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策范文10篇

环境政策范文篇1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主权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主权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咂渲饕饔迷谟谖け竟墓依妗R虼耍拦肮袂淇死锼雇懈ト衔拦淹平拦蚶娴哪芰ν淼厍蜃匀蛔试唇裘芰翟谝黄稹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环境政策范文篇2

美国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化和严重化这一趋势，而作出的环境外交政策将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1996年4月9日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斯但福大学发表了题为《美国外交与2l世纪全球环境的挑战》的讲话。全面阐述环境与美国全球政策的关系，认为：“美国全球政策目标同美国如何处理地球的自然资源问题方面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1997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度环境外交报告，报告中宣称环境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中的一个长期性、重要性的工作。环境问题开始与美国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将对生态环境问题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是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时代背景

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处置不当，尤其是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全球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构成的种种现实威胁。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从60年代末开始，以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为标志，尤其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之后，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学者开始从生态环境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利斗争。1979年，勃兰特委员会曾指出：“过去人们常常是从军事冲突，甚至是从毁灭角度来理解战争，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环境灾难、大规模饥谨等造成的混乱也可能同样危险。”[2]1992年，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聚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球性首脑会议。会议发表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文件，生态环境问题自此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而进入越来越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领域。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在发达国家地理学会上曾表示,“把一个美好的家园交给下一代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在当今的国际舞台中，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已经成为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策重要背景。

(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

人类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传统的政治地理学只研究人、国家或领土等

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到了近代，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已上升为环境系统。系统是没有国界的，诸如森林毁灭、温室效应、淡水短缺、臭氧层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海洋污染等等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领导人开始认识到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开始对国家的政治行为包括对外关系行为加以调整，国际组织和其它政治团体也正在使用其权力对生态系统进行控制。如尽管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一国内部事务，但到1999年为止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只要承认生态学是探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承认政治是研究如何运用权力和权威对社会进行挖掘的科学，就不难体会到政治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哪种政治不会影响到生态系统作用的过程。”[3]。

国际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用“猎鹿原则”加以解释。也即尽管大多数国家实行环保政策，但是只要有一个国家肆意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也将会直接威胁到别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系统，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跨国界的问题，它需要通过国际立法、国际合作、国际协调逐步加以解决。这就牵涉到各国主权让渡和边界模糊化等问题。因此，传统意义上国家主权观念正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国家的生态环境系统安全在各国的安全观念中日趋重要，“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的非军事性因素已经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4]因此，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安全观形成了挑战，

（二）生态环境政治问题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发展

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使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由于全球生态问题如酸雨、CO2的排放、臭氧层的出现等均已超出了一国主权范围，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国家间的相互依存问题，在这个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各国都将为本国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活动付出代价或取得收益。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兰默指出：“我们的遗弃物、我们造成的污染两者加起来足以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平衡，这一相互依存将我们统一在一起，生态相互依存和人类命运紧密相关。”[5]因此在以后的国际社会的讨论和斗争中，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国际政治问题变的尤为错综复杂起来。

（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着国际权利分配结构

由于“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利和利益的斗争”[6]。因此生态问题已或多或少地作用于国际权利分配结构上，如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影响着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与对抗。典型事例之一是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达国家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和工业高能效结构，以及通过殖民地体系和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强调发达国家应承担责任，增加援助，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放弃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支配型模式，建立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由上可以看出，生态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政府都从自身实力出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权利争夺中，或联盟、或对抗以期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

（四）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经常要与南北问题，特别是与南方的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如在环境保护的责任、资金和技术的共享、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南北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发达国家片面强调环境保护而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需要，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回避自己在造成今日环境污染问题上的责任，不愿意在资金和技术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强调自身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逐步发展经济，才能解决环境问题，强调发达国家是当前工业生产的主要进行者，其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环保资金与技术，为解决全球性环境保护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随着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与南北问题、发展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密，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议事日程中地位日趋凸现出来。

（五）生态环境政治问题已成为国家合作或对抗的原因之一

生态环境政治问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产生新的利益争夺点，在某个区域形成新的不稳定，并引发各种冲突或战争。例如，气候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水资源的紧张和污染也会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中东地区这种争夺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全球生态问题也造成了各国利益的互补与联系，促进了国际合作。目前国际社会和有关国际组织围绕治理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1983年联合国为审查世界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行动建议而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发表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并提出“各国在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是相互依赖的，应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采取适当方法解决一切环境争端，[7]”与此同时联合国有关环境的国际立法也在稳步进行。一大批国际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等也涌现出来，他们都能积极促进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促进环境事务的国际合作。但是由于不少发达国家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国际环境合作充满曲折和斗争。

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动因

（一）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政策服务的，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8]国家利益是指“一切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东西。”[9]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公众对较高生活水准要求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呈现严重矛盾。这种矛盾和冲突严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大量的环保报道显示。如今在美国国内，美国公民的人身、经济和社会安全正在受到臭氧层破坏、物种消失、过度开发、各类辐射及化学品污染、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威胁。设在华盛顿州里奇兰的汉福德武器工厂，将2000亿加仑的危险废物倾入坑里和湖里，至少使附近10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被污染，该工厂样品中渗漏出来的钚就足够制造50多枚长畸型原子弹。能源部合同承包商NLO公司于1951年以来已向空气中排放了39。3万磅铀的副产物及其它有毒物质，1966年一次在20分钟内即释放3884磅含铀气体。马萨诸塞州德角附近的奥蒂斯空军基地的有毒废物已污染了该地区的全部水域，使1982年以来该地区一些城镇的肺癌、白血病、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及黑毒瘤大增，综合癌症率已高出全州水平的30%。[10]美国制定环境外交政?咂渲饕饔迷谟谖け竟墓依妗R虼耍拦肮袂淇死锼雇懈ト衔拦淹平拦蚶娴哪芰ν淼厍蜃匀蛔试唇裘芰翟谝黄稹11]

（二）美国也正在利用其环境外交政策来推动全球政策的实施。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匮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将会使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对美国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化、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地区冲突和国际不稳定。如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供水争执，已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也可能为争夺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而爆发战争。对以色列来说，占领约旦河西岸，利用约旦河水保障其农用灌溉和其它方面的淡水也是至关重要的。当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和紧张时，美国的全球政策利益将会受到威胁。美国只得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加以干涉以维护其全球政策利益。因此，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夫曾指出：“自然环境资源解决自然资源问题对取得政治和经济稳定、争取美国全球政策目标的实现关系重大。”[12]

（三）美国可以通过环境外交政策来协调与别国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

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污染不受边界的限制，而世界任何地区对有限资源的需求增加必然会给其他地区的资源造成压力，也会引发与美国有关国际纠纷。最近30年来，美国使加拿大东部上空污染的浓度增加了50多倍，“酸雨”每年给加拿大造成经济损失达50亿美元。在1986年间，以美国为主发达国家将365。6万吨以上废物运往第三世界，引起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愤怒，在美国国内经常视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和海洋为垃圾倾倒场所，在发展中国家已造成一种“毒物恐怖主义”或造成一种“生态种族歧视”的心理负担。因此，美国政府制定了相应的外交政策以协调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美国在国际环境政治领域也力图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政府认为，一方面，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愈来愈明显。另一方面，无论美国是否选择充当世界领袖，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的国际问题方面，美国必须带头，否则其它国家会踌躇不前。况且诸如核武器控制、自由贸易和全球环境变化等问题唯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锝以解决。因此，美国有责任制定和贯彻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政策。为此，美国将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即通过积极参与和领导旨在鼓励民主、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

三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美国政府以经济力量为后盾，充分利用各种国际组织来对付生态环境威胁，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美国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通过各种条约国际社会同意逐步淘汰尚存的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禁止向海洋倾倒低放射性废品，美国正力图改革和加强联合国重要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同世界银行一起，将有利于本国利益的环境政策纳入世界银行贷款计划，通过全球环保机构资助有利于美国的环保项目。美国和欧盟制定的跨大西洋新计划将使全坏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有毒化学品等问题上做出努力，美国也利用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来缓和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

（二）在对待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美国首先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美国一直要求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义务。1997年京都会议之前，美国参议院作出了95对0票作出反应：“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介入，否则不支持签署任何限排公约”。1997年10月6日，克林顿又表示了四条原则：（1）相信气候变化的科学性，（2）美国准备承担“现实的”减排义务；（3）这种限制减排要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4）世界各国都要参与。这些看法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与此同时，欧盟也指责美国在会前提出的“各国都要介入减排义务”违背了“柏林授权”、破坏了已进行了两年半的谈判与磋商结果。1998年全球代表4200多人在阿根廷阿姆斯特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被的各种破坏，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三）美国正通过环境手段来扩大其在中东以及东亚、中亚和南亚等具有重大政策意义的地区的利益，这些地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人口的恶性膨胀、饥荒以及这些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加剧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中东干旱的地区了，那地方争水斗争对安全和稳定有直接的影响。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了古老的水源争端的利害关系。正如希蒙·佩雷斯曾经说过：“约旦河的争水史比历史还长。”美国正在试图使中东和平进程的各方协调该地区的水资源供应，以便减少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各种冲突，以保护自己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和石油利益。在前苏联和中欧，美国则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来改变其污染的工厂、充满烟雾的天空和毁坏的河流。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美国通过有34个民主国家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推行可持续发展计划。如遏止滥伐森林和人口迅速增长、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生物的多样化、以及与哥伦比亚帮助罅贩毒和犯罪活动、协助危地马拉发展可持续的农业等。美国在这些地区的环境活动有利的推动了其全球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除此之外，在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环境技术政策为主线，通过实施项目计划，开发新的环保技术，推动环境技术的出口和转让”等相应的政策或实践措施。

四、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由于美国未来的安全、繁荣和环境状况同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美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愈来愈明显。迫于形势，美国积极参与支持科学研究、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客观上也推动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防止地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外交政策始终是为其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美国一直认为其历史和实力已决定了美国必然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为此美国在环境合作方面，采取积极扮演国际领袖的政策以实现其全球政策，并利用生态环境问题来遏制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试图控制中东、中亚等具有政策价值的地区。

环境政策范文篇3

一、什么是环境经济政策

国家环保总局四年来进行了四次环评执法，靠的全是行政手段。这些手段虽然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却十分有限。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除了环境指标的考核问责制度未到位外，还缺乏一套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长期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机制。总理指出，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实现“历史性转变”，即“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必要的行政办法”指的便是“区域限批”这类手段，而经济手段则指的是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它以内化环境行为的外部性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从而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

根据控制对象的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包括控制污染的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用于环境基础设施的政策，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如生态补偿和区域公平。根据政策类型的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又包括市场创建手段，如排污交易；环境税费政策，如环境税、排污收费、使用者付费；金融和资本市场手段，如绿色信贷、绿色保险；财政激励手段，如对环保技术开发和使用给予财政补贴；当然还有以生态补偿为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手段等等。

二、环境经济政策在国外的实践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建立和实施一套全方位、多领域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能以较低的成本达到有效控制污染的目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发达国家就积极应用环境经济政策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均衡发展。1972年，经合组织（OECD）首次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市场机制和财税政策进行了基于环境考虑的一系列改革。

目前，世界各国总结出来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基于两类理论：一类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即“科斯手段”，认为环境问题说到底还是市场产权界定不清，因此要明晰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和开发权），建立环境产权市场，例如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与排放配额等。另一类是基于福利经济学观点，即“庇古手段”，认为通过征收税费的办法就可以把环境代价转化为企业的内部成本，迫使企业治理污染。其中有税收制度，包括污染税、产品税、资源税等；收费制度，包括排污费、使用者费、资源环境补偿费等。还因此衍生出其他一些手段，如罚款手段、资金赔偿手段、财政金融手段以及证券与押金制度等等。看上去“招儿”不少，实则国际上真正成功的只有环境税收、环境收费、超标罚款、绿色金融、财政补偿与排污权交易。

在环境税收方面，北欧国家走在最前面。丹麦是欧盟第一个进行生态税收改革的国家。自1993年以来,丹麦环境税制形成了以能源税为核心，包括垃圾、废水和尼龙袋等16种带有环境目的的税收。荷兰的环境税收制度种类更多，它是世界上最早开征垃圾税的国家。美国目前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环境税制体系，联邦和州两级政府都开征了不同类别的环境税，税种涉及能源、日常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各个方面。

综合来看，各国的环境经济政策都具有几个共性：一是普遍体现为一种政府对经济间接的宏观调控。通过确定和改变市场游戏规则来影响污染者的经济利益，调动污染者治污的积极性，让污染者也来承担改善环境的责任。二是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利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从而达到事前自愿减少污染的目的。三是政府部门间在环境问题上的政策协调越来越紧密。随着环境政策逐步纳入到能源、交通、工业、农业等部门的政策中，环境政策与部门宏观发展政策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四是逐步从“秋后算账”向“全程监控”转变。这种转变使得某些类型的经济手段如产品收费、注册管理、清洁技术开发的补贴和押金制度等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我国应先建立哪些环境经济政策

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使我们比发达国家更迫切需要出台环境经济政策。我国目前环境经济手段很少，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原因之一是没算好两笔账：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我们的重化工业发展空间还有多大，还将付出多少环境资源代价？另一笔是实行环境经济政策后，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要下降多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承受得起？算不清这两笔账，双赢的道路就会变成两难的选择。形势不允许我们在“万事俱备”下再去实施那些理想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能边算账、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联合各方力量，全面推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框架。

1.绿色税收。环境税（绿色税）已被西方国家广泛采用。环境税主要是对开发、保护、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保护、污染和破坏的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一方面对环境友好行为给与“胡萝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减免以及加速折旧等；另一方面针对环境不友好行为挥舞“大棒”，建立以污染排放量为依据的直接污染税，以间接污染为依据的产品环境税，以及针对各种污染物的环境税。鉴于环境税收涉及面大，实施工作还需逐步进行。首先，要清除那些不利于环保的相关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比如，按照国务院关于限制“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的原则，取消或降低这类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其次，研究融入型的环境税改革方案。比如，我们应重点研究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企业所得税、资源税改革建议方案。第三，研究独立型的环境税方案。为有效降低重污染产业和产品的比重，国家环保总局正在研究对重污染企业或产品征收环境污染税的问题。

2.环境收费。国际经验表明，污染者上缴给政府去治理的费用高于自己治理的费用时，污染者才会真正感到压力。而如今，我国的排污收费水平过低，不但不能对污染者产生压力，有时反会起到“鼓励”排污的副作用。为此，我们要主动联合有关部门，运用价格和收费手段推动节能减排。一是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包括水、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供热、土地等价格；二是落实污染者收费的政策，包括完善排污收费政策、提高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促进电厂脱硫、推进垃圾处理收费；三是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包括鼓励资源再利用、发展可再生能源、垃圾焚烧、生产使用再生水、抑制过度包装等等。

3.绿色资本市场。构建绿色资本市场是一个可以直接遏制“两高”企业资金扩张冲动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企业融资的途径，一是间接融资，即通过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二是直接融资，即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进行融资。对间接融资渠道，我们推行“绿色贷款”或“绿色政策性贷款”，即对环境友好型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低利率，而对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简单说，一方面，环保部门应积极为银行部门提供相关项目的环境信息；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应配合环保部门，引导各级金融机构按照环境经济政策要求，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授信区别对待，尤其对没有经过环评审批的项目不要提供新增信贷，避免出现新的呆坏账。与间接融资渠道相比，我们在直接融资渠道上的“招儿”应更硬。环保部门要联合证监会等部门，针对“两高”企业，研究一套包括资本市场初始准入限制、后续资金限制和惩罚性退市等内容的审核监管制度。凡没有严格执行环评、环保设施不配套、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要在上市融资等环节进行严格限制，甚至可考虑以“一票否决制”截断其资金链条。

4.生态补偿。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的发展权利都是平等的。假如某区域的生态环境对整个区域或流域有重大影响，一旦被破坏将会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毫无疑问，这个区域将被限制或禁止开发，但不能因此剥夺该地区发展的权利，更不能让其独自承担环境的代价。因此，需要相关各方对放弃发展机会的区域予以经济补偿，对受益地区推行使用者付费与破坏性赔偿制度，谁使用谁埋单，谁破坏谁赔偿，谁也不能随意无偿享受环境资源，所有受益者都应共同分担环境成本。目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了生态补偿政策，成效显著。我国现行的几类政策已初具生态补偿萌芽，如生态公益林补偿金政策、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矿产资源补偿费政策、耕地占用补偿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等。今后生态补偿政策的构建，应首先集中在水源地保护方面，选择典型流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补偿、流域跨界污染控制补偿、流域生态环境效益共建共享等试点，为建立宏观有效的生态补偿政策创造条件。

5.排污权交易。排污权交易是利用市场力量实现环境保护目标和优化环境容量资源配置的一种环境经济政策。从国外实践看，排污权交易的一般做法，首先是由环境主管部门根据某区域的环境质量标准、污染排放状况、经济技术水平等因素来确定一个排污总量，然后建立起排污权交易市场，具体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排污权的初始分配，由政府以招标、拍卖、定价出售等形式将排污权发放到排污者手中；第二步是排污者之间的交易，他们根据自身治污成本、排污需要以及排污权市场价格等因素，在市场上买卖排污权。排污权交易最大的好处就是既能降低污染控制的总成本，又能调动污染者治污的积极性。举个例子，如果我国2010年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是1000万吨，那我们就可根据发电排放绩效方法把这1000万吨控制指标通过无偿或者有偿分配、拍卖等形式分配给火电厂。在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变的前提下，火电厂可根据自身的治污成本、排污权交易市场价格，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买卖排污权。那些治污成本低的企业，可以通过卖出多余份额排污权来获益；而那些治污成本高的企业，可以去市场购买排污权来节约成本。当企业发现提高治污水平有利可图时，就会从一个消极的污染者转变为积极的污染治理者。

环境政策范文篇4

关键词：营商环境统计政策

1放管服改革及营商环境的科学内涵

所谓放管服，“放”即中央政府下放行政权，减少没有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的行政权；理清多个部门重复管理的行政权。“管”即政府部门要创新和加强监管职能，利用新技术新体制加强监管体制创新。“服”即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将市场的事推向市场来决定，减少对市场主体过多的行政审批等行为，降低市场主体的市场运行的行政成本，促进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所谓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开设、生产经营、贸易活动、纳税、破产注销及执行合约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规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等条件的总和，是一个地区企业经商环境优劣的综合评价。营商环境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的效率，也直接影响到招商引资的成效，并最终决定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就业、民生改善等状况。

2放管服对营商环境影响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自放管服改革开展以来，河北省围绕商事主体登记改革、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信用监管体系完善，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创新活力。2.1优化营商环境急需解决的问题。第一，选人用人的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足。本省选人用人的政策环境与京津等地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导致本地的人才留不住，外边的人才难进来，一些专业技术人才少，领军人才缺乏，特别是经济发展急需的适用型、效益型科技人才短缺。截至2017年，全省专业技术人才191.5万人，两院院士(包括中直单位)仅有15人，国家“”仅有31人。与北京、天津、山东、河南等周边省市相比，本省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机构在数量规模、创新能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还不突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偏低。以企业技术中心为例，京津冀部级企业技术中心共142家，本省38家，仅占26.7%，比全国排名第一位的山东省相差124家，与河南省相差一半。第二，金融服务体系作用发挥不够，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2017年本省社会融资规模4764亿元，其中债券融资517亿元，股票融资205亿元，占比仅为10.8%和4.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近9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本省A股上市公司52家，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量的1.76%，居全国第15位；上市公司总市值7869.6亿元，仅占全国的1.65%，居全国第14位。省内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期货等，各自分口管理经营，横向之间沟通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合力。第三，开发区功能建设滞后，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聚集新兴产业、引领科技创新、率先改革开放的作用。发展规模偏小，是本省开发区建设的现状。本省开发区GDP和财政收入占全省的比重仅为40%左右，而江苏、山东、浙江都达到50%以上，有的地方最高达到70%以上。功能定位不清晰，是本省开发区建设的先天不足。大多数开发区缺乏清晰明确的产业定位，有的工业园区传统产业项目占据了主流，基本没有发挥出聚集新兴产业、引领科技创新、率先改革开放的作用。考核指标体系设计不科学，往往把开发区等同一般县(市、区)来对待，没有很好地突出“体制创新先行、科技进步先导、高端产业聚集”的发展理念，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末位淘汰的激励机制还没有有效形成。2.2评价指标选取。本着全面性、综合性、数字化、易收集、精简性等原则，并在借鉴上相关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综合测度指标设计的基础上，结合河北省放管服改革应有之义，本课题构建了一个包含工商企业、税务登记、不动产登记、卫生事业、公共交通等六类，包含部门审批和相关企业服务的承诺时间、实际时间、办理成本和申请材料件数等12个具体指标体系，来测度河北省放管服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3放管服与河北省营商环境关系的主成分分析

在指标设计的基础上，本课题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根据《河北省2017年行政审批情况年报》提供的河北省各市数据，通过计算河北省各市放管服改革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得出各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排名，如表1所示。

4对进一步优化本省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

(1)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切实提高管理水平。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抓好改革顶层设计，深入开展各领域改革关联性和耦合性研究，切实做到各项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发挥出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整体合力。建立完善行政审批动态评估、管理和调整机制，用有力的“放”和有效的“管”，进一步提高放权的协同性、联动性，对拟设定的行政审批事项，建立合法性审查制度，防止出现审批事项边减边增、先减后增；对确需保留的审批事项，要认真进行方式流程再造，切实做到前置条件减少、审批手续简化、审批时间缩短。在人才、经费、技术、装备等方面给予基层更多保障，确保基层能够接得住、管得好，努力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2)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有效提升优化服务效能。开展“放管服”改革“回头看”，对标国家和省的部署要求，梳理“差距清单”，查漏补缺，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将改革向纵深推进。要加强督导考核，开展专项督查，对落实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大力度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加快政务外网、政务云建设，深化政府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提高审批和服务事项网上办理率，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打造更强的区域竞争力。(3)打破部门利益化格局，稳步推进中介机构健康发展。借鉴推广云南等地“中介超市”经验做法，积极引导政府投资项目以竞价方式选择中介机构，保障企业投资项目自主选择中介机构，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公平竞争、良性健康发展。坚持推进政社分开，不断深化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改革，深入整治“红顶中介”，真正从源头切断中介收费和行政职权的利益关联，打破“中介性质、行政保护、行业垄断”的部门利益化格局。完善中介市场清退淘汰机制，将中介诚信状况与登记机关监管、银行授信、政府招投标等挂钩，倒逼中介机构提高服务质量。(4)大力推进综合执法改革，加强和规范市场监管。积极借鉴四川等地经验，探索推进内贸流通领域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有序整合省、市、县三级市场和质量监管、商务、食药监等多部门职能，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认真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选择性执法等不规范执法行为，破解“九龙治水”困局。建立完善省、市、县三级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处理结果互认，消除监管盲点，降低执法成本。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机制，注重与信用联合惩戒、行政处罚量化尺度和处罚程序标准化建设等配套政策相结合，遏制权力“任性”，消除设租寻租空间，不断提升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努力打造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事中事后监管新模式。(5)切实放宽市场准入，促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坚持以加快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机制改革为突破口，创造更加灵活宽松的民间投资方式，唤醒沉睡的民间投资。按照“非禁即入”原则，积极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对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产业和领域，积极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进入；对预期有收益或通过收费补偿可以获取收益的基础性公共项目，坚持向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建立健全重点投资项目联系机制，做到“一个项目、一套班子、一抓到底”，充分做好项目落地服务保障工作，认真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培育和提振民间投资信心。(6)加大治乱减负力度，提升稳增长内生动力。坚持把清理整治涉企乱收费作为稳增长、促改革的切入点，强化制度保障，完善工作机制，认真抓好减轻企业负担各项工作。继续推进涉企收费制度改革，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健全完善收费目录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切实做到“涉企收费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收费”。大力推进国有资本收益划拨支持社保工作，拓展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渠道，尽快拿出适当降低企业养老、医疗、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的具体办法，保持企业合理的负担水平。加强部门执法检查联动，突出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形成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的长效机制，严肃查处、坚决管住伸向企业乱收费的“黑手”。适时开展好第三方评估，及时整改存在问题，不断提高企业减负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积极探索企业减负法制建设工作，加快研究出台保护企业权益、完善非税管理等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为减轻企业负担、保护企业权益提供法制保障。(7)破解要素瓶颈制约，助推市场主体活力释放。完善工业用地出让制度，在招拍挂基础上，支持弹性出让、先租后让、长期租赁等多种供地方式。加快做好工业用地确权工作，坚持在符合用地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前提下，积极研究解决民营企业租用集体建设土地手续问题，增强企业融资抵押能力。进一步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推动电力直接交易和跨省跨区电力交易，降低电力价格；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快京津冀海关区域“通报、通检、通放”一体化改革和电子口岸建设，探索“商贸+互联网+物流”新模式，促进商贸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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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佳琳.2018中国营商环境分析[J].现代国企研究,2018(10).

[3]张首魁.营商环境是追赶超越的关键抓手[J].西部大开发,2018(5).

环境政策范文篇5

第一，根据WT0国民待遇原则，修改完善了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统一了中，外资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政策。

外汇账户管理是我国外汇管理和结售汇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善我国外汇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随着外汇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外汇账户管理政策将逐步从强制结汇向意愿结汇过渡，并朝着便利企业经营的方向逐步调整。

为了适应加入WTO后涉外经济主体不断增加和对外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的形势，创造中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今年10月份，我们出台了《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放宽开户标准，主要内容是：第一，规定有涉外经营权或有经常性外汇收入的境内机构，包括中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他境内机构，都可向外汇局申请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统一了中外资企业开户条件。第二，合并了账户种类。以前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按照功能划分，分两大类20多种账户，这些账户收支范围、限额各不相同，造成企业资金分散，使用不便，银行操作复杂。这次政策调整，将经常项目结算账户、专用账户合并为“经常项目外汇账户”；把原来由于管理需要分设的账户，改由企业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主动申请开户。这样，减少了企业管理成本，方便了企业经营，提高了企业竞争力。第三，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实行统一的限额管理。这次政策调整，统一了中外资企业账户限额的管理：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限额，按照上年度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20％核定；捐赠、援助、国际邮政汇兑等特殊来源和指定用途的外汇账户，其限额按照上述特殊来源外汇收入的100％核定；符合规定条件，但上年度无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境内机构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外汇局可以为其核定初始限额，原则上不超过10万美元。这样，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在外汇局核定的外汇账户限额内，可以卖给银行，也可以保留现汇，但超出限额则必须结汇。第四，推进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为保证此次外汇账户改革的顺利实施，我们在全国逐步启用外汇账户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外汇局账户审批与银行开户电子信息的核对，外汇局可通过这个系统及时监控开户情况、账户余额以及收支明细数据及信息，增强了外汇局监管水平，为外汇账户政策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第二，推广了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系统。调整了居民个人购汇管理政策，统一了中外资银行办理居民个人购汇业务的管理政策。

一直以来，银行办理居民个人售汇业务都是手工操作，手工统计。为防止重复购汇，外汇局一直指定中国银行独家办理居民个人售汇业务。这种管理方式，虽然对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新形势下既不符合WTO国民待遇原则，也不利于银行间的公平竞争。为此，我们设计开发了“境内居民个人因私购汇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外汇局和银行的信息共享和实时监管。

为配合该系统，指导银行业务操作，规范居民个人购汇行为，《境内居民个人购汇管理实施细则》于今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基本内容是：第一，公布了银行申办居民个人购汇业务的技术条件和业务条件，明确了只要满足上述条件的中外资银行，均可申请开办此项业务的政策，为中外资银行居民个人购汇业务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第二，规范了购汇种类，确定了旅游、探亲会亲、自费留学等16个购汇项目。居民个人16个项日内的出国（境），均可持相关的证明材料，到开办此项业务的银行网点办理购汇手续。第三，统一了购汇限额。除自费留学规定限额为2万美元、境外邮购、境外直系亲属救助和赴港澳地区标准为1000美元外，其他项目的限额均为2000美元。此外，该细则还简化了部分购汇凭证，放开了异地购汇。此次政策调整，对银行来说，统一了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规则，规范了银行操作，为银行间公平竞争创造了前提条件。同时该系统实行了电子化管理，改变了过去多年延续下来的手工操作，有利于提高外汇局监管水平和银行工作效率。对居民个人来讲，放开购汇银行限制、放开购汇地域限制、简化购汇凭证等措施，将极大地方便居民个人出国（境）购汇。

为了配合国务院《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更好地规范旅游外汇收支行为，保障出境游客合法权益，今年6月，我们下发了《关于调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购汇政策的通知》，将原来必须由旅行社代居民个人购买零用费改为可由居民个人自行购买，有利于维护出境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堵塞了个别旅行社骗购和倒卖外汇的渠道，有利于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降低旅行社的经营风险和经营成本。

第三，填补了保险业务外汇管理空白，出台了《保险外汇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统一了中外资保险经营机构外汇业务的管理政策。

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将根据GATT规定，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方面作出承诺，这必将使保险业的竞争更为激烈。而保险的外汇业务管理，一直以来是外汇管理的真空地带。为了有效管理保险外汇市场，为中外资保险公司提供健康的竞争政策环境，今年10月我们与保监会联合下发了《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明确了外汇局和保监会的监管职责分工，统一了中外资保险经营机构外汇市场准入和退出管理；规范了保险经营机构外汇业务范围和种类，填补了保险外汇管理的空白，全面规范了保险公司外汇业务行为，规范了保险经营机构的结售汇管理，规范了保险机构和经纪机构的外汇收支管理。上述政策的出台，必将为中国保险外汇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第四，规范了边境贸易、包机贸易的外汇管理，促进贸易多元化健康发展。

中国疆域辽阔，与多个国家接壤。国家间、地区间的经济差异决定了边境贸易自发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为了带动出口，推动边境贸易的发展，繁荣边境地区经济，规范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边境小额贸易，抑制外汇非法交易，今年10月我们下发了《关于我国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边境小额贸易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立并完善了边境地区银行结算机制，引导我国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边境小额贸易纳入银行结算渠道，逐步取缔“地摊银行”；采取了灵活的核销政策，对不同的结算方式提出了相应的核销要求；要求商业银行增加结售汇网点，便于经营者办理各种结算业务。这次政策调整，进一步规范了北方边境地区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政策，有利于将长期游离于银行体系外的边境贸易结算纳入银行结算体系，改善过去“地摊银行”状况，降低经营风险，促进边境小额贸易健康发展，为我国进一步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创造良好条件。

包机贸易是又一个新形势下自发形成的新的灵活贸易品种，对带动出口，抢占海外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对以俄罗斯为目的地、个体户为经营主体、包民航飞机为运输方式的包机贸易进行了深入调研，11月开始实施《关于包机贸易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对包机贸易实施厂便利的出门收汇核销政策，采取疏堵并举的办法，一方面为出口提供各项便利，另一方面加大打击非法外汇交易力度，规范市场秩序，严禁外币流通。通知的，将解决包机贸易中出口核销难的状况，为方便出口，推动我国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发展，开拓新的市场打下良好基础。

第五，进一步提高进出口核销监管效率，扶持出口，为企业提供更快捷的服务。

多年来的核销工作实践表明，进出口核销对违规企业逃套汇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和控制。随着交易主体和交易形式日益多样化，核销工作也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为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对外经贸快速发展，使企业轻装参与国际竞争，今年8月1日起，我们实施了《关于进一步调整进出口收汇核销管理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调整并简化了部分核销手续。放宽了远期出口收汇备案期限，取消了部分进口付汇备案类别，调整了核销原始凭证的管理规定，简化了行政审批手续，大大提高了外汇局和企业的工作效率。

今后，核销工作将会更方便、快捷。在对企业实行分类管理的前提下，实施“自动核销企业”制度，从海关、税务及国际收支评定出的优秀企业中筛选出“自动核销企业”名单，这些企业不需到外汇局领核销单，不需到外汇局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外汇局通过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将货物报关数据与国际收支系统采集的银行收汇数据自动撮合，总量核销。此外，我们还在开发、论证核销单自打、进出口核报系统工作，这将是核销制度在新技术支持下的又…次革命，必将对企业提供更快捷的服务，使进出口核销监管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第六，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快职能转变，制定操作规程，减少行政审批。

环境政策范文篇6

环境政策法制是推进历史性转变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正处于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期，加强这项工作尤为重要。今天召开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前一阶段总局组织的专题调研中各地反映的问题，研究提出对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的重要意义

早在19*年，*同志就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邓小平同志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十分重视环境法制建设，19*年就提出环境保护也要立法。同志在党的*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和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为环保部门严格执法撑腰”。同志强调，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越是繁重，越要增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越要注重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在20*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加强对重要资源供求的宏观调控”，“坚持依法办事，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纳入法制轨道”。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强调，“强化法治是治理污染、保护生态最有效的手段，要把环境保护真正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环境立法，健全和完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和案件”，“决不允许违法排污的行为长期进行下去，决不允许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环境违法者逍遥法外。”这些重要指示为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第一，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环境换取的，这样的发展必然是难以持续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这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纪*年代，美国和日本在实施限制汽车尾气排放的法规方面，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以尾气排放管制损失大于效益为借口，暂缓执行了19*年通过的“马斯基法”。日本果断实行了限制汽车尾气排放的政策，不仅促进了环境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迅速提高了日本汽车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这是环境政策法规优化经济增长的真实写照。国内外的实践反复证明，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能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推进产业布局合理有序，推动科学技术不断创新。

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既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随着环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危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近年来，群众的环境投诉和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每年30%左右的速度上升。一些地方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面对新形势下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的趋势，如果不能依法及时妥善处理，个别问题就可能演变为普遍问题，局部问题就可能演变为整体问题，环境问题就可能演变为政治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今年*月，科特迪瓦由于毒垃圾事件引发大批群众抗议和游行示威，过渡政府被迫集体辞职。这一事件再次说明正确处理环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党的*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环境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环境法制建设，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力武器，又是妥善处理环境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第二，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是推进历史性转变的重要保障。历史性转变是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是环境保护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是环保事业发展中实施的一项开创性的伟大工程。国外的经验表明，重大战略的调整、重要政策的出台、重要法规的诞生，是历史性转变启动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历史性转变的重要力量。*世纪*年代末和*年代初，美国以《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安全饮用水法》为标志，告别了唯经济发展的时代，开启了历史性转变的先河。日本19*年召开的*届国会，确立了环境优先的原则，并体现在《公害对策基本法》中，从此启动了日本环境保护的历史性变革。实践证明，从根本上调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必须以环境政策为先导、以环境法制为保障，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进一步加大环境管理的力度。

第三，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是贯彻“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总体思路的客观需要。今年*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环保工作的总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的七项重点任务，举全局之力，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下决心切实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具体要求是：突出一个重点，办好两件大事，落实三项制度，强化四项工作，加强“五大建设”，处理好六个关系。其中，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就是四项工作之一。这一总体思路和工作部署，在党的*全会上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对环保系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当前，各级环保部门在贯彻落实这一总体思路的实践中，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环境政策法制不完善。这次大调研中地方反映的七个方面153个问题，环境法制方面有33个，环境管理制度方面有23个，超过总数的1/3。“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每一个环节的加强都是对整体工作的贡献。环境政策法制工作是贯彻总体思路中的薄弱环节，加强这项工作，对于贯彻总体思路至关重要。

第四，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是顺应世界环境管理潮流的重要举措。*世纪*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环境管理不断创新，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公众的激烈情绪，着力强化法律手段，规范环境行为，重拳化解环境危机。进入*世纪*年代，随着企业环境守法意识的增强，提高环境保护效率、调整社会环境行为成为重要任务，环境经济政策的地位显著增强，借助经济杠杆保护环境，成为环境政策法规创新的重要方向。*世纪*、*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赢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也为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广阔舞台。*世纪*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的环境意识显著增强，企业的环境行为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自觉改进环保工作，塑造良好的环境形象，成为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选择。提高环境信息的透明度、鼓励公众更广泛的参与，成为制定和完善环境政策法规的重要选择。回顾世界环境保护30多年的历程，环境政策法规创新的过程，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环境意识同步前进。总的趋势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保护环境。工业化进程和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发达国家上百年出现、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近30年中集中出现。破解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环境问题，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当前，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环境管理正处于严格法制的阶段，同时也需要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其中法制是基础，经济政策是先导。没有严格的法治手段，其他措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没有适宜的经济政策，就难以调动群众广泛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保护环境，是我国环保事业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

“*”以来，我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或修订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5部环境法律，制定或修订了10多部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重要法律。国务院制定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等10多部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分别对污染环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环境监管失职罪的立案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打击环境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环保总局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20多个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与有关部门联合了《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等规章。组织开展了国家环境安全战略研究。配合有关部门出台了城市污水、垃圾处理收费，脱硫成本计入电价等环境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

地方立法更加突出地方特色，更加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福建、广东、吉林等地创设了查封、暂扣违法物品等行政强制手段，深圳市将违法行为的处罚金额提高到100万元，实现了环境立法的重大突破。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制定了9部环境保护法律、15部自然资源法律，制定颁布了环境保护行政法规50余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00件，军队环保法规和规章10余件，国家环境标准800多项，批准和签署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1项，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共1600余件，初步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环境政策法制工作还很不适应环保工作的要求，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技术政策偏少，实用的政策偏少，政策间缺乏协调；二是现有环境法律法规偏软，可操作性不强，对违法企业的处罚额度过低，环保部门缺乏强制执行权；三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环境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一些地方监管不力的问题还很突出；四是执法监督工作薄弱，内部监督制约措施不健全，层级监督不完善，社会监督不落实。我们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总之，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的重大意义，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以对环境保护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做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推动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

二、突出重点，切实加强环境政策法制工作

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的工作部署，以推进历史性转变为主要任务，加强环境战略和政策研究，完善环境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用10年的时间，形成覆盖环境保护各个领域、门类齐全、功能完备、措施有力的环境政策法制体系，切实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要着力抓好以下五项工作：

（一）切实加强环境立法

“盛世修法”。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以提高立法质量为目标，以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为突破口，以增强立法可操作性为关键，以规范政府环境责任为保障，抓紧制定修订一批当前急需的环境法律法规。

一要集中力量修改好《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颁布已经1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环境保护突飞猛进，《环境保护法》中的很多规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环境法是环境保护的根本大法，也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根本大法。要通过修改环境法，将历史性转变以法律形式凝固下来，并体现在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和环境管理的各个方面；要通过修改环境法，力争突破长期困扰环境执法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要通过修改环境法，将新兴的管理制度通过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特别要强化体现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宏观制度。

环境法是环境保护的生命线，要举全局之力抓好这项工作。各级环保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要齐心协力、密切配合，组织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富有实践经验的环保工作者和执法一线的同志们，全面评估，科学论证，集思广益，拿出有水平、有分量、有说服力的论证报告，为环境法的修改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二是抓紧修订现有不适应历史性转变的法律法规，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守法成本高”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饮用水安全、饮食娱乐服务业污染扰民、城市噪声污染等严重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环境问题。同时，围绕国务院确定的环境保护工作重点，修订、完善、创新环境管理制度和措施。

三是尽快填补一些法律空白，为地方立法与执法提供法律保障。《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草案）》已上报国务院审查，要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进行论证，切实将规划环评落到实处。尽快将《放射性物质运输管理条例（草案）》报国务院审查。抓紧制定《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研究论证起草有关土壤污染、化学物质污染、臭氧层保护、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和环境监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四是要抓好环境法律法规实施的配套立法。要尽快起草法律明确授权的饮用水源环境管理条例（草案）等法规规章。要把实践中探索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尽快制度化、规范化，尽快颁布《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各地要结合实际，用足用好现有法规的授权，抓紧制定地方性的实施法规。

五是全面清理环境法律法规。这是环保总局法制工作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环境法制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本着积极、稳妥、创新、实用、简洁的原则，全面清理那些不适应历史性转变、不便于基层执法、不能有效惩治环境违法行为、可操作性差的环境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并提出“立、改、废”的建议。

（二）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环境战略和政策研究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战略研究是“谋全局”、“谋万世”的大事。纵观世界，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史。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更需要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解决环境问题。

国务院已批准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曾培炎副总理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这项工作将于20*年初开始启动，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准确了解全国污染物的排放情况。这是我国环境保护一项史无前例的基础性宏大工程，是我国环境管理实现腾飞的重要根基。

与此同时，我们将组织两委委员和有关科学家、专家，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开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环境宏观战略研究，谋划中国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宏伟蓝图。这是一项事关国家长远发展、事关人民根本利益、事关环境保护前途命运的宏大工程。两大工程的胜利会师，必将形成波涛汹涌的滚滚洪流，从而推动中国环保事业揭开新篇章，踏上新征程。

政策是先导。研究和制定环境政策，既要将国家的大政方针转化为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又要将地方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提炼升华为国家环境政策，同时还要盯住世界环境政策的发展潮流，汲取人类保护环境的一切营养。要突破环境政策研究的传统束缚，将环境保护的要求体现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价格政策、财税政策、贸易政策之中，形成保护环境的宏观政策体系；要拓展环境政策的覆盖范围，将环境保护的规定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构建全方位保护环境的政策体系。要优化配置各种环境政策，既要研究制定环境管理政策、环境技术政策、环保产业政策，又要研究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国际环境合作政策和涉贸环境政策，形成优势互补、合理配置的环境政策体系。

加强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制定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当前，要重点突破三方面的环境经济政策：一是制定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并纳入出口退税、加征关税、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等政策中，遏制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二是联合金融部门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信贷政策。我们已经与人民银行合作，将企业环境违法信息纳入企业信用系统。下一步在总结山西、辽宁、江苏等地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环境保护情况，实施不同的信贷政策，严格控制重污染、不守法企业的资金来源；三是与有关部门协调，推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态补偿、工商登记、土地使用以及绿色消费等政策的制定。

（三）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

古人云：“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严格执法，是难度最大，也是最有效的环境保护手段，必须贯穿环境管理工作的全过程。

一是严格执行各项环境管理法律制度，切实强化现场环境执法检查。重点查处不执行环境影响评价、违反“三同时”制度、不正常运转治污设施、超标排污等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重点查处在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发、开展旅游、违规采矿等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加大对饮用水源保护区和各类工业开发区的环境监管力度。

二是依法处罚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对未履行环评审批程序擅自开工建设或擅自投产的，要依法责令停建停产，补办环评手续，并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不能稳定达标或超总量排污的单位，要依法实行限期治理，治理期间必须限产、限排，决不允许建设增加排污总量的项目；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必须实行停产整治；对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的，要依法严肃惩处。

三是提高执法质量，加强基础工作。环境行政许可、审批、收费、处罚等具体执法行为，必须做到事实查证清楚、证据调查确凿、法律适用准确、程序运用适当，做到严格执法、依法执法和文明执法，切实提高执法效能。要加快推进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和污染源在线监测，建立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库，推行执法案卷、执法文书规范化，加强环境法制信息、统计工作，努力做到科学执法。

（四）全面强化环境法律监督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定是被滥用的权力。要从三个方面加强环境法律监督：

一是强化机关内部监督。要建立执法依据公开、职责明确、时限严格、分工合理、相互制约、照章办事、严格要求的工作格局，确保执法人员严格遵守法定的现场检查、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执法监督程序，保证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和实施环境执法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度,将行政执法权力与执法责任有机结合，完善环保系统内部的督查机制，对执法不作为、乱作为的，要及时自查自纠，主动改正错误，对拒不改正的，要严肃处理，树立良好形象。

二是加强环保系统行政复议工作。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法律制度和法定程序，涵盖了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内容，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要坚持“以人为本、复议为民”，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建章立制，完善行政复议的具体制度和程序，使环境行政复议工作有法可依；要建立行政复议与信访的衔接和协作机制，进一步畅通行政争议的解决渠道；要改革行政复议的审查方式，深入实地调查、广泛听取意见，积极探索协调结案，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要建立复议建议制度，对复议审查中发现的下级环保部门存在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复议建议，督促其依法行政。要通过行政复议引导人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环境利益诉求，把解决环境纠纷的过程作为环境法制教育的过程，努力做到“办结一案，教育一片”。

三是重视人大、政协和社会监督。重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提案、议案的办理工作，自觉接受监督；加强政府环保信息公开，定期公布执法结果；完善行政许可、处罚和其它重大事项的听证制度；推动建立环境民事和公诉制度；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制度和新闻舆论监督制度。

（五）深入开展环境普法教育

普法工作既是提高法制工作水平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全社会法制意识的当务之急。从中央“*”普法阶段开始，要切实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宣传纳入整个社会普法宣传体系，进一步提高全民环境法制意识。

一是积极争取宣传、司法等部门的支持，把环保法宣传纳入普法教育的年度实施计划，做到年年有内容、年年有重点、年年有进展；二是依靠党校、行政学院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环境法制宣传教育，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三是有计划地组织开展重点企事业单位法人和管理者的法制培训，提高其守法自觉性；四是运用各种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活动，将环境法律及相关知识送到机关，送到企业，送到农村，送到社区，形成浓厚的环境法治的社会氛围；五是切实加强环保系统干部职工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建立环保系统执法人员法制培训和持证上岗制度，国家和省市环保部门对有关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法制培训和考核，取得统一执法证，获得上岗资质。

三、加强领导，努力开创环境政策法制工作新局面

总理指出：“要使环保政策和执行力像钢铁一样坚硬，而不是像豆腐一样软弱。”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环境政策法制工作的殷切希望。各级环保部门要不断强化依法行政意识，把政策法制工作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全面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环保部门的神圣职责。

（一）切实加强对环境政策法制工作的领导

环境政策法制工作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社会影响大，各级环保部门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必须高度重视、身体力行，带头做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要及时听取工作汇报，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是机构、人员、经费方面的困难，为政策法制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在作出重大决策、处理重大案件或者实施重大执法行为前，要充分听取法制部门和法律专家的意见，真正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二）加强政策法制工作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是做好政策法制工作的重要基础。要以强化法制机构为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明确环保部门法制工作机构的定位和职责。要发挥法制工作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骨干、参谋和助手作用；二是建立和完善机构。各级环保部门要建立独立的法制工作机构，配备事业心强、业务精通、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专业人员。要主动向当地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争取支持，尽早解决机构和人员问题；三是加强政策法制工作人员的培训。总局将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法制干部培训给予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基层法制人员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四是增加投入。环境政策法制工作技术性强、工作要求高、资金需求大。各级环保部门要舍得在政策法制工作上花钱，在资源配置上给予必要的倾斜，确保把政策研究和环境立法工作做深做透。

（三）转变工作作风

作风问题事关人心向背、事业成败。要牢固树立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意识，在拟定政策法规的过程中，要从转变政府职能、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解决实际问题、提高行政效率的大局出发，克服部门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深入基层，充分听取一线执法人员的意见，听取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听取公众特别是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听取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的意见，从程序上切实保证环境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要牢固树立严格执法的程序意识，在具体实施环境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收费、行政强制、行政复议等行政行为时，要严格执行法定程序、法定文书格式、法定时限要求，绝不能疏忽大意、草率行事，更不能随心所欲、超越程序办事，坚决杜绝程序违法的问题发生，避免环境监督管理处于被动局面。要牢固树立有错必究的监督意识，对违法的行政行为坚决撤销，对不合理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坚决变更，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层级监督的作用，将环境行政争议解决在环保系统内部，促进依法行政。

（四）加强环境政策法制的科学研究

要深入开展基础性研究，加强政策法律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加强重大政策和法律法规执行成本和效益研究；要积极开展应用性研究，对党委和政府领导批示的、列入人大和政府立法工作计划的、环保实际工作迫切需要的立法和政策研究项目，要开展专题研究，做到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要开展国际环境政策法律研究，及时跟踪国际先进经验和做法；要抓紧建立环境政策法规研究成果的信息库，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提高研究水平。

环境政策范文篇7

关键词：环境管制；管制政策；成本—收益分析

一、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

环境管制是社会管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在于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传统的环境管制政策工具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命令控制型措施；二是经济激励型措施，主要包括收取污染税、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制度；三是社会公众的自我控制型措施。目前，环境管制进入第三代，一方面政府在不断提升现有环境管制的质量、简化管制程序、减少管制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寻求更好的政策工具，将各种措施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环境管制主要体现为命令控制政策和排污收费制度。

我国的命令控制政策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政府对污染水平实行管制，制定有关环境标准，包括污染排放的种类、数量、方式等污染指标，并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其被执行。对于不达标者，政府可采取强令关闭、限产限量及罚款等处罚，以便将其排出的污染物限制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二是政府直接管制生产过程，对企业所使用的原料、燃料等做出具体规定，要求其必须达到某种质量要求；或强令企业安装废物废水的回收或处理设备，以尽可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违反者同样将受到相应的制裁。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PPP)”提出并实施排污收费制度，主要是向排放“三废”的企业收取排污费，包括超标排污费和排污费两项内容。排污费是就所有排污行为收取费用，而并不考虑所排污物是否超标。超标排污费则是向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环境标准的企事业单位征收，这是目前最广泛开征的排污费，开征项目已包括污水、废气、固体废物、嘈声、放射性废物等五类共70多项。

二、对我国现行环境管制政策的反思

环境管制一直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所采取的主要政策之一，它对于我国的环境保护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也暴露出其诸多弊端：

第一，命令控制政策的实施及执行成本高昂。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解决负外部性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禁止或限制这种行为。作为管制工具，命令控制政策虽然环境效益明显，但其目标只是保护环境、控制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方式在改进环境质量状况的同时，可能导致大量的交易成本并造成效率损失。泰坦伯格发现，要实现同样程度的污染控制，命令控制型手段的成本相当于最小费用手段的2-22倍[1]。一方面，排污标准和技术标准的制定和调整要求政府必须掌握大量而准确的信息，任何信息上的差错都会削弱管制措施的有效性。事实上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其制定的标准往往与理想的标准存在较大偏差，因此，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花费大量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污染源对环境管制政策的执行可能导致较高的服从成本和经济效益损失。由于我国存在大量污染源，而其个体间污染控制成本千差万别，对不同的污染源采取整齐划一的标准，既限制了其中边际成本最低者作最大的努力，又迫使部分污染源采取不当的昂贵污染控制措施，从而带来巨额的效率损失。

第二，排污收费制度的费率太低。排污收费是庇古税在实践中的一种应用形式，其目的是借助市场力量对相关主体的经济利益进行调节，促使其做出有利于环境的决策。在完全市场条件下，污染源的排污行为同样受市场机制控制：如果排污费高于其边际治理成本，他们就选择治理；反之，则选择缴纳排污费。我国现行排污收费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收费标准太低。据测算，排污收费仅为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转成本的50%，某些项目的收费甚至还达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10%。过低的收费率以及浓度收费和单因子收费的做法，对企业控制污染的刺激作用很小[2]。虽然排污收费专项资金的使用增强了污染治理的能力，但作为环境管制政策，排污收费制度并没有发挥通过市场手段来控制污染的作用。因此，相对于环境管制目标而言，排污收费制度既没有将环境污染水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也扭曲了资源配置。

第三，管制监督不力，违法成本低廉。目前，我国环境管制中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相关部门监督不力，从而导致本就效力极其有限的管制政策更显苍白无力。首先，由于环境产权不明晰，我国的环保执法部门及各级政府官员并不能真正担负起监督不力所要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在公有制下，财产所有者独自承担成本并独自享有收益这一原则总是被违背。我国长期以来的公有制、难以明确的环境产权，加上尚未彻底完成的经济转型，导致了目前环境管制中监督及问责机制徒有虚名。其次，处罚是管制中的重要一环，处罚的力度事关管制效果成败。我国长期以来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较轻，导致违法成本过低。

三、改善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建议

单一的政策工具，高昂的实施代价，低廉的违法成本，巨额的违法利润，注定了我国环境管制政策的低效。总之，环境管制政策在中国环保实践中的作用发挥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则既有主观认识的偏差，也有客观制度因素。建议借鉴环保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实践，并通过制度体系的完善加强管制政策的环境保护功能。

第一，摒弃陈旧观点，树立管制新理念。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方面，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实施环境管制必然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效率。政府也假定企业总是具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取自身利益的动机。这种建立在政府与企业对立关系基础之上的环境管制及其实施机制，必然受到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的企业的抵制。相应地，环境管理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角力战：企业想尽各种办法规避政府管理，污染问题屡禁不止；而政府尽管投入大量资源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监管，却往往事倍功半。我国的环境管制政策长期深陷泥潭，正是受此观念影响。事实上，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并非是单纯的对立关系。哈佛大学著名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教授研究认为，有效的环境管制在提高企业成本的同时，可通过创新补偿与先动优势等途径为企业创造收益，部分或全部弥补企业遵循环境管制的成本，甚至会给企业带来净收益，即环境管制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可以获得双赢[3]。

第二，加强环境管制政策效率分析，多种工具相互配合。对于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可以通过环境管制加以解决，但并不一定有效率。因为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讲还是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只有当实施环境管制政策获得的社会效益大于其所产生的社会成本时，才意味着这一政策相对于市场是有效的。虽然成本——收益分析不是政府进行环境管制目标决策的唯一参照体系和评估尺度，但它是一个主要的标准，要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环境管制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管制的效率问题。对环境管制政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权衡有限的资源如何在污染控制与经济增长等其他用途间配置，并可以清楚表明管制应达到的合理程度。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美国的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相比之下，我国环境管制政策选择恰恰缺少了这一重要分析工具，导致政策手段单一且成本过高。

第三，健全法规，增强管制的严格性。近年来，国内外日渐强烈的环境压力迫切要求一国制定实施越来越严厉的环境管制政策。根据波特理论，严格的管制与宽松的管制相比，可以产生更大的创新补偿，因为严格的管制会促使企业更注意废弃物的排放并采用根本的治理方法。虽然适应成本会随管制严格性的增强而增加，但创新补偿的潜力会增加得更多。因此，适应的净成本会随着管制的严格性而下降，甚至会成为成本净收益。而在我国，企业长期以来的污染治理却主要采取末端治理模式，即控制污染。末端治理的主要目标是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和废弃物的处置，却忽视了其他生产环节的污染控制问题，是一种内在成本很高的办法。事实证明，环境污染的产生并非简单的生产末端的问题，在生产过程的很多环节中都存在或轻或重的污染问题。因此，建议尽快立法明确环境产权及责任划分，加强政府环境职能部门及责任者的环境监管职责，加大其监管成本，在此基础上采用更为严格的管制政策，严格执法，促使企业采用更严格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

第四，尝试推行自愿性环境协议。自愿性环境协议是西方国家近年来环境管理中基于政企合作的制度创新，是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模式及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管理模式相互补充的一种制度形式。基于双赢理念，这一制度形式通过引入政企之间的技术与信息共享、谈判协商机制等方式，使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充分反映了政府与企业双方的要求，部分解决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决策低效问题，减少了政企对抗关系所导致的较高交易成本。随着我国企业和民众素质及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企业从环保中获得激励的增加，政府与企业达成自愿协议的空间也随着放大，企业有动力通过承诺实施一些严于管制的措施，以换取政府在某些方面管制的放宽和信息、技术、资金和信贷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因此，在正确认识管制对生态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尝试引进这一制度，以一种更为和谐的、低成本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民间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公务员之家

参考文献：

[1]罗杰·珀曼著；候元兆译.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129-132.

环境政策范文篇8

2研究生态环境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对于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实现南京市生态环境高质量，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具有重要意义。

2南京市生态环境政策制度的历史演变

近年来，南京生态环境变化经历了环境质量相对恶化期、环境问题集中涌现期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提速期等阶段，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度也逐步实现了从“初步建立”到“发展完善”的过渡，开始综合利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工业污染主导型环境质量相对恶化期和环境保护政策制度建设期(1978-2000年)：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南京市经济发展由此驶上高速增长的轨道，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随着环保机构的建立，水气声三部法规形成，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的建立，南京市的制度政策体系开始逐渐形成。工业与生活污染导致的环境问题集中涌现期和环境政策制度发展期(2001-2010年)：新世纪以来，南京城市建设速度加快，人均GDP首次突破8000美元。南京成功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制定了建设生态市的战略决策，确立了污染减排目标，全面落实环保优先方针，扎实推进生态市建设。推进实施了城市污水处理与收集系统建设、河湖整治、能源结构调整、污染物总量削减等十大工程,在这些措施的力促下，环境政策制度的作用不断显现,经济与环境之间高度失衡的状态得到了初步遏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环境污染治理提速期和环境政策制度健全期(2011年至今)：随着经济社会向工业化后期的快速推进，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趋向缓和。在此期间，南京市全面实施蓝天清水等十大行动计划、“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263”行动计划；印发《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0)》等重要文件，全方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并实施《南京市水环境保护条例》《南京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环保法律法规;将改善环境质量放在首位，环保法制建设实现新跨越,环境政策制度不断健全完善，环境污染治理进入提速期。

3南京市生态环境政策制度存在问题

3.1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南京市环保立法在放射性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化学品污染防治、电子产品污染防治、重点污染行业的污染防治、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尚有欠缺。3.2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制度约束性不强。南京市环保工作责任还需进一步压实压紧，落实到基层党委、政府。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已经展开试点，但还未全面展开。此外，环境保护工作监督考核力度不足，公众对环境的监督作用不大，对环境的满意率有待提高。3.3生态红线管理制度还未巩固2014年，南京市在省内率先出台了《南京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南京市生态红线区域保护监督管理和考核暂行规定》《南京市省级生态红线区域优化调整工作方案》。虽然在政策制定上已经逐步完善，然而实践上南京市在生态红线保护区域内违法建设的现象仍然存在，生态红线刚性保护有待继续巩固和强化。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还需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进一步对接整合，实现“多规合一”。此外，生态红线监管和生态补偿等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发展,形成长效化管理机制，将生态红线管理制度真正落到实处。3.4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环境经济政策尚未健全。南京首次排污权交易于2015年12月开始实行，实行排污权交易的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4项。南京市目前已初步形成排污权初始分配、有偿使用和交易机制等政策制度。但南京市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不够活跃，现在主要都是在政府主导的一级市场，还需要经历一个命令控制型转向基于市场污染控制型的过程；另外，还需要将挥发性有机物、臭氧等纳入到排污权交易中，并进一步扩大排污权交易的范围。此外，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政策、差别化电价、水价政策、环境责任险、以奖代补等环境经济政策对污染减排的激励作用还不明显，环保投融资平台还未建立。3.5环境监管执法、司法机制还有待加强。目前，南京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保障能力普遍低弱，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与污染情况呈现“倒金字塔”特征，基层面对污染严重需要更多的执法力量闪，但是监管执法专业设备和人员配备不足，而层级越往上执法能力越强。执法手段落后、执法装备不足、环境执法信息化水平低的状况已成为制约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的瓶颈。环境司法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如审判机构人员专业性不足，专家队伍尚未建立，公益诉讼中原告的诉讼资格还有待扩大，环保和司法机构联动不足等问题。

4南京市生态环境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改善措施

4.1健全南京市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南京市环保立法工作机制需进一步完善，推进立法体系化，地方环境立法必须坚持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原则，未来继续全面深入发展，将立法重点放在土壤污染防治、化学品污染防治、电子产品污染防治等方面。4.2创新环境保护责任追究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党政同责、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追责等规定瓯，充分发挥政绩考核评价的导向、鞭策和激励作用，把政府、企业、个人的环保责任落实到位。南京市市委书记与各地书记签订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进一步明确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工作要求，并把压力真正传导到了各区、落实到了一线,形成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继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案》后，南京市“绿色审计”试点工作已开展，主要把大气污染防治、黑臭河道整治等备受关注的问题作为重点攻坚对象,今后还需全面推开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将地方自然资源资产生态保护与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捆绑起来，将更有力地压实环境保护责任。此外，还将进一步加大公众参与的力度，解决好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餐饮油烟、施工噪声等突出城市环境问题。4.3继续巩固生态红线管理制度。南京市应在目前生态红线管理工作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省级协调，并做好勘界定标工作。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加大对重要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补偿资金和保护面积、保护成效“双挂钩”制度。4.4建立健全区域排污权交易机制等环境经济政策。全面深化排污许可证和排污权有偿使用交易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完善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制度、价格制度以及资金使用制度，将排污权有偿使用由工业企业扩展到医疗污水等排放单位旳。实施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政策，根据各区（园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征收统筹资金，并根据年度总量减排及大气、水环境质量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返还奖励。实施排污费改税政策，用经济杠杆倒逼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对于环境责任保险，则需要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配套技术标准，培育环境污染风险与损失专业评估机构，优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财税激励制度，健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的约束机制。此外，依据环保信用评级等级实行差别电价、水价的政策，利用该政策引导去产能。全面落实施工工地扬尘排污费收费政策,将扬尘排污费强度与扬尘治理情况挂钩。4.5创新环境监管执法和司法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从严打击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加强环保监管执法，建立环境执法高压严管长效模式，严格执行“全时段、全覆盖、全方位、立体化、日常化、长效化”的高压严管机制。严格执行环境监察现场检查工作要求，在开展例行巡查基础上，重点提高夜间和节假日现场监察、监测频次。在污染源日常监管领域实施“双随机”抽查制度，提升专项执法水平。健全环保联合执法机制，推进环保联合执法指挥中心运作，重点巡查督查工地、道路扬尘污染、餐饮油烟、废水污染等“城市环境问题”。实现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行动；强化立案审查和案件侦办，对案情重大、复杂、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实行检察院、法院、公安、环保会商制度。

5国内外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度对南京的启示

环境政策范文篇9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就业；外部环境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连续出现两位数增长的业绩，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出现极大波动的情况下，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成就，给我国农村劳力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村劳动力就业人数达到6．6亿多，占农村劳动力就业人口的87%。但是也必须看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着政策封锁、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健全，国际劳务输出环境不理想等诸多不利因素。为此，政府决策者或参谋者应重视和考虑这些因素带来的影响，并采取有力措施，为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1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不但农业内部有困难，其他备业也面临着各自的实际困难，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重视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领导者应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提炼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的新经验，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改变作风，不断开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局面。当前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是：

1．1政策环境因素

(1)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必要保证，也是激励农村劳动力脱贫致富、充分就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近几年来，国家采取了促进农民增收、缓和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农业产业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小城镇、西部大开发和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大大调动了农民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缓和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紧张局面。但是，还存在许多农民进城的歧视性政策和限制措施。因此，政府应通过税收政策调整、鼓励部分家庭成员贸在农村。例如，政府可以家庭为单位按家庭人均收入为免税额和比例税制的基础，征收所得税，并减免抚养负担比较重的人的所得税。对于正在领取保险退休金仍在就业的，要采取征收征罚性所得税的办法，以腾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给更多的正需要就业的劳动人口。

(2)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的大容量密集载体。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安排就业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发行国债数千亿元，加大了农林水利、交通通讯、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电网改造，改变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和经济适用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为长远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新的大容量载体。

(3)地方政府的封闭政策，导致农村劳动力难以进入城市正规就业。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阻碍主要来自各大、中城市对农民进城采取了各种歧视性政策。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相继出台了限定外地劳动力进城就业数量的政策，而且对进城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业也作出了规定。对本地劳动力采取保护“壁垒”。如长沙等一些中小城市也相继推出保护本地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进行限制性管理，不断增多就业的办证收费名目，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成本和求职风险。

1．2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环境

我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国100家劳动力市场基本完成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试点任务，取得了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现代信息网络初具规模，在就业服务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信息收集和工作全面加强，较好地满足了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需要；就业服务功能不断拓展；初步建立了一支从中央到地方的劳动力市场法规体系，劳动力市场秩序明显好转，所有这一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逐步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在编制完成的《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我国将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在有条件的省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逐步推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这极大地拓宽了农村劳动力就业获得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有序的流动，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步伐。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机制完全形成还需要时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就业政策的不协调，不配套从而导致市场分割现象仍然严重，给农村劳动力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阻碍。为了给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指导，不至于盲目流动，由临时性向稳定性、由单个性向整体性发展，应主要解决的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开放问题，目前一切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乡就业的政策都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入世后更是如此。二是平等竞争问题。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相比较，农村劳动力失去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双向选择受到破坏，劳动力价格的低廉也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三是定位问题。政府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要随便干预劳动力市场，政府应该积极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正常就业。

1．3中小企业环境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特点而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途径。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小企业数量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二是中小企业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适合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现状；三是中小企业就业制度灵活，适合农村农忙农闲的特点；四是中小企业分布广，城乡分布合理，适合农村劳动力的生活习惯。就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情况来看，75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中小企业将更多地进入到第三产业，因第三产业具有分散、规模小、劳动密集、资本就业弹性大等特点，对劳动力的吸收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估计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第三产业的中小企业还能容纳16000万劳动力。除此之外，中小企业进入的其他领域还包括为大中型企业配套的劳动密集的敏感的第二产业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业。从长远来看，第二产业仍然要吸纳大量劳动力。根据过去的情况预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二产业还可以吸纳大约6000万劳动力。这样，由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含量提高，使得新增加的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就能大量地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收，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小企业自身外部环境的窘境，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瓶颈。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要看到其自身的特点也就是它发展壮大中的缺点。点多面广、四处分散，没有形成规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能很好地抵御各种风险。随着中小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中小企业将逐步地被淘汰，一部分职工下岗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扩大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规模至少在目前不太现实。与此同时，城镇失业率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1991—1997年的7年间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352万、360万、420万、476万、520万、552万和570万。近几年来，城市就业形势严峻，1997年来企业下岗职业总数为1151万人，加上行政企业单位的下岗职工，其数量达1200万人，1998年新增下岗职工2350万人，分流5O万机关干部，再考虑精简机构、青年就业、学生毕业分配等自然新增的1200多万劳动力，1998年城市劳动力供给总量达2907万人。这样，城市与农村双方劳动力供给都在增加，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入中小企业的空间就没有多大了，从而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一大障碍。

l。4国际劳务输出环境

我国已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由于国际社会经济交流的增多、双方贸易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的升级，给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我国在2005年将完成入世的各项承诺，这将有利于对外贸易的长期稳定发展，加工贸易特别是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有望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按照外贸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20一40测算，每年额外增加4—5个百分点的出口，就可以使国有经济多增长1个百分点。从而增加近万个就业机会，预计在今后十年，就业率比20世纪90年代平均提高50，达到0．15左右，即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总量增长0．15个百分点。由此推算，入世后比入世前每年平均增加200万一300万个就业机会。入世也会推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并给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可以增加更多的农村劳动就业机会。

但是也要看到，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国际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竞争加剧，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国外转移困难。其主要原因：一是保护主义加强，限制措施增多，劳务价格越来越低；二是工程成交条件苛刻，标价普遍压得很低，对外工程项目只能达到保本水平，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三是普通劳动需求明显下降，技术劳务居于主要地位；四是非法移民的数量大大增加；五是随着劳务输入国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劳务市场对外籍劳务人员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就使得我国大量的素质较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很难输出到国外。另外，从世界范围来看，劳动力在国内各类市场的流动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对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各国都有一定的行政干预措施以保护本国利益因此，把我国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劳务市场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方式。公务员之家

2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对策

2．1消除政策环境的障碍，创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外出还是在本地就业，无论是进入乡镇企业还是自我创业都需要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流动人口收费制度以及地方政策制定的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因此，迫切需要给农村劳动力以宽松的环境。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农业改革政策。如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土地股份化，“四荒地”使用权租赁等。另一方面，要制定有利于农村非农化的产业政策。以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为重点，结合农业产业化、城镇化、工业化。通过制定政策，改革农村投融资体制。引导有一技之长的外出务工人员积极回归创业。同时，注重培育农村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从多方面为创业人员构建安居乐业的环境。公务员之家

2．2消除空间转移的障碍，拓宽劳动力就业空间

劳动力转移从空间地域上一般表现为省内、省外和国外。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一般向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转移。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素质提升很快，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明显提高，致使其他地区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向该地区转移就比较困难。同时，近些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紧缩，大中城市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国有企业自身状况的不理想，导致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镇失业率上升，原本城市人口不愿干的脏、累、差的工作，愿意干的城里人增多起来，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日趋狭小。因此，拓宽劳动力就业的空间，要从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服务的网络化。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在劳动力输出人口密集地设立劳动力服务联系点，在外地设立劳动办事处，加强横向联系，开展劳动力信息交流。二是输出基地化。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要在政策、企业和劳动力管理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每年定期输送各类劳动力，形成若干个劳务基地。三是培训层次化。随着就业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对各类劳动力进行培训。以适合不同层次的就业需要。既要有劳务输出的岗位培训，也要有农业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素质培训，还要有出国人员培训等。四是组织多元化。目前，外出务工人员多是自发性的，由当地劳务部门有组织输出的比重不到10%，主要以亲帮亲、友帮友形式，以地缘与血缘关系为纽带。这种形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力量分散，转移空间有限。这样就需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的联合，形成合力。为此，要建立劳务中介、职业介绍机构，形成由政府、学校、个人等多元化组织结构，保障在“有业可就”的前提下，扩大输出规模，推进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环境政策范文篇10

由于环境保护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它是一种为社会提供集体利益的公共产品与劳务,它往往是集体给予免费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斥性。因此,环境保护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是难以进行的,需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强制社会和企业对环境进行保护,并利用经济手段诱导经济主体对污染进行治理。在此过程中,财政政策是其中必不可少、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政策措施之一。

1、国外研究情况；

国外的研究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税收实践，己形成基本框架。

1910年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外部性问题，为环境保护财税收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但没有给出一个将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有效方法。在马歇尔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先分析了私人净产出与社会净产出之间的差异，指出污染者需要负担与其污染排放量相当的税收，后人称之为庇古税。“庇古税”理论成为后人通过税收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这种传统价格理论的缺陷是没有考虑产权因素，环境资源产权合一，是“庇古税”理论的前提条件。所以污染者付费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最优，税收方案的选择最终要取决于方案实施的成本。由于边际成本难以计量，“庇古税”存在忽略代际公平、不具有操作性等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保莫和欧兹提出环境与价格标准程序法(1971)，巴罗提出了逐步控制法(1979)。在税收方面，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制度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种类日益增多，如排污税、产品税、能源税、碳税等纷纷出现、其功能综合考虑了刺激和财政功能。各种排污税主要是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各种能源税则主要用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希望其产生积极保护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环境税收付诸实践。西方各国陆续开征了各种环境税种，不少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环境税制，逐步引入生态税制己成为传统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个时期是环境保护税收迅速发展的时期，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各国纷纷推行绿色的财政、税收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绿色税制改革”。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绿色税制，而且绿色税收在许多国家己成为绿色政策中的主要手段。

目前对环境税的研究重点突出在环境税的设计与实施、环境税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等，尤其是对就业的影响成为争论的焦点。

2、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对环境保护财税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相对于国外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的路径与国外大体相同，正在转入对税制的协调构建研究方面。

①征税依据

大部分人认为环境保护税的征税依据是环境资源价值化和外部经济内部化;有的坚持经济生态综合平衡调节论;有的坚持环保资金调节论;还有许多专家从可持续发展调控方面来论述环境保护税收征税依据。税率的确定，有人认为，税率应该严肃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有人认为税率应能体现市场价格和边际机会成本的差额部分。收入使用方面，有人认为应专款专用，但有的人不认同。国际比较方面，主要是对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环境保护财税实施的介绍和借鉴性研究。

谭宗宪(2004)认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环境状况的现实和国外先进经验说明:有必要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目前，建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时机有利，基础有利，效率可行，还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应该通过改收费为征税、对传统税种的完善、开征新税种等措施逐步建立我国的绿色税收体系，调控、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周文和与郭玉清(2007)认为，财税政策应在国债、税收、支出和配套等方面做出适时调整，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维护社会正义，使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②环境保护财税收的实施条件

有些学者认为，宏观上要加强立法，微观上要加快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政政策能有效地促进环境保护。当企业无力承担环境污染治理所需巨额资金和投资时,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投资和适当的补助,以实现生态保护的目的。征收排污费对环境保护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对排污企业收费,促进企业经济治理污染;另一方面,征收的排污费缓解了环境保护资金的不足,增强了政府和企业治理污染的能力。政府通过征税、减免税等手段来调节政府和企业与环境保护的投资关系。

东北财经大学的马冰研究了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的实践，认为我国的税制应该借鉴国际经合组织的税制绿色化。杨金田和葛察忠在《环境税的新发展:中国和OECD比较》一书中，经过大量的实例和调查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要放到三种互补的方法上:取消或改革不利于环境的补贴和税收政策、对现行的税种进行调整、引进新的环境税。同时，财政部为了系统了解国外的税制并对其发展变化进行系统研究，于1999年设立了《税收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从2000年起对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税制进行了系统研究，陆续出版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税制等丛书，对我国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收政策体系、提高管理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现行的财政政策对提供公共产品的激励不够,存在着对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偏低、排污收费政策和财政补贴制度设计不合理等各种问题。而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承担提供和保护环境公共产品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研究现行的财政政策以及财政政策效应,做出合适的财政政策安排。

林升(2007)认为，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绿色财税政策的和谐效应，进行深层次财税体制改革，是当前治理资源无序开发的根本措施。

③环境税收的现状

张俊，马力在《环境税立法的构想》(环境保护，2007年第7期)中指出我国环境污染的现状: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损失每年达2000多亿元。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期环境破坏的损失约占GNP的6%。生态破坏的损失约为9%-12%:90年代前期约为GNP的2%-4%，表明1980-1995年环境破坏的速率低于环境增长率;到了90年代中期，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超过1380亿元，相当于当年GNP的2%-3%，生态破坏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为3845亿元，二者结合起来，每年的经济损失超过5000亿元。世界银行在1997年计算的我国90年代中期主要由空气污染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约占全球GN甲的7.7%，计4430亿元。

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状况十分严重，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而开征环境税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措施。为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关于开征环境税的观点和看法。何学昌、张士云在《论当前我国生态税收政策的选择》(乡镇经济，2006年第4期)中指出，目前我国税制中尚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但确实有了一些环境保护效果的税种和税收措施。主要有:一是对环境污染实施排污收费制度。二是当初并非为了生态目的，而实际上却有生态效果的税种，如资源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三是采取了分散在其他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增值税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产品适用低税率或给予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对环保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农业税对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增加肥力、植树造林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生产活动给予税收优惠等。

郝佳佳在其硕士论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2007.5）中讲述到：目前，我国正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探索国民经济的绿色GDP核算，而税收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鼓励与限制产业发展等功能。

3、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研究方法

①历史分析和实际分析相结合。在论述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演变及发展，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进行描述。要在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就必须对历史上所采用的治污手段给出合适的评价，充分认识历史和现实因素对我国构建和完善环境税制的制约和影响。

②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国内和国外比较，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实践的成功经验，分析其教训，以其帮助我们构建我国的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体系。

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应用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社会调查方法等有关理论知识和技术，对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的财税政策的构想进行深入分析。

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