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问题范文10篇

合作问题范文篇1

关键词：合作农民合作

“合作”一词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的意思。我国辞海解释“合”字，有融洽、协同、共同、合办等意思；辞源解释“合作”是两个或两个人以上共同创造的意思。英文中“合作”（Cooperation）一词是协作、共同行动的意思。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人类要生存，要与自然做斗争，就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合作的范围是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合作是人类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合作形式之一。经济合作构成了合作研究最主要的内容。

合作的收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合作会增加物质性的收益。主要表现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外部性等作用，从而有助于实现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合作会增进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前提条件。人的自我价值只有在团队中，或者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体现出来。如果全社会只由一个人构成，这时，价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类精神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匮乏性。团队使人具有了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人在团队中，一是增加了信息的来源和渠道，从而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二是增加了自身发散信息的渠道，从而有助于自身需求的更好满足；三是人在团队中，通过组织活动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使个人能得到更好的精神安慰。

合作是人类自组织的均衡，是人类理性的必然选择。由于合作能明显增加合作各方的收益，所以，具有发达理性的人类选择合作也就成了必然。对于要求合作的各方而言，都存在着一种推动合作的理性动力。时间的演进和合作各方的不断磨合会使合作制度越来越有效；同时，人们之间合作的意识也会越来越浓。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领域的分工。经济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经济合作的前提；社会领域内的分工是产生社会合作的前提；知识领域内的分工是导致知识专家们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类型的分工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会导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类的合作水平最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社会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会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所以，选择合作是人类理性的最终体现。一方面，人类会面临分工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人类应不断推进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构成了人类演进的两大动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约翰?泰勒指出：“认为分工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了充分原因则是社会理论最深的错误观念之一。分工并没有为经济共同体的契约提供原因。它仅仅描述了需要契约的条件。两个人合力架一根横梁要比一个人单干容易得多，但两人并不会因此就会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种情况，即每个人都承认对方对于架好的棚屋拥有一部分权利。”约翰?泰勒所强调的是：要实现合作，不仅要求能够通过合作增加合作者们的总收益，而且能够保证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体内部应充分认可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应充分尊重成员间的相互需求。

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是保证合作有效的基本内容。在合作组织内部，公平与效率二者是有机统一的。这里的公平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本质是不公平。在合作组织内部，最大的公平就是要体现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同时，可考虑给弱者以适当的倾斜。只有实现了公平，才能最大限度调动每一合作成员的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也就促进了效率目标的实现。这里效率不仅体现了合作成员的个人效率，也体现了合作组织的整体效率。因为公平原则使个人效率与组织效率得到了有机统一。

合作具有历史传承性。马林诺夫斯基说：“一切组织和一切协调行为都是传统的绵续性的结果，并且在每个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①苏珊?温认为：“建立社会组织所根据的概念构成任何一群人的认识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遗产代表关于如何组织生产的好几代人的知识，因此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用来追求经济发展的‘资本’的最有价值的形式之一。”②

合作的难度与成员个数成正比例。奥尔森指出：“组织成本是集团中个人数量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③诺思和托马斯也指出：组织“费用多寡往往直接与必须参加协议的人数有关”。④

诚信是保证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条件。诚信的维持在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自律靠灵魂的自觉，而灵魂的自觉又需要灵魂的恐惧感来维持。他律靠法律制度，社会的法治化是提高诚信度的有效途径。人治的随机性本质上是破坏诚信的，而法治才是诚信建设的根本。

合作的目的不是合作本身，而是合作成员的个体利益。任何为了单纯合作而损害合作成员个体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其最终结果只会导致合作的解体。

合作的路径有：血缘、地缘、业缘，其中血缘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血缘合作是人类最早期和最初级的合作形式。血缘合作可以渗透到地缘合作和业缘合作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血缘合作方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化。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的产生根源于男女在社会和经济分工方面的不同作用。家庭最主要的功能是经济，经济也是决定家庭形式的最深层原因。从历史过程来看，家庭的产生不仅使家庭成员获益无限，而且也使社会获益无限。所以，家庭的出现实是人类合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家庭的演变趋势看，随着家庭功能的逐步社会化，家庭形式肯定会发生各种变化，会取得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各种新形式。未来家庭形式的存在应当更加满足个人化、人性化、理性化、效率化等特征。道德产生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所以，未来的家庭道德将会具有新的内涵。

企业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是合作形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企业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决定企业组织形式变革的主要因素是经济成本。在未来社会，人类的企业合作形式会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但合作本身又是总体性原因的结果。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将综合影响合作本身的演进形式。经济是合作的基础条件，制度和体制是合作的保证条件，文化是合作的灵魂和实质。

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农民合作难，有的同志却认为相反。其实，这里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合作有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合作。中国农民合作的难易取决于是什么类型和性质的合作。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真命题的理由是：首先，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天然缺乏社会化的大分工，社会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导致相应社会化合作的缺乏；其次，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和相应人治的传统并不能使契约关系得到普遍发达，从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励功能；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所体现的现世主义风格使人的精神趋向一种短期情结，从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长期化和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中国农民合作难是假命题的理由是：首先，虽然小农经济天然缺乏社会化大分工，但小农经济具有自给自足式的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这种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趋势；其次，乡村熟人社会和人治传统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伦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国农民的合作是中国农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农民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个层面是生产者自身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一个层面是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技术创新。一个层面是生产组织的现代化，其解决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农民的合作是解决农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会改变中国农民的弱势，从而最终会使社会结构向更加均衡化方向发展。

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目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结构仍是以小农经济生产形式为主。这种生产形式的最大特点是规模小，分散和生产结构的同构，类似于分散的细胞。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就必须改造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形式。但在中国，这种小农经济结构的改造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任务。所以，中国农民要建立现代化的生产合作形式也就更为困难和缺乏经济基础，这也就客观决定了应将流通领域内的合作成为合作建设的重点。另外，从目前中国“三农”的现状看，“小生产”和“大市场”如何对接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一方面，顺畅的流通系统会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有效性，最终会使社会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产，促使生产形式的变革和发展。

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设有两条路径：自组织和他组织。自组织是指合作自发生成，由内生的因素决定。他组织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动，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来说，组织成本越小，合作越倾向于自组织。其中确定性是影响组织成本的重要变量。因为确定性是形成预期稳定的关键，而预期的稳定性又直接影响着合作的有效性。生产和流通相比，生产的确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产的合作更倾向于自组织，而流通的合作更倾向于他组织。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合作重点只能在流通领域，这也就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组织。

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来说，他组织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政府、社会服务组织、优秀的个人。从中国目前发展的现状看，三种他组织主体，只有政府相对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同时，又具有先进的手段；所以，政府应成为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应辅之以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在将来，随着合作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他组织主体地位可逐渐让位于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

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对中国的发展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有其许多独特的优势。但血缘毕竟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约和货币。所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对这种以血缘为主的合作形式及传统进行改造。但传统又具有遗传性和惯性，同时，任何传统的改造又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基础。对此，目前中国农民的合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传统以血缘为主的合作的优势，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应积极促进传统合作形式向现代合作形式转变，并且这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农民的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法治化导致规则化和有序化，规则的有序导致合作预期确定化，而预期的确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证条件。人治只导致不稳定和随机，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缘化）。

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对合作的作用学界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国政治的礼治传统。他们认为法治建立在人与人相持之势上，而礼治建立在人与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条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无条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会哲学强调义务，而不强调权利，教人相容不要相违，不用法律规定人际关系，不拿刑罚做事后消极制裁。三是中国历史上就存在类似的合作的组织。戴蔼庐在谈到历史合会组织时，指出：其起久行远，行之数千百年而不弊，此类组织无南北，咸甚发达。至合会之制，则具勤俭储蓄之性质者有之，相互保险之性质者有之，扶危济困之性质者有之。其信用之稳定，组织之密，计算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让。而其名目则因地而异殊为繁多：如集合、邀会、聚会、请会（山东）、打会（安徽）、纠会（浙东）、约会（湖北）、做会（广东）、赊会（云南）等。王宗培认为：合会制度肇始于中产阶级，并由其推广至无产阶级，已成为中国社会最通行的合作方法。基于上述情况，法国人戈蒙（JeanGaumant）甚至认为“各国合作组织所代表的合作思想，与孔圣人的教训是一致的，仁义礼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运动。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国人的性情说，他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团体生活习惯，缺乏组织能力，不会商量办事。所以对合作社不甚合适。中国人顶爱关门过日子，所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中国人顶现想的社会；这就与合作不合了。”⑥任子正等人则认为中国农村的民风和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也对普及合作动动产生负面影响。这里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只有利于中国农民的传统合作，即以血缘为主以及衍生的各种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约为主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对熟人是诚信，对陌生人是机会主义。所以，中国要建设完善的市场经济，要引导农民走向现代合作形式，就有一个文化适应问题。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机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适应，才能和谐发展，才能使社会在均衡中演进。对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应大力吸收有利于农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改造传统文化，使之取得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盲目清高，应当充分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成果，以推进中国农民的合作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文化创新上，应坚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胆放弃一切不利于中国发展的陈旧观念和落后传统；二要实事求是，应当符合中国国情；三是要体现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既是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问题的归宿。

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时，合作本身又体现着成员间权利和义务的一种约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条件。这里的民主化建设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应建立和健全合作组织内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应为合作组织的成长提供一个民主化的环境；三是应完善基层政权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农民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情结。从历史传统来看，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农业中人与自然的博弈不同一起人与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动制约，从而间接有利于产生一种“抢收抢种”的机会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机会主义心态；另外，严酷的生产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条件也容易诱发农民的机会主义心态。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传统也是滋生机会主义的温床。再次，中国文化的现世主义风格又进一步强化了机会主义行为。从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看，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阶段，转型本身就是一个秩序的重造过程，所以转型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无序，而混乱和无序又会更进一步加剧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诚信的死敌，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是一项总体性和系统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观对农民的合作有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利益。从总体上看，中国农民应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贺雪峰在谈到中国农民合作问题时，讲到如下一个例子：在荆门调查农田水利的时候，遇到一个村民小组因为有农户不出亩产10元的抽水钱，而导致亩产减产20%（有的田块减产更是超过50%）。对此，他得到的结论是：“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得到好处的计算，而是根据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这就构成了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而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总是会有极端自利的少数和极端无私的少数，这两个极端不能代表农民的平均水平。构成农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观，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观。这种公正观无力处理极端自私的少数人（即以上实例中不愿出钱抽水的农民），因而就无力解决农村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搭便车行为将公益破坏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损失。”⑦对此，笔者认为，农户不愿出抽水钱可能与上述贺雪峰所说的公正观有关，但这样的公正观又确实让人想不通，实在是一种非常愚笨的表现。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能与农民社会的低信任度有关，把钱交给别人是不放心的，“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二是可能有些农民不是不想获利，而是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缺乏理性的计算和判断；三是还要看反映情况的人的有关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况，这种情况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体组织者是否存在腐败，如有则会引发农户的抵触情绪；五是可能也与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关；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况，并不能据此得出一般结论，现实中也有许多与此相反的事例。总之，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利益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观念是为利益而服务的。观念对行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观念本身又是行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观对利益的追求有影响，但利益本身才是农民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所以作为一个理性的农民，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观念则次之。而解决利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未来中国乡村合作模式的选择应立足于社区自治。这里重点应解决好乡镇问题。目前，乡镇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不均衡，所以，笔者认为，解决乡镇问题的出路，既不在于取消、虚化或实化乡镇，也不在于如有的学者提出的实行有限的乡镇自治，而是在于转化，即应重新配置乡镇权力体系，形成一个均衡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体系，这里关键是要重新调整“条”“块”关系，实行“条”执行、“块”监督。具体设想如下：1、将现有乡镇的所有职能进行归类细分，并将具体面对农民的执行职能全部“条条”化，实行“条”管理。涉及到乡镇的有关机构完全变成全国或省或县的派出机构，人员调配、干部升迁、物资配置完全统一管理。2、在上述基础上，将乡镇一级党委和政府改为只设党代会和人代会两个机构，并设相应常委会，是为“块”，乡政府完全自治化。3、乡党代会或人代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即监督“条”在具体执行和运作过程中是否有不称职现象。4、对原有乡镇遗留问题如乡镇负债等问题可采取如下途径解决：（1）转移到相关的“条”系统内，由“条”自行消化一部分；（2）国家补贴一部分；（3）发动本地群众集资解决一部分；（4）实在不能解决的，可采取先挂账，以后再想办法解决。实行“条”执行、“块”监督的好处有：（1）有利于“条”的高效率动作。（2）有利于发挥“块”的积极性。（3）形成了一个相互制衡的均衡权力体系。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情况根子就在于没有理顺“条块”关系。通过“条”执行、“块”监督可改变这种局面，放也不会乱，收也不会死。（4）宏观上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5）由于“条”的有关经费全部来自本系统或国家，“块”的运行成本又很低，这样，也就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也不会产生乡镇负债问题。（6）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7）为最终消除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平台。

注释：

①[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90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②[美]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1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③[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38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⑤吴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第120页，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

合作问题范文篇2

（一）难觅志同道合的的合作企业

酒店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员工流动率也高，大部分的酒店都需要大量的实习生来弥补人员的空缺，特别是在旺季。然而，酒店的利益诉求点在于寻找足够的实习生资源以弥补正式员工流动率高以及旺季的人员需求缺口，而且在实践上需要长期的，最好是一年的实习生，岗位也多为客房服务员与餐厅服务员等一线操作岗位，不在于对学生的培养和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这就出现了酒店缺少劳工，而学校需要酒店共同培养人才，两者在利益诉求方面的矛盾是开展校企合作的最大障碍。

（二）学校现有规章制度约束了校企合作的发展

学校现有的规章制度和教学管理规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校企合作所带来的教学体系改革，如对教学计划、教学课时、上课地点、教师的管理等方面的严格规定，不能灵活地适应多样化的校企合作模式需要。此外，还缺乏支撑和保障校企合作教学模式顺利运行的有关机制。没有学校完善的校企合作制度保证，无形中给校企合作带来了重重束缚。

（三）学生对校企合作挑肥拣瘦

从校企合作的实践来看，学生对自身的能力和未来的工作期望过高，对学校组织跟酒店的校企合作挑肥拣瘦，不能很好的同时扮演好学生与酒店员工的双重角色，存在从学生到员工角色转变的困难，缺乏责任担当意识，一出现问题便一味的责怪学校安排不当，以各种借口选择放弃。很多企业的冠名班学生屡屡爽约的现象层出不穷，极大地挫伤了合作企业的积极性，最终导致合作企业逐渐心灰意冷，所以很多校企合作形式最终都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和延伸下去。校企合作的参与主体——学生都不参与了，更甚者，参与了半途放弃的，使学校和合作企业都陷入尴尬境地，无法再续前缘。缺乏约束学生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以及校企合作项目自身没没有满足学生的需求是产生此问题的两个主要原因。

（四）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与误解

在组织和安排校企合作项目时，学校还需承担来自社会和学生家长的压力与误解。一提到把学生安排在企业中工作和学习时，学生家长和社会舆论便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学校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卖给企业，将学生放给酒店后撒手不管，还从中谋取私利，将学校人才培养改革的良苦用心全部抹杀掉。在现实中，也许的确存在有的学校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没有履行管理和培养的责任，但不能因噎废食，否定一切顶岗实习，或者其他形式的校企合作形式。进一步规范校企合作形式，真正发挥工学结合的职业教育意义，有助于改观社会舆论对顶岗实习等形式校企合作的固有认识。

二、酒店管理专业校企合作模式选择

酒店行业的从业人员重实践经验的现实特色也决定了缺乏校企合作的教育是不能够适应企业与社会的需求“，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共育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高职院校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教学体系改革的切入点，也是深化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转折点。学生不愿参与或者半途放弃校企合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实习的工作岗位不满意，大多数学生被安排在餐饮部和客房部做服务员；另一方面原因是看不到未来的提升机会和希望，因此，酒店管理专业在开展校企合作时需要做到以下十个方面。

（一）综合考察，选择行业标杆

在选择合作对象时，要全面考察合作企业的各方面条件，选择在经营与管理方面处于整个酒店业领先水平的标杆单体企业或集团合作，可从酒店的行业地位、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经营特色、资源优势等因素比较选择。将标杆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标准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将标杆企业的管理人才引入到课堂中，借力标杆企业的资源优势共建校企合作基地，引入标杆企业评价标准，使学生能够胜任酒店业的用人需求，培养有知识、有能力、有职业素养的高端技能型人才。选择合作的标杆企业既要有国内知名酒店企业代表，又要有国际集团代表，使学生能够既立足于本土特色，又具有国际化视野。

（二）结合课程，弹性安排校企合作时间

校企合作的目的是根据培养目标，更好的让学生掌握职业技能，不能本末倒置，为了开展校企合作而合作。校企合作的时间安排既要满足教学的需求，又能够结合企业的实际，即合理而可行，不能够一味的迁就合作企业的需求，企业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经营情况来满足学校的安排。在时间上，可以将校企合作实践穿插在教学中，以课程教学为主导，结合实际课程，将实践课程搬到酒店的实际经营管理环境中，将课程内容很好的融合到校企合作中；也可以选择以酒店的经营场所为主，学生的学习转换为酒店的培训和学生的实践为主，课程为辅的形式。校企双方可以通过协商根据双方自身的情况作出选择和权衡。

（三）统一标识，构建形象识别系统

由校企双方协商为学生定做有该校企合作名称的、适应不同季节需要的统一服装，同时配有该合作项目logo的徽标。服装不仅要体现学生的年轻活力，同时要展现酒店职业人的素养与风采。做好合作项目的形象标识设计也是至关重要的，不但要培养学生内在的素质与能力，同时，也要从外在培养学生的职业人形象，可以增强学生的专业与职业自豪感，起到示范带头作用，成为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校企合作形象识别系统的建设将酒店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在一起，影响意义深远。

（四）校企共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邀请合作企业参与学校的教学改革，以行业的职业能力需求为标准，以合作企业的相关专业岗位要求为典型蓝本，并结合学校自身特色，校企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把工学结合的校企合作形式纳入教学计划当中，把它作为人才培养的必备环节，并制定校企合作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人才质量评价等方面内容，与企业需求对接，可开设具有合作企业特色的有关课程，双方发挥各自优势，以培养学生从事某一岗位或岗位群所需要的应用知识和专业技能。

（五）课堂入企，专兼教师结合

学生在酒店的时间中，他们同时要完成学生和员工双重角色任务，学校将课堂搬到企业，以企业的真实工作环境为蓝本实施教学，学校的专任教师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实施理论知识的教学，酒店的专家兼职教师主要承担实操与管理技能的教学工作，这样可以将学校的教师资源与企业的专家资源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学用相长。

（六）轮岗培训，储备管理人才

学生在选择实习或者校企合作的酒店企业时非常注重未来的发展机会，不甘心于一直从事一线的操作服务工作，可通过轮岗培训，储备管理人才的方式，实现学生对职业升迁路径的预期。让学生半年内在不同的部门进行轮岗，比如在酒店实践，除了房务部、餐饮部之外，要更多的向职能部门轮岗，如市场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等等，轮岗次数不少于两次。定期对这部分学生进行管理技能培训。酒店企业应该树立正确认识，把校企合作作为酒店企业人才储备的重要手段，建立稳定的管理制度，并将其提升到酒店企业人才管理的战略高度。

（七）勤工俭学，半工半读

很多学生存在家庭的经济压力，交不起学费，不得不拖欠学费或者贷款缴纳学费，让学生承担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影响其专心学习。校企合作可以设立各种各样的奖励机制，留住人才。如，合作企业可以对表现优异的学生给予一年的学费奖励，替学生缴纳学费，既能解决学生的后顾之忧，培养学生的主人翁精神，又能为学校解决学生拖欠学费的老大难问题。

（八）教师挂职，培养双师素质

培养一流的人才，需要一流的师资，建设“双师”型素质教师团队是开展“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有良好的专业理论基础，还要有长期的企业工作经验。教师必须走出校园，到行业企业中挂职锻炼，在进行工学结合的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行业经验。具体操作可采取每学期抽调一定比例的青年教师轮流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是挂实职，而非虚职，挂职时间每次不少于三个月，学校可在教学任务和教师管理方面给予实质性的政策支持。同时鼓励教师参与企业项目研发和推广工作，在项目研发和推广中丰富、发展基础理论，提高业务能力。

（九）聚焦诉求，制定激励机制

学生是校企合作的最直接参与主体，应关注学生的利益诉求点，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除了给予相应的劳动报酬之外，合作企业可以通过资助、奖学金、培训机会、就业岗位、竞争赛事等多样化的形式来奖励在校企合作中表现优异的学生，这样既能够激励学生更加努力的学习专业技能，还能为其他学生做表率，发挥榜样的作用，更有助于校企合作顺利和持久的开展下去，对于企业而言，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留住人才。

（十）回馈社会，增强服务功能

校企合作中企业与学校要相互渗透，学校要高度关注企业员工的再教育需求，发挥学校的师资优势和专业特色，结合各企业现有实际情况，制订再教育培训方案。产学研结合的过程也是学校服务企业的一种形式，学校可以为企业提供各种经营、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也可共同研究课题、共同开发科技项目、共同享受科研成果，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

三、校企合作中学校的保障措施

校企合作的成功开展需要政府、协会、企业、学校四方的共同努力，从学校角度来讲，要想让校企合作形成规范的机制平稳运行和推进，需要有制度、协议和相关的组织机构等一系列推进校企合作的保障措施。

（一）构建校企合作管理组织机构

建立负责企业与学校合作事宜的专门管理机构，对内一定要能够协调涉及到学生部、教学部、行政部门、后勤保障部等部门的有关事宜，对外能够沟通信息、处理矛盾。管理机构可由院领导牵头，系部负责人领导，专业执行实施，对于某个具体的合作项目还要有企业的的总经理或者人力资源部总监参与，实施项目负责制，这是有效实施校企合作的组织保证。

（二）制定校企合作规章制度

校企合作模式要想得到全方位的支持、全过程的实践，要有制度化保障，需要学校对现有的教学运行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学校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如校企合作协议书、校企合作发展规划、校企合作学生管理规定、联合办学经费管理条例、企业人员教师聘任办法、双师型教师认定等，以规范不同形式的校企合作模式，通过这些基础性制度保障不断增强校企合作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

（三）制定严格的校企合作学生管理制度

造成众多校企合作模式半途而废，没有继续实施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对校企合作挑肥拣瘦，中途违约。校企合作中学生在“员工”与“学生”两个角色中转换，思想观念的日益复杂，给学生的管理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加强校企合作项目的学生管理，是保证校企合作有序实施的重要保证之一。学生管理者需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遵循学生的思想活动发展规律，结合校企合作的具体形式，制定专门针对校企合作学生管理的程序规范和方法规范，形成规章制度，使学生管理工作有据可依。

（四）建立“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教学管理体系

随着校企合作的推进，传统的教学管理观念、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已很难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转换，建立适应“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体系已势在必行。比如，传统的教学管理具有整齐划一的上课时间、课程设置、进度安排，在培养形式上过分强调统一，而忽略了专业教学以及学生的自身特色，最直接的，如校企合作中教学地点和教学形式的转换就给教学管理带来了挑战。在新的教育形势下，必须确立工学结合的校企合作教学管理模式，不断推进校企合作教学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完善学分制和弹性学期制，修改各项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以适应校企合作的需要。

（五）建立学校、社会、企业三元化学生评价体系

校企合作课程标准由企业参与共同制定，课程评价标准要将教育标准、企业标准和行业标准统一起来，因此“，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学生的学业评价应由学校自主评价方式向学校、社会、企业相结合转变，建立社会、企业、学校三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改革学生学业的质量评估体系，形成将学校考核与企业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课程考核与职业技能、职业资格鉴定相结合的开放的、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六）构建酒店管理专业职教集团

推进政府、行业、企业、院校共同办学，按照“互惠、互利、互动”原则，将职业院校与企业联合在一起，以实现“共建、共享、共赢”，形成多方主体联合举办职业教育的集团办学机制，集合企业与学校的优势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既能实现集团成员之间在设备、师资、技术、教学等方面优势互补，又能为企业及时提供大批合格适用人才。有利于促进职业院校与相关行业、企业深度合作，实现更紧密的工学结合，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依托职教集团的校企合作在形式和运行上将会更方便、更有效、稳定性更强。

四、结语

合作问题范文篇3

一、“卢戈沃伊(Lugovoy)引渡案”及其引发的法理问题

2007年5月22日，英国皇家检察总署根据调查，指控安德烈?卢戈沃伊以钋-210放射性毒物毒杀俄罗斯前叛逃特工、其前克格勃同事利特维年科[1]。利特维年科是前克格勃特工，因批评普京政府而于2000年叛逃到英国。2006年11月1日，利特维年科在伦敦一家酒吧与卢戈沃伊会面后出现了神秘的中毒症状，并于同月23日死于医院，临死前指责是普京政府谋害了他。医生在他体内检测出大剂量的钋-210，而与其多次会晤的卢戈沃伊在英国的所到之处，包括搭乘的英俄之间的航班，都留下了钋-210的痕迹[2]。据报道，利特维年科是诱发急性放射综合症的首个已知殉亡者，也是第一宗“核暗杀”事件的受害人;因此，卢戈沃伊成为首个“核暗杀”事件嫌疑犯，由此引发的英俄引渡战也格外引人注目。

2007年5月28日，由于卢戈沃伊已离开英国到达俄罗斯，英国只能依据1957年《欧洲引渡公约》向俄罗斯提出引渡请求。但是，英、俄之间并未签定引渡条约，而且英国当局之前曾拒绝向俄罗斯引渡21名俄罗斯公民，其中包括获得英国政治庇护的恐怖分子帮凶别列佐夫斯基[3]。于是，2007年7月2日，俄罗斯以宪法规定不得引渡本国公民为由正式拒绝引渡，并声称若英国检控署将证据转交俄罗斯检察官，则考虑在俄罗斯审判卢戈沃伊[4]。英国不满意俄方的决定，并于7月16日宣称，采取将4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和对俄罗斯官员实行严格的签证政策等措施以敦促合作[5]。作为回应，俄罗斯于同月19日宣布，将驱逐4名英国外交官，停止向英国官员发放签证，并且暂停与英国方面的反恐合作[6]。

虽然利特维年科之死至今扑朔迷离，但是英俄关于卢戈沃伊的引渡战，使双方难以继续反恐合作。面对英俄之间的僵局，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向俄罗斯施压，由于“恐怖谋杀事件发生在英国境内”，要求俄方答应英国的引渡请求，并参与各种国际事务的合作[7]。这是否表明：引渡案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核滥用的深切担忧?有关国际反恐合作需要俄罗斯的积极参与?英美等国的一致看法与俄罗斯的消极态度之所以形成鲜明对比，是否因为俄方的不引渡决定违反了有关引渡条约或者原则?国际引渡合作是否存在制度缺陷或者法律障碍?如何才能消除引渡障碍以促进国际合作呢?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二、核材料的滥用与国际反恐合作

在这起“核暗杀”案中，钋-210的用量是一般致死量的100倍，在黑市的售价约3000万欧元[8]。作为放射性物质主要材料的钋-210[9]，一旦进入人体，放射性病状就会严重损害内脏功能，甚至少量钋也能致命[8]。因此，滥用的危害极大，若被恐怖分子用来制造“脏弹”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由于在前苏联核设施中有相当数量的钋被盗并上市待售[9]，俄罗斯核材料黑市可能是钋-210的首要来源。这说明，如果对核设施安全问题的监管不善，极可能造成核滥用，严重伤害平民[9]。

近年来，国际核物质的走私现象日益严重[10]。就反对核恐怖主义的意义而言，大部分涉案核物质的数量小，但“大部分以营利为动机的核走私活动源于国际黑市对核物质的广泛需求”，而有些国家在核物质和核设施的监控方面存在漏洞[10]。在“核暗杀”案发后，美国公司廉价网售钋-210的订购单骤增，且有公司公开出售原子弹[11]。这样，“黑幕下的核走私及核转移”“使核威胁从战争转向日常生活”，极可能为恐怖分子提供核恐怖袭击的便利[8]。为避免核滥用和核恐怖，必须严格监管核材料和加强反核恐怖的国际合作。

针对国际核恐怖威胁的严峻形势，联合国制定了第13个国际反恐公约，即2007年7月7日生效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以弥补国际法关于核恐怖规范的不足。该公约将核恐怖确定为犯罪，明确了故意使用放射性材料、核材料、核装置和核设施以危害他人、国际组织或国家的行为，属核恐怖主义;而且要求缔约国调整国内法，制止在其国土上酝酿的核恐怖，并为此在防范、调查和罪犯引渡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2005年，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30多个国家成为第一批签约国;一年后，签字国达100多个，这时俄罗斯已成为该公约的第6个批准国，使国际多边核反恐有了良好的开端[12]。

三、引渡合作的依据与不引渡问题

(一)引渡依据

国际引渡合作的依据，主要是国内立法、国家之间的引渡条约以及含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例如，英国《2003年引渡法》第193条规定：“如果某一外国未与英国预先确定双边的引渡合作安排……但只要该国与英国同属某一多边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国务大臣即可决定对其依照引渡法的相关程序提供引渡合作。”据此，除了双边引渡条约之外，含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也可以成为英国对外引渡合作的法律依据。而且，根据该法第194条的规定，在“与英国不存在一般的引渡合作安排”的情况下，“英国可以与引渡请求国就个案引渡合作问题达成特定安排”。这样，英国就扩大了引渡依据的范围。基于互惠原则，与英国开展引渡合作的国家，可援引相应的多边公约作为引渡依据，也可就个案与英国达成特定安排。

英国和俄罗斯联邦都是《欧洲引渡公约》的会员国，并签署了《刑事合作理谅解备忘录》[13]。作为《欧洲引渡公约》缔约国，英俄双方均有义务在一定条件下移交请求国合法机关因某罪而请求引渡的所有人员。

(注：《欧洲引渡公约》(1957)第1条规定了引渡的义务。参见：赵秉志.欧盟刑事司法协助研究暨相关文献中英文本[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109.)这适用于符合该《公约》第2条规定的双重犯罪和最低刑罚要求的所有罪行。由于“卢戈沃伊引渡案”涉及谋杀，这显然满足了双重犯罪和最低刑罚的条件。关于程序上所要求的必备条件，也不存在任何问题。因此，尽管英俄之间并未签定双边引渡条约，但是英国可以依据《欧洲引渡公约》向俄罗斯请求引渡卢戈沃伊。

(二)不引渡原因

俄罗斯之所以拒绝引渡卢戈沃伊，据报道是因为“宪法障碍”，即《俄罗斯宪法》第61条确立的“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14]。据此，俄方任何人或者机构都无权超越宪法，将俄罗斯公民卢戈沃伊引渡到英国受审;但是，这并不妨碍卢戈沃伊自愿前往英国接受司法审查。拒绝引渡的另一依据是《欧洲引渡公约》第6条第1款，据此，英俄均可拒绝引渡请求国关于引渡本国国民的请求。本国国民不引渡条款被引入本公约，是因为考虑到欧洲大陆和几个条约起草国的相关引渡例外规定，以争取更多国家的加入[15]。实践中关于是否引渡本国国民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在国外实施犯罪的管辖问题，若犯罪发生在大陆法管辖的区域，则被视为违反国内法;而普通法在传统上优先考虑地域管辖[16]。英美关于“卢戈沃伊引渡案”的评论和官方声明，充分反映了其坚持地域管辖的立场，且“核暗杀”案也涉嫌公诉罪名。(注：例如，英国官方主张地域管辖原则，在英国审判此案的嫌疑犯。关于英国官方的评论，参见：Lugovoi“mustfacetrialinUK”[J].TheGuardian，2007-05-25.)

与大部分国际反恐文件相同，《欧洲引渡公约》还规定了“或引渡或起诉”，其基本原理是：违法者一定会受到法律制裁[17]。由于该原则的内容具有选择性，该公约规定的义务不是绝对的;只要不起诉决定是主管当局完全依据法律规定的处理其他严重犯罪的程序作出的，就无需引渡法律程序。因此，俄罗斯在拒绝引渡卢戈沃伊时表示，若英国能提供确凿的犯罪证据和事实，则将按照国际公认的“双重犯罪”原则，在本国司法框架下调查和审判被请求引渡人，并依法对其定罪判刑[14]。这是符合有关国内立法和国际引渡义务的处理方式。

此外，俄罗斯拒绝引渡还有其他原因。为什么被拒绝请求的英国一再坚持引渡且未请求在俄罗斯审判呢?因为在证据链上，英国最想证明投毒行为是否由俄罗斯安全部门授意，这需要将卢戈沃伊置于英国检察部门的直接控制下。由于钋-210是易溶于水的剧毒性放射物质，故意使用这种物质杀人，会导致大量无辜平民受害[14]，可能符合核恐怖主义的犯罪构成。如果这样，基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的考虑，与俄罗斯合作审判将受到法律质疑。所以，俄罗斯安全部门是否授意投毒，成为此案的关键和影响不引渡决定的潜在因素。

引渡合作有时还会受到国家间相互引渡关系的影响。几年前，俄方“曾多次要求引渡在英国流亡的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与车臣非法武装头目扎卡耶夫”，均被英国以“政治犯不引渡为由”拒绝[18]。虽然英国援引“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有合理之处，但是不引渡决定直接导致英俄外交关系的恶化，也成为两国间引渡合作的不愉快先例。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决定不引渡之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于6月对别列佐夫斯基“间谍案”展开司法调查，并于7月5日以充当英国间谍并损害国家安全为由对俄前特工扎尔科进行刑事起诉。这些活动发生于《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正式生效之前，俄方似乎在暗示：“核暗杀”事件可能由英国军情六处所为，这属于该公约第3条规定的排除适用范围，并为4天后正式拒绝英国的引渡请求奠定了基础。

如果俄罗斯在不违背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基于互惠原则和国内的宪法规定拒绝英国的引渡请求，实属合情合理;但是其却采取对英国警方进行诸多限制的办法，这主要表现在：俄罗斯总检察长柴卡要求英方调查人员，“不能询问此案关键当事人及证人”或者“单独展开调查行动”，“英国警方的任何询问都必须得到俄联邦安全局的批准，而且需要有俄方人员跟随”[19]。这不利于“核暗杀”案的调查工作，且违反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第7条关于缔约国合作调查的国际义务。

四、国际引渡制度的例外原则

“卢戈沃伊引渡案”主要涉及国际引渡合作的两项例外原则：其一，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这是俄罗斯拒绝英国引渡请求的直接理由;其二，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这是与此引渡案密切相关的英国拒绝向俄罗斯引渡获其政治庇护的俄罗斯公民的理由，也是俄罗斯对“卢戈沃伊引渡案”决定不引渡的间接原因之一。随着各国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恐合作，有关引渡制度的例外原则有了崭新的发展。例如，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出现了松动，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也受到限制。这些新发展既具有促进反恐领域引渡合作的积极意义，又存在影响国际反恐合作的消极因素。

(一)关于“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

“本国公民不引渡”是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而不将在国外犯罪的本国国民交给外国审判或者执行刑罚。此原则曾经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外引渡合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许多双边引渡条约中首要的引渡阻却事由。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日益密切，该原则的适用出现了松动，这有利于减少国籍对反恐领域引渡合作的消极影响。

具体而言，许多多边公约和双边引渡条约都允许引渡本国国民，弱化了国民不引渡这一例外原则。例如，继《欧盟成员国间引渡条约》从原则上排除该原则的限制之后，“欧洲逮捕令制度”完全废除了该原则，意大利与加拿大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也允许引渡本国国民;有些国际公约，如《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则直接规定了有关的变通执行制度;《前南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又将向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庭)引渡本国国民确定为一项国际义务。这些新发展同样适用于反恐领域，具有促进国际反恐合作的积极意义。

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和大部分引渡条约仍规定不引渡本国国民，这为犯罪分子提供了逃避惩处的机会，该例外原则依然影响着反核恐怖的国际引渡合作。目前，国际上尚不存在普遍和统一的有关条约规范或者习惯国际法规则，各国只能依据国内立法或者承担的国际义务开展对外引渡合作[20]。国内立法主要体现在国内宪法、刑法或者引渡法等法律文件中。一般来说，英美法系国家及英联邦成员国的法律，倾向于不限制被请求引渡人的国籍，其他国家或者明确规定不引渡本国国民，或者规定自主选择决定是否引渡本国国民。

虽然在拒绝引渡请求的情况下，被请求国通常将被请求引渡人交付给本国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或引渡或起诉”措施在实际适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实践中难以有效发挥其代替引渡的作用。一方面，其选择性特点在有些国家根本无法体现，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性又导致引渡合作的双方没有协商的前提条件[21]。在“卢戈沃伊引渡案”中，俄罗斯对是否引渡嫌疑犯有决定权，英俄双方难以对此共同协商达成一致。虽然这场引渡战导致两国外交关系严重恶化，但是俄方始终掌握引渡合作的主动权，至今既没有引渡又没有起诉“核暗杀”事件的嫌疑犯，甚至限制英方在莫斯科的调查工作。另一方面，被请求国仅是犯罪嫌疑人国籍国，而非犯罪发生地国，尚未遭受犯罪行为或者犯罪结果的直接危害。因而从本国司法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被请求国可能不会高度重视有关的刑事追诉工作。从调查取证的角度而言，被请求国也不易收集到犯罪发生地的相关证据，若从请求国获取证据，则困难将更多且成本较高。

(二)关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政治犯不引渡”，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引渡合作基本原则。随着对恐怖犯罪的高度重视，有不少公约和条约对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从而限制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并相应地扩大了反恐领域的引渡合作。

关于国际反恐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公约》第11条和《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不得为引渡或者司法协助的目的，将有关恐怖行为视为政治犯罪。《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第15条也规定：“为了引渡或相互司法协助的目的”，本公约第2条所述的恐怖犯罪“不得被视为政治罪、同政治罪有关的犯罪或由政治动机引起的犯罪”。关于区域性公约，《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欧洲公约》从理论上完全排除了引渡政治犯的可能，要求必须对恐怖主义犯罪非政治化，即在引渡问题上，不得将恐怖犯罪视为政治犯罪。还有国家在缔结或修改双边引渡条约时明确将有关犯罪排除在这项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如美英2003年签署的补充条约即为这样。

随着反恐领域中该原则适用范围的缩小，国际引渡合作的范围相应扩大。即使少量犯罪分子在该原则的庇护下逃避了法律制裁，从理论上讲，补救措施也能有效打击核恐怖犯罪。作为必要补充的“或引渡或起诉”，有利于回避关于“政治犯”的争议，防止他国基于互惠原则使逃犯逃避法律追究，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难以成功引渡已获他国政治庇护的恐怖分子。例如，与“卢戈沃伊引渡案”有关的俄罗斯人的引渡问题，最终被英国援引该原则多次而拒绝引渡。

五、应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核恐怖合作

国际反核恐怖合作，需要世界各国从预防和惩治两方面入手，既要采取预防措施严格监管核材料，又要加强有关的法律合作，其中，引渡合作就是很重要的一环。目前，国际恐怖活动有增无减，利用核材料发动恐怖袭击的严峻形势也不容忽视。因此，各国如何消除羁绊以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反核恐怖合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有关对策的评价

关于“卢戈沃伊引渡案”，英国官方提出了消除俄罗斯对外引渡障碍和实现英俄引渡合作的若干建议。这些对策是否有效可行，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1.解释宪法

英国外务大臣从拒绝引渡的宪法依据推断，俄罗斯解释宪法的方式有二：其一是作规则的例外性规定;其二是创造性地解释宪法条文本身。宪法解释的具体方法，因各国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22]。《俄罗斯宪法》明确规定了国际法条款，且确立了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义务的优先性;因此，任何国内条文的法律解释普遍与国际法规则保持一致。

但宪法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国际义务被赋予与宪法同等的重要地位，也难以成功地引渡俄罗斯公民到英国受审。这是因为，英俄之间没有签订双边引渡条约，俄罗斯不必承担有关引渡的国际义务;俄罗斯禁止引渡本国国民的宪法条款，使引渡卢戈沃伊不可能实现。尽管俄罗斯曾有引渡双国籍人的先例，但国内法院已确认其违宪;(注：关于此案，参见：Garabayevv.Russia(EctHR，2007-06-07).ApplicationNo38411/02.)因此，宪法解释无法消除存在的宪法障碍。

2.修改宪法

宪法条文的修改程序通常十分复杂。俄罗斯宪法规定的禁止引渡本国国民，是尤其难以改变的，因为它属于宪法中关于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一章，这是最难修改的特殊三章之一。修改宪法中引渡条款的重重困难，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批准和执行被长期拖延这一现象可以窥见一斑[23]，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存在有关的宪法障碍[24]。

一般来说，修改宪法并非不可能，但为个案而修宪几乎不可能。即使有国家愿意启动修宪工作，以参加国际刑事合作，但至今也无国家为了引渡个案而这样做。固然有一些欧洲国家修改了宪法中的类似条款，使欧洲逮捕令生效，但这仅是部分情况，依然有国家尚未修宪[25]。而且，欧洲逮捕令的特殊制度，与作为非欧盟国家的俄罗斯无关。由此可见，建议俄罗斯修改宪法以引渡卢戈沃伊的理由，很不充分。

3.规避引渡程序

英国外务大臣指出，“国民不引渡原则”并不排除卢戈沃伊在海外旅行时被引渡的可能性[5]199。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坚决抵制引渡的卢戈沃伊是否会突然同意引渡，很值得怀疑。因为《俄罗斯宪法》不仅保护本国国民不被引渡，而且保护他们不被驱逐。(注：关于具体规定，参见：TheConstitutionoftheRussianFederation，Art61(1).)也就是说，《俄罗斯宪法》充分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除非卢戈沃伊本人同意到英国受审;因此，通过程序规避实现引渡的可能性非常小。更重要的是，规避引渡程序涉及到有关引渡的正当程序和人权问题。国家主管机关以规避引渡程序的方式促进犯罪嫌疑人的移交，可能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自由，因为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限制人身自由和安全权。(注：关于人权法，参见：EuropeanConventiononHumanRights(1954)Art5;关于典型案例，参见：Bozanov.France，(EctHR，18Dec1986)Applicationno9120/80.)基于人权保护的考虑，这一对策也不可取。

(二)国际社会的新举措

鉴于引渡例外原则妨碍了对国际犯罪分子的追诉和惩治，影响部分引渡合作的正常进行，国际社会已采取变通执行措施[20]113。为了有效打击包括恐怖犯罪在内的多项国际犯罪，联合国框架内的一些国际公约采用了“审罚分离”的新举措，以淡化国籍或政治犯罪因素对引渡合作的限制。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6条第11款规定：“如果缔约国本国法律规定，允许引渡或移交其国民须以该人将被送还本国就引渡或移交请求所涉审判、诉讼中作出的判决为条件，且该缔约国和寻求引渡该人的缔约国也同意这一选择以及可能认为使用的其他条件，则此种条件的引渡或移交足以解决缔约国根据本条第10款所承担的义务。”相同的规定也出现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4条第12款中，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所接受。虽然上述条约没有直接规定“审罚分离”的做法适用于打击核恐怖犯罪，但可能适用于有关的引渡合作，对缔约国的反恐合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而且，《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也允许在不同国家审判和执行刑罚。该《公约》第11条第2款规定：“如果缔约国国内法允许引渡或移交一名本国国民，但条件是须将该人遣回本国服刑，以执行要求引渡或移交该人的审判或诉讼程序所判决的刑罚，而且该国与要求引渡该人的国家均同意这个办法及双方认为适当的其他条件，则此种有条件的引渡或移交应足以履行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义务”。该规定当然适用于有关反恐领域的引渡合作，且主要针对打击核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

根据上述规定，“审罚分离”的适用前提是：缔约国国内法不绝对禁止引渡本国国民，即如果在本国服刑的条件下允许引渡或移交本国国民，且服刑的内容是引渡或移交请求国依审判或诉讼程序所判决的刑罚;进行引渡合作的两国均同意这个办法及认为适当的其他条件。有关条约的缔约国欲适用这一办法，就必须修改绝对禁止引渡本国国民的国内法，包括修改相关的刑法和引渡法规定以及消除宪法障碍。例如，已批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俄罗斯，适用“审罚分离”的必要条件，就是事先修改宪法以消除障碍。这样，既能避免使应受罚者逃避法律制裁，又能促进国际引渡合作和维护各国法律的权威。

六、对中国引渡立法的借鉴意义

中国重视反恐法律体系的构建，不仅参加了联合国的10余项反恐国际条约，签署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和《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而且通过订立双边引渡条约与有关国家开展反恐合作。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2000年制定的《引渡法》对反恐合作考虑不足，主要表现在规定本国国民或政治犯不引渡等方面。为了早日批准有关反核恐怖公约，我国应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借鉴先进的引渡措施，以消除国内法障碍。

合作问题范文篇4

关键词：合作学习课堂教学分组

合作学习是新课程倡导的学习方式之一，在小学课堂教学中要有效的实施合作学习，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我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认真设计合作学习的课题

一个好的课题能激发学生合作学习的兴趣，使学生体验到合作学习的快乐，形成合作的能力，又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发展。对合作学习的课题教师要精挑细选，精心设计。教师设计的课题内容要有一定的探究性，有利于学生动脑思考、主动探究、促进合作学习；课题要有开放行，有利于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个性特点，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优势互补；问题要有一定的深度，没有深度的问题无需合作，只有那些有较高思考价值，靠学生独立个体不能轻易解决的问题，才有合作学习的价值。而对于那些难度不大，或者没有必要进行小组讨论的问题，则应该让学生去自读、自思，自己解决问题，大可不必故弄玄虚，追求那种只有形式而无实质的“合作学习”的热闹场面；问题要有一定广度，以便于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问题要有一定的讨论空间，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到合作学习中来。

二、切实做好合作前的自主学习

在合作学习开始之前，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和问题的不同类别，提出不同的自学要求，先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对于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给予适当的启发，使他们对问题有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然后让学生交流在思考中学到了什么，各自又发现了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是已经掌握的，哪些问题是需要进行合作探究的，做到心中有数，以便于在进行小组讨论和交流时，做到有的放矢，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如果问题呈现给学生后，不让学生对问题进行独立思考，不给他们一定的思考探究的时间和空间，就匆忙进行合作学习，肯定欲速则不达。因为学生还没来得及对问题进行任何思考，往往难以开口，不知道讨论什么，交流什么，达不到合作学习的目的。

三、科学实施合作学习的分组

在实施合作学习中，科学合理的分组直接影响合作学习效率的高低和合作学习效果的优劣。因此，在进行合作学习之前，教师首先应做到对全体学生心中有数，包括对学生已有的学习经验、知识水平、学习能力、表达能力、个性特点、兴趣爱好、乃至家庭、民族等相关背景有比较全面的把握，从而避免分组时的盲目性、随意性，以便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组。我们知道，合作学习的过程，也是学生彰显个性的过程。要真正让每一位学生的个性都得到张扬，在分组时就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各自特点采用异质分组，使同小组内各成员之间形成性别、性格、兴趣、生活背景和学习经验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科学合理的搭配，做到优势互补，为提高合作学习的质量和效率奠定组织基础。与此同时，还要注意组与组之间要尽可能的保持同质，使组与组之间有可比性，从而使合作学习变成组内合作、组间竞争的局面。

同时，分组时还须明确学生合作学习的角色，以促进每一位学生都能够积极参与到合作学习中去，绝不能让一个学生游离于学习活动之外。教师应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让小组内各成员主动选择或按一定的规则承担合作中的角色，使每一位成员在合作学习中承担相应的任务，既有明确的角色分工，又强化了个体责任。另外，在分组时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灵活安排小组人数的多少，该多时多该少时少，不能死搬硬套，搞一刀切。

四、切实加强合作学习的课堂管理

为了使合作学习能够真正取得实效，加强对合作学习的课堂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合作学习是学生学习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开放性学习，在学习活动中，通过学生之间的相互合作来完成学习任务。在小组中每个成员各自承担一定的职责，为了完成共同的学习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互相协作，探讨交流，合作学习提倡学生之间的互动，鼓励学生大胆发表不同意见，课堂秩序会显得比较“乱”，需要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作为保障，合作学习才能得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根据合作学习的特点，在学习活动开始时提出一些明确的规则，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按照要求去做。如果学习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利于合作学习进行的情况时，教师要及时进行干预。同时为了管理的有效性，教师还可以制订一些积极地奖励措施，对做得好的及时的进行表扬和奖励，同时也是对做得不好的一种暗示，以好的为榜样，改进自己的不足。对合作学习课堂进行有效管理，是教师课堂管理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新课程对广大教师提出的新挑战，在教学实践中要多探索、多总结，切实保证合作学习的顺利进行，使合作学习处于一种高效有序的状态。

五、注重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技能

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只有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合作技能，才能发挥好自身的优势，形成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顺利地开展合作学习，提高合作学习的效率。教师只安排一定的合作程序，鼓励学生彼此合作，还不足以保证合作学习的高效进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指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合作学习的技能，在合作学习前提出明确的教学要求，让学生在合作学习中注重规范自己的行为，知道那些做法是应该坚持的，那些做法是需要改进的。如要学会尊重别人，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自我控制发言时间、注意学习成员之间的互相配合等。教师在组织合作学习中要注意适时引导，让学生增强掌握合作学习技能的意识，并在学习中逐步得到锻炼和提高。

合作问题范文篇5

1.校企合作的政策制度不健全

国家与各个行政区域对于校企合作的政策支持对于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国的许多省份的政府没有发挥出政策在校企合作方面的职能，许多政策与法规落后。运行的不健全造成校企合作不够深入，合作关系不够稳定。另外，在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过程当中，政府的统筹协调功能没有得到发挥，没有给校企合作与工学结合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也没有帮助其建立起正确的合作体制与模式。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校企合作工作。这样的现状使得学校与企业都想在合作的过程中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合作关系不断僵化。

2.人才培养规划不同步

学校与企业是两个不同的结构，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械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学校与企业的组织不同，组织的差异性使得学校与企业在合作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障碍。日前，学校与企业之间没有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沟通方法来解决二者之间的组织差异问题。学校对于人才培养具有严格的计划性，需要严格完成教育计划。而企业对于人才的培养是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的，由企业的现有发展情况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决定。一些企业在具有生产任务之时，学生可能不具备进入企业进行学习与实习的能力。而学生具有实习能力时，企业又不定具有合适的生产任务。这就使得高职院校与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很难建立。

二、加强高职院校企校继续教育合作的对策分析

1.加强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建设

我国政府应当不同的国家借鉴校企合作法律法规建设制度经验的吸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立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校企合作制度。只有通过正确的政策与制度的引导，通过合理的法律法规的规范，高职院校校企合作行为才能更加规范。与此同时，还要建立起校企合作的优惠政策，鼓励我国的相关行业与现代化企业与高职院校进行合作，为现代化技术人才培养提供基础。政府更要鼓励企业安排业务水平较高的工作人员担任学生的实践指导老师，使学生的专业技能在继续教育中得到提高。

2.打造校企合作的有效平台

每一个地方政府应当重视起校企合作事件，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出发，为完善经济结构，建立一个合理的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平台。政府应当安排一些工作人员组织校企合作的工作组，使之成为校企合作的重要交流平台，解决组织障碍问题。更要对校企之间的资源进行互通有无与优化配置，考虑到双方的利益问题。另外，在企业与行业、学校之间要建立一个教育规划小组，针对当代社会的企业发展需求与人才需求，对教育规划进行有效的调整。在填街塞巷内容与课程设置等方面与企业靠近。只有学校与企业的利益都得到满足，高职院校的企校继续教育合作关系才能成功地建立，促进当代学生技术水平的提高。

3.打造产学研一体的合作模式

高职院校与企业进行合作，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解决学生的实践工作问题，使学生在实践当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快速进行提高。这就需要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要进行协作与协调，利用各自的优势，在满足个人发展的基础之上，更多地奉献学生。学校可以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源优势，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生产实践优势，打造一个学生的实习基地，就企业的需求进行技术与产品的研发。这样的产学研一体的合作模式不仅可以将二者的利益关系进行最好的平衡，还可以为学生进行技术实践提供一个专用的场所。加强产学研一体合作模式是实现高职院校与现代化企业合作的重要方法，对于高职院校人才的培养有重要作用。

三、结语

合作问题范文篇6

关键词:酒店管理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问题剖析

一、旅游酒店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现状

通过不断的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特别是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6年教育部16号文件出台以来，各职业院校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方式，探索出了“2+1”，“订单式”培养，“循岗导教2AB”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与企业从合作招生、合作培养到合作就业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基本实现了学生从毕业到就业的无缝对接。

二、酒店管理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目前全国高职旅游院校工学结合的实习，时间大都在半年以上［1］。以酒店管理专业为例，由于学校师资数量的缺乏，无法真正保证学校教师送教上企业。加上企业追求利益的本质需要，也忽视了实习学生对学习的需求和教育上的引导，从而使实习生成了企业廉价的劳动力，单调重复的劳动伤害了学生的专业感情和职业热情，很多学生不再愿意从事酒店服务与管理工作。第二，旅游酒店对实习生的需求量虽然较大，但岗位主要集中在餐厅、客房等工作量大、技术含量不高的初级岗位上，且很少能够轮岗轮训。这与实习生希望能全面了解旅游企业，提高多方面的实践操作能力，并能接触初级管理岗位的期望存在很大的落差，因而实习积极性不高［2］。第三，目前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心理素质差，人际关系不适应。进入酒店实习遇到的问题较多，难以应对出现的同事间勾心斗角等人际问题。加上自我调节能力不强，出现的心理问题较多，如不能正常排解，将会严重影响实习生的心态，不能继续坚持实习工作［3］。第四，学校在人才培训方案设计时不合理，或者在执行时把关不严，在学生还没有学习专业技能课和进行相应的实践技能操作训练的情况下，就应有些企业的强烈强求将学生在送到企业实习，学习到酒店后感到很无助和委屈。

三、校企合作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第一，学生对实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够。持这种观点的学生又分为几种，有些同学是将来不准备从事酒店管理专业，遇到旺季劳动强度较大，这类同学会找各种借口逃避，这种同学大约占30%;还有些同学认为实习没有用，觉得自己将来要管理酒店，没有必要花那么大功夫学习某种单一技能，这种同学占到70%。第二，部分学生和家长对服务业的工作性质不认同。他们认为学生实习在酒店端盘子、叠被子，为客人服务是很一件很丢人的事，低人一等。持这种态度的人对服务行业的理解不够，还停留在过去的老思想中，但这种思想目前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彻底改变这种思想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第三，大多高星级酒店不给实习生轮岗的机会。通常一个餐饮或客房服务岗位的实习时间至少是6个月，而学生一般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熟悉岗位工作，2个月比较熟练，3个月就基本可以独立上岗了。如果3个月以上不能得到轮岗，学生的实习积极性就会受到很大的损伤，久而久之他们会对专业和酒店产生反感［4］。第四，学生与实习酒店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好。这种情况在实习问题中占到1/3的比例［5］。现在的大学生独生子女较多，很多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处理事情。因而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容易发生矛盾，一些小的矛盾积累下来，形成积怨，有的甚至一点小事大打出手。第五，学生在人文素养的形成和人文精神的培育方面有所缺失。以笔者所在学校为例，专科学制三年，之前学生在学校通过担任学生干部，参加社团等活动，在与人交流、沟通、表达、处理事务能力方面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升，同时在奉献精神、吃苦耐劳、团队合作等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而学生一旦进行长达半年以上的酒店实习，这些活动就会被迫中止，实习返校后，也再也没有机会锻炼。第六，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和时间安排上不合理，导致学生对实习产生很大的厌倦和反感情绪，降低了实习的作用和功效。学生实习应当在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后，再到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去实践的过程。但鉴于酒店在旅游旺季时“用工荒”的现实情况，有的旅游院校在学生大二上学期，甚至有的在大一就将学生安排到相应酒店进行顶岗实习。而学生返校后，学校继续开设在酒店实习岗位尝过的课程，学生就会一点都不感兴趣，让教和学都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界。第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或组织对校企合作进行监督和管理。虽然说现在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酒店管理集团或职教集团对实习进行指导，但主流还是每个学校与单个酒店进行联络。这使得那些不适合学生实习的酒店在与这家学校合作失败后，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相应的机构做出不良记录，却依然可以在众多的旅游院校中再一次选择其他学校进行合作，让其他学校的学生继续受到不好的影响。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产生问题的原因涉及学校层面、学生层面、行业层面、家长和社会大众层面、政府职能部门，还有学生与企业，学校与企业等方方面面。从学校层面来看，应该认真地研究和探索人才培养模式中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和实习时间安排的合理性，从而更大程度上发挥校企合作在旅游职业人才培养中的效用;而作为学生层面的对实习的认识不到位等情况，学校方面也应该发挥其教育引导作用，从学生进校开始就对其进行专业引导，实习教育，使其逐步接受旅游酒店管理专业一定要到企业实习这一事实，从而到实习时，学生不会抱着逆反的心理;对于学校与企业共同承担的原因，学校方面要借助企业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培养打造新一代高职大学生，使之爱业、敬业、崇业，进而乐业、从业。而企业对此也要肩负起教育培养学生的义务，企业应该认识到，这些实习学生不是企业暂时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是企业未来的管理者和真正的主人。针对原因4的问题，实习生与员工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的问题，企业也应该正视这一点，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为实习生开辟一个“专栏”，即要有专人负责实习生的管理，在全酒店上下形成帮助、引导好实习生，使之参与到酒店中来的意识和责任，把实习生看作是酒店的一部分，一个具有学生和员工双重身份的特殊部分，再加上学校老师的参与管理指导，就能真正用好实习生这个酒店的生力军和新鲜血液，让酒店充满活力，让学生从中学到知识，受到教育。针对原因3的问题，行业内大多数高星级酒店都要求学生至少实习半年，有的甚至实习一年，却不提供学生轮岗的机会，这应该是旅游院校与酒店合作中的一种行业霸道行为。众所周知，学生在酒店实习的岗位是最一线的端盘子、叠被子、站台子等岗位，技术含量不高，学习过专业理论和进行了前期技能训练的学生掌握这些技能不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如果酒店完全不对学生进行轮岗和提升，就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学生的专业积极性，也使得学生对酒店其他部门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和认识，达不到全面培养学生的目的。原因7属于国家政府宏观掌控层面的，既然酒店行业有用人需求，而旅游院校学生又需要去酒店实践，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就应该真正发挥政府管理和调控职能，为行业企业和旅游院校做好服务，介入管理校企合作层面，制定相关的制度规范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教学实习。原因2是家长和社会大众认识层面的，它与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思维有关，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改变，包括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学生对家长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全社会对服务思想和理念的宣传和引导，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

五、结论

综上所述，酒店管理专业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涉及到学校、企业、行业、国家政府部门、社会大众、学生等方方面面，合作的焦点是学生，而学校负有培养教育学生的职责，因此学校要积极思考，更新理念，不断改进现有的管理模式，寻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而企业是合作的受益者，故不能一味索取，要肩负起培养教育学生的责任，方能让校企合作持久且充满活力。作为政府部门，不能坐视不管，要正面宣传，积极介入，正确引导，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不能等到合作出现问题时再出面解决，这样政企行校全面合作，共同打造旅游院校与酒店企业合作这艘大艇，才能培育出更多更优秀的酒店职业人才，为旅游酒店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高小芹 单位: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陈辉．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实习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职业教育研究，2009(2)．

［2］胡萍．高职高专旅游管理专业实习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论，2012(10)．

［3］逯铮，张海波．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酒店管理专业实习为例［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6)．

合作问题范文篇7

关键词：合作社；交易成本；合作成本；收益分配

在新乡村建设②的历次会议上，乡建精英们对于合作成本的支付总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这需要我们理清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存在哪些合作成本，以及通过与合作收益的比较，分析一下合作成本的收入与支付格局，并探讨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

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由于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涉及成本问题，而合作成本无疑是由合作带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为什么要合作?

我们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出解释。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每天都在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可以有很多种类型，③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交易，都会存在交易的费用。这种费用，通常可称之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人们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于是，合作行为就产生了。

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人类对自己的经济行为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以至于人们发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里面假设的经济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涉及到交易，涉及到交易必须发生的信息成本、契约成本、界定产权成本、维护交易秩序成本等等。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才会产生克服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面对交易成本，是选择组织一个团体进行合作，从而将交易成本内部化呢?还是不选择合作，继续支付交易成本?这时候，就有人采取了合作行动，组建了克服交易成本的组织，企业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的重大发现。在合作行动的选择上，也就变成了两种成本的比较：一种是个体或团体组织与外界进行交易的成本，可称为交易成本；另一种是同类型的个体之间寻求合作，或团体组织内部维持良好合作状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可称为合作成本(也常被称为契约成本)。如果交易成本大于合作成本，人们就会倾向于合作，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产生合作收益；如果合作成本大于交易成本，人们的合作也就变得不划算了。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分田到户的农民形单影只地站在市场组织(私人组织)和政府组织(公共组织)面前，既无谈判经验，也无谈判能力，从而不得不忍受高昂的交易成本，由此而凸现了农民合作的必要性。比如，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市场，农民在其生产与生活资料购买、产品销售和消费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等问题，以至于达成交易的信息、谈判、防止假冒伪劣与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的成本十分高昂，④而“争取”(毋宁说“接受”)到的交易条件对自己十分不利，所以我们看到伤农、坑农、害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农民总是此类事件的最大的受害群体。再如，面对政府征税、征地、维护自身权益和要求合理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同样存在单个农户无法克服的交易成本。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政治实体，有其自身的目标函数，它追求的是政治支持最大化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了实现其双重目标，政府必然要综合考虑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对它的损益影响，尤其会考虑某些强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安排，往往有利于强势集团。农民要想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必须参与对政府的讨价还价，而这又是单个农民几乎无法承受的交易成本。⑤既然单个农户无法承受这样的交易成本，又不甘于忍受任人宰割的命运安排，合作起来就变得十分必要。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亚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示，农民通过合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参与能力。⑥国内现有的各个合作社，也是因为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显出了特殊优势。这使得面临双重压榨以至于没有利润的个体生产与经销，通过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从而由于成本的节约而变得有利可图。

但是，农民合作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又由于合作产生的经济收益有限，而使得支付有限的合作成本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合作成本：显性与隐性

实际上，与其他将农民组织起来合作的方式相比，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社，其组织成本是极低的。在合作社能够利用的五大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自然资源)上，几乎都不需要支付成本。连最具有逐利性的金融资源，目前各个合作社将其动员出来的成本也是极其低廉的。因为目前合作社对社员股金和资金互助股金，几乎都没有支付红利，社员们普遍也没有支付的要求，因为他们已经达成了一种互惠性的合作交易。这是任何一个外部组织，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做到的。作为乡土社会，内部人使用农民的资源，几乎都是免费的，而外部人要想使用这些资源，每一步都需要成本(尤其是最不可避免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使用成本)。外部人即使愿意付出成本，也无法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问题。农民合作社的巧妙之处在于将农村的资源，几乎无代价地在农村社区内部资本化了。

但即使这样，农民的合作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组织与管理费用，而非资源使用价格的费用。这些相对于资源价格支付已经非常微小的费用，在合作社收益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也构成了合作社目前运转中的沉重负担。对于这些成本，本文依照易于被农民朋友理解的方法，将其分为两类：

1．显性成本。这是农民合作中已经花出去的、并最终表现为现金或实物支付的现实成本。比如交通费、电话费、电费、招待费、网络使用费、车辆损耗费等等。这些成本是合作社实际上已经付出并且拿不回来的费用。合作社骨干们所讲的成本支付，也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成本而言的。显性成本的分布是极其不均衡的。因为大部分社员几乎不用负担上述费用，而合作社骨干们却为此支付甚多。实际上，在隐性成本的支付上，也是如此。

2．隐性成本。这是农民合作中已经花出去的时间和劳

动，没有纳入现实成本核算的那部分费用。在经济学里，称作机会成本。因为农民们不做合作事业，完全可以从事其他工作，这些工作都会带来相应收益，但由于办合作社而放弃了从其他工作中获取收益的机会，所以叫做机会成本。乡村建设的合作社骨干们个个都是乡村精英，都有获取其他工作报酬的能力。也就是说，本来应该计酬的时间和劳动，为了办合作社，都成了免费提供，这成为农民们办合作社要支付的隐性成本。实际上，在合作社的初创期，显性成本已经使合作社感到难以支付了，就很少再进一步提出隐性成本的支付要求。

隐性成本的分布也是非常不均匀的，和显性成本一样，主要由合作社骨干们支付。这就是每次农民合作社骨干培训会议上，关于成本支付的呼声总是很高的原因，也是屡次会议中要求合作社骨干们“无私奉献”、有“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的主要原因。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教育是必要的，但却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样不符合经济理性的思想工作，并不能有长期的效果。如果想使合作事业成为一个可以普及的事业，也不能要求合作社的带头人都是不计个人利益的“超人”。但实际上，下文将分析到，隐性收益的存在，使得隐形成本的支付要求，不是最主要的问题。

在显性与隐性分类之外，对外来人员支付的合作成本，必须另加说明。对农民来说，合作社初创时期的启动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也是目前农民们几乎无法支付的。所以，目前全国的农民合作社几乎无一例外地依靠外力去克服这个初始的组织成本。所以，支农大学生和专家学者们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他们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构成合作成本的一部分，而且同样也可以有显性和隐性两类划分，只不过这部分成本已经外化，不由农民支付，暂不在本文中考虑。但即使这样，也不可避免地使农民支付了相应的成本，比如招待费用与搭进去的时间精力等。而这一部分，已经纳入上文农民合作的成本收益核算了。

三、合作收益：显性与隐性

与合作成本相对应，办农民合作社的收益，也表现为显性和隐性两类。

1．显性收益。是通过办合作社所获得的现金和实物收益，也可以说是经济收益；这部分收益可以从生产领域获得，如联合种植、联合养殖、联合加工，由小生产变为大生产，从而达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也可以从流通领域获得，如联合购销；还可以从消费领域获得，如农业生产消费、农民生活消费上的互帮互助或者联合购买等。此外，显性收益还可以从金融领域里获得，比如，通过资金互助的开展，可以获得利息差，并增加信贷投入领域的产业利润等。

但是，受到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约束，现在留在生产领域的利润已经比较微薄，而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对单个小农和合作社而言，都是不可抗力风险，通过单个小农和小农的合作组织，暂时也很难克服。所以总体而言，农民合作社现在最主要的收益还是来自流通和消费领域。几乎每个合作社都有这样的经验，种子、化肥、农药、年货、煤炭等等，只要联合购买，马上成本就节约不少。大豆、玉米、小麦、辣椒、生猪、獭兔等等，只要统一销售，就会避免压挤压价，同时销售成本也大大节约，销售利润马上就会增加。由于当前合作社的经济效益普遍并不明显，也就没有多少显性收益可以让人眼红，自然也就没有分配明显不均的情况。当前，显性收益的获得多有普惠的一面。不管是生产合作，还是消费合作或金融合作，几乎所有的社员都能享受到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2．隐性收益。实际上，最能说明合作社骨干们一方面在支付成本，另一方面却仍然越干越起劲的，是隐性收益的获得。那么，什么是隐性收益呢?就是通过办合作事业所获得的非物质收益。实际上，乡村建设的培训和交流，极大地扩充了合作社成员的视野、见识，增强了能力。同时，也因为他们接触到了外部资源并组织合作而赢得村民赞誉。合作文化的确立，也使长期以来被边缘化的农民朋友找到了自尊，找到了自信，找到了人生意义。所以，在乡村建设总结的三条基本经验⑨中，“文化建设、收效最高”成为一个基本经验。由于合作骨干们没有特别地去计较隐性成本，所以也就不用过多去计量这个隐性收益了。但是，如果有人去计较隐性成本的话，就要考虑一下隐性收益的获得。实际上，隐性收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显性成本的付出上，合作社骨干们都会心甘情愿。因为，隐性收益的获得已经足以支付隐性成本，并支持骨干们心甘情愿地吃点亏，去支付部分显性成本。

但是，隐性收益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多数为合作社骨干们获得了。这种分配格局有其好的一面，因为合作社骨干承担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都比较多，他们多获取隐性收益，可以抵补其成本的支出。但也存在不足，就是有一部分人已经过度培训、过度动员了。当然，隐性收益也有其普惠的方面，比如，通过合作社的文化建设(文艺活动、图书阅读、学习活动等)和组织活动，使合作社社员们普遍找到了交流的平台，提高了能力，培养了自尊自信的合作精神，找到了组织的依归。组织文化的收益，是合作社社员们共享的。同时合作社的发展，也给了社员们以希望，使他们产生了对未来经济与非经济收益的美好预期，这也使他们愿意继续忍受合作社不赚钱的现实，继续支付相应的成本。在当前合作社发展的初级阶段，隐性收益(非物质收益)远大于显性收益(经济收益)。这使得当前的不少合作社尽管存在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存在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却仍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谁来支付合作成本?

实际上，在没有考虑隐性成本的情况下，农民合作社对于显性成本的支付，已经成为问题。所以，显性成本的支付，可能成为合作社发展中正在面临的首要问题。

由于农民的合作不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还涉及到国家农业政策的落实、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民收入的提高，甚至和谐社会的建设、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等许多方面，也就是说，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那么，获得外部收益的政府和社会，理应为农民的合作支付一定成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政府和社会为农民合作提供支持、支付成本，早已形成共识并付诸实际。但是，由于这种共识在国内尚未达成，而农民们又不可能被动等待这一共识的达成，所以，立足自身努力，克服成本支付问题，是当前的合作社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努力可以表现在：

1．通过显性收益支付显性成本。合作社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使现金流可持续。因此，提高经济收益是发展合作社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据合作社已有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环境，虽然留在农业和农村的利润空间并不大，但通过合作努力，总有获取经济收益的可能。比如，通过搞联合购销，马上就带来成本节约和售价提高，获得收益，社员和群众也都得到了实惠。通过搞资金互助，马上解决了以往缺钱时求贷无门的问题。虽然目前的各地资金互助受制于资金规模和利率水平，带来的资金收益还不足以支付成本，但是，如果看看日本、韩

国和台湾的经验就会发现，土地和金融收益是农民合作组织最大的两个收入来源。由于现阶段土地制度还是保持国家稳定的主要工具，农民的土地权益仍然难以为农民获得，或至少不能自行处置。而金融合作空间仍然有限，如今的资金互助合作，仍处于初创期，由于放贷金额小，放贷利息低，即使是零成本的资金，在财务上也几乎没有可持续性。所以，没能像日韩台等地那样，从这两大收入源获得较多收益。但由于中国现阶段农产品流通领域利润很大，没有联合的单个农民，只能忍受强大的市场压榨；而联合起来，可以大大降低农用物质及其他大宗产品的购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收益。所以，目前要立足于农产品流通和消费领域的合作，获取显性收益。同时，在生产、交易、信息、技术服务等方面，获取相应收益。必要时，还可从外界吸收资金，但要立足自主，否则，合作事业就有可能陷入“等靠要”的境地，无法实现自主发展。

本来，农民合作的显性收益理应很大，但目前由于受制于宏观背景以及合作社仍处在初创阶段的制约，合作的经济优势还没充分发挥。如果通过努力，使合作社的显性收益能够大于显性成本，那么合作社在财务上就是可以持续的。

2．通过隐性收益补偿隐性成本。在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合作社骨干们先支付了隐性成本，但这大多已经通过隐性收益获得了补偿。明知要吃亏，合作社骨干们还都这么努力地组织农民合作，实际上，是隐性收益在支撑他们继续办合作社。而且，目前的隐性收益大大高于隐性成本。此项收益之高，实际上已经弥补了部分显性成本的支付。这就能够解释合作社骨干们为何一边“吃亏”，一边还在努力从事合作事业。

在合作社创办初期，其经济功能(也就是显性收益)往往难以发挥。在这种情况下，非经济功能(也就是隐性收益)的发挥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所以，新乡村建设的推动者们还在不断地通过培训，描绘乡村建设的美好图景，以让合作社社员们有一个良好的预期并参与合作文化的创建。描绘图景之余，还在做许多扎实的工作，使得其经济功能能够显现，使得本来应该微不足道的合作成本，不再成为困扰合作社的难题。毕竟，当前合作社大部分隐性收益的获得是依托我们乡村建设的培训与交流获得的。这种外来的收益，不是所有地方的农民、所有地方的合作社都能获得的。所以，在组织农民进行文化建设、普遍提高隐性收益的同时，还必须努力壮大合作经济。毕竟，没有经济收入的获得，合作社在财务上就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合作社试验区也就没有了普遍性的推广意义。

五、结语

合作问题范文篇8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措施

作为国家第一生产力，农业在国家整体经济体系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断提升农业发展成效，这样才能更好地巩固第一生产力发展基础，以此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良好的支撑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经济发展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对推动农业市场化、加强精准扶贫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目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依然还面临不少的困境和问题，加强新形势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存在的问题及相关的完善对策研究，意义深远。

一、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意义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发展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发展扶持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渐成规模，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从我国农业发展整体形势看，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助于加快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下，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而言，需要及时转变发展理念，优化发展体系，探究多元化的发展融合机制，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稳定的优势，以此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以农户为单元的小规模经济，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现代化农业发展目标，在农业市场化经济发展过程中，小型农业经济发展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要求，只有科学探究推动农业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新体系新模式，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作为一种新型的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壮大，对农业经营以及农业市场化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通过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将分散的、规模较小的农户连接起来，打造统一的完善的管理体系，围绕农资供应、农产品销售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集结资源，整合相关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对农业规范化生产和机械化生产起到良好的积极推动作用。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全面加强相关资源的整合，可以更好地统筹相关的资源，融合机制，以此为基础有效解决在农户生产种植等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诸如发展规模较小、成本较高、力量不足等问题，进而推动农业市场化及产业化进程有序推进，不断壮大农业生产发展规模。

(二)通过全面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助于更好地落

实国家扶贫政策，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效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重要的互助性经济集体，通常是由弱势群体组建的，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围绕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强化政策的落实，通过引入政府扶贫基金，加强对社员的股金管理，实现资金的统一运营与集约化管控，这样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序运营提供强大的资金保障，通过股利实现扶贫。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充分利用地区的优势资源，加强特色产业的扶持发展，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销售网络机制，强化技术的辅助支持，引导广大农民全面参与进来，并以此为基础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借助相关的金融资金完善相关的资金管控体系，推动农村专业合作社金融发展实现多元化的常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在农村地区全面落实，取得更大成效。此外，通过积极深入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可以更好地推动国家整体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提升。结合农村地区实际，紧密结合政策变化等，从长远发展的视角探究科学化的发展路径，有助于加强自然要素与科技要素等全面整合，以此推动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立足当代功在千秋。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困境分析

目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实力日益雄厚，发展体系不断完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困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相关的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结合实际以及国家相关的政策，不断完善相关的管理体系，强化组织保障，通过政策的引导和约束，能够有序规范实施，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社向着良性的轨道发展，并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但是目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相关的管理机制不够完善，国家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没有总统筹管理的视角，建立完善的宏观管理政策，对农民合作社组织如何进行定位以及管控等方面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导致在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矛盾和困境，难以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化管理水平。

(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农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都需要依靠完善的管理机制，强化过程管控，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社向着规范化的轨道运营和发展，如果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的管理机制不完善，不仅不利于相关政策的深入落实，也会导致出现很多的风险，所以加强科学管理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管理人员相对较少，在事务的处理、资金的配置、利益的分配以及综合管控等方面能力不足，针对相关的资金分配和决策等方面没有实现良好的民主管理，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筹发展等方面也缺乏完善的规划，综合管控力度不足，发展规划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这些都是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因素。

(三)资金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需要从长远的视角加强统筹规划和有序管理，需要不断强化资源要素的持续配置，这样才能实现永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随着其发展规模不断壮大，需要不断融入相关的资金，打造稳定的资金链，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有序持续的发展，但是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而言，通常都是由中小农户构成的，在会费和经费的收缴等方面存在较大的难度，政府相关部门也没有建立完善的扶持机制，在资金方面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不够稳定，没有及时结合新形势下的发展变化，完善相关的专项资金配置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先进的设备以及品种等引进等方面存在诸多的限制，主要是由于资金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其经济活动的有序开展，也不利于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日益扩大。只有资金保障落实到位，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农民合作社有序发展，并不断激发发展活力。

(四)人员素养需要进一步加强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需要全面加强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加强对社管人员的培训，这样才能更好地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稳定的人才支持。但是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整体上文化水平偏低，也没有结合实际完善相关的培训机制，他们的法律意识和学习意识不强，在新事物的接收等方面以及新设备新技术的学习应用等方面积极性不足，往往是能够操作一些简单的设备，没有从全面提升劳动效率和质量的视角不断学习更多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在农产品处理等方面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结合如何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完善的产业链发展机制，从而不利于农业合作社的长足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三、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化路径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实现有序良性发展，切实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保障，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索研究。

(一)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管理体系

要围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对目前在制约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因素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从完善相关的立法机制视角，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实现规范标准化开展。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强化相关的立法机制建设，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定位以及组成发展模式、发展机制等方面提出宏观的相关政策，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严格按照相关的要求有序开展基础作业活动，同时，基层农业发展部门也应当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完善相关的管理机制，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要求、组建方法、利益分配以及内部控制机制，从而更好地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朝着良性轨道有序发展。

(二)提升管理效能

要围绕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民主管理体系和监督机制，在人才的选拔以及体系组建管理等方面实行了全面的监督管控，充分结合市场改革的形势，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定位进行科学的分析，引进更多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围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有序规范运营，进一步探究科学的发展模式，优化调整相关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架构，要从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存储、营销、物流为一体化的发展视角，进一步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注重和相关的企业以及组织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减少中间环节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更好地满足市场化的发展目标，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提升其盈利水平和成本管控能力。另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还需要结合实际，不断借鉴其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进一步立足长远发展的视角，加强电子商务体系的健全完善，充分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管理等方面完善相关的一体化管理机制，精准定位消费人群，从而更好地提高针对性的服务，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核心竞争优势日益凸显。

(三)强化资金投入

要围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资金扶持机制，从而更好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有序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政府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专项财政经费保障机制，推动相关的惠农与强农资金能够有序的扶持保障，在资金引进过程中，政府要充分考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及发展定位，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招商引资路径和金融支持。金融部门应当降低相关的准入门槛，健全担保机制，从而更好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更便利的金融服务。此外，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应当加强社会闲散资金的整合，政府相关部门要围绕相关的实际，健全完善相关的管理体系。提出更多的鼓励政策，从而更好地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其有序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也要积极开拓多元化的技术推广机制，从而更好地通过民间资本进一步推动其能够有序合法的运营。此外，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应当健全相关的保险机制，因为在农业种植过程中容易受到自然环境和病虫害等相关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发展利益，为此，应当完善相关的保险分散机制，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民资金互助机构之间加强沟通落实，良好的沟通合作，借助民间信贷融资机制，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商业保险扶持机制，从而更好地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开辟多元化的融资路径，分散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品牌管理

要围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完善管理体系，加强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要不断引入更多的综合性发展人才，鼓励合作社的成员积极主动地参与相关的培训活动，引导他们结合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融入农业经济管理的全过程，聚焦不断发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目标，进一步探究科学规范的管理体系。加强对农业技术人才以及种田能手等相关的优秀队伍培育，通过现场指导、专业培训、基地建设等方式，更好地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现良性的发展。要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队伍的考核和激励，从而更好地提升他们的创新意识，此外，还应当围绕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管理等相关的发展目标，聚焦如何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融资机制推广机制和品牌建设体系，从而更好地借助现代互联网技术，加强对农产品特色的宣传推广，完善相关的网络营销渠道，推动民族产业实现品牌管理和持续发展。另外，还应当围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相关的宣传，完善商标注册、特色认证及专利申办等相关的工作机制，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从集约化产业化特色化发展等视角，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管理体系，创新管理机制，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总之，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面临不少的困境。发展模式有待创新、发展体系不够完善，资金保障力度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只有结合实际，完善相关的管理体系，优化管理机制，创新发展路径，加强队伍建设，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品牌管理，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特色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永春，马钟辉，张得平，鄂辉邦．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江西农业，2019(20):106+111．

［2］许少燕，房心玉，屈健宇，董孟亚．吉林省尚园果蔬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南方农业，2018，12(21):133－134．

［3］灏然，张存岭，刘欢，谢玉成，李文君，张春燕．攀枝花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四川农业与农机，2019(5):10－12．

合作问题范文篇9

一、常见问题

1．小组成员缺乏必要的人际交流和小组合作技能，学生不知道怎样与他人进行有效的互动，缺乏必要的训练。当问题出现时，学生不能做到了解对方、信任对方并进行正确交流；当产生不同意见时，不能建设性地解决问题。

2．小组合作学习前，教师缺乏必要的讲述，一有问题马上实施小组合作学习或任务布置过于简单，学生没有明确合作学习的目的、步骤，问题本身也无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教师缺乏必要的讲述，就无法帮助学生迅速、准确地把未知信息与已有的认知经验联系起来，选择最佳的学习起点，尽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

3．问题一出现，教师没有引导学生认真读书和深入思考就组织小组讨论。学生匆忙展开讨论，要么坐享其成，要么人云亦云，对小组内的不同见解无法提出真正意义上的赞同或反对，也无法做到吸取有效的成分充实自我观点。这样的合作学习不但解决不了疑难，反而在无意中剥夺了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机会，有悖于合作学习的目标。

4．学优生在小组中承担着主要的职责，学困生则处于从属地位。在合作学习时，学优生往往具备了合作交流的某些条件和要求，成为小组内活跃的一份子，他们的潜能得到了发挥，个性得到了张扬。而一些学困生因为基础薄弱，参与性和主动性欠缺，往往总是落后于学优生，无形中失去了思考、发言、表现的机会。

5．课堂秩序混乱，学生发言七嘴八舌，听不清究竟谁的思维不严密、谁的思维缺少条理性。教师对小组学习缺乏必要的计划、调控等组织技能。

二、问题的对策

1.理解概念

在大力倡导学习方式转变的同时，我们首先应该全面正确地把握小组合作学习的精神实质。“小组合作学习是指学生在小组或团体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助性学习。”合作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团队意识和集体观念，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竞争意识，同时通过小组成员间的互动和帮助，实现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的目标。

但是，这只是有效学习方式中的一种，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合理地选择教学行为和学习方式，实现方法方式的多样化是非常重要的，要避免“将所有的鸡蛋放入合作学习之篮”的现象。

2.在小组合作前，教师要适当讲述

讲述的目的主要有三：1.吸引学生的注意力；2.告诉学生将学习什么、必须掌握什么；3.将新信息与学生已有知识经验联系起来，为学生尽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口提供必要的帮助。为了保证讲述的有效性，教师应循序渐进地来呈现信息，一般情况下教师的讲述量要适当，应抓住学生在学习中需要记住或使用的重要内容来讲。为了提高效率和缩短时间，可采用事例或图例来增加讲述的清晰度，必要时在结束前可向学生提问以确认他们理解了讲述的内容。例如，在教授牛津初中英语Unit2Myday这一课时，我将学生分为3人一组。每个学生负责采访稿的一部分。比如，一个学生向组中的其他组员了解有关运动的信息，提问Doyoulikevolley?鄄ball?Doyoulikeswimming?等。组中的其他两名组员调查有关活动与学科的信息。提问结束后，各组合计采访稿上每一项的结果并写在黑板上。教师让学生以条形图来展示调查结果，把教材操作部分的步骤交代清楚。环节多学生记不住，就出示卡片帮助学生明确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这样，小组学习就能有条不紊地展开。当然，课型不同、教学内容不同，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也可适当灵活调整。

3.重视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在小组学习中的作用

一般情况下，合作学习旨在通过小组讨论互相启发，达到优势互补、解决个体无法解决的疑难的目的。但是，合作学习必须建立在独立学习的基础上，“既然所有这些合作学习的类型都采用了一定数量的独立学习，那么你也要善于促进学生的独立学习。”学生要参与讨论、参与探究，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和认知能力，而个体的独立思考是无法由别人或小组来替代的。只有在学生思考达到一定程度时展开讨论，才有可能出现一点即通、恍然大悟的效果；也只有在此时展开讨论，才有可能出现观点的正面交锋。因此，教师在组织学生参与讨论或探索之前，一定要留给学生一定的独立学习和思考的时机。

4.要正确处理异质学生间的关系

合作问题范文篇10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法制，是指规制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开展金融业合作相关法律法规总和。具体而言，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法制法律框架可分为三大层次:第一层次是两岸签署的关于金融合作相关区际协议；第二层次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各自单方制定的关于两岸金融合作具体法律文件，或者是用来规制两岸金融合作的法律法规；第三层次包括一些具有一定约束力、公信力的民间规范，即官方认可的商业习惯或者是行业惯例、自律规则等。故所谓两岸金融合作法制，是指两岸金融行业之间业务往来、业务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协议或规则总称。更为广义上看，涵盖海峡两岸有关部门或团体层面对于这些法规、文件的认可与统一，还包括了建立两岸金融业共同的组织管理机构与监督实施机制。从横向上看，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包括两岸金融合作法律法规层面、金融合作监管与执法层面、金融服务业合作体系等。从纵向上看，则涵盖规制两岸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准入(即互设机构)、运行(即金融市场的运作)、退出机制(即结束营业的条件)，以及金融监管机制和两岸货币清算机制法律法规。从更广义上看，金融合作法制除应当包含金融监理外，还应包括公司治理和市场治理交易保障等方面。两岸金融法制趋同化趋势逐步增强，为两岸金融合作法制提供了法律基础；而两岸金融合作相关协议的签订,为两岸金融合作正常化和制度化提供了实质性基础和制度框架，为两岸金融合作法制构建提供了可能性，而对金融合作法制制度需求的迫切性与意义之重大性，使得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建设成为必要。两岸金融业规范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际通用规制，这为两岸金融法制趋同化奠定了法律基础，签订相关协议将有力推动两岸构建深层次、更全面、完善的金融合作法制体系。

二、推进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首先，囿于两岸政治藩篱重重，两岸金融合作目前是以民间合作为主的“功能性合作”阶段，无法涉及金融监管合作、法律纠纷解决等问题。而现阶段两岸金融合作层次加深，更为密切，亟需让市场与政府双重力量予以支撑，来改变立法管制与民间自由合作的“双轨制”低效率合作现状。所以，构建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将两岸金融合作纳入制度化体系中，是减少经贸冲突，提升金融合作层次的必由之路，也是今后两岸往来重点与发展方向。其次，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建设也是促进两岸金融一体化，共同抵御金融危机，增强各自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第三，建设两岸金融合作法制的必要性还体现在，逐步弱化以至剥离政治因素对于两岸金融合作的限制与影响。为了两岸金融合作健康发展，让金融合作步入法治的稳定轨道，其必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第四，建设两岸金融合作法制，是两岸完善各自金融法制的重要途径与必经之路。就现有金融法制水平而言，祖国大陆本身就存在巨大的提升与完善空间。对于台湾而言，其金融与金融法制发展都到了一个瓶颈期，需要在两岸金融合作过程中突破此瓶颈，进一步促进其金融业与金融法制现代化。两岸金融合作法制缺位，无疑会成为金融合作乃至经贸合作迈向更高层次的阻碍，海峡两岸法律界的交流与合作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交流与合作领域还可进一步拓展，途径、范围及力度都可以进一步拓宽和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前，两岸金融合作缺乏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依据和运作框架，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后，两岸金融合作法制进入实质性和全面合作阶段。为落实金融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在两岸即将签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时，台湾金融主管机关2010年3月16日制定并出台“台湾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管理办法”“台湾与大陆地区保险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管理办法”和“台湾与大陆地区证券期货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管理办法”(简称为“金融三法”)。“金融三法”涵盖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不但为台湾金融机构投资祖国大陆市场提供明确的法律规范，而且也为祖国大陆金融机构进入台湾市场开展金融活动提供明确法律指引。

三、当前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两岸金融合作法制严重滞后于两岸经贸发展与金融合作水平，在法律制度、金融机构互设及交流与金融监管上都存在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贸往来发展与金融合作展开。在法律制度设立上，互信基础薄弱，金融合作立法不科学，缺乏专门且权威的用于规制两岸金融合作的法律规范，是目前制约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发展的首要问题。同时，由于缺乏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对于两岸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构成威胁。另外，由于协调金融体制差异和信息共享的法律规范缺失，也制约了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建设。其一，金融合作立法不科学。一是立法理念与法的价值层面存在不合理之处。存在立法理念还较为落后，法律的国际化与现代化不足，一些法律条款与国际惯例相违背问题。而且台湾一些专门针对祖国大陆的“特殊法”，公然违背法的自由、秩序、公平和效率价值等基本，针对祖国大陆的开放上设置多重合作壁垒，造成压迫和扭曲市场秩序的不良后果，违背法的秩序价值，与法的效率价值不相符。二是祖国大陆关于两岸金融合作立法层级较低，系统性上也有所欠缺。两岸金融合作与往来的法律依据散见于规制外资金融法律规范中，或者是政府规章、意见和办法，法律效力不高，一些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法律内部协调性也有待加强。三是金融合作立法程序与技术还有完善空间。现行祖国大陆关于两岸金融法律法规，许多内容抽象且可操作性不强，缺乏具体操作指引，缺乏具体操作步骤与程序，在法律法规更新上存在滞后性。相关立法机关并未针对签订协议的内容，制定或修改相应国内金融法中关于规制两岸金融合作的法律法规条例。其二，缺乏专门并且权威的两岸金融合作法律规范。目前，祖国大陆在两岸金融合作上没有专门的立法。众所周知，金融法制本身就具有专业性与复杂性，所以对于金融法制的立法就有更高要求。祖国大陆两岸金融合作法律法规在权威性与效力性上显得不足，具体内容也不完备，而且一些条文具有临时应急性质，因此在法规的稳定性上也有所欠缺。台湾关于两岸金融合作的法制多也是防卫性的“堤防”，与单方面方便台资金融机构进入祖国大陆市场的“单向性”立法规定，几乎不允许祖国大陆金融机构入台，所以称不上出台了两岸金融合作的专门法律法规。祖国大陆与台湾，法律条文都难免出现滞后于司法实践的情况，使得一些原有的法律规范在应用和执行时与现实脱节，缺乏说服力；而且随着两岸金融合作互动的频繁，金融体制等方面的差异也日益凸显，但是目前两岸对于协调金融体制差异的法律规范也处于缺位状态。其三，缺乏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目前，两岸关于金融合作的法律法规大多是针对金融市场操作方面的规定，对于市场操作后的监管、法律责任及惩处并没有详细的法律规定。从现实情况看，就维护两岸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而言，必须要有相应法律责任规定，以及加强金融执法相应措施出台，才能使其稳定性与秩序性得以保证。其四，两岸特色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缺失。对于台资登陆、陆资入台以及合资、参股、控股类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则缺乏具有两岸特色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合作法制，应当在后续协商中，以补充协议加以明确，建设具有两岸特色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其五，金融监管法律层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前，两岸宏观金融监管合作最大障碍是地区间宏观审慎监管法律体系缺位，政策无法对接，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具体法律法规都尚未到位。在微观层面，台湾金融业发展主要由大型金融控股集团控制，但是祖国大陆目前的法律法规中还没有针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法规和操作经验，致使祖国大陆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处于无法可依局面。在约束力上，双边协议约束力弱，合作力度有待提高，因而在实际执行上难免被架空，达不到金融监管合作目的。缺乏危机出现时双方监管部门的责任、义务承担的条款等，也没有关于救助义务、方法的规定。

四、两岸金融合作法制的建构

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建构应当适应制度一体化阶段要求。实践表明，金融合作只有正式的制度约束才可发挥其效用。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建构总体上可以借鉴莱姆法路西框架进行，即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可以分为四大层次。第一层次是建构两岸金融合作法制的框架性立法，制定出两岸金融合作法制的原则与方向。在这一层次上，两岸签订的如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金融监督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和金融合作协议等，都可视为两岸金融合作的框架性立法。第二层次是关注技术性和实际操作性问题，即制定框架立法下具体金融合作领域的实施细则、具体操作规程等。第三层次是两岸金融合作法制所涉及相关领域专家，可就已经的金融合作法律法规，和金融合作实践出现的问题提供专家意见，并将学者意见提出机制进行制度化设立，例如以民间学术交流方式确立。第四层次是就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对各自相应的原有金融法律法规进行相应修改，对于存在矛盾与冲突的法律法规予以协调和修订。关于经济法法律责任缺失的，则可在加强金融监管合作中，通过强化金融执法，加强监管与惩处加以实现，进而实现两岸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安全。随着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收清单全面铺开与后续协议稳步推进，两岸经济金融合作层次将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故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也应当相应出台与修改。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法制的基本理念应当是，深化两岸互信基础，将金融合作制度化、法制化，降低金融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效益与效率，实现金融合作稳定与统一。其一，祖国大陆应当制定专门的涉台金融法律法规。完善现有涉台立法框架的关键步骤就在于出台一部高位阶涉台金融合作法律法规，统率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等低位阶法。鉴于近年来海峡两岸经贸往来取得很大发展，祖国大陆原有分散的法律规范并不足以为现阶段两岸金融合作提供应有的法律保障。法律上的缺位，势必会影响两岸金融合作向更深层次进行。在立法方式上，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选择单独制定一部专门的涉台金融法；二是可以制定一部金融服务法，涉台金融则是其中一章。同时应当加强两岸金融法规的差异性研究，兼顾两岸金融法规的衔接。其二，两岸金融法制应当彼此取长补短。在交流与研究过程中，祖国大陆的金融法制立法理念与技术可以从台湾得到许多启示与帮助。两岸金融合作法律法规的健全，可以使两岸金融合作步入法制化轨道，有利于两岸金融合作安全、高效与有序进行，以实现落实两岸协议，及时更新法律的目的。台湾对于两岸金融合作协议签订后可能会给本地金融法制带来的影响做出了迅速、有计划性的应对预案，接下来祖国大陆也应当可以考虑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相应修改。台湾也存在需要完善之处，整体而言，在对等性与开放力度上还有很大完善空间，特别是向祖国大陆开放市场上，还是戒心重重，因此建议台湾对今后两岸金融合作立法问题应当放下戒备，提高开放度与对等性。建议两岸都设立相应的先试先行区，赋予其特殊立法权，同时健全关于海峡两岸金融服务业合作的法律体系。

五、两岸金融合作法制建构的分类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