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粮食三农问题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3 08:06:19

粮食三农问题

粮食三农问题范文篇1

有人问：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粮食保护价政策影响何在?要精确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模型计算。我个人的判断，如果按保护价但不是敞开收购，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也就是说市场粮价的回升点可能会出现得早一点。但就目前农产品供求总体状况看，农民要想从农业获得更多的收入非常困难。

这些资源如果不种粮食而种其他农作物会不会使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这其实很不确定。现在有些人认为，过去几年的粮食政策，对粮食生产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无效供给，造成了严重的库存积压。这种认识隐含的前提就是粮食生产浪费了部分资源。

那么，是不是“不浪费”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要看其他农产品是否存在短缺现象。现实情况是，除粮食之外的其他农产品也基本没有短缺，而且绝大多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所以，即使这几年少种一点粮食、改种其他农作物，问题依然存在。

我大体的经验判断是：根据目前粮食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体上需要保持在16．5—17亿亩之间。低于16．5亿亩，当年生产的粮食就难以满足需求，粮价会上涨；超过17亿亩，则会供过于求，粮价下降。因此，从总供求的角度看，粮食播种面积也就只有5000万亩左右的调整余地。

这几年粮食库存多了，确实可以适当减少粮食生产。估计粮食播种面积在一两年内低于16．5亿亩问题不大，因为有库存；但连续3年以上我认为就会出问题。

这还只是从粮食这一个角度考虑，进一步要考虑：调减下来的粮食播种面积去种其他农作物，农民是否会获得更高的收入?

实际情况并不乐观。比如棉花、蔬菜等已是供过于求。所以抑制农民增收的基本原因，还是市场需求制约和农民就业不充分。现在有些地方出现“抛荒”现象，就反证了这一点。

我认为对“抛荒”不必过分担忧，首先，“抛荒”面积在总体上很有限；其次，要看到“抛荒”是在粮食暂时供过于求、而其他农产品在市场上并不短缺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实际上是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移投入的一种应对措施。马克思说过，农产品价格是由劣等地上的生产成本决定的，出现供过于求时，劣等地退出生产是符合经济逻辑的。

当然，在我国现实情况下，引发“抛荒”的原因很复杂，农民种地的负担过重是诱因之一。但无论如何，“抛荒”没有导致供给短缺，这表明它主要是市场引导的结果，多数农民在当前确实难以靠农业来增收。

◆农产品过剩非农产品也过剩

农产品的需求约束非常严重。比如全球粮食价格下跌自1996年初始，迄今已逾5年，仍处于低谷，很多品种目前的价格和最高价相比已跌去近50％，这似乎是全球性的粮食过剩。但从需求角度看，全球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甚至饿死，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支付能力。所以讲目前农产品过剩，只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

但粮食有很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重要产品，对它的判断仅仅依据人们有无支付能力是要出问题的。显然，如果完全从经济学判断，全球的粮食生产都应减少，更不用说中国的粮食生产应减少；但是从国际粮农组织(FAO)提出“粮食安全”概念来讲，目前全球的粮食生产未必能满足需求。因此，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仅按经济学的原理去解释。

经济发展到今天，从平均消费水平看，粮食市场已经饱和，似乎应该减产。但是平均水平背后掩盖的矛盾非常大。比如说中国，拿城里的4亿人口和农村的8亿多人口比较，两者需求结构的差异非常大。除部分发达地区外，农民的食品支出仍在继续上升，尤其是肉禽蛋鱼这些动物性蛋白食品。

这说明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中，虽然整体上已经进入小康，但由于存在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差距在扩大，这样的市场就很难对付。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一部分人来说早已满足了，而没有满足的人却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

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个矛盾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农产品的消费者也就是城镇居民，已经进入食品支出比重下降阶段，他们的支出将转移到新兴消费如住房、汽车、旅游、教育之类的行业。另外一个是，城市消费的发展非常快，但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消费基本与农业无关，比如城市高楼、轿车都和农业无关。

所以尽管城镇在快速扩张，城镇居民的消费在继续增长，但对农业的带动作用非常弱，很多农产品的消费不出现负增长就不错了。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再努力也没用，因为没有市场，这是个最大的制约。

但这个制约最终不只影响到农民，中国整个经济增长的困难就在这里。按农业的生产能力来说，足以保证4亿城里人吃饱吃好。但问题是有限的城里人对农产品的需求也有限，结果是相当数量的农产品过剩，这对农民来说就意味着收入上不去。

粮食三农问题范文篇2

这还只是从粮食这一个角度考虑，进一步要考虑：调减下来的粮食播种面积去种其他农作物，农民是否会获得更高的收入?

◆农产品过剩非农产品也过剩

粮食三农问题范文篇3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03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

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年度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00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00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00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00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不惟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同志对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00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00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01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记者：但是我们在基层还可以随处看到乡镇企业频频倒闭、农民土地被征占……

粮食三农问题范文篇4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所以要理解三农问题就必须理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没有效率，而没有效率是自然人或经济人在特定条件约束下的必然结果。如果收益是确定的，那么自利人的投入必然是最小的，总体的效用也是最小的。现代的中国农民也是理性人，如何设定一个制度，让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很好的发挥，同时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关键要理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高度的哲学理念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物质的效用只是它的一个外在表现，内在的是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平等。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因此有人建议：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速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变现存的五级政权为三级政权、缩小地区差别，均衡各级财政、推动税费改革、做好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均衡收入分配、实施反贫困战略。

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是，把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放到同一平台上对话，既促进学科交流，也拓宽了人们在三农问题认识上的视野。与会专家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十分注重历史视角，探索三农问题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有学者指出，结合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国家要为农民的劳动创造一种环境，如兴修水利工程等；引导农民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和个人三方面的关系。有学者强调，必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认为农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用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定位“三农”问题，由国家和地方制定现实可行的政策目标。

与会专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许多专家不仅对三农现实问题进行了概括与分析，并且对三农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也发表了见解。公务员之家

粮食三农问题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一百年；三农问题；探索；启示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始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懈奋斗。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又是一个农业和农村经济十分薄弱的国家，可以说，三农问题在过去100年里都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对三农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

一、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一）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期间，我们党对三农探索重点是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力量来源问题

我们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一开始，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的深度不够。中共一大和二大确定的指导方向都侧重于发动工人阶级和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对农民的力量和工农联合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不断深入的。1927年深入湖南农村，通过长达32天的实地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在全面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工农武装割据、依靠农民群众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方面进行过大量探索。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土地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要将生产资料收归公有，这是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战斗纲领，保证运动健康发展，为团结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可以判断，建立政权前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问题的主要理论可以归结于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三农工作主要是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核心在于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基地和力量问题。

（二）1949-1956年期间，我们党对三农探索重点是通过和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0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实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较好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而没有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而不会是社会主义化。因此，如何使中国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成为之后中国共产党考虑三农问题的焦点。为此，中央曾多次召开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等，试图通过农民互助方式引导农民走集体致富的道路。从1953年到1956年，党一直以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造后产生的问题，追求自身富裕的农民成为被摈弃的对象。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耕者有其田”和对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两次历史性社会变革。

（三）1956-1978年期间，我们党对三农探索由于大的政治环境影响在曲折中徘徊前进

1958年发动的“”是从农业开始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伴随“”[2]，政社合一的很快兴起。“左倾”的错误、“”及化运动对三农造成了不良后果，如农村混乱，干群关系紧张。全党进行了反思，决心努力纠错。过程中虽有曲折、反复和失误，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业总产量及粮棉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布局和建设的。应该说“”和初衷是解决吃饭问题，出发点是好的，但方法论出了问题，脱离实际、盲目大干快上。“”时期，“”等反革命集团认为农民的个体小生产是产生农村资本主义的源头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因此把经济有所攀升的农民作为批判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农村大揪资本主义，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按劳分配，只准农民搞集体粮食生产，不准搞副业等多种经营。尽管以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仍千方百计落实农业政策思路，务实地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进行了调整，使农业经济有一定发展。但总体看，农业生产仍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低下，经不少地方实验行之有效的包产到户也被封杀，农民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

（四）1978年到中共十八大召开期间，我们党对三农问题认识论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为代表的改革步伐日益加快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新的改革尝试，给农民自主权，尊重农民的选择，不再要求为国家的工业化而影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邓小平同志曾说“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一年翻了身，改变了面貌”[3]。于是，政社合一的被废除，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了集体统一生产和经营，努力破除“公地悲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弛，小城镇化和农民异地流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可以说，这一时期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证据。在认识论上，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贡献型观点，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城镇化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这一时期三农快速发展标志性代表之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究其原因，家庭承包经营变革，诱发了乡镇企业这一市场主体，中央搞活经济的政策加速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同志继承了和邓小平的三农基础地位的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在农村实行规范化、法制化管理。同志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跳出了“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同时提出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一时期标志性成就之一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总的看，这一时期农业农村持续发展，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思路。3

（五）中共十八以来，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日益加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推动三农事业发展迈上快车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问题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加强了党对三农工作领导。党的三农政策主要围绕农村改革、农业现代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几个方面展开，其目的是要实现城乡均衡化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建成全面小康。相比之前三农政策，这一时期政策更加多维。特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勇气，同时体现了我们党深厚的三农情怀。“精准扶贫”是2013年在湖南考察时提出的，后来发展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核心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具体措施是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要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在此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有机结合，推动了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的报告中提出的，这是我们党在新形势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新战略，核心要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4]。可以说，这一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后，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厚情怀和对初心与使命坚守的创新，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政治定位提出的，必将开创中国特色三农事业崭新局面。从我们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轨迹看，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依据不同特征提出不同任务，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予以保证。但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工作的重视和全面领导一脉相承，这种重视和全面领导不仅写进了各时期的历史文献中，也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三农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理论和政策贡献

回顾100年来中国三农革命、建设、改革、振兴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农情，领导亿万农民艰难探索、筚路蓝缕，谱写了三农改革发展的壮丽篇章。我国三农事业取得明显成就，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一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000多亿斤，后粮食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未能突破4000亿斤，2020年粮食生产实现1.3万亿以上，“菜篮子”“果盘子”“奶瓶子”供给充足，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二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共同富裕取得重大进展。三是农业现代化有了质的飞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主要农作物实现良种全覆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提升。基本实现村村通、通硬化路和4G网络，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五是农民收入不断增加。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万元，增速连续10年高于城镇居民。六是中国特色三农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不断完善，搭建起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四梁八柱”并持续推进。三农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总结的理论和作出的政策，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农业地位的问题，深刻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其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对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科学规律。在抗战时期，解放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坚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命题。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理论上对工业发展规模受到农业生产状况制约这一规律开始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谈到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辩证关系时，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思想。进入新时期，多次强调坚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5]。他曾谈到2020年的肺炎疫情十分严重，但中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6]。这些论述都深刻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

（二）关于农村经营制度的问题，探索出“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建国前的漫长历史中，私有制下的土地分散经营使得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要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一步是将土地归还农民，第二步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党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最初“一大二公”的体制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将安徽小岗村的经验在全国推开，并在农村率先改革，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户既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又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必要的统一经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容纳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7]，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农民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总体小康迈进。进入新时期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实践发展要求，不断丰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有效实现形式，提出“三权分置”并行的重大改革思路[8]，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推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具活力，可以说是对经营制度的加强和完善。

（三）关于农民富裕富足的问题，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乡镇企业、税费改革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

传统观念认为农民生活的改善来自于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建国初同志曾深入多地调查研究，系统总结了农民增产的经验，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农业八字宪法[9]，概括出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科技兴农、集约经营”的道路。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但没有根本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没有达成农业强后农民富的目标。70年代末，苏南农村兴办乡镇企业，作为城市经济的拾遗补缺，既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力，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中国共产党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如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等，并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乡镇企业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对于农民增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认为，农民的富裕富足，一方面是增收，另一方面还在于减负。我们党积极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提出通过费改税的方式，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推动农民负担监管工作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进入新时期，同志也多次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我们党在政策层面落实落细到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多个方面，可以说政策更加细化、多元、完善。

三、中国共产党探索领导三农工作的历史启示

回顾100多年来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带给我们几点深刻启示。

（一）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发展的需要。不难看出，在不同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不断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为三农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工作保障。特别是“”“”等对三农造成了一定冲击之时，全党体现了强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纠错能力，保障了三农发展行稳致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及以此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扶贫工作，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民生和农业农村发展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体现。可以说，正是不断发挥了这种优势，三农工作内生动力才不断增强。

（二）始终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农业的基础地位是由农业性质决定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适合于农业占主体地位时期,也适合于工业化高度发达时期。农业不仅提供了国计民生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还提供了工业发展的部分生产资料。因此,农业的基础地位是不容改变的。虽然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比,农业和农村依然是薄弱环节。新阶段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和农村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改变对农业投入不足现状，发挥好三农的压舱石作用，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为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奠定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我们有过粮食供给困难的时期，在粮食问题上不能忘记历史、盲目乐观。不能今天温饱无虞，就忘了昨天饿肚子的滋味，粮食连年增产，就看不到今后保障粮食安全的难度和压力。对于粮食安全，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和“安全账”，这是100年来党对三农问题探索带给我们一条重要启示。

（三）始终将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考虑

总书记提出，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这是我国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解决三农问题战略思维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对三农工作探索带给我们另一条重要启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不能就乡村论乡村，就农业论农业，应该站在经济社会全局的高度来促进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这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求突破、在解决经济社会公平问题上求突破、在解决城乡共同发展问题上求突破，努力解决制约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促进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金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N].光明日报,2017-2-22.

[2]张静如.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二卷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421-422.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5.

[4].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5.

[5].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3.

[6]人民日报评论员.抓好粮食生产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N].人民日报,2020-7-26.

[7]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中央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221.

[8].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53.

粮食三农问题范文篇6

在长达三十年的解决三农问题艰难历程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角色错位的奇怪现象：既然解决三农问题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农民，那么农民这一群体就应该最具有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意愿，并且，也会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出主体作用，做出积极的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行为选择。然而，从历年的中央支农一号文件，到免除涉农税收，再到建设新农村，及号召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更多成了至上而下运作，农民反而成了配角，解决三农问题更多地成为了社会的，或者说是政府的事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在有市场的经济中，农民，政府抑或其它群体，都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皆因自身利益诉求进行着利益博弈。因此，至上而下的，着重于从社会范围来解决三农问题，或者由其它利益集团来替代解决，本身就有违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因为，一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可能由另外的对其有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来代为实现的。

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着社会主义的性质，从而一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就可以由社会或其它群体通过帮扶、反哺等行为来替代实现是极具理想色彩的。只要各群体有其自身的独立利益，各群体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利益博弈。同样，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具有社会资源的配置职能，但它仍然有其自身的利益，也是一个力图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集团，所以，由政府来替代农民解决三农问题，其行为也很难节制，它既可以采取一些扶农惠农措施，也可以为财政收入最大化圈占农地。因此，即使一个经济具有着社会主义的性质，政府也具有社会资源配置的职能，但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或者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也只能通过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来得到实现。

所谓农民的主体作用，其具体落实为农民为自身利益而与其它社会集团进行利益博弈的行为。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以各种方式进行，但只有交易这一种方式具有合作性，也即只有交易才能够实现参与博弈各方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赢，并同时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所以，所谓发挥农民在解决三农问题的主体作用，其准确含义就是农民这一群体能够在市场上与其它利益集团进行机会均等的交易，并通过交易去解决三农问题。

如果农民的主体作用被抑制得不到实现，而由其它社会利益集团来替代农民去解决三农问题，预期目标就很难得到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于农民不能够针对其它利益集团所采取的行动做出自己的对策选择，所以，当这些措施即使具有扶农惠农愿望时，也可能并不符合农民的意愿，因此难以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而当这些措施只是符合其它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时，农民也只能消极接受，并不能对其进行矫正，反而可能加剧三农问题。总之，只要农民的主体作用得不到发挥，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不是经由农民和其它利益集团的市场交易，其结果都会是导致解决三农问题所做的努力归于低效率或无效率。正由于此，三农问题迄今仍是中国社会发展难解的课题。

二、条件约束下的农民能力缺乏

但是，从中国三十年的实践看，在现行条件约束下，农民又的确缺乏解决三农问题的能力。正如开启农村改革，率先实行农地包干的安徽小岗村人所说，我们是“一步跨过贫困线，三十年没进富裕门”。维护农民既得利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减少农民，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三个关键环节，但现实表明，在这三个环节上，农民都难以胜任利益主体的角色，通过交易有所作为。

第一，失地直接导致农民既得利益受损，但农民却不能通过交易方式或其它有效举措抵制其它群体的掠地行为。农地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地不仅成为农民经营收入的基本可配置资源，也是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但三十年来，社会其它群体以城市化，工业化等各种名目对农地进行着圈占。在圈占中，也会有对失地农民有所补偿，但由于圈占农地不是农民与圈占方平等交易的结果，因此，补偿既不是农民因舍弃农地而做出的选择，经过层层拔毛也很难足额地让农民获得。农民失地导致了大量农民的返贫，形成数千万三无流民。失地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在现有社会制度框架内，农民并无抵制其它社会利益集团圈征土地的合法措施，因此，农民群体就难以维护自身最基本的利益。

第二，农地的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实现农民增收的基本途径，但现存条件下的农民却无法以交易实现农地经营的规模化。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是农民增收的基本途径，但自家庭承包制实行后所造成的农地小规模的极度分散的农地经营却从根本上制约了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由于农地分散经营的无效率，在广大地区可以看到的普遍现象是，即使中国的农地资源非常稀缺，但农民却视土地如鸡肋，不仅不愿意在土地上多做投入，且宁愿放弃经营，甚而抛荒，这就不仅使农地经营无助于农民增收，还使中国的农地总体利用效率低下，且直接诱发所谓粮食安全问题。在有市场交易的条件下，农民可以通过交易实现土地的集中并实现规模经营，但在现行农地制度下，农民并无农地交易权，因此，农民就失去了自主实现农地集中的途径。

第三，减少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但农村居民却无力通过交易行为迁居至城镇。农村人口的数量偏大，是直接制约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世代以来也都向往着能到城镇定居，以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更高质量的生活。但是，在长期的城乡有差异发展之后，农村居民要迁居到城镇就必须解决巨额的迁居费用问题。在现行状态下，多数农民仅仅凭农地和进城打工收入，几无能力支付迁居费用。因此，即使农民怀有迁居愿望，城镇也存在就业机会，广大农民也只能选择在城镇流动就业，而无力选择迁居城镇。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步始终落后于工业化进度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也正是因农民群体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更强化了只有社会帮扶才能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三、让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

农民的主体作用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无力发挥，而其它社会群体替代农民解决三农问题又是低效率甚至是负效率的，这便是历三十年而三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死结。不论是如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所示，还是从三十年实践经验教训来看，要破解三农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出路并不是在于继续强化社会资源以各种方式对三农的注入，而是在于让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发挥。要让农民发挥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主体作用，关键之举是对现有农地产权安排进行重新界定。溯根求源，正是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既造成了三农问题的积重难返，也导致了农民的作用无力发挥。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农村一直实行着家庭土地承包制。在家庭承包制这样一种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下，农民所拥有的只是农地的经营使用权和部份收益权，却不拥有农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农地的所有权及处置权归于主体界定含混不清的集体。在现行的农地产权安排下，由于农民没有得到农地的处置权，一方面，农地由农民经市场交易而可能形成的集中经营的过程被阻断。即使小规模农地经营不经济，农民也不能选择转让土地，而且，由于农民不能够选择用农地这一稀缺度较高的资源来与社会其它群体进行交易，就只能以相对稀缺度较低的劳动力进行社会交易，因此也限制了向城镇迁移费用的支付能力的提高，从而难以实现向城镇的迁居；另一方面，农地所有权和处置权的集体所有，在现实中往往演变成少数人或地方政府所有，这就使得政府和其它利益集团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各种非交易手段得到农地，从中获取利益，并危及农民的利益。所以，从深层次上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实就是现行农地制度运行的均衡实现方式，其社会收益表现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其它社会集团的收益，如开发商的利润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和财政收入的提高，其社会成本则是三农问题。

既然三农问题只是现有农地产权制度的社会成本，因此，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对现有农地制度进行重新界定，把农地处置权安排给已经拥有农地使用权的农民。

把农地处置权安排给农民，在中国一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其中，较为典型的两种反对意见一是对粮食安全的担忧，二是对产生城镇贫民窟的恐惧。其实，就粮食安全问题而言，正是在农地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下，滋生了其它利益集团对农地的无节制圈占，导致农地规模的急剧下降，同样，也正是由于农民没有农地处置权，导致了农地经营的规模不经济，效率低下，农业产业化无法进行，更有甚者，是出现了农民的对农地经营的轻视，直至大面积抛荒。所以，对中国的粮食安全的威胁，并不来自于农地处置权安排给农民，而恰恰来自于维持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

粮食三农问题范文篇7

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搞活农村，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基础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三农问题面临的形势。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己实现了全面的机械化、现代化，而在这一时期，我国三农问题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首先，由于的影响，国民经济已频临崩溃的边缘，农村、农民处于极端困苦之中，当时农村有2．5亿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其次，农业生产中大集体的生产机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严重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再次，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当时，我国农村经济局限于农业，农业偏重于粮食生产。农业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针对以上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情和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深刻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1)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实行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废除了体制，实现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重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几年里，我国农业生产连年大丰收，到80年代中期就基本解决了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一成就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和赞赏。

(2)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针对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的壮况，邓小平认为：“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1](P23)农村工作有一个因地制宜问题，“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因地制宜，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1](P238)。邓小平的这种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农业观念，确立了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各业相互促进的大农业观念，为改变传统的农业结构指明了方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央决定将调整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执行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方针，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显现了丰硕的成果，仅几年时间，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农业方面的内部搞活取得了显著成效。

(3)发展乡镇企业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也由此引起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如何解决农村剩余人口问题，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1](P213—214)他说：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1](P251—251)事实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党中央对发展乡镇企业给予了政策、贷款、税收、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使乡镇企业以每年增长20％以上的速度飞速发展，从而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异军突起”的新局面。

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和繁荣农村经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4)重视科技在农业中的作用

邓小平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1](P17)基于这种认识，他强调要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确立科技兴农的发展战略，积极推行农科教一体化，加强农村教育，用科技武装农民，注重对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切实抓好农业科技攻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曾亲自领导和过问了一系列重大农业科技项目的制定和实施，如“星火计划”、“燎原计划”、“丰收计划”等。邓小平关于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的思想，对于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地位，意义重大，深深影响着下一代领导集体的农业政策。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认识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其思路和措施的着眼点在于改革旧体制，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调动农民积极性，调整产业结构，搞活农村，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活跃农村经济。并顺应时代趋势提倡科技兴农，通过努力，在三农方面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国人的温饱问题，而且也为城市经济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二、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承上启下地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想、新举措。

1．在三农问题上面临的形势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我国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目标，因此，在这一时期里，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取得很大成就，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产生了一些新的与现代化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比较软弱和不利的地位，“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都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向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虽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提高，但农产品的流通和转化加工却远远滞后；在农业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忽视农业生产的苗头等等。

2．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的“三农”思想，针对新时期我国“三农”问题的新情况、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从而使我们党对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新的贡献。(1)落实增收减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指出，“农民积极性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根本，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就加速发展，什么时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就停滞甚至萎缩。”[2]。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多次强调要保证中央已有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及时到位，保证农民增产增收。为落实减负，自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开始试点，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效。通过改革，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改善了农村干群关系，推动了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

(2)建立健全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

认为：“农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是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有保护和补贴本国农业的法规与政策。我国农业还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过程中，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期，更应受到国家的保护。”[3]。因此，我们也应该不断探索，“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对农业强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90年代初步建立了农产品收购最低保护价，粮食专项储备和风险基金制度等。实践证明，这些制度的建立，对稳定粮食供求、保护农民和消费者利益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继承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推动农业产业化

邓小平提出的“两个飞跃”的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1](P355)“两个飞跃”的思想代表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为我国的农村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继承邓小平“两个飞跃”思想的基础上，适时地总结了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经验，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在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又指出，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已使新型的经济联合体蓬勃兴起，使农户作为经济主体的地位更为明确，也使整个农村经济步人市场化运行轨道。

(4)强调科技兴农，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农战略。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因为，从国际经验看，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大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取决的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适用技术广泛应用。“推进现代4-1=~业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农民要富起来，还得走科技兴农的路子”。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农村工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由过去主要追求产量增长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这一决定，充分借鉴了西方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为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指明了具体路径。

以上这些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措施，对于指导我国的农村改革，实现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定发展以及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做出了贡献，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由于我国仍然实行向城市倾斜和向工业化倾斜的政策，受这种宏观政策的影响，尽管这一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就如何搞活农村经济、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等问题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解决三农问题没有取得根本性的进展。

三、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全面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系统提出了关于解决“三农”的战略思想，将三农实践推进到全面解决的新时期。

1．新世纪初期我国三农问题面临的形势

进入21世纪，我国已完成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人民生活总体上开始达到小康水平，但这种小康只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我们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农”问题还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难题。首先，加入WTO以后，我国面临着国外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粮棉等主要农产品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在规模化生产、集团性流通等方面都不具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严峻的国际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调整“三农”发展战略，要建立健全适应世贸规则的农业支持体系，提升我国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安全保障，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仍然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诸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及与此相关的城乡差距问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人均耕地面积减少问题，粮食安全问题，农村的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以及生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和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了不利影响。

2．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针对三农问题的新形势和新情况，2003年1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把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5]。以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试图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重要思想。也采取了许多旨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

(1)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反哺”思想

熟悉新中国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我国在建国后推行优先发展重212业的战略，农业和农民为国家32业化作出了重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献。客观地说，这种做法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为实现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长期存在，发展到一定时期工业就得“反扑”农业。目前，我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根据国际经验，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从国内实际看，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在经历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农业支持工业后，客观上需要工业反哺农业、财政反哺农民。基于这种情况，十六大已提出了城乡统筹的主张。从2004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几年公布一号文件，把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十一五”规划又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选择和有效措施。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6]“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代表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认识和政策取向上的重大变化。X-J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切实做好新阶段“三农”212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提出，标志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重大机遇期的到来，表明党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新农村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安排，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主要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是用15到20年时间，让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使农民收入有大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反映了现代化建设和农村全面发展的要求，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它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标志着我国农村政策走向的根本转变。这一战略思想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体现了党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

(3)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增加农民收入

200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人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力争实现农民收人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一中央文件的出台，标示着“多予、少取、放活”成为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策略。多予，就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少取，就是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放活，就是搞活农村经营机制，消除体制束缚和政策障碍，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激发农民自主产业增收的积极性。

(4)发展现代农业，提高生产力水平

在2006年，我们党提出“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并初步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思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十七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发展现代农业的总思路，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因而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必将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粮食三农问题范文篇8

什么是“三农问题”？一般而言，“三农问题”就是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三农问题”具有一般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三农问题”，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旧中国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历史问题”。“三农问题”的普遍性在于，二元经济结构普遍存在，而且长时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然而，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质，它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问题，而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因而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同时期的“三农问题”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并不是只要与农有关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泛泛地使用“三农问题”这个用语，会迷失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什么是眼下的“三农问题”及其性质？我认为，目前的“三农问题”就是城乡产业、收入和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具体说，“农业问题”——农业不稳——实质是城乡产业生产方式的差距过大；“农民问题”——农民太穷——实质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过大；“农村问题”——农村太落后——实质是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三农问题”表面上是“农字号”问题，实质是我国城乡发展严重失调，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凝固。

“三农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三农问题”的根治也非一日之功。“三农问题”盘根错节，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针对“三农问题”的特殊性质，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既是发展的重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又具有可行性和高效性。解决农业问题，核心是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解决农民问题，核心是实现充分就业，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问题，核心是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全面解决“三农问题”，还必须提出纲领性的发展战略。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相互联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同时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解决“三农问题”，可以把分散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联接进来，可以做到纲举目张。

第一，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观的重大调整。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指导思想。党和政府并不是今天才面临和解决“三农问题”，然而，“三农问题”屡治无效，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累积性后果。在既定发展模式下，治理“三农问题”局限于农内言农，必然使“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城乡统筹发展抓住了“三农问题”的根源，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找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

第三，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农民和农村生产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农产品产量最大化，以满足温饱。在农产品供给总量短缺时，农产品数量扩张，就可以达到农民增收，供给目标和收入目标“一举两得”。长期以来，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务农，收入增长受到农业资源不足、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过多、农业经营规模过小的致命制约。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农民就业多元化，收入来源也多元化了，虽然农业收入依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不断上升，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因此，采取综合措施，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带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辟增收途径。因地制宜地实行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对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建立救助制度。

第四，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对缓慢。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当统一起来。改革以来，虽然我国城乡经济和社会都获得了发展，但是，由于“城乡分治、重工轻农”的经济发展战略没有根本转变，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明显改善，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加快推进农村道路、饮水、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重点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对农村学生免收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寄宿生活费补助。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人畜共患疾病的防治。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发展远程教育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乡村道路建设，发展农村通信，继续完善农村电网，逐步解决农村饮水的困难和安全问题。大力普及农村沼气，积极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能源。

粮食三农问题范文篇9

为此，2004年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三农问题的重大方针政策，具体包括：减免农业税；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实行征地制度改革，保护失地农民；保护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加大农村贫困、特困人口扶贫力度；加快农业金融、保险和财政扶持体系建设；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革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等等。

上述大政方针，应该说是立足于新的农村经济社会形势下作出的思考结论，对于稳定农村形势、推动农村改革、寻找农业经济以至整体国民经济提速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上述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设计中存在的缺陷：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的思路没有脱离“授农以鱼”的思想框架。

无论是减免或取消农业税、农村扶贫、通过财政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加快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还是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失地农民，总体上都属于一种侧重于在经济利益上给予农民合适补偿的思路，没有从建立农业经济的良性自我发展机制、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实力的重点出发。

2004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多亿元，直接补贴给种粮农民，补助总额达到120亿元。国家还补贴化肥企业12亿元以上。

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各方面资金达到1500亿元以上，比2003年增加300亿元，增幅为近年之最。

同时中央决定，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截止2005年1月底，除山东、云南、河北、新疆、甘肃几个省区之外，其他25个省市区都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税。2004年通过减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给农民减轻负担达294亿元。

在这样的工作和改革思路下，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综合政策杠杆，侧重于把资源和政策简单注入农村经济，虽然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和提高农民收入的积极效果，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样的思路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

只有按照“授农以渔”的大智慧，通过一系列突破性的农村改革措施，全面调动农村、城市、政府乃至全社会的积极性，培养农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转换农村经营机制，才可以从制度上寻求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康庄大道。

二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整体呈现出一种保守型的消极应对的思路，没有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新的历史规律出发，在三农问题上贯彻一种进攻型和创新型的政策思路。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执行一种高积累的、以农补工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和巨大奉献为前提的。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实现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多年的今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在以其超低的成本支撑着城市经济的全球核心竞争力。

目前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也属于对于历史形成的工农、城乡关系的一种调整和平衡。这样的政策，本身正反映出工业之对于农业、社会之对于农村、城市之对于乡村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不公平和利益的不对称。

综观目前中央在三农业问题采取的种种政策，因为农村基层政府“白条”、“三乱”等行为增加农民负担的问题日益尖锐，所以有了后来的“减轻农民负担”、“减免或取消农业税”；因为农村普遍出现看病难、农民没钱看病等严重的人道问题，所以有了后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因为城市大量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所以有了后来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因为城市房产开发大量占用耕地以及征用土地补偿中出现对农民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待遇，所以有了后来的“保护失地农民”。

种种事实表明，正是因为农村社会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的下降、话语权利的减弱和经济份额的削减，面对城市经济、体制、政府、资本等强势力量，农村逐步演变成为极度的弱者，其合法权益在生产、消费、劳动、财产权利等各个领域受到全面的侵占。

所以，目前政府的政策措施虽然有必要围绕上述三农利益受到侵占的各领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从源头上寻找产生上述现象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从而以一种进攻型的政策姿态有针对性的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产生三农问题的种种病根。

否则，如果继续坐视造成三农问题的种种体制和社会根源存在、滋长，那么即使可以把目前暴露出来各方面问题予以遏止，但是仅仅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将无法应对弊病百出、挑战频仍的城乡经济格局、三农体制缺陷和产权多元经济在未来给予三农领域的压力。

三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仍然侧重于从外部推动，而没有认真研究采取从农村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入手，开展农村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创新。

目前，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这样一种局面很容易让我们把眼光集中于从外部不断给农村、农业输血，于是一种类似工业经济改革初期“减税让利”、“简政放权”的“松绑型”的农村“新政”应运而生，但无形中忽视了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建设。

历史证明，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可以根本发挥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目前历史阶段的一种特定的系统命题，需要同时从外部和内部思考根本解决之道。比方一个病人，如果身上的刀口还在流血，那么即使输入再多的血液最终对他的健康还是无济于事，最佳的方法是在输血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寻找伤口、寻求根本止血之道。而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建设就是这样的止血之道和造血之道。

四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仍然偏重于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政府主导的领域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手段，推动资源、资金、政策、技术向农村、农业的倾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在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下实现最优化配置，需要高效廉洁的政府公共服务环境，需要完善的外部法制环境，也需要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

目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改革，其实质是新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下，对于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农村和全社会之间进行重新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因此解决三农业问题必须同时采取市场的、行政的和法律的综合手段，积极调动国家集体个人各方面积极性，调动城乡双方面积极性，调动国有、集体、民营、“三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积极性，引导全社会资源自发、有序的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

五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的政策研究出发点还不能够很好的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没有真正挖掘涉及新的历史时期下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新的生产关系创新实践。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取得突破，而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举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便肇始于七十年代末期在农业大省安徽率先发起的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安徽省委根据面对的困难，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在这项政策鼓励下，安徽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农民秘密达成了包产到户的协定。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要求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到15年以上，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目前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的种种政策、对策，真正从根本上涉及农村生产组织方式、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的，所占比重并不大，其中大量属于资源转移型的政策措施，而不是体制转型性质的制度变革。真正农村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还是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而这一切的源泉，还是来自广大农民的创造力和基本实践。只有从我们身边的农村、农业中的新生事物中，从农民兄弟在农业生产中的创新中，我们才可以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变革之路。

思考三农问题解决之道，我们首先必须认识解决三农业问题的本质任务和历史目标：

粮食三农问题范文篇10

第二，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发展农村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基础，核心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以现代工业为依托，在现代市场条件下进行的大农业，是一种高科技含量、高资本投入、低劳动投入、高消耗、高产出、高商品率和高度社会化的农业。必须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大力发展畜牧业，保护天然草场，建设饲草基地。积极发展水产业，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搞好土地整理。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病虫害防控体系。积极推行节水灌溉，科学使用肥料、农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第三，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农民和农村生产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农产品产量最大化，以满足温饱。在农产品供给总量短缺时，农产品数量扩张，就可以达到农民增收，供给目标和收入目标“一举两得”。长期以来，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务农，收入增长受到农业资源不足、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过多、农业经营规模过小的致命制约。随着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农民就业多元化，收入来源也多元化了，虽然农业收入依然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比重不断上升，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导性因素。因此，采取综合措施，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扩大养殖、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努力开拓农产品市场。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带动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水平，逐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辟增收途径。因地制宜地实行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对缺乏生存条件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建立救助制度。

第五，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长期以来，围绕“城乡分治、重工轻农”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城乡歧视的制度安排。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深化农村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保障。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规范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金融组织，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积极开拓农村市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系统工程，任务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够急功近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遵循以下的原则：第一，搞好总体规划和具体部署，坚持规划先行，抓好试点示范，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推进。第二，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强求一律，不盲目攀比，不搞强迫命令，更不能搞形式主义。第三，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实行中央、地方分级负责，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行动。

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期，党和政府“三农”工作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就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12月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八项主要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扎实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理解，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推动“三农问题”的全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