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合作范文10篇

金融合作范文篇1

中朝金融合作现状

尽管中朝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但由于朝鲜经济体量小，对外开放程度低，银行信用缺失，朝鲜金融处于相对恶劣的封闭环境中，中朝金融合作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银行间结算关系初步建立中朝现汇结算贸易始于1992年，现汇结算通过第三国转汇方式完成。随着双方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人民币现钞结算方式逐渐增多。目前，对朝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大约占80%以上。人民币现钞在朝鲜的大量使用客观上要求建立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1.2000年，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与朝鲜金三角洲银行签订协议，以朝鲜三角洲金融信托会社为名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单边结算账户，并在其账户余额内办理各项收付业务；2005年，金三角洲银行正式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2004年10月26日，中朝两国央行签订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间支付结算的协议》，之后，丹东地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与朝鲜的光鲜银行和高丽银行建立了行关系；3.2005年，朝鲜光鲜银行在中国银行丹东支行开设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006年，由于中国银行上市，账户移到中国建设银行；2008年，经两国相关部门共同签订协议，指定光鲜银行在丹东建行开立专户，办理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转存业务。至此，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已初步建立起来，覆盖了吉林延边、辽宁丹东与朝鲜接壤的主要区域，疏通了与朝鲜商业银行结算关系，开辟了滞留在朝鲜的人民币集中回流的正规渠道，为加深中朝贸易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金融合作停留在地区层面尽管中朝两国已初步建立起银行间结算关系，但高层合作匮乏，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合作形式多是地方性的。朝鲜银行体系多头分管，央行对劳动党和军部的银行缺乏有效约束，加之兼有行政管理职能和业务职能，使得朝鲜央行在制定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朝鲜的政治敏感性和对外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国央行在中朝金融合作上缺乏积极主动性，中朝目前尚未建立起央行间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没有形成信息交换机制；全国层面上的商业银行合作关系尚未建立。金融合作覆盖地域主要涉及吉林延边地区与朝鲜罗先地区，辽宁丹东地区与朝鲜新义州地区；合作领域局限于贸易结算，在非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很少涉及。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中朝贸易品种多，金额小，交易分散，需要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但是，中朝边境口岸城市金融服务功能弱，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目前，朝方银行在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了单边结算账户，而中方银行尚未在朝鲜建立账户，加之受朝鲜通信渠道的制约，中朝现汇贸易结算多数是通过朝鲜首都平壤的银行与港澳地区银行进行转汇，手续繁杂，成本高，影响了资金的及时收回。资金结算主要采取汇款方式，信用证、保函等结算业务更无从谈起。

中朝金融合作的驱动因素

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两国不断加强合作，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朝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贸易、投资和旅游。中朝经贸合作为双边金融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体现了对加强双边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中朝金融合作更为迫切。而且，受朝鲜金融环境和中朝金融合作现状的制约，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如不加强监管和疏导，将影响双方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和金融安全。贸易驱动中朝建交初期，双方经贸往来以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为主，双边贸易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上世纪80年代，朝鲜积极扩大对外贸易，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朝贸易迅速扩大，尤其是边境贸易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朝鲜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经历了长达9年的经济负增长，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中朝贸易跌入低谷。但是，由于朝鲜整体对外贸易额出现了较大的萎缩，中国此时已成为朝鲜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贸易增长迅速。2011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6.29亿美元，与2001年7.38亿美元相比，增长约7倍，年均增长率为22.53%（图1）；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国地位，反映出中国对朝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持续性出口；从贸易比重来看，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23.1%上升到2011年的67.14%，如果不考虑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33%增加到2011年的84.39%（图2），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深。在西方社会对朝鲜实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将会持续下去。中朝贸易为中朝金融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中朝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将会推动中朝金融合作的步伐。投资驱动从2000年初开始，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以中国南方企业牵头，中朝边境地区为媒介，展开了对朝鲜的投资。2005年1月，总理会见总书记时提出中朝经贸合作应贯彻“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从此将市场因素引入中朝两国投资合作。同年，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关于投资优惠和保护协议》，为双方经贸合作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保障。[5]2011年6月，中朝经贸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合作开发的“两岛一区”———即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和罗先经济贸易区部分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朝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朝直接投资存量为2.4亿美元，比上年2.62亿美元略有降低；除2010年外，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图3）。由于一些企业没有在商务部门登记，对朝投资额远远超出上述数据。中国对朝投资初期，主要以技术、设备等实物作为出资，但后续投资———如原材料、人工费、日常管理支出等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投资。目前，中朝投资规模还比较小，但随着投资合作范围的拓展，“两岛一区”项目的逐步实施，投资合作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中朝投资增长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将引致双方对金融合作的更高需求。同时，中朝投资还将通过影响贸易来影响金融合作。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中指图1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图2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单位：%）注：比重1为包括南北贸易后，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比重2为不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韩国统一部《南北交流合作动向》：www.unikorea.go.kr；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出，“FDI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使东道国具有了基于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时，显然会导致东道国对外贸易能力的增强，国际贸易与FDI呈现互补效应。”[6]中朝投资将通过促进贸易增长放大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旅游驱动中朝旅游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0年以后得到快速发展。2009年10月，中朝两国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朝鲜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家。2010年4月，中国公民赴朝旅游，可以通过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直接飞往朝鲜平壤而无需通过边境口岸。2011年4月末，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成功开发。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是东北亚地区第一条实现三国同时免签证的旅游线路，拓宽了东北亚各国旅游合作的空间。2012年4月，中国旅游专列直接驶入朝鲜内地。通过不断交流与探索，中朝旅游合作得到了深入发展。根据双方旅游部门统计，2001~2009年，中国赴朝旅游人数累计达50万人次①；2001~2011年，朝鲜赴中国入境人数累计达117万人次②（图4）。虽然朝鲜存在对外政策不稳定、朝核等问题，双边旅游表现出不规律性和不稳定性，[7]但旅游规模总量及其对经济的贡献不容小觑。同时，旅游人员携带大量人民币现钞跨境旅游和消费，给金融监管带来难题。政策驱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实体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对外贸易平稳增长，国务院第56次会议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拱北、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此背景下，2009年7月，六部委③联合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公告[2009]第10号），允许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出口贸易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试点首先在上述5个城市启动。2010年6月，六部委再次联合发文，将试点地区扩大到辽宁、吉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而2010年3月，《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①中国国家旅游局不区分国别（地区）公布出境旅游人数，朝鲜国家观光总局2010年、2011年相关数据也无法查到。②朝鲜居民赴中国旅游观光、探亲访友者少，主要为会务、商务和服务人员。③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图32003~2010年中国对朝直接投资情况（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免）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0]26号)规定，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新疆、西藏、云南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出口企业，以一般贸易或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从陆地指定口岸出口到接壤毗邻国家的货物，并采取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方式的，可享受应退税额全额出口退税政策。以人民币现金结算方式出口的货物，不享受出口退税待遇。但由于边境省份及其毗邻国家的情况特殊，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补充规定：“对确有困难而不能提供结算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入账单的边境省份出口企业，可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边境省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核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40号）相关规定，凭签注‘人民币核销’的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向税务机关直接办理退税”。上述政策推动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补充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朝贸易额的大幅度提高。从全国情况看，2009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额仅为36亿人民币，2010年上升到5028亿人民币，仅2011年1~5月就实现7273亿人民币，是2009年的200多倍。[8]从中朝贸易规模看，2011年对朝贸易额为56.29亿美元，同比增长62.5%，其中对朝出口31.65亿美元，进口24.64亿美元，同比增长38.9%和107.4%（图1）；2012年继续攀高，2012年1~4月贸易额为19.04亿美元，同比增长32.6%。[9]中朝贸易额的大幅攀升更加得益于对朝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的普遍存在。2010年9月，辽宁省丹东市率先开展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据海关统计，目前在中朝贸易中，通过丹东口岸的贸易量占70%以上。由于银行间支付渠道不畅，中朝双边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量还比较少。丹东地区是开展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转账结算业务较好的城市，但丹东市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对朝贸易结算量，2011年上半年仅为52笔，共2亿人民币，占丹东地区贸易结算总量的8%左右，[10]更多的交易是通过现钞结算方式完成的。在吉林省，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办理的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要少于丹东市的规模，与银行转账结算相比，人民币现钞结算量却非常大。如延边地区仅交通银行延边支行2011年度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金结算业务就达到1亿人民币，延边地区共有10家银行办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钞结算业务。吉林省集安、白山等地对朝贸易全部以现钞进行结算。由于中朝贸易结算中大量使用现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改革在促进中朝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商业银行负责试点企业跨境人民币资金收付的贸易真实性、一致性审核。作者通过对有关商业银行和对朝贸易企业的走访调查发现，在出口业务贸易真实性的审核上，企业存入人民币现钞时，商业银行仅凭贸易双方购销合同审核贸易真实性和资金来源，依据不够充分；而对于进口业务，由于以人民币现钞支付货款，企业不需要进口付汇的批汇、购汇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有现金，通不通过银行审核对企业是没有影响的。一般企业的做法是进口付汇不通过银行审核，没有出口退税要求时，出口收汇也不通过银行审核。这种情况下，在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核、货物流和资金流的一致性复核上保证程度有限。因此，可以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朝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监管难度。一个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中朝银行间合作，将现钞结算纳入银行渠道，加强对跨境贸易人民币资金收付的监测和管理。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中朝贸易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流动量日趋扩大。据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测算，丹东地区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情况为，2004~2009年累计流出量为79.7亿元，累计流入量为73亿元，在朝累计滞留量为6.7亿元；2004年流出流入总量为16.6亿元，2009年流出流入总量为35.66亿元，总流动量增长了114.82%，其中流出量增长了90.88%，流入量增长了143.87%，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规模不断增加。图们江区域人民币跨境流动情况与丹东地区相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延边中心支行调查，在朝鲜罗津、先锋地区，人民币占当地流通货币的50%以上，已获得了事实上的硬通货地位。[11]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对边境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金融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跨境流动是市场自发产生的行为，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给金融监管提出难题。人民币跨境流动有利有弊，其积极影响是：1.有利于推动边境地区经贸发展；2.有利于获得货币发行收益；[12]3.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消极影响是：1.增加了边境地区人民币资金监测和调控难度；2.增加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贸易真实性审核难度；3.加大了“货币走私”治理和“反洗钱”难度；4.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误差。

加强中朝金融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金融合作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新疆；中亚五国；丝绸之路经济带；边境金融合作

一、引言

我国与中亚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是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重点推进的核心区域，我国与中亚国家在技术、贸易、金融合作领域具有良好的经济互补性和发展前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逐渐密切，在我国的进出口中也占有很大比重，然而我国和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金融合作是在经济合作基础上形成的，又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合作，为经贸往来提供便利与支持。因此，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深化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维护国家经济、能源安全，实现向西开放的重要途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一气呵成的，要有步骤、有重点的进行。首先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利率市场化等方面下手。同时，要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金融发展与合作论坛的作用，推进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国际合作基金平台的建设，以深化区域边境金融合作，促进新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桥头堡和核心区。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理论基础

1、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与西亚各国之间形成的一个经济合作区域，大致在古丝绸之路范围之上。包括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四省市区。2013年由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2、货币金融合作。货币金融合作就概念外延上来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货币金融合作特指汇率合作机制，即旨在谋求各成员间货币汇率稳定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包括为保证汇率稳定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协作。广义的货币金融合作包括在货币金融领域的、旨在发展货币金融市场的所有性质、所有类型的合作，包括简单的人力资源培训、信息交流和观点交流，也包括严格的汇率目标区、统一货币安排。

（二）相关文献

我国研究边境金融合作的学者很多，近年来研究我国与中亚五国边境金融合作的文献逐渐增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玛依拉（2013）分析了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要为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的空间的建议。李翠花（2013）从政策平台、区域间贸易及经济开放度对中国与中亚五国进一步深化金融合作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邢辉（2014）认为从中国与中亚金融合作机制、金融机构、金融合作内容等来看，中国已具备对外金融合作的良好基础。陈文新（2010）、阿布都瓦力•艾百（2015）和陈玉芝（2015）都从地缘优势、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源的互补等方面对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潜力与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姚德权（2014）从金融合作的外部环境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面临的挑战。马广奇（2015）从政治因素，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服务平台三方面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合作的主要瓶颈，并提出了对策建议。秦放鸣（2015）以中国和中亚国家1992～2012年的实际人均GDP为样本数据，运用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理论，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中亚国家在长期内经济周期有共同的随机发展趋势，在短期内经济周期波动不同步，目前不具备实现货币共同体的条件。从总体上来看，国内立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大环境，分析边境金融合作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因此，本文拟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视角对我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进行分析，并提出边境金融合作的愿景。

三、中国-中亚边境金融合作现状

2010年6月22日新疆作为全国第二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省区开始运行，2010年9月新疆成为全国第一个获准开展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的试点省区，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提供金融便利。新疆已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五国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2011年6月28日中国银行在乌鲁木齐、伊犁、博尔塔拉、塔城四地同时推出了人民币与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的汇率挂牌。201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金融监管机构《关于金融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意见》，为把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提供了金融保障。2013年9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也适时的抓住这一契机，提出建设中亚地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乌鲁木齐金融中心和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着力构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和“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综合配套创新试验区”。此外，新疆还将积极打造新疆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现代商业银行，推动区域内金融机构深化改革，做优做大做强。创新金融品牌，建立、健全国际化多层次金融市场服务体系。当前，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处于良好发展的前景。但是，也应该看到其当前金融合作中存在的不足，从而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契机，实现中国与中亚五国的互利与共赢。四、中国-中亚边境金融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一）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我国与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经济特征存在差异，既有处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的哈萨克斯坦，又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吉尔吉斯斯坦。导致其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不同，进而其金融诉求的不同，使得我国和中亚五国的金融合作长期处于初级阶段。例如，中亚五国偏好现金交易，信用卡、支票、电子转账、自动取款机等金融工具还不是很普遍，这种偏好、习惯不利于边境金融合作的开展。（二）融资主体单一、规模较小。目前，我国在哈、乌、吉、塔等国注册的独资、合资企业数量虽已逾千家，但生产规模较小，经营效果不甚理想。新疆和中亚五国以间接融资为主，资金相对不足，中小企业长期融资较难。民间投资局限于短期、小额、低风险的项目上，不利于规模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强的跨国公司的发展。我国在中亚五国注册成立的独资、合资企业数量虽多，但生产规模较小，经营效益较差。（三）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中亚五国和中国在金融市场的开发度、风险控制能力、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模式等存在差异。封闭式的金融管理模式限制了区域间资金的自由流动，也削弱了金融业对国家经济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金融监管体制不健全，导致区域间金融信息交流受阻、资金流动不畅、金融风险较大，限制了中国-中亚五国边境的金融合作。（四）银行结算体系的统一。行、清算行是中国与中亚五国的银行结算方式。其中行覆盖面狭小、时效低。银行结算体系的不统一阻碍了贸易的正常进行、增加了贸易的成本和程序的复杂。对于企业而言，不能及时了解资金项目，降低了管理资金账户的效率。由此可见，银行结算体系的不统一直接影响了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构建统一的银行结算体系是推动区域经贸发展的先决条件。五、中国-中亚边境金融合作构想（一）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契机，推动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深化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提供了机遇与挑战。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优势，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门户，是联系中亚五国的通道。因此，新疆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国际金融中心，构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伊犁、喀什等地州区域为次中心的多层次金融体系。积极打造新疆金融集聚区，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金融服务网，增强新疆金融业在中亚地区的集聚效应，形成产业新增长极。（二）拓宽金融合作主体。我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主体应该在政府引导下，金融机构、企业、民间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为引导国内金融机构开展中亚地区业务，政府方面可以推动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多方参与，扩大金融合作的主体，拓展融资渠道。发挥商业银行的信息优势，积极推进我国与中亚五国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往来。政府还可以积极推动促进边境金融合作的民间组织的建立，建立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开展经常性对话的机制，促进中亚国家提高政策和市场信息透明度、保持政策连续性、提升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三）创新金融管理体系。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更好地加强我国与中亚五国的边境金融合作，要创新金融监管体系，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可以建立区域金融信息披露管理系统、区域征信体系等。构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跨境危机处理机制，共同维护区域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四）鼓励开展人民币跨境流通。据统计，人民币在境外的总量中中亚地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带动下，人民币在对外交易中将会占更大的比重。为使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金融机构应重视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分支机构的建设，除依靠自建分行、子行的方式外，还可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拓展海外业务，推出更多品种的人民币业务，促进人民币在海外流通，为当地居民持有人民币资产提供便利。（五）加强边境金融合作与交流。政府可推动定期举办金融合作论坛，搭建我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信息交流平台，各国金融机构之间也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各自在产品开发、风险控制、信息技术、管理机制等多方面的优势。加强边境人员培训和政策交流。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干部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国际合作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以队伍建设和能力提高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发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大背景下，我国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将会越来越密切。深化边境金融合作，就必须推动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构建良好的金融合作环境和健全的金融管理机制，具备较强风险防范能力。加强与中亚五国金融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刘亚辉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秦放鸣.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定位和选择.新疆大学学报，2013.11.4.

［2］推进金融合作一体化满足上合组织区域市场期许.新华网，2011.9.

［3］朱显平，张建政.“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目标及途径.东北亚论坛，2007.5.16.3.

［4］何剑.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区域金融合作问题探析.中亚东欧市场，2009.3.

［5］庞岩.推进新疆-中亚贸易发展的金融合作研究.当代经济，2004.19.

［6］玛依拉.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问题探讨.经济观察，2013.13.

［7］胡江龙，李军.新疆与中亚国家的金融合作研究.金融发展评论，2013.12.

［8］陈文新.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及对策.管理论坛，2010.4.

金融合作范文篇3

1.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从2002年开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现在来看这一过程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平稳地完成了汇率的过渡。现已形成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初步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2.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不断加强

针对不同情形下的经济运行，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工具，货币政策适度、及时、灵活的予以调控。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日趋成熟，监管效率得到进一步强化。

3.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金融业履行对外开放承诺，积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同时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此外，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并购、设立海外分支等方式逐步进军境外金融市场。与之相对应的，合格境外、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继续稳步实施，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双边本币互换项目继续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开始试点实施。

二、两岸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随着十年来两岸关系的不断进步，两岸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现在台湾已是内地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但相比之下，目前两岸间的金融业合作却严重滞后，发展形成了“小金融、大经贸”的不平衡格局。（1）银行业合作。近年来大量台企赴内地进行投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已在台北设立分行，另有招商银行在台北设立办事处，以服务两岸的金融和贸易活动。同时，岛内银行业也积极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截至2013年5月底，共有11家台湾银行分行，其中已开业10家、在建1家，代表处7家。（2）证券业合作。台湾当局自海基会和海协会恢复商谈并达成两项重要的经济协议之后，开始逐步放开内地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允许投资台股、债券、基金等。内地方面同时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开通了“台股直通车”、“陆股直通车”，允许台资企业在内地A股上市等。（3）保险业合作。随着2002年台湾“两岸保险业务往来许可证”的公布以及内地保险业的逐步对外开放，两岸保险业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因内地保险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条件较高，在地区、数量、业务和股权方面还存在限制因素，目前符合条件的仅有台湾的新光人寿、国泰人寿和台湾人寿等三家保险公司。

三、两岸金融合作深化存在的问题

目前两岸金融合作既有政策性的障碍，也与长期以来两岸间缺乏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等客观因素有关。

1.主要障碍来自于台湾方面政策

虽然内地始终坚持“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的经济合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政治上两岸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台湾当局经常将两岸间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认为两岸间CEPA模式的经贸合作制度会“威胁”台湾经济，两岸间的直航会“危及”台湾安全，对于经贸的争端要求提高到“国际层次”进行交谈。台湾当局目前的政策制度依旧无法做到互惠对等，两岸间的金融交流更多的形式是间接单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给两岸经贸关系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2.内地金融法规不完善

目前在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方面并没有专项立法，对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兑换也没有详细的规定。这使得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无法可依，相关合作进程也无法有序进行。此外，两岸间的货币兑换由于立法上的缺失，通汇方面仍要借用美元进行清算，两次的兑换费用高、占用时间也较长，这就使得资金往来更多的是在地下钱庄进行，大大降低了两岸间经济贸易的效率。

3.两岸金融监管合作体制不统一

内地建立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即“一行三会”的体系，而台湾现有的金融体系则是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因此，两岸间还存在着金融合作监管方面的差异，并且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沟通渠道，给两岸的金融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四、关于福建闽南地区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

1.闽南地区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闽南地区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与台湾相似，更重要的是与台湾之间有着语言习俗和地缘邻近的因素。目前内地的投资环境已得到显著改善，作为对台前沿的闽南地区具有先行试点的优势，因此必须着力改善相关投资环境，用贸易投资的发展来带动闽台金融合作，进而扩展到全国范围。例如，福建地区要在建立健全相关金融监管体制、治理金融机构、市场建设等方面加快创新步伐，逐步建立起与台湾地区相匹配的低成本、高效率金融体系，真正在两岸金融合作中先试先行、有所作为。

2.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扩大合作双向开放

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两岸间的交流合作过程中，对台政策不宜一下子在全国展开，要有一个先试先行的阶段。综合比较起来，地点的选择，最适合不过福建地区。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地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闽台经贸关系是两岸经贸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闽台金融合作意义重大。因此，福建作为内地对台的前沿窗口，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政治面、经贸的平台。例如，在实验区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和两岸三地独资或合资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扩大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在实验区内，确定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并逐步开展直接兑换，同时加强实验区的相关金融监管和法规建设。2009年5月，内地在《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关于构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的设想。在两岸金融法规体制障碍短期无法全面解决的情况下，尝试建立能够在区内先行实施相关开放政策的金融合作实验区，是一种模式上的前瞻性创新。这也有利于探寻关于两岸金融合作长久机制的建立。

金融合作范文篇4

（一）银行服务业在挑战中前行。由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盈利能力改善前景渺茫等因素，爱尔兰银行业业绩整体水平难以迅速改善。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步回暖，爱尔兰银行业资产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爱尔兰主要银行和众多小机构经过危机后主动寻求转型重组，将银行业务拓展至保险、资产/投资管理、航空金融等领域。爱尔兰政府保留国内主要银行的大量股份，同时信用合作社部门将继续巩固。当前，爱尔兰拥有80家世界领先银行（包括20大全球银行中的17家）广泛开展全球业务，经营范围涵盖各种国际银行业务类型；有20个国家的全球银行在爱尔兰设立了运营机构。爱尔兰国际银行服务业包括前端、后端事务/支持（即运营与技术），企业及批发银行业务等职能部门，机构经纪业务，全球商业与交易服务，企业与结构性金融，财政与现金管理，证券化业务，交易金融服务，外汇等。（二）非银行金融服务业竞相发展。爱尔兰基金管理享誉全球，吸引众多资产。爱尔兰拥有全球基金资产的4.9%，欧洲基金资产的14.6%。截至2017年1月，爱尔兰共有来自55个国家的800余名跨境投资经理管理12000多只基金，总资产（含爱尔兰境内及其服务资产）共计3.8万亿欧元；在全球顶尖的25个资产管理人中有21个拥有爱尔兰基金。爱尔兰是全球最大的另类投资基金所在地，拥有全世界超过1/3的另类投资基金；同时是国际最大的国际集合投资（CIVs）中心之一。截至2015年底，爱尔兰集合投资工具（集合投资计划和汽车金融公司）中资产管理共计2.7万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2.5倍。此外，爱尔兰基金业88.3%的总体自动化率表明爱尔兰正通过基金标准化流程推动效率的提升。爱尔兰保险业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众多国际巨头均将爱尔兰作为自身跨境保险管理地。全球60%的人寿保险公司总部或运营中心设在爱尔兰，每年在爱尔兰承保的跨境寿险业务超过200亿欧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整付保费储蓄和投资产品。当前，爱尔兰保险业在爱尔兰持有2000亿欧元资产。爱尔兰金融科技处于世界发展前端，是少数几个在金融服务和科技领域均卓有建树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软件公司及欧美十大互联网公司都选择在爱尔兰成立研发中心。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各个环节发展成熟,已在爱尔兰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金融服务公司包括花旗、万事达、怡安、富达、保诚、德意志银行和联合健康集团等；爱尔兰本土金融科技公司包括Realex、Fexco、Fenergo、Fintrax和Corvil等公司。爱尔兰是全球飞机租赁金融业务中心。爱尔兰租赁公司管理的资产超过1590亿欧元；在世界飞机租赁业务份额超过63%；飞机数量在全球总数中占比为26%；十大租赁公司中有八家设在爱尔兰。全球两大飞机租赁巨头——AerCap和GECAS的总部都设于爱尔兰，三井住友银行（SMBC）亦将其全球航空业务总部建在爱尔兰。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也相继在爱尔兰设立国际航空租赁中心，其中包括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海航集团、和记黄埔、新世界、中航等。

二、爱尔兰金融监管环境优质

（一）监管改革历程。作为欧元系统国家①，爱尔兰金融服务主要依据欧盟立法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爱尔兰金融监管机构亦紧密关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及国际保险监管协会（IAIS）等银行、市场、保险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发展改革计划（programmes），不断充实强化监管内核，提升监管功能和效力。根据《2010中央银行改革法案》（The2010CentralReformAct），爱尔兰中央银行将具备微观审慎、宏观审慎、监督（supervision）等金融监管功能，同时依据国内法负责制定宏观审慎措施。爱央行委员会成立。随着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SingleSupervisoryMechanism，SSM）于2014年11月4日正式启动，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CentralBank，ECB）和爱尔兰中央银行将共同承担爱尔兰银行业监管职能，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近年来，由于金融监管活动规模激增及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的实施要求②，爱尔兰中央银行将对其相关监管职能进行改革。根据爱央行2017年5月30日公开信息，为确保爱央行在更大范围内执行监管职能，在中央银行业机构（theCentralBankingpillar）和运营机构（theOperationspillar）③不变的基础上，爱央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将主要分属于审慎监管机构（thePrudentialRegulationpillar）和金融行为监管机构（theFinancialConductpillar）。审慎监管机构将负责信贷机构、保险及资产管理的监管；金融行为监管机构将包括消费者保护、证券市场监管及执法。政策和风险局（thePolicyandRiskDirectorate）作为金融行为监管机构的行政分支，将支持上述两大机构履行监管职能。此外，还将成立新的金融监管监督委员会（FinancialRegulationOversightCommittee），以确保中央银行监管工作协调性和有效性。（二）主要内容。宏观审慎政策和微观审慎政策的运用是爱尔兰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宏观审慎监管是爱尔兰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之间的共享功能。单一监管机制规定（SSMRegulation）授予各国监管部门和欧洲央行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各成员国可有不同设置）。欧洲中央银行可以应用较高的资本缓冲规则，同时设置相较于各国监管机构（topping-uppower）更严格的措施。爱尔兰中央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资本监管要求（CapitalRequirementRegulation，CRR）或资本要求指令（CapitalRequirementDirective，CRD）Ⅳ之外的工具，比如贷款价值（Loan-to-value，LTV）和贷款收入（Loan-to-income，LTI）比率的限制。对于保险、养老金、证券市场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应与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uropeanSystemicRiskBoard，ESRB）、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组织（EuropeanInsuranceandOccupationalPensionsAuthority，EIOPA）、欧洲证券市场管理局等相协调。由于结构的单一性，爱尔兰中央银行内的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具有很强的协调性。在《中央银行法》（theCentralBankAct）下，爱尔兰中央银行担负明确的金融稳定职责，并对国家议会众参两院负责。出于相互制衡的目的，设有两个咨询委员会，分别为内部金融稳定委员会（thein-houseFinancialStabilityCommittee）和监督委员会（theSupervisoryCommittee）。此外，还设置包括中央银行、财政部（DoF）、国家财政管理局在内的“负责人组织”（PrincipalsGroup），以供爱尔兰政府其他机构进行讨论协调事宜。中央银行往往需要吸收来自其他公共部门和政府机构的观点，包括来自其他监管机构、行业、学术和公众的咨询意见。执政者（theGovernor）享有绝对的宏观审慎决策权力（LTV和LTI比率的限制除外），但在考量金融稳定方面应充分重视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Committee，FSC）的建议。此外，有关银行决议职责（Bankresolutionresponsibilities）界限的界定，爱尔兰监管当局和新的单一决议董事会（SingleResolutionBoard，SRB）应履行不同职责。2016年1月，单一决议董事会（SRB）承担爱尔兰银行决议计划和决策（结合欧洲委员会）的直接责任。根据单一监管机制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直接监管爱尔兰银行及在爱尔兰建立的泛欧银行。作为国家决议机构，爱尔兰中央银行负责决议计划和决策，及有关重要性较低制度（LessSignificantInstitution，LSI）的执行（SRB未包括LSIs）。总体而言，爱尔兰金融环境优质稳定，金融监管方式灵活多样，监管机构敏锐度较高，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内外部环境的变更而及时做出反应和调整。比如2008年欧债危机，爱尔兰迅速采取一系列金融监管措施，密切关注金融业服务质量，并积极参与欧盟相关金融法规制定，从而率先退出欧债危机纾困机制，在欧洲经济复苏进程中一枝独秀。

三、中爱两国金融合作日渐紧密

中爱两国在金融领域合作日趋紧密。两国金融主管部门、智库、科研机构、行（企）业等持续加强沟通交流，寻求共识，务实合作。一是两国政府高层间合作不断深入深化。2008年10月，中国银监会与爱尔兰金融服务管理局（IFSRA）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加强监管合作，促进双边互设机构的合法稳健经营。该备忘录进一步保障了中国在爱投资企业的长远发展，促使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借鉴国际经验进而推进国内金融改革进程；同期，两国还签署了《中国证监会与爱尔兰金融服务管理监管局谅解备忘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爱尔兰投资发展局合作谅解备忘录》。2016年7月，爱尔兰总统希金斯表示将积极参与中国国家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中爱金融合作。2016年12月底，中国国务院批准授予爱尔兰5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爱尔兰成为全球第18个RQFII试点地区。2017年3月，爱尔兰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申请获批。当前，爱尔兰投资发展局先后在上海、深圳、北京三地设立办事处，已经吸引华为、工银租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海航集团、贝因美等投资者。二是两国各级政府、商（协）会、科研机构、企业从不同层面进行不同层次探讨探索，谋求最大限度的务实合作。爱尔兰政府部门非常注重同中国科研机构、高端智库、高校、企业等进行广泛沟通讨论。尤其受英国脱欧事件影响，爱尔兰驻华使馆、爱尔兰财政部、爱尔兰投资发展局、爱尔兰科技与贸易局（EnterpriseIreland）等多次举办多种形式研讨交流活动，在活动中深化了解和增进共识，推动双方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互动协作。中国产官学界各主体与爱尔兰在金融领域合作意愿愈加强烈，合作步伐明显加快。首先，两国以自由贸易园区合作为契机，航空金融租赁发展表现积极。2016年4月13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爱尔兰香农自由区在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飞机融资租赁、航空产业链、跨境投资、融资租赁配套产业、跨境电子商务等五个方面展开探索；2016年5月18日，广东省机场集团与爱尔兰香农集团在爱尔兰香农河畔的香农国际机场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广州设立中爱空港自由贸易示范园区，同时在跨境投资、两地客货运通航、飞机融资租赁、航空产业链、机场设施升级建设、免税、旅游等重点领域开展长期合作。其次，两国金融交流通道进一步拓宽，沟通渠道愈加丰富。截至2016年，爱尔兰中央银行同意接受爱尔兰注册的可转让证券集合投资计划（UCITS）和另类投资基金（AIF）通过“沪港通”、“深港通”进行投资。第三，双方着力推进金融技术服务平台的对接，促进两国人员、劳务自由顺畅流动。2017年，浦发银行北京分行与爱尔兰大使馆签署了《中国浦东发展银行爱尔兰出国金融合作协议》，之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将与爱尔兰科技与贸易局、爱尔兰驻华大使馆正式开启技术连接，在其官网内接入在线开立存款证明和在线支付学费的平台。2017年6月，爱尔兰基金业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合作推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赴爱尔兰投资指南》，为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爱尔兰及在爱尔兰建立欧洲基金业务提供指导。此外，中资企业积极进驻爱尔兰。中国工商银行、国开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以航空租赁为切入口，试水国际飞机租赁市场。

四、中爱两国金融合作展望

金融合作范文篇5

本文所指的浙江地方金融是指仅在浙江省各级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受浙江各级地方政府行政事权管辖的法人金融机构及其融资业务。因此浙江地方金融机构仅包括以下几类：注册地及法人总部在浙江的银行机构，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及注册地在浙江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一）地方银行业。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浙江省内唯一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自2004年8月建立至今，成长迅速、发展良好，2016年末资产总额13548.55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按总资产位列第131位。资产质量在主要商业银行中保持相对优良水平，2016年不良贷款率为1.33%，低于全国商业银行平均不良率。2016年底存款余额7362.44亿元，较年初增长42.68%，贷款总额4594.93亿元，较年初增长33.02%。城市商业银行：浙江省的城市商业银行大多从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自1996年成立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以来，浙江目前共有12家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12家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超过26000亿元人民币，20年间增长超过100倍。其中，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的发展尤为引入注目，两家银行都已在国内A股上市，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中，宁波银行排名175位，杭州银行排名第209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及其信托、租赁及财务公司。到2016年末，浙江农信系统各项存款余额1642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0954.3亿元，存贷款总量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浙江农信系统承担了浙江省二分之一的农户贷款和五分之一的小微企业贷款，支农支小贷款存量、历年增量、服务覆盖面均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民营银行：2014年3月，银监会公布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其中浙江占据两席，分别是温州民商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两家民营银行2015年营业以来紧密围绕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社区居民、三农，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不但经营良好，而且不良贷款率低，其中浙江网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于1%，民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为0。浙江省的民营银行发展开局良好。（二）地方证券业。浙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最活跃的省区之一。截至2015年，浙江境内上市公司总数299家，位居全国第二，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6.37%，位居全国第二；创业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0.16%，位居全国第四。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证券公司5家，基金管理公司2家，期货公司12家。得益于浙江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浙江私募基金行业持续发展壮大，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1747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管理资产规模2711.22亿元，位居全国第五。相比浙江规模巨大的证券市场，浙江证券公司数量较少，整体盈利能力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竞争力偏低，综合实力偏弱。（三）地方保险业。截至2016年，总部在浙江的地方保险公司有3家，农村保险互助社1家。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态中，浙江地方保险业规模最小。浙江保险业发展整体环境有待提高，法规体系不健全，导致保险事故认定，事故理赔纠纷问题突出。居民尚无完整的保险观念，对于新颖的投资型商品接受度不高，且大多仍为人情保险，主要是储蓄型商品或佣金导向商品为主。以浙江省省会杭州为例，杭州的保险深度3.2%，而世界平均水平有8%，发达国家的保险深度则在10%以上。杭州人均长期寿险保单持有量仅0.4件，而发达国家人均1.5件，台湾更是达到人均2.16件。杭州市家庭产险投保率仅为5%，公众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不到10%，而发达国家的投保率在80%以上。（四）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概况。浙江省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5年末，浙江省注册为“互联网金融”“财务管理”“投资管理”“金融及金融服务外包”等企业数量近20万家。浙江省拥有全国超过1/3的互联网企业，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源和高新科技。借助于阿里巴巴及旗下的蚂蚁金融的推动，省会杭州更是被称为“中国移动支付之都”，从2011年到2015年，在全国337个城市中，杭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排名第一，其中在移动支付、征信领域、理财业务、网贷和互联网保险等各个领域，杭州都居于全国首位。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有着众多优势，包括政策环境（浙江省政府的全力推动），经济基础（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数量众多，民间财富充裕），基础设施完善（完善的网络设施，发达的网络经济），以及突出的创新创业氛围。浙江互联网金融市场需求庞大，发展前景广阔。浙江省的企业主体99%以上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产生出庞大的投融资需求，而小微企业的融资特点使得浙江互联网金融有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例如，P2P、股权众筹、互联网支付、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平台等企业快速增长。以支付宝、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了“鲶鱼效应”，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未来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将在推动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经营的基础上，着力支撑杭州打造互联网金融中心，促进银行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融合发展。（五）浙江地方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首先，金融产业发展不均衡。浙江地方银行业发展最好，实力最强，以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业盈利能力强，发展迅速，许多指标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浙江地方证券业和保险业发展滞后，法人机构数量少，综合实力较弱。以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为代表的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相关业务领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也存在蚂蚁金融一家独大，其他互联网金融机构有待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其次，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市场化，部分金融机构由于占控股地位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所有人缺位，委托关系不明确，在人事任免、经营运作中仍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第三，浙江地方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和人才短板的问题，而金融行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行业，高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竞争力。以银行业为例，存贷利差依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人才方面，地方银行业缺乏懂经济、法律、会计、产业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了解金融市场和熟练运用各项金融工具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专业型人才。一些金融机构人员在学历层次，知识结构，服务意识上存在不少问题，这在一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浙江证券期货行业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强，不少人才外流到上海、北京、深圳等国际化程度高的一线城市。保险业内精通保险、擅长管理的中高端人才，特别是核保、核赔、风险管理等专业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经验型人才缺乏，成为限制保险业发展的主因瓶颈。

二、台湾金融业发展概况

台湾金融业在1990年以前属于政府管制的垄断行业，金融机构多为公营，数量少且享有高获利。1991年开始，台湾开放设立民营银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率、外汇管制逐步放开。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增加，对业务范围的限制也逐步放宽。同时，逐步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鼓励金融机构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增设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放宽其业务限制，核准外汇指定银行设立境外金融业务分行，成立台北外币拆借市场，提升台北的国际金融地位。进入21世纪，台湾当局颁布“金控法”，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推动混业经营，做大做强金融业。截至2016年底，台湾本地银行数量为40家，外商银行在台分行29家，基层金融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农会信用部及渔会信用部）333家，另有证券公司119家，保险公司49家，金融控股公司16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改革，台湾改变了过去公营银行机构占主导的金融面貌，许多金融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与国际化程度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台湾金融体系已经焕然一新。（一）台湾金融业发展具备的优势。台湾金融业发展起步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使台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而言，台湾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有如下发展优势：1.台湾银行业：台湾银行业历经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业务综合化、资产价格泡沫化的考验，对企业金融、消费金融、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有完整的经验，民营银行在经过消费金融风暴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培养了大量拓展市场及风险管理的人才。台湾银行机构针对华人社会需要，发展出特有的金融制度，其人才经验，业务经验和系统及服务效率，皆非外资银行可比拟。具体而言，台湾银行业具备如下优势：（1）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相比大陆的金融分业经营，台湾金融业熟悉金融控股运营模式，并具有较强的公司治理机制。（2）金融产品买卖上具有比较优势。台资银行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方面有丰富经验，能为客户提供全功能的资产管理业务，规避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等，建立在全新客户消费观念上的开放式服务模式，使其零售银行业务的品牌运作、人才和管理等都具有一定优势。（3）拥有较高素质的人才。台湾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人力训练投入大，中高级从业人才海外经验丰富，从业人员普遍素质较高。（4）有丰富的农村合作金融经验。台湾农村合作金融历史悠久，在为农户生产和生活筹措资金、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有丰富的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台湾被称为“中小企业王国”，台资银行在其中小企业由小到大、进而成为国际性大企业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台湾证券业：台湾证券业发展时间较长，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证券交易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具有长期的市场经验，金融市场成熟度高，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成本和难度低，台湾当局对证券转换的限制比较少，对投资者的保护也比较完善。许多中小企业都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融资，并且这些上市的中小企业集中于高科技行业，因此证券市场发挥了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相比大陆，证券业者经营成熟，投机性小。3.台湾保险业：台湾保险业在1994年全面开放后，发展迅猛，目前台湾已跻身世界保险业发达地区行业，保险深度居世界第一位。台湾保险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可以接受各类型之保险商品，居民保险意识强，2011年人均寿险保单达到2.16张，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台湾保险业者具有将商品设计结合市场需求导向的实务经验，若两岸保险业能合作，台湾业者提供经验、创新及人才，大陆业者提供通路，必能共同推升保险市场。（二）台湾金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台湾金融机构创新能力相比跨国金融机构较弱，利差依然是银行主要获利来源，证券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经纪业务手续费，缺乏国际资产管理经验、商业咨询服务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设计等。由于台湾市场狭小，推动自由化后金融机构数量猛增，但随着台湾制造业大量外移至大陆及东南亚，导致银行、证券、保险各业都普遍存在客户流失、竞争过度的问题。据统计，过去10年来，台湾银行业净利差平均1%多，2016年为1.38%，在亚洲地区（不含日本）最低，台湾的保险业市场也已达到饱和状态，据统计，台湾的人年缴保险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约为17%，是世界最高。证券业同样也面临产业发展瓶颈，除了内部过度竞争的因素以外，外部影响主要是香港已转型成进军内地市场的一个重要筹资中心，许多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开始至香港挂牌上市，这使得台湾本地的证券业者流失重要客户。此外，由于台湾薪资水平陷入原地踏步的僵局，导致人才流失加剧，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金融业流失1.5万人才，居各行业之首。因此台湾金融业者必须寻求向外发展的机会，而台湾70%的对外投资和贸易均在大陆，由此可见大陆市场对于台湾金融业者的意义之重大。

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的合作互动

（一）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的意义。台湾金融业发展比大陆早30年，其在金融民营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建设上有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可供大陆同行参考。通过对浙江和台湾两地金融业发展现状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台湾金融业在综合实力、管理水平、服务效率、风险意识和控制、业务经验以及金融人才等领域有比较优势，此外台湾金融机构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熟悉混业经营，在金融品买卖上具备优势。浙商银行正是看重台湾银行机构人才、业务经验及风控方面的优势，与台湾玉山银行在2010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玉山银行协助浙商银行进行人员培训及中小企业融资与风险管理。浙江地方金融发展虽然历史较短，但伴随着大陆经济的起飞成长非常快，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的资产与存贷款规模已赶上并超过了台湾同行。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家勇于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市场经济之先河，非常适应市场化运作。近年来大陆的互联网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已领先于其他国家。而浙江是中国大陆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浙江的互联网金融领先于台湾。台湾是浙江省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及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在浙江投资的台商超过6800家，对台经贸合作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不仅有利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加强浙台两地经贸合作的重要推手。通过两地金融业的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能进一步吸引优质台资企业到浙江来投资。而对于台湾金融业而言，浙江金融市场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一方面台资企业众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台商积极转向大陆内需市场的开发，转型升级需要金融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浙江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经济发达，居民富裕，金融需求量大，台湾金融机构如若切入浙江市场，能摆脱其在岛内过度竞争的困境，开拓广阔的市场空间。相比一般外资金融机构，台湾金融机构具备文化语言优势，而金融业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行业，人才的沟通交流对合作的达成与成功的取得至关重要。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使得浙台两地金融业更有可能实现深度合作。（二）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已有的合作成果。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产业，浙台两地还没有实现互设金融机构或参股、合资新建等形式的深度合作，目前的合作成果较少，主要有以下几项：1.2010年浙商银行与台湾玉山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议，双方开展人员培训和技术交流合作。2.2012年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台湾）光阳投资有限公司实现股权合作，成立了杭州鑫悦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3.2014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4.2016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隆汽车金融公司”。相比浙台两地紧密的经贸关系，双方的金融合作显然滞后，这势必影响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因而这一领域的合作亟待推动。（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未来合作机会分析。台湾银行机构（及所属金控集团）与大陆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相比，规模小很多。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已经纷纷与外资合作，台资银行机会不多。但浙江地方银行机构目前已经实现与外资合作的银行仅有5家，实现股权方式的深度合作只有3家（见表1）。台湾银行机构平均资产规模略高于浙江同行（表2），此外台资银行与浙江地方银行的股权结构较类似（民营资本为主），客户类型亦类似（以中小企业为主）。因而浙江地方金融机构存在与台资金融机构合作的空间和机会。

四、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业合作互动的途径及建议

金融合作范文篇6

(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提出

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四国陆地总面积达134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2012年生产总值达10万亿美元。四国物产丰富，资源能源富集，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印缅孟次区域包括缅甸、中国西南地区、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在内，陆地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亿。次区域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核心区和亚洲各次区域的重要枢纽，入有中、印、缅、孟广袤腹地，出有加尔各答、吉大港、仰光等著名港口，是中国、南亚、东南亚地区三大市场融汇地，联动全球1/3以上人口的大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通道价值、地缘区位和战略意义极其重要。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最早由云南省的学者于1998年提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关学者的策划下，1999年昆明市举办了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一直以来以非正式官方交流为主。从空间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综合视角，中印作为两个大国和大市场，尽管共有边境线较长，但出于地理特征和政治安全等因素，需要选择恰当区域开辟狭长的安全缓冲区和经济交往区，并依托本国的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金融投资、产业园区建设、商贸旅游文化等交流与合作，促进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及周边缅甸、孟加拉等国家的经贸往来。该区域具有明显的“跨境经济走廊”特征，涉及中印缅孟四国，因此该区域称之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近年来，中印缅孟四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相互贸易、投资等不断增加，为地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5月，总理访印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达成一致同意在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倡议建设印缅孟经济走廊，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紧密连接。这也标志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笔者认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重点应包含以下内容:1.以交通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基本条件;2.互补性产业结构和巨大的相互贸易需求，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动力所在;3.分布在交通沿线的产业园区各具优势，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集聚明显;4.包括贸易、投资、金融、旅游在内的互联互通便利;5.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增强中印两个世界最大人口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6.提升对缅甸、孟加拉的投资水平，充分利用两国的资源、能源优势。

(二)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轮较快增长后，但自2011年以来开始下滑，突出表现为对外贸易拉动量能不足。2012年，中印贸易额由2011年的739亿美元回落至664.7亿美元，同比减少10.1%，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因此，两国都迫切需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出口市场，遏制出口贸易下滑态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于此背景，中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上面临加快西向和西南向开发开放的历史重任和现实需求;同时，印度也面临东北部和北部开发开放的战略要求;缅甸、孟加拉也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中有所作为。可见，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符合四国的共同利益，次区域的进一步开发开放有望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也将注入新的活力。第二，有利于深化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各方政治互信。长期以来，缅甸和孟加拉与中国的关系较为稳定，经济交往十分密切，民间往来十分频繁，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变化，中国有必要加快在该区域的经济布局，以此进一步巩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印两国关系近年来也不断改善，但领土边界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制约了两国在更多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有助于四国扩大经济合作范畴，以此为根基不断增强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政治互信。可见，从深化经济务实合作入手，巩固全方位合作关系，对中国进入南亚进而连接西亚和非洲等环印度洋地区意义重大，对中国出海口战略、能源战略、资源战略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利益影响深远。第三，有利于资源技术互通，增进各方国民福利。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区域之一。但是也要看到，四国在资源、技术、资本、人力等方面各具优势，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发展潜力巨大。经济走廊建设将推动各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和贸易投资往来，对促进次区域农业、工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增加投资和贸易机会，减少投资和贸易壁垒，带动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强物质文化交流，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提升福利水平。可见，建设好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将促进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和最具潜力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带动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发展，对开发亚洲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加快次区域融入全球化具有积极影响。

二、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

跨境区域金融合作需要核心国家的主导和推动。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中，中国和印度是主导力量，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加以推进。SWOT分析法以系统分析方法为基础，全面分析主体所具备的内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和面临的外部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并按照矩阵形式排列，加以综合考量，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结果见表1。

(一)优势

1.经济实力和市场需求优势。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市场容量等方面积累了明显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工业制造业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存在对IT产品服务、资源、能源、农产品等的巨大需求;西南地区也逐步成为开放前沿，并通过国内发达的交通网络，连接中国西北、中原地区和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因此，基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将连接到全国的大市场和大工厂。2.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优势。空间可达度是跨境经济合作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条件可以有效提升空间可达度。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国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态势明显，产业园区建设不断加强，客观上为中国西向开放提供了基础设施、交通、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条件，为推进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中国在金砖联盟、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边框架也积极支持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3.沿边开放和金改试验优势。中国西南地区在大力发展边贸、执行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基础上，经过多年来的大胆试验，沿边开发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呈现新格局。2011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昆明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2012年7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云南瑞丽、广西东兴、内蒙古满洲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2013年11月21日，人民银行等11个部委办联合印发《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些沿边开放和金改试验政策优势正逐步转化为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的势能。4.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优势。中印缅孟经济、文化、思想交流源远流长，佛教、音乐、舞蹈、天文历算、文学语言、建筑和制糖等传入中国;同样，中国的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传入各国。近年来，在云南省政府和有关学者推动下，1999年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召开并签署“昆明倡议”，该论坛一直延续至今;2013年6月，由中国国家商务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邀请南亚各国商务部门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期间举办了旨在增进中国和南亚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系列活动;2013年12月在云南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举办的中国缅甸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已经成功举办13届。这些活动有效促进了四国在贸易投资、交通旅游等方面的合作。

(二)劣势

1.缺乏国家层面的长期支持和推动。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虽然在总理访问印度期间倡议发起，但仍缺乏实质性进展和政策性支持。由于金融合作的复杂性高于经济走廊建设，就西南地方省份而言，金融顶层制度供给缺乏自主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跨境金融机构合作和人才培养有待突破，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有待进一步放开。现有政策和基础难以满足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高要求，反而将制约经济走廊建设。2.产业梯度和互补性不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竞争力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为基础。中印缅孟次区域尽管在产业结构和贸易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产业相似度仍高于互补性。以中印为例，印度对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其原因是印度缺乏在中国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而中国的机械、电讯、化学产品在印度市场优势明显，出于考虑保护本土产业的目的，印度设置了重重贸易壁垒。推进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和金融合作，需要四国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互补性。3.支持本国企业参与对外贸易投资的力度不够。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能否取得实效需要落实在微观主体。目前，中国仍缺乏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贸易和赴印度、缅甸、孟加拉投资的全方位政策措施保障，投资壁垒、出口企业融资、对外投资企业最惠国待遇、对外投资汇率变动避险、政治风险避险等关键问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三)机会

1.全球金融危机为次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从国际经济金融的发展实践看，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稳定，有利于抵御外部金融风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日本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盟陷入债务危机，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人民币始终保持升值态势。吸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印缅孟次区域各国对于加快地区金融货币合作、推动地区金融一体化初步形成一定的共识。这些变化增强了中印缅孟次区域国家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的信赖，为中国西向金融开放和人民币次区域国际化注入了强心剂。2.印度、缅甸、孟加拉迫切需要新开放政策拉动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印缅孟次区域国家经济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缅甸和孟加拉而言，如何有效利用中印两国的大市场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捷径;对于印度而言，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和开发开放印度东北部广大地区也将为印度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可见，四国都有扩大对外开发开放的迫切需求，为中国推进跨境金融合作提供了机会。3.中印两国在金砖国家框架下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机遇。2013年3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框架》，建立总额1000亿美元的紧急储备机制，旨在加强多边金融合作与协调。2013年9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G20峰会上，金砖五国领导人经过非正式磋商宣布已就建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达成初步共识。由中印两个大国在金砖国家框架下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将有利于缅甸和孟加拉参与到次区域的金融合作中来。另外，中国—东盟自贸区业已建成，中缅金融合作也已具备良好基础。

(四)威胁

1.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掌控着全球金融话语权，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足以扰动全球实体经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地位未根本动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仍缺少话语权。WTO和主要国际贸易多边框架仍然由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主导，中国和印度在内的WTO成员国有被边缘化的趋势。2.区域内政治、领土、民族、宗教等关系复杂。国家战略定位是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中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一旦某国战略改变势必影响经济走廊建设和金融合作。中印缅孟次区域内双边关系中，中印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其他双边和多边关系也不容忽视。由于该区域内复杂的政治、领土、民族、宗教关系问题，稍有不慎可能影响到各国战略定位，威胁次区域经济合作。3.区域外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介入。中印缅孟次区域是难得的投资热土，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日本等国的资本和技术竞相进入次区域。从政治上来看，美国、日本、欧洲在对华政策上一贯喜欢打“印度牌”，近期也将缅甸和孟加拉牵涉进来。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中印缅孟次区域已经成为主要世界大国的角力场，对中国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带来潜在的政治风险。

三、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战略构想及实现路径

金融合作是金融国际化背景下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核心和高级阶段。从长期来看，各方应致力于消除区域内高额的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建成自由贸易区，加速贸易自由化进程;致力于消除区域内投资障碍，实现区域内国民待遇，促进投资便利化;致力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生产协调，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产业和贸易互补性，提升产业协同化水平;致力于区域内货币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贸易自由化

当前，WTO谈判进展缓慢，功能逐步弱化;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等多边框架也大有取代WTO之势。为避免被边缘化，中国一方面应积极主动开展谈判争取早日加入，另一方面应积极构建自己主导或具有重要话语权的多边框架，中国—东盟自贸区、金砖国家联盟等是中国构建多边框架的重点合作区域。中印缅孟次区域内印度是金砖国家，缅甸是东盟成员国，具备成立多边框架的基础。因此，加快建成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FTA)是推进贸易自由化的长期战略目标。在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的实现路径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短期:一是中印缅加强在WTO多哈回合、中印加强在金砖国家联盟、中缅加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边及双边场合涉及贸易问题的协调。二是开展区域贸易安排(RTA)谈判，加快建立有效的区域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三是加强各国标准、认证、检验、检疫以及各国贸易救济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四是扩大边境地区开放，扩大边境贸易。长期:一是结合RTA进展，适时组织开展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谈判。二是逐步消除贸易壁垒，推进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三是整合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联合打造“中印制造”的最强音。

(二)投资便利化

中国和印度作为该区域的两个核心大国，投资潜力同样巨大。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满足各国企业在扩大国际市场、提升技术水平、获取资源和规避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各国在产业结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互补优势，直接投资有利于各国竞争优势的发挥。在推进中印缅孟投资便利化的路径选择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宏观层面:一是完善商业信息交流机制，加强相关贸易、投资政策的信息交流。二是互派贸易和投资促进团体访问，为强化各国经贸部长级会议、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紧密联系提供支持。三是了解各国法律法规，提高贸易投资环境的透明度，共创良好的投资环境。四是扩大在展览会、博览会等贸易和投资促进平台方面的合作，增加企业交流合作的机会。五是加强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微观层面:一是允许符合共同标准的金融机构在区域内各国互设分支机构，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到次区域国家发行海外债券。二是推进次区域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三是采取全面保障措施，鼓励成立对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并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支持国内企业和国内资本到孟印缅投资。四是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方式，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为用汇主体提供融资支持。五是推动开发性金融在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中的投资参与。

(三)产业协同化

产业协同效应是指原料、人才、技术、设备、信息等基本生产要素和供应、生产、销售、研发、服务等核心生产环节密切配合、结构合理、分工科学，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协同效应有集聚协同和分工协同两种类型。本轮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以来，中印缅孟次区域内贸易争端不断加剧，特别是印度面临经济下滑压力，对国内制造业多加保护，因此对中国矿产、机电等多个领域掀起贸易救济浪潮或严苛征税。这主要归因于各国产业结构上的相似性。当前，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引致生产领域的深刻变化，中印缅孟次区域面临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竞争，强化次区域合作有助于在适度竞争环境中提升各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推进中印缅孟产业协同化的路径选择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促进区域内资源有效整合与合理配置。中印缅孟次区域在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方面各有优劣势，需要各国加快要素市场建设和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实现资源、技术、人才、资金共享，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交流的基本条件，加快次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区域内自然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深化贸易合作，促成产业分工与协同。另一方面，要加快产业园区建设和互补发展。中印缅孟次区域必须强化错位竞争及互补合作，沿经济走廊建设互补性强、市场定位清晰、布局合理的产业园区;协调产业发展政策，提高各国产业互补性;推进产业以经济走廊的园区为核心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吸引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向各自优势产业聚集。

(四)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合作范文篇7

关键词：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策略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在此趋势下，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政府领导于2004年6月在香港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正式启动。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逐步推进，迫切需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区域合作。通过区域金融合作，有利于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媒介、导向和调节作用，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资金充分、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市场统一，减少资金的搜寻成本和产业的梯度转移，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最终实现区域内经济与金融的联动发展与合轨运行，提高泛珠三角区域的综合竞争力。但由于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我国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金融特征，又有“一国两制”下的三个货币区域、三种金融制度的差异，而且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也极为不平衡，加大了区域金融合作的难度。因此，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如何顺应形势，加强合作，更好地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同时抓住机遇，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已经成为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

一、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泛珠三角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三个增长极之一，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圈。其中，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代物流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中心之一；澳门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旅游、中心之一和地区性商贸服务平台；而内地9省（区）的区域面积约为全国的1/5，人口占1/3，经济总量占1/3。

自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模式建立以来，各方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金融机构跨境经营和互相参股，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城际金融合作、建立异地客户服务中心和发放异地贷款，资金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在逐渐消除，金融合作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目前圈内基本形成了以港澳发达区域为第一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东中部地区省份如广东、福建等正在崛起的第二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西部省份如云南、贵州等欠发达区域为第三梯度的金融产业布局状态。澳、港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和历史因素以及相宜的管理，金融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香港金融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的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国内公司在海外上市的首选。由于广东与香港地域相连、人文相通，粤港这个次区域的金融合作在区域合作的推动下进一步深化，在金融机构互设、金融业务合作上取得明显进展。截止2006年6月末，广东共有港资银行22家，港资驻粤保险公司代表7家，同时部分香港银行将数据处理中心、档案管理中心、单证业务、电话业务中心等业务部门内移。如中银香港将软件开发中心迁至深圳，汇丰银行将档案备份中心迁至广州。广东有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香港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2006年2月广发期货经纪公司成为我国首批赴港开设分支机构的3家期货公司之一。在银行业务合作方面，粤港银行业在授信融资业务、结算业务、外汇资金业务、个人银行业务、港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港资银行保险业务、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全面展开合作，合作形式逐步多样化，合作对象逐步多元化，合作成效日益显著。特别是在支付结算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建立了粤港票据联合结算系统，基本形成了一个覆盖珠三角的粤港票据结算系统；实现了粤港、深港港元即时支付系统的联网；实现了广东和香港地区银行卡网络互相连通。广西、云南金融界在发展边贸结算、服务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上颇有心得；江西、贵州作为首批农信社试点改革地区，在增资扩股、转换经营机制、促进“三农”发展等方面先行一步。

泛珠三角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区位优势，除个别地方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泛珠三角都设有分支机构，而且都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目前香港的汇丰、渣打、恒生、东亚等大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已在内地开设多间分行或代表处，但是，泛珠三角地区银行机构以及上市公司数量大部分分布在广东、香港、澳门这些发达地区，其他省份银行结构、上市公司数量偏少。截至2006年末，泛珠三角内地9省区（除港澳地区外）各项存款余额9.36万亿元，占全国的26.91％；各项贷款余额6.18万亿元，占全国的27.42％；国内生产总值达6.63万亿元，占全国的31.68％，增长速度为13.3％，比全国平均增速高2.6个百分点。而2006年末区域内9省区（除港澳地区外）共有上市公司501家，约占全国（共A、B股上市公司1434家）的35%，说明泛珠三角地区股票市场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地区发展结构差异大（见图），说明泛珠三角地区的金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体制障碍

制度因素是影响任何区域进行合作的重要因素，在泛珠三角区域内部同样存在着较大的体制障碍，影响着其自身发展。我国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了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对两种不同制度下金融体系衔接的深度与广度产生影响。内地的金融体制虽然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造，但是总的来说，政府干预色彩较浓，金融市场不够发达（从这两年的证券市场可以看出，中国的股票市场受政府影响大，价格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偏离实际价格很多，市场的力量还很微弱）。而港澳金融法律体系健全，法规细而全并且符合国际惯例，内地在此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二）区划壁垒导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

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源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自由流动，然而银政壁垒的存在阻碍了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互动的发展。表现为：(1)地方政府实际上过多过少地干预商业银行贷款，控制本地市场的意愿过于强烈，不希望本地区优质的金融资源与他人分享，只乐意资金的流入，反对资金的流出；只欢迎投资本地项目，反对投资异地项目；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一些金融机构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了金融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2)目前泛珠三角内陆区域金融监管分属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广州分行、成都分行、武汉分行、上海分行，而目前大区分行都是以平衡本区域经济总量为原则，而不是以区域经济的联系程度为首要出发点，金融监管的垂直领导直接导致9省区金融业之间的分割状态的形成，直接导致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市的金融服务都以现有行政区域为主，没有从区域资源和动态角度确立金融服务模式以实现金融资源更大范围的有效配置。因此，从目前看，阻碍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最大问题是地区间金融合作受到区域分割管理的限制，合作渠道不够畅通。

（三）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

通过对“泛珠”各省区GDP的比较（见表1），可以把“泛珠”各省划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GDP明显超出其他各省区的香港、澳门和广东；第二层次是GDP在7000亿元-8000亿元之间的福建、四川、湖南3省；第三层为江西、云南、广西、贵州、海南5省区。三大层次间各省区的差距是巨大的：内地2006年GDP总量最高的广东为26204.47亿元，而最低的海南省只有1052.85亿元。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可以通过其它经济指标得到求证，9省区GDP的变动趋势与进出口总额、财政收入、人均GDP等的变动趋势具有相似性。2006年广东的人均GDP为28332元，是贵州的近5倍；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广东的财政收入为2179.4608亿元，几乎是其它8省区总和（约2963.3831亿元）的73.5%。

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香港、澳门、广东、福建的人均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都是遥遥领先，泛珠三角地区明显存在着空间二元性。沿海地带经济发展比较快，内地发展比较缓慢，这也是泛珠三角地区金融合作的一个难题——地方差异大，发展很不平衡。

从表2的各项金融指标来看，广东、福建、四川、湖南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年末余额都远远高于其它地区，金融实力比较雄厚，资金流动活跃；而保费、上市公司家数则是广东遥遥领先（除香港、澳门）。资金流动活跃于第一、二阶梯之间，第三阶梯资金流动缓慢，极大程度地阻碍这些地区的金融合作与发展，导致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策略

（一）建立泛珠三角区域性金融机构

随着泛珠各项经济合作的深化，建立泛珠经济区的区域性银行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整合区域内9省区城市商业银行，组建“泛珠三角发展银行”是一个创新的途径。“泛珠三角发展银行”就像一个具有政策性银行的特征，可以根据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确立相应的资金比例，由各省区财政拨款共同组建，也可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募集资金。这一银行的任务主要是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政策性贷款。此外，还要注重加强金融机构区域内相互开设网点、增强服务能力建设的金融合作。

（二）加强区域金融监管的配合与协调

区域经济一体化后，金融制度，金融合作越来越复杂、精细。因此，需要加强区域金融监管的配合与协调，建立区域金融风险的信息沟通、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快区域信用体系和信用环境建设，重点探索建立覆盖全区、资源共享、信息完备、使用便捷的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信用系统。在防范风险层面，建立客户信息通报制度，定期通报不良客户黑名单，同时共同加强区域金融监管和内控，携手打击金融犯罪，确保金融安全，创造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金融环境。

（三）完善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法律体系

一要建立一套相互配合、一致连贯的政策法规体系，优化合作环境，为合作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二要抓紧完善内地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市场扭曲，使区域内金融业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三要建立和完善泛珠三角相对一致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文化制度，使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发明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严格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保护。

（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云南、贵州、四川距离广东比较远，由于空间距离远，经济金融发展梯度明显，使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突出，金融机构在开展异地业务时面临管理难度大、风险管理手段缺乏等问题。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很大程度的影响偏远地区的对外贸易，导致进出口贸易额比较低，经济发展状况欠佳，与沿海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应该加强信息传递能力，搭建信息沟通的平台。

（五）积极促进双边与多边金融业务及金融资源共享

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应当以主体间差异性为基础，发挥各方比较优势，积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金融业务合作及金融资源共享。以融资为例，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资金充裕的省区，也有资金紧张的落后省区，资金供求的差异性较为明显。但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发达省区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和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近年来出现了资金从存贷比高的地区向存贷比低的地区流动的现象，资金供求不平衡性状况日益严重。为此，区域的金融合作应当致力于建立双边或多边的资金共享机制，充分利用资金供求不平衡的特点，积极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实现在整个区域内的资金融通，进而实现泛珠三角区域内金融资源的优化和整合。

（六）完善区域金融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

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区域金融合作中出现的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提供畅通的渠道，包括区域支付结算平台、区域票据交换中心、区域信用卡管理中心等，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金融业整体水平。

（七）加强人力资源合作

突出港澳和广东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密切人才交流，是深化区域各方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有利于防范潜在的区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源合理流动。加大人才交流培训力度，建立区域内人才交流培训机构，共同组织高级管理人员互访和出境学习、考察、培训。加强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沟通与联系，实行互派人员挂职锻炼。加强人力资源配置、用工制度绩效考核、人才培养等方面经验交流，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八）加强区域内物流主要枢纽地的金融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南北东西的跨度很大，要实现共同发展就必须保障物流的畅通无阻。密切物流主要枢纽地的联系与合作，促进大型物流企业在区域内合理布局和发展，畅通物流有利于区域内贸易发展，有利于内陆省(区)发展开放型经济，有利于加快资金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应通过加强金融合作，促进物流的合理分工和布局发展，为大型物流企业提供优良的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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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作范文篇8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基础：

（一）理论基础

货币金融合作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从蒙代尔（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开始，OCA理论由最初的单一分析方法到加入OCA成本、收益综合分析，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OCA一般均衡模型与OCA指数的建立，以及关于OCA内生性和政治因素的分析等，逐步将各种复杂的标准系统化，并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

1、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依赖性加强，客观上需要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展货币合作。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在80年代后半期显著上升，而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开展货币合作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越大，所以各国普遍也有深化货币合作的愿望。

2、东亚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合作无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或进行时候救援。

3、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各国加强汇率机制的协调，开展货币合作有助于防范货币冲击，缓解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在危机中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仅凭本国的力量无法对抗巨大的国际游资冲击，更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扩散，合作成为各方的共识。

4、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证明货币金融合作是可行且有效的，东亚地区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呼声受欧元成功启动的影响再度高涨，为货币合作提供了舆论准备。目前，东亚各国在开展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ChiangMaiInitiative），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构想变成为现实。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2000年11月互换协议扩展到所有东盟成员，总额达到10亿美元，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BSA)。2005年5月27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在汉城签署了新的掉期协议，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协议扩大换汇数额分别达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该协议成为“清迈协议”的延续。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显示了东亚各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信心，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础

1、随着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改革，东亚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对于货币金融合作的热情高涨，这无疑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2、日本长期以来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但为实现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地位，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压力，也需要联合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抗来自区域外的竞争压力；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受经济衰退困扰，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也积极开展对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合作，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作为东亚经济龙头的日本积极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既有力的推进了合作进程，又给区内各国做出了示范效应。

三、障碍

1、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作用的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为实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大了难度，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有较大差别，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由此导致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了较多冲突。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成员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经济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经济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难度。

2、东亚地区尚不存在一个具有足够辐射能力的“轴心国”，缺乏能为整个地区决定货币政策并协调区内各国政策的领导国家。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亚洲经济实力最雄厚国家的日本，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的地位，日元也实现了国际化。但是除政治因素影响外，日本仍面临国内市场狭小、经济疲软、国内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国际化的程度过低等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并不具备担当货币合作“轴心国”的能力。中国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在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日益增强，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是，中国由于国内金融领域问题重重，金融改革尚未全面推广，其经济实力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力还远达不到担当“轴心国”的要求。

3、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而且各国在区域合作中仍固守所谓的“亚洲传统”，缺乏政治上的合作与相互信任，各成员国主权意识妨碍政策协调。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存在机缘，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又有较大差异和分歧，政治上相互视为对手，缺乏信任；另外开展货币合作就意味着各成员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经济政策自自主权，而现阶段东亚各国很明显不会放弃独立制定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权利，这必然会妨碍合作中的政策协调。目前，东亚地区也没有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越主权国家权利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这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难度。

4、东亚各国除中国和日本外，产品大多集中在电子电器、石油、纺织品等少数品种，而且区域内多数国家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导致其在国际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从而影响区域合作。相对于欧盟和北美两大自由贸易区，东亚各国经济结构雷同程度太高，竞争的激烈导致贸易争端时常发生。

5、东亚各国与美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存在着很强的联系，各成员在贸易结算、进出口等多方面都依赖于美国，美国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必要时可能干预东亚货币合作。美国是东亚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东亚各国同美国的贸易比重占绝对优势，国际进出口贸易大多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区内成员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由占绝对比例，这些都增强了美国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影响力。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可能会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实施干预。如1997年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就是因遭美国政府反对而搁浅。如何正确处理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政策建议

1、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地位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德国。货币合作成员国中可能有些会因为政府信誉不佳导致经济政策存在“公信度”问题，这是就需要区域内某一核心国家（该国拥有一个极具纪律性和“公信度”的中央银行）为其它与其组成货币联盟的国家提供“信用”担保。在东亚地区，如前所述，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担当此责任的能力，所以东亚合作的成功首先需要区域内的经济大国增强自身实力，加强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并深化本币国家化，完善金融监控措施，加强经济金融立法，提高本国经济政策“公信度”，形成合作的领导核心。

2、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应加强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强化政府之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立法、监管方面的合作。Tetsuji（2002）指出“共同监测和政策协调是区域金融合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东亚地区在1997年11月建立“马尼拉框架”集团；1998年10月确立东盟监督进程，其后扩展为东盟10+3监督进程；2000年4月ADB与ASEAN共同成立“私人资本流动监控”工作组；2001年5月檀香山东盟10+3财长会议提出建立东盟10+3早期预警系统。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各国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的表现。但是，由于政策协调由于需要各国部分让渡政策自主权，因此难度较大。东亚各国应明确合作意向，强化政府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真正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3、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东亚各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外汇储备，若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就可以很好的抵御外部金融冲击；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单靠一国自身的力量无法抵御大规模的资金流入、流出冲击，更难以限制危机的扩散，所以为避免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件再次发生，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建立东亚各国多边货币互换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充当区域性最后贷款人，管理危机救援行动的机构，协调各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和约束各国经济动向，可以提高危机防范和化解的效率，推进东亚区域内的政策协调。

4、积极协调东亚各国汇率政策，改革目前的汇率制度安排，建立区域货币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东亚各国普遍采取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为东亚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等其他原因而暴露出明显的错弱型，这又加剧了东亚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保持汇率稳定对于东亚各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尤为重要。为实现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东亚各经济体首先应在现有汇率住下加强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积极尝试可行的汇率制度安排。在条件成熟之后，考虑采用单一货币，成立统一的货币监管机构，在东亚区域内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5、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衡量，东亚地区在很多方面仍达不到OCA标准要求，在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一体化程度、通货膨胀相似性、政策一体化程度等各个方面需要进行全面的完善，东亚各经济体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部分让渡国内经济金融政策自主权，切实开展合作。

展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虽然目前开展的合作的领域较窄，合作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仍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由于合作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东亚各国在合作领域又存在共识，如果东亚各国能相互信任，以长远目光积极开展深层次合作，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和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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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金平、万志宏：《APEC的货币金融合作：经济基础与构想》，《世界经济》，2005年第5期

金融合作范文篇9

关键词:欧亚、金融合作、金融媒介宽度

一、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现实性意义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金融经济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欧亚地区金融合作区的建立，对于各国实施金融互动、优势互补，加快金融创新，改善的金融生态，提升金融整体竞争力，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1、可以有效的整合区域内的金融资源。欧亚各国，特别是中国、俄罗斯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通过实施区域内合理分工，有效整合区域金融资源，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

2、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中国、俄罗斯的金融业相对发达，金融总量和金融科技水平在欧亚区域各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区域内各国通过金融合作，可以促进各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升各国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整体竞争力。

3、能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目前，欧亚区域内的合作已涉及到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商业贸易、农业、旅游、劳务、科教文化、卫生免疫、环保等多个领域，合作项目的落实最终离不开资金的供给与支持，如果跨国的金融合作有效，就能保证中亚、欧亚各国的信贷资金、保险资金、投资资金的横向合理流动。

4、能促进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当前，东亚、中亚、欧亚范围内的区域合作和次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一方面各国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保证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也对对接欧盟、东盟区域合作，提高区域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开放水平，保持各国的经济繁荣，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可行性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不论是北美经济自由贸易区，还是“欧盟”、东盟都充分显示了区域合作良好的发展态势。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等国际上成功的区域合作经验来看，区域金融合作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合作区域相互毗邻，且处于“龙头”地位的金融核心区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增长力；二是各地区之间经济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资源优势互补；三是必须形成利益共享、成果多赢的共生型协作机制。在这一点上，欧亚地区相对于其他经济区域，具有明显的可行性。

（一）从地理区位来看，欧亚各国区域特征明显。俄罗斯和中国是欧亚金融、物流和信息中心，俄罗斯、中亚各国和中国中西部都处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虽然其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存有一定差异，但近年来，该地区各国政府均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开拓国际市场作为其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战略。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联系方便。如果以俄罗斯和中国为内圈和核心圈，第二圈则为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塔，土库曼斯塔，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第三圈就是欧亚的其他国家。处于“龙头”地位的核心区是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圈。该经济中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周边来说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增长力。

（二）从资源禀赋来看，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和技术进步的方式都会与该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有关。欧亚经济区各国之间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明显，互补较强，为经济金融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欧亚经济区必须充分发掘和利用区内资源禀赋条件的这种差异和比较优势，寻找合作的契机，实现共同发展。

（三）从经济发展来看，在欧亚经济区中，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梯度性差异，这种差异为区域经济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欧亚经济区中中国和俄罗斯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资源优势，为区域产业提供广阔的经贸平台；俄罗斯则是欧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桥梁，并在各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中发挥重要的辐射作用；欧亚区亦各具资源、人才等方面优势，可以承接俄罗斯和中国转移的产业和投资，并且为俄罗斯和中国提供广阔的经济腹地。

(四)从金融发展来看，欧亚区域合作有利于加快俄罗斯和中国的资本进一步辐射，特别是俄罗斯的金融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机会。而周边各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土地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正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使两种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利用资源优势吸纳投资，弥补开发资金的不足，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以说，欧亚区域合作恰逢其时，区域内的资金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更好地提高。作需要。而目前欧亚各成员国之间金融监管体制差异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监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区域内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实现区域合作的基础和前提之一，但由于欧亚区域合作的国家数目较多，导致金融机构跨区域信息交流渠道不畅，区域合作中资金的横向流动必然给监管带来难度，容易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策协调的难度和信息传递的成本，这势必会对欧亚区域金融合作形成一定的限制。因此，区域金融合作客观上要求欧亚各国现有的监管模式必须有所突破。

三是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阻碍了区域内资金的合理配置。目前各国地方政府对所属地区金融资源的争夺非常显形化，按市场化规则在区域范围分配金融资源的做法，往往导致金融资源向富裕地区集中。而区域经济合作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各国政府按行政区来组织经济活动，行政区内的经济资源受控于政府的干预，带有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各国地方政府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了金融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

四是金融制度性障碍。斯密的“分工产生的普遍富裕”是区域经济整合的目的。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正在起步，它会触及各成员国经济制度中的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在中国由户口和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差别导致的对劳动力的就业歧视，影响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了维护局部利益而形成的各种法规和政策，会阻碍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这些制度性的障碍最终破坏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微观层面看，它严重地影响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从宏观层面看，它导致了投资的膨胀和结构不合理，是引起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当前欧亚区域经济金融有效整合的关键是制度创新。

四、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主要构想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蕴藏着巨大商机。随着区域合作程度的加深，要素流动也不断加快。人才、物质、技术以及产业的转移势必伴随着巨大的资金流，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将会对区域金融合作形成倒逼机制，区域金融合作的滞后则会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鉴于欧亚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具有较大差异性，决定了欧亚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只能是分层次、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欧亚经济金融合作总的原则“平等、互惠、自愿、双赢”的原则；欧亚金融合作的步骤应该分层次逐步推进，各成员国可考虑先从双边、三边合作入手，进而发展到多边及更广泛的合作；

总的构想是整合区域比较优势，拓展金融媒介宽度。整合区域比较优势的主要思路是加大四个“建设”。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加大主导产业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力争在5—10年内，把欧亚区域建设成以技术和资本为纽带，建立以中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扇形辐射的高新技术网络，构建高新技术产业群和产业带；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结构重组，组成高新技术企业的联合舰队(4)。二是加大大工业产业建设——现代制造业。应大力发展临海工业、临江工业和山区工业发达产业带，构建世界级制造业体系及产业链和基地群。在发达地区，建设国际性集群式的制造业基地，培育一批核心竞争能力强的区域企业集团；在首都城市和其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区域性扇形辐射工业制造、服务和控制中心。三是加大大农业产业建设——现代农业和海洋江河产业。加快区域各国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建设能发挥各国资源和特色优势的农业生产基地。同时，把海洋与江河资源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把海洋与江河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四是加大消费产业建设——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制定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资源，从纵横两方面重点规划精品旅游项目和特色旅游线路。拓展金融媒介宽度的主要思路：（一）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在欧亚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尤其要发挥俄罗斯和中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各国可借助区域合作的机会，加快本国金融市场的建设，改善金融环境，提高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融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使区域内各国的金融市场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可以通过相互联动来提供整体性的跨区域金融服务,使区域内客户在经济活动中的需求获得更有效的满足；涉及到区域内大型项目的资金支持时，多个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予以合作；在对区域内企业进行重组过程中，可以引入多个机构投资者。（三）金融公共设施的建设和金融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欧亚区域金融合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区域金融公共设施建设，这些公共基础设施为区域金融合作中出现的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提供畅通的渠道，包括区域信息共享系统、区域支付结算平台、区域票据交换中心、区域外汇交易市场、区域信用卡管理中心等，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金融业整体水平；（四）区域金融稳定体系的合作。区域金融稳定应该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区域内整体金融运行环境良好，管理机制健全，并具有较强的风险防范与化解能力。而区域金融合作（如银行内部跨区域合作、跨行跨区域金融市场合作等），都要求更高的监管水平。要保持这种稳定状态，除了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还必须建立跨区域金融监管、风险预警、风险救助等一系列合作措施，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建立区域征信体系、区域金融信息披露管理系统、区域反洗钱合作系统等。

三、欧亚地区金融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

金融合作范文篇10

一、美国金融危机驱动东亚金融合作日益深化

(一)清迈倡议机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继续发展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全球扩散及其影响的逐渐加深，积极采取货币互换方式维护本地区金融体系稳定成为国际上诸多国家和地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选择。在2008年11月华盛顿G20金融峰会期间，中日韩三国财政部长决定扩大三国间清迈倡议机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规模，并发表了共同宣言。而在此前，韩国与中国、韩国与日本已签署并正在执行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规模分别为40亿美元和130亿美元。2008年12月，日本央行和韩国央行将双边货币互换规模自130亿美元扩大至200亿美元；2009年3月，两国央行又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执行期限从2009年4月底延长至10月底。而中国人民银行仅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4月间先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6份总规模为65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其中与东亚地区的4个国家和地区的互换规模（期限均为3年）占总规模的86.15%，分别是韩国1800亿元人民币、中国香港2000亿元人民币、马来西亚800亿元人民币、印度尼西亚1000亿元人民币。进入2011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原协议陆续到期以及为了防范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东亚国家又陆续签署一批新的互换协议，且协议规模均有大幅度提高。如：日韩两国协议规模从目前的130亿美元扩大至700亿美元；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的协议规模分别扩大至3600亿元、4000亿元和1800亿元人民币。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还与泰国银行签署了规模为700亿元人民币的中泰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二)清迈倡议机制下的多边化协议正式生效

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俗称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是清迈倡议的升级版，是在清迈倡议双边货币互换机制基础上建立的、由东盟10+3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多边货币互换机制，旨在通过单一协议下的共同决策机制，采取迅速、一致的行动实施货币互换交易。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建议最早由总理在2003年10月的东盟10+3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并得到其他国家的积极响应。此后的一系列10+3财长会议开始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推动工作，并陆续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到2008年5月已就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的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协议。2009年2月通过《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正式对外宣布将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规模从原定的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2009年5月确定了外汇储备库的运行时间、出资金额和比例、独立监督机构等要素；同年12月，东盟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正式签署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并于2010年3月正式生效，标志着亚洲首个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成立。清迈倡议多边化正式协议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用于解决区域内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以及对现有国际融资安排加以补充。储备库的成立将松散的双边援助网络提升为较为紧密的多边资金救助机制，并提升了区域金融合作水平。

(三)亚洲债券市场建设的新进展

作为建设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MI）的核心内容之一，区域信用担保与投资机制建设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又取得了重要进展。2008年11月，东盟10+3和亚洲开发银行同意为建立区域信用担保与投资基金（简称CGIM基金）提供政策快车道。整个2009年，无论是CGIM工作组专门会议还是10+3财长会议，均就建立CGIM基金问题进行多轮磋商和协调，第12次东盟10＋3领导人会议也发表主席声明对此表示欢迎。2010年4月8日，东盟10+3财政部副部长和中央银行副行长会议就建立CGIM基金的主要要素达成共识，并同意将该项基金规模从最初计划的5亿美元增加到7亿美元，以信托基金的形式设立在亚洲开发银行名下。同年5月2日，东盟10+3财长会议正式宣布建立初始规模为7亿美元的CGIM基金，并决定成立“东亚财金合作未来重点领域工作组”，探讨未来区域财金合作的重点领域，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奠定基础。同为建设亚洲债券市场倡议框架下的一个重要合作内容，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也取得了重大进展。2009年4月18日，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正式宣布，中国决定设立总规模为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该基金是中国与东盟间首个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的私募股权基金，由中国进出口银行任主发起方，主要投资于双方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信息通信等领域的重大投资合作项目。同年10月，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进入设立阶段，基本完成了首次封闭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首期封闭所需资金的筹集工作。2010年3月29日，基金主发起方中国进出口银行及境内外金融机构和企业作为初始投资人共同签署了基金有限合伙协议等一系列投资文件，标志着该基金及基金管理机构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营。其中首批募资10亿美元，到2011年下半年已完成4项投资、投资金额近4亿美元。

(四)东亚金融合作的其他一些进展

除了上述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和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等两大重点外，东亚金融合作在其他一些方面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2008年12月25日，中国决定将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2009年4月8日国务院推出第一批跨境贸易人民币试点结算城市，包括上海、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境外地域范围暂定为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2010年以来，六部门又联合了多项相关文件，扩大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地区范围和业务范围，贸易区域也不再有所限制，不再局限于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仍是东亚金融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

第二，中国政府向东盟国家提供贷款支持和特别援助。2009年4月，中国决定向东盟国家提供15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其中包括17亿美元优惠贷款）、向东盟欠发达国家提供2.7亿元人民币的特别援助；同年10月又决定将向东盟国家提供的150亿美元信贷中的优惠性质贷款额度增加到67亿美元。到2011年下半年，150亿美元信贷共支持了50多个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涉及几乎所有东盟国家。2011年11月，中国政府再次决定追加100亿美元信贷，其中包括4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同时承诺将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

第三，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正式成立。2010年10月，在第十三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期间，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发起、中国与东盟各国具有影响力的银行共同组建的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正式成立。中国—东盟银联体的成立，既可便利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等项目的融资及相关金融服务，也为地区性金融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二、东亚金融合作进程中的主要缺陷分析

(一)东亚金融合作的功能单一且规模有限

如前所述，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属于比较典型的危机驱动型合作，其主要动力源于金融危机的救助和预防。因此，在金融合作的重点上偏重于以危机救助和预防为目的的合作。到目前为止，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和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构成东亚金融合作的两大重点，而且是进展较快的两个最主要方面，但其中以危机救助和预防为主要目的的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所取得的成效，要明显优于以调整地区金融结构、降低区域外部依赖性、服务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的亚洲债券市场建设，而东亚大多数国家自身债券市场的欠发达性也削弱了东亚地区乃至亚洲债券市场建设的合作基础。即便这样，清迈倡议多边化即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协议总额也只有1200万美元，其规模相对于东亚地区目前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言明显有限。与此同时，由于地区性金融危机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性质、范围和程度不同，基于地区性金融危机应对并经历十余年艰苦探索而建立起来的清迈倡议体系，难以有效解决美国金融危机乃至欧洲债务危机给亚洲地区带来的新问题，使清迈倡议体系再次面临新的挑战。中日韩和东盟各方2011年下半年以来已开始商讨将储备库资金规模扩容至2400亿美元，以减少危机对区域国家的冲击，正是基于这一挑战的现实考虑。

(二)东亚金融合作的制度安排缺乏整体性

欧洲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表明，作为一个成功的区域性金融合作，需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发展路线图，需要有相对有利的制度化的对话与协调机制（包括对违反合作的惩罚机制），也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性金融合作组织。但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进程总体上还处于一种对话机制的阶段，还远未完成制度化建设的过程，即使是已经存在的一些制度化安排也缺乏整体协调性，建立区域内统一的金融体系还无从谈起。一方面，金融合作的推进组织过于分散。迄今为止，东亚金融合作的推进主要依赖于各种形式的首脑会议、财长会议和相关论坛机制，而且这些会议和论坛机制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甚至是常常推出不同的金融合作措施，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而稍具实体性质的银行联合体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金融合作的形式过于松散。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虽然已实现了从双边到多边的跨越，但仍以松散型的双边合作或次区域合作为主。比如在东盟10+3框架内，基本上是中、日、韩三国分别与对方和东盟展开双边合作，而且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及机制建设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缺乏有关金融合作的制度安排，在东亚监督进程、资本流动监管机制等领域也尚未建立起正式的制度安排。此外，离岸市场、区域可兑换国际货币、统一结算体系、相应的法律制度等基础条件的缺乏也制约了东亚金融合作的制度化进程。

(三)东亚金融合作的关键领域进展乏力

欧洲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还表明，作为一个成功的区域性金融合作，必须高度重视汇率方面的稳定与协调，并把汇率合作作为区域性金融合作的关键领域。加强汇率合作，维护区域内汇率稳定，是立足于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实现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但在东亚的金融合作进程中，除了并不具备实质意义的亚洲货币单位的外，汇率领域的合作与稳定机制往往被视为远期合作目标而一直未列入实质性的合作议程，基本停留在理论分析阶段。其结果一是汇率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严重滞后于货币互换、债券市场发展等其他领域，严重阻碍了各种融资便利安排的实施以及区域债券市场的建设，制约了东亚金融合作的整体协调发展和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二是不利于贸易、投资等活动中的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其中在交易成本方面，根据有关专家的计算结果，东亚区内贸易若用区内货币代替美元进行结算，将节约15%的交易费用；在汇率风险方面，各国实行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为投机活动创造了先决条件，是东亚经济不稳定直至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

(四)东亚金融合作的联盟基础比较薄弱

欧洲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又表明，作为一个成功的区域性金融合作，需要本地区一定程度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甚至需要让渡包括货币主权在内的部分国家主权。由于本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合作意愿及合作态度等因素的差异，东亚金融合作的联盟基础相对与欧洲来说明显薄弱。在政治基础方面，东亚地区还存在着一些领土争端、民族情绪等复杂问题和敏感因素，导致相互间缺乏信任和互助。在经济基础方面，一方面是东亚地区缺乏像欧盟的德国那样的轴心国，没有一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国家做依托；另一方面是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差异较大，政策协调困难。在文化基础方面，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是重协商而轻制度，不仅导致制度建设自身的滞后，而且也使许多协商的成果受到制度的制肘。在合作意愿及态度方面，东亚地区的许多国家更倾向于融入国际市场，对本地区的金融合作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比较薄弱联盟基础又给东亚金融合作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合作与联系机制薄弱，形成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分割；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东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正式启动，而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却不高，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展缓慢；金融合作的制度安排及紧密程度远远滞后于成员国之间已经存在的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使区域金融合作难以适应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客观要求。

三、东亚金融合作的未来发展前景展望

(一)东亚金融合作的凝聚力将进一步提升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驱动了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也为东亚地区凝聚力的提升提供了契机。历经十余年的实践表明，尽管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国家（地区）间金融关系也不十分稳定，但东亚地区的凝聚力确在区域金融合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而在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应对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东亚各国和地区再次携手，不仅在诸多方面取得共识，而且还展开了许多实质性的合作。随着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变及东亚地区经济金融地位的提高，东亚金融合作的凝聚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也将是一个大趋势。同时，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全面启动，也将进一步提升东亚地区的经济凝聚力。在此背景下，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应在坚持渐进性原则下，注重一些全局性、制度性难题的对话与协调，为未来的亚洲金融一体化创造积极条件。一是在政府间政策协调机制框架下，注重统一的权威性区域金融合作组织建立的对话与协调，以促进东亚金融合作从对话机制建设阶段向制度化建设阶段的转换。二是在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正式生效的基础上，将汇率领域的协调与合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以促进东亚金融合作从以政策对话与协调为主的初级阶段向以共同汇率制度建设为主的中级阶段的转换。三是进一步改进亚洲货币单位（ACU）的编制基础，逐步增强其地区认可度，并逐步赋予其区域货币汇率协调功能，为亚洲统一货币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东亚次区域金融合作将进一步发展

由于如前所述的联盟基础比较薄弱等原因，在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中已形成或正在构想若干次区域，如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湄公河流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东盟与日本、东盟与韩国、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此外还有按地域划分的东南亚和东北亚等等。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在整个区域范围内不能取得有效突破的情况下，在一些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别较小的次区域范围内将会有所突破，并将会取得更快的发展。在中国视角的次区域金融合作中，应特别注重东盟10+3框架内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注重这三个国家的合作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是可以弥补东亚地区没有德国那样的轴心国的缺憾。三国经济占东亚地区GDP的四分之三和贸易额的三分之二，同时还拥有14.7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在东亚经贸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地缘政治上，都是在东亚地区相互依存性和互补性很强的三角地带。在东亚金融合作中，可通过三国之间合作构成的一个“核心区域”作为依托，使这个“核心区域”发挥类似欧盟“轴心国”的作用。注重中、日、韩三国之间的金融合作，重点是从汇率入手，探讨亚洲汇率稳定与协调机制的办法和出路。一方面，要构建三国间的清算支付体系，在三国之间顺利实现贸易的非美元结算，加速实现本地区货币的国际化，为建立和完善亚洲清算联盟系统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引入共同的汇率浮动变化机制，建立东北亚地区单独的汇率浮动变化体系，为东亚金融合作的阶段转换和功能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