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范文10篇

金融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稳定；加强

不管是新兴市场还是成熟市场，在其向金融稳定目标迈进的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固有缺陷都将使其本身包含许多不稳定因素。比如说，如果金融机构所运行的市场或沟通金融机构与市场的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金融机构就不可能真正稳健，所以，制度设计者需要处理金融基础设施、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深刻的市场失灵问题。这些金融基础设施除包括审慎的银行监管、运行良好的支付清算系统外，还包括司法制度、会计与审计标准、法人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公事公办”的信贷文化等等。并且，这些因素间相互联系，共同发挥着作用。例如，如果评估银行资产价值的会计制度存在缺陷，那么对银行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就形同虚设，若债权回收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那么银行账面上的资产价值就不可靠.因此，银行监管的建设，对于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意义重大。

一、金融监管对金融稳定的意义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金融稳定是指一种状态,即是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不出现大的波动，金融作为资金媒介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金融业本身也能保持稳定、有序、协调发展，但并不是说任何金融机构都不会倒闭。提高金融体系的监管对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金融监管可以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其次，金融监管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使各行各业都能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保持国民经济体系的均衡发展。

第三，由于银行倒闭不仅机构自身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第四，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第五，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账户的动态变化，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确保市场的运行能够对风险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规避。

二、我国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现状

1、立法规范金融监管

2003年3月10日，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获准成立；是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简称《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并于200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三部银行法和《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票据法》及有关的金融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法规、行业自律性规范和相关国际惯例中有关金融监管的内容共同组成了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体系。

三部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的基本确立。根据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上的职能，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转移给新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留了与执行中央银行职能有关的部分金融监督管理职能，继续实行对人民币流通、外汇的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活动的监管。至此，我国金融监管将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个机构分别执行。为确保四部门间在监管方面的协调一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授权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分别规定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2、应对金融危机确保金融稳定

最新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认为，2008年中国克服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金融改革和创新继续稳步推进，金融基础设施继续得到加强，金融体系总体稳定安全。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共同维护金融稳定。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运行的宏观环境良好；金融改革成效显著，金融开放继续推进，金融创新不断加强；外汇储备继续保持增长，应对外部冲击能力不断增强；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实际支付能力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继续保持健康发展，总体运行平稳；金融安全网建设继续推进，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我国金融业总体实力稳步提高，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继续提高，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数量进一步增加。证券期货机构经营稳健，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建设稳步推进。保险业资产实力有所增强，日益成为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金融机构贯彻落实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强内部管理，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三、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的建议

1、强化银行监管机构的职能履行

毫无疑问，央行履行职责需倚重银行监管。央行通过实行可靠的货币政策，增强公众对货币的信心，实现货币与价格稳定的宏观目标，但不管央行怎样专注于货币与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目标，其实现必须基于微观层次的金融稳定，需要银行体系以及其他金融部门的顺利运行。

在金融体系中，资产比重最大的银行体系既是重要的金融中介又是支付工具的提供者，单个银行机构倒闭的风险很容易传播而引发系统风险。即使是小银行的倒闭，也可能会由于同业往来、支付系统的直接联系以及对市场信心的间接影响而损害大型银行。大型银行出问题反过来又将导致银行体系的信用遭受更大损害，对广大存款人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独立于央行的银行监管机构的尽职工作，无疑也是央行赖以履行金融稳定职责的一个重要基础。

2、银行监管需要注重央行的宏观政策分析

提到银行监管，我们一般会将监管者与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相联系。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是为了减少单个银行机构的倒闭，目标在于控制银行机构的具体风险，对存款人提供保护。但是，审慎银行监管不可避免地也会涉及宏观层面。审慎监管宏观层面的目标是控制系统风险，即避免银行体系崩溃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成本，为降低金融动荡给经济运行带来的成本，也包括减低政府决策形成的道德风险成本，近年来各国监管当局的监管理念中已经融入了更多的宏观因素。

从宏观层面来看，金融不稳定与个别银行机构偶尔倒闭的现象可能是﹁致的，因为个别银行机构的倒闭在妨碍金融体系的基本中介功能时就影响了金融稳定。所以，从审慎监管的宏观层面考虑，对单个银行机构倒闭风险的判断将视该机构的倒闭对整个体系的意义而定。如果一个机构规模不大，其倒闭不会导致其他机构的连锁反应，即该机构的倒闭并不会影响系统稳定，监管者将任由该机构自生自灭。但是，审慎监管的宏观层面强调，从单个银行机构角度来看似为合理的行为，可能会对整个银行体系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单个银行在经济衰退时期紧缩信贷是理性的选择，但如果所有银行都这样做，那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信贷数量进一步下降，从而恶化经济环境。而在经济上升时期，所有银行均放松信贷政策，很可能产生非持续性的信贷繁荣局面，甚至积累泡沫，而留下金融动荡的隐患。

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过去银行监管者往往倾向子更多地从微观层面考虑银行监管问题，在具体设计和运用监管制度方面的宏观考虑不够。例如，就一定类型的风险来说，监管者并没有根据各银行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区别确定最低资本标准，也很少有监管者建议一家银行不要紧缩信贷以避免整个银行体系的信贷质量进一步恶化。从宏观层面来看，片面注重微观层面的监管既可能导致对单个银行机构的过度保护，削弱市场自律和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也可能导致忽视集体行为对整个银行体系的影响，无法准确监测系统风险并采取适当救济措施。一旦发生系统风险，单个银行机构最终也很难幸免。所以，银行监管的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其实是无法分割的，在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负有主要责任的银行监管机构应当注重负责控制系统风险的央行的宏观分析，将宏观预期因素融入日常监管之中。

3、建立银行监管机构与央行之间的信息交流机制

对于银行监管机构与央行之间建立信息交流机制的必要性，几乎不存在疑议。在世界各国央行与银行监管机构分设的体制中，都对信息共享机制作出了妥善安排。一般认为，分设体制下央行履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担当最后贷款人，不必再直接介入各银行机构的监管。但问题在于，央行将因此不再能通过监管主动获得关于各银行稳健状况以及整个银行体系状况的一手信息，却还必须决定是否提供必要的救助。这样，在紧急情况下，央行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如何能作出正确决定?对此问题的直接回答是，监管者必须与央行进行直接而全面的信息交流，接下来的问题是央行是否仍有必要直接介入监管?对此问题可以用两个实例来回答。在德国，央行虽没有明确的监管权，但往往深入地参与制定监管政策，所有监管信息在到达监管机构之前要先通过央行过滤。在日本，央行可根据约定对与其进行交易的银行的业务及财产状况进行现场检查，且央行与金融监管机构经常联合进行银行检查，实际上成了第二监管者。两国央行都不同程度地成为了银行监管者的“影子”，享有与监管机构相似的权力。

从本质上说，央行需要的不是监管权本身，而是行使监管权能获得的信息。既然如此，为何合适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够呢?首先，行政权分享与协调过程中的摩擦可能会成为信息充分交流的障碍。其次，问题可能不在于银行监管机构是否愿意向央行充分提供信息，而是独立监管机构自身的重要法定职责——客户保护以及其侧重于执法的专业特征，决定了其需要获取的信息偏重于银行是否合规方面。而央行关注的重点是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侧重于宏观问题的信息，银行监管机构获取的信息可能无法真正满足央行的需要。

4、建立银行监管机构与央行的协调机制

银行监管不可能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那样真正独立于央行。因为央行是基础货币和最后贷款的惟一提供者，必须对支付清算系统、货币市场和货币总量给予直接的控制和监督，而银行体系发生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些方面产生影响，所以银行监管机构和央行的工作必然会密切相关。不同的是，机构分设后，银行监管职能和央行职能之间的协调合作更加公开化，以前央行内部的利益冲突转化为公共层面的政策冲突。因此，不管央行是否负责银行监管，都需要协调两种职能之间的冲突，关键问题是要使在两个不同机构之间协调这种冲突的成本小于在央行内部解决冲突的成本。

在负责银行监管的央行中，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部门往往是隔离的，部门之间的协调由央行的最高层负责，高层官员之间的不同意见在央行内部能悄然得到解决。机构分设后，协调两种职能之间冲突的普遍做法是在央行和银行监管者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在此情况下，协调机制的运行成本和效率就决定着分设体制能否有效地协调央行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之间的冲突，也决定着分设体制是否能优于集中体制。

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使央行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不可分割。相比之下，银行监管机构是否与央行分设的问题仅是次要的问题。机构设立方面依各国国情以及对权力与责任的不同理解而不同，没有统一的模式。而不管采取何种组织结构形式，负责银行监管者和负责金融稳定者都必须进行深度合作。

我国目前仍存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艰巨任务，金融不稳定的风险不仅仅是在经济过渡阶段由缺乏经验引起的，即使在成熟的制度中，金融市场也存在不稳定的倾向。所以，维护金融稳定不仅是危机情形下央行化解风险的临时职责，而且还是一项持续的职责。为此，央行和银行监管机构都必须随时对金融体系的稳定问题给予密切关注。

参考文献

[1]陈建华．金融监管有效性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白钦道．20世纪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流通经济，2006

[3]周道许．现代金融管理体制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04

金融范文篇2

改善资源配置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地，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30％。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20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全面理解金融体系和民间金融的地位与作用

所谓金融市场或金融体系，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看，包含至少两个组成部分，即为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和为企业提供银行服务和间接融资的银行体系。

（1）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是企业初创时期的主要融资方式

长期以来在观念上存在的一个“误区”是，以为所谓企业融资就是“借钱”。而实际上，对于新生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即没有过去的“信用历史”，又没有财产可以抵押，靠借钱使企业开始起步，是极为困难的。这当然不否定向亲戚朋友借一些钱作为初始投入，曾是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起点，但世界上多数企业的最初资金来源，要么是自己的积累，要么是别人的“直接投资”——不是借了要还的“贷款”，而是投入企业同时拥有一部分产权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并不需要信用历史和财产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对经营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创办企业的目的不是要“骗钱”，而是要发展，相信他会兢兢业业地办企业；其次，需要的是对投资项目本身赢利前景的相信，尽管人们都知道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这里的融资渠道，其实就是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狭义的“股票市场”，却是广义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现在变得非常时髦的“风险投资”，其实历来是中小企业所能获得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金融体系中所缺乏的，首先还不是缺少民间银行，而是缺少一个多层次的、能够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全国性的股票证券市场，可以使少数（国有）大中企业进行直接融资，但是多数其他企业，特别是大批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却仍然无法融资。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了全国性的“创业板”市场，但若就此为止，我们这么大国家这么多地区的那么多中小企业，还是不能获得应有的融资渠道，更何况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是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股份”，各种产权能否转让、买卖，不仅关系到企业改革能否继续深化，而且关系到那些已经改革了的企业能否开始成长。

因此，我们现在不仅需要树立起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概念，而且需要尽快根据我国特殊国情（企业多、地区差距大、企业改革的情况复杂），建立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使得各种投资活动得以展开，使得大批中小企业得以发展。

（2）银行所提供的首先应是金融服务而不是投资信贷

在有关银行体系的问题上，过去存在的一个“误区”是把银行业主要当成是投资资金的来源，而在实际上，银行业首先是“服务业”，服务于企业之间短期的资金周转。人们需要银行，首先不是因为没钱要借钱，而是有钱要存放、要支付、要完成交易所需的资金往来。首要的一种“借钱”行为也是由于在售出货款或生产资金没有收回之前需要银行给予一些短期的流动资金信贷。无论如何，短期流动资金信贷也是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目前最缺乏的其实也是这种银行服务（特别是缺乏由地方性小银行提供的成本较低的金融服务）。

当然，银行也可以成为长期投资信贷的来源，过去我国因为缺乏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更是要作这样的工作。但是，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银行在这方面的任务将大大缩减。

中国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营金融机构

现在有些人在担心中国的银行规模还不够大，加入WTO后难以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竞争。

但是，首先，竞争力的根本在于效率，有了效率可以由小变大，而没有效率，拼凑出一个大机构，早晚也会被挤掉、被淘汰。

其次，世界上的那些大银行，不仅本身是由小银行发展而来的，而且即使发展到了今天，在我们看到的少数大银行的后面，还是有许多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存在（美国有2万多家，意大利有9万多家），发达的市场经济内部，都是一个由少数大银行和一大批中小银行形成的金融体系，分工合作，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保证着经济的有效发展。

大银行有其规模经济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银行也许更适合于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不适合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鼓励国有大银行为中小企业增加贷款，但因种种原因难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银行获得中小企业信息的成本较高，审批程序较长，利率低了无法贷款，高了小企业又难以接受。加上国有银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困难就更大一些。

而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九亿农村人口有待进城、四亿农村劳动力需要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也需要有人为其提供金融服务。但一方面，我们本国的大银行很难对它们提供这种服务，另一方面，外国的大银行进了中国，也不会、不愿、不能为我们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业去提供服务，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长”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与地方性的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成长。这当中的合理性在于：决定金融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能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区内）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项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导致的交易成本较高这一金融服务业的障碍。地方上的人们自然知道地方上谁的“生意好”，谁比较讲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调研费用，也可减少审核批准程序，从而使金融业务的成本较低，服务价格自然也就可以较低，使供求双方都能发展。正是这一经济合理性，使得地方性的小银行可以有稳定的服务对象和市场基础，与国有大银行相辅相承，缺一不可，就像大企业和小企业可以各得其所、各有各的市场一样。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想想清楚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面临着几类不同的问题，想一想一类金融机构或一级金融市场能否满足我们所面临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多种需求，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目中只有少数几个大企业、大银行，那就大错特错了！

发展民间金融本身要求发展对它们的监管

发展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金融市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包括非国有的投资公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等，也包含民营银行、保险公司等。而一谈到这些具体问题，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民间金融的风险问题，包括它们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所带来的风险。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发展民间金融本身的涵义当中就包含着发展对民间金融的监管。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我们过去不断地把国有大银行纳入正规的监管系统（同时使它们享有事实上的存款担保），而对民间金融则是让其自生自灭，或者一出问题就想到关掉它、并掉它，没有对其给以足够的关注和管理，其结果自然是要么“不清楚它们是怎么运行的”、“为什么运行（目的是不是就是‘骗钱‘）”，要么就是问题出得较多，成为金融风险较大的一块土壤。正确的做法是在让其大力发展同时将其纳入严格监管的范围，而不是要么不管、要么不让其发展或是宣布其为非法、或是出了点问题就关掉了事。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从监管难度上说，民间金融实际上要比国有银行更加好管，因为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

在建立金融监控体系的问题上，制度设计的前提就应该是假定人们想“投机”、想“骗钱”，而不是假定人们会“出以公心、为经济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监控制度才能真正做到防范“骗钱”的人，不让其得逞。而不是出了骗子却大惊小怪。一切制度的功能其实首先都是“防小人”，使小人受到惩罚，讲信用、做“正经生意”的行为才能得以发展。在建立对银行的监控体系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发展对合法、正当银行行为的保护与保障，比如通过法治对“赖账”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通过提供“存款担保”，对一般性的金融风险加以防范。

重视基础性的体制建设

现在在国际上八面威风的现代大金融机构都是由几十年、几百年前的一些很小、很“土”的机构发展而来的。在少部分金融机构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第一，在大量金融机构出现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竞争性、优胜劣汰的金融市场；第二，在多次金融骗局、金融危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银行监管机制和相应的法治体系；第三，形成了商业道德或商业信用；第四，在新技术基础上，形成现代金融业务；第五，在以上各种发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和新的金融市场（期货、股票市场、投资基金等等都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不必什么事都自己重新做一遍，什么“金融骗局”都要经历一遍。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借鉴和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借鉴它们已经形成的体制模式和管理机制，一开始就可以起点高一些，一上来就可以也搞一些现代的、新型的东西，如电子银行业务、投资基金、股票、期货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能忘记那些基础性的、根本性的东西，关键是不能忘记我们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待完成，那就是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监控体系、法治结构、以及“信用文化”等等。发展地方性的民间金融业，也是建立市场经济金融体制的基础性的过程，因为第一它是发展健全的金融市场所不可或缺的，第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有利于上述几种基础性体制的建立。

金融范文篇3

普惠金融作为商业银行当前和今后的重点发展领域，无论从业务构成还是经济效益对银行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顺利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并控制好成本和风险成为未来银行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国有银行，由于自身的组织结构和业务特点，导致了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中除了普遍存在的普惠金融风险高、成本大的问题外，还存在其他社会性问题。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国家供给侧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的政策扶持下，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新兴实体经济的发展，新经济、新行业、新业态不断涌现。而依靠融入新经济环境、交易场景和供应链中，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进行获客与展业将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发展普惠金融既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外在政策要求，也是商业银行实现业务转型的内在发展需要，而普惠金融的发展归根到底要落实到“精准识别客户”、“提高业务效率”和“创新风控技术”上来。分析如何利用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定义及特征

（一）金融科技的定义及特征

金融科技可以定义为提升传统金融业服务效率，改变或者颠覆传统金融服务体系的科技技术创新。从全球来看，金融科技目前一共经历了三大阶段：金融IT阶段、互联网金融阶段和金融科技阶段，而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已经进入金融科技阶段，即依靠数字技术逐步实现自动化信贷审批、智能化投资、程序化风险控制等金融创新发展阶段。目前金融科技发展五大技术基础是：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和5G通信技术。这些技术实现了数据互联互通、信息及时传递、数据安全准确、系统智能控制，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全面、及时和可靠的技术支持。国内已经形成以蚂蚁金服、微众银行、京东数字科技等企业为代表的一批金融科技公司。金融科技作为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其使金融业态发生了深刻改变，因此也具有同传统金融所不同的特征。第一，金融科技具有更加广阔的客户覆盖面，借助各种线上渠道，能实现更大范围的精准客户识别。第二，金融科技具有更加低廉的业务成本，因为采用系统化、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平台，在批量开展业务的同时降低了对实物资产和人员的依赖。第三，金融科技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由于金融科技采取线上交易模式，交易具有数字化虚拟性，容易逃出现有监管体系，从而导致了新的系统风险。同时，互联网公司金融科技的广泛运用，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中间业务和客户资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普惠金融的定义及特征

普惠金融是指能全面、有效的为全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所需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它包含着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普惠金融追求全民在获得金融服务上有相对公平的机会，人人都能得到符合自身条件的金融服务。第二，普惠金融是一种创新的金融体系，通过金融创新让全民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自身所需要的金融服务。第三，普惠金融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突破了传统金融完全以利益为导向，为实现共同富裕做出了贡献。普惠金融在业务上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业务涵盖对象广泛，包括了社会所有阶层的人民都可以获得普惠金融服务。第二，普惠金融产品体系齐全，做到针对不同的情况提供相适应的不同普惠金融贷款。第三，普惠金融业务价格相对更合理，人们能获得与自身风险等级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费用。第四，普惠金融业务流程操作简单，绝大部分普惠金融业务通过线上渠道办理，业务流程便捷、快速。无论是从国家政治层面，还是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层面，大力发展普惠金融都是商业银行的必经之路。普惠金融是商业银行实现经营转型的重大方向，是商业银行拓展新客户的重要渠道，是商业银行实现的金融科技创新的主要场所。其发展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获客为中心，从单纯业务线发展转向构建商业场景，从人工风控管理转向智能化、大数据风控，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

（三）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机理

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最紧迫的三大问题是：识别并精准获客难，业务成本高，业务办理后风险大，而金融科技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的这三大难题。第一，金融科技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业务客户信息不对称问题。随着国家数字战略的推进，各大政府机构和相关企业间信息孤岛被打破，银行将有更大机会能实时、低廉、高效地获得客户相关税务、用水用电、司法、报关等信息，从而为普惠金融风险评价和信贷决策提供有力的数字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客户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二，金融科技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业务成本过高的问题。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以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第三方软件等为代表的线上渠道不断普及，客户能更便捷获得金融服务，也降低了商业银行对网点设施、人员等的投入。同时，金融科技能有效提高普惠金融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实现后台系统自动审核、控制，极大降低相关业务的成本，使普惠金融具有经济可持续性。第三，金融科技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风险过高的问题。金融科技实现了普惠金融业务的自动审批，后台程序自动控制，降低了员工道德风险。同时，金融科技实现不同数据自动比对、智能分析、实时监控风险因素，从而实现对业务风险的早发现、早控制。此外，金融科技可以极大扩展普惠金融客户的覆盖面，通过大数定律，从而实现对客户非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从而实现整体业务风险下降。

三、金融科技助力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的途径

（一）场景化线上平台成为普惠金融服务开展的主要方式

场景化线上融资平台可以穿透融资表面，刻画出客户在该场景下的数字画像，从而对融资业务等开展掌握必要的基础信息，相对程度上避免了业务风险以及资金挪用风险等情况。通过构建一个多方融合、信息共享、客户集聚的线上平台，实现对客户识别、业务审核、实时监测的自动化、智能化，从而真正推进普惠金融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如商业银行推出的“云税贷”等产品，利用场景信息为普惠金融服务提供数据支撑。

（二）嵌入线上供应链金融成为普惠金融业务新增长点

“互联网+”的发展模式越来越显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而随之整个相关产业供应链开始形成网络发展，数据链伴随供应链产生，为普惠金融嵌入供应链金融中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中国具有核心性质企业超万家，以核心企业为重点，整理相关数据，便能为超过4000万家相关配套小微企业提供包括“应收应付账款信贷支持”等在内的普惠金融服务。以核心企业为切入点，贯彻整个产业链的产业链金融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便能盘活整体行业金融融资难的困境，实现普惠金融业务发展。

（三）线上线下联动是商业银行推动普惠金融的重要方式

相较于互联网企业，商业银行拥有数以万计的基础网点和数以百万计的一线员工，在发展线上普惠金融业务的同时，可以充分利用线下网点优势进行推广，做到线上线下联动发展，实现1+1大于2的业务效果。例如，建设银行推出的“小微企业快贷”，除了利用线上渠道自然获客拓展外，网点一线员工利用银行大量实体客户积极主动推荐，做到高效、精准、便捷办理，形成良好的互补。

（四）多方数据交叉自动验证成为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

普惠金融业务风险较高，根本原因在于普惠客户规模小、易受外部环境影响、信息不准确等原因，这就对风险控制提出了更快、更新、更准确的要求。通过引入税务、用水用电、人行征信、企业报关、投诉管理等信息，多方数据交叉验证，从而准确刻画出客户数字画像，做到实时、准确、快速掌握风险情况并系统自动处置风险。主要手段有：第一，控制普惠金融信贷审批额度，目前小微企业普惠贷款普遍声称最高额度都在200万，但绝大部分商业银行普惠贷款真实额度在20万左右。第二，引入多方高质量数据源，实现数据交叉验证。第三，引入自动化、智能化管理平台，实现对数据的自动分析和风险的自动实时处置，在最短时间实现风险控制。

四、发展现状与建议

（一）银行业务中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发展现状

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在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第一，各大商业银行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对公、对私普惠金融业务产品体系，涵盖了巨大部分业务门类。第二，线上普惠贷款成为了普惠金融业务的主力产品和重点市场。第三，利用现有客户资源和网络资源，通过线上获客已经成为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主要拓展渠道。第四，金融科技的运用已经明显拓展了普惠金融客户群，并降低了普惠金融业务成本。但是，依然存在问题：第一，现有的商业银行信贷审批制度还难以适应线上普惠金融业务流程发展。第二，虽然普惠金融业务发展，但相对于巨大的业务缺口，普惠金融发展依然不足。第三，金融科技支撑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力度不足，普惠金融发展受制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二）政策与建议

金融范文篇4

关键词：最适金融结构原则民间金融中小金融机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结构为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Stulz(2000)也有近似的表述，认为金融结构是在一个时点上由金融机构、金融技术和规定金融活动的博弈规则共同组成的。通过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增强金融业的功能和市场竞争力，提高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可以分散风险，增强金融发展的稳定性，迅速而顺畅地传导货币政策，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缺乏一个好的金融结构，资本成本可能高到难以使企业家创设企业以及难以使这些企业有效率地投资。

金融结构理论综述

从已有金融结构方面的文献来看，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从比较金融的视角，包括市场主导论、银行主导论、金融服务论和法律论等；第二类是从银行业结构的视角，主要包括银行业竞争和垄断对银行运营效率的影响，存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的两类文献；第三类是关于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性讨论。前面两类的文献已经有比较好的综述（李木祥2004，周业安2005，殷剑锋2006，林毅夫2006），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仅就第三类文献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第三类是就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进行讨论的文献，它们进一步深化了金融结构理论。首先是Stulz的金融结构外生论，他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外在于金融系统或经济系统的力量使然，就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Stulz(2000)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干预和法律管制的结果。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结构都存在着连续发展的过程，但是当某种金融结构无法再容纳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要求时，非连续的结构性改革就出现了，而这种非连续性变化可能就会使反映连续发展的某些指标出现逆转（如de-intermediation使银行资产业务萎缩等）。

其次是RobertC·Merton和ZviBodie（2005）提出的功能和结构金融学理论（functionandstructurefinance），他们认为金融体系内部的特殊制度和组织形式是内生的结果，它们的目的都是把交易摩擦和行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并完成每个经济体都需要的普通的融资功能。模型中特定制度环境的现实因素，是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信息效率进行正确评估，对行为因素和交易成本所导致的资本资产定价上的明显偏离做出合理解释的前提条件。金融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和本土化对所有国家都有意义，这是因为各国在历史、文化、政策和法律基础方面存在系统差异；特别对于正在重塑金融体系的国家来说，他们可以在没有历史包袱的环境中应用最新的金融技术，从而跳跃式地超越现有的最发达的金融体系。

最近国内很多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的资源禀赋结构论和殷剑锋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林毅夫（2006）认为处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中的最优金融结构应当是内生决定于实体经济的特性，金融体系中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与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产业、产品、技术结构和企业的特性相互匹配；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实体经济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变迁，该经济体的最优金融结构也会内生地相应变化。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经济的金融体系，应该以能够为产品、技术相对成熟且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区域性中小银行为核心；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和产品、技术的风险程度提高，金融体系为大企业提供短期融资服务和分散风险的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比重也应该提高。

殷剑锋（2006）的技术阶段性结构论认为不同金融结构在增长绩效上的此消彼长是历次技术革命中伴随创造性毁灭发生、发展直至平息的一个过程。他认为基础技术存在着一个从介绍、扩散到成熟和衰落的周期，在不同阶段，金融结构将有不同的表现。在技术由不为人知到日益成熟的过程中，市场导向结构在新技术的推广和成熟技术的投资上具有比较优势；银行导向结构则在技术的传播和改进阶段具有比较优势。从技术演进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他认为最适合的金融系统应该满足两个标准：首先应该具备齐全的金融功能，具体包括为新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为成熟技术提供融资的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相依相伴的非银行金融中介以及银行；其次应该富于弹性，即能够根据技术的演进和不同技术对金融功能的需要，来适时安排恰当的融资方式。富于弹性的系统应该能够在保证充分竞争性的同时降低金融风险，防止单个金融机构的竞争失败演变为大范围危机。

中小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本文所指中小金融机构，采用林毅夫（2001）和史晋川（2003）的界定。指在非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中，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企业仅仅靠内部积累难以满足全部资金需求，当内部资金不能满足需要时，企业就必须选择外部融资。而资金供求双方面临着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委托—问题。我国的要素禀赋特色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格局，他们不能像高科技企业那样容易借助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而只能借助金融中介进行间接融资。金融中介在事先对资金的使用者进行甄别并通过合同的签定对资金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在事后则对资金使用者进行监督。其中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方面更有优势，Banerjee（1994）提出了两种假说：“长期互动”假说（longterminteractionhypothesis）和“共同监督”假说（peermonitoringhypothesis）对此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解释。李志赟（2002）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发现中小企业的非匀质性（heterogeneity），贷款抵押和交易成本是影响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的三个主要因素；缓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贷款抵押、降低交易成本，都将增加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在将中小金融机构引入模型后，发现引入中小金融机构将使中小企业得到的信贷增加，并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中小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数量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总额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

民间金融包括那些分散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参与主体主要有家庭、风险资本投资者、私人钱庄和其他民间自助机构等。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非正规直接融资是指最终供求者之间直接发生资金融通活动，在国外，其代表形式主要是天使融资；而非正规间接融资是指以非正规金融组织为中介而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之间必须要有较为对称的信息，无需耗费高昂的信息生产成本，同时其交易合同必须能够自我实施，无需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量。这些约束条件使民间金融活动只能局限在具有人缘、地缘关系以及相同价值观的乡土社会的信任系统内部，并存在较强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制裁机制来保证合同的执行。因此民间金融能够满足小企业、村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等被正规金融体系排斥在外的经济个体的金融需求。

可见在寻求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前一部分最优金融结构原则的表述，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金融结构处于改革变化之中，从资源禀赋的特殊性，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金融制度、功能与结构的适应性等角度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发展中国家二元金融现象普遍存在具有长期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民间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

寻找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

金融范文篇5

自由化实质上折射出了原有金融体系弊端。如垄断和低效、不良金融资产的存在以及监管滞后等。问题的实质在于：是维护金融管制和封闭从而使金融体系及其配置资源的低效率得以延续，还是实行金融自由化以提高金融体系及其配置资源的效率)金融构成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为经济发展提供要素投入。金融的低效率必然会造成整个经济的低效而宏观经济的低效和不良必然给金融带来隐患。这些隐患可以因管制而不暴发。却无法消除，而有效的金融服务提供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正是各国纷纷放弃金融管制和封闭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实现金融自由化就必然对原有体制及该体制下形成的定式形成冲击，并将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出来。这就是实行自由化的成本，也是自由化加大金融风险的实质所在。自由化条件下金融机构利润下降、经营风险加大、冒险行为以及原有的不良资产等概莫能外。

自由化必然打破垄断，加剧竞争，原来既得利益者的利润必然下降，这是形成高效金融体系的自然过程和结果。惟其如此，才能促使原来的金融机构加强经营管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金融对外开放、引入外国竞争是要给本国金融机构以压力以提高效率和服务。竞争所引起的利润下降，会使一些金融机构出现亏损甚至破产，也会通过并购或新设立的方式出现新的金融机构。这一现象是通过竞争淘汰低效率金融机构的必然结果。各国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并不是要维持所有金融机构的永远存在。更不是要维护某—金融机构的稳定，而是要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使缺乏偿付能力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也是必要的市场纪律。至于一些金融机构针对利差缩小和利润减少从事冒险活动或不顾风险扩大贷款资产，实属非审慎的金融行为，是金融自由化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风险之，是缺乏充分监管和审慎控制的体现。因此，进行宏观经济改革以便为新机制提供适宜的环境并加强监管对金融自由化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从总体来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反映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不稳定的大部分指标都降低了，尽管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国家已经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实行了自由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美元大幅升值而引起汇率变动有所增加后，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的真正有效汇率已变得更加稳健。与此类似，长期利率和股票价格也变得更加稳定。发展中国家尤其关注的资本流动和外汇储备变动性问题。据世界银行分析，在80-90年代有所降低，平均外汇储备更加稳定。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金融风险并不是自由化本身所造成的。

二、资本流动影响金融稳定

资本流动有多种形式如短期债权、商业贷款、债券、股票、外国长期直接投资等，不同形式的流动对金融稳定具有不同影响，因此，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同时存在。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以及营造什么样的环境来促进资本流动向好的方向发展，即该资本流动的水平能够为经济所吸收，具有平衡的期限结构和工具结构并且不会造成太大的波动。从金融服务贸易政策来看，首先，对不同的服务提供模式进行承诺具有不同的效果。对第三种模式即商业存在进行承诺具有鼓励外国金融机构长期致力于本国市场、改善融资结构和扩大、深化金融市场的效果。相比之下，第一种模式即跨境提供容易趋向于短期借贷和资本流动的动荡。其次，如果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准入而限制其在境内的经营范围，那么就会迫使其将目标转移到国际金融市场。限制外国服务提供者开设分支机构，会使其很难建立起广泛的国内存款基础，从而不得不更倚重于境外资本流入，并导致其集中于金融批发业务，而批发业务与零售业务相比资本的流动性更大，因而更易于引起金融业的动荡。因此。自由化并不必然导致金融的不稳定，特定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政策是制约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效果关键性因素。

从经济环境的质量来说，资本追逐良好的经济环境而动。如果一国经济环境良好加上金融服务贸易政策得当，外国金融机构没有理由不长期致力于该市场，外国资本也不会大量地出现宰一刀就跑的现象。在一些国家如新西兰，金融业大多是在外国人控制之下，但这并没有引起资本的急剧外流。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在严格的资本管制和有限的外国金融机构准入的条件下资本从发展中国家逃离。

这说明金融自由化并不是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决定资本外逃的典型原因恰恰是不当的和非一致性的政策、政治的不稳定性等因素，使国内市场成为没有吸引力的危险投资场所。因此，宏观经济环境是决定资本流动质量和金融稳定的又一关键性因素。

金融范文篇6

关键词：银行监管金融监管金融竞争

1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寻租行为的大量存在产生了金融监管的要求。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的腐败体现为利用资金配置权进行两类寻租行为。一是通过对企业配置信贷资金获得第一类寻租收入。这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现场检查中体现为直接从信贷额度中扣除部分金额作为好处费：二是信贷配置上的定价权收入．这实际上是企业在获得贷款后为了维持长期信贷关系交易而支付的持续性成本。银行的寻租程度取决于改革进程中中央银行和财政对银行的转移支付和内控制度的相对力度比较．企业借款行为是在自筹资金和银行借款问进行的相对成本比较。

金融创新要求加强金融监管。国际上．一般将金融不稳定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危机．特征是储户向金融机构挤提存款．导致银行流动性不足，加上市场大量抛售本币。引起货币大幅度贬值。另一类是金融恶化，特征是高比例的不良贷款以及金融体系的资本充足率过低。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15次金融危机．金融恶化则更为常见。为了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中国建立和形成有效的金融稳定机制，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任务。

从金融系统的中坚力量——银行的特点看．在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业不完全竞争的作用下，银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需要外部监管力量的支撑来维护稳健经营。这种脆弱性体现在贷款客户可能由于信息优势而欺骗银行、存款客户挤兑行为具有传染性．以及银行自身受到利益诱惑并伴随监管力量弱化而产生冒险冲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以至破产，而一家银行破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远远高于其私人成本。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银行业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天生的信息不透明特性．市场各方参与者难以准确判断银行的实际经营情况，无法起到有效监管的作用，因此仅凭市场的外部约束不足以保证银行经营的稳健性。为了避免银行破产对客户造成的损失以及对金融稳定的威胁．有必要引入强有力的外部监管者。

从保险业的情况来看，保险监管体系需要制定和完善预警系统、应急系统以及偿付能力监管系统的战略规划，这些规划是提高监管水平．加强监管力量的重要保障。从证券业来讲，监管当局对券商的监督和约束，是规范券商行为，防止券商违规失信的外部约束机制。

2金融竞争与监管的辩证关系

金融竞争与金融监管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监督管理(简称金融管理或金融监管)制度先于中央银行制度．它是伴随商业银行竞争而产生、发展的。商业银行天然是竞争性的，但放任的逐利竞争必然会危及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和存款人的利益，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的金融监管措施。商业银行发展到相当高度便产生出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遂成为中央银行重要的职能和手段。在近代金融发展过程中，非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为攫取高额利润．总是千方百计设法逃避当时金融法规的管制。谋求竞争优势，而中央银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稳定金融秩序、保障债权人权益、促进经济繁荣，则总是根据金融竞争的不同性质不断修正现有金融法规或制定出新的金融法规进行新的金融监管。金融竞争与金融监管循环往复矛盾斗争直接导致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和金融结构的不断变动．从而推动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可以说．金融竞争与金融监管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乃是近现代金融领域中的一个普遍规律。

3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

3．1我国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

(1)专业银行在吸收存款、发放贷教、设立机构、挤占结算资金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不正当竞争活动：采取发放高比率揽储费(有的高达50％)、协储费、实物奖品及以贷引存等方式拉储蓄存款或利用对单位实权人物发业务联系费、多种形式的请客送礼、放松开户条件等手段争夺单位存款；在贷款方面主要表现为：采取拆借同业、搞假“委托贷款”、利用“存放同业”科目通过房地产信贷部等附属机构以及劳动服务公司等自办经济实体发放贷款等隐蔽方式，问接避开人民银行的规模管理；使用额外收取利息或利润甚至直接突破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等手段，谋取高利，为照顾地方政府关系、单位关系、人情关系，不惜放松贷款条件发放关系贷款．支持炒地皮、炒股票、炒外汇等投机活动：企图为商业银行化捞取资本．不惜血本．巧立名目，千方百计开后门，大肆增设储蓄网点、信用卡代办处之类的附属外设金融机构，有些银行甚至大兴土木建宾馆、办商场等，展开激烈的地盘争夺战。

(2)金融市场各主体竞争活动混乱无章，其突表现有：违章拆借；社会乱集资行为盛行。

(3)各级人民银行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执法犯法的问题。如自办经济实体，参与炒地皮、炒股票等逐利投机活动，更加剧了不正当竞争。

3．2我国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成因

(1)各商业银行桀骜难驯。我国商业银行都是机构遍及全国的庞大垄断组织．长期以来习惯于同人民银行平起平坐，对央行监管心怀不敬。现有商业银行风险约束极差．根本不存在破产倒闭、丧失产权的后顾之优．用不着对自身的竞争行为负责。因此商业银行敢于藐视金融法规，不惜代价哄抬利率．争夺地盘，盲目竞争。

(2)人民银行监管乏力。这一点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证明：一是观念误差；二是人民银行缺乏独立性：三是人民银行特别是基层行权力与责任不相符。

(3)地方政府不合理干预。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时常纵容、鼓励甚至通过所辖地区金融机构从事违反金融法规的活动。有些地方政府还制定了不少存在保护地方利益的金融管理规定．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了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工作。

(4)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我国的金融市场尚处于起始和发展阶段，各种法规尚未健全和完备，利率、汇率机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金融市场主体缺乏健全的金融法规观念，人民银行监管操作尚不熟练，难以防范和制止不正当竞争。

4强化金融监管的建议

4．1加强人民银行自身建设

人行自身的高效与廉洁是搞好金融监管的关键。当前，人民银行应注意如下几点：树立正确的金融监管思想。纠正“各级政府的银行”观念，牢固树立“中央政府的银行”思想。坚持“全国一盘棋”．克服地方主义思想；坚持依法监管、执法必严的原则，克服畏难退缩、息事宁人的无为思想；摆正两大职能的关系．明确坚持“稳定货币为主．兼顾经济增长”的原则。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及时迅速总结各地金融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提出规范管理的建议，使之成为新的金融法规从而为新的金融监管提供依据：力争相对独立的超然地位。在我国暂时不能放弃政府对人民银行控制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界定一些技术性指标以避免政府随意干预人民银行操作。人民银行应彻底放弃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集中全力当好“裁判员”：完善人民银行机构建制。完善内部与社会双向监督制约机制，确保高效廉洁：努力提高金融监管队伍素质。

4．2强化管理，确保银行监管与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协调

(1)包括审慎银行监管在内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对实现金融稳定目标举足轻重。这些金融基础设施除包括审慎的银行监管、运行良好的支付清算系统外，还包括司法制度，会计与审计标准、法人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公事公办”的信贷文化等。而且这些因素间相互联系．共同发挥着作用。因此．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意义重大。

(2)银行监管机构的尽职工作是央行履行金融稳定职责的一个基础。在金融体系中，资产比重最大的银行体系既是重要的金融中介也是支付工具的提供者．单个银行机构倒闭的风险很容易传播而引发系统风险。因此，独立于央行的银行监管机构的尽职工作．无疑是央行赖以履行金融稳定职责的一个重要基础。

(3)银行监管需要注重央行的宏观政策分析。一说到银行监管，一般会将监管者与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相联系。审慎监管的微观层面是为了减少单个银行机构的倒闭．目标在于控制银行机构的具体风险．对存款人提供保护。但它会不可避免的涉及宏观层面(其目标是控制系统风险，避免银行体系崩溃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应成本)。从宏观层面来看，金融不稳定与个别银行机构偶尔倒闭的现象可能是一致的，因为个别银行机构的倒闭在妨碍金融体系的基本中介功能时就影响了金融稳定。

(4)银行监管机构与央行应致力于建立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在负责银行监管的央行中，监管部门与货币政策部门往往是隔离的，部门之间的协调由央行最高层负责，高层官员之间的不同意见在央行内部能悄然得到解决。机构分设后，协调这两种职能之间冲突的普遍做法是在央行和银行监管机制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在此情况下，协调机制的运行成本和效率就决定着分设体制能否有效地协调央行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之间的冲突，也决定着分设体制是否能优于集中制。

4．3规范、整顿、完善金融市场

(1)加强对货币市场的管理，重点加强拆借市场和国债市场的管理。人民银行一方面应强化依法监管，另一方面应尽快批准组建地区性短期融资中心，进而建立全国性短期融资中心．逐步推行拆借有担保制度．增强人民在短期资金融通中的作用，为间接调控创造条件。

金融范文篇7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要求

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在这个基于个人效用和生产力利润最大化的一般均衡中，经济体之间实行物物交换，最终实现市场出清。货币和金融因素仅仅作为一些短期扰动的外生变量被加入到理论中，经济活动与金融活动被完全割裂开，是对经济活动整体图景的片面认识。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了金融经济的核心，将生产活动与货币金融有机结合在一起，全面认识了经济的核心与金融对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1.从商品循环到货币循环。《资本论》中认为从商品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起点即为从简单的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过渡可以用公式“W-G-W'”转化为“G-W-G'”来表示，这里W表示商品，G表示货币。在最初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的目的是通过交换获得其他商品，从而实现社会分工。货币在这里仅仅充当的是交易媒介作用，社会中几乎不存在金融活动，实体经济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行。而到了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生产过程转化为“G-W-G'”，货币代替商品成为了生产的起点。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获得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价值增值。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了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而商品生产仅仅是价值增值的手段。马克思这一富有洞察力的认识，为政治经济学开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将实体经济与金融活动融为一体。在货币循环的经济中，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是融为一体的，其天然的目的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更进一步的说，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起决定性影响，缺少了金融体系，实体经济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可惜的是，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经济学的内在本质，至今依然建立在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单纯实体经济分析中，过于忽视金融体系，这实际上依然是马克思所阐述的“W-G-W'”简单商品经济模型。这样的经济理论根本无法全面理解经济本质，也无法有效认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2.从交易媒介到债务契约。在西方经济学模型中，货币的作用主要是商品的交易媒介，其规模波动仅仅是通过价格水平影响到实体经济，作为名义变量与实体经济的实际变量相分离。但马克思强调的是货币作为债务契约进入经济体系后的表现，这已经超越了交易媒介和财富的贮藏手段的职能。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又进一步产生了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及信用等金融体系。这一转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生产模式，价值和财富被虚拟化，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因此，要充分理解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识到金融活动天然具有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要求。

二、危机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的

西方宏观经济学强调微观主体的偏好和效用，并以同质的人模型为基础，这从体系上很难得出经济体系具有内生不稳定性的结论。从经验来看，西方经济学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是滞后于危机的。根据IMF的统计，总是在具有较大影响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对危机的研究才开始聚焦。且在大部分理论模型中，危机都是来自于市场主体的贪婪、金融监管不到位、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等外生因素。鲜有对危机本质的系统性反思，因此各国的金融监管也只能以金融危机发生的经验事实来制定监管规则，缺少理论依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危机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总会周而复始的发生。1.传统的危机理论强调外生性因素。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危机归因于各种特殊的外生冲击，以李嘉图的归纳为代表，其将危机归因为例如歉收、战争、政府主导的货币减值等。在传统商品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是统一的，供给直接与需求相对应。在这样的经济中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与危机，即使有危机，也是一些短期的外生因素造成的。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危机具有全面的认识。根据《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在经济理论体系中最先系统性论述危机的是《资本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是沿着可能性到现实性的方向展开的。危机的可能性。货币产生并成为社会劳动的代表后，所有交换活动将以货币为媒介，这会带来买和卖的分离、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供给和需求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加大，孕育了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危机的必然性。危机的必然性产生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是价值增值与价值实现矛盾的体现。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价值增值，总是倾向于扩大生产；而生产出的商品又需要实现从商品到货币这一“惊险的一跃”，但由于剩余价值的存在，需求总是不足的。“由生产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绝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不会达到同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一样多的程度。如果达到这种程度，那就不会有什么利润，从而也就不会有使用工人的劳动的动机”。由此，危机的发生由可能性成为了必然性。“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货币由交易媒介转化为债务契约，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加大了金融风险的积聚，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在生产扩大和生产停滞两方面都起到了加速和强化作用。“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在经济扩张阶段，信用通过集中小额资本扩展了私有经济的界限，实现了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在需求上，信用也缩短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通过虚假的需求促进投机活动，从而促进生产的扩大。但这种扩大的生产最终会受到消费的限制，需求不足在所难免，一部分资本难以完成其最终的一跃，经济将走向收缩。而此时的信用也会同时收缩，从而加剧了经济危机。此时“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货币危机也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受到破坏是发生了。

三、马克思之后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危机理论的发展

凯恩斯（1936）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这与马克思的思路是一致的。罗宾逊（1955）认为凯恩斯和马克思都发现了在内生经济体中需求天然小于供给。凯恩斯认为可以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出，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对冲消费需求的不足。费雪（Fisher，1933）提出了债务紧缩理论，他认为当经济衰退发生时，企业会降低投资需求，从而进一步加速资本品价格的下跌。这个过程不断重复，最终形成金融周期的循环。后来的学者对于金融稳定便顺着这一思路从几个方面进行。第一个思路是明斯基（Minsky，1986）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他提出了一个从利息成本与收入角度考量的金融循环模型，根据利息支付占总产出的比例，宏观经济会按照顺序经历投资、投机和庞奇三个阶段，直至产生债务违约。这实际上是凯恩斯与费雪二者的结合体，企业的投资支出与债务存量结合到了一起。这一思路被美国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所继承，他们进一步将其与剑桥学派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增长模型相结合，提出了存流量一致模型（Godley&Lavoie，2007）。这是一个模型建立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之上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也提出了根治这种金融不稳定性的方案———“大政府”和“大银行”，即根植于系统内部的逆周期调控政策。第二个重要思路是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模型（Bernanke&Gertler，1989）。其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经济系统中存在一个从经济周期到企业资产净值再到企业融资成本的传导机制：在上升周期中高资产净值会降低融资成本进而鼓励更多的投资，下降周期则完全相反。因此金融体系对于经济波动产生了放大作用，即金融加速器。这也是将企业资产负债表与投资相联系的思路，只是出发角度略有不同（明斯基从利息总额与收入总额出发，伯南克则从利率的顺周期波动出发）。沿着这一思路，伯南克等（Bernankeetal，1999）进一步加入了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提出了央行有弹性的通胀目标制，认为央行应兼具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第三个方向则是直接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发来讨论金融体系脆弱性。Diamond和Dybvig（1983）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们将信息不对称加入到银行和存款者的行为方程中，由此构建了银行挤兑模型。只要银行资产负债表存在期限错配，挤兑就随时可能发生。这一理论之后的发展主要围绕着具有完全不同风险偏好与违约率的异质性主体在银行不同资产负债表结构上的金融脆弱性（Allen&Gale，2007；Goodhartetal，2006）。同时，IMF更是基于这一思路提出了资产负债表研究方法，金融风险度量以及宏观审慎监管都与这一理论相关，本文也将对这一理论做深入分析。第四个发展是所谓的“金融传染”理论，指的是金融机构之间或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单个金融风险事件发展成为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金融体系中复杂的网络关系既起到了风散风险的作用，同时也会让波动在体系中传播，使系统性金融风险更易发生。在理论框架上，这些模型也建立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之上（Glasserman&Young，2015）。同时这一理论还催生了大量有关金融传染现象的实证研究，如Wang和Liu（2016）观察并度量了这种金融传染现象。第五个研究方向来自金融周期的角度。这一视角以实证为主，即总结各类金融资产的周期性规律，并从这个规律来认识金融稳定性。莱因哈特和罗格夫（2009）通过对大量金融危机历史的数据整理，总结了金融的周期性规律。国际清算银行的许多经济学家，如Borio（2014）、Drehmann等（2012）都对金融周期现象做了大量实证性分析。分析结果的共性是房地产价格和信贷具有周期上的一致性，且这类指标上升的顶点一般会伴随着金融危机，因此尤其强调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国内一些学者也较早就开始关注金融周期与金融稳定性问题，如张晓晶和孙涛（2006）用实证方法度量的中国房地产周期的影响因素，并依此提出提高金融稳定性的政策建议。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加强金融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处理金融体系稳定性问题上，西方经济学是缺乏理论思想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恰恰相反，既有理论体系上的全面论述，也有现实操作的具体指南。1.对危机解释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西方经济学理论文献中不乏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以及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分析，但正如前文所列，几乎所有文献都沿袭了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就事论事的思想。对危机的解释或者是金融资本家的私心，或者是监管体系不完善，或者仅仅是对经济波动的放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认清了这种经济制度的弊端，并给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明确方向。2.对金融机构的放任与管制。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必然能达到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一思想自从提出，虽然迎合了当时资本主义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将资本主义社会解释清楚，并且饱受一些坚持科学态度的经济学家批评。当然，西方经济学家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也在不断强调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并加强监管，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私有属性、监管的协调性不足、乃至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使得监管依然停留在具体指标的修修补补上，而不能从国家和政府的更宏观层次上形成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管制。而这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找到答案。3.监管部门的独立与协调。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特点是独立，这一独立的思想也体现的淋漓尽致，美联储作为货币当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执行货币政策，而金融监管更是有多重的监管机构。仅银行业监管就包括隶属于财政部的货币监理署和储蓄机构监管署，比较独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金融危机后更是成立了更多的金融监管机构，包括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金融研究办公室、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联邦保险办公室等。这些监管机构彼此独立，这虽然有利于加强对监管机构本身的约束性，但协调性极差。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对这种混乱的监管体系提出了批判，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极差。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既然已经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缺陷，在设计货币政策和监管体系中也更重视政策的协调性。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是无法人为割裂开的，协调性重于独立性。4.金融机构的私有制与国有制。西方的金融机构基本都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私有化制度最有可能发挥理性人的创造性，为整体社会创造更多的效用。但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违约，违约本身也是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之一，但违约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债务违约导致的银行流动性收缩，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加速衰退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尤其是在关系到国际民生的重大领域要坚持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制度。5.单独金融体系的监管与整体宏观经济的监管。根据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是分离的，金融监管的重点是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行为。西方经济学建立在一套已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实际生产体系之上，认为是技术、劳动和资本共同作用创造出社会价值，而金融体系只是改变经济中的名义变量，如物价水平、资产价格等，是所谓的"货币幻觉"。这种只重标不重本的理论基础所指导的监管理论根本无法抓住问题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最开始就强调了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的一致性，资本主义的诞生就是以货币转化为资本为标志的。当前中国导致金融不稳定的最大障碍是国企的效率过低。这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任何金融危机事件的积累都是与金融体系未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相伴随的。因此，从更深层次角度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以经济本身为主要出发点，加强国有企业的改革调整，清理僵尸企业，才是加强金融稳定性的最终途径。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莱因哈特，罗格夫．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3]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伊特韦尔，米尔盖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5]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金融范文篇8

1.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从2002年开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现在来看这一过程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平稳地完成了汇率的过渡。现已形成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初步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2.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不断加强

针对不同情形下的经济运行，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工具，货币政策适度、及时、灵活的予以调控。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日趋成熟，监管效率得到进一步强化。

3.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金融业履行对外开放承诺，积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同时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此外，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并购、设立海外分支等方式逐步进军境外金融市场。与之相对应的，合格境外、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继续稳步实施，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双边本币互换项目继续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开始试点实施。

二、两岸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随着十年来两岸关系的不断进步，两岸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现在台湾已是内地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但相比之下，目前两岸间的金融业合作却严重滞后，发展形成了“小金融、大经贸”的不平衡格局。（1）银行业合作。近年来大量台企赴内地进行投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已在台北设立分行，另有招商银行在台北设立办事处，以服务两岸的金融和贸易活动。同时，岛内银行业也积极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截至2013年5月底，共有11家台湾银行分行，其中已开业10家、在建1家，代表处7家。（2）证券业合作。台湾当局自海基会和海协会恢复商谈并达成两项重要的经济协议之后，开始逐步放开内地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允许投资台股、债券、基金等。内地方面同时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开通了“台股直通车”、“陆股直通车”，允许台资企业在内地A股上市等。（3）保险业合作。随着2002年台湾“两岸保险业务往来许可证”的公布以及内地保险业的逐步对外开放，两岸保险业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因内地保险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条件较高，在地区、数量、业务和股权方面还存在限制因素，目前符合条件的仅有台湾的新光人寿、国泰人寿和台湾人寿等三家保险公司。

三、两岸金融合作深化存在的问题

目前两岸金融合作既有政策性的障碍，也与长期以来两岸间缺乏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等客观因素有关。

1.主要障碍来自于台湾方面政策

虽然内地始终坚持“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的经济合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政治上两岸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台湾当局经常将两岸间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认为两岸间CEPA模式的经贸合作制度会“威胁”台湾经济，两岸间的直航会“危及”台湾安全，对于经贸的争端要求提高到“国际层次”进行交谈。台湾当局目前的政策制度依旧无法做到互惠对等，两岸间的金融交流更多的形式是间接单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给两岸经贸关系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2.内地金融法规不完善

目前在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方面并没有专项立法，对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兑换也没有详细的规定。这使得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无法可依，相关合作进程也无法有序进行。此外，两岸间的货币兑换由于立法上的缺失，通汇方面仍要借用美元进行清算，两次的兑换费用高、占用时间也较长，这就使得资金往来更多的是在地下钱庄进行，大大降低了两岸间经济贸易的效率。

3.两岸金融监管合作体制不统一

内地建立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即“一行三会”的体系，而台湾现有的金融体系则是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因此，两岸间还存在着金融合作监管方面的差异，并且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沟通渠道，给两岸的金融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四、关于福建闽南地区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

1.闽南地区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闽南地区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与台湾相似，更重要的是与台湾之间有着语言习俗和地缘邻近的因素。目前内地的投资环境已得到显著改善，作为对台前沿的闽南地区具有先行试点的优势，因此必须着力改善相关投资环境，用贸易投资的发展来带动闽台金融合作，进而扩展到全国范围。例如，福建地区要在建立健全相关金融监管体制、治理金融机构、市场建设等方面加快创新步伐，逐步建立起与台湾地区相匹配的低成本、高效率金融体系，真正在两岸金融合作中先试先行、有所作为。

2.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扩大合作双向开放

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两岸间的交流合作过程中，对台政策不宜一下子在全国展开，要有一个先试先行的阶段。综合比较起来，地点的选择，最适合不过福建地区。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地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闽台经贸关系是两岸经贸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闽台金融合作意义重大。因此，福建作为内地对台的前沿窗口，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政治面、经贸的平台。例如，在实验区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和两岸三地独资或合资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扩大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在实验区内，确定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并逐步开展直接兑换，同时加强实验区的相关金融监管和法规建设。2009年5月，内地在《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关于构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的设想。在两岸金融法规体制障碍短期无法全面解决的情况下，尝试建立能够在区内先行实施相关开放政策的金融合作实验区，是一种模式上的前瞻性创新。这也有利于探寻关于两岸金融合作长久机制的建立。

金融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金融监管；金融安全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加入WTO后，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金融市场开放后，国际金融资本会因政治、经济和市场之变化而在国内外迅速流动，从而冲击着一国的金融体系，潜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近年来，世界上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证明，如果—国在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认识不足或处理不当，就会发生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自身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过早地取消对外国资本流动所实行的汇兑管制，可能导致资本的外逃或外债的增加，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诺贝尔奖得主托宾教授则明确指出，中国应积极参与经济和贸易的全球—体化过程，但不要急于使自己的金融市场同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体化。这就是说，不要在条件不具备时，过早地取消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

在资本项目管理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不强求其成员实行货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我国加入WTO的协议也并末承诺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入世后，我国仍将维持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的体制。这是由于资本流动对—国经济会产生较大影响。在建立完备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机制，以及各项严格的制度之前，过早地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出、流入的限制，国内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左右。放开资项目的管制，前提是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应付国际资本流动、资本价格变动和汇率变动冲击的能力。要做到这些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前我国外汇储备稳步上升、到001年10月底已达2030亿美元。加人们WTO后，利用外资潜力巨大，资本项目对外资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国际收支仍将保持乐观的前景。良好的宏观经济状况和银行间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我国加入WTO后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稳定，而这是加快外汇体制改革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外汇管理部门正在从改进汇兑监管和提高国际收支监测预警能力等方面人手，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最终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是我国外汇管制体制的长远的终极目标，也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最佳次序中的最后一步。

鉴于金融市场的开放，伴随着金融风险的增加，我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首先，要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并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使之系统化和法制化。与WTO重要原则之—的“国民待遇”原则相一致，国外发达国家将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视同仁。这一模式理应成为我国监管机构的最终发展方向，但是由于国内银行与国外资本实力雄厚的大银行相比差距过大，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我国金融业进入自我保护的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的监管需分开进行。在此，人民银行现有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就应成为最高机构，全权负责外资银行监管及相关事宜。另可下设局、处等基层组织，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外资银行进行监管，并直接受各地人民银行领导，独立于地方政府。这一过渡过程及最终制度的稳定和形成都必须以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规体系的完善为基础，以保证外资银行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这是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其主要内容有：一是有关法律法规和达成的协议．对进入中国市场各类金融机构规定的资本金最低限额。据报道，在华设立外资银行最低资本金为200亿美元。二是按照我国有关法律，对外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有关认定，有违规违法记录者不得认定。三是依照我国有关法律、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的认定。

第三，对外资银行业务营运的监管。在监管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到透明度这基本原则。透明度解决的是游戏规则和披露信息的公开化问题。落实透明度原则，要求各类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必须遵循国际标准统一会计准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日本等国的—个重要教训就是金融运行的透明度不高，直到出现支付危机并引致倒闭时监管当局才获知真情况，但这时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在这个问题上，对外资银行业务运行透明度的监管方面必加强外部审计的作用，除采用传统的日常报表分析外，还要求外资银行聘用至少一名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并将其有关材料在权威报告上．予以公开位之受到法律、公众、专业人士等多方监督。

第四，针对当今形势，建立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管理方法。风险性监管是—种预防性的事前监督，在今天银行风险增加的形势下是保证金融机构处于良好营运状态的重要措施。但我国多年来在这一领域内基本是一片空白，缺乏经验，需要洲门探索创造。

金融范文篇10

金融生态系统指的是：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

金融主体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以及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如会计及律师事务所、监管机构。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和传统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2005）。在我国，由于自然禀赋和文化、历史的差别，地区间经济发展和金融生态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和金融的干预。

二、政府干预的经济学解释

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经济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得以建立的重要标志，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学术渊源是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孟德维尔的高消费促进繁荣的预言和霍布森的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学说。因此，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简单来讲，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源于“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一是市场能实现效率问题，而不能实现公平问题；二是市场不能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要；三是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问题。通常认为，当“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有直接的途径和间接的途径。直接的途径有：将“私人部门”国有化，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制定实施特殊方案，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如居民住房）；收购“私人部门”提供的物品，以特定的方式转让给社会公众等；间接的途径有：采取特殊的税收政策，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进行财政补贴，为“私人部门”提供动力等。

三、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活动出现的主要问题

政府（政治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是人类社会的两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推动、控制和影响社会发展的两股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调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正是金融生态所体现的内涵。从金融这个角度来考察，地方政府对当地金融活动的能动作用，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金融活动、实施公共政策和行使行政手段影响甚至控制地方金融活动。但是，由于存在信息失真，决策失误，政策偏颇等因素，政府干预有时会“失灵”。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过程中，金融部门表现出严重的风险，包括违纪、腐败、大量不良资产累积、银行资本金严重缺失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表明，在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在国内统一的经济体中，上述问题表现出很强的地域特征。有关数据显示，如果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相差10倍以上。这深刻地说明，不良资产等金融风险的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干预不当，即出现政府干预失灵。

目前，对地方政府晋升考核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增长指标，通过财政包干制、分税制和投融资体制的逐步改革，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一定的经济活动自主权。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区经济利益的考虑，把追逐金融资源的占有规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视为其首选的政策取向。但是，如果相关措施实施不当，就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和土地政策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民间和外国资本，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二是干预银行系统信贷活动，地方政府的投资要求，通过挤压各类商业银行贷款来实现，造成了当地银行系统的隐形风险。

研究表明，地方投资过热，最终会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极大冲击，并且蕴藏巨大金融风险。据统计，2005年，西部某市学校、医院、公路等政府部门欠银行贷款12亿元，占当地金融机构贷款总数的10％，目前超过20％逾期不能收回，其中公路等部分行业不良贷款率累计超过35％。从银行发放学校、医院、公路、城建等政府机构有关贷款的实际运行情况看，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贷款发放“暗干预”大，大部分贷款为政府协调贷款，对贷款项目缺乏科学评估。

四、地方政府促进金融生态建设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是金融生态的重要主体，是构筑地方和谐金融生态的培育者、建设者，应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行为的关系。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客观上，在工业化加速的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相对较高，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投资方向，促进本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笔者认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应是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都有巨大贡献，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中小民营企业数已占到全部企业的99%。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占全国的60%和40%左右；在流通领域中，中小企业占全国零售网点的90%以上。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工业新增产值中76.7%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食品、造纸和印刷行业产值的70%以上，服装、皮革、文体用品、塑料制品和金属制品行业产值的80%以上，木材和家具行业产值的90%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地区经济的支柱，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在于资金和规模问题。因此，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是地方政府当务之急。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地方政府应重视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由于现代高科技产业具有技术密集性高，投资大、风险高、回报高的特点，传统的金融体系很难直接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已经证明是西方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成功经验。

笔者认为，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政府不直接参与中小民营企业及风险投资企业投融资的具体运作，只是对合格并有一定的资本金的企业提供间接支持，避免经营中的道德风险，并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调控。

第二，重视技术支持。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大，许多创立企业的人员是专业科技人员，对企业管理、财务和发展没有经验，而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管理和财务。因此地方政府应强调通过各种咨询公司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支持，并投入一定的资金。

第三，通过资本市场调动私人资本投入。通过金融资本市场调动银行、保险公司、社会发展部门、私人资本的投资于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产业。这种方式不但使有限的政府资金能够通过政府的信用和高效率的操作，充分调动社会各种资本投入，起到了风险投资的放大效用,而且将风险投资的风险充分分散，也摆脱了具体的操作过程，使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及风险投资事业的效率大大提高。

第四，充分发展典当行的融资功能。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典当通过实物质押或抵押，具有资金周转快捷，无明显信用风险的特点，但如何解决其较高的融资成本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