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国家财政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2 10:49:42

国家财政

国家财政范文篇1

一、近代国家税收体系的建立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展，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其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国家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获得了征税权力的法国王权，处于直接面对众多臣民和经济组织的地位。而单凭君王及其小小宫廷是无法承担由众多程序组成的征税过程及管理事务的，从而使建立一支专业的官僚队伍和繁杂的事务机构成为自然而然之事。绝对的王权与庞大的行政官僚组织的结合遂成为16—18世纪三百年间法国统治制度安排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英国则不然，王权既无征税之权，亦就不存在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赖王权的庞大的官僚组织的必要。

其三，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的重要因素。在西、法建立起王权对税收绝对控制的国度中，决定税赋数量结构的关系相对简单，即国家的需要与臣民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近代初期，诸国争雄的军事战争是国家公共开支的最大费项，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西、法诸国在决定税赋征收额度时，常常是以国家需要为原则，多多益善，必要时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以求暂度难关。如西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间，国家税收狂增了22倍。[1](P149)尽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供支配，但当时西班牙帝国税收主要是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特别是繁荣的低地地区。狂征暴敛之下，帝国内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区的反叛，荷兰的独立既耗费了帝国的国库，又断绝了其主要税源。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虽施征用地产、转让特权、出售爵位等孤注一掷之策，以求应急，但均未奏效。帝国财政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百年期间，先后6次宣告破产，奏响了帝国垮台的丧钟。法国王权凭借强大的官僚队伍和规模巨大的农业经济，运用包税制增加赋税以及对外借款、卖官鬻爵等各种敛财手段支撑国家财政的运行。由于教士和贵族享有免税特权，故沉重的税赋皆由市民和农民构成的第三等级来承担。结果社会内部的裂隙愈来愈大，最终导致第三等级的大规模反叛，专制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坍。英国王权则处在与西、法两国全然不同的境况之中。每一笔税赋收入的数量都须与国会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方能获得，实属不易。尽管伊丽莎白女王深得国民拥戴，也不得超越成例。这位女王深知，“对于下院议员来说，牺牲他们的生命要比打开他们的钱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政府的开支，不得不一再勒紧自己的钱袋，以致于她周围的大臣不断地抱怨、嘲笑她的吝啬。”[4](P364)

另外，西、法专制王权在征税时，往往从最易征收、最易管理的直接税，即人头税、户税、炉灶税和交通税等税种下手，不断地把以往一些临时税改为永久税，不断花样翻新地设置一些新税。英国王权则无此类幸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英国“更多依靠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但它的具体特点却使人民不大怨恨。例如，英国没有象法国那么多的包税商、收税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都是‘看不见的’(例如对某些基本产品的货物税)，或者看上去只是损害外国人(例如关税)；没有国内人头税，法国商人对这种税很反感，因此它对国内商业来说是一种消极因素；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是主要的直接税，没有任何特权阶层能免交，对社会上多数人来说也是‘看不见的’；各种各样的税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议会讨论后批准的，”[5](P100)故而不易激起社会内部冲突与矛盾。17世纪末以后，由于国家战略的调整，积极地参预大陆事务以防法国称霸，英国的税赋总额不断攀升。有史料表明，17世纪末以后，英国税赋总额与法国基本拉平，分别为1500万和1600万英镑。而当时两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差悬殊，英国为6800万英镑，法国为16000万英镑，税赋各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和10%。表面上看，此时是英国而非法国处于国家的横征暴敛之中，当时也的确有人认为“看到英国臣民缴纳的巨额贡赋之后，应该认为生活在法国真是大幸。”[6](P440)但布罗代尔的看法则相反。他认为首先法国纳税人承担的负担未必轻于英国人，因为法国人在国税之外，尚须接受贵族和教会强加的沉重“额外”负担。其次，法国税种以直接税为主，它在政治上和行政上总是不受欢迎，而且很难增加。英国则以间接消费税为主；约占税额的70%。这种税不太显眼，容易隐藏在价格里。而英国的民族市场比法国更开放，消费一般都经过市场，间接税的收入就尤其可观。最后，将两国人口总数考虑在内(英法两国人口比例为1∶3)，以人口总数与国民生产总数相比便会发现另一种结果，即英国在人均收入方面显然领先于法国。[6](P440—441)

其四，税权的归属不同也可转化为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施加不同的影响。西、法两国的税收制度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即教士与贵族不在纳税人之列，处于免税的特权地位。这种政策的产生或许有着历史传统的因素，但它的实施实质上是消除了两个潜在的对手对国家、王权的抵制与反抗，在政治上可谓是一种巧妙的安排。然而在社会及经济层面上，这种政策则造成对从事贸易、商业、工业等行业人士的歧视，从而诱导人们对从事教会、政府和军队的职业的偏好与追求；造成社会在“对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反应中逐渐形成所有权结构，只鼓励那些不受国家影响也对社会没有产出的活动，而阻止个人去从事各种生产性活动。”[1](P149—150)而由商人和土地贵族所组成的英国国会，在其所奉行的税收政策中，是断不会以损害自身利益为代价的。恰恰相反，英国以税赋为核心的各种国家财政政策都是以促进工商贸易和农业的发展为目标，而后再以其利得的部分份额作为税赋，从而逐渐形成了各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保障和推动了对社会产出做出巨大贡献的私人所有权的不断发展。

二、公共借贷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近代初期西欧各国政府开支大幅度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战争的频繁发生、战争期限的延长和战争费用的迅速增加。由于这种战争消耗大，花钱多，所以每一方都迫切需要“钱、钱，更多的钱”——这是一句古老的格言。[5](P97)但是当时西欧各国却没有一个现存的体制能够使税入相应增加以应付新的高水平的开支。此外，在战争时期，国家不仅需要更多的钱，而且需要立刻将钱筹集起来。增加赋税，使之与支出水平相等，这个办法即使行得通，也无法解燃眉之急。如何使国家的预算最终保持平衡，这是欧洲“新型君主国”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西欧诸国为此进行了无数次尝试，但很少取得成功。[7](P482)英国也是如此，自都铎时代以来，历代国王、政府都常常被不时之需所困，为尽快地筹措到急需的金钱而苦恼。例如，好大喜功的亨利八世空怀重振先祖往昔风采的雄图大志，先后数次遣兵欧陆远征，耗资巨大，但却无功而返。为了筹集空前浩大的军费，他被迫出售刚刚从修道院手中没收来的庞大教产，[8](P181—192)结果痛失为英国绝对主义王权建立强固经济基础的重大机遇。[9](P124)伊利莎白女王，如前所述，节俭度日，力图维持财政平衡，但其晚年因同西班牙作战欠下一笔巨债。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两位君王在财政上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与国会争斗不已，结果酿成全面统治的危机。

西欧诸国在税赋之外，为筹措金钱开辟了许多途径，如以国家税赋为抵押的短期贷款、拍卖国有土地、卖官鬻爵、以“年金”形式的长期贷款等等，但这些举措并不能满足国家需求和社会的需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公共开支特别是经费的需求增长太快；二是国家的信用度太低，一方面拼命借贷，另一方面为了还债就开增新税；若仍不敷需求就不惜宣布国家财政“破产”，拒付和延付贷款从而酿成社会紊乱。而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除了税收制度之外，还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借贷制度，两个制度合一方为完整的近代国家财政体系。这种借贷制度的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要有相当有效率的借贷机构，一个是要在金融市场维持政府的‘信用’。”[5](P98)近代第一个霸主西班牙之所以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未觅得一种合理的理财之法，结果承负了一笔相当于10年至15年的税入的巨债，每年需付的利息就大大超过了政府年总收入的一半。[7](P496)继之而起的法国也是长期陷于巨额债务之中，难以自拔。只有17世纪60—70年代，柯尔贝尔大力改革，大幅削减开支，减少征税，开办借贷银行，使法国国家预算出现了难得的盈余。然而好景不长，柯尔贝尔1683年死后，路易十八便废弃了柯氏的改革措施，回到了“那种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愿偿还，而不是由放债人决定何时抽回资金的贷款”的老路，[7](P496)结果法国国家负债累累，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也大为下降，最终使其称霸欧洲的宏图大业全然落空。而在荷兰，情形则截然不同。“荷兰政府不仅可以以更低的利息借钱，而且可以借到更多的钱，”从而使荷兰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这类大国抗争时毫不畏惧。其原因在于荷兰政府在借钱、贷款以及发行短期公债和债券方面完全按照商业运行方式运行，绝少拖欠违约，从而使荷兰的公共信贷享有完全的信任。1655年，荷兰议会设立了一笔“偿债基金”，专门偿还公债和债券，但却不受投资者欢迎，因为“含泪收回本金的那些人却不知如何处置这笔钱，不知道如何为这笔钱再找到一个如此安全，容易生息的去处。”[7](P494)

英国政府在近代初期与西、法两国相似，长期寻找不到一种合适、合理的理财方法。例如“英国在1688年前就借国债，但都是短期借款，利息很高。付息不按期，还本更不准时，有时需借新债还旧债。总之，国家的信誉不佳。”[6](P430)而在1688年革命以后，英国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的公共借贷制度以应付大大增长的政府开支。荷兰这个当时在经济上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再次为此提供了一种模式。[2](P188)1693年，英国政府与国会首次确立了采用政府长期借贷的原则。1694年4月，政府以8%的利率发行120万英镑的公债，并将认购者组成了一个被称为“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即英格兰银行)的股份公司。结果大获成功，在11天内公债就全部被认购一空。[7](P500)它的第一份认股人名单是由国王和王后领衔。[2](P188、189)尽管当时英国社会对此仍存在一定的怀疑甚至反对意见，[6](P430-432)尽管“辉格党”的历史学家们没有对此给予多大的喝彩，“但是这个事件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实不亚于1688年事件，因为它使公共借贷有可能稳妥而经常地进行，从而给政府奠定了一种新的财政基础。”18世纪的一位英国首相诺思勋爵曾把英格兰银行称为英国宪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作为一个普通银行在起作用”——亚当·斯密也写道——“而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大蒸气机在起作用。”[2](P188、189)从此以后，英国的公共借贷体系在英格兰银行的操作下，逐步完善，逐步发展，国家的资信程度空前提高，政府发行的各种证券、公债券成为社会大投资者的主要投资渠道。不仅如此，英国小的私人投资者对国家债券也是情有独钟，踊跃认购。[7](P481)“公债的利息准时偿付，不容违约，债权由议会保证还本，这一切确立了英国的信誉，因而借到的款项之大令欧洲惊诧不已”。[6](P433)

近代初期英国金融体制和公共信贷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绝非一帆风顺。18世纪20年代西欧的法国、荷兰和英国等曾遭受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即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法、英两国处理这一事件显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在法国，政府善后处理政策不当，致使人们对这场大崩溃所造成的浩劫一直耿耿于怀，给法国政府开辟财源带来极大的困难，投资者不敢再贷款给法国政府。[7](P507)而在英国，政府凭借议会的担保和英格兰银行妥善操作，将投资者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成功地维系住政府公共信贷的信任度。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的金融市场恢复正常，此时的英国政府债券的持有者也不愿意政府偿还其债券，“有钱的大公司及其拥有者(即股东)最为担忧之事莫过于被迫早早收回其本金”。[7](P509)随着时日发展，英国的国债、公债的数额愈来愈大。据保罗·肯尼迪统计，1688——1815年期间，英国战争总支出为2293483437镑，其中借款为670559060镑，几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当时英国国内有一批人对此忧心忡忡，“许多英国评论家都因为国债的规模及其可能发生的后果而发抖。”[5](P102)这其中就包括诸如笛福、大卫·休谟等人，然而他们那种“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国家”的悲观推测未成为现实，[6](P432)相反英国再次以巨额的国债为后盾，在英、法争霸的“七年战争”中占据了上风。法国人包括荷兰人也以为英国政府负债过重，难以持久支撑，必将迅即垮台。然而事实给予他们无情的嘲弄。英国人对自己政府依旧十分信任，继续认购各种公共债券。1782年英国政府再次发行公债，数额为300万英镑，而认购数却远远超出这个定额，达500万之多![6](P432，434)及至19世纪初，有人估算“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至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6](P433)而法国公债数额仅占40亿，便不堪重负了。公共信贷已成为“英国政治的奇迹，使欧洲各国既惊讶又畏惧，”第二届皮特政府甚至自豪地宣称“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基础之上。”布罗代尔感叹道：公债“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可怕的作战武器，”它“正是英国胜利的重要原因。”[6](P433)

西方的经济史家常常将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它金融业的变革合并称之为“金融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以政府和国会为代表的英国国家政权则起到了巨大的组织、协调、保障的作用。英格兰银行虽以私人股份银行身份出现但实为国家银行，它所创置的信贷、投资、公共开支三者相互有机联系的新的金融体制，不仅仅在英国对外争霸战争中发挥出了神奇的功用，其最大的历史意义还在于构筑起一个坚固、庞大、有效的金融运作机构，为英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到来提供了基本条件。

英国国家政权功能在近代初期所发生的转变和改善是多重的，上述以税赋和公共信贷为核心的近代国家财政体制的形成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对16—18世纪中叶，英国国家政权所起到的经济推动作用多有论述，如英国国会对18世纪圈地运动的法律支持和保障，英国政府对专利制度的完善与推广，英国政府对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海外贸易殖民公司的保护和规范等等。对英国国家在近代初期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总体评估，尤其是与当时西欧诸国进行对比之后所做出的基本结论，笔者以为经济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格拉曼的看法较为公允。他认为商业社会色彩较重的荷兰是沿着将国家政府的权力降低至最小限度的方向发展；在绝对主义专制色彩较重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府，则以国家利益与封建王朝的利益以及对财政的关心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心；而在英国，政府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重，从而使英国国家政权与百姓之间取得了一种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协调的关系。[7](P448)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马克yáo@①.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4]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6]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3.

[7]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王晋新.都铎王朝对教会地产的的剥夺及其历史意义[J].历史研究，1991，(2).

[9]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国家财政范文篇2

一、近代国家税收体系的建立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马克yáo@①.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4]尼尔.女王伊丽莎白一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6]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M].北京：三联书店，1993.

[7]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国家财政范文篇3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是保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据我理解，《报告》是把“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意义深远，而且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了国家财政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集中财力，振兴国家财政，才能更好地实现报告中提出的各项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因此，财政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应当深刻领会《报告》的精神实质，正确认识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地位和作用。仅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学习十五大报告的体会。

从现实生活看，财税部门是政府的一个综合部门，它的活动是一种政府经济行为。财税部门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是为实现国家的职能和实行政府的重大方针政策提供财力保证。但是，应当看到，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财政作用的实现机制是不同的。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是决定一切的，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和物资调拨计划，替代了或淡化了财政的作用。财政按计划办事，钱跟物走，国家财政充其量充当“帐房”的作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情况不同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价格放开了，物跟钱走，货币和货币资金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导向作用。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真正显示出财政的地位和作用。市场经济要求加强财政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要求强化财政职能。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这里可以理解为两层含意：一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对市场作用的肯定．也是限定，肯定市场在配置资源中是有效率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有一部分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而要依靠政府通过财政来配置；二是市场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存在固有的缺陷。当代市场经济无一不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而财政则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市场与政府关系问题。西方经济学依据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实践形成一种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理论，这种理论就是从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的角度来论证政府介入和强化财政的必要性。简言之，凡是市场失灵或无效的领域，必须由政府（主要通过财政）的介入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财政职能，这种职能可概括为三个方面：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在资源配置方面。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满足社会需要的，而社会需要可分个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部分。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包括劳务）也可分为两部分。满足个人需要的私人产品，如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的很多需要都可以按市场价格在市场上购买，购买后这种产品的所有权和消费权为个人所有，排除了他人消费的可能。但是，市场机制不能或不适于提供满足公共需要的公共产品。如城市建设，要有道路、公共交通、供水和排水系统、通讯设施，甚至还要有公园和公厕等。这些城市设施不是个人需要．而是公共需要，某个人享用并不排斥其他人共同享用，而且在不存在过度拥挤的情况下，多一个人享用也不增加提供这些设施的边际成本。显然，满足公共需要的公共产品，不能或不适于按市场规则由市场来提供，必须由政府通过财政以征税的形式来提供。从全社会来看，这类公共需要很多，诸如国防、行政管理、公检法、义务教育、基础科学、公共设施、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保证这些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是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

有一些社会需要可以由市场提供，也可以由政府提供，典型的如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有国立大学、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不管哪类大学，都收学费。至于政府承担多少，要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来决定。我国目前也允许私人办学，上大学开始收费，但毕竟只能少量收费，办大学主要还是由政府来承担，也就是由财政来供给。财政补贴、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等都属于这类需要。还有投资领域，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要逐步退出某些投资域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飞时期，都面临一个严峻的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而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增量调整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实现，因为市场原则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必须有政府的介入，加大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风险产业投资的规模和力度。

——在收入分配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收人分配也分为两个阶段。初次分配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的要素分配，第二个是在要素分配基础上的再分配。

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把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分配起来。所谓按要素分配就是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功能进行分配的。按要素分配是承认拥有财产的多少、能力的高低和贡献的大小。要素分配是符合效率原则的，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它的缺陷是不能兼顾公平。因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强收入分配的调节，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以至出现分配不公。

财政既参与收入的初次分配，也参与收入的再分配。在新的核算体系中，按分配法计算的GNP包括四个要素：生产税净值、营业盈余、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商品课税作为价格的追加参与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手段主要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财政补贴、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我国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也有待于加强。

——在经济稳定和发展方面。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是在利益趋动下的自发性，必须与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财政与金融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种主要手段。从分工来看，总量调控和经济稳定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的职能，但财政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配合，才可能保持经济的稳定。比如，税收的增减．发行国债、财政赤字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货币供给量。财政制度本身，如累进税制、财政补贴制度以及各种社会福利制度都可以发挥一定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我国在“九五”期间实行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要努力增收，压缩支出，减少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这是经济稳定的重要方面。

国家财政范文篇4

内容提要：欧元的出现标志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货币联盟需要共同的货币政策，但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政策工具在欧盟出现了不协调，即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国分散的财政政策相伴。因此有必要对各国财政政策进行协调。这对欧盟经济与货币联盟的顺利发展、对欧元的稳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欧盟成员国实现财政协调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财政协调的目标选择。本文分析了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并对协调路径的选择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协调可供选择的几种模式。关键词：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模式，财政约束在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里，当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或汇率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转移支付和减税等财政政策来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以减轻冲击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欧洲货币联盟内部，应对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就只有财政政策协调了，即独立财政政策的趋同化，因此协调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发展。一、财政政策成功协调共同的政策目标及信誉保证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联盟(EMU)发展中，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使财政政策的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政策协调主要强调各国政策之间适当的调整，在宏观领域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作。这就使得政策协调成功与否，不仅涉及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而且也与经济的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财政政策的协调与货币政策相比更为重要。为了使EMU下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各国政府有共同的协调意愿及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与分析为使协调财政顺利实现，区内各成员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这才有可能使各国政策制订者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这种协调意愿的产生，一方面在于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另一方面必须基于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的经济预测和分析。财政政策协调的产生，需要经历复杂的过程，首先根据本国经济状况提出协调的意向，经过谈判达成一致。而且，由于政策时滞，财政政策协调具体产生效果的时间至少在6个月甚至12个月之后。为了切实保重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必须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上，政策制订者确定具体的协调手段和方式，弥补财政政策时滞效应较大的缺点，这也是财政政策协调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不同点。货币政策调整相对比较方便，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速度比较快，财政政策则不然。当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与各国进行预测时依赖的经济模型有关。如果各国政府对经济模型的选择不同，其预测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辨别经济模型的适合与否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势必会影响各国政府协调的愿望及对协调方式的选择，所以政府决策依靠的模型是未来预测的结果对财政政策协调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二)财政政策目标的趋同性众所周知，一国的经济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但各国政策目标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一般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会对这四个目标进行排序，因为这四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政策目标上的协调包括两方面，即国家之上的政策目标协调，对于欧盟来说，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也就是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对政策目标达到共识。首先要保证欧元的稳定，在这个共同的目标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财政政策协调。此外，国家之间的政策目标要协调一致。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其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从行业协调深化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使各国有更高程度的趋同。目前，欧元区各国经济目标大大接近，但由于历史、文化及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各国政府的目标偏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导致在协调谈判过程中出现冗长未果的现象。所以，有必要进行各种改革来使本国经济状况与其他国家更加接近，这样国内政策目标就易于一致，财政政策的协调也就易于达成。(三)财政政策协调中各国的信誉是重要保证在经济政策协调中，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保证协议始终贯彻执行，达到协调的目标，为下次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调奠定基础。这种信誉的保证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各国政府在协定的执行过程中遵守诺言，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否则，如果一方违约而另一方以回到纳什均衡点来威胁，将使对方损失惨重。这就对参与国家有一种潜在的约束。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协调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化，主要在于各国政府在多次合作中已经拥有了很强的信誉积累。虽然在一些政策协调的谈判中，可能由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使协调颇费周折，但一旦签订了协议，彼此就能信守，不会出现违约、失信的现象。共同农业政策的协调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欧洲货币体系等协定都是制订后被坚决执行，若出现经济危机，就对体系进行调整。所以，信誉为协调的深化提供了保证。很显然，在EMU机制下，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也有赖于信誉的保证。信誉可以使欧洲中央银行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保持动态的一致性，使私人预期具有理性，工资物价比较稳定，这就有利于财政政策协调时采取的一些措施更加有效，而且也增加了对未来经济预测可靠性的程度。所以，信誉是协调协调成功的重要保证。二、协调的可能性分析欧元区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已经经历了一段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的不断深入，需要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共同的财政政策，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同时协调各国的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乃欧元区的必然趋势。(一)集中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成员国越多，集中政策协调的难度会越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现代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工具，两者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随着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的不断深入，欧元区内，以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由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执行，需要一种相对集中的财政协调机制来应对不对称冲击。但现实情况却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部门，财政政策基本分散在成员国国内。财政领先下的斯塔尔伯格均衡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中央银行也不会对单一财政主体的行为进行反应，且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进一步的政策协调可谓难上加难，建立一种相对集中的协调机制比较困难；在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上，《马约》也没有对集中财政做出任何制度安排，而欧盟财政预算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7%，离真正统一财政政策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因此建立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将非常的困难。(二)分散的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在经货联盟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这使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政策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欧元区各成员国间实施财政协调，就是运用财政政策对本国国民经济施加影响，以实现特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实现财政协调成功与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经济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三)共同的协调意愿欧元区内各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才有可能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欧元区各个参与国的基本经济情况并不一样，经济周期也不尽相同，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肯定也不一致。各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最初动机主要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各成员国在财政协调过程中，收益的不均衡成为一个突出障碍。只有认识到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时，协调意愿才可能产生。三、财政政策协调路径的探讨(一)短期财政约束由于欧元区分散的财政制度与统一的货币制度并不匹配，也远非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成员国财政趋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强财政约束以替代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对确保欧洲央行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以及最终实现欧元区内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却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强财政约束有要求成员国严格恪守欧元区的相关财政纪律之意外，还有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财政约束或财政规则，加强财政规则与现实的适应性之意。通过实施财政约束，最终促使欧元区各国财政结构趋同，为在欧元区内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建立统一的财政体制打下良好的基础。要在欧元区成功推行财政约束，有几点是不可忽视的：1.把握好财政约束的弹性，保持好平衡既不能采取过于宽松的财政规则，导致欧元区的成员国恣意使用财政政策，使约束形同虚设。也不能实施有悖于现实的、过于严苛的财政规则，致使成员国大范围触及规则的警戒线。欧元区内应设立专门独立的委员会，客观评判财政约束的适应性，在不影响财政约束稳定性的情形下，根据实情进行相应修改。这是保持财政约束弹性的一个良方。一旦财政规则被确定下来，那就用铁的纪律来保障其实施。随意地破坏财政纪律，会导致欧元区信誉下降，不利于各成员国的财政趋同，还会降低公众对货币联盟的信心。2.将“赤字许可证”引入《稳定与增长公约》，正向激励财政约束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明确，行为人之间的交易就能导致外部效应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说，如果产权界定明确，各种机制能允许人们进行适当的谈判的话，那么人们就能以他们交换生产和消费一般商品的权利的方式，交换他们产生外部效应的权利。如果在财政约束当中引入“可转让的赤字许可证”，每一个成员国都分配到了数量相当的若干财政赤字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可以自由转让。如果某一成员国的赤字超过了它所分配到的赤字配额，那么它必须购买额外的赤字许可证。这与《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财政赤字限额的额外支出不是固定的，也就是罚金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其他成员国拥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低廉，若是没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昂贵。当许可证价格低廉时，一个成员国受到非对称冲击时，它可以只花相当低的成本运用财政政策抵消冲击的影响。不突破财政赤字规定的国家也可以为其稳健的行为得到回报，因为成员国可将用不上的许可证卖掉。[1][2][][](二)长期协调路径从长期来看，欧元区必将出现单一财政体制的格局。不仅财政当局间要进行必要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要进行相应的协调，建立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体系，这样才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福利水平。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情况的许多差异决定了财政协调一体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欧元区的财政协调向更高层次迈进应遵循持续渐进的原则：先从总量进行控制，在结构上容许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逐渐过渡到对各成员国的总体财政政策予以控制和指导；先从加强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入手，逐步过渡到财政一体化。从加强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开始，积极建立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机制，以切实保证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要有一个可靠的预测，政策制订者根据预测来确定各国具体的协调手段及方式，弥补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进行各种改革促使国家间政策目标的一致，保证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在向更高层次的财政政策协调递进时要注意：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要给予相应的配合；当欧洲中央银行的利率处于很低的水平，货币政策面临失效的情况下，需要在欧元区，乃至欧盟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出现经济衰退，物价上升时，共同财政政策需配合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经济出现过热时，为避免利率急剧上升，在欧元区范围内共同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在一部分国家经济过热和财政大量赢余的同时，另有部分国家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和严重财政赤字，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实行顺周期财政政策，也需要在欧元区内进行政策协调。争取在欧元区率先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转移，重新配置资源，帮助成员国吸收不对称冲击的影响，从而缩小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财政政策协调可供选择的模式(一)财政联邦制是较为理想的政府组织形式分散化的财政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分散化的决策体系下，每个地区在进行边际单位的公共产品生产决策时，往往仅仅考虑区内居民将从这一边际单位产品中获得收益如何，而不考虑这种公共产品编辑单位增加的整体社会收益。这就是说，欧盟的个体成员都有一种在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之前停止公共产品生产的动机。因此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相对而言，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体系下，公共决策者追求区内全体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体区域内公共产品的边际价值就会得以实现。然而，分散化的财政也有其自身优点：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多样性。地方政府可以针对本地区居民公共产品消费的特殊提供相应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以此适应各个地区居民的消费偏好。公共产品生产者的多样性还能够形成公共产品生产的创新动力和竞争压力，提供更大的技术进步的可能性，驱使生产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因此，统一的中央财政与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两种方式都有着各自显著的优点与不足，从财政联邦制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旅行稳定经济，实现最适收入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产品的三大基础职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满足各自管辖区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避免了公共产品消费方面的福利损失和技术浪费。所以，联邦财政制度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理想的组织形式。(二)统一管理与分散自主相结合财政体系在财政政策协调的实际操作中，采取财政纪律、财政自治与财政合作相均衡的财政模式不失为一种基本思路，其中：财政纪律的核心是保持公共部门预算赤字及公债水平在长期内处于一种可持续的水平，以免对联盟整体的货币目标造成负面影响；财政自治是为了各国应付可能的非对称冲击，缓解因这种冲击造成的失业并进行经济与国民收入结构性调整预留必要的政策工具；财政合作则是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在更广阔的领域为各成员国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外，区域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之间必须畅通沟通渠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多方位保证成员国的财政当局和央行保持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注重为成员国财政部门了解区域货币政策搭建一个多层次、高效的沟通平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采取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即中央集权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经济上的趋同使得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成为了可能。因此，在区域层面上应形成统一的财政规则，确保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在制度设计上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和。(三)财政的一体化模式在这种财政协调形式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目标的制定和手段的管理，都是财政一体化所形成的财政共同体当局的事物，并要求各成员国统一财政制度，表现为一种超国家的财政干预。这种方式很显然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有效地对付非对称冲击，而且可以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实现欧盟的经济目标，消除单一货币政策与12种分散财政政策协调不一致的矛盾。这种方式是最佳的选择。但如果变为现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方面由于欧盟仅仅实现了经济一体化，还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国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的矛盾依然存在，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各国必须拥有一定的主权，否则国家名存实亡。而且，就目前从国际经济秩序及谱盟本身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财政一体化无异于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如果实现财政一体化，就必须在欧盟内部效仿美国的财政联邦制，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最优分工，既实现了财政效率，又兼顾了社会的公平。而目前在一个12国的欧元区内，建立如此复杂、完备的一套财政体制，并非易事。不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使各国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民众在心理上完全认可这套制度，所以，财政一体化模式从经济效果角度也许是最有的选择，但实践中实施起来则有些难度。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必然走向规范化、对称化，单一的货币政策和逐步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继续带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由货币政策的统一到共同财政政策，这是欧盟国家和欧元区市场深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欧元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国家财政范文篇5

不管怎样，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应该让我们对未来股市的健康繁荣更加充满信心。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确实也带来了当前令人烦恼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本篇短文的主旨是：财政部最近一系列的政策着眼点不应该是为了直接吸收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更主要的是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来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所产生的流动性过剩的“结构问题”。所以，通过以下对这些政策的作用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在缓解流动性的规模问题上不仅效果有限，而且成本也较大。相反，在改变产业结构和国家的内需生成机制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出口退税新政策对消除寻租动机和产业结构调整意义重大

不少人认为，取消出口退税就是变相的人民币升值。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当然从出口企业的利润来看，他们的抑制作用都相同，但是，还是存在以下几点不同之处：

首先，出口退税的影响只局限于出口企业，而人民币升值影响到所有对外经济往来部门。尤其是，当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时，过早的人民币升值会虚增不良资产的价值，影响中国银行业和企业的海外上市战略。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汇改战略也会使得人民币的增值带来企业短期外债融资上升的可能性，它显然不利于我国金融体系整体的稳定。当然，中国产业结构没有调整完毕时，一刀切的汇率增值方式会产生消费品的内外替代现象，从而进一步降低我国企业整体的盈利能力，而取消出口退税却没有这么多的负面作用。

其次，出口退税政策的改革是抑制了企业部门的寻租行为，推动了中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使人民币汇改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效果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因为尽管人民币升值，但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如果能够争得出口退税的优惠条件，那么，他们就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创造这种可能性，甚至不惜代价，利用每一次难得的寻租机会争取额度，而且常常会夸大申报出口的规模，争取得到更多的退税补贴。因此，一些搞价格恶性竞争的企业通过这样的寻租和弄虚作假行为，来确保自己的企业利润不受汇率增值的影响。显然，中国贸易顺差也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的缓解。

第三，出口退税新政策的影响只波及到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定价能力的企业。因为有定价能力的企业会把取消出口退税成本通过价格的调整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就业者。因此，影响这种转嫁能力的因素就很显而易见，它包括：产品的附加价值高低、产品的市场替代程度和中国劳动部门的规范以及监管的强度。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对没有定价能力而且靠价格竞争的企业来说，出口退税新政策就会迫使他们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和改变产品的销售主体，从宏观层面上也就一定会出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

总之，出口退税政策在目前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有利于消除恶性的价格竞争，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改变国际收支的失衡结构。最终，有利于资本市场按照价值投资的理念来选择财富保值的方法(当然，在出口退税新政策生效之前，会刺激企业集中出口，因而也就有可能暂时性地扩大6月份贸易顺差的规模)。

二、印花税和利息税政策的改革效果有待时间的考验

印花税和利息税都属于资本所得税的范畴。前者的直接效果是减少股票投资的收益，后者是影响储户的储蓄资金的回报率。但是，在当今的社会，消费者资产的多元化结构使得任何一种资产所得税的变动都会产生连带的影响。这里，关于印花税的导入和消费税的减免的综合效果，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期来观察并加以分析比较。

首先，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将举足轻重。尤其是印花税，虽然是千分之三，但人们担心国家对未来股价上扬的认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当新基金入市的消息被确认后，市场才恢复了信心。而利息税的减免还没有具体实施，再加上股市的收益相对储蓄利率较高时，这种负面的心理影响就会较小。当然，资产所得税对市场收益预期的影响非常直接，即使基本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只要预期的改变也会导致股价大的滑坡，而股价的大幅变化，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心理，严重的话，甚至引发股灾。所以，我们要特别关注两税政策的改革对股民心理的影响。

另外，在短期和中期内，两税的影响，并不会因为仅仅金融资产收益的变化就会造成股市资金的大规模向银行系统的回流，从而导致股市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因为理性的消费者不是光看单个资产的收益和风险，而是看自己持有的组合(比如，存款和股票等)的总收益和总风险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搬家现象可能是暂时的，大规模资金的持续移动实际上又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因为，现代的金融投资理论告诉我们，利息税的减免就相当于组合中安全资产的收益提高，它改变了所有投资者对风险资产(股票)的组合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调整后的新组合，其风险不但不减少，反而会增加，当然收益也会随之增加，这是因为这样的组合，比起其它的组合方式(比如资金大部分转移到银行，或资金更多的投入股市等组合)，当平均收益一定时，它的组合风险是最小的。当组合风险一样时，新组合的平均收益是最高的。而市场中投资者组合的差异根本不是风险资产(股票)组合上的差异，而是在于抗风险能力低的投资者会把更多的一些资金投入银行，而抗风险能力高的投资者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否则撤资就是自己非理性的恐慌心理所造成的，因为组合收益和风险在客观上不存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最近股市震荡中，高价股反而抗跌能力更强的这一现象，就充分说明上述组合投资理念的体现。同样，印花税的导入，就相当于风险资产(股票等)的平均收益在减少，此时，风险承受能力高的投资者也不应出现资金搬家的非理性行为，而此时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者为了保证组合收益不受太大的影响，反而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股市，而且是选择低风险(收益波动小)的股票组合。

第三，在中长期内，印花税的影响会受到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的改善而失去明显的作用。利息税的减免也因为在消费与储蓄之间同时存在替代(储蓄增加)和收入效应(储蓄资金的收益整体改善的认识而带来的目前消费的增加)而变得不确定，当然，利息税的减免对当前和谐社会架构确实起到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财政收入状况和税收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比如，相对稳定的利息税收入目前已转变成相对波动的印花税收入等。

总之，受到两税影响所出现的储蓄和股市资金之间的此消彼涨现象不会像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但是，资本所得税对市场心理的影响不可低估，有时候悲观的预期就会带来悲观的结果。反之亦然。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资本所得税的导入一定能带来一个好的状态。

三、特别国债发行的“特别”意义

6月29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1.55万亿国债发行的决定，虽然是通过购买外汇储备来降低央行的汇率风险(这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打开了外汇储备在海外运作的市场，同时又能够马上吸收国内过剩的流动性)，但是这一积极举措，市场的反应却正好相反。笔者认为，其中确实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梳理一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国债发行吸收国内流动性，然后将它用作海外投资，在目前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预期(人民币的增值和流动性过剩所导致的紧缩货币政策的加强等预期)要高于海外投资的收益率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否可持续？也就是说，我们用高成本带出去的资金，外国机构再将它回流到中国市场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黑石集团入股中国蓝星公司股份的最新动向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显然，动用财政部的长期国债工具来吸收短期的流动性，不要说经济上不划算，而且实际效果也可能微乎其微。显然，比起出口退税政策改革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果来说，它的实施面临的挑战不可忽视。

其次，本次国债发行的“技术”难关此起彼伏。比如，发行方式，如果向银行间市场发行，那么，现有的国债市场不仅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且，在银行资产中，国债的比重过大，会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的匹配和绩效表现，从而约束了中国银行业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如果向央行发放，再由央行转化债券的期限来吸收市场的流动性，那么，不仅提高了央行的置换成本和资产负债之间不匹配的金融风险，而且，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大打折扣。当然，还有发行节奏，发行国债的依赖行为等问题，都会对债市、银行间市场和股市产生不小的冲击，甚至对财政政策的效率和有效性也产生消极的影响。

第三，即使不考虑资金的回流，只是分析我方外汇投资公司的成本效益，也感到稳健投资战略实施的艰难性。搞得不好，外汇投资公司为了保证一个正的利润，不得不去选择高风险的组合进行投机来对冲高昂的资金成本。虽然所有的风险由外汇投资公司承担，但是很有可能这种投资运作模式不可持续，最终财政部的特别国债发行的代价无法回收，通过这种模式所建立起来的央行外汇储备保值的战略也无法有效地实施。

总之，我们要充分和客观的评价这次特别国债发行的“特别”意义——不能只看到它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这一政策所付出的不小的成本。只有把握好财政政策的“度”，这才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更有利于我国财政政策今后更加有效、有序地实施。

国家财政范文篇6

进入2002年以来，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应否“淡出”的争论再趋热烈。呼吁“淡出”的理由不无道理：国债规模的连续增长会给长期财政收支平衡带来不利影响，过度依赖财政投资的经济增长可能把财政拖入无法退出的困境，政府持续投入会导致对民间投资和市场化力量的“挤出”效应等。反对“淡出”的声音也有依据：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指出“扩大内需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在当前世界市场紧缩的环境下财政政策是支持中国“一花独秀”的重要支点，力保增长是缓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必要条件等。

一个基本判断是，仅仅在目前财政政策的职能定位下实际上是无法找出是否应当“淡出”的结论的。当前应当讨论的，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政的政策性职能转变问题。

我们目前所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以宏观调控为基本目标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学意义上，“宏观”的含义就是“总量”。宏观调控就是对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关系的调控。无需争议的事实是，从1998年以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是以调整供大于求的总量失衡状况为目标的，而调控总量又是为了支持经济增长。当前，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政府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究竟应当落在何处。

在市场经济理论中，财政政策参与对总量平衡关系调节存在两个前提。一是竞争、多元化产权主体下的分散决策已经成为各种经济资源的主要配置力量，二是社会已经形成为一个相对平衡的利益分配格局。正常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政策只针对那些“市场失效”的领域或某些使社会利益平衡格局被打破的因素进行校正、抵消、补偿等方式的调节。

中国存在上述两个前提吗？显然不存在。至少是不充分存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个别领域的“市场失效”，而是市场发育不充分导致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太低，以致结构调整进展不快；不是局部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而是改革过程中社会利益构成的再组合。

从1998年以来，我们对“扩大内需”的认识走过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政策的着眼点在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此前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滞后影响。1999年中央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战略方针”之后，我们认识到，短缺时代已经结束，供大于求已经成为市场供求关系的常态，经济发展的关键已经从扩张供给转变为扩张需求。从“十五”计划的酝酿过程迄今，人们已经清楚无误地看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需求扩张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性矛盾突出，是社会的经济预期不良，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就是说，制约中国短、中期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长期性、战略性、体制性因素。

二、促进增长的财政政策应当承担战略性职

显然，财政的政策性职能不能“淡出”，但目前的政策方式应当淡出。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当从财政直接投资引导投资需求增长转变到解决长期性、战略性、体制性难题上来。从当前看，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应当努力实现向以下三个方面的调整。

（一）加快结构调整，对资本退出施以财政援助

“十五”计划明确提出“结构调整是主线”。目前普遍性的供大于求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增长并存的状况明确显示出，我国的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且我国的资源结构已经不能支撑现有生产系统的粗放式扩张。但“十五”执行迄今，结构调整遇到了资本难以退出的阻滞。

在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总是极其有限的，关键是要依靠存量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市场经济下，存量资源的跨产业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配置的结果。但中国的情况是缺乏市场化的系统支持资本退出。资本无法从原有配置领域顺畅退出，也就无法重新优化配置，结构调整就难以奏效。

资本退出首先需要有产权的市场化流动渠道。但产权的市场化仅仅是资本退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多元化的社会利益结构中，资本能否顺畅退出，还在于资本能否得到必要的补偿。通俗说就是，资本退出的基本前提是能否“捞回本”，至少是部分地“捞回本”。

即或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情况下，与结构调整与升级相联系的资本补偿也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人们熟知的“加速折旧”就是政府运用财税手段满足资本补偿要求、促进结构升级的一项重要政策。

实际上，加速折旧也并不能保证资本在结构调整中得到充分的补偿。经济学研究早就发现，当结构升级加速时，生产能力过剩领域的资本为避免投资损失，通常并不是自动选择退出，而是采取相反的对策，进一步扩大投入，扩张规模，力图把别的供给者“挤”出局。这就是“市场失效”。显然，市场机制导致的这种资源配置取向只会造成更大规模的过剩，非常不利于结构升级。调整“市场失效”需要政策的干预。从国际经验看，政策干预的有效方式是提供资本补偿援助。具体说，就是政府以一定价格出钱收购、封存或淘汰过剩生产能力，让那些过剩领域的资本能够全部或者部分地得到补偿，避免“市场失效”下的过度竞争。

当前，我们有必要格外注重研究“资本补偿”的问题。一方面，从中国自身情况看，由于产权的市场化流动渠道极其狭窄，大量存量资本实际上被“套”在特定领域中无法实现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在资本利益、地方利益的双重拖曳下，存量资本为避免“血本无归”，只能选择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继续在原有领域扩大投入。2001年中国的钢产量为1.4亿吨，而且2002年很可能达到1.7亿吨，但其中增长最快的仍是低端的普通钢，产业的快速扩张并没有带来产品结构的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由于科技进步的不断加速，传统的“折旧”方式已经不能抵偿固定资产“无形损耗”导致的资本“缩水”。据2002年《财富》杂志公布的数据，2001年全美收入最高的500家公司，其年盈利总额已经从2000年的4440亿美元跌至2001年的2060亿美元，跌幅达到了53％。“新经济”使全世界的资本都面临资本无法补偿的危机。

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国际产业竞争力、实现结构调整与促进增长、平衡供求实际上已经表现出了共同的政策需求。财政政策应当在资本退出的补偿援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债还应当发，但对过剩生产能力施行政策性收购，施以退出性的政策援助应当成为国债资金新的重点配置领域之一。煤炭“关井”、钢铁“限产”、淘汰不能达到经济规模的石化装置等都应当提供政策性补偿。政策要有效力，关键不在于规定要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而在于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实际上，目前我国农业中实施的“一退三还”、“坡地休耕”等政策就是对产业退出给予财政性援助的政策。农业中的实践已经证明，对“退出”提供补偿实际上是一种代价最低、效率最高的政策。

（二）承担改革成本，改善社会经济预期

在过去几年扩大内需的研究中，人们普遍注意到社会经济预期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表层看，影响人们支出预期的主要是就业、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制度的改革，影响人们收入预期的主要是“下岗”现象的普遍化和就业岗位的短缺。但从对这些表层现象的深入分析中可知，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区别，影响中国社会经济预期的主要因素并非是单纯的景气循环以及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交替，而是对改革代价的担心。

中国的改革进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谁来承担经济转轨代价的问题。从现实情况看，我们至少对以下若干方面的转轨成本仍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

一是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代价。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在物质要素如何与原有体制告别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到21世纪初，如何让人这种要素和旧体制告别，也就是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些国有职工如果不能在劳动关系上退出国有经济系统，国有经济的转轨改造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他们实际占有和支配着这个系统中的所有资源。1.2亿国有职工，每人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代价哪怕只是1万元，总量就需要1.2万亿元。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代价。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福利或者社会保障问题是全部包含在企业成本中的。现在我们要全部外化到社会统筹这样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制度的方式中去。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谁来把以前扣除的那部分积累补足。

三是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代价。在旧体制下，银行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出纳部门。旧体制和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缺陷导致了现有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问题。这并不是银行作为一个企业在自身的经营活动中的无能所导致的，或者说不完全是。例如“拨改贷”形成的不良资产、政府通过种种行政干预让银行发放贷款导致的不良资产等。现在要靠银行通过市场化经营来化解这些不良资产，这实际上办不到。

四是回赎国有资产支配权的代价。中国的一个特殊性是，国有资产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在中央政府手里，而是被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支配着。实际上在我们改革的初始阶段，中国就已经存在着“条条”、“块块”的个别利益。并不是私人部门发育起来之后，我们才有了推进市场经济的个别利益、局部利益。中国在计划体制下表面上是中央集权，实际上中央集权所能管到的只是一个并不庞大的增量部分。所有的存量资产都掌握在那些分散于不同地区或者不同部门的地方政府和实际支配者手中。“国有经济改革”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要赎回那些名义上归国家所有的，实际上是由地方、部门甚至是为一些“国企老总”实际占有，为他们的局部利益最大化服务的那部分产权。现在看来，要让国有经济真正融入市场体系，我们可能不得不对那些依靠旧体制实际占有着国有资源的利益群体支付一个“回赎”的代价。

应当注意到的是，改革成本是一种具有“一次性”特点的支出，不能靠分摊到经济运行过程的经常性支出里面的方式化解。例如，我们不能把“有偿解除劳动合同”的代价摊入企业的经营成本中，也不能靠一两年的财政支出满足完善社保体系的需要。我们也不能指望正常的扩大再生产投入部分来分担转轨代价，例如让解决增量投入的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完全承担起“债转股”的股权转让问题。

一方面，制度转轨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性质，这个成本不能、也不应当直接分摊到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收入或成本中来；另一方面，中国的转轨代价是和告别“一大二公”的原有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些代价，说到底是原有体制下以国家、政府、国有经济名义形成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当是政府。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积极”的含义将更多地体现于合理承担改革成本上。

财政承担改革成本的一个可供选择的重要方法是发行长期国债，用发债收入直接支付改革过程中的转轨代价。30年期、50年期的券种都可考虑。从1999年到2001年的两年间，国民经济总量扩张速度滞留在7％——8％的水平上，中国的财政税收总额增长了50％以上。我们在过去30年、50年间累积下来的体制性负债用未来30年、50年的收益偿还还不能化解吗？肯定可以化解。

通过财政手段直接支付改革成本的最大好处是透明度高。改革社会经济预期，关键就是要对改革进程的代价作出明确的制度安排。

（三）调整区域经济关系，灵活运用财政信用资源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对扩大内需战略影响最大的深层次因素之一。中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实际上也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密切相关。以需求潜力而论，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城市市场差距并不很大。开拓农村市场，关键是开拓那些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村市场。

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调整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始终是财政政策的重点指向。其中，区域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已经在建立过程中，西部等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已成为“国债项目”配置的重点区域，2002年税赋改革中所得税改为中央与地方分享税的目标也在于加大中央财政对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程度的调控能力。但从2000年初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的实践看，仅仅依靠中央财政的直接投入并不能满足西部发展的对增量资源投入的需要。要实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战略目标，我们还需要探索以较少的财政资源调动更多增量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的措施。

在东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特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有过以“两免三减”等税赋减免措施实现“以小搏大”的成功经验。目前，这种引进外资优惠政策已经扩大到西部相当大的范围。但西部情况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同。简单的税赋减免对引进外部资源尚不充分。在很多地方，要使税赋优惠政策真正发挥作用，尚需在投资的软硬环境上有较大改善。

国家财政范文篇7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应对，灵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经济调控手段，对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进行了有效的宏观调控，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1994年以来的中国财政政策在政策取向上，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显示中国政府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日渐成熟。

（一）宏观经济背景。

1．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以此为契机，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一举扭转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在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以下同）的增长速度1992年和1993年分别为14．2％和13．5％，改变了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不利局面，但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现象，即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突出表现在：从1992年起，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2．中央针对经济过热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尽管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2．6％，略低于1993年的增长速度，但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却成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通货膨胀严重。为此，当时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了该时期经济工作的首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88年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以及随后1989年和1990年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内涵。

1．目标。

（1）遏制通货膨胀是首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的物价稳定是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标志。但是，我国1993年和1994年的高通货膨胀率，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顶峰，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无论是对国家、企业，还是对城乡居民个人都具有颇大的危害性，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实践所验证。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地就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或停滞，因此遏制恶性通货膨胀便成了当时的当务之急。

（2）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是另一重要目标。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虽然对遏制通货膨胀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代价常常是随之而来的国民经济在低谷中运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过热中的“急刹车”做法，同样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1988年，为了抑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在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措施，通货膨胀率虽然是明显降了下来，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经济连续两年萎靡不振，致使1989年和199O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1％和3．8％。改革开放以来，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我国经济腾飞的必要条件，遏制通货膨胀不能以牺牲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代价。鉴于此，在实现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这是“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

2．政策主要内容。为了抑制经济过热，1993年下半年，中央果断地出台了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的一揽子宏观调控措施，核心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在财政政策方面，控制支出规模，压缩财政赤字，把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3年和1994年的24．l％与24．8％压缩至1995年的17．8％、1996年的16．3％和1997年的16．3％；对财政信用周转金进行清理整顿，减少财政信用资金对生产企业的投入。此外，1994年还实施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为中央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财力保证，把与速度和规模直接相联系的消费税和增值税的75％作为中央的固定收入，把与经济效益水平直接相关的所得税等作为地方的固定收入，以此限制地方对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

3．政策特点。

（1）着眼点是经济增长的“软着陆”。“适度从紧”意味着在实施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中，要恰如其分地掌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在消除经济剧烈波动的同时，又保持住经济的平稳增长，即实现经济运行中的“软着陆”。“软着陆”是对经济运行状态的形象比喻，从经济意义上讲，它是指国民经济的运行在经过了一段过度扩张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下，平稳地回落到适度的增长区间。而“适度的增长区间”，则是指经济增长的实现与社会物力、财力等的承受力相适应，脱离了客观社会经济承受能力的过快或过慢增长都不是适度的表现。因此，“适度从紧”是为了防止宏观经济调控中的紧缩力度过大，使经济增长受到损害，不利于改革的深化。

（2）总量从紧，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历次大的经济波动，几乎都是源于投资膨胀而引发的总需求膨胀。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初步建立中，短缺经济的影响犹在，由投资膨胀引发的总需求膨胀在短时期内难以明显得到释放，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实施总量适度从紧的宏观财政政策是必要的。值得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总量上的从紧，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绝对量的减少，而是相对压缩。在这里，相对压缩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于上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1995年至1998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都低于了1993年和1994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二是指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从1995年到1997年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都低于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吸取了以前经济过热时采取全面紧缩导致经济跌入低谷的教训，在总量从紧的大前提下，进行适时的结构调整，做到“紧中有活”，避免“一刀切”。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环境保护项目等，对具有市场效益的企业，适当地加大公共资金投入，进行重点扶持；而对“泡沫经济”部分，对低水平重复建设部分，对单纯外延型扩张和低效益甚至无效益的部分则从紧。通过“紧中有活”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为以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3）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两者一般都搭配运用。1993年的经济过热，使中央意识到必须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种宏观调控工具，给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经济过热时，把好货币与信贷两个闸门，对于降低总需求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以投资需求过度膨胀为标志的经济过热，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提供了舞台。因此，“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从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特别是工资性支出和社会集团消费，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把财政支出的增长势头控制住；第二，严格控制信用总量，合理调整信贷资金投向，严格控制固定资产贷款，严禁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第三，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加大投资结构调整力度，重点是严控新形式项目、加大企业技改力度，投资资金用于保投产、保收尾、保国家重点等等。总的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成功地使经济过热降温，遏制了高通货膨胀。

（三）实施效果。

国家财政范文篇8

我认为，古今中外，财政就是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因其天然具有公共属性，所以也是公共财政，它们是同义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演进，不同的国家财政又会有不同的模式（类型）。现在大家所说的“公共财政”一词是从西方引进的，把它作为国家财政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突出它是一种市场型财政，却又有着特殊的意义。

“公共财政”一词是英文PublicFinance的直译。《美国传统辞典》对Finance有两种解释：一是指资金或其他财产的管理科学，二是指对资金、银行业、投资和信贷的管理。一般的英汉辞典则通常把Finance译为金融、融资或财务。因此，如果Finance一词单独使用，那么它的主要意思可以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财务管理，而这种财务管理既可以发生在私人部门，如家庭、企业、银行的资金管理：也可以发生在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部门的资金管理。在Finance一词前加上限定词Public，此时的Finance就超越了“私人性”，而具有特定的“公共性”。可见，单从字面上理解，PublicFinance指的就是公共的或公共部门的财务管理。由于国家（或政府）是整个社会经济中最为主要、对社会公众有着最为广泛、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公共部门，因此，用PublicFinance来代表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是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应当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因为财政就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我于1987年在把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的PublicFinanceInTheoryandPractice编译为《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时，就把PublicFinance译为“财政”。也正因如此，假如把PublicFinance直译为“公共财政”，有的学者认为那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不过，人们会问，如果PublicFinance是专指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的话，那么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在Finance的前面用Government加以限定，却偏偏要冠以Public一词呢？据张馨同志的考证，PublicFinance一词一直到1892年才被英国的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首次用来概括“财政（学）”这一范畴。而在PublicFinance被广泛采用的前后，财政（学）被冠以GovernmentFinance的不在少数，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有之。这样，如果把PublicFinance和GovernmentFinance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那么将PublicFinance译为公共财政（学），用以特指市场型的财政，以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或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共性，不失为一个贴切的译法，足可以接受的。

有的学者提出，自从1959年马斯格雷夫出版了被奉为经典著作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首次引入了公共经济（PublicEconomy）的概念，特别是1964年和1965年分别以法文和英文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作用理论概念》和《公共经济学》，直接以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为书名。自此以后，多数财政学著作把PublicFinance或GovernmentFinance改称为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而这种改名，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名字的改换，而是研究的范围、领域、方法、指导思想、所要说明的问题等等都有实质性的变化。照此说来，与西方国家财政学的发展现状相比较，“公共财政”的提法多少显得有些“滞后”了。

应该肯定，西方财政理论的研究的确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也应当看到，尽管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对政府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扩展、突破了原有的内容和方法，但是，对国家（或政府）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的分析，仍然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最具份量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不少财政经济学著作相继改名之后，却仍有许多著作使用PublicFinance的原因，此其一。其二，“公共财政”一词的提出和兴起，是在我国历经多年的财政经济改革，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之后，试图对逐步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模式及其特征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在我国财政改革与财政理论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提出“公共财政”一词，并将其作为国家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模式（类型），的确有助于标识我国财政职能转化的方向，有利于财政定位，是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

近几年来，张馨同志撰写、出版了《公共财政论纲》等专著，发表了许多论述公共财政的文章，在财政本质与财政模式（类型）的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突破，对国家分配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学术界与政府部门的肯定和重视。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我曾于1999年3月6日在《中国财经报》发表《我所理解的“公共财政”一文，正式提出“为公共财政叫好”。总之，对于“公共财政’这一提法，我是持赞成态度的。

二、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我之所以对“公共财政”范畴及其原理加以肯定，是因为它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正确把握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及其涵义、特征。不过，尽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并无姓“资”姓“社”之分，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可以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模式；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经济体制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并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对我国财政模式的把握不能不顾及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因此，公共财政作为对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的一种理论概括，固然不失其积极意义，但它作为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模式，却是失之片面的。

那么，哪个概念才能正确把握我国财政改革的现状及其目标呢？我认为，从现实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角度考虑，还是要强调“国家财政”一词。一方面，国家与财政有着天然的联系，没有无国家的财政，也没有任何财政可以离开国家而存在，国家财政作为一个一般范畴，可以涵盖公共财政范畴。这样，在总括我国财政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不至于因为强调国家财政，而忽视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倡导；也不至于因为倡导建立公共财政，而脱离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实。另一方面，和公共财政的提法相似，使用“国家财政”一词，虽然看似有同义重复之虞——财政本来就是指国家的分配行为或收支活动，在财政前面加上“国家”二字是缺乏必要的，然而，使用“国家财政”一词却有助于反映我国财政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主要是由政府自身主动推进的，对财政改革来说同样如此；第二，多年以来，我国财政一直存在“两个比重”偏低的情况，需要通过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对这种局面加以改观，以“建立稳固、平衡和强大的国家财政”（总书记为《领导干部知识读本》一书所作的批语）。由此可见，在现实情况下，使用古今中外都存在的“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范畴，还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在说明了坚持“国家财政”范畴的必要性之后，这里还有必要对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辨析。前面已经提到，国家财政与财政是一致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也就是财政；而公共财政特指市场型的财政，因此，国家财政包含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财政或国家财政的从属概念或者说是子概念。一般说来，公共财政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出发点，集中于从事非营利性的公共服务活动；但由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现实中存在着的数量巨大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运营，以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导致了在公共财政之外，还必须有一块活跃于经营性、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财政。而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这两个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就构成了我国国家财政的现实模式，所即谓的“双重结构（或双元）财政”（其中以公共财政模式为主）。

“国家财政”范畴的使用，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概括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类型—）？张馨同志提出，人类历史所存在的经济体制有三种类型：自然经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与之相适应，从财政活动的目的出发，国家（或政府）的财政活动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家计财政、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用“家计财政”来概括自然经济型财政的提法是否恰当，这里暂不讨论；但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我认为是欠妥的。张馨同志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和政府的行政附属物，个人只是企业或单位的行政附属物，整个社会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形成一个大企业，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与政府的经济计划来开展，从而财政也只是服从于和围绕着国家的需要而活动的，这就具有了“国家”财政的性质。应当说，张馨同志对计划经济中的财政活动的总体状况的分析和判断大体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是用“国家财政”来概括计划型的财政这一做法。我认为，财政与国家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这一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的了，再用古今中外皆有的“国家财政”这样一个带有“财政一般”意义的范畴来界定带有特定含义的计划型财政，很容易导致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人们的误解。比如，人们在否定计划型财政时，就会把“国家财政”这个“财政一般”也一并否定掉了。

此外，拘泥于从财政目的的角度划分财政类型，会在逻辑上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家计财政服从于领主或君主的（私人）需要，公共财政服从于公共需要，而国家财政服从于国家需要，要么，国家是公共性质的还是私人性质的？如果说国家需要是公共需要，那么国家财政与公共财政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说国家需要是私人需要，那么是国家财政好像与家计财政又没什么两样。而如果这两种说法都不成立，那么国家就该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混合体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财政的确兼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的成分，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那么公共财政、家计财政又何尝不同时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呢？而无论答案如何，都将有违按照同一标准对财政模式（类型）进行划分的初衷。

因此，我认为，不妨根据计划经济下的财政大包大揽的特性，用“大一统财政”来概括计划型财政或许会更加合适些。

三、公共财政论的引进与本土化问题

我一向主张，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既反对“僵化论”，又反对“过时论”。对待西方的东西，必须学习、分析、吸收、借鉴。既反对“排斥论”，又反对“照搬论”。早在80年代，我就率先编译了马斯格雷夫的《美国财政理论与实践》，撰写并出版了《比较财政学》、《国际税收导论》和《财政学原理》等著作，为引进、吸收、借鉴西方财政理论做了一些工作。我认为，从财政活动的起因、客体、目的、模式和决策等五个角度看，西方财政理论是由市场失灵论、公共产品论、公共需要论、公共财政论和公共选择论等共同组成的。这些理论先后被引进我国，并得以论述和宣传。但近几年来，大家都集中到“公共财政论”这一提法上来，把公共财政论作为西方财政理论的总称或代称。

公共财政论是根植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土壤之上的财政经济学说。公共财政论的引进在我国已经有一段较长的历史，但是，它在我国的真正崛起和本土化却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其主要是受学说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土壤决定的。

国家财政范文篇9

1.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改革的概况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十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新的进展。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利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的重要保障。

(1)现行财政税收体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过低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究其原因，一方面，农业丰收和粮食的价格提升使得农业税收超额；另一方面，随着股票二级市场的不断火爆，使得证券交易税收大幅度的超额预算；而与此同时，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增值税、营业税等却增长不多，导致整个经济的增长和财政税收的增长不同步。

其次，各种行政性的收费和基金越来越多，很多基金和收费的出台都是财政拿不出而留给政策的结局，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政府职能的一种无奈选择。

(2)进一步完善财政税收改革的措施

首先，建立完善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长期持续下降削弱了政府的相关职能，导致政府职能缺少了财政保证。介于此，在财政税收改革中，出台了一些关于基金和收费的政策，通过进一步的完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保证财政收入的正常健康增长。其次，加强财政部门对政府财政性收费和基金的管理。财政不统一，政府资金体制外运转，对于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加强财政部门对政策性收费和基金的管理，统一财政，把财政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的监控管理之中。

2.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第一，不同的财政税收政策会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财政税收政策在用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调控时，通过对不同的区域实行不同的财政税收政策来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比如，在某些特定的区域，即国家希望经济更快发展的区域，政府通过对全部或部分企业实行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进而实现了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主要职能就是是为特定区域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得它们能够尽快地担负起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职责。

第二，国家财政税收政策在贯彻国家的产业倾斜政策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各国政府均根据本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确立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的优先发展顺序，并通过建立有利的财政税制结构来予以保障。

二、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与国企发展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有企业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一直以来，国有企业由于历史与体制的原因，多年来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和机制性等深层次矛盾相互交织，其落后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落后的产品开发和技术装备、僵化的市场营销体制与发展市场经济要求的矛盾愈加突出，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加快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促进国企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1.国企困难原因及表现

首先，传统的主导产业逐渐失去优势，新兴产业发育不快，难以带动国有工业经济有效增长。国企门类齐全这一以往优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已成为相对劣势。由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竞争激烈、资源要素短缺，加上陈旧的经营观念、僵化的经营机制，使原来大规模的生产体系与主导产业的优势逐步削弱和丧失。

其次，自我积累发展能力弱化，技术更新改造缓慢，新产品、新技术产业化过程较长，使国有企业丧失了自身发展的动力。历史上高比例的利税上缴，使国有企业自我积累发展能力薄弱，技术装备的“欠账”过多。虽然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其技术改造投入了一定的财力，使其工艺技术装备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领域过宽、比重过大，并且国家投入的技改资金和企业自我积累的投入无法弥补技术老化的程度，占有相当比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装备未得到根本性的改造。

2.国家财税政策改革对国企发展的作用

(1)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改革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目前，国家财政税收政策改革，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扩大投资、启动消费和增加出口等三方面入手，拉动国内有效需求，确保经济的适度增长，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基础条件。实践证明，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措施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实现国有企业的脱困目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国家财税政策改革，采取了有力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重点问题

布局分散、负债率高、资本资金不足、社会负担重以及富余人员多等，这些都是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难点和重点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实现国有企业发展的目标至关重要。为此，国家财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调整思路，不能再沿用过去减税让利的办法，把财税支持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进行改组，形成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科技创新机制，使国企适应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环境。其次，突出重点。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支持，重点在企业重组、技改贷款贴息、安排下岗分流职工基本生活以及分离企业社会职能等方面下功夫，为国企创造平等宽松的外部环境。再次，加大力度。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调剂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国企的改革与发展。

国家财政范文篇10

国债规模的影响因素很多，有宏观也有微观。本文只考虑宏观的因素。选取的数据变量包括当年的国债发行额（Y），国内生产总值GDP（X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2）、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国债累计余额（X5）、信贷规模（X6）。选取以上系统变量的原因是基于传统研究对国债发行规模所受影响因素的考虑。

第一，GDP（X1）对国债规模的影响。一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明显地受制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则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潜力就越大。

第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2）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于两个项目即储蓄与消费。国债余额与居民的储蓄存款之比即居民应债率，这一指标反映的是居民的应债能力，应债率越高，则国债发行的可能规模越大。

第三，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国债发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弥补财政赤字，所以分析国债的发行规模，就必须考虑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情况。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较小时，用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压力就越小，因此本文选取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来综合衡量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对国债规模的影响。

第四，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国债还有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的运用，随着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逐年递增，每年需要偿还的国债本息数额也在逐年增加，2005年这一数字已达到3923.4亿元。因此，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也是国债发行规模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国债累计余额（X5）对国债规模的影响。一国所能承受的国债总量是有限度的，所以国债余额也是分析国债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货币信贷规模对国债规模的影响.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种重要工具，货币信贷规模直接影响到国债发行，两者具有相互替代作用.

2国债规模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研究时间区间是从1992年到2005年，并选取近十年我国国债年度发行额及主要影响因素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被解释变量为国债发行额（Y）。各解释变量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GDP（X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2）、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国债累计余额（X5）、信贷规模（X6）。μ为随机误差项，描述除解释变量以外的因素对国债规模的干扰作用。分析的主要统计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分析软件是SPSS。

4结论

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首先，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和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

其次，国债发行规模与居民储蓄正相关，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是国债购买的主体的事实，说明居民储蓄为国债发行提供了空间。

再次，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积极型财政政策，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存在较大的国家财政收支差额，而通过发行国债是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重要手段;同时，由于长期实行积极型的国债政策，在大量增发长期国债的影响下，国债到期还本付息的支出也越来越大，我国长期处于举新债还旧债的处境;.

最后，GDP是衡量国家还债能力的重要指标，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那么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越大，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国债发行规模与当年GDP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任安军，杨艳芬.我国国债规模影响因素分析及政策借鉴［J］.经济问题探索，2004，3：12-15.

［2］张新立，王青建.风险资本的组合投资最优模型研究［J］.经济数学，22:4（2005），389-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