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预范文10篇

国家干预范文篇1

内容提要:regulation在经济法上的含义是规制，规制包括权力性、强制性规制和非权办性规制，非权办性规制包含了宏观调控的诸多特征，因而我们完全可以从regulation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权；作为副产品，经济法的研究范式也得以最终确立。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其法律依据是美国联邦宪法授予国会的贸易调控权（regulation)。

关键词:宏观调控权；规制；经济法

一、问题的提出

罗斯福新政作为当代宏观调控制度的起源，[1]孕育了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其生成的依据则是美国联邦宪法第1条第8款第3项的“贸易条款”。但是，“从联邦法律看，美国宪法的贸易条款经最高法院逐步解释后，使联邦在管理经济方面的决定权目前已经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活动，而且是最重要的活动，即超越各州边界的活动（指州际贸易，相对于完全属于各州权限的州内贸易而言）。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国会调控权(regulation)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权？如果可以，则意味着尽管“宏观调控”语词是中国特有的，但是源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普遍实践所产生的这种重叠性共识，可以消弭宏观调控法理论完善过程中无谓的概念之争，从而极大地促进经济法的发展；如果不可以，则将证成当下我国经济法学界种种宏观调控法理论的原创性与合理性，从而可以从容应对来自经济法学界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诘难。因而，对于regulation(regulate)的解读就成了关键。

二、regulation的经济法含义

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多，美国成为一个规制国家(regulatorystate)。这个regulatory以及它的名词形式regulation，在汉语语境中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对应词。国内翻译家在翻译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时，一般用regula-tion。

“规制”一词源于英文regulation”，其含义是有规定的管理，或有法规规定的制约，体现的是限制与促进、鼓励与惩罚相结合的精神，因而直接译为管制、管理、调整、制约等与原意不尽符合，故日本学者创造了“规制”这一译名。[6]例如，日本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按其本质，应是以国家对经济干预之法为中心而形成的。就此见解而言，体现于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对决定经济法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金泽良雄的定义，将规制解释为：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广义的“市场失灵”）为目的，政府干预和干涉经济主体(特别是对企业)活动的行为。那么，规制就包含了至今为止已经说明了的、全部与广义的市场失灵相关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1)主要以保证分配的公平和经济增长与稳定为目的的政策——财政、税收、金融政策；（2）主要提供公共产品的政策——公共事业投资、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福利政策等；（3）主要是处理不完全竞争的政策——反垄断法、商法、依据民法产生的规制企业活动的政策。[9]

可见，日本学者根据regulation苦心创制的“规制”一词所调整的领域涵盖了宏观经济政策(1)、微观经济政策（2）～(6)、产业政策(7)和劳动政策（8）。对此，可能有学者并不赞同金泽良雄教授根据‘规制’所确定的经济法调整范围，尤其是第（8）项基于劳动经济学的劳动政策。

至于“调控”和“管制”，这两个词不过是中国学者对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在经济法上并无区分的意义和必要。实际上，在经济法上需要和“规制”区分的是“统制”。“统制”这一概念，以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为契机，着眼于对自由经济实施的统制经济为特征的国民经济的状态而产生。其后，及至过渡到战时统制经济而终于固定下来。“统制”一般可以理解为具有“将经济纳入一定的方针”或“为引导经济以实现特定目的”的涵义。

三、“规制”的界分

上文通过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了regulation的译名“规制”一词在日本经济法中的具体内涵，我国学者通过翻译日本的微观规制经济学著作也引进了这一译名，[18]所以“规制”并非是汉语中的新词。

可见，该学者所提及的“市场规制”与日本学者移译于regulation的“规制”产生了冲突。并且，经济法学界将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应于市场规制法，已然成为定式。由此导致的问题是，试图从regulation中演绎出中国式的“宏观调控，语词似乎成了一个理论悖论。

其实，经济法规制的方式有多种，但大体分为国家权力性、强制性规制以及非权力性的规制两种。由于经济法变更和修改了依据市民法的自由放任经济（私人自治），但为了能充分确保规制的效果，势必成为权力性和强制性的时候多，[26]所以在“市场规制法”中强调权力性、强制性规制并不为过，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非权力性规制。非权力性规制表现为国家自身以非权力性和私法的手段介入经济，并对之加以规制，或由国家（政府）进行非权力性的行政指导。

综上所述，移译于regulation的“规制”已经包含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的内涵，而“市场规制”中的规制更多的类似于经济法中的权力性强制性规制，也就是说，“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体现了经济法的不同的规制方式。至于为什么我国学者独树一帜地创造了“宏观调控”一词来指称非权力性规制，有学者从中西方国家人们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不同定位进行了解释。[31]笔者认为，除此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学者们对中国经济法体系化的努力。但是，由此带来的却是语词的混乱，而且，这一混乱由于经济法学体系划分的路径依赖特征还在不断地被强化。

四、代结论：宏观调控权提炼的“外部性”[32]

源于regulation的“规制”一词包含了宏观调控所指称的对象，因而从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国会调控权中提炼中国式的宏观调控权不再是一个难题。“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

国家干预范文篇2

经济法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是调整以社会公共行为根本特征的发生在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个人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法律规范的总和，其调整对象具有社会整体性的特征。这个观点把建设市场经济的共性真谛一语道破，为我们把握和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度”和“量”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我们清理现行经济法理论的混乱状况和重新反思与构筑现代经济法框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经济法的产生与国家干预密切相关

历史上迄今为止只有三种资源配置方式，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其中自然经济是农业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是手工业和商业居次要地位，仅仅发挥有限的辅助作用。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乃成为历史之必然。计划经济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为适应战时共产主义创建的又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要求以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来运行经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就象说过的一句话：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在经济运行之中，调节生产、消费、供应和需求的关系不由市场产生，而使一切包容于为政治服务的所有计划（包括经济计划）之中，同时，由于人为地排斥了竞争因素，从而竞争机制无由产生，又造成普遍的墨守成规、产需脱节等弊端。所以作为二十世纪初叶的特殊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计划经济，最终夭折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学界公认，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称其为“经济管理体制”）。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计划经济弊端，实现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但这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两种调控手段，在现代社会里（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两种手段是共存的，对经济运行缺一不可。计划调节从性质上说是国家干预多种形式中的一种，但是，包括它在内的国家干预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出现的初期，经济上要求完全的自由，相应的经济形式是一种完全自主、自由的竞争模式，法律观念中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合同完全自由”等原则，强调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用“无形之手”调节即可，从而排斥了国家的干预。待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克服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固有缺陷，如市场缺乏外部效果、不能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市场本身不能克服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逐渐改变不予干预的态度，开始了以法律确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制度建设时期，近代史上的经济法由此得以产生。因此，国家干预，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从不干预、很少干预到确认干预的过程。国家干预即“有形之手”，它强调政府代表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经济发展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都离不开国家的干预，没有国家干预的经济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离开政府的干预，经济生活不能健康发展，无约束的自由经济，其发展的结果将是竞争过度、市场垄断乃至出现经济危机；再者，就是仅对经济危机这一特殊经济现象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干预，也很难度过这一关；同时，经济法是国家干预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产生本身就是国家干预制度的产物，归根到底乃是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结果-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化和垄断经济的形成为其根本原因。

考察各国经济法的发展成熟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具有经济法功能的单个、分散的经济法律规范自古代就已有之，如日本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认为：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已制定了被认为明显是垄断禁止性的法律，从中世纪末期到近世纪初期，在商业发达的城市中，仍沿用这种罗马法。到了市民革命前后，在英、法等国家，经同业公会或国王的特许，进一步制定了对垄断的禁止法。然而，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学科则是在近代社会出现国家干预之后的事，这个时期的开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关于法观念，此时也相应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总的趋势是自然法学逐渐衰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法律逐渐对个人自由进行限制，而保证社会公正的经济法观念应运产生。如果说传统的个人自由观念与民商法的建立息息相关，那么，关于社会公正的观念则是经济法赖以产生的理论基础，这种追求社会整体公正而使用的手段就是国家干预，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地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就到了其政策含义为国家干预主义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可见，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即在于“干预”，因此我们说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二、国家干预在我国的必要性和适当性

我国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它产生的基础不是自觉来源于自由竞争的经济生活环境，而是发生和建筑于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逐渐过渡、通过行政上对经济管理的逐渐放权和对企业的逐渐让利的基础之上。因此，我国经济法在最初产生之时，其思维出发点在于企业，在于把企业从高度行政管制下松绑出来，在于为企业争取到作为平等经济主体所应有的权利，等等。所谓把经济管理自主权还给企业，以便使企业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愿开展横向和纵向的经济往来，利改税等上交利润制度的改革，以及理论上开始承认企业作为私有主体应当享有自己的权益，应当具有属于自己的利润等等，无一不体现放权让利给企业的思想，因未能摆脱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同时也由于我国关于改革思想的摇摆于“以市场为导向”与“坚持计划经济”之间的不断摸索前进：“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十二大为标志）-“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以十三大为标志）、“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治理整顿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十四大为标志）。与此同时，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心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以1993年为标志，开始由原来的企业“支点”转向国家干预。当然，在这之前的各种经济法学论点并没有否认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因素，因为经济法其本身不可能摆脱国家干预，只不过是究竟应把国家干预作为构筑整个经济法学大厦的基础，还是只作为经济法学研究的手段之一，意义不同罢了。

正因为我国的经济法与国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法产生的背景不尽相同，所以，现阶段的国家干预就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其具体表现在我们不是从自由经济环境中来调整和规制竞争过度和垄断现象，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可以说总的思路并没有摆脱放权让利，但是，构建经济法基础理论如果仍将思维基点放在包括企业在内的商个人、商法人身上，就会始终不能划清经济法与商法、民法的界限，传统的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正义观念是构建和维系民商法理论的基础，它也将一直是支撑民商法学大厦的基石，但是将其拿来构建现代经济法学的理论和体系，则有悖于法律的基本理念，而且也很难划清经济法与民商法和行政法的界限，我国近二十年来的经济法学理论的轨迹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国家干预主义在我国其进步性表现在：革除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所产生的种种弊害，从原来漫无边际的管理状态下最终确立国家干预的适当地位；在体制转变过程中运用国家干预的手段，培育和扶植具有市场要素的各种条件的形成。而国家干预的灵魂旨在于使市场失灵的部分得到解决，并不是用国家干预去代替市场的作用。

国家干预是指运用经济杠杆、行政管理等手段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生活领域和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进行适度的干预，营造合适的市场环境，使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契合与适应，而不是指政府将“有形之手”伸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市场经济存在有许多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没有的优点，它对社会的生产、消费能起一种自发的调节和协调作用，从而存在着自动趋向均衡的内在秩序性。萨缪尔森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它是一种具有传达信息功能的机器，把千百万不同的个人的知识和行动汇合在一起。”但市场经济同时也存在有一定的缺点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萨缪尔森将其归纳为如：会产生外在不经济的效应；无力向社会公共产品部门和领域配置资源；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从而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会造成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均，无法实现社会公平；由于存在有上述缺陷，也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予以削弱。由是，萨氏得出结论-只有实行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如果政府干预是适当的、科学的，那么就可以缓解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促进效率、稳定和公正三大目标的实现，收到预期效果；如果干预不当、举措失调，就会出现“政府失灵”的局面，不仅不会医治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经济弊端，反而会加剧病症。这实际上已经向我们道出了国家干预的两大特性：必要性和适度性。

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是由国家的性质和职能所决定。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又同时是社会公共管理机关，具有阶级性和经济性双重职能，即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其次，是由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所决定。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者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社会整体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至于国家干预的适当性，从原则上说，国家干预应当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成熟度和市场规则的完善度，没有前项条件，国家干预就没有适用之地。从我国目前的经济生活实践上看，国家干预的适度性蕴于以下几个方面关系的适当处理之中：首先，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合理解决是适度性的基础。企业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微观构成粒子，对国家干预信息反应最为灵敏，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处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关键是，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企业自身的营利性等经营活动应当由企业根据市场的导向自我调节，企业自身的机构营造问题应由民商法予以完善，经济法应当注重从宏观调控角度为企业创造良好有序的市场秩序和经营发展环境。其次，政府权力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分别规制是解决适度性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而不是政府的权力经济，不是行政经济。政府的权力行为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政府的经济行为进入市场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否则就很容易产生权力腐败和其他副作用，而导致市场衰退。目前“权钱交易”等现象的存在，是政府行为超越了适度性的结果。再次，面对市场，政府的相应职能应当转变。政府的职能表现为三个方面，即政治职能、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就后者来说，经济的职能应当从过去的强调“领导”为主转变为以监督、“服务”为主上来，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应当合理地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经济社会，不论是哪一种模式的经济，都离不开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只不过国家干预的方式、侧重点和力度有所不同罢了。拿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来说，它突出强调国家干预主要应保障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和微观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因此，政府就很少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而使利用市场引导企业将有关国家经济政策转变为市场信息，并通过改变市场秩序、营造市场环境等非内在的因素来影响企业进行决策。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政府保障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既注重市场对基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又注重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改善福利措施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来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有限的但却是有效的干预。因此，我们称德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社会因素相保证的市场经济，显然，在德国国家干预的因素要较在美国为多。在那我们的近邻日本，实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在这种模式下，市场仍然起基础调节性作用，但是国家既调节市场，又直接引导企业，国家干预的侧重点在于企业，因此，企业的决策同时受政府方面的诸如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市场方面的因素这两方面的影响。需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始终注意使国家干预并不影响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很明显，尽管在相同的经济模式下，国家干预因素与市场调节之间也存在有一个结合度的问题，这个结合度要受到因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宏观调控手段的使用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干预所具有的宏观性和间接性就更多地表现为市场行为，政府与企业之间除正常的税收关系以外，很少发生直接联系；反之，国家干预则具有较大的微观性和直接性，则更多地表现为行政行为以及政府对企业的直接行为，我国目前就是这样的状况。

中国的经济法学应当解决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这其中很大的一个难点是两者的结合点与结合度。笔者认为，首先应当界定市场机制的界限和范围，或者说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机制，然后，围绕这个范围使国家干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来说，市场机制的主要内容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和供求机制；这个机制需要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法则作为它的基础，而体系与规则中最为重要者即是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竞争规则和市场进出规则，这些规则形成完备的市场体系。

三、以国家干预为主导思想构造中国经济法学

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是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但由于经济状况之不同，各个时期两者的结合又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市场经济因素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国家干预过剩，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健康地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必须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各要素为目标外，还必须注重国家干预的适度性，必须注意市场自身的发展现状会直接影响国家干预的实有效果。从理论上来说，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国家干预，从实践上看，我国目前不可能一下子摆脱国家干预（无论是正常的还是非适度的）的影响，经济法的发展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具体的实际状况。这并不是理论屈从于实际，而是在尊重客观情况下的实事求是。

中国经济法学自1981年与民法学大论战并“分家”以来，其发展已历经近二十年的春秋，期间各种学说纷纷登台，令人眼花缭乱，有的如“纵横统一论”甚至影响深广，但大部分与以国家干预理论为基础构造经济法学的思想相去有距。很明显，以国家干预理论为导向将是中国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主流，这种趋势自1993年以后越发明显。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其调整对象是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这些经济管理关系发生在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领域中，虽不应当直接作用在企业身上，但与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国家干预的目的之一，是为企业营造外在的市场环境，以便使企业经营所需要的物资、资金、技术等因素能够通过市场顺利地实现价值变现，以满足成功经营。这个任务只能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才能完成，任何一个或几个企业都不可能自我优化外部经营环境。

经济法调整对象具体化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宏观管理法和市场管理法。宏观管理法是调整因政府和政府部门进行宏观调控而发生的经济关系，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总共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因调控措施的使用而在不同主体之间产生的经济关系即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这其中包括有因财政政策的实施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因金融货币政策的实施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因计划措施而发生的法律关系、因价格调整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等等。相应的，经济法应当包括有财政法、金融法、计划法、价格法、税收法。

国家干预范文篇3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高潮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国家干预范文篇4

我们想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就需要把握事物的历史。对经济法历史的关注，可以让我们对经济法的未来走向有较为正确的判断，也将有助于理解经济法的本质。霍姆斯曾指出:“对于了解法律是什么而言，法律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1］笔者认为，分析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关系需要从经济法的历史及定义角度入手。

1．1关于经济法形成的几种观点

对于经济法产生于什么时期，我国学界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古代经济法”。有学者认为在古代社会就出现了经济法，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不论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当然，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经济法的本质、内容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2］第二，“资本主义经济法”。此观点认为国家形成之后便出现了经济法，但是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经济法才成为独立的法律力量。有学者认为，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原始干预的目的在于保障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经济法的形成是国家原始干预法律化的结果，但是，“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力量的兴起，则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事情”［3］23－24。第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此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有学者认为:“垄断使竞争环境恶化，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克服因垄断而造成的危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运用‘有形之手’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于是出现了与民商法和其他法律迥然不同的经济法律法规，这便是经济法。”［4］笔者认为，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都是在国家形成初期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作为独立的法律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把握经济法的定义，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清楚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具体关系。

1．2经济法的定义

关于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各国学者对经济法有着不同的定义。西方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大致概括为:经济法是在市场机制下建立的经济政策立法体系，其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经济法是调整普遍经济利益的法;经济法是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经济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错;经济法是企业法;经济法是社会法。日本经济法学家丹宗昭信认为，西方学者对经济法虽然有着不尽相同的定义，但是这些定义却拥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就是明确了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具有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性质。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以下观点:“国家协调说”、“国家调制说”、“纵横统一说”、“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需要国家干预说”以及“国家调节说”。笔者认为，尽管以上各学说关于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这些学说拥有的共同点在于均认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经济法存在的目的。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定义可以得出，市场机制的缺陷引起了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则产生了需要由国家进行干预的干预需求，有了干预的需求后便由国家进行干预供给，而国家进行干预供给的法律形式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2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律形式

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最早出现在国家形成初期。“早在古代国家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被称之为原始干预，这种干预往往伴随着野蛮与残酷。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增加国家财富、缓解社会矛盾，对土地、税收、交易等进行干预。譬如，从我国古代的田赋制度和中世纪之前的西欧庄园经济可以看出国家为保障其存续而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强烈干预。”［5］此时的经济法律制度便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古代经济法的形成便是源于国家对经济的原始干预。近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法。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已经从诸法合体的法律形式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些单行的经济法律、法规［6］。这一时期的国家干预已经由以重商主义为代表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积极干预向消极干预转变。消极干预并不代表不干预，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开启了经济学理论的先河，斯密认为:“最好的政策，还是听任事物自然发展。”［7］政府无需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只需要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使经济按照市场规律自由发展。斯密极力主张经济自由，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也没绝对一概排斥国家干预。市场机制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运用市场机制的作用便使得市场正常运行，政府必须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处于消极干预时期，但是关于对外贸易、关税和社会劳动保障的经济立法均得到发展。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完成统一后，于1881年颁布了《社会保障法》;于1883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医疗保险法》;于1884年颁布了《事故保险法》;于1889年颁布了《伤残及养老保险法》。虽然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提倡经济自由和个人主义，但是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国家干预，预示着国家干预经济将成为一种普遍形式，国家干预经济立法迅速发展的时代即将到来［8］60。我们所研究的现代经济法实际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形成和完善的，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先后受到了重商主义和经济自由理论的影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竞争愈发激烈，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加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对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9］。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的态势，并由此形成了对完全放任的自由竞争的否定。形成这种态势是深受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凯恩斯认为:“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常情况是经济活动从充分就业一直到普遍大量失业的不稳定状态，典型的就业水平大都是远远低于充分就业，非充分就业就是正常状态，有效需求不足而引起的非自愿性的失业是长期存在的。”［8］61为克服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凯恩斯极力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通过制定政策和法律，加强投资，运用财政赤字，鼓励奢侈消费及国民经济军事化等措施，以便于增加“有效需求”。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呈现出全面干预的特点，促使经济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譬如，美国颁布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全国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等;德国颁布的《钾矿业法》、《煤炭经济法》;法国颁布的《公司法》、《对外贸易法》。这些经济法规充分体现了经济和法律的融合，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得到了认同。

3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成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是将国家意志深入到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物质关系领域，并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表现出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经济法所调整的整个社会关系的范围［10］63，简言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

3．1市场主体调控关系

市场主体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在商品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个人与社会组织。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经济法对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具体体现为:国家以运用国家权力对市场主体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或者其他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对经济个体的内部的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如今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运行实行干预在许多国家已达成共识，同时企业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而需要国家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有效干预。此外，由于所有权的社会目的而导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决定了需要国家对企业的活动进行干预。

3．2市场秩序调控关系

市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交换和社会分工是市场出现的前提条件。李昌麒教授认为:“市场秩序是指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形成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习俗惯例的总和，以公开、公正、公平为目标，旨在保障市场交易顺利进行的一种有条不紊的经济状态。”［3］333市场秩序有正常和非正常两种状态，非正常的状态便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而引起的，市场失灵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前提，市场失灵的范围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界限。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假冒伪劣产品等都是影响市场秩序的因素，因此，反垄断关系、反不正当竞争关系、反限制竞争关系、产品质量关系等均被纳入经济法调整的市场关系范围内。

3．3宏观调控关系

市场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全部经济问题。市场机制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足够的自我调节机能，因此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需要运用经济法。宏观调控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产业调控。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实现产业结构、产业区域、产业组织的优化配置，为产业优化升级奠定基础。通过对产业结构、区域、组织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②计划调控。计划调控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有突出表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计划法的地位虽有所变化，但是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③投资调控。国家运用各种方式，对投资主体直接投资活动进行调控，确保产业结构的合理。④财税调控。财税调控在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财税调控可以调控国民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国家税收是财政调控的重要手段，它可以通过科学的税种、合理的税率，调整产业之间、产品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发展。⑤金融调控。金融调节对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关系具有调控作用。

3．4社会分配关系

经济法意义上的社会分配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作为相对独立的环节而出现的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过程。“社会分配关系是指国家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10］69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依照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再次分配是受基本经济规律的影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在社会分配中需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需要国家从全局利益出发，运用法律手段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活动。以上关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133在这个定义中表明了经济法的内涵即国家干预，同时也表明了经济法的外延就是需要干预的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说来就是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

4经济法在实现国家干预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

4．1关于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李昌麒教授指出，国家如何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和如何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是我国经济法必须要妥善处理的两个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好，都会对我国经济法的建设产生不利影响，既要干预市场也要干预政府［11］126。市场失灵主要以市场不完全、市场不普遍、信息失灵、外部性、公共产品和经济周期等为表现形式。经济法可以说是国家运用国家公权力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法律，与民法和行政法相比较而言，经济法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具有以下几点优势:第一，经济法作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既具有公法性质也具有私法性质，可以在私权方面对市场主体进行限制;第二，经济法可以直接改变在商品市场上从事交易活动的参与者的利益结构;第三，经济法比民法和行政法更具有前瞻性和全局性，民法和行政法却不能很好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面临市场失灵问题时，政府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应当以适度干预为准则，政府不得超越干预的必要限度，以便于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超出市场失灵的范围进行干预必然会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

4．2关于政府失灵

国家干预法治化的最大障碍便是政府本身，主要表现为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可能会出现过度干预、干预不到位和干预不起作用的情况。政府失灵会使干预超出市场失灵的范围从而偏离市场的干预需求，进而加深市场缺陷问题。需要制定一套法定程序和原则来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具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依据。因此，有学者认为:“‘看得见的手’只有顺应‘看不见的手’运行的规律才能驾驭市场;‘看得见的手’只有谨慎地使用才能有效地发挥功用;‘看得见的手’只有知道哪里应当无为才能有所作为。”［12］

4．3国家干预法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法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干预为什么要法治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在市场体制中，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工具，坚持国家干预市场的法治化才能维护市场中私权主体的形式公平;坚持国家干预法治化有利于保障民众的权利;政府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坚持国家干预法治化，可以规范政府的行为，限制其权力的滥用。当前被普遍认可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干预手段可分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以及法律手段。笔者认为，“应强调国家干预手段法治化，将具体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法律化，法律成为干预手段最终表现形式，且被人们所普遍遵守”［5］。

5结语

国家干预范文篇5

内容提要:物权观念从绝对到相对，物权变动模式从要件主义到对抗主义，是物权基本范畴的必然逻辑进化规律。我国当代物权变动规则的形式主义化有德国法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管制”型产权治理模式的弊端体现。推动不动产登记领域的政府职能从“管制”到“激励”、从“规范”到“引导”，突出物权变动中的自治性因素，是实现我国物权变动模式从形式主义到对抗主义变迁的必由之路。

一、从“逻辑层面”到“政治维度”：物权变动理论研究的范式反思与路径转型

作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概念，物权、物权行为和物权变动模式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对应关系，以物权观念为基础，物权行为和物权变动模式分别是其法律行为和权利变动意义上的动态化表达。因此，不同的物权对应着不同的物权行为和物权变动模式。单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假定物权存在简约和复杂两个理论模型，那么，简约物权与事实物权观、事实物权行为、要件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间是一一对应的，而复杂物权则与诺成物权行为、对抗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正相对应。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简约型物权和复杂型物权并非并列存在的事物，而是随着物权历史的演变表现出从前者向后者的进化。

上述进化规律在普通法和法国法上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而在罗马、日耳曼——德国以降的大陆法系却出现了分歧。罗马法中期以来的物权制度在正式确认了“诺成合同”物权变动法律效力的同时，仍然保留了“交付”作为物权变动临界标志的“唯一性”法律地位，从而形成了制度进化过程中的矛盾现象和暂时性失调，这可以看作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的最早原型。不过，这种制度演进过程中的建构性逻辑障碍尚符合认识进化的过程性规律。然而，近代德国民法在复兴古典罗马法制的过程中，不仅完全接受、并且形成甚至加剧了这种形式主义传统——近代德国民法在承认诺成合同的法律效力的同时，仍然保持了绝对物权的理解，从而导致了制度建构方面的异化，是为物权变动之“形式主义”——使其成为大陆法系至今难以逾越的障碍。

毋庸讳言，作为一种外部性因素，我国近代以来对德国法制的继受以及这一传统的当代复兴都毫无疑问地使我们落入了“形式主义”的立场中“难以自拔”，而理论上侧重于德国法进路的探讨也使得问题意识的推进捉襟见肘。然而尽管如此，如果注意到改革初期学术立场上的“意思主义”进路以及当下物权立法中的“对抗主义”化倾向——而理论上并未作出太多推动的话，那么，单纯理论层面的束缚显然难以解释这种制度进化的分野。相反，对抗主义模式的异军突起表明物权变动的模式选择更多地体现了立法者的刻意安排。因此，表面上德国物权理论的推动一定假借了某种尚不为我们意识的因素，才得以使形式主义模式成为当下物权变动法制中的主流格局，这不由让我们将问题研究的重心从纯粹私法层面的逻辑规则转向某些更为实质性因素的考察。

二、我国当代物权变动的制度起点：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古典模式”复兴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中国民法的生机。在物权变动规则问题上，一种意思主义的进路迅速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考虑到民国以来我国继受德国的私法传统，当时在物权变动问题上的开拓性立场似乎再次表明，单纯理论上的意识形态似乎难以构成制度推动的绝对动力。很快，随后的变化迅速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上述观点与现实处境的碰撞，学者意见的一厢情愿和不切实际显露无疑，于是，原本对对抗主义模式演进颇为有利的意思主义潮流在短暂的风起云涌之后迅速烟消云散。而对这背后实质性因素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将制度考察的目光引向了宏观经济体制对物权变动法制的影响，而这无疑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物权变动规则演进的起点。

这一时期，我国尚处于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有限的商品经济的政策指向在带来些许经济活力的同时，并没有马上动摇计划经济的地位。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其财产制度追求，否认私人产权，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上并不存在私法意义上的物权变动问题。即便从仅存的物权变动情形来看，也表现出强烈的形式性（古典主义模式）特征——在计划经济时代，物权变动大都必须经过相应的审批，凡未经审批的，物权变动无效。这种对物权及其变动规则的理解伴随了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如198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贵与林作信、江妙法房屋买卖关系如何确认的批复》指出，房屋买卖关系既未经过国家契税手续，也没有取得房管部门的认可，应认定其买卖关系无效。1983年《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应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他字第50号“关于公产房屋的买卖及买卖协议签订后一方可否翻悔问题的复函”指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应认为该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尚未成立，一方翻悔是允许的。”

从制度的角度看，坚持在国家治理意义上的物权绝对性，就必然要求物权变动的高度形式化，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坚持物权的绝对性，就必然要求合同效力与物权变动同步。所以，站在特定制度背景下审视我国当时的物权变动模式立法可以发现并无不妥。换言之，计划经济时代的形式化物权变动模式是以产权治理的高度国家干预为正当性基础的。然而问题在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的改革渐渐触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当计划经济本身的正当性在与市场经济的较量中逐渐削弱，并最终被以私人产权保护为价值主导的市场经济取而代之的时候，最初建立在计划经济与高度公有制下的产权国家干预政策的正当性基础也迅速消失，于是，质疑非经登记合同不成立或合同无效的声音此起彼伏，并推动着物权变动模式理论朝着有利于复杂型物权的方向发展。无疑，制度变革起点的原始性本身足以说明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更可能意味着一场艰难的较量。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物权变动立法路径：“形式主义”的形成、弊端及主要根源

虽然面向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客观上推动了形式化物权变动模式的松动，不过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终结。检视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以来的物权变动制度演进可以看出，在从古典的形式化规则向对抗主义模式进化过程中，在新的物权变动要素承认和旧的物权变动制度去留之间，未能顺利实现制度构建上的逻辑对应性衔接，从而导致了制度的异化——形式主义。因此，认真审视形式主义模式的结构性成因、弊端及其认识论上的根源，对于突破形式主义的束缚，实现对抗主义模式的制度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物权变动立法路径：折衷意蕴下的形式主义

物权变动模式设计乃以一定的物权观念为基础，在古典物权法时代，囿于人们认识和把握物权的能力尚低，物权以唯一的表象——占有为公示手段，物权观念具有突出的绝对性，物权变动模式也因之表现出强烈的形式性。但随着人们控制物权能力的逐步提高，多样化的公示表象被引入，由于不同表象在公示机能上存在天然的差异，因此按照物权基于公示获得排他效力的基本原则，物权观念也必然因之表现出效力相对化的趋势。与此相对应，物权变动模式也从一元的形式化规则进入多元表象判断下的对抗主义模式。

按照上述规律，我国物权变动制度的演变同样面临着向“对抗主义”转型的历史使命。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要件性物权变动表现为对交付或登记的一元化控制。因此，物权变动制度变革的方向就是突破交付和登记对物权变动的控制，实现物权变动规则的对抗化。而对抗化规则的确立，首先就是登记外合同效力的认可，其次就是突破对登记在物权变动过程中的一元化控制，回归其公示制度的本来面目。

然而改革是缓慢的，是阶段性的，这在大背景上决定了物权变动理论进化的阶段性。于是，在立法的限制下，物权变动理论按照另外一种更为“务实”的进路向前推进，这就是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形成和确立。对于这一模式的形成轨迹的考察，基本上可以围绕两条主要线索展开，其一是登记外诺成合同的效力认可，其二是登记作为物权变动临界点标志的坚持。

前者基本上是拜改革开放所赐：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与私人产权观念的确立，在民法确立的意思自治理念的迎合下，开始推动理论界对交付和登记的一元化物权变动规则发起冲击。最终，在动产交付规则的平顺破解之后，在1990年左右，理论上关于不动产交易合同效力与登记的分离已经基本成为通识。1999年，《合同法》解释正式确认了合同效力于登记的分离原则，从而使得合同作为物权变动中的一支力量获得了明确的认可。

另一方面，凭借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确立的强制性的物权制度手段——登记，却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管制者的姿态岿然不动，“不动产物权非经登记不得设立”作为改革者眼中的底线性的制度安排始终未被突破。而理论上对物权观念绝对性的认识也凭借官方化的支持依旧大行其道。由此，我国物权变动制度陷入了两种力量较量的胶着状态。在上述背景下，我国物权变动模式走向了一种折衷化的道路——债权形式主义。

由此可见，在当代民法转型过程中，国家干预（管制）与私人自治在物权——尤其是不动产物权变动问题上的纠缠与博弈构成了当代物权变动理论演进的深层背景。私法自治理念的推动，在这一领域的成功表现为对合同效力的承认，较之于上世纪80年代的非经登记合同无效论，是有其深刻的价值的。而国家的不动产政策管制在登记方面并未退出，仍然坚守在登记制度的堡垒中，所以，目前的登记制度仍然是官方化的管制手段，而不完全是私法层面的公示制度。正是我国当代特定的行政干预的宏观政策背景，决定了当下物权变动模式进化中的的“局部性”和“过程性”。一方面，对抗主义在政府不干预的物权领域部分性地得到实现，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物权制度设计的管制化立场和长期盛行的捆绑式行政管理手段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债权形式主义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在合同效力认可和作为物权变动形式要素的去留之间，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演进并未顺利实现制度的衔接，尽管登记之外合同的效力终于获得了《合同法》的认可，但不幸的是，由于体制性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登记对物权变动的管制性效应仍然被坚持着，从而导致了形式主义模式在我国立法和理论界的长久徘徊。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物权变动立法评价

从进步角度来看，债权形式主义在若干方面冲破了纯粹形式主义的限制：例如，合同效力获得认可，从而实际履行得到支持；在后物权变动结构中，不是基于债权而是基于物权要求返还；善意取得的认可；对合同的物权性功能的认可——在物权行为的解释论上，倾向于将合同作为物权变动的部分原因。

从局限性角度来看，债权形式主义在决定和制约物权变动的基本物权概念上，坚持和形式主义共同的绝对物权立场，以及同样的物债二分体系；在更主要的物权变动前结构领域，坚持和形式主义完全一致的立场，非经登记不能获得物权；在对合同形式的认识上，没有也不敢进一步阐释出合同的物权性本质。并且，所谓折衷，主要还是偏向要件因素的，因为物权变动的标志只能有一个，一旦确立了登记的物权变动标志性地位，模式的主要性质方面也就被限定了，这也正是折衷模式仍然被界定为“形式主义”范畴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债权形式主义具有与德国物权形式主义极为相似的结构性特征——绝对物权观与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从而也就难以逃脱德国模式的大部分局限性，包括结构性失衡、制度绩效缺失等等。只是在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解释路径上，债权形式主义放弃了德国民法借助无因性物权行为理论以求精神上维护物权制度安排古典化的立场，但债权形式主义者放弃的不仅仅是无因性，还有作为法律行为意义上的物权变动解释路径——在债权形式主义语境中，根本就没有物权行为。

（三）形式主义模式的根本成因：“国家干预”

以上考察表明，当与纯粹公有制对应的高度管制化的物权制度下作为行政管理手段的登记对合同效力的否定完全符合体系化和制度正当化解释的时候，当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带来的登记管制化本质的松动对折衷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同样给出充分的正当性理由的时候，这种改革开放视野下的动态变迁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把握问题进路的同时，也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我国当下物权变动理论的根本成因实际上不在于对德国模式的继受，而在于国家基于经济体制——进而是特定物权治理理念而作出的物权行政管制。如果结合在普通动产、交通工具以及农村房产、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等领域悄无声息的对抗主义化改革，以及上述领域明显逊于城市不动产领域的管制性利益，那么，这种“区别对待”式的制度安排足以说明，如何界定物权——究竟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如何安排物权变动的制度模式——究竟是对抗主义还是形式主义，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是建立在国家对物权——主要是城市不动产——的政策干预立场上的。因此，主流意识领域中的物权变动，并非一个纯粹的私法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维度中的国家干预政策定位问题。

四、从“形式主义”到“对抗主义”：改革视野中的物权变动制度前瞻

如前所述，各国物权变动模式立法演进的基本脉络表明，形式主义是以管制理论为出发点和价值判断的，对抗主义则是以私法自治为导向的，而折衷主义则是上述二者某种程度的调和。然而遗憾的是，我国20多年来围绕物权变动理论的研究路径却严重缺乏这种自觉意识。已有的研究很少注意到登记的公法层面的管制化功能，而是理所当然地将其作为纯粹私法语境下的公示方式对待，在这种情势下，显然寄希望于单纯私法逻辑层面的研究进路取得制度性突破并不实际。

于是，对于物权变动模式未来趋势的研究就自然地演变成了对国家在城市不动产政策上的探讨。从逻辑上看，道路只有两条：要坚持登记的管制与唯一性，就必须回复到计划经济时代否认合同效力的形式化状态，而要承认诺成合同的效力——尤其是物权性效力，就必须突破登记的绝对化立场。换言之，剥离国家经由登记制度对物权进行管制的正当性并还原登记的纯粹私法意义的公示机能是解决当下物权变动的根本途径。这自然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维度的诸多方面，诸如经济安全、公有制、政府职能等等，其复杂性一望而知，甚至短期内难有定论。然而尽管如此，只要我们把这一问题置于改革趋势的大视野中进行宏观性把握，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正是以产权私有为重要价值目标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形式化物权变动模式的松动，那么，进一步向纵深化发展，并且继续以私人产权尊重为导向的改革必将推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的进一步优化，在这一意义我们说，债权形式主义作为一种折衷式的制度安排，其合理性仅仅是以一种过渡时期的暂时性安排为基础的，而并非“长久之计”，将来必将为“对抗主义”所代替。值得庆幸的是，当下理论界对于强行性法律规范与私法效力之间边界关系的研究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前者向后者让步的倾向。

从微观上看，如果说在城市不动产的进入门槛中，基于公共管理职能而涉及的城建规划、环保、消防、绿化等方面的功能决定了可交易型不动产的市场进入必须经过登记，那么，这只能说明，登记的管制（强制）仅在该种物权的“进入性”环节是正当的，正如机动车的首次登记是强制性的一样，而这种作为进入门槛的刚性限制在普通法“托伦斯”制度的运行中也得到了印证：“要求所有的土地产权人都必须登记是行不通的。因此……只对首次销售实行强制登记。”而在接下来的后手交易中，政府管制的正当性和空间将大为降低，强制登记的意义实际上主要体现为促进和保障税收，然而仅此显然并不足以说明强制登记的正当性。实际上，这一道理在中国古代田产交易制度的官方干预背景下私契（白契）驱逐官契（红契）的最终结局中已经得到了较好的验证。而对抗主义模式在交通工具领域的实施更表明，担心因为放开登记管制而造成税收流失是没有必要的，现实中仅仅基于避税而不登记的情况并不多见。

五、结语

置于私法演进的历史视野中不难发现，物权并非一个静止的概念，而以物权观念为基础衍生出来的物权变动制度同样有其内在的进化规律。从物权到物权变动，从古典简约物权到现代复杂物权，从绝对物权到相对物权，从要件主义到对抗主义，这是逻辑视野下的物权观念及其变动理论的并不复杂的全部规则谱系。然而在现实物权制度演进的叙事体系中，这一逻辑规律却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境遇。当普通法系和法国法系从容地实现了由古典简约模式到现代对抗主义模式的时候，德国法系却在强烈的复古倾向的笼罩下陷入僵局，而对德国法的深度继受也使我们不幸地落入同样的窠臼。

不过尽管如此，本文沿着另一条线索的分析表明，对抗主义法制在部分领域的“批量化”实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下物权变动理论进化的深层局限——最大的障碍尚不在德国法传统的摆脱，更在于物权治理传统中国家干预立场的变革。易言之，我国当下物权变动法制与理论的最大障碍其实并不在于私法传统的形式主义化，而在于作为计划经济时代滞后效应和惯性思维制约下的“管治化”物权治理理念。正是国家过度干预下以“管制”为价值主导和本质规定的“登记制度”所设定的藩篱，牵制着理论上试图冲破形式主义禁锢的努力百回千转，踌躇不前。在这一语境下，破解当下物权变动制度形式主义的最根本的方法无疑就是推动不动产登记制度领域政府职能从“管制”到“服务”、从“规范”到“引导”的角色转型，而这无疑正是改革持续深化背景下政府职能改革的大势所趋。

注释:

[1]刘经靖：《从古典绝对物权到现代相对物权》，《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2]沿着德国法的传播路线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凡受到德国民法理论影响到的法域——诸如中国大陆、台湾及韩国、日本等，物权变动问题无不带着深刻的形式主义理论的印记，尤其日本民法上法国法和德国法两种历史基因的碰撞在物权变动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两种解释进路的消长直接影响了主流理论表述。有关问题的论述参见王轶：《物权变动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3]“当时学界普遍认为以特定物为标的物买卖合同，自合同成立时起即发生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占了统治地位。”参见牛振亚：《论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4]王利明，郭明瑞：《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69页。

[5]在我国20多年来的物权法语境中，“强行法”、“物权法定”、“固有法性”等极具导向性的理论实际上都潜在地潜含着对国家权力干预私人产权治理的倾向。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1页。“物权法定”原则直接表达了对物权公示表象的限定，而“强行法”和“固有法”则试图将物权变动模式的研究局限在某一特定的法系与社会政治传统中。从结果上看，这无疑限制了物权变动理论研究对英美普通法的借鉴。

[6]因此，债权形式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端不在其本身所持的折衷化的立场，而在于行政管制理念的支持，这也正是部分学者尽管已经能够充分认识到形式主义模式弊端，却仍然能义无反顾地支持这一模式的原因。有关这种立场摇摆现象的分析参见刘经靖：《物权变动的模式原理与制度选择》，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8，第42页。

[7]这也就是为什么债权形式主义也常常到德国法上寻求支持，以及为什么债权形式主义屡屡与物权形式主义为敌，但却又在立场上并不彻底的根本原因——债权形式主义往往在与物权形式主义的斗争中貌似激烈，却又暗中暧昧，而在对“对抗主义”的斗争中，却又很容易结成同盟。

[8]也正基于这一原因，形式主义论者倾向于强调不动产规则在物权法制中的决定性地位，并基于这一立场而理解物权。

[9]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债权形式主义既坚持登记的强制性效力，又承认合同的法律效力，表面上看似乎比较折衷，但由于现实中合同和登记之间以时空分离为常态，因此，仅仅承认诺成合同的债权地位而又不承认其物权效力恰恰是导致一物二卖的重要因素，从这意义来说，债权形式主义甚至在结构上不如计划经济主导下不登记合同不成立规则。

[10]需要说明的是，否认登记的强制化模式不等于否认登记制度本身，因为“在公权力参与下作成的外观与实体关系保持一致的概率很高，从而具有高度的可信赖性。同时，公权力参与的外观也是公权力引领交易秩序的基本手段，呈现出法政策上的强烈的价值取向性，具备类似于法律的规范性格，也理应成为广泛尊重和信赖的基础。”（参见孙鹏：《民法上信赖保护制度及其法的构成——在静的安全与交易安全之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因此，以国家公权力为前提的公共登记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登记应当以何种姿态出现——是强制的还是任意的。

[11]相关论点参见谢鸿飞：《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孙鹏：《私法自治与公法强制》，《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2期；解亘：《论违反强制性规范契约的效力——来自日本法的启示》，《中外法学》2003年第1期；王淑华：《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物权变动之效力辨析》，《法学论坛》2009年第5期。

[12][英]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二版）》，施天涛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13]郭明瑞：《物权登记应采取对抗效力的几点理由》，《法学杂志》2005年第4期。

[14]卢忠民：《清末民初冀中土地税契中的规范与不规范》，《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国家干预范文篇6

关键词：自由价值、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现代经济法是对自由价值的真正超越

现代经济法产生以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颁布为标志，其历史背景在于以完全自由观念主导的市场经济出现了较大的经济危机。自由过度导致市场的无序，市场本能通过自身调节作用解决的问题已无法解决，垄断、不正当竟争、商业欺诈成为市场的顽疾。社会强烈呼唤政府的干预与调节。以调节经济、规制市场为基本手段的现代经济法应运而生，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带来的经济危机。经济法对市场秩序的调控正说明了其基本作用在一定层而上限制了自由，但这种限制自由的机理在于欲实现全社会所有商事个体的最大自由。商事个体以自利为基本理性，运用各种手段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虽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自由，但却在另一方面损害了其他商事个体的自由，损害了整个市场的竟争秩序，而这种自由只是建立在限制其他商事个体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法律与政府有必要对这种自由加以限制，经济法利用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干预与调控经济，实现市场经济有序、健康的运行。因此，在规制市场秩序时，对个体的限制，即排除不正当竞争、规制垄断、打击商业欺诈等行为，是在限制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总体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法之自由价值。经济法对市场的规制与调控就是对自由的真正超越与实现，经济法为了自由而限制自由。归根结底，经济法所充当的角色绝不是在扼杀自由，政府干预的目的也是在最终意义上实现真正自由。因此，制定完善的经济法律就成为法之自由价值真正实现的保障。

二、违反自由行为的理论解读

(一)电信资费问题———基于政策的反思

经济法就应以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为立法宗旨，这也是基于经济法之社会整体利益价值观的体现。消费者处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终端与中心位置，整个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离不开消费这一必经环节，消费者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从总体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消费者，消费者权利的实现程度能很好的反映市场竟争秩序与社会发展水平。所以，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就应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价值基点，保护最广大消费者权益即是在总体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很显然，这种社会整体利益并非是国家利益，而是国家在法律的框架下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因此，很多情况下由于政府监管缺失以及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损害消费者利益，这是现今中国社会所极力解决的大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政府在市场监管中的角色极为重要，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消费者如想保护自己的利益，形成有序的竞争秩序都需政府的监管。所以，基于经济法立法宗旨的探讨而对政府监管的反思是对消费者权益最好的维护。我们可以发现，现今中国许多公用企业，虽然他们表而上脱离了政府，完全企业化，但是政府(行政机关)仍对其享有自身利益，在公用企业形成垄断之际,政府监管的缺失及利益混同是形成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最大问题。这一切的一切都与信息产业部的内部政策有关，他们并没有把保护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而考虑的焦点是怎样维护竞争者的利益，以及由此带给自己的利益。政策的制定虽在表面合法化，却在实质上试图将市场竞争封锁，人为地为这些电信企业制造垄断地位，这些都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极为不相符的，行政机关没有摆正自己的监管角色，没有建立经济法立法宗旨的观念，是不可能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的，最终受到损害的却只能是可怜的消费者。然而，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们也同样是消费者，或许出现此种矛盾情况只能说明“权力寻租”带来的收益会忽略自身消费者这一弱势角色。

(二“)全国牙防组”违规认证问题———政府监管的缺失

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运行不可或缺的是政府监管，如果监管的缺失会使竟争秩序混乱，损害同类经营者的不正当竟争行为、垄断行为会大量出现，在最终意义上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利益的维护本应成为政府监管市场所着重保护的价值目标。对消费者的保护应是政府监管角色的价值基点与利益平衡趋向所考虑的首要目标。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全国牙防组对媒体承认,他们不具备认证资格，二十多年来，他们对多种牙膏的认证却让许多消费者信以为真。全国牙防组表示，他们之所以未经批准对企业的产品进行认证，是为了推荐好的口腔护理产品帮助中国老百姓更好地进行口腔卫生护理。但记者调查却发现，其所进行的试验缺乏科学、严谨的设计，得出的认证结论也有夸大成分。据某企业透露，如果不给钱，牙防组就不给认证。全国牙防组向多少认证企业收取了多少赞助费，这些钱又是怎么花的?全国牙防组负责人曾表示，这些经费都经过了审计，而且有专门的审计报告。但全国牙防组没有向公众公布关于审计的任何信息，谁进行的审计，审计结果又是什么，至今都是一个谜。专职人员为两人，1992年开始对口腔保健品进行认可和推荐的全国牙防组截至目前已对9种产品提供了认证。

我国现有的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实际上只对符合规定的认证机构准予设立，而对非法机构不审查，再加之，工商机关只对生产商品的企业进行检查与监督。因此，导致此类机构不合法的情况存在10多余年，在消费者心理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消费者不断考问行政机关的监管角色，引人深思。“权威机构”违规认证说到底是由政府监管缺失造成的，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我国当前立法中确实存在许多漏洞，许多违法问题没有得到法律的规制。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行政机关执法不力也是造成问题的关键。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依靠于市场中每一个相关环节的综合协调，政府监管也是如此，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及时做出市场调杳，审查市场中有哪些“权威机构”符合法律规定，非仅仅是将合法认证机构公布在网上就万事大吉，而是真正的对广大消费者负起责任，发现违规认证机构应及时取缔，这样才在最大限度内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公务员之家:

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理想途径———自由竞争的回归

经济法实现其价值目标的终极状态就是对自由的追求，是对现有自由价值的真正超越。然而，自由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政府良性市场监管下以保护自由竞争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考量经济法自身蕴含的自由价值有助于我们探讨自由竞争状态的真正回归问题，实现市场自由竞争状态不是追求绝对自由，不是个体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时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从消费者权益维护的角度来界定自由的范围及其限度。自由竞争的真正回归首先源于对制度的思考。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政府监管的缺失问题，这些都是由于现存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与需要相互协调问题。再加之,我国实现诉权的成木与门槛过高，使消费者很难在现有的诉讼制度中获胜，比如，部分法官就认为“知假买假’行为人不是消费者，纠纷发生时而不给予其合法的消费者地位。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对于笼统，标准很难把握。同时，对于一些小额诉讼不能很有效地发挥惩罚作用。当然，中国当前在消费维权方而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当行政监管缺失时,当惩罚性赔偿不能很好的惩罚不法经营者与生产者时，某些商事个体就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所以，公益诉讼的有效建立，就是在政府监管外实现消费者权益维护的目的。

其次，自由竞争除了基本制度设计的保障外，还源于市场环境无形的建构，这也是社会成员需要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经营者与生产者来说，应在道德的约束范围内，努力以自己的质量、服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实现市场真正的公平竟争。“优胜劣汰”的决定权应交给消费者。同时，社会信用机制应广泛的建立，社会诚信应成为评价竞争者唯一的尺度。另外，市场秩序中自由竞争状态的出现少不了媒体的监督，媒体正确而又恰当的监督是实现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的有效保障，其对不良商品的披露真正的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使竞争者不敢公然违背传统的商业道德，当其侵权时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自由竞争的真正回归不在于抛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而恰恰是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对自由竞争的探讨源于对消费者合法的保护，实现自由竞争的有效途径也许是各方而综合因素的结果，但是其基木的核心在于全体社会成员都意识到市场秩序的有序运行有助于所有个体利益的实现，只有市场竞争环境良好的状态下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总体增量。市场经济发展依靠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市场规则的实现，也许自山竞争的回归正是解决市场秩序维护问题最好的良方。

[参考文献]

[1]李臣杰.消费维权不能依赖行政权.参考黑龙江晨报,2007-3-15.

国家干预范文篇7

我们把握和处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度"和"量"，为我们清理现行经济法理论的混乱状况和重新反思与构筑现代经济法

框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宏观调控市场调节干预边界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西安710063）

一、在经济法语境中国家干预的特质

(一)经济法语境下"国家干预"的定性

作为一种强力性、非市场性垄断组织，国家自诞生之日起就介入了社会经济生活。这种介入可用"干预"、"规制"、"管理"等诸多语词来表达。"国家干预"则意为国家公权对私权的渗透状态和对私权主体权益结构的强行改变，是对国家作用于经济的手段与行为的消化与归纳。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应为: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发展，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介入。这种介入不是直接为了建立、促进自由市场机制的自身发展，而是"为了改变、校正其自身的发展"。毋庸置疑，经济法语境中的国家干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论证，而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论证，意在反对计划与集权的回归。"背离市场价值的干预，只有导致回到过去那种事实上证明行不通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上去。"①

(二)经济法语境下国家干预的特质

从某种视角分析，民法、行政法、经济法都是国家公权对私权予以干预的法律。不过，"行政法是关于国家权力的法律，民法是关于市场与人的法律，经济法是关于市场与国家相结合的法律"。要把握好经济法语境中国家干预的特质，还得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的对比中进行。笔者认为，三部门法中国家干预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差异性:从干预原因分析，在主张私法自治和市场主体理性的民法中，私权主体滥用权利而对其他民事主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即为其中国家干预的逻辑起点。②行政法主张国家本位，担忧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对国家应尽法定义务而施行国家干预。经济法中国家干预源于市场缺陷引起的市场失灵，且为市场机制自身所不能解决的。从干预目标分析，经济法倡导国家干预则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从干预理念分析，民法仍倡导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弘扬私权自治而对抗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国家干预仅限于私权滥用的狭小领域。基于社会本位的经济法在赋予国家公权干预私权的同时，为维护私权的合理存在而控制公权于合理限度。此外，经济法语境下国家干预是双向干预。"国家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国家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从某种角度讲，国家干预可表达为国家暴力在"合法外衣"掩盖下对个体和自由的藐视和践踏，国家干预有泛化和异化危险。怎么来防范呢?干预主体不能成为市场利益的竞争者与利益诉求者，"干预者只能作为市场利益关系的外部人与调整者，不是利益的内在者"，让法律限制干预者的利益诉求。

二、国家干预边界之判定

(一)边界定性及界定的必要性

边界是不同事物的界限，是非此即彼的基点。国家干预的边界即为"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

入状态"。干预边界既是克服政府失灵与政府失误、避免国家干预异化和"三位"现象的必要条件，又是经济法基本理念和制度框架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实际生活中，边界的过于模糊和弹性致使"市场失灵"成为干预主体恣意干预的借口，从反面印证了国家干预边界判定标准设立的必要性。③

(二)边界判定的标准国家干预的边界内含有干预范围、干预对象、干预程度三层含义。

笔者认为，干预范围意指将国家干预严格限定在市场失灵领域；干预对象意指市场失灵领域仅有部分对象适于国家干预；干预程度意指对适于干预的对象也只能适可而止。国家干预的前提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源于市场缺陷。实际生活中，市场缺陷复杂多变，且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交错并存，不易识别。对于市场缺陷，不同学者有不同划分标准。市场固有的缺陷包括理想条件下的市场缺陷和正偏离理想条件下的市场缺陷。鉴于现实市场中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市场、不完全竞争为常态，理想条件下的市场缺陷根本不存在，市场固有的缺陷与正常偏离理想条件下的市场缺陷的外延基本一致。④无疑，国家干预的理想范围即为市场固有缺陷或正常偏离理想条件下的缺陷。转型期国家干预范围应严格限定在市场发育不良导致的市场缺陷和正常偏离理想条件的市场缺陷或市场固有的缺陷之内且随着市场的逐步发育与完善，公权应渐次淡出市场发育不全导致的市场缺陷。

三、目前国家干预的现状

国家和市场在一定条件下本可相互替代，但忽略条件限制，强化公权对市场的替代必然导致"全能型政府"的产生。国家的经济职能多异化为追求部门、地区和个人利益"，越位""、错位"、"缺位"现象较为普遍。在具体的经济生活中，政府承载"双重身份"，造成了政府产权与私人产权在行政轨道上运行，采取非正当程序，屡屡侵犯私有产权，既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又降低了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其缘由为公权代表者"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建立和保卫地盘上，而不是在管理上下功夫"。"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鉴于"全能政府"固有惯性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国家干预泛化、异化情形还将继续。⑤四、完善国家国家干预体系，提高国家干预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国家干预的顺利展开，要依托于有效的国家干预体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宏观经济政策等相互配合，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体系的基本内容。通过深化各项改革，逐步完善这一国家干预体系，是保证国家干预的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为了进一步完善政府的国家干预体系，健全国家干预手段，提高我们国家干预的水平，中央强调，一是必须进一步深化财政、税收、金融和投资体制改革；二是要注意对症下药，即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三是在具体实施时，要注意区别对待，掌握控制好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实施的力度。

五、结束语

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健全和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构建和谐社会不能没有国家干预，但这里的干预是只是适度干预。它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国家干预和市场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干预方向要正确；干预的方式要恰当；干预时机要合适；干预范围要适当，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使两者既能互动，又能取得平衡。

注释：

①程宝山著：《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9

月第1版

②邱本著：《宏观调控法论》中国工商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③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戚聿东：《中国现代垄断经济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1999年

⑤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

4期

⑥徐增阳：《和谐社会的政治均衡》，《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

年1期。

参考文献：

[1]程宝山著：《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9

月第1版

[2]邱本著：《国家干预法论》中国工商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3]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

4期

[4]应飞虎：《论均衡干预》【J】，《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三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6]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漆多俊著：《国家干预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1月第

1版

[8]薛克鹏.经济法的定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9]戚聿东：《中国现代垄断经济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国家干预范文篇8

关键词：适度干预；正当干预；谨慎干预；规制；重塑

一、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的提出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伴随“市场失灵”的出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而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法上的适度干预原则也是在国家干预的不断演变过程中逐步提出的。19世纪末以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尚处于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崇尚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增加全社会的福利，而政府应当尽量少干预或者不干预经济，如果说政府要发挥作用只能限于“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1］等领域。在此理论指导下的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在给社会带来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弊害，如垄断问题、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问题以及社会分配的不公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是无法根本有效地解决的，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受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要求国家全面广泛地参与经济生活，有效运用财政手段影响经济发展以克服“市场失灵”。这一时期各国政府制订了大量以国家干预为基础的经济法律，如一战前后德国、日本颁布的旨在扶持卡特尔、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战时经济法、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至二战期间德国、日本颁布的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扩张色彩的法西斯经济法、19世纪末美国制订的反垄断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以及20世纪30年代危机期间“罗斯福新政”制订的一系列贯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法和20世纪70年代对西方国家针对石油危机而出台的各种应急性法律等等。这些法律的施行，一定程度上医治了市场失灵的顽疾，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其是在本身就有缺陷的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制订的，奉行国家全面干预的原则，其实施也导致了政府干预的失灵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滞胀现象，产生了经济法应有作用无法充分有效发挥的问题。针对于此，人们开始反思国家应如何干预经济。伴随着这些思索，新经济自由主义应运而生。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市场和政府是相互伴生、缺一不可的，国家有必要介入经济以克服市场失灵，但为避免政府失灵，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经济，当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需加强，而当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国家干预则需递减。依此，各国制订了一些以适度干预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如在国家干预过度的情形下，英美等国推行私有化改革并颁布了旨在克服国家干预过度的产业政策法；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出现国家干预不足的情形时，美国等国又加强货币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并制订了某些用以强化国家干预的特别法案。可以说，这一时期经济法才趋于成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其在调整经济关系时适度干预的基本准则。

不同于西方，我国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则是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和国家干预由全面转向有限的过程而提出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否认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突出强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和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的直接经济管制。折射到经济法领域就是把经济法看作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和垂直经济关系的规范，把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理解为全面干预，把经济法的使命定位成“把整个国家经济机制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守的一个计划工作机体……’”［2］。由此导致了政企不分、政府角色错位，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束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失衡等现象。为摆脱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干预带来的困境，1992年我国开始推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的改革，要求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干预）能力，缩减国家的微观管理职能。与此相应，经济法也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方向，把调整对象重新界定为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把基本原则修正为适度干预，把自已的任务定位为维护经济的协调和持续发展。这样，我国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也得以最终确立。

二、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的基本要求

虽然中西方经济法适当干预原则提出的过程不尽一致，但它们对适当干预原则的理解却是高度一致的。它们都认为，所谓适当干预原则，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应当在充分尊重经济自主的前提下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一种有效但又合理谨慎的干预；其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具体要求有二，即正当干预和谨慎干预。

（一）正当干预

正当干预是适度干预原则对国家干预的最基本要求。它要求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对社会经济主体及经济活动之干预必须仰赖于法律之规定，不得与之相抵触，也不得在法律并无授权的情形下擅自干预。为此，必须做到：

首先，国家干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哈耶克说，“政府的全部活动应该先确定并有公开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能使人们明确地预见到特定情况下当局如何行使强制力，以便根据这些认知规划自己的行为”［3］，因此，国家只能在经济法事先确认的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干预经济，不得随意扩张。概括而言，经济法确认的市场失灵的范围包括四类：一是国家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对市场运行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予以调节、完善；二是对市场运行过程进行干预，即改变或创造经济运行条件，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优先地位进行重新分配；三是国家直接参与经济过程，对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投资；四是国家干预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实施社会保障，协调市场机制造成的悬殊的收入分配。

其次，国家干预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现代经济法十分关注程序的法制化建设，强调国家干预之程序化运作。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程序限制国家干预，才能在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避免国家干预负作用的发生。因此，其正当干预理念要求“公共部门从事的任何经济活动以及对私营活动的管理方法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实行，即在政策内容及其手段清晰的前提下，存在一套论证政策可行性的详细程序与准则”［4］。

第三，国家干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国家干预经济往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需要在运用法律、货币、财税、金融等通用手段的同时，兼用经济计划、产业外贸政策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但是为尊重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确保政府干预的经常化和有效化，正当干预要求国家采取经济法所规定的法律手段，主要通过间接的宏观调控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以使市场机制顺利运行。

（二）谨慎干预

谨慎干预是对国家干预更高层次的要求。它要求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干预时应当谨慎从事，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因干预而压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和阻碍经济的高速、稳定的发展。具体讲，这主要是指：

第一，国家干预不可取代市场的自发调节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型力量。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以及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的经济体制，它十分强调市场的主体性。而国家干预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外部力量，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才充当“替补队员”介入市场，具有辅助性。因而，凡是市场机制本身能够有效调节的领域，国家就不应介入，只有在市场机制调节不好或调节不了的领域，国家才应对市场调节的结果进行干预、纠正或者直接调节。国家切不可擅自扩大干预之界域并取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之基础性手段。

第二，国家干预不可成本大于收益。国家干预活动是一系列预测、决策、执行、检查、监督行为的综合，是信息的收集、储存、加工、输出、反馈过程，它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干预可以改善经济运行状态，增加社会总产出，它可以取得一定的收益。一般来说，只有在国家干预收益大于成本时，国家干预才是必要的。否则，就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因此，国家在干预市场之前，必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切不可使干预成本大于收益。

第三，国家干预不可违背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自由、经济公平、经济效率、经济安全等价值目标。“法律原则即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5］，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是经济法规则的基础，也是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保障市场公平、高效运行的价值目标的生动体现。因此，谨慎干预决不能违背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它必然要求国家干预以维护社会自由竞争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为了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而干预、限制；要求国家在公平兼顾市场主体各方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础上高效地干预经济；要求通过国家干预能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控制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防止经济疲软、过热和动荡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经济状态。

三、我国贯彻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的困难及途径选择

（一）我国贯彻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的困难

实事求是地讲，严格按照上述正当干预和谨慎干预的要求贯彻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尤其是在我国这种新旧体制交替的特殊时期，要贯彻适度干预原则更是具有其特殊的困难性。概括地讲，我国贯彻适度干预原则的困难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来自观念方面的阻力。适度干预要求政府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按照法定范围、程序及手段正当地干预经济。然而由于人治传统和长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政府万能”、“政府代表一切”等根深蒂固的观念作崇，我国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政府干预也要依法而为”的法治观念，在干预经济时很少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法，动辄凌驾于市场之上，随意粗暴地干预市场。比如政府“婆婆”意识浓厚，常常超越法律的范围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政府服务意识淡薄，习惯于以法律所不允许的行政命令干预经济。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贯彻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的困难。

其次是市场和政府自身方面的阻力。适度干预还需要政府依据市场和政府的内在运行规律，在比较成本收益的基础上以经济自由、经济效率、经济公平以及经济安全为目的谨慎干预。可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计划经济的强大惯性，真正的市场还远未形成，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尚未达到预期目的，出现了市场短缺与政府职能错位的特殊情况。市场短缺表现为市场体系不完整、市场规制不健全、市场信息不畅通、市场信号人为地扭曲等等。政府职能错位则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表现出了过度与不足并存的紊乱局面。一方面，政府大量介入其不该管而又管不好的领域，尤其是某些本应由企业管理和市场调节的微观层次的事情，政府干预过度；另一方面，那些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政府又由于财力不敷及权威性流失等原因而没有去管或没有管好，干预不足。这些市场和政府自身的问题既遏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功能的正常发挥，又导致了国家干预的效益不高和难以兼顾经济自由、公平、效率乃至经济安全的弊病，从而使贯彻谨慎干预的效果不甚理想。

（二）我国贯彻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的途径选择

正因为我国贯彻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存在上述这些困难，我们在贯彻适度干预原则时一定要特别注意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途径。就笔者看来，应当作如下选择：

首先应加强法律对国家干预的规制以确保正当干预。我国贯彻适度干预原则的一大难题就是政府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识，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规范、控制国家干预市场，包括主体资格认定，干预范围、程序、手段、力度等内容在内的法律制度，使国家干预法制化、规范化。针对我国目前干预主体滥用权力、违背程序干预严重的现状，在把这些国家干预的活动纳入法制轨道的过程中，尤其要加强对干预主体的法律控制，让具有监督权的主体对政府机关在实行经济管理活动中是否依法干预、是否合理干预进行事前或事后的审查和控制。另外，还应着重加强对国家干预程序的法律规制，要求国家在宏观经济决策、微观经济管理和救济中必须按照法定的步骤和方式行事。

其次应在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的基础上重塑国家的经济职能以确保谨慎干预。在我国贯彻适度干预原则的另一困难就是国家因市场和政府的双重问题而无法高效地发挥辅助性作用干预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在首先明确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辅助者、服务者和宏观调控者地位的前提下，重塑和再造国家的经济职能。一方面针对政府职能错位的问题，纠正原有的错位的国家经济职能。在梳理原有国家经济职能体系的基础上限制、削弱政府的某些本该属于市场、企业的权力或职能，即放弃社会资源指令性计划配置和直接生产经营的权力，把属于企业的自主权切实还给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切实转移给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基础性作用；把经济活动中的社会服务性及某些执行性、操作性职能转移给社会中介组织，以防止国家干预过度造成政府失灵。另外，为切实发挥国家干预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还应强化、拓展、增加某些宏观调控职能，提升政府在财政、金融和行政组织方面的能力和科学决策、有效管理能力，以便及时扭转简政放权过程中出现的国家调控权威下降和调控能力弱化的局面，创造一个有利于市场机制良性运作和逐渐成熟的体制、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针对我国市场短缺不能充分有效实现资源配置的问题，我国国家干预还应承担部分地替代市场、培育市场和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功能。在市场机制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国家应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资源配置的职能，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市场进程缓慢的情况下，国家要拆除市场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障碍，培育并创造能够促进市场发展的经济条件；为减少无序状态，缓解矛盾冲突，国家应全力推进体制转轨，促进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实现，向社会公众灌输市场经济观念并在社会普遍推行市场经济原则使之逐步合法化，为失业人员提供保险，创造就业机会等等。

适度干预原则是经济法现代化的产物，是市场化、法治化对国家干预经济行为提出的内在理性要求。它一方面反映了对市场理性的尊重，另一方面体现了对政府完全理性假设的否定，完全符合经济法现代化的理念。可以说，适度干预原则被真正贯彻之日，就是市场发达、政府成熟之时。针对我国市场短缺、国家经济职能错位的特殊国情，我国经济法特别应把握时机，努力创造各种条件贯彻适度干预原则以促成市场和政府的成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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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苏联］米舒宁等。完善经济立法［A］。苏联经济法论文选［C］。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150。

［3］Harolk.TheRoadtoSeifdom［M］。London，1994。

国家干预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峙与政策综合

一、经济自由主义及其主要观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英国，源于《大宪章》，公认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而亚当·斯密则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指，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角色维护正义与公平。大卫·李嘉图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理论，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其建立在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分为人性是自利的和理性的，人们通过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最初表现为：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认为只有放任自由和健全法制，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经济自动走向均衡而无需干预。

二、经济自由主义在论战中演进

自从经济学诞生发展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就在其自身的发展完善和与其他“主义”的博弈斗争中不断的前进。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广泛地利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法，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

由此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保证。早期重商主义者为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而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顺差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虽然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关税和贸易顺差政策逐渐阻碍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约束，要求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有雏形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生活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步摆脱对国家政权力量的依赖，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他始创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促进效率，交换扩大必须扩大市场，而贸易自由才是扩大市场的关键，同时指出贸易关税阻碍的资源的配置与流动。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彻底击倒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后来，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始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指出自由贸易是各国发展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途径。随后的萨伊定理和穆勒的研究完成了对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与土地的论述，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了工业革命后英法等国的经济政策体系，自由贸易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自由主义并不是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英法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时，德国历史学家派出于国民经济和统一国内市场、抵制英法产业资本扩张的需要，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倡导保护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使德国经济发展得到了保障。国家干预主义者证明了非自由主义同样也能使国家富强，并与自由主义展开了相当时期的论战。虽然自由主义完成了古典体系的建立，但是其还未能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与干预主义平行地使得不同历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自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后，经济学开始全面地引入数学参与经济分析和模型建立，使得经济学的基础更加可量化和逻辑严谨清晰；美国的克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差别，这一区分大大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边际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他们主张抽象演绎法，认为经济生活反映人们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及其选择关系，认为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及其后果是由需求决定的，并假定每个人行为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

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②。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的，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主导力量。

新经济自由主义继承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思想，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认为私有制是维持经济有效率的制度，强调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自行调节或自我矫正，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四、新自由主义在曲折反复中发展——新自由主义主要发展阶段

（一）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过渡，新古典经济学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同时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优越，同时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从反面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的“经济计算”问题大论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导火线。

（二）新自由主义低潮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本以为新自由主义从此进入辉煌时期，但是经济危机撼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充分就业、自动均衡的基础；由于新古典否认危机而危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就业理论和危机理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为后盾进一步向国际渗透，而经济危机不能单靠市场自行调节，应该引入国家干预扭转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倡导政府要扩大职能——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和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形成其独特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显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扭转了危机使经济恢复，而二战后杜鲁门的政策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法案显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已经逐步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结束，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并成为了30多年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在这期间，许多学者都在为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努力，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退居次要地位。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在思考，完全放任自由，市场机制真的能完全克服经济上的问题吗？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作出修正，有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还是基本制度，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作出干预。

（三）新自由主义的复兴阶段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时期。菲利普斯曲线指出高通胀或高失业只可能出现其一，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指定对应的解决措施，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结构膨胀、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但这比凯恩斯主义的无力要优胜得多。随着里根总统的执行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政府采取的减税缩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和机构精简使得经济得以恢复，倡导削减关税和自由贸易，美国经济慢慢恢复后出现了克林顿总统的高速发展时期。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新自由主义③借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复兴。同时，新自由主义借助新古典宏观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应性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指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把就业和价格水平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而不以微观经济学关于增进福利的标准为依据，失去了一致性。

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和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咄咄逼人，一个新的学派——以曼昆、罗默、费尔普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体系展开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对峙。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峙阶段——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从危机后一直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或主流的态势，而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战与对峙阶段，出现了理论的争持和国家政策的矛盾等突出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调整；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连续出清，他们承认市场的失灵，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卷入经济——他们进而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供给需求的调整，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带动资源配置；如果一国无法使得经济调整恢复，那么就要求把资本和贸易扩展到国际，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促使达到均衡，实现市场出清。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用工资和价格粘性或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的假设，而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使市场不能连续出清，他们还修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点，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承认协调失灵，承认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厂商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这样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修正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同时，人们也看到新凯恩斯主义具有现实感，他们承认厂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协调的失灵以及微观层面上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造成的宏观层次上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最缺少的东西。因此，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吴易风，2002）。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对峙以及双方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这场争论会不断持续下去，结果尚未清晰。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不断显示政策的干预是必要而且应该的，新凯恩斯主义对短期经济的指导意义非常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倡导的长期中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作用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并且其倡导的减少政府成本、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限制等观点仍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1世纪初前几年，随着两种理论对峙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矛盾与综合，以美国为例，自签署了“华盛顿共识”以来就积极倡导国际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壁垒，拉拢不少的国家签署贸易优惠条款，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对于其国内经济则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复兴政策，布什政府的多次调整利率、进行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和设置技术壁垒积极促进了国内需求与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对欧盟产品的限制则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

但是这种对峙的态势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使得各国政策明显倾向于新凯恩斯主义，华尔街陷入了危机，各国纷纷采取干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而随着国际贸易额的急速下降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态势受到了遏制。不过，随着2010年宏观经济的复苏，新自由主义抓紧了契机继续大力倡导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金融开放，但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干预政策依然谨慎。

五、评价与总结

自由主义演进和发展到今天，经历过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的载体，历经了自由主义的形成、发展、辉煌、没落与复兴多个阶段，实现了从原有的倡导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扩展到国家国际自由贸易，减少关税壁垒含义的扩大、实现了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形成的市场均衡机制的资源配置到倡导全球一体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促使的国际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的拓展，经过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洗礼，借鉴了国家干预主义对于市场失灵和失业的理论，使得自身的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辉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自由贸易、全球销售商品减少关税和国家干预下实现的，是资产阶级实现资本自由竞争的体现；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自由主义的政策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自由竞争和反垄断阻碍了垄断资本的积聚与扩展。自由主义政策与垄断资本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恰恰符合垄断资本需要借助国家之手干预经济的要求，满足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但我要为这种扩大辩护……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惟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④

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当时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主义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参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经济成本上升导致的资源短缺使得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他们迫切需要宽松和自由的贸易环境把国内危机转嫁出去促使经济复苏，同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们又需要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实现全球和资本国际一体化，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利益、分散风险或为转嫁危机提供保障，急需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所以他们积极倡导自由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力图维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兴未艾。而经济自由主义则在理论上为他们扫清了障碍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世界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一体化浪潮澎湃汹涌。同时，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保护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得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制造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试图在任何领域内逆转贸易不利局面，而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为他们推行更严厉的产业保护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对内实行凯恩斯主义，对外实行自由主义的矛盾政策体系恰恰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演化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只要以演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自由主义整个发展的进程，我们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台或相互对峙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不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3卷第819页。

②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归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称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而把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归属于国家干预主义。

③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④约翰·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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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干预范文篇10

社会本位理论

经济法之所以到了市场经济阶段以后才真正产生和发展，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形式，商品为卖而生产，并且卖得越远越好，“有路必有丰田车”，它导致商品大流通，人员大流动，资本四处逐利，市场经济是一种外向型、开放型、社会化的大经济，市场化导致社会化乃至全球化，这对法律提出了特定的调整要求。社会化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过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要求“听民自便”、国家“无为而治”;也不同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甚至排斥国家的经济职能，使国家仅处于“守夜人”的地位。社会化的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本着社会公共利益对市场经济进行组织、管理和调节，因而提出了一套新的法律要求，这种要求就是经济法。这就形成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论，社会本位理论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和必然要求。这是因为: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化是同步的，市场社会是大社会，芸芸众生，性趣各异，利益多元，方向不一，尽管社会自身具有一定的协调功能，能够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但社会就像中的一条船，虽然能够随波逐流，但还是需要舵手才能劈波斩浪，平稳航行，社会需要组织、管理和协调，所以，自有社会以后就有国家或政府，需要它们进行社会协调。实践证明，社会不能处于无政府状态，即使是恶政府也优于无政府，正如过去人们不可一日无君主，现在人们不可一日无政府。其次，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在竞争铁律的支配下，优胜劣汰，生产集中，形成垄断，少数垄断寡头控制国计民生，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少数人经济、专制经济，而不是大众经济、民主经济，它必然会走向社会化的对立面，垄断具有反社会性。为了矫正市场经济，使其能够朝向社会、代表社会和服务社会，就必须反垄断，反垄断是实现和维持市场经济社会化的根本途径之一。社会化已经成为了经济社会的普遍而客观的要求，它必然要在法律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这种法律不同于个人本位或私人本位的法律，也不同于政府本位或其他本位的法律，它体现社会化的要求，具有社会性的属性，贯彻整体主义精神，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和调整关系，以社会为本位，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法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波动、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等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才得以产生和发展。这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所指出的:“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者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国家干预理论

社会化必然要求国家的出场，社会化是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国家随着社会化而产生，是维持社会协调和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尽管国家存在种种缺点，但与其他相比，还只有国家才能最好地代表社会化的要求和体现社会性的属性，如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只有通过国家职能的行使才能完成。这样，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论就自然地过渡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它要求国家干预体现社会性的属性，通过国家履行社会协调的职能，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实现社会化的要求。国家干预的介入，是要国家扮演与市场不同的角色和功能，是为了克服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国家干预的介入改变了市场经济完全自由放任的性质，国家干预提出了与市场调节不同的法律调整要求，需要与之相应的经济法。经济法是与国家干预有关的法律，凡是与国家干预无关的法律不是经济法。可以说，没有国家干预，就没有经济法。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法学都是依据市场失灵———国家干预这样的逻辑来构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作为经济法的主要立论基础。其逻辑是，市场失灵必然要求国家干预，国家干预一定能够弥补市场失灵，为了消除市场失灵，甚至不惜以国家干预取代市场机制。这导致许多人对经济法的成见或误解，认为经济法强调国家干预，具有反市场的倾向，这使经济法背着破坏市场、反市场的恶名。〔1〕随着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以来，凯恩斯主义失灵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供应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方法纷纷论证了这样一点:市场会失灵，但国家也会失灵，并且国家失灵比市场失灵更严重、危害更大，因此用国家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不但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造成更大的失灵，自此国家干预的神话破灭了。有人甚至走极端，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完全对立起来，如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管制，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市场失败，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2〕这样一来，建立在国家干预基础上的经济法学理论似乎也随之摇摇欲坠了。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无缺、自给自足和包办一切的，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都是如此。对于都不完善的市场与国家来说，使自身完善的最好办法就是相互包容、密切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德教授所指出的:“实际上，到底是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还是采取对个别经济行为进行必要的社会控制?这二者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要抉择何者更优是不可能的。纵观经济政策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都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人类有时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的作用，有时却又希望政府能进行适当的控制。但是，我们始终如一地认为:当人们只考虑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特别干预而忽视市场机制时，应该提请政府注意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功能;当人们虔诚地笃信自由放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又必须强调社会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仍然是必要的”。〔3〕萨缪尔森把现代经济称之为“混合经济”，并形象而生动地指出:对于“混合经济”来说，“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4〕尽管关于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争论还会继续，但人们已有基本的共识，即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国家干预是否定不了的，这是由市场失灵决定的，也是市场经济内在需要的。从整个人类经济发展史来看，虽然国家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变化不定，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是不断加强的。〔5〕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国家干预的缺陷，如国家干预导致权力滥用，滋生社会腐败，侵害私人自由，妨碍市场机制，影响效率提高，等等。但国家干预的缺陷不是否定国家干预的充分理由，而是指出必须用比对待市场失灵更严格、更谨慎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国家干预，必须改进和完善国家干预，竭力防范国家干预失灵。为此，需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6〕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依法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实现国家干预的法治化。国家干预失灵并没有否定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恰恰相反，它构成了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正因为国家干预也会失灵，所以需要对国家干预依法予以规范，如依法规定国家干预的范围、方式和程度、等等，实现国家干预的法治化。法律对国家干预的规范，是对国家干预的把关、改进和完善。法律是民主的产物，是集思广益的结果，更具科学性，国家依法干预经济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法律是一种程序，这些程序是道道把关、步步完善和层层改进，国家依照这些法定程序进行干预能够优化干预。国家干预的法治化，是对国家干预的改良和优化，这种国家干预不但不会妨碍市场机制，而且是对市场机制的有益补充，在这种国家干预的配合下，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协调有序地发展。如果没有法律规范，国家干预往往是违法干预、滥加干预，这种国家干预才会妨碍市场机制。可见，国家干预失灵不但没有否定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准确地说，是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国家干预的缺陷，即有人所称的“双缺陷”〔7〕共同构成了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所以，经济法不仅是确认国家干预经济之法，而且是规范国家干预经济之法。这已经得到了各界的公认，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认为:“经济法为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提供法律手段和制度框架，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导致的弊端。”

经济法本体论

(一)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法律的调整对象是法律存在和划分的根据，只有客观存在某种社会关系需要某种法律去调整，该法律才有存在的根据，也才能存在;否则，无以立足。所以，法律的调整对象是法律“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对于法律本身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对于经济法来说是首要的、先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自由竞争时期和垄断时期三个阶段。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为了“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8〕国家只能“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9〕来掠夺社会财富。历史也表明，资本原始积累“在真正的历史上是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10〕国家依仗严刑峻法掠夺社会财富，这时的经济立法依然是刑法或变相刑法，如“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这些古怪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来迫使人们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11〕而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并未产生。在自由竞争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深明此理，国家不干预成为“重商”的经济政策，“私法自治”成为“治商”的法律原则。国家的经济职能仅仅是充当“夜警”、“仲裁员”，维护商品经济自由竞争的外部秩序，这时的国家干预也尚未介入社会生产的全过程而只是凌驾于社会生产之上，这时的社会经济关系主要就是各经济主体在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平等经济协作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本质必然要求把“自由贸易被宣布为立法的指路明灯!”〔12〕因此，调整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专利”法———民法应运而生了。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各国民法典即是适时的产物，而经济法的产生还为时尚早。当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导致市场的垄断、不正当竞争等限制竞争性以及市场的盲目无序性。无论是市场的限制竞争性还是盲目无序性，都会严重地影响市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稳定、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必须加以反对和克服。实践证明，这只有诉诸国家干预进行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才能达到目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即由国家干预而形成的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由于已有的法律部门如民商法和行政法不能或不宜完全调整这两类新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因而它们构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就是调整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二)经济法的构成体系经济法到底包括哪些构成要素?这不仅体现出经济法的内在构成要素和外在概貌，而且反映着经济法的理论内容，因此，经济法的体系理论是经济法理论的重要内容。法律体系的构建根据只能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即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一个法律部门的体系实质上就是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展开及其规则化、逻辑化、系统化。经济法体系的构建根据也只能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因此，经济法体系就是调整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具体法律法规的逻辑化、系统化。总体而言，经济法体系由调整市场监管关系的市场监管法和调整宏观调控关系的宏观调控法所共同构成。其中市场监管法由调整市场监管关系的一些密切相关的法律规范有机构成，具体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宏观调控法由调整宏观调控关系的一些密切相关的法律规范有机构成，具体包括规划计划法、财政法、金融法、产业政策法等等。当然，经济法的体系是开放的，还可以包括其他相关的法律规范。市场监管法和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个构成要素，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监管法必须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如宏观调控法所创造和维护的宏观秩序，不仅是市场监管法得以实行的大环境、大前提，而且是市场监管法具体实行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只有宏观调控好了，微观的市场监管才能行之有效;宏观调控法为市场监管法指明了方向，市场监管法是对宏观调控法的具体落实。另一方面，宏观调控法应以市场监管法为依归。如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发展目标，必须依靠各微观领域、各市场主体以及对它们的市场监管去实现;市场监管法为宏观调控法提供了缓冲制约机制，使宏观调控不至于蜕变成经济集权和经济专制;宏观调控法的总体纲领需要市场监管法将其具体化和现实化;市场监管法所维持的自由竞争是实现宏观调控法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措施。(三)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学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如何看待经济法的地位，尤其是怎样正确处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这就是经济法的地位问题。经济法学理论一直是在同民法、行政法理论的比较和区别中构建的，正确说明、处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一直是经济法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能否正确说明、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检验经济法学理论科学与否的试金石。经济法与民法都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部门，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是:两者的调整对象不同、两者的主体不同、两者的权利(力)不同、两者的构成要素不同、两者的法律属性不同。但民法与经济法共同扎根于市场经济，它们有共同的经济基础。现代市场经济既不是纯粹的市场调节经济，也不是片面的国家干预经济，而是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密切结合的混合经济。民法与经济法分别是这种混合经济的两个方面的必然产物和法律表现，混合经济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民法与经济法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且必须相互配合。在市场体制下，必须把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必须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干预应依存于、服务于市场调节。这就决定了根源于市场调节的民法和根源于国家干预的经济法的基本关系，即经济法应依存于、服务于民法。从根本上说，经济法就是要为民法发挥作用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从而使民法沿着正确的轨道和方向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取决于人们对行政和行政法的正确理解。纵观中外，人们普遍认为行政法的对象具有特殊性而不具有普遍性，是一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而特殊性的社会关系，法律不宜调整，因为“法律始终是一种一般的陈述”，“法对于特殊性始终是漠不关心的”。〔13〕所以，那种认为行政法就是调整行政关系的说法是简单化的、不准确的，不能笼统地这么认为。由于对特殊性的社会关系不能立法，所以，行政在管理特殊性的社会关系时常常无法可依，从而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这对公民权利和社会自由构成巨大的威胁，在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不能不对其有所规制。尽管法律不能规制作为行政作用对象的特殊性的社会关系，但行政机关行政人员运用行政权力管理行政对象却有一定规律、有一套程式、有相同的内容、有共同的遵循，如都要涉及行政主体、行政权限、行政程序、行政诉讼、行政责任等问题，它们是具有普遍性的，因而可以立法，也有相应的立法，形成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这些法律构成所谓的行政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行政法的核心是程序法而不是实体法，即行政法的核心就是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规定一套法律程序。因此行政法的宗旨不是行政管理而是管理行政，具体说来，就是通过规定法律程序以管理行政机关及其行政权力的运行，达到制约行政权力、规范行政行为和明确行政责任的目的。如果持这种观点，我们就能够正确地理解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经济社会的演进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法律变迁大体上呈以下发展趋势:在自然经济阶段，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在这种情况下，“诸法合体，以‘行’为主”，法律主要是行政法，行政法包罗一切，几乎不存在其他真正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法制不发达、不完善阶段。在商品经济(市场自由竞争)阶段，由于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划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确立，立法权、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立出来，行政权的范围日益缩小，行政权的行使不断受到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法由于行政权的缩小而缩小，许多法律部门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如宪法、民法、商法等等。这在法律进化史上就是公私法的划分，主要是私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在市场经济的垄断阶段，由于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了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提出了进行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普遍要求，要满足这种普遍要求，仅靠过去那种临时性的、个别性的、行政性的管理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适当的，必须进行经常性的、普遍性的法律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法律部门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了，这个法律部门就是经济法。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以后就相对独立于行政法，这是由经济法和行政法的区别所决定的:两者的调整对象不同、两者的主体不同、两者的权力不同、两者的法律属性不同、两者的本位和宗旨不同、两者追求的利益不同。尽管经济法分离于、独立于行政法，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济法与行政法就不再相关，实际上两者的分离、独立都是相对的，它们之间仍然是关系紧密的，并且要相互配合。这是由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普遍性的，一类是具有特殊性的，前者中的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由经济法调整，后者主要由行政管理并对行政管理进行行政法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上述双重性质以及法律和行政的属性决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法治化，必须经济法和行政法并立同行，和衷共济，取长补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为共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努力。此外，经济法是一种国家或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经济法与政府干预紧紧相连，与行政权力密切相关，而政府干预、行政权力是行政法规制的核心，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与行政法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法与行政法内容交叉，具有共识，互相交融。市场经济关系是十分丰富、复杂的，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不可能一统天下、包打天下，甚至不可能一法独秀、独领风骚，而必须由各法律部门密切配合，共同调整，其中，民商法、行政法和经济法是拉动市场经济发展前进的“三驾马车”。

社会主义理论

经济法自古就与社会主义有不解之缘。经济法首先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来，在摩莱里、德萨米、蒲鲁东等人的著作里都对经济法作了描述，他们都把经济法视为实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法律手段。其中，“经济法”一词是1755年摩莱里在其名著《自然法典》中提出的。在该书第四篇，作者勾画了一幅“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其中的第二部分标为“分配法或经济法”，共12条。从其所含条文的内容来看，他所谓的“分配法和经济法”，是指在作者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的公有制社会中，用以“调整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的分配”的法律规定。〔14〕1842年，另一位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出版了《公有法典》一书，其中的第三章题为“分配法和经济法”，其含义与摩莱里的大致相同。德萨米所谓的“经济法”包括各种经济法律制度，但他把“分配法和经济法”看作是“公有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把经济法和分配法等同起来。〔15〕1865年，蒲鲁东在其名著———《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蒲鲁东认为，法律应该通过“普遍和解”的途径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但是，不改组社会，“普遍和解”就无法实现，而且，构成新社会组织基础的就是“经济法”。因为公法和私法都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一个会造成政府过多地限制经济自由的危险，另一个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全部结构。因此，社会组织将建立在“作为政治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的基础之上。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16〕这些见解是意味深长、影响深远的，它们为经济法开启了一条科学的发展道路，经济法至今仍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经济法的理论根基。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了更科学的理解，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为本、以社会上人人为本、以所有人为本，消灭剥削压迫，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实行和实现离不开经济法，因为经济法是一种社会法，它以社会为本位，以人人为本;经济法是一种市场校正法，它克服市场调节所导致的弱肉强食等各种弊端，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17〕经济法是一种社会分配法，它通过税收征管和财政转移支付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8〕经济法特别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的内在性质，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经济法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主导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指出，中国为了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对外开放等方面，先后制定或修改了一系列经济法方面的法律和法规，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如制定和修改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乡镇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以规范市场主体;制定和修改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价格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以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制定和修改了预算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增值税暂行条例、营业税暂行条例、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等法律，以不断健全税收制度，实现社会分配公平;制定和修改了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以对金融行业的安全运行实施监督管理;制定了农业法、铁路法、公路法、民用航空法、电力法等法律，对重要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和产业促进;制定了土地管理法、森林法、水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以规范重要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以及促进能源的有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制定或修改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对外贸易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经济法方面的法律60部和一大批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至此，中国已经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监管和宏观管理的法律体系。由上述法律构成的经济法体系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并为其服务，体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