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范文10篇

金融系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工程金融体系影响

金融工程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综合采用工程技术方法，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金融问题。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风险，并为客户设计、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产品。金融工程为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工程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诊断、分析、开发、定价和定制。即识别客户遇到的金融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依此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确定金融产品的开发成本和边际利润，从而为每个客户定制能满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见，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经营风险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使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产物，其发展在促进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可以涉及诸多领域，金融机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2.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到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推出的规避风险的创新工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风险。

3.增强了金融交易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出现的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金融工程为投机活动创造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增强了市场的有机性。

4.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种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这就使得同一种经济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来实现，从而使金融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

三、推动金融工程发展，完善金融体系的思考

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特别是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覆盖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强。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国内的清算交易系统，加快电子化进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确保信息基础设施不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为金融工程的运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2.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手段，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资金流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研究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有效监管手段。具体可采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共同监督管理体制。监管部门对金融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应有所准备，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动态的跟踪管理体系，对市场的发展进行预测把握，引导金融工程的顺利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3.创造金融工程实施的有效主体，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加快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促进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步伐，引进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效率，促进金融行业的竞争。

参考文献：

[1]周凌峰徐德富:金融深化理论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影响[J].时代经贸,2007,(03）

金融系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完善建议

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等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推进金融创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尽快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做到金融创新产品与市场监管齐头并进。

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并不断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已经从一无所有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可观、产品繁多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在2万亿元的基础上翻了数倍，融资结构也呈现多元发展，金融对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在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中，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往往最为庞大，衍生品的种类和数量远超过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积极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对金融行业意义深远，对国家实体经济的增强，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政府开始关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情况，同时由于金融风险的进一步扩大，认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同时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如注重保护金融系统各层级的参与等，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二、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的问题

金融衍生品由于其形成的特定机制决定其具有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对资本追逐利益与规避风险等多种要求均能很好地满足，是扩展投资渠道，引进投资的重要金融工具。但是目前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及监管体系以及相关的宏观调控等各个环节出现脱节，导致一些金融机构有机可乘，随意开发金融衍生品，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金融衍生品行业混乱、缺乏创新

目前国内金融衍生品行业状况混乱，衍生产品的创新力度严重不足；大多数国内平台因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时间不长，没有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也没有完善的风险度量体系和评估体系；很多从业人员不具备专门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知识和技能，无法利用有效的手段对企业所面临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进行防范。

2.监管主体过于分散

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体系主要是由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和外汇管理局来实施，形成了一线多头的监管模式，而随着我国金融业的不断发展，交叉业务的增多，这种监管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首先，在这一监管制度下，不同的监管部门只能对自己权限下的问题进行监管，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往往是多方面的，单一部门是无法解决，这就需要多个监管部门的通力合作。但是由于部门和人员众多，需要大量时间沟通合作，往往不能第一时间控制住风险态势，造成监管效率低下的后果。其次，在这种监管模式下，各个监管主体各自为政，往往导致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监管目标不明确、职责模糊，造成金融监管冲突和空白的不良后果。

3.行业自律水平比较低

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自律性组织主要包括各行业协会和4大交易所（包括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等），但其发挥的监管作用比较有限。究其原因是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仍旧不够成熟、仍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阴影，使金融衍生品的自律组织难以形成，并且也使现有自律组织难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基本沦为政府部门的附庸。

4.与国际监管合作有待加强

虽然目前我国在与国际上的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在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中，主要是对商业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情况进行合作，其他组织合作过少；同时在立法上，我国在金融衍生品的国际合作中只有总括条款，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与国际监管方面的合作还需进一步加强。

三、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几点建议

1.加强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市场发展

政府应该积极寻求增加新的融资渠道，通过金融衍生品行业的发展，扩展投资渠道，合理地利用金融市场上庞大的资金资源，同时建立多层级的具有更为丰富的金融产品的市场，进一步完善金融衍生品行业的立法，使参与者有法可依，有法可守，用法律来规范整个金融行业，通过立法来明确行业责任，保证投资者的投资权益，降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

2.建立明确的金融市场监管和管理体系

整合目前金融市场监管资源，理顺各监管部门的关系，明确监管职责及目标，同时积极与国内外知名金融集团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引进国外专家及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并且应该结合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推动金融衍生品行业自律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顺应现代金融业多元发展要求，使整个金融监管体制架构清楚、脉络清晰，推动金融市场的繁荣发展。

3.推动金融衍生品行业的从业资格认证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一方面，应严格金融市场的准入资格的认定和资格审核，推行金融衍生品从业人员资格认证上岗。同时，重视从业人员业务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完善金融衍生品从业人员后续教育培训机制；重视从业人员在上岗前锻炼实际操作业务，并每年对从业人员进行审查和认定。另一方面，引进国外先进的资格认证体系，通过系统地讲解金融衍生品管理理论，要求从业人员在保证日常工作开展同时，从战略角度认识和了解金融衍生品市场，努力培养服务型、监管型从业综合人才，使其成为长期拥有领先的核心战略竞争能力和不竭的金融创新能力的人才。

作者:乔琳 单位: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1]沈翔.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温州金融行业发展对策浅析[J].时代金融旬刊，2010，（11）：72-73.

金融系范文篇3

关键词：金融工程金融体系影响

金融工程是根据系统工程理论，综合采用工程技术方法，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从而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金融问题。在具体运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风险，并为客户设计、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产品。金融工程为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但同时对全球金融体系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的正面影响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工程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诊断、分析、开发、定价和定制。即识别客户遇到的金融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依此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确定金融产品的开发成本和边际利润，从而为每个客户定制能满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见，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经营风险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使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产物，其发展在促进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可以涉及诸多领域，金融机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2.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到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推出的规避风险的创新工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风险。

3.增强了金融交易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出现的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金融工程为投机活动创造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增强了市场的有机性。

4.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种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这就使得同一种经济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来实现，从而使金融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

三、推动金融工程发展，完善金融体系的思考

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特别是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覆盖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强。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国内的清算交易系统，加快电子化进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确保信息基础设施不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为金融工程的运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2.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手段，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资金流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研究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有效监管手段。具体可采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共同监督管理体制。监管部门对金融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应有所准备，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动态的跟踪管理体系，对市场的发展进行预测把握，引导金融工程的顺利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3.创造金融工程实施的有效主体，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加快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促进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步伐，引进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效率，促进金融行业的竞争。

参考文献：

[1]周凌峰徐德富:金融深化理论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影响[J].时代经贸,2007,(03）

金融系范文篇4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金融工程开发设计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机构传统的专业分工，使其业务种类经营范围扩大。从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时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增强金融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水平，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日趋融合，决策效益增强。金融工程所创造的新的金融产品以高度流动性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资便利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壮大了市场规模，从而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而中央银行利用金融工程综合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实现宏观调控和风险管理。

2.金融工程强化了现代金融管理。金融业的现代化推动了数理方法的应用研究，反过来，金融管理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范，也越来越需要量化决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发展，提高了人们对金融运行规律的认识，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场的发展动向而进行科学决策。运用金融工程各种先进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手段，对客户所面临的利益与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分解、取舍和重组，形成客户所能接受的风险收益，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工程还可以利用电脑技术与通讯技术及时发现金融市场的不均衡性，从而客观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处理各种证券金融数据，可以比较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工程是一种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其具体运作过程包括五个步骤：诊断、分析、开发、定价和定制。即识别客户遇到的金融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依此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确定金融产品的开发成本和边际利润，从而为每个客户定制能满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见，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产品开发过程中有效地实现经营风险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

1.使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产物，其发展在促进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金融业务的多元化和金融机构的同质化，使金融机构可以涉及诸多领域，金融机构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冲击。2.使金融体系面临着新的风险。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各种信用形式得到充分运用，金融市场价格呈现高度易变性，金融业面临的风险相应增加。金融机构推出的规避风险的创新工具，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转移和分散风险的作用，但同时也使金融业在传统风险的基础上面临新的风险。

3.增强了金融交易的投机性。金融市场出现的与基本的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金融工程为投机活动创造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增强了市场的有机性。

4.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种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金融机构为了增强竞争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业务，这就使得同一种经济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工具来实现，从而使金融监管出现了真空地带。

三、推动金融工程发展，完善金融体系的思考

1.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显薄弱，特别是金融信息网络建设的覆盖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强。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国内的清算交易系统，加快电子化进程，减少金融交易的时滞，增强市场效率和流动性，确保信息基础设施不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为金融工程的运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2.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手段，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资金流的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研究针对金融工程运用及其产品的有效监管手段。具体可采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共同监督管理体制。监管部门对金融工程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应有所准备，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动态的跟踪管理体系，对市场的发展进行预测把握，引导金融工程的顺利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3.创造金融工程实施的有效主体，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加快企业尤其是国企的改革步伐，积极培育风险管理的市场需求主体，促进企业管理方式和股权结构转变，推动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步伐，引进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产品，改善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效率，促进金融行业的竞争。

参考文献：

[1]周凌峰徐德富:金融深化理论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影响[J].时代经贸,2007,(03）

金融系范文篇5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金融支持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相关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的城镇化仅为17.9%，尚不及中国历史上南宋时期的水平（22%），2016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已达到了57.35%，城镇常住人口已达到7.7亿人。随着在中国城镇化水平快速上升，城市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来诸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鉴于在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城镇化水平也必然继续提高，那么在保证中国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的同时，如何解决城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党中央提出了未来需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来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相应的，中国国内文化服务设施也在不断增加。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统计，中国的文化机构（主要包括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艺术表演团体、艺术表演场馆等）由1978年的13065个增加到2015年的64213个，37年间增长了3.91倍，在这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博物馆的数量，37年间增长了10.04倍。虽然中国文化产品提供机构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但由于在文化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化产品具有公共品的属性，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电台、电视台等，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这些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文化产品，在产品提供上，存在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因此，绝大多数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虽然大部分文化产品可以由各级政府来提供，但由于各级政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提供一些必要的基础性的公共文化产品，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文化需求，因此，在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同时，一方面，仍需要由赢利性机构提供部分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即使是由各组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仍有必要鼓励赢利性机构参与其中，或者是由赢利性机构（如商业银行等）提供必要的各类支持，如资金支持、技术支持等，以保证政府可以在有限的财力下，尽可能地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综上所述，得出两个问题：第一，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有效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以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第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如何通过有效提供更多的、有效的金融产品，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以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文化产品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上述两个问题是一个摆在各级政府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金融支持作为分析新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的切入点，来研究新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金融支持问题。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及特征

新型城镇化是指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是在充分保证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顺利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城镇化过程中集约高效的使用土地，更加注重节约能源和对环境的保护，更加强调在城镇化过程中，各级政府执政思路的变化，真正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执政思路，在城镇化过程中，更加强调城乡统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中小城镇内在承载力的“和谐”内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指面向大众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先进文化理论研究服务体系、文艺精品创作服务体系、文化知识传授服务体系、文化传播服务体系、文化娱乐服务体系、文化传承服务体系、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综合上述对新型城镇化和文化服务体系这两个概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所具有的特征：第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反映不同阶层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需要注重每一个个体的感受，将尽可能地满足每一个个体的需要作为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最终目标。第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多样性。由于每一个个体对于文化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导致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服务无法完全满足不同阶层不同个体对文化服务产品的需求，因此，这就要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文化服务产品，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电台、电视台等，来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人群对文化服务的需求。第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强调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和对环境的保护。在建设文化服务体系过程中，一是保证在土地利用方面，尽可能集约使用土地，尽最大可能保护耕地不受侵害；二是强调在文化服务设施方面，要增强对环境的保护，要尽可能避免在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方面所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第四，强调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政府执行思路的转变，政府需要转变过去单纯的以行政命令来建设文化服务体系的现象，在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更加强调“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政府在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的根本目标，最大程度的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金融支持的作用机制及意义

现代金融理论认为，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等行业）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调节闲置资本供求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等金融功能，从而实现对社会资源，特别是资本的优化配置。根据李品媛、张富乘等（2013）研究认为，在新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金融支持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通过在金融市场上连接供求双方，实现资本供求和资源配置功能，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金融支持。这种金融支持主要是通过金融机构在金融制度和政策的影响下，在金融市场中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来发挥金融功能进而作用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各个方面来实现的。具体来看，金融机构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1）通过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可以实现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为有意愿参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个人和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市场上的信息，降低金融市场供求双方在信息搜寻上的成本，增加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资金的供求双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2）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创造出大量的金融产品，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在金融市场上融通各方面的闲置资金，发挥金融的杠杆特征和资源配置作用，使资金持续流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从而优化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结构，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对持新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的支持应该是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调控为引导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市场的主导作用，才能更好的发挥金融机构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建设的资源配置作用，在使资金所有者获取最大收益的同时，使资金流向最需要的文化服务产品的建设上。在这一过程中，同样需要由金融机构提供最为适合的金融产品来配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的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实现资金利用效率的最大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金融支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1）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多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品由于具有正的外部性，公共品的提供者无法得到提供公共品的全部收益，这就导致公共品的供给小于需求，无法满足社会对公共品的需要，这就要求由政府来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由于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过程中资金主要来自于各级地方政府的税收，资金有限，可能存在无法完全满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需要，这就要求在政府提供必要的文化服务产品的同时，还需要有其他社会资本的介入，与政府一同提供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产品。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起到了为社会资本介入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支持，为资本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必要的信息，降低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优化资源的配置的作用。（2）金融支持可以引导政府提供更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服务产品。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由于这些文化服务产品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来建设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政府行为。由于无法政府行为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可能导致由政府所建设的文化服务产品，从市场角度来看，可能并不是最有效率的或者是最优的。一旦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有由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支持，金融支持必然导致将资金配置到相对有效率的文化服务产品中，从而可以起到促进政府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效率的文化服务产品的建设上，从而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服务需求的作用。（3）金融支持可以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丰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来源的构成方式，增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通过金融支持来增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参股等方式参与到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由政府主导的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增加政府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从而增加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第二种方式是由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参股等方式，与民营企业合作来参与建设新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由于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公共品性质，导致在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建设周期长、收益见效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特点，导致大量民营企业不愿介入到新城镇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通过由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可以有效地缓解民营企业在参与新城镇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资金瓶颈，增加民营企业参与新城镇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扩大新城镇进程中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

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上，虽然以国有商业银行代表的金融机构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但其中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在金融支持的主体选择上，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股份制商业银行为辅，缺少保险公司、基金、信托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参与。由于在现阶段，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以各级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而各级地方政府往往更加偏爱商业银行所提供的贷款，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对其他机构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所表现的参与热情，往往视而不见，从而导致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金融支持上出现以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为主的情况。这种金融支持的主体过于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上的特点，一方面可能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从而不利于国家商业银行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融资主体单一，导致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有限，从而不利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的长期发展。第二，在金融支持的融资方式上，以间接融资为主，缺少直接融资。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融资方式受制于诸如中国资本市场不完善等现实条件，各级地方政府更加偏爱商业银行的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缺少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从而加剧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出现问题后所带来的金融风险。第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金融支持主要集中在政府项目的支持，缺少对民营企业进行文化服务产品建设的金融支持。这其中虽然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主导，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各级地方政府的信誉更高等原因，但商业银行也存在歧视民营企业的现象，导致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不愿意为民营企业在提供文化服务产品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这种现象一方面会在客观上减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商业银行分散金融风险，损害了商业银行的长期利益。

五、结论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金融支持可以有效降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交易成本、增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供给，从而更好的满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人们的文化服务需求；第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首先，在金融支持的主体选择上，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股份制商业银行为辅，缺少保险公司、基金、信托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参与；其次，在金融支持的融资方式上，以间接融资为主，缺少直接融资；最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金融支持主要集中在对政府项目的支持，缺少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有：第一，在未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应进一步优化金融支持的主体结构，鼓励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加入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第二，要进一步优化金融支持结构，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增加直接融资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金融支持中所占的比重；第三，要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鼓励国家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1］李品媛、张富乘、孙琳霞、盛致远：《我国新城镇化建设中金融支持问题研究》，《新疆财经》2013年第6期。

金融系范文篇6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风骚。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3.金融监管目标不同。虽然两者都把保证本国金融业稳定作为金融监管最高目标，但存在着监管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分散性之分。一般而言，金融监管的目的有三个：维持金融安全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秩序；防止金融业的垄断以保持金融效率；保护投资者存款人的利益。监管是要兼顾安全、效率和存款人利益三项目标，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目标的侧重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中国在这方面与德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德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保证德国整个金融业的正常稳定运行，由此派生出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和保护客户和投资者的利益。而在中国，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其监管目标存在差别，因此有不同的监管目标，不同于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具有统一、清晰的重点，比如在我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证券业监督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证券市场规范健康稳定发展。要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积极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入、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必须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4.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不同。德国金融监管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赖非政府力量来监管银行，而较少使用政府直接监管措施。在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同时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德国金融监管当局放宽了对资金来源渠道、业务范围、经营地域、利率水平等方面的管制措施，而同时从总体、宏观方面对金融业加强了监管。实现了从常规性监管到风险性监管的转变，重视内控制度建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目标。而我国金融监管的形式一般有三类，一是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它是中国目前使用最主要的监管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方法，即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稽核管理；二是中央银行或监管部门委托监管，可以委托银行进行内部的稽核监管，也可以是委托外部的第三方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或咨询评估机构；三是行业自律管理，建立银行业同业协会进行行业协调和监管。针对上述不同的监管形式，形成三种不同的监管手段，即法律或法规的监管手段、行政监管手段和自律监管手段。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制订了以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的银行法规，但是由于长期行政化管制形成的路径依赖，中国的银行监管手段依然主要是行政监管手段。这种行政监管手段，主要体现在银行市场准入限制、价格管制、分业监管等方面，其核心是行政审批制和行政管制。

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1.应该实施混业监管还是分业监管要依据一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来决定。目前我国已经加入WTO，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讲，应实行混业监管。但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状况来看，目前尚不具备混业监管的条件。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立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监管目标上也各有差异，将不同的监管目标统一到一个监管机构内，使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可能没有像专业化的分立监管者那样有清晰的重点，可能会带来不同监管目标的冲突等难以处理的问题。另外，统一的监管机构规模庞大，内部分工不当，可能会滋生官僚主义等现象。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分业监管基本适合中国国情。但也不能忽视目前分业监管体制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诸多缺陷，如缺乏有效金融监管的条件、多元化监管主体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技术）与行业发展不匹配、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实务操作系统等；分设多个监管主体行政成本大，而且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成本也是很大的弊端。另外，德国的混业监管也是从分业监管经过较长的时期发展而来的。因此，应该实施混业监管还是分业监管要依据一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水平来决定。

2.中央银行即使不直接负责金融监管，也应该广泛参与金融监管过程，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一致性。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行使对金融业三个领域的管理，这确实在客观上强化了金融监管，主观上避免了某种道德风险。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二者目标密不可分。中央银行同时承担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的职能，拥有监管信息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优势，还有作为最后贷款人的风险处置优势等。另外中央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和巴塞尔委员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对于及时交流执行金融监管国际准则的新情况，对于金融业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笔者认为中央银行即使不直接负责金融监管，也应该广泛参与金融监管过程。可以通过参加对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承担具体的监督任务；以及与监管机构共享资源参与金融监管过程。制定货币政策，真正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实现统一金融监管目标。

金融系范文篇7

从监管体系看，金融监管分为统一监管与多边监管。多边监管以美国为代表，统一监管以英国为代表。美国是一种典型的“多边监管”模式。次贷危机表面上是美国银行利率上涨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引发的资金链断裂造成的，其深层原因却在于美国的“多边监管”体制的缺陷。美国的多边监管，纵向上是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双重监管，在联邦层面主要包括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储蓄管理局、信用合作社管理局等七个机构；横向上则是各专业机构的分业监管，对商业银行的监管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证券业的监管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对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的监管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对储蓄贷款协会和储蓄贷款控股公司的监管由储蓄管理局负责，对信用合作社的监管由储蓄管理局负责〔1〕。次贷危机极大地暴露出美国多边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即监管疏漏与监管重叠并存。一些跨机构、跨市场、跨部门的穿透产品（如次贷证券化）拆除了各类市场之间的藩篱，形成了一体化的联动市场和产品链，多边金融监管难以对这样的产品进行有效监管。危机后，美国成立了跨部门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以扭转以往监管疏漏、协调不力和监管职权受限的困境。英国经历过从多边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型。1997年之前，英国实施分业金融监管，9家金融监管机构九龙治水，不仅协调成本高，而且缺乏一个足够权威的机构来应对危机。以致当危机来临时，监管部门无法通过协调一致行动。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就因其新加坡分行投资业务失控，监管部门因协调困难错过了应对危机的最佳时机。1997年，英国开始实施统一的金融监管，设立英国金融监管局（FSA）；2000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标志着英国金融统一监管体系的正式形成。该法堪称英国金融业的一部“基本法”，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不再兼有银行监管职能，只承担货币政策职能，对金融行业的监管职能由金融服务管理局全面承担。2009年英国在《改革金融市场》中提出，拟建立金融稳定理事会，负责防范系统性风险，以维护金融整体稳定。英国的统一监管模式对全球金融改革有着广泛的影响。据统计，目前世界上采用统一监管机构模式的国家有56个。在这次危机中，采取统一监管的英国、日本和德国受损较小，这也充分说明了统一监管模式的优越性所在。我国现行的金融系统，与美国以及英国早期（1997年之前）有较多相似之处。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分业＋分段”监管模式，“一行三会”各司其职，缺乏政策协同性，协调成本高，容易形成政策叠加或政策背离。如2010年9月，为有效盘活信贷资源，人民银行指导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推出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平台，但同年10月，银监会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转让业务为由，造成该业务实质停滞。2014年8月，银监会又单独打造推出功能相同的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人为造成信贷转让市场分割。不同金融行业在金融业创新和交叉监管上缺乏协作和配合，监管套利层出不穷。“一行三会”之间虽然有“金融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各监管部门之间协调难度大，一旦出现跨机构、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金融风险时，由哪个监管机构来负责很难确定。这种分业监管体制与国际上金融监管已形成的统一监管趋势相背离。为了克服在分业监管体制下的弊端，有必要建立统一监管体制。统一监管符合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发展趋向。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不仅能解决“一行三会”的协调统一问题，而且从体制上根本解决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弊端。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与原有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相比，在统筹协调方面，职能完整，这标志着中国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从分业到统一的转型。

二、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短板

在监管方法上，金融监管分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传统监管理论认为，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就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危机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缺少宏观审慎监管难以应对系统性风险，这也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风险防范要有一个连接点，在微观审慎监管制度安排下，由于监管机构的过度划分，使得各家监管机构都关注自身职责范围内的风险，这样会在金融体系内产生负外部性。于是，需要从宏观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理念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清算银行就提出来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开始广泛运用到金融领域。次贷危机则在制度上将“宏观审慎监管”引入国际金融监管框架。2009年以来，历次G20峰会都将宏观审慎政策纳入公告文件。危机以来，宏观审慎政策理论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要依据，并成为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宏观审慎监管不仅是从系统性角度出发，对金融体系进行风险监测，而且对单一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也起到防范作用。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拓展和互补，不是简单的加总（二者区别见表1）。〔2〕那么，谁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呢？国际上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行使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在IMF的调查样本中，有1/3的国家成立一个专门协调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机构的协调委员会。如美国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监测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潜在的风险。英国成立一个新的金融政策委员会，并将微观审慎监管整合进英格兰银行，负责监测系统性风险。欧盟也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整个欧洲的金融体系稳定性。第二种模式，是由中央银行承担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从历史演进看，中央银行是在不断应对金融危机中产生的，具有天然的稳定金融体系的责任。2010年，IMF对50个国家进行了调查，有50%的国家对微观审慎监管与中央银行进行了整合，专门成立了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美国尽管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但美国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责主要集中在美联储，美联储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中有其独立的席位。在韩国、瑞士、爱尔兰、秘鲁则没有专设金融稳定委员会机构。在国内，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应该成为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部门，一直是个争论的焦点。《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有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责，但该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而中国人民银行下设金融稳定局，又说明中国人民银行完全拥有进行宏观审慎监管的条件。理论上，“三会”负责微观审慎监管，是控制金融机构个体风险，“一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是为了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在实践中，央行作为名义上的监管协调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央行暂不具备对金融市场进行全方位监管的职能，在与“三会”协调过程中，二者常有冲突。因此，有必要强化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由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这对于识别、评估、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深远意义。

三、加强行为监管：补“双峰”监管理念的短板

从国际监管改革趋势看，行为监管的作用日趋重要，即要体现“双峰”监管。所谓“双峰”监管，就是将金融监管机构分成两个，一个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一个则是保护消费者，即“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的“双峰”。“双峰”理念是英国经济学家迈克•泰勒（MichaelTaylor）在1995年提出的。泰勒形象地比喻，审慎监管像医生，目标是治病救人，发现了问题会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医治；而行为监管则类似于警察执法，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后会立即处罚，对当事人严肃问责（二者的不同特点见表2）。“双峰”监管模式起源于英国，却由澳大利亚率先践行。在2008年以前，澳大利亚就成立了两个跨部门的监管机构：一个是“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专门针对金融机构的商业行为规范进行监管；另一个是“金融稳定委员会”，专门针对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与澳大利亚专门成立两个独立双峰机构不同，荷兰选择中央银行来行使审慎监管职能，行为监管则继续由金融市场管理局负责。由于权力配置与机构设置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特征，故称之为“经典双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全球33个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金融机构盈利水平保持稳定，是没有出现任何金融机构倒闭或需要政府救援的国家，这与其最早采取“双峰式监管”密不可分。鉴于澳大利亚、荷兰等实行“双峰”监管的国家在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危机后，如何体现“双峰”监管理念，各国都在探索。2007年英国政府开始对本国金融危机时的表现进行反思，英国财政部认为，三方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是英国未能预测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3〕，于是从2013年4月开始启动“双峰”监管改革。与澳大利亚和荷兰的“经典双峰模式”（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模式完全契合双峰理论的要求）不同的是，英国实行的是“准双峰”模式，即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在英格兰银行内下设审慎监管局（PRA），并单独设立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直接向英国财政部和议会负责，即PRA与FCA双峰的机构层级低于英格兰银行，其最终确定的监管机构设置与权力配置方式有别于澳大利亚。危机后，美国也朝着一种修改的“双峰”监管模式改进，成立全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以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免受金融不当行为的侵害。有人甚至提出“双峰”监管模式可能会是未来最理想的监管结构。表2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不同特点“双峰”监管的优势是职责权限划分明确，将行为监管主体和审慎监管主体分离。由一个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相关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即“左眼监管安全”；由另外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商业行为和消费者保护问题，即“右眼监管服务”。既避免功能重复，又消除监管漏洞，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冲突和恶性竞争。当金融稳定目标与消费者保护目标发生冲突时，“双峰”监管模式明确规定，审慎监管机构首先应该以金融稳定为主。从国内实践看，2011年以后，“一行三会”都在各自领域设立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形成一种分业体制下“内双峰”监管体制。在这种“内双峰”监管体制下，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密切程度远甚于监管当局与金融消费者，消费者保护目标仍是弱于审慎监管，很难从根本上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股灾说明，单一行业的消费者保护部门没有能力来维护和稳定市场信心。当银行资金流入股市，场外配资快速增长，风险集中爆发时，监管部门却无法全面掌握融资的真实状况，也就无法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这次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强行为监管，但并没有提到要成立新的部门来落实。建议可整合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功能，在金融监管制度安排上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区别对待，确保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随着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设立，我国并不需要像英国一样对金融监管框架做出大调整，可以考虑在央行内部设立行为监管部门。由于央行不负责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能着眼于整个系统、系统内各方关系，在行为监管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四、强化功能监管：补“机构监管”的短板

从监管职能划分，金融监管分为“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两种方式（二者的不同特点见表3）。表3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不同特点“机构监管”是以金融机构法律地位来来区分监管对象，是由不同的监管当局对不同的金融机构分别实施监管，是由企业的法律属性决定其相应的监管机构。这是历史上金融监管的主要方式。它是对一家金融机构从生到死的全过程“纵向”监管，由于设制了“greatwall（防火墙）”，避免了各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导。但“机构监管”由于监管标准难以统一，无疑会造成监管差异，甚至诱发监管套利，不利于公平竞争。由于机构监管模式很难对跨行业的金融创新产品实施有效监管，监管部门往往用行政手段来限制金融创新的发展。另外，机构监管对于金融控股公司不能实行有效的监管，由于受各个机构法定授权的限制，监管只能在母公司层面行使。对于金融控股公司拥有较多跨行业子公司，则由不同部门监管，这样实际上是分割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由于没有一个监管部门拥有全部信息，也就没有一个权威部门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控。“功能监管”能够弥补“机构监管”的不足。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认为，由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功能监管是以商业行为来判断监管边界，是以金融产品的性质及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来设计的，不论这种功能由何种性质的机构行使，不必考虑企业的法律地位。是一种对穿透式产品实行“横向”全链条式的监管，能够防止监管套利，实现公平竞争。与“机构监管”模式相比较，功能监管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够有效地判断金融创新产品监管权责的归属问题，而且由于标准的统一，提高了监管的公平性。但是，功能监管会提高管理成本，加重监管负担。而且，“良好区分产品边界”是功能监管的前提，随着创新产品不断增加，越来越难以界定产品的边界。因此，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各有其优势和局限性。随着混业经营的发展，为加强功能监管提供了合理逻辑，但机构监管仍有存在的必要。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早提出了“功能监管”概念，但第一个付诸实践的是新加坡。巴西、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功能监管的典型代表。美国直到1999年才确定功能监管的框架，但采取的是“机构监管+功能监管”的伞型监管模式，即美联储负责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又根据功能特点划分不同监管机构的职能范围。这种监管体制不是纯粹的功能型监管，因为保留了较多“机构监管”的痕迹。在“伞型监管模式”下，美国的监管仍是各自为政，其弊端在次贷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08年以来，美国在《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现代化蓝图》和“金融白皮书”中，提出“伞+双峰”的新型监管模式，由审慎金融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整个金融市场稳定监管三个部分构成。其中，美联储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充当“伞骨”，两个监管机构充当“双峰”来执行目标型监管职能。〔4〕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机构监管。但近年来，随着金融综合经营的发展，对于一些横跨不同金融领域的“穿透式产品”，由谁审批、由谁监管？容易出现监管真空地带。而功能监管能有效避免“监管真空”与“交叉监管”同时并存的现象。综上所述，任何一个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选择，都要与其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相适应，做到风险全覆盖。世界多个国家已经证明加强综合监管、宏观审慎管理、功能监管以及行为监管，是一种有利于系统性风险防范的金融监管基本框架，这也是中国在金融开放进程中亟需补强的制度基础。但是，制度变迁是有路径依赖性的，我国从分业分段监管到加强统一监管、从注重微观审慎监管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从只注重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到兼顾消费者权益保护、从机构性金融监管到功能性金融监管等转型，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系统要按照党的以及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健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和现代金融监管体系（见图1），防范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斌彬.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述评———多边监管抑或统一监管〔J〕.法商研究，2010（3）.

〔2〕苗永旺，王亮亮.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0（8）.

〔3〕英国财政部.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方向：改革蓝图〔EB/OL〕.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1403/consult_finreg_new_ap－proach_blueprint.pdf.

金融系范文篇8

关键词金融体系金融风险监管

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国际上，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如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等等。这些都告诉我们加强金融监管，规避金融风险，使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明斯基认为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特征，所以金融体系风险大，动荡不稳定。克鲁格曼认为货币供给是导致金融动荡的原因，金融危机爆发的机制是货币政策不协调。从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来，金融体系中存在着一些缺陷，所以有必要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本文将讲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论述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及有效的监管措施。

1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金融危机的爆发启示我们，正是由于人们对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才使经济遭受重大损失。鉴于金融体系存在着脆弱性，金融监管当局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防范和减少金融体系风险的产生与蔓延。所以金融监管是有必要的。

1.1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分为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在金融交易发生之前，贷款人可能害怕由于对借款人的情况了解不够而遭受损失，两者在价格上无法达成一致。在金融交易发生之后，借款人可能用贷款人的资金从事风险更高的业务，以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的运行是缺乏效率的。由于信息不对称，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息不完全了解，监管要付出成本，以及借款人向贷款人提供信息的真伪难以辨别，使得贷款人的利益和风险受到影响。相对于零散的投资者，金融中介有相对的优势处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这种优势业只是相对的。金融中介监管作用的发挥也受储蓄者对金融中介的信心以及金融中介对借款人监管的效率两个条件的制约。

1.2金融主体的非理性

在金融市场上金融主体绝大部分是有限理性的，一旦其决策失误，就会遭受损失。在日常经济生活中，金融市场的主体可能会盲目跟随主流，就像羊群中的羊一样，这就是“羊群效应”，也是金融主体非理性的表现之一。在金融市场上，人们常常对市场上的信息会忽视。当市场受到某些不良因素的影响时，人们往往不敢根据信息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投资决策怀有侥幸的心理状态。正是由于市场主体容易做出非理性的判断，就加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使金融市场变得复杂而动荡。因此就更加需要对市场进行监管。

1.3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性

利率、汇率、股票的价格是很容易变化的。一些国家为了不受国际上的因素的影响采用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当他们所采用的固定水平难以维持下去时，就蕴藏了极大的金融风险。有些国家采用的是浮动利率和浮动汇率制，不对其限制，这样就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过渡波动，过渡波动也会使金融市场受到冲击。而且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当一方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多方的价格也会受其影响而产生波动。所以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就可以看出危机的传染力度。只有事先采取措施，才能防止危机的发生。

2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

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形成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对金融机构的准入、经营以及退出进行监管。王兵、胡炳志认为，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不是一种有效监管，而只是一种存在诸多缺陷的权力监管。石全虎认为，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化程度还不高，金融体制和企业制度还不够完善，因此银行监管制度也存在一定缺陷，使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打了折扣。我国的金融体系确实存在很多缺陷。

2.1我国的金融体系缺少新的金融监管理念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对金融机构的运作管理过多，致使金融机构缺乏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对金融业健康地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差，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为了剥离不良资产，我国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但还是有很多新的不良资产产生。由此看来我们的监管方法还是落后的。所以我们要用新的理念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尝试用新思路来管理我们的金融市场。让金融机构变被动为主动，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

2.2我国目前的金融法律法规还不完善，金融市场缺少约束力

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所以各个金融主体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导致金融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导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因素。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金融市场运行非规范化，市场上就会产生很多非公平的交易和不正当的竞争，经济主体的利益遭受损失，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虚假信息、做假账。我们应从法律上保证经济主体的利益，使金融市场在良好公平的环境下运用多种手段，提高盈利水平，应对国际竞争。

2.3信息披露不完全，信息公开性差

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对金融监管的作用时非常明显的。准确、及时、全面地获取和处理各种信息对于金融业的监管和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它是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管理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市场公开原则的集中体现。因此，一国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度应与该国的市场化程度相适应。鉴于我国经济目前所处阶段，信息的公开程度是很差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披露不完全，有的甚至做假账。由于没有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金融机构的报表数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监管当局的分析就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其提供的信息缺少参考价值。因此，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也成为金融发展和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

3实现有效金融监管的措施和建议

3.1改进监管方式，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

参照西方的监管制度，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的监管体系要形成一套责权分明、平衡制约、规章健全、运作有序的监管机制。加强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金融机构应该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建立内部监控制度，为了实现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充分发挥各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在加强金融机构自律监管的同时，发挥行业互律组织的监管作用，防止不正当的竞争，规范金融行为，实现外在约束和内在自律的统一，使金融机构有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把经营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按国际化标准建设。建立符合国际要求的监管制度和监控指标体系，培养一大批监管专家，按经济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淡化地方政府干涉，提高监管效率。以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上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

3.2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保险法》、《票据法》、《担保法》等，初步建立了金融法制框架。但当前金融法规还存在着前瞻性不强，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等问题。某些重要领域还处在空白阶段，如基金法、期货法，是有待加强的金融监管重点。从而为制度化、规范化金融监管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制定的法律细则要具有可行性。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没有可操作性，那就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修改法律，对不适用的法律条款进行修改和删除，以及增加新的法律条款。我们还要加大金融执法力度，对于违规违章的操作要严格按照法律规章处理。金融监管部门要忠于职守、整顿纪律。提高金融队伍特别是管理层的素质。为金融业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保证金融体系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3.3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建设，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金融市场的主体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对其经营决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衡量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准。加强信息披露可以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这对金融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经营效率也产生了强大的市场约束力和推动力。同时，通过收集、评价和金融机构的经营和信用信息，增强了信息的透明度，也为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监管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有效的信息载体。在这种金融市场参与者了解信息的市场机制下，经营状况优良，信用水平高的金融机构比较容易获得和拥有广泛的客户；而资产状况差，信用水平低的金融机构难以拓展市场，并有可能失去已有的市场份额，最终将退出市场。

参考文献

1戴国强.商业银行经营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刘红樱.金融风险与监管体系研究[J].求索，2004（7）

3刘兴亚.建立行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0（10）

4石全虎.中国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分析[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3（3）

金融系范文篇9

1.政策金融力度不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政策金融体现国家意向。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一是作为政策性银行，其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二是对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保本经营、企业化管理”与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的农村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存在一定的矛盾；三是业务单一。本来政府建立农发行的目的就是要给农村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后来成了农副产品收购银行，仅在农产品的收购、储备、调销等纯政策性方面发挥作用。而农村很多需要政策性支持的事情，如农业的开发，农业科技的推广等方面作用较少。

2.商业金融嫌贫爱富。农村商业银行，全国数量较少，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人们的认识尚不全面，具体的经营中表现为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本不足及所涉业务的自然脆弱性，使其经营发展天生具有局限性，商业金融要赚钱就必须考虑交易成本和风险。大部分农民需要小额、频繁、多样的贷款，交易成本相对高一些。风险管理方面，商业金融对农民担心较多。发展空间很大，但愿意投入的主体很少，对从事农业的资金投入缺乏政策、法律上的倾斜保护。

3.合作金融名存实亡。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农村信用社在发展中日益突显出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体制不顺、历史包袱沉重等一系列问题，已经逐渐失去了合作金融的特性，严重影响到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效益提高，逐步成为制约扶植“三农”发展的瓶颈。

4.民间金融缺乏规范。农村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体系，适应于农村传统的固有经济模式，再加之其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农村的金融体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农村民间借贷在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扩大农户生产经营资金来源、促进农村个私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目前民间借贷来源主要是地下钱庄等。因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由于缺乏监管所容易引发的问题。首先，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适用的法律法规支持，民间借贷风险大，容易引发债务纠纷。而且民间借贷具有为追求高盈利而冒险或投机的一面，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影响社会稳定。其次，民间借贷其利率比银行同期利率较高。一方面加重了农民和中小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

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

鉴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以上问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为切入点，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实现农村金融又好又快发展。

1.在政策金融方面，拓宽政策性银行服务功能。针对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难以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职能的局面，重新界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增加资金投入，充分发挥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首先，要根据国家农业政策在作好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同时，资金的运用要支持农村的社会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交通、水利、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资力度。一是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支持农村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平衡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村社会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是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抓住重点企业项目进行支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全面支持贫困地区人口尽快脱贫解困。紧紧围绕稳定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重点支持有助于直接解决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其次，加大财政投入规模，使农业发展银行的资本金充足。最后，加快农业发展银行管理的各项立法，使各项金融政策能更好地贯彻落实。

2.在商业金融方面，把农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按照农业银行服务“三农”的基本方向和市场定位，商业银行要按照商业化原则不断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用一定比例的资金来支持农村，决不能把农村的资金抽到城市中去。农业银行可以成立专门的涉农贷款分支机构，利用自己熟悉农村市场、充分发挥农业银行在县域的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传统优势，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多层次、差异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产品。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行应设立更多的金融产品，扩充服务功能，发挥对农村经济强有力的拉动作用，控制农村县域金融的优质资源。重点支持商业化程度高、资金需求量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县域以上工商企业。鼓励农业银行在改革中，通过市场化手段，整合农业银行多余的机构和人员，或改制成农村信用社、试办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和农村保险机构。对农行剥离的扶贫贷款业务，国家采取招标方式由多家金融机构平等竞争贴息优惠。

金融系范文篇10

关键词：金融海外战略支持体系政策措施基本思路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的在于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海外投资是一项高风险经济行为，一些国际经验较为欠缺、竞争优势并不明显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解决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资金和风险保障这两大“瓶颈”问题。为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做大做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对海外投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战略性安排，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入手加大“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这既是世贸规则下所允许的政府干预与扶持行为，也是“走出去”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一、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的总体思路

正常市场条件下，商业性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融资主渠道，但海外投资活动中的高风险性及国家风险因素等特点，使商业性金融在很多具体领域与项目上不敢、不愿或无力涉足。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海外投资发展初期，由政府提供后盾支持的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是金融支持的主导力量。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支持，通过向海外投资企业及参与的金融机构提供条件相对优惠的融资支持与风险保障，使海外投资的起始风险点相对降低，从而使社会中商业性资金介入意愿增强，吸引更多资金参与海外投资。当海外投资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商业性金融进入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企业发展时，政策性金融再逐步淡出，从而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目前，我国海外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企业规模小，资金实力不足，商业性金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多不愿意承担企业发展初期的风险，贷款条件苛刻且金额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政策性金融虽然承担了较多的金融支持职责，但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僧多粥少”的局面不可避免，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当确立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商业性金融采取多种形式，为企业“走出去”提供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引导、辅助与补充作用，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拓展，带动更多商业性资本和民间资本介入。

二、围绕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要求确定金融支持重点

走出去”既是企业战略，也是国家战略。在金融支持方面，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点合理进行分工，突出支持重点，充分体现海外投资的国家利益和产业政策导向。

（一）根据企业类型确定支持重点

从投资目的上看，“走出去”企业大致可以分为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技术和品牌获得以及劳务输出四种类型。其中，资源开发型投资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保证工业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应当对这类投资提供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扩大对资源开发业的投资。由于这类投资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也大，为保证企业获得充足的资金供应，国家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由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包括前期费用、勘查资金、专利使用费、其他取得资源开发权所需资金等。投资金额特别巨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部分股权，一旦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再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从而分担企业的投资风险，减轻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勘探开发境外石油、天然气、木材、矿产等国内短缺资源的企业，其自产产品运回国内，国家应当给予进口配额、税收和外汇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其他类型的投资中，政策性金融的支持重点应当放在带有国际合作性质或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项目上，优先考虑拥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带动大宗物资出口的境外承包工程项目以及家电和轻纺等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对于企业自主的投资行为，特别是一些规模小、竞争力不强的投资项目，则以商业性金融支持为主，要求其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充分发挥现有商业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通过放松管制、简化手续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支持企业采取多种融资方式在境内外融资，推动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二）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确定支持重点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发展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持续发展期（或衰落期）。一般而言，“走出去”的企业在前两个阶段各种投入比较多，流动资金短缺，由于在当地缺少信用记录，再加上经营情况不理想、不熟悉东道国的金融和法律环境等原因，“融资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此时，国家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一方面通过提供优惠贷款、财政贴息、内保外贷、税收减免等手段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资金瓶颈，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与东道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和风险管理咨询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避免企业因非正常原因遭受财产损失。一旦企业在国外市场站稳脚跟并实现盈利，能够凭借自身信用筹集资金，政策性金融就可以逐步退出，转而由商业性金融充当企业资金供应的主渠道。

（三）根据企业投资方式确定支持重点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日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设备、技术、现金投资外，逐步出现了并购、参股、换股或BOT等更为灵活的投资方式。2005年，我国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国内企业通过并购可将其优势与国外企业的强项相结合,形成协同优势；或通过并购获得带有垄断性、稀缺性资源,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人力资源和专有技术等。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特别是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跨国并购将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大型跨国并购往往会涉及巨额资金筹集，不仅项目前期投资数额巨大，并购后的整合阶段也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因此，能否获得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是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为了积极有效地运用跨国并购方式，培养更多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我国应当将跨国并购列为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扶植和鼓励。对于采取现金并购方式的企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股权融资、对外担保等方式为其提供多层次的资金来源，外汇管理部门则适当放宽外汇汇出限制，满足其合理的用汇需求。对于采取股票置换、资产折股等其他并购方式的，有关部门要完善管理规定，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同时，我国还要大力推动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投资银行在跨国并购中的专业顾问和媒介作用，积极开展银企联合或战略合作，鼓励企业采取股票上市、发行债券、杠杆收购、海外存托凭证等手段拓宽融资渠道，逐步减少对政策性金融支持的依赖。

（四）根据企业投资地域确定支持重点

境外企业出现“融资难”既有自身的原因，也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欠佳有一定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遍布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还不够成熟，金融市场欠发达，对外国投资者采取一些限制性政策，致使我国企业在当地很难获得稳定的、低成本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企业在这些区域的投资规模。从发展趋势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经济转轨国家）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消费群体，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增长较快，并且我国的许多产业相对于其国内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许多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理想的目标国。为进一步拓展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多元化，鼓励企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我国应当对这些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和双边关系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以弥补商业性金融的不足，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

三、“走出去”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

（一）尽快研究制订《海外投资法》等专项立法，建立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的法律体系

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完整、全面规范海外投资行为的法律，立法滞后造成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监管不力等体制性问题，不利于我国对海外投资进行统筹规划，影响“走出去”战略的有序推进。为保证海外投资政策的系统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尽快制订《海外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将现有的海外投资政策和条例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体系、监管和调控体系、金融支持体系以及市场服务体系。为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企业“走出去”，防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海外投资法》应当对中国海外投资方向、投资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地域分布、产业布局、金融支持等进行法律上的规范和指导，同时加强对海外投资市场经营秩序的监管，避免恶性竞争。

此外，《海外投资法》还应明确海外投资监督制度，对企业“走出去”以后的发展状况给予积极关注，注重提高“走出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境外项目的成功率、境外企业的存续率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应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对于国有企业，监管重点是建立境外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经营责任制度和健全考评、评价体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民营企业，要着重防止投资移民、资本外逃和境外非法经营等问题。

（二）进一步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便利

“走出去”必然涉及跨境资金流动，企业在外汇管理方面的需求主要有：取消在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存在的不必要的限制；适当延长境内公司对境外投资企业出口收汇核销期限；简化对外担保的审批和履约核准手续；放宽境外放款在资格条件和资金来源方面的要求；境内外资金集中管理和调拨；非贸易项下资金有效运作和高效管理；规避汇率风险、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等。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外汇短缺时期形成的管理思路和政策亟需改变，外汇局应当在审慎监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用汇和汇出的便利化程度，满足企业合理的业务需求。

（三）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实证研究表明，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增长和分布与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具有一致性，相关度几乎达100%。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奉行“跟随客户”的战略，大多以本国企业为主要的目标客户群体。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实力逐步增强，为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化经营创造了有利时机。2006年，国内几家大银行都加快了海外发展的步伐，中国建设银行收购美银亚洲，中国银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入股巴克莱银行，更是我国最大的一笔海外投资。中资银行通过在境外新设网点和开展跨国并购不仅能够增强海外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可以为境外中资企业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实现银企战略合作。

（四）支持国内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满足企业“走出去”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目前，国内中资银行还缺乏清晰的市场定位和明确的发展战略，同质化竞争严重，业务品种高度相似，客户群体相对集中，金融创新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明显落后于外资银行。由于对中资银行的服务不满意，一些有意“走出去”的企业都会考虑和外资银行成为全球合作伙伴。为防止优质客户流失，中资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针对不同类型的海外投资企业设计金融产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如离岸金融服务、提供股权融资、出口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海外资产抵押贷款等形式多样的业务品种。

（五）明确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定位，改革政策性业务的运作机制

我国行使官方出口信用机构的职能、为“走出去”提供信贷支持和投资保险的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三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我国尚未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立法，在管理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如何定义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如何确保有需要的企业能够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支持，如何处理银行因经营政策性业务造成的损失等。另外，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海外投资项目，商业银行往往不愿涉足，尤其是一些动荡地区的海外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为打消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顾虑，国家可以通过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保险来分担企业和银行的风险。目前，我国政策性保险的渗透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里既有市场宣传力度不够、企业风险意识较差等原因，也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业务品种少、承保能力弱有一定的关系。要推动政策性保险的发展，必须多管齐下，中央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用于特定项目的保险，各级政府可以视情况对投保企业进行保费补贴，鼓励更多企业参保，同时企业也要强化风险意识，学会自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