔、三任船政大臣酝酿数年反复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并获准颁布实施。这份章程详细说明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赴法国学习制造者与赴英国学习驾驶者的留学目标。是年，28名学生和艺徒从福州出发，开始留欧之行。福建船政局的首届留欧学生在1878～1880年间陆续回国，很快成为该局和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后来，又陆续派出三届共49名留欧学生。派遣这批留欧学生目的明确，有利于针对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采用合适的教学形式。派遣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华洋监督的职权和责任，对留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3]。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被强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甲午战争促使晚清留学教育结束了20多年的徘徊局面，以异常迅猛的态势展开。留学日本成为甲午战争后留学教育的开端，留日学生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加到1904年的2400余人、1906年的12000多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4]。留日热潮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归结起来，一方面与清政府“以敌为师”、“师日制日”的留学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吸引”政策有关。洋务派的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专设《游学》一章，论述游学日本的必要性。他指出，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在于有一批出洋留学的人才，他还列出了留学日本的五大优点。是年，清政府将该书颁行全国。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力陈留学日本之必要。光绪昭谕军机大臣，确定了派遣留学生并且优先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国策[5]。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倍敦友谊”、“代培人才”为幌子，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以达到逐步控制中国的目的。留日学生以读速成科和普通科为主，多学政法专业，习军事者也不少，学习理工科者较少。由于不少留日学生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些以“排满反清”为目标的革命组织，清政府开始调整留日政策，对留日人数和资格水平作出限制，1906年后，留日热潮逐渐消退。

1908年以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以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吸引中国留学生为肇端，进而推动留学教育形成了多元化的新局面。1907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演说中，建议将所得庚子赔款退还一半，使清政府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这一政策建议产生的背景是，美国向亚太地区扩张，力图扩大其势力范围。加强精神侵略特别是利用教育的作用，对美国扩张其在中国的影响具有战略意义。翌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批准《豁免中国部分赔款法案》。美国与清政府议定，自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清政府每年遣送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完为止。1909年，第一批庚款生程义法、梅贻琦等47人赴美留学。这是继1872年派出首批留美幼童之后，又一次有组织、较大规模的留美学生派遣，预示着新一轮留学欧美高潮的兴起。1909～1911年间，清政府共派出庚款留美学生196人。2．晚清时期留学教育的历史贡献

幼童留美、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派遣、留日浪潮及早期的庚款留美运动，拉开了中国近现代留学教育的帷幕，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幼童留美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但是那些在美国学习了数年不等的留学生对近代科学技术的掌握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他们中不少人回国后成为中国近代在铁路、轮船、采矿、邮政、电报、海防乃至政治、外交、教育等方面第一批专门人才。留美幼童中最著名的是詹天佑。作为京张铁路和其他一些重要工程的总工程师，他在中国铁路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开启了近代中国公派留学之先河，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对当时沉闷的中国社会在教育理念、社会心理、风俗时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总的来说，派遣留美幼童的举措是较为成功的。由于容闳的历史贡献，他被称为“中国留学教育之父”。

派遣留欧学生的成效，整体上大于派遣留美幼童。留欧学生回国后，在中国近代造船业、海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许多人在甲午海战中顽强抗敌乃至为国捐躯，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榜样。留英学生严复在学习军事技术之余，还关心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回国后任职之余，他致力于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开启民智，所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成为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理论根据，书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观点影响深远。

晚清大规模的留学日本热潮进一步打破了文化教育上的封闭状况，通过日本输入西学，介绍了先进文化和思想，促进了中国教育变革。更重要的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留日学生组织了政治群体，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1911年之前留学教育的最大成果来自留日浪潮，它直接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留日学生邹容、陈天华的著作《革命军》、《猛回头》等为反清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黄兴、宋教仁等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此外，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鲁迅成为著名思想家，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贡献卓著。辛亥革命前夕的庚款留美为新一轮留学欧美浪潮奠定了基础。早期的庚款留美学生中涌现了中国现代一批杰出的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包括胡适、梅贻琦、竺可桢、赵元任、胡刚复，等等。

二、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1912～1949年）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留学教育深受政治局势的影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2～1927年，即民国初期和北洋政府时期。这一阶段政局动荡、战事不断，但留学教育在困境中不断发展。第二阶段为1928～1945年。北伐胜利初期，留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留学教育发展趋于缓慢，陷入低潮。第三阶段为1946～1949年。抗战胜利后，由于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对留学教育实行紧缩政策，共产党则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1．1912～1927年的留学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在革命洪流的影响和庚款留美的推动下，留学教育一度掀起了新的高潮。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取，很快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这一阶段，政府曾加强对留学教育的管理，如1916年颁布《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这一部较为全面的留学教育管理法规。但是，由于政局动荡，这一阶段留学教育发展很不稳定。此阶段留学教育的代表性成就体现在庚款留美、留法勤工俭学、赴苏留学三个方面。

为了解决庚款留美学生选派和培养中的一些问题，清政府于1909年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并于1911年建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得到了较好的承续和发展。据统计，1912～1927年，清华学堂共派遣留美学生1013人，其中90％以上为高等科毕业生[6]。利用庚子退款派遣留美学生，具有不同于先前的留日教育以及同一时期其他留学教育形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习理工科者居大多数。庚款留美学生程度较高，大多接受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有较多人取得了学位。他们热爱祖国，归国学生于1913年成立了欧美同学会，自觉担负起中西文化交流的重任。1915年，留美学生在美国建立了中国科学社（1918年移回国内），并在上海出版《科学》月刊，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推动科学研究。在留美学生中，涌现了一大批现代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先驱。

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国现代一场特殊的留学教育运动。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的倡导下，大批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仅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留法勤工俭学人数就达1700多人。这些学生在既无官费或庚款支持又无家庭亲友资助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远涉重洋。他们以劳工神圣、工读主义为指导思想，分赴法国各地的大工厂和学校，在艰苦的环境中边工作边学习。留法学生中的一批人在留学期间积极了解法国工人状况，学习马克思主义，吸收十月革命经验，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优秀共产党员。

1924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民主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在这种革命形势下，早期的赴苏留学浪潮应运而生。“以俄为师，赴苏留学”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新的留学热潮，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工农运动的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留学苏联的活动蓬勃发展。1921年，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创办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设有中国班等，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百余名中共人员被选派前往该校中国班学习。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以支援中国革命并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截至1930年，中国共派出留苏学生2000余人，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选派的、邓小平和国民党选派的蒋经国、谷正纲。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留学苏联开辟了一条新的留学道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领袖人才。

2．1928～1945年的留学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1929年宣布实施训政，制定了训政时期的教育宗旨和实施方针。政府加强了对留学教育的管理，制定了有关规程，留学教育趋于规范，留学生选派趋于严格，学生质量较前有较大提高。1930年代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教育、科学、学术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时期，留学教育也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留学教育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

但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接阻碍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1932年公派出国留学人数为1002人，1937年抗战爆发，为适应战时需要，政府对出国留学从严控制，当年公派留学人数锐减至366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政府才调整留学教育政策。1943年，抗战胜利在望，出于为战后重建准备人才的考虑，教育部重新制定留学教育方案，规定此后五年内每年选派公费生1000名赴美英留学，并大力提倡自费留学。

这一时期，在庚款留美的影响下，欧洲一些国家开始退还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一些中国学生赴欧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