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范文10篇

管理思想范文篇1

[关键词]墨家；兼爱；管理思想；企业管理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著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颃。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港台和西方国家的不少企业家，抱定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不是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奢靡的个人消费，而是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尔·盖茨设立基金会，救助那些处于困顿中无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诚设立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会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又是一个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说明这一点。

管理思想范文篇2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著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著《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人们在理解成功的时候，有时有偏差。有人认为，企业经营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就是一种成功。这种观点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要说这是成功的话，那么也仅仅算小有成就。真正的成功还必须体现其社会价值，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成功。港台和西方国家的不少企业家，抱定财富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宗旨，不是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奢靡的个人消费，而是回馈社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比尔·盖茨设立基金会，救助那些处于困顿中无助的艾滋病人，李嘉诚设立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他们才是真正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为我们的企业家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企业就会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而社会大众的认同又是一个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用“兼相爱，交相利”来说明这一点。

当今的中国处于转型过程中，不少企业界人士都是从贫困中成长起来的，由于教育等因素，他们富起来了，却成了财富的奴隶，追求利润成了某些企业经营者的终极目标，因而常有牺牲环境、社会发展为代价，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在两千多年前的《墨子》面前，不感到惭愧吗?

管理文化崛起于20世纪，随着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大企业、大公司不断涌现，管理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而管理学走向中国则是20世纪后期的事。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管理学，更不可能把西方的管理文化全盘搬进来。胡适在20世纪初就曾用墨学来嫁接西方文明，今天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学与管理文化，必须汲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墨家的管理思想不失为一个参照。《墨子》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其中体现的管理思想是建立在当时当地的社会背景基础上的，在今天不可能全盘照抄。墨家关注国计民生，其管理思想可以说是一种目标管理，希望建立一个政治清明、法纪井然、国富民众、民富国治的理想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墨家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但是，如果能够对墨家管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诠释，不仅对今天的政府管理具有参考价值，对企业管理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管理思想范文篇3

1.“无为而治”思想的人性假设

一切管理理论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老子虽未明确将人性假设作为管理前提，但也曾系统地探讨过人性问题，且有意无意地将之作为管理的前提。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自然人”假设，认为人和自然一样也有其规律，管理措施须符合之才有效。所以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本来如此之意）老子强调管理者要通过无为的策略来获得民心，认为管理者能以“无为而治”理念进行管理，将收到“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效果。何谓“无为”？其义包括：其一在个人方面少为，在政治方面“近朴还淳”；其二率性而为，人皆有有所能，有所不能；其三因势而为，人或社会能随时势走就是无为。其四顺理而为。

2.休养生息和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是实现“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措施

实现“无为而治”需两条措施。一是休养生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指执政者治理天下，要使官吏少私寡欲，使人民得到温饱，弱化人民的期望值，增强人民的体魄和自立自强精神，使百姓淡化政治斗争意识，减少贪欲。“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顺应自然的规律，辅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另一措施是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八章）强调统治者应当行善有如水的品格，把自己摆在行善的地位，心胸总是保持宽广和宁静，交往总是讲求爱人利物，说话总是讲求诚信可靠，行政总是追求民众安居乐业，做事总是讲究创造实效，行动总是讲究抓紧时机。这种策略恰恰是大智慧，因为一味争强好胜，易心劳神伤，退避三舍，则海阔天空，以柔克刚，则无往而不胜。

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二十五章)即道、天、地、人都是“大”的。老子把人看得如同道、天、地一样伟大，由此可以看出其思想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认为管理者践行“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应做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即管理者没有自己固定的意志，总是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以善待民、以诚信待人。其次“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即要让老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先满足老百姓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基本需要。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在如何吸引人方面，做到“江海纳百川”，惟有这样才“方为百谷王”。

三、矛盾转化的辩证管理思想

第一“反者道其动”的规律。反，是矛盾对立斗争的体现，对立斗争是道的运动发展的动力，是普遍规律，万事万物皆然。这是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概括。第二“祸福相倚”的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了祸与福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这对现代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思想。“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一论述揭示了质变总是由量变引起，它鼓励人们勇于尝试，不能沉溺于空想当中，还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开始做，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做起，成功在于不断的积累。

四、对当代管理的启发

第一，以人为本——人是管理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管理国家与企业最关键的是处理好人的问题，应重视人的因素。正因为人才是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松下幸之助说：“经营的基础是人，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作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管理中要坚持人本理念，尊重人才、重视人才，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第二，无为而治——管理措施须符合规律顺应民心。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为，履行职责做到无为。社会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绝大部分与某些政府部门职责不到位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不为，遵循事态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不侵犯百姓的自主权不干扰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就是越位，而这往往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需要改变政府越位不到位的弊端。这一规律还告诉我们在引进或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时，要结合本国实际不能照搬照用，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国人的心理规律，是否顺应民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

总之，老子的管理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只要我们能将老子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的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完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就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效能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唐突生: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2]淦述卫邓海兰:从老子管理思想到现代企业管理[J].当代经理人，2005，(05)

[3]唐突生: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4]汪凤炎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

管理思想范文篇4

关键词：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管理理性；管理实践；实践理性

“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模式”是20世纪初从泰罗的科学管理开始，历经了行为管理学派、权变管理学派、系统管理学派乃至现在的学习型组织。但值得深思的是，当今西方众多管理学大师如彼得·圣吉等却对东方圣哲的管理思想推崇有加，这使得身处其中的我们颇为汗颜。德鲁克曾经说过：“管理的本质就在于人性与实践性。”而我国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特别提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恰恰就是“实践理性”。我国传统圣哲管理思想的“内在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现实可操作性”（Feasibility）正是解决管理本质问题的天赐之作。“怀璧外求”不如“返观自求”。

一、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在的科学合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历史是对真理最好的检验，不具备科学合理内核的思想是不可能具备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1.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综观人类文明历史，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拥有5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国家，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能象我国这样历经劫难却依然经久不衰，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没有历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应该审慎对待的。我国封建社会结构5000年来的超稳定性，这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内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证明。一种文明只有具备了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的内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稳定。明“道”和顺“道”正是我国传统管理活动的根本思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推天理，明人事”我国管理思想恰恰是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运用在人文社会上，而西方的科学思想仅过分注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说牛顿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自然规律看得更为深远的话，那么无疑站在孔子、老子、释迦、耶酥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将体会得更为清晰透彻。正是这种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规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管理哲学的基石所在，这也是人类千百年来共同智慧的结晶，理当不分文化和种族，为人类所共享。

2．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同化力。

中华文明立足于人伦，以人为本的人类共性，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为目标，避免了一切因宗教文化不同，语言和民族不同所带来的分歧和困扰，求同存异，共存共荣，以中华民族所特有宽容博大的胸怀，使得众多不同种族、宗教、语言的人们包括最重种族纯洁的犹太民族也被中华民族所同化和共谐，所谓“天下之民归心”。更为独特的是中华民族“兴灭国、继绝世”的仁爱思想以和平的方式将人类先进的至善文明，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东亚和南亚各国，使得“远者来，近者悦”，德惠四海，恩及八方。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把未来世界统一的希望寄托我国身上，并由衷地梦想成为中国的一员，他曾写道：“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最具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的中华民族。”西方启蒙运动的创始者法国的伏尔泰亦曾写到：“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最广博的王国!……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太不幸!人类智慧不可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我认为只有中国才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总之，以宽弘博爱、和谐统一为精神特质的中国传统文明为当今国际世界宗教文化冲突，地区民族矛盾，政治经济磨擦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和平解决方法，其悠久的管理思想也成为世界国家之间和平相处树立了的光辉典范。

二、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现实可行性。

当代管理实践中，不论是企业管理，国家管理，乃至军事管理中应用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而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

1．儒教资本主义圈的国家经济腾飞。

当代东方“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模式已印证了其高度的生命活力。以至于世界称东南亚工业化地区为“儒教东亚工业文明”，日本为“儒教资本主义”。在世界商战中，日本内以“四书五经”求和，外以“孙子兵法”为战，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惟一非西方国家。而韩国则用不到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历经一个世纪的工业化道路。新加坡业已迈入新兴发达国家，被人们盛誉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说到：“尽管东方世界在自然科学的创造及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但是东方的人文科学、道德伦理、处世哲理，以及东方世界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种文化价值观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新加坡力从两方面治理入手：一是从严立法、从严执法；二是建立“东方道德价值观”。前者治标，后者治本，两者相辅相成，即《论语》所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创造了新加坡经济成功直至现今的奇迹。

2．百年老店长盛不衰的管理奥秘。

IBM公司的总裁托马斯·小沃森在《一个公司和他的信念》中写道：“一个伟大的组织能够长久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组织的全体成员所具有的感召力。……我坚决相信：任何组织若想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牢固的信念，这是一切经营政策和行动的前提。”“一个组织的基本哲学和原动力和公司成就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结构、创新能力和时机。”此外，哈佛的巴纳德教授在《经理的职能》中曾指出：“总经理的职能在于“系统地阐释和确定价值目标，并特别强调总经理所倡导的价值观只有全体成员所接受方可共有。”这提示我们一个共同管理哲学思想，一是要正确合理，方可持久稳定；二是要合乎人性，方可接受可行。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先生这样写到：“任何员工只要认识清楚了松下电器公司的基本信念和方针。就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自主性。”任何员工若能真正地把握基本信念，把它溶入自己体内，行动自由反而会扩大，碰到问题究竟要采取什么行动，不必一一请示上司，可以溶入自己体内的基本理念为尺度，决定自己的行动。”松下一再强调：“如果你犯了诚实的错误，公司会宽恕的，把错误当作训练费用，从中学习。但是，如果你违背了公司的基本原则和信念，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这无疑是面对一个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有效管理办法。所以，戴维斯在《公司文化管理》中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种强大而有凝聚力的文化。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中甚至认为：在全球的竞争时代，公司惟有发展出一种能激励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一切行为的文化，方才立于不败之地。这无疑把一个人人生价值观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值得深省。而观察其成功的理念无一不暗合或主动顺应东方圣哲思想。

三、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生命力的源泉是具有内在高度的科学合理性

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管理实践正日益证明其内在的科学合理性。美国伯克利大学埃里克·詹奇在《自组织的宇宙观》中写道：“高超的管理艺术恰恰就隐藏于同时在几个层次上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的能力之中。”“在西方世界，这种进化世界观难以被领会掌握，然而它却已造就了佛教和道德精神主义洗练的纯粹过程哲学。”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在《协同学》中写道：“改善每个人的生活是人类当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无论对社会和个人来说，这个任务所提出的问题日益复杂。……看来越急迫的是，亟待找到一些基本原理，并从哲学上予以透彻剖析”“本书的发表在东亚、印度、中国和日本，都引起了特殊的反响，事实上，协同学与东方对世界的整体性观察颇相一致。”随着现代物理学博士F·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中曾如此论述：《华严经》所描述的多层次缘起的宇宙模式，与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模式有着惊人的相似，并高推“佛教徒关于渗透的概念远超于任何一种科学的靴袢理论。”

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弗洛姆、萨特、叔本华、海森伯格、马斯洛等当代大师，都在致力于从自我冲破、二元统一的东方“禅”文化的启迪中获得深刻透彻的启示。并以此奠定了西方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的基础。

管理的根本在于人，只有在对人性深刻洞察的前提下，才能提出合乎人性的科学管理之道。值得庆幸的是，历久不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涵了东方儒道释圣哲对人性和世界规律作出了众多深刻精辟的描述和正确阐释，并提供一系列高度可操作性的认识和实践方法。基于人伦，力求和谐。即所谓“实践理性”的精髓。

四、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应该具备一种冷静求实的科学态度：

1．不要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应该以开放积极的心态深刻反省自身的不足和陋习，并同时吸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东方人文管理与西方自然科学，本标结合，吐故纳新，互辅互成，重塑民族的自尊和自知。

2．不要妄自菲薄，自毁长城。我们应把我国传统管理文化中先进合理正确的一面，与古代统治者的恣意曲解和现代人的错误认识区分开来，重新建立民族自信和自强的文化精神。

基于以上态度，我们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吸纳应该注意避免以下两种过失：

一是努力不为外在的客观物欲所动，方可排除因此而产生的盲目行动和感情好恶，如此方能使我们有暇去反省和观察自身行动的价值取向和实施行为的合理性，以使得我们的思维角度和行为方式真正建立在对宇宙、人生科学规律正确清醒地把握之上。

2．尽可能地排除内在的一切主观成见。我们应该确立既不接受一切的观念，也不拒绝一切的观念，而是建立理解一切的观念，知道它如何产生、如何适用、又如何消灭的，如此方能使我们真正认清和把握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为人类的自由幸福建立持久稳定、正确的哲学内核。

在当今政治的多极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经济磨擦、人权发展、环境危机、道德沦丧和黄毒泛滥日益充斥着世界，古今中外东西方文明正处于一个交互跌宕，互斥互融的新的融合阶段。如何在这样一个危机与机遇同时并存的当今世界，以一种开放积极、恢弘博大的胸怀和气度，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优秀的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与现实可操作性，吸纳和运用东西方一切科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精华，重塑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固有精神，进而开创人类世界的共同文明和幸福未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刻不容缓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罗玄机．世纪末．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2．肖民重．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

3．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

管理思想范文篇5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多年农业宗法社会国家管理的指针，它的原生形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形。那时，恰逢诸子竞起，百家争鸣。各学派无不提出自己的一套经邦济世的理论、谋略，形成了强大的文化震撼力。这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成熟的标志。其中形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并对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具有广泛渗透力的却只有儒、道、法三家。

这三元的互动与嬗变使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这一思想整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的管理理论框架，下面就着重介绍这三大管理思想流派。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被视为显学。它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和管理实践中具有其他派别思想无法比拟的影响力。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1反映的就是汉代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将儒学视为经世致用的必修课。原始儒学是以伦理为中心，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维有一个由自我管理（修身）到家庭管理、再到国家管理的逻辑轨迹，而且还有独具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设计——“大同”的社会构想。一言以蔽之，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信仰仁义，主张以同情忠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奋然兴起发挥生生不已的创造活力，并不只求个人生命的完成实现，而是连同一切人群，与一切万有的生命都一起要在雍容恢宏的气度中完成实现。”2道家是由中国古代哲人建立起来的学派，其管理思想极富于智慧和艺术。

道家主张无为管理，推崇“无为而无不为”3的管理方式。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消极观望或无所作为，而是应该效法道在化育万物中的作为：看似无为，实质上无所不为。这就说明管理者的管理行为要以一种无声无息的自然方式展开，其依据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除此之外，无为管理最形象的概括是“治大国，若烹小鲜。”5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治”，指管理者要积极进行管理，而不是不管理；二是要求管理者尽量减少管理活动，就像烹饪小鱼一样，翻动多了，小鱼就会烂。西汉初年道家思想经过改造应用到社会管理活动中，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道家的无为管理实质上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法家是诸子百家中政治色彩最浓重的学派。该学派旗帜鲜明地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专门探讨统治者的管理技术。“法”、“势”、“术”是法家管理谋略的三大理论柱石。“势”指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它本身可以随着职位高低而变化。因此，管理上的服从与被服从要依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而定，而不考虑道德品质的因素。“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6“术”是统治者驾驭部下、统帅民众的方法、策略。“法”是统治者手中最锐利的武器，是“胜民”的不二法门。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在法家看来，管理的行为是一种“循利”的行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不能活，是不免于欲利之心。”7因此人类普遍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只是一种利害关系。

同时，法家强调君主之利是高于一切的，君主既要统率民众，又要防御大臣。那么，采取的最好方法，就是遵循“利”的原则，君主与臣民之间只不过是一桩以爵禄换取法术和“效死”的交易。

二、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

中华古典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架构有这样一个特点：先秦时期复杂多元，各学派旗帜鲜明。西汉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从此划一时代，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干兼纳它派的理论体系。下面，笔者以现代管理学为视角，循儒学主干的框架，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究。

1.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独具特色。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墨家的社会管理目标是“三圣”时代；儒家的目标管理最具典型意义和现代价值，概言之，它力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这样，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第一步“齐家”，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第二步“治国”，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国与家只不过是地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别。第三步“平天下”，在全世界的范围使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其中“安人”是贯穿修齐治平的一条红线。修齐治平本身就是一个安定家人、安定他人、安定百姓的管理行为，而且也是管理者孜孜以求达到的目标和理想。那么，怎么样才算达到“修己——安人”的理想状态呢？儒家的回答是：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9这就是儒家为社会管理所设计的终极目标。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消灭了私有制，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景。但是，这种理想社会是在感叹当时礼崩乐坏、大道既没的社会现实中提出来的，它并不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是效法先贤，仍停留在对过去社会的留恋。

应该看到，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安人”与“大同”的目标理想是难以真正实现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了私有制，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重大的社会差别，才能有资格谈“安人”与“大同”。将我国这种独特的目标管理用于企业及社会管理，就会营造出一个个人目标与企业（团体）目标及社会管理目标协调一致的目标链，前一个目标的完成是后一个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

2.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之一，它是指“对人员及事物进行有效的组合工作”。10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探讨，集中在《荀子》一书中。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那么，人类如何结成社会群体呢？荀子的回答是：“分”。在荀子看来，人类结成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就会发生争夺。

首先，“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也是解决诸类矛盾的最佳方案。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人的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精通所有技艺的，也不可能同时从事所有的职业，所以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11其次，“分”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荀子指出：“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12在荀子看来，圣王所以制礼以分之，是籍此“养人之欲，给人之术，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3把划分各人的等级地位职分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没有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了分，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了。最后，“分”是社会达到有序化控制的标志。荀子认为，职务划定了，民众就不会谋求其他职位；等级确定后，社会秩序就不致混乱。这样，从大臣百官到平民百姓无不是终身之后，才求安居；有了真才实学之后，才敢出仕谋官。民风日渐纯朴，人人各得其所。“夫是之谓政教之极。”14

综上所述，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1）建立一个合理而又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2）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3）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管理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5.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6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17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荀况的人性假设与西方管理学的X理论十分相近。与荀子截然相反，孟子则认为：人的性情天生是趋向善的，之所以会不善，不是资质的过错。“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8这与西方行为科学的Y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如出一辙。Y理论认为：人并非天生就对组织的要求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的，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态度，只不过是他在组织内的经历和遭遇造成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认为：人们也并非是天生厌恶工作的，对人们来说，从事工作如同娱乐和休息一样是非常自然的。道家崇尚自然，在道家看来，人的形体、衰老、生死等等都是自然的过程。

在这里，道家将人还给了自然，人性的获得当然必须到自然中寻找。“同与禽兽游，族与万物并。”19人类只有摆脱了一切社会关系的羁绊，自然到与牛马为伍，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算得上真正圆满的人性。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商鞅都认为人性是好利的。“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20韩非子继承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人性好利是出于人的本能，就连父母子女之间也是计算利而行事的。人性假设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在这一点上，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道家认为人性是原生的；法家认为，人性是不能改造的，也无需改造。但是，儒家都认为人性是可变的。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都强调后天的塑造和引导，这就比一味被动地适应人性能取得更理想的管理效果。无论我国古代先贤还是西方行为学家都没有认识到：除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外，在阶级社会里，人性首先体现为阶级性，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科学地、全面地认识人性对做好人性管理十分必要。笔者认为：要做好人性管理，一方面，尊重人的个性差异，在管理过程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进行人性差别管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在集体活动中锻炼和塑造人性。4.管理控制观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把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他还指出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儒家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在儒家那里，“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21“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22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用政令来督导，用刑法来整治，对于治民虽然有效，但并不理想。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3这样看来，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儒家以“礼”来整合社会秩序，就是要求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而且这个社会整合体系是绝对僭越不得的。孔子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把“礼”贯彻到一言一行之中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4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所要求的“礼”不光是一种外在规范，而且有一个转化为个人自觉行动的鲜明要求。德与刑是儒家对社会进行必要控制的两手。他们主张“两手并用，先德后刑”，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5德治属于内在管理和控制。孟子进一步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26因此，管理者只有率先垂范，才能使被管理者的行为自觉地纳入正常的轨道。

刑在儒家看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他们仍寄希望于管理者的德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7当然儒家并不主张一味地求善，而应“宽猛相济”。儒家这一管理控制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5.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28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孙子的“因敌胜兵”谋略、老子的“适当权变”思想、孔子的“守弱用柔”谋略都是这一管理风格的集中体现。孙子在论述作战指导思想时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29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战争的动态中求胜的用兵之道，体现了我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在谈及权变的必要性时，就连孔子也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30的感慨。其中所包含的适当权变的思想，体现了艺术管理的原则。

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31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32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

自然界弱兔胜悍鹰就是以柔弱胜刚强的典型事例。艺术管理的确是东方智慧应用的集中体现。将这一原则用之于现代管理，就是要求管理者：（1）努力将管理工作中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以期形成独特的领导风格；（2）根据企业所处的环境条件，相应地改变管理的方式和技术，始终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摘要：中华古典管理思想是积我国劳动人民5000年的实践经验形成的，它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内涵。探索中国古代管理的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古为今用，已成为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不仅如此，这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古典管理思想流派体系

注释

1、《宋史·赵普传》

2、28、曾仕强：《中国管理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出版，第33、248页。

3、4、5、《老子》三十七章、二十五章、六十章、四十章、七十六章。

6、20、《慎子》

7、《韩非子·解老》

8、23、25、《论语·为政》

9、《礼记·礼运》

10、苏东水：《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3页。

11、《荀子·富国》

12、《荀子·大略》

13、《荀子·礼论》

14、《荀子·臣道》

15、《论语·阳货》

16、17、《荀子·性恶》

18、《孟子·告子上》

19、《庄子·马蹄》

21、《左传·隐公十一年》

22、《荀子·劝学》

24、27、《论语·颜渊》

26、《孟子·公孙丑上》

管理思想范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管理思想

一、社会管理基本目标——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人的活动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包括劳动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和完整，个人活动相应地充分达到丰富性、完整性和自由性。人们不再屈从于被迫的分工和狭隘的职业，每个人按自己的爱好、特长、天赋，自由地选择活动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是对以分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批判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自发形成的职业性的社会分工，是奴役人和阻碍新社会成长的巨大力量。因为由于这种分工，明显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他们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当分工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由于这种分工，使个人变成片面的人、畸形的人，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认为，要真正使人类得到解放，必须超出政治解放的狭隘界限，根本改造市民社会，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异化。马克思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有人对此提出责难，认为这是意味着每个人不得不做所有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回应说：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的限制，按照自己的心愿从事社会活动，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显著特征，是意志自由的表现。

(二)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从不把人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和表现都离不开人的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一切历史的、现存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和关系。其中，与劳动相联系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社会关系越丰富，人的本质就越能得到全面体现，人就越有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今后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人类历史、甚至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都越来越打破民族的局限性，日益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为此，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千千万万工人的饭碗，而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事实。这说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世界范围内进行交往的潮流滚滚而来，全球化时代将要来临。

从个体发展史的视角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以及他们求得满足方式的不同，他们必须与自然界打交道，他们彼此之间必然建立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与交往决定着生产和需要。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创立了现存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每一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关系必然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丰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一发展之路就是人的本质完善之路，即个人自由发展之路。

(三)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人的本质现实地表现为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个性。马克思曾把人分为“有个性的个人”和“偶然的个人”。所谓“偶然的个人”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不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没有自主性、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个人；所谓“有个性的个人”就是与社会关系、交往条件相适应，对社会关系有自主性的个人。个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是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人的个性的发展根本上表现为个人个体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全面发展。

由上不难看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我们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树立人是目的、人是关键、人是主体的社会管理理念，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政府社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机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过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今要研究实现中国的社会公正，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公平问题有大量的论述，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明确地说过：“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正因为这样，就没有永恒的公平。公平问题是一个需要从现实的具体条件出发加以说明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离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谈公正是没有意义的。”公正具有时代性。

(二)要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不能依赖于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不能离开生产来空谈分配的公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讨论什么是“公平的”分配这一问题时深刻地指出：“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是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道德和法决定分配公平与否。所谓生产决定分配，一是指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分配的性质和特点；二是指生产创造的财富有多少可供分配决定分配方式。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也有明确的意见，他说：“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违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这两层含义都说明了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公平的实现程度不能超越生产关系的特点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就是要实行以“劳动”为同一尺度的社会公平，而不可能做到分配结果事实上的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分配中的平等还只能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这种平等的权利同时默认劳动者有不同的个人天赋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因此这种平等权利体现在分配结果上是不平等的。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那样：“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这种平等权利，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四)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可以通过分配前的“六项扣除”，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社会福利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提供社会救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评论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一观点的时候，阐述了两个对今天仍有启迪和指导意义的思想：一是劳动产品的分配不可能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马克思问道：“‘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显然，马克思是反对不劳而获的。只有劳动者才能参与劳动产品的一次分配。二是二次分配必须考虑到社会的公共事业和扶贫济困。劳动的产品不可能不折不扣地按照平等的权利在社会全体成员中分配或共享，这就是在分配之前有六项扣除，即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与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现在，“社会共享”的舆论越来越大。而马克思对于劳动产品的分配，哪些是不能提“社会成员共享”，哪些是可以提“社会成员共享”，是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确的界定的。研究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建立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机制，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社会管理的基本措施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管理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2)征收高额累进税；(3)废除继承权；(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管理思想范文篇7

关键词：绩效管理；高职院校；班级管理

1问题的提出

高等职业教育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特别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实施之后，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和方向变得非常明朗，百万扩招，1+X证书试点，双高计划实施，都对学校教学和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班级是高校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都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班级管理工作中，班级管理工作的成功与否关乎着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因此探讨班级管理问题关系重大，意义深远。高职院校的班级管理又和普通高等院校的班级管理呈现出不一样的情况，其一，因为招生的原因，有中职和社会考生，这使得高职院校学生年龄跨度更大，再者因为考生来源的不同，也让学生在形成班级愿景上更为困难；其二，由于文化知识水平的差异，高职院校学生对各类规章制度的认同也明显弱于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特别在学校实行了扩招以后，高职学校的学生群体来源变得更加广泛，这使得原本复杂的高职院校班级管理变得更富于挑战。所以不少研究者也提出了高职院校管理中存在的难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缺乏明确的团体目标，存在自我中心和个人主义的现象，更加注重个人价值和目标的实现；第二，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如何在惩罚制度和激励制度之间形成一个平衡，在传统的学生手册中，以惩罚性的管理制度较多，激励性管制制度不够，会给学生营造一种被管理的现象，不符合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要求。在解决班级管理的难题上，理论研究者和实践管理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管理方法就是将绩效管理的思想引入了班级管理之中。例如黄琴琴将绩效管理中KPI考核制度引入班级管理，建立班级绩效评价体系，从而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水平。陈爽把绩效管理的思想引入班级的考评之中，运用项目质量管理理论，使得学生个人的发展的目标能和班级的发展目标一致，促进班级和学生个人共同发。肖云将记分卡运用到了班级管理的实践之中，运用实证的方法，将记分卡方法运用到五年制的技工学校在校班，并对管理内容和管理经验进行了总结。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几个问题。其一，理论探讨不够深入，绩效管理的有关方法是否可以引用到班级管理过程之中，大部分学者都是一笔带过，没有从理论的视角探讨双方结合的可能性。其二，实践适用流于表面，对绩效管理方法的引用陷于皮毛，大部分的引入停留着考评打分的层次，对绩效管理的方法适用的不够。本文研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从理论层面探讨绩效管理方法和班级管理结合的合理性，二是从实践层面分析如何将绩效管理的有关思想引入班级管理过程之中，使班级建设更加系统有条理，同时减轻班主任的管理负担，促进每个学生都能全面发展，在技能增长的同时，也能够适应企业的管理模式。

2绩效管理思想和班级管理结合的理论合理性

管理的思想是否可以运用到班级过程之中，已经有研究者进行了探讨，持反对意见的研究者将这称之为班级的管理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主要特征有，将班级管理绝对化，忽视班级的育人功能；工具主义倾向明显，大量引入冰冷的管理工具；强调自上而下的控制，重管理轻指导；制度至上，忽略了班级该有的人文关怀。从论据中可以看到，这些研究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学生能被当作一个受尊重的独立个体看待，而不是被当成显示管理成效的工具。其实管理科学有着丰富的体系，领域内自然有着教育活动可以吸收的内容，也存在教育领域不能吸收的内容，不能因噎废食；再者管理和育人本身就不是对立的概念，合理有序的管理恰恰是人才培养的最大支撑。那么，管理科学中的绩效管理思想是否可以运用到班级管理过程中呢？绩效管理的思想大部分运用于企业的实践之中，因为企业为了盈利要追求更高的管理效率，在20世纪的八十年代，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管理部门也开始采用绩效管理的思想，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政府资助的高职院校也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运动之中，事实证明，绩效管理的思想对改善政府服务质量，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有着积极影响。在传统的班级管理过程之中，比较排斥绩效管理思想，因为可能会造成功利性思维和不公平的现象。在传统的理念下，大学应该是象牙塔，以效益为主的绩效管理思想与教育的理念是相悖的，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个学生是学校更应该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要做到雨露均沾。这种传统的管理模式有它的好处，在伦理道德层面也更容易获得人们的青睐。但是在国家和社会迫切对高等职业教育寻求质量的契机下，引入可以提高班级管理质量的绩效管理模式有其合理性。

2.1学校即社会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说过，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在学校里，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教育应该给学生提供一种社会生活的环境，把社会中的一些重要的要素引入学校之中。在现实的语境之下，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不少用人单位出现的用工荒呈现了强烈的反差，这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失衡的原因不在数量方面，而是在结构层面，简单说来，高校人才培养的输出规格和用人单位的输入规格出现了偏差。这个偏差可能是技术技能层面，也可能存在于思想行为层面。最理想的状态在于学生从学校毕业之后可以无缝对接到企业，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不少企业反映招聘的学生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岗前培训，其中重要的培训内容就是企业的文化和管理模式。如果在校期间能够用比较接近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文化来进行管理，是否可以减少这种偏差的出现，这个非常值得一试。

2.2效益和质量是当前高职院校的主流

为了实现教育公平，国家实施了大规模的扩招，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和探索，我国也成为了世界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最高的国家，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体现了国家在教育扶贫上的信心。但是从客观上来说扩招也造成了教育质量的下滑。众所周知，国家的指导思想是质量型扩招，要保障质量，必须在班级管理上下功夫，将绩效管理的思想引入班级管理之中非常必要。绩效管理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优胜劣汰，虽然在学校中不可能实现，但是可以依据这个理念进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实行平均主义，人人都可分一杯羹，便会出现优等生不太优，差等生也不太好的现象，而现实的情况是，学校的声誉可能是由那一小部分优等生赢得，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教育资源需要一定量的集中，在保障基本公平的前提下，最优的实现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

2.3工学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

工学结合的教育模式早已在高职院校推行已久，前期推行的重心在于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相结合，典型的做法就有“订单班”和“顶岗实习”，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适应转变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技术技能的适应转变上，还体现在认知和思想的适应转变。当前将绩效管理思想融入高职院校班级管理就是工学结合一次新的尝试。以前的结合主要关注了学生的技能提升，强调让学生学校的所学融入具体的工作之中，提高就业的竞争力。当然这无可厚非，只是学生初入社会不仅仅在技术技能层面需要适应，还要对企业的管理文化适应。企业的管理文化本身就带着绩效管理的思想，强调对员工的业绩考核。所以如果能让学生在校期间就开始适应这种管理文化，肯定可以降低学生进入社会之后不适应的状态，实现学生从学校环境到社会工作环境的完美着陆。

3绩效管理思想在班级工作中的应用

根据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姆斯的定义，绩效管理的系统可以分为4个。首先是制定目标和计划，即要让员工知道要完成的绩效目标和评价绩效的标准；第二，持续的沟通，员工接受绩效目标和计划需要不断的磨合，所以需要给员工进行反馈，并对违反目标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帮助员工能够顺利完成绩效目标；第三考察和评估，这是一个持续和动态的过程，需要定期对员工某一阶段的任务进行考核，务求客观真实，能使员工满意。最后发展和奖励，绩效最原本的想法就是能者多劳，多劳多得，避免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的低效局面，要营造这种氛围，那么必须要进行定期的发展和奖励，对完成绩效目标的员工给予培训、晋升或者是相应的物资奖励。同样在学生管理中，在利用绩效管理思想应该有一个系统的观念，制定符合班级发展的目标和绩效管理系统。如果单纯地将绩效定位于管理评价，会给学生增加更多的管理压力，用通俗的话来说，给学生头上多悬了几把剑，但是目的应该是在学生的眼前设立努力可以获得的“胡萝卜”，因为绩效管理目的是提高组织的绩效，用激励性的手段使得学生目标和班级目标一致。在思考绩效考核标准的时候，操行分和行为分是非常常见的学校和班级的管理手段，这种管理模式有它的合理性，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合理性在于以分数来评定表现操作简单，且容易让学生理解。管理手段目的都是来提高管理效率，所以复杂的操作标准不符合班级管理的要求。当然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学校操行分更多适用在校纪校规上，比如寝室管理、课堂管理等等。这更多的是一种惩罚性的措施，比如说扣分到了什么程度需要给予什么处分和处罚，也有部分学校将操行分纳入学分管理体系之中，将操行分的重要性和专业性课程比肩，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是这违背了绩效管理的基本原则，制度本身不是为了打击和惩罚，而是为了激励和成长。所以将绩效考核标准注入班级管理过程中，也是引用操行分的管理方法，但是在适用的过程中以积极性的激励手段为主，消极性的惩罚手段为辅。首先，将操行分纳入学校学生各项评优评先之中。在分析以往操行分时，总会发现学生对这个分数不会太感冒，无非就是变化了的校纪校规，无法和学生形成共鸣。为了让这种管理制度更好地融入班级管理之中，必须要让学生知道考核结果会对学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其次，合理适用扣分机制，塑造学生良好行为和习惯。养成教育是高校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难点。传统的方法往往是以老师的说教为主，这种方法虽然是一种主流的管理方法，但是对高校大学生的影响比较有限。学生从小听到大，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免疫力，往往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所以从制度层面让学生明白行为习惯的不良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在扣分机制的使用上，可以根据班级管理的目标设立相对细化标准。高校的学生手册在校纪校规方面大多都是一些严重的违纪行为，这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自然要给学生相应的处分；但是养成教育的目的是能预防严重的违纪行为的发生。比如为寝室的卫生、教室带食物和穿拖鞋等属于不符合大学生良好形象的行为，但是没到违纪的层面，无法适用学生手册，但是可以适用到班级的操行分管理制度上。最后，设立导向型的加分项目。正如前文所说，绩效管理方法设立的初衷不是为了增加负担和惩罚学生，而是为了减轻班主任工作压力，并给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导向。同样班级是否优秀，遵守纪律只是基本的标准，关键在于班级是否有一个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班级风貌。所以能否设立一个符合管理预期的加分项目非常重要。在班级管理过程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学生能遵守基本的校纪校规，但是积极性不高，对各种活动漠不关心。所以在设立加分项目的时候，应该以提高学生参加各项活动和比赛的积极性为目的。设置的加分项目可以多元化，比如担任职务、组织和参加各种活动，参加专业性的比赛等等。其中加分还可以设立不同的层次，比如参与就可以加分，参与获奖可以加更多的分。

参考文献：

[1]黄琴琴,眭国荣,刘海存,朱永华.基于关键绩效指标法(KPI)评价班级绩效的创新实践[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34(09):99-100.

[2]陈爽.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班级绩效管理项目全过程管理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14.

管理思想范文篇8

关键词：老子无为而治现代管理

一、“无为而治”——老子管理思想的本质

1.“无为而治”思想的人性假设

一切管理理论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老子虽未明确将人性假设作为管理前提，但也曾系统地探讨过人性问题，且有意无意地将之作为管理的前提。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自然人”假设，认为人和自然一样也有其规律，管理措施须符合之才有效。所以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本来如此之意）老子强调管理者要通过无为的策略来获得民心，认为管理者能以“无为而治”理念进行管理，将收到“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效果。何谓“无为”？其义包括：其一在个人方面少为，在政治方面“近朴还淳”；其二率性而为，人皆有有所能，有所不能；其三因势而为，人或社会能随时势走就是无为。其四顺理而为。

2.休养生息和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是实现“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措施

实现“无为而治”需两条措施。一是休养生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指执政者治理天下，要使官吏少私寡欲，使人民得到温饱，弱化人民的期望值，增强人民的体魄和自立自强精神，使百姓淡化政治斗争意识，减少贪欲。“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顺应自然的规律，辅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另一措施是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八章）强调统治者应当行善有如水的品格，把自己摆在行善的地位，心胸总是保持宽广和宁静，交往总是讲求爱人利物，说话总是讲求诚信可靠，行政总是追求民众安居乐业，做事总是讲究创造实效，行动总是讲究抓紧时机。这种策略恰恰是大智慧，因为一味争强好胜，易心劳神伤，退避三舍，则海阔天空，以柔克刚，则无往而不胜。

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二十五章)即道、天、地、人都是“大”的。老子把人看得如同道、天、地一样伟大，由此可以看出其思想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认为管理者践行“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应做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即管理者没有自己固定的意志，总是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以善待民、以诚信待人。其次“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即要让老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先满足老百姓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基本需要。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在如何吸引人方面，做到“江海纳百川”，惟有这样才“方为百谷王”。

三、矛盾转化的辩证管理思想

第一“反者道其动”的规律。反，是矛盾对立斗争的体现，对立斗争是道的运动发展的动力，是普遍规律，万事万物皆然。这是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概括。第二“祸福相倚”的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了祸与福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这对现代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思想。“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一论述揭示了质变总是由量变引起，它鼓励人们勇于尝试，不能沉溺于空想当中，还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开始做，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做起，成功在于不断的积累。

四、对当代管理的启发

第一，以人为本——人是管理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管理国家与企业最关键的是处理好人的问题，应重视人的因素。正因为人才是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松下幸之助说：“经营的基础是人，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作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管理中要坚持人本理念，尊重人才、重视人才，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第二，无为而治——管理措施须符合规律顺应民心。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为，履行职责做到无为。社会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绝大部分与某些政府部门职责不到位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不为，遵循事态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不侵犯百姓的自主权不干扰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就是越位，而这往往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需要改变政府越位不到位的弊端。这一规律还告诉我们在引进或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时，要结合本国实际不能照搬照用，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国人的心理规律，是否顺应民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

总之，老子的管理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只要我们能将老子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的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完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就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效能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唐突生: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2]淦述卫邓海兰:从老子管理思想到现代企业管理[J].当代经理人，2005，(05)

管理思想范文篇9

关键词：人文管理思想；现代企业；管理

多元文化现代企业人文管理文化建设和发展，就要注重人文管理的建设，并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将企业人文管理文化建设积极促进。对于本章节的研究，从指导思想、建设内容以及建设路径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指导思想上就要对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将“以人为本”管理理念体现。建设内容上就要做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以及生态文化的全面建设。建设路径上就要对管理者的一种人文思想素质培养，将企业员工人文关怀逐渐体现，尽可能的将人文管理文化培养工作全面加强。

一、人文管理的指导思想

1.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就要对和和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结合企业管理的基本政治工作，注重企业的有效性和规范化管理，将企业的人文管理思想积极促进，时间企业人文管理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尽可能的将企业员工幸福感全面增强，将企业和人的共同成长全面促进。企业的发展，就要对大管理的基本理念树立，结合正确的竞争意识，注重企业员工的多元化发展，将企业生产的追求逐步提高，并将企业质量效益理念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和落实，更要本着创新发展的基本理念，不仅仅要将企业员工的技能显著提高，同时也要注重企业的科学发展。基于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中，结合企业员工的根本利益需求，对员工生活和工作状态及时的关注，对员工实际工作状态及时的解决，尽可能的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主要价值理念。

2.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贯彻，就要制定规范的价值准则，对共同价值目标进行追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合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积极促进，结合企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促进企业的有效性管理和应用。关于企业多元化的奖惩和发展，将人才培养目标逐渐体现，对正确的市场观树立，注重质量观以及安全观的积极塑造，进而对利益分配机制进行建立和完善，实现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发展。

3.体现“以人为本”管理理念。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体现，需要将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充分掉的调动，将人的全面健康发展积极促进。企业员工的发展，需要结合人的全面发展，对制度文化环境建立。结合现代知识对企业员工进行教育，将企业文化健康向上的理念体现，对员工的工作明确规定，将企业员工主人翁地位充分发挥，进而将员工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并将企业员工创造性全面发挥。

二、现代企业人文管理建设内容

1.制度文化建设。对于制度文化的建设，往往是结合组织规范体系结构，实现公司文化的规范化建设和发展。制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做好人事制度的科学规范化改革和发展，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将管理层次逐渐减少，将管理的幅度逐渐缩小，进而体现一种公开竞争的主要模式。在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中，就要对各种录用机制进行完善，结合生产经营的根本需求，对劳动岗位进行科学合理的设置，结合劳动管理的主要形式，将动态性的企业员工管理全面实现。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发展，需要结合岗位工资的主要形式，将基本工资制度建设全面体现，结合职工收入的发展，将企业员工主动性以及创造性积极体现。企业创新动力机制的建立和发展，需要结合企业的制度建设和发展，对健全制度体系进行引导，进而做好有效性的企业发展。

2.精神文化建设。精神文化的建设，结合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将企业人文管理文化体系进行规范建设和发展。对企业进行明确价值准则的规定，并结合企业内部员工的发展状况，做好价值观体系的规范化应用和分析。现代化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内在精神体现，就要对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诚信观念建立，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观念，注重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基本体现。基于市场经济的反应和发展，结合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有形资产以及无形资产的发展全面促进。基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结合现实生产经营工程，将被动型的管理转型模式实现，尽可能的将员工管理地位逐渐提升，将企业员工主人翁意识逐步增强，实现人和企业的全面发展和促进。基于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就要将企业管理文化的一种核心内容全面体现。赋予企业较强的文化生命力，对和谐的企业文化构建。

3.行为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和发展，注重企业工作的基本发展形式，尽可能的将企业员工文明素质逐步的提升。实现企业文化的发展，注重企业礼仪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将企业行为规范逐步实现。企业家文化的体现，需要结合优良的企业家素质精神文化，实现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4.建设对策。

4.1培养管理者的“人文”思想素质。企业管理者作为企业发展的主体作用，需要将管理者的人文思想素质逐渐提高。尽可能的提升企业个人的素质，将影响力和控制力逐步的提升。在管理过程，结合管理的计划，将目标管理全面实现。注重正确决策的应用，对管理工作的开展进行成功的引领。结合科学的一种艺术眼光，尽可能的将职工潜能充分激励，将企业活力逐渐增强。在科学用人的过程中，就要对人的基本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合理的安排人的工作岗位。而企业管理者更要将人的艺术逐渐激励，结合现代化的激励管理，做好物质激励以及尊重激励的应用，实现有效性的提升和应用。注重创新管理，尽可能的将管理工作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4.2注重企业员工的人文关怀。做好企业员工的人文关怀，尊重企业员工的个人发展，尽可能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引导，通过对企业文化建设和发展，进行创新精神的有效性规范，注重制度的的创新，将企业整体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在员工人文关怀过程，不仅仅将员工创造力充分激发，同时也要将员工工作热情充分激发。企业人文关怀过程，设身处地的为员工的发展进行着想，结合统一性的管理模型，并做好企业文化的创新性管理和有效性管理。

4.3加强人文管理文化培养工作。人文管理文化培养工作的进行，结合企业多方面的生产经营和发展，注重国家民族文化多元化的体现。在文化的发展的就弹，注重物质环境的建设，加强企业员工的终身学习意识的培养，注重企业员工职业创新理念的培养。通过注重职业道德规范教育和品德素质教育，专业专业知识技能培养，培养文化素质，加强心理素质教育，对先进的市场观念培养。对企业创新氛围积极的音高，将企业认为管理文化环境的分为进行合理化建设，并结合团结合作意识，对有效激励机制建立，对员工爱岗敬业精神培养，进而结合人文管理的基本理念，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三、结语

基于多元化现代企业的管理，更加注重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将人文管理理念逐渐体现。关于本课题的研究，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主要是结合特色企业文化建设的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并注重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创新性建设角度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

作者:吴浥 单位:南开大学

参考文献：

[1]许晓冰.办公室管理中的人文精神[J].读写算（教育教学研究）,2014,(17):93-93.

[2]张弛.浅谈人文关怀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5,(25):978-979.

[3]梁彩玉.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树立人文关怀思想[J].现代商贸工业,2012,24(7):20-21.

管理思想范文篇10

行政管理思想的形成与特定历史条件下本人特定的工作实践是分不开的。的行政管理思想从萌芽到逐步完善和成熟，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思想理论准备期。这一阶段是早期革命探索时期，这一阶段认清了维新派改良无法救中国，摆脱了欧洲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并接触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习，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接触到了许多行政管理思想，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将这些思想和经验纳入到中国具体环境中进行思考，积累了其行政管理思想最初的理论准备。第二阶段是思想实践探索期。是指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27年10月，率领“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始了对根据地的行政管理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瑞金成立，当选主席，从此比较系统地开始了行政管理工作的探索；1937年1月，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期间，发表《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著作，开展生产、发展经济和文化艺术，进行了系统的行政管理。在这一阶段实践的探索中，的行政管理思想不断得到丰富。第三阶段是思想完善成熟期。这一阶段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0月1日，中和人民共和国成立，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开始了国家行政管理工作。在政府经济职能方面，在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1955年到1952年间，领导了、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在政府和社会风气方面，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改政务院为国务院，对原政务院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行政改革，这次改革莫定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1]。的行政管理思想，在对国家行政事务处理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完善成熟。

二、行政管理思想的研究意义

行政管理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理论基础，所以的行政管理思想本质上有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倾向，加上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比较精深，所以其行政管理思想也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深入研究对于我国行政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一）为深入研究思想提供新视角

行政管理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中国的革命和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离不开行政管理工作的持续推动，所以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的行政管理活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形成了作为经验总结的行政管理思想，并且散见于思想的各个方面。所以研究的行政管理思想，可以为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结合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行政管理活动及形成的行政管理思想，从这个角度来促进思想系统研究的深入。

（二）为塑造政府全新形象提供思想准备

政府形象指社会公众在了解和经验的基础上，对政府在运行过程中显示的行为特征和精神状况的总体印象和评价，它影响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由于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政府家长制的作风比较严重，加上计划经济时代的全面管理带来的政府效率效率低下、缺乏回应性，使政府形象受损。行政管理思想中有许多有益的思想，包括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等，这些思想从源头上解决了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问题，认真学习行政管理思想为塑造全新的政府形象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三）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经验

在国家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31年11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临时中央政府下设组织、军事、外交、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检察、政治保卫局等人民委员会，这是对政府组成的最初探索。1954年政务院更名国务院，组织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后来又有几次较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并且调整了政府间权力的关系，这些行政改革和政府机构的设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虽然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但是能从正反两方面能对当前我国的机构改革带来有益启发。

三、行政管理思想的当代诠释

（一）执政理念——以人为本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的行政管理思想中是可以找到理论源头的。提出“权力民授论”，认为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否定了西方的“君权神授”和“天赋人权”。谈到对政府的要求：“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2]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同样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3]的这些思想归结起来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一思想经过科学的继承和发展，反映到当代就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的体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在新时期继续发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诠释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至关重要。一是进一步加深对以人为本的理解。以人为本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理解，可以分两个方面：第一依靠谁，行政管理活动的推行，最终要靠人民群众来完成，既要靠人民去具体实施，又要得到人民的拥护；第二为了谁，一切行政活动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二是创造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正如同志所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良好的发展条件需要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作保障，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同时，创造更优良的发展条件；三是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其实是处理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人的环境、牺牲人的未来为代价，社会发展要更注重公平和满足人的需要。总之，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根本，就是贯彻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二）府际关系——合理分权

处理和维持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关于处理好府际关系，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在对苏联中央集权进行反思之后，认识到了权力过分集中的危害性工作。他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4]“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5]所以，不仅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也要合理分权，在充分调动积极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有效发挥政府的中流砥柱作用。政府分权思想对当代政府改革影响很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沿着政府向企业分权、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权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向下层层放权的方向进行[6]。在分权改革过程中，如何将这一思想诠释的更加完善需要系统思考。一是依法继续推进政府行政权力下放。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规定由哪一级政府管辖的事项，一律下放到各级政府进行管辖，规定可以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由各级政府自己管辖的事项，要按法律规定授权、委托给各级政府管辖，推进行政权力下放；二是权力下放要注意权责利的统一。权力的下放要彻底，一些权力附带的相关利益，比如行政事业性收费权也要随之下放。另外权责要对等。权责利的统一能够促进行政权力下放后更加规范从而发挥更大的效用；三是因地制宜发挥地方特色。合理分权的初衷是给与地方更大的独立性，“不能统一的不强求统一”就是讲在拥有独立性之后，能够有权力根据根据地区文化、环境、产业的特色，因地制宜地摸索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特色道路。

（三）文化建设——百家争鸣

文化建设是政府重要的职能之一，行政管理理所应当将文化事业摆在重要的位置。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文化论》，提出要打倒反动文化，树立先进文化，是指文化要符合时代要求。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和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确定了文艺服务对象。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活跃各种文化的发展氛围，促进不同文化观点的激烈碰撞，促使先进文化的产生。另外，在吸收外来文化上，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具体案例，生动的阐释了对于外来文化，要活学活用。在知识经济盛行的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得到广泛认同。对于文化建设的经验，在履行文化建设职能时：一是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要追求先进文化，淘汰落后文化。对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要符合时代要求，只有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二是文化建设要营造百家争鸣、大胆创新的繁荣局面。政府要鼓励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大对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投入，将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并对文化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与奖励，促进文化建设繁荣局面的形成；三是甄别吸收各国家、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建设同样不能固步自封，要在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甄别吸收其先进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这些先进文化和我国优秀文化相融合。

（四）行政决策——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