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效力范文10篇

监督效力范文篇1

关键词：会计法财务管理监督效力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国于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自1985年5月1日实施。这部《会计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于规范和加强我国会计工作,促进会计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部《会计法》在诸多方面难以适应国家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需求,某些方面出现了空白点。主要体现在:(1)由于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与之配套的法制尚不健全,一些单位存在着“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会计工作中人为地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致使会计信息资料难以客观、真实地反映本单位、本地区的经济活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2)有些单位和个人受经济利益驱动,过分地追求自身利益,想方设法在会计数据上做文章,转移国有资产、账外设账、偷税逃税,扰乱了正常的内部管理秩序,使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扩大。近年来因会计管理工作薄弱,挪用公款、贪污腐化等犯罪行为有所增长。而200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会计法》，本着“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立法宗旨,针对前述会计信息失真、会计秩序混乱和难于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形势等问题,加大了会计工作的法律责任。

会计的监督职能是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是我国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计工作己发生了很大变化，会计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业务处理也日趋复杂，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等对会计信息披露的时效、范围、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现代企业制度下如何加强会计监督己成会计界热衷讨论的焦点。为了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会计监督己成为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会计监督的概述

会计监督既是内部监督又是外部监督。所谓会计监督，是指会计工作人员依据《会计法》赋予的职权，将《会计法》规定的各项内容适用于具体的人和事，对单位经济业务事项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所进行的监察、督促，落实法律规定所应依法办理的业务内容。会计监督是实施《会计法》唯一、具体、有效的执业环节。从其范围讲，它首先是内部监督但绝不仅限于单位内部监督，同时也具有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性质。如第十四条规定，“会计人员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各单位所取得的原始凭证绝大部分是由外单位出具的，当甲单位会计人员依法拒绝接受乙单位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时，甲单位会计人员正是履行了其监督职权。无疑，甲单位的会计监督就不只是内部会计监督其具有外部会计监督的性质了，事实上内部监督也同时兼有外部监督的性质。

会计工作范围、具体内容、工作程序、质量要求等均由《会计法》规定。如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原始凭证金额有错误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不得在原始凭证上更正，记账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应当按照连续编号的页码顺序登记；各单位应当保证会计账薄记录三相符（账实、账证、账账）；账务会计报告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会计账簿记录和有关资料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等等。

现行《会计法》规定：“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值得注意的是，会计人员“实行会计监督”已超出本单位，与第十四条规定“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前后精神是一致的。在这一前提下，《会计法》指出：会计人员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事项有权拒绝办理或者按照职权予以纠正，会计人员发现会计账簿记录与实物、款项及有关资料不相符的，按规定有权自行并及时处理。同时，《会计法》还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第五条），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第二十八条），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实

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同时严正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领导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统计法行为的会计、统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可见，各单位会计人员行使监督职权绝不是个人的随意行为，而是法律赋予其权力并受《会计法》保护。

二、会计监督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1、目前会计监督法律约束机制不健全，使得会计人员不能有效的行使其监督职能，导致企业会计监督不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企业的经营机制、经营方式也在不断更新。在整个经济工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与之配套的机制还未能建立和健全。针对所出现的经济活动，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办法。就国有企业来说，在企业的所有权尚未分离之前，会计人员兼有双重身份、他既代表国家利益监督企业的财务收支和经济业务，同时又是企业的管理者，随着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会计隶属于企业，从而对企业的监督权自然就削弱了。另外，新的《会计法》虽已颁布，但是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却没有跟上。在前年因造假而在证券市场上闹的纷纷扬扬的“宁广厦”事件，它的发生对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严重损害了公众股东的利益，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对其直接责任人进行制裁，使得会计监督形同虚设。有的企业在新的财务制度运行之后，仍用传统的做法来看待新制度，没有按新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使得出现“新制度、老观念、老办法”，会计管理混乱。再者，在会计监督过程中有些概念很模糊，比如说会计监督、审计监督概念模糊，执法机构职责、权限有待明确。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如果有针对性的会计制度和核算体系还不健全，也就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

2、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失调。我国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有的单位是根本就缺乏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有的单位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以致会计秩序混乱，徇私舞弊现象经常发生。

3、企业单位负责人的约束机制不全，阻碍了会计的有效监督。目前，在一些单位中企业管理者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指使、授意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做假帐，伪造会计凭证，办理违法会计事项，从而使得会计工作受制于管理当局，不能独立行使其监督职能，破坏了正常的会计工作。

4、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观念有待加强。一般来说，企业虚假的会计信息也是出自于会计之手，因此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道德观念在会计监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会计与国际接轨的进程，虽解决了量方面的问题，但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多数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而且有的还是无证上岗。再者，会计人员的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弱，自我管制能力差，惟命是从，在权大于法的思想支配下，有意造假，使得会计信息失真在所难免。

三、加强会计监督的措施

1、要正确认识会计监督的重要地位。《会计法》强调内部会计监督的目的在于：要使违法违纪行为首先遏制在会计工作初始阶段；不能将违法行为放纵到发生并铸成事实后，再寄希望于社会中介机构去审计、财政等执法部门去查办、社会和政府的监督上。这样做，将大量增加社会成本。由此证明，会计立法的精髓在于强化会计工作内部自身法律监督，即用权力制约权力。如果不承认会计监督的法律地位这个客观事实，就无异于否定了《会计法》。只有正视会计监督的法律地位，单位负责人才能严格自律，遵守会计法，维护会计法，杜绝授意、指使、强令会计人员干其随心所欲的事；所有会计人员才无后顾之忧，才能说真话，依法办实事。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贯彻实施；才能有利于宏观经济决策，维护公有制经济和社会公众利益，促进廉正建设。

2、明确会计责任主体，加强单位负责人在会计监督中的责任。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单位负责人认为自己是负责人，会计上的事情自己说了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按照他的意愿办事，出了问题将其一推了之或者找个替罪羔羊，减轻自己的责任，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会计监督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明确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主体地位，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的关键。作为单位负责人，他应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应当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这样就加强了单位负责人为单位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的地位，为会计工作者明确行使会计监督职能提供了保障。再者，为了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还必须要懂管理、懂业务、懂财务、懂会计，熟悉有关经济法规，对自己负责，对单位负责，对法律负责。

3、加快法律体系建设，为会计监

督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保障。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要加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我国已颁布了新的《会计法》，应尽快出台《会计法》实施细则，提高《会计法》的可操作性；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会计制度，满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需要；明确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的执法职责和权限，以实施清晰明了的监督职能；加大法律法规的处罚、赔偿和执行力度，对违规违纪的企业及其连带负责人予以曝光；同时还要强化一些相关配套法律及相关法规的实施，加快会计法律体系的建设步伐，使会计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4、实行会计委派制。实行会计委派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加强所有者监督，维护所有者权益的需要，与现代企业制度并不矛盾。委派制的目的是执行会计监督的会计人员与被监督企业分离，不存在人事及经济利益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会计人员的后顾之忧，才能真正发挥会计的监督作用，才具有公正性。因此，实行会计委派制、借助企业外部会计专业力量进行财务监督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并且政府实行会计委派制消除了会计人员与企业管理当局在经济利益上的共同关系，再冠以新的会计法确定的法律责任，相信长期困扰的会计信息失真的顽疾将得到彻底根治。

监督效力范文篇2

关键词：会计法财务管理监督效力

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国于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自1985年5月1日实施。这部《会计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于规范和加强我国会计工作,促进会计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部《会计法》在诸多方面难以适应国家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需求,某些方面出现了空白点。主要体现在:(1)由于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与之配套的法制尚不健全,一些单位存在着“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会计工作中人为地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致使会计信息资料难以客观、真实地反映本单位、本地区的经济活动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2)有些单位和个人受经济利益驱动,过分地追求自身利益,想方设法在会计数据上做文章,转移国有资产、账外设账、偷税逃税,扰乱了正常的内部管理秩序,使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扩大。近年来因会计管理工作薄弱,挪用公款、贪污腐化等犯罪行为有所增长。而200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会计法》，本着“规范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立法宗旨,针对前述会计信息失真、会计秩序混乱和难于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形势等问题,加大了会计工作的法律责任。

会计的监督职能是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是我国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计工作己发生了很大变化，会计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业务处理也日趋复杂，投资者、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等对会计信息披露的时效、范围、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现代企业制度下如何加强会计监督己成会计界热衷讨论的焦点。为了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会计监督己成为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会计监督的概述

会计监督既是内部监督又是外部监督。所谓会计监督，是指会计工作人员依据《会计法》赋予的职权，将《会计法》规定的各项内容适用于具体的人和事，对单位经济业务事项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所进行的监察、督促，落实法律规定所应依法办理的业务内容。会计监督是实施《会计法》唯一、具体、有效的执业环节。从其范围讲，它首先是内部监督但绝不仅限于单位内部监督，同时也具有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性质。如第十四条规定，“会计人员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各单位所取得的原始凭证绝大部分是由外单位出具的，当甲单位会计人员依法拒绝接受乙单位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时，甲单位会计人员正是履行了其监督职权。无疑，甲单位的会计监督就不只是内部会计监督其具有外部会计监督的性质了，事实上内部监督也同时兼有外部监督的性质。

会计工作范围、具体内容、工作程序、质量要求等均由《会计法》规定。如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原始凭证金额有错误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不得在原始凭证上更正，记账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应当按照连续编号的页码顺序登记；各单位应当保证会计账薄记录三相符（账实、账证、账账）；账务会计报告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会计账簿记录和有关资料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等等。

现行《会计法》规定：“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值得注意的是，会计人员“实行会计监督”已超出本单位，与第十四条规定“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前后精神是一致的。在这一前提下，《会计法》指出：会计人员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事项有权拒绝办理或者按照职权予以纠正，会计人员发现会计账簿记录与实物、款项及有关资料不相符的，按规定有权自行并及时处理。同时，《会计法》还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第五条），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第二十八条），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条同时严正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领导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统计法行为的会计、统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可见，各单位会计人员行使监督职权绝不是个人的随意行为，而是法律赋予其权力并受《会计法》保护。

二、会计监督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1、目前会计监督法律约束机制不健全，使得会计人员不能有效的行使其监督职能，导致企业会计监督不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人，企业的经营机制、经营方式也在不断更新。在整个经济工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与之配套的机制还未能建立和健全。针对所出现的经济活动，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和办法。就国有企业来说，在企业的所有权尚未分离之前，会计人员兼有双重身份、他既代表国家利益监督企业的财务收支和经济业务，同时又是企业的管理者，随着国有企业的两权分离，会计隶属于企业，从而对企业的监督权自然就削弱了。另外，新的《会计法》虽已颁布，但是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却没有跟上。在前年因造假而在证券市场上闹的纷纷扬扬的“宁广厦”事件，它的发生对证券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严重损害了公众股东的利益，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款对其直接责任人进行制裁，使得会计监督形同虚设。有的企业在新的财务制度运行之后，仍用传统的做法来看待新制度，没有按新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使得出现“新制度、老观念、老办法”，会计管理混乱。再者，在会计监督过程中有些概念很模糊，比如说会计监督、审计监督概念模糊，执法机构职责、权限有待明确。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如果有针对性的会计制度和核算体系还不健全，也就难以适应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

2、企业管理体制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失调。我国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

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有的单位是根本就缺乏内部监督和控制制度，有的单位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形同虚设，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以致会计秩序混乱，徇私舞弊现象经常发生。

3、企业单位负责人的约束机制不全，阻碍了会计的有效监督。目前，在一些单位中企业管理者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指使、授意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做假帐，伪造会计凭证，办理违法会计事项，从而使得会计工作受制于管理当局，不能独立行使其监督职能，破坏了正常的会计工作。

4、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观念有待加强。一般来说，企业虚假的会计信息也是出自于会计之手，因此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道德观念在会计监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会计与国际接轨的进程，虽解决了量方面的问题，但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多数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而且有的还是无证上岗。再者，会计人员的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弱，自我管制能力差，惟命是从，在权大于法的思想支配下，有意造假，使得会计信息失真在所难免。

三、加强会计监督的措施

1、要正确认识会计监督的重要地位。《会计法》强调内部会计监督的目的在于：要使违法违纪行为首先遏制在会计工作初始阶段；不能将违法行为放纵到发生并铸成事实后，再寄希望于社会中介机构去审计、财政等执法部门去查办、社会和政府的监督上。这样做，将大量增加社会成本。由此证明，会计立法的精髓在于强化会计工作内部自身法律监督，即用权力制约权力。如果不承认会计监督的法律地位这个客观事实，就无异于否定了《会计法》。只有正视会计监督的法律地位，单位负责人才能严格自律，遵守会计法，维护会计法，杜绝授意、指使、强令会计人员干其随心所欲的事；所有会计人员才无后顾之忧，才能说真话，依法办实事。只有如此，才能确保贯彻实施；才能有利于宏观经济决策，维护公有制经济和社会公众利益，促进廉正建设。

2、明确会计责任主体，加强单位负责人在会计监督中的责任。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单位负责人认为自己是负责人，会计上的事情自己说了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按照他的意愿办事，出了问题将其一推了之或者找个替罪羔羊，减轻自己的责任，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会计监督工作的正常进行。因此明确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主体地位，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的关键。作为单位负责人，他应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应当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这样就加强了单位负责人为单位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的地位，为会计工作者明确行使会计监督职能提供了保障。再者，为了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还必须要懂管理、懂业务、懂财务、懂会计，熟悉有关经济法规，对自己负责，对单位负责，对法律负责。

3、加快法律体系建设，为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保障。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要加强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我国已颁布了新的《会计法》，应尽快出台《会计法》实施细则，提高《会计法》的可操作性；建立和完善统一的会计制度，满足企业多元化经营的需要；明确会计监督、审计监督的执法职责和权限，以实施清晰明了的监督职能；加大法律法规的处罚、赔偿和执行力度，对违规违纪的企业及其连带负责人予以曝光；同时还要强化一些相关配套法律及相关法规的实施，加快会计法律体系的建设步伐，使会计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4、实行会计委派制。实行会计委派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加强所有者监督，维护所有者权益的需要，与现代企业制度并不矛盾。委派制的目的是执行会计监督的会计人员与被监督企业分离，不存在人事及经济利益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会计人员的后顾之忧，才能真正发挥会计的监督作用，才具有公正性。因此，实行会计委派制、借助企业外部会计专业力量进行财务监督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并且政府实行会计委派制消除了会计人员与企业管理当局在经济利益上的共同关系，再冠以新的会计法确定的法律责任，相信长期困扰的会计信息失真的顽疾将得到彻底根治。

5、强化企业法人治理机构的会计责任。新的《会计法》对会计工作赋予法律责任，明确了法人治理机构的会计责任，增强企业管理当局通过不恰当会计行为侵害所有者权益的风险，不仅会计人员做假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且管理当局授意也将被追诉。新《会计法》有力地约束了会计工作，形成会计活动主体与会计相一致的完整责任主体。消除当前主体权利与行为不一致所导致的责任界定不清，相互之间推诿而影响会计监督难以实现的现象。

强化和完善了会计监督机制,是我国实行的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法律、行政、市场、经济等手段，规范约束会计主体的行为，推进财务会计诚信体系建设。尽快完善会计法规，明确执法依据，以利于执法机关对违法造假行为的制裁；引入民事赔偿制度，明确造假者经济上的赔偿责任，通过诉讼程序迫使造假者退出非法所得，营造良好的会计工作法制氛围。

参考文献：

1、2000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相关条例。

2、《经济法学》（第二版）：潘静成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二版。

监督效力范文篇3

关键词: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监督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会计信息的重要性也愈来愈突出。真实、客观的会计信息不仅是机关事业单位进行科学管理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会计信息失真现象频频发生，并成为各单位当前亟待解决的重点难题。尤其是在机关事业单位中，如果会计信息质量不能得到有效保证，那么不合法的会计行为的发生频率也会随之增加，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机关事业单位必须要给予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一、会计信息的作用分析

会计信息的含义为:加工处理各种会计数据后获得的能为单位管理提供重要依据的信息。会计信息是对单位过去一切财务信息的反映，包括资金收支情况、分配情况、使用情况等。会计信息的质量不仅影响单位的发展，而且其还会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一定影响。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有效改善单位内部管理水平，会计人员搜集整理所有的内部财务活动的信息，加工处理分散的信息，将其整理成系统性的资料，单位高层通过阅读整理的会计资料可及时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措施，为做出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利于完善单位内部经营管理。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可利用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制定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的政策，国家财政部门查阅各个机关事业单位上交的会计报表，可及时掌握机关单位的财务状况，通过分析这些会计信息，实现优化配置经济资源、自然资源的目的。

二、机关事业单位会计监督体系存在的缺陷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至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环境变化莫测，现行的会计监督体系已经不能满足机关事业单位的需求，会计监督工作中出现了信息失真等问题，会计监督职能被大大削弱。(一)财务收入方面的缺陷许多机关事业单位普遍存在收入票据使用不规范的现象:①部分单位在统计营业收入时为了躲避税收，使用财政票据;②部分事业单位存在无据收费、白条收费等不合理情况;③部分事业单位隐瞒收入，未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将获取的非税收收入缴纳到相关财政专户中，使国家财政收入信息陷入失真的尴尬局面;④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在核算年度收入时出现收入信息偏差情况，比如少数单位未将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均增收入、固定资产出租收入以及其他单位对本单位的补助等纳入财务账核算内，缺乏详细的收入信息。

(二)财务支出方面的缺陷

(1)预算拨款不规范: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在进行年中预算时会随意拨款给非预算单位，或改变原有拨付渠道，将下属单位的资金据为己有。(2)入账缺乏合格的原始凭证:部分单位入账时采用过期发票，或将虚假供货发票、白条直接报销入账。(3)违规违纪开支现象频发:部分机关未在年初时未做好预算工作，投资建设过于随意，支出显著超出计划资金，也有单位为了减少自身费用的支出金额，将支出的金额转移到下属单位，甚至出现转移至账外账的情况。

(三)资产方面的缺陷

机关事业单位中固定资产存在的缺陷有:(1)账实不符，即固定资产账面反映与实际情况不相符。(2)固定资产处置不规范，部分机关事业单位未严格按照相关手续处置固定资产，甚至出现低价处置的情况，进而使大量的国家资产流失。(3)部分机关事业单位购入固定资产时，多种费用随意报销，进而出现资产信息失真的情况。此外，机关事业单位在专项资金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1)部分单位设立假项目骗取资金，或者出现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2)部分单位采用不正当的手段骗取国家专项资金。

三、提升机关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监督效力的三点建议

(一)完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

第一，机关事业单位应该合理设置内部机构、岗位，明确不同岗位的权责权限等，将不相容的职务分离开来，不同部门、岗位做到权责分明，各部门机构互相监督，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第二，机关事业单位应该在内部同时设置三种岗位:会计、出纳、审核，并赋予其不同的职能，保证会计信息监督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第三，健全单位内部职能后，管理人员应该结合单位经营状况及发展需求，制定出相关的会计管理制度，比如，各部门间协同制约机制、会计人员岗位职责、会计工作处理步骤等。第四，制定内部监督制度及复核制度，确保能及时发现会计工作各环节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第五，制定会计考核标准，进一步规范会计核算，同时还需健全会计处理程序，比如完善会计核算方法、会计凭证审核方法等。通过严密控制会计处理程度，提高会计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

(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第一，相关部门应该加快立法进程，明确会计监督体系在机关事业单位中的重要地位，尽快出台实施《会计法》的细则，使会计监督工作实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政府部门应该强化《税法》、《经济法》、《投资法》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实施，建设系统化会计法律法规体系。第二，积极开展机关事业单位会计法律理论研究，机关事业单位应针对当前会计工作普遍存在的法律问题，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正确处理单位违法问题，并运用法律鉴定，在实践中探索，不断总结会计法律理论，周而复始发展。第三，加强对事业单位会计法律的实证研究，根据现有的会计诉讼案例探讨其背后隐含的法律问题，寻找其产生根源及对策。第四，政府部门应该制定统一标准的会计监督制度，打破传统会计事后监督的模式，创建一套规范的事前预测、会计控制、总结评估的监督体系，全面满足机关单位多元化经营的需求。

(三)加强外部监督力度

目前，我国审计工作、监督工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力资源的限制。在实际会计监督工作中可对事业单位进行规模划分，根据机关事业单位的层次进行监督管理:(1)大型单位可派遣财务总监进行会计监督;(2)中小型单位可实施会计委派制度。且各机关事业单位应该展开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工作，由国家财政部门对机关单位预算、内部制度等进行审核，达到事前监督的目的。机关事业单位上级部门应该加强对下属部门的监督，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国家财政部及地方监督机构共同监督机关事业单位，定期对机关事业单位会计信息、预算执行情况等进行检查，并及时进行公告，这对提高会计信息监督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四、小结

总而言之，会计信息在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其能帮助管理者准确掌握单位财务状况，明确财务活动开展的具体效果，能为管理者规划、决策等提供重要依据。然而，当前会计信息失真已经成为威胁我国事业单位会计监督体系稳定性的重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机关事业单位的发展。因此，机关事业单位应该给予会计监督工作应有的重视，分析单位内部会计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采取多种手段不断完善会计监管制度，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促进单位健康可持续发展。

作者:邢咏梅 单位:烟台市规划执法支队

参考文献:

［1］罗军章．新时期事业单位内部会计监督途径探讨［J］．柴达木开发研究，2012(04)

［2］周双．完善事业单位会计监督机制的对策探讨［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4(06)

监督效力范文篇4

第一百七十七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一百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但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一百七十九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人民法院对不符合前款规定的申请，予以驳回。

第一百八十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第一百八十一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

第一百八十二条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

第一百八十三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裁定由院长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一百八十四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一百八十五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第一百八十六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监督效力范文篇5

现行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效力存在弊端的原因

（一）历史惯性和制度缺陷的相互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检察解释的效力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困境，是与我国法律传统的历史惯性和固有的制度缺陷分不开的。第一，我国检察解释源于社会关系剧变的1979年，这一时期立法几乎处于空白，立法技术也较为粗糙。第二，由于立法技术的缺陷，我国立法过程中常常借鉴国外的经验，这又势必会与本土经验相冲突。第三，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关系正在发生重大改变，鉴于法律应当具有稳定性，法律不可能完全对所有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也不可能时刻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只有通过司法解释对变化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存在，导致检察司法解释在实践中不仅具有对法条进行解释的作用，同时还有创制法律的功能。（二）理论研究的混乱加剧了检察解释效力的困惑在当前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理论研究中，对检察解释的法律定位、权限界定，甚至对检察解释权的存废都存在极大争议的情况，无疑掣肘了检察解释权的运用与发展，导致检察解释在法律实施活动中处于尴尬境地。例如，在我国目前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在法律运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显然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客观情况。但是，在我国理论研究中，大多数观点却是对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权进行批判，并呼吁取消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权的，只有少数来自检察系统的学者，对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表示支持。因此，对于目前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存在的现实困惑，难以在理论研究中寻找到解决的方法和依据，这就使得问题的解决缺乏正确的理论导向。（三）缺乏现代法治理念司法制度没有体现现代法治理念是造成检察解释效力困境的又一诱因。我国检察解释制度是建立在法治社会断层的环境中的，具有较大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检察解释条件过于抽象。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察院在“具体运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范围内进行解释，这一规定显然过于抽象，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第二，一级解释体制下的解释权混乱。在我国，根据法律规定，在检察系统中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才具有司法解释权。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业务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竞相制定司法解释的情形。这就导致无解释权的检察机关制定的解释也具有合法的外衣，从而造成各自为政、适用法律的混乱。第三，缺少检察解释的运行与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缺乏必要的运行与监督机制，在制定过程中出现无序的状态，一些实质上不是司法解释的内容也被冠以“解释”的名称，甚至有些解释还存在论证不充分、说理不透彻等，“从而出现下级检察机关对检察解释如何理解和适用进行请示的尴尬局面”④。第四，立法技术和司法理念的滞后。立法技术和司法理念的滞后也是导致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出现效力问题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错误理念是将司法解释作为一种权力对待，而忽视将其作为一种法律适用手段，致使检察解释的方法单一。二是相关立法文件对各个不同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以及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的效力层次等问题没有加以规定，致使检察解释混乱，这就造成各检察机关从本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出发制定司法解释。三是囿于我国司法体制，司法独立观念淡薄，使得司法机关所做的司法解释往往受制于行政规章、地方性法律文件等。（四）检察解释本身缺乏监督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人民检察院由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这是《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原则。2006年8月27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颁布实施，其中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参考了《立法法》中有关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程序的规定，对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程序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对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权进行了规制，如有与相关法律相抵触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进行监督。同时也要求，检察机关今后在进行司法解释时，须更谨慎、严格，不得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但长期以来，由于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实施监督和主动、自觉地接受监督的运行规范，人大对检察解释工作监督不力、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仍然存在。综上所述，司法制度和理念能够对检察解释的效力产生影响，立法技术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导致检察解释的泛滥，理论研究的落后对于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能够及时作出正确的导向。目前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面临的困境，是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要解决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存在的问题，也必须运用综合手段，从多方面入手共同解决。

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效力的对策

（一）完善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立法检察机关司法解释要具备法律效力，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对解释制定的主体、程序以及解释本身的形式、效力冲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规定，以赋予其正当性、合法性。针对目前检察解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应制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规则》。（二）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范围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在具备合法正当性之后，应当明确其具体的效力适用范围，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内容。为避免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之混乱，应明确其适用的时间范围、空间范围以及溯及效力。第一，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的时间范围。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之时间范围，主要包含明确其生效时间及失效时间。一是明确生效时间。何时生效，直接决定解释发生法律效力的起点。笔者认为，应当对生效时间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予以明确：（1）司法解释颁布之时，明确该解释生效时间；（2）没有规定生效时间的，自颁布之日起即时生效。二是明确失效时间。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失效，意味着解释不再发生法律效力。失效时间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予以明确：（1）所解释的法律失效或者变更，内容与原法律规定冲突的，该解释自行失效；（2）司法解释规定的失效时间到达，该解释自行失效；（3）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该解释失效；（4）就相同法律，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新的解释，内容与该解释冲突的，该解释失效。第二，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的空间范围。一是地域范围。对于所解释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其生效范围的，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也没有对其范围做进一步限制的，在全国范围内生效。二是事项范围。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当严格限定最高司法机关法律解释的事项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应该对属于自身职责方面的有关法律性事项进行解释；对于两者都涉及的法律内容应当由两者共同解释；两高无法达到一致意见的，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第三，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的溯及力。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之溯及力应当“从旧兼从轻”，即对于解释生效以前的行为，新的司法解释一般不具有约束力，除非对被告人有利。（三）严格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产生的程序和形式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不仅在于其实体上的法律约束力，也来源于其产生的程序和形式。因此，对于其产生过程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应当予以解决。第一，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主体。一是严格界定有权主体。相关部门应当明确检察解释的主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他任何机关，包括社会团体、军事机关、行政机关等无权检察解释。二是正确界定一元单级制的主体范围。作为检察权重要组成部分的检察解释权应当在一级配置范围内进行。对于其他各级人民检察院所谓的在二级配置的范围内进行解释，无论是从实践来看，还是从法制理论来看，不具有正当性。因此，相关部门应当承认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才享有检察解释权，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具有检察解释的主体资格。三是正确处理地方检察解释的效力范围。针对各级检察机关的确存在的具体问题，可以统一由各地省级检察机关进行调研。在调研基础之上，认为确有必要进行解释的，可以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颁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以保障其权威性和合法性，防止地方各自为政，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第二，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形式。从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检察权在我们司法体制中的地位出发，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机关来讲，目前更应该注重发挥其检察职能，尤其是对特定问题、案件的解释。因为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司法解释来看，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心地位的不断确立，以及法院对案件具有最终裁决权，往往导致检察解释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受到极大损害。在此情况下，如果最高检对特定问题、特定案件所做的有关批复或者解释，因为时效性较强，并且具有针对性，就常常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第三，公开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制定的程序。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包含以下六个方面内容。一是制定解释的提起。对于法律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判委员会或者其各业务部门、各省级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他国家机关、团体、公民向最高检提出。二是制定解释的立项。确实有必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研究室进行审查，报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决定。三是司法解释的起草。司法解释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具体各业务部门起草，其他部门和国家机关可以提出建议。四是司法解释的审核。对于已经制定好草案的，应将草案送交研究室进行初步审核。审核的内容应当包括：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是否属于权限范围之内，同其他解释是否存有冲突，制定的程序是否符合要求等。五是司法解释的决定。对于最高检研究室认为司法解释草案符合条件的，可以报主管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决定。六是司法解释的公布与备案。对于检委会通过的司法解释，应当以公告的形式在各大媒体上进行公布，并宣布生效时间。司法解释应当在公告之日起30日之内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四，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效力冲突的解决。一是与立法解释效力冲突的解决。按照法律规定，立法解释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其效力层级较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因此，当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同立法解释效力相冲突时，其当然无效。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冲突的解决。首先，法院解释与检察解释的效力冲突问题。我国政治体制是一府两院制，最高法与最高检同属我国司法机关，并且在层级上相同，在宪法地位上平等，因此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加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最高法与最高检分别就各自职责范围内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发生分歧的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或决定。因此，检察解释和法院解释的效力并无高低大小之分⑤。当法院解释和检察解释发生冲突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其次，检察解释(法院解释)能否适用于审判工作（检察工作）。如上文所述，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家都不具有凌驾于另一家之上的权力、权威。如果其中任何一家所制定的司法解释仅仅对其自身系统有效力的话，那么将直接对检察工作、法院工作造成极为严重的阻碍。例如，关于民行案件的审判监督问题，最高检和最高法分别作出相关规定，允许检察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但是，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作出相应解释，由于法院对此具有最终决定权，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许多法院拒不接受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行政、民事抗诉案件，或以各种形式交由原审法院再审的情形，造成检察机关抗诉失灵或无效的后果,给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带来严重冲击。因此，对于同时涉及检察工作领域和审判工作领域的司法解释，应当由两院共同制定；无法制定的，应当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解释。综上所述，为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保障其效力的正当性，应当在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原则的大前提下，从完善立法、明确其效力的内涵以及完善制定程序、解决同其他法律解释冲突方面共同着手，从立体层面，保障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在检察机关具体运用法律过程中，发挥效力，维护法律正确、统一的实施。

本文作者：王永杰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监督效力范文篇6

“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

对上述判决理由，查庆九先生将其概括为“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也就是说面对新闻舆论的监督，公众人物应当容忍轻微的侵权。那么，为什么民事法律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不适用于本案？一审法院是基于何种价值判断阻止了民事法律的适用？当然，本文不想对一审判决的正确与否进行评价，笔者只是想揭示当代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根据这一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一般认为，侵害名誉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一有行为违法；二有损害事实；三行为违法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行为人有过错。按照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述判决理由的正确逻辑似应改为“如果报道指名道姓损害其名誉权，就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哪有所谓“容忍义务”，容忍义务岂不是于法相悖。我国宪法一方面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权利并为我国的民事法律具体化。另一方面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一旦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监督权与他人的人格权发生冲突，对这种冲突进行判断选择、决定取舍，哪项权利应予以保护，哪项权利应受到抑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上一般民事审判的范围。公民的监督权不是物质和金钱所能衡量的，它也不是民事权利，而是神圣的政治权利。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公民的监督权发生冲突时，其名誉权之所以要服从公民的监督权，也并不是我国民事法律价值的体现，而是宪法价值的客观影响。法官们实际上受到一种更高理念和原则的支配，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在进行着宪法价值的判断，并将宪法的价值贯彻于民事审判活动中。这种权利冲突的情况并非为我国所独有，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而面对这种权利的冲突，司法权将宪法价值融入民事审判在我国却并不常见，有时甚至还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宪政先进国家司法权的这种运作方式则是其宪政体制的应有之义。人们注意到同类案件中宪法价值的缺席与否，左右着裁判的社会效果。

监督效力范文篇7

1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有关仲裁协议效力的确认、仲裁裁决的撤销、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问题，是一个既具理论意义又富实践价值的重要课题。自1995年9月1日《仲裁法》实施以来，我国的商事仲裁制度已经走过了15个春秋，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也积累了15年的经验，实有总结检讨之必要。15年来，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运行状况如何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如下统计数据，大体上就是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的缩影:2002－2008年，上海二中院共受理了852件仲裁司法监督案件，其中，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37件，占4．34%;申请撤销仲裁裁决120件，占14．08%;申请仲裁执行637件，占74．77%;仲裁保全案件57件，占6．69%;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1件，占0．12%［1］。前述案件的处理情况是:受理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37件中，裁定驳回申请的30件占78．95%，撤诉2件占5．26%，移送1件占2．63%，确认仲裁协议无效3件和确认仲裁协议不具有约束力2件占13．16%。受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120件，裁定驳回申请94件占79．66%，撤诉14件占11．86%，移送1件占0．85%，撤裁4件占3．39%，通知重新仲裁5件占4．24%。受理仲裁执行案件637件，其中72件申请不予执行，占11．44%，经审核后有2件案件裁定不予执行，占申请不予执行的2．7%。总的来看，我国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机制运行良好，法院对商事仲裁活动给予了高度的尊重。但是，总体良好的发展态势无法掩盖学者间的巨大分歧，如仲裁司法监督是采用实体监督、还是程序监督，是采用统一监督、还是双轨监督，是采用单一监督、还是多重监督等，都呈现出众说纷纭的态势。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将会严重打击人们利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信心，阻碍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

2重塑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的若干思考

2．1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理念的重塑

2．1．1司法监督必要性理念

商事仲裁是民间的纠纷解决方式，它显然需要来自国家的监督。首先，仲裁组织的民间性、仲裁程序的灵活性、解决纠纷一裁终局的快捷性等特性，决定了对仲裁实行司法监督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世界各国皆然。其次，仲裁制度之所以能跻身于社会救治体系，是由于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合理性，即以公平和效益为终极追求。在效益方面，由法院行使国家强制力对仲裁给予支持和协助，保证仲裁目的的实现，从而提高仲裁的效率，实现仲裁效益;在公平方面，由法院对仲裁进行监督，可有效地防止仲裁权力的滥用，纠正仲裁程序中出现的程序性错误，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公平的实现，实现仲裁公平。

2．1．2司法监督适度性理念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各国形成的一个共识是:仲裁离不开法院的监督，但过度的法院干预又会阻碍甚至扼杀仲裁的发展，仲裁需要的是法院的适度监督是否依据当事人选定的、理性化的仲裁程序规则。法院的适度司法监督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承认仲裁裁决终局性;法院原则上不审查或者严格限制审查裁决的实体内容，只审查仲裁程序是否合法;在仲裁程序中，法院的监督以支持或协助仲裁为主，且法院介入仲裁的范围以当事人或仲裁庭的申请事由为限，不得擅自扩大监督范围;在当事人与仲裁庭都不需要法院协助时，法院应采取“不干预主义”;法院监督仲裁应当坚持以促进仲裁发展为原则。

2．1．3司法监督统一性理念

目前，支持区分国际、国内“双轨制”仲裁监督模式的理由大致有:①国际仲裁没有国内仲裁与国家的联系紧密，没有过苛限制的必要;②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予以区别对待，有利于保证中国涉外仲裁的国际地位，同时这样可以促进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增强本国在国际商事仲裁市场上的竞争力;③我国涉外仲裁员素质极高，无须过分强调监督。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均不充分。实际上，诸多因素决定了我国宜调整立法思路，采取国内、涉外仲裁单轨制的监督机制。理由是:首先，商事仲裁作为市民社会中解决当事人纠纷的制度，理应顺应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则。市民社会崇尚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体现在国内商事交往中、而且体现在国际商事交往中，两种交往中产生的纠纷在解决中不宜区别对待。其次，对国际商事仲裁和国内仲裁实行一视同仁的审查标准，已成为世界各国仲裁立法的趋势。在司法监督问题上，“统一”制、“并轨”制是当前国际主流趋势。

2．2我国商事仲裁司法监督范围之调整

2．2．1实体性事由问题

仲裁裁决的撤销事由基本上只涉及程序性问题，这已是当代各国仲裁裁决撤销的立法中的基本共识。亦即:裁决在适用法律或认定事实上的错误不能作为裁决撤销的理由，也不允许当事人对裁决就法律或事实上的问题提出异议。事实上，这也是我国1987年参加的《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第5条的基本要求。因为，“如果允许法院对实体性问题进行审查，无疑使这种审查变成了仲裁案件的二审，必然损害仲裁的权威性，阻遏仲裁的发展，裁决的终局性也难以保证。”实体性审查不仅与仲裁的快捷性、经济性相悖，与仲裁的独立性、民间性相左，而且与国际发展潮流相悖。相比之下，我国国内民商事仲裁裁决撤销事由中，仍保留较多的实体性事项就显得不合时宜，如我国《仲裁法》第58条第4项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第5项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等。因此，笔者建议取消《仲裁法》第58条第4项和第5项。这样，既可以使仲裁裁决的撤销事由上与国际接轨，而且能使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趋于统一。

2．2．2“默示放弃权利”和“仲裁协议效力异议”问题

商事仲裁是一种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应该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没有仲裁协议或者超出仲裁协议作出的裁决都属于司法监督的法定情形。不过，任何原则都会有例外，作为意思自治原则的例外或修正，我国仲裁法设计了权利默示放弃的条文。例如，我国《仲裁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最高法院《仲裁法解释》第27条:“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后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或者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以说，当事人发现仲裁庭无管辖权、仲裁程序有瑕疵等情况仍继续参与仲裁程序且不提出任何异议，实际上是认可了仲裁庭的管辖权和仲裁程序的正当性，在仲裁程序进入相当的深度之后再提出异议，有悖诚实信用原则，且不符合仲裁经济性、效益性的根本要求。应该说，以上规定都是合理的。但值得商榷是，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的时间设置是否合理?我国将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的最后时间设置为“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有别于国际上普遍采纳的“提交首次实体答辩”这一时间点。其缺陷在于:有的仲裁案件可以不通过开庭而仅做书面审理，“首次开庭”的时间点无从适用。再者，如果当事人在首次开庭前已经提交实体答辩，应认为其已接受仲裁庭的管辖，允许其此后提出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异议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嫌。

2．2．3“没有仲裁协议”问题

仲裁协议是整个仲裁的基础，仲裁协议存在效力瑕疵，当然可以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我国《仲裁法》第58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是“没有仲裁协议”;而最高法院《仲裁法解释》第18条作了字面上的扩大解释，增加了“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或者被撤销的，视为没有仲裁协议”的内容。但是，法条和司法解释仍然没有全面表述仲裁协议效力瑕疵的应有内容。仲裁协议作为合同的一种，当然也存在无效、未生效和失效的情形，仲裁协议效力瑕疵不仅包括“没有仲裁协议”、“仲裁协议被认定无效或者被撤销”，而且包括仲裁协议的未生效和失效:①所谓未生效，是指仲裁协议因不具备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协议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而使仲裁协议不发生确定仲裁管辖效力的情形，如所附生效条件未成就、所附将来期限未届至等;②所谓失效，是指已经生效或者已经成立的仲裁协议，因特殊情况的发生或者特殊事项的完成而使仲裁协议失去法律效力，如根据仲裁协议所作出的仲裁裁决被依法撤销或者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协议所附效力期间已过等。因此，笔者建议将我国《仲裁法》第58条第1款第1项的“没有仲裁协议”，重新解释为“没有有效的仲裁协议”，从而囊括了仲裁协议的不存在、无效、失效、未生效等多种情形。

2．2．4“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问题

何谓“社会公共利益”，在立法和理论上并不清楚。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在中国，公共政策似乎可用来保护某些可能被认为是纯粹的当地利益”;又如“由于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任何解释和限制，加上该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既易造成各法院理解的歧义，更为少数法院借‘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之名行地方保护主义或其他行为之实提供了方便。”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公共利益条款“始终没有社会一致认同的客观标准”，但是，世界各国的仲裁立法却又都有公共利益条款的规定。1958年《纽约公约》虽然将违反公共政策作为仲裁司法监督的理由之一，但也未对公共政策的含义、范围以及具体内容作出统一的解释。公共利益条款是历史的曲折选择，当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或适当性。换言之，公共利益条款作为撤销仲裁裁决的事由在立法上存在是很有必要的，只是司法上尽量不适用或者少适用更为合适。在公共利益的界定方面，下面这个角度或许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在法理上，一般认为，“社会有两个领域，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总和构成市民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总和构成政治国家。公共利益表现为社会利益或国家利益。”也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普遍性的个体利益和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公共利益的判断是如此的困难，以至于美国公共哲学家李普曼指出，只有借助于普通人的感受才能作出判断，即“当人们能看得清楚，想得合理，行不偏私且乐善好施时，他们所选择的就是公共利益”。总之，学者们并没有就何谓公共利益达成一致。在实践中，除法律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外，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形只能委由法官自由裁量了。

监督效力范文篇8

内容提要:仲裁与司法是我国互为补充的两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途径。仲裁对司法起辅助作用；司法对仲裁起支持和监督作用。然而，由于立法的缺陷，仲裁与司法的这种相互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为协调仲裁与司法监督的关系，应对《仲裁法》作以下修改:明确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有效性具有优先决定的权利；取消对生效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双重制度设置；将撤销仲裁裁决审查范围限于仲裁的程序问题；赋予仲裁庭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权力。

本文所指仲裁，仅指民商事仲裁，不包括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发生之后，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将协议所约定的争议提交约定的仲裁机构进行审理，并由其做出具有约束力的仲裁裁决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与诉讼不同，仲裁是非经司法诉讼途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争议解决方式，是一种准司法活动。由于仲裁具有自愿、秘密、快捷、经济等特点和优势，因此，在仲裁被法律确定为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途径时，就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被人们称为“诉讼爆炸”的社会里，在“传统的司法体制面对日益增长的诉讼负荷开始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满足现实生活需要，由此引发了所谓的司法危机”[1]的情况下，仲裁成为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对民事诉讼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但是，从本质上讲，仲裁毕竟是一种民间的自治机构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对争议进行的处理，因此，它不可能像民事诉讼那样，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确保程序的顺利进行和保证将来的裁决得以实现。所以，要充分地发挥仲裁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补充和辅助作用，司法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由于仲裁完全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实行一裁终局，为了切实保障仲裁裁决的公正性，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必要对仲裁实行司法监督。由此可见，司法与仲裁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支持与监督的关系。

一

为了确保仲裁功能的实现，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一系列程序和制度，以实现对仲裁的支持和对仲裁活动的监督。我国司法对仲裁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对仲裁中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和对生效仲裁裁决的执行等三个方面。[2]第一，关于证据保全方面，我国《仲裁法》第46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申请证据保全。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证据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第二，我国《仲裁法》第28条对财产保全作出了如下规定:“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可以申请财产保全”，“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8条也对涉外仲裁的财产保全作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第三，我国《仲裁法》第62条是关于对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和第259条进一步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关于司法对仲裁的监督，根据我国现行的《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它包括开庭前的监督（即事前监督）和对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即事后监督）两个方面。开庭前的监督，即对仲裁协议的效力的审查与确认。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即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复审。在我国，仲裁裁决后的监督又可具体分为三种制度，即申请撤销仲裁裁决、通知重新仲裁和申请不予执行裁决制度。关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制度，我国《仲裁法》第58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第71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裁定撤销。”通知重新仲裁，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仲裁庭对已经作出裁决的案件重新进行仲裁。根据我国《仲裁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恢复撤销程序。”至于申请不予执行裁决制度，我国《仲裁法》第63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第72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裁定不予执行。”

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7条和第260条进一步对国内和涉外申请不予执行裁决制度分别作出了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五）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第260条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二

上述法律规定，构成了我国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和司法监督的基本模式，它对于促进仲裁事业的发展，发挥仲裁在解决民事争议过程中的辅助作用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从上述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立法上存在司法对仲裁支持的规定过于概括、欠缺可操作性及司法对仲裁的监督过于宽泛和严厉的缺陷，这不仅影响了司法与仲裁的正常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束缚了仲裁工作的开展，妨碍了仲裁在维护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首先，由于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都对司法审查进行了多重制度设计，使仲裁裁决的终局性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且，由于审查内容过于宽泛，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限制了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权利，直接影响了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我国《仲裁法》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与确认的规定，立法目的不明，损害了仲裁的优越性。[3]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仲裁法》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使审判权过早地介入了仲裁领域，从而增加了决定仲裁管辖的难度，也使得当事人有可能恶意拖延或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造成仲裁的快捷、高效的优势不能得以体现。而且，它也没有从根本上体现审判最终决定原则。因为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作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由上可见，只要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并作出决定，那么其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裁决就是终局裁决，就不再受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干预或监督。因此，这一司法监督制度的设置，实际上是为当事人恶意拖延仲裁程序、影响仲裁效率提供了籍口，它并不能有效地行使审判权对仲裁裁决公正与合法的监督。

第二，监督制度设置重叠，使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稳定的状态，损害了仲裁的快捷性和高效性。[4]根据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可以基于一定的法律事由，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是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制度分别设置的，当事人就可以依据这些规定，阻却生效仲裁裁决的实现，从而影响仲裁的效率。因为，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当事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的，他还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相反，当事人也可以事先申请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如未获支持，再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迫使人民法院中止对生效仲裁裁决的执行。这样，就可能使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稳定的状态，影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加之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往往是由不同法院或同一法院的不同审判庭受理的，这样就很可能出现裁判冲突的现象。同时，由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只能阻却仲裁裁决的执行效力，而不能否定仲裁裁决本身的法律效力，所以，如果双方当事人要求重新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那么，这还会出现同时存在、相互冲突却又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的混乱局面。

第三，司法审查的内容过于宽泛，造成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实际损害。仲裁实质上是解决争议的一种合同制度。当事人同意将他们之间的争议交给仲裁机构和仲裁员解决，作为一项合同安排，仲裁应当受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支配。从这一原则出发，只要仲裁程序符合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当事人一般就应当接受仲裁员在法律或事实方面的错误裁决。所以，从世界各国仲裁立法的发展来看，司法监督作用的着眼点，已经从在裁决实体内容上进行监督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转向从仲裁程序上保证仲裁的公平进行。但是，我国《仲裁法》及《民事诉讼法》在规定法院可以就诸如是否有仲裁协议、裁决的事项是否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有无权力仲裁、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以及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是否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等仲裁程序进行审查外，同时还规定可以对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否伪造、对方当事人有无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及是否违反公共利益等实体问题进行监督。如此宽泛的监督内容，严重限制了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由，因而也造成了当事人权利的实际损害。

第四，关于重新仲裁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具体的操作性，从而影响了实际效果的发挥。[5]根据我国《仲裁法》第6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撤销裁决的申请后，认为可以由仲裁庭重新仲裁的，通知仲裁庭在一定的期限内重新仲裁，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仲裁庭拒绝重新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恢复撤销程序。”由于上述规定过于原则，它既没有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也没有明确仲裁庭重新作出仲裁裁决后，人民法院是否可以直接进行司法审查？[6]因此，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这就直接影响了该项制度实际效果的发挥。还有，重新仲裁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为，在申请撤销仲裁案件中，申请人往往已经丧失了对仲裁庭最基本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法院不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就通知仲裁庭重新仲裁，就很容易引发申请人与仲裁庭（甚至是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对立情绪，带来不好的社会效果。

其次，由于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仲裁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等规定过于原则，这不仅造成了制度体系不配套、内容不协调的问题，而且程序的过于概括又使该项制度增大了实施成本，甚至丧失其可操作性。[7]以仲裁中的财产保全为例，我国《仲裁法》虽然对仲裁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权作出了规定，同时，也要求“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交人民法院”。但是，《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当事人既可以申请诉讼中的财产保全，也可以申请诉讼前的的财产保全。那么，仲裁当事人是否也可以提起仲裁前的财产保全呢？而事实上，在仲裁中是不能像民事诉讼中那样提起仲裁前的财产保全的，因为这一规定被普遍认为是“申请人在仲裁机构决定受理仲裁申请之后，对仲裁案件作出裁决之前”方可提出。[8]因此，《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不协调的。此外，根据《仲裁法》第28条第2款和《民事诉讼法》第258条的规定，仲裁庭对当事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是不具有决定权的，如果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话，仲裁机构只能向人民法院“提交”，由被申请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或中级人民法院对是否准许财产保全作出决定。[9]那么，如果受理仲裁案件的仲载机构与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地域内，仲裁机构对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如何提交？如果以直接送达的方式“提交”，那么，这些仲裁成本应当由谁负担？如果以邮寄送达的方式“提交”，那么，这能否实现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目的？[10]这样规定，不仅在程序上缺乏可操作性，而且还会大大增加仲裁的成本，这与仲裁的快捷和经济特质完全是相悖的。

三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完全有必要对现行的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和司法对仲裁支持的有关规定进行必要的完善，以充分实现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和监督作用。首先，《仲裁法》应当明确规定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具有优先决定的权利，以确保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的实现。从目前各国的立法情况看，解决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的争议，主要有以下途径。

第一，由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最终判断。这也就是所谓Kompetenz-Kompetenz（管辖权—管辖权）原则，即仲裁庭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有管辖权，中国学者有人称之为“自裁管辖权说”。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管辖权作出决定的权利，这不仅更符合仲裁的独立性和自愿性特点，而且也有利于避免法院过早地干预仲裁过程，及时确定仲裁管辖权，消除影响仲裁效率的因素和环节，真正实现迅速、及时、高效的仲裁原则，有效地防止一方当事人利用人民法院具有裁定仲裁庭是否具有仲裁管辖权的权力，恶意拖延和破坏仲裁程序的进行，这也是现代国际立法的一种趋势。譬如，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4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有权对其本身的管辖权作出决定，包括对有关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有效性的异议作出决定。为此，构成合同一部分的仲裁条款应被看作是独立于合同其他条款之外的协议。仲裁庭作出关于合同无效的决定依法律不应引起仲裁条款无效的结果。这一规定推动该原则成为主要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及其所在国接受，使其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一个重要发展。我国台湾地区1998年“仲裁法”也有类似的规定。该法第22条和第3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庭管辖权之异议，由仲裁庭决定之。但当事人已就仲裁协议标的之争议为陈述者，不得异议”，“当事人下列主张，仲裁庭认其无理由时，仍得进行仲裁程序，并为仲裁判断:一、仲裁协议不成立??”。

第二，由仲裁机构认定，即由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自身管辖权作出最终判断。这是少数国家采用的认定方法，中国在《仲裁法》施行前的做法比较典型。在《仲裁法》施行前，由于《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诉讼，因此，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IETAC）1994年以前的《仲裁规则》规定，由仲裁机构决定仲裁协议的效力，但裁决作出后在执行程序中，该决定的效力由法院决定。但是，在《仲裁法》施行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IETAC）的《仲裁规则》发生了变化，该规则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法院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决定，另一方请求法院裁定，由法院作出裁定。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赋予了法院和仲裁机构共同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的权利。而且，这种格局在1998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及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予以了保留。

第三，由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进行最终决定。我国《仲裁法》第20条的规定基本应当属于这种情况。该规定虽然同时赋予了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审查的权利，但同时规定了法院优于仲裁委员会的最终决定权。这种规定虽然体现了司法的决定权和最终审查权，有利于防止仲裁委员会的决定有失公正，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法院这种对仲裁过程实施的监督，显然是不利于仲裁程序顺利进行的。

上述三种不同的制度设置可以说是各有利弊。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完全决定权，能够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并确保仲裁能够高效、有序地进行；赋予司法的决定权和最终审查权，有利于防止仲裁决定有失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赋予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决定权，有利于仲裁机构对仲裁活动的管理，防止仲裁员的擅权。但是，直接赋予司法对仲裁协议的决定权和最终审查权，有司法过度干预仲裁之嫌，不利于仲裁功能的有效发挥；规定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决定权，不仅容易使仲裁员对仲裁机构的过分依赖，影响仲裁庭和仲裁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让当事人产生对仲裁裁决公正性的不必要怀疑，而且，一旦仲裁机构错误地作出管辖权决定，还将会置仲裁庭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甚至造成对仲裁机构声誉的损害；而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不加限制的、完全的决定权，从目前我国现有的仲裁员管理状况看，确实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有关规定值得借鉴。根据该解释的第13条规定:“依照仲裁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没有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而后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仲裁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出决定后，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或者申请撤销仲裁机构的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项规定实际上已经就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先行裁定的权力作出了明确的限制，确保了仲裁机构在仲裁过程中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权。但仍嫌不足的是，该项规定仍然将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权赋予了仲裁机构，而且，也没有确认仲裁庭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具有优先决定权利。因此，笔者建议修改《仲裁法》第20条之规定，取消人民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先行裁定的权力，赋予仲裁庭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权。当事人对仲裁庭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仲裁裁决后，依据《仲裁法》第58条之规定以仲裁违反程序为理由申请撤销。

其次，《仲裁法》应当取消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的双重制度设置，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如前所述，我国现存的对生效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双重制度设置，不仅容易使当事人恶意拖延仲裁裁决的执行有所籍口，而且还很容易造成生效仲裁裁决与人民法院判决的冲突，[11]所以，我们必须对该项制度进行科学的取舍。那么，我们为什么保留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制度，而取消申请不予执行生效仲裁裁决的制度呢？这主要是因为，撤销生效仲裁裁决不仅在申请主体上可以吸收不予执行生效仲裁裁决的申请主体，而且，撤销生效仲裁裁决所适用的审判程序要比不予执行生效仲裁裁决所适用的执行程序更为严谨和规范。不予执行一般只能由败诉的一方提起，因此，该项制度主要保护的是败诉一方，对当事人的保护并不彻底。假如胜诉的一方对仲裁的裁决也不满意，他就无法通过不予执行程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于败诉方来说，如果该项仲裁裁决不需要强制执行，那么，他也无法推翻自己认为不公正的仲裁裁决。而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既可以由败诉的一方提出，也可以由胜诉的一方提起，因此，只有撤销仲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实际上解决了当事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申请不予执行的不当行为；那么，如果当事人在先申请不予执行被驳回后，能否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呢？该解释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

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才是彻底提供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的方式。

再者，《仲裁法》应当明确撤销生效仲裁裁决的审查范围，并将审查范围局限于仲裁的程序问题。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在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中的司法审查既包括程序问题，也包括实体问题（即实行程序监督和实体监督并存），范围过宽，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仲裁立法和实践的普遍趋势相冲突。为此，笔者同意有的学者提出的观点，即将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限定在程序司法审查的范围，具体包括:（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仲裁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仲裁机构越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4）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不属于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陈述意见的；（5）仲裁员未能处断当事人提交的一切争端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等等。

最后，《仲裁法》应当赋予仲裁庭进行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权力，增强仲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公信力。在我国，尽管对仲裁和仲裁权的性质还存在较大的争议，[12]但是，在对仲裁庭是否应当具有采取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措施的权力问题上却是少有的统一。而否定仲裁庭决定权的理由多是认为“仲裁委员会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它是一个民间性组织，不具有国家赋予的可以采以强制措施的权力”。[13]其实这是因为混淆了仲裁权和仲裁机构的性质而造成的误解。[14]认为仲裁机构“属民间性，就得出仲裁权也只具有民间性，这是错误的；而由于对仲裁权的错误界定，导致运作仲裁权的主体无财产保全权力，更是错上加错！”[15]通过考察国外的仲裁立法，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无论是采取职权主义仲裁立法模式的国家，还是采取当事人主义仲裁立法模式的国家，都殊途同归地赋予仲裁庭以财产保全的权力，这也成了“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基本精神和趋向”。[16]

注释:[1]焦太升:《浅谈经济合同仲裁和农村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司法监督》，访问日期为2003年8月25日。

[2]江伟、李浩:《论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新型关系》，载《法学评论》1994年第4期。

[3]王牧:《国内仲裁司法监督的反思与重构》，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8日第12版。

[4]王牧:《国内仲裁司法监督的反思与重构》，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8日第12版。

[5]张艳丽:《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监督程序的修改与完善》，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6]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对重新裁决问题进行了细化，对裁定重新仲裁的法定情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并对重新作出的仲裁裁决申请撤销权及其期限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它仍然没有对重新裁决的具体期限以及是否需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等问题作出规定。

[7]王弘斐:《中国仲裁财产保全制度的瑕疵及其立法完善》，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8]杨荣新:《仲裁法理论与适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9]1997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几个问题的通知》规定:“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一般案件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裁定。”《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采取财产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10]因为，“提交”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法院已经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该法院是否会采取保全措施，如果遭遇“地方保护主义”怎么办?当事人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已闻风而动将财产转移了，那法院就是裁定了财产保全又有什么意义呢?![11]根据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实际上解决了当事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申请不予执行的不当行为;那么，如果当事人在先申请不予执行被驳回后，能否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呢?该解释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

[12]学界主要有契约理论、司法权理论和混合理论三种不同的观点。契约理论强调的是当事人协议对仲裁和仲裁权的影响;司法权理论强调司法权在仲裁制度运行中的作用;而混合理论则强调的是仲裁和仲裁权的契约性与司法权性的结合。

[13]杨荣新:《仲裁法理论与适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姜宪明、李乾贵:《中国仲裁法学》，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14]王弘斐:《中国仲裁财产保全制度的瑕疵及其立法完善》，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监督效力范文篇9

第二百零三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二百零四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五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二百零六条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监督效力范文篇10

关键词：行政规范行为适用力行政权司法权司法审查

司法适用力即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对司法机关的拘束力，是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的一种形式。它体现了国家法律创设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法律关系，与一国特定的宪政体制相适应。司法适用力体现为司法机关对法律创设机关意志的确认和遵从及国家立法权及行政立法权对司法权的制约力，与立法权的司法审查形成既相互冲突又协调统一的整体。然而这一基本理论问题目前还未得到法学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行政规范的司法适用力问题。由于行政规范的主体的多元性及效力的多层次性，行政规范的司法适用力较为复杂，在各种不同效力等级的行政规范适用力的问题上，我国目前既无宪法和法律依据，也缺乏理论上的深入研究。

行政规范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实施的普适性的行政行为，其结果是具有普遍效力和往后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形成，表现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行政规定等。在现代国家初始权力划分及配置中，议会作为代议机关应履行国家的立法权，以至尊的地位体现民意的要求；而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一样，不能直接表达民意，只是适法机关，即执行议会立法或依据议会立法来裁断争讼。然而，由于行政领域的扩展及专业分工的日益细密，使得专职议员们无以应对，行政事务复杂性、易变性与立法机关行为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令世界各国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议会作为唯一的立法机关只是一种理性的但不切实际的政治制度设计；行政机关必然以执法者的身份同时行使立法权（或称准立法权），这是力主限制行政权的人所不愿看到的。

议会立法具有司法适用力，即法院应当据之作为审理、裁判案件的依据。这一原则无论是在代议制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无庸置疑的。

然而，行政规范行为具不具有司法适用力呢，从本质上看，行政规范行为是行政机关行政职权的行使，是行政机关基于授权或委任而行使的立法权，属于准立法权；从约束的对象上看，行政规范的空间上的普遍效力及时间上的持续效力主要拘束的是行政立法者自身及行政相对方，而非司法机关。行政规范行为的普遍适用及反复适用的特性是行政管理的经济及效益原则的必然要求，是具体行政行为实施的根据及效力的渊源，其效力的指向并非是司法机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行政机关的立法行为是否可以构成对司法机关的约束力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不一致。美国是一个奉行三权分立的国家，从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法律关系来看，行政权与司法权是分立与制衡的关系，两者应相互监督和制约，但并无从属关系或服从的义务。但到了本世纪，特别是罗斯福新政以后，法院改变了态度，承认了规章的法律效力。通过一个判例，最高法院认为，州的规章具有与法相同的法律效力。美国行政法学家施瓦茨指出：“从质上说，州的规章具有与法相同的法律效力。它们有和法律同样的制裁措施作后盾，特别是它们具有用以强制服从法律的刑事制裁措施。行政立法也许仅仅是准立法或从属立法，因为它的条文必须服从于立法机关的立法，但这并不能改变行政立法的效用与法律本身相当的事实。”①

其它西方国家也普遍确认了行政规范行为的法律效力及其司法适用力。英国早在16世纪就有议会在特定领域内授予下级机关立法任务的事实。目前，英国的委任立法被认为是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法规。在法国，受其国内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各种不同政治势力的影响，国会与政府也经历了长时期的权力的较量。从而形成了法国以条例为原则、以法律为例外的独具特色的行政法体系。

行政立法效力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通过国会授权产生了其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取得了同被授权机关制定的法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无论行政机关取得立法权的理由是议会的委任还是授权，都可以看作是作为国家代议机关的国家意志表达权部分的分属，是国家权力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重新配置。行政机关既已取得立法权，就分享了表达国家意志的资格和权能。这一权力及其行使的结果就不应因为主体法律地位而被漠视。因为行政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立法权，就应该赢得其他主体的认同和尊重，即使是司法机关也不例外。当然，行政立法获得司法适用力的前提是其必须在宪法及法律的授权范围内，甚至必须有明示的法律依据。在法国，行政机关可以制定执行性的行政条例、自主性的行政条例。执行性的行政条例的制定首先受法律的限制，不能与法律相抵触；而自主性的行政条例所规定的事项是法律以外的事项，其法律效力不由法律规定，只受制于宪法，但受法的一般原则的限制。德国的委任立法不能直接根据宪法，必须有具体法律的明确授权。而根据我国宪法、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否则无效。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制定，也需要以法律授权为基础。可见，行政立法权的行使并不能超出法律的控制，需以立法机关事先设定的目的、范围、程序进行，这是行政规范行为司法适用力产生的前提。

此外，从实证的角度，行政立法虽然与议会立法的主体不同，但其作为国家意志的本质属性和外在特征是一致的。由于在行政领域内议会立法的萎缩及行政立法的主导地位，司法机关在处理大量行政争议时不可能避开行政立法而只适用法律的规定，尽管司法机关没有认同和适用行政规范行为的法定义务，但出于实际需要，司法机关不能不接受行政权扩张的现实，受行政立法权的制约，从而使行政立法的司法适用力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由于行政规范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形式的多样性，行政规范行为的司法适用力也存在着差异性。美国的行政规章，根据其内容可分为立法性规章和解释性规章两大类，立法性规章是对涉及相对方实体权利义务的创设，而解释性规章只是为执行法律对相应内容所作的说明和解释。立法性规章具有法律效力，包括对相对人的强制执行力以及对法院的适用力。而对解释性规章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解释性规章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解释性规章只代表行政机关对法律的认识，其本身并不影响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法院和诉讼当事人可以适当地以解释性规章作指南，但对法院并无必须遵循的约束力。法国行政机关可以制定四种内容不同的条例：执行条例、自主条例、法令条例和紧急情况条例。各种条例由于制定的主体的不同法律效力也不同，上下级行政主体地位的等级决定了它们所制定的条例效力上的差异，因而对法院适用的约束力也不同。我国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行政规定，由于其制定主体法律地位的多层次性，其司法适用力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应当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即凡是行政法规的内容对司法机关均有约束和适用的效力。国务院各部门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对司法机关却没有强制适用的效力，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可以据以参照。而其他政府机关的行政规定对法院没有任何约束力。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对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可以引用，国务院部

委规章、地方人民政府规章凡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可在办案时参照执行，但不要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