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溢出范文10篇

技术溢出范文篇1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2、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2006年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2003年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2002年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01年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2005）。

3、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是知识溢出良性循环的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顺应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研究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和(或)模仿能力较强时，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这时则偏向于鼓励模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国外科技企业的在华利益，从而以保证更多外部知识的持续流入。

参考文献：

[1]赵伟，汪全立.人力资本与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4.

[2]李永.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测度与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6，06.

[3]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

[4]BenhabibandSpiegel.Theroleofhumancapitalineconomicdevelopment：evidencefromaggregatecross-countrydata.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J].1994，vol.34：143-173.

技术溢出范文篇2

摘要：从投资动因和作用机制来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技术动因，而且总体上可以促进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但获取反向技术溢出的程度受到企业治理结构、国际化经验、投资模式、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影响。由于我国技术创新基础薄弱，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资源，实现反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我国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关键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

0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特别是由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我国需要加快转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在此过程中，核心技术缺乏，研发投入不足等已成为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纷纷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主动获取东道国当地的技术资源，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弥补技术差距，并实现技术赶超。因此文章从投资动因和作用机制这2角度深入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1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2000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的对外投资政策和法规，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在此情况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而对外投资地区以及投资行业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据商务部统计，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3年的285465万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650609万美元，增幅高达828.52%，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也由2003年的3322222万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791050万美元，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投资存量由2004年的12398万美元迅速扩大到2007年的152103万美元。

2投资动因

国内学者在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领域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冼国明和杨锐（1998）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企业有可能主动采取逆向FDI方式,以期改变其技术开发和累积过程中被动的、渐进的路径，并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某种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术累积的速度和动态效果。马亚明，张岩贵（2003）提出技术扩散的存在使得通过FDI来寻求技术成为可能，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以合资的形式到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最大化公司之间的技术扩散，以最大可能地寻求和利用发达国家企业的先进技术。李蕊(2003)在研究跨国并购的技术寻求动因时，发现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可以使跨国公司获得大量与核心技术相关的技术，使其技术研发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增长，技术研发能力大幅度提高，同时，也加快了开发、创造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进度。也就是说，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实现现有各种资源尤其是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跨国公司技术研发的投入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取得各种现有研发成果，提高了跨国公司技术研发的质量和水平，加快了跨国公司技术创新的速度。孙建中（2004）提出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是我国获取核心技术的现实选择，原因在于：①增强投资机制功能的动机；②降低技术移入成本的动机；③加快技术获取速度的动机；④提高技术获取效率的动机。吴先明（2007）指出在动态的全球竞争条件下，以寻求创造性资产为目标的海外投资并不以垄断优势为前提条件，具有局部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逆向投资，采取在发达国家当地建厂、设立技术监听站和跨国并购等形式，寻求并获得未来竞争的关键性资源—创造性资产，并通过全球化来利用这些资产构建新型的资源和能力基础。申俊喜（2008）注意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由于产业升级路径的跃升、技术获取方式的变迁以及知识吸收能力的增强，实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利用外部技术的重要路径。这一策略不仅可以打破产业升级的路径依赖、提升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能够实现以技术创新国际化带动市场国际化。综上所述，寻求技术资源在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07年我国居民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数为116件，而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专利申请数分别为239、582、2610、285和800件。此外，2007年我国R&D支出占GDP比重为1.49，而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R&D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2.08、2.53、1.79、3.44和2.68。这显示，对于我国而言，发达国家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如果我国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通过技术扩散以获取反向技术溢出，有利于赶上国际先进技术水平，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华为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分别在法国设立了3个研发中心：塞尔日中心（无线技术的基础性研发）、拉尼翁中心（固定宽带研发）、伊西中心（移动宽带研发），而且2009年华为公司在瑞典哥德堡即将开设一家新的研发中心，主要专注于微波、基站和基于IP的网络研发。华为公司通过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将基础研究和应用型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成功的打入了竞争激烈的国外市场。

3作用机制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增多，其作用机制也日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赵伟，古广东和何元庆（2006）认为中国对不同的东道国经济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制不尽相同。其中，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主要通过研发要素吸纳机制、研发成果反馈机制、并购适用技术企业机制促进中国技术进步，而对于新兴工业化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研发成本分摊机制占主导地位。杜群阳（2006）提出反向外溢的渠道一是母国企业可通过与东道国的技术领导者建立更紧密的地理联系，以降低投资者的生产成本，获得积极的外溢效应;二是母国企业可利用与东道国的产业联系，实现知识获取，以获得反向外溢。尹冰（2006）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逆向投资实现技术进步的传导机制，包括技术传导的动力因素、传导路径、影响因素和传导效应四大环节。冯跃（2008）提出发展中国家逆向FDI主要通过溢出效应、学习效应、关联效应、渗透效应等途径影响母国企业乃至母国国内整体技术水平，其中传导机制包括创新激励机制、学习激励机制。尹华和朱绿乐（2008）认为企业技术寻求型FDI主要通过模仿跟随效应、联系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以及平台效应四个途径获得反向技术外溢。陈菲琼和虞旭丹（2009）研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其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反馈机制，得出了4种主要的反馈途径：①海外研发反馈机制。跨国公司海外R&D活动来自2个方面：创新R&D和适应型R&D，前者更类似于“技术获取型FDI”，而后者则像是“市场开发型FDI”，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获取东道国的智力要素、研发机构、信息等R&D资源为目标，以新建或并购海外R&D机构为手段，以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为宗旨的跨境资本输出行为。②收益反馈机制。如果将收益汇回国内，母公司可以增加研发投入和人力投入，从而增强自身的核心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若保留在子公司则可以实现海外研发反馈机制。③子公司本土化反馈机制。子公司本土化可以促使母国企业在技术、管理知识的等方面更为直接、快捷地与发达国家进行交融和沟通，特别是获得有如东道国的网络支持、上下游溢出等其他方面无法实现的效应。④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共效应。从社会和宏观的角度来看，OFDI的外部性发生在其母国厂商从某一公司的跨国投资中受益，即公共效应。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作用途径主要为降低研发成本、母国子公司和东道国企业之间高素质人才的流动、对产业链上下游厂商的技术扩散等。陈菲琼和虞旭丹（2009）分析万向集团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作用时，重点提到了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收益反馈和网络支持效应。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则在华为公司体现的更为明显。截至2008年底，华为近8万名员工中，海外员工已超过22000人，其中海外本地员工超过12500名，海外员工本地化率达到了57%。这有利于华为吸引和保留国外人才，以及提供在不同国家员工之间的学习和交流机会。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企业的不同的海外扩张阶段，可能不同的作用机制起主导作用。在对外投资初期，我国企业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处于比较劣势，可能面临亏损局面，这时收益反馈机制很难发挥作用，而在后期，我国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逐渐赶上发达国家企业，以及进一步熟悉和了解东道国的政策法规、市场竞争情况，导致获利增加，从而体现出了收益反馈机制。

4结论

由从投资动因和作用机制来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技术动因，而且总体上可以促进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但获取反向技术溢出的程度受到企业治理结构、国际化经验、投资模式、文化差异等多种因素影响。此外，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例如联想在收购IBMPC部门过程中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于我国技术创新基础薄弱，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资源，实现反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我国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冼国明，杨锐.技术累积、竞争策略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济研究.1998(11).

[2]马亚明，张岩贵.技术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一个关于技术扩散的分析框架.南开经济研究.2003(4).

[3]孙建中.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生产力研究.2004(8).

[4]吴先明.跨国公司理论范式之变:从垄断优势到寻求创造性资产.世界经济研究.2007(5).

技术溢出范文篇3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三、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2006年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2003年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2002年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01年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2005）。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是知识溢出良性循环的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顺应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研究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和(或)模仿能力较强时，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这时则偏向于鼓励模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国外科技企业的在华利益，从而以保证更多外部知识的持续流入。

参考文献：

[1]赵伟，汪全立.人力资本与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4.

[2]李永.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测度与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6，06.

[3]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

[4]BenhabibandSpiegel.Theroleofhumancapitalineconomicdevelopment：evidencefromaggregatecross-countrydata.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J].1994，vol.34：143-173.

技术溢出范文篇4

所谓的技术溢出,是指跨国企业在实现技术的当地化过程中,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企业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在开放经济下,国际贸易被视为国际技术传递和扩散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发展中国家由于受资金､科研､技术等原因的限制,采取同世界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进行有关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国际贸易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更是一种缩短其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捷径｡一国通过进口贸易不仅可以购买高质量的外国最终制成品,而且还可以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来提高本国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可见,与出口贸易相比,进口贸易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技术扩散的外溢的方式｡

Coe等人(1997)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是经济体之间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一条重要渠道,国际技术扩散及技术溢出借助于进口贸易促进国内经济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基于中间品的进口和国际技术转移｡Keller(2002)估算出研发活动对一个产业生产力增长的贡献中,来自本产业的研发占50%,来自国内其他产业占了20%,来自国外的研发占到了30%｡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活动通过进口贸易对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特别显著的作用｡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能够标示着经济水平发展的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存量,还依赖于外国的R&D存量｡这也就是说,一国国内的研发行为可以直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同时,与本国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产生技术溢出,进而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本国的技术进步｡

本文选取了1981—2001年的数据,根据LP模型考虑了人力资本来研究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对我国的影响｡同时,通过确定最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弹性来进行实证分析｡

二､模型的建立

CH95模型是刻画技术进步与贸易关系的重要模型,它是由Coe和Helpman于1995年在Grossman和Helpman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通过将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构建国外R&D存量,第一次就贸易对一国TFP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来自贸易伙伴R&D的投入如何通过进口贸易这个渠道产生技术外溢进而影响本国的技术进步的｡其表达形式如下:

log(F：)=c：+α：：logS：：+α：：log(S：：)+ε：(1)

S：：=：：·S：：

M：=：M：

其中,S：：表示CH95方法计算出来的t时刻国家i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M：表示国家i在t时期从贸易伙伴国j进口的总额,M：表示国家i在t时期从所有贸易伙伴国进口的总额｡S：：表示国家i在t时期国内的研发资本存量｡

CH95模型虽然采用进口份额对贸易伙伴国的R&D进行加权的方法普遍被研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学者们使用,但是,CH95存在了设定偏误,即用以测度国外研发存量溢出的方法按照CH95模型,如果将两个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就会得出合并后溢出的研发资本远远大于合并前两国分别溢出的研发资本之和,对于这一结果显然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针对这个结果,Lichtenberg和Potterie(后文简称:LP)(1996)指出,Coe和Helpman计算国外研发存量采用的加权方法存在“总量偏差”｡为了减小这种偏差,LP提出了以贸易伙伴国的总产出替代本国的进口总额作为权重,这样既能体现国际研发溢出的方向,又可反映其密度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S：：=：：·M：(2)

其中,S：：表示LP方法计算出来的t时刻国家i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表示国家j在t时期产出的R&D资本密集度｡

基于以上,本文确定的测度我国进口贸易溢出的模型为:

log(F：)=c：+α：：logS：：+α：：log(S：：)+ε：(3)

此外,由于知识的非垄断性或非专有性等特征,使技术型员工的流动成为技术溢出的一条重要路径,且通过技术工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而获得大量的技术信息,使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技术溢出现象更加明显｡同时,人力资本在新产品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使得本国技术得以进步｡在运用LP模型测算进口贸易溢出所带来影响的同时,本文也把人力资源对TFP所产生的影响加入模型中｡

我们将TFP定义为下面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F：=A：S：：=：(4)

其中,A：为技术水平,Y：为总产出,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H：为人力资本,α为劳动产出弹性,β为资本产出弹性｡

三､数据的准备与处理

我们将TFP定义为下面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本文主要采用我国1981—2001年的数据来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加以分析研究｡

1.全要素生产率TFP

(1)Y､L的数据可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册｡

(2)K的确定,我们根据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计算每年中国的资本存量数值(1981年为不变价),公式为:

K：=(1-δ：)K：+I：/P：

其中,δ：表示资本折旧率,我们取值为7%,P：表示投资价格指数(1981=1),I：表示为每年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

(3)H的来源是依据YanWang，YudongYao(2003)所提到的公式计算得出:

H：=(1-δ：)H：+(PRI：-JUNIOR：)

H：=(1-δ：)H：+(JUNIOR：-SENIOR：-SPECIAL：)

H：=(1-δ：)H：+(SENIOR：-HIGH：)

H：=(1-δ：)H：+SPECIAL：

H：=(1-δ：)H：+HIGH：

H：=(5H：+8H：+11H：+10H：+14.5H：)/Pop：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4)在计算中国的资本产出弹性时,考虑到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假设下,资本产出弹性将会随技术或资本密集程度的改变而变化,因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资本产出弹性也可能不同,因此α､β的取值依据了傅晓霞､吴利学(2006)加入人力资本的测算计算结果,分别取值为:α=0.306,β=0.694｡

2.我国国内R&D资本存量S：

我国对R&D的支出统计是从1987年开始的,我国在1987年以前的研发投入一直是以政府财政科研拨款的形式存在,因此1981—1986年的数据采用这一项数据,从1987年后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年鉴》｡

3.国外R&D资本存量S：

由于2002年,OECD的研发总量占全世界研发投入总量的82%左右(合652亿美元),而其中又以G-7国家的研发总量所占份额最大,占OECD研发总额的83%,美国､日本､德国又综合占到了OECD研发总额的2/3｡特别是到2001年,日本､美国､欧盟中的国家在我国进口来源和在进口比重上都占了较大份额｡因此,本文采用G-7国家的研发数据对进口贸易溢出进行测算｡

四､计量结果与政策建议

利用所需要的数据,通过使用Eviews3.1软件对论文中的LP模型进行了回归,结果如上表所示｡

首先,我们不难看出,以进口贸易作为溢出渠道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国外研发存量每溢出一个单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就能相应地提高1.135个单位,这与贸易增长理论是一致的｡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外先进的创新知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贸易尤其是有形的资本品贸易成为了知识溢出的载体,而这些溢出的知识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从而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其次,计量结果显示出我国研发投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在1987年以前我国没有专项运用于研发的经费投入,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较长时期,我国主要是以加工为主的贸易形式较多,没有给予独立自主研发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应用,从而致使我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快速进行研发投入,但是,对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是占主导地位｡

为了对比看出人力资本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又将模型剔除了人力资本这一变量进行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将此

计量结果与之前的结果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忽略了人力资本要素会高估国外溢出研发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剔出了人力资本变量的结果中,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1.169,加入了人力资本变量的结果,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1.13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有以下建议:

我国在稳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要扩大与研发投入实力雄厚的国家进行贸易活动,特别是G-7国家的国际间贸易｡因为在对外贸易的同时,通过国家间贸易渠道而产生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都能够为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同时,我国自身的研发投入应大力加强｡一方面,可以为增长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国更好地吸收､消化､引进那些尖端或是高科技含量更高､更专业的新型技术和知识,进而创新出我国的新技术｡

另外,加强本国研发投入不仅要重视资金的投入,还要重视人才的投入和投资｡如果我国的高级人才流失太快､或是具有高等知识教育程度的人才所占比例不高,那么,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也会进展缓慢｡人力资本的流动可以带来新技术,也可以让高新技术流失,所以,我们在注重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加大对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把人才留住｡

参考文献:

[1]CoeandHelpman，InternationalR&DSpillovers[J].EuropeanEconomicReview39，1995.

[2]Wang，Y.andYao，Y.SourcesofChina＇sEconomicGrowth1952—1999:IncorporatingHumanCapitalAccumulation[J].

ChinaEconomicReview，2003，Vol.14，pp.32-52.

[3]Kokko，A.Technology，MarketCharacteristics，andSpillovers[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994,(32):279-293.

[4]RomerP.M..Endogenoustechnicalchang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98):71-102.

[5]Griliches,Z..ProductivitypuzzlesandR&D：Anothernoexplanation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88,(2):9-21.

[6]傅晓霞,吴利学.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地区差异中的贡献[J].世界经济,2006,(9):12-22.

[7]郭庆旺,贾俊雪.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4,(5):31-39.

[8]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5,(6):51-60.

[9]海闻,P.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21.

技术溢出范文篇5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摘要】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一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这一结论已经为许多实证研究所支持。伴随着我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进口贸易对我国的技术溢出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此文在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以及我国的现实性条件与特征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并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知识产权技术创新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摘要】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一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这一结论已经为许多实证研究所支持。伴随着我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进口贸易对我国的技术溢出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此文在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以及我国的现实性条件与特征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并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知识产权技术创新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三、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2006年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2003年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2002年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01年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2005）。四、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是知识溢出良性循环的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顺应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研究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和(或)模仿能力较强时，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这时则偏向于鼓励模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国外科技企业的在华利益，从而以保证更多外部知识的持续流入。

参考文献：

[1]赵伟，汪全立.人力资本与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4.

[2]李永.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测度与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6，06.

[3]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

[4]BenhabibandSpiegel.Theroleofhumancapitalineconomicdevelopment：evidencefromaggregatecross-countrydata.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J].1994，vol.34：143-173.

技术溢出范文篇6

所谓的技术溢出,是指跨国企业在实现技术的当地化过程中,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企业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在开放经济下,国际贸易被视为国际技术传递和扩散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发展中国家由于受资金､科研､技术等原因的限制,采取同世界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进行有关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国际贸易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更是一种缩短其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捷径｡一国通过进口贸易不仅可以购买高质量的外国最终制成品,而且还可以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来提高本国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可见,与出口贸易相比,进口贸易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技术扩散的外溢的方式｡

Coe等人(1997)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是经济体之间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一条重要渠道,国际技术扩散及技术溢出借助于进口贸易促进国内经济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基于中间品的进口和国际技术转移｡Keller(2002)估算出研发活动对一个产业生产力增长的贡献中,来自本产业的研发占50%,来自国内其他产业占了20%,来自国外的研发占到了30%｡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活动通过进口贸易对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特别显著的作用｡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能够标示着经济水平发展的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存量,还依赖于外国的R&D存量｡这也就是说,一国国内的研发行为可以直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同时,与本国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产生技术溢出,进而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本国的技术进步｡

本文选取了1981—2001年的数据,根据LP模型考虑了人力资本来研究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对我国的影响｡同时,通过确定最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弹性来进行实证分析｡

二､模型的建立

CH95模型是刻画技术进步与贸易关系的重要模型,它是由Coe和Helpman于1995年在Grossman和Helpman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通过将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构建国外R&D存量,第一次就贸易对一国TFP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来自贸易伙伴R&D的投入如何通过进口贸易这个渠道产生技术外溢进而影响本国的技术进步的｡其表达形式如下:

log(F：)=c：+α：：logS：：+α：：log(S：：)+ε：(1)

S：：=：：·S：：

M：=：M：

其中,S：：表示CH95方法计算出来的t时刻国家i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M：表示国家i在t时期从贸易伙伴国j进口的总额,M：表示国家i在t时期从所有贸易伙伴国进口的总额｡S：：表示国家i在t时期国内的研发资本存量｡

CH95模型虽然采用进口份额对贸易伙伴国的R&D进行加权的方法普遍被研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学者们使用,但是,CH95存在了设定偏误,即用以测度国外研发存量溢出的方法按照CH95模型,如果将两个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就会得出合并后溢出的研发资本远远大于合并前两国分别溢出的研发资本之和,对于这一结果显然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针对这个结果,Lichtenberg和Potterie(后文简称:LP)(1996)指出,Coe和Helpman计算国外研发存量采用的加权方法存在“总量偏差”｡为了减小这种偏差,LP提出了以贸易伙伴国的总产出替代本国的进口总额作为权重,这样既能体现国际研发溢出的方向,又可反映其密度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S：：=：：·M：(2)

其中,S：：表示LP方法计算出来的t时刻国家i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表示国家j在t时期产出的R&D资本密集度｡

基于以上,本文确定的测度我国进口贸易溢出的模型为:

log(F：)=c：+α：：logS：：+α：：log(S：：)+ε：(3)

此外,由于知识的非垄断性或非专有性等特征,使技术型员工的流动成为技术溢出的一条重要路径,且通过技术工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而获得大量的技术信息,使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技术溢出现象更加明显｡同时,人力资本在新产品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使得本国技术得以进步｡在运用LP模型测算进口贸易溢出所带来影响的同时,本文也把人力资源对TFP所产生的影响加入模型中｡

我们将TFP定义为下面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F：=A：S：：=：(4)

其中,A：为技术水平,Y：为总产出,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H：为人力资本,α为劳动产出弹性,β为资本产出弹性｡

三､数据的准备与处理

我们将TFP定义为下面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本文主要采用我国1981—2001年的数据来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加以分析研究｡

1.全要素生产率TFP

(1)Y､L的数据可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册｡

(2)K的确定,我们根据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计算每年中国的资本存量数值(1981年为不变价),公式为:

K：=(1-δ：)K：+I：/P：

其中,δ：表示资本折旧率,我们取值为7%,P：表示投资价格指数(1981=1),I：表示为每年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

(3)H的来源是依据YanWang，YudongYao(2003)所提到的公式计算得出:

H：=(1-δ：)H：+(PRI：-JUNIOR：)

H：=(1-δ：)H：+(JUNIOR：-SENIOR：-SPECIAL：)

H：=(1-δ：)H：+(SENIOR：-HIGH：)

H：=(1-δ：)H：+SPECIAL：

H：=(1-δ：)H：+HIGH：

H：=(5H：+8H：+11H：+10H：+14.5H：)/Pop：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4)在计算中国的资本产出弹性时,考虑到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假设下,资本产出弹性将会随技术或资本密集程度的改变而变化,因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资本产出弹性也可能不同,因此α､β的取值依据了傅晓霞､吴利学(2006)加入人力资本的测算计算结果,分别取值为:α=0.306,β=0.694｡

2.我国国内R&D资本存量S：

我国对R&D的支出统计是从1987年开始的,我国在1987年以前的研发投入一直是以政府财政科研拨款的形式存在,因此1981—1986年的数据采用这一项数据,从1987年后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年鉴》｡

3.国外R&D资本存量S：

由于2002年,OECD的研发总量占全世界研发投入总量的82%左右(合652亿美元),而其中又以G-7国家的研发总量所占份额最大,占OECD研发总额的83%,美国､日本､德国又综合占到了OECD研发总额的2/3｡特别是到2001年,日本､美国､欧盟中的国家在我国进口来源和在进口比重上都占了较大份额｡因此,本文采用G-7国家的研发数据对进口贸易溢出进行测算｡

四､计量结果与政策建议

利用所需要的数据,通过使用Eviews3.1软件对论文中的LP模型进行了回归,结果如上表所示｡

首先,我们不难看出,以进口贸易作为溢出渠道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国外研发存量每溢出一个单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就能相应地提高1.135个单位,这与贸易增长理论是一致的｡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外先进的创新知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贸易尤其是有形的资本品贸易成为了知识溢出的载体,而这些溢出的知识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从而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其次,计量结果显示出我国研发投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在1987年以前我国没有专项运用于研发的经费投入,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较长时期,我国主要是以加工为主的贸易形式较多,没有给予独立自主研发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应用,从而致使我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快速进行研发投入,但是,对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是占主导地位｡

为了对比看出人力资本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又将模型剔除了人力资本这一变量进行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将此计量结果与之前的结果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忽略了人力资本要素会高估国外溢出研发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剔出了人力资本变量的结果中,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1.169,加入了人力资本变量的结果,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1.13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有以下建议:

我国在稳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要扩大与研发投入实力雄厚的国家进行贸易活动,特别是G-7国家的国际间贸易｡因为在对外贸易的同时,通过国家间贸易渠道而产生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都能够为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同时,我国自身的研发投入应大力加强｡一方面,可以为增长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国更好地吸收､消化､引进那些尖端或是高科技含量更高､更专业的新型技术和知识,进而创新出我国的新技术｡

另外,加强本国研发投入不仅要重视资金的投入,还要重视人才的投入和投资｡如果我国的高级人才流失太快､或是具有高等知识教育程度的人才所占比例不高,那么,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也会进展缓慢｡人力资本的流动可以带来新技术,也可以让高新技术流失,所以,我们在注重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加大对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把人才留住｡

参考文献:

[1]CoeandHelpman，InternationalR&DSpillovers[J].EuropeanEconomicReview39，1995.

[2]Wang，Y.andYao，Y.SourcesofChina＇sEconomicGrowth1952—1999:IncorporatingHumanCapitalAccumulation[J].

ChinaEconomicReview，2003，Vol.14，pp.32-52.

[3]Kokko，A.Technology，MarketCharacteristics，andSpillovers[J].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994,(32):279-293.

[4]RomerP.M..Endogenoustechnicalchang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98):71-102.

[5]Griliches,Z..ProductivitypuzzlesandR&D：Anothernoexplanation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88,(2):9-21.

[6]傅晓霞,吴利学.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地区差异中的贡献[J].世界经济,2006,(9):12-22.

[7]郭庆旺,贾俊雪.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4,(5):31-39.

[8]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5,(6):51-60.

[9]海闻,P.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21.

[10]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2000,(12):29-36.

[11]方希桦,包群,赖明勇.国际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7):58-64.

技术溢出范文篇7

珠三角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一)1978～199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采取“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模式。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底，东莞市虎门镇就正式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编号为“粤字001”。尽管这家企业的规模不大，设备较落后，产品档次也不高，但在春潮萌动的中国内地却抢吃了第一只“螃蟹”，从此揭开了珠三角直接利用外资的序幕。在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地区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管理经验和国外销售渠道，但珠三角也有自身的优势，劳动力丰富而且便宜，土地资源多而且价格低。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之时正是香港产业升级换代之日，香港商人受厂租、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的困扰，急于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香港，转移到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珠三角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人文优势以及生产成本优势，成为港商的首选地区。珠三角人则因势利导，以乡镇企业为依托，以“三来一补”为突破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

(二)1991～200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点。计算机及软件、通讯、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新一代视听产品、机电一体化、重点轻工和家电等七大主导产业快速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和产品逐步提高。一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来珠三角兴建高新技术企业，世界500强IBM、飞利浦、杜邦、惠普、三星、施乐、康柏等跨国公司相继在珠三角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珠三角人从实践中逐步意识到“三来一补”的局限性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人们主要还是关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采取的措施是在淘汰低档次、技术落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有选择地引进了一大批高科技的加工贸易企业。珠三角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科技含量的过程中，自然也带来了技术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对珠三角地区的同行有很强的竞争作用和示范作用，本地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产生了大量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加工贸易与本地产业有密切的关联程度。这一时期，加工贸易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第三，加工贸易企业普遍重视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的培训。在加工贸易企业中，外商出于劳动力成本及其它因素的考虑，往往选择和招聘当地的优秀人才加以培训和管理，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熟悉国内外市场的人才。经过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一旦由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流向其他企业或自创企业时，所学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流，从而引起溢出。

(三)2001年至今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第三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不少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落户珠三角，并且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趋势初见端倪。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化，跨国公司纷纷在珠三角设立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杜邦、本田、日立、三星等知名跨国公司在珠三角就已设立了研发机构243家。这些研发中心上接研发源头，下连规模生产企业和市场，为珠三角吸收和承接国外高水平技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研发平台。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技术溢出效应有实质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逐步被引进关键技术、关键设备所替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为了能进入珠三角市场，竞相以各种方式向珠三角输出技术，技术引进的结构在不断优化。随着珠三角企业技术引进水平的不断提高，引进的目的逐步从单一生产技术的引进转向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创新能力的技术引进，引进技术方式多元化。跨国公司向珠三角输出技术，除了有技术许可、技术服务、入股投资等传统方式之外，还有相互交换技术使用权、特许专营等新形式，加工贸易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本地化。重用本地管理和技术的精英使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明显上升，促使跨国公司向人才本地化转变。

二、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主要路径

(一)技术模仿的路径。技术可以通过模仿和示范产生溢出效应。珠三角生产规模较大的本地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加工贸易的技术、管理等方面示范效应下，通过学习、模仿和竞争，逐渐发展壮大，甚至超过了竞争对手。美的、科龙、格力就是在西方跨国公司的巨大压力下，跟踪跨国公司的技术，经过模仿和创新，不断提高家电业技术水平的典型代表。

(二)配套生产的路径。发展珠三角配套产业是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实现技术外溢的直接渠道。在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产品本地化水平逐步提高。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例，珠三角已集聚了5万多家电子信息企业，打印机配套率达91％、PC机达80％、激光视盘机达64％，稳压电源达53％、计算机主板及功能板达41％。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世界级的IT业制造基地。不少与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合作、为外资厂提供配套加工零配件的本地企业，在加工配套过程中逐步积累了原始资本和掌握了生产技术以及市场营销网络，由“配角”地位逐步转化为市场的“主角”。

(三)人才流动的路径。在通常情况下，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当地化比例越高，流动性越强，向内资企业流动越多，技术外溢效果越好。掌握技术的人员的流动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这是珠三角取得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形式。珠三角加工贸易企业聘用了当地大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普通的员工，实际上就是间接地向珠三角提供技术转移。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不少人在加工贸易企业积累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资源，成为自身创业的重要资本。昨天的“打工仔”，今天成为大大小小的“老板”，在珠三角地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三、珠三角地区提升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启示

(一)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是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珠三角地区的经验表明，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是后进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和技术赶超的关键所在。没有对转移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在此基础上的模仿创新，该地区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换代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如果加工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长期停留在低技术、低层次的水平上，只会强化经济发展对外来资本的依赖性，这样虽然可以使某一地区的经济出现暂时的繁荣，但有可能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加工贸易企业人走楼空，最终导致经济出现“空心化”的现象。

(二)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根本途径是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持技术垄断的前提下，获得技术创新的利润最大化。以技术垄断为前提，跨国公司进行的技术转移都是成熟性技术。不论处在全球化生产链条的哪个环节，从事加工贸易的东道国企业都不可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依靠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也就不可能实现产业技术的赶超。即使位于核心的产业链条，依靠核心技术的转移与溢出也是十分有限的。进入21世纪，珠三角人发现，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向国内转移一般性的先进技术，但真正核心、领先的技术是绝对不可能转移的。利用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是一个地区产业技术升级的一种办法，但真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最终还得靠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

(三)开展深加工结转是实现技术溢出的有效方式。深加工结转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结转至下一家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据统计，目前珠三角七成加工贸易企业采购配套以深加工结转的方式实现。在全省IT、计算机和家电行业中，80％以上的手机部件、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和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在珠三角地区内实现配套。

(四)产业集群的形成是技术溢出的有效载体。仅仅在加工装配环节取得成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向上下游环节延伸，并获得更多的技术转移和后向联系，才能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和加工贸易利益，否则，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时就是加工贸易利益丧失之日。加工装配产业是无根工业，即本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日，就是加工装配产业转移之时。如果不能在加工装配活动中获得技术溢出，不能培养出具有相当素养的产业大军，现时加工装配活动中所得收益将会随着加工贸易产业向外转移在瞬间化为乌有。如果该地区形成了产业集群，即使加工贸易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向外转移，本地仍可通过向增加值相对较高的前向或后向生产环节转移，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双重升级，继续分享加工贸易利益。

(五)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是实现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民营经济是最具活力的经济，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亮点。民营企业不仅有与大型加工贸易企业配套生产的强烈愿望，而且初步具备了接受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能力。灵活的经营机制有利于民营企业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并通过与跨国公司的配套互动，逐步上升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环节。民营企业与大型加工贸易企业合作不仅能实现优势互补，而且能促使加工贸易落地生根，使“候鸟经济”变为“榕树经济”。

(六)承接技术溢出效应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企业是技术溢出效应的直接受益者，理应成为推动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主导力量。提高技术溢出效应是地方政府应关注的事情，但企业才是承接技术溢出效应的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在提高技术溢出时的职能不能错位，更不能“越俎代庖”。地方政府对于提高技术溢出效应不能不急，但也不能太急。地方政府操之过急就可能过多地运用行政手段，破坏市场机制。如何让企业行为的结果与政府的目标相吻合?一种比较理想和有效的方式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技术溢出范文篇8

[关键词]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

不少学者认识到东道国开放程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蒋殿春、张宇，2006）。此外，出口的扩大可以使国内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供资金来源（何洁、许罗丹，1999）。但蒋殿春和张宇（2006）还指出，如果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过高，跨国公司就会对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参考文献]

[1]何洁,许罗丹.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1999,(2):16-21.

[2]蒋殿春,张宇.行业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6,(10):21-29.

[3]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19-22.

[4]兰宜生.我国实际贸易依存度的评估与国际比较[J].经济学动态，2003,(8):17-20.

[5]张诚，张艳蕾，张健敏.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J].南开经济研究，2001,(3):3-5.

[6]赵奇伟,张诚.金融深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74-82.

[7]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朱立南执笔），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适度外债规模[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5):1-11.

[8]Aitken,BrianJ.andHarrison,AnnE.DoDomesticFirmsBenefitfromDirectForeignInvestment?EvidencefromVenezuela[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3,June1999,pp.605-618.

技术溢出范文篇9

关键词：加工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自主创新

珠三角地区既是我国加工贸易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最为成熟的地区。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不仅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且在广东省对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外资进入能带来先进技术，产生技术外溢，进而带动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低还是高，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到底有多大，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

一、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特点

珠三角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一)1978～199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采取“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的模式。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底，东莞市虎门镇就正式成立了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编号为“粤字001”。尽管这家企业的规模不大，设备较落后，产品档次也不高，但在春潮萌动的中国内地却抢吃了第一只“螃蟹”，从此揭开了珠三角直接利用外资的序幕。在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地区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管理经验和国外销售渠道，但珠三角也有自身的优势，劳动力丰富而且便宜，土地资源多而且价格低。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之时正是香港产业升级换代之日，香港商人受厂租、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的困扰，急于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香港，转移到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地方。珠三角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人文优势以及生产成本优势，成为港商的首选地区。珠三角人则因势利导，以乡镇企业为依托，以“三来一补”为突破口，积极发展加工贸易。

(二)1991～2000年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珠三角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点。计算机及软件、通讯、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新一代视听产品、机电一体化、重点轻工和家电等七大主导产业快速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和产品逐步提高。一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来珠三角兴建高新技术企业，世界500强IBM、飞利浦、杜邦、惠普、三星、施乐、康柏等跨国公司相继在珠三角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同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发展阶段，珠三角人从实践中逐步意识到“三来一补”的局限性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人们主要还是关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采取的措施是在淘汰低档次、技术落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有选择地引进了一大批高科技的加工贸易企业。珠三角在提升外资加工贸易科技含量的过程中，自然也带来了技术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一，加工贸易产品的技术含量高。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对珠三角地区的同行有很强的竞争作用和示范作用，本地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产生了大量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二，加工贸易与本地产业有密切的关联程度。这一时期，加工贸易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第三，加工贸易企业普遍重视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的培训。在加工贸易企业中，外商出于劳动力成本及其它因素的考虑，往往选择和招聘当地的优秀人才加以培训和管理，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熟悉国内外市场的人才。经过技术培训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一旦由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流向其他企业或自创企业时，所学的各种技术也随之外流，从而引起溢出。

(三)2001年至今是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第三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不少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落户珠三角，并且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趋势初见端倪。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化，跨国公司纷纷在珠三角设立研发机构。截至2005年底，杜邦、本田、日立、三星等知名跨国公司在珠三角就已设立了研发机构243家。这些研发中心上接研发源头，下连规模生产企业和市场，为珠三角吸收和承接国外高水平技术，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研发平台。在珠三角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飞跃阶段，技术溢出效应有实质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逐步被引进关键技术、关键设备所替代。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为了能进入珠三角市场，竞相以各种方式向珠三角输出技术，技术引进的结构在不断优化。随着珠三角企业技术引进水平的不断提高，引进的目的逐步从单一生产技术的引进转向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创新能力的技术引进，引进技术方式多元化。跨国公司向珠三角输出技术，除了有技术许可、技术服务、入股投资等传统方式之外，还有相互交换技术使用权、特许专营等新形式，加工贸易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本地化。重用本地管理和技术的精英使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业绩明显上升，促使跨国公司向人才本地化转变。

二、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主要路径

(一)技术模仿的路径。技术可以通过模仿和示范产生溢出效应。珠三角生产规模较大的本地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在加工贸易的技术、管理等方面示范效应下，通过学习、模仿和竞争，逐渐发展壮大，甚至超过了竞争对手。美的、科龙、格力就是在西方跨国公司的巨大压力下，跟踪跨国公司的技术，经过模仿和创新，不断提高家电业技术水平的典型代表。

(二)配套生产的路径。发展珠三角配套产业是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实现技术外溢的直接渠道。在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料件已经完全改变了改革开放初期全部依靠进口的格局，产品本地化水平逐步提高。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例，珠三角已集聚了5万多家电子信息企业，打印机配套率达91％、PC机达80％、激光视盘机达64％，稳压电源达53％、计算机主板及功能板达41％。珠江三角洲已成为世界级的IT业制造基地。不少与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合作、为外资厂提供配套加工零配件的本地企业，在加工配套过程中逐步积累了原始资本和掌握了生产技术以及市场营销网络，由“配角”地位逐步转化为市场的“主角”。

(三)人才流动的路径。在通常情况下，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当地化比例越高，流动性越强，向内资企业流动越多，技术外溢效果越好。掌握技术的人员的流动可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这是珠三角取得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形式。珠三角加工贸易企业聘用了当地大量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普通的员工，实际上就是间接地向珠三角提供技术转移。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不少人在加工贸易企业积累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资源，成为自身创业的重要资本。昨天的“打工仔”，今天成为大大小小的“老板”，在珠三角地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三、珠三角地区提升加工贸易技术溢出的启示

(一)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是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珠三角地区的经验表明，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模仿创新是后进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和技术赶超的关键所在。没有对转移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在此基础上的模仿创新，该地区的发展和产业升级换代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如果加工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长期停留在低技术、低层次的水平上，只会强化经济发展对外来资本的依赖性，这样虽然可以使某一地区的经济出现暂时的繁荣，但有可能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加工贸易企业人走楼空，最终导致经济出现“空心化”的现象。

(二)缩小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根本途径是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跨国公司转移技术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持技术垄断的前提下，获得技术创新的利润最大化。以技术垄断为前提，跨国公司进行的技术转移都是成熟性技术。不论处在全球化生产链条的哪个环节，从事加工贸易的东道国企业都不可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依靠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也就不可能实现产业技术的赶超。即使位于核心的产业链条，依靠核心技术的转移与溢出也是十分有限的。进入21世纪，珠三角人发现，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向国内转移一般性的先进技术，但真正核心、领先的技术是绝对不可能转移的。利用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是一个地区产业技术升级的一种办法，但真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最终还得靠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公务员之家

(三)开展深加工结转是实现技术溢出的有效方式。深加工结转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结转至下一家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据统计，目前珠三角七成加工贸易企业采购配套以深加工结转的方式实现。在全省IT、计算机和家电行业中，80％以上的手机部件、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和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在珠三角地区内实现配套。

(四)产业集群的形成是技术溢出的有效载体。仅仅在加工装配环节取得成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向上下游环节延伸，并获得更多的技术转移和后向联系，才能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和加工贸易利益，否则，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时就是加工贸易利益丧失之日。加工装配产业是无根工业，即本地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日，就是加工装配产业转移之时。如果不能在加工装配活动中获得技术溢出，不能培养出具有相当素养的产业大军，现时加工装配活动中所得收益将会随着加工贸易产业向外转移在瞬间化为乌有。如果该地区形成了产业集群，即使加工贸易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向外转移，本地仍可通过向增加值相对较高的前向或后向生产环节转移，实现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双重升级，继续分享加工贸易利益。

技术溢出范文篇10

[关键词]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

不少学者认识到东道国开放程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蒋殿春、张宇，2006）。此外，出口的扩大可以使国内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供资金来源（何洁、许罗丹，1999）。但蒋殿春和张宇（2006）还指出，如果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过高，跨国公司就会对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参考文献]

[1]何洁,许罗丹.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1999,(2):16-21.

[2]蒋殿春,张宇.行业特征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高新技术产业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6,(10):21-29.

[3]兰宜生.对外开放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19-22.

[4]兰宜生.我国实际贸易依存度的评估与国际比较[J].经济学动态，2003,(8):17-20.

[5]张诚，张艳蕾，张健敏.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J].南开经济研究，2001,(3):3-5.

[6]赵奇伟,张诚.金融深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74-82.

[7]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朱立南执笔），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与适度外债规模[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5):1-11.

[8]Aitken,BrianJ.andHarrison,AnnE.DoDomesticFirmsBenefitfromDirectForeignInvestment?EvidencefromVenezuela[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3,June1999,pp.605-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