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论文范文10篇

法治建设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和谐；和谐校园；法治

1和谐概念的界定

从社会学角度看，和谐直接表现为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使社会共同体处于融洽状态。有学者指出：‘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哲学上的解释:和谐社会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着的各方也是既斗争又统一.和谐的最高表现在于矛盾着的各方共同发展.共同受益.和谐社会的构件其实就是化解矛盾的过程.

2和谐校园理念的提出

什么是和谐校园？和谐体现为一种教育生态的平衡，它至少涉及校园内外两大系统要素。就内部环境来说，体现为校园内的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和谐相处。就外部环境来说，学校应与家庭、社区和谐相处。就教育本质来看，和谐教育是一种提供适合学生天性的教育，为每一学生的健康发展创造适宜的环境。

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对和谐社会就有过这样的描述：在共产主义社会，在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为生产而生产的利润动机不复存在，物质生产不再不顾人的实际需要而盲目扩张，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达到动态平衡与和谐。

而和谐思想的端倪来自于“十六”大报告,在报告里,提出了要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开始.

2003年SARS的出现,SARS过后，我们反思这场公共危机风波时,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这条腿太长,而社会发展这条腿又太短,东方巨人在前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两大理论:一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主义

2004年,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们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在5种能力中,第四种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到了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上的讲话里就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总书记在给的这六大要素(民主与法治.公平正义.诚信有爱.充满活力.安定秩序.环境要素)里用的是价值判断(应然状态).他要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006年12月26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党组在北京召开第十五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校园。至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理念正式提出。

3构建和谐校园的历史背景

首先和谐校园理念的提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延伸到和谐校园，主要是指学校协调、均衡、有序发展的态势。学校是由学生、教师、管理人员和其他教辅人员组成的按照一定规范相互联系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校园和谐主要是指校园内部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

其次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经典作家有一系列判断,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判断。在对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最新理论成果时，我们更要注重最新的理论成果。而我们目前的最新理论成果就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

然后是现实的需要。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培养了大批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但是也随之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与高等教育发展需求不协调；人才培养与人的全面发展不协调；人才培养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不协调。

另外，自杀蔓延高学历象牙塔悲剧频发，2006年5月16日上午，一名即将毕业的董姓女博士，从校园宿舍楼八层跳下身亡。可以说像董博士这样要强好学的精英最终选择自杀来逃避压力和困惑，凸显出构建和谐校园的重要性。

再次是全球文化发展的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者的真正融合，是21世纪全球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基本要求。有科学精神的人文教育，才是有价值的人文教育，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最高层面上是高度融合、统一和不可分离的。4和谐校园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从法治角度看，立法是分配权利与义务、界定和协调利益关系的一种活动。学校管理中的立法指的是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校管理的基本制度，主要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制约。如学校法人制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二是学校的具体管理规章制度，规定学校内各个部门、教职工等的权利、义务、职责及相互间的关系。学校建章立制涉及多方面利益，关系到和谐校园秩序的建构，需要工会等中介组织的民主参与。给与不同利益主体以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途径，使得各种利益进行沟通、交涉和整合，最终达成各方均可接受。

和谐的校园秩序要求和谐的人际关系。学校是一个由许多人组成的协作系统，与社会的诸多方面发生着各种联系。从这个层面来说，和谐校园与法治建设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和谐校园的内容比法治更广泛，因为法治不能回答道德领域里的一些问题，而和谐校园是以民主法治为基础，法治是实现和谐校园的前提条件。

5以法治精神构建和谐校园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有一系列和它相适应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精神要件。其实质是法律与权力交互作用时人们所做的价值选择和持有的立场。

第一个理念，和谐校园需要法治理性的宽容精神。学校享有在校内实施管理的概括性权力，但如果仅以权力来保障秩序，维持的只能是表面的和谐。理性的宽容是建设和谐校园的法治体现，不仅学校管理权力的运用（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应符合这种理性精神。

第二个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重新审视高校的管理工作、创新管理机制，是当前时代的要求。尊重权利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慎用权力。学生所犯错误是否够得上“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这种剥夺受教育权性质的处分，必须以法治的精神来判断。也就是说，对学生行为“错误”性质的价值判断，并不能代替对其所犯“错误”程度的事实。

第三个理念，以学生为本，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充分的尊重；在法治理性的宽容信任中，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是校园和谐的基础。法治文明对管理工作者的要求是“认真地对待权利”。

在实体要件上，要限制规章制定的随意性。任何对法律的尊重既是对守法者的要求，也是对立法者的要求。学校制度的立法过程必须充分体现民主精神，在立法程序上保障广大师生的参与权，广开言路，集思广益。

其二，倡导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和批判精神是学校环境的一个重要特点。缺失了这个特点，就难以称之为大学。“徒法不足以自行”。一种良好的体现法治理性的学校制度的有效遵守，有赖于学校人良好的法治意识和校园社会对违法行为的抵制。

其三，培养一批懂法，对专业知识有深厚造诣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只有这样，才能从容应对学校所发生的突发事件。同时，应该赋予教师一定的“抗命权”，即如果教师认为上级领导的指示明显有错误，可以要求上级领导收回成命，如果上级领导执意要下级执行，那么所发生的错误由上级领导来承担。

参考文献

［1］张建鹏.构建高校和谐校园的思考［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05，（6）.

法治建设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

法治建设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一、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二、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2.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2.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

2.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

三、法治建设中要利用好传统法律文化

3.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

3.2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应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它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天壤之别。故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变革图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最终将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上，应主要利用其形式，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唯如此，才能从中找到现代法治精神的支撑点以便嫁接现代法治的内容，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公务员之家:

法治建设论文范文篇4

论文摘要：该文以和谐社会与法治为主题,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及和谐社会内涵为出发点，通过对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和谐社会对法制的要求及我国的法治建设三方面的描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法学理论支持。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是我国社会在急剧转型的重要历史关头，针对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而提出的新概念。从同志对和谐社会的概括描述可知：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它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保驾护航。

1.构建和谐社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战略性意义

1.1和谐社会的内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使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是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社会。包括经济和谐、阶层和谐、政务和谐、区域和谐、民族和谐、文化和谐、代际和谐等。和谐社会可以归结为28个字：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

和谐社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民主法治”，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法治社会。要依靠法律制度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来保障和谐社会的实现，引导全社会的公民遵守这个法律，维护和谐的气氛。所以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律的支持，离不开法制的支撑。良好的法治环境可以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和谐社会也应该是平等的社会、法治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如今仍存在不和谐、不平等的地方，这些问题还要通过多手段全方位的发展来解决。

1.2建设和谐社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现象，但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这些现象的出现归罪于市场经济，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优越性。市场经济是自由选择、平等竞争的，经济公平竞争能带来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所以，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保证公平竞争，实现竞争和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市场经济的竞争和谐有赖于三大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1.2.1产权保护机制

市场交易是权利的相互让渡，市场经济以产权的合理界定和有效保护为前提。各种要素所有者都有权自由支配、自主行使所拥有的产权，其合法权益不容侵犯。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公共产权也不可侵犯，知识产权、劳动力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1.2.2公平交易机制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自由选择、自愿签约是市场主体的天然权利。交易双方权利平等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不允许欺行霸市，垄断市场，也不允许坑蒙拐骗，不守诚信。交易的契约化、法制化、规范化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根本保障。

1.2.3利益协调机制

市场竞争是优胜劣汰过程。竞争主体能力有强有弱，资源禀赋有好有坏。因而竞争的结果必然有成功，也有失败。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和均衡机制。既激励强者，又保护弱者。因此，在初次分配中要体现经济贡献，在再次分配中则要统筹兼顾，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分析三大机制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现无一不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其前提条件，为其创造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只有这样才可促进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

2.和谐社会的形成需以法治为基石

2.1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2.1.1和谐社会的文化内涵和内在统一性，都要求有法治作为坚实的基础与强大的支柱。

各种不同的个体如何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必须要有事物的组织法则与运行法则。人类社会当然需要必要的社会规范，以及将相关的规范加以良好实施。在良好的法律状态即法治状态下，就可以既使个人的意志得到尊重，个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又使各个不同的个人服从于统一的规则，形成既有个人自由，又有统一意志的社会局面。能达成这种状态的，只有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保障良好的规范来确认个人的权益，并形成统一的整体意志和行为规则。

2.1.2和谐社会是“元素互补”的社会，它需要法治来协调各种社会元素。

人类社会的各个分子在社会中如何进行角色的分配，如何进行劳动的分工，各个个体、群体之间如何协调统一，怎么才能形成互补的社会关系，是人类面对的重要问题。人类社会的这些结构关系，一是需要法律作为其规则，并将这些规则加以有效的实施。没有相应的规则，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法治既能为社会的互补提供规则，也能为这种规则的实施提供保障；二是与法律相关的元素也应当处于互补的状态之中。比如保护与打击的关系，调解与审判的关系即是如此。

2.1.3和谐社会是“彼此互动”的社会，它需要法治作为调节的手段。

在彼此互动之中，每个个体或群体都应遵循规则，相互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使社会处于和谐状态，使社会免于矛盾、冲突，乃至混乱，并使被破坏的秩序得到恢复，使紊乱归于和谐。当社会矛盾发生之后，纠纷裁决机制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单一的解决办法就必须为多元的解决办法所取代。所有的纠纷解决机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维护公正，恢复秩序。这些都离不开法治的作用。

2.2法治是和谐社会特征的必然要求

2.2.1社会的民主法治当以法治作为其基本内涵

在“民主法治”这一特征中，“法治”之必不可少自不待言，而民主也同样离不开法治。因为，民主从希腊文的原意上讲是人民的权力，人民的统治。民主发展到现代，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被赋予了法治的内涵。因为人民中的每一个人不可能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人民要当家作主，就必须运用法律来记载自己的意志，并以要求所有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以此来确保人民意志得以实现。所以，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推行法治。

2.2.2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法治加以特别维护

公正是社会永恒的理想，但是公正却始终难以获得。公正的对立物是邪恶与偏私。要实现社会公正，就必须有强制力制裁邪恶，克服偏私。人类为此创立了许多道德规范与宗教规则，在众多的规范与规则之中，惟有法律的规则具有最大的明确性与肯定性，最具有外在的强制性，因而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强大的外在力量。

2.2.3社会的诚信友爱必须法治加以有效的保障

诚信友爱，看起来是纯粹的道德状态与要求，或者是纯粹的道德规范与准则，其实它与法律同样密不可分。因为严重的不诚信、不友爱的不道德行为，也许就是违法行为。一旦违反法律，法律对于相应行为的惩处也就为道德提供了最有效的维护手段。法律通过对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的处罚来维护社会诚信和社会友爱。

2.2.4社会要充满活力必须良好的法治环境

和谐社会当然不是僵化也不是混乱的社会，而且一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一个僵化或混乱的社会是不可能充满活力的。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惨痛教训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要实现不僵化、不混乱的社会和谐状态，法治就是最重要的路径。

2.2.5社会的安定有序必须法治加以维护

宁祥和是人们对于自身与社会生活的美好向往。安定有序的状态也就是社会秩序良好的状态。只有社会管理达到相应良好程度的社会，才可能出现这种太平盛世的景象。法律就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任。法治的情形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的安定与否，有序与否。法治是社会安定有序的基石与保障。

2.2.6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是法治对相关关系的调整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良好认知的产物。人类经历了无数的失误和挫折才得出了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论。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依法调整在自然问题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没有关于自然环境保护的法律，没有把这些法律充分实现的法治机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

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涉及法治的方方面面，法治能否在这些方面适应和谐社会的需要，直接关乎法治对于和谐社会构建作用的发挥，也关乎法治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自我发展的情形。

3.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要从遵循和弘扬宪法精神做起

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和谐社会的构建有赖于对人类思想,行为的规范。“以人为本”是我国宪法修正案的内在价值核心，就法律而言既是以人的权利为本。[2]这也是同志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描述的灵魂所在。

3.1.1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核心，以人为本则是宪法价值核心。

宪法在社会主义中国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制的最高规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迈向小康社会必须依据的国家章程。依宪行事是政治文明的标志，依法而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以人为本的宪法内在价值核心，在我国宪法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国新的宪法修正案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即是“三个入宪”：一是人权入宪、二是私产入宪、三是社会保障制度入宪。这就更加充分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关注和保护，强化了以人为本的观念，使以人为本这一宪法内在价值核心和最高价值追求更加彰显。

3.1.2宪法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载体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根本上说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自从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法治的观念已经逐渐深入人心，法的意识空前高涨，整个社会心理从原先对政府的期待逐渐转化为对法的期待。十六大报告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我国政治体制和民主法制建设的目标，这与我国宪法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必须要从遵循和弘扬宪法精神做起。只有遵循和弘扬宪法精神，才能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才能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

3.2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前提条件

3.2.1完善法律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需求

和谐社会是一个被法律调整得很好的社会，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良好法治状态的社会。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使各种重要的社会关系获得良好法律调整的制度前提。我国正在建设的，并预期在2010年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应该是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

3.2.2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和谐社会的保证

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社会生活就难免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形。一些社会方面的问题的无法可依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无序。社会一旦无序，就不会有和谐可言。

3.2.3和谐社会需要完备的法律调整

凡是需要法律调整的事项，都应当得到法律的调整。所以和谐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不是简单的有法可依，而是有良法可依。这里的良法应当是指价值意义上的符合公平正义，技术意义上的表述科学完善，实质意义上的适应社会发展。完备的法律体系应该包含着这三个基本方面的要求。

3.3进行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3]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纷争的社会。社会没有纠纷是不可能的，减少纠纷和化解纠纷则是必须的。只有纠纷较少，一旦发生了又能很好解决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以和谐社会作为目标的司法必须以公正作为价值目标。法律本身就应当是为公平正义而存在的，公平就是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4]追求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理想。实现公平正义是对法律本质的体现，是司法对于法律本质的展现与归结。每一个社会的司法体制都有实现司法公正的程度问题，没有一个司法体制会公然反对或者否定公正的价值诉求。公正是司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

司法机关是社会争端的裁决机关，是社会公正的维护机关，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社会责任。但我们现行的司法体制的基本模式还是建国初期设立的。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推进，司法体制愈来愈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正如十六大所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改革司法体制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实现公平正义，从而为社会和谐提供深厚的基础与良好的保障。只有矛盾纠纷通过司法得以良好解决，违法犯罪通过司法得到有效控制，我们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中国法治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必将是漫长和遥远的，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包括见过或未见过的重大难题，但是中国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是长远的社会目标，甚至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社会理想。在我们前进的路途上肯定还有很多艰险，在路途中还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不能灰心，我们要勇于担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去眺望中国法治国家的日出，去展望中国和谐社会美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1]2005年2月19日召开的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改革形式分析大会之会议综述hattp:∥.

[2]张文显论和谐社会“2005辽宁o沈阳法治论坛”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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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论文范文篇5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公布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规定都是我们限制死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因此，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必须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刑法的规定，从实体上研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其次，还必须从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建议，为了更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立法上应考虑对下列二种人排除死刑的适用：一是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其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二是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

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从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减少死刑适用的对策。他认为，立法上应明确用列举那些情形应当适用死缓的表述，改变现行死缓适用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规定；同时，还应当从犯罪种类和犯罪主体上扩大死缓的适用；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也应当严格限制，将其改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还必须从程序上着手，其一是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1983和1997年最高法院两次将部份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形成了现行的“二元制度复核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极易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其二是要完善有关死刑的证据制度，使得所有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证明过程，适用严格的证据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认为，在中国，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防止错杀，严格限制死刑的重要制度，体现了“慎用死刑”的基本理念。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的“慎用死刑”、限制死刑的功能大打折扣。因此，死刑复核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现行死刑二元复核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表示，要“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程序的改革必将启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夏勇教授从诉讼证明和证据标准等证据法的角度上提出了限制死刑的路径。他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模糊，实践中难以操作，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排除合理怀疑”的死刑定罪标准，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

与会的一些学者还提出，我国刑法中应规定将普通刑事犯纳入赦免对象范围，并赋予被判处死刑者的赦免申请权，规定死刑赦免的条件。中国人民大学阴建峰博士认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者减刑。对于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者减刑。”这里蕴涵着国家具有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给予赦免或者减刑之义务，也是为防止死刑的滥用和错用而在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所筑起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路径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精神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体现法律的价值。从中国当前死刑适用的实际情况出发，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立法路径，即通过刑事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司法路径，即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适用死刑，将死刑实际适用的比率大幅度降下来，“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运用司法的路径中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在司法中要实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首先有赖于司法者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中，必须对事实与证据严格把关，综合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客观事实，全面考虑。

来自司法实务界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认为，审判人员在审查和认定死刑案件应特别注意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死刑案件的犯罪事实必须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案件事实必须定型、同一；案件事实必须是经庭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案件事实要全面细致；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证明；在证据存疑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标准，如主要证据存疑时，应当作出无罪处理，如主要证据确凿，个别影响罪责承担的证据存疑，应当不择重而择轻判处，如主要证据可以认定，但离“铁证”、“铁案”的要求仍有差距，在量刑上应留有余地，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正确发挥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的审核把关作用。

域外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1957年至2004年，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85个，另外至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限制和废除死刑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走过一个缓慢的历程，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来自英国牛冿大学的罗吉尔。胡德教授介绍了英国废除死刑的经验，英国从1861年起废除了除谋杀罪和针对国家的犯罪以外所有犯罪的死刑，但直到1998年才全面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所有曾出席1949－1953年皇家委员会作证的法官都支持保留死刑，但现在任何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都不会持有此种观点，同时，再度引入死刑的提议在国会和新闻媒体支持者寥寥，过去频频从谋杀受害者家庭发出的重新适用死刑的呼吁也日渐稀落。胡德认为，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仅可以适用于最严重的应受惩罚的杀人罪（谋杀罪），但是，对这类犯罪的死刑适用也不能成为保留死刑的正当理由。

法治建设论文范文篇6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公布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规定都是我们限制死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因此，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必须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刑法的规定，从实体上研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其次，还必须从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建议，为了更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立法上应考虑对下列二种人排除死刑的适用：一是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其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二是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

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从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减少死刑适用的对策。他认为，立法上应明确用列举那些情形应当适用死缓的表述，改变现行死缓适用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规定；同时，还应当从犯罪种类和犯罪主体上扩大死缓的适用；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也应当严格限制，将其改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还必须从程序上着手，其一是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1983和1997年最高法院两次将部份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形成了现行的“二元制度复核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极易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其二是要完善有关死刑的证据制度，使得所有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证明过程，适用严格的证据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认为，在中国，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防止错杀，严格限制死刑的重要制度，体现了“慎用死刑”的基本理念。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的“慎用死刑”、限制死刑的功能大打折扣。因此，死刑复核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现行死刑二元复核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表示，要“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程序的改革必将启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夏勇教授从诉讼证明和证据标准等证据法的角度上提出了限制死刑的路径。他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模糊，实践中难以操作，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排除合理怀疑”的死刑定罪标准，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

与会的一些学者还提出，我国刑法中应规定将普通刑事犯纳入赦免对象范围，并赋予被判处死刑者的赦免申请权，规定死刑赦免的条件。中国人民大学阴建峰博士认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者减刑。对于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者减刑。”这里蕴涵着国家具有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给予赦免或者减刑之义务，也是为防止死刑的滥用和错用而在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所筑起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路径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精神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体现法律的价值。从中国当前死刑适用的实际情况出发，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立法路径，即通过刑事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司法路径，即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适用死刑，将死刑实际适用的比率大幅度降下来，“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运用司法的路径中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在司法中要实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首先有赖于司法者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中，必须对事实与证据严格把关，综合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客观事实，全面考虑。

来自司法实务界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认为，审判人员在审查和认定死刑案件应特别注意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死刑案件的犯罪事实必须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案件事实必须定型、同一；案件事实必须是经庭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案件事实要全面细致；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证明；在证据存疑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标准，如主要证据存疑时，应当作出无罪处理，如主要证据确凿，个别影响罪责承担的证据存疑，应当不择重而择轻判处，如主要证据可以认定，但离“铁证”、“铁案”的要求仍有差距，在量刑上应留有余地，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正确发挥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的审核把关作用。

域外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1957年至2004年，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85个，另外至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限制和废除死刑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走过一个缓慢的历程，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来自英国牛冿大学的罗吉尔。胡德教授介绍了英国废除死刑的经验，英国从1861年起废除了除谋杀罪和针对国家的犯罪以外所有犯罪的死刑，但直到1998年才全面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所有曾出席1949－1953年皇家委员会作证的法官都支持保留死刑，但现在任何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都不会持有此种观点，同时，再度引入死刑的提议在国会和新闻媒体支持者寥寥，过去频频从谋杀受害者家庭发出的重新适用死刑的呼吁也日渐稀落。胡德认为，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仅可以适用于最严重的应受惩罚的杀人罪（谋杀罪），但是，对这类犯罪的死刑适用也不能成为保留死刑的正当理由。

法治建设论文范文篇7

要发挥广播、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媒体辐射面广的优势，举办专题节目，开展电视讲座，创办法制专栏，抓好面上宣传，扩大社会影响。要发挥基层财政所的宣传作用，通过张贴、悬挂标语，出动宣传车，制作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宣传。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力求以最小的投入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坚持开展专项宣传活动。例如：利用“12•4”法制宣传日以及政府网站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会计法》、《政府采购法》，提高各行政事业单位和乡镇依法采购的意识；利用“5•18”法制广场集中宣传、送法送政策下基层等活动，宣传财政惠企惠民政策，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二、完善财政法规制度是基础，建设“法治财政”要有法可依

要通过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设计，使财政行为在法律规范内正常运转，做到主体合法、范围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和形式合法。

（一）要加强财政立法建设

要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立足于财政立法与财政改革相适应，不断建立规范、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要加强财政立法预测，制定中长期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要加强立法项目制定的调研、论证工作，有序扩大财政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要探索建立财政立法项目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探索建立制度建设评价评估机制，提高财政法律制度建设质量。

（二）要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

要严格规范规范性文件立项、起草、审核、公布、清理、备案等管理程序，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事前法律审核和备案审查制度，文件制发前要由法制机构进行法律审核，文件制发后要及时报政府法制部门备案审查，做到有件必审，有件必备；要按照上级统一要求，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确保财政管理依据统一、合法，并将规范性文件审核备案和清理情况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是重点，建设“法治财政”要有法必依规范财政行政执法行为，保证财政部门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是全面推进依法理财的根本要求。

（一）要规范财政重大决策程序

按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要求，逐步建立健全财政重大决策程序。要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要建立完善风险评估工作机制，科学预测、综合研判各种决策风险。重大决策事项应交由财政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经财政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

（二）要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

要加强行政执法程序建设，制定完善行政执行责任制，界定执法范围，明确执法依据，分解执法权限，细化执法环节，规范执行流程。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避免执法的随意性。要切实做好行政应诉工作，落实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要探索建立行政指导工作制度，建立完善行政执法风险防范机制，有效防范和控制执法风险。

四、健全监督检查机制是保证，建设“法治财政”要违法必究加强财政监督，推进依法理财，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规范财政分配秩序以及防止腐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依法实施财政监督

要积极开展日常财务检查和财政专项资金检查，加强对重大基建工程项目的立项管理、财务监督及跟踪检查，节约财政资金，确保支出效益。要加大会计执法力度，严格把好会计从业准入关，加强会计队伍业务素质建设、诚信建设和职业道德教育，促进提高会计工作质量。

（二）要加强财政绩效评价

要按照全面考核经济性、效率性、效用性和指标科学、简便易行、操作性强的要求，逐步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要以财政外部评价为主、财政内部评价为辅，提高财政绩效评价工作质量。要强化评价结果在财政资金管理中的作用，将其作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资金分配和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同时充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及时发现和解决财政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完善财政管理制度。

法治建设论文范文篇8

（一）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核心要义为建设过程

城市建设法治化实施往往显现于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过程中。相关评价更多地作为一种绩效考核方式，通过确立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并基于此展开具体评价工作，进而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3个方面来实现对城市法治建设过程的广覆盖、全流程考核。这种考核更多地关注相关制度建设的实然成效以及从应然转进为实然的“要求－评价之主客体互动过程”①，其核心要义在于城市法治建设过程考核。相关城市法治建设评价指标编制工作，应作为城市政府针对所在城市法治建设具体举措而主导推动的一项专门工作，其更强调就法治建设具体工作本身展开评价，而非就所在城市的法治水平予以衡量。故而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既应是法治建设评价的具体标准，也应成为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任务方向与达致建设目标的基本手段。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终极目的为全面法治化

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终极目的在于推动城市法治建设进程而实现城市治理全面法治化。城市建设法治化考核评价应围绕涉及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之法治化相关制度建设和实际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具体问题这2个方面展开，并“要以创建法治城市活动为主导，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减少和消除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②。考核评价的内容既应指向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工作层面，还应关涉指引具体工作之法治思维的价值取向层面。故而设计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时既要确保评价体系本身设计在建设目标、基本要素、考核指标权重等方面的科学性；还要强调考核评价结果的应用性，将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结果具体适用于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让全面法治化的实现程度与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业绩衡量直接关联。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以确保各类考核评价具体工作在基本观念、功能、目标上保持相对一致。

（一）统一性与地方性相结合

首先，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统一性原则在于实现整体法治中国建设评价体系与局部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在内在逻辑上的相对一致。城市法治建设深深植根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它是一个在概念和逻辑上达致统一、自恰的周延命题，是法治中国建设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的具体呈现。当前已经“形成了法治指标评估、大公开与阳光政务、打黑除恶、廉政风险点的排查与控制等法治城市建设模式”③。立足于差异化法治城市建设模式开展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的同时，具体的城市法治建设评价体制机制不能与全国性评价体制机制相矛盾，必须符合后者的基本精神与要求。其次，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地方性原则在于整体法治建设评价一般规律须与局部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实践达致有机统一。在法治建设评价普适性一般规律指引下开展所在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工作，还应强调对不同城市、个别地方之特殊规律的具体依循。开展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应着眼于所在城市法治建设中的具体问题，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客观评价达成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之各项具体工作，推动所在城市治理实现全面法治化。

（二）系统性与开放性并重

首先，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系统性原则在于相关评价既应涵盖城市法治建设的全部领域，又应涉及城市法治建设的各个构成要素。在把握所在城市法治建设宏观大局而开展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同时，还应注重设定正当、合理的实施评价之具体步骤与程序环节。应通过有序的评价流程设定推动城市法治建设实现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并在实践中依据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步步推进，方能取得城市法治化治理的整体最佳效果。在某个领域、具体环节的“单兵突进”式、“运动”式评价或许可取得一时之效而实现某方面城市法治建设工作的即时整顿、改观，但忽视评价工作整体协调性的做法终究难以谋求城市法治建设工作全方位、长远的发展。“此情形下只能走渐进式法治发展道路，不能也不太可能一蹴而就”①。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不断积累，方能取得成效。其次，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开放性原则在于强调循序渐进地开展相关评价工作的同时还应注重引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的有益经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应以开放的姿态，批判性借鉴和吸收各类既有经验，进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模式。当然引入、借鉴不应是全盘照搬的，应立足于系统性原则，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采取逐步国际化、本土化的策略。实现中国式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甚至回馈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实践而提供中国经验与参考模式，“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世界政治和国家发展模式，进一步丰富全球法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为人类政治和法律文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②。

（三）领导机制与工作机制相协调

首先，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领导机制是构建相关评价体系的前提。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直接关涉到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和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具体相对人对城市法治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开展相关评价工作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推动。“将法治建设各项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③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中的领导机制应是所在城市党委及上级党委领导下的分工合作制，在党委领导推动下完成上级职能部门审核监督评价与同级职能部门交叉互评。充分运用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去影响、推动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的具体开展。其次，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机制是构建相关评价体系的关键。“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④开展相关评价工作应运用法治方式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明确各类评价主体的职责权限，实行责任追究制以形成有效工作合力。由于城市建设法治化本身既是以一个整体形象展现出来，又是由各具体部分和领域的法治状况来构成。“既包括法治的理论、思想、观念、意识、思维方式等精神性的隐性存在形式，又包括法治的种种规范、制度与组织架构等物质性的显性存在形式，还包括了通过社会秩序为直观面貌体现出来的法治的动态实践状况及其实际社会效果”①。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机制设定还应坚持宏观设计与微观展开、整体推进与部分落实的协调与统一。所在城市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就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做出长远规划和宏观设计，以确定相关评价工作欲达致的城市建设法治化之基本目标，进而通过开放、多元的评价工作而凝聚所在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广泛社会共识。

三、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

各地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实践事项虽不尽相同，但评价体系大体上可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这3个方面来具体设定。

（一）评价组织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组织体系应与政府绩效评价组织体系是互通互联的。皆可从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流程与结果应用这4个方面来予以设定。其一，评价主体设定。可分为内部评价主体与外部评价主体。内部评价主体来自组织开展城市法治建设的相关职能部门，包括上级职能部门审核监督评价与同级职能部门交叉互评2个方面，考核结果权重比各占50％。外部评价主体来自市民、舆论媒体、非政府公共组织等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相对人，包括定额问卷随机匿名评分与各方代表听证会公评2个方面，问卷匿名评分可设定更高的考核结果权重比。其二，评价对象设定。评价对象即为承担城市法治建设职责的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工作人员。不同对象就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情况，依职能分工、职责权限分别承担相应的考核责任。其三，评价流程设定。评价流程即实施评价的具体步骤与程序环节。设定正当、合理的评价流程本身就是政府绩效评价的应有之义，应强调总体评价流程简单化、透明化，具体步骤环节设定凸显可操作性、便捷性与低成本性。不能因过于繁复的评价流程设定给评价主体、评价对象增加不必要的工作负担与经费开支。可通过评价流程信息化、数据化、共享化，切实提升评价工作效率。其四，结果应用设定。评价结果固然重要，且必须与评价对象的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但是评价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评价结果的应用还需包括结果反馈，及时将评价结果、问题所在、原因分析等信息返回给评价对象，促成各类评价对象后续城市法治建设工作实效逐步改观才是推进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的初衷。

（二）评价技术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相关技术手段应包括指标体系、指标权重、指标评分、评价周期与技术路径等要素。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指标体系必须反映所在城市法治建设的内在本质和价值要求，“符合被评价对象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指标名称、涵义、内容、计算范围、计量单位、计算方法、指标数量、指标权重等符合科学原则的要求”②。“执政指标、立法指标、行政指标、司法指标、普法指标、基层民主指标、经济法治指标、法律服务指标、社会管理指标、监督指标”③这10个一级指标可参考列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具体方面，就其达成情况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层级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模糊数学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等工具”④来设定相应指标权重、指标评分、评价周期与技术路径。具体而言，设定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技术应围绕下列事项展开：其一，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实施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相关职责的作为（投入与产出）情况；其二，评价重过程、重增量变化甚于结果，应特别强调评价周期内相关指标的前后变化量；其三，规划的实施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有其滞后性，评价周期不应恪守传统的年度考核，可实施跨年考核或3年左右的阶段性考核；其四，评价过程应是开放、多元的，相关技术元数据、源代码在充分尊重、保护相关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可向公众适当开放参与技术设计、技术升级的空间。

（三）评价内容

法治建设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东北;老工业基地;法治环境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一项需全面调度,和谐并进,各要素互相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共同发展的系统工程,如老工业基地改造中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实体的转制,技术、资金、人才的引进,政策、制度、环境的保障,社会的稳定等。这些要素的综合状况如何,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进展和成效,丧失或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将产生不良的影响,制约或阻碍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进程。其中,法治环境的保障是振兴中不可缺少的条件,老工业基地振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环境。良好的法治环境既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振兴过程中的基本保障。本文试图就法治环境对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影响、现实状况对法治环境的迫切要求、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应着力解决的相关问题等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

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离不开

良好的法治环境

在目前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进程中,人们普遍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资金和项目的引进,经济指标的提高,却往往忽略和轻视人文环境,法治环境,人的观念、意识等软环境的建设。而这些要素既能反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成果,又对老工业基地振兴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各种要素的作用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种要素的作用。这是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要求。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实现全国和谐发展的要求;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科技、人文、法治等的全面和谐发展,同样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目前存在的一种倾向是,片面地认为振兴老工业基地就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指标,这是不可取的。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央政府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工业基地要加快市场化进程,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有赖于完备的法律、制度、政策体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法律、制度、政策的作用几乎无所不在。

首先,国有企业改革涉及诸多法律问题。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造关系密切。实践表明,构造多元投资主体,改变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内部化的财务预算硬约束机制,是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的重要途径。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当前国企改革的核心。这场伟大的制度创新,需要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调节和保障功能。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区域经济民营化的同时,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调节政企关系。在国有资产运营、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等方面,要尽快建立明确的法律制度,用法律手段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制止化公为私、逃避银行债务等现象出现,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其次,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法律的制约。政府职能转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中的关键一环,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方案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为此要切实解决政企不分,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过多、过深,而公共服务又严重不足的状况,把政府经济工作的着力点转到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和法规、规章等方面上来,全面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给投资者、创业者以稳定预期。政府应该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优势企业的发展提供最大的空间。应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贯彻落实好《行政许可法》,完善重大问题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增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提高办事效率,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切实放开搞活企业,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切实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各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其中有的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甚至妨碍经济发展,妨碍振兴,应及时加以改进。

第三,大力引进民营资本涉及诸多法律与制度问题。近年来,老工业基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民营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总量和效益同步增长的可喜势头。但是与发达省份相比,老工业基地的民营经济总量小、规模小、效益不高。事实表明,振兴老工业基地商机无限,老工业基地的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很大;同时表明老工业基地的国企改革、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域外民营企业资本的参与。事实上,国家作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决策后,许多南方民营企业跃跃欲试,到东北考察咨询,洽谈投资,政府应予鼓励、支持和引导,并制定和完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在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激烈,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大型民营企业没有形成较强的核心竞争力,经营管理水平普遍较低,企业融资困难,缺少复合型人才等等,制约着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而一些民营企业偷税漏税,产品质量不高,缺乏诚信,不正当竞争,劳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认真引导和规范民营企业的行为,运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使民营企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还应做到严格执法,遏止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行为。

第四,健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需法律制度的完善。老工业基地的就业问题不同于工业化过程中普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需要特殊的制度与政策扶持。为解决就业再就业问题,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一方面要用好普惠性政策,确保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贴息贷款、就业援助、社会保险补贴等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同时,针对老工业基地的实际情况,落实好特殊政策。在研究制定政策时,要切实把着重点放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放在就业和有利于人们安居乐业上,强化对就业再就业工作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把国家和地方的政策衔接配套起来,形成具有合力的政策制度体系。从促进社会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增强消费动力出发,推动老工业基地改造。

第五,促进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与制度的完善。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老工业基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困难,诚信的缺失就是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某些领域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重新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伦理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当务之急。重新构建诚信伦理,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完善失信的惩治机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维护诚信的有效奖励机制。为此,应构建全国性的信用管理体系;制定专门的信用管理的法律和法规。

综上所述,振兴老工业基地有不可缺少的各种要素和条件,加强法治,实现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依法振兴,是加快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具备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有效保障老工业基地的顺利振兴。法治环境对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保证稳定的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秩序。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经济发展,可能有各种直接的影响因素,如经济犯罪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犯罪影响振兴;违背市场规则和法律,侵害市场主体的各种民事权益影响振兴;行政机关违法行政,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侵害管理相对人的利益影响振兴。解决这类问题有教育和管理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法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充分运用体现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才能排除影响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各种违法犯罪因素的干扰。第二,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也是法治的经济。市场的竞争,应是市场主体在公平、公正环境下的竞争,只有公平和公正,才能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假如没有公平和公正,情况将会如何?坑蒙拐骗,欺行霸市,市场何以存在和发展?若要实现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必须加强法治。第三,创新有效运行的机制和科学进步的制度。一方面,机制和制度的建设包括了法律运行机制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一般意义上的机制和制度的建立和运行,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

二、现实状况要求加快法治

环境建设

如何评价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笔者认为应当重点考察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程度和水平是否与全国法治进步的程度相一致,是否与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要求相适应,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①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完善程度;②行政机关是否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严格执法,在行使行政权力时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服务群众;③司法机关是否能准确、合法、及时、公正地适用法律,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化解矛盾,解决纠纷;④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公职人员是否能带头遵守法律,抑制特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⑤广大人民群众是否能学法、知法、懂法、用法,既能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能进行法律监督,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⑥通过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实际调整,使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应有惩治,社会关系和谐,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

为此,笔者专门调查了东北某市老工业基地改造中的上述相关问题,本文仅就其中的行政执法和司法状况进行简要评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过程中加强法治环境建设,是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的。

1行政执法的现状分析

(1)近年来该市行政执法的改进和取得的成绩

在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该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正努力提高行政执法质量,消除和减少各种“低级执法”现象。近年来,在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执法环境的形势下,各级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有益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同类权限”集中管辖的改革思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谓“同类权限”集中管辖,是指将原来的两个以上行政部门对某一行政事务均可行使管辖权的管理,归口为一个部门管辖。其特点是:集中行使的处罚权范围广、项目多,执法重心下移;量化执法指标,执法行为程序化;机构精简,执法效率提高。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执法领域存在执法机构多、处罚重复、职能交叉、多层多头执法、执法随意性大等弊端。从“同类权限”的集中管辖的特点可以看出,它能解决一些执法中的“顽疾”。

(2)行政执法的问题和不足

由于历史、人们思想观念等多方面原因,一些行政机关和部门在行使执法权力和职能的过程中,出现各式各样的偏差、漏洞甚至违规违法行为。它不但背离法治的主旨和精神,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引发执法纠纷,而且还影响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伤害民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任。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执法程序“随意化”。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执法均有规范的程序,但长期以来,一些基层机关的执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胡乱执法、口头执法、以言代法的行为和随意处罚的情形比较常见。当前行政执法纠纷的另一个热点是,超越法律授权行使所谓的执法权,或者无限扩大法定的权限,严重偏离法治精神。第二,执法行为“利益化”。尽管行政执法机关财政基本实现收支两条线,极大地遏制了以法谋“钱”的行为,然而由于其中大部分单位实行按比例返还或超过基数返还的办法,即上缴的越多返还的也越多,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收入仍然与个人奖金息息相关,因此仍存在过度执法、乱执法、乱罚款等现象。还表现出在一些公共服务性、没有经济利益领域的“不作为”方面的问题。2司法现状的分析

(1)近年来该市司法改革取得的成绩

在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过程中,该市的各级司法部门正积极努力工作,围绕“振兴”的主题,把工作重点放在促进发展和振兴上,努力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振兴老工业基地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司法改革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具体表现为:执行程序中的改革取得突破;审判监督中的责任体系形成;基层法院的基础工作出现新局面。

(2)司法实践的不足和问题

一是审判质量和效率仍有较大差距,审判作风上的问题尤为突出。有的法院积案仍然较多,裁判错误、人为拖延、隐性超审限、消极不作为的问题仍明显存在。出庭不准时,接待不守时,庭审不规范,精力不集中,对当事人语言粗鲁,态度蛮横,办关系案、人情案的仍大有人在。

二是审判管理监督机制仍不完善,完整科学的工作质量考评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些部门落实审判监督责任的规定不自觉、不认真、不敢负责任。监督体系不健全,导致质量评价参数不完整,有漏洞。

三是以人为本、优胜劣汰的竞争激励机制仍需完善创新,加大力度,持之以恒。一些法院不注重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不注重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对部门和单位的消极落后现象乃至违法违纪人员不敢管。

四是基础工作仍是影响法院整体水平和形象的主要问题。虽然多数基层法院的工作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对有的法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仍然意见较多。其主要原因不是物质装备条件差,而是领导班子的自身作用和管理水平比较低,审判的质量和队伍的廉洁文明程度比较低,在率先垂范、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方面有一定差距。

三、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应重视和

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法治环境的改善,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不仅相关国家机关、职能部门要负起责任,全社会都应积极介入。在法治环境建设中要解决的问题,有的可直接服务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的虽直观看来没有直接作用,但间接作用仍不可忽视。

1努力做好地方立法工作

(1)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如果原则性较强,需要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才具备可操作性的,地方人大和政府应及时制定相配套的法规、规章。此项工作做得好,既有利于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地方的法律适用。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和精神;要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要及时出台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2)对于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中出现的特别的法律关系需地方立法调整的,应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如果国家法律已有原则性规定,应以已有规定为基础,适应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特殊要求,制定具体的法规和规章;如果尚无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则应以宪法和其他法律精神为指导,制定出符合宪法精神和其他法律精神的地方性法规、规章。

(3)对于国家目前尚未立法,现实又迫切需要强制性规范来调整的,深化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法律关系,应加以研究,适时制定出新的法规、规章。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及时调整新的法律关系,解决矛盾和冲突,做到有章可循,还有利于为国家的立法进行有益的探索,为制定全国性的法律奠定基础。当然,此类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应避免盲目性,既要探索,又要稳妥;要符合宪法精神和其他法律精神;要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2努力建立执法、司法机关的良性工作机制

如前所述,行政机关的执法与司法机关的司法适应改革的要求,特别是为适应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要求,曾做出很大努力,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同时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这些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当前,在建立良性工作机制上,应重视解决如下问题。

(1)关于行政执法“随意化”、执法行为“利益化”的解决机制。目前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问题属“低级执法”行为,完全脱离了现代行政管理的要求,其状态的形成既有客观环境的因素,也有执法者自身利益的因素,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准确限定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空间过小,将限制行政执法行为,自由裁量空间偏大,将为随意执法创造条件,适度的自由裁量空间的规范,应是努力追求的目标。当前的自由裁量权偏大仍是主要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法规规章自身的冲突、因利益驱使所作的利己解释、长期形成的习惯影响等。

第二,要努力破除特权思想。执法机关运用权力、行使权力,较易形成特权思想,传统观念的影响也较易为特权思想寻找到根据。因此经常能看到,一些行政人员对已实施的法规、规章不严格落实,一些行政官员在不准公众抽烟的场合随意抽烟等。如果行政人员将自己作为法律的化身,那么在行政执法程序上的“随意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要切实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当前针对行政行为常设的监督机构有审计部门、监察部门和各级政府法制办。由于职责分工和隶属关系等原因,目前其监督作用仍很有限。因此应进一步加强这些监督机构的作用；还应加强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以及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从法定程序上,要充分重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作用。

(2)关于执法、司法机关的独立行使职权问题。法律赋予了执法、司法机关对行使职权的独立性,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干预。执法、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标志,也是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只有执法、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才能使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功能得到公平的实现,才能使行政、司法人员的执法、司法水平受到客观的评价。但目前干扰因素较多,如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干预,同级其他机关的干预,某一机关内部领导的干预、部门之间的干预、同志之间的干预等,都影响司法的独立性。应当建立一种良性机制,排除干扰和不良影响。

(3)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问题。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出现的办错案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如主观恶意的枉法裁判,因业务能力较低导致的对事实认定的错误和对法律理解、适用的错误等。无论何种原因,出现错误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视具体情况承担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和减少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的质量,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目前尽管有责任追究的制度,但作用有限,效果有限,对错案的抑制程度有限。应当建立更为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产生足够的威慑力,使司法人员谨慎从事,使他们认识到,如果出现错误,就将面对不利的后果,而不仅仅是扣发奖金了事。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司法人员的流动机制,多渠道选拔司法人员,不称职的、出错较多的,应及时调离,转到其他岗位。

(4)关于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问题。目前人们对超期羁押、超审限办案的情况意见颇多。一方面,司法人员抱怨工作量大,无法按期办案;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工作时间进行各种应酬,不在岗位的现象大量存在。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如何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是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而解决此类问题,重要的仍然是制度和机制的建设,解决的方式也很多。其中,解决法官超审限、提高审判效率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建立法官当庭裁决的机制。即改变目前的开庭、休庭、择期判决的状况,由合议庭将多数案件庭审后当庭判决。其意义主要表现为:①当庭裁决明确了主审法官的责任,有利于建立过错责任追究制度;②当庭裁决方式有利于防止人为干扰,增强裁决的公正性;③当庭裁决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节省诉讼资源。

(5)关于加大执行力度问题。人民法院对判决的执行难,是目前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而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将形成恶性循环,影响法院的威信,影响法律的尊严。虽然人民法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在媒体上曝光、对当事人拘留等,但效果仍不明显。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仍需加强制度和机制的建设。

3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

法治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尽管近年来各级国家机关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不能满足于已有成就,面对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和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的实际,法治教育仍需加强。首先,在对教育对象的法律认知程度的评估上,应坚持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总体上评价,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逐年增强,对法律的本质、功能和作用的理解逐渐深化,对法律的应用趋于理性。同时,不同主体的法律意识是不同的,法治教育应因人施教,突出重点。其次,在教育内容上,既要对有些法律进行重复性教育,又要注意对新颁布的法律的宣传教育。曾经进行过的教育,如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等,虽然曾是法治教育的重点,但由于教育对象的不同,教育时间较久而导致有效性弱化等,对于有些教育对象,仍有继续教育的必要。对于新颁布的法律,或者修改后重新颁布的法律,应当有重点地选择与教育对象和现实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作为宣传教育的重点。

法治建设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村民自治选举资格制度政治文明法治建设

选举权是一项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历史和道德的产物：在公民社会中，个人被授权享有的权利依赖于这一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公正和实践①。如果说发端于安徽凤阳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给予广大农民②以经济权利的一大创造的话，那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赋予广大村民以选举权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又一伟大创新。无庸置疑，村民自治中的选举制度既会对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选举制度起到完善和补充作用，又会对我国农村政治文明和民主法治建设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但是应该注意到，由于我国村民选举资格制度设计并不是很科学，导致一部分村民不能真正享有选举权，在其选举资格无端遭到褫夺时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和救济。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从法律视角对我国村民选举资格制度进行考量，并进行了一些理性的思考。

一、质疑我国现行村民选举资格制度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2条规定：年满18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根据对此条的理解，一般认为，村民要成为选民③至少同时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年龄条件。必须年满18周岁，村民是否年满18周岁，以本村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日这个时间点为准，而村民出生日期的确定，原则上又以身份证为准，当身份证上的日期与户口簿上的日期不一致时，以户口簿为准。当户口簿上的日期与派出所登记的日期不一致时，以派出所的登记为准。因为派出所的登记是户口簿及身份证办取的依据。第二，属地条件。必须是本村村民。第三，政治条件。即依照法律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确认是否被剥夺政治权利，以司法机关的法律判决书为准，对还未判决的因各种严重犯罪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宣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但检察院或法院必须出具公函决定。第四，身体条件。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但要经医院证明方可认可，待精神正常后再恢复行使选举权。

在理论界及实务界，一般对第一、第三、第四个条件的理解争议不大或基本无争议，所以本文在此不作阐述。而对第二个条件，即何谓村民，由于法律并未作出具体规制，而各地对其理解又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致使地方规定不一，操作相异。透过个性看共性，尽管各地在村民身份的界定条件上不统一，但概而言之，村民属地身份的确定均涵盖了以下四个条件：一是具有本村户籍；二是履行了本村义务；三是在本地居住了一定期限；四是取得了户籍所在地出具的选举资格证明。凡符合以上一个或同时具备几个条件的方可在居住地进行选举登记。那幺，这些条件的设置是否苛刻，换言之，这是否会成为村民行使权利的掣肘呢？笔者认为，这些不合理条件的设置，一方面与法律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当然阻却了相当一部分人权利的行使。因此，应当予以清理和废止。

（一）、关于本村户籍。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产物，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其确立的依据是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客观地讲，传统户籍制度对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稳定和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等，确实起到了“铁篱笆”似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滥觞于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的传统户籍制度已明显适应不了时代的需要。④特别是我国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居住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徒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根据国际条约的适用原则，该权利一般情况下在我国应不受限制。所以，为实现社会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公民“自由迁徒”的意愿，户籍改革是势所必然、势所必为。为了顺应时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市和地区开始改革原有的户籍制度，有的省干脆取消了农村户籍统一登记为居民户籍，所以，如果一味强调农村户口，势必与户籍改革的大潮背道而驰。实践中许多地方之所以规定在户籍所在地行使选举权，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为了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够享有政治权利。但是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快，居住在某一个村的人未必就具有该村户籍，而真正具有该村户籍的人又未必就在本村居住。如果一味强调在户籍所在地行使选举权，那幺许多人为了行使权利，就有可能返乡，而路费的支出势必会加大他们的负担。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如果人们从事了一定的行为，支付了一定的成本后，回报却很少或者根本无回报的话，他们是不会乐意从事该行为的。客观地讲，我国广大农村人们行使了选举权后，回报是很少的，无论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所以，囿于户籍所在地行使选举权的条件限制，基于降低费用的考虑，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放弃行使权利。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是一个民主意识觉醒的时代。托克维尔说：用什幺办法能使人们养成权利观念，并使这种办法能为人们所牢记，结果发现，这只有让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行这一权利。如果选举权行使的门槛过高的话，一部分人非出于本意放弃行使权利在所难免。不行使权利的话，民主的理念从何而来？制度的保障性又体现在哪里？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假设某人的户籍在A地，但其长期在B地居住生活，如果该人的选举登记在A地的话，其行使选举权意义并不大。因为选举权的设置从根本上而言是选举能干的人对本地进行管理，如果长期不在本地，那对被选举人就无法了解，即使有所了解，这也是片面的、模糊的，在此情势下进行的投票，其效果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也不能将户籍作为选举登记的的一般依据。

（二）、关于居住期限。无论是《宪法》，还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选举制度，还是村民自治框架下的选举制度，均不以一定的居住期限为必要条件。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宪法》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选举权的取得不以居住期限为条件，从表面上看放宽了选举权，但实际上未必尽然，因此有必要规定一定的居住期限⑤。与此观点如出一辙的是，许多地方如青海、安徽等地的选举办法均规定外来人员必须在本地居住六个月以上，才能行使选举权。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目的就在于使选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对候选人及选举的事项有一个具体而全面的了解。虽然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操作的效果却往往是事与愿违，不久达不到有助于对候选人了解的目的，反而有可能使一部分人不能行使权利。笔者觉得推行村民自治，应从普遍性原则出发，以保障最大范围的人能够有效行使选举权为己任，最大程度地鼓励、引导民众去行使选举权，而不是肆意地剥夺、限制权利的行使。公民行使选举权的前提，是选举要享有知情权。要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需求权，就必须设立竞选权。⑥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缺乏公开演说的竞选制度，换言之，选举缺乏一个对候选人了解的途径。如果不改变现行的选举方式，即使规定居住一定的期限如六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也难以使得选举对候选人的主张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因为如果缺乏一个沟通交流的渠道，纵使是世代居住在某个地方的人，相互之间也不可能了解，尤其是当今社会人员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更遑论在一个地方居住才六个月呢？所以，问题解决的关键不在于居住期限，而在于参选方式的改革。应积极探索公开竞选机制，让有意竞选的村民，通过广播、演说等形式公布自己的“施政纲领”，以便选举熟悉每一位参选者的知识、才干、主张以及管理能力等，从而在众多的参选者中间进行充分的比较与挑选，而不是通过设置居住期限的方式来阻挠村民行使选举权。否则，一相情愿地规定居住期限以使选举对候选人有所了解只会是弊大于利，其结果将是南辕北辙，离预期目的愈来愈远。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居住期限的规定亦是与宪法及相关法律相冲突的，因为宪法及相关法律已经对居住期限作出了禁止性规定。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下位法必须服从于上位法的法理原则，这些地方性法规理所当然应被废除。

（三）、关于选举资格证明。许多地方性法规规定，外来人员要在居住地行使选举权，就必须取得户籍所在地选举资格证明和尚未行使选举权利的证明。在这些立法者看来，提供这两个证明是为了达到以下两个目的：1、是为了防止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或被有关司法机关决定不能行使政治权利的人享有选举权；2、是为了避免重复行使选举权情况的发生。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毫无必要。一则是因为在我国选举与选举的切身利益联系并不大，选举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重复行使选举权的现象在我国并不多见。二则是因为要取得原户籍所在地选举资格证明，就必须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为减轻自己的负担，当前除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人愿意不远万里回乡参选外，其它人一般很少愿意回来。故从一定意义上讲，此种规定表面上是为了防止某些人重复行使选举权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行使选举权，实际上有可能是因噎废食，最后导致其它村民也难以行使选举权。即使存在无权行使、重复行使的情况，这在现阶段肯定是极个别的现象。制度的设计不能是为了规避极少数人滥用权利，而去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要秉承宁可放纵一个坏人，但决不可冤枉一个好人的法律适用原则。当然，恶法非法，要破解操作中的难题，就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进行良好的制度设计。方案一是为配合个人信用建设的需要，将被剥夺政治权利或限制政治权利的信息纳入个人不良信用记录，并在网上，以供选举委员会查询。方案二是在居住地凭身份证办理选举资格登记，再由该选举委员会函告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或县级以上司法机关，若无异议即可登记参选。方案三是统一全国选举日或是缩小各地选举日的时间间隔，尽量使全国的选举时间一致。当然按此种方案可能使部分地区选举日提前，从而使部分可以满18周岁的村民能行使选举权因为时间的提前未满18周岁而不能行使选举权。同时，全国有这幺多村，情况各异，统一难度颇大，不易操作。

（四）、关于村民义务。许多地方均将履行村民义务作为选举权行使的一个必备条件。如河北省规定，候选人应当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要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带头履行村民义务。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是一项重要的法理原则，无庸置疑，这亦应在选举中得到普遍遵循。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此处的义务是否是指要履行所谓的村民义务即上交农业税、三提五统、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此处的义务应特指村民在行使选举权的过程中应遵循的义务，例如在选举的过程中不得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不得采取涂改选举名册，窥探选票内容、私塞选票、虚报票数等故意计票错误让候选人当选或落选。凡此种种，构成了选举权行使中的义务。至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或是未按时足额交纳农业税或三提五统的村民，笔者认为，其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为这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只要具备法定的资格条件，且没有限制行使选举权的情形，即使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所谓的村民义务，其选举权均不应被剥夺或限制。至于违反了相关法规或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行为，当然其应按相关规定接受处罚。质言之，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人在其它法律关系中没有履行相应义务，就轻易套用履行义务是享有权利之对价的法理原则而去剥夺其选举权，否则对他而言，是极为不公平的，同时这也违背了一事不再罚的法律原则。另外，即使是在居住地根本未交纳农业税或三提五统的外来人，笔者认为其仍应享有选举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部分人与本地的社会公共生活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利害关系，选举能干的人来管理居住地的公共事务，这是设置选举制度的意旨所在。所以，是否履行村民义务并不能成为选举权能否得以行使的前置条件。

二、完善村民选举资格制度的若干思考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⑦创新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村民自治，本身就是农村基层制度创新的一个结果，作为年纪轻轻的中国基层民主制度，要解决实践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以完善和健全，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进行选举资格相应制度的创新。

(一)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相分离，是确定村民选举资格的前提

在实践中，发达地区或城市周边的农村，之所以经常出现选举资格纠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地方许多人把政治权与经济权混淆在一起，认为某个人享有了选举权，就必然享有某个村集体资产（如土地等）的分配权，要享有分配权就必须行使选举权，结果是在为选举权而斗争的过程中闹得不可开交。笔者认为，法律的重要功能就是定纷止争。是故，为了减少农村选举中的纷争，应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益“脱钩”，选举权与分配权相分离的制度。因为，选举权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分配权属于经济权利的范畴，两个分属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二者混同。判断某个人在某村行使了选举权是否可以就当然取得村集体资产的分配权，最关键是看某人是否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对该利益的产生付出了劳动，而不是因为其享有了选举权。如果不将选举权与分配权相分离，势必会使农村选举工作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村民自治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因为农村集体资产利益的分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它与成员权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能完全依照成员权进行资产分配。况且，因为人口的流动、婚嫁、生老病死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集体成员的界定变得异乎困难。如果把选举权与分配权搀和在一块的话，势必会使选举工作搁浅。有人认为，如果实行政治权与经济权的分离，会影响民众的参与热情。笔者认为，民众的权利意识是需要培植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积淀的结果。只要我们努力营造良好的权利氛围，积极提供孕育权利意识的土壤，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上狠下功夫，真正使村民自治成为村民自己维权的平台，相信村民还是会积极参与的。多年的实践证明，农村难题的确解，关键在于农民，而农民素养的提高，不仅要求我们要搞好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更要搞好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没有全国九亿农民民主政治意识的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当前在农村推进政治文明，就必须夯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着力搞好村民自治工作，而这又有赖于村民的参与。如果将政治权与经济权放在一起，很可能因为担心外来人分享本地集体经济的资产而将外来人拒之于权利行使之门外，这就不能很好地实现中央扩大基层民主的意图和当初立法的初衷。中央推进基层民主的意图和当初立法的初衷是希望凭藉草根民主推动精英民主，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没有农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整个国家政治的可持续发展，而当前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正在广泛实践的村民自治。只有实现了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有力地推动精英民主的发展，建设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因此，有必要廓清思路，实行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相分离，进而做好村民选举资格的确认工作，全力推进农村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以实现草根民主对精英民主的触发作用。

（二）、对选举人与候选人资格分别规制是维护村民选举权的关键

在我国村民选举中，所谓选举权是指村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权利，被选举权是村民被选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利。在理论界及实务界大多数人看来，这两者是统一的，凡是享有选举他人为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权利，也必享有被选为村民委员会的权利。笔者认为，为实现村民自治的可持续发展，应对选举人与候选人资格分别规制，即候选人的资格应严于选举人的资格。理由如下：首先，在有些国家，这两种权利是相互分离的，即享有选举权的人不一定也享有被选举权，一般而言，享有被选举权的资格条件严厉于享有选举权的资格条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其次，从本质上看，选举者与候选者是有区别的，其区别是一个普通人与一个管理者的区别⑧。管理者来自普通人，但须在某些方面优于普通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来自普通人，但须在某些方面优于普通人，否则就难以担当起管理好村公共事务，带领本地区居民实现小康的重任。第三，这是搞好村民自治进行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实践已证明，如果不实行候选人的资格严于选举人的资格条件，就极有可能把一些坏人选为村委会成员，那幺村民自治就不能起到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保障农村全面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进行的作用，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也将陷入无序运行的状况。最后，这样规制亦不会违背法律精神。按法不禁止即自由之法律原则，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当然可以作候选人的资格条件应严于选举人资格条件之规定。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将来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或是完善地方性法规时，可以规定候选人必须具备政治上的先进性、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和能力，必须身体健康等条件。

（三）取消户籍限制，以居住地作为行使选举权的地域条件

许多地方性法规均将具有本村户籍作为行使选举权的前置条件，甚至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村民即指具有本村户籍的农民，笔者认为，在户籍管理制度日益宽松，人口流动日趋加大的今天，仍然恪守户籍为一般原则的传统实为不妥，应该采取就地选举的原则，让选举凭身份证参加居住地选举，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有人认为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享有权利的人必须首先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因此就自然推出在村民选举中享有权利的人也必须是具有本村户籍的农民。殊不知，国籍与村户籍不一样，具有一个国家国籍而后才能行使选举权，这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同时，人大代表选举也并未规定必须在户籍地进行，而是按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划分选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无论是人员的流出还是流进，对当地的影响终将是积极的，或是即期的，或是远期的。所以为了发展的需要，一个村应该放松户籍的限制，不应把户籍作为选举权行使的附加条件。第二，尽管村选举村民参与率高于人大代表的参选率，但整体上看现阶段村民参与选举的热情度仍不够较为缺乏权利的行使，缺少村民选举，所以我们不宜对村民参选设置较多的障碍，而应积极提供权利行使的平台，尽可能提供较多的可能和保障。而就地选举则可降低选举参与的难度，方便选举参选，有利于选举权的普遍实现。第三，赋予了某个村民的选举权，并不意味该人就一定能当选。某个所谓的外地人如果因为其具有管理和带领本村人致富的能力而被选上，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意，符合实行村民自治的初衷；如果不具备相应能力而未被选上，在选举权与经济利益相分离的情况下，赋予某人以选举权并未对其它村民造成损害，这何乐而不为呢？第四，某一个不具有本村户口的人如果被选为村委会成员，他从村里获得的利益仅仅是其劳务的代价。至于其有可能利用职权侵占村里资产，这也只能说明另三个民主尚未跟上，即使是本村户口的人被选上，也不能排除其损害集体资产的可能，从结果上看，只要村里的资产减少了，对其它村民而言，效果就一样。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选上谁成为班子成员，而在于相关监督措施是否到位。只有加大另外三个民主的跟进力度，使四个民主协调发展，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才能使班子成员不想、不能、不敢侵害村民利益。第五，取消户籍的限制，按居住地行使选举权，这也符合宪法的规定。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组织。由此可见，宪法也强调按居住地设立村委会。从实际看，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启动，人为地域分割已经打破，例如广东省已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取消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浙江省杭州市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这无疑为解决村民资格中户籍问题部分铺平了道路。第六，实行居住地选举原则，还能克服委托投票的缺陷。委托投票与代书投票是有区别的，委托投票是当委托人不在本地时，委托受托人行使委托人的选举权。而代书投票是指选举因文盲或其它原因，不能填写选票时，委托候选人以外的选举或选举以外的人。从一定意义上，代书投票应肯定，而委托投票应否定，因为如果受托人按自己意愿选定被选举人的话，就违背了每个选举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的原则，反之如果由委托人确定候选人，一则可能变成了代书投票，二则由于委托人长期不在本地生活其对候选人的情况有可能并不了解，在此情况下选举出来的候选人就难以维护本地区居民的切身利益，从而使得投票选举变得毫无意义，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所以，按居住地行使选举权，将使得委托投票制成为明日黄花，不复存在。那幺，村民选举也才会体现其应有的价值。

（四）实行有效的司法救济是村民选举权的根本保障