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范文10篇

环境规制范文篇1

国际分工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产业理论的核心。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主流地位的国际分工理论主要有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些理论为我们分析和研究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问题提供了经典的理论框架。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由于它们产生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并没有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问题，故大都存在着单纯追求短期的、狭义的比较经济利益而忽略了长期的、广义的社会环境效益，特别是生态环境效益的重大缺陷。如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在要素禀赋理论中，劳动虽然不再是唯一的投入，考察的要素扩大为自然资源，但也没有把环境资源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禀赋加以考虑。按照他们的理论，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取得了所谓的比较经济利益，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往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显然这些代价是远非既得经济利益所能弥补的，而且可能还会给全球带来可怕的环境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理论本身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渠道输出“洋垃圾”和通过投资渠道转移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产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因此，当前以这些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是不利于国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要求我们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必须将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以环境规制为基础，重新审视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积极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以获取持久的国际贸易利益，从而谋求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以环境规制为基础的国际分工

（一）环境是一种独立的要素禀赋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保护问题认识不足，传统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并没有把环境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要素禀赋对待，其结果是现行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价格没能充分反映环境成本，从而导致价格体系扭曲。

随着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重大议题。一方面WTO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导致环境质量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一国因此而设立的“环境规制”又阻碍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发展。在寻求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同其它生产要素一样，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一种重要的要素禀赋；要解决好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价格就必须充分反映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在产品成本中体现出环境这一要素禀赋的价格，即必须充分考虑环境成本。同其它生产要素一样，一国或地区有其各自的环境要素禀赋，环境要素的丰缺度决定了其产品成本差异，从而决定其产品的价格差异。一般来说，环境要素禀赋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WTO环境规制。WTO环境规制是指WTO组织及其各成员国和地区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各项政策与措施的总和，其核心内容是WTO组织及其各成员国和地区所制定的环境标准和排污费征收标准。执行环境规制时首先要根据所制定的环境标准，确定污染是否超标，而后采取征收排污费等相应的措施。

2.环境对污染物的吸收能力（自净能力）。这种吸收能力体现为在一定限度内环境自身可将污染物稀释吸收而不产生外部成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污的经济实体不需支付任何费用，因为环境的吸收能力属稀缺资源，应有其自身的价格。当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并超过一定限度时，环境的吸收能力将会受到损坏。因此，厂商不仅要支付污染环境的费用，还要支付使用环境的费用。

3.环境处理技术和设备的费用。各厂商为了满足环境标准，将会努力开发寻求治污的技术和设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

此外，环境要素不仅体现于上述的生产领域，同时也存在于消费领域。有些产品的消费过程及其废弃物也会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各国政府通常会采取各种规制限制此类产品的生产，同时进口国对此征收的高关税也会削弱这类产品的竞争力。

（二）环境规制对各国比较优势的影响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吸收能力不同，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各国制定实施的环境标准和排污费征收标准往往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通常被认为是影响有关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并由此成为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基础。

1.环境规制的核心是制定和实施使环境成本内在化的规则。所谓环境成本内在化是指WTO组织及其各成员国和地区，通过制定并实施环境标准、排污费征收标准等规则，将环境成本纳入产品的生产成本与消费成本，体现环境的稀缺性，消除环境成本的外部性。不同的产品环境成本有所不同。有些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很小，环境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有些产品若忽略环境成本，则会造成价格扭曲，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这一类产品通常被称为污染密集型或环境敏感型产品，主要集中于石油、化工、造纸和金属初加工等行业。此类环境污染型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环境规制管理的焦点。

环境问题的解决主要取决于一国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背景。在各国有权制定自己的环境标准的前提下，这些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从环境成本内在化的程度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使其获得了污染严重的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严格限制在消费过程中污染严重的产品的使用，有可能发达国家将成为生产过程污染严重产品的净进口国和消费过程污染严重产品的净出口国。

2.环境规制对各国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环境规制就其适用范围不同，可以区分为出口国、进口国和多边环境规制3种类型。相应地，环境规制对各国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也可大致归纳为3个方面：一是出口国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竞争优势的影响。若以环境治理的要素投入量表示产品生产成本变化，较高环境标准所需要的环境治理投入的增加，必然导致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和竞争能力下降；反之，较低环境标准对环境治理投入需要的减少，将会相对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二是进口国环境规制对比较竞争优势的影响。鉴于国际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进口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环境对进口商品施以环境规制的现象已越来越普遍，如“绿色壁垒”、“生态倾销”等。当进口国有关贸易的环境规制被用作新的贸易保护壁垒时，就会严重削弱进口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三是多边环境规制对比较竞争优势的影响。多边环境规制对比较竞争优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各缔约方环境标准差异的调整来实现的。多边环境规制主要包括两大体系，即以国际环保组织倡导与签署的多边协定为基础所形成的有关规则和WTO所涉及的有关多边环境规则。由于各国间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以及比较竞争优势来源的差异等，决定了各国环境标准不可能完全趋同，自主性的环境成本内在化目标难以实现。这势必需要对各缔约方的环境标准差异进行调整。

综上所述，环境规制的有效实施在短期内会削弱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单纯依靠要素禀赋优势而形成的比较竞争优势，制约其出口贸易的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却有利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按照环境规制的要参与国际分工，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

3.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各国重新审视自身的比较优势。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忽视环境保护，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环境成本的外在化虽然在短期内保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其潜在的损失是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依靠牺牲环境利益发展起来的往往是高消耗、低效率、技术落后、无持续竞争力与长远发展能力的、粗放型的工业，他们的人民注定要在不远的将来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环境意识的觉醒，在国际贸易商品价格中纳入环境成本已是大势所趋。不同产业的产品对环境不同的敏感程度意味着国际贸易商品结构正在或即将发生变发，这必将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重大影响和新的机遇。环境成本内在化后，国际贸易中某些产品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发生变化，因此一国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以期在新的国际分工中获取更大的利益。

（三）以环境规制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分工单纯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前提的、没有发展前途的国际分工，以纯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发展空间狭小、缺乏潜力。长期以来，单纯以要素禀赋为基础形成的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长期低成本地占有利用发展中国家供给的大量资源，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身却几乎陷入“增长的贫困”状态，并由此带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因此，有必要探索和建立以环境规制为基础的新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体系。

以环境规制为基础进行国际分工，会对一国的长短期竞争力产生不同的影响。环境规制的生产成本效应在短期内会弱化一国，特别是以资源优势为基础的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会对一国贸易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是长远来看，以环境规制为基础进行的国际分工有利于一国及世界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首先，环境规制会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促进一国贸易增长方式由单纯资源密集型向资源节约型、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扩张的积极方向转化；其次，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有着引导作用，比如绿色农业、绿色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第三，环境规制有利于新的出口产业或产品（如环保产业及其产品）出口竞争优势的培育；第四，新的发展观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环境规制的这一作用方向与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以环境规制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对改善生存环境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追求，有利于促进社会整体的良性发展。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以环境规制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均衡分工，是国际分工发展的必然趋向。当然，由于各国的价值标准、社会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加强国际间环境规则的协调与合作是必要的。

三、利用环境规制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若干建议

环境与国际贸易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尤其对我国来说，一方面国内市场对产品的环境标准要求不高，企业和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比较薄弱。虽然现在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有所加强，但仍存在当涉及到经济利益时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情况，企业还没有在生产的全过程中对环境问题加以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全球的环保浪潮，我们既要适应绿色条款，积极调整有关的产业政策，改善国际贸易条件，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又要抵制发达国家制定的许多不符合有关国际规范的，实际上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合理的环境壁垒。这就要求我国积极跟踪国外环境规制发展动态，完善国内环境立法，主动利用以环境规制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来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地位。

（一）积极参与国际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环境素质

随着WTO的正式加入和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步伐加快，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缺乏竞争力，因为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的劳动力，而今后将主要依靠技术水平、企业素质、管理水平和对市场的渗透力，依靠经济发展环境素质的提高。因此我国要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充分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综合利用各种高新技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环境素质。

1.普及环境教育，增强环保意识。要开展全民的环保知识宣传活动，使大众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破除“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廉价”的错误观念，使企业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

2.选择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模式。要降低工业化的物质消耗，节约能源，决不再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高消耗、高污染的道路。要支持和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对生产进行严格的能耗和污染控制，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加强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发展绿色产业，提高其环保水平。

3.调整出口产业和产品结构，以绿色产品和环境标志为引导，大力提升我国产品的质量。随着产品成本的内在化，出口产业和产品的比较成本优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污染严重、污染处理技术相对落后，从而环境成本较高的产业其优势将逐渐弱化乃至消失；而一些污染少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产业的成本优势将得到强化。我们应按照这种比较成本优势的变化来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出口产业的产品结构。

4.加速发展颇具发展前景的环保产业。环境规制在弱化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产品竞争能力的同时，也推动了环保产业的发展，并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加速环保产业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

（二）跟踪国外环境规制动态，完善国内环境立法

1.收集、跟踪国外的环境规制动态，建立有关信息中心、数据库及咨询机构，加强研究和信息收集工作。主要贸易对象国环境壁垒繁多，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影响大，应该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环境壁垒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了解主要贸易对象国的法规、技术和标准，预测和把握其发展趋向，同时加强对有关环境问题的公共技术的研究，建立咨询点，便于为企业服务。

2.加快我国相关产品标准和检验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并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或逐步接轨。要投入必要的资金以完善检测的技术条件，使部分有条件的专业检验机构通过国际认证以获取直接颁发国际绿色通行证的授权，并力争成为相关国际组织的成员。

3.为国家安全，保护人民健康和环境，合理有效地保护国内主导产业和幼稚产业，应参考国际规范，建立自己的环境壁垒体系。坚决禁止严重污染环境产品包括危险废弃物和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加强进口商品检验和检疫力度，防止危害人民安全的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环境规制范文篇2

一、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

（一）关于对环境法益独立性的评价。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环境资源犯罪被规定到《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在设计具体的罪名时，要求环境污染要造成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后，环境污染罪删除了关于人身财产损害结果的规定。从《刑法修正案（八）》到《刑法修正案（十）》，对环境犯罪的设置依然延续传统的罪名分布格局，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专章中的地位没有改变。或许是立法技术的不完善，或许是时代背景所困，从现有的立法体例来看，国家对于生态环境的管理控制占据主导地位，且没有把环境权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范畴看待，更不用说将环境法益与人身法益、财产法益置于相同地位，使其受到刑法的平等保护。在环境本位价值观下，刑法对法益的保护突破了传统的人身、财产、国家安全等，转而将环境、生态作为刑法直接保护的对象。相比较于人本主义价值观，环境本位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将生态环境看作比人类自身更为重要的保护目标。在该价值观的影响下刑法更有利于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生态环境。但刘艳红认为，将法益“精神化”会导致伦理道德等内容的介入，这在模糊法益与规范边界的同时会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实际上一旦松弛法益对立法的批判作用，就会陷入刑法无处不在的危险———滥用刑法。［1］本研究认为，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犯罪的立法理念转变下的环境法益应当成为刑法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便刑法没有将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利益作为直接保护对象，但是生态环境的良好治理效果终归会反射于人类自身。从域外立法经验来看，德国通过修改刑法典的方式，将有关环境犯罪的刑事条款集中纳入刑法典，为环境犯罪专设一章“危害环境罪”。1999年德国现行刑法颁布，依旧沿用该种体例，自第234条至第330条规定了水、土壤、空气污染，造成噪声、震动、辐射，危害保护区域，释放毒药造成危险等一系列环境犯罪。［2］俄罗斯颁布的《联邦刑法典》也专章规定了“生态犯罪”，用17个条款对环境污染及生态资源破坏进行详细列举。［3］我国刑法接受环境本位价值观的前提是要将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定罪标准、量刑情节等进一步明确化、精细化，防止造成刑罚滥罚的混乱局面。（二）采用统一刑法典的模式。对环境犯罪进行专章立法、集中立法现行《刑法》在分则第六章以9个条文、14个罪名的形式专设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与之前“分散式”的罪名设定相比有所进步，但是仍然不能反映我国目前生态环境领域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也无法凸显环境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本研究认为，应当将《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独立出来，单设一章置于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后，并以“破坏生态环境罪”设置章名。环境犯罪除了《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的14个罪名外，还有一些边缘化的罪名散见在其他章节。比如走私罪中的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废物罪，渎职罪中的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环境监管失职罪，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土地罪等。如果环境犯罪以专章设置，则应当将这些罪名归入其中。环境犯罪采取专章式、集中式立法，一方面可以体现在环境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下环境法益的独立性评价，将环境权的实现从应然层面转变到实然层面，另一方面有助于环境犯罪的类型化，强化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严密刑事法网。专章设置环境犯罪不仅可以包含现行的罪名，而且可以对尚未进行刑事立法的犯罪行为予以整合、调整，使其体系化、规范化。在立法体例的设置上，我国刑法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王勇认为，应该调整这种单一化的立法模式为多元化的立法模式，建立以刑法典为核心、单行刑法为补充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4］付立庆认为，环境犯的立法模式应为双轨制，即在环境法规之中设置罪刑罚则，创立名副其实的附属刑法。［5］赵秉志认为，环境犯罪的理想立法体例应是目前采取的刑法典模式。［6］本研究认为，现行刑法典模式更能适应我国的法治环境。首先，我国的立法传统倾向于重典化。不管是立法之初的分散化，还是综合立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立法技术的完善，最终都会实现高度统一的法典化。其次，我国目前的附属刑法的立法特点主要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且不会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定罪量刑，在之后的立法中也很难进行突破。最后，我国具有统一的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制定特别刑法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刑事法律的完整性、体系性，不符合国民刑事一体化的思维习惯。

二、环境犯罪中罪刑问题的理论性思考

（一）入罪标准前置化。刑法介入早期化与“风险刑法”的提出密切相关。“风险刑法”命题最早可以追溯到“风险社会”理论，这一理论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率先提出。所谓“风险社会”，是指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借助高科技在改善生活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一种不安全的环境中，且人类无法掌控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刑法作为法秩序共同体安全的最有力保护者，应当对“风险社会”做出回应。在“风险社会”里，刑法规范的保护必须向前推置。［7］我国刑法关于生态环境犯罪的入罪标准有四种：行为标准、情节标准、危险标准、结果标准。以犯罪的危害结果作为入罪的标准最为严格，也不利于对生态环境犯罪的预防控制。因此，在环境污染类犯罪中以“危险犯＋结果犯”作为该类犯罪的入罪标准，即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污染物，足以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就应当被定罪处罚，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将升格法定刑。环境的破坏具有不可逆性，用于环境恢复的时间长、金钱成本巨大。环境污染类犯罪的设立不仅是为了打击造成环境污染严重后果的犯罪，更是为了重点防范其潜在的危险，所以按照危险犯设计污染环境罪完全是合适的。（二）确立环境犯罪中的严格责任。一般来说，确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都要求以主观罪过为前提条件，即过错责任原则。但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许多国家设计了特殊的归责原则，主要包括绝对严格责任和相对严格责任。绝对严格责任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即使没有过错，也需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相比较绝对严格责任的客观归责性，大多数国家采取了相对严格责任。相对严格责任给被告人预留了抗辩空间，如果被告人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则可以免于刑事责任。在未来的罪名设计中，危险犯与行为犯所占比重上升，如果仅仅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定罪量刑，将严重破坏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环境犯罪的复杂性、隐蔽性导致的主观有责性难以证明，过分强调主观归责将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及时性、有效性。我国环境犯罪可以采取相对严格责任，在《刑法》总则中形成过错原则为主、特殊情况下适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但由于该原则还不具有法律依据，因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还需慎重使用。（三）刑罚目的多元化。所谓刑罚目的，实际上指国家运用刑罚的目的，即国家制定、适用、执行刑罚所期望达到的目的。［8］刑罚目的是刑罚论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它限制了刑罚的种类与体系、量刑原则及适用等一系列与刑罚相关的问题。西方国家关于刑罚目的主要形成三种学说，即报应说、预防说、二元论。［9］我国刑罚理论中关于刑罚目的之通说主要有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预防对象的差异决定了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方式具有差异性。总的来说，我国刑罚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偏重预防。在环境犯罪领域，传统意义上惩罚与预防的目的固然重要，但由于环境法益的特殊性、独立性，环境刑罚要追求惩罚、预防和恢复目的的综合实现。惩罚犯罪人主要依靠刑罚措施，而预防与恢复目的的实现单纯依靠刑罚是不行的，还需要非刑罚措施予以配合。一方面，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主要采取自由刑与财产刑相结合的模式。自由刑主要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适用比例较低。自由刑的刑期较短，罚金的数额规定不明确，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另一方面，在坚持刑法介入早期化的情况下，对轻微犯罪人适用非刑罚措施至关重要。但目前非刑罚措施规定过于笼统，没有针对环境犯罪的特性做出具体设定。因此，从有效预防环境犯罪和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意义上讲，在未来的《刑法》修订中可以通过增加非刑罚措施剥夺犯罪人再实施环境犯罪的能力，让《刑法》真正起到预防环境犯罪的作用。［10］

三、环境刑法的优化路径

环境规制范文篇3

我国环境规制的主体是国家环保部及地方的环境管理部门。政府进行环境规制的主要目的在于纠正企业、组织和个人行为给环境所带来的外部性。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多元、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如何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下以灵活的手段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2]。威廉姆森在《治理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意义》中将治理概括为一种组织制度设计,其功能是用来弱化组织内部某种冲突,减少交易成本,进而使组织处于有效运转状态。环境的治理结构不仅包括环境规制机构内部权力的运作关系,也包括环境规制机构外部的权力关系。具体来说,环境的治理结构体现了环境规制机构内部组织关系以及环境规制机构与企业、公民的组织关系。我国环境规制机构包括中央环境管理部门和地方各级环境管理部门。1982年中央的环境保护局还只是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属的机构,直到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原国家城乡建设环保部独立为国务院直属局。1993年,升格为副部级直属局。1998年,升格为正部级直属局,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年环境委员会和国家环保局统一到环境保护部,从而使中央环境保护部直属国务院,环保部门由政府直属机构进入"内阁"序列,并被赋予环境政策、规划和重大问题方面更多的统筹、协调职责,使环境保护部门参与宏观决策能力得到了加强。但是相对于其他"强势部门"来说,其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和统筹协调能力方面还处在相对的弱势地位。而且我国的环境规制体制是双重的管理体制,容易造成权力分散、功能弱化:一是中国的地方各级环保管理机构在业务上受国家环保部的领导,但是作为一个职能部门,其真正的管理领导权属于本地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各地环保局的人事任免和财政来源都完全依赖各地政府。这就使得地方的环保部门在行使其正当权利时无法避免当地政府的领导、干预和影响,环保机构的权威性、执行力受到严重弱化;二是各部委的环境保护部门属各部委管辖,同时又受中央环保部的管辖。中央环保部最初的级别低于管理生产的中央各部,后来才被提升为正部级,但是受中国行政化的影响,中央环保部不能对属于同一行政级别的省或者其他部委有约束力的命令,因此,省级政府有可能避免中央环保部的规制。许多在经济发展上占优势的部门可以控制着环保部门的权力,导致了环境规制不力以及政策重点上的冲突以及纪律和协调上的缺乏。例如,我国的水利部、农业部和各城市建设局都能控制环保机构,导致环境规制机构处于无真正实权的地位。又如,我国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一般分散在发改委、环保、林业、水利、交通、国土等多个部门,分管部门之间关系不明确,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分解和架空,而且造成环境治理上相互推诿;三是尽管国家环保部可以提出议案并草拟法规,但是它缺乏强迫执行的权力,惩治环境污染的企业和个人还必须依靠司法机关执行。但是我国司法机关缺乏严重的独立性。虽然根据宪法规定,任何行政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均不得对检察院的检察工作和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国党组织往往可以操纵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和西方国家法官任职的终身制不同,我国的司法机关组成人员都有一定的任期,接受党委组织部的考核与任命,而且在经费预算上,司法机关严重依赖各地政府。因此,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大打折扣,造成事实上司法机关接受党委的领导。同时各级政府也能干预司法程序的现象,也使得司法人员对审理具体案件的责与权相脱节,对人大机关的负责机制弱化,致使司法机关的权威下降,法律的尊严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四是环保部内部职能交叉的问题也同样存在。比如环境监察局与污染控制司之间交叉的职能较多。例如,污水治理再利用问题,这根本不是环保部门职责范围的事,但目前环保部门不得不拿出很大的精力来做。再比如,淘汰落后的产业和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本由发改委管的事,但这也推给了环境保护部去做,这使得环境保护部力不从心,执行力弱化;五是环保部门内部的人事制度也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地方基层环保部门员工不仅受基层单位管辖,而且他们所拥有的人事编制以及财政工资属于省级政府的管辖。由于省级政府缺乏对基层员工执行情况的有效信息,加之干部终身制的弊端,地方基层环保部门员工的财政工资来源于省级政府,因此,基层环保部领导也无力对一线环保职业人员的不作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另外,环境规制机构权力分散,行政权力地区分割使得生态环境整体性与跨区域性的矛盾十分突出。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联系性的特点。但是我国由于缺乏对环境问题的整体认识,不同的生态因素分开管理,甚至同一个生态要素又被分割成许多片。例如,中国的地表水的开发利用归水利部管理,地下水归地质矿产部管理,海水归国家海洋局管理,大气归国家气象局管理,水污染归国家环保总局管理,城市和工业用水归建设部和各有关工业部管理,农林牧渔业供水归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管理。这种"九龙治水"的局面是中国行政化分割生态环境整体性的一个缩影,使得环境规制机构各自为政,权力弱化,很难采取一致行动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目标[3]73。对于一些跨行政区域的环境资源,如跨区域的河流、湖泊等在环境容量的使用上存在竞争性与较强的外部性,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官员都希望本地经济快速发展,而将环境污染转嫁给相邻地区,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的一些企业放松环境规制,对污染环境的企业处罚过轻,这是我国跨区域的环境污染往往比非跨区域的环境污染严重的一个直接原因。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环境产权属于公有的,人人享有平等的、无差异的所有权,因此很容易导致下例弊端:第一,公共产权很容易导致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的困境:一是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化程度低,就居民个人而言,环境维权成本太高,而分摊在个人身上的得益太小,多数民众没有足够的动力联合起来维护环境权益;二是大多数环境污染对人体的影响是漫长的、间接的、隐性的,多数民众对优美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三是普通民众的臣民思想和维权方面的"搭便车"心理,更加弱化了环境维权意识;四是我国缺乏社会组织维权有力的激励机制,诸如组织培育、信息共享、资金资助、举报奖励、法律救济保护等激励机制缺乏。第二,环保官员的晋升缺乏民主的选拔机制和有效的民意监督机制,很容易导致污染企业与环保官员的合谋,忽视社会民众的环保诉求。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向污染企业收取排污费和罚款以应付中央环保部的减排任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可以放松环境规制,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这一外部成本转嫁给当地居民承担。因此,环境资源如何使用,在缺乏民意、非政府组织的约束下,官商勾结合谋的可能性很大[4]。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政治绩效的考核长期以来是以"GDP"的增长速度为主要标准,忽视了环境指标、社会指标和人文指标的考核;而且这种高度集权的科层规制结构,也缺乏公民、利益相关者和独立的环保专家对环境规制绩效考核所能发挥的应有作用,更会助长环境规制的失灵;中央环境规制机构对地方环境治理绩效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规制成本过高、规制技术和规制法律的缺失,也加速了环境规制失灵。在我国现阶段,科技水平还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关键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还是过多依靠资源的高投入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在"GDP"片面的政绩驱动下很难与环境保护齐头并进。我国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事权下移,财权上移,财政上实行包干,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比例按照与地方项目成正比的配套政策。地方有了较大的经济发展空间,而且地方政府随着公共服务支出的扩大,原来的税源捉襟见肘。尤其是落后地区,由于所得国家项目相对较少,使得所得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更显不足。因此无论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地方政府都有强大利益驱动而不惜环境的代价来发展经济以扩大税收。而且强化环境规制,加强环境治理,需要本届政府承担环境规制的巨额直接成本,以及因本地经济的发展减缓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从而使政府官员政治晋升无望的隐性成本。在缺乏民意监督和全面地对官员政绩考核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政绩往往以"GDP"论英雄。因此,地方政府热衷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来做大地方"GDP"以捞取个人的职位晋升,而很少顾及一些高污染项目或应该被淘汰的产能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由于地方的环保部门是受地方政府领导的,往往会给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大开绿灯。我国公有产权的垄断与监管的无力更进一步加剧了环境规制失灵。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是影响经济运行绩效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土地、矿藏等资源产权和环境产权都属于公有产权,加之民众对公有产权监管和影响有限,使得公有产权缺乏有效地运作,导致社会财富浪费、资源消耗,加速了环境生态的破坏。科斯(1960)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产权制度的重要标准是交易费用标准,产权的界定和实施是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清晰界定产权可以节省交易费用:一是明确了不同产权主体的权利、责任边界,使权利与责任对称,从而建立起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二是外部性的内部化减少了外在成本;三是减少了交易的不确定性[5]358。产权安排和所有制关系一样都是社会的各个不同主体、不同利益集团对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经济关系。公有制作为一种产权安排和私有产权一样在法律意义上都是清晰的,但是由于事实上界定产权的困难,对公有产权的保护、监管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公有资产的短视、非效率使用和各种盗窃与掠取。诺斯也认为,在哪里测量资源的成本高,哪里就会有公共产权。遗留在公共领域的资源引起追租行为,其结果是"租值消散"。张五常(2002)也把公有制较差的经济绩效归因于交易成本过高。公有产权表现出的低效率,首先是产权的高度集中导致了信息的集聚,高昂的信息成本限制了资源向有效率利用的方向转移。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政府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信息的取得和利用更为困难;其次公有产权加大了监督的困难也使得委托成本过高。公有产权的人,代表着整体利益,同时又是自利的"经济人",在其行政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寻租行为[6]408409;由于公众组织成本和监管政府成本太高,而且公有产权使得民众存在搭便车心里,加之国有产权治理机制的不完善以及民主机制的不足,更使集体监督失灵。另外人受政治生涯有限和政策易变的影响,也容易利用残缺的监督机制而牟取私利。

二、完善环境治理绩效的路径选择

(一)完善环境规制机构的治理结构,增强环境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1)我国环境管理机构要保持独立性和高度的权威性,就必须使环保法律授权和组织保障能不受部门利益和地方政府干扰,能充分代表民意和优美环境生态发展的要求,独立地实行环境规制。根据先进国家提高环境保护机构权威性的经验,环境保护机构负责人一般都是政府和内阁成员。如日本环境厅长官为国务大臣,该大臣兼任内阁有关环境问题的大臣会议主席,直接参与内阁决策;美国环保局长亦进入政府内阁,并对总统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法国环境部的规格亦相当高,其职责由极具权威的环境部长履行[7]。而且这些国家的民主的选举制度保证了选民对政府与议会的监督,也保证了当选的内阁成员对选民负责,议会制定任何政策,民众可以去听,媒体往往会对立法机关的环境政策过程进行深入细致的报道以使人民有彻底的知情权,从而保证选民对环境规制行使终极的权力。职业行政人员更多在公民参与环境治理时发挥专家的咨询、引导的作用。威廉姆森也论证了环境规制受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影响,环境规制的成功需要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权力约束制衡机制、民意监督机制和专家咨询机制。我国环境保护部虽然已经成为国务院的直属部门,但是由于我国决策、行政、司法之间的权力约束和制衡机制还很不完善,难以避免官僚集团结成利益同盟,干预司法的现象。因此,要保证环境规制权威首先必须保证我国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使它免受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干扰。司法独立原则是社会正义的象征,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我国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而司法公正必然要求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前提。我国中央法官也可以仿照西方一些国家实行终身任职,其经费独立预算,直接对人大负责和人民负责,这样可以保证环保执法的独立性;其次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的立法机关,要强化环境保护部在环境政策、环境规划和重大环境问题方面的参与权和话语权,突出环境政策等职能,同时要加强环境规制法律的宣传和透明度,以便能制定反应各地和各阶层民意、完备的环保法律和法规;再次,环保部也应该在组织上和经费方面保持独立性,加大对环保人员的技能培训,以提高环保职业人员的业务能力,高效、权威地执行环境规制政策,避免"强势利益部门"干预环保部门执法行动。环保机构的设立不仅要有科学的组织保障,即环保部门有充分的财力、技术、人员保障,同时也要考虑提高每个环保行政人员的执行力,消除同一环保干事所受的双重领导从而影响执行力的现象。例如,江苏省各市的环保部门员工的编制来自江苏省政府,但是他同时受各市的环保部门的领导,这样有可能导致市级环保部门员工不听市级环保部门领导的命令。因为环保职业行政人员会认为既然我没有拿你的工资,当然可以不听你的命令。具体做法可以这样:我国地方各级环保规制机构的编制可以由中央环境部统一核定,实行垂直领导,环境规制职业人员的人事任免权由上级环保部门依据民意和科学的绩效考评结果决定,与地方政府脱钩。(2)提高环境规制机构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加强重点领域环境监管。环境整体协作治理的成功取决于权威、平等的、协调合作机构的建立;取决于是否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达成决策共识;同时,取决于环境法律是否完备和议程的信息是否公开透明,以接受民众的监督;公民、非政府组织和环保部门是否通力合作、齐心协力共同对环境污染实行监管。例如,加拿大为推动环境治理跨部门合作而专门设立了环境部长理事会(简称CC-ME)。它由联邦、10个省和3个大区的共14位环境部长组成,每年定期讨论环境问题,并就相应对策进行磋商。CCME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包括联邦环境部长在内的14位成员每年轮流当值理事会主席。CCME拥有秘书处、管理委员会等日常工作机构,它们完全中立,为成员和下设的各种专门委员会提供服务。CCME的主要职能有四个方面:作为对话机构,对重大环境事件进行磋商、协调;作为决策机构,采用政治协议的方式通过相应环境政策;作为论坛平台,分享环境领域的信息和研究进展;作为协会组织,制定环境领域的原则、规章和标准等。理事会的议题、议程、协议等内容全部向社会公开,通过不断磋商和妥协,消除理事会各方的分歧,而且接受民众、党派和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的参与和监督,因此所达成的协议一般能得到有效落实[8]。我国政府也可以借鉴加拿大在环境整体合作治理的经验,加强环境政策、规划和重大环境规制问题的统筹协调,强调跨部门、跨地区、跨流域环境规制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有效落实责任机制;同时要突出从源头上预防、监管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责任,明确规划环评、区域限批等职能;建立和健全环境监测和预警机制,解决长期困扰环境工作中监测、信息等职能交叉,责任弱化等问题。(3)发挥非政府组织、公民、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传统的科层式的线性的治理结构由于信息传递单一,很容易造成信息扭曲和信息封闭,致使有效的信息很难达到高层领导。而且传统的官僚体制是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之上,容易造成信息垄断,使他们在与人大等立法机关打交道时处于有利地位,一旦某个官僚组织被创建并受命管理一定的政策领域,那么这个组织由于信息的优势而难以控制,可能远离最初法律所规定的目的,转而由自己来界定所谓完善的政策,这样会出现官僚中心主义,造成执政扭曲或者强迫社会接受官僚片面裁定的环境政策;科层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拉大了基层员工与执政者的距离,从而降低了他们对组织的承诺;而且固定的薪酬待遇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以鼓励其组织成员有效率的做好份内的事情,造成官僚体制的惰性,致使行政人员的执行力弱化;另外行政人员自身"经济人"特点和机会主义也很容易导致环境规制机构急剧膨胀或者过多增加环境规制预算以扩大自己的权力并提高个人的收入,这样会加大环境规制机构的权力寻租和行政无作为现象。因此,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需要发挥每个公民、非政府组织、企业的作用,尤其需要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和参与能力,提升非政府组织环境监管的力度。环保组织的壮大也需要政府授权、引导和扶助。政府不仅要通过政策宣传、税收惠免、无偿资助、信息服务、合同服务等激励方式来培育非政府环保组织,还要注重对非政府组织的资源进行协调和整合以提高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参与能力。例如,政府给予环保NGO适当的法律地位,如降低准入门槛、放宽活动领域、提供资金支持、委托研究和推广项目、减免税收负担等,为民间环保机构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为政府环境规制减轻压力;政府要为环保NGO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参与和沟通机制。如改善目前的"官僚中心主义"环境评价机制,让环保NGO和公众有机会参与到环评和调查工作之中,实行环境保护的公众监督和听证制度,建立政府相关部门和环保NGO之间定期对话、咨询协商制度等;探索向环保NGO购买环保服务。政府购买环保公共服务,即通过财政性资金的转移支付方式,特定的环境管理事务设定目标和要求,由非营利组织来提供,政府予以相应的资金支持与资源监管,从而发挥环保NGO的优势[9]。

(二)建立科学、民主的环境规制绩效考核体系

改变地方政府行政绩效考核单纯以GDP为标准的考核体系,建立以人为本的环境考核指标。要建立以人为本的考核指标,就必须保证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申诉权、决策权和执行权,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让民意无论在对政府官员的仕途还是在对政策决策、执行、评价都发挥主体的作用,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官员对民众负责,把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取悦上级,一味迎合上级的"忠诚"和"奉承"。当务之急应该改革官员自上而下的任命方式和考核方式,让利益群体在环保官员的选拔中能发挥主体的作用,保证上级环保部门能够通过民意了解真实的环境信息,制定精细、科学的环境考核指标,从而采取积极地有效地规制行动。同时还要建立多元的评估主体,使环保技术人员、专家和利益群体参与到环保评估,让专业知识和大众传媒信息能相得益彰,避免环境规制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可以科学设计调查问卷,掌握更多的实证信息,利用多种定量分析方法,提高评估指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建立全面的政绩考核标准,尤其要增加社会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和人民满意度的考核标准,并有效地加以贯彻。

(三)对公有产权治理体系实行创新

环境规制范文篇4

关键词：财务绩效；环境保护税；环保投入；文献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在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环保费改税的序幕正式开启。本文以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为切入点，逐渐引申至其他学者对于环境保护税、环保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其中还加入了环境保护税与环保投入对财务绩效影响的中介因素“环境规制”的研究，系统的梳理和总结环境保护税与环保投入对于企业财务绩效因素的逻辑关系。

一、社会责任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HowardBowen（1953）认为，企业在日常经营制定政策时，不仅仅只为企业创造价值，还要考虑到社会的价值观和标准，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正向影响。温素彬、方苑（2008）运用面板数据模型，以2003～2007年4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对当期的财务绩效具有不显著的负相关性，而长期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会对财务绩效有正向作用。张兆国等学者（2013）使用GMM评价方法验证了上述结论，其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会在滞后一期对于企业财务绩效有着正向影响。

（三）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Hillman&Keim（2001）研究了250家企业的董事会的战略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相比于未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企业，二者在市场竞争中，前者处于下风。李正（2006）以2003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对企业的托宾Q值与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多元回归，结果表明企业价值与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越多，企业价值越低，其原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消耗自身的资源，而收益则需要时间的检验才能够得以体现。（四）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无影响。陈玉清（2005）在对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总体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与股价并不相关，说明市场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反馈并不灵敏。但不同的行业之间差别较大，原因是消费者对于不同行业的关注程度不同导致了这个差异。石军伟、胡立君等（2009）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也证实了企业的价值与社会责任无显著性影响。

二、环保投入对于财务绩效的影响

（一）环保投入的定义。彭峰、李本东（2005）将环保投入概念定义为：企业、国家政府或法人团体为了获得良好的环境绩效，将资本投入到环境保护、预防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的一项经济活动。

（二）社会责任对于环保投入的影响。王宗婉、王宗宇（2021）认为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就会考虑到可持续发展观，改善环境污染的情况，同时兼顾环境与利润共发展。油佳利、张永红（2020）则通过对2014～2018年149家重污染公司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证明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对环境绩效呈正相关影响，并且社会责任会加强企业的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水平与环保投入的重视程度。

（三）环保投入对于财务绩效起到正向作用。程瑶（2012）基于资源基础观阐述了企业通过环保投资改进生产技术、推行清洁环保工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以及提高原材料的利用效率，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且这种绿色技术也会为企业提供透明度较低、其他企业难以学习的异质性有形资产。徐建中等（2018）依据声誉机制理论认为环境政策能够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当今绿色经济概念日益被消费者市场所重视，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且高水平的环境绩效会加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巩固长期稳定的合作，并且企业可以销售节能环保技术进行创收。余航、李月娥（2020）在对重污染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中佐证了这个结论，重污染企业的环保投入会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起到正向作用。近年来，还有部分学者研究企业的融资压力与环保投资对于财务绩效的影响。马亚丽（2014）说明了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能够向社会释放积极的信号，表明企业勇于承担环保责任，减少企业对外的信息不对称性，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更加了解企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杨乐等学者（2020）则说明了在融资约束较大时，企业会加强环保投资对于绿色创新的力度，改进原有的生产工艺，购进降能减排的生产设备，这使得融资约束会进一步加强环保投资与财务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性。

（四）环保投入对于财务绩效起到负向作用。Jaggi&Freedman（1992）以生产纸浆和造纸企业为主要样本，研究企业对于环保投资和利润、财务绩效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于企业财务绩效起到抑制的作用，并且企业的市盈率也与环保投资呈负相关性。王鹏、张捷（2016）通过对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采用混合截面层次回归法和分组检验法证明了企业的环保投资对于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并且对于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加剧环保投资对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滕雨函（2019）通过对纺织业行业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价值相关的研究中发现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价值起到负相关作用，其原因可能是企业进行环保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影响企业在其他方面的投资，结果会表现为财务绩效的下行，这会对股票市场释放不良的信号，不被投资者所看好，最终会导致企业价值下降。徐辉（2020）则通过对东西部地区企业进行环保投资与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中发现，对于西部地区来讲由于人才匮乏、技术引进相对落后，这会导致环保投入难以转变为现实收益，而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会导致当地政府对于企业的环保补贴有限，这两点原因使得环保投入对西部企业的财务绩效产生负向作用。

三、环境规制对于财务绩效的影响

（一）环保投入对于环境管制的影响。唐国平等学者（2013）通过对2008～2011年499家公司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环保投入与环境规制为“U”型关系，原因是环保投入与环境规制强度具有“门槛效应”，在较低的环境规制下，企业对于环保投入的主观能动性不强；随着环境管制的强度增强，即达到临界值之后，企业环保投入的规模也随之增加，说明严格的环境规制有利于加强企业的环保投入。郑添文（2019）则进一步阐述了环保投入与环境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环境管制政策的加强，企业不得不通过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污染或减少生产的方式达到环境管制的要求，从而规避因为超量排放污染物而受到的处罚。胡元林（201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环保投资是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财务绩效影响的中介因素。

（二）环境规制对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性。Porter（1991）认为“创新优势”是企业在环境规制的重压下，加大环保投资，进行连续改进以及创新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先动优势”是指在各国逐渐重视减排降能的大环境下，通过绿色创新，提前适应环境，具有先发优势，会使得企业在未来更少的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因为污染前预防投资比污染后治理投资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彭妍、岳金桂（2016）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证明了造纸印刷业的财务绩效效果在污染预防投资比末端治理污染更加显著，原因是进行预防投资生产的绿色产品可以满足政府或者其他企业的“绿色采购”，开发特定的市场，实现产品差异化战略，提高市场占有率。

（三）环境规制对于企业财务绩效负相关性。Walley&Whitehead（1994）解释了环境规制为什么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负影响：社会治理环境的目标和企业的利润目标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二者相互制约，企业将在加强绿色环保与追求高利润的两难中权衡利弊。加强环保管制，企业将不得不缴纳更多的环保税或排污费会提高生产成本，这会导致企业不仅降低生产率，甚至企业不得不减少产出、提高售价，最终影响体现在利润率的下降。此外，还会间接的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扩大在经营等方面。对于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中，Jaffe等学者（1995）在研究环境管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提出“挤出效应”，该效应说明了企业在对于“绿色创新”或“绿色投资”会挤占企业其他资源，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以及投资计划，最终也会导致企业的利润下降。在此基础上Walter&Ugelow（1979）提出“污染天堂假说”：重污染的企业更加青睐于在环境管制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个假说更加说明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财务绩效起到抑制作用。杨自业、尹开国（2009）通过向社会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调研结果说明大众普遍认为企业的社会环境责任会对财务绩效起到抑制作用。黄磊（2014）则通过T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管制使得企业销售利润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的研发支出多用于应对环境管制，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

（四）环境规制对于企业财务绩效非线性作用。孙燕燕等（2014）则依据前人的研究，通过元分析的方法，对49篇实证论文进行有序的Probit分析，说明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呈“U”型关系：短期内的非生产性成本会挤压企业其他方面的投资，但长期来看，企业会拥有高效的生产效率、稳定的供应链关系以及良好的社会声誉等无形优势。陶晨璐、刘思彤、程宝栋（2017）通过对A股上市的造纸行业公司的实证研究佐证了上述研究得出的结论：当期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提升会对短期内的当期财务绩效起到抑制作用，但依据长期数据表明则会改善财务绩效。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具有不确定关系。Barbera&McConnel（1990）认为环境管制与企业财务绩效受到外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张嫚（2004）在此基础上认为企业的收益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认可度，而市场的需求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并且企业的绿色创新是否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也是不确定的，综上所述得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之间无确定性的关系。

四、环保费改税对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一）环境规制与环境保护税的关系。环境保护税的理论起于福利经济学创始人Pigou，Pigou（1920）认为治理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应使用环境管制的方式，把外部性的问题转为内部化，从而达到减少或清除环境污染问题的目的。王军（2018）认为绿色税收是环境管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绿色税收可以引导社会资源合理运用、鼓励企业节能减排以及惩治企业的高污染排放，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

环境规制范文篇5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技术创新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人们在加强环境规制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就对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可能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等带来的影响，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效益的下降。由于环境规制要求企业投资于污染防治或者缴纳污染税费，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这不仅会使得生产率下降，而且会造成产出减少、价格提高和利润率的降低。此外，环境投资还可能挤占企业的其他生产性、盈利性投资，从而对企业的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后一观点由迈克尔·波特等人(1991)提出，被称为“波特”假说。他们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产生创新补偿作用，弥补甚至超过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成本和利润率等带来的不利影响，达到环境绩效和企业经济绩效同时改进的“双赢”状态。

虽然众多学者对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Branlnnulun，FareandGrosskopf(1995)使用1989年和1990年41家瑞典纸浆和造纸企业数据，采用非参数的技术模型比较了受规制与不受规制下企业利润的不同，结果发现，有些企业由于环境规制导致利润下降，也有些企业利润不受规制的影响。Sancho，TadeoandMartinez(2000)使用效率指数对西班牙木制品和家具制造企业在环境规制下的产出和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出和生产效率都有负的影响。AJpay，BuccolaandKerkvliet(2002)使用利润函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美国和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利润率和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1971—1994年间，环境规制对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为负，但是对生产率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对美国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不显著，对生产率有负的影响。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生产效率。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工业污染防治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间的权衡问题，这就要求环境规制政策在达到污染防治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利润率等的不利影响，甚至达到污染控制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双赢”目标。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使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模型与数据

我们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选择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作为利润率的指标。由于影响企业利润率的因素很多，需要在模型中加以控制，我们的控制变量主要是企业规模。我们对模型采用双对数形式，这样可缓解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和方程的异方差性。建立的基本回归模型为：销售利润率，Cost是成本费用利润率，Size是企业规模，e是随机干扰项。具体而言，上述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1销售利润率：反映产品销售利润的实现程度，是衡量企业销售收入收益水平的指标。销售利润率(article/2010/0912/article_1649.html％)=销售利润÷产品销售收入×100％。

2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x100％。

3环境规制强度：对于环境规制强度(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tensity)的衡量，学者们倾向采用污染治理支出和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原因在于，当企业面临较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会花费较多的支出和成本在污染治理上，污染治理成本和支出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增加，所以，使用污染治理支出和成本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强度。因此，我们采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成本)作为企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由于对于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相同污染治理成本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企业的成本负担而言也不同，所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必须考虑企业规模的差异。我们将污染治理成本除以企业产值以消除这种差异，即以每千元工业产值的污染治理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为：环境规制强度(元／千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工业产值)×1000。4企业规模：采用工业总产值作为企业规模的测量指标。企业的生产总规模(生产能力)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率，所以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以避免估计偏误。

我们选取的是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及工业总产值，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36个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等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环境规制强度是根据《中国环境年鉴》中公布的各行业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污染排放及处理情况中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到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下表：

三、结果与分析

由于企业利润率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反应可能有滞后期，所以我们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即期和滞后1、2期的影响。我们使用Eviews5.0提供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2。

据表2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环境规制对销售利润率没有显著的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但是对滞后1期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成本费用利润率增加0.11％。

(2)企业规模对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

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每提高1％，二者分别增加0.28％和0.14％。

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并没有产生不利的影响，反而从长期看对企业利润率有一定程度的正效应。根据波特等人的观点，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改进的信息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使企业在面对较高污染治理成本时，投资于创新活动以满足规制政策的要求，从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包括产品(创新)补偿和生产过程(创新)补偿，通过产品补偿增加产品价值或降低产品成本；通过过程补偿导致产出增加或投入要素的降低等。这些创新补偿效应甚至会超过由环境规制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我国企业利润率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否来源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我们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建立的基本回归模型为：Log(Patentit)=a+p1Log(ERIi。)+p2Log(sEll)+p3Log(sPjt)+8it。公务员之家

在模型中，我们采用企业拥有发明专利数(Patent)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专利数作为反映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技实力的一种度量，专利活动的规模和水平，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控制变量包括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sE)和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sP)。技术创新过程就是一个利用各种资源(包括科技人员、设备、资金等)创造出一种新知识的过程。资金投入是进行科技活动的基础，也是影响技术创新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sE)表示资金投入；科技人员是开展科学技术活动的核心力量，也是衡量科技进步程度的重要因素，我们用科技活动人员数来衡量技术创新的人力投入(sP)。

我们使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估计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数据要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我们使用Eviews5.0提供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3。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环境规制对企业拥有专利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专利数增加0.23％，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作用。正是由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从而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成本等产生的不利影响，导致了企业利润率的提高。

四、结语

本文运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政策在中长期对我国工业企业利润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导致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是，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成本等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了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范文篇6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技术创新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人们在加强环境规制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就对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可能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等带来的影响，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效益的下降。由于环境规制要求企业投资于污染防治或者缴纳污染税费，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这不仅会使得生产率下降，而且会造成产出减少、价格提高和利润率的降低。此外，环境投资还可能挤占企业的其他生产性、盈利性投资，从而对企业的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后一观点由迈克尔·波特等人(1991)提出，被称为“波特”假说。他们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产生创新补偿作用，弥补甚至超过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成本和利润率等带来的不利影响，达到环境绩效和企业经济绩效同时改进的“双赢”状态。

虽然众多学者对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Branlnnulun，FareandGrosskopf(1995)使用1989年和1990年41家瑞典纸浆和造纸企业数据，采用非参数的技术模型比较了受规制与不受规制下企业利润的不同，结果发现，有些企业由于环境规制导致利润下降，也有些企业利润不受规制的影响。Sancho，TadeoandMartinez(2000)使用效率指数对西班牙木制品和家具制造企业在环境规制下的产出和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出和生产效率都有负的影响。AJpay，BuccolaandKerkvliet(2002)使用利润函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美国和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利润率和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1971—1994年间，环境规制对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为负，但是对生产率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对美国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不显著，对生产率有负的影响。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生产效率。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工业污染防治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间的权衡问题，这就要求环境规制政策在达到污染防治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利润率等的不利影响，甚至达到污染控制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双赢”目标。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使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模型与数据

我们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选择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作为利润率的指标。由于影响企业利润率的因素很多，需要在模型中加以控制，我们的控制变量主要是企业规模。我们对模型采用双对数形式，这样可缓解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和方程的异方差性。建立的基本回归模型为：销售利润率，Cost是成本费用利润率，Size是企业规模，e是随机干扰项。具体而言，上述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1销售利润率：反映产品销售利润的实现程度，是衡量企业销售收入收益水平的指标。销售利润率(％)=销售利润÷产品销售收入×100％。

2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x100％。

3环境规制强度：对于环境规制强度(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tensity)的衡量，学者们倾向采用污染治理支出和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原因在于，当企业面临较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会花费较多的支出和成本在污染治理上，污染治理成本和支出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增加，所以，使用污染治理支出和成本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强度。因此，我们采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成本)作为企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由于对于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相同污染治理成本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企业的成本负担而言也不同，所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必须考虑企业规模的差异。我们将污染治理成本除以企业产值以消除这种差异，即以每千元工业产值的污染治理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为：环境规制强度(元／千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工业产值)×1000。4企业规模：采用工业总产值作为企业规模的测量指标。企业的生产总规模(生产能力)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率，所以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以避免估计偏误。

我们选取的是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及工业总产值，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36个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等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环境规制强度是根据《中国环境年鉴》中公布的各行业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污染排放及处理情况中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到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下表：

三、结果与分析

由于企业利润率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反应可能有滞后期，所以我们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即期和滞后1、2期的影响。我们使用Eviews5.0提供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2。

据表2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环境规制对销售利润率没有显著的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但是对滞后1期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成本费用利润率增加0.11％。

(2)企业规模对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

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每提高1％，二者分别增加0.28％和0.14％。

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并没有产生不利的影响，反而从长期看对企业利润率有一定程度的正效应。根据波特等人的观点，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改进的信息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使企业在面对较高污染治理成本时，投资于创新活动以满足规制政策的要求，从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包括产品(创新)补偿和生产过程(创新)补偿，通过产品补偿增加产品价值或降低产品成本；通过过程补偿导致产出增加或投入要素的降低等。这些创新补偿效应甚至会超过由环境规制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我国企业利润率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否来源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我们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建立的基本回归模型为：Log(Patentit)=a+p1Log(ERIi。)+p2Log(sEll)+p3Log(sPjt)+8it。

在模型中，我们采用企业拥有发明专利数(Patent)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专利数作为反映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技实力的一种度量，专利活动的规模和水平，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控制变量包括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sE)和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sP)。技术创新过程就是一个利用各种资源(包括科技人员、设备、资金等)创造出一种新知识的过程。资金投入是进行科技活动的基础，也是影响技术创新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sE)表示资金投入；科技人员是开展科学技术活动的核心力量，也是衡量科技进步程度的重要因素，我们用科技活动人员数来衡量技术创新的人力投入(sP)。

我们使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估计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数据要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我们使用Eviews5.0提供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3。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环境规制对企业拥有专利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专利数增加0.23％，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作用。正是由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从而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成本等产生的不利影响，导致了企业利润率的提高。

四、结语

本文运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政策在中长期对我国工业企业利润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导致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是，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成本等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了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范文篇7

[关键词]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2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0)02—0078—04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人们在加强环境规制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就对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可能对企业生产率和利润率等带来的影响，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效益的下降。由于环境规制要求企业投资于污染防治或者缴纳污染税费，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这不仅会使得生产率下降，而且会造成产出减少、价格提高和利润率的降低。此外，环境投资还可能挤占企业的其他生产性、盈利性投资，从而对企业的利润率产生不利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通过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后一观点由迈克尔·波特等人(1991)提出，被称为“波特”假说。他们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政策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产生创新补偿作用，弥补甚至超过环境规制给企业生产成本和利润率等带来的不利影响，达到环境绩效和企业经济绩效同时改进的“双赢”状态。

虽然众多学者对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Branlnnulun，FareandGrosskopf(1995)使用1989年和1990年41家瑞典纸浆和造纸企业数据，采用非参数的技术模型比较了受规制与不受规制下企业利润的不同，结果发现，有些企业由于环境规制导致利润下降，也有些企业利润不受规制的影响。Sancho，TadeoandMartinez(2000)使用效率指数对西班牙木制品和家具制造企业在环境规制下的产出和生产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出和生产效率都有负的影响。AJpay，BuccolaandKerkvliet(2002)使用利润函数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美国和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利润率和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在1971—1994年间，环境规制对墨西哥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为负，但是对生产率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对美国食品加工企业的利润率影响不显著，对生产率有负的影响。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通过在Robert模型中引入技术系数，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给企业带来直接费用的同时，也会激发一定程度的技术创新，部分或全部地抵消这些成本，因此，环境规制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提高生产效率。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工业污染防治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间的权衡问题，这就要求环境规制政策在达到污染防治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利润率等的不利影响，甚至达到污染控制与企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双赢”目标。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使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并针对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模型与数据

我们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选择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作为利润率的指标。由于影响企业利润率的因素很多，需要在模型中加以控制，我们的控制变量主要是企业规模。我们对模型采用双对数形式，这样可缓解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和方程的异方差性。建立的基本回归模型为：销售利润率，Cost是成本费用利润率，Size是企业规模，e是随机干扰项。具体而言，上述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如下：

1销售利润率：反映产品销售利润的实现程度，是衡量企业销售收入收益水平的指标。销售利润率(％)=销售利润÷产品销售收入×100％。

2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企业投入的生产成本及费用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反映企业降低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x100％。

3环境规制强度：对于环境规制强度(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tensity)的衡量，学者们倾向采用污染治理支出和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原因在于，当企业面临较严格的环境规制时，会花费较多的支出和成本在污染治理上，污染治理成本和支出会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增加，所以，使用污染治理支出和成本能够较好地反映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强度。因此，我们采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成本)作为企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由于对于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相同污染治理成本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企业的成本负担而言也不同，所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必须考虑企业规模的差异。我们将污染治理成本除以企业产值以消除这种差异，即以每千元工业产值的污染治理成本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为：环境规制强度(元／千元)=(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工业产值)×1000。4企业规模：采用工业总产值作为企业规模的测量指标。企业的生产总规模(生产能力)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率，所以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以避免估计偏误。

我们选取的是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销售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及工业总产值，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36个行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等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环境规制强度是根据《中国环境年鉴》中公布的各行业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污染排放及处理情况中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到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下表：

三、结果与分析

由于企业利润率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反应可能有滞后期，所以我们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即期和滞后1、2期的影响。我们使用Eviews5.0提供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2。

据表2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环境规制对销售利润率没有显著的正向或负向的影响，但是对滞后1期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成本费用利润率增加0.11％。

(2)企业规模对销售利润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

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每提高1％，二者分别增加0.28％和0.14％。

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并没有产生不利的影响，反而从长期看对企业利润率有一定程度的正效应。根据波特等人的观点，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合理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改进的信息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使企业在面对较高污染治理成本时，投资于创新活动以满足规制政策的要求，从而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包括产品(创新)补偿和生产过程(创新)补偿，通过产品补偿增加产品价值或降低产品成本；通过过程补偿导致产出增加或投入要素的降低等。这些创新补偿效应甚至会超过由环境规制导致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我国企业利润率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否来源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我们采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建立的基本回归模型为：Log(Patentit)=a+p1Log(ERIi。)+p2Log(sEll)+p3Log(sPjt)+8it。公务员之家

在模型中，我们采用企业拥有发明专利数(Patent)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专利数作为反映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科技实力的一种度量，专利活动的规模和水平，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企业的创新能力。控制变量包括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sE)和企业科技活动人员数(sP)。技术创新过程就是一个利用各种资源(包括科技人员、设备、资金等)创造出一种新知识的过程。资金投入是进行科技活动的基础，也是影响技术创新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用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sE)表示资金投入；科技人员是开展科学技术活动的核心力量，也是衡量科技进步程度的重要因素，我们用科技活动人员数来衡量技术创新的人力投入(sP)。

我们使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估计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数据要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我们使用Eviews5.0提供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表3。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环境规制对企业拥有专利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专利数增加0.23％，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作用。正是由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从而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成本等产生的不利影响，导致了企业利润率的提高。

四、结语

本文运用我国36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政策在中长期对我国工业企业利润率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导致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是，环境规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弥补并超过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成本等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导致了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范文篇8

关键词：碳税碳交易环境规制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区别

（一）碳税的涵义及分类

碳税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以二氧化碳排放单位为征税对象，通过消减二氧化碳排放为手段来实现环境规制，具体可分为：

1.按照实施范围不同，可分为国内税、国际税和协调的国家税。前两者的划分标准是不同的国家体系，后者是指在一个宽松的国际框架下由各主权国自主决定的税收体系。

2.按照征税依据不同，分为实际排放量碳税和估算排放量碳税。两者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监测为依据，前者技术上不易操作，征税成本也较高，目前国际上常用的是后者。

3.按照税率水平不同，可分为差别碳税和统一碳税。前者是指在不同行业或地区实施不同的碳税税率，后者则指实施统一、特定的税率。目前理论界普遍认同差别碳税。

4.按照实施目标不同，分为激励目的碳税和财政目的碳税。前者是以提高燃料或排放的价格为目的来消减能源及其他来源的温室气体排放，后者以筹集财政资金为目的，政策要点在于形成稳定的税收来源。

（二）碳交易的涵义及其分类

碳交易是一种以碳资产为交易对象的金融活动，把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解决低碳发展模式下的科学、技术和经济问题。它一方面将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和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具体分为：

1.基于配额的碳交易。指在特定区域或特定时期，基于节能减排目标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既定的，不同配额所有者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自行购买或出售所需配额。配额具有可分割性、可传承性和累积性等特点。

2.基于项目的碳交易。与配额交易不同，基于项目的交易主要是针对具备节能减排效果的实施项目，由买主向该项目购买减排额度。在项目购买条件下，交易标的具备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但不具备传承性，因而其使用范围受到限制。目前国际市场中基于配额的碳交易主要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下的欧盟配额（EUAS）。基于项目的碳交易主要是《京都议定书》中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联合履行机制下分别产生核证减排量（CERS）和减排单位（ERUS）。

二、碳税与碳交易利弊比较的经济学分析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经济基础

1.碳税——以价格为基础的环境规制手段。环境税作为碳税的理论基础最早由庇古提出，也称“庇古税”。1920年，庇古设计了福利经济学中的环境税概念，提出对污染者征税，以纠正市场活动中的负外部性影响。此后，政府将这一理念加以运用，对具有负外部性的污染企业进行征税，并将税收所得作为抵消污染效应的经济补偿。在低碳发展模式下，碳税侧重对污染排放企业排污成本的监督。通过对排污企业进行征税，污染企业的排污成本得以增大，出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考虑，企业必然自行控制污染排放量，从而达到环境规制的目的。

2.碳交易——以数量为基础的环境规制手段。碳交易侧重既定排污权利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以增加污染的社会成本的考虑。罗纳德·科斯最早提出社会成本概念，他认为要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一个有效手段是在污染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排污权分配。此后，多伦多大学的约翰逊·戴尔斯在其《污染、财产与价格》一文中提出数量为基础的交易机制。这一理念随后被美国环保署加以引用，并于1977年在《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中得以法律确认。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碳交易相对于碳税而言更具有政策吸引力。

（二）碳税与碳交易的优劣分析

1.碳税效果评估。碳税是一种最为直接有效的经济手段，其优点包括：（1）能够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据估算，在五档碳税税率（10元/吨、20元/吨、30元/吨、40元/吨、70元/吨）下，分别计算碳税的税收影响，可以得出10年动态累计碳税税额(10年动态累计碳税税额为企业碳税税额与居民碳税税额的加总，即累计碳税税额=企业碳税额+居民碳税额)分别为1238.03亿元、2433.48亿元、3589.26亿元、4707.98亿元、7864.71亿元。（2）可操作性强、实施成本低。碳税通常在化石燃料进入经济循环的开始环节进行征收，因而只需要对很少的一些经济体征收碳税即可覆盖所有的化石燃料消费。

但是，碳税的刚性特征对能源密集型部门产生的影响非常显著。例如，要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制在1993年的水平，日本必须从1993年起征收4000日元/吨的二氧化碳碳税，并以后逐年增加1000日元/吨碳税。如果把减排的社会效应用每吨二氧化碳减少的GDP值来衡量，将达到45-50万日元/吨二氧化碳的高昂成本。此外，开征碳税的影响将随着时间流逝对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大，碳税税率越高，增强的幅度越大，对GDP的负面影响也将越大。

2.碳交易效果评估。在环境容量和减排总量既定的情况下，碳交易的优势有：（1）能够加强初始排放权分配的有效性，维持既定排放总量。与碳税相比，碳交易更关注既定排放总量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理分配，通过交易权的分割与转让，实现污染排放边际成本的增加，以起到约束经济体排放行为的目的。（2）规则简便，成本低廉，发展迅速。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目前国际碳交易发展格局中，强制市场为主、自愿市场为辅；配额市场为主、项目交易为辅。据统计，2008年全球碳排放权交易总成交量已经达到48亿吨二氧化碳量，交易金额超过1260亿美元，发展速度超过碳税。

但是，碳交易对本土市场的发展影响较为显著，例如存在价格波动的风险、交易各方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交易无法迅速完成等等。此外，目前碳交易市场建设滞后，世界碳交易目前主要通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加拿大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澳大利亚三大气候交易所和印度气候两大交易所等进行交易，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市场仍处于筹备阶段。

三、中国实施环境规制的策略选择

（一）碳税征收应循序渐进，同时酌情减免企业的其他税负

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传统黑色能源的依赖度较高，因此在碳税的征收上应当细致考虑，既要根据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制定合理的碳税征收机制，又要避免欧洲发达国家高额碳税的激进征收方法，以将社会的运行成本降至最低。此外，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征收碳税需要高度关注企业的税负问题，适当减免企业其他税负，以实现企业税负比率零增长，避免打击企业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①。

（二）加快碳交易市场建设，构建碳交易市场的技术路线

我国目前的碳交易市场仍处于建设阶段，应合理借鉴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经验，推动国内统一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以市场化手段加快推进环境和能源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建立一套与发展全国统一碳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改变目前政策规划不明、法律缺失的状态；其次，要发挥现有排放权交易所、CDM技术服务中心等机构在构建区域性的信息平台和交易平台的作用，鼓励全国各个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积极构建碳交易区域市场，为建设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提供平台支持②。在此过程中，我国要特别注意妥善解决碳交易市场在全球碳定价权中的敏感性问题。

环境规制范文篇9

摘要由于环境保护机制缺失，导致我国“生态旅游离生态更远”的尴尬现实。文章假定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制定并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构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从政府规制角度对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博弈双方的均衡战略：政府执行有效监管，对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企业制定适当的惩罚力度，就可以促使企业自觉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从而证明政府规制企业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政府规制博弈论

1引言

生态旅游作为一个“舶来”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我国，并在随后的20多年得到蓬勃发展，一时间生态旅游成为最时尚的旅游消费，消费者趋之若鹜，生态旅游市场规模庞大。面对巨大利益诱惑，许多旅游开发商的触角开始转向生态旅游，政府对于生态旅游的开发热情也不断高涨。这些旅游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业已形成的旅游产业链条及客源市场优势，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政府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了生态旅游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生态旅游的研究尚处在初级阶段，政府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机制缺失，政府与开发商的协议在关乎环境成本补偿及惩罚机制的内容方面几乎是空白，于是，旅游企业对生态旅游区的开发和管理，落入了法律和规定的“制度真空”地带。结果导致旅游企业只关注开发生态旅游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缺少系统环境保护规划，肆意开发，造成了污染、环境退化、经营性设施侵占生态旅游资源等诸多问题。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监督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迫在眉睫。本文假定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制定并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构建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从政府规制角度对企业制定和实施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博弈双方的均衡战略，以期分析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政府规制的效用。

2生态旅游环境保护规划

针对生态旅游开发中存在的环境保护规划缺失与资源开发建设不当，对自然和社会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出现的生态旅游破坏生态的现象，诸如美国、西班牙等旅游发达国家就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制定了完备的法律法规，以期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规制旅游企业从生态旅游和环境保护相互作用机制入手，以环境评价与环境容量为科学依据，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对规划区域的功能区划、生态旅游规模与形式、生态旅游区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和环境美学保护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划与实施方案。规制，又称政府规制，是指政府利用国家强制权依法对市场中的微观经济进行干预，其规范目标是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以确保公众利益。规制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的立法程序来干预，具体手段包括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我国生态旅游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发展都落后于旅游发达国家，但是各级政府对发展生态旅游给予了极大支持。由于财力有限，对旅游业的投资相对不足，导致地方政府在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选择中往往更倾向于后者，而对旅游企业只顾经济利益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行为持默认态度，生态旅游环境规划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对违规旅游企业采取行政处罚手段。

诚然，在当前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求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制旅游企业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制定并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要考虑政府制定法律法规的成本、监督企业实施的成本，要考虑旅游企业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实施环境保护发生的成本以及企业违规时的处罚成本等资本投入问题。但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证明，缺乏系统环境保护规划，走“先污染再治理”的道路必定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开发和保护同步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系列的问题的实质是政府和旅游企业之间的一场博弈，是博弈双方围绕经济利益所制定的各种策略，而博弈的结果将检验政府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制的效用。

3政府与企业实施生态旅游环境规划的博弈

3．1基本假设

生态旅游环境规划在制定和实施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决策环境是复杂的，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在不影响研究结论的前提下，做出以下基本假设：①博弈中仅有两个参与者，即政府与企业，二者可以选择的策略分别为“监督”和“不监督”、“实施”和“不实施”；②两个参与者做出决策前不知道对方的行动，可以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同时的，即模型为静态博弈，参与人对相互的策略和收益函数有准确的知识，即模型为完全信息博弈；③环境的改变及其环境保护规划的成本是政府关心的主要目标；④企业在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时受到一定约束，企业未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会对消费者的利益和环境造成破坏，如果被检查到，会受到法律诉讼和处罚等经济、名誉损失。

3．2构建博弈模型

依据上述模型的假设，可以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即完全信息条件下，不考虑时间因素的一次性博弈）：r1—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时所获得的收入；r2—企业未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时所获得的收入；c1—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所发生的全部成本；c—政府在对旅游企业进行监督时所花费的各种成本；cp—企业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被政府查处时所受到的惩罚；p—企业不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被政府查处的概率。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政府和企业都在权衡利益得失后，选择决策行为。博弈的策略矩阵见表1。

通常情况下，政府所得到的惩罚收入大于监督成本，本文假定pcp＞c；当企业未实施环境保护规划被查处时受到的处罚大于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成本，否则就企业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在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就不愿意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只需要向政府交纳相应的惩罚金即可，本文假定pcp＞c1，企业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利润应小于未实施情况下的利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才有逃避实施环境保护规划的动机，即r1－c1＜r2，现实中，企业受到处罚后的收益应处于一个低的水平，才证明政策的相关政策是有效的，即r1－c1＞r2－pcp，其中，y和1－y分别是政府选择监督和不监督策略的概率，x和1－x分别是企业选择实施与未实施的概率。

环境规制范文篇10

关键词：环境规制；矿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环境规制已成为全球议题。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命令与控制政策、经济激励政策、信息披露机制等措施来对环境进行规制［1］。我国政府更是不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力度，把环境保护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改革生态文明体制，综合运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来控制污染、保护环境［2］。矿产资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矿产资源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产业，也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较为严重负面影响的产业。我国矿业长期以来采取粗放式的发展模式［3］，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造成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空气污染和水污染［4］，带来一定的环境污染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环境规制措施来调整矿业产业结构，以平衡矿产资源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背景，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研究环境规制对某一具体产业结构的影响。具体到对于矿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经概括归纳，相关研究文献总体上可分为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及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方式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1环境规制的文献综述

1．1环境规制的含义。学者们关于环境规制含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认为，环境规制的研究起源于庇古（PIGOU）和科斯（COASE）。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影响，通过对排污者征税可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之间的差距［5］。但庇古税不能直接弥补个人因环境污染所遭受的损失，因此，科斯（COASE）［6］提出在产权明确且交易成本较小的基础上，私人主体之间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真正解决环境的负外部性问题。庇古税和科斯定理其实包含环境规制的两种常见方式，即政府主导的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手段和个体主导的协商式环境规制手段。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环境规制的含义进行阐述。赵玉民等［7］认为环境规制分为显性环境规制和隐性环境规制，前者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激励性规制和自愿性规制三种类型，后者主要是指个体的环保意识、思想、观念等；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方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MICHAEL［8］对环境规制作广义的理解，管制型、经济型、信息型、合作型规制均属于环境规制的范畴。原毅军等［9］在MICHAELBcher的环境规制分类基础上，将经济型环境规制细分为以环境相关的税费表现出来的为费用型和与环境相关的技术投资、治理投资等表现出来的投资型两类形式。李欣等［10］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区别开来，并认为以公众在污染事件中的抗议、谈判、投诉和协商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2环境规制强度测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测算是客观评价环境规制措施实施效果的前提，是近年来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一个新热点。目前通用的方法是设置若干指标来测算环境规制强度，主要有以下两类。1）单一指标法。由于环境规制的根本目标是控制环境污染，因此，单一指标法多是采用与环境污染排放相关的某一指标来测量规制强度。如LEVINSON［11］、KELLER等［12］基于美国污染减排成本来衡量各州的环境规制强度；也有学者采用企业污染排放量或能源消耗量作为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13］；还有学者通过计算政府在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11］或是环保规章制度的数量［14］来测量环境规制强度。2）综合指标法。单一的指标由于考虑的指标数量少，不能全面反应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多项单一指标融合成综合指标来进行测算。有学者用耶鲁大学等单位的环境绩效指数（EPI）代替环境规制指数，指数越大，说明环境治理成效越好，环境规制强度越严格。环境绩效指数就是综合多个方面的指标来进行评估，2018年EPI在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个目标之下用10个政策领域的24项具体指标来评估各个国家（地区）的环境表现［15］。李萍等［16］运用综合指数法构建环境规制测量体系，在目标层（环境规制强度）之下设置废水、废气、废固三个评价指标层来测算工业各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王芳［17］综合考虑二氧化硫、烟（粉）尘、废水排放量和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等指标，运用回归模型具体测算2003～2016年我国各省的环境规制强度。

2产业结构优化的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的通说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因此从这两个角度对相关文献研究进行综述。2．1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内涵的认识，学者们从结构协调、结构功能、结构动态均衡、资源配置等不同角度进行论述［18］。如原毅军等［19］指出产业结构合理化体现产业间协调能力的增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具体包括产值、技术、资产、中间产品四个方面的结构协调；杨艳琳等［20］认为产业机构合理化的内涵要随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不同作动态的调整。对于如何判定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目前主要有两大类标准。一类是从产业结构自身出发进行评判，如需求结构基准、产业平衡基准、资源利用效率基准等；另一类是既考虑产业结构自身状况［20］，同时也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对资源、环境、技术等的影响，力求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技术相协调［21］。另一类判断基准因与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契合，正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2．2产业结构高度化一般认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是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基础上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演进过程：①产业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的演进过程；②要素密集度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移的演进过程；③产品形态由初级产品占优势比重向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占优势比重的演进过程［22］。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需要借助一定的指标和方法来测量。国际标准法是将所研究经济的产业比例关系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比例关系即“国际标准”相比较，以判断正研究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黄泽华［23］、栗劲松［24］运用产业间的比例关系结合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孙韩钧［22］通过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经济总量、技术进步、消费需求、外资利用等情况和产业结构高度之间长期存在均衡关系，不同程度地影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3环境规制影响矿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文献综述

3．1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多认为环境规制会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但对于二者之间究竟是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存在争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是非线性关系。钟茂初等［25］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只有越过门槛值，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阮陆宁等［26］通过对长江经济带进行GMM分析得出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U型关系的结论。孙康等［27］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海洋技术创新水平的制约，环境规制与海洋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3．2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虽然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但从长期来看，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潜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28］。污染避难所说则提出由于环境规制严苛程度的不同，高污染产业倾向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从环境规制要求高的发达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要求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29］。国内诸多学者采用了这两种学说的观点，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肖兴志等［30］总结出环境规制会通过需求、技术创新、国际直接投资（FDI）三个方面的传导机制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蒋勇［31］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维度分析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产业转移效应以及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变化是如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3．3指标（变量）选取与计量方法总结。梁坤丽等［32］基于资源型地区的相关数据，选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为被解释变量，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为解释变量，自然资源禀赋、国际贸易、需求结构等为控制变量，运用区位商、熵值法和回归分析法来分析环境规制对于资源型地区的产业调整效应。薛曜祖［33］选取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物质资本存量作为变量，利用竞争均衡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是如何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进而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4现存问题及下一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