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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10:30:05

家族范文篇1

Handler(1989)［1］指出家族企业的定义是缺乏共识的，而Littunen(2003)［2］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家族企业研究的迅速开展，不仅反映出诸多学者对家族企业盛行于全球并已成为多国经济支柱达成的共识，还反映出尚缺乏被一致认可的家族企业定义。家族企业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和实践领域(Habbershon、Pistrui，2002)［3］。为了给出一个清晰的、有操作性的家族企业概念，很多人进行了努力(Sharma，2004)［4］。许多学者对家族企业的定义进行描述，试图吸收已有观点的精髓，概括出一个更加明确的家族企业定义，但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能被广泛地接受的定义。当研究者和实践者各取所需地定义家族企业时，人们难以判断在某一特定定义下的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此定义外的家族企业(查•克里斯曼，沙玛，1999)［5］。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学者们定义家族企业的角度是多方面的;二是受隐性知识的影响，许多学者在研究家族企业时候心里已经给了家族企业某种定位。不同的家族企业界定方法会对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政策制定者的思路和政策实施的范围(Westhead、Cowling，1998)［6］，这将不利于家族企业的研究发展。但是，确定一个简练的、可测量的、普遍认同的家族企业定义是一个绝对性的挑战(Astrachan、Shanker，2003)［7］。因此形成一个清晰、明确的家族企业概念是很重要的，这将有助于我们完善现有的知识体系。随着中国家族企业的蓬勃发展，一些家族企业开始走上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为我们明确家族企业的定义提供了良好的时机。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依托CNKI数据库，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家族企业定义的研究，再结合被国内学者所公认的家族企业进行研究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隐性知识对家族企业定义的影响，发现家族企业普遍与家族网络存在关联，进而提出自己对该问题的一些意见。

二、文献综述

Lansberg等(1988)［8］认为要构建一个有效的家族企业研究知识库，要能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必须对家族企业的基本内涵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否则只会给研究带来种种困难。因此，笔者查找了国内外上百篇家族企业的研究文献，将学者们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归纳总结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从企业资本所有权的角度界定家族企业。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9］的定义是:“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台湾学者叶银华［10］根据以前学者的研究，提出以家族持股比率与控制董事席位比率为标准来认定家族企业:(1)家族的持股比率大于临界控制持股比率;(2)家族成员或具二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3)家族成员或具三等亲以内之亲属担任公司董事席位超过公司全部董事席位的一半以上。凡符合(1)与(2)或者(1)与(3)条件者就是家族企业。当一个家族或数个具有紧密联盟关系的家族拥有企业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并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经营权时，这个企业就是家族企业(潘必胜，1998)［11］。企业资本所有权只能证明控制人的存在，这个控制者也许不是政府、也许不是其他法人、也许不是机构持股者，仅仅是个人或个人团队。但如何说明这个个人或个人团队是家族呢?这就导致仅从资本所有权去定义家族企业，不能区分民营与家族。企业资本的所有权是出资人对其资产的占有、使用、转让和收益等一系列权利，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法存在着差异，因此不能用一个量化的标准特别是较高的控股权来统一界定家族企业。

第二，以经营控制权为核心的角度界定家族企业。Drucker(1974［12］)认为家族企业就是家族控制和管理的企业。Bernard(1975)指出所谓的家族企业实际上是由家族成员所控制的。Lans-berg、Perrow和Roglsk(1998)［13］从控制权的角度定义为:“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所有权享有法定的控制权。”金祥荣、余立智(2002)［14］认为，创造家族企业拥有控制权是家族企业最基本、最核心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创业家族是否掌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企业的控制权作为区分“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基本识别标准。Ward(1987)也指出，家族企业的管理控制权必须在同一家族代代相传。这里的控制包括两种: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所谓的直接控制就是家族成员亲自出任企业的领导人，直接控制企业的经营发展;所谓的间接控制就是通过雇佣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充分的向下放权。笔者认为，以经营控制权为核心的角度界定家族企业有不完整之处。目前中国有部分国有企业也是家族化的经营，控制者没有股份。人和企业是一种契约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和人的有限理性，企业的经营者和企业的所有者存在大量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国有企业家族化的实质是国有资产私有化，即以不合法的手段来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以权力实现经济资源廉价或零成本转移。

第三，从家族传承的角度来界定家族企业。I－brahim等人对Quebecor这一家族企业的继承过程进行了案例研究，强调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规模的家族企业实施继承计划的重要性。Donnelly(1964)［15］认为企业至少与家庭的两代成员有紧密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对企业政策以及家庭的利益有共同的影响。Koenig也指出了继承的重要性，并将家族企业的继承计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管理继承、所有权继承和通常被人忽略的意外管理继承。李蕾(2003)［16］将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分为表层传承(即职位传递)、深层传承(即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传递)和核心传递(即事业传递)三种类型。Churchill＆Hatten(1993)［17］认为家族企业的一般理解是年轻的家族成员将要或者已经从年长的家庭成员取得控制权。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将创业家族具有代际传承的意图作为判断是不是家族企业的标准之一(Donnelley，1964)［15］。就目前我国的家族企业来看，笔者认为把家族成员之间的代际传承作为判断我国家族企业的唯一标志有不妥之处。我国的家族企业发展较晚，大部分的家族企业仍然被第一代创始人控制，很多企业没有发生代际传承。

第四，从家族规范与家族意愿的角度界定家族企业。雷丁(1993)［18］将家文化作为界定家族企业的一个重要维度，他认为华人家族企业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产物，所有者的亲属负责经营管理，并有强烈的奉献精神，对立于公正态度的人情至上等。陈凌(1998)［19］认为家族式经济组织是由非正式制度安排所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家族企业往往是一个扩大的家庭，承担一定的经济功能，但它的结构和运行方式与家庭无异。吕政(2001)［20］认为家族企业实际上是企业与家族的统一体，既是一个经济组织，又是一个文化伦理组织。Chua、Chris-man＆Sharma(1999)［21］认为一家公司之所以是家族企业，是因为它的行为有别于其他非家族企业，这种行为源于特定的意图，该意图是指对家族愿景，亦即家族对更加美好的未来的追求。因此，当满足以下条件时企业就被界定为家族企业:对企业进行管理或者控制的意图是为了筹划实现企业愿景;该愿景来源于企业中主导团体;并且可以通过家族代际传承使对家族愿景的追求得以长期持续下去(李善民、王陈佳，2004)［22］。从家族规范与家族意愿的角度定义家族企业的操作性较差，难以准确的界定家族规范与家族意愿。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各种制度逐步完善，其管理规则、组织行为、企业文化氛围基本不再具有家族色彩了。而且从家族规范与家族意愿的角度界定家族企业忽略了家族企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这两个核心。

第五，从泛家族关系的角度界定家族企业。当一个人创办和管理企业时，他所拥有的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此延伸的泛家族关系网络自然成为他获取创业和经营资源的重要的渠道，在家庭生活的社会化阶段中已经习得人际关系技巧也自然成为他整合企业人力资本的重要的手段(储小平，2004)［23］。费孝通(1988)［24］认为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民族性了，但家的架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汉密尔顿(1991)指出，中国的家族企业通过一系列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扩张或收缩的联系而表现出来，企业的界限是由通过社会性的关系使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网络来定义的。华人社会在传统上是比较重视社会关系网络的，而从泛家族关系的角度界定家族企业把企业的界限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性的关系是人们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这种泛家族关系也只是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人际关系这个层次上，忽略了家族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但是它为我们界定家族企业提供了思路———从网络的角度去定义家族企业。

第六，以家族成员的参与管理程度界定家族企业。应该从家族参与和影响企业的程度来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是家族企业(Astrachan，Klein＆Smyrnios，2002)［25］。Handler(1989)［1］指出家族企业是主要运作和继任决策受到在企业中担任管理岗位或董事席位的家庭成员影响的企业。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唐纳利则认为，同一家族至少有两代参与这家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且这两代衔接的结果，使公司的政策和家族的利益与目标又相互影响，且满足以下条件中的某一个或数个条件，即可构成家族企业:(1)家族成员借助他与公司的关系，决定个人一生的事业;(2)家族成员在公司的职务影响他在家族中的地位;(3)家族成员以超出财务的理由，认为有责任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4)即使家族成员正式参与公司的管理，但是他的行为却反射这家公司的信誉;(5)公司与家族的整体价值合而为一;(6)现任或者是前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妻子或儿子位居董事;(7)家族关系在决定经营管理权及权力的继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储小平(2004)［23］认为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程度界定家族企业不一定是判断家族企业的标志。但是这种非主流的意见给了我们启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家族企业的共性———每个家族企业都有几个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家族成员的参与成度所形成的家族网络来定义家族企业。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描述

(一)研究设计

本文之所以要要用文献计量的方法是因为许多学者在进行家族企业研究时候受隐性知识的影响。野中郁次郎认为，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知识，它深深的植根于行为本身，植根于个体所处环境的约束。因此，在学者们研究某个家族企业时候心里已经给了这个企业某种定位，笔者想去了解学者都是哪些角度去研究家族企业的，进而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分析总结，这样可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文献计量法的研究目的是:(1)利用引用分析发现文献的研究价值;(2)利用共引用分析发现现有知识体系的内在关联。引用分析计算出的引用频数是文献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而共引分析的知识体系则可以划分各个知识领域及其关联。因此，本文设计为以下几个步骤:一是选取国内一些比较知名的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二是筛选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剔除没有研究价值的企业，找出大家公认的家族企业;三是仔细分析每一篇文献是从什么角度提到所选取的家族企业，再把原因与前面的家族企业定义的分类相结合。

(二)数据描述

笔者从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查询2007年以前上市的民营企业，共513家企业作为研究的初步样本。然后从CNKI数据库查询从2001年到2010年所发表的核心期刊中提到我们所选取的那513家企业。再选取提到该企业的总篇数大于一定的数目，和被提到企业的文献中涉及到家族企业大于一定的百分比，再剔除一些没有实际研究价值的文献，最后得到研究对象的具体数目的文献。在分别查询了提到该企业文献的总篇数和提到该企业并涉及到家族企业的文献篇数后，进行两者求比，选取被认为是家族企业所占比例大于10%的和被提到篇数大于100的企业作为最终样本进行研究分析，所选取的企业如表1所示。之所以选取这11家企业作为最终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是国内绝大数的学者所公认的家族企业，具有我国家族企业的典型特征，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在确定了最终的研究样本后，作者对上述的11家家族企业进行了重点研究。仔细阅读了从CNKI数据库查询从2001年到2010年所发表的核心期刊中提到所选取的那11家企业并涉及到家族企业的文献，然后仔细挑选了认为所选企业是家族企业的具体文献，剔除了那些没有提到所选企业是家族企业和那些提到家族企业但没有提到所选企业是家族企业的文献，最后得到有用的文献数目结果如表2所示。然后把表2中每篇文献为什么认为所选择研究的企业是家族企业与前面家族企业定义的分类进行了归类，其中有的文献中从不同的角度认为所选企业是家族企业，笔者都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归类，这就造成了为什么有的企业从不同角度定义家族企业的文献数目大于表2的数据。然后分别算出各个企业在某种家族定义下所占的百分比之和，这样做可以通过归纳统计的方法得到国内学者比较多的都是从哪几个方面对我国的家族企业进行定义，因此，能比较全面的得出我国家族企业定义的角度，结果如表3所示。

四、讨论与分析

通过表3可以发现国内大部分学者多从资本所有权去定义家族企业(约占34.62%)。家族持有企业相当大的一部分股份，目前我国第一代家族企业家已进入交班年龄，据中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现有300多万家私营企业，其中90%以上是家族企业，未来的5年到10年是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关键时期，为此也有不少的学者(约占29.49%)是从代继传承的角度去定义我国的家族企业。此外，从经营控制权和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的角度定义家族企业的学者也占据不少的比例(大约占21.8%)。家族控制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只有小部分学者是从家族规范、家族意愿和家族关系的角度去定义我国的家族企业。综上所述再结合前面对家族企业定义分类的分析，进一步考察发现其中存在一个显著的现象，即不是家族单一成员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的拥有，而体现为家族网络中多个成员对企业的涉入。家族企业都是和家族网络有普遍联系的。这里所谓的家族网络其实是由至少两个家族成员所组成的一种网络结构，家族通过这种网络结构拥有和控制家族企业。事实上，我们的熟悉的如新和成董事长胡伯藩兄弟间接持股69.09%;传化股份徐传化父子持股52.5%;中捷股份董事长蔡开坚及其妻女直接和间接持股53.7%;杨启昭任广东榕泰实业的董事长，女婿为总经理;刘汉和刘沧龙兄弟的汉龙集团，都涉及到至少两个家族成员。从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和从家族传承的角度去定义家族企业都涉及到至少两个家族成员，因此，他们可以看作是一种家族网络关系，根据表3可知从这两个角度去定义我国家族企业的学者至少占了四成。剩下的是从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去证明家族网络的存在性，其中资本所有权分为家族网络控制和家族某个成员控制;经营控制权分为家族成员通过家族网络控制和某个家族成员独自控制企业。笔者再对那11家家族企业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分别求出了在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的前提是家族网络所有和某个家族成员所有的百分比，结果如表4所示。因此，结合表3与表4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绝大多数的学者其实都是从家族网络关系去定义我国的家族企业的。那么用何种定义来进行界定家族企业呢?笔者认为要定义家族至少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一是我国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资本所有权都归家族所有，家族控制企业大部分的股权;二是我国家族企业发展历史比较短，大多没有完成第一次代际传承，只有一小部分完成了传承，但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三是我国的家族企业家族成员都参与企业的管理，控制家族企业的实际运作。以上三点都和家族网络有关系，而从家族规范的角度定义家族企业的操作性较差，从家族意愿与泛家族关系去定义家族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缺点与不足。笔者建议从以上三个因素去定义家族企业，因为它们更具有概括性、广泛性为广大的学者所接受。所以，笔者认为，家族企业可以定义为:家族企业是嵌入于家族网络中的企业。企业股权结构被家族网络所掌控，企业经营管理层级结构反映了家族网络关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的传承发生在家族网络之内。

家族范文篇2

变革村落家族文化是改造农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村落家族文化的重视并非偶然。村落家族文化是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范围的家族关系及由此发生的体制、行为、观念和心态，它是中国乡村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乡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基本特点决定了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含义。近代以来许多中国社会的变革者或变革的理论设计者，都深感家族文化掣肘力量的强大，提出种种设想与方案。出身农民家庭，童年和少年在乡村度过，耳濡目染家族文化。参加革命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亲身参加农民运动实践，长期在农村领导民主革命斗争，深入调查研究农村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观察和分析纷繁复杂的农村社会现象，因而对村落家族文化的现象与本质有较深刻的认识。

一是家庭组织的普遍性。以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组织，是传统家族文化的外在构造。旧中国乡村家族组织星罗棋布，构成社会主体的外观形态。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曾经指出：湘赣边界“无论那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对家族组织结构也比较清楚。“家族政治组织是祠堂。祠堂除族长外，还有刑长、传长。”他在广州主办农讲所时，还把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况作为学员社会调查的题目。散布于四荒八野的家族组织本身构成一种环环相扣的系统，其严密性超过不少社会系统，因而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时指出，中国社会存在三种权力支配系统：由国、省、县、乡的政权构成的“国家系统”；由宗祠、支祠及家长的族权构成的“家庭系统”；由阎罗天子、城隍庙以至土地菩萨及玉皇大帝和各种神怪的神权构成的“鬼神系统”。使用“家庭系统”这一概念，并给予“家族系统”与“国家系统”和“鬼神系统”差不多同等位置，足见他认为“家族系统”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二是族权压迫的严重性。这是人们颇为熟悉的一段话：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支配外，还受男子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对“家族系统”的高度重视，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认为“家族系统”与封建压迫结下了不解之缘。以族长为代表的族权，“借了祠堂公会，欺压各姓贫民”。族员唯他们之命是从，不能违反，否则他们就可以借祖宗的名义随意进行处罚。少年时代在韶山时对此就有较丰富的感性认识。1926年他在《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族长和刑长等家族势力往往利用族规族训这些“被神圣化了的传统”压迫族员。“他们对农民常以破坏族规的罪名动以酷刑。祠堂对同族人很不平等，贫苦农民，妇女不能进入祠堂。”次年，他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再次列举了族权压迫严重的种种具体表现。他把族权形象地称为“四大绳索”之一，正因为这条绳索严重地捆住了农民的手脚。

三是族权与政权的交融性。“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统治的方法，一是家法，二是王法。家法是地主阶级的家族政治制度。……地主阶级垄断了祠堂，也独占了国家。”在看来，旧中国的族权压迫与政权压迫联系紧密。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族权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辅助力量。村落家族存在着地主和农民两个对立阶级。家族中的地主豪绅不仅把持了乡政，而且垄断了族政。家族组织大多被本族的地主豪绅所控制，族长多系族中的地主豪绅。把持族政的地主豪绅与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成为国内统治阶级与国外帝国主义统治的坚实基础。

四是大量族田的剥削性。旧中国村落家族普遍设有公堂土地，所占土地比例各地家族差异颇大。1930年对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圩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形进行调查，家族公堂约占当地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十。同年，他在寻乌调查时发现祠堂土地所占比例比兴国更高。“寻乌公田多，成了各区普遍现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认为，这些公堂土地名义上是全族共有，实际为地主富农劣绅所公有。他们“把持公堂，从中剥削”。“公堂亦大部分是剥削主义。”贫苦族员使用族田交纳田租，向公堂借贷交纳利息。一方面是一个能将公共世袭财产变为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毫无地位甚至最后都无权过问那些行使权力者的所作所为的佃农阶级。所以，“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正因族田历来不易被分掉，加上有助于扩大原有地产每年租金的积累，大量族田便为族权压迫提供了最稳固的物质基础。

五是小农经营的封建性。村落家族中各姓祠堂的土地及地主阶级占有的大量土地，主要是分散租给小农家庭经营。这种以封建所有制为基础、以农户为单位，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的小农经济，生产手段落后，劳动剩余率很低。一个村落，一个家族，一个家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世代相传，聚族而居。在看来这种基本上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自然经济，不仅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而且也是包括族权统治在内的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它浇注了村落家族共同体的权威基础，因为家族共同体的成员要依靠共同体继续生存，这形成了家族共同体的某种聚合力，使血缘家族和宗法关系得以稳定，使家族制度得以存在和延续。因此，明确指出：“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如此)的基础。”

六是“家族主义”的危害性。村落家族的族员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属性的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血缘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心理情感，有力地掩盖了家族内部的不平等关系。把血缘关系的伦理规范用于其它社会关系中，也最能掩饰这些社会关系的不公正性。所以，家族中拥有特权身份的等级，都必须本能地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特权。旧中国乡村社会中宗法制的长期延续，宗法家族观念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心理。被压迫者也易于接受血缘关系的伦理规范。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就注意到作为“中间阶级”的小地主和富农，往往利用“家族主义”蒙蔽威胁农民，阻止他们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以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家，延长分田时间。”在中央苏区，再次提出要注意“姓氏主义”的危害性。“一村之内，容易被地主富农以姓氏主义蒙蔽群众，不去彻底平田，彻底打土豪，这个意见可以注意。”

七是观念形态的狭隘性。在看来，从农民方面来说，村落家族的经济形态滋育的小农经济所特有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也限制了他们的政治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针对村落家族社区格局产生的“地方主义”对根据地党的建设造成的阻碍，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根据地的“社会组织普遍地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个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的。”村落家族共同体生活在相对集中的一块土地上，几百年不变，这种稳定性与封闭性造成了农民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心态的保守性，思想、眼界的狭隘性。“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农民的头脑被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变得保守和狭隘。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已充分认识到村落家族文化与农村的改造、农民的解放关系甚大，由此出发，判定了变革的必要性。

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多重夹击是变革村落家族文化的实践选择

村落家族文化作为一种体制与文化的凝结，在看来，既不能在现存制度下通过改良主义方法得以改造，也不能孤立地进行变革，必须与社会总体的变革联系起来，在社会总体进行革命性变革的进程中，对其结构作根本性变革。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坚定不移地以新的理想和新的意识形态，冲击这一中国传统而又牢固的社会形式。

一是推翻族长族权的统治。1926年至1927年，以两湖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把家族制度和族权当作主要打击目标之一。曾以热烈的语言赞颂湖南农民打击族权的斗争：“农会势盛的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欺压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妇女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家族势力昔日的威风扫地。这一进程后来虽没有保存下来，经过一段时间轰轰烈烈的变革之后，族权再度恢复。但是，湖南农民曾经造就的局面，正是的理想所在。在随后的革命进程中，他在把矛头对准农村封建政权的同时，也无情地对准族权。土地革命中，相当数量的劣迹昭著的族长、房长、族款经管人被当作恶霸势力镇压了，其余的家族势力也受到严厉打击，祠堂被改作他用，族谱被焚烧，家族活动被禁止，族长族权的统治被推翻。

二是建立超家族的乡村政权和政治组织。建立新型的乡村政权，把家族成员组织在超家族的政治组织之中，是与推翻封建政权和族权相对应的。农会、党支部、团支部、民兵营，贯彻的都是超家族体制的组织原则，不以血缘地位为依据，而以社会地位为依据。合作化运动虽然外观主要地具有经济性质，实际上也是乡村的政治重建。把村民组织在跨家族的组织，而不是分散的个体或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集团，本身意味着一种新型的超家族的权威开始形成。强调合作社要注意经济以外的各项工作，也是意在发挥其行政性功能。“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组织原则表明，这种超家族组织既是行政组织，且超出合作社组织结构，把家族成员纳入到更大的行政范畴中，也进一步限制了血缘关系作秩序依据的作用。在世时，公社的基本体制一直保存下来，在乡村成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层组织。社会政治体制坚定地渗入家族共同体，并同国家权力相衔接，有着强有力的后盾，成为乡村生活中不可替代的权威。

三是废除家族祠堂土地所有制。在20年代即明确提出，农民要完全推翻族权，还有待于经济斗争的全部胜利。因此，党在领导农民彻底推翻地主政权后，应“随即开展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它经济问题。”土地问题的焦点就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废除家族祠堂土地所有制，铲除家族制度的物质基础。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亲手制定的几个作为土地革命依据的“土地法”，都把没收祠堂族田作为主要条款。如1931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法草案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都规定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必须无条件交给农民。1947年至1952年全国范围的，其根据是中共中央1947年10月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两个文件都明确规定，在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废除家族祠堂土地所有制，没收族田族产，同没收的地主土地一起，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经过，以“公田”形式出现的族田被消灭。

四是建立超家族的集体经济组织。在看来，要进一步消解密切家族血缘间联系的动力，打破“家族主义”和农民本位主义思想根源的乡土观念，必须改变传统的家庭经营方式。1944年就提出：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要把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有当地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合作化和化虽然各自出于多种考虑，但核心精神是一致的：发展一种性质不同于村落家族的生产组织，实行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的原则，取消家庭劳动方式。统一经营的原则本身决定必须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合理配置建构组织，因而是超出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的。从初级社到是一个组织规模不断扩张，“统”的范围越来越大，集中程度越来越高的进程。规模愈大，“统”得愈多，功能愈齐全，对家庭和家族的生产功能以至生活功能的削弱就愈厉害。对“一大二公”的高度赞赏，对公社初期集体生活模式的肯定，1958年甚至有过废除家庭的思想，也清楚地折射出弱化家庭职能的意向。公社“生活集体化”现象被纠正之后，逐渐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统一经营、集中劳动的原则并没有改变。不允许“包产到户”，而“包产到户”势必强化家庭功能和家族意识。

五是用阶级关系取代血缘关系作秩序依据。村落家族中血缘关系的复杂性模糊了阶级意识。认为应通过阶级的划分，造成“村子里的阶级分化”，使农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益”，引导他们起来进行阶级斗争，促进阶级意识形成和上升。民主革命时期，对农村阶级状况作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按经济地位划分农村阶级的具体标准。这种划分方法比血缘关系划分方法界线分明。按血缘关系，不同血缘的人只能属于不同群体。阶级划分方法则从观念形态上超越了血缘关系，不再依据人们在血缘关系中的地位划分每个人的身份。不同血缘的人可能被划分在同一阶级内，相同血缘的人可能被划在不同阶级内。阶级划分确定了一种新的秩序关系的依据。一再强调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树立贫农在乡村的领导地位，也是以阶级地位作秩序依据的表现。注重阶级观点教育，目的也是强化农民的阶级意识，促使其认识到天下农民是一家，宗族亲不如阶级亲，同宗同姓是分成阶级的，并非真正一家人。阶级意识的上升则意味着家族意识的削弱。

六是建立超家族体制的新文化体系。认为，变革村落家族文化的观念形态，从意识形态角度，除灌输阶级意识外，还应努力传播新社会的其它新文化观念。尽管社会发展本身会促成这些观念的传播，但仅仅依靠这一自然过程是不够的，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这个过程。不懈努力，建立一套体现新社会原则的文化观念，这套观念与村落家族文化的观念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不仅致力于建立新文化，而且致力于传播新文化。新文化观念的有效传播，有赖于文化教育。把发展乡村文化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他提出合作社要有文化规划，要兴办各类学校，要大抓扫盲，要发展乡村广播网，要开展文化娱乐等。文化教育也是超家族的。这种超越是无形的、难以阻挡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有力量的超越，它把村落家族卷到社会的整个进化进程中来。新文化体系的建立，新文化不断向乡村地区渗透，便是不断用新文化、新价值取代村落家族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过程。

可见，围绕村落家族文化变革，的实践内容颇为丰富，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构成一个多层面的系统。基本思路也很明确：破坏旧体制旧文化的同时努力建立新体制新文化。这也是人们熟悉的“破”与“立”的辩证观在这里的具体运用。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是变革村落家族文化的重要启示

传统的村落家族文化必须变革，这是没有疑义的。提出的不少主张，也应充分肯定。首先，家族制度使自然的人伦关系变成压迫与被压迫关系，这种由血缘秩序获得的族权压迫又与政权压迫紧密关联。用政治革命破坏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是正确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必须先进行政治革命，而不可能等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导致的社会变革。同时，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村要想真正实现这一变化，就不能是分散的个体或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集团，而必须有一个高度整合的社会调控系统。其次，如果说村落家族历来与一定的土地制度结合在一起，血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渗进土地关系，那么，改变现存的土地关系，也是改变村落家族旧的秩序关系，用新的秩序取而代之的必要前提。而且，要进一步促进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必须突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格局。最后，村落家族文化的观念系统中一些基本成分，往往不利于新社会体制的建立和运转，不利于社会法律规范的贯彻，最终不利于社会的现代化。坚持不懈地以各种手段促进新文化观念的传播，无疑也是必要的。

实践效果不可否认。在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消灭了地主阶级，打倒了族长，村落家族文化失去了最主要的政治基础；土地制度改革，族田族产被没收，村落家族文化失去了物质基础；社会制度根本转变，受统治的族员获得了政治权力，成为削弱旧式家族活动的组织基础；社会体制在乡村居于主导地位，行政支配的手段大大增加，削弱了村落家族存在的社会基础；超家族的集体经济组织取代了对土地基本生产资料的管理权，统一经营与集中劳动的方式使家庭综合功能弱化，亲属和家族意识得以削弱；新文化观念以超家族的形式不断传播，村落家族逐渐接受社会的主导价值和新文化，成为动摇家族秩序的重要条件。所有这些，构成对村落家族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使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但是，的理论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较大的缺陷，突出表现在如何突破自然经济格局促进村落家族文化消除这一关键问题上，未能找到有效的途径。应该说，也看到，村落家族文化的变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一部分，经济发展是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他曾经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如何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转型?完成后，基本思路仍然是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具体办法就是集体化。以统一经营、集中劳动为基本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是他择定的理想模式。这一模式的优越性，在他看来，不仅有如前所述的可以造成对村落家族文化的种种直接冲击，更主要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获得迅速解放。于是，变革的途径首先不在于生产力，不是一个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再组织的进程，而是表现为一连串所有制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由于模式的单一化，且在推进过程中的过急过粗过快，更由于模式本身存在诸多与生产力性质不相适应的问题，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反而在公社化初期一度遭遇严重挫折。

生产力未能迅速发展，家族活动和家族意识的抑制缺乏根本的动力，不能不更多地依赖行政措施。随着“左”的思想的发展，愈来愈倾向于高强度的政治斗争手段。1963年5月，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农村“社教”，列出阶级斗争严重的九条表现，其中第三条即：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叮嘱下，某些农村出现的家族活动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加以严厉打击。及至“”，则把村落家族文化的改造等同于政治运动。“”爆发时，《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反映了的这个思想。“无产阶级，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彻底批判。”据此，村落家族文化自然被归入“横扫”之列，进行无情的大批判、大扫除，把与家族文化有联系的有形物的残余扫荡殆尽，不仅家族活动，甚至家族内祖先崇拜的祭祀都成为改造目标。

然而，主要依靠政治变革和文化变革，依靠所有制变革和生产关系变革，其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有限的，更多的只能是改变村落家族文化的外观形态，而不是消解其内在机制，终究难以形成深刻的巩固的变革。合作化建立了超家族的新组织，村落家族的内在联系不过是被人为地切断，实际上依然存在。社区生活的固定性又潜在地成为培育血亲关系的基地。的组织更新同样没有有效地改变村落家族文化的其它特性。公社也没有改变人们的居住方式，一定的群体仍在一定范围内延续后代，村落家族的内在逻辑依然存在。“”各种“左”的措施暴风骤雨般地震撼了村落家族文化，但这种震撼是强制性的，实际也是相当表面的，村落家族的内在血缘秩序并没有消解，血亲关系仍然在悄悄地联结，一旦条件允许，将会再度显现出来。“”之后村落家族文化的复兴就是证明。

家族范文篇3

1BCL-2蛋白家族

BCL-2蛋白家族分为三个亚族，原生存亚族（Pro-suvivalsubfamily）即BCL-2亚族成员有BCL-2,BCL-CL,KS-BCL-2,BCL-W,MCL-1,BHRF1,NR-B,ORF16,LMW5-HL,AL,FIB-19K,及CED-9;两个原凋亡家族（Proapoptotrcsubfamily）是BaxandBH3亚族。Bax,bak,bid及egl-1属bh3亚族【1】。其中15种蛋白为哺乳动物（主要是人）所有，nr-3为鸡所有，线虫c.elegans中的蛋白有ced-9及egl-1,病毒蛋白有LMW5-HL,BHRF1,ORF-16,KS-BCL-2和EIB-19K,BCL-2家族在细胞凋亡过程中起到调节者的作用。

1.1细胞周期

细胞增殖可以启动PCD，在一定条件下，bax能加速细胞周期进程。而BCL对凋亡的阻遏抑制细胞增殖受阻碍的细胞也难以再进入细胞周期的淋巴细胞中，BCL-2造成的生长抑至与阻碍转录因子NFZF(NucleaarFactorAssocciateTranscription)激活相关，另外对FAS信号途径的干扰会抑至细胞。增殖其中对FADD功能的干扰会破坏依赖生长抑至蛋白P53的细胞增殖。BCL-2家族成员对细胞增殖的作用机理目前尚不清楚【2】。

1.2BCL-2结构蛋白

BCL-2或BCL-XL的结合蛋白也参与PCD的调控包括RAF-1朊病毒蛋白PR1,NIP-1,NIP-2,NIP-3等一些未知功能蛋白，而BAX不与这些蛋白结合，这是抑制或诱导死亡的家族成员之间的重要区别。

BCL-2能引起依赖Ca2＋的calkineurin从胞质至细胞内膜的重新分配并阻止其与磷酸化的转录因子，NF-AT或其他底物相互作用，而nf－at为某些类型细胞的增殖所必需【3】目前尚不清楚calkineurin的作用机理，但有可能与BCL-2抑至的细胞增殖及NFAF移位至核内有关，BCL-2还可能刺激RAF-1移至线粒体膜，并与BAG-1合作在此处激活RAF-1活化的RAF-1诱导原凋亡蛋白BAD磷酸化通过BAD与BCL-2或BCL-XL的二聚化消除，细胞保护功能从而诱发PCD。另外，CED-4，calkineurin，BAG-1,RAF-1及bcl－2能与P53－BP2结合，因此诠释了BCL-2的过量表达对P53从胞质运输至核内的干扰【4】

1．3非依赖Caspsse的细胞死亡

大部分bcl－2家族蛋白的BH3配体区，可以相互作用，该结构域的缺失对消除这种作用，并延长PCD。有趣的是，在嗜糖啤酒酵母(Saccharmycescerevisiae)和粟酒裂殖酵母(Schicosceccharomycespombe)细胞中，缺少BCL-2类蛋白，CED-4及Caspase但也能被Bax和Bak杀死。这提供了一种早于Caspase作用的死亡形式。甚至当Caspase抑制子存在时，Bax类蛋白的过表达或二聚化也能引起哺乳动物的细胞凋亡[5.].因此认为Bax及同类蛋白的离子通道活性可能介导非依赖Caspase的死亡，但其机制尚未知。

2Caspase家族与细胞凋亡调控

1993年yuan等发现哺乳动物中的ICE与线虫促使细胞凋亡的ces-3蛋白有很高的同源性，引起人们对这类蛋白酶对细胞凋亡作用的研究[6]。ICE属于切割位点在ASP的半胱氨酸蛋白酶类，现命名为Casp.Caspase家族广泛存在于人体的各个组织当中，但是各个成员分布与表达都有其特异性。例如，Casp-1在子宫和胎盘中几乎不表达，而Casp-4有较高的表达水平。脑中有大量的Caspa-3，少量的Casp-7存在[7]其他成员则难以测出。Caspase家族各成员常存在于同一细胞的细胞质当中，有很少一部分存在于细胞和当中，其具体作用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Caspase作用的底物可归为三类：（1）的酶原，例如procase-1,-3,-8,-10等；（2）凋亡时所必需的致失活蛋白，如，PARF,U1-TOK,DDNA-PK,D4-GDI,Pkb,胞时蛋白，肌动蛋白，核纤层蛋白等；（3）凋亡时所需的激活蛋白，如pkcδPKCQ,MEKK1,PITSLRE,SREBP-1,-2DEF等这些底物多数存在于细胞核内，少数在细胞浆内。

2.1凋亡阶段性

Caspase使细胞凋亡过程的主要执行者，大量事实证明，哺乳动物中最主要的凋亡效应因子是Caspase[7]细胞凋亡时一个有启动子，各种效应因子和抑制因子参与的复杂的蛋白酶级联反应过程，传统上将细胞凋亡蛋白酶级联过程分成信号引发，调控执行，及结构改变三个阶段。

2.2信号引发途径

在信号引发阶段，最合理的机制是cd-95(Fas/Apo-1)受体传导途径，死亡受体（Fas,TNFR-2,DR3和TRAI受体）接受胞外的凋亡刺激于同原配基结合产生异位表达，在胞内受体上的死亡域于结合器分子FADD相应，区域相互作用，进而，与死亡蛋白酶FLICE或Caspase-8酶原形成复合体。其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使Caspase-8自身活化，从而启动凋亡的执行。另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机制，基因毒性损伤，生长因子消失，糖皮质激素刺激以及辐射高低温等各种不利因素，经过BCL-2家组成员的调控将信息传达到效应Caspase，但具体此诱发因素怎样传导到BCL-2家组成员尚不清楚[8]

2.3细胞凋亡调控执行阶段蛋白酶及联反应机制

在细胞凋亡调控执行中心阶段，线虫细胞死亡途径中的三个主要成分及其作用机制及比较明了。Ced-9和作为pro-ced-3(线虫的Caspase)特异性伴侣的ced-4共同稳定和调节ced-3的活性。当接受到死亡信息时，ced-9/4/3复合物种ced-9游离对ATP水解的阻扼解除，ced-3获能并通过ced-4发生重组而活化，在一系列关于Caspase-3活化的生化研究中发现，一些Caspase的活化机制与线虫ced-3相同。细胞色素C能激活Caspase，活性Caspase也能促进细胞色素C从线粒体释放，提示线粒体上存在Caspase底物。该底物的降解又加速细胞色素C的释放。线粒体可能作为凋亡放大器形成细胞色素C释放或Caspase活化都将启动死亡环，最终导致大规模的Caspase活化，Caspase及联反应及凋亡发生[9-11]

家族范文篇4

“境”与“锦”同音。明清时，此间多有官办或民办的纺织缎锦作坊，以之名坊巷，这些作坊遗址名称至今仍留在民间。如福州市鼓楼区八一七北路东侧有织缎巷、南营，织缎巷附近还有锦巷。因方言辗转演变之故，“通贤境巷”由后来的“境巷”变成现在的“锦巷”。即今鼓楼区八一七北路东侧的七星君境至锦巷、小锦巷这一地段。过去，这一带商店林立，十分繁荣，故锦巷还曾名繁荣巷。通贤龚氏家族前后共经历二十世，从明初至清末历时五百多年。四世龚福以读书成为明正统丁卯科举人，官至翰林院检讨，是通贤龚氏家族第一个有功名的人。此后，龚氏代代为官。如:七世龚用卿中明嘉靖五年丙戌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左春坊、左谕德、翰林院侍读直经筵，预修《明伦大典》、《明会典》，尝出使朝鲜;再有入选《清史稿•列传》受赠“四世循吏”的十二世两淮盐运使容溪公龚其裕，十三世江西饶九南道澹严公龚嵘，十四世云南镇南州知州厚斋公龚一发，十五世甘肃兰州府知府龚景瀚，及十九世湖南布政使龚易图。《福州人名志》共收录十四位龚姓名人，其中有十位出自通贤龚氏一族。《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耆旧广录二•事功下”记述通贤龚氏八人。《清代古代刻书》中介绍了通贤龚氏从龚式谷到龚易图四代人的刻书情况。另纪果庵《清史世家略记》一文将通贤龚氏十二世龚其裕至十六世龚丰谷列为世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像通贤龚氏，从明朝到清朝末年，乃至近代，延续五百多年的兴盛实为罕见。这其中靠的是龚氏“孝友忠厚相传”的家风，和子孙恪守修谱、刻书、藏书的传统家学，注重家藏，诗文传家的强烈意识。然而也因时间跨度大，家族成员的许多资料散见于各典籍方志记载中，对龚氏家族的研究亦仅限于个别代表性人物的零星研究，笔者结合时代的发展，考量家族内部的变化，将龚氏家族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评述:

一、通贤龚氏前期代表人物:龚用卿

龚用卿(1500－1563)，第七世，字鸣治，号云冈。明嘉靖五年丙戌科状元。由翰林编修，进左春坊左谕德，预修《明伦大典》、《明会典》。尝出使朝鲜。升国子监祭酒，整顿学生懒散的习惯，学风为之一变。由于体弱多病辞官归家，卒年64。著有《云岗选稿》、《使朝鲜录》、《玉堂稿山居集》。《全明词补编》收其词26首。龚用卿是通贤龚氏家族第一个有功名，并有文集传世的人物，所以他在整个龚氏家族有着独特的地位。龚用卿为后人关注较多的是他作为正使出使朝鲜所写的《使朝鲜录》。《续四库提要三种》介绍《使朝鲜录一卷》乃“录之以见国之在乎自强”［3］。《使朝鲜录》是明代较早的一部记载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使臣记录文献。该书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明代中期中国使臣出使李氏朝鲜的各种礼仪，记录了明朝到朝鲜半岛之间陆路交通经过的重要馆驿地点，收入了与朝鲜官员、文人的唱和诗作，是了解研究明代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第一手资料。龚用卿作为晚明状元，其生平被各种探讨状元的书籍所收录，如卢美松主编的《福建历代状元》中说:“龚用卿精举子业，有文才，诗文典赡有法，不尚浮靡;书法亦遒劲。”［4］《中国历代状元诗》收录其9首诗，评其“精通八股文，作古文诗稿，从不崇尚浮靡”［5］等等。龚用卿有词26首，多为赠答题咏之作。诗存567首，诸体兼备。七律清朗，艺术成就稍佳，如《山陵道中》:役旅风光未忍论，萧条茅屋数家存。荒城返照山当路，古渡横云树拥村。远寺疏钟风外度，遥空归鸟雾中昏。一杯浊酒堪乘兴，落叶残灯半掩门。这是诗人行役途中所看到的充满黯淡凄清色彩的景物，对此加以渲染，反映了诗人孤寂的心境。寄情于景，意境清冷。总体上看用卿诗歌受台阁体影响较深，内容多为酬酢赠答和写景咏怀，极少反映社会现实，典赡不精，佳作不多。文165篇，义理相承，精理明辨。其中序77篇占近一半。赠别序，或借众人对“伸”与“屈”的不同评价，来引发作者对赠别人“大臣之望”、“大臣之器”、“大臣之体”、“大臣之量”、“大臣之道”的激赏(《赠大参玉泉王公荣升右方伯序》);或阐述教之本、教之道;或讨论事君与事父关系，实际上多是发挥自己人生见解的议论文，只在篇末点出对行者的劝勉、送别之意。《辽东志序》论述了志书的性质，认为“志，纪也，纪其事以为鉴，史之流也”。同时，他还论述了志书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作用，以及志书在保存地方文献上的重要意义。另有部分寿序，亦好发议论。其中所体现的，全是儒家的正统观念，思想纯正，立意正大，充满正气。读后让人想见其世功和品德。用卿文形式较为刻板。嘉靖朝八股文盛行，八股文极端刻板的程式化格式也影响到士人的思维模式。其文排比声调，机法圆熟，无不中规，显然受到苛严的八股比偶体式的影响。在八股文的影响下，龚用卿的文议论较多，缺乏生气，充满道学气味。

二、通贤龚氏家族中期代表人物:龚一发龚景瀚

龚一发(1715－1773)，第十四世，字天磻，号厚斋。乾隆庚午科顺天举人，分别在河南宜阳、密县、林县、高阳县等地当县令，所到之处引泉溉田、法制豪强、修葺桥梁、创建书院、整治蝗灾等，颇有政声，官至云南镇南州知州，祀河南虞城县名宦祠。著有《梅石山房诗钞》、《迟阴堂诗存》、《厚斋日记》、《厚斋尺牍》，存于福建省图书馆。一发“为人忼爽喜自负，英气凌人。其为文纵横驰骋，极所欲言。遇虞城饥荒，作《常家洼》、《老人行》诸篇。读者谓元次山之《舂陵行》、郑监门之《流民图》，不是过也”［6］。诗凡123首，七律居多，古诗次之，绝句则仅十首。前期尤喜摹太白之醉后豪语，古诗亦有魏晋遗风，杂学白香山之浅易。后期诗文渐入沉郁之境，“陈其情”、“绘民艰”之类描写现实诗歌尤为可取。试看《徐家阁至常家洼》:朝行徐家阁，暮至常家洼。所行数里余，浩浩无津涯。十室不一存，两耳纷蝇蛙。水中有草屋，半圮夕阳斜。叫呼屡不应，白首困泥沙。两人扶之前，敝衣体不遮。瘦骨皮里束，肉干口楂枒。徐有身里迈，两子勤菑畬。厥田二顷半，秋收常满车。何官设涌洞，频年积潢汙。室庐一荡尽，八口常咨嗟。儿孙轻乡井，去去平兴衙。穷老闻账施，力疾自还家。岂意步不强，来时已逾瓜。进退两无據，祈死日犹余。我行五载吏，山中学种花。自谓幸太平，与民同休嘉。乍见此嬴老，无地成桑麻。传语官衙鼓，民困当先挝。整首诗不尚辞藻，不事雕琢，用白描手法将百姓悲惨景象刻画出来，“乍见此嬴老，无地成桑麻。传语官衙鼓，民困当先挝。”结尾掷地有声，为生活在暴敛下的百姓鸣冤。质朴中见浑厚。诗歌喜用典、好用僻字。另龚一发还编有《恩赐堂族范编》、《恩赐堂家训编》二卷。《恩赐堂家训编》是龚氏家族文化的提炼和升华，是实践其家族教育的典范。此外龚一发还殚心搜讨，撰修了龚氏家族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家谱《通贤龚氏支谱》，其中《祠堂记》、《祠堂条例》、《传略状述》宣扬祖宗旧德，昭示后人，首创修谱垂训之风。龚景瀚(1747－1802)，第十五世，字惟广，又字海峰。一发子。乾隆三十六年进士，四十九年授甘肃靖远知县，未到任，总督福康安知其能，檄署中卫县，判牍如流。五十二年调平凉县。嘉庆元年，随总督前往巡边征剿。这期间提出“坚壁清野”和建堡塞之策，这是镇压白莲教起义最终得胜的根本策略，颇得朝廷赏识。嘉庆五年，任兰州知府，七年送部引见，卒于北京，入祀甘肃兰州名宦祠及福建省城名宦祠。龚景瀚在文坛颇有声名，林昌彝、朱仕琇、陈用光等都称赞其文品与人品。

生平著作颇多，著有《澹静斋文钞》、《澹静斋外篇》、《澹静斋诗钞》，编有《循化志》、《孔志》。《坚壁清野议》一文还编入《皇清文颖》。《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国历代人名辞典》、《闽侯清廉人物谱》、《福州西湖宛在堂诗龛征录》等有小传介绍。龚景瀚所处的时代，是朴学与经世思潮碰撞交融的时期。在他身上，体现出了“朴学”和“经世”互相交织的双重气质，是一个深受朴学传统熏陶的学者、诗人。乾嘉时期，福建出现一批学者兼诗人，如龚景瀚、萨玉衡、谢震、陈寿祺等，他们的诗被称为“学人之诗”，开启近代闽派先河。［7］综观龚景瀚古文创作，“文为经世之用”的思想贯穿始终，强调社会功能，以实学与切实的政治经济军事见解充实到古文内容中，反对摹古、拟古，不切实际、空发议论的文章，逐步突破了桐城文风的流弊，创作呈现出新的面貌。如《陈时事疏》、《坚壁清野议》、《平贼议》、《甘肃会城议》、《上福大学士论台湾事宜书》、《上蒋布政使论盐法书》等，结构井然、条理清晰、论证严密，见解与政策极富有现实意义。陈寿祺、林昌彝对龚海峰的古文极为推崇，认为其“实用”见识在朱仕琇之上。陈寿祺认为“龚海峰之才干器重则诚足为世用”［8］;林昌彝在《海天琴思录》中评价:“闽县龚海峰太守景瀚留心政治，具经世之才，凡古今因革损益，无不穷源竟委。……太守至，果如所言，发钼水涸。自是，平凉无冰雹灾。太守《浅浅子纪事》诗，可与昌黎《鳄鱼文》为千古二妙。”［9］其选《本朝十二家文钞》黜朱仕琇而取龚景瀚。龚景瀚一生羁于仕途，中年又经戎马，饱尝西北风霜之苦。乾隆五十四年(1789)，与他同甘共苦、感情甚笃的发妻张氏病逝，不复再娶，孑然至卒。可以说，龚景瀚的一生是清苦而劳顿的，但正如古语所谓“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龚景瀚凭借其自身博古通今的学识，藉着其沧桑、复杂的人生阅历，写下了颇具特色的秀杰诗篇，取得了乾嘉时期很多学人所难以企及的成就。龚景瀚存诗442首，体裁多样;诗歌表现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正如诗人在《双骖亭小集寿朋赋长歌依韵和之》自谓:“有时吟咏取自适，渐铲奇险趋平和。”前后期的诗风也不甚一致，但若从整体观照，他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稳定的特征，那就是“清平奇古”。“清平奇古”取自龚景瀚《金大文甫以诗草索序为题其后》一诗中“清平奇古从吾好，风云月露非所宜”之句，“清”者，谓其五言摹景诗的清新超拔;“平”者，意指其中年时所作诗歌内容的平和淡雅之态;“奇”者，指其年轻时为诗追求的豪宕奇崛之风;“古”者，或可指用语浅近、古朴。试看《沅江之岸有山削立，状特怪，未知何名也，为诗纪之》:大江东来山中绝，石壁屹立如削铁。乘风似欲飞渡江，回头却与诸山别。帝遣巨灵烁其骨，玉勒金韁相系緤。盘盘奇气郁不洩，怒目耽耽睨秋月。散作陂陀千万折，走入水中凹复凸。倒漳江流喷飞雪，千年万年斗不歇。诗歌气势跌宕，恣肆而不戾，平淡中见奇崛。后人常谓龚景瀚诗为“学人之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频繁用典，其中尤以咏史怀古诗为最。他的《考伪闽永隆石塔碑记》、《延平怀古》、《安庆谒余忠宣公墓》等诗歌用典精当，典故之含义、背景，皆与诗之主题切合，内容谨实，用句凝炼。所引用的典故多出自经史，体现出他厚实的学识功底与严谨的治学精神。由于频繁用典的缘故，其诗作中也免不了间杂用僻典以及用典不当的现象。二、以议论入诗。如《建溪滩石歌》:“吾今从此与汝辞，肩舆襆被周道驰。高山大岸俯视汝，汝威汝势将奚施?”诗末发表议论，明是写建溪滩石，实则景中寓情，情中寓理，深得宋诗之致也。此外，他还有一些叙事、教化之作，如《浅浅子纪事》其内容如一篇《聊斋》古文，但用诗歌的形式加以表述，用句精炼，叙述完整，显示出作者驱学从容自如的境界。

三、以考据学入诗。

如《九日登皋兰山作》:“皋兰山，远在焉支之西千余里，金城城外安有此。隋人不学误题名，毛氏偁州大类是。”诗篇开头就将自己的考据结果引入其中，批评隋人所记皋兰山位置之误，而兰州之名亦由此误中来。显示出作者对地方文献的精熟，非经过精心考证而无以道此句。龚景瀚的“学人之诗”显示了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术，它让读者在欣赏诗歌韵律、思想之美的同时，又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但这种做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诗歌内容的枯燥无味、晦涩艰奥。如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多次表达对这种风气的不满，他批评乾嘉诗人中的某些人“引经添书，如涂涂附，杳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好填书一籍，而不加炉锤，别取真味;是以行肆之物享大宾矣”［10］。龚景瀚还是一位藏书家，曾藏书3万卷，这些书后来大多毁于战火，所剩无多。其诗《踪并示子侄令其无忘艰难也》:“三载赴纶城，学文始弄笔。韩苏各专家，万卷书罗列。自注:先君以韩苏二集分授吾兄弟，时又得彭方伯家书数万卷。”又秦瀛《小岘山人诗集》有《为龚海峰题＜载书图＞》:“海峰来京师，不羡官爵美。日向坊间购异书，夜向灯前繙故纸。前身应是老蠹蟫，性命总不离文史。典衣竟买三万卷，堆案盈籍富无比。”［11］此外龚景瀚学养深厚，在考据方面亦有贡献，著作有《说祼》、《离骚笺》、《祭仪考》、《禘祫考》、《邶风说》、《鲁都考》。通贤龚氏家族继龚用卿后，经过百余年的家族文化的蕴蓄，到十二世龚其裕开始，家族逐渐走向兴盛。龚景瀚继承了其祖父龚嵘、父龚一发所积淀的家族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不仅成为龚氏家族中著述最丰富，文学成就最高、军事才能最盛者，在闽地乃至全国亦有相当影响。三、通贤龚氏家族后期代表人物:龚易图龚易图(1835－1893)，第十九世，字少文，又字霭仁、霭人，号含晶子、乌石山房主人、东海移情客等。龚易图自幼熟读诗书，咸丰五年得中举人。咸丰九年进士，历官济南知府、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江苏按察使，云南、广东、湖南布政使。有《乌石山房诗稿》、《乌石山房诗存》、《龚氏四世循良传》、《龚霭仁自订年谱》、《参同契直解》、《谷盈子》、《西游记评注》、《时术斋古文选稿》、《相长编》、《乌石山房印存》等。生平事迹见谢章铤《布政使司布政使霭仁龚公墓志铭》、《福州西湖宛在堂诗龛征录》。

据《乌石山房诗稿》、《乌石山房诗存》，龚易图存诗达1300多首。钱仲联在其《道咸诗坛点将录》中将其比作“地捷星花项虎龚旺”［12］。诗歌叙述诗人“生平骨肉离合之端，友朋言笑之乐，羁旅艰危之况，以及从军行宦踪迹之所至，名山胜境游览之所流连”［13］。龚易图诗歌中描写其军营生活的这类诗，内容沉郁，章节回转。这些作品直接来源于作者从军行宦的体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如《夷门守城》:“巨刃摩空孤月黑，鸱鴞夜叫云无色，旌旆萧萧刁斗寒，狙伏城头伺杀贼……戳力中原志未酬，风吹入幕吾犹病，十年奔走形骸隋，角声酬答谯楼卧，圆枕欹身不敢眠，仰看晨星如月大。”既摹战场之惨状，又抒己奔走之劳苦。以及在《杞县大战纪捷》中，斩敌十余万，积尸20里，“大风扬沙白日黑，杀声入鼓鼓皮坼”，“我亦从军匹马来，登陴落日惨飞埃”。雄奇愤张，洋洋千言，寻现战争之酷烈、军将之英勇、贼寇之胆丧。气局严整、开合自如，虽是排律而无拖沓堆砌之嫌。又如《戎车篇》:“戎车驾在门，病儿啼在阈。汝母牵我裳，问行何太逼。汝尚走呼爷，带儿同杀贼。”龚易图后期诗作多为闲居寓兴诗作，易图晚年悠游山林，吟诗作画，闲散终日。仅以自己园林为题的诗作便有三十多首。如:《环碧池馆春日杂诗》、《含晶庐杂诗十首》等等。诗句中出现园林名字更是有上百处。陈衍《近代诗钞》称他:“天资敏捷，自官文书以至词赋，下笔立就，不甚思索。诗才雅近随园，间出入于瓯北，身世亦兼似两人。弱冠入词林，散馆出宰滇南，四十余岁，罢官归里，腰缠百万，广筑园林，倘徉终老。”［14］徐世昌在《晚清簃诗汇》诗话评曰:“其诗出入苏、黄，健拔隽快，次韵尤所擅长，指事类情，无不达之辞。”［15］当指的是此类诗歌。综观易图闲居寓兴之作，与诚斋、随园诗歌风格颇近。如《园居秋日杂诗》组诗时而诙谐灵动，时而鲜雅自然:“蚊蚋撩人拨不开，芭蕉分影上窗来。西风冷后群嚣静，细雨和烟湿绿苔。”只叙琐事，无关史实，幽而有韵，鲜雅有趣。龚易图通禅理，知星卜，长于集句为楹联，书画学苏轼，苍秀冠时。《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评龚易图:“工诗文，善山水，别具风格。间写松、竹、兰、梅，笔致疏落。善结构园林，……盖其所结构，皆寓以画意也。”［16］《近现代闽侯书画集》、《山东书画家汇传》收有其画。此外龚易图兴趣广泛，“喜玩寿山石章，尝集手所刻治，及朋好所篆印蜕，为乌石山房印存”［17］。《闽中印人录》、《福建印人传》、《近代印人录》均有小传介绍。

家族范文篇5

一、清代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观念与联姻形态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陈、储、吴、史、任、路、蒋、徐”等几大著姓为构成主体。这些家族大多为南渡之族，于宋元战乱之际迁徙到阳羡。阳羡位于太湖西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少富商巨舶之往来，而传统文化根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以深植，重视耕读传家的地域文化风气相当浓厚。受此熏染，阳羡文化家族具有深厚的崇文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都坚持以儒为业，以不文为耻，以科第望其家。这由县志、府志等各类方志中屡被称颂的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便可知，如《宜兴县旧志》载吴氏家族“科甲蝉联五世”，其中吴达可，万历五年进士子吴正志，万历十七年进士孙洪亮、洪裕举人，洪昌进士。曾孙贞吉举人，贞庆进士；元孙元臣进士，人以为“德业之报”［1］。储氏家族“三凤家声”，即康熙五年，储方庆与兄储善庆、堂侄储振登同榜进士；雍正十年，储晋观、储传泰、储鼎泰同中举人，名震一时［1］；同时“五凤齐飞”，储方庆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雄文、郁文同登进士榜［1］，成艺林佳话。又据《万氏宗谱》《陈氏家乘》《储氏族谱》等谱牒文献，万氏家族因明代中期万士和、万士亨兄弟同时登第而名列望族。陈氏家族于晚明因陈于廷、陈一教、陈于泰、陈于鼎等人先后登第、同朝为官而称望于乡邑。储氏家族因晚明储昌祚、储国祚、储显祚等先后登进士榜被视为名士之族。由此可见，阳羡文化家族以追求科举功名作为家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崇文尚儒的理想，阳羡家族文人在读书课业的同时，注重积累一定的学术优势或文学优势，逐渐形成明确的文化追求，因时间的沉淀而渐积丰厚。随着家族承衍，这种优势最终融汇为独特的家学传统。如储氏家族尤擅古文，陈氏家族则以词鸣，吴氏家族以诗文而著称，万氏家族专攻经学。虽然各个家族的文化素养及其各自擅长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阳羡文化家族的稳定发展，能够产生“文化家族叠加”关系，形成特有的地缘文化现象。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不仅重视自身的文化建树，而且还非常重视家族婚姻圈的建立。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性，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社会交往，易形成趋同的社会观念，从而产生密切联系。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间的一般性交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引发质变，而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合二姓之好”的联姻，无疑成为建立超越地缘交往关系的最佳方式。阳羡文化家族正是“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2］41，形成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联盟，使彼此更为稳固，并以此来影响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阳羡文化家族联姻的过程，是以某一姓氏为中心，通过婚姻与他姓望族不断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家族的文化素养，这是家族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果。以陈维崧家族的婚姻为例来看，维崧祖父陈于廷有四子，长子陈贞贻配本邑路氏女，乃路云龙的孙女；次子陈贞裕娶同郡进士吴道行女；三子陈贞达娶常州进士郑振先女；四子陈贞慧娶同郡进士汤兆京女。陈于廷的两个侄儿陈贞元、陈贞禧分别娶万炯女和万震祈之女。陈于廷的三个女儿分别适举人吴洪裕、庠生曹懋勤、进士吴简思。陈于廷养女杜氏适进士吴正心。陈于廷弟陈于明的女儿，长适太学生万诚，次适明戊辰进士路进，三适壬午解元癸未进士卢象观。陈于廷弟陈于扆的女儿，分别嫁太学生储懋学、庠生徐荪。显然，陈氏家族在其择婚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功名成就。陈维崧家族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以诗书传家，而与陈氏有嫁娶关系的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亦世以风雅为胜，文化层次较高，体现了重视文化门第的择婚观。反观之，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选择陈氏，也同样是以陈氏文化声誉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以上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说明了清代阳羡文化家族坚定的文化取向和处于共同社会层次的内在要求，而正是这种“取向”和“要求”的不断实现，使得其联姻行为具有规模效应，这主要反映在家族联姻形态上，具有世代连续和连环共存的特点。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往往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嫁娶关系，而追求世代缔结“秦晋之好”。以清初阳羡吴氏与陈氏的联姻为例，缔结了四代婚姻，纵向历时长、辈份衔接紧。首先是吴洪裕娶陈维崧姑母，其次是吴洪裕之子吴本嵩娶陈维崧堂姐，再次是吴洪裕孙女嫁陈维崧弟陈维岳，最后是吴洪裕曾孙女嫁陈维崧子陈履端。阳羡文化家族的世代联姻，形成了亲戚关系的累复叠加。例如储氏与陈氏的婚姻，储懋学娶陈维崧堂姑，储懋学之女又嫁陈维崧，陈之堂姑又是他的岳母。此后，陈维崧孙陈克猷又娶储懋学曾孙女。再如万氏与陈氏的婚姻，万复古娶陈维崧表妹，万复古子万峰娶陈维崧女，陈维崧女的表姑同时兼为她的婆母。又如吴逢原娶储欣妹，吴逢原侄孙吴来燕娶储欣女。阳羡文化家族间的世代娶嫁，可能会出现暂时性中断，但很快就会因文化门第对等而“再续姻缘”，如储氏与史氏，明末储昌祚女适史汤诰，因储昌祚与史汤诰“同登万历壬午贤书，契甚，因此以次女为公配”［3］，储氏女与史汤诰之子即著名词人史惟圆。在这一桩史、储联姻之前，史汤诰的曾祖母也是储家女。清代中期，储、史之间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联姻，储在文之女嫁史惟圆侄孙史镕英，储在文侄孙储嗣会娶史承谦之女，另一侄孙储成璋娶史承谦的侄女。史氏与徐氏也是如此，在清初缔结婚姻后，于康熙末年再续“前缘”，乾隆初期“宜兴二史”史承谦、史承豫的母亲即著名词人徐瑶之女。从以上家族间嫁娶关系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吴、储、陈、万、史等以各自家族为中心，形成各1042012.3自的婚姻圈，而每个家族的婚姻圈又呈现交集，在共时性内，形成以某一家族为原点，向四周辐射、绾结的态势。如以陈氏为中心，吴氏、储氏、万氏聚合为姻亲族群，以储氏为中心，陈氏、史氏、徐氏又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姻娅家族联盟。虽然，因家族文献材料散缺的缘故，我们尚不能全景式地展现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繁复错杂的姻亲图谱，但就以上陈氏、储氏、万氏、吴氏、史氏等阳羡文化家族交相迭错的联姻形态，已俨然形成了一张姻娅网络，联结着来自不同家族的阳羡词人。由此不难看出，清代阳羡词人不仅具有地缘关系，而且还保持着深厚的血缘、亲缘关系。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通过门第对等的家族联姻，实现了共同处于同一社会结构的文化追求，缔结了一个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的亲族群。清代阳羡词文学集群的产生，正是基于这种姻亲关系。阳羡家族文学力量因联姻而得以凝聚，因创作实践而得以发挥，最终成就了清代阳羡词学的辉煌。

二、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所形成的词文学氛围

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反映了家族生存的一体化趋向和强烈的类聚性特征，这是家族间根据自身要求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家族间如此相攀互联，持续得越久，所历世代越多，则越有利于家族的繁衍、家风与家学的培育，家族文化的积淀越淳厚。地域之内，联姻关系成为形成人才渊薮的内在机制；家族之间，随着亲缘和人文的渗透，姻娅网络就形成一个意味独特的人文空间和共同体。阳羡文化家族的词创作的兴趣与创作取向，正是在联姻所构造的这一人文空间和共同体中逐渐生成发展的。阳羡文化家族往往都具有一门风雅、词人辈出的文化特征。陈氏家族有陈维崧、陈维嵋、陈维岳、陈宗石、陈维岱、陈履端、陈枋等，储氏家族有储福宗、储欣、储贞庆、储方庆、储国钧、储秘书等，万氏家族有万树、万锦雯、万廷仕、万松龄等、徐氏有徐荪、徐喈凤、徐翙凤、徐瑶、徐玑、徐洪钧等。同时，这些家族间姻亲关系错综，如万廷仕与陈维崧为表亲，与万锦雯为从叔侄，又与万树为堂亲；徐荪既是徐喈凤兄弟的叔父，又是陈维崧的表姑夫。然而，正是陈氏、储氏、万氏、徐氏、史氏词人共同吟酬创作，才促成了清代阳羡词兴盛的局面。清代阳羡词文学创浓厚作氛围，正是在家族间所形成的联姻关系中勃然兴发的。这种家族姻娅联盟，就是一片丰沃的词学土壤。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以储氏家族联姻脉络为路径，从时间流程上进一步纵向观照阳羡词文学氛围的流变。由此可以发现，顺康之际储贞庆、储福宗、储欣等与史惟圆、陈维崧等多有唱和，文学交往密切，雍乾之际储氏后人储国钧、储秘书叔侄与史氏后辈史承谦、史承豫则过往甚密，时相吟咏酬和，以储氏、史氏为核心，又形成了阳羡家族姻娅圈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词集群。而不同时期储氏、史氏词人的递相汇聚，足以说明联姻所形成的文学环境具有多么深厚的影响。显然，雍乾之际以史承谦为首的阳羡词人群，是联姻所构造的文学环境对家族文学力量的再聚合。而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史承谦，亦是姻亲延绵与文化渗透所胚育的重要词家。据严迪昌先生考证，史承谦系史惟圆从侄曾孙，徐瑶之外孙，史惟圆与徐瑶父徐喈凤，皆为清初阳羡派名家，徐瑶亦有《桂子楼词》《双溪泛月词》，与史承谦祖父史陆舆为同辈姻亲［4］231，史承谦所置身的词文化氛围由此可察。

联姻还有助于家族间在道义上彼此扶持，在政治、文化上共同发展，激发并增强集体忧患意识。这种精神一旦凝结为地域人文传统，必然会成为家族文人自觉的精神选择，进而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自晚明以来，阳羡联姻家族间就积淀着崇尚气节的清流之风，陈于廷、汤兆京、史孟麟等，既为姻亲，又同为东林党中的刚介之士，抗争阉党尤为坚决。清兵南下之际，阳羡卢氏、陈氏、潘氏、万氏、储氏等联姻家族同仇敌忾，自发组织抗清义军，抵御侵略，诸族都有大量遇害或牺牲的士人，人数之巨居于江东前列。阳羡姻亲家族间的这种忧患精神，随着联姻网络的铺衍，逐渐渗透到阳羡家族文化血脉之中，影响着清代阳羡词人，形成“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清代阳羡词人是清词史上尤擅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者。特别是清初的阳羡词人，对明清易代历史现实的反思，“显得醒豁明朗，主题宏大而集中”［5］125。陈维崧《夏临初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以词体写作“甲申”三十年祭，表达故国之思，最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心态，并非独陈氏一人所有，而是清初阳羡文化家族的集体情绪。陈维崧和他的姻亲史惟圆、曹亮武、蒋景祁等人，还有题咏“虎丘五人之墓”词，及吟咏“题《钟山梅花图》”词等，都是群体性悼家国沦丧、寄托故国哀思的重要作品，是阳羡联姻家族的忧患意识的艺术再现。阳羡词人擅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还在于，具有敢于表现清初社会民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汤恩孝《念奴娇江南奇旱，时抚臣奏欲告籴湖广而楚中荒疏复至》、史惟圆《沁园春十月初五纪鬼声之异》、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等都是哀民生艰辛、世事艰难的优秀词篇。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虽无大题目可拈，但仍能坚持“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史承谦《采桑子》（郁轮袍曲当时谱）、储国钧《梦横塘晓行》、储秘书《风入松芜城秋感》、任曾贻《甘州》等作，在感怀、羁旅中直视自我境遇，抒写才人失路、仕途潦倒的失意之情，反映被盛世所弃的寂寞寒士的真实心态，具有一定的现实精神。虽其题材未可称重大，亦不以悲慨激荡见长，但置于难有萧骚凄怨之音的雍乾词坛，亦可视为蕴含现实意义之作。新生的姻缘联系叠加固有的地缘关系，使阳羡文化家族间建立起超越地缘交往的更为稳固亲密的结盟关系，联姻网络中核心文学人物的影响力也更为直接而深刻。曹亮武由诗转词的创作转型最为典型。曹亮武曾与陈维崧一起受业于侯方域，初涉文坛时以诗文创作为主，并不喜词。陈维崧曾言：“南耕与余少同学，长以诗文相切劘，余好为长短句，数以咻南耕，南耕颇薄之，弗肯为。”

然而，当陈维崧宗法辛苏，大力实践以诗为词、以词存史之后，曹亮武也受之影响，由诗转词，尝试作纪游及他词数十篇。初学词者，往往从仿婉约情韵起步，而曹亮武作词之始，就自觉以诗为词，陈维崧称其“益奇绝有宋人所不及者”［6］，其词语言健举洒脱，词情沉郁，绝少柔媚之态，显然是受陈维崧词的艺术启发。在联姻所构造的新的人文空间里，阳羡词人形成了融通无间、共同交流、知音相赏的状态。清初阳羡词家中隐逸色彩最为浓重的史惟圆，既是陈维崧的姻亲，又与之有三十年文字深交。据陈维崧《蝶庵词序》载，史惟圆与陈维崧曾探讨彼此的词风个性，“譬之‘子’，子学《庄》，余学屈焉，譬之‘诗’，子师杜，余师李焉”［7］。由此可以推想，二人之间必数次深入交流，最终各取所长，形成交相赏契的审美氛围。这也就不难理解，陈维崧为史惟圆《蝶庵词》作《鹊桥仙蒙城舟中读云臣蝶庵词》，“读完半卷蝶庵词，吹铁笛、洒然而去”。陈维崧《乌丝词》刊刻行世不久，史惟圆《沁园春题其年乌丝词》便随之问世：“将古人诗，比似君诗，惟髯绝伦。更倚声写句，镂冰雕玉，风樯牛马，牛鬼蛇神。年事蹉跎，交游零落，短褐赢僮逐路尘。愁凝处，纵才如云锦，不疗饥贫。”《鹊桥仙蒙城舟中读云臣蝶庵词》《沁园春题其年乌丝词》成为阳羡家族姻娅圈中词人共享而激活创作的典型作品。史惟圆又有《沁园春为雪持题像》，为追和储贞庆《沁园春自题画像》而作，其中“共钓徒词客，相对婆娑”之语流露出知音之赏，亦可视为阳羡家族姻娅圈中词人交流创作的重要表现。而随着时代的远去，词集的散佚，以上文字亦成为了解阳羡词人创作现场化特征的文学史料，弥足珍贵。

三、联姻关系网中的清代阳羡家族词人集群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之间的词人们，通过家族联姻关系而得以再聚合，分散式的“一门风雅”由此转变为亲族相系的“数门联吟”，形成家族集群式的联袂创作的状态。家族文人本来就是地域文学的重要创造者，而一旦形成联姻关系，以之为基础的新词人集群，无疑成为引领清代阳羡词学发展的更为强劲的力量。清初阳羡词派的诞生，是阳羡文化家族以联姻关系为纽带聚合的最为典型的例证。阳羡成派的过程中，除了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时代风云际会与地域文化传统等影响因素之外，更为直接的、关键的原因在于众多联姻家族的积极支持和参与。陈维崧“僦居里门近十载专攻填词”后［8］，陈维崧弟陈维嵋、陈维岳，从侄陈枋、子陈履端等，陈维崧表姐夫史惟圆、表弟曹亮武，以及陈氏的姻亲吴本嵩、吴梅鼎、蒋景祁、董儒龙、任绳隗、徐喈凤、万树、万锦雯、万大士、储贞庆、储福宗等，加之任、万二氏的姻亲史鉴宗等，纷纷积极响应，共同酬和创作，晨夕往还。他们访梅以词柬之，观牡丹以词邀之，赴约不成以词示歉，怀念朋友以词表意，离别亲人以词感怀，借物抒情以词明志，于是有了“东溪修禊”、“石亭访梅”、“荫绿轩观牡丹”、“钟山梅花图题咏”等诸多寄情抒怀的同题唱吟活动，形成“或一姓而联唱骚坛，或同声而搴芳莲社，一时作者俱为天际朱霞”［9］的局面。据稽考，从康熙元年至康熙二十1062012.3年，阳羡文化家族词人群体性的唱和活动计有四十余次，以至于“人各有集，家各有集，即素非擅长，而偶焉寄兴，单辞只调，亦无不如吉光片羽，啧啧可传”［8］，当时即有“近时倚声一席，独推阳羡”［10］的赞誉。而后，徐喈凤子徐瑶、侄徐玑，曹亮武子曹臣襄与路传经、路念祖兄弟，及徐氏、路氏的姻亲潘祖义、潘宗洛等，亦投身清初阳羡词坛的唱和活动之中，或继续保持阳羡派的悲豪疏朗，或另觅路径，追求清疏淡逸的艺术风貌，进一步丰富了清代阳羡家族词人基于一定联姻关系而自为集群的文学传统。雍乾之际阳羡词的“界内新变”，亦是以具有联姻关系的家族词人为主体的。史承谦是这一时期阳羡词坛的领军人物。史承谦词博取众家之长，兼有众美，陈廷焯誉之为“一代词手”［11］3737，可与清初陈维崧、朱彝尊相比肩。这一时期围绕在史承谦周围，与之多有唱和的词人包括：史承谦弟史承豫，任氏任曾贻，储氏储国钧、储秘书叔侄等。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群，规模与名气都不及清初阳羡派，这些词家虽拥有深厚的家族文化血脉，但大都属于盛世词坛的寂寞之人，科第仕途上无大作为，其家族发展也已渐入衰微。但在乾隆初年以醇雅为宗的浙派风气之中，这一群体的词学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却具有补救词坛、稍振词风的意义。

史承谦与他的词友，既远阳羡，又不近浙西，对词坛主流浙西词多有反思，明确指出词坛典范当推小山、少游、美成诸人，词体不同于诗体，应守词情、词韵之正格：“诗歌词曲，各有体制。风流婉约，情致缠绵，此词之体制也”［12］，词的语言以自然为宗，但自然要从琢磨中来，“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13］。显然，史承谦等人坚守词之婉约本色，以异量美的视野，积极疗救词作疏离于情的弊病，史承谦《小眠斋词》则是这一词学理论指导下的代表性创作成果。《小眠斋词》“于古人不屑屑句摩篇仿，而一种幽情逸韵，流于笔墨之外，盖能自出杼轴，而又得体裁之正者”［12］，呈自然本色之态。史承豫、任曾贻、储国钧、储秘书等，词风大多和史承谦相近。雍乾之际的阳羡词人群，既非清初阳羡派的延续，又有别于当时一唱百和的浙派，虽仅三四人之力，亦能自出机杼，挽时风众势之所趋。是继清初阳羡派之后，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姻亲为纽带进行集群式词创作的又一重要表征。嘉道以后，清廷衰落，江南频起战事，阳羡文化家族经兵火摧残，日趋式微。乱世之中，仍有蒋氏一族续承阳羡词学传统，并得到妻族储氏的积极支持。蒋氏一门祖孙、昆季、胞妹并善讴吟，延续并彰显了清代阳羡词学的家族特征。蒋氏家族的重要词人包括：蒋萼，字跗棠，自号醉园，性闲静寡，自称为竹山后裔，仿蒋捷以诗词自娱，有《齑臼词》。蒋萼取法先辈陈维崧、周济之词法，既有悲慨之语，又有柔媚之言，以词抒写性情，风格多样。蒋彬若，字次园，蒋萼弟，有《替竹盦词》，艺术风格与其兄多有相近。蒋萼妻储慧，字啸凤，有《哦月楼词》，存词十余首，大多为闺帷内的侧艳之词，织丽有余，风韵不足。储慧父为蒋萼之师，亦有作词雅兴，并与储慧兄及蒋萼、蒋彬若时有唱和，惜因战乱，其词集已不传。蒋萼子蒋兆兰，字香谷，亦擅倚声，曾参加寒碧词社、鸥隐词社，有《青蕤庵词》前后两集。蒋兆兰还是民国初年重要的词论家，著《词说》一卷，总结词体特征、阐述词体流变、申发各家各派的艺术风格，颇有见地。

家族范文篇6

太极拳使陈氏家族在晚清动乱中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自19世纪中期以后，河南怀庆府（今焦作）成为捻军的主要活动区域。由于地方防卫体制薄弱，河南全省骑兵、步兵“可用者不过十之三四”，清廷不得不准河南巡抚严树森所请，动员当地民众举办团练保卫身家。这为陈氏宗族参与地方事务创造了机会。曾任直隶巨鹿县知县的陈季甡，与兄长陈仲甡一起参与镇压了捻军起义。“自道光二十三（1843）年至同治十年间（1872），兄弟皆因战功齐名”。其子陈淼“十七岁随父参加亳州、六安之战，屡建奇功，同治二年率众驰援怀庆，不幸中炮身亡”。咸丰八年（1858年），兄弟俩因公被授予五品官衔。但陈氏昆仲淡泊名利，执意回家奉母务农。次年正月，清廷改授其“武节将军”，准予归里。军功所换来的政治地位，使陈氏宗族因此具备了晋身仕途的平台和机会。很多家族成员受功名吸引，科甲得第成为贡生或武庠的庠生。

作为强身健体、捍卫家园的家传技艺，太极拳原本只在陈氏族内进行封闭性传播，师徒传承和家族世系高度统一，不对外姓子弟授业。晚清以来，由于战乱和灾荒的影响，乡村社会日益凋敝和动乱。这不但使得更多陈氏族人需要出外教拳，以养身家，而且也使太极拳被迫打破陈规，开门授徒，承担起了保卫乡里的公益职能。道咸年间，直隶广平府人杨露蝉师从陈长兴学拳，成为陈氏太极拳第一位外姓弟子，并在陈氏太极的基础上创立了杨式太极拳。其再传弟子又将太极拳传给吴鉴泉，由吴鉴泉创立吴式太极拳。继陈长兴之后，另一位陈氏拳师陈清平又将太极拳分别传给武禹襄、和兆元、李景彦，从而派生出武式太极拳、和式太极拳和太极拳忽雷架。武禹襄的弟子又将太极拳传给孙禄堂，孙禄堂创立了孙氏太极拳。陈氏太极拳的族外传承，不但丰富和发展了太极拳技艺，而且开启了太极拳走出陈家沟、传播于全国各地的进程。杨露禅学成后，曾因拳术精湛而受邀赴京传拳。陈氏太极拳因此而名震京津，为后来陈氏族人受邀去全国各地传拳铺平了道路，逐渐由家学而演变为国术。

民国时期，中原地区匪患猖獗，军阀混战。豫北各地纷纷成立自卫组织，捍卫乡里。不但太极拳因此成为河南各地民众赖以强身健体和保护家园的手段之一，而且陈氏族人也成为各地绅耆和官员竞相交结的对象。

陈照丕是早期走出家乡对外传播太极拳的拳师之一。民国初年，他曾在陕西、甘肃、直隶等地传拳。1928年，又受北京同仁堂东家乐佑申之邀，赴京传拳。为了引起人们对太极拳的重视，陈照丕在北京宣武门立擂挑战拳术名家，17天内未遇敌手，名声大振，随后被北京市政当局、朝阳大学等17个机构聘用教拳，成为最早在北京传授陈式太极拳的拳师之一。1930年，陈照丕应南京市市长魏道明之邀，先后在南京市政府、全国民营电工联合会等处并兼任中央国术馆名誉教授。他的堂叔陈发科也曾在北京传授太极拳数十年，徒众甚多。与此同时，另一陈氏拳师陈子明则将太极拳传到了上海。1928年，他受青帮头目黄金荣、江子诚等邀请，前往上海等地传授太极拳术。次年也被聘请为南京中央国术馆太极拳教授。由于南京时为中华民国首都，陈子明因此知名于全国武林。

1949年以后，剧烈的社会变动迫使宗族逐渐从内聚走向了开放。从“”到“”，集体化的狂飙，逐渐消解了宗族的组织和原有功能。乡村政治、经济格局在新时期的变化，在把族中的年轻一代拉出宗族、置入更加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也使他们的行为和意识更为外向和开放。乡村集体经济模式使拳术不再成为族人谋生的职业，和平局面也不再需要拳术保家卫国。相反，拳术及其相关的信仰、习俗被当做“四旧”受到打压，不得不重新回到陈氏家庭内部，在家族内部秘密传承。

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际处境趋于险恶。“全民皆兵”的舆论动员，使陈氏太极拳找到了重新发展的机会。陈氏族人陈伯先利用其在村内担任村干部的便利条件，以“强身健体，保卫祖国”的名义，支持族叔陈照丕的传拳活动。他还多次上门恳请族叔陈克忠开设家庭拳场，引导青年人练拳。1963年曾带领陈家沟武术队代表县里参加河南省首届武术运动会荣获一等奖。这为太极拳提高了名声，有利于它的发展。在陈照丕、陈伯先、陈克忠等陈氏族人的努力下，太极拳在本村及附近地区的传播情况有了好转。

改革开放后，太极拳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重新得到保护和发展。而国际社会对于古老中华文明的极大兴趣，也为太极拳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条件。陈家沟第十九世掌门人陈小旺自1981年起被调入河南省武术馆。此后在全国太极拳比赛和中国首届国际武术邀请赛中多次荣获冠军。1990年，陈小旺赴澳大利亚等地拓展事业，将太极拳传遍大洋洲、欧洲、美洲，并成立了世界陈小旺太极拳总会。此后，日本、欧洲等地相继出现了陈氏族人和门人主持的太极拳学校、武馆和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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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始人黄光裕和职业经理人陈晓这场争端其实是早就埋下的种子生成的，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势必成为企业管理的一个经典案例，对我们的民族企业发展有有益的启示。

一、国美内争的发端

从2006年国美收购永乐，到2010年9月28日国美临时股东大会上演巅峰对决。一个是企业创始人，一个是其雇佣的职业经理人，黄光裕和陈晓的争端引发了无数人的关注。

黄光裕1986年创建国美电器，带领国美从一家小门店从北京走向全国，再走向世界，成为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民族企业。国美在2004年上市，2006年收购同为在香港上市的永乐电器。收购之后，永乐原董事长陈晓在国美任总裁，这是国美争斗的开始。

收购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黄光裕对陈晓十分客气，在外界猜测陈晓可能被黄光裕身边旧将架空时，黄光裕做出了许多让其他人想不到的事情。“为了显示对陈晓的尊重，黄光裕甚至在国美总部为陈晓安排了一间和他办公室一模一样的房间，在同一个楼层，同样的大小，同样的装修风格。”[1]这可以算是黄光裕和陈晓的蜜月期，但这段好日子也仅仅持续了一年多，2008年11月，黄光裕被捕，国美顿时失去了主心骨，公司上下人心惶惶。在这个关键时刻，陈晓临危受命，代使黄光裕职权。在当时家族化气息尚十分浓厚的国美，黄光裕把大权交给一个外人，证明了对陈晓的信任。

在此之后，陈晓开始用自己的思路引导国美的发展，但逐步和黄光裕家族的想法和思路背道而驰。2009年中期，陈晓引进贝恩资本，这次注资是挽救国美的一次关键事件，但在引进贝恩资本问题上，陈晓和黄光裕家族其实意见分歧很大，由此也拉开了国美内争的序幕。之后，陈晓又发起了一次股权激励，这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算新鲜事，但陈晓这次的动作被许多外界评论家认为实际上是俘虏了黄光裕的旧部，从此他就拥有了在国美内“人和”的条件。

然而，事情并不这么简单。“2010年5月11日，在国美电器召开的股东周年大会上，黄光裕夫妇突然发难，在12项决议中连续投了五项否决票，导致委任贝恩投资董事总经理竺稼等三名前任董事为非执行董事的议案未能通过。但国美电器随后紧急召开董事局会议，强行委任贝恩三名高管加入董事局，并首次公开指责黄光裕夫妇将国美陷于重大危机之中。”[2]

二、国美内争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影响

置身于国美利益圈之外的大众第一时间做出了反映，他们认为陈晓对黄光裕落井下石，趁虚而入并且想把黄氏家族赶尽杀绝，辜负了当年黄光裕对他的恩情和临危托付的信任，不仅是一个无德的“小人”，而且是一个十分不称职的职业经理人。

国美电器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民族企业，曾经是家族企业，2004年上市之后成为公众企业。众所周知，在当下的中国，民营企业众多，不仅是数量多，而且发展势头十分迅猛，除了一些自然垄断性的行业和领域，民营企业基本全面的活跃于其他的领域，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意义十分重大。

而据统计，民营企业中90%以上是家族企业，其发展初期一般都会依靠某个领导人的强势领导和带动作用，使企业在成长初期迅速发展。

家族企业的这种管理方式经常为人诟病为家族式管理，而不是利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

现代公司要实现更好的发展也必须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国美电器上市之后，也是力争引进和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陈晓便是黄光裕引入的职业经理人。

那么国美之争就可以定义为是一场企业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的内争。黄光裕在自己不能行使董事局主席权利时，行使信托权，把权利委托给了当时的总裁陈晓，陈晓转身即发动“去黄化”运动，意在削弱大股东黄光裕的权力甚至使其家族在国美彻底消失。

其实，陈晓的行为触到了职业经理人的商业道德底线，在中国几千年尊崇的儒家文化里，“舍利取义”，“知恩图报”等观念一直深深植根于大众的骨子里，所以在互联网空前发达的今天，网友们对黄光裕的支持是对陈晓支持的十多倍，大众无法容忍一个没有义利观的人来掌握一个大型民族企业的权利，并且不相信这样的人能带领国美走的更远。

但是用现代公司制的观点来看，国美电器作为公众公司，除了黄光裕还有许多其他股东，陈晓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是代表了全体股东。他为了国美的更好发展，意在建立一个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国美，这无可厚非，也是他应该做的，他敢于同大股东抗争，也说明他敢于牺牲自己换来国美的发展。

虽然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内争在国外多次出现，但在国内尚属首例，对中国家族企业也影响重大。试想：在一个家族企业占民营企业九成之多的国家，一个职业经理人公然挑战企业创始人，并试图使其出局，这对那些正在准备使企业上市的企业创始人影响如何？他们一定感觉中国的职业经理人缺乏商业道德和职业修养，对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和职业经理人提高警惕。

而这些，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发展，影响都十分坏。

三、对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启示

为了中国为数众多的家族企业有良好的发展，更为了保护我们的民营企业，必须有更公正的环境，更完善的法制和制度体系，来保障相关者的利益。从国美内争的事件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发，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民族企业的发展。

首先，完善保护企业创始人和大股东的公司法律和法规。

在国美董事会对大股东黄光裕的排挤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大股东黄光裕的权益没有受到保护，作为大股东，居然完全被排挤在董事会之外，而且还是企业的创始人，而黄光裕居然也只能用舆论和手中那点投票权。“事实上，欧美国家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对此有相应的安排，如分类股份，将公司股份分成AB股，凭借投票权限保障家族在公司的股权或者表决权不被稀释，这是一种可行的制度保障。”[3]其次，家族企业创始人应尽可能在上市后也拥有绝大多数股份。

如果黄光裕控制国美股份达40%以上，那么他在与陈晓的对决中胜算一定更大。在国内相关法律尚不完善的今天，家族企业创始人和大股东必须尽可能控制接近一半的股份，以避免在关键时刻陷入被动，被其他人排挤出自己辛辛苦苦创建和经营的公司。这对中国家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入职业经理人可以起一种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丁戈戈，喻敏时。争夺国美，IT时代周刊[J]，2010年9月5日

家族范文篇8

家族企业交班财富大转移

有数据显示，家族企业创造了美国78%的就业机会，雇佣了劳动力市场上60%的就业者，创造了全美国GDP总值的一半。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数字可能还要高。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家族企业在全球经济丛林里很少以“夫妻店”或“前店后厂”的姿态出现，而是占据了《财富》杂志全球500强排行榜上将近1/3的席位。

家族范文篇9

关键词：家族企业管理创新

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源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认为，“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享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从钱德勒的定义看,家族企业并不要求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只要家族成员大部分或者基本掌握上述两种权利的企业，皆为家族企业。根据钱德勒的界定,可将家族企业推演为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以家族利益为首要目标、以实际控制为基本手段、以亲情为首要原则、以企业为组织形式的经济组织。

家族企业的优势

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是否合理和有效率，要基于特定的经济环境判断。从目前我国特定的经济环境来看，家族企业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效率的，具体如下：

家族企业产生于经济体制剧烈变革、游戏规则不断变更的背景下。民企不得不经常性地突破已有的政策限制，采取各种变通做法，以赢得竞争优势。这种政策博弈的普遍存在，使得企业必须严格控制内部管理人员对企业的忠诚度，以防止出现内部人告状引致政府管制的情况，由此决定了以家族忠诚为纽带的企业家族化经营是一种相对安全的选择。

家族企业运作成本相对较低。在特定条件下,家族成员及其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家族伦理约束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这时家族企业就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合一。现代企业制度的两权分离要求妥善处理委托问题，而家族企业两权合一，家族企业主同时担任企业的最高行政长官，最大限度避免（减少）了委托现象，降低企业的总成本和监督激励成本。

家族企业的劣势

家族企业发展瓶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融资渠道限制。家族企业特别是中小规模企业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与亲缘融资。随着企业的发展，资金瓶颈便会逐渐暴露出来。单一的产权结构使家族企业获得发展资金的途径受到限制。

人力资源限制。“人”为企业之本，“才”为发展之源。家族企业的天然封闭特性本能地反对人力资本引进，其所独有的“排外性”又使得经理人员缺乏信任感，由此产生了企业与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危机，这样就很难同舟共济。

治理结构限制。家族企业奉行集权化管理模式，权力过于集中、决策过于专断，导致企业对业主过分依赖。同时，企业内部主要以人治方式进行管理，人言大于制度，主观随意性大。这种治理结构限制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家族企业的发展策略

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当深刻认识家族式管理的弊端与先天不足，适度实施管理创新，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建立完善的企业制度。在我国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应以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为核心，着重研究我国家族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寻找建立稳定的组织结构的途径，使家族企业从“人治”走向“法制”，实现管理上的革命。在这一时期，企业必须建立起完善的决策制度、财务制度、监督制度、法人治理结构等。

吸收社会资本，逐渐打破家族产权“一股独大”的封闭结构，形成合理的股权结构。家族企业适当放松股权控制，让出少数股权，借助社会资本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适时建立家族成员的退出机制。随着家族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很多创业元老很难适应新的要求。但他们通常在企业中占据要职,居功自傲,对外来的资源和活力产生一种本能的排斥作用,不利于企业形成开放性的系统。此时就需要适时建立家族成员退出机制。退出机制的核心是让家族成员能够流动，使家族成员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流动到适当的位置,从根本上避免家族成员对企业经营决策造成的不良影响。

建立公平合理的人才引入机制与内部竞争机制，最终形成以非家族成员为主的科层体系。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方面要打破内外有别、任人唯亲的家族用人机制，利用外智；另一方面，要引入企业内部竞争机制，使各类人才公平竞争。外部引入与内部提拔相结合，逐步建立起企业的人才库和领导班子，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

参考资料：

1.闫荣伟、钟勤华、家族企业正在走向公众化，中国经营报，2001

2.施能自，“由内而外”的家族企业治理变革，中国企业家

3.鲁亚曦，中国家族企业的背景与前景，经济管理文摘，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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