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范文10篇

法治社会范文篇1

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也是和谐社会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理念是一种观念，是行动的指导，也是为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理念的偏差直接导致行为的偏差。我们要厉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要有正确的理念作为指导，这就是要坚持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尊重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世界潮流，体现人民意愿，落实执政为民理念的最佳方略。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明，是已经被人类历史所证明的一种进步的治国方式，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必须将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的轨道，用法治的权威来保障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安定。

坚持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观念。具体来说，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

一是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依宪治国，依法行政最根本的是依宪行政。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集中体现，宪法和法律至上，具有至高权威，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决不允许任何人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主要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法律实施中存在一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造成法律实施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按照依法治国的法治原则，各级各类公职人员虽然分工不同，不需要成为法律工作者、法律专家，但是作为依法行使职权的公职人员，都应当具有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都有义务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二是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观念。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祉，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执法为民，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全面完善的过程，它应始终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其重要标志之一，我们的立法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我们的执法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利益。我们应当完善社会立法，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机制，尽量缓解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

为了贯彻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观念，我们要注重协调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关系。法治的重要内容就是保障个人权利、约束公共权力，特别是要加强对人格权和财产权以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尊重与维护个人的人格独立与人格尊严，使人成其为人，能够自由、富有尊严地生活。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不仅意味着其权利不受作为私法主体的第三人的侵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其权利不受来自国家权力本身的非法侵犯，这正是现代法治的重心之所在。

三是坚持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观念。我们应当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积极推进政府工作法治化，依法行政，这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础。为此，需要按照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的要求，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有权必有责，侵权需赔偿，通过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范文篇2

俄罗斯、东欧国家近年来掀起司法改革的浪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建立健全司法部。以俄罗斯为例，从职能看，它的司法部与美、法、德的明显不同主要在于检察权、侦查权的配置上。司法部没有检察权，也没有侦查权，这点不同于美国；司法部对检察官没有提名任命、工作指导关系，这点不同于法、德，但司法行政以及各类法律事务由司法部统管。这方面与两大法系国家亦无二致。俄罗斯、东欧国家检察机关传统上是独立的，目前司法部不能干预检察权，实际上是尊重传统的结果。

说到这里，不妨对各国司法部的共同的表面特征作两点归纳：一是地位显要。美国司法部是国家机构中最庞大的机构，列在国务院、国防部之后，法、德司法部虽没有美国司法部庞大，但地位也很显要，列于外交、国防、内务之后，个别国家如摩洛哥司法部则属于内阁首位。总的看，大多数国家除了内阁，基本上是一外交、二国防、三司法（或四司法，主要是那些设内政部的国家）。二是职权宽泛又庞杂。大凡司法、法律事务，都在司法部视野里。宽泛得几乎无所不包，庞杂的难以准确分类，简言之，司法部的工作范围跨跃或涵盖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制工作部门。为什么司法部如此位高权重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的成因值得注意。这实际上涉及司法部存在的价值和作用问题。

第一，这是实行法治的客观要求。实行法治就是依法治国，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都要在现实的法制轨道上运行。不论是国务院活动，还是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处于法律调控、规范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讲，法治国家的社会生活其实就是法律生活。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法律事务。老百姓有法律事务，企业有法律事务，社会有法律事务，政府有法律事务。这就需要国家有个权威部门来统管。这个权威部门就是司法部。

第二，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实际需要。司法公正的核心在于法院审判公正，在维护司法公正问题上，司法部功不可没。司法部虽然位高权重，但位高高不过法院，权重重不过审判权。很多国家的司法部对与司法活动有关的侦查权、检察权、执行权或直接掌控或间接指导，惟独对审判权不敢越雷池一步。

法治社会范文篇3

一、司法公正在法治社会中的地位及其作用

司法作为法治的构成要素,其基本功能是借助公共权力对各种法律争端作出最终的权威性解决。司法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司法功能的实现,必须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所谓司法公正,实质上就是指现行法律所设定的内容和价值被司法机关准确地在裁判活动中加以贯彻和体现。司法公正涵盖整个司法过程,其价值蕴含包括适用法律平等、诉讼程序正义和判决结果公平三个方面[1]。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是人民法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社会中的司法公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司法公正是法治的核心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普遍适用和至高无上,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由此滋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正如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2]。2.司法公正是实现法的正义价值的重要手段。从价值论的立场上看,法是一个多价值体系,而法律正义无疑是法这个多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但是法的这一价值在我国却受到忽视。长期以来,我们不适当地强调了法律的器物作用,主要用来作为阶级斗争或打击犯罪的工具。而法的正义价值蕴含无论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还是在法制的宣传教育过程中,都没有很好地贯彻和体现。法的正义价值没有在我们的社会扎根入土,再加上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受金钱等利益的驱动,使社会原来被普遍承认的正义观念和是非标准变得飘忽不定甚至颠倒。由于社会缺乏必要的正义价值观念,是非的判断和选择失去标准,欺骗、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坑人害人等违法犯罪和违背公共道德等现象就会泛滥开来。此风一旦扩散到官场,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权力腐败现象也自然会滋生和蔓延开来。更为严重的是,在社会正义被扭曲的情况下,作为法律正义化身的司法行为和司法人员也难以做到出污泥而不染。3.司法公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现代社会,经济和法律是绝对不可分开的。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创造要取决于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法律对经济的保障和规制都需要公正的司法来体现。公正的司法不仅使投资者和交易当事人充分享有法定的投资自由和交易自由,而且其合法权益能够得到司法的充分保障,这就会使人们产生投资信心、置产愿望和创业的动力,经济由此会得到繁荣和发展。4.司法公正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给予民众切实的安全感,使其对于经由正当途径获取财富产生合理的期待;对于依法享有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保障充满信心。这样,人们可以在法定范围内自由活动,全社会的公正观念亦得以形成和强化。另一方面,司法公正真正能够维护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信任,即使公民的权利受到来自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也可通过公正的行政诉讼,使其遭受侵害的权利得到充分补偿。公民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可通过公正的司法而维系。尤其应当看到,当无辜的受害者、权利受侵害的当事人不能通过诉讼讨回正义和公道时,很可能导致其对法律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失望甚至绝望,并可能采用合法途径以外的乃至于非法的方式自行解决纠纷,从而危害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改革的转型时代,当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摩擦的时候,通过司法公正而保持社会安宁,尤其重要。

二、影响法治社会司法公正实现的成因分析

1.司法体制问题。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弊端很多,主要表现在司法权力地方化、行政化和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3]。司法权力地方化的表现是:地方法院由同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地方法院的法官由同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任免;法官管理由本地党政部门负责;法院的财政预算由地方编制与管理。司法权力地方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法官任用的本土化,其特征一是法院中本地人居多;二是法官长期任职于同一法院或同一地区法院,即使是外地人也本土化了[4]。司法权力地方化使司法权成为办理地方事务的保障,法院便成为保护本地方利益的法律工具,司法领域中必然会出现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倾向。在单一制国家中,司法权的地方化严重影响了法制的统一,破坏了法律的权威。现行司法体制的这一弊端,致使法院在审判活动的价值取向上带有明显的功利化倾向,司法利益化已成为法院自身无法克服的体制性病态。另外,在对司法职能的特殊性认识不清的情况下建立的司法制度,所比照最多的就是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而将行政机关执法活动的规律适用于司法领域,必然导致司法活动行政化。法官不能向法律负责而不得不向长官负责的司法权行使上的行政化正是导致司法不公正的原因之一[5]。司法权力地方化、行政化使得法院的审判活动丧失了其应有的独立性,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也就无法形成确保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抗干扰机制。2.法官素质问题。写在纸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差距。很多人对法治抱有很高的期望,认为只要法律一出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事实上法的实施与法律文化、法治环境、执法人员的素质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法官素质达不到法治要求时,法的实施就会大打折扣。在人类走向法治的旅途中,法官履行着桥的职能。一方面,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6];另一方面,法官又将法治推向天堂,推向信仰。法官是法治的化身,法官之于法治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过了任何法律规范本身。如果说传教士的品质影响人们对上帝的信仰,那么法官的品质将直接影响人类的法治理念的建立,影响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从目前情况看,一些法官不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和公正的司法品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牢固,经不起人情、金钱、权利、美色的诱惑,漠视当事人的利益,滥用职权,枉法裁判,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3.法院内部管理问题。一些地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得不到保障,主审法官没有案件的最终决定权;法官的政治待遇和裁判力高低取决于法官的行政级别;审判职称的评定基本上是论资排辈,与审判工作实绩脱钩;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执行得不好,处罚措施不力;司法的终裁性得不到充分保证,领导的批示可以左右法官的判决,等等。4.当事人的问题。在司法活动中,尽管最终作出判决的是法官,但推动判决形成的却是当事人。正是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和辩论等活动,为判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7]。但是,目前我国的一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治观念不强,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低,不能有效地推动公正判决的形成。5.监督机制问题。各种监督的作用发挥得不好,尤其是法院工作透明度不高,公开审判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许多案件实行暗箱操作,公众对法院的审判工作缺乏了解,社会各方面对法官的监督不力。

法治社会范文篇4

关键词:民法典;法治社会;社会治理;公众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是对几十年民事法律发展及法治建设成果的确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民法典》作为一部“社会生活规范的百科全书”，涵盖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1］。2020年12月7日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以下简称《纲要》)从国家层面确定了《民法典》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民法典时代的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指引。

一、法治社会的概念及语义分析

对法治社会概念的理解不仅仅需要从文义上分析，更需要从更深层次的传统意义概念、国家治理理论等要素方面加以研究。法治社会是相对于人治社会而言的，法治的萌生与发展不仅实现了国家治理理论上的飞跃，更是社会文明模式的进步。传统家国观念的影响致使国家统治者更加注重于加强中央集权，人治的治理模式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逐渐削弱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影响。传统法治的概念不同于现代社会法治的含义，它更多的是推崇“法律至上”，提倡法律的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行为准则，这在皇权至上的传统社会显然不符合统治者的观念。对于法治最早的认识在于国家管理需要，“社会”作为统治基础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自然环境和生物体共同组成的关系总和，狭义的社会是指个体、社会组织、政党及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概念，对应着国家、政府、官方等术语［2］。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学术性概念，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性概念，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有学者将“社会”确定为非国家、非私人的组织化存在。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是由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之两分创造的不同整合模式，与国家相对应［3］。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社会”是一个范围性、形容性词汇，不仅指自然环境下共同生活的个体组成的联合，也泛指在政治或法律层面给予特定联合体的认定。法治社会既是在国家和法律层面对全面依法治国动态过程中法律实施等行为的认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习惯规则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良好社会秩序。

二、《民法典》的实施与法治社会建设的系统耦合

在法学领域，系统耦合可以作为研究不同部门法、不同法律系统或不同层次法律体系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关系的手段。法治社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在《民法典》正式实施后，法治社会建设逐渐演变为法律观念—制度规范—实践遵守的动态发展过程。这对系统性视域下《民法典》和法治社会建设的耦合性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系统耦合成为新发展阶段法治社会建设的方法论特质，是新发展阶段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4］。《民法典》实施与法治社会建设的系统耦合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公民个人权利保障加强趋势的契合

《民法典》的亮点之一在于对公民个人信息和网络虚拟财产的保障，明确申明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和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获取他人个人信息必须经过同意，要求通过合理途径收集、使用、加工、传输，并确保安全。《民法典》未将公民个人信息类比隐私权予以权力化处理，但纳入了公法保护，将公民私权利的保障提升至新的高度［5］。同时，《纲要》规定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公民个人信息作为识别公民主体身份的关键数据，同时具有“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均属于公民法定的私权利范围［6］。因此，新发展阶段《民法典》与《纲要》的实施如加强公民个人权利保障的“鸟之双翼”，具有很强的契合性。

(二)共同致力于法治中国建设

继《纲要》颁布实施之后，中共中央在2021年1月正式下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第一部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专门性文件，为新时期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原则要求、前进方向和发展路径。法治中国最初是一个学术命题，后成为政治命题［7］，其产生不仅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更意味着在顶层设计上增加了重要的思考和理论推进［8］。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是以全球性视野追求法治发展中的中国主体意识、中国问题意识［9］，也蕴含着全球视域下的中国法治问题［10］。它涵盖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简称“三个一体建设”)等法律发展关键问题的各个方面，《规划》的主要原则与总体目标中突出在新时期要着重围绕三个一体建设，明确要推进《民法典》的实施，促进法治社会建设，为法治政府筑牢社会基础，为法治国家打下良好的法治根基，共同致力于法治中国建设。

三、民法典时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方向

(一)加强社会法治信仰培育

随着社会及经济转型，现代意义上的“信仰”蕴含了丰富的时代价值。全面依法治国、社会不同领域法律规范制度等工作的完善使人民心中形成了信任“法”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是人们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的最深层次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11］。法治信仰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遵循普法教育—法律意识—法律素养—尊法守法的逻辑过程。在这种模式下，首先要加强对社会，尤其是基层的法律宣传教育。这里的法律不仅仅包括国家制定法，还涵盖了普遍范围内的社会自生规则。其次要突出乡村法律宣传教育这一短板区域，考虑到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应当针对性地制定宣传教育规划，做到有的放矢。最后要确定法律宣传教育主体范围。《决定》中“谁执法，谁普法”的规定限制了普法主体范围，也会使国家机关对自身普法责任义务产生错误认知。因此，应当明确普法责任主体，避免出现多头管理、界限不清的问题，赋予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高等院校法学院系、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基层自治组织更加确定、丰富的普法职能。

(二)构建法治社会建设评估体系

法治评估通过量化计算结果、数字化指标体系科学获得上一年度内法治建设实际状况，旨在通过评估发现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探索法治建设有效途径，以此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效能。当下我国法治评估研究及实践主要集中于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依法行政等领域，对于法治社会评估体系的研究较为滞后，且法治社会评估缺少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因此，构建法治社会建设评估体系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落实:一是法治社会建设评估主体的选择。类比于法治政府评估，可以划分为社会独立第三方法治评估、政府法治建设自评、国外第三方法治评估。二是评估指标体系的设定。法治社会建设评估不同于法治政府建设评估，对于其特定指标的设定，应当主动区别于后者，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甚至三级、四级指标界定的标准，应将《纲要》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一要求作为分化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可以参照郑方辉、邱佛梅在《比较视角的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评价实证研究———以2017年广东省为例》一文中提出的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作为一级指标，再根据法律实施内容的不同划分二级、三级和四级指标［12］。三是评估量化计算模型和指标分数设置。评估结果需要通过量化计算得出的分数展现，计算模型具有固定化的特征，更多的考量必须侧重于指标分数的设置。客观指标数据来源较为稳定，专家评议和公众满意度调查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广泛性。笔者认为，考虑到法治社会建设中公众的主体参与度，对于基础数据的收集应当扩大公众满意度调查所占分数比例，一定比例减少专家评议分数，这样才能实现合理化配置。

(三)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民法典时代的公众参与拥有了新的时代性内涵，公众参与不再是传统的“建言献策”，而是随着《民法典》的实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需要，其参与范围突破了原有格局。根据法治社会建设维度，将公众参与分为国家、社会与基层三个层面:第一，在国家层面，公众参与更多体现在参与国家立法、行政管理、公共决策制定等方面。因其属于法治社会建设的最高层面，普通民众缺少参与通道，因此要通过网络平台等渠道保障公民参与权，使之能够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第二，在社会层面。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不是政府自治，而是政府与公民合作共治。既要通过建议权、监督权参与有关社会治理，也要亲身参与政府管理、行业自治。第三，在基层层面。公众参与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自治地位主要表现为通过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作为国家基层自治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践主体，承借“十四五新开局—民主之治”之势，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公众参与基层治理必将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新的内生动力。

四、结语

法治社会范文篇5

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逐步推进，社会法建设不断发展。我市是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具有地方立法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在我市，地方立法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解决民生问题，出台了《宁波市精神卫生条例》、《宁波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宁波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宁波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章，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不断健全；但与此同时，社会法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如社会组织、社会事业、社会救助、社会安全等方面的立法还比较缺乏。因此，当前我市应当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权这个有利条件，结合我市实际，加强社会法立法工作。

第一、以“以人为本”的理念为宗旨，统领社会法立法工作。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应当是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要坚持科学发展，社会法立法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坚持公民权利本位而不是义务本位，通过立法落实和保障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充分发挥社会法促进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作用，以立法之手段体察民情、关心民瘼、维护民权、启迪民智、开发民生，使法律成为尊重和保障权利的有力保障。

第二、认真贯彻市人大、市政府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制定计划，逐步推进社会法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于去年年底编制了地方立法项目库，市政府也于今年年初了今年的规章制定计划，将《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等一系列加强社会建设的项目列入了今年的制定、调研计划，这也是我市今年社会法建设的工作重点。

法治社会范文篇6

－－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演讲稿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社会建设，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版权所有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法治社会范文篇7

内容提要: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乡土社会秩序何以建立和维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话题，而作为乡土社会外生性力量的国家司法权力如何深入乡土社会，并在乡土社会扎根以及建立法律秩序又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普法运动”和“送法下乡”是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惯用范式，认为法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保障，“基层司法建设”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1]。“送法下乡”范式曾在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以及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关系的论争。

近年来，针对“送法下乡”范式，董磊明等认为当下的中国农村“结构混乱”，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因此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实践场景和逻辑已发生变化，乡土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大。这些变化使得“迎法下乡”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2]。在“迎法下乡”的框架中，乡土社会已不仅仅是一个“立法和执法对象”，农民也从单纯的国家司法权力规训的客体和法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具有能动性的法律实践主体。

因此，“迎法下乡”与“送法下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从立论的基础上挑战了“送法下乡”范式。那么,“送法下乡”与“迎法下乡”是否是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断裂与置换？换言之，“迎法下乡”是否真正实现了范式革命，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新范式？如果不是，那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和解释当下乡土社会法律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对此，我们只有将这些问题置于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考察方能做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判断。

一、法律的魅化：乡土社会的司法建设

传统的乡土社会主要是依靠长老政治和村规民约来治理，村庄的内生性权威可以有效地整合生活秩序。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导致了村庄历史断裂，长老政治的合法性开始动摇[3]。建国后，农村实行了这种类单位制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实行“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乡村社会，保障了乡村的秩序。但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的制度基础不复存在，逐渐解体。为弥补管理体制解体之后乡村社会控制的不足和公共权威的真空，村民自治登上了乡土社会的政治舞台，成为农村社区的基本制度和治理模式，并不断发展完善。但在此过程中，国家的权力在乡土社会逐渐收缩和退出。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建立和贯彻国家的秩序？而此时实施的基层司法建设便承担了重建国家对个人的权力关系这一功能，成为在乡村社会贯彻国家秩序的一条可行路径，即所谓的“身体治理日益退场”、“技术性治理能力逐渐加强”[4]。正如苏力所言，“‘送法上门’是国家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试图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5]。

但是，对于习惯按照地方性知识来调解纠纷、由村庄内生性权威整合地方秩序的乡土社会而言，基层司法建设并不是件易事，甚至是困难重重。“即使是国家权力以‘法治’的名义或方式进入乡土社会也是困难的。”[6]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民没有多少法律需求。乡土社会自身有一套处理矛盾和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农民遇到纠纷时通常诉诸于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习惯于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寻求“中人”调解。此外，纠纷的解决通常并不是以消灭对方、获得某一具体的权利为目的，而是要追求当事人所认为的“理”、正义和面子，即所谓的“讨个说法”。此外，纠纷调解的结果通常是和稀泥，息事宁人，没有绝对的胜者和赢家。由此可见，在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中，纠纷的解决是要恢复双方之间被破坏的关系，而不会轻易地诉诸法律，即熟人社群中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瞄向未来”的，将来的彼此关系比眼前的是非重要[7]。另一方面，对法律规矩知之甚少的农民来说，法律与其日常生活是相对隔离的。法律有着一套系统的程序、规则和逻辑，而这些都是农民所不熟悉的。农民赖以生存的规矩、惯例、风俗和经验与法律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因此，农民即使不排斥法律，也难以主动诉诸法律。

由此，在“法律的不毛之地”开展司法建设的难度可见一斑。在此境况下，“法律下乡”、“送法上门”便成了法律进入乡土社会的必要途径，“炕上开庭”也成了法律适应乡土社会的范例。但是按照“送法下乡”的逻辑，法律要想在乡土社会扎根并发挥实效，就必须改变农民的一些固有惯习，塑造农民的法律需求，建立农民对法律的高期望，甚至重构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场域，而普及法律知识以及魅化法律便是达到此类目标的一个有效方法。

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国家除了颁布大量新的法律规范[8]，从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层面推进基层司法建设之外（如基层司法所体制建设、基层司法助理员的业务培训等），通过普法活动、口号宣传以及媒体对成功案件的报道来魅化法律[9]，以确保法律在乡土社会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树立法律的威信，型塑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1985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拉开了普法活动的序幕。普法活动的宗旨在决议的一开始就已明确指出：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将法律交给广大人民掌握，使广大人民知法、守法，树立法制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作斗争，保障公民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实施。[10]

决议中的“知法、守法”以及“运用法律武器”等是普法运动和媒体报道中最为常见的话语。在普法的话语体系中，法律不仅是需要被服从和敬畏的条文，而且也是普通人可以使用的神圣“武器”。这一武器具有客观公正性，能够伸张正义，即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它是可信任的。由此可见，普法运动不仅是推广法律知识，扫除“法盲”，而且是推广法制精神，型塑农民对法律的需求，提高农民对法律系统的期望，激发农民的法律参与。

二、法律的祛魅：农民的法律实践与法律参与

基层司法建设的直接效用是诉讼率的上升[11]以及司法在乡土社会秩序维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现代化的推进，法律制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比改革开放初期无疑更为重要，人们也更为普遍地使用法律话语和权利宣称来使自身的诉求合法化。正如苏力所言，“中国正在走向法治……‘法治’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的信仰，就如同先前中国人对‘革命’，如今对‘改革’的信仰一样”[12]。对此，学界用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正在增长来概括这一变化[13]，甚至将这一变化标榜为“法律制度的无声革命”[1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迎法下乡”的时代已经来临或者已具有现实可能性？

如果我们将乡土社会结构变迁导致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式微和瓦解这一现象暂且撇开不谈（后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迎法下乡”的一个重要理论预设是农民相信法律权威，对法律有着较高的信任度。试想一个不相信法律是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农民怎么会花费相对较高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去诉诸法律？如果个体对法律的公正性存在质疑，那么其诉诸司法救济的可能性通常相对较小，除非诉诸法律的行动本身是想利用司法体制的这种弊端，通过个人社会资本和权势去影响法律，将“法律”为自己所用。换言之，在乡土社会的“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15]的影响下，人们一般不会轻易诉讼，而一旦选择诉讼，甚至不遗余力地去诉求，这至少暗含了诉讼者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给自己一个“说法”。因此，“迎法下乡”这一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如果人们的“迎法”行动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公正地解决纠纷，提供正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迎法”是有发展潜力的，具有范式优势；但是，如果人们的“迎法”行为是基于私人关系网络之上，将法律当作一种权势以及压制他人的工具，那么这种“迎法”也只是少数拥有特殊关系网络、在案件的社会地位结构[16]中处于优势位置的人所借助的工具而已，其普遍性和潜力就需要被质疑。

那么农民的法律实践是否建立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和信仰呢？本文认为农民的法律实践同样经历了盖勒格尔（MaryE.Gallagher）所说的“知情祛魅”（InformedDisenchantment）过程。所谓“知情祛魅”是指法律参与者在法律知识的获得、对法院和律师惯用策略的理解以及自身运用法律的效能感得到提高的同时（即所谓的“知情”），对法律的不公正性以及法律制度弊端的失望和沮丧在增加（即所谓的“祛魅”）[17]。盖勒格尔基于对一家大型法律援助中心的实地考察，发现法律求助者的法律意识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在两个维度上发生变化，即“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使用法律”（HowwellcanIworkthelaw?）和“法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Howwelldoesthelawwork?)。尽管法律意识的这两个维度是相关的、互构的，但它们并不一定同时变化，且变化方向也不一定相同。在调查中，盖勒格尔注意到“法律求助者在自身运用法律的效能感获得提升时，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效率的负面评价却在增加。许多法律援助求助者对法律感到失望，认为法律并没有按照他们所预想和期望的方式来运作。”[18]

鉴于此，盖勒格尔指出，人们的法律实践行为与法律态度之间是存在差异的，那种将诉讼率作为法律意识的测量指标是有问题的[19]，诉讼行为只表明人们做了什么，而并不一定体现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他们参与其中的法律制度[20]。根据这一逻辑，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正如诉讼率一样，“迎法下乡”的法律实践行为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就一定在增强，更不能以此来证明法律威信的提高。因为，在基层法制建设尚不完善、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状况下，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身就是一个逐渐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即法律的祛魅化。祛魅后的法律已经不再是或者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体现正义的神圣武器，而是“脆弱、多变、难以捉摸的东西，很容易被人操纵利用，常常服务于金钱和权势……有时候变成了某个人的意志”。[21]农民的法律意识俨然呈现出多样性、矛盾性的特征[22]。

因此，“知情祛魅”逻辑下的“迎法下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对法律权威本身的信任，并且司法救济的诉诸者通常也不是以追求司法正义为目的，而更多的是通过私人关系网络进入司法场域，将法律作为纠纷解决过程中自己与对方谈判博弈的工具和砝码，即“对国家法律的援引也主要靠各种‘关系’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私力’的表达……使国家权威在村庄场域中被异化成为纠纷双方‘力’的对比。”[23]在一个缺少对现代性法律充分信仰的乡土社会,现代性的诉讼被乡土社会重新分割改造了,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被抵御、侵蚀、蜕变和整合[24]。所以，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内在逻辑使“迎法下乡”的普遍性和潜力本身成了一个问题。

三、理性选择：结构混乱下的乡村秩序

董磊明等人认为，乡土社会逐渐陌生化、异质化和理性化导致了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和解组，即所谓的“结构混乱”[25]。在此状况下，乡土社会本身已产生了“迎法下乡”的现实需求。我们并不要否认这种需求的存在，而是认为农民法律实践的祛魅逻辑限制了这种法律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当然，这只是从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内在逻辑来说的。那么，从产生这种法律需求的外在环境来看，“迎法下乡”是否具有范式优势和说服力?

当下，多元权威[26]并存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法理权威正逐渐取代传统权威和卡里斯马型权威（charismas），但它在乡土社会尚未成为主导性的绝对权威。“虽然我们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已经是西方化的了，但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这种法律，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许多法律规避和违法现象”[27]。苏力所指出的这种法律规避现象现今依然存在，只是他所说的法律规避多是由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调控作用等因素导致的，而当下的法律规避是因为知情祛魅降低了对司法救济和法律权威的信任度，对法律有一个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对法律进行理性规避的可能性加大。苏力指出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愚昧不懂法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规避至少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来说更大更确定的利益[28]，甚至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的成本[29]。因此，法律规避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和理性选择[30]。

农民知情祛魅化的法律实践使其对司法救济有一个相对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从主体角度抑制对法律的需求，而诉讼程序的复杂性以及法制资源的匮乏等因素导致的制度性障碍甚至诉讼的拖延和高成本本身，都会从外在抑制农民对法律的需求[31]。正如梁治平所指出的那样，“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正式司法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派出机构：负责审判的人民法院和担任基层政权司法行政工作指导民间调节活动的司法助理员，本身就难以胜任被指派给他们的繁重工作……相对于乡村法律事物的繁复和庞杂，这些基层司法机构无论在人员配备、专业素质还是在财政力量方面都明显地不足。这种正式司法制度‘供给’上的不足，反过来抑制了民间对正式法律的需求”[32]。“民众之所以倾向于同时也在法律之外寻求公道，也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使其难以满足民众的正当需求。今天，这种缺陷包括：可以利用的法律设施不足，司法腐败常常妨碍实现公正”[33]。因此，如果不从根源上健全基层司法制度、完善法律服务，乡土社会的法律需求难以有根本性的提高和持久性的增长，“迎法下乡”也就仍然任重道远。公务员之家

在结构混乱、多种权威共存于乡土社会的状况下，农民在处理纠纷时更可能根据自身的知识、经验、技能和资源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途径，如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和私力救济。我们也曾经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发生纠纷的现状与类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农村纠纷一般存在三种解决途径，即社会网络、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并认为人们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既有行为习惯的影响，也有理性的权衡[34]。

当然，诸如私力救济这类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着低成本、高效率、全面性、易执行的优点，但也有规范性缺失带来的公平危机、法律效力不明以及规避和侵蚀国家法的不足[35]。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力救济是当今法治社会权利维护的主导,而私力救济在解决纷争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究其原因是私力救济在人性、文化传统、社会关系以及司法效能心理评价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的社会基础[36]。虽然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逐渐式微，但是正如范愉所指出的，正式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社会需要建立一种在法治基础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37]。

四、小结

在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法律在社会秩序维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成为弥补村庄内生性权威社会控制不足的重要力量。但是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身是一个法律祛魅化的过程，即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在法律实践的知情祛魅逻辑下，农民的“迎法”行为多半不是基于对法律权威的信任，这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此外，基层法制建设和司法体制的诸多缺陷和弊端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因此，农民的“迎法”行为难以具有扩展性和持续性。在乡土社会结构混乱和权威多元的场域下，农民不仅对法律有着一个较为理性的认知，而且根据自身的经验、资源和逻辑对纠纷解决途径进行着理性选择。因此，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从基层法制建设魅化法律的“送法下乡”到法律祛魅化后的理性选择过程，而非简单的“送法”、“迎法”转换。

注释:

[1]王铭铭，《“送法下乡”解》，《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03页。

[2]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7页。

[3]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4期。

[4]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95页。

[5]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45页。

[6]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55页。

[7]刘星，《法律的隐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8]截至2004年6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323件，国务院制定了970多件行政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上万件地方性法规。数据引自汤鸣、李浩，《民事诉讼率：主要影响因素之分析》，《法学家》，2006年第3期。

[9]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10]《中国普法：将法律交给亿万人民群众》，转

[11]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的民事诉讼率只有31.46件/10万人，而到199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403.23，前后21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1.82倍。参见冉井富，《当代中国民事诉讼率变迁研究——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12]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3]如文泽纯，《农民呼唤法律——关于湖南省农民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中国司法》，2001年第11期；Pan,Philip“InChina，TurningtheLawIntothePeople’sProtector”,TheWashingtonPost,28Dec.2002,p.A01.

[14]Tse，KarenI，“TheLegalSystem’sQuietRevolution”,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11,Feb.2005,MaryE.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15]斯科特（JamesC.Scott）对东南亚农民的经济实践、风险分配和社会交易进行考察，指出其中包含了一种“安全第一”的生存经济学和生存伦理。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同样，笔者认为农民是否诉诸司法救济也受到一种类似“生存伦理”、“安全第一”的原则影响，诉讼不能影响正常的过日子,第19页。

[16]布莱克对案件的社会地位结构与法律量的相对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参见[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7]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类似的研究有Sarat和Felstiner对离婚程序中律师与被人之间的互动研究，发现律师与被人之间的互动经常降低被人对法律制度的可预测性和合理性的期望值以及对“法律公正”的有限性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参见Sarat,Austin&WilliamL.F.Felstiner,“LawandStrategyintheDivorceLawyer''''sOffice,”Law&SocietyReview,1986，(20)：93-134.

[18]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40):783.

[19]法律意识在上述两个独立维度上发生变化较好地解释了高诉讼率与对法律权威的低信任度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盖勒格尔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在纠纷平息之后，求助者对法律制度的态度和评价多半是负面的和批评的，但在实际的和可预测的未来行动中，绝大部分的求助者许诺他们会为一个类似的问题再次诉讼。参见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20]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21]冯象，《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22]尤伊克和西尔贝通过考察美国普通公民是如何理解法律和使用法律的，提出了法律意识的三种理想类型，即敬畏法律(standbeforethelaw)、利用法律(playwiththelaw)和对抗法律(actagainstthelaw)。参见[美]帕特里夏·尤伊克、苏珊·S.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9至295页。

[23]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92页。

[24]蔡杰、刘磊，《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5]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8页。

[26][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强世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27]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28]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29]同上，第47页。

[30]同上，第32-33页。

[31]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32]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于《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王铭铭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0页。

[33]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载于《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梁治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34]郭星华、王平，《中国农村的纠纷与解决途径——关于中国农村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35]洪浩，《非讼方式：农村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法学》，2006年第11期。

法治社会范文篇8

关键词：德治；法治；自律；他律；并举

一、“德法并举”是科学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

德治与法治同为治国方略。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道德因素存在于法治的各个环节，它不但是法治的基础，产生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发生规范和制度上的作用；它指导法律的制定，辅助法律的实施，促成法治的实现。它贯穿于法治的全过程，形成法治运行的内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法治的恒久的活力。同时，道德也需要法治的保障。二者一刚一柔，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共同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体系。

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高度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将其上升到理论和实践的高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思想的新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二者的结合，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完善有治国特色的治国体系，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法律之治

博登海默说过：“虽然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些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陷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是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

在立法上，法治的基础是完备、清晰、明确、统一的法律条文。但是由于法律不可能完全预料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及人类不可能用语言包罗、穷尽所有行为和事件，因此，法律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永远是滞后的，法律也永远是不可能完备的，而只能是不断完善的。

在执法上，法律条文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不得不赋予执法者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赋予了法律一定的灵活性，但同时也使执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成了可能。

除了这些明显的弊端，法律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虽可以至上，但不能万能。法律只能规范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它不能造就服从规则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却是法律得以运行的先决条件。法律可以规定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但服从法律的义务却不能由法律作出，只能由道德完成。对于法律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和法律义务，而是服从法律的品质，如果没有服从法律的品质，法律就不会获得也不能实现其精神价值，即对正义和公正的追求。可以说，现代中国之所以有法制却难以实现法治，就是因为缺少“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

因此法律本身存在的僵化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只是一种对人类的最低程度的文明要求，而且要依靠强制力来保证，社会为此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和效率成本。高度依赖法律的惩罚性、强制力维护的法律秩序只是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并且存在难以克服的瑕疵。法治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寻求一种更高级的实现形式。

三、法治秩序的高级实现形式：道德之治

法制的历史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自律是法治秩序的基础与归宿。如果社会成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和道德自律，不能将“外在法庭”变为“内心法庭”，社会就无法形成法治氛围，也就不可能构建良好的法治秩序。现代法治要形成自觉、自律、理性的法治秩序，须臾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自觉自律。任何法律，其精神与价值必须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中去，使外在的法律规范变为内心的价值与行为准则，进而把法律视为人类共同体得以共存与发展，个体获得安全与保障的基本保证，这样才能形成认同、尊重、服从法律的自律行为。

一个社会要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正如有外国学者指出的，狭隘地依赖重视惩罚的法律理性，其结果就是人们普遍地采取只遵守法律条文，寻找法律漏洞的策略从而逃避惩罚，对此就需要严格先前的法律，弥补漏洞，而这会使法律变得更加严厉。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那么生活就会变得不可忍受。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奴役而不是带来自由”。由此，一个规则体系如果没有社会成员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力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而伦理道德对于社会价值观的优化和整合，对于社会有序发展和文化的进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道德不仅是一种自律，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一个道德水平高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运转成本低、效率高，而又充满人情味的社会，这正是法律所办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自律乃是法治秩序的最高实现形式。

四、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必然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它们是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的。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法治秩序必须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全面、准确地认识和领会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避免认识上的任何片面性。二者结合起来是完整的治国方略，而不是可以彼此分开的两个方略。法治起到的是外在地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不能内在地遏止和感化人们的思想动机。法治只能在“最不敢”的层次上遏止各种犯罪行为，而难以在更深的层次即“该不该”、“愿不愿”、“有没有”的原始动因上遏止犯罪心理。只有坚持法治与德治结合，标本兼治，才能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2)根据时代的要求，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赋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新的内涵。今天我们倡导的法治，是各级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要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我们所主张的德治，是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建设的范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先进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理想信念。我们要结合社会现实，大力倡导大众化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使社会主义德治更加充分地表达广大民众的利益、愿望和需要，使其更活泼地流淌进社会生活的每一块土地，以帮助更多的人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在全体人民中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3)要运用立法、执法、法制宣传等手段，促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

一是立法要重视法律的道义基础，司法要体现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法律不能违于理，背于德，没有道德支持的法律，只能是内在残缺的法律，只能作为权宜之术被运用。我们实行依法治国的目的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唯有良法，才能满足人们对利益分配合理性的要求，从而才能为人们所遵行。立法对实现法治国家的价值主要在于为其提供良法，而良法的产生必须依赖于道德提供的保障。通过立法，直接把社会主义道德中最低限度的义务法律化，使之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

二是公正执法，增强公民的道德意识。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公正执法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根本环节，也是衡量法治国家的一块试金石。公正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无道德就无公正，“厚德”才能“载法”。

另外通过公正执法来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如通过政务公开、审判公开，既可增强公民的监督意识，又可强化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通过惩治不道德行为，既可增强公民对国家、社会的信任意识，又可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通过打击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活动，可以促进职业道德等。

三是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奠定道德基础。美国比较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个人乃至社会法治信仰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有时甚至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法治，作为奠定于现代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理想治国方略，其要义不只在于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严格的执行和遵守，更在于法律及其运作过程中所内含的法治理念——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的要素和取向，立法所表现出的具体的法律条文不过是其外表，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最高目标”，“法律意识培养的最高境界是公民对现代化法律的普遍信仰，法律信仰是公民法律意识修养的综合体现”。“公民对法律全身心的拜崇也是法律文化建设最难达到的境界”。因此，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完成的任务。

(4)道德建设要把遵纪守法作为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提出，使法治和德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建立道德和法律的良好转化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并务使其落到实处。道德是法律运作的基础，为法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法治社会来说，人们对基于道德的理解、接受、认同是人们理解、接受、认同、遵守法律的充分必要条件。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会把遵守法律作为自己的道德义务，即使在有机会违法并可以逃避制裁的情况下，也会依法办事，即所谓的“内在守法”。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越高，内在守法意识就更强，建立法治社会的可能性就越高。

(5)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成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有力推动者。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苟子的“有治人，无法治”，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苟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的关键。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只要各级领导干部不徇私枉法，不以身试法，做守法有德之人，就会使正气得到弘扬，邪恶得到遏制，真正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法治社会范文篇9

法治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与必要保障

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进程中，无数思想家殚精竭虑、艰辛探索，提出过无数治理社会的观点、学说，设计过万千种推动社会前进的方案、蓝图，也实践过林林总总推进社会进步的策略、计划，所有弃法而治的观点、学说、方案、蓝图和策略、计划，无不以失败告终。

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也都曾作过精心预测。我们饶有兴味地发现，不管他们的哲学世界观如何不同，不管他们的立场有何本质上的差异，也不管他们的方法论几乎完全对立，但对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必然归宿问题，他们的观点几乎惊人一致地相同或相近、相似，即大多以未来社会为法治社会。

纵观对人类社会的组织、管理与前进发展负有直接责任的政治家的全部表现，无论是标榜“礼治”、“德治”的奴隶制君主，还是宣扬“王道”、“教化”的封建制皇帝，抑或鼓吹精英为治、智力管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实践无不都是软硬两手齐备，以硬为软的后盾，一旦软的失效便毫不手软地挺起硬的利剑。这硬的一手便是反映统治者意志、代表统治者利益、由他们制定的法律。更不用说直截了当明白宣示实行刑治、法治的政治家们了。总之，他们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根本性保障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结论之一便是：法治是社会治理与社会进步的必要保障。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制社会有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法治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的法治也有本质的不同；但在缘法为治、以法治为社会运行的必要保障这一点上，是应当普天共识的。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当今中国的社会进步，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必须也必定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对共同规律的任何偏离，都会带来损失甚至严重的危害。正因此，以法治为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与必要保障，以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来保证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提高到能否建成和谐社会、能否顺利建成和谐社会、能否以较快的速度建成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

中国共产党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上来带领全国人民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大道上前进的。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随后将之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又高瞻远瞩地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的首位。这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经验和新中国发展历程作精心总结基础上提出的英明决策。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建立红色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性胜利；20世纪的后50年，中国人民历尽困难、艰苦奋斗，改变了“一穷二白”，夺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辉煌战果。21世纪的前50年，中国人民将继续前进，夺取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伟大胜利。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如果忽视民主法制建设，必定给革命队伍的团结、壮大带来严重的损害，甚至误伤成千上万的阶级兄弟和战友，当然谈不上什么和谐。只有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以法治促进与保障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才可能带来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所当然、势所必然地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和任务。

法治社会范文篇10

和谐社会一定是以法治为前提的社会。法治描述了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在这个社会状态中，法律约束住了国家的权力，权利在人与人之间得到和谐的配置。法治的实现条件有三：一是“精神要件”，法治国家是需要一些观念和精神来支撑的；二是“实体要件”，实体要件就是基本的制度和基本的治国原则；三是“形式要件”，形式要件就是实现制度的时候所需要的各种技术和支撑。

一、法治的精神要件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一系列和它相适应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精神要件。其实质是，法律与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所做的价值选择和持有的立场。

第一个理念是善法恶法标准理念。法治国家里面的法律一定是善法，法治一定是善法之治。恶法，非法也，不可能催生法治。在此，我们可以谈到纽伦堡审判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人民经历的一场浩劫，纳粹分子的罪恶罄竹难书，可问题是，根据法律他们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在纽伦堡审判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被告人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那就是“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希特勒是一个很完美的形式法制主义者，尽管他最后是用毒气用枪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但是在屠杀之前经过了法律程序。希特勒制订了三部法律把犹太人逼上了绝路：第一部法叫做身份法，就是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分别开，犹太人身上必须要有一个符号，就是现在我们见到的以色列国旗上的符号，见到这种符号的人就可以对他区别对待。第二部法就是剥夺犹太人的财产，禁止犹太人经商，要经商就必须把现在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德国，然后离开德国。有钱人都走了，剩下的留在德国的那些犹太人有第三部法律等待着，这就是强制劳动法，所有的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每天都必须工作16小时以上，这样很强壮的犹太人都变得骨瘦如柴，当他们失掉了一切劳动能力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到火车上拉往集中营，最后屠杀。这就是希特勒的三部曲，“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是通过法律实现的”。因此所有的战犯都说，“我是在执行法律，对这六百万人的死亡我不负有责任”。法官们陷入了尴尬境地，不得不休庭。因为法官也信奉这条法治原则——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

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也看到了这个两难问题，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他写道，有一些法的基本原则，它们的效力比任何法律规则更强而有力，以至于如果一项法律与它们相矛盾，那么，这些法律就只是强权的运作而不配叫做法律。法官们从他的思想里获得启示，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凡是展示人类的共同理性、以维护人权为特征的法才叫法，背离了人类的共同理性以剥夺和践踏人权、侵犯人的尊严的法不叫法”。这样的话，法律就分成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法上之法被称作善法，法下之法被称作恶法，而恶法非法。所以再次开庭的时候，法官断然驳回了被告们的辩护理由。

纽伦堡审判留给人类两大经验。第一大经验是，法律是分善法和恶法的，恶法非法，只有善法才是法；第二大经验是，法治是分为形式法治和实体法治的，形式法治是有法律、严格的按照法律办事，实体法治是以维护人的尊严、维护人的权利作为特征的法治。

第二个理念是法律至上理念。在法治国家里面，法律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找到的最终权威不是法律，而是一个机关或者一个人，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不是法治国家。我国宪法规定是各政党、各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里的各政党包括执政党，所有的人、所有的社会主体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奉行社会主义法律的至高无上。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这就是第二个理念。

第三个理念是法的统治理念。法治和人治是水火不容的，有人治便没有法治，实行法治就要排除人治。人治和法治的界限在哪里？不是说在法治的国家里边可以忽视领导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忽视他的领导能力；如果领导人的能动性是在法律范围内发挥的，我们应该鼓励他发挥到极致，发挥得越充分越是法治状态。相反，如果领导人的那种主动性、能动性是在法律之外发挥的，哪怕只发挥了一点并且最后没有受到追究，那么这种状态就是人治。所以，法治和人治的分水岭就在于，人的作用、权力的作用是在法律之内发挥还是在法律之外发挥。做个简单的比喻，公共权力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就是火车头和铁轨之间的关系，铁轨不管火车头的动力大小，只要求火车头在轨道上行驶，一旦火车头冲出轨道，那么它的动力越大，损失也就越为惨重，最终变成一堆烂铁。同理，违背法律的公共权力的行使最终应该受到追究，所以，法治观念里边排除了人治。

最后一个理念，法治社会要奉行人道主义文化和权利文化。人道主义文化的哲学表达就是以人为本。人道主义最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主体性问题，什么时候人被看作是人，人道主义就产生了。人道主义说到底就是怎样关爱人。我认为，如果要找到一种文明来对应人道主义文化，那么它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

在权利文化方面，法国人对世界的贡献颇多。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从制度上解决了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被设计。在这个宣言之前，公民都是服从国家的，宣言以后，这个关系被颠倒过来，不是公民服从国家，而是要求国家服从公民。人们组建政府的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于让公民的权利最大化，这就是人权宣言留给后世的财富。1804年法国民法典制订出来以后后世都在模仿，被称作法典的样板。它要解决的是财产的所有权问题，要解决财富对人的意义问题，要解决人和人之间关系当中的权利问题，由此法国就形成了一种权利文化。国家怎样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大化，每个人就怎样尊重他人权利的最大化，这就构成了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就被称作权利文化。

2004年我国宪法的修改增加了一个最耀眼的条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条款的增加就预示着我们的制度就是要以人权的实现、人权的保障作为基本特征和原则。这种文化如果要对应一种文明，那就是法治文明，也就是国家的制度文明、政治文明。

二、法治的实体要件

法治的实体要件，是国家在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应该尊崇的基本制度。我们可以用制度构建的四个原则予以说明。

第一个原则，是一切公共权力都来源于法律，并且最终都受制于法律，没有法律授权的公共权力不得行使。这是法治国家最基本的要求。这个制度原则，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政府――英国提供给世界的宝贵经验。英国的法治是从剥夺王权开始的，王权最终被法律全部剥夺了，甚至它的王位继承也需要按法律来进行的时候，王权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象征，就变成了一个国家的符号。

当年，约翰国王带兵打仗失败了，贵族们于是开会拒绝国王回国。国王不得不寻求妥协，满足贵族的要求，以达到回国的目的。贵族们开出了一系列条件。比如有这样的条件，“如果你今后要对我们增加赋税，必须通过由我们组成的评议会的允许”，“你要我们服兵役，也必须经过我们评议会的同意”，“通过依法审判，才能剥夺我们的财产，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个评议会就是英国议会的起源，也是世界议会的起源。今天，所有国家在向公民增加义务的时候应当经过议会，已经成为一条宪法原则。国王答应的这些条款概括起来被称作“自由大宪章”。在这个大宪章产生之前，总是法律服从国王；这个大宪章签订以后，人类第一次看到国王开始服从法律。它给人们提供的经验是，法治开始于对公共权力的限制，什么时候法律把公共权力束缚住了，什么时候法治就基本实现了，只要还有一个公共权力不受限制，可以超过法律，这个地方便没有法治。

第二个原则，国家责任的不可逃避。古典的法治理论，总以行政权为防范对象，其实，立法权和司法权同样可能侵害公民的权利。因此，任何公共权力的行使都要附带责任，这个责任最终都要转化为法律上的责任。只要启动了权力，就应预设责任于其行使之后，以避免伤害人权。

第三个原则，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我把它概括为“法治的真谛是人权”。这是实体法治和形式法治之间的本质区别。形式法治只是表面上的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实体法治则是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最终保障人权。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就是把人的权利宣告出来。宣告公民权利的意义在于，每宣告公民一项权利，就给国家权力划了一个界限，所以宣告权利不是可有可无的。

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的时候，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关于尊重和保障的含义，我认为，尊重对应的是公民自由，在公民自由这个领域里，要求国家尽最大的努力来约束自己不要侵入到公民的自由生活当中，让公民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法不禁止即是自由，所以简称为国家在这个领域里要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侵权。在这个领域，国家越是抑制自己，公民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叫尊重。

保障正好相反，它不是要求国家权力自我抑制，而是要求国家权力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公民权利的实现去创造条件，所以这个领域对应的是公民的权利，每一个权利的实现都需要国家去提供条件，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要提供保障。比如说社会权、劳动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这些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公权力的保障和积极作为。我们可以从我国义务教育法的修订看到这一原则的影子。从过去的全民办义务教育，到今天由国家来办义务教育，从过去的收费的义务教育，到全部由国家财政支出的义务教育，都可以看到国家义务的变化。受教育权就是需要国家提供保障，这就叫保障人权。

第四个原则，公民义务的法定化。这也被称作“公民法外无义务”。就是说，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内的义务，任何对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义务，公民都有权拒绝。大家常讲的社会“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其实质就是要求公民履行法律规定之外的义务。中国还有一个有趣的“袖标”现象，除了戴黑袖标的，戴个其他颜色的袖标到街上都可以罚款，袖标的后边其实隐藏着一个公共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让公民履行法律以外的义务，属于变相剥夺群众的财产权，是法治国家所反对的。

上述四个基本制度原则，前两个是约束公权，后两个就是保障私权，这就是法治国家的实体制度要件。

三、法治的形式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指的是法治实体要件的表现方式，即实现实体要件的技术条件。仅有理想的法治实体内容，而缺乏适合于它的形式，法治仍是不完整的。实体要件与形式要件的统一，才有良好的法治。

第一，要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性。这一项实际上是对立法提出来的要求，法律的内部不能有冲突，立法的科学化、立法的一体化、立法的价值化都要在这里得到体现。这就要求下位的法必须服从上位的法，法规以外的东西要服从法规。比如，部门的规章要服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要服从法律，法律要服从全国人大制订的基本法，行政法规法律和基本法最终都服从宪法，形成这样一个效力体系，这是一个在立法上的形式要件。

第二，要有一支懂法、守法、并且对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务员队伍。执法者一定要懂法，养成对法律的信仰，执法者如果不懂法，就如同盲人上路，别人危险，自己也危险。我国制定的《公务员法》，有这样一条，当公务员认为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有违法律时，可以要求上级纠正，这就是现在媒体炒作的下级可以对上级说“不”。这是媒体上的一个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个条款的准确含义，是下级公务员对上级公务员不符合法律的决定和命令可以要求上级收回，而不是说“不”。这是法律赋予下级公务员的批评权、建议权。如果上级公务员不收回，那么执行了以后，由上级公务员承担法律后果，这便赋予了下级公务员一个免责权。所以，这里是两项权利，一项是建议权，另一项是免责权。下面一个条款更重要，明显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执行之后不得免责。也就是说，下级公务员要求上级公务员收回明显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但是上级没有收回还是要求下级执行，此时，如果下级公务员执行的话，他就要和上级一起负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种权利，我把这种权利叫做抗命权，其实质就是法律允许公务员对严重违背法律的决定和命令进行抗命。所以，在解释这个条款的时候，我的理解是，下级服从上级是公务员的基本义务，但是所有的公务员都向法律负责是公务员首要的义务。

第三，要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赋予法院以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权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