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三农问题范文10篇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

有人问：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粮食保护价政策影响何在?要精确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模型计算。我个人的判断，如果按保护价但不是敞开收购，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也就是说市场粮价的回升点可能会出现得早一点。但就目前农产品供求总体状况看，农民要想从农业获得更多的收入非常困难。

这些资源如果不种粮食而种其他农作物会不会使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这其实很不确定。现在有些人认为，过去几年的粮食政策，对粮食生产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无效供给，造成了严重的库存积压。这种认识隐含的前提就是粮食生产浪费了部分资源。

那么，是不是“不浪费”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要看其他农产品是否存在短缺现象。现实情况是，除粮食之外的其他农产品也基本没有短缺，而且绝大多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所以，即使这几年少种一点粮食、改种其他农作物，问题依然存在。

我大体的经验判断是：根据目前粮食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体上需要保持在16．5—17亿亩之间。低于16．5亿亩，当年生产的粮食就难以满足需求，粮价会上涨；超过17亿亩，则会供过于求，粮价下降。因此，从总供求的角度看，粮食播种面积也就只有5000万亩左右的调整余地。

这几年粮食库存多了，确实可以适当减少粮食生产。估计粮食播种面积在一两年内低于16．5亿亩问题不大，因为有库存；但连续3年以上我认为就会出问题。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

有人问：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粮食保护价政策影响何在?要精确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模型计算。我个人的判断，如果按保护价但不是敞开收购，粮食供过于求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也就是说市场粮价的回升点可能会出现得早一点。但就目前农产品供求总体状况看，农民要想从农业获得更多的收入非常困难。

这些资源如果不种粮食而种其他农作物会不会使农民获得更好的收入?这其实很不确定。现在有些人认为，过去几年的粮食政策，对粮食生产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无效供给，造成了严重的库存积压。这种认识隐含的前提就是粮食生产浪费了部分资源。

那么，是不是“不浪费”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要看其他农产品是否存在短缺现象。现实情况是，除粮食之外的其他农产品也基本没有短缺，而且绝大多数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所以，即使这几年少种一点粮食、改种其他农作物，问题依然存在。

我大体的经验判断是：根据目前粮食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大体上需要保持在16．5—17亿亩之间。低于16．5亿亩，当年生产的粮食就难以满足需求，粮价会上涨；超过17亿亩，则会供过于求，粮价下降。因此，从总供求的角度看，粮食播种面积也就只有5000万亩左右的调整余地。

这几年粮食库存多了，确实可以适当减少粮食生产。估计粮食播种面积在一两年内低于16．5亿亩问题不大，因为有库存；但连续3年以上我认为就会出问题。

今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此刻应该提示的是有关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兹摘要如下：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与会者强调，要用科学发展观全面理解三农问题。第一，要对三农问题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这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从历史上看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农村最大的发展问题。第二，对二元结构及其矛盾要全面理解。要正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和城市差距拉大，是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第三，对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多予、少取和放活”要全面理解。要把这一政策与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方面联系起来，而不能仅仅作为经济政策来看待。还要用协调的观点去理解三农问题，包括：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看待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处理好粮食总产总体平衡、农产品优化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国家财政的增长、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民增收的关系；合理城市布局和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关系问题；加强乡村政权建设与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把现实中的三农问题概括为八个方面。第一，粮食生产和供应问题。前两年粮食产量降低，粮食供求矛盾加剧，原因是耕地减少，土地生产力比较低，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第二，农村居民的增收问题。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市场实现问题，农民的收入靠进城打工；第三，土地问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没有得到尊重，农民土地大量被占用、征用；第四，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第五，经营体制问题；第六，农村基层组织功能问题；第七，农村的社会发展严重滞后问题；第八，农村金融体制问题。学者建议：城乡统一税制；进行粮食政策改革；打破二元格局，真正把农民工作为产业工人看待；创建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大流通；农业科技体制改革，让农业科技人员与农民相结合。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三农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农问题，所以要理解三农问题就必须理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没有效率，而没有效率是自然人或经济人在特定条件约束下的必然结果。如果收益是确定的，那么自利人的投入必然是最小的，总体的效用也是最小的。现代的中国农民也是理性人，如何设定一个制度，让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很好的发挥，同时也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关键要理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以高度的哲学理念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物质的效用只是它的一个外在表现，内在的是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平等。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因此有人建议：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速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变现存的五级政权为三级政权、缩小地区差别，均衡各级财政、推动税费改革、做好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均衡收入分配、实施反贫困战略。

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是，把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放到同一平台上对话，既促进学科交流，也拓宽了人们在三农问题认识上的视野。与会专家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十分注重历史视角，探索三农问题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有学者指出，结合中国历史上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国家要为农民的劳动创造一种环境，如兴修水利工程等；引导农民正确处理好国家、市场和个人三方面的关系。有学者强调，必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认为农业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用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定位“三农”问题，由国家和地方制定现实可行的政策目标。

与会专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许多专家不仅对三农现实问题进行了概括与分析，并且对三农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选择也发表了见解。公务员之家

有人认为，化解三农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或私营经济，最好的例子就是温州和晋江。温州和晋江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前的第一产业占主导变为第二产业占主导，人均收入都有了百分之五六十的增加。通过非公经济的发展可以迅速摆脱农村的贫困，其内在的机理就在于非公经济的发展能够很快带动周围村民发展。沿海城市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公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各种问题便随之解决。因此，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有学者认为，工业化重心应该下移到县域。主张从调整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立论的依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目标；后起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从加速农村发展入手消除二元结构达到平衡发展；发展中大国集中精力建设城市可能丢掉农村，农村资源向城市过分集中，形成大面积的盲区。因此，学者们认为应将工业重心下移到县域，尽可能将与农业相关的产业从大中城市下放到县。

一、角色替代下的绩效不足

在长达三十年的解决三农问题艰难历程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角色错位的奇怪现象：既然解决三农问题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农民，那么农民这一群体就应该最具有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意愿，并且，也会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出主体作用，做出积极的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行为选择。然而，从历年的中央支农一号文件，到免除涉农税收，再到建设新农村，及号召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更多成了至上而下运作，农民反而成了配角，解决三农问题更多地成为了社会的，或者说是政府的事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在有市场的经济中，农民，政府抑或其它群体，都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皆因自身利益诉求进行着利益博弈。因此，至上而下的，着重于从社会范围来解决三农问题，或者由其它利益集团来替代解决，本身就有违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因为，一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可能由另外的对其有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来代为实现的。

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着社会主义的性质，从而一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就可以由社会或其它群体通过帮扶、反哺等行为来替代实现是极具理想色彩的。只要各群体有其自身的独立利益，各群体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利益博弈。同样，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具有社会资源的配置职能，但它仍然有其自身的利益，也是一个力图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集团，所以，由政府来替代农民解决三农问题，其行为也很难节制，它既可以采取一些扶农惠农措施，也可以为财政收入最大化圈占农地。因此，即使一个经济具有着社会主义的性质，政府也具有社会资源配置的职能，但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或者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也只能通过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来得到实现。

所谓农民的主体作用，其具体落实为农民为自身利益而与其它社会集团进行利益博弈的行为。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以各种方式进行，但只有交易这一种方式具有合作性，也即只有交易才能够实现参与博弈各方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赢，并同时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所以，所谓发挥农民在解决三农问题的主体作用，其准确含义就是农民这一群体能够在市场上与其它利益集团进行机会均等的交易，并通过交易去解决三农问题。

如果农民的主体作用被抑制得不到实现，而由其它社会利益集团来替代农民去解决三农问题，预期目标就很难得到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于农民不能够针对其它利益集团所采取的行动做出自己的对策选择，所以，当这些措施即使具有扶农惠农愿望时，也可能并不符合农民的意愿，因此难以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而当这些措施只是符合其它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时，农民也只能消极接受，并不能对其进行矫正，反而可能加剧三农问题。总之，只要农民的主体作用得不到发挥，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不是经由农民和其它利益集团的市场交易，其结果都会是导致解决三农问题所做的努力归于低效率或无效率。正由于此，三农问题迄今仍是中国社会发展难解的课题。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挫折。进入新时代，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三农问题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三农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三农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工作总结的重要理论和做出的政策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探索领导三农工作的历史启示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求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研究阐述我国三农事业快速发展背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思想路线和发展理念及保持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一百年；三农问题；探索；启示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始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懈奋斗。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又是一个农业和农村经济十分薄弱的国家，可以说，三农问题在过去100年里都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对三农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

一、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一）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期间，我们党对三农探索重点是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力量来源问题

我们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一开始，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的深度不够。中共一大和二大确定的指导方向都侧重于发动工人阶级和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对农民的力量和工农联合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不断深入的。1927年深入湖南农村，通过长达32天的实地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在全面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工农武装割据、依靠农民群众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方面进行过大量探索。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土地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要将生产资料收归公有，这是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战斗纲领，保证运动健康发展，为团结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可以判断，建立政权前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问题的主要理论可以归结于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三农工作主要是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核心在于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基地和力量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同的时期，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党的领导核心都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行之有效的主张，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本文现就三个领导集体破解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主要措施及所取得的成就作回顾与总结，希望籍此加深对三农问题的科学认识。

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搞活农村，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基础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三农问题面临的形势。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己实现了全面的机械化、现代化，而在这一时期，我国三农问题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首先，由于的影响，国民经济已频临崩溃的边缘，农村、农民处于极端困苦之中，当时农村有2．5亿人口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其次，农业生产中大集体的生产机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严重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再次，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结构极不合理，当时，我国农村经济局限于农业，农业偏重于粮食生产。农业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制约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针对以上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情和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深刻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1)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实行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废除了体制，实现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重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几年里，我国农业生产连年大丰收，到80年代中期就基本解决了主要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一成就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和赞赏。

(2)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近年，中央政府日益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集中反映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于解决农村问题的整体布局和战略思路：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认真贯彻“以人为本”，切实关注社会弱势群体。

为此，2004年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三农问题的重大方针政策，具体包括：减免农业税；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实行征地制度改革，保护失地农民；保护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加大农村贫困、特困人口扶贫力度；加快农业金融、保险和财政扶持体系建设；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革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等等。

上述大政方针，应该说是立足于新的农村经济社会形势下作出的思考结论，对于稳定农村形势、推动农村改革、寻找农业经济以至整体国民经济提速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上述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设计中存在的缺陷：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的思路没有脱离“授农以鱼”的思想框架。

无论是减免或取消农业税、农村扶贫、通过财政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加快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还是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失地农民，总体上都属于一种侧重于在经济利益上给予农民合适补偿的思路，没有从建立农业经济的良性自我发展机制、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实力的重点出发。

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期，党和政府“三农”工作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就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12月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八项主要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扎实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理解，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推动“三农问题”的全面解决。

什么是“三农问题”？一般而言，“三农问题”就是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三农问题”具有一般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三农问题”，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旧中国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历史问题”。“三农问题”的普遍性在于，二元经济结构普遍存在，而且长时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然而，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质，它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问题，而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因而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同时期的“三农问题”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并不是只要与农有关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泛泛地使用“三农问题”这个用语，会迷失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什么是眼下的“三农问题”及其性质？我认为，目前的“三农问题”就是城乡产业、收入和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具体说，“农业问题”——农业不稳——实质是城乡产业生产方式的差距过大；“农民问题”——农民太穷——实质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过大；“农村问题”——农村太落后——实质是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三农问题”表面上是“农字号”问题，实质是我国城乡发展严重失调，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凝固。

“三农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三农问题”的根治也非一日之功。“三农问题”盘根错节，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针对“三农问题”的特殊性质，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既是发展的重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又具有可行性和高效性。解决农业问题，核心是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解决农民问题，核心是实现充分就业，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问题，核心是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全面解决“三农问题”，还必须提出纲领性的发展战略。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相互联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同时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解决“三农问题”，可以把分散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联接进来，可以做到纲举目张。

第一，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观的重大调整。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指导思想。党和政府并不是今天才面临和解决“三农问题”，然而，“三农问题”屡治无效，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累积性后果。在既定发展模式下，治理“三农问题”局限于农内言农，必然使“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城乡统筹发展抓住了“三农问题”的根源，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找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

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近期，党和政府“三农”工作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就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12月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八项主要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扎实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理解，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推动“三农问题”的全面解决。

什么是“三农问题”？一般而言，“三农问题”就是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三农问题”具有一般性，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三农问题”，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一定程度上是旧中国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历史问题”。“三农问题”的普遍性在于，二元经济结构普遍存在，而且长时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然而，我国当前的“三农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质，它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性问题，而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难点和重点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瓶颈”，因而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不同时期的“三农问题”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并不是只要与农有关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泛泛地使用“三农问题”这个用语，会迷失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什么是眼下的“三农问题”及其性质？我认为，目前的“三农问题”就是城乡产业、收入和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具体说，“农业问题”——农业不稳——实质是城乡产业生产方式的差距过大；“农民问题”——农民太穷——实质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过大；“农村问题”——农村太落后——实质是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三农问题”表面上是“农字号”问题，实质是我国城乡发展严重失调，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凝固。

“三农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三农问题”的根治也非一日之功。“三农问题”盘根错节，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针对“三农问题”的特殊性质，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既是发展的重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又具有可行性和高效性。解决农业问题，核心是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解决农民问题，核心是实现充分就业，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村问题，核心是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

全面解决“三农问题”，还必须提出纲领性的发展战略。按照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是多方面的，相互联系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同时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解决“三农问题”，可以把分散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联接进来，可以做到纲举目张。

第一，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领“三农”工作，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观的重大调整。统筹城乡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指导思想。党和政府并不是今天才面临和解决“三农问题”，然而，“三农问题”屡治无效，愈演愈烈，从根本上说是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累积性后果。在既定发展模式下，治理“三农问题”局限于农内言农，必然使“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城乡统筹发展抓住了“三农问题”的根源，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找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