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深化范文10篇

金融深化范文篇1

一、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和主要内容

要探讨金融深化理论，首先明确“金融抑制”这一概念，它是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1973年，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往往不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强行规定利率和汇率，使它们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而过低的利率抑制储蓄，过低的汇率(本币高估)抑制出口，最终抑制经济发展，形成所谓的“金融抑制”。

同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金融深化”这一理论。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政府应当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过分干预和控制，允许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和汇率机制自由运行，充分反映市场上资金与外汇的供求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向生产性投资转化，还能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各经济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业的扩展和完善。由此，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爱德华·肖教授认为，解除金融抑制，实行金融深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繁荣金融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工业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

可见，金融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推进金融改革的需要，而要实现金融深化首先要实施金融自由化。

二、金融深化的手段——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这一概念密切相关。金融自由化就是指针对金融抑制这种现象，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程度，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调节作用。从内容上来看，金融自由化包括国内金融自由化——废除对利率和信贷配置的管制，以及国际金融自由化——消除资本管制与外汇兑换限制。我们下面讨论的金融自由化主要从国内金融这个层次上来讲。因此，从本质上讲金融自由化是指政府在金融领域行为方式的转变。相应地，金融自由化的衡量只能采取质的标准，即政府对金融部门行政干预的程度。

“金融深化”则是通过金融自由化，让资金和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适当的利率和汇率水平，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实现金融增长带动经济全面增长。它的关键在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金融效率的提高，因此金融深化有质和量的标准。量的标准，麦金农认为可以用广义货币M2／GDP来衡量金融深化水平，金融深化质的标准则包括金融运行机制的深化，金融运行效率的提高，金融资产的优化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金融深化是目的，金融自由化是手段金融自由化是金融深化的必要条件，不消除政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不实现金融自由化，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就根本谈不上金融深化。然而，金融深化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然结果。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它如果促进了储蓄与投资，提高了金融部门的效率，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推动作用，这便是金融深化，否则，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便不能被认为是金融深化，也就是说，金融深化仅是金融自由化可能的结果，在这方面，东亚和拉美的金融自由化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多数东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导致了金融深化，而拉美则没能达到整个目的。因此，通过金融自由化实现金融深化需要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三、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实践

1拉美三国的实例考察。上世纪70年代初，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三国进行了激进式金融自由化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取消利率管制和指导性信贷管制、国有银行私有化、降低存款准备率、取消外汇管制和资本流动限制等。三国金融改革后，实际利率急剧上扬，金融资产大幅提高(表现为M2／GNP比率的飞速提高)，金融部门迅速发展。但从提高资金分配效益这一目标来看，改革无疑是失败的，即实际贷款利率超过实际资本边际生产率，企业还贷成本猛增，造成大量亏损倒闭；存贷利差拉大加剧了银行系统的垄断程度；银行为少数财团控制，风险评估能力低下，银行坏账激增；央行为救济银行和企业而采取的信贷膨胀措施演变为恶性通胀，政府管制再度强化，金融抑制卷土重来。尽管90年代以来，三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金融体系也进入了良性循环，但激进式改革失败的后遗症使其金融体系仍很脆弱。比如：为偿还政府的坏账援助资金，智利政府与银行股东就银行利润资本化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乌拉圭的负实际利率水平显示其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阿根廷更因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而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而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

2亚洲国家的实例考察。亚洲各国采取的是渐进改革方式，这里以韩国为例说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金融自由化。第一步，实行国有银行私有化，放松对银行信贷分配的监控；第二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第三步，逐渐放宽资本流动管制和利率限制；第四步，推行商业存贷款利率自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政策性融资制度，开放资本账户，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等。改革的成效基本令人满意。从宏观经济成就来看，GNP持续增长，储蓄与投资稳步提高，通胀得到较好控制。从微观操作成果来看，实际利率逐步提高，且未引起利率狂升和金融混乱；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和规范化；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与非正式市场逐渐一体化，金融深化度提高。

3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历告诉我们：金融深化论既有合理积极的一面，又有片面消极的一面，在实践中必须慎行，否则会过犹不及。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失败的教训中，世界银行总结了以下几点：

(1)金融自由化首先要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应控制通货膨胀，否则会引起利率和汇率的剧烈波动以及不正常的资金流动，造成银行企业破产。这一点从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中可以发现。

(2)金融自由化必须以价格自由化为前提。在价格受到管制的情况下，扭曲的价格信号将误导资源配置。

(3)金融自由化不是绝对的自由化，而是相对的自由化。政府在解除不合理的金融抑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建立一套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审慎监管机制。

(4)金融自由化改革，必然会触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府应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来减轻社会动荡。

四、对我国金融深化的启示

基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许多问题与矛盾被掩盖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经济发展开始由规模型向效益型转变，买方市场开始形成，经济与金融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为了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深化。具体来说，当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1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实现国有独资银行完全商业化。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是金融深化的微观制度基础。只有消除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实现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主体市场化，才会有金融市场的规范化；金融创新动力增强，才会有金融风险管理水平提高；金融宏观调控更加有效，才会有金融效率的提高。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重组银行资产和负债，增加呆账准备金提取，核销果账与坏账，逐步降低不良资产，优化资产存量，这是我国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必要前提条件。从长远看，国有银行商业化的方向是实行股份制改造，而现阶段应以完善国家对银行经营者的监督、考核、奖罚机制为主，理顺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实现两权分离与约束有力的统一。

2建立统一、高效、规范的现代金融市场。金融深化的核心是以市场机制提高金融效率，只有金融市场实现了统一、规范，市场机制才不致于扭曲，才能使资金在各个市场的流动中得到合理配置。当前，应在金融机构市场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市场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市场的信息公平和信息效率。应当加快货币市场的建设，推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要把股票市场的建设与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革相配合，并以适当的形式推动公有股上市流通，促进资本运营。股票市场的发展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金融改革与企业改革最重要的连接点，而企业改革又是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因此金融市场的改革应以实现股票市场的规范、有效运行为核心来展开。

3建立更加灵活的利率机制，实现利率水平、利率结构的优化。利率自由化是实现金融深化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利率自由化已有了相当基础，今后应视金融体制改革与企业改革的状况，逐步放宽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并最终过渡到完全的市场利率，使利率成为调节金融资源配置的有力武器。

4要加强金融监管，为我国审慎推进金融自由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前所述，金融自由化是金融深化的主要手段，但它也需要约束，成为一种受到约束的、有纪律的自由化。现在推行的信贷登记系统是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储蓄实名制的推行，建立全社会法人和个体信用数据库系统，加强对金融机构和经济人的监管手段是实现金融自由化从而实现金融深化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廷科：《现代金融制度与中国金融转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2]王建国：《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金融研究》1998年第9期。

[3]巴曙松：《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与宏观金融政策的调整》，《经济科学》1997年5月。

金融深化范文篇2

开放证券一级市场，从速造就多层次的“金字塔式”市场。基本内容是：股票发行实行“登记制”，并将“发行”与“上市”分开。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依法申请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并向社会募股，证监部门仅审核其手续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符合者便允许登记、发行。发行后，必须先在的券商中挂牌交易，期满一年后，业绩优良者可由券商推荐进入城市的柜台交易市场；再满一定时期的业绩优良者，可经柜台交易市场推荐、由证交所择优“录取”而进入主板、二板市场。

任何公司都必须遵守这个程序，不能有“特权”。主、二板市场中的“低劣者”，也按此程序逐级退市。证监部门不再从事发行、上市的审批后，专职从事证券发行、交易全过程的监管，依法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向民间资本开放银行市场准入，使得民间资本也可以成为银行的“主发起人”。进而造就大批的“产权清晰、政企分开、党企分开”的控制权、人事权真正属于“三会”的民营银行。发展民营银行不能“急于求成”，而应当根据实际条件“循序渐进”。由于迟迟没有正式“开放”，以致现有的民营银行极少，仅仅在城市商业银行中个别“个案”，金融企业家和民间金融资本相当缺乏，因而只能把“开放”重点先放在村镇（社区）银行等微型商业银行上。为防止金融风险，应设立不得“脚踩两条船”（指工商企业主同时掌控银行）的“底线”。因为这会造成大量“关联”贷款，成为银行“杀手”。同时，民营的村镇（社区）银行不能是“有限公司”，而必须是“无限公司”或“两合公司”，董事长与董事股东必须对“未能清偿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坚决地推进利率市场化。众所周知，“利率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了。存贷利率体制格局已经严重影响了资金的优化配置并且“劣化”收入分配结构，它使信贷市场上的强势阶层（如银行，大型企业、尤其国有垄断企业，地方政府等等）得益，而民营中小微企业以及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则受其害，它还是导致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奇高的重要推手。目前，已是下定决心，冲破“利益集团”阻挠的时候了。当然，也不能贸然全部“放开”。作为第一步，或者可以将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定为GDP平减指或CPI（取两者中的高者）加1%，或者至少不低于两者；同时，允许上浮20%-30%。尽快让邮储银行发挥应有作用，真正成为小额信贷的中坚。邮储银行是全国性的中小微企业银行、小额信贷银行。它从筹建开始，就如此定位，并且也是这样做的。比如浙江分行，户均贷款仅30万元左右，比以发放小额贷款出名的台州银行（45万元左右）还小。它不但网点多，而且规模也大，目前存款余额已经超过4万亿元，列全国银行中的第6位。只是贷款余额才7000亿元左右，按存贷比75%计算，有2.3万亿元资金放空，不能进入中小微企业，十分可惜。个中原因是资本金数量不足，贷款规模受到资本充足率的制约。

虽然，今年1月邮储银行已经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增加了注册资本，但是，资本金还是偏少，还需要不断增加。同时，为了加速发展、转换经营机制，还应当广揽英才，可以考虑引入国内最优秀的小额信贷经营专家担任CEO，进而使邮储银行早日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力推进“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金融机构”建设。为了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小客户，银监会于2008年发文要求各银行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目前，各有关管理部门应当通力合作，切实加强推进力度。首先，要通过“政策”引导城商行、农信机构、村镇银行等小法人银行成为“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银行”。制定“达标”的标准，主要是“户均贷款”与“500万元以下贷款占比”；大体上可以分别为“100万元以下”及“60%以上”。给予“达标”的银行授牌并享受各种“差异化”优惠政策。比如，财税、货币信贷、跨区域发展与机构“升格”等方面的“差异化”政策，并且“差异化”力度要足够大。其次，鼓励大中型银行设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尤其事业部制的专营机构。凡是“达标”者也可享受相应的“差异化”优惠政策。再次，对于此项“推进工作”做得好的管理机构，包括银监、人行、财税等地方分支机构与地方政府，应给予表彰、奖励。

承认小额贷款公司的金融机构身份。小额贷款公司“出台”后，由于允许民间资本“主发起”，并且由省级地方政府批准，发展迅猛。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信贷资金来源不足，只允许向银行融入占资本金50%（有的省为100%）的资金，而且还不容易融到；二是利率偏高，往往接近基准利率的4倍，以致有人称之为“合法的准高利贷机构”；三是缺乏有力的监管，违规行为难以有效约束，风险难以有效监控。要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根本途径是承认它是金融机构。目前，银监部门仅承认它是金融组织。试问“金融组织”与“金融机构”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由法人银行设立的贷款公司是金融机构，而由民间资本设立的贷款公司却不是？一旦承认小额贷款公司也是金融机构，那么，首先就要解决监管问题，“设定”专业的监管机构；其次，作为金融机构，将实行资本充足率管理，进而就允许融入数倍于资本金的资金，由于有良好的监管，银行也会比较乐意融资；再次，由于融入资金大大增加了，利率也会随之下降。

适当调整金融监管体系，把监管微型金融机构的职能交给省级政府所属的监管机构。微型金融机构是指，村镇（社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还可以包括典当、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等从事“准金融”活动的机构）。微型机构数量多、“个性”强、运作规范性差，监管工作相当复杂。要银监会及其分支机构增加对微型机构的监管任务，实在是力有不逮。上佳的选择是组建归属于省级政府的“省金融监管局”来承担对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任务。这与省级政府要为微型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处置责任也是相当匹配的。为了能使省级金融监管机构有效规范地运作，应当确定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其“再监管”，即由人民银行制定其工作条例、审查其负责人的任职资格、检查监督其工作等等。

金融深化范文篇3

1.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市场配置资源，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推进农村金融综合改革，建立健全适应当前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1]。2.总体目标。通过实施农村金融改革，率先建立“统一开放、主体多元、竞争有序、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推动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2]。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考

1.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作为整个农村金融的核心，农信社承担了金融改革的重责，因此，必须要深化农信社改革，从而推动整个农村地区的金融改革。在新常态下，农信社需要明确自身的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从农信社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转变农信社的发展方向，将其资本结构进行优化，将农信社转变为股份合作制，并通过风险机制的设立来进行农信社的风险监管，让农信社避免出现过多的坏账，控制不良贷款率，降低金融风险，保证农信社在农村金融供给中的稳定性[3]。2.积极构建农村保险体系。积极促进农村地区的保险建设，通过在农村地区建立系统的完善的保险系统来维持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转移金融风险[4]。政府要扶持保险企业的入场，降低准入门栏，提供优惠政策，让商业保险与银行体系联合起来，将保险与信贷联系起来，让二者有机结合，共同构建新型农村金融生态，打造农村金融新环境。3.改善农村信贷环境。目前，由于一些现实原因，农村地区的信贷发展缓慢，民间资本介入不足，农民融资渠道狭窄，银行对于农民的扶持不足，导致许多农民面临着资金困难，致使农村信贷环境恶劣。因此，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引入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市场，让银行降低准入门栏，提高农村的信贷环境，为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真正的做到服务农村，改变金融服务模式。4.建立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农村金融改革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也离不开财政的积极调控。为了让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进行竞争机制的建立。将农业银行纳入到竞争机制内，转变其服务方式。通过对民间资本引入，保险产品的介入，民营资本等资本的利用，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金融竞争体系，让金融机构在这种新的竞争环境中不断地完善自身，进行改进，达到深化金融改革的目的[5]。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的建议

1.培养专业的金融人才，向农村输送专业人才。金融体制的改革必须要依靠专业人才的支持，因此，政府要积极的进行人才的引进。对于农村地区来说，本身人才缺口较大，后续不足，再加上环境限制，很难留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进行政策的扶持，进行人才引进机制的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来积极的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将高素质人才转移到农村，提高政策扶持，挽留专业人才，通过对人才的培养来为金融体制注入新鲜血液，促进深化改革。2.积极发挥政府的监督指导作用。秩序对于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秩序规范的市场只是一盘散沙而已。在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政策上进行支持和引导，大力倡导创新型和精细型发展方针，为行业的发展做好宏观调控和积极引导。对于在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些不合规操作和不合理情况要及时进行监督管理，并及时做出调整和治理，确保金融市场的合法规范发展，让整个金融行业处在监督之下，不仅能够提高员工的合规意识，还能够侧面提高金融创新的质量[5]。3.不断进行金融体制创新。时代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要想顺应时代的潮流，就必须具备创新意识与创新思想，不断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勇于开拓创新，才能走的更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具有其独有的特性，必须符合农村的发展现状，因此要结合农村实际进行金融体制的创新，促进农村金融行业的发展。

四、结语

金融体制改革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尤其是在新常态这一特殊背景下，在农村这一特殊的环境中。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要明确金融改革原则，明确金融改革目标，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切实的对农村地区进行再改造，以此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打造农村金融新生态，真正的让农村地区发展起来。由于认知局限，笔者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相关看法还存在片面性，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来研究扩展。

参考文献：

[1]查斌仪.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升服务“三农”能力——江苏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回顾与思考[J].金融纵横,2014(2):4-12.

[2]史可山.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突破、障碍与深化安排——以沙县创建国家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为例[J].福建金融,2013(7):10-14.

[3]胡浩民,张乐柱.30年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变迁与体制改革的问题探讨——兼论广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路径[J].学术研究,2009(7):71-77+160.

[4]刘光英,白硕,张建锋,汪璠,蒋永.农村金融多元化改革深化问题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8-12.

金融深化范文篇4

关键词：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约束；经济增长；金融创新

一、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最早提出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都认为金融抑制妨碍了储蓄投资的形成，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他们提出的金融深化，其实质就是放弃政府对金融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保护，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优化金融结构和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正的投资、就业、收入和结构优化效应，从而建立起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金融深化的基本政策是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现在被概括为3P自由化，即价格自由化、产品自由化、参与自由化。

但在实践中拉丁美洲南锥体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银行恐慌与倒闭，使人们对赞成金融自由化的一般论点产生怀疑。实际上，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导致东南亚以至整个世界的经济萎靡不振，无不与过度金融自由化有关，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主张日益受到怀疑与批评。此时作为金融自由化的对立理论——金融约束论由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但是通过透析该理论我们不难发现，金融约束实质上是在一国金融经济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程度而进行金融自由化的前期准备，因此这两个理论并不矛盾，它们都是金融深化的途径和手段，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良性循环。

随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其《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明确提出了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并就评价金融深化的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1）货币化比率(M2／GDP)；（2）金融相关率，是金融资产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是社会融资方式变化发展的标志；（4）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是金融深化的另一特点，这是金融资产增长和金融市场扩大的主体；（5）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金融深化理论已发展为一国的金融体制与该国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刺激和相互制约关系的理论。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深化所取得的成果

1．20多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成为指导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体制变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发展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前进，在金融深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如下：

（1）银行业建立了多元化的银行体系。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二级银行体制，形成了以4大国有银行，3家政策银行，20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的多元化的银行体系。

（2）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自1990年和1991年分别在上海和深圳建立了证券交易中心以来，中国的证券业形成了一定规模，特别是股票市场最为显著。从1993年～2000年我国上市股票数从217只增长到1099只，增长5倍多，而市价总额从3541.0亿元增长到41000.0亿元，增长11.6倍，上市公司数从183家发展到1025家，增长5.6倍。（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2001年>）。

（3）外汇市场的改革。外汇市场1994年以后，中国实行了结售汇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1998年取消了外汇调剂市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最新统计，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3200亿（美元），2003年底估计达3500亿，可以说我国的外汇市场取得了重大成果，具备强大的抵御外汇风险和外债风险的能力。

（4）保险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中国保险市场以194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成立为标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保险业打破了中保的完全垄断，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共同竞争的局面。

（5）利率市场化。1996年开始逐步放开了部分利率，取消了同业拆借利率的最高限制，部分国债发行利率实行市场招标，公开市场操作的回购利率实行了市场招标。这些都表明利率朝市场化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为最终的基准利率市场化创造了条件。

（6）金融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至今中国已出台了各项金融业的相关金融法，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等等。

以上只是重点说明，我国金融业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许多的成绩，如：我国金融的电子化、基金市场的迅速扩大等等。这些说明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雏形已形成，有些方面已向国际接轨，特别是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等。

2．中国金融深化程度的综合判断。

以上从各个方面粗略地说明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效，但是我国金融深化的程度如何呢？我想以雷蒙德·戈德史密斯提出的有关指标来判断我国金融深化的综合程度。

从金融资产结构分析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与广义货币量M2均呈快速增长趋势，二者比值由1979年的0.361上升到1996年的1.121，平均每年上升4.2个百分点(见表1)。金融相关比率则从1979年的4.9％上升至1996年的81.6％，增长了15.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4.26％(见表2)。这些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货币化与金融深化程度的明显加深。事实上，1996年我国金融深化程度已达到发达国家金融水平的一半以上，并初步迈入发达金融结构水平的行列。

三、对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及启示

对于金融体系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的理论联系，近几年西方的经济学者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他们的测试结果都认为经济水平与金融发展之间有着重要的相关性。1996年帕特里克为研究两者的因果关系也设计了一个有用的参考框架，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帕特里克的假设强调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因果关系，随后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实证研究，测试证明了帕特里克提出的一系列因果关系假设是正确。

自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每年平均保持8％的速度增长，金融发展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那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相互激励、相互制约的关系呢？在这里我用实证分析来说明，选取了1979～2000年的有关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1年）)，以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以货币化比率(M2／GDP)来衡量金融深化的程度，将数据作因果关系（Granger）检验，结果如下：

用强制回归或逐步回归检验得出，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的关系均不显著，说明接受H假设，即经济增长不影响金融深化。

实证的结果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处于帕特里克提出的“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并未反过来促进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尚未建立，我认为这与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特征是相符的。因此，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加速金融深化，使之更有力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帕特里克的“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模式，而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相互激励，相互制约关系，即金融深化的核心。

四、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仍存在的问题及其策略分析

尽管我国的金融深化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进一步深化的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这也是我国金融业进一步改革的“攻坚问题”，主要是：（1）金融资产结构的不合理；（2）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资产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经济主体地位尚未建立；（3）金融市场的缺位问题和金融机构的结构不合理；（4）利率市场化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5）金融市场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执法的严格和监督机制有待完善；（6）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7）外汇兑换自由化问题。这些都是我国进一步金融深化的“拦路虎”，要真正实现金融自由化，必须认真解决上述问题。

从前面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的纽带尚未建立，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均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对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策略提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解决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金融深化的次序安排；二是中国金融深化所采取的方式和机制的合理性，在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融合的。按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中提出的最优次序，我将上述问题中的（1）、（2）、（3）、（4）（5）分为A类；（6）分为B类；（7）分为C类。A类问题是我们现阶段要解决的；B类在A类问题解决基础上和借助加入WTO的国际力量下逐步解决；最后解决C类问题。

首先，A类问题基本上是国内金融市场完善和自由化的问题。重点是银行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涉及金融体制、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改革，因此我认为重点要引入金融创新机制，金融创新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将产生一个综合效应。具体来说，一是进行金融制度创新，确保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二是进行金融市场的创新，优化金融资产内部结构；三是进行金融机构创新，提高我国货币化进程的质量；四是进行金融工具的创新，促进金融资产的多样化。

其次，B类问题，即股票市场的分割状态和存在大量非流通股。资本市场的分割主要指股票市场的A、B股问题；A、B不仅针对不同的投资对象，而且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权。解决的同股不同价的关键是A股和B股的并轨。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在此基础上主要借助加入WTO后的外资力量实现A股和B股的并轨。解决同股不同权的关键是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2002年，政府已经尝试将非流通股抛向资本市场，试验的结果是引起了股市的动荡，不得不暂停试点。这说明非流通股的减持并非一朝一夕事，而要循序渐进。我认为主要采取“转”的方式，如建立“公股减持基金”、“债转股”、“债转股基金”等等来实现非流通股的减持。

金融深化范文篇5

一、金融深化理论的发展和主要内容

要探讨金融深化理论，首先明确“金融抑制”这一概念，它是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1973年，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往往不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进行过多的行政干预，强行规定利率和汇率，使它们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而过低的利率抑制储蓄，过低的汇率(本币高估)抑制出口，最终抑制经济发展，形成所谓的“金融抑制”。

同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金融深化”这一理论。金融深化论的核心观点是：政府应当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过分干预和控制，允许市场机制特别是利率和汇率机制自由运行，充分反映市场上资金与外汇的供求情况。在这个前提下，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市场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闲散资金向生产性投资转化，还能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益的部门和地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提高各经济单位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又刺激了金融业的扩展和完善。由此，形成金融——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爱德华·肖教授认为，解除金融抑制，实行金融深化，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繁荣金融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工业化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

可见，金融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推进金融改革的需要，而要实现金融深化首先要实施金融自由化。

二、金融深化的手段——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这一概念密切相关。金融自由化就是指针对金融抑制这种现象，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程度，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调节作用。从内容上来看，金融自由化包括国内金融自由化——废除对利率和信贷配置的管制，以及国际金融自由化——消除资本管制与外汇兑换限制。我们下面讨论的金融自由化主要从国内金融这个层次上来讲。因此，从本质上讲金融自由化是指政府在金融领域行为方式的转变。相应地，金融自由化的衡量只能采取质的标准，即政府对金融部门行政干预的程度。

“金融深化”则是通过金融自由化，让资金和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适当的利率和汇率水平，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实现金融增长带动经济全面增长。它的关键在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金融效率的提高，因此金融深化有质和量的标准。量的标准，麦金农认为可以用广义货币M2／GDP来衡量金融深化水平，金融深化质的标准则包括金融运行机制的深化，金融运行效率的提高，金融资产的优化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金融深化是目的，金融自由化是手段金融自由化是金融深化的必要条件，不消除政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不实现金融自由化，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就根本谈不上金融深化。然而，金融深化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然结果。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它如果促进了储蓄与投资，提高了金融部门的效率，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推动作用，这便是金融深化，否则，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便不能被认为是金融深化，也就是说，金融深化仅是金融自由化可能的结果，在这方面，东亚和拉美的金融自由化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多数东亚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导致了金融深化，而拉美则没能达到整个目的。因此，通过金融自由化实现金融深化需要适宜的环境和条件。

三、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实践

1拉美三国的实例考察。上世纪70年代初，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三国进行了激进式金融自由化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取消利率管制和指导性信贷管制、国有银行私有化、降低存款准备率、取消外汇管制和资本流动限制等。三国金融改革后，实际利率急剧上扬，金融资产大幅提高(表现为M2／GNP比率的飞速提高)，金融部门迅速发展。但从提高资金分配效益这一目标来看，改革无疑是失败的，即实际贷款利率超过实际资本边际生产率，企业还贷成本猛增，造成大量亏损倒闭；存贷利差拉大加剧了银行系统的垄断程度；银行为少数财团控制，风险评估能力低下，银行坏账激增；央行为救济银行和企业而采取的信贷膨胀措施演变为恶性通胀，政府管制再度强化，金融抑制卷土重来。尽管90年代以来，三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金融体系也进入了良性循环，但激进式改革失败的后遗症使其金融体系仍很脆弱。比如：为偿还政府的坏账援助资金，智利政府与银行股东就银行利润资本化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乌拉圭的负实际利率水平显示其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阿根廷更因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而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而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

2亚洲国家的实例考察。亚洲各国采取的是渐进改革方式，这里以韩国为例说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开始有步骤地推行金融自由化。第一步，实行国有银行私有化，放松对银行信贷分配的监控；第二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限制；第三步，逐渐放宽资本流动管制和利率限制；第四步，推行商业存贷款利率自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政策性融资制度，开放资本账户，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等。改革的成效基本令人满意。从宏观经济成就来看，GNP持续增长，储蓄与投资稳步提高，通胀得到较好控制。从微观操作成果来看，实际利率逐步提高，且未引起利率狂升和金融混乱；金融业竞争日趋激烈和规范化；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与非正式市场逐渐一体化，金融深化度提高。3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历告诉我们：金融深化论既有合理积极的一面，又有片面消极的一面，在实践中必须慎行，否则会过犹不及。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失败的教训中，世界银行总结了以下几点：

(1)金融自由化首先要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应控制通货膨胀，否则会引起利率和汇率的剧烈波动以及不正常的资金流动，造成银行企业破产。这一点从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中可以发现。

(2)金融自由化必须以价格自由化为前提。在价格受到管制的情况下，扭曲的价格信号将误导资源配置。

(3)金融自由化不是绝对的自由化，而是相对的自由化。政府在解除不合理的金融抑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建立一套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和审慎监管机制。

(4)金融自由化改革，必然会触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府应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来减轻社会动荡

四、对我国金融深化的启示

基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许多问题与矛盾被掩盖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经济发展开始由规模型向效益型转变，买方市场开始形成，经济与金融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为了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深化。具体来说，当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1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实现国有独资银行完全商业化。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是金融深化的微观制度基础。只有消除政府对银行的不当干预，实现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主体市场化，才会有金融市场的规范化；金融创新动力增强，才会有金融风险管理水平提高；金融宏观调控更加有效，才会有金融效率的提高。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重组银行资产和负债，增加呆账准备金提取，核销果账与坏账，逐步降低不良资产，优化资产存量，这是我国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必要前提条件。从长远看，国有银行商业化的方向是实行股份制改造，而现阶段应以完善国家对银行经营者的监督、考核、奖罚机制为主，理顺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实现两权分离与约束有力的统一。

2建立统一、高效、规范的现代金融市场。金融深化的核心是以市场机制提高金融效率，只有金融市场实现了统一、规范，市场机制才不致于扭曲，才能使资金在各个市场的流动中得到合理配置。当前，应在金融机构市场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市场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市场的信息公平和信息效率。应当加快货币市场的建设，推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要把股票市场的建设与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革相配合，并以适当的形式推动公有股上市流通，促进资本运营。股票市场的发展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是金融改革与企业改革最重要的连接点，而企业改革又是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因此金融市场的改革应以实现股票市场的规范、有效运行为核心来展开。

3建立更加灵活的利率机制，实现利率水平、利率结构的优化。利率自由化是实现金融深化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利率自由化已有了相当基础，今后应视金融体制改革与企业改革的状况，逐步放宽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并最终过渡到完全的市场利率，使利率成为调节金融资源配置的有力武器。

4要加强金融监管，为我国审慎推进金融自由化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前所述，金融自由化是金融深化的主要手段，但它也需要约束，成为一种受到约束的、有纪律的自由化。现在推行的信贷登记系统是加强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储蓄实名制的推行，建立全社会法人和个体信用数据库系统，加强对金融机构和经济人的监管手段是实现金融自由化从而实现金融深化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廷科：《现代金融制度与中国金融转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2]王建国：《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金融研究》1998年第9期。

[3]巴曙松：《中国金融结构的变迁与宏观金融政策的调整》，《经济科学》1997年5月。

金融深化范文篇6

一、我国吸引FDI和金融深化现状

当前，在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加快，跨国直接投资继续回升的形势下，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保持了稳定健康发展，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继续名列全球前茅。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近7000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世界500强企业约470家在华投资，外商投资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超过750个。我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FDI接受国。而与此同时，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金融领域改革的推动下，我国金融体系日益完善，资本市场日益活跃，投融资行为日益规范，金融体系正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有序的竞争体系转变。一方面，以2006年12月中国全面开放本土金融市场为标志，金融改革进入“后WTO”的加速调整阶段，金融市场更加开放，金融机构竞争更加激烈，金融产品种类更加繁多。另一方面，以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事件为标志，中国金融体制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结构性改革，企业活力不断释放，投融资渠道不断拓宽，信贷市场发展迅速（如下图所示），资本流动效率不断增强，金融风险不断降低，金融市场正进一步向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加速。（巴曙松，2005）

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外资银行业有14家法人机构、200家分行和79家支行、242家代表处，另有9家法人机构获准筹建；资产总额1175亿美元，约占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2%，其中贷款余额616亿美元；负债总额1081亿美元，其中存款余额350亿美元。此外，已有21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进29家境外投资者，投资总额190亿美元。不难看到，我国商业银行将日益面临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上与境内外金融机构同场竞技的全新格局，竞争的范围更大、领域更广、层次更高；而且同一地区、同一业态、业态与业态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可以看到，我国的金融深化、FDI和经济增长都处于良性发展轨道，但三者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还需要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给予证明。下面本文将利用计量经济模型给予验证。

二、金融深化、FDI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是VAR模型。VAR模型用当期所有变量对其自身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因为滞后变量与随机干扰项是不相关的，因此可以消除联立方程模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本文根据刘飞鸣和李杰（2007）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三个VAR模型分别考虑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这里FDI是指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用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GDP为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用来度量我国的经济增长；BC是指我国银行向私人部门投放的信贷总量，用以度量金融深化。之所以采用信贷总量作为金融深化的表征，是因为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主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主导型体制，而商业银行的规模扩张又主要以信贷扩张为特征。因此，我国的金融深化总体上表现为量上的增长，而信贷量的增长是其主要表现。

Chandavarkar（1992）指出，建立在较长时间序列基础上有利于更好地研究一个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因此，为了保证样本容量能够满足实证的要求，本文采用的是1994年第三季度到2006年底的季度数据①。

（二）变量的ADF检验

因为大多数时间序列数据都是不平稳的，因此，本文对每个变量的数据系列的平稳性特征采用单位根的ADF检验法，分别就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水平、一阶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GDP、LFDI和LBC三个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的差分序列却都是I（1）的。而根据协整理论，对于满足I（1）要求的多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根据Eviews对滞后阶数检验的结果看，LR、AIC和SC三个标准都选择了滞后二阶作为模型的滞后阶数。因此，本文的模型为三变量的VAR（2）模型。

（三）协整分析

对于VAR模型中的协整关系，我们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从表3检验的结果看，两种统计方法都给出了一致的选择：LGDP与LFDI、LFDI与LBC以及LGDP、LFDI和LBC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不过，LGDP与LBC之间的协整检验并没有通过。

根据Johanson检验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上述变量组成的四个协整关系，这些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LGDPt=-0.33+1.08LFDIt（2）

LFDIt=-0.30+0.93LBCt（3）

LFDIt=0.32+0.21GDPt+0.75LBCt（4）

LGDPt=1.54+4.78LFDIt-3.60LBCt（5）

（2）式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很欣喜地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1.08>0并且1.08>1，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放大作用。当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时，可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1.08%。

（3）式反映了金融深化与外商投资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二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当金融深化水平不断提高时，对FDI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金融深化范文篇7

第一个观点，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落后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来，中国金融领域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改革，但是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讲，它是滞后的。它之所以滞后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金融面临着巨大的问题甚至是危机，当时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大量的国有企业占有了大量的银行资金，银行背负了很重的债务，所以，受此影响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就比较慢。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从现在的形势来看，金融的改革必须跟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只有跟上了，我们的经济才能够更快、更好的发展。这里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金融体系应该引进更多的民间资本，因为民间资本最具活力，具有可持续性。而政府资本、国家资本相对于民间资本来讲活力是比较弱的，可持续性也缺乏。所以，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大胆引进民间资本。全国工商联在十几年前就向国务院提出申请，成立以民营资本为主的银行，当时朱镕基总理批准了，中国民生银行就诞生了。经过十几年的运行，现在看来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办银行是完全可以办好的，但是，我们中等、小型的民营银行还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个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个问题，银行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起的作用太大了，超出了所承受的能力。很多西方国家市场融资过程当中，银行融资也就占到一半作用，但是，中国的融资市场是银行独霸天下，各种金融产品很薄弱，这样不利于金融市场发挥全面的作用，同时也使银行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第二个观点，金融体系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面向中小企业西方的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兴起了一股新的金融风暴，那就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当中飞速发展，虚拟经济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量。以美国为例，美国虚拟经济发展，包括金融衍生产品数量都是以几十万亿、上百万亿美元计算的。而它的实体经济力量也不过几十万亿美金，所以，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所产生的泡沫由于和一些金融高管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泡沫非常大。中国在这些年来也有此趋势，现在我碰到很多民营企业家朋友们，他们说：办实体经济无钱可赚、风险太大、责任沉重。因此，他们把投到实体经济的钱用来成立投资公司，进行短期操作。由于金融资本市场不开放，民间资本就变成了一种投机资本，本来是积极健康的力量变成危害金融稳定的力量。所以，实体经济必须要发展，但是实体经济发展遇到什么问题了呢？从2011年的情况来看，一个严重问题就是银行利息太高，很多企业家跟我讲，他们好不容易搞到年息15%的贷款，还认为很好，甚至搞到20%利息的贷款也认为很好，搞实体经济的企业有多少企业卖产品能够净赚20%？30年来，中国通过努力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是，现在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当然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这是发展必须走的历程，但是“中国制造”还是“中国创造”的基础，没有了中国制造，就没有中国创造的基础。

所以，实体经济的问题是我们金融需要认真支持的问题。最近，中国人民银行调低了准备金率，也降低了贷存款的比率，这是一个方向，我认为还不够，还应该大大降低。现在金融机构的利润太高。根据2011年统计，金融上市公司行业就是十几家，金融上市公司利润占到了整个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说明金融体系太赚钱了，而实体经济就太困难了，这样的情况必须改变！真正做到长期、共同的发展也是金融企业的长远之道。如果把实体经济逼入绝境，那么，金融企业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多的贷款将变成死钱，将变成呆坏账，那个时候就会更困难。所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是基础，对此应该形成共识，应该进一步降低贷款利息，金融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利润，但是必须要使贷款企业也有足够利润，这样才能长期共同合作。现在最需要帮助的是实体经济，实际上就是科技型的企业。科技型企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什么叫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的理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科技贡献率来实现的，那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就实现了。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仍然是依靠大量投资、大量建工厂、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污染环境，那这种经济调整就无从谈起。所以，科技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指标，不仅是科技企业也是其他生产要素要给予支持的。

金融深化范文篇8

2019年是我国成立的70周年，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农村经济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和基石，在解决“三农”问题、繁荣农村经济、推进乡村振兴和建设现代农业中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改革却问题不断。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总结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的进展，展望农村金融未来的研究方向，对未来农村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农村金融战略重点的部署都有重要意义。从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接管农村金融业务，并在之后进行商业化改造，突出商业属性，到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设立剥离中国农业银行的政策性金融，再到1996年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业银行中脱离，恢复合作金融组织属性。这一阶段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兴起，理论重视市场机制作用，排斥政府干预，主张由市场决定利率水平而不是由政府管制。主张尽量从农村内部筹集资金，反对外部注入。提出采用市场化手段提高农村信贷回收率，保持农村金融的自我可持续性。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认为对金融机构的保护和管制措施是没有必要的（王曙光，2015）。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所爆发的一系列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使得经济学界开始反思完全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论也应运而生，提出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殷本杰，2006）。在农村金融发展初期政府有必要对金融机构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和管制，并适度介入非正规金融，以提高非正规金融效率。2005年农村金融改革进入创新阶段，以增量改革代替存量调整，明确了微观层面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放松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激发农村金融市场活力，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之后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论仍是主流理论，强调农村金融发展后期政府应逐步放松管制，鼓励竞争。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可大幅提升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葛永波等，2011），提出利用担保融资、使用权担保以及互助储金会等回收资金，改善信息非对称（高圣平，2014）。主张政策性金融应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不能妨碍正当的金融市场竞争。

二、农村金融的核心问题——金融抑制

在农村金融发展、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各种问题不断显现，金融体系和组织的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农村居民的借贷行为扭曲，追其根本是因为金融抑制。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农村金融抑制现象十分严重，从表现形式来看，农村金融抑制可以分为供给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两种。（一）供给型金融抑制。供给型金融抑制是从资金供给角度研究农村的金融抑制现象，主要由于缺失、不适当或过度的金融制度、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等原因而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合理，从而产生的资金供给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呈现供给抑制性。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的考虑和对农业经济高风险特征的规避，大部分商业银行已经退出了“三农”领域，从农村阵地中逐步脱离。而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支农范围有限，在改善农业金融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并未起到有效作用。同时，现阶段国家对新型金融仍持严格管制态度，小额贷款公司、民营银行、村镇银行的准入门槛高，限制条件多且审批复杂，金融管制使金融机构不可避免的呈现抑制性（杨军和高鸿斋，2015）。二是农村金融资源配置呈现供给抑制性。未退出“三农”领域的金融机构一方面吸收农村存款，压缩农业贷款，将资金贷给非农企业，导致农村地区资金外流，农业资金向其他行业转移。一方面对农业借贷存在“理性排斥”行为，导致农村金融出现“市场失灵”（程惠霞，2014），收入越低的农民越难以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受到的金融抑制程度越大，大量的农村金融需求被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王小华等，2014）。三是农村金融服务呈现供给抑制性。农村居民碍于受教育水平和对外沟通的限制，对现代金融服务了解较少，缺乏认识，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会让农民感觉到金融的方便快捷，激发农村居民和企业对现代金融的需求。但是，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品种单一、手段落后，在许多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提供给农民的金融服务仍局限于传统的存款和贷款，阻碍了潜在需求的激活。（二）需求型金融抑制。需求型金融抑制是从资金需求角度研究农村的金融抑制现象。主要由于农村市场化程度低、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等原因导致了农村对正规金融组织借贷资金需求不足（高帆，2002）。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农村生产性和消费性借贷需求抑制。首先，我国小农经济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农民自给自足，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低，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强度远低于城市。其次，近年来农产品市场低迷，农业资金投资回报率远低于其他行业，农民不愿意向金融机构借贷做不盈利甚至赔本的经营，导致农民、农村企业涉农生产积极性降低（曹立群，2000）。再加上大量农户外出务工，务工人员获得非农收入对农户借贷具有很强的替代性（陈鹏和刘锡良，2011）。二是正规信贷需求抑制。吴雨等（2016）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农户信贷渠道偏好角度对农户信贷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农村信贷市场有信贷需求的农户中，偏好非正规信贷渠道的农户比例非常高，正规信贷需求缺乏。成思危等（2005）提出，我国农户自给自足、不愿借款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逐渐改变，但向亲友借款而非正规信贷的比重仍比较大。农村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有替代效应与挤出效应，从而形成了正规信贷需求抑制。

三、农村金融抑制的形成机理

由于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等特征，深入分析金融抑制的形成机理，对症下药才能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寻求突破口。追究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交易成本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借贷双方的交易成本都居高不下，农村金融机构显性交易成本和隐性交易成本均高于城市金融机构（朱粤伟，2007）。我国农村人口密集度低，客户相对分散、单个客户信贷规模小、交通通讯设施落后，这些自然环境是造成农村金融交易成本过高的客观因素。农村金融市场信用中介的缺失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加重了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居高不下的现象。农村金融机构自身体制和自身制度的缺陷，也是交易成本高昂的主要原因。高昂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抑制了金融机构的供给热情和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强度。（二）风险因素。在农村资金的供给中，金融机构除了要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还要面对农村金融的高风险性。首先，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不稳定性，生产项目受自然和市场影响较大，不可抗力因素较多，这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其次，为了预防信用风险，金融机构在给农民这一类缺乏信用信息和信用记录的人发放贷款时通常要求有抵押物做担保，虽然农民拥有土地、住房等实物，但是由于没有土地使用权流通市场，农民无法用土地作担保，缺乏有效的可抵押物（韩俊，2003）。再次，农业信贷主要以非生产性信贷为主。近年来，我国农村留守老年和儿童问题日益严重，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农村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农村贷款中非生产性借贷占据很大比例，而这一部分借贷是没有明确还款来源的（周立，2007）。最后，金融机构还面临农户主动违约风险，由于农户居民借贷的自偿性较差（何广文，1999），违约成本较低，涉农贷款不良率一直居高不下（丁志国，2011），使得金融机构不愿意也不敢插足涉农贷款。（三）市场机制。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可以推进农村金融从抑制状态向深化状态转变，从而实现农村金融市场化。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规模上已经取得了突破，但是农村市场机制并不健全。一方面市场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制度供给不足、资源配置机制不足阻碍了农村金融资源的聚集、就地转化以及使用效率的提高，以致供求渠道不畅和农村金融风险等问题（夏国强，2014）。以行政导向与市场引导交叉融合的农村市场机制，在金融产业组织、市场格局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缺陷，对农村金融市场化的推进是非均衡的，忽略了农村的金融服务需求与市场化的关系，导致了农村金融市场运行失范、价格失真（侯国栋，2017），这也是引起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供给失衡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不健全所导致的农村金融机构竞争不充分，农户可选择的正规金融机构范围狭少阻碍了金融服务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提升，阻碍了农户潜在需求的激发和收入的增长（林毅夫，2003）。（四）信息不对称。在我国的农村信贷市场上，贷款人很难收集到有关借款人的还款意愿、能力、风险偏好等方面的信息，对借款人贷款的使用情况更是难以监督，导致农村信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突出，极易产生信用风险。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明显的信息非对称是农户信贷违约率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王冀宁和赵顺龙，2007；丁志国等，2014）。农村金融市场借贷双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使命漂移”及衍生的锚定效应，使农户长期遭遇正规部门的金融排斥（吴本健等，2014），这也充分解释了银行机构的惜贷行为和农民贷款难的问题。综合来看，国内学者对金融抑制形成机理的研究数量较多，理论化程度相对较高，系统性较强，主要使用数理模型分析。对农村市场机制的理论研究主要基于信贷合约模型，模型的负责程度较高。对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研究与国际主流研究接轨，主要使用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等理论。多数侧重从微观农户、金融机构角度入手，对中观金融市场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中国不同地区农村金融的区域特征以及交易成本的时序变化的研究也较少。

四、农村金融的改革深化路径及成效

我国农村金融相对于城市金融的发展落后，拖住了我国城乡一体化的步伐，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缓解农村金融抑制、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以及各种改革创新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也是近年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的重点内容。（一）金融深化。农村金融最根本的问题是金融抑制，金融抑制最根本的原因是市场机制不健全。增量金融发展以后，我国开始更注重金融的深化。首先是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我国从1993年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初步设想，1996年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农村金融利率市场化改革虽是大势所趋，但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却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放松利率管制将很大程度上消除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挤出效应，利率市场化大幅提高了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有效功能的发挥（许月丽，2013）。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利率市场化效果并不如预想中的好，是因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没有将调整利率作为手段来弥补贷款存在的潜在风险，价格配给仍占据各经济区间的主导位置，利率市场化没有明显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改善供给抑制（许承明等，2012）。然后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农村金融领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缺乏市场竞争机制，需降低市场准入限制，培养和鼓励多元化竞争主体，扩大金融供给和金融服务，提高农村有效融资需求的可获得性。有学者通过对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观测及对观测数据分析发现，市场开放可以降低农户的信贷约束，特别是对有还款能力农户的信贷可获得性提高尤为显著，它能满足这部分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黄惠春和褚保金，2011；张兵等，2015）。同时，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限制提升了农村金融机构竞争力，提升了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技术和服务方式的创新行为（董晓林，2015）。最后是发挥农村产权的资本功能。实践表明，农地抵押的信贷供给效应已经初步显现，土地权不仅提高了制度信任在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中的重要性，还降低了商业银行对人际信任和社会资本的过度依赖，通过促进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模式转换，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米运生，2015）。但农地抵押相关法律并不完善，农地抵押贷款发生率偏低，修订限制农地抵押权的法律和完善农地抵押制度能有助于改善这部分具有潜在信贷需求农户的信贷条件。（二）金融约束。金融约束理论认为，由于金融监管者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管理者与市场主体之间存在隐蔽的动态博弈。因此，金融管理部门只有通过建立普遍的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机构人为地创造租金机会，才能对其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一方面要创造垄断租金。许多学者认为在渐进式经济改革中，金融自由化在我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而金融约束仍然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陈超，2002）。金融抑制中的很多问题可以通过金融约束进行有效解决，更好地发挥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功能（殷本杰，2006）。粟勤和王少国（2014）选取我国西部某一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机构）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宏观方面来看，适度的金融约束政策不仅可以作为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相对有效性的基础，还能促进其持续发展，并且引导资金回流。另一方面要加大公共服务扶持。政府要通过加大信息公共服务来弥补农村信贷市场失灵，使贫困农户能够参与金融市场。已有的研究发现，公共服务能够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固定成本和经营风险，在吸引了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建立金融服务网络的同时，也降低了贫困农户的金融“入门门槛”，促进普惠金融的形成，对农村金融抑制起到了缓解作用（何志雄，2015）。

五、农村金融未来的研究方向展望

金融深化范文篇9

一、目前农村金融环境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的政策措施，农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薄弱环节”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和风险的能力不强，农业综合生产效益低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拉大。农村金融环境总体上看是比较差的。主要表现：

（一）信用缺失。客观上农业生产风险较大，投入农业的资金风险也大。主观上也存在建国以来投入农村的大量资金，成了呆坏帐，承贷者长期以来形成了贷款是国家的钱，还不了迟早会豁免的观念，没有形成借债还钱天经地义的理念，信用观念淡薄。

（二）保障体系滞后，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农村经济受自然条件、市场环境、政策因素的影响较大，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客观上导致银行投入的信贷资金的风险较大。面对存在的风险，却在风险的控制上缺乏必要的手段。目前我国尚未开办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商业保险在城市竞争已非常激烈，功能日臻完善，但在广大农村保险业务发展仍非常滞后，只有少量的房产和交通工具参加了商业保险。而种养业、农作物受自然灾害、市场供求的影响风险最大，这些领域商业保险又不愿意介入。

（三）缺乏有效的贷款担保手段。农民的资产主要是房产和一些生产资料。农村的房产一方面变现难，另一面属生活必需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不具备抵押担保的条件。农民的生产资料比较复杂、难定价，也不能作为抵押担保物。

（四）金融秩序不容乐观。农村是金融管理和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加之农民缺乏金融常识，法律意识淡薄，这就给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的产生有可乘之机。

二、金融支农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金融环境的好坏将影响资金的流向，由于农村金融环境较差，对资金的吸引力较弱，已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

（一）商业银行淡出农村金融市场。过去我国的金融改革没有充分考虑农业的利益，商业银行改革后没有顾及到支农的信贷需求。商业银行深化改革，信贷资金讲求安全性和效益性。但由于农业的脆弱性和承贷者的信用度差，贷款风险大，商业银行对农业贷款的积极性不高。伴随着企业改革，商业银行对农业服务机构的支持也在减弱，如过去的农资、供销部门改制后许多变成个体经营，很难取得银行贷款，致使农民购买的化肥、农药、籽种等农用物资不仅价格高，而且质量难以保证。商业银行逐渐退出农村金融市场，收缩机构，保留的机构也只是以吸收存款为主，很少贷款，把吸收的存款上存到上级行以获取较高利润。

（二）农业政策性银行支农的作用不大。农发行是我国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银行等商业性银行逐步退出县以下农村金融市场后，应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的缺陷，承担起支农的重任。但由于农发行业务范围的限制，只承担粮棉油收储的信贷业务，对农业的信贷支持只有主要依靠农村信用社。

（三）农村资金向城市转移，制约了对农业的信贷支持。随着交通的便捷，再加上中国农村怕露富的观念，许多较为有钱的人往往把钱存到城里。加上农村信用社结算渠道不畅，而邮政储蓄、国有商业银行由于人员素质、结算网络、服务质量的优势，使农村信用社存款份额逐年下降。

（四）农村信用社的贷款种类无法满足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农村是以农户为基本单位占主要成分，农、工、商、贸等经济组织并存的经济结构。目前农村信用社主要以发放农户信用贷款为主，信用村镇推不开的地方发放担保贷款。这些贷款主要支持农业季节性生产的需要，属于低层次的资金需求，解决的只是温饱型的资金需求，而并非小康型的资金需求。规模农业因公共农业的限制而一时难以形成、高附加值农业生产经营和公共农业建设的资金需求非常迫切，但无法满足。

三、加大对农业扶持的措施

2005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政府将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入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的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结束把农业作为政府收入来源，由农业向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旧的发展道路，而将农业和农村领域作为政府支持的对象，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给农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为金融支持农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地方政府和部门要抓住机遇、顺势而谋，转变“重工轻农”的思想，谋划农业的发展，切实把农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的发展环境，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作为金融部门要充分认识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性，站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高度，大胆创新，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积极扶持，推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深化农村金融改革

1、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服务功能。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十分艰巨但又十分重要的任务，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惟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在支持“三农”中是应该大有作为的。要调整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定位，强化政策支农的功能，真正承担起支农重任。一是继续搞好粮、棉、油购销企业的服务，二是投资农业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三是扶持龙头企业和龙头产业发展，四是对定单农业发放议购定金贷款，。

2、引导商业银行服务农业。考虑到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把效益放在优先的位置，国家要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鼓励商业银行进入农业竞争性行业，并开办农村消费信贷业务，刺激农村消费需求，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对商业银行开办政策性农业信贷业务的国家给予必要的补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建立金融机构对社区服务的机制，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支持“三农”的义务。县域内的金融机构不能只吸收存款而不放贷款，要建立资金回流机制，规定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于支持“三农”。

3、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是农村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农业的长远发展。目前全国都在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工作，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站在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狠抓落实。银监部门要认真组织，切实负起责任，人民银行在资金支持的过程中要严格把关，督促农村信用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晰产权关系，提高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资产，使农村信用社真正做到花钱买机制。改革的目的不能只是为了得到人民银行的资金支持，不能新瓶装旧酒、走回头路，要通过改革真正做到增强农村信用社的活力。在农村信用社改革中，要特别注意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

（二）加强农村金融环境建设

农村金融环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司法、公安、工商、税务和社会各方面的通力配合，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

1、诚信建设。以农村信用村镇，农户联保贷款为突破口，大力开展诚信建设。广泛宣传和普及金融常识，加强诚信教育，树立信用观念，建立失信惩罚机制。

2、发展农业保险。针对农业风险的集中性、风险损失的严重性以及承担者的分散性，发展农业保险要建立在国家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实行低费率和高补贴的政策。要抓紧制定《农业保险法》，建立农业保险基金，开办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对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的进行必要的补贴，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拓农村保险市场。

3、完善信贷安全保障体系，探索能满足农业的多种担保方式。一是政府引导，适当支持，鼓励组建民间担保基金。二是突破传统担保方式的限制，接受农民自身有价资产的抵押。

（三）增加贷款种类以满足不同层次的贷款需求

1、继续办好农户信用贷款。这是农村信用社贷款的主要形式，要进一步加大信用村镇建设，扩大贷款面。

金融深化范文篇10

金融数据利用取得初步成效

近年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积极运用大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利用金融数据服务普惠金融、服务宏观分析和金融监管，取得初步成效。数字央行建设成效显现。一是持续开展数字央行大数据平台建设，利用先进技术架构、建立统一数据标准、拓展数据覆盖范围、强化数据治理，实现主要业务应用数据的统一归集、统一存储、统一处理和统一展现，探索开展数据分析，初步形成大数据应用体系。二是搭建金融服务大数据平台，提供标准化数据交换接口，实现一点对接重庆市大数据局、市场监管局、民政局等政府部门，降低金融机构获取相关数据的门槛和成本，提升金融机构跨行业数据的应用能力。系统上线以来，已注册市、区（县）金融机构482家，为金融稳定重大事项报告、支付结算企业账号管理等提供了有效手段。助力普惠金融发展。一是整合银企供需数据建设“渝融通”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有效提升市场主体融资便利度和获得感。系统上线以来，已覆盖重庆各区县，累计放贷超15亿元。二是开发“长江绿融通”系统，实现金融、环保、财政、金科技、建设等绿色信息共享，精准识别、定期推送绿色项目，对接市、区两级绿色重点项目和小微企业融资1000多亿元。三是深化金融科技应用试点，推动重庆银行等23家金融机构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小微普惠金融智能化服务，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辅助宏观分析决策。一是运用大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建立“清算云”数据中心，开展支付清算数据的治理、挖掘和分析，将属地明细数据转化为统计分析数据，实时动态呈现辖区资金流量和流向，为区域经济金融形势研判提供有价值的金融数据服务。二是打造智慧国库，建设国库大数据可视化平台，运用关联、聚类、穿透等数据分析方法，对国库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处理，实现国库资金流动情况的动态监测，提升了国库资金运行数据利用率，有效提高财政收支预算分析效率。提升金融监管效能。一是建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反洗钱智能检查系统，以脱敏后的反洗钱数据以及反洗钱现场检查数据为基础，构建可疑交易识别模型，在现场检查中实现高效、精准的可疑交易筛查和全量数据监管，大幅提升反洗钱现场检查效能。二是基于跨行业数据建设账户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系统，实现从事前向事中事后监管的转变。系统依托重庆区块链政务服务平台，打破工商数据与银行信息之间的数据壁垒，提供企业注册开办、预约开户一站式服务，实现数据“一源多用，有源可循”，助力改善营商环境。三是基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ASone）监管数据，引入大数据、聚类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物贸易异常线索智能筛选，彻底解决贸易项下违规线索的识别效率难题。同时，通过整合外汇管理内外部数据，创新外汇管理事后综合分析监测方式，强化实时监测，持续提升外汇管理监测分析水平和效率。

深化金融数据综合利用前景广阔

深化金融基础设施数据利用，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目前，金融基础设施数据包含大量关键支付交易和金融市场交易等数据。这些数据由交易主体发起，实时动态呈现企业和个人交易主体的跨行、跨境资金流动以及票据等金融市场工具信用状况，与银行行内支付结算数据、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征信数据等多个来源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和相互匹配，可以完整地反映企业日常现金流量、经营状况以及企业经营业主和个人的消费状况，有利于增强数据的穿透性，厘清企业境内、境外上下游关系网络，避免依靠单一数据来源建模可能面临的欺诈风险，从而建立更加科学精准的信用评估模型。贷款投放前，这些数据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完善对小微企业客户经营稳定性、还款能力的评估，提高贷前审核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并弥补小微企业缺乏征信记录的“信用白户”问题，提高普惠小微首次贷款和信用贷款的可得性。贷款投放后，金融机构利用实时跨行支付交易、转账流向等数据，可以及时掌握客户信贷资金用途和还款意愿变化，有效缓解资金空转、资金流向不明、资金难以收回等贷后监控难题。金融基础设施数据资源通过适度开放，允许金融机构进行依法合规、科学合理的利用，有利于打破目前在互联网领域和金融领域存在的数据垄断和“数据烟囱”等问题，充分挖掘数据资源价值，降低数据获取和利用成本，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矛盾，打造更多“可交互、有温度”的智能普惠金融产品。深化金融数据综合利用，优化宏观分析决策。运用经济金融交易实时全量数据，可提高宏观经济金融分析的前瞻性和准确性。目前，人民银行正在建设符合大数据发展方向的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建立覆盖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活动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借助金融基础设施系统的实时全量支付交易数据和金融市场交易数据，加上对工商、税务等政务大数据融合利用和深度挖掘，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可以为央行决策提供一个更加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金融大数据监测预测平台，为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深化金融数据综合利用，强化金融风险防控。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通过掌握全量、实时的金融交易数据和工商、税务、海关等政务数据，有助于掌握微观主体完整的资金链条和关系网络，大幅度提高对各种异常交易和违法违规风险的快速精准识别和防控能力，有效提升反欺诈、反洗钱、反逃税、反恐怖、反腐败等工作水平。同时，基于跨行业数据可以加强对交叉金融产品在跨行业、跨市场、跨机构交易的风险监测，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机构的风险预警，增强穿透性金融监管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交叉传染。技术发展为金融数据的安全利用提供了条件。个人隐私安全和商业秘密保护是数据治理的关键。目前，联邦学习、差分隐私和多方安全计算等主流隐私保护技术能够在不接触明细数据、不传输非加密数据的前提下进行数据的利用和共享。近年来，金融业积极利用新兴技术促进数据资源融合利用，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比如，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与中国银联合作，在银联智慧平台基于脱敏后的银联跨行交易商户数据、本行数据构建套现评分模型，精准识别信用卡套现行为，增强支付风控能力。

进一步提升金融数据综合利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